民间借贷的类型范文

时间:2023-07-27 17:0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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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借贷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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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基层法院受理民事诉讼案件中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占15%左右,案件标的小,但执行难度相对较大,笔者通过对北安市人民法院近年受理的民间借贷执行案件情况进行调研,发现这类案件收案数逐年增加,而执结率呈逐年下降趋势。

一、四年来民间借贷案件收案结案情况

2005年北安市人民法院受理民间借贷纠纷执行案件61件,占执行案件总数的14.8%,执结18件,占该类案件执结率的29.5%;2006年受理民间借贷纠纷执行案件74件,占执行案件总数的15.4%,执结20件,占该类案件执结率的27%;2007年受理民间借贷纠纷执行案件93件,占执行案件总数的22.7%,执结24件,占该类案件执结率的25.8%;2008年1至9月受理民间借贷纠纷执行案件79件,占同期收案总数的30.4%,执结率占同期案件执结率的24.1%。另外,从执行结案方式来看,这类案件通过采取强制执行执结比例较其他案件大,司法拘留人数多,可以说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执行已成为当前法院急需解决的难题之一。

二、案件执行难的原因

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执行难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无财产可供执行。这类案件占未结案件的60%左右,特别是在经济欠发达的农村,一些农民基本生活没有保障,如果家中有病人和无劳动能力的人,只好高息借贷,用他们的话来讲,只要有人借就行,利息高点也无所谓,这类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被执行人除了基本住房和承包地以外,别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还有一部分人为了做生意或承包耕地而借贷,由于经营不善也无力偿还。

(二)被执行人下落不明。这类民间借贷案件中,被执行人全部下落不明的占30%左右,一些被执行人欠多个债权人的借款,有的确属资不抵债,有的在借款时就没有想过要还款,提前转移财产,有的借款人多年下落不明,债权人害怕超过诉讼时效,只好提起诉讼,其进入执行程序后的情况可想而知。

(三)保证手续不健全。通过调查可以看出,一些债权人为了保证实现债权,在与被执行人发生民间借贷关系时,要求有保证人提供担保,特别是在农民之间的借贷关系,保证责任约定不明,分不清是一般保证还是连带保证,有的超过担保期限,有的债权到期后重新更换借据,没有保证人予以担保,这样案件在执行时债权人很难实现债权。

(四)借据金额与实际金额不符。此类案件采取强制执行的比例占80%左右。有许多民间借贷关系中出借的本金与借据的金额不符,一种类型是直接在借据中约定本金、利息;第二种类型是本金和利息计算在一起,算做是借据金额;第三种类型是计算出利息,直接从本金中扣除,借据金额写本金的金额;第四种类型是利滚利,多次发生借贷,每月都不能还清,余额部分加新借部分合在一起约定利息,重新出据借据。以上四种类型大多数债权人是类似属于职业放贷人,大多数债务人是着急用钱,信誉和能力较差的人。对此类案件的执行难度非常大,被执行人在执行中抵触情绪大,往往不肯按判决的执行标的自动履行,有的甚至宁愿被拘留也不认帐,用债务人的话讲,当时没有办法,如果有一点希望也不愿去借他们的钱。

三、解决民间借贷案件执结率偏低的对策

民间借贷案件受理案件逐年上升,执行难度大,因此必须寻找对策予以解决。

(一)发挥金融系统的借贷作用,抑制农村私人之间的借贷关系

通过比较笔者发现民间借贷案件增多与金融部门限制小额贷款有关,抬高了农民贷款的门槛,有的干脆不开展此项业务。农村信用社直接面对农民本人贷款,近几年利率不断增加,手续繁杂,多人联保,且贷款金额较小,还款期限缩短等问题,造成许多人不愿到金融部门贷款,而去借贷个人的高息款。因此,为了解决农民用款短缺,减少私借贷的数量、金额,金融部门应加强对小额贷款的发放,降低利率,只要贷款保证手续齐备,均应给予贷款,金融部门发放小额贷款数量增多,手续简单,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自然减少。

(二)规范市场项目规模

一些借款人由于盲目立项或扩大种植养殖规模而高息借款,最后因经营不善,损失惨重、血本无归,或上当受骗丧失了偿还能力。因此,村委会、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应对这些人员立项,扩大规模应予以把关、引导,同时做好服务管理工作。

(三)规范民间借贷市场

近几年,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数量增多,一方面是市场经济活跃的结果,另一方面是民间融资市场不规范造成的。一部分急于用钱的人无正当融资渠道,另一部分有闲散资金的人无正当投资渠道,由此产生民间借贷市场混乱无序,为此,政府应对民间融资市场加以规范,一方面为拥有闲散资金的人创设更多投资、增长财富的机会,另一方面为急需用钱的人建立一个借贷融资的平台。

(四)完善民间借贷保障机制,确保债权人利益得到实现

一些民间借贷案件,双方当事人在发生借贷关系时约定用房屋、车辆等财产做抵押,但是由于一些地方抵押部门没有开展此项工作,使民间借贷抵押房屋无法进行保护,导致在执行阶段无法执行抵押物,因此,地方政府权力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土地管理部门应尽快出台相关规定,为民间借贷的抵押提供合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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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户结构;行为特征;借贷倾向;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F830.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10)03-0024-06

一、引言

农户是农村经济社会活动的基本单位,是农村金融需求的重要主体。本文基于湖南省2000户农户问卷调查资料,试图从农户结构和行为视角,探究其对农户借贷需求与供给倾向的影响,以寻求金融支持农户增收、改善农户生活的有效途径,这对于推动解决“三农”问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为了使调查样本具有一般性和代表性,本文选取农业大省湖南省7县21行政村的2000户农户进行了问卷调查。问卷重点关注下述内容:(1)农户家庭成员信息,主要包括户主在内的家庭成员年龄、文化程度、外出打工情况;(2)农户的家庭类型,本文将家庭类型分为普通务农户、务农兼业户、规模种养殖专业户、非农业户四类;(3)农户的收入结构,重点关注非农收入;(4)农户的支出结构,重点关注农户非农支出;(5)农户家庭所在的地域位置,考察其交通便利情况及城市发展对其辐射情况;(6)农户的借贷情况,包括农户的借贷需求情况和农村借贷中介的借贷供给情况。

二、文献回顾

农户及其金融问题一直为学者们所关注。亚当・斯密较早对农户行为进行了分析,他强调自由竞争和劳动分工会导致农民分化。恰亚诺夫(Chay-anov)对俄国革命以前的小农进行了研究,认为农户生产和消费“均衡”的条件是农户消费的边际效用等于休闲的边际效用。舒尔茨提出了“理性小农”思想,认为小农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黄宗智主张从家庭生产功能和消费功能的角度,分别考察小农行为及目标。他认为农户的农业收入和非农佣工收入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农业收入虽然不高,但相对稳定,而非农收入虽然从形式上可以超过农业收入,却只能是一种“补充收入”,这就是所谓的“拐杖逻辑”。

近年来,许多学者对农户借贷行为进行了研究。何广文(1999)、史清华和陈凯(2002)、殷俊华(2006)等研究发现,农户民间借贷的发生率较高,但从正规金融机构借贷的农户比例下降。这些结论与国外的一些学者研究结论相似。Pischke、Adams和Donald(1987)的研究表明,能从正规金融得到贷款的农户所占的比例极小,且贷款的对象主要集中在少数富裕人群手中,贷款总额的80%为5%的农户所掌握。Hossian(1988)发现格莱珉银行在其经营范围内对扶贫作出积极贡献,但是贷款供给只覆盖了目标人群的13%。Kochar(1997)验证了印度农户信贷对农户生产的影响,结论说明农户信贷对农户生产不存在显著影响。从上述研究可以发现,总的来看,农户的民间借贷行为较为普遍,而正规借贷相对较少。也有学者引入农户结构和行为变量对农户借贷进行研究。李锐和李宁辉(2004)研究发现受教育年限、土地规模、非农收入等特征对特定农户的借款数额都有显著的影响。李锐和朱喜(2007)实证分析了土地面积、教育和医疗费用支出、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受教育水平等特征对农户资金需求和供给的影响。刘西川(2007)研究了贫困地区农户的信贷需求与信贷约束,尤其探讨了农户家庭特征、农户经营行为与农村正规信贷的关系。

三、农户结构与行为分析

考察农户结构以及不同结构下行为的变化,是研究农村金融问题的逻辑起点。改革开放30年,农户结构和行为不断演变。通过2000户农户调查,可以反映出现阶段农户的结构特点和行为方式。

(一)农户结构

1,劳动力年龄结构。接受调查的农户家庭共有4211名劳动力,平均年龄39.7岁(其中户主46.3岁),外出打工者的平均年龄31.9岁。需要关注的是,从事传统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平均年龄42.9岁,比整个劳动力平均年龄和外出打工者年龄分别大3.2岁和11岁。农业部提供的调查数据显示,2006年我国全部农村劳动力平均年龄为38.1岁,外出打工者平均年龄31.6岁。可见,与全国比,湖南农民一生中劳动的年限更长。

2,劳动力受教育结构。调查所涉及的劳动力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的占27.6%,初中文化的占55%,高中文化的占14.7%,高中以上的占2.7%。初中、高中及以上文化劳动力占比均高于全国水平,这与湖南重视教育的情况相吻合,但总体上湖南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还处于较低层次。

3,生产经营与就业结构。以来,我国农户的兼业化迅速发展,农业劳动力占比下降。1996年,全国农户兼业率就达到了45.18%,从本调查情况看,兼业户和非农经营户占61.2%。从劳动力就业情况看,务农并兼业非农产业的占57.1%。在所有劳动力中,有打工经历的占29.9%。在打工职业者中,最多的是从事加工制造业和建筑装修业,分别占28%和16%。调查显示,湖南农户经营以农业为主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特别是兼业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占比大。

4,家庭收入结构。数据显示,1983年以前,全国农户家庭经营纯收入低于工资性收入,之后前者高于后者,增长速度也快于后者。在农户纯收入中,农业生产获得的收入占比从1983年的67%下降到2007年的31%。从本调查情况看,农业收入占44.3%;非农收入占55.7%。湖南农户家庭从农业生产获得的收入占比高于全国,这也与湖南作为农业大省的情况相一致。

(二)农户行为

农户行为与结构密切相关,农户的生产、消费、投资等行为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金融需求。

1,农户生产经营行为趋向多样化和市场化。与计划体制时代和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农户生产经营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农户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再局限于田间地头,转而从事加工、流通以及外出打工等行当。同时,农户生产经营也与市场紧密相连,生产的农产品除一部分留作家庭消费外,其余都投向市场销售。农户生产经营行为的这些变化,是导致农户经营结构和就业结构变化的主因。

2,农户投资行为以维持简单再生产为主。改革开放以来,农户投资在农村投资中的地位下降。调查反映,农户投资行为谨慎,多数农户投资主要用于维持简单再生产。农户生产投资支出中,购买农药化肥等的短期投资占44.2%,购买大型机具等的长期投资占29.6%,用于做生意的投资占5.3%。在有一笔闲钱怎么花的问题上,用来投资的占19.5%,而用于改善生活、备急用的占77.9%,这也反映出农户投资意愿不足。

3,农户消费不足。近年来,农户消费水平有了

很大提高,但总体上消费不足。本调查显示,农户家庭支出中,生产性支出占26.1%,生活消费支出占73.9%;在消费中,日常生活开销是大头,占35.1%,建房和子女教育支出次之,分别占18.8%和16.5%。由于农户收入稳定性较差,而日常生活开销呈刚性增长,使一些农户入不敷出,必然导致消费不足。

4,农户借贷行为主要用于生活支出且以民间借贷为主。农户借贷行为普遍存在,调查显示,2000户农户中有77.7%的发生过借贷行为,没有借过钱的只占22.3%。在借贷用途上,60%的农户用于生活消费,40%的用于生产经营。在融资渠道选择意愿上,63.2%的农户选择向亲戚朋友借,36.1%选择正规金融机构,其余0.7%选择高利贷。这表明农户借贷的消费化倾向明显,且民间借贷目前仍是农村金融供给的主渠道。

四、农户结构和行为与农户借贷:数据描述

1,农户的文化程度、年龄与借贷情况。调查发现,农户的文化程度不同,其借贷状况有较大差异。文化程度越高的农户借款金额也相对较高,而且文化程度越高越倾向于正规借款。同样,农户户主年龄越大,从正规金融机构借款的越多。但年龄越高,则户均借款越低。统计分析发现,51岁以上农户的户均借款金额比30岁以下农户的户均借款低8823元(见表1)。

2,农户的家庭类型与借贷情况。统计发现,不同类型农户借贷状况各异。在借款需求方面,专业种养殖户中有借贷需求的农户占比最高,最低的是普通农户,实际发生借贷行为的也是专业种养殖户的比例最高,且是选择从正规机构借款最多的农户类型,但只占34.1%。由此也可看出,大部分农户选择民间借贷。在户均借款金额方面,非农业户的金额最高(见表2)。

3,农户的行为特征与借贷情况。对已发生借贷的样本户进行分析,发现不同的行为方式下的借贷情况迥异。数据显示,用于生活开销、农业生产和非农投资借款大部分都来自于民间借贷,只是正规金融机构为非农投资提供贷款的户数比重相对高一些。民间借贷用于生活开销的借款要高于农业生产。而且53.8%的农户倾向于生活借款从亲友处获得(见表3)。

4,不同收入水平农户的借贷情况。从不同收入层次的农户借贷情况来看,总收入越高,借贷越多,两者相关性十分明显。统计显示,收入在5万元以下区间的农户户均借款中,大部分来自民间借贷,尤其是总收入在1~2万元区间超过80%的农户借款来自亲友;收入在5万元以上的农户借款中,有63.34%来自正规金融机构(见表4)。

五、计量模型建立

从以上分析来看,在不同的结构特征和行为方式下,农户的借贷需求表现出不同的倾向;在借贷供给上,正规借贷与民间借贷又存在差异。下面试图利用离散选择Biprobit模型进行计量检验。

(一)模型选择

现实中,经济主体会面临多元选择情形。就农户与农村金融中介之间发生的借贷行为而言,存在一个二元选择问题:即农户是否需要借款,金融中介是否提供贷款。由此,存在四种结果:需要借款、提供贷款,需要借款、不提供贷款,不需要贷款、提供贷款,不需要借款、不提供贷款。分别用虚拟变量YD和Ys来表示上述两种决策行为,并设定:YD=1表示农户需要借款;YD=0表示农户不需要借款;Ys=1表示金融中介愿意贷款;Ys=0表示金融中介不愿意贷款。那么,以上四种情形中,能根据统计数据观察到的是“YD=1,Ys=1”结果,即农户有借款需求,农村金融中介愿意提供贷款,其他三种情形无法直接识别。

从目前对农户信贷的获得性及农村信贷配给的研究情况看,国内学者大多要采用单方程的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估计农户借贷行为,朱喜、李子奈(2006)则采用双变量的probit联立方程进行分析。本文采用供需Biprobit模型,基于农户结构和行为来考察农户借贷需求与借贷供给倾向。

(二)农户有效借贷需求的识别

一般认为,农户的有效借贷需求是指在满足借贷条件下具有偿还能力的真实借款意愿。如果这种借贷需求充分表露出来了则称为显性的借贷需求,否则就是隐性的。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分四步来获得农户借贷需求有效的信息:(1)看其是否获得了正规金融机构贷款,获得了则表示有信贷需求;(2)设计二选一问题调查农户“是否有借款意愿”,选“有”则表示有信贷需求,但不一定是有效信贷需求,不一定有还款能力;(3)调查农户如果申请了贷款遭到拒绝,拒绝的理由是非还款能力因素,则视作具备有效信贷需求;(4)调查农户在满足借款条件的情况下,不愿意向金融中介借款的情况,如果是因为“审批手续繁杂”、“没有熟人关系”等因素,则视作农户具备有效借贷需求。综合上述四方面的信息,就可以识别农户的借贷需求是否有效。调查显示,只有48%的农户表示有借款需要,其中只有19.9%的农户获得正规金融机构贷款。但通过数据综合分析得出,2000户农户中79.1%的农户存在有效借贷需求。由此也充分说明,农户的显性有效借贷需求严重不足。

(三)变量选择

1_因变量。因变量分借贷需求方程的因变量和借贷供给方程的因变量。借贷需求分正规借贷需求和民间借贷需求。根据识别农户有效借贷需求的方法可得出农户有效正规借贷需求数据,有则取值1,否则取0。同理,根据农户在有借款意愿的情况下,是倾向于民间借贷还是正规借贷,以及综合农户实际从民间借贷情况来判断农户民间借贷需求,有则取值1,否则取0。正规借贷和民间借贷供给方程因变量的设置,以农户是否得到贷款为标准,获得贷款取值1,否则取0。

2,自变量。依据调查内容,设置一系列农户行为和结果自变量见表5。

考虑到正规借贷供给方很难观察到农户收入增长情况(rig)、农户提高收入的愿望(woi),供给方程中剔除了这2个变量;借款记录(ere)和农户家庭所在地变量(reg)是借贷供给方要关注的内容,需求方程中剔除了这两个变量。

六、估计结果及解释

(一)估计结果

根据以上分析,采用Stata分析工具进行估计。估计结果见表6、表7。受篇幅限制,表中只列出检验显著的部分。

(二)对估计结果的解释

为了便于比较说明,本文将农户行为和结构变量对正规借贷和民间借贷的需求和供给的影响列表解释(见表8)。

总的来看,农户的结构和行为对其借贷需求倾向影响重大,户主年龄大、文化层次低、收入水平高的农户借贷需求不足,社会关系广、致富热情高、家庭支出多的农户借贷需求强烈;金融中介的借贷供给更倾向于文化程度高、社会关系广、生产支出多的农户,对户主年龄大、打工收入高、临近大城市的农户借贷供给少,而且正规借贷与民间借贷在户主年龄、文化程度、土地面积、家庭收入、经营支出以及借款用途等方面表现出明显的供给倾向差异。

七、结论与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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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民间借贷利率;法律规制;建议

一、绍兴市民间借贷利率的概况

民间借贷活动在绍兴地区广泛存在,当地的居民和中小企业经常通过民间借贷来满足短期的融资需求。绍兴市的民间借贷利率的水平差异很大,具有较大的浮动幅度。根据当地民间借贷利率的总体水平可分为三类:无利率或者低利率借贷、中等利率借贷和高利率借贷。其中,无利率或者低利率借贷在传统民间借贷中比较常见,而当前绍兴地区的民间借贷利率水平,则以中等利率为主,一般比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要高出一部分乃至数倍,甚至出现高利率的借贷。

在这次调查中,总共发放了600份调查问卷,最后收回的有效问卷为536份,在536个有效受访者中,有农民、个体户、公务员和企事业单位职工等,其中有民间借贷经历的有455人,占到总人数的85%。而在455位具有民间借贷经历的受访者中,有利率的有420人,占比为92%,无利率的受访者有35人,仅占8%。并且对于节余现金的投资,有超过1/3比例的受访者会将资金投入到民间借贷市场。从数据可以反映出绍兴地区的民间借贷活动非常活跃,参与十分广泛。

二、绍兴市民间借贷利率的主要特征

(一)民间借贷利率的市场调节性

民间借贷属于非正规金融体系,具有非正规金融属性,一般不受国家和政府的监管。因此,民间借贷利率具有市场调节性特征,即民间借贷市场中的借贷不是由政府规定的,而是由民间借贷市场根据资金的供需来调节利率的,具体表现了民间借贷市场中的资本供应与需求情况,同时也反映了市场的定价规则。“市场调节性”是民间借贷利率的本质和要求。然而,市场在调节民间借贷利率时,存在两个障碍,一是民间借贷市场的市场化程度不高;二是国家设定了民间借贷利率的严格上限。民间借贷市场在借贷信用上具有固有的基础,在借贷风险的防范上也具有内控优势,这提供了民间借贷发展的前提和空间,同时也产生了借贷市场的缺陷,导致借贷市场具有区域上的分割性与资本供给上的垄断性等市场缺陷,实质就在于民间借贷没有实现高度的市场化。资本具有稀缺性的特点,民间借贷信息的披露又不充分,这使得资本的供方容易获得垄断地位。

(二)民间借贷利率的浮动灵活性

尽管民间借贷的利率是由市场来进行调节的,但是借贷利率的浮动范围较大。一般来说,民间借贷利率都是借贷双方约定的结果,具有意思自治的特点,双方可以约定没有利息,也可以约定有利息;可以约定中低利率的利息,也可以约定高利率的利息,甚至是高利贷,只是过高的利率不被法律保护而已。可见,民间借贷利率的浮动范围相当大。同时,民间借贷利率也具有灵活性的特点。借贷双方之间这个月可以约定这个利率,下个月又可能换成另一个利率,具有不固定性,也就是民间借贷利率的浮动很灵活。根据调查的数据显示,在绍兴地区的有效受访者中,不约定民间借贷年利率的有22人,占到总数的4%,约定利率的则占到96%,其中大多数集中在年利率为8%~16%之间,有6%的受访者约定的借贷利率在24%以上。从数据可以体现绍兴地区民间借贷的利率范围从0-24%以上都有,普遍高于同期的银行存款利率,也反映出民间借贷利率具有浮动灵活的特征。

(三)民间借贷利率的法律风险性

民间借贷利率还具有法律上的风险。最高人民法院于1991年8月13日了《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的案件若干意见》,其中的第六条规定了在民间借贷市场中约定的借贷利率可高于银行利率,各地区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地实际具体掌握,但是最高利率不能超过银行贷款利率四倍,若超出,则超出的部分不予保护。根据调查数据发现,绍兴当地的年利率普遍高于银行同期的存款利率,一般维持在8%以上,其中以8%到16%的最多,占到62%的比重。仍然有5%的受访者的利率在24%以上。当借款人给予比银行利息高几倍的利率时,还是有达到56%比例的受访者会借给他,反映出民间借贷中的贷方追求利益且注重高利率,这就存在很大的风险,尤其是超过24%以上的利率,超过规定的利息将得不到法院的支持。法律上的风险更体现在当地借贷纠纷案件的发生频繁上,有效受访者中有177位与他人发生过民间借贷的纠纷,占到总数的33%。

三、绍兴市民间借贷利率所存在的问题

(一)“高利贷”的频发扰乱了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

绍兴地区的民间借贷利率普遍较高,逐利性也较明显,因此,当地存在一些非法的“高利贷”放贷人,他们通过事先约定高利率或者预先扣息等方式进行高利率的放贷,高利贷的发生较为频繁。当高利贷双方发生借贷纠纷时,借方往往处于弱势地位,也不能提供有效的证据来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少数放贷人当不能通过合法的方式获得高额利息时,往往就会通过暴力手段或者借助黑社会势力来取得利息。此外,民间中小企业的经济基础较为脆弱,国家的保障措施也不够完善,因此,民间借贷是民营中小企业的重要融资渠道。然而,民间的“高利贷”过度增加了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破坏了民间资本正常的运行秩序和信用机制,导致大量的民间资本远离了实体经济。同时,民间的“高利贷”行为逐步演化为各种非法的金融活动,引发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和非法经营等犯罪行为,甚至是涉黑犯罪行为。综上所述,“高利贷”的频发严重扰乱了我国金融的正常秩序与社会的稳定。

(二)法定的“四倍红线”忽视了民间借贷的人格化特征

国家有关法律与司法解释规定了民间借贷市场中的最高借贷利率不能超过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这就是所谓的“四倍红线”。民间借贷的利率对市场具有过滤的功能。民间借贷的发生主要以亲缘和地缘特征为基础,借贷双方的交易信息往往是对称的,一些民间借贷还依靠人际关系而取得隐性担保,借贷主体是亲朋好友或由中间人介绍的参与者。为了亲友的利益以及个人的信誉,借款方即使在不能还款之时也不会为逃避债务而逃跑并隐匿,这在客观上降低了民间借贷的风险。因此,民间借贷的人格化特征较为明显,而正规金融机构的借贷主要把支付能力、经营方式等作为审查对象,两者存在很大区别,这也是民间借贷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基础。民间借贷具有人格化的基础,在很多情况下通过借贷利率高低来体现风险的控制,“四倍红线”无疑成为民间借贷发展的障碍之一,民间借贷的短期、快速和灵活的特征也不能发挥。

四、对民间借贷利率法律规制的建议

(一)推动民间借贷利率的市场化

利率的市场化是大势所趋的,是社会与经济的必然发展结果。央行行长周小川曾经提出了五点理由:一是利率的市场化能够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二是利率的市场化体现了正规的金融机构在竞争的金融市场具有自主的定价权;三是利率的市场化使得金融机构的客户具有自主的选择权;四是利率的市场化反映了各种各样的金融类产品的供求关系,也反映了中小企业对风险的控制;五是利率的市场化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需要。当正规金融的借贷利率向市场化推进时,更加应该大力推进民间借贷利率的市场化。民间借贷是我国金融市场的组成部分,具有十分重要的补充作用,国家和政府必须纠正原来对民间借贷的负面评价并且充分认识到民间借贷对金融市场发展的补充作用。同时,民间借贷市场具有自由性,市场的供需决定与调节了借贷利率的高低,应对民间借贷的高利率现象进行实证上的分析和研究,而不是否定这个现象的存在,并且通过科学合理的方式将其纳入到法治化发展的轨道,使其健康发展。

(二)设立不同类型的利率动态管理机制

对民间借贷的利率进行动态管制,就要求人民法院能够根据不同的个案进行分别的具体分析,不能死板地适用现存的法律。尤其是要充分且综合地考察借贷双方的借贷目的、背景和用途等来认定合法、合理的利率范围。例如,德国的法律就没有通过具体法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范围。德国的法院往往适用《德国民法典》的“违背社会的善良风俗的行为无效”条款和“暴力性条款”来对民间的高利贷进行规制。英国、西班牙和瑞士等国家也采取相似的立法形式。此外,法国、荷兰等国则采取的是折衷方式,建立在一定限制基础上的动态化管理机制。比如:荷兰就规定了民间借贷的利率上限处在不断的调整之中,并根据不同的期限、不同的种类来设置借贷合同的利率上限,国家的国会每六个月可公布一次并可进行调整,而法国则规定了由法院通过使用自由的裁量权而在一定程度上修正民间借贷利率的上限。以上各国的经验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三)建立民间借贷利率的备案与监测制度

民间借贷利率需要进行备案,也需要政府对其进行监测。建立备案与检测制度可以对民间借贷的信息不对称进行一定程度的解决,使得民间借贷的利率能够阳光化发展,而且有利于对市场利率的变化情况进行及时的掌握,以便及时采取相应的有效措施来防范金融市场的利率风险。对此,浙江省温州市已经先行一步,开始了相关方面的实践。温州市政府已于2012年3月颁布了《关于开展民间借贷的登记服务中心的实施意见》,同年4月,温州市的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成立并开业。该服务中心主要进行民间借贷双方资金供求情况的登记和,并且严格审核借方的资产、信用状况和借款的用途,安排借贷双方进行洽谈和联系各种社会机构,最终撮合借贷双方达成交易,并进行备案和登记。民间借贷的登记服务中心通过人民政府的引导,在民间借贷市场中进行运作,不仅能及时地了解、掌握民间借贷资金的需求与动向,有利于对民间的金融风险进行防范与化解,促进民间借贷活动公开和规范的发展,而且能够缓解个人、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以及发挥当地的民间活跃资本的优势。该登记服务中心的试点取得的成果值得绍兴市借鉴, 但是该成果必须得到进一步的总结,逐步完善登记服务中心,使其为民间借贷市场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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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借贷中存在的利息法律问题

金融市场发展起来以后,民间借贷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近些年来,随着银行储蓄利率的下调和利息税的开征,民间借贷在一些地区和领域又繁荣起来。而利息问题一直是民间借贷的核心问题之一。下面就在法律层面上对民间借贷中利息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现实中,民间借贷的双方当事人一旦发生借款事实,利息便由双方约定产生了。目前,法律对利息的规定都较为原则性,首先需要注意的便是民间借贷利息的无息推定原则。《合同法》第211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由此规定看出,在民间借贷活动中,立法倾向是趋于保障社会和谐发展,更多的考虑了当事人关系的和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使出借人的利益有损,但是更加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和民间借贷的自由。在利率问题上,法律也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同时在《合同法》第211条中,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最高院在《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中亦明确规定:“民间借贷利率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由此可知,在民间借贷活动中,只要明确、合理的约定利息利率,法律本着自愿原则,充分给予当事人自治的权利,不会在借贷活动中过于的干涉。既然法律对民间借贷的利息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那么在实际中只要按照规定的原则进行借贷活动,便能很好的处理因利息而引发的纠纷。1.如当事人约定了无息定期的还款方式,借款人却未在约定期限内还款。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是无息借贷“有约定偿还期限而借款人不按期偿还,或者未约定偿还期限,但经出借人催告后借款人仍不偿还的,出借人要求借款人偿付逾期利息,应当准许。”同时,“可以比照银行同类同期贷款利率计息。”2.如果对利率的数额当事人双方不能达成一致。本着维持社会和谐发展的精神,基于民间借贷利率合理原则,法院一般会按照就低不就高的原则处理纠纷。3.如果民间借贷的标的为外币,且出借人要求借款人以同类币种偿还借款,而借款人没有持有该币种时。法院在审判时一般会准许借款人参照当地的该币种外汇汇率调剂折算成一定数额的人民币进行偿还,同时,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双方就所借款额的外币利息约定就失去了法律效力。4.如果民间借贷合同中约定了“复利”。法院一般会采取复利无效的原则进行审判,复利是指在借贷中当事人约定以非一次性偿还为还款方式时,将累积尚未清偿的利息作为本金,与其他本金一同计算利息,俗称“利滚利”,或者“驴打滚”的利息计算方式。司法实践遵循合理原则,对复利采取无效判定,而笔者认为复利的计算从维持公平的角度上来说也是合理的,在双方当事人约定的利息的基础上,应收回的利息也是出借人的合法财产,出借人拥有这部分利息的使用权利,如果借款人预期未支付这部分利息,就在一定程度上侵害了出借人对利息的使用权。目前,我国对利息的法律规定都是原则性的规范,并没有成体系的明文规定,因此在实践中,法院一般根据自愿原则、无息原则、合理原则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来进行审判,在维持民事行为合理性的同时,最大限度的给及当事人行为的自由。利息条款是民间借贷合同的重要内容,是借款人向出借人支付的货币报酬,也是给予出借人的一种物质鼓励。关于利息的计算,中国人民银行提供了两种计息方式的选择:一是积数计息,将年利率折算成日利率,按存款实际发生的天数累积计息,通俗地讲就是日日复利,计息公式为:利息=累计计息积数×日利率,其中累计计息积数=每日余额合计数;二是逐笔计息,按整年整月计息,如遇到有零头,零头部分按日计息,计息公式为:利息=本金×年(月)数×年(月)利率+本金×零头天数×日利率。此外,民间借贷利息的计算遵循不保护复利原则,即出借人不得将利息计入本金谋取复利,这也是司法实践中处理借款纠纷案件必须坚持的一项重要原则。按照相关法律的规定,所谓高利贷就是指在借贷合同中,当事人约定的利率超过了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我国立法在民间借贷行为中采取自愿原则,给予私权充分的自治空间,但在利率方面规定了限制高利率的条款。最高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条:“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款)。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因此,在实践中关于高利贷的民间借贷通常会出现两种类型,一种是双方约定了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四倍的利率,但是借款人在到期还款的时候并没有按照约定的高利率支付利息,甚至没有支付利息。这种情况下,法院会判定超过银行利率四倍的利息可以不予支付,但会要求支付四倍以内的利息。还有一种情形是双方约定了超过四倍的利率,借款人到期按照约定偿还该部分利息,后又诉至法院,要求出借人返还超过四倍部分的利息。此种情况下,法院一般会支持借款人的诉求。在关于高利贷的纠纷处理上,法律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所以法院一般都是根据最高院的意见进行原则性的审判。但由于目前我国司法工作者的水平不一,各地对法律的认识和理解也不尽相同,因此在此类案件的审理上,各地法院还没有统一的认知。对于民间借贷的期限问题,我国法律也给予了充分的自治空间,不论是口头还是书面形式成立,只要双方明确约定了利息支付期限,且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的,都可以按照约定的执行。但目前我国民众的法律知识水平还处于基础阶段,在实践中往往考虑不全面,忽略了利息支付期限的问题,然而双方的借贷关系又是确实存在的,因此如果出现纠纷,按照合同法中关于借贷合同的规定进行审判,出借人将处于劣势。鉴于上述原因,笔者认为应当建立完善民间借贷的法律体系,在对各地习惯进行汇总,结合当前我国司法实践以及立法精神的基础上,完善关于民间借贷合同的各项规定。

完善我国民间借贷法律问题的建议

随着近些年的经济发展,民间借贷已经成为人们经济活动中进行资金流转的重要方式,目前法律上对该种类型的借贷是持维护和鼓励自治的态度,但在实际中也不乏以此为突破点进行牟利组织和个人,因此要对民间借贷行为进行有效合理的监管。在分析了解其发展趋势后,结合我国目前金融行业各机构的职能,可以充分发挥人民银行的职能和领导作用,加大银行、行业协会以及个体民营经济协会之间的协调作用,建立有效的民间借贷监管体系,及时了解民间借贷的流动数据,掌握借贷利率的变化情况,对涉及高风险的借贷行为进行更加严密的监管,必要的时候可向其发出预警。民间借贷的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但同时对它的规范和监管也相当重要,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对民间借贷进行禁止和打击的效果,往往比不上对其进行疏通和引导的效果好,所以应当从根本上转变对民间借贷的认知,承认它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认可它在金融行业中的合法地位。同时,通过法律手段赋予它合法性,在法律中明确规定借贷关系的主体,明确当事人的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口头约定的处理办法,规定利息相关的各项事宜,以及关于“高利贷”的各种纠纷处理办法等。真正将民间借贷作为一种金融借贷方式,充分发挥它的优势和作用,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高利贷”问题是民间借贷的主要负面影响,严重阻碍了金融活动的有效进行,是规范民间借贷行为中应当重点关注的问题。要建立有效的民间借贷利息定价机制,在分析掌握民间借贷的合理利润空间后,结合商业银行利率和各行业自身情况,建立一个符合实际情况的民间借贷利率机制,既不能放任也不能过紧,这样也有利于发挥民间借贷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

本文作者:雷京卫工作单位:浙江越人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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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间金融 发展 民间借贷

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得益于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但长期以来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提供融资支持的却并非正规金融体系,而是长期以来未得到国家法律明确认可的民间金融体系,民间金融的存在实际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金融体制改革滞后对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一、我国民间金融发展现状及类型

民间金融发展是民间资本扩张的内在冲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创造了大量社会财富,集聚了大量的民间资本,但民间金融没有得到政府的认可,以非法的形式存在,民间资本没有获得它应有的增值能力。与此同时,民营经济的发展得不到所需的资金供给,造成了资金供求的严重失衡。近期国家出台的“新三十六条”在国家根本性政策的层面明确提出了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业的方针。这对民间资本而言,确是一个利好消息。但目前民间资本要进入金融服务领域仍面临许多政策与体制方面的具体障碍。进一步发展民营经济,必须重视发挥民间资本的作用,实现民间金融正规化、合法化,加速发展民间金融,加强对民间金融的规范和监管。

我国的民间资本经过20多年发展,已从剩余资本发展成为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并在农村经济、民营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对民营经济的资金需求起到了巨大的支持作用。在农村发展中,特别是农村工业的发展中,资金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农民进入非农产业往往得不到有效的资金支持,特别是小企业和家庭企业在起步或遇到资金周转困难的时候,这大大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在解决农村资金不足的问题上有两个可以选择的方式:一是加强正规金融的服务,对现有农村金融机构进行改革,增加其贷款和储蓄能力;另外一个思路是发挥民间金融的作用,促进有序的民间金融市场的形成。农村原本就是正规金融资源相对匮乏的地区。随着四大银行的商业化改革,农村地区的许多经营网点被撤消,正规金融资源更加稀少,金融资源供给明显不足;而农业、农民、农村,因其所处的弱势地位,往往更加需要金融支持。这种供需上的极度不均衡,催生了民间金融。目前我国民间金融按其组织形式,大致可划分为: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基金、合会、民间借贷、私人钱庄、民间集资、小额贷款等七种类型。

二、河南金融市场形势分析

河南省当前的金融市场形势不容乐观。一方面存款准备金率不断上调,央行对银根步步紧缩,融资成本上升,现金流紧张,部分企业停产停工,从中小企业、上市公司到各家商业银行,都普遍遭遇到了钱荒的困扰;而另一方面,游资狂炒、私募股权基金喷涌、投资藏品等,过剩的民间资本,在寻找投资的出口。与此同时,困扰“钱流”的乱象却此起彼伏,不论是银行业,还是投资担保业,都涉足其中。商业银行间竞相理财产品,担保的异化,高息揽储,更有甚者搞非法集资。在汹涌的资金流不断寻找投资渠道的同时,干涸的实业却直喊口渴。解决“梗阻”只能用疏通的方式,给“钱”以市场化的价格,给“风险”以适当的对价,给“资本”以合适的出路。大银行资金疏“道”,中小金融机构加速创新,成为当前急需改革的问题。

三、河南民间金融现状及发展优势

2009年末河南省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达到13437亿元,而对于私营企业及个体贷款,仅有356亿元。单靠官方正式金融,民营部门的融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民营经济在创业、发展中只能转向民间金融的融资渠道来寻求资金支持。河南省的民间金融存在的主要问题有:第一,借款利息偏高。对于借款企业来讲,虽然高息负债一时解了燃眉之急,但市场销售不佳、自身经营存在问题等因素均会导致企业难以支付到期债务,往往通过吸收新的高息本金来偿还到期的高息负债,拆东墙补西墙,如此恶性循环会严重影响企业健康发展。第二,借贷风险增大。在金融危机冲击之下,许多企业遭受资金链断裂压力,民间借贷的偿还风险骤然增加,类似“思达事件”这样的违约案例已屡见不鲜。第三,扰乱金融秩序。民间借贷游离于国家金融监管之外,形成大量资金“体外循环”,造成金融信号失真,干扰中央银行对社会信用总量的监测,不利于正确调控政策的制定。第四,威胁金融安全。在当前经济形势不佳情况下,民间借款企业出现财务困难的概率增加,最终风险将转嫁给银行,给金融稳定和安全构成极大威胁。

我国民间金融的发展呈现很大的地域性差别。造成这一地域性差别的主要原因是各地经济对民营经济的依赖度不同造成各地方政府对待民间金融的态度有别。根植于河南经济的民间金融、草根金融,在服务河南中小企业方面,具有明显的信息优势,且机制灵活,可提供多样化、及时性的产品服务。如何抓住当前国家对民间金融逐渐松绑的契机,有效规范和发展河南民间借贷,是河南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四、河南民间金融发展对策分析

当前,特别应该根据国家经济刺激计划的总体方案,结合河南经济的自身特点,引导民间资金流向新能源、自主创新、城乡基础设施、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急需发展的领域,从而既合理规避行业风险,又可以使民间资金发挥更大的作用,促进经济结构优化调整。

首先,要深化金融改革,规范民间借贷运作,将大量的民间借贷活动纳入公开化、规范化的运营系统中。一要充分发挥金融中介的枢纽作用。鼓励银行积极开展委托贷款业务,由银行为民间借贷供求双方充当融资中介;积极培育和扶植民间信用担保机构发展,鼓励信用担保机构为民间借贷提供担保。二要积极推进建立新型民间金融机构。我国农村金融的增量改革已经启动,村镇银行、贷款公司以及农村资金互助社等三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试点工作已全面铺开,这三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建立关系到河南新农村建设的顺利进行,也对河南民间借贷的规范化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应该根据河南的具体情况,在准入门槛、发起人条件、股权结构设计、经营管理等各个方面做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安排,有效促进其健康快速发展。

其次,人民银行、银监局和河南省相关职能部门应密切协作,关注民间借贷变化趋势,尽快建立有效的监测系统,加强对交易活跃地区或领域的监测。定期采集民间借贷活动的相关数据,对其资金来源、资金投向、利率变动定期监测;实时反映民间借贷资金供求状况,全面掌握民间借贷市场的实际运行情况;密切跟踪民间借贷的履约情况,及时做出风险预警和提示。对于民间借贷中介机构,监管部门应将监管的重点放在健全市场准入规则、加强清偿能力监管和加强市场退出监管上。对涉嫌欺诈、严重损害投资者利益、破坏经济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的中介机构要严厉打击和坚决取缔,对资不抵债、管理混乱的民间借贷中介要坚决实行市场退出,从而切实维护投资者利益和民间借贷活动的有序开展。

最后,私募资本市场与民间金融市场重叠性较强,由于我国正式的法律文件中并没有私募的概念,我国也并没有系统地考虑过私募的积极作用,再加上我们对于民间金融活动的风险性和诈骗性的担忧,私募实际上是被抑制的。如何适度发展我国的私募资本市场?如何发动民营资本设立利用私人股权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等新兴金融工具的独特运营机制?也许是河南民间金融突破的一个有效途径,是值得认真考虑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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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借贷案件的特点和规律

·案件数量急增,借款规模大,利率高

2008年1—8月,上虞法院共受理2257件经济纠纷案件,其中民间借贷案件1159件,占民商事案件总量的51.35%,同比上升81.66%,远远超过买卖合同、借款合同、农村承包合同等传统经济纠纷案件,总体上表现出民间借贷案件急增的态势。

2008年1—8月受理的1159件借贷案件,诉讼标的总金额达2.12亿元,同比上升了444%,这些案件基本上借款规模都很大。其中,被执行人为绍兴萨博通信设备有限公司和上虞市萨博照明电器有限公司的47件民间借贷纠纷执行案中,涉执行标的3000多万元。再如龚某民间借贷纠纷系列案,共有案件15件,合计标的达3500余万元。

国家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利率不得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按目前银行贷款年利率7.5%计算,自然人之间的借贷月利率不得高于2.5%。然而,大部分民间借贷案件中双方约定的月利率基本上都在5%至10%之间,有的甚至出现日息1%的约定,部分案件还出现逾期归还则每日借款总额1%的违约金这种变相高利贷的现象。

·借贷行为中违法、非法情况突出

部分当事人是为了赌博才借款的,但在借条中不会注明,庭审又拿不出证据,因此法院也很难查明。民间借贷的违法性主要体现在高利贷上,几乎所有的借贷都是超过国家规定的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有的还会再约定高额违约金。这类违约金都是以每日百分之几来计算,与利息无异,实际上是变相高利贷。还有,很多借条上只写明借款数额,没有写明利率,诉讼时当事人也不主张利息,只要本金,但实际上贷款人在给付现金时已经将利息扣除,这也是违法的,违反了民间借贷不得提前扣除利息的规定,提前扣除的利息要从本金中扣除。

讨债中的违法现象更是普遍而触目惊心。部分担保公司、私人借款往往与黑社会势力有联系,因索取债务而导致的非法拘禁、扣押人质甚至绑架案件增多,成为危及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在民间借贷形式下,还隐藏着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金融犯罪活动。

·涉诉的濒临停产倒闭企业日益增多

2008年1至8月,我院共受理因民间借贷而濒临停产倒闭的有8家企业共164件诉讼案件,涉案标的达7954万元。具体为,绍兴萨博通信设备有限公司涉案标的2802万元,上虞市辉瑞照明电器有限公司涉案标的2212万元,上虞市恒迪光电有限公司涉案标的1200万元,上虞市五车堰纸箱厂涉案标的605万元,上虞市鼎鑫模塑厂涉案标的485万元,上虞市崧厦吉利羊毛衫厂涉案标的达335万元,上虞市萨博照明电器有限公司涉案标的190万元,上虞市崧厦龙凯伞厂涉案标的125万元。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有国际、国内两个因素。国际上,全球经济不景气,美国的金融危机产生全球性经济危机,更使中国今年出口贸易量大幅下降,严重影响了上虞市外向型的民营企业,很多企业因产品销路问题而停产倒闭。在国内,我国经济也遭遇寒冬,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日益明显,中小企业的生存日益艰难,以致出现部分企业资金链断裂甚至停产倒闭的现象。

·案件送达难,被告多不出庭

借贷案件多是贷款人多次催讨无着、借款人债务累累不得不外出逃债才进入诉讼程序的,这时的被告往往是下落不明。被告不出庭对案件的审理产生很多不利影响。

在程序上,因为被告外出逃债,直接送达和邮寄送达往往失败,法院不得以只能改用公告送达。由于我国法律规定,公告送达的时间为两个月,这样再加上案件的审理时间,一个民间借贷案件最少需要两个半月才能审结,这在如今诉讼爆炸、案多人少的环境下,占用了很多审判资源,也容易使案件超出审限,这正是造成法院现在 “三多”局面中“未结案多”的重要原因。

在实体上,因为被告不出庭,对案件的审理影响更大。被告不出庭,使得庭审中质证、辩论两阶段原告方一方主导,具体可能会产生以下不利影响:借款是否用于赌博等非法活动难以查清;只写明借款数额未约定利息的借条难以认定贷款人是否已将利息从中扣除;是否为“阴阳借条”也不易认定;对借款本金利息是否已有部分归还难以认定。

应对民间借贷案件的策略及措施

笔者针对民间借贷案件本身的特殊性,认为当前应在把现有审判制度用好、用尽的前提下,探索制度创新和审判思路创新,具体可以采取以下策略和措施:

加强学习和调研,深入研究新类型、复合型案件。

首先,着力提高审判人员的思想政治觉悟。引导审判人员牢固树立公正司法的理念,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尤其注重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慎重审理涉及困难企业的诉讼案件,着力促进社会稳定。

其次,大力提高审判人员的业务能力,练就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火眼金睛。通过召开庭务会,组织干警调查研究、交流经验,共同提高业务能力;认真学习法条和法律精神,保证法律准绳的公正性;同时在细节上下功夫,深入调查,增强对借条、当事人陈述真假的辨别能力,针对被告不到庭、难以查清案件事实的情况,必要时主动调查取证,坚决查清是否为高利贷、资金是否用于非法活动。

·充分运用调解制度、简易程序,最大程度减少社会矛盾

大多数民间借贷案件本身属于邻里纠纷,适用调解能让这种纠纷化解于和气之中,大大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建设和谐社会,而且有利于节约审判资源。针对民间借贷案件的特点,我们应在立案、审理、执行的各个阶段,都积极主动适用调解制度,同时,与指导民间调解有机结合,与人民调解室形成互动,拓宽调解辐射面。实践证明,运用调解制度解决民间借贷纠纷十分有效。

部分民间借贷案件事实清楚,标的也小,在不影响案件公正的情况下,我们提倡与诉讼机制相结合,积极扩大简易程序审理范围,最大限度促成当事人对话和沟通,节约司法资源,这样也能大大提高审判效率。

·注重社会效果,慎重审理涉及困难企业的案件

鉴于这些企业在市民就业、发展经济、促进社会稳定方面的重要作用,在不影响公正司法的情况下,发挥能动司法作用,对有发展前景的困难企业予以适当的扶持,是十分必要的。

对涉及有发展前景的困难企业的借贷案件,我们在依法审理和执行的前提下,应慎重采用财产保全措施,尽可能采用调解方式化解纠纷,尽可能减少有挽救希望企业的关门倒闭,尽可能适用司法重整和和解程序。

能动司法,积极向有关部门提出司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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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间借贷 新农合 农户 大病 比较分析

自2003年开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简称新农合)制度在全国农村逐步实施,向农户提供正式的医疗保险。但从现有的文献研究来看,农户依靠民间借贷这种传统的家庭风险分担机制来应对大病风险的现象还比较普遍。民间借贷与新农合这两种手段在农户大病风险应对中各自作用究竟如何,本文将利用农户调查数据,通过建立多元回归模型进行计量分析和比较。

一、数据来源及概念界定

1、数据来源

湖北省的红安、孝昌两县以及四川省的阆中、富顺两县2006年均被认定为国家级贫困县。欧盟第六轮科技合作框架计划项目组2007年对这4个县先后进行了两个阶段的调查。在第一阶段,按随机起点等距的原则从4个县随机各抽取3个乡镇,每个乡镇随机抽取10个行政村,每个村整群抽取100户农户进行全面问卷调查,形成了12131户有效农户样本。第二阶段按照确定的大病标准和5%的农户比例原则从12131户农户中选取2006年罹患大病的农户进行重点调查,了解农户生计状况和大病风险处理策略,共形成了621个有效大病农户样本。根据研究的目的,本文主要利用621户大病农户样本中2006年发生了民间借贷行为的334户农户的数据进行考察和分析。

2、概念界定

目前,学术界对“大病”这个概念多从医疗费用水平角度来定义。笔者认为,按医疗费用水平的高低来定义大病并不准确,一是忽略了贫困农户患病后无钱医治而放弃治疗的情况;二是忽视了农户医疗费用水平随物价动态变化和一些医院收费奇高的现象。在实际调查的基础上,根据研究的目的和分析的方便,本文对“大病”设定了以下三个判定标准:一是农户当年住院治疗费用劳均(农户家庭劳动力人数的平均数)达1000元以上的疾病;二是不符合第一条,但是农户当年门诊治疗的费用劳均(农户家庭劳动力人数的平均数)达1000元以上的疾病;三是不符合上述两条,但是当年因病误工累计超过90天的疾病。凡符合以上三个判定条件之一者,即定性为“大病”。

二、不同经济状况的农户新农合补偿和民间借贷利用状况

根据农户的自我评价和村组干部的评价,本文把样本农户分为贫困户和非贫困户两种农户类型。在334户样本农户中,贫困户有203户,占60.8%;非贫困户131户,占39.2%。新农合和民间借贷是农户应对大病风险的两种重要手段,但从表1中可以看出,新农合对农户的补偿较低,贫困户户均只有753元,占医疗费用总额的5.8%;非贫困户户均689元,占医疗费用总额的7.2%。相反,农户对民间借贷的依赖和利用程度较高,贫困户户均10225元,占家庭总支出的49.3%,占医疗费用的78%;非贫困户户均民间借贷为8642元,占家庭总支出的46.8%,占医疗费用的90%。当然,农户的民间借贷并不是以看病为唯一目的,也有用来建房、子女上学、办红白喜事、日常生活开支、生产经营开支等,但绝大部分农户民间借贷的直接目的是看病。从数据的描述性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新农合对农户抵御大病风险的作用不大,而民间借贷成为农户抵御大病风险的重要手段。

三、民间借贷和新农合在农户大病风险应对中作用的计量分析

1、计量模型的构建

本文以农户家庭的医疗费用水平为因变量,以民间借贷额和新农合补偿额作为自变量。同时,根据现有的文献研究和实际调查情况,把农户家庭收入、农户家庭人口规模和户主文化程度等因素也作为自变量纳入模型进行分析,以增强模型分析的可靠性。多元回归模型建立如下。

Y=?茁0+?茁1X1+?茁2X2+?茁3X3+?茁4X4+?茁5X5+?滋

模型中,Y表示农户家庭的医疗费用水平,X1表示农户家庭收入,X2表示农户户主的文化程度,X3表示农户家庭人口规模,X4表示农户享受的新农合补偿,X5表示农户民间借贷额;?茁j (j=0,1,2,3,4,5)为模型的参数;?滋为误差项,表示其他随机因素对农户家庭医疗费用水平的影响。

2、模型回归结果和显著性检验

根据以上计量模型和2006年遭受大病风险冲击而发生民间借贷的334户农户的数据,利用Stata12统计软件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并比较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是否因农户家庭类型不同而异。回归结果见表2。

从回归结果来看,无论是贫困户还是非贫困户,模型拟合都较好;F检验结果表明,模型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均存在着明显的线性关系。

3、回归结果分析

(1)家庭收入。家庭收入无论是对贫困户还是非贫困户的医疗费用水平的影响都在1%的统计检验水平上显著。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家庭收入每增加1元,贫困户的医疗费用水平将会提高0.70元,非贫困户的医疗费用水平将提高0.20元。

(2)民间借贷规模。民间借贷规模对贫困农户医疗费用筹集的影响在1%的统计检验水平上显著,对非贫困农户医疗费用筹集的作用在5%的统计检验水平上显著。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民间借贷每增加1元,贫困农户的医疗费用将能够增加0.65元,而非贫困农户的医疗费用将仅增加0.15元。可见,贫困农户医疗费用的筹集对民间借贷的依赖程度比非贫困农户高得多。或者说,民间借贷对贫困农户医疗费用的筹集帮助作用更大。

(3)新农合补偿额。新农合补偿额对非贫困农户医疗费用水平的影响在1%的统计检验水平上显著,说明新农合的补偿对减轻非贫困农户的医疗负担效果明显。但新农合的补偿对贫困农户医疗费用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说明新农合的制度设计对减轻贫困农户医疗负担效果不佳。无论是贫困户还是非贫困户,其医疗费用水平与新农合补偿水平均成正相关。新农合每增加1元的补偿,非贫困农户的医疗费用将会增加1.40元,而贫困农户医疗费用水平将增加0.28元。这说明,农户对健康的需求是很强烈的,只要条件许可,农户是很愿意对健康进行投资的,所以,新农合的实施使得大病患者就诊的积极性大大提高。李晓敏等的研究也表明,新农合的开展对农户的医疗服务需求起到了一定的刺激和促进作用。

(4)其他因素。其他因素包括农户家庭的人口规模和户主文化程度。这两个因素无论是对贫困农户还是非贫困农户医疗费用水平的影响均不显著。

(5)标准回归系数。对贫困农户来说,家庭收入、民间借贷额、人口规模、新农合补偿水平、户主文化程度这5个影响因素的标准回归系数分别为0.516、0.480、0.042、0.023、-0.004。民间借贷规模的系数仅小于家庭收入,居第二位,表明民间借贷对贫困农户医疗费用的筹集所起的作用仅次于家庭收入。而包括新农合补偿水平在内的其他因素系数很小,意味着它们对贫困农户医疗费用筹集作用不大。对非贫困农户而言,上述5个因素的标准回归系数分别为0.281、0.185、0.041、0.235、0.015。家庭收入的标准回归系数最大,其次是新农合,而民间借贷规模的标准回归系数居第三位。这表明对非贫困农户医疗费用筹集的作用,家庭收入居第一位,新农合补偿居第二位,而民间借贷排第三位。

四、结论与建议

1、结论

模型结果表明,民间借贷对贫困农户医疗费用的筹集作用很显著,而且民间借贷的作用仅次于家庭收入,新农合对贫困农户医疗费用补偿作用不显著。对非贫困农户而言,新农合补偿和民间借贷对医疗费用的筹集作用均显著,但新农合的作用更大。新农合制度设计有利于非贫困户,贫困户仍然主要依靠民间借贷这种非正式家庭风险分担机制来应对大病风险。

2、建议

(1)进一步完善农村医疗保障体系。应在进一步完善新农合这一农村普惠性的医疗保险制度设计的基础上,重点扩大大病医疗保险的病种范围和报销比例,加大大病医疗救助的力度。

(2)调整扶贫政策。对目前主要以开发农村落后地区资源和基础设施的扶贫政策进行适当调整,扶贫对象在瞄准贫困地区的同时更应瞄准贫困的家庭和个人,实行点面结合的扶贫政策,把更多的扶贫资金投入到提升农村人口自身获取收入、预防和应对贫困风险的能力上。

(注: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厅科学技术研究重点项目(D2011

3003)。)

【参考文献】

[1] 蒋远胜:中国西部农户的疾病成本及其应对策略分析――基于一个四川省样本的经验研究[J].中国农村经济,20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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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颜媛媛、张林秀、罗斯高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实施效果分析――来自中国5省101个村的实证研究[J].中国农村经济,2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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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高梦滔、姚洋:健康风险冲击对农户收入的影响[J].经济研究,2005(12).

[6] 孙昂、姚洋:劳动力的大病对家庭教育投资行为的影响――中国农村的研究[J].世界经济文汇,2006(1).

篇8

【关键词】西部 少数民族聚居区 民间融资

民间融资是相对于国家依法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融资而言的,泛指非金融机构的自然人、企业及其他经济主体(财政除外)之间以货币资金为标的价值转移及本息支付。民间借贷是民间融资的传统方式,据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监测,2011年贵州民间借贷利率上升,三季度达到最高值,四季度有所回落,年末借贷利率较年初上涨12.7%,81.8%的借贷发生在下半年,民间融资需求逐步趋旺。

台江县位于黔东南中部,地处苗岭山麓,清水江畔。地势由西南向东北部倾斜,为典型高原山地地貌,面积1206平方公里。县辖8个乡镇,161个村(居)委会,总面积为1108平方公里,耕地面积93195亩。居住着苗、汉、侗等十多个民族共14.5万人,其中苗族人口占总人口的97%,有“天下苗族第一县”之称。受不同民族聚居区的生态环境的影响,不同民族聚居区域间的经济发展水平有较大的差异。

一、黔东南台江县民间借贷基本情况及特征

课题组对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台拱镇四柳寨、展喜寨以及新寨进行了实地调查,走访了167户农村家庭,以期大致了解贵州少数民族地区民间融资的情况。

本次调查的村寨没有农村基金会、私人钱庄等民间金融组织,过去苗族有一种体现村民互助精神叫“合会”的民间借贷形式,而本次走访也没有发现,民间借贷类型多是以亲缘、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借贷行为。

(一)民间借贷行为发生普遍

对走访的167户家庭的问卷调查及口头采访表明,有139户有借贷关系,占抽样总量的83.23%(调查仅对当前有借贷行为的农户做出统计,曾经有债权债务关系但已解除或终止的不作统计)。139户家庭民间借入总额为58.75万元,占借款总额的64.36%,民间借贷规模远高于正规金融。

(二)民间借贷资金额度较小

从借贷金额看,1万元以上的借贷比例比较低,占8.3%,1万元以下的占91.7%。通过家庭收入与借贷金额相关性分析,显示农民家庭年收入与贷款金额呈负向联系,说明当地经济落后,越穷的人需要借的钱更多。

(三)民间融资主要用于生活用途

苗族聚居村寨的封闭性,使其经济发展缓慢,近年来,外出打工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村寨中常见的是老人和儿童,民间借贷多具互质,当地苗民融入资金主要用于子女教育,医疗开支,购买或装修房屋和其他情况而发生的借款等消费领域。调查中生活性资金借贷约占借款总额的72.33%,其中购买和装修房屋在生活性资金借贷比例最大,约占借款总额的41.27%。而生产性资金借贷仅占借款总额的33.16%,其中以农业生产经营用途最大,约占借款总额的27.53%。

(四)民间融资有较强的民族文化特征,很少发生借贷纠纷

我们调查的几个苗族聚居村寨在远离城市的边远山区,几个村寨都建在山林中并向山上延伸,近十来年才开始通车,苗民世代以村寨为单位聚居,他们不仅有自己的语言、文字,而且有长期独立发展的历史,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生存环境,使他们更注重亲情、人情。民间借贷活动发生的范围较小,具有较强的地域性、血缘性。借贷活动往往发生在亲朋好友、乡里乡邻之间,借贷时一般都没有约定期限,只以借款人的信用为担保,所以一般没有成文的借款合约。在调查中,零利率借贷数占借贷总数比例达到70%以上。因为同宗同族的渊源,苗民们在他人遇到困难时,往往都会积极无偿地借给资金,目的是当自身遇到该类事情时可以得到更多人的帮助,而且因害怕违约受到亲戚、朋友的排斥,通常都能有钱就还,还款大部分是打工收入,还款率较高,很少发生经济纠纷。

总之,贵州少数民族村寨民间金融已成为重要的融资渠道,本次调查的几个村寨民间融资的发展程度较低,与发达地区的民间融资相比,仍处于较低的发展阶段。

二、少数民族聚居区民间借贷的影响

(一)民间借贷满足了边远苗族村寨群众的生产生活需要,促进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我们调查的几个苗族村寨隶属于台江县台拱镇,台拱镇有农业、建设银行营业所、农信社营业所各一家。当苗民们有就医、子女上学、建房、购置农药等需用钱时很少选择到这些正规金融机构,因为银行贷款要经过长时间、多部门、多环节的审核和审批,而且由于贫困的村寨生活条件较差,经济环境欠佳,还款能力和信用观念不强,融资规模小,风险高,农村信用社出于风险考虑,不愿投放信贷资金。相比正规金融,民间借贷手续简单、多数发生于本族内部,彼此熟悉,借款人依靠自己的经济实力和诚信作保障,方便快捷,能够及时获得所需资金,筹资成本通常低于正规金融。我们发现贵州少数民族聚居区民间借贷的运行是健康的,在一定程度上在改善了农民家庭生活质量的同时,提高了他们的未来收入能力,进而促进民族地区农村的经济发展。

(二)民间借贷成为正规金融支持农村经济的补充,促进了个体民营经济的发展

调查中发现有少数经济条件好的苗民在台拱镇上自己开商店、跑运输,他们在创业和急需周转资金时也大都依赖民间融资。因为抵押能力本来就有限的苗民家庭无法利用农村信用合作社的信贷资源,在自有资金不能满足生产和生活需要时,不得不求助于民间借贷。市场化改革使农村信用社信贷支持的重点向赢利能力较高的项目、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集中,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也难以成为其金融支持的对象。因而民间融资为个体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为地区经济增长做出了直接贡献,也间接地支持了本地区的劳动就业和农村劳动力转移。

(三)民间融资促进农村金融市场竞争,促使正规金融机构提高服务水平

由于民间融资服务对象主要是农民和个体私营企业,就不可避免地争夺着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的金融资源,侵蚀正规金融机构的部分信贷市场,瓜分其盈利,增加了正规金融机构的经营压力。同时促使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不断加大金融产品创新力度,积极主动地开发符合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需求的、服务于经济发展的金融新功能和新手段。推动农村信用社运用灵活多样的储蓄信贷方式,简化的贷款操作程序,创新的信贷品种,吸收农村闲散资金,正确引导民间资金流向正规渠道。

三、规范发展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民间融资的建议

(一)制定相关法律、法规,规范和引导少数民族地区的民间融资

建议国家立法部门尽快出台民间借贷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借贷双方的权利义务,制定规范的合同条款、管理部门及其职责、合理的税负、纠纷处理适用法律等方面的内容,以规范、保护正常的民间借贷行为,赋予民间融资合法的法律地位,积极引导民间融资从地下走上地面,将民间借贷纳入法制化轨道,使之成为正规金融的有益补充。同时,政策方面可对少数民族地区民间融资给予特殊优惠,譬如对零利率的民间借贷免费登记和免税,对低于国家基准利率的民间借贷在登记和纳税时给予减免一半费用的扶持。

(二)加强金融知识宣传,增强民族地区广大群众的金融风险防范意识

贵州少数民族聚居区的苗民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年纪较大的妇女有的甚至不会汉语,只能说苗语,更谈不上金融知识。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外界的影响,大部分年轻人走出大山外出打工,由于环境和经济条件的限制他们大部分没读过高中,对警惕、识别非法集资和金融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的意识较弱,容易上当受骗。因此,加强对广大群众金融知识的宣传和普及就更为重要。有关部门可以通过报纸、电视等媒体和深入苗乡经常性的组织宣传活动,向苗民们介绍有关民间融资的知识和法律、政策规定,使苗民自发地规范自身的借贷行为,提高他们的诚信意识和风险防范意识,营造良好的信用环境。

(三)加快组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引导民间资本流回正规金融体系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落后,资金的欠缺是发展的主要困难之一。为发展地方经济,地方政府往往通过增加财政投入、招商引资,引导银行增加信贷投入等措施来实现基础设施和部分项目的建设。而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招商引资难度较大,民间借贷资金在银行“体外”循环,阻碍了银行信贷的扩展,影响地方经济的发展。因此,对于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由于民间融资交易规模较小,参加者相对分散,应加快组建农村合作金融和小额贷款公司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使分散的、隐蔽的民间融资活动走向公开化、正规化,以低利率的特性开展业务,引导部分民间资本进入正规金融体系,加大正规金融覆盖的广度和深度,消除广大农户贷款难的烦恼。

(四)拓展农村金融服务领域,提高金融服务水平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应强化人民银行对农信社支农的政策引导,规定支农贷款比例、农户贷款发放量、发放户数和资金回收率等若干指标,深入推进农村信用社改革,适当降低贷款门槛,增加对中小客户的信贷投人;积极拓展票据承兑、贴现等业务,扩大票据融资的范围和比重;设计适合少数民族地区需要的金融产品,如山林、土地类贷款,住、行、用、医疗等方面消费信贷等;尽快开办信托、个人委托贷款业务,吸引民间资金流向银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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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台江县人民政府网:台江概况[EB/OL].(2009-09-11)[2011-2-9] http:///nry.jsp?urltype=news.NewsContentUrl&wbnewsid=33720&wbtreeid=2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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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雷铁.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民间借贷发展问题思考[J].甘肃金融,2008(10):34-37.

篇9

[关键词] 农户融资行为;民间渠道;正规金融;行为主体偏好;影响因素;多元Logistic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6. 23. 069

[中图分类号] F830.5;F3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6)23- 0122- 05

1 引 言

我国农户融资供给存在这二元结构特征,即农村民间借贷与以农村信用社为主体的正规金融机构融资的融资供给并存。金融产品的供给和需求矛盾凸显,民间融资具有门槛低、融资产品快捷灵魂、利率高和风险大的特征,但农户比较容易获得;正规融资门槛高、融资手续繁琐、利率低的特征,但普通农户获得难。所以,破解农村金融供求矛盾的关键问题之一是分析农村融资需求主体――农户的融资偏好和行为。赤峰市敖汉旗是农业大县,近年现代农业稳产增效,农业产业体系逐步健全。依托杂粮产业调整种植业结构,依托品种改良提升养殖业效益,依托土地流转促进规模化经营,完善了龙头企业与农牧户的利益联结机制。但是在现代农业发展的进程中资金成为制约龙头企业和农户发展的障碍,农户融资难成为普遍现象,敖汉旗的典型农户的融资偏好和融资渠道的选择是农业县的一个缩影。所以本文选取敖汉旗典型农户为调查对象,分析他们的融资偏好和融资行为,了解农户融资诉求,引导农户正确运用各类惠农的融资政策,低风险、低成本地得到融资,衔接好农村金融产品的供求关系,提高融资效率。

2 文献述评

农户融资行为偏好的研究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和关注的重点,根据本文的研究需要,主要从农户融资偏好的影响因素、农户融资行为选择、农户融资成本分析梳理相关文献。

关于农户融资偏好的影响因素分析,学者们大多选择文化程度、土地规模、农户类型和家庭生命周期等指标,运用不同的分析方法研究这些因素对农户融资行为的影响程度,代表性的学者有:Boucher,Guirkinger(2007)从农户抵押物角度研究融资农户偏好、贾澎(2010)农业产业化角度研究农户融资行为、杨迪航和罗荷花(2011)和王伟等(2013)从消费者行为理论研究农户的融资偏好和行为选择。

关于农户民间融资和正规融资选择的原因分析,大部分学者研究认为,农户融资需求旺盛,但受制于贷款比例,相对于正规金融渠道农户偏向于民间渠道融资(杨巧娜,2012)。丁志国等(2011)研究认为农户在融资路径优先顺序的选择上,非正规融资渠道即民间融资优于正规金融渠道,优于二者组合的融资方式,融资多用于消费性支出需求。钱水土和陆会(2008)研究认为农户通过非正规融金融资渠道的间接融资和农户与企业的直接融资等民间渠道的更能满足不同收入的农户多样化的融资需求。

关于农户融资成本的研究,学者们从农村融资供求的信息不对称、获得正规融资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等角度分析,农户民间融资为主的原因。张毅等(2012)认为农户融资成本高、信用环境不良以及涉农金融服务机构弱化是限制农户融资的主要因素,管辉(2011)研究发现农户与农村金融机构之间存在着显著地信息不对称,因而二者无法达到最有效的博弈均衡,农村信息体系的建立有助于解决弄农户融资难的问题。

总之,已有文献对农户融资路径偏好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做出很多有价值的讨论,但是基于调查样本的差异如地域、不同的生产类型等,样本的分散性,调查方法和研究思路的不同导致不同的研究结论,且调查研究的农户样本来源多以全国不同省份随机抽取样本,针对具体某个地区的特定性研究还不是很多。本文将通过赤峰市敖汉旗典型农户调查,基于行为农户行为偏好,结合所调研地区农户特点并借鉴以往研究将农户基本条件、借贷行为特征、社会资本和农户所从事的经济类型等四大类变量进行多元Logit模型分析,分析其对农户融资行为选择的影响,提出可能缓解农户融资难的对策建议。

3 指标的选择与调查数据来源

对于影响农户在正规金融渠道与非正规金融渠道之间选择的影响变量的选择,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易于统计分析,分别选择农户的基本特征如年龄、获教育程度、耕种面积等,家庭基本特征包括具体收入、收入来源、家庭负担比等,并且将以往学者常常忽略的社会资本以及乡镇是否有借贷网点也加入进来,具体变量说明如表1所示。

本文选择赤峰市敖汉旗作为调查地,采取发放问卷和入户走访的方式,分别选取种植、养殖、从事个体经验和外出打工为主的农户发放问卷200份,共回收调查问卷180份,其中有效问卷167份。

4 描述性统计分析

基于一般统计分析方法,将调研的各因素调研表和访谈内容进行统计分析,得出表2和表3。

统计结果显示:农户的融资需求较高(92.15%),所需资金也以小额短期贷款为主。所需资金在1万元以下占65.21%,78%的贷款金额在5 000元及以下,80%样本贷款期限为一年以下。从资金的供求缺口看,1万~3万元供求缺口为20.52%、3万~5万元供求缺口为9.36%,5万元以上的供求缺口为4.20%。从贷款用途看,37.41%的农户借贷是购买种子、化肥、农机具等生产资料。

农户融资渠道以民间非正式融资渠道为主。通过农村信用社和传统银行进行借贷的农户仅占到16%,而非正规金融渠道进行融资的农户占到了总体样本的81%。具体结构如图1所示。5 模型选择与实证分析

5.1 模型选择

本文是对因变量农户融资渠道选择问题的研究,鉴于因变量农户融资选择行为是分类变量而不是连续变量,无法应用线性回归模型,且自变量即影响因素是多方面且无序的,因此选择多项Logit回归模型进行分析。以农户的融资渠道选择行为为因变量,因变量可取值0,1,2,当Y=0时表示选择正规金融渠道进行融资,Y=1时表示选择民间渠道进行融资,Y=2时表示同时有正规金融渠道和民间渠道。用SPSS 20.0对因变量的概率值建立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

式中,i代表样本农户,j代表农户融资行为类型,xi代表农户融资行为选择变量,βj是待估计参数。

5.2 实证结果

应用SPSS 20.0处理数据相关数据,将自变量收入来源设置为分类变量,即作为哑变量引入模型,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和检验的结果表明,模型有意义,得出表4的回归模型分析结果。

具体实证结果显示:农户的年龄和社会资本因素对农户选择“正规融资渠道和非正规融资渠道”均有显著性的影响;农户的文化程度、耕地面积、收入来源因素对农户选择“正规金融渠道”有显著性影响;农户的家庭负担、家庭收入对农户选择“非正规民间渠道” 有显著性影响;信贷环境和信贷用途对农户融资行为选择无显著性影响。

根据回归方程

Logit(Y)=ln()=β0+β1X1+β2X2+…+βnXn+ε

得出基于偏好的农户融资行为选择方程,

(1)农户选择正规金融渠道进行融资的回归方程,

Logit(Y=0)=-1.571-0.632X1+1.273X2+1.421X3+0.383X6+ε

(2)农户选择选择民间渠道进行融资的回归方程,

Logit(Y=0)=-11.107+50.530X4-7.322X5-1.552X7+ε

结果显示:农户选择正规金融渠道融资和农户的年龄呈反向变化且影响系数最大、文化程度呈正向变化、家庭收入呈正向变化,这个结果说明如果农户的年龄结构偏大、文化程度偏低、收入偏低,通过正规融资渠道融资难,这些农户享受农村金融的普惠政策的机会少,他们只能通过民间融资满足融资需求。家庭负担较重(如子女上学、家里有病人等)的农户,解决资金需求的基本途径上民间融资,民间融资较高的利息成本常常导致这些农户借新债还旧债,尤其是因病致贫的农户更是债台高筑。由于近年我国为了支持粮食生产、促进农民增收,出台了一系列惠农补贴政策措施,所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的农户的融资偏好是通过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融资需求。

6 政策建议

(1)我国农户具有普遍的融资需求,因为主客观条件限制,目前农户对民间融资渠道偏好较大,需要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因势利导,充分保障民间渠道的融资作用。相对于正规金融机构,民间渠道在运行机制和信息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加强市场运行监管,完善农户融资体系,保证农户在其他渠道无法满足其融资需求时民间渠道的畅通与规范化。

(2)农村金融市场供求信息不对称,农户作为农村金融需求的主体,运用现行的信用等级评估系统评估出来的信用等级低,使得农户对取得正规金融机构的融资缺乏信息,望而却步,基于此,涉农金融机构应对农户加强金融知识的宣传教育,普及正规信贷的优惠政策以及相应贷款流程,促进正规金融机构涉农业务的发展;重新构建农户信用评级体系,在充分考虑风险的情况下,采用担保与互助相结合的方式帮助农户,提高农户从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的可能性,逐步形成农户与正规金融机构的良性循环系统。

(3)对于农户因正规金融渠道无法满足其需求转而向民间渠道的情况,以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为主的正规金融机构应降低门槛,创新金融产品,对中小额度涉农贷款采取适当优惠政策,简化贷款程序;金融机构依据农户的信贷需求设计多样化的金融产品,丰富农村金融市场,提高以农村信用社为主体的正规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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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韩俊, 罗丹, 程郁. 信贷约束下农户借贷需求行为的实证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07(2):4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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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杨迪航, 罗荷花. 农户融资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祁阳县的实证研究[J].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12(2):10-15.

[10]陈鹏, 刘锡良. 中国农户融资选择意愿研究――来自10省2万家农户借贷调查的证据[J]. 金融研究, 2011(7):128-141.

篇10

摘 要:自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正规的金融体系服务当中的缺陷已逐渐的表现出来,与此同时,民间借贷随着生活的需要,也逐步的发展壮大,并引起了社会的重视。但是,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民间借贷虽然一定程度上补足了正规金融行业当中的一些不足,但一直没有得到法律的承认,其发展存在许多的不确定因素。

关键词:民间借贷;法律规制;缺陷

一、民间借贷的概念

民间借贷是民间金融中最主要的一个种类,最早出现的一种信用形式,随着社会发展而产生。从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中都没有对民间借贷的具体的定义,因此没有官方的民间借贷的定义。民间借贷也是一种融资的方式,其具有如下特征:民间借贷行为是一种具有法律效力的行为;只有自然人和非金融机构、组织才能从事民间借贷,主体有限;作为民间借贷的标的,可以是货币资金,其包含现金及现金请求权,也可以是其他有价证券;民间借贷的借贷行为只能是发生在借贷双方,用于出借的标的物必须为出借人个人所有或者有出借人合法拥有并支配的财物。

二、民间借货种类

(一)初级阶段民间借贷

这种类型的民间借贷涉及的范围相对窄,单一的资金来源,借贷资金的目的大多数用于生产、生活以及扩大生产,放贷人不是以收取利息作为唯一的放款目的,借贷双方是以相互信赖和相互信任作为借代之基石,所以这种借贷的具有较低的风险。这类民间借贷主要有:

1.自然人之间的借贷。自然人之间的借贷主要是指自然人与自然人之间发生的借贷活动,借贷双方在相互自愿的基础上,明确借贷的利息、还款日期等内容后,以直接或间接的形式来完成借贷。一般而言,自然人之间的借贷是建立在血亲关系或地域等基础上的,通常发生在熟人社会,对对方的信息比较了解,降低了因不知情所带来的信用风险。

2.企业的筹资。在信贷市场上,企业向企业员工和社会不特定对象借款,并许诺还本付息为条件的活动。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企业购置固定资产所需资金和流动资金不足的问题,这种集资方式的特征有:数额大、利率高、期限长,这类借贷大多发生在那些从正规金融机构难以借得资金的乡镇企业以及民营中小企业。但是,我国现行的法律不承认企业以借贷名义向企业员工筹资、向社会筹资、以借贷名义向社会不特定的公众发放贷款的行为。①

3.企业之间相互借贷。企业之间的借贷是指非金融机构的企业相互之间进行借贷的行为。从现有的法律规定来看,法律对于企业之间相互借贷的行为仍然是持否定的态度。但在现实中,许多的企业都会有或多或少的不用的资金,与此同时,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少,融困难的现状十分突出,这就使得企业之间相互借贷现象很普遍。

三、我国民间借贷法律制度的缺陷

1.民间借贷没有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

从当前的法律体系来看,关于民间借贷的法律规范分散在不同的部门法中,法律位阶比较低,缺乏高位阶的法律来统领。其直接体现在对民间借贷法律责任的认定过程中,实务中的法律工作者往往需要参照不同的部门法来对民间借贷的行为进行评价。不仅如此,部门法与部门法之间不协调,缺乏系统性,用不同的法律规范对同一借贷行为进行评价,但结果却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因此增加了法律的操作难度。

2.民间借贷的利率不符合我国的实际

利率是国家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一种有力手段,在市场经济中,往往会出现通货膨胀等经济问题,国家会提高利率,将市场上的货币吸引到银行,减少流通中的货币量,当出现通货紧缩时,国家会降低利率,促使银行中的货币流向市场,从而达到宏观调控目的。同时,在出现通货膨胀时,国家会增加存款准备金率,减少银行的货币量,限制银行的贷款行为,但这样也带了一些问题:银行手中的资金量少了,其在选择贷款对象时就会择优房贷,所以那些信用高、还款能力强的大企业被银行相中,但中小企业的融资又出现问题,银行借不到资金,企业还要正常的运作,所以中小企业将目光投向民间借贷,从而使民间借贷在市场中活跃起来,而中小企业就处于一种恶心循环中。

3.民间借贷的监管有缺陷

监管太过严格,抑制经济的发展。目前,我国对于民间借贷的承认的明文法律非常的少,主要的规定就是“四倍利率”的内容,即自然人之间和自然人与企业之间的借贷,而其他的民间借贷法律持否定态度,往往还伴随着严厉的打压(严重的法律后果),如未经批准设立的非法金融机构,一发现就会被取缔。民间借贷得监管理念有偏差。我国政府对民间借贷的监管模式正如徐旭海所说:“在现行法里对于民间借贷问题政府采取的是,以行政力量监管为主,辅佐以刑罚的一种政府监管模式。”②由于政府认为民间借贷给会给市场经济带来负面影响,所以给予民间借贷严厉的打击,已达到市场稳定的目的,这就导致民间借贷的能活动的空间越来越窄,正因为如此我们并不能从政府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政策中对民间借贷做一个明确的定位。 我国的民间借贷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与市场经济相适应,是金融活动的一种形式,同时也与我国正规的金融机构形成了有力的竞争。

四、完善我国民间借贷法律规制

1.促进民间借贷地位的合法化

民间借贷的合法化符合法学理论的逻辑必然。法律通过保障公民权利同时限制国家的公权力,来实现法律的自由、正义、秩序等法的价值。在我国的市场经济中,政府代表的是公权力,其首先要做的是保障公民的权利能够正当行使,而不是在公民行使权力时加以阻挠,更不是利用公权力来排斥公民权利的行使,进而影响公民权利在市场中的行使。其次,随着民间借贷的发展,其合法化是必然趋势。从我国金融体系发展的规律来看,无论人们如何的评价对民间借,民间借贷地位的合法化已经成为金融体制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如果不能让民间借贷的地位合法化,让民间借贷在正规的金融体制下经营,因此会增加政府对民间借贷的监管难度,民间借贷往往会伴随着非法经营,冲击正规的金融体制,削弱国家宏观调控的效果,利率对金融市场的扰乱甚至潜在的社会不稳定因素等负面影响就无法的得到根本性的妥善解决。所以,明确民间借贷在法律中的地位,促进民间借贷地位的合法化是必然的,改变长时期人们对民间借贷的错误认识,制定正确完善的民间借贷监管理念,具有重要的法律、社会意义。

2.转变民间借贷的监管思路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在民间借贷的安全性范围内更加的重视监管的效力。效率一词是经济学上的概念,即以最少的资源消耗获得最大的收益。将效率引入制度规范中,分析制度规范的运作原理,就是在于是否最大的利用了社会资源,最大限度的增加了社会财富。

3.建立我国民间借贷的监管机制

确定民间借贷的监管主体。在民间借贷和正规金融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不同,它的地域广泛、形式灵活、主体多样、规模庞大等特点,决定了它是一个错综复杂的体系,如果仅仅由行政部门进行监管,势必难以对民间借贷整体进行监管。故而在确定由哪个主体来对民间借贷进行监管的问题上,笔者认为应以民间借贷的特点为依据,建立一个多层次、多元化的监管机构,除了由政府监管之外,还可以引入第三方的监管力量,来弥补正规金融监管的不足,提高监管力度。金融行业的稳定和繁荣对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金融行业作为一个高风险的行业,民间借贷的参与,对金融行业本身就是一种冲击,如果不加以有效的监管极有可能会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严重的影响,因此,在民间借贷的监管中,建立民间借贷的准入和退出机制是十分必要的。

(作者单位:新疆财经大学法学院)

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