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的发展阶段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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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阶段的主要特征

从近两年经济增长及其结构变化趋势看，我国经济已经进入重化工业主导的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经济发展有三个明显特征。

1、消费结构升级带动产业结构变化，形成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经济高增长

2002年工业增加值增长率为12．6％，其中重工业增长率为13．1％，轻工业增长率为12．1％，2003年则分别提高到17．0％、 18．6％和14．6％。两年中重工业比轻工业的增长分别高出1个百分点和4个百分点，重工业占工业增加值的比例也从60．9％提高到64．6％。重工业增长不仅明显超过轻工业，成为带动工业增长的主要力量，而且从整个经济增长来看，重工业增长也发挥着主导作用。1998―2002年工业增长为9．2％，同期GDP增长为7．7％，工业增长高出GDP增长1．5个百分点；2002年GDP增长10．2％，工业增长8．0％，工业增长高出GDP增长2．2个百分点。2003年GDP增长9．1％，在农业和服务业增长速度均比上一年有所减慢的情况下，工业增长速度却达到17．0％，高出GDP增长7．9个百分点。因此，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增长速度的提高，不是短期因素所为，而是由长期积累因素作用的结果，反映了我国经济未来结构变动的趋势。

经济高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于投资的高增长。200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6．7％，是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新高。与近几年消费增长平稳和净出口增速下降的情况相比，投资的增长无疑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从理论上讲，投资高增长是工业化进程中重化工业加速发展阶段支撑经济高增长的必要前提，与前期以轻工业为主和后期以服务业为主的发展阶段相比，新的发展阶段必然伴随着投资的大量增加。2003年我国工业投资14460亿元，同比增长39．0％，提高了16．8个百分点。带动投资高速增长的主要工业行业大多集中在重化工业领域，据2003年统计公报显示，在500万元以上项目中，钢铁投资增长96．6％，电解铝增长92．9％，水泥增长121．9％，汽车增长87．2％，纺织增长80．4％，煤炭增长52．3％。另外，就长期趋势而言，投资增长的作用也反映在近几年我国消费率和投资率关系的变动上，投资率从1998年的37．4％上升到2003年的42．7％。

导致产业和投资格局变化的深层次原因是消费结构升级。虽然近几年我国消费增长保持平稳，个别年份还有些偏弱，但不能否认的事实是，经过多年的能量积累，消费的结构已经发生明显变化。与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1997年相比，我国城市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从46．6％下降为2003年的37．1％，农村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也从55．1％下降到45．6％。目前人们的消费观念、方式、内容以及消费品市场供求关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居民消费总体从重视生活水平的提高向重视生活质量的提高转变，从追求物质消费向追求精神消费和服务消费转变，从满足基本生存需求向追求人的全面发展转变。汽车、住宅、通信、旅游以及教育和文化娱乐正在成为新的消费热点，在居民年均消费支出构成中所占的比重都在明显增加。2003年，在城镇居民平均每年消费支出中上述领域的消费占35．9％，农村居民达到34．9％。可以预见，消费结构的升级将会逐步释放出能量，成为带动新阶段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2、重化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增强了产业发展的关联性，使经济高增长更加具有可持续性

工业化国家特别是大国的经验表明，当大众消费进入汽车、住宅消费阶段后，投资高位运行，产业规模迅速扩大，经济将保持较长时期快速增长。与之相比我国的情况有两点明显不同：一是重化工业加速发展与包括信息技术在内的高新技术发展将会形成紧密的互动关系，新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渗透和改造，将给传统产业带来新的生命力和竞争力。我国人均GDP从目前1000美元到2020年3000美元的20年间，巨大的市场潜力将不仅来自于传统消费需求的生机和不断释放，而且新技术发展必然引致和创造新的消费需求。目前我国城市居民汽车和通讯消费的持续高涨已经显示出了这种特征。二是我国已经把加快城市化发展，逐步消除二元结构，作为调整结构、扩大内需的长期战略。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多农村人口，城市化又长期处于滞后状态，如果能够持续提高城市化率，农村居民进入城市所释放出来的潜力不可估量。在未来经济发展新阶段，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将以重工业为主导，以新技术应用和城市化发展为依托，有可能持续20多年，直至基本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率达到60％左右。

重化工业和城市化加速发展将进一步增强产业发展的关联效应。近年来，带动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大都是关联效应较强的产业，如信息、汽车和房地产业。信息产业一直保持着3倍于GDP增长的速度发展。2002年，汽车行业已经取代电子通讯行业，成为对工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增长带动力最强的行业之一。从2000年开始，房地产投资也已连续3年以较高速度增长。随着这些行业的快速增长，装备制造业和原材料工业如钢材、有色、化工及建材等行业的增长空间进一步扩大。2003年出现的以能源和原材料行业为主的短缺和投资热潮，客观上反映出主导产业变化的特点，标志着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发展阶段已经到来。产业关联效应增强不仅反映在工业内部，也反映在基础设施领域。随着收入增长，人口流动增加，对生活质量的追求提高，大众消费对公共基础设施的需求会趋于上升。同时，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发展阶段会拉长产业链条，增加物流规模，提高产业组织的复杂程度，使生产和流通对基础设施的需求也趋于上升。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低、中、高收入国家交通及通讯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随收入上升而上升。重化工业和城市化的发展在促进基础设施建设继续扩张的同时，还将带动对服务业的需求。在新的发展阶段，以研发、物流和金融为中心的新兴服务业和以满足城镇居民需要为中心的生活服务业，都将获得新的发展动力，从而会显著提高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

3、新的发展阶段同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的趋势相统一，正在重塑我国参与国际分工角色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加入了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行列，90年代随着吸收国际直接投资的迅速增加，世界制造业向我国的转移形成浪潮。根据商务部有关统计，全球500强在华投资成立企业数量的最多年份是1995年；投资额最多的年份是近两年，尽管投资企业数减少，但投资额增大，表明大多数在华投资的500强企业已经进入规模扩张阶段。目前我国已经成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500强在华投资的73％集中在制造业领域，极大地带动了我国制造业的发展，使制成品出口规模不断扩大。目前，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已经进行得差不多了，而在我国以最终消费品为主要内容的进口替展阶段基本结束，出口导向阶段趋于成熟。未来我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将会更多地转向资本技术产业，以适应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对原材料、元器件等上游产品的需要。

与此同时，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1998―2003年，我国各年GDP保持平稳增长，外贸进出口虽有较大的起伏波动，但平均增长速度超过GDP增长两倍以上。由于外贸进出口的增长速度持续超过经济增长速度，致使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迅速提高，从35％左右提高到60％以上，成为世界上外贸依存度最高的大国。同期，我国利用外资规模由每年400多亿美元上升到500多亿美元；外商（含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工业增加值占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从20．9％提高到27．2％； 2003年外商（含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出口占出口总额比重为41．4％，进口占进口总额比重44．7％。我国经济对外依赖不仅表现在市场和资金方面，同时也表现在技术和资源方面。目前，许多高成长性行业如计算机、电信和汽车等行业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仍然严重依赖国外技术，自主研发能力远远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需要。随着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对于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不断增加，一些重要资源的供求关系出现紧张，以致进口迅速增加。2001年到2003年，我国原油进口数量增加了50％，钢材年进口数量增幅超过了100％。

综合上述分析，在经济发展新阶段，我国制造业的供给能力将因重化工业的发展全面提升，从而将真正成长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大国。另一方面，我国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的需求也会进一步增长，国内潜在的大市场将会对国际经济发展产生更大的影响力。

二、新阶段提出的主要问题

1、经济社会转型压力增大

重化工业和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既是后起国家振兴经济、实现赶超的关键时期，也是经济社会结构剧烈变动、容易造成发展失衡、加剧社会矛盾的时期。国际经验表明，重化工业和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一般为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之后，正是一个国家由低收入向中等收入水平转换的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都将出现显著变化。对于这些变化处理得当，就能顺利地发展上去，反之，则可能出现徘徊以至于后退的局面。韩国在这一阶段由于片面地追求重化工业发展，不惜大量举借外债，导致经济结构失衡，上世纪80年代初在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中陷入了债务危机，后经艰难的调整才渡过难关。拉美有的国家在上世纪60―70年代实施进口替代战略，一度出现了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快速增长，但随后因为经济结构扭曲，社会贫富差距扩大，最终酿成社会动荡，经济发展停滞不前。90年代中后期，印度尼西亚经济发展的进程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被迫中断，大致也是发生在这一阶段。相比之下，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各种矛盾更加错综复杂，目前正在进入的重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也是在体制转轨和长期快速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矛盾逐步显露的时期，对这一时期可能出现的问题和挑战应有充分的认识。

2、发展不平衡现象更加突出

重化工业化容易导致资源的集中和市场的垄断，拉大城乡、地区和产业之间的发展差距，加剧收入分配的不平衡。这主要是因为：其一，资本的集中带来财富的集中；其二，人的能力的差别带来收益的差别。在重化工业化阶段，两方面的趋势都在加强。根据库兹涅茨收入分配“倒U”曲线，收入分配差距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而呈现扩大趋势，其最高点即收入差距最大的时期大致出现在重化工业为主导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如果缺乏必要的社会协调机制，收入差距扩大和不同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超出社会的承受能力，就可能走向反面。

3、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将发生渐变

在重化工业化阶段，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下降，我国劳动力比较优势也会呈现出减弱的趋势，容易出现经济高增长与失业压力增大的“逆反”现象不平衡。重化工业发展使资本和技术对劳动力投入的替代性增强，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提高，这对我国劳动力供给高峰期的到来提出了严峻的课题。另外，随着重化工业的发展，我国原有的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比较优势，都会由于资本技术密集度的提高而逐渐消减，倘若仍然依靠这一类生产要素的价格竞争来发展经济的话，我们将难以赢得国际竞争的主动。在世界制成品市场普遍过剩的情况下，没有自主知识产权，形不成核心竞争力，我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也会逐步丧失。因此，面对新阶段生产要素比较优势的变化，如何调整经济结构，选择经济增长方式，既保持和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又不断推动技术进步和结构升级，都将事关发展与稳定的大局。

4、资源和环境约束增强

我国人均资源不足，经济发展与资源和环境保护的矛盾突出。我国人均耕地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2％，人均淡水资源为27％，人均森林面积为20％，石油资源最终可采储量仅占世界总量的3％，而单位产出的能源或原材料消耗却比发达国家高出几倍甚至十几倍。重化工业加快发展阶段资源消耗增加，将使我国短缺的一些重要战略性资源特别是石油和矿产品的供求矛盾进一步加剧，对国际资源的依赖也会明显加强。城市化加快发展也会带来生活方式的改变，汽车、住宅业的发展对于能源、矿产和土地资源的需求也会显著提高。经济结构和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还会带来“三废”排放的增加，给已经非常脆弱的生态环境造成更大的压力。因此，在新的发展阶段，我国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形势将更为严峻，如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选择合适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有效地解决资源瓶颈和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已经刻不容缓。

5、宏观调控难度加大

重化工业发展具有高投入高产出的特点，虽然产业链条延长、中间需求增加，有利于扩充市场容量，但如果最终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跟不上，则可能加剧市场过剩和通货紧缩。重化工业发展资本需求量大，信贷膨胀往往不可避免，特别是由于我国经济体制中仍然存在着“赶超冲动”和“政绩攀比”倾向，更容易引起盲目投资。如果投资效益不好，就会加大内部金融风险，增加不良贷款，引发通货膨胀。此外，重化工业发展也会增加进口需求，对国际收支平衡带来压力，在全面开放的经济环境中，任何外部冲击都有可能成为引发经济波动的直接原因。总之，新阶段的经济发展具有高增长的内在要求，但由于经济结构的剧烈变化，不确定性风险和调整的成本也会增加。因此，如何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提高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协调性，是这一阶段需要把握好的重大课题。

三、新阶段的发展战略取向

新阶段不仅意味着我国经济正逢难得的发展机遇，同时也提出许多严峻课题。从战略上讲，要把握好新阶段经济发展的方向，必须认真解决好内部协调性和对外平衡性的问题。

1、坚持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指导思想

重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新阶段是我们分析当前经济走势和中长期结构变化趋势的重要依据。为此，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上，要针对新发展阶段高增长和不平衡的发展特征，进一步树立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指导思想。既要利用好新阶段创造的新机遇，不失时机地加快发展，又要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加大调整措施，注意经济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不失时机地推动经济社会结构转型。既要鼓励有条件的地区继续加快发展，保护先富起来的人群的合法收益和积极性，更要强调通过政策扶持落后地区的发展，帮助低收入群体解决好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既要注重效率原则，关注经济总量的扩大和人均水平的提高，还要充分考虑公平，不断充实发展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内涵，以参与和共享来实现公正和平等，更好地调动全社会的力量，为提高效率提供可靠保障和坚实基础。

2、经济发展战略选择要注意结构变化与要素禀赋之间的平衡

新发展阶段资源向重化工业和城市集中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工业化进入重化工业为主的高增长阶段，其根本意义在于进一步拓展和延伸产业发展的领域，带动农业、轻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同样，城市化加快发展也不等同于城市加快发展，其更重要的价值在于转换城乡“二元结构”，将农村的发展纳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循环之中。因此，新阶段的经济发展战略选择，关键在于使结构变化更加有利于产业关联和城乡互动，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把结构的安排与要素禀赋的特点和比较优势的变化结合起来。从我国要素禀赋的特点看，资源配置应突出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经济发展战略选择应在结构上坚持就业优先。在重化工业为主的高增长阶段应高度重视客观上存在的就业弹性下降的趋势。解决这一问题可能的思路有两点：一要抓住世界经济发展和产业转移的机遇，充分利用我国国内市场潜力巨大和结构多样化的特点，使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在结构升级和增加就业之间保持平衡，注意发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和中小企业在结构升级中的作用。二要把发展教育和职业培训，提高人力资源素质始终作为战略重点，保证劳动力质量同产业结构变化相适应。这两点，前者旨在抑制自然失业率的提高，后者则着力于解决结构性失业的增加。从总体上讲，在新的发展阶段，只有解决好结构升级与增加就业之间的关系，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才是成功的。

3、宏观调控政策应注意适时适度和长短结合

新发展阶段具有结构变化剧烈，容易引起经济波动，调整代价较大的特点，这对宏观调控方向、时机和力度的把握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宏观调控既要注意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更要注重开掘市场调节的自组织功能。新的发展阶段是市场化发展的自然结果（与以往重化工业主导的发展时期不同），政府调控主要不是通过直接干预来主导发展的方向，而是要通过创造环境来保持发展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政府对发展中可能出现的偏差或失调进行引导和调节是必要的，然而更多的问题是需要依靠市场经济系统内部力量来自求平衡。在市场有效范围内充分保护和发挥好市场的作用，是宏观调控的边界和基础。其次，短期宏观调控措施要有更长远的预见性，在总体上要服从长期发展战略的要求，避免因为局限于解决短期问题而积累和加深长期矛盾。同时，也要避免短期宏观调控措施长期化，提高宏观调控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在调控方向上与长期发展战略的一致性。再次，要增强宏观调控的弹性，无论是顺向调节还是逆向调节都应把握好时机和力度，多用“微调”的方法，为市场作用留出必要的空间和时间，循序渐进地解决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

4、新阶段的经济发展要有全球战略思维

篇2

[关键词]工业化进程;工业化;城市化

[中图分类号]F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10)09-0030-05

准确把握辽宁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在新的起点上实现科学发展、创新发展、和谐发展,打造更具竞争力的产业优势,更具影响力的创新优势,更具吸引力的环境优势,是全省人民对辽宁“十二五”时期的新期待,也是全面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的新使命。

一、辽宁总体上已进入工业化后期

工业经济替代农业经济成为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形态,被称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工业化进程阶段,它是现代化进程的必经之路。按照国际上通用的评价标准,对工业化进程采用人均GDP、三次产业结构、工业内部结构、就业结构和城市化率等5个指标进行综合评价。

1.人均GDP水平

人均GDP是衡量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状况的指标,也是划分工业化发展阶段的重要依据。按照钱纳里的工业化发展阶段研究成果进行比对,工业化进程以人均GDP水平划分为6个发展阶段。

钱纳里的结论是在美国上世纪70年代的数据基础上得出的。因此,需要将现在的人均GDP数值换算成1970年的人均GDP数值。2009年辽宁省人均GDP为34898元,折成美元大约为5100美元。参考其他相关研究成果,考虑汇率、人民币实际购买力及通货膨胀率的影响,2009年的人均GDP5100美元大致相当于1970年的1900美元。从这一指标判定,辽宁处于工业化中期后半阶段。

2.三次产业结构

西蒙•库兹涅茨等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工业化演进阶段可通过产业结构的变动过程表现出来。在工业化初期和中期,产业结构变化的核心是农业和工业之间“二元结构”的转化。工业化起始一产比重较高,二产比重较低;随着工业化的推进,一产比重持续下降,二产和三产比重相应提高,当一产比重降低到20%以下并且二产比重上升到高于三产时,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当一产比重降低到10%左右,二产比重上升到最高水平,工业化进入后期阶段,此后二产的比重转为相对稳定或有所下降。

2009年辽宁省三次产业比重为 9.4:51.9:38.7。第一产业比重已经降到10%以下,从这个指标判定,辽宁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第二产业的比重会逐渐转为相对稳定或下降。

3.工业内部结构(产出结构)

衡量工业化发展水平的工业内部结构状况指标,依据制造业增加值占总商品生产部门增加值的份额来划分。总商品生产增加值大体上相当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增加值之和,制造业增加值占总商品增加值的比重在20%以下为前工业化阶段,20%-40%为工业化初期,40%-50%为工业化中期,50%-60%为工业化后期,60%以上为后工业化阶段。

辽宁省相关统计资料显示,近两年制造业增加值占总商品增加值比重在65%左右,已经超过了60%的分界点,据此判定辽宁已经进入后工业化阶段。

4.就业结构

就业结构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劳动力资源的利用状况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参考中国社科院研究成果,采用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作为就业结构的衡量标准。

2008年,辽宁一、二、三产业就业比例为31.9∶27.5∶40.6。就业结构显示即将结束工业化中期阶段,进入到工业化后期阶段。

5.城市化率

城市化率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应该达到60%以上。据相关部门统计,辽宁的城市化率为60.5%,基本处于工业化中期与后期分界线上,已经达到了工业化后期阶段指标要求。

对辽宁人均GDP、三次产业结构、工业内部结构、就业结构和城市化率5个指标的分值,按照不同的权重,经过加权平均,得出综合评价指数,辽宁2009年工业化综合指数为70,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在中国社科院2005年《中国工业化进程报告》的研究成果中,辽宁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为63,位列上海、北京、天津、广东、浙江、江苏、山东之后,居第8位,处于工业化中期后半阶段。经过4年的努力,辽宁工业化综合指数大幅提高,现已进入到工业化后期阶段。

一般来说,在工业化后期,二产业比重接近最高水平,“重工业化”明显,即重工业或资本品工业的比重显著上升。工业化中后期是由工业高速增长向服务业高速增长的转折时期,产业动力则以高加工度工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引领产业升级的主要因素从由资本和劳动的投入转向技术要素投入,科技创新开始成为推动产业升级的主要动力。在各类需求中,生产需求、投资需求的增长是总需求增长的主角。资本投入仍然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但趋势逐步下降。消费作用逐渐增强,消费结构中,服务消费增长加快,交通、通信、文化娱乐等消费需求在居民消费支出结构中的比重不断增长。

二、“十二五”期间辽宁的阶段性特征

依据辽宁进入工业化后期的基本判断,结合国际国内的发展环境以及后危机时代经济发展的特点,“十二五”期间将是辽宁经济发展的高速增长期,也将是各类矛盾的凸显期。新旧体制相互交织,互为作用,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的过渡特征更为明显。

1.新一轮经济高速增长期

从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看,辽宁已驶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自2003年中央提出振兴东北战略以来,全省经济总量一直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2009年辽宁GDP超过15000亿元,财政收入1600亿元,固定资产投资13000亿元,利用外资150亿美元,人均GDP超过了5100美元,经济发展的某些方面已大体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相当。

从发展趋势看,辽宁已经站在了一个高增长的历史新起点。近年来,国家振兴东北政策的支持,辽宁自身发展战略符合实际,措施到位,不仅主要经济指标相继跨上新的台阶,而且经济发展协调性增强,经济运行质量提高,经济结构逐步优化,民生状况持续改善,呈现出又好又快的发展态势。未来几年,投资拉动效应还将继续推升辽宁经济的快速增长。从2008年起全省固定资产投资超万亿,今年预计接近2万亿。如此强劲的投资拉动必将带来相关行业的跟进发展,提升全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

辽宁是工业大省,具有雄厚的工业基础。随着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现代装备制造业和高加工度原材料工业逐步成为“主流”,过去曾是短腿的现代服务业和县域经济呈现出高速增长态势。凭借厚重的重化工产业优势和良好的产业素质,以及国家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在未来一个时期辽宁还将得到长足发展,这个势头不会减弱。按照辽宁多年来实施的“两个不低于”奋斗目标,“十一五”末期GDP有望实现17000亿元,“十二五”期间将会实现30000亿元的新跨越,人均GDP将超过10000美元。

2.沿海指向与城乡一体的发展格局

近年来,通过实施一系列的振兴战略和全省上下的不懈努力,辽宁的整体经济发展格局伴随着经济总量的跃升,与数年前相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一是辽宁沿海经济带上升为国家战略后,对东北乃至东北亚地区经济发展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不可小觑,将为辽宁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增添新的引擎。辽宁沿海港口是东北亚面向亚太地区最便捷的出海通道,“转身向海”的发展战略使辽宁沿海经济带形成投资洼地。一批临海临港产业基地初步形成,大批项目落地,这都将在未来几年为辽宁经济再次跃升提供基础保障。通过挖掘及整合沿海港口资源,辽宁以港航为基础的综合物流水平将迈向全国一流行例。

二是沈阳经济区作为全国最大的城市集合体,已经成为国家级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上升为国家战略。城市集聚、资源整合与区域协调效应又将是辽宁经济快速发展的有力支撑。按照沈阳经济区未来发展目标,5-10年后将建设成国家新型产业基地重要增长区,老工业基地体制机制创新先导区,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示范区,以新型工业化带动现代农业发展的先行区和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和谐发展的生态文明区。沿海经济带与沈阳经济区双双上升为国家战略,形成沿海与腹地互动的崭新经济布局,这对辽宁的发展有决定意义。

三是县域经济的强劲发展势头在“十二五”期间还将延续。2008年,省委、省政府提出“3年倍增计划”,实施县级扩权改革等措施,县域经济呈现跨越发展之势。2009年全省44个县(市)地区生产总值达6703.6亿元,比上年增长26%,比全省平均增速快了1倍。县域财力两年翻了一番,总量达到209.6亿元,增长42.4%,高于全省平均增幅25.1%。县域经济占全省经济总量的比重为44.5%,比上年提高了5.4%。

3.结构调整引领发展方式转变

在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之后,消费快速扩张,服务业迅速崛起,“消费主导――服务业推动”的组合逐渐成为新的增长动力。“十二五”期间,以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为引领,投资驱动的发展模式将逐渐向创新驱动转变,技术创新逐步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新能源、节能环保、高技术和信息产业,很有可能成为辽宁新的支柱产业。

今年伊始,省委、省政府提出了以增量调结构,在调整中扩增量,着力发展新兴产业、提升传统产业、淘汰落后产业,形成更具竞争力的产业体系的发展方向。按照这一目标,辽宁未来的新兴产业要在全国有竞争力,在世界有影响力。服务业尤其是生产业被确定为未来发展的重点,第三产业在全省经济中的比重将有大幅提高。夯实农业发展基础,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局面,也将在“十二五”期间成为辽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任务。

4.城市规模膨胀和城镇化建设提速

“十二五”期间,辽宁城镇化将呈现出“发力加速”的新态势。辽宁沿海经济带依托现有区域中心城市,重点建设大连、营盘、锦葫和丹东4大都市区。作为辽宁沿海经济带的核心,大连市提出了“全域城市化”的宏伟蓝图。营口市要在沿海160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推进城市化,打造百里滨海生态城。锦州的白沙湾行政生活区、盘锦的滨海新城和葫芦岛的北港工业区等也都在加紧建设之中。辽宁面向大海加快规划建设城市,一个功能完备、环境优美的沿海城市带,正与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沿海经济带一起成长。

沈阳经济区城际连接带上数座新城密集崛起,新市镇建设如火如荼。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镇化,省政府决定在沈阳经济区城际连接带上规划建设33个新城和新市镇。其中新城人口规模在10万人以上,新市镇人口规模在5万人以上,并且实现行政体制、用人机制、政府服务机制、投融资机制、土地管理机制等方面的创新,使其成为综合配套改革的示范城和示范镇。

5.要素制约问题日渐突出

“十二五”期间,随着辽宁沿海经济带、沈阳经济区的开发推进以及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对土地、资源、人才等的需求都大大增加。

能源和矿产资源的供求关系渐趋紧张,受到储量、生产能力的限制,其对外依存度会逐步提高,外部调入比例将持续增加。如2008年辽宁进口的铁矿砂及其精矿已相当于2000年的10倍,并且进口矿石的价格也在不断攀升,直接导致生产成本的增大。

辽宁土地资源相对短缺,人均土地面积、人均耕地面积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尽管目前辽宁工业用地和城市规划用地与沿海发达省份比,相对略为宽松,但随着沿海经济带和沈阳经济区开发开放的快速推进,土地紧缺的制约很可能会在“十二五”期间显现,要提前做好规划。

随着产业结构调整、产业不断升级,人才需求结构也在迅速变化,对高素质劳动力和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也将是空前的,辽宁现有人才供给结构还不能很好地适应这些新变化。

辽宁的高能耗、高污染产业相对较多,重化工产业和产品的结构特征决定了对资源环境的依赖和影响比较大。尽管近年来有了很大改善,但与其他省市相比,仍属于污染相对较高地区。产业结构的转变是个渐进的过程,“十二五”的经济高速增长,规模继续扩张,仍离不开现有产业优势。单位能耗污染可能会有所下降,但能耗污染总量仍将持续增大,环境保护任务更加繁重。

6.各类社会矛盾集中显现

做大经济总量仍将是辽宁“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广东、江苏、山东等沿海省份的经济总量已经具有了相当的规模,主要任务是调结构、转方式,而我们的总量不大,结构也有问题。在今后的特定时段里,辽宁经济发展仍然摆脱不了以投资驱动为主的赶超型发展模式。这就可能带来一些发展的矛盾,比如发展速度与发展质量问题,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间的矛盾,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分配结构不合理、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扩大等等,这些都会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

根据国际经验,“十二五”期间,很可能是辽宁各类社会矛盾比较集中显现的时期。尤其是征地拆迁、土地流转、环境整治、企业改制、就业和再就业等方面的矛盾纠纷会不断显现,导致社会治安压力加大。利益格局的调整也将导致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各阶层的利益冲突,给社会稳定带来较大隐患。

按照国家政策方向,“十二五”要重点改善民生,大力改善居民的社会保障、就业、生活水平、生活环境等等,现实压力和历史问题都要集中在这段时期逐步化解,保增长和保稳定这对矛盾,对辽宁的未来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三、辽宁“十二五”发展的主要动力

“十二五”辽宁经济社会发展应以工业化和城镇化为动力,实施“双轮驱动”。通过提升工业化水平,实现产业和产品的结构升级,为社会创造更多更有效的供给;通过提升城镇化水平,实现社会结构的转变和消费结构的升级,使城镇化释放出来的需求成为拉动“十二五”辽宁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

1.城镇化是辽宁实现新跨越的重要引擎

“十二五”时期,辽宁将继续加快推进城镇化,城市建设和功能完善都将提速,这不仅会产生巨大的投资需求,而且将由此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城镇化又使更多的农民家庭从农村向城镇聚居,从而有效地促进城乡居民消费需求扩张,扩大市场空间,助推辽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1)以城际连接带建设为平台推进大沈阳都市圈发展。逐步形成以沈阳为核心,以周边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和中心镇为基础,以交通干线为主轴的集聚发展形态,城镇等级规模结构和产业空间布局渐趋合理,构建起组合有序、优势互补、整体协调、持续发展的城镇体系,提高都市圈的整体功能。

沈阳经济区内各市要按照沈阳经济区一体化、同城化和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要求,加快推进新城、新市镇规划建设,统筹考虑人口集聚、土地集约、产业集聚和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因素,提高新城、新市镇综合承载能力。逐步使农民向新城、新市镇集中,工业向园区集中。

(2)以产业园区为依托建设辽宁沿海城市带。辽宁沿海经济带既是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空间,也是一个新的城镇化空间。加快推进辽宁沿海经济带城镇化是辽宁沿海经济带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既符合沿海地带城镇化的发展趋势,也有利于推进区域开发和结构调整。辽宁沿海经济带具有良好的区位条件、基础设施和人口承载能力,城镇化加速发展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围绕38个产业园区推进城区建设,完善城市功能,吸引人口集聚,将形成新兴沿海城市带发展格局。

(3)以人口城镇化为目标探索统筹城乡发展的政策安排。城镇化必然要建立在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转化基础之上。通过调整城镇化政策,将会有效改善资源配置状况,为辽宁经济持续较快发展提供巨大的结构调整支撑。一要探索农地的交易、流转和抵押贷款等政策,把农民从土地中解脱出来。二要对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户口迁入完全放开,鼓励农民到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购房和落户。三要进行城乡统一的社保改革试点,要为进城农民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建立面向所有非农产业就业人员的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四要建立城乡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完善覆盖城乡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加强技能培训,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五要逐步实现农民工在公共教育、社会救济、公共卫生等方面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

2.新型工业化是辽宁实现新跨越的源动力

(1)加速工业结构优化升级,强化特色产业竞争力。突出装备制造业的核心地位,推进先进装备制造业基地建设。围绕装备制造业的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集中资金加大对骨干企业、主导产品的扶持力度,促进一批重大项目的实施建设和建成投产,提升整个行业的技术装备水平和产品研发能力,巩固辽宁装备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和地位。突出技术创新,支持一批拥有核心技术企业的技术改造。注重技术改造与技术开发、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的结合,鼓励企业自主创新,增强核心竞争力,用科技创新引领企业技术改造。突出择优扶强,做大做强一批企业。优先扶持一批重点企业,支持企业优化产品结构,实现生产能力倍增和经济效益大幅度提升,成为拉动地区经济增长的骨干力量和促进行业发展的龙头企业。

(2)加速特色产业集群培育,建立新型产业基地。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增量调结构、在调整中扩增量,着力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大力培育特色产业集群,在改革开放中加快新型产业基地建设。以市场为导向,以主导产业和产品为依托,利用辽宁雄厚的工业基础,拓展和完善产业、产品链,培育一批功能定位明确、配套能力强、区域特色鲜明的产业集群。坚持以科技要素引领集聚各类生产要素,将科技政策、科技攻关、成果转化、产学研合作等各种资源和手段综合集中,引导和吸引资本、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汇聚基地。在生物医药、新能源、先进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等领域形成一批达千亿规模的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集群,使之成为辽宁区域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

(3)实施创新驱动,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十二五”期间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由资源依赖型向创新驱动型的转变,是加快辽宁全面振兴的必然选择。用科技创新对低效益的重化工产业结构进行优化和升级,使之延长产业链条,扩大精深加工度,提高产品附加值。加快发展包括电子信息、新材料、生物产业等高技术产业,促进结构升级,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要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紧紧抓住技术装备更新、工艺创新、产品创新等关键环节,尽快改变传统工业以中低档加工为主的现状,推进传统产业的信息化进程。通过规范和明确政府部门在支持企业技术创新、市场导向和服务方面的职能,推动技术创新成果的转化、推广和应用,完善技术创新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加快人才培养和引进步伐,构筑引领辽宁经济社会发展的高精尖人才队伍。

(4)瞄准国际市场,打造世界级装备制造业基地。辽宁的装备制造业不但要在国内领先,更要瞄准国际市场。未来一个时期,辽宁要把出口大型装备制造业产品、成套设备、核心零部件等作为提升工业大省地位的目标,努力开拓国际市场,实现外向型经济的新跨越。重点发展以机床、轴承为代表的基础装备产业,以石化、输变电、重型装备为代表的成套设备制造业,以汽车、船舶、城市轨道交通为代表的交通运输装备,以集成电路、现代通讯、数字多媒体、新型元器件、半导体照明为代表的电子信息装备产业。

四、构筑辽宁“十二五”的保障机制

完善的经济社会发展机制是实现科学发展、创新发展、和谐发展的保障。“十二五”时期要重点在利益分配机制、社会保障机制上进一步改进和完善,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成果,实现和谐社会的建设目标;要转换经济发展方式,形成新的经济增长长效机制;要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制约,构建一体化的城乡协调发展机制。

1.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完善收入分配机制

完善的收入分配机制是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是调整社会经济结构,转变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前提条件。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构建完善的收入分配机制的具体思路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居民收入在GDP中的比重。一是控制政府财政收入不合理增长。进一步完善财政收支制度,财政预算透明化,强化人大监督职能,最大程度控制行政成本,逐步缩小财政收入在GDP中所占比重,减轻税负,还富于民,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二是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增加公共产品、服务的供给,着力推进城乡间、区域间、不同群体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三是提高工资收入水平,出台相关政策,完善企业工资协商机制,保证劳动者在工资协商中的话语权。建立最低工资与经济增长和物价水平联动机制,促使企业利润更多地转为职工收入,扭转劳动报酬比重下降、资本收入比重上升趋势。

第二,调整收入分配差距,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一是通过转移支付、提高社会保障覆盖面和水平、增加就业等渠道,大力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二是通过提高劳动者素质、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等,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三是通过严格税收管理、惩治腐败,限制高收入者部分过高收入。

2.转变发展方式,形成经济增长长效机制

向“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转换,是形成经济增长长效机制的必然选择。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国际金融危机的倒逼,二是经济发展阶段的驱动。2009年末,辽宁人均GDP已超过5000美元,根据国际经验,这个阶段由于消费快速扩张,服务业迅速崛起,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和增长模式将发生根本性转变,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逐步上升,与投资拉动并驾齐驱,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

有效启动消费既要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提高消费能力,也要注重完善社会保障,解除消费之忧;既要增加公共产品供给,推动消费升级,也要注重加强消费设施建设,改善消费环境;此外,还要探索创新信贷体制模式,扩大消费规模。

扩大投资规模的同时要注意改善投资结构。包括围绕优势产业抓项目建设;着力提升产业竞争力;鼓励发展与制造业相配套的现代服务业;大力培育中小企业,促进民众创业等。

出口对辽宁经济的拉动作用不可忽视。利用毗邻日韩地处东北亚中心的区位优势,利用辽宁制造业基础雄厚的产业优势,利用“沿海经济带”和“沈阳经济区”两个国家战略的政策优势,实行出口升级战略,力推成套设备出口。

3.破除二元结构,构建城乡发展协调机制

城乡二元结构的不良后果主要表现为:农业与二、三产业相比,产业化、现代化水平落差较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明显滞后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农民持续增收难度较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城乡社会事业、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发展极不平衡;二元户籍制度严重阻碍城乡一体化就业机制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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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广东；农村社会保障；经济发展；同步性

[作者简介]钟振强，仲恺农业技术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教师，硕士，广东广州510225；宋丹兵，中国人民银行东莞中心支行科员，硕士，广东东莞523011

[中图分类号]D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8)04－0018－03

一、关于农村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阶段同步性的理论剖析

综观人类历史，我们可以发现，社会保障是经济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现代经济健康、稳定、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一定的经济条件是社会保障发挥作用的物质基础和客观条件，而经济发展以后必然会对社会保障产生新的要求，要求社会保障发生相应的变化。可以说，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因为社会保障具有调节收入分配、维护社会公平、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促进社会团结与和谐等方面的作用。通过社会保障的再分配，可缩小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同时对中、高收入群体的部分收入进行适当调节，在一定程度上可促进社会公平，实现社会稳定。而经济发展又是社会保障的物质基础和前提。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之间既互相促进又互相制约，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着社会保障的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受社会保障发展的制约。只有建立健全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及运行机制，才能有稳定的发展环境，才能实现社会和谐与繁荣进步。

如果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阶段不相适应，就会影响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过去，小生产条件下的自然经济只能产生由个人、家庭和亲属提供保障资料的家庭自我保障方式，而生产的社会化和商品经济的运行与发展则要求对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实行社会保障。只有对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进行社会保障，才是反映社会化大生产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客观要求的社会保障方式，而且经济才能得以发展，社会保障进而才能得到逐步完善。

农村社会保障是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农村社会保障的完善，整个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就无法实现全面发展，整个国民经济也可能因此遭遇“瓶颈”。因此，农村社会保障也必须与经济发展阶段实现同步性，这才能保证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二、实现农村社会保障建设与经济发展阶段同步性的指标设计

笔者认为，构建农村社会保障建设与经济发展同步性的评价指标体系。是保证实现农村社会保障建设与经济发展同步性的重要一环，因此，我们提出了以下评价指标：

1、经济性指标。即农村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GDP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准，因此，使用该指标就可以较好地反映农村社会保障规模与经济发展适度性。该指标的优点是数据容易获取，可操作性强。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一般都在10％～20％之间，超过20％或略低10％的国家和地区只是极少数。一般来说，我们应根据本地区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及近期发展的趋势，确定一个适当的比例，以这个适当比例作为该地区农村社会保障近期宏观发展目标的水平。

2、财政性指标。即农村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收入的比重。适度的社会保障支出规模，能够有效地保证社会保障对经济促进功能的发挥，但社会保障支出规模也必须以本地区财政能力为基础。一定的财政收入，可保证相应程度的社会保障支出，并保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但社会保障支出规模与财政收入不协调，尤其是社会保障支出规模严重超出财政收入规模，则会导致整个国民经济受到损害。据有关资料显示，在西欧、北欧的高福利国家，财政收入的45％以上是用在社会保障上的，美国也有1/3以上的财政收入用在社会保障方面，社会保障支出是许多国家和地区财政支出中的“大头”。

3、内容性指标。即体现在农村社会保障的范围上。社会保障的内容很广，如养老、医疗、失业等，但社会保障的范围必须因地制宜，量力而为，“”或者“畏首畏尾”的做法都不可取，还是需要以经济基础为保障。

4、公平性指标。即体现在农村社会保障对象的范围上。社会保障具有普遍性的基本特征，社会保障只有体现了普遍性特征，才具有确实的保障性。但农村社会保障对象的范围宽广与否，必须与经济实力和经济发展阶段相协调。

5、制度性指标。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制度的规范化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因此，随着经济发展，社会保障也必须日益实现制度规范化。而社会保障制度规范化体现在许多具体项目上，如社会保障费负担情况、社会保障费用缴纳与发放程序等等，都需参照国际惯例及经验进行规范化，以便避免社会保障制度运行及管理中的漏洞与失误，使社会保障制度能更好地发挥它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三、广东省农村社会保障建设的经济同步性评价与战略对策

1、广东省农村社会保障建设的经济同步性评价。广东省是我国经济较发达地区，农村社会保障建设也必须与时俱进，与经济发展同步。我们综合运用以上各种评价指标，分析得出广东省农村社会保障的基本情况：

(1)农村社会保障支出占GDP或者财政收入的比重偏小，农村社会保障的发展步伐仍然跟不上经济社会的发展速度。如表1所示，广东GDF2001年为12039.25亿元，2006年达到26204.47亿元，增长2.2倍；自2001年以来，广东财政收入快速增长，其中，广东财政总收入由2001年的2541.21亿元增加至2006年的5122.25亿元，增长2倍。但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广东各级政府用于农村社会保障支出仍十分有限，大概占全省GDP的0.01％和占全省财政收入的2％不到，而且年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GDP和财政收入的增长率。

(2)农村社会保障的内容逐步扩大，循序渐进，但城乡和地方之间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在农村，社会保障的内容逐步扩大，目前很多地方已经建立起农民养老保险制度、农村“五保”供养制度、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但是，目前各级政府部门的责任并没有明确的分工，城乡和地方之间仍然存在较大差距，以农村合作医疗为例，有的地方统筹到市，有的统筹到镇，保障水平和规定都不同甚至差距巨大。

(3)农村社会保障对象的范围有进一步扩展，但有待提高。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广东省绝大部分城市已经建立起各种社会保障制度，但农村仍以家庭赡养和土地保障为主，而且农村养老保障制度仅在珠三角地区建立起来，全省大部分农村并未

推广，仅珠三角地区的深圳、东莞、珠海、中山、佛山五个市实行了农民与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障制度，在珠三角地区中也仅覆盖5市120多万农村人口，广州、江门和粤东、粤西、粤北地区一些有条件的县镇还没建立，仍在探索之中，或仅对少部分村干部和失地农民实施养老保险。此外，广东省自2002年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来，截至2005年，全省基本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参加农村合作医疗的人口为2546万，仅占全省5047万农业人口的50.5％。

(4)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还亟待完善。目前各级政府部门的责任没有明确的分工。如广东基本以镇为单位开展合作医疗，收费水平不一样，保障程度也有差别，这不利于资金的有效利用和财务监管。就主管部门而言，以前是卫生部门(从省卫生厅到市县的卫生局)，现在即将改为农业部门(从省农业厅到市县的农业局)，使得基层工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养老保险方面同样职责不清。一些保险公司则多头联系，与妇联一起开展对农村儿童的“平安保险”、与教育部门开展对乡村教师的保险、与组织部门开展对农村干部的保险。

2、战略对策

(1)加大财政的支持力度。资金是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基础，应增加财政的社会保障投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收入水平相适应的农村社会保障资金投入机制。广东财政对农村社会保障领域的投入在“十一五”期间应当与经济同步，并严格规范和界定各级财政的责任和义务，确保财政对农村社会保障的必要投入，而且要把农村社会保障的收支全部纳入社会保障预算，统一核算，统一管理，把农村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和运用置于社会公众的制约和监督之下，以更好地保证农村社会保障基金的安全和有效使用。

此外，我们还要多渠道筹集资金，建立稳定的农村社会保障资金筹措机制。随着广东省人口老龄化，农村年轻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不断扩大化，农村老人越来越多，仅靠国家负担是不够的，要多方筹资，在农民适当缴费的基础上，逐步提高缴费比例，但不能超过农民的承受能力。而集体筹资则可以是村或乡镇从发展基金或农业用地转为非农业用地收入中按比例的划入农民的保障基金中。与此同时，要努力实现社会保障资金的保值增值，以提高农民资金的回报率。社会保障资金可以用于投资，但政府要对投资机构进行必要的监管和政策扶持，以规避风险。

(2)实现农村社会保障法制化。经验证明，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之所以比较成熟，一方面有其较强的经济实力，另一方面是靠完备的法律体系强制推行的。在目前国家还没有制定统一的社会保障法的情况下，广东省应在全省范围内建立起统一的专门适用于农村的社会保障法规，规定在全省范围内建立起最基本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并鼓励有能力的地方政府建立起更高层次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近期目标是，应该规定在全省农村范围内建立起农村“五保”供养制度、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并逐步建立基本养老保险，用制度规范行为，保证越来越多农民受到农村社会保障的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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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场经济的历史演进及其本质属性

现阶段以来，在经济学理论界对于市场经济这一理论概念的解读存在着不同的方式。但是总结起来主要有一下俩种方式：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作是在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之后而自发形成的一种经济运作方式；另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更加有效率配置社会资源的一种方式。而且后面的解释也是主流观点。我们在梳理外国文献的时候发现：一种是把市场经济解读成为一种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一种经济制度，也就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另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作是对商品供需状况的一种调节方式。

对于“产品经济”的解读并不是本文研究的重点，但是这对于后面的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作用。我们所知的“产品经济”实际上并不是一种经济发展的一种“理想模式”，恰恰相反它是经济发展必然要经历的历史阶段。这是因为：第一，“产品经济”的诞生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之上，同时也是作为否定商品经济的形式而提出的。并且其也是经过空想社会主义者们通过实验的方式而提出来；第二，在现阶段西方世界经历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西方国家所施行的“高福利”经济政策，在某种层经面上反应出了“产品经济”的架构维度；第三，在运用抽象的思考方法考察一个家庭的参与市场经济而相应的内部的经济活动（不考虑外部因素）时，我们会发现：当一个家庭的收入水平不高时，父母会以一种按需分配的方式对家庭的各个成员进行分配。相反，当收入水平很高的时候，此时家庭不会再用计量按需要的分批方式了，这一现象在我们改革开放时期随着我国居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得到了证明。我们可以得到结论，“商品经济”的最终归宿将会被“产品经济”形态所替代，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从上述的文献综述中我们可以发现：第一，“商品经济”是的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特别是在社会分工出现巨大变化而导致的劳动社会化的基础之上，它人类经济活动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商品经济的产生会随着生产关系的变化。因此，从本质上讲，商品经济是社会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阶段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而产生的一种社会经济活动的一种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在一种一定阶段的社会经济制度。第二，我们通常所说的“市场经济” 其实就是商品经济的代名词。因为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相反它是以“市场”为导向、以是市场经济制度来架构整个社会经济活动，并且通过这样系统的方式来把社会之间各个相互独立的整体连接到一起。因此，“市场经济”其实就是社会经济制度，是商品经济把社会经济活动联系到一起来的社会表现，另一个方面“市场经济”也是按照市场各个要素之间相互关系所形成的一种社会系统有效运行的一种机制，这种机制是用来推动经济活动按照一定的市场导向来运行的系统，从而可以有效地配置社会资源。

由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运行机制系统，也是一种有效的经济制度，也是一种以商品交换和生产的社会经济运行系统。在作为经济制度来说，“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在商品经济成熟的阶段所形成的一种表现形式；但是作为经济运行机制来说，在凸显“市场”成为商品经济运行的中心桥梁，主要是通过市场自己本身固有的资源配置来运行的。其实际的表现就是“看不见的手”

二、“计划经济”的产生及其本质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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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贸易中,一国谈判筹码的多少主要取决于一国的市场大小,发展中国家必然处于弱势地位。WTO的争端解决机制(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简称DSM)被很多学者认为是多边贸易体制“皇冠上的明珠”,WTO的首位总干事Renato Ruggiero曾把它视为是“对发展中国家平等贸易地位的重要保证”。这样的期待反映了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一个传统思维,即是引入一个有法律效力的、采取第三方仲裁模式的机制,会使较小、实力较弱的国家获益。

在WTO的争端解决机制中,实际作用的是WTO的上诉机构(The Appellate Body),它在争端裁定中扮演着仲裁角色。由于它对争端解决过程中所有程序性问题具有决定权,又是机制的“改革发动机”。WTO上诉机构推出了三项主要措施:第三方参与争端解决、引入“法庭之友”机制、允许律师代诉。

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下,发展中国家利益的确获得了一系列的维护,但是在很多的时候体现出来的,它们实际上的处境依然是弱势。本文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从对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几项主要措施进行解剖分析入手,探寻发展中国家在程序性问题和实质性问题上处于弱势的根源。

一、 “上诉机构”:发展中国家可以获益但障碍依然多多

在继承关贸总协定(GATT)下的专家组程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WTO争端解决机制,其最重要的创新即是“上诉机构”的设立。上诉机构扮演着WTO“最高法院”的角色,成为WTO争端解决机制“司法性”的权威机构。上诉机构的决策实行反向协商一致的方法,即只有在全体成员都反对的情况下,裁决结果才不予通过,这实际上就意味着上诉机构的裁决是自动通过的。

上诉机构主要行使两方面的权力。首先,上诉机构被授权可以独立制定争端解决过程中的程序性规则。其次,当处于争端中的一国政府对争端解决过程中的程序性事项提出质疑并上诉时,上诉机构拥有最终解释权,并且这一解释会马上具有法律约束力。在某些程序性规定存在缺陷或模糊的情况下,上诉机构的这一权力就显得格外重要。

从理论上分析,发展中国家应当是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受益者。国际关系学认为,公正的国际组织是限制与平衡国际体系中权力分配不均的有效工具。一般来说,即便是实力最雄厚的大国也不敢冒着两败俱伤的危险而公然对抗WTO上诉机构的裁决结果。所以,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利用WTO裁决的公信力在争端解决中维护自身的利益。

在现实中,发展中国家确实在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维护本国的利益。有的学者运用统计学进行了一项实证研究,考察发展中国家参与的案件数量是否较乌拉圭回合之前有所增加。统计的结果是:1994年前的争端案件总共278起,其中由发展中国家提出的为28起,占10%;而1995至2007年间,争端解决机构共受理争端306起,其中由发展中国家提起的为120起,占39.2%。问题是,发展中国家要通过WTO争端解决机制维护本国的利益,还面临着诸多障碍。

首先,国际贸易体系本身的结构性不平等,客观上限制着发展中国家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维护本国利益的积极性。发达国家可以轻易地通过诸如撤销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单边取消贸易优惠政策等手段威胁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不能不考虑提讼的机会成本。一旦实际贸易损失超过了到WTO的潜在收益,就不会有国家再愿意选择后者。

其次,在WTO提讼所需要的成本较高,这对于那些缺乏经济实力的国家非常不利。完成“提讼专家组调查听证程序最后裁决”这一程序,需要高度专业的法律人才、法律机构以及高效率的国内行政系统。事实上很多发展中国家并不具备这些条件。

第三,即便发展中国家愿意承担高昂的诉讼费用,它们对于最终裁决的承受能力也有可能使它们陷入困局。由于WTO对于贸易争端的最终裁决多数采取经济制裁的形式,这就必然导致了拥有越大的市场准入价值的国家拥有越高的承受能力。厄瓜多尔和欧盟在香蕉案上讨价还价的困境就很好地诠释了这一原因。

针对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种种障碍,WTO的上诉机构采取了一些改进措施。但是,WTO的上诉机构的所有改进行动,根本目的却是巩固其自身的合法性基础。事实上,WTO上诉机构本身的合法性也不断面临挑战。成员国的行为都是基于其自身的利益、自身的偏好,因此它们对上诉机构制定的规则永远存在“试图不服从”的可能。因此,上诉机构通常十分关注争端参与国的态度和其国内政治的动向,为此试图尽可能多地获取有关信息。上诉机构关注的来自政治环境的威胁,包括某一成员国对特定规则的不服从、来自环境、劳工、消费者组织的抗议、特定国家集团的激进行为等。上诉机构尽力收集的信息,包括争端参与国的偏好、国内利益相关者,甚至其它相关WTO成员的信息等等。

由此可见,上诉机构的根本目的是要巩固其自身的合法性,发展中国家的根本需求是维护本国的利益,两者之间如果不能兼顾,被牺牲掉的肯定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发展中国家构成潜在威胁最大的不是WTO上诉机构制定程序条款的权力,而是其对于实体条款问题的裁决权。一旦上诉机构在信息上更多地受到发达国家及相关利益集团的影响时,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就更难实现。

二、第三方参与制度:发展中国家并非受益者

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WTO成员国享有作为“利益相关方”参与双边争端解决过程的权利,这被称为“第三方参与” 制度。它只需要该成员国提交一份“实质贸易利益”(Substantial Trade Interest)报告即可,可以说门槛很低。

按照上诉机构的规定,在争端解决的初级阶段,即初步磋商阶段和专家小组调查阶段,第三方所能扮演的角色十分有限。但是,当整个程序进入到受理阶段后,第三方的权利全面等同于争端双方。这体现在第三方国家可以出席任何听证会,可以通过口头、书面的一切形式表达自己的意见,可以接收一切相关的会议文件并进行补充与驳斥。

在受理阶段,最为重要的磋商机制是听证会。由于在听证会上争端各方进行正面交锋,上诉机构欢迎第三方国家在听证会中积极参与辩论,主要是因为一旦议题涉及WTO规则由于缺陷或模糊而难以解释的结构性问题,第三方针对该问题的意见就会具有相当的利用价值。

第三方参与权限的扩大,发展中国家却很难从这一机制中受益。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很多发展中国家没有足够的资源去扮演第三方的角色。很多发展中国家在日内瓦的代表团规模很小,并且专业化水平较低,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处理争端解决过程中的各类事项。针对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困难,上诉机构也曾采取过一些措施,比如其所设立的“消极观察员”(passive observer)制度,就允许没有提交书面报告的国家参与到听证会中,只是不能发言。此举旨在降低听证会的参与门槛。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资源禀赋上的巨大差距,带来的是天差地别的参与程度。

从这份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参与争端解决机制的频数是非常不平衡的。仅仅9个发达国家就65次以第三方国家的身份参与到争端解决中,特别是四国集团(Quad)仅4个国家就参加了49次,超过了所有发展中国家参与的总和。此外,这些数据还并未将直接成为争端方的次数计算进去。如果按照“参与机会比例”这一标准来计算的话,美国的比例高达94%,欧盟为64%,而发展中国家中比例最高的印度也只达到了18%。

对于能够真正作为第三方参与到争端解决过程中的国家,不仅可以就具体的贸易利益问题争取自己的权益,更能够对WTO的结构性问题发表看法,甚至可能达成在多边磋商中难以达成的政策性目标。显而易见的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没有能够在利益相关的案件中扮演第三方角色,必然会失去追求本国利益的宝贵机会。

理性地看,上诉机构扩大第三方参与权限,本质上是为了避免WTO规则中的结构性问题,从而避免受到由于成员国在总理事会中采取质疑或不服从行为。然而,这个制度实际上扩大了具有资源条件和技术能力的发达国家参与的权利,对发展中国家反而是极为不利的。

三、“法庭之友”机制:违背了发展中国家的意愿

随着WTO的贸易规则涉及到的领域越来越广泛,一些“非国家行为体”开始试图通过游说WTO成员国政府的方式,参与到多边贸易体系之中。拥有这种诉求的非国家行为体主要是一些劳工、消费者、安全、环境的利益团体,也包括一些行业协会和公司。WTO上诉机构把这些团体被统称为“法庭之友”, 确定它们的主要提案即“法庭之友意见书”可以做为争端解决过程中的正式文件。

“法庭之友意见书”这种东西,始作俑者是美国,极力促使成为一种机制的也是美国。最初,在美国进口虾一案中,世界自然基金会单方面向专家小组和争端当事国发送了一份相关问题的法律声明,因遭到了很多国家的强烈反对,最终美国驻WTO代表妥协了。随后,美国驻WTO代表又接收了两个环境领域的非政府组织递送了“法庭之友意见书”,并作为自己提案的附录提交给了专家小组。在随后的上诉受理阶段,上诉机构力排众议,授权由专家小组和争端当事国决定是否需要接受来自私人团体的相关意见。

上诉机构的这一决定,当时受到很多成员国代表的指责,甚至有个别国家因此质疑上诉机构的权威。但是上诉机构并未让步,强调这是其“独立制定争端解决过程中程序性规则”的权力,而且在之后的欧盟―美国钢铁进口案中,继续允许两个美国国内的行业组织向美国代表团提供意见书,并接受了该组织随后直接提交的意见书。

对于上诉机构的这一项新措施,很多成员国感到困惑不解。例如巴基斯坦、埃及、马来西亚、印度四国曾在WTO总理事会上要求撤销“法庭之友”机制。WTO总干事也致函上诉机构,希望今后在类似问题上要“极为谨慎”。

发展中国家如此反对非国家行为体的参与,主要是因为,在发展中国家看来,很多非政府组织、国内政治行为体统统是发达工业化国家对它们进行政治渗透的一种工具。事实上,当非国家行为体的参与程度还只能够达到提交“法庭之友意见书”这个层面的时候,其究竟能给整个争端解决过程带来多大的影响是未知的。发展中国家的担忧也许仅仅存在于这些行为体的构成与来源上,但是上诉机构持续地推进这一项改革的行为,肯定会使发展中国家继续担忧下去。

四、 律师代诉制度:符合发展中国家的需要

WTO实际上就是一个规则体系。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尤其是一个复杂的程序系统和规则体系。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受经济资源、专业化人才和国内政治资源的限制,在提出申诉的时候往往力不从心。事实上,即便是发达国家,在涉及争端解决的时候,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私人律师来进行书面材料的准备以及对WTO规则的解读。

为了解决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难题,WTO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和知识的帮助。比如,对那些没有常驻代表团的国家,WTO秘书处提供工作人员的培训并协助建立他们的工作场所。WTO总秘书处长期设置了两名兼职律师,向处于争端中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法律咨询业务。

私人律师代诉的情况最初出现于欧盟香蕉进口一案中。该案中最小的第三方国家圣卢西亚在听证会中指派了两名私人律师进行代诉,它援引了WTO规则中没有规定一国必须指派其政府官员为代表的事实,向上诉机构提出诉讼申请批准这一代诉机制。

圣卢西亚的行为遭到了以美国为首的大多数国家的反对,但是上诉机构在权衡考虑后依然将这一行为合法化为一个新的程序性规则。主要依据在于,首先,确实没有明文禁止一国自由选择其代表的构成。其次,很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长期以来也依赖私人法律顾问的咨询业务,将其作为一种“延伸的协助”。最后,出于对公平的考虑,上诉机构还认为推行私人代诉制度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更多地参与到争端解决机制中来。

推行私人法律顾问代诉制度,对于缺乏专业法律人员,特别是熟悉WTO规则体系方面人才的发展中国家是有利的。在WTO上诉机构批准这一制度后,一些国际律师事务所也表示有兴趣帮助涉及贸易争端的发展中国家。此外,9个发达国家(7个欧盟成员国以及挪威、加拿大)决定共同出资在日内瓦建立WTO法律咨询中心,向处于争端中的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经济转型国家提供法律援助。

值得注意的是,四国集团并没有在这一项改革措施的推行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这主要是因为其担心由私人律师中央政府行使在WTO的权利容易导致潜在的利益冲突,从而可能导致国家的利益受到损害。

然而,律师代诉制度能在多大程度上使发展中国家受益,是值得考量的。首先,雇用私人律师代诉――即便是在9国的资助下可以获得“打折价”――对于很多欠发达国家来说依然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很多此类国家可能还是不能够或愿意承担这个成本。其次,凭借它们麾下的律师,目前某些利益集团已经从幕后的提供“延伸的协助”发展到了可以参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层次。显然,国内的利益集团可以参与国际贸易争端解决机制中,势必对中央政府在国际层面的权威构成一定的威胁。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其国内政治发展的滞后,将会更为被动。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 WTO上诉机构及其推进的三项主要措施,有利也有弊,实际效果也是好坏不一。扩大第三方参与权限,会使发展中国家在争端解决过程中丧失更多的自我维权的机会;引入“法庭之友”机制,引入的往往是发达国家的利益伙伴;至于律师代诉制度,看起来像是及时雨,但是它究竟能发挥多大作用,依然要打一个问号。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WTO的争端解决机制确实是它们争取权益和维护国家经济利益的一个平台。作为WTO司法核心的上诉机构,做出了一些积极的努力。但是,通过对发展中国家与WTO争端解决机制之间关系的剖析,我们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仍旧处于不利地位。一部分原因在于WTO规则的结构性缺陷,另一部分原因在于世界贸易体系本身的结构性不平等。

参考文献:

[1]王淳:《全球多边贸易体制下的博弈策略与效益》 [J]. Commercial Research. Vol 378, 2008.10.

[2]王勇:《国际贸易政治经济学――全球贸易关系背后的政治逻辑》 [M]. 中国市场出版社, 2008.6.

[3]沈大勇,张蔚蔚:《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规则导向抑或权力导向》[J].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y. Vol 1, 2008.

[4]谭瑛:《浅析WTO争端解决机制中存在的若干问题》 [J]. 经贸观察. Vol 11,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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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循环经济的内涵与意义

循环经济理论是在20世纪60年代由美国经济学家波尔丁提出的。循环经济（eirculareeonomy）一词是对物质闭环流动型（elosingmaterialseyele）经济的简称，指的是在经济发展中遵循生态学的规律，将清洁生产、资源的综合利用、生态设计和可持续消费等融为一体实现废物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使经济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和谐循环，维护自然生态平衡。①循环经济的实质体现在生产中是指废弃物的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它强调以最小成本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从而实现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二、我国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税收政策现状

近年来，我国相继出台了许多有利于发展循环经济的税收政策，如消费税、增值税、资源税、企业所得税、与土地相关的税种、车船使用税、车辆购置税税等，在一定程度上对资源保护、节能减排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我国现阶段实行的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相关税收政策主要包括四方面内容：

1、关于资源综合利用的税收优惠政策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了《关于资源综合利用及其他产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56号），对相关产品的增值税作了规定。譬如：对再生水、污水处理等业务免征增值税；对以工业废气为原料生产的高纯度二氧花碳产品、以垃圾（比重不低于80%）及垃圾发酵的沼气为燃料生产的电力或热力等废物循环利用的经济生产活动实行全部或一定比例的即征即退政策；对销售自产的综合利用生物采油（比重不低于70%）的生产经营活动实行先征后退的税收政策。

2、关于废旧物资回收利用的税收优惠政策

2009年1月1日起，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实行消费型增值税，税法取消了对废旧物资收购企业发票抵扣税款的规定，从根本上防止了“利废企业”虚开废旧物资销售发票的偷税行为。财税[2011]115号规定，销售自产货物，如以回收的废矿物油为原料生产的词料级混合油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100%；以废旧电池、废感光材料等为原材料生产的金银等金属，增值税即征即退50%。②

3、关于节能减排、环境保护方面的税收政策

企业自2008年1月1日起购置并实际使用相关规定范围内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和安全生产专用设备，可以按专用设备投资额的10%抵免当年企业所得税应纳税额；企业当年应纳税额不足抵免的，可以向以后年度结转，但结转期不得超过5个纳税年度。③同时在2015年度对成品油消费税以及卷烟消费税的上调也是国家在发展循环经济的税收政策上的重要举措。

4、有关循环经济科技研发的税收优惠政策

为鼓励与循环经济相关的科技创新，2013年2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出台了《关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范围》（财税[2013]13号）、《关于职工教育经费税前扣除》（财税[2013]14号）、《关于相关技术人员股权奖励个人所得税》（财税[2013]15号）等文件，规定凡是获得技术转让的科研单位均可享受免征其营业税；对部分行业的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成果转让的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

三、我国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税收政策存在的问题

从我国支持循环经济的现行政策法律法规内容、税种设计的合理性以及排污收费制度的设置来看，尽管我国政府在相关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出台了多项相关法律和文件，但是相对于发达国家先进的税收政策和实施的技术水平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税收作为一种经济调控工具也未能充分发挥其调节作用。首先，在税收体系方面，目前我国还没有建立一个由环境税为核心，以其他税种起辅助作用的循环经济税收体系。其次，在税收优惠政策方面缺乏多样性，主要集中在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两大税种，而对环境保护只采取了减免的税收优惠。同时税收征免范围狭窄，主要集中在综合利用资源和回收废旧物资上的优惠，而基本忽视了怎样处理污染物排放的问题，缺乏针对性。

我国的循环经济起步较晚，更多的是靠政府财政投资以及制定相关的环境政策来推动，而针对环境保护的税收法律缺位，公众意识淡薄，监督机制薄弱，税收征管机关与其他相关单位缺乏有效沟通协调。

四、对于构建促进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税收政策的政策建议

发展循环经济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国际潮流，也体现了我国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是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尖锐矛盾的重要举措，也是构筑未来经济发展和竞争优势的战略措施。要坚持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相结合的原则、公平与效率相结合的原则制定相关税收政策。一方面，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相关经验，整合现有的促进循环经济发展性质的税种，调整其税制要素，进行税制的优化改造；另一方面，要引入新的税种，加快环境税的立法进度，分批开征碳税、大气污染税、水污染税、生态补偿税等一系列专项新税种。对有害于环境经济生产活动增加征税力度，使其丧失成本上的竞争优势，从而促进更加环保的生产模式。总之，税收政策与循环经济的发展有着不可割裂的关系，是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但是，税收政策作为政府保护生态环境、治理污染、实现循环发展的经济调节手段之一，并不是万能的，在其实施过程中还需其他相应的配套改革措施支持，如财政补贴、政府采购、环保收费等，以进一步促进我国循环经济的发展，从而实现我国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作者单位：1.吉林财经大学；2.东北财经大学）

注解：

① 黄乘政.湖南发展循环经济问题研究[D].湖南大学.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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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特征出发,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一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关键问题的相关研究动态加以梳理,有助于在经济转型的背景下研究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问题,寻求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制定出行之有效的政策。

关键词 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方式 经济增长

一、经济发展方式的界定

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离不开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认识。经济发展的方式就是经济发展的方法和形式,包括经济增长方式、经济结构优化、经济运行的质量、经济效益、收入分配、环境保护、城市化水平、工业化水平及现代化程度进程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含有可持续发展等。经济发展方式包含经济增长方式,但不等同于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发展方式反映了经济的数量、质量、结构和制度的根本性变化的总体特征。惟有从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来研究发展方式才有意义。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必须尊重所处的历史情境、地域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选择与之相匹配的发展方式,才能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观点综述

经济增长方式被引入中国后,经济学界和实务工作部门从现代主流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制度主义的范式等多个维度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进行了探索。十七大又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战略方针,要求尽快实现发展理念的转变,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从近年来的相关研究动态来看,主要研究了以下五个问题。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

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发展方式的转型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方针来指导经济建设的开展。为此学术界针对新时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涵展开了研究。

（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问题与难点

从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强调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经历了12年的时间。一些学者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问题和难点展开了研究,以期提出更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三）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原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稳定的高增长和高发展,中国实现高增长的动力是什么?来10―20年,是否能继续保持这种强劲的势头?刘庆宝、未良莉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对经济增长理论的源动力进行系统的分析,构建了扩展的索洛(So-low)模型,对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及其相互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消费作为经济运行的主要动力,对拉动经济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途径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必须有科学的途径,要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必须更深刻、更自觉地把握经济发展规律,下更大的决心、采取更有力的措施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

三、现有研究的评价及其启示

从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特征出发,对相关研究动态加以梳理后,笔者认为近年来,国内学者从不同维度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具体措施,但这些研究存在一些问题: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内涵尚缺乏统一的界定;未能从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认识经济发展的转变;从动力结构优化的视角寻求解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有效途径,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因此,今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研究。

（一）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涵界定展开研究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二）从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研究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保持了持续30年的强劲增长势头。他们都在怀疑,中国经济能走多远?因此,如何正确理解和把握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理论内涵和现实特征,确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方向和思路,并制定出行之有效的政策成为研究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问题的新趋势。

（三）研究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动力结构优化问题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要继续保持量的增长,更要注重质的提升。当前世界经济仍未停止萎缩,尽管经济下滑的速度放缓,但缺乏后劲的经济增长依然有下滑的可能。面对这场全球性经济衰退的挑战,我国政府采取了积极措施调整经济发展方式的动力结构,以扩大国内消费、加大投资为主,积极稳住出口来启动经济。

参考文献：

[1]欧志文,蒋均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科学理念与时代内涵.消费导刊.2008(2):209-211.

[2]吴树青.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关键.前线.2008(1):17-31.

[3]杨玉霞,邢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内涵及实现机制.学理论.2008(6):15-18.

[4]吕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前线.2008(3):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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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与规划，都是依照着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进行规分的。对于现在的经济发展，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就是要懂得对曾经的历史发展思想进行一定的改革，要懂得改进，合理的进行经济的发展划分，其二就是要改变我国的发展方向，要将中国两个分部的经济都复苏起来，由弱到强的进行推动，其三就是放慢经济增快的速度，要循序渐进，稳定发展，其四就是要合理的运用当地的资源，建立城市的中心。本次论文主要探讨的是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及其时空格局演变的特征。

【关键词】中国经济发展极端 时空格局 演变 特征

对于经济的发展，在很多发达国家的眼中，都是非常具有研究性的。虽然我国的经济大量的吸入了先进的文化，科技的理念，并运用其中的有利之处，更好的研究经济发展。通过一些经济的划分领域的发展情况，制定相关的战略方针。但是在实际的情况中，还是存在着许多不一样的地方。

一、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及其时空格局演变规分

1.中国经济发展的首要阶段。我国的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历史性，在经济发展初期的时候，我国的社会主义发展还停留在基本建立的状态下。但是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经济体制的发展也越来越迅速，但是，我国的经济体制却始终停留在陈旧的观念中，没有与时俱进，因此，在这一方面开始进行大量的改革，将经济的体制由总分一，改变紧急的发展形势。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我国的经济发展不断的提高，但是仍然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导致整体的发展效果并没有达到理想中的效果，由此可以看出，经济的发展体制没有跟上时代的脚步，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发展的领域，所以，必须要寻找新的方案，解决这样的问题，对传统的经济体制进行全面的改革。

2.中国经济发展的次要阶段。对于我国的发展经济，始终都是存在着地域性差异。特别是在社会整体的发展上，穷的越穷，富的越富，所以，在改革的最基本阶段，应该从最低端的农民开始，对于他们所生活的地区，以及当地的经济，都需要进行一定的改革，主要是将经济的体制更贴近于现代化，将我国的发展尽量由较强的地区引向较弱的地区，将市场的经济发展进行全面的改革，提高对农村经济的发展力度，加强相关的法律法规的管理制度，更好的维护民主的利益，尽量的引入先进的文化理念和经济发展观念。

3.中国经济的尾端发展阶段。我国对于西部的发展，一直以来都是非常重视的。东西两部的发展一直都非常的悬殊，由于东部的经济以及地域占有先天优势，进而发展迅速，很快的建立了最新的发展体制，而西部由于地势贫瘠且经济萧条，所以整体的经济发展一直处于非常落后的阶段。为了更好的实现经济体制的演变，就必须要进行平衡发展。但是对于划分的标准，仍然存在着一定的规范标准，所以依然要继续进行深入的探析，弥补不足之处。对于经济的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以后，虽然仍然处于许多漏洞，但是已经初步建立了体制，虽然现在我国的经济发展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但是也需要不断的进行革新，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不断的改进，才能建立更好的经济制度。

二、中国经济发展的时代格局演变的划分

1.经济革新的第一步

对于现在的经济发展，必须要对传统的经济体制进行一定的改进，改进传统理念中的不足之处。并且制定新的经济制度，其中主要是对经济的复苏进行一定的研究，并对其中的理念进行一定的探知。对于传统的经济体制，主要的缺陷在于经济的比例失调，并且没有正规的销售市场，且无正规的管理制度，所以，必须要对这些不足之处进行改进，并将农村的发展引向外界，更好的加快经济复苏的脚步。

2.济体制的初次建立

对于现在的许多国家企业，都开始对公司的经济发展进行改革，加强民用有限公司的发展，更多的吸引海外投资者，进行全面的开放，打开国际市场，并且建立一套完整的经济体制，首先需要做的就是将公司的制度进行改革，并重新规划经济市场，解决其中所遇到的难题，让企业融入更多先进的概念，推崇人文主义，进行人性化管理。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步阶段

由于不断的发展，社会已经处于全面小康的状态，当建立基本的经济体制之后，需要的是进行不断的创新，并以此作为原动力，在公众的眼前，进行全面的公开，保证公平性，建立更为完善的管理法规，更好的补充管理制度的缺陷。而在思想方面，更要开放思想，也要守住中国的传统文化理念。而主要的环境建设上，必须要懂得珍惜环境，以保护原生态为发展的概念，建立绿色环保的发展方向，更好的建立和谐社会，并且在生产上，要懂得方式方法，注意其中的格局演变，更要懂得合理的分配。而在地域方面，要建立一定的发展平衡性，减少两地的差异，更要合理的排布经济的发展结构，将每一个地区的发展更好的带动起来，减少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差距，更好的改变人们对物质上的追求，要懂得生活上的满足，建立自己的精神领域。

4.完善经济体制

对于初期建立的经济体制，还存在着许多不足的地方，所以必须有针对性的进行完善，主要是在经济市场方面，特别是有些相关机构使用自己的权利对行业实施封闭式管理，导致了经济的萧条，所以，必须要改变这样的现状，将行业的市场进行开放，提高对基层人员的管理力度，尽快的解决其中所遇到的问题，做好财产的保护，并保证收益的合理分配。对于发展企业，不单单要重要发展的速度，更加要注意使用的技术，要平衡社会的收入，减少贫富之间的差距。但是，其中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与发展国家相比，它缺乏实践性，并且管理的制度也不完善。所以，必须要注意经济体制的改善，对出现的问题，进行有效的解决。更好的创建新型的经济体制。

结语：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经济的发展是国家振兴的必要之路，根据经济的发展历史，要懂得利用传统的文化，结合现在的思想观念，进行全面的改革建设，更好的促进社会的发展，国家经济市场的恢复。

参考文献：

[1]德吉央宗.探究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及其时空格局演变特征[J].全国流通经济，2017，（04）：57-58.

[2]朱建华，陈田，王开泳，戚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行政区划格局演变与驱动力分析[J].地理研究，2015，（02）：247-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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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县域经济 特色产业 互动关系

河北省各个县域的发展实力是各不相同的，它们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最主要的是自然资源、区域条件以及特色产业的发展水平这三种因素。由于自然资源与区域条件属于客观因素，人为改变难度较大，而特色产业的发展属于主观因素，可以通过人为来改变与调节。因此，本文通过对河北省县域经济与特色产业的互动关系的分析，查找特色产业在县域经济发展的作用，对于通过发展特色产业来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一、河北省不同地区特色产业的发展现状

（一）发达地区的特色产业

这类地区除了迁安市、乐亭县、涿州市、迁西县和玉田县没有明显的县域特色产业，其他地区的县域特色产业与县域经济的发展关系不大。一是以武安市为代表，特色产业与资源密切相关，其县域特色产业所占比重为50%左右，我们可以把这些县域特色产业称之为资源型县域特色产业；二是以涿州市为代表，临近京津或者石家庄等大中城市，依靠中心城市的吸附作用，来发展自身产业，其县域特色产业所占比重为30%左右，我们可以把这些特色产业称之为区位型县域特色产业。

（二）发展地区的特色产业

这类地区除栾城县等15个县域特色产业外，其他其他54个都有非常明显的特色产业，占这个地区总数的78.26%。一是以阳原县为代表，依靠资源发展特色产业；二是以无极县为代表，依靠区位优势发展特色产业；三是以安平县为代表，依靠市场需求发展特色产业，其县域特色产业所占比重为40%左右，我们可以把这些特色产业称之为市场型县域特色产业。

（三）落后地区的特色产业

这类地区特色产业比重低，只有17个县（市、区）有县域特色产业，占这个地区总数的32.69%。同时，同时，这个地区既没有明显的资源优势，如隆化县的采矿业，营业收占整个民营经济的20%左右，没有成为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也没有明显的区位优势，这些地区距离省会石家庄、天津和北京都比较远；而且县域特色产业的营业收入等主要经济指标都不高，对县域经济的发展水平所做的贡献也不大，使得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处于各县域的落后位置。

二、河北省县域经济与特色产业互动关系探析

结合特色产业发展的三个阶段，探析县域经济和特色产业之间的互动关系，以促进各县域经济的发展。

（一）发达地区县域经济与特色产业的互动关系

在发达地区，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已经处于很高的水平，许多适合和促进特色产业发展和升级的条件都已经具备，特色产业的发展都已比较成熟，因此，该地区的工作重点是如何使特色产业进行发展和升级。

1、发达地区特色产业萌芽阶段

以迁安市为代表，由于该类地区县域经济发展已处于发达水平，发展县域特色产业的自然资源、地理位置条件、气候环境条件、资金和基础技术工艺等基础性条件已经具备，因此我们要在引进人才，增加创新方面下工夫。

2、发达地区特色产业发展阶段

以藁城市的板材为代表，该类地区特色产业已经形成并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由于规模不大，经济效益不高，发展实力得不到提高，因此我们要把注意力放在吸引投资，延长产业链，扩大已有特色产业的发展规模上来。

3、发达地区特色产业升级阶段

以遵化市为代表，该类地区特色产业的升级是指以提高创新能力为手段，采用高新技术改造产业结构，使产业结构向协调化和高度化方向演进，来达到增加科技含量，提高附加值的目的。

（二）发展地区县域经济与特色产业的互动关系

在发展地区，县域经济水平已经发展到一定的水平，特色产业的发展已经成为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因此，在该地区如何更好得发展和升级特色产业成为大家关心的话题。

1、发展地区特色产业萌芽阶段

以栾城县为代表，该类地区除了需要引进创新型人才外，还需要创建县域特色产业所需要的区域经济环境，如公用设施、道路等硬环境，以及金融、信息服务等软环境。

2、发展地区特色产业发展阶段

以定州市为代表，该类地区县域经济和特色产业的发展水平，企业要争取更多的市场占有份额，企业要进行自主创新，建立以关键技术支撑的自主品牌，这样才能真正打造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同时来促进县域特色产业的升级。

3、发展地区特色产业升级阶段

以高碑店市为代表，该类地区特色产业已相对成熟与完善，因此，要鼓励和扶持本地具有一定规模和技术创新实力的企业实现向具有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高产品的升级，并通过示范作用，带动其他企业的转型，并通过技术学习，逐步培育特色产业技术创新源，实现自己的升级发展。

（三）落后地区县域经济与特色产业的互动关系

在落后地区，县域经济水平比较落后，特色产业数量不多，并且特色产业的发展水平都比较低，没有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因此，在该地区主要解决如何培育和发展特色产业。

1、落后地区特色产业萌芽阶段

以肥乡县为代表，该类地区没有特色产业，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很低，因此要充分利用现有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强调专业化生产，培育特色产业，引导产业发展。

2、落后地区特色产业发展阶段

以南宫市为代表，该类地区特色产业内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市场开拓能力能力差。因此，加强与大企业之间的交流合作，提高自身能力，塑造自身品牌，从而提升整个县域特色产业的竞争力。

3、落后地区特色产业升级阶段

该地区县域特色产业发展水平还很落后，还未达到升级阶段，需要通过落后地区发展阶段的县域特色产业的发展，来使该地区的县域特色产业具备一定的竞争优势，出现了产业集群，为产业的升级积累了一定的创新资源。

参考文献：

[1]薄锡年.培育和壮大特色产业集群促进县域经济发展―以河北省为例[J].改革与战略. 2010

[2]路富裕.把特色产业做大做强[J].探索与求是.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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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讲，投资也是储蓄，而储蓄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未来的消费。投资结构是否合理或达到最优，要看它能否满足未来的消费结构。消费结构通过生产过程又与各产业的增加值结构即产业结构相联系。因此，投资结构的调整优化与未来的产业结构发展趋势密切相关，本文将未来产业结构的变动趋势作为投资结构调整优化的目标。

“十二五”时期投资结构调整优化的方法思路是，第一步，对“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做出判断，进一步根据相同发展阶段的国际经验和我国的具体情况，对“十二五”时期我国的经济增长率以及产业结构的变动趋势做出估计，进而推算出“十二五”时期各年GDP总量和各产业部门增加值。第二步，估计未来我国储蓄率和投资率的变动趋势，进而推算出“十二五”时期各年可能的投资供给总量。第三步，根据各产业增加值与投资规模的数量关系，估计“十二五”时期满足产业结构发展目标要求，各产业所需的投资规模以及投资总需求量。第四步，将上述计算出的投资总需求量与投资总供给量进行平衡和调整，最终得出满足预期目标的投资结构。

二、投资结构优化目标的确定

（一）经济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变动的国际经验

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了30多年的快速增长，人均收入有了很大的提高。2001年我国人均收入超过1000美元，成为中低收入国家，2010年跨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估计到2020年我国人均GDP将超过12000美元，将成为高收入国家。从人均收入的发展历程看，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的发展可以概括为两个阶段：1978―2000年经历了由低收入向中低收入发展阶段；2001―2010年经历了由中低收入向中高收入发展阶段。未来十年我国经济将经历由中高收入向高收入发展阶段。

我国2000―2010年人均GDP的发展历程，大致与上世纪日本50年代、韩国6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中高收入组60年代至70年代初期的发展历程相当。未来十年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将相当于上世纪日本60年代和韩国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的发展阶段；相当于中高收入组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的发展阶段。

日本、韩国和中高收入国家的经验表明，一般来说，经济体在由中高向高收入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处于转型期，第三产业比重以较快的速度上升，第二产业比重保持基本稳定或开始向下调整，第一产业比重继续呈下降趋势。

（二）“十二五”时期我国产业结构变动趋势判断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产业结构变动的总体趋势与日本、韩国和中等收入国家同等发展阶段基本相同，第一产业比重持续下降，第三产业比重呈上升趋势，第二产业比重呈波动上升趋势。

与同等发展阶段的日本、韩国和中高收入组相比，我国产业结构的一个显著不同点是，我国第三产业比重低于第二产业比重，而日本、韩国以及中高收入国家第三产业比重都要比第二产业比重高，这表明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相对滞后。“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将经历由中高收入向高收入发展阶段，国际经验表明，这一时期第二产业比重一般保持平稳，第三产业比重上升。参考国际经验以及我国第三产业比重较低、发展滞后的情况可知，“十二五”及以后时期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我国第三产业将会得到较快发展，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将呈快速上升趋势，第二产业比重将有所下降，第一产业比重将继续呈下降趋势。

三、“十二五”经济增长率估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制度变革极大地改善了资源配置，解放了生产力，将我国的经济增长率从改革开放前的6%左右提高到目前的近10%。学界将我国潜在增长率判断为9―10%。从理论上讲，潜在增长率是一个经济体在既定资源和经济社会环境约束下，充分就业条件下所能实现的增长率，由可持续的资源供给及技术进步变动速率决定。当资源约束与经济社会环境发生变化时，潜在经济增长率会随之变动。

1978―2008年我国资本存量的实际平均增长率为13.3%，劳动力增长率为2.2%，分阶段看，资本和劳动力的增长率呈下降趋势，2000―2008年资本存量和劳动力的增长率分别为11.6%和0.9%。随着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储蓄率将有所下降，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也将会逐步回落。

国际经验表明，一般来说，一个经济体从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储蓄率处于快速上升期，经济增长速度也相对较快；当从中等收入进入高收入阶段，储蓄率趋于下降，经济增长速度也会放慢。

“十二五”时期，随着储蓄率的下降，以及人均收入进入中等向高收入发展阶段，我国的经济增长率也会比以往有所放缓。运用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测算，并参考国际经验，估计“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在8%左右。

四、“十二五”时期储蓄率和投资率估计

（一）储蓄率估计

经济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影响一个经济体储蓄率水平及其变动趋势的因素很多，这些因素大体可划分为三类：一是趋势性因素，如人口结构和经济发展阶段；二是周期性因素，如经济周期的上升期或下降期；三是经济体制和政策等因素，如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制度、贸易政策等。

在影响储蓄率的诸多因素中，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是影响储蓄率变动趋势的最主要因素之一。上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劳动人口比重呈不断上升趋势，而储蓄率总体上也呈上升趋势，表明我国储蓄率的变动与人口年龄结构关系密切。我们判断随着劳动人口比例的下降，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储蓄率将呈下降趋势。

在影响我国储蓄率的诸多因素中，所谓趋势性和周期性因素实际上只决定储蓄率变动的方向，但真正决定我国高储蓄率水平（特别是高出日韩储蓄水平）的是我国的体制性、政策性因素。这些因素包括：经济资源、资产的占有结构、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以及汇率制度安排等等。“十二五”时期，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这些导致高储蓄的体制、政策性因素将得到改善，其中有些是政府正在致力改进的内容。

综合以上因素，“十二五”和“十三五”时期，随着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收入分配和贸易政策的调整，我们认为我国国民总储蓄率将逐步趋于下降。估计到2015年我国储蓄率从2010年的52.6%下降到48%，2020年下降到46%。

（二）投资率估计

我国国民经济中长时期存在结构失衡现象，即消费率较低，储蓄率较高，尤其是国外储蓄率（净出口率）长期为正，且上升到了较高的水平（2007年达到了8.8%），这已经给我国经济带来很大的问题，影响着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要求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推动外贸发展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提高转变。更重要的是，金融危机后，发达经济体将会进行结构调整，经济复苏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我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继续维持大规模贸易顺差的压力将非常大。因此，无论从国内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自身需求，还是国际环境，都要求我们进行“恢复内外基本均衡”的结构调整，未来一段时期净出口率应继续逐步降低。我们估计“十二五”期末净出口率将下降到1―2%的水平（内外基本平衡）。

根据上述储蓄率和净出口率的估计和判断，估计“十二五”期末投资率将下降到46.6%，比2010年降低2个百分点。

五、“十二五”时期投资结构估计

根据上述估计，“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增长率平均为8%左右，期末投资率下降到46%，由此可推算出各年GDP总量和相应的投资供给总量。根据“十二五”时期产业结构的发展目标以及各产业的ICOR估计，可推算出各行业的投资需求量。将推算出的投资总需求与投资供给量进行平衡和调整，最终得出供给量与需求量相平衡的且能够满足产业结构发展目标的投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