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成长阶段理论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济成长阶段理论，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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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企业成长 交易费用 知识

一、企业成长理论的思想起源

1、 亚当·斯密的企业成长思想

亚当·斯密（1776）在《国富论》中指出，“劳动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以及劳动力在劳动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并进一步指出，“引出上述许多利益的分工，原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果，……它是不以这种效用为目标的一种人类倾向所缓慢而逐渐造成的结果，这种倾向就是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 [1]斯密有关企业成长的思想可以概括为市场规模和分工程度决定了企业成长，即不同行业因分工不同，企业成长的机会将不同，因而市场--技术结构决定企业成长及其规模。

2、马歇尔关于企业成长的论述

马歇尔将企业成长的因素归结于“外部经济和内部经济”。[2]所谓外部经济是指企业成长有足够的外部市场空间；内部经济则是指企业内部的制度和管理能够带来较高的效益。假如企业一切尽如人意，企业最终可以成长到某一行业占垄断地位。但马歇尔并不认为企业成长一帆风顺，企业的成长很大程度受到创办企业的企业家个人的生命和能力的限制。在创办人的寿命结束之前，使用一种更有效的制度安排，有可能突破企业成长与企业家个人寿命有限这一障碍。

二、传统企业成长理论的主要观点

1、交易费用理论的企业成长思想

科斯（Coase，1937）在其著作《企业的性质》中提出，企业与市场是两种不同的、并且可以相互替代的资源调配体制。市场上的交易是由价格机制，即“看不见的手”来协调的；而企业是将许多原本属于市场的交易“内化”了，即资源调配的动力由行政“权威”取代了价格机制。并指出由于存在着“管理收益递减”的因素，企业将倾向于扩张到在企业内部组织一笔额外交易的成本，等于通过在公开市场上完成同一笔交易的成本或另一个企业中组织同样的交易成本为止。

威廉姆森从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效率三维度定义了交易费用，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企业边界确定的原则。[3]他认为，企业是一种连续生产过程的纵向一体化实体，这个连续生产过程的不同阶段之间如果通过市场交易关系相联系，就需要签订一系列的合约，而由于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签订的合约不可能是完全合约，这就给经济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条件，这样就会导致专用性资产事前投资不足的问题。为解决这个问题，企业会通过前向或后向一体化，把原来属于市场交易的某些阶段纳入企业内部，这种情况下的企业成长就表现为企业纵向边界的扩展。因此，威廉姆森认为，企业纵向一体化的关键因素是资产的专用性，资产专用性程度越高，纵向一体化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2、 产业组织理论的企业成长思想

美国经济学家贝恩把市场结构、企业行为和市场效果三个范畴和国家的产业组织政策联系起来，规范了产业组织理论的体系。他提出，在市场竞争中，市场结构（Structure）决定了该市场中企业的竞争行为，而企业行为（Conduct）则进一步决定了市场的运行效率，即市场绩效（Performance）。

以迈克尔·波特（Michael E. Porter，1980，1985）为代表的竞争优势理论学派，将企业竞争优势和企业成长归于企业的市场力量与产业拓展。波特将特定产业中的市场力量归纳为五种，即买方、卖方、竞争者、潜在进入者和替代品的力量。企业在产业内的成长取决于该产业内物种市场力量的对比，以及产业的发展状况。为了确定企业的竞争优势，波特提出通过对本企业的价值链分析，可以采用差异化、低成本和集聚三种战略。

三、现代企业成长理论的主要观点

1、彭罗斯的企业成长理论

彭罗斯对企业成长理论的主要观点有：第一，企业是“建立在一个行政框架内的各类资源的集合”，其功能是“获取和组织人力与非人力资源的赢利性，并向市场提品或服务”；第二，由于资源本身的不可分割性、资源间的不平衡性、理性和能力的有限性，企业因此总是存在未利用的资源。企业的成长便是不断地挖掘、利用资源的无限过程；第三，企业成长不仅仅指规模的扩大，更重要的是内部经济性的积累，规模经济只是成长经济的一种副产品。第四，企业扩张的方向必须从“继承的（inherited）”资源，即以前获取的资源，和从市场上新获取的资源之间的关系来理解[4]。

2、 爱迪斯的企业生命周期理论

爱迪斯认为企企业可分为成长阶段、再生与成熟阶段、老化阶段。成长阶段包括企业孕育期、婴儿期、学步期；再生与成熟阶段包括青春期、盛年期；老化与消亡阶段包括稳定期、贵族期、官僚化早期、官僚期和死亡期。爱迪斯认为，企业在其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都会面对不同的问题，企业必须克服这些问题才能顺利成长。

四、 企业成长理论的评析

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论证了分工和专业化对提高企业生产率的作用，但并未论及企业的本质是什么，更谈不上对企业成长问题做出系统的分析。马歇尔关于企业是一个生命有机体的论述引导了以后许多学者的研究方向，并指出企业成长是由企业外界环境和内部资源相互协调发展的过程。交易费用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企业的出现，强调合适的制度安排及制度创新对企业成长的重要性，并采用交易费用这个工具分析了企业最佳规模。产业组织理论和竞争优势理论也都局限于从外部来分析企业成长的制约因素，没有考虑到企业内部的资源差异对其持续成长的影响。以彭罗斯为代表的现代企业成长理论学派摆脱了企业成长追求规模经济的思维限制，指出企业成长追求成长经济而不是规模经济，并强调企业内部的独特资源是企业成长的根本推动力。这种理论着眼于企业内部资源，为企业成长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遗憾的是他们的理论并没有没有考虑外界环境变化对企业成长的影响，也没有说明如何才能有效地形成企业的管理供给，因而他们的理论也是不彻底的。

总的来看，现有企业成长理论在以下两个问题上存在不足：首先，这些理论对企业成长的研究都有所偏颇，没有能够清楚地阐明企业成长的路径问题。传统企业成长理论侧重于企业最优规模的确定，强调外部环境对企业规模的影响，而忽视了企业内部资源的作用；现代企业成长理论突破了企业成长追求规模经济的限制，指出企业成长应追求成长经济，但该理论又过于关注内部资源的作用，而忽视了外部环境变化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其次，这些理论都是基于市场竞争关系的企业成长理论，都是通过击败市场上的竞争对手来实现自身的成长，没有考虑都与竞争对手共同成长，即基于“竞争-合作”关系的成长。

参考文献：

[1]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14页。

[2] [英]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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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物流产业；物流成长；logistic模型；成长规律

中图分类号：F259.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409（2012）09—00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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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Logistics Industry Growth in China Based on Logistic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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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Quan—xi1， LIU Yan1，2， LIU Jia—lin3

（1.School of Management，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5； 2.School of Management， Changchu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2；

3.Schoo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5）

Abstract： This paper researches on rules of logistics growth. It analyzes key points of logistics industry development by logistic model.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18—year data points out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in China and offers theory support and principle of decision making.

Key words： logistics industry； logistics growth； logistic model； growth r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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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物流产业是物流资源产业化而形成的一种复合型或聚合型产业，作为我国第三产业中支柱型产业的物流业，已由过去的末端行业上升为引导生产、促进消费、拉动市场经济的先导行业。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物流业发展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2011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物流业健康发展政策措施的意见，从技术创新、资金扶持以及农产品等方面做出相关规定，以促进物流业健康发展。与此同时，有关物流产业的成长发展问题也开始受到广泛重视，并引起学术界的广泛探讨与研究。

在物流成长的研究中，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对于物流成长的各阶段研究也较多，但对“物流成长”的概念并没有统一认识和普遍认可的定义。Stock 认为物流成长应突破传统原则，拓展到其他领域，应将物流作为企业战略竞争优势的主要内容[1]。Mentzer与Kahn认为很多物流文献与研究缺乏理论发展、研究及应用的缜密的导向性[2]。Edward Neilan，Atkinson，Parker和Trepins等人从不同角度对物流成长也进行了研究[3～6]。本文认为所谓物流成长，是指物流活动经历形成、竞争、创新并逐渐成熟进化的演变过程，从单一职能向多职能及专业化进化，构成循序渐进持续变迁和创新的成长过程。从生态位的视角审视物流成长，可以看出生态位理论和物流成长有非常紧密的联系，物流成长过程中经历的阶段如同生态系统中生态位确定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创新、不断适应的过程。

物流产业的成长和产品成长一样都经历生命周期，对于产业生命周期的研究，主要有产业生命周期理论，是关于某个产业从产生到成熟整个过程中产业内规律发展变化的理论。这其中包括产业内企业数量的增加、市场结构的变化、产品创新变化等。上世纪70年代，William J Abernathy和James M Utterback共同提出A—U模型，80年代Gort，Klepper提出G—K产业生命周期理论，90年代Klepper，Graddy提出K—G产业生命周期理论。这些理论对于人们认识产业发展规律及演进有着重要的意义。

基于物流产业发展实践与理论研究的需要，本文采用Logistic模型对物流产业的发展规律进行研究，并结合我国物流产业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以期对物流产业发展的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2我国物流产业成长阶段的Logistic模型

我国物流产业经历了计划储运阶段（建国后～20世纪80年代）、概念引进阶段（20世纪80年代～90年代末）和物流产业成长期（90年代至今）。储运阶段没有物流概念，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以计划手段来分配资源，产品的销售是由计划安排的，企业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独立经营的实体，销售等环节相互分离，社会库存量大，物资周转缓慢，资金占用较多，给社会资源造成极大的浪费。

第二阶段，也就是1979年以后，我国实行了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政策，宏观经济环境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这一阶段是我国物流概念引进、启蒙和宣传普及的时期，对现代物流的认识及我国物流产业发展的认识和研究都不够，物流在我国还没有形成产业化规模。第三阶段，进入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我国经济体制逐步转型，经济总体实力明显增强，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加快，社会商品供应日益丰富，综合运输体系初步形成，供求关系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整个生产、流通和消费领域发生了深刻变革。本文根据我国物流产业的阶段特征，应用Logistic模型进行物流成长发展规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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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在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基础上提出对农业上市公司成长性的战略思考，企业成长问题是在经济学和管理学领域一直处于温热的研究话题，而对于作为农业企业排头兵的农业上市公司，其成长问题的研究应值得关注。

国家财富的增长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绝对离不开市场经济中微观主体——企业的发展，一定意义上国家的经济综合实力取决于企业的发展程度，而对于企业来讲成长问题又是企业问题的核心，因为一个企业如果失去了成长，就像失去了生命一样，一切无从谈起。企业的成长早已是经济学与管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但还不是理论界的主导问题，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企业，其成长性如何，是直接关系整个经济发展的品质的。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没有农业的现代化，没有农业企业的健康成长，就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真正实现农业强国、经济强国。农业上市公司是农业企业的排头兵、先行者，其成长性问题可以讲是农业企业发展状况和方向的航标，本文对农业上市公司的现状及成长问题，结合企业生命周期理论提出了自己的拙见。

一、企业成长相关理论简述

企业成长理论一直是西方经济理论和近几十年来我国经济学和管理界研究的热点，关于影响企业成长的因素有内部的、外部的、宏观的、微观的，而且随着经济发展和时代的变迁其侧重也有所偏移。当然，对于企业成长的理论也有了显著的成果。

企业成长理论首先应该是追溯到古典经济学中的企业成长论，主要的代表有：亚当·斯密、马歇尔、斯蒂格勒等，其主要观点认为：企业是经济社会中出现社会分工的产物，而且市场规模决定着企业成长的规模和数量，企业成长的基本动因是获取规模经济，规模经济本身是存在临界点的，超过了临界点，企业就会从规模经济演变成规模不经济，同时也就制约企业的成长。新古典经济学对企业成长理论有也进一步的研究，但可以讲也是静态的均衡理论，无法根本上解释企业成长过程。

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在1912年的《经济发展理论》认为：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动力和最根本的源泉在于企业的创新，这是对企业成长有绝对的指导意义。科斯1937年《企业的性质》提出关于交易费用的存在，与管理成本决定企业规模的大小。威廉姆斯1975年用资产专用性理论来分析企业成长等。近代关于企业成长理论涌现出：波特的竞争战略理论、科特勒的市场发展战略理论、彭罗斯的企业成长理论等一些演化经济学、规模经济学里关于企业成长的新理论，最新的理论还有核心竞争力理论、企业蜕变理论、学习型组织理论和企业再造理论等对企业成长从不同角度的深刻认识和研究。

关于企业阶段成长过程的理论有组织管理学家格雷纳（1972年）的五阶段论、费莱姆兹（1998）的七阶段论和爱迪斯（1997）的十阶段论。爱迪思在《企业生命周期》中认为，应该把企业看作是有生命的，企业有自己的生命周期，分为：孕育期、婴儿期、学步期、青春期、盛年期、稳定期、贵族期、撒冷期、官僚期和死亡期十个阶段。企业虽然生命长短不一，但在各个生命阶段可能会有类似的成长特征，抓住这些基本的共性，有利于分析企业所处的发展阶段，已便于企业采取相应的措施，尽可能延长自己的寿命。爱迪思把企业这十个阶段精确分类，认为企业像人一样，需遵从特定的成长阶段特征，只有在盛年阶段，人和企业才处于健康和财富的巅峰。把企业看作是有生命周期，便于把握企业在不同的生命时段，并有针对性地采取有效措施，尽可能延长企业的生命。

二、农业上市公司的现状

截止2008年末我国农业上市公司的数量达到51家，主营业务分布在农林牧副渔及种养等领域，属于粮油加工的上市公司有4家；经营水产养殖的上市公司有7家；经营饲料、种子生产的上市公司有13家；果蔬加工和畜禽加工的上市公司有7家；从事林业、其他种植业的上市公司有8家；属于经营农业综合的上市公司有12家。对于农业上市公司的地理位置分布比较零散，小范围相对集中，比如湖南、北京等地，由于农业相关农林牧副渔行业特征的资源性和地域性特点，农业上市公司在空间上的分布呈现出遵循消费市场就近、临近原则，便于材料供应和加工，节约成本。

三、农业上市公司成长的问题分析

1、农业板块上市公司整体成长不足

与其他行业上市公司比较，农业上市公司的资产规模总体水平与平均规模还有较大的差距，从股权结构，农业上市公司以小盘居多，国有股和发起人所占的比重较大。从农业上市公司数量上看，十多年来，并没有显著的数量增长，早些的四十多家除去因像蓝田股份一样或经营业绩不善倒闭的上市公司，至2008年也就是51家，当然从构成比例上，能有百分之七八十还是继续存续的上市公司，而且在资产总额经营业绩方面有了一定的成长；但总体实力、成长水平与平均水平有一定的差距，与高新电子领域的上市公司就差距甚大了；盈利水平、利润额呈现出的效益不佳，成长不足现状。

2、农业上市公司背农和非农扩张比较严重

一些公司为了上市借助“农壳资源”上市，可以带来政府政策上的优惠、新产品开发的资金、相关税费的减免退还等，但一部分上市公司在上市之后却把经营业务放在与农无关的经营项目上，企业的主营业务上与“农”相关的收入所占比例严重不足。与农的背离自然衍生了非农的扩张，部分上市公司涉足其他领域：创业投资、电子通讯、房地产等，甚至一些经济规模和经营业绩不佳的农业上市公司全资退出，如新中基的涉足创业投资，华龙集团涉足电子通讯，中牧股份加入房地产等。

3、没有把握农业异质资源的独特优势

农业上市公司在农业自然资源上具有典型的异质性，自然资源包括物种和环境资源，体现在自然资源的基础性，如果把企业看作是各种资源的集合体的话，那企业的成长就是资源的整合过程了。而目前农业上市公司应该说很多都没有注视到这点，只是一味地追求资本的相对收益，转移行业，未能把握农业行业异质资源得天独厚的优势。

4、没有对农业这个行业整体的战略认识

农业上市公司的数量在整个证券市场中所占的份额也仅仅不足5%，而要想在数量上有所突破，质量上有所提高，农业上市公司成长的提高就显得尤为重要；而对农业上市公司成长的关注，需要有战略的认识，对于农业上市公司成长性的评价，王青燕和何有世（2005）、冷建飞和王凯（2007）、王俊峰和赵晓涛（2005）等大批学者在已有基础理论的成果上，进行了不同角度的实证分析，尽管结果侧重有所不同，但显示出的其根本的就是没有对农业上市公司战略认识，从根本上找到长效的有利于农业上市公司成长的基本驱动力，发挥真正意义上农业行业排头兵的作用。

四、农业上市公司成长的战略对策研究

用企业生命周期理论来诠释农业上市公司的成长问题，想到了查尔斯·达尔文：“存活下来的不是那些最强壮的种群，也不是那些智力最高的种群，而是那些对变化做出最积极反应的种群。”适者生存的道理深刻揭示出企业成长的有效应对措施，归结起来，笔者认为就是对企业成长问题的战略对策。

1、树立对农业上市公司成长的战略理念

迈克尔·波特在《竞争战略》中指出竞争战略实质就是将一个公司与其环境建立联系，外部环境作用于企业内部，企业的成长关键在于企业对外部影响的应变能力。马云提出阿里巴巴要做102年的企业，是对企业成长的渴望和战略规划，试想如果没有这种理念上的战略规划，这个企业将会是鼠目寸光，绝无长久的发展，仅是昙花一现的生存。迈克尔·波特认为三种能获得成功的基本战略有：总成本领先战略、差异化战略和目标集聚战略。而对于农业上市公司战略理念的规划要集合农业行业特征，农业行业的异质资源和地域限制，对于总成本战略的实施在同行业之间足见优势并不很显著，倒是差异化战略与目标集聚战略显得至关重要。差异化战略包括与农产品生产加工相关的技术特点、服务特色，可以直接是顾客降低对其他方面的顾虑而使企业增加竞争实力；目标集聚就是要针对有效的、主要的特定顾客群或某相关产业链的消费群体，这样的话对于企业的成长是有利的且长效的。如蒙牛、伊利股份，形成以营养的乳制品为产品链的系列消费，抓住这条根本主线，不断开发研制新系列的产品，稳定了既定老客户，还一定程度地吸引新客户。

2、战略规划下的全面创新

韩国三星集团的口号“除了老婆、孩子，一切都要变”。变就是要创新，要适者生存的创新，创新包括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组织创新等系列的创新。对于农业上市公司来讲更是需要创新的，他与高新技术企业的不同，可能受农业靠天吃饭的影响，农业企业多少也存在着这样的现象，农产品加工、种植、捕猎渔业的行业都认为创新意义的大。试想在我们这个行业里异质独特资源的拥有，就应该有额外的附加值，但实际上是很少把握，就在于创新的严重不足。

创新是企业发展的原动力，是企业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力量，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创新理论，主要强调在生产和企业组织上的创新，其他的变革被看作是创新的社会效应，而不是创新本身。而在知识经济的现在，创新应该是个全面的创新，包括各方面的适应企业生存发展的创新。农业上市公司不断出现背农、离农的被动局面，根本原因在于对农业这个行业没有创新的认识，自然选择资本收益较高的其他行业，没用通过创新挖掘农业的行业潜能。

3、形成企业核心竞争力，正视成长中的蜕变

企业的成长，在战略规划下，就应该形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核心能力包括销售服务能力、产品创新能力、标准化能力等各种利于企业长久发展的核心竞争力。美国著名战略学家帕拉哈德和哈默将核心能力解释为“一组先进技术和谐组合”，这是一种综合的概括。核心能力应该能最终形成有绝对竞争力的产品，给企业带来收益，农业上市公司必须要培养建立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农业的异质资源决定农业上市公司应注重挖掘农产品的深加工，系列产品链，独特的原材料供应加技术创新的优势，必然能为农业上市公司带来高于一般行业公司的投资收益。

用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对农业上市公司成长进行透析，就要正视成长中的蜕变问题，蜕变是生物必然面对的现实，因为时间是引起成长和死亡的基本原因，而对于企业，在一定时间里死亡并不是企业的必然命运，也就是说一个生存了很久的企业同样可以保持的旺盛的生命。但并不是说企业就没有蜕变、死亡的选择，日本的藤芳诚一在《蜕变的经营：管理的基础认识》中指出，企业应该要进行战略经营，着眼于企业环境的变化，就是要进行有意识“蜕变”所进行的经营活动。但本文认为关键是对蜕变时期的认识，农业企业处于所在行业或生产领域的水平和发展阶段，自己的企业又是何种状况，对症下药，有的放矢，与此同时还需要国家政策对农业相关政策的扶持，这也是农业上市公司的特殊所在。

综上所述，深入挖掘更多促进这个深系国计民生但似乎被经济发展大环境忽视的领域——农业上市公司的发展，近些年对农业上市公司绩效、成长研究的成果从数量上和研究方法上都很显著，但任重而道远，有突破性的结合我国实际经济现状行之有效的理论和对策研究应该说还不明显，需要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的学者专家。

【参考文献】

[1]伊查克·爱迪思著,赵睿译：企业生命周期[M].华夏出版社,2004（1）.

[2]许晓明：企业成长——打造“百年老店”的战略选择[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3]陈琦、曹兴：企业成长理论述评[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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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经济力；包容性城市化；均衡型城市化；城市化模式

Abstract：Inclusive and equilibrium urbanization are the new modes and strategic orientations in China’s deeply urbanization processing. As the core of modern economy， financial economic power is the power to coordinate all kinds of new urbanization modes to express combination benefit：it committed to equilibrium type of urbanization to highlight its efficiency attribute，appealed to inclusive mode to reflect its fair attribute，merged inclusive and equilibrium and took into account efficiency and fair. By discussing financial economic power，inclusive and equilibrium urbanization，to explore new perspective of using modern finances to solve urbanization issues.

Key Words：financial economic power，inclusive urbanization，equilibrium type urbanization，urbanization mode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12）10-0019-07

一、引言

随着经济、金融在宏观、中观、微观层次日新月异的发展，二者互动关系日益凸显且不断强化与动态拟合，并逐步呈现出随场域差别而时空演变、发展的格局。在国家层面，国民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映射出宏观金融与货币金融政策发挥效力的身影；在区域层面，由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组成的发育程度不同的金融体系正优化或阻滞各地理及行政单元的资源配置；具体到城市，作为“市经济”要素市场重要组成部分的金融市场正通过支援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来振兴“城经济”，这是推进城市化经济运行的动力因素。除场域层次外，金融还从时间、体制等维度作用于国民经济巨系统、区域经济和城市经济子系统，其作用力在金融体系发育形成金融产业集群、中介以及完备市场的过程中，呈现出金融集聚力、中介力、辐射力等空间形态并通过发挥其正、负内部或外部效应以推动或阻碍处于各运行阶段的城市经济运行。诚然，金融与经济关系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它们主要基于虚实经济、经济学对金融问题的发现、金融发展理论、区域金融、金融地理以及空间金融等理论视角，争论于金融与经济究竟是需求拉动还是供给推动亦或交互作用关系，通过研究金融运行阶段、功能以及空间形态等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具体影响，深入诠释这种作用的大小和正负方向。毋庸置疑，上述成果从不同视野探讨了金融与经济运行的关系，涉及面之广、具体问题之多、研究方法之复杂让我们深刻体会到二者关系的复杂性。但纵观始终，金融对经济任意一种形式的作用方向与强度都能够概括地用具备大小和方向的金融经济力来诠释，它是对以往研究的高度抽象与概括、深入与细化。相似的，在城市化领域中用金融经济力能够描述金融对城市化的作用，其间接成果主要涉及金融支持与城市化发展、城市化的投融资困境与投融资体制，而尚未出现直接论及因城市化转型而产生的激励城市化选择新模式、调和并促成新模式实现的金融经济力的文献，这不仅为论文提供间接借鉴，更提出其研究方向与现实要求。

二、金融经济力：概念及形态

（一）金融经济力的概念及其内涵、外延

金融经济力是一个崭新的概念，现鉴于研究范围而作出如下定义：金融经济力泛指能够作用于并能够使经济蛋糕增大的、有效率的成长性金融活动对经济运行所产生的正向作用。观其内涵，金融经济力为虚拟性金融对经济运行有效的正向的作用。解其外延，首先依不同评价标准划分的有效率和无效率两种类型的金融活动分别作用于经济会产生不同效果。其次金融活动是金融经济力的主体，其外延包括金融要素、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发展水平、金融企业或产业的空间形态与布局。经济运行是受体，在不同划分标准下不仅包括本地与异地经济、国民经济、城市化经济、区域经济，还包括城市化、城市系统、社会体系等。再次，在效率层次上金融经济力是有效推动经济运行的金融活动。在空间维度上，有效的金融活动既能够对本地经济增长发挥乘数效应与辐射效应，也能够随虚拟经济的灵活流动而向区外扩散与辐射，这种区外辐射将产生溢出效应。因此，金融经济力具有体制和效应两种作用形式，前者囊括市场和政府作用渠道而后者则包含内部性和外部性。进一步的，金融经济力因起效领域和协调对象不同而兼具效率属性和公平属性。这一概念外延固然广阔，但论文研究范围却是金融对城市化及城市化经济运行的正向作用，即有益于协调城市与城市化关系、促进二者可持续发展、调和包容性和均衡型城市化新模式的金融经济力。

（二）金融经济力的形态

1. 金融运行曲线。如果说金融经济力的主体是具有正向效应的有效率的金融活动，那么要真正理解这一概念就必须厘清哪些金融活动有效率、哪些无效率，然而金融虚拟性为这一判别过程笼罩了神秘的面纱。诚然从现实角度识别相比于从理论视角划分更加困难，但从理论上认知即便过于理论化也能够贡献于现实研究，故而借助于发展经济学对经济运行过程的理性描述，将（广义）金融由产生到强大的过程分为金融增长（量性）、发展（质性）、成长、包容性成长四个阶段，依照各运行阶段金融活动质性发展比例多寡将有效率的金融活动在理论上划分出来。具体来讲，金融在每个运行阶段都体现出质性发展与量性增长不同比例的组合：在从无到有的量性增长阶段，金融活动大规模扩张，由金融增长速度带来的边际收益大于质量提高带来的边际收益，质性发展需要建立在量性增长基础上；在质性发展阶段，源于上一阶段对社会资源的快速虹吸引致资源刚性瓶颈凸显，在不影响其他领域发展的条件下无力继续支撑金融量性增长，故增长比例缩减、速度放缓，应转变资源利用方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以确保质性发展；成长阶段的金融“量”在完善的金融结构与功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环境中迅速扩张，这种扩张相比于上一阶段粗放型增长更突出集约性，金融活动在规模和质量上均有所突破；在包容性成长阶段，质与量按照协调的比例协同发展。在金融市场进一步完善的同时，包容性普惠型金融服务和机构的诞生调节了金融运行中的非包容因素。如果说非包容金融是一种不公平的金融运行模式，那么包容性成长型金融突破这一瓶颈的过程也是“金融力”在初次调节重效率的基础上，通过再次调节实现公平的过程。由此可见，金融结构优化、市场完善的质性发展是金融效率提高的重要条件与表现。因此一般来讲，金融运行在量性增长阶段、质性发展阶段、质与量协调成长阶段和包容性成长阶段的效率依次提高。

如图1：纵轴G表示金融增长，是金融量性成长的方向。横轴D表示金融发展，是金融质性成长的方向。具体来讲，A为坐标直角平分线上的点。以A为界，在曲线1上的点向曲线6运动形成轨迹的纵坐标高于横坐标，反映金融量性增长快于质性增长。连接原点与A点所呈现的斜率较大的凸弧，揭示了金融运行过程的量性增长阶段。金融在量性增长阶段的量性成长快于质性成长，金融活动、要素、市场及资源规模迅速扩张但结构简单或发展缓慢。这一增长如果超过金融体系所能吸纳范畴（假设为曲线6），就会激发对以金融结构调整为表征的质性金融运行需求，因为建立在非质性成长基础上的量性增长将导致资源配置失调。金融向高水平推进，表现为曲线2的下半弧较曲线1的下半弧向更高水平发展，在曲线4上用AB弧表示质性成长快于量性成长的金融发展阶段。随着金融结构与金融量进一步匹配、协调，金融成长体现为建立在更高发展水平上的量的积累与扩张（表现为曲线3），在曲线4上以弧BC表示。可见，BC阶段即金融成长阶段的量性增长较质性发展阶段的量性增长速度更快。在曲线3的下半弧，质性成长与发展将引发新一轮的量性需求，金融资源、金融工具、制度、市场、组织等有待于扩容。假设曲线5是一条临界线，曲线4上C点以右的半弧为质与量高速成长阶段，称为金融包容性成长阶段。可见，曲线4刻画了包含四个阶段的金融运动轨迹，而曲线1、2、3则描述金融在各运行阶段的质性、量替成长形态即金融运行轨迹的本质。

2. 金融经济力曲线。金融的社会根植性决定其不可能脱离受体而独立运行，当金融作用于且受制于经济而产生金融作用力时，它的效率以及这种作用力能否被称为金融经济力将被重新考虑与定位。经济与金融既独立按照各自的轨迹运动又因一方需求而结合发展，在经济第一性条件下金融不断满足经济增长与发展的过程也是其自身由增长经历发展最终至包容性成长的过程。金融运行的过程根植于何种经济环境之中呢？或者说金融经济力的形成机理如何呢？首先，经济运行描述以产值为表征的实物要素创造过程，而金融则更多表现为无实物依托的未经物质创造过程的虚拟性突发成长。如果这种成长与经济运行保持适度的协调性，即在经济能够承受的范围内进行，则能够发挥金融正向作用成为金融经济力；倘若超出或滞后以致超越一定限度，就会激发经济泡沫造成资源浪费。这说明经济在为金融运行提供基础的同时也为其设置准绳以自主规避金融风险。其次，经济发展包括两重含义，一是经济领域的发展导致其他领域成长的结构变化，二是真实收入的增加扩散到所有经济领域的体制变化。从经济发展导致金融成长相融合的角度来讲，金融成长是经济发展结构变化的表现与组成部分。在国民经济发展藏富于民的背景下，财产性收入增加引致的金融成长反映收入分配机制，是经济发展体制变化的内容之一。再次，经济发展从各方面演绎了金融时空演变的背景，只有把金融放在一个分成部分与阶段而不是整块不分阶段的经济环境中研究（包括各层次经济构成、不同场域），才能充分体现“分立”这一货币金融理论的本质，从而将金融经济力剖析得更加透彻。

假设图2描述的是金融作用于城市化经济运行形成的金融经济力曲线。纵轴G表示金融与经济量性成长的方向，横轴D表示金融与经济质性成长的方向。从同一顶点出发的三条斜线是发展程度不同的经济运行约束线，从左到右依次为城市化经济量性增长、质性发展和包容性均衡运行三阶段，分别与三条金融线切于A、B、C三点。倘若金融与城市化经济量性增长的时期大致相同，在经济与金融总量的供求基本相等时就会出现切点A这一均衡点，在除此之外的初期曲线1上的其他点中：代表金融量性增长快于经济量性增长的点（曲线1上半弧），揭示了由于非包容性制度、准入限制使资金或资源游离于城市化经济运行之外的城市化非包容现象；代表金融质性成长快于经济量性增长的点（曲线1下半弧），则呈现为金融深化进而对经济提出结构重组、产业升级、对城市提出扩张规模等需求。这种现象多发生于发达国家。如果没有金融深化带动经济质性发展这一过程，金融与城市化的发展将在这一阶段停滞。反之，当其发展到与金融水平相当的B点时将再次出现均衡。倘若达到非B点之外曲线2上的其他点，则将重复上述过程；最后，在C点同时实现金融与城市化经济的包容性发展，金融经济力引导并支持城市化突破非包容瓶颈。如果金融运动轨迹在经济运行任一阶段超过曲线5或6即经济所能承载、制衡与充分享用金融的量性增长与质性发展的界限，都将出现金融过度深化，从而完全脱离实体经济、并最终产生泡沫经济的隐患。不同的是前者由量性激增引起，而后者由质性演变而生。这里的曲线4反应了金融作用于城市化经济由非均衡态到均衡态再到更高水平的非均衡态、均衡态的过程，称为金融经济力曲线，它既是狭义上驱动城市化经济实现均衡、高效运行的新动力，也是广义上描述金融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的运动轨迹。

三、金融经济力作用于均衡型城市化模式：侧重效率

前文述及金融经济力作用并受制于城市化经济运行，驱动城市化经济突破原有低效率运行阶段向效率更高的成长阶段演进。在理论上，城市化经济运行由非均衡到均衡的运行轨迹由金融经济力牵动得以实现，而城市化经济运行均衡态是城市化均衡的具体体现，可以说金融经济力推进城市化模式由非均衡向均衡实时转换，这也体现出金融经济力具有提高城市化模式效率的功能，反映其效率属性。

（一）金融经济力对城均衡的影响

城均衡是实现城市化均衡的必要条件之一，也是城均衡型城市化模式的内核所在。了解城均衡的形成机理，有助于深刻理解城均衡型城市化模式。

1. 城均衡的形成机理。在经济学上“城”是负载有水源、交通、建筑、通讯、能源供给、废物处理、公共服务等基本功能的非农业生产用及其非农人口生活用的资本化了的特殊土地。城均衡态是城的供给与需求相协调的状态，城的非均衡态则是二者不相协调的状态。了解城的供给和需求首先要从经济学而不是社会学视角考查：“城”的经济运行的基本内容包括城市土地经济的运行活动和市政经济的运行活动。其中，城市土地经济以城市地租为主要内容，城市土地的绝对、级差和垄断地租是指自然、经济和社会禀赋各不相同的城市土地随区位变化而呈现出类型和多寡各异的土地价格，它随城市利益主体对不同区位和类型城市土地利用的竞争性程度来影响城的经济运行效率。市政经济活动是由城市政府承担的、以满足城市居民生产和生活需求的公共服务，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按照经济学对需求和供给的定义，城需求是指企业或居民在某一特定时期，在每一个城市地租水平上愿意而且能够购买的城市土地数量，购买力来自于收入。城供给是城市不同利益主体对城市土地及其负载物的供给，供给土地的货币价值用地租衡量，在不同地租水平上相同收入的购买力不同。可见地租是影响城供求状态的重要变量，是土地市场上调节各种需求欲望，使之与需求相匹配的核心要素。此外，城市地租也被看成是利息的特殊形态。在非农产业具有较高有机构成的城市，利息是利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资本化了的城市土地所有者出让使用权所获得的流动性货币报酬。深层次理解城供求形成机理，有益于深刻探析城均衡结构。理解城需求形成机理的重点在于厘清生产性、生活性和投机性需求。其中，生产性需求是城市地租和城市产出的增函数，生活性需求是城市人均收入和城市地租的增函数，投机性需求是城市地租的减函数。

2. 金融经济力对城均衡的作用机理。城市土地是资产化了的土地，核心定价变量是利率。利率是城的经济运行与金融的结合点，也是金融经济力对于城均衡的调节点。城供求与金融从以下几个方面建立关系：首先，房地产市场既是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城的投机性需求的重要领域。投机需求激增、价格虚高引发的房地产泡沫本质上是金融资产价格超出价值而形成的金融泡沫的一种。其次，通常城市居民收入多用于消费、储蓄和投资金融工具。在金融市场发达的条件下，投资渠道便利一方面将引发投资热潮、提高个人的投机性需求，另一方面将降低贷款利率、拓宽融资渠道、提高企业的生产性需求。再次，加大金融支持尤其是拓宽金融服务覆盖面，不仅有利于改善市政服务供给，还有助于顺畅城市土地流转市场、理顺城市土地的供求。金融通过上述机制影响城供求结构，因此城的均衡分析理应加入与城的供给和需求都紧密相联的金融经济力。

如图3，R轴表示城市地租，U轴表示城市土地量，Us表示城市土地供给，Ud表示城市土地需求。在短期内，城市土地供给具有刚性，城均衡仅表现为城市地租绝对上升，这里的城市地租主要是区位型城市级差地租。在长期内，土地供给量随城市化进程和土地利用效率提高而增加，Us曲线右移至Us1。在更长的时期内，金融经济力带动城市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供给和城市规模扩张产生巨大的资金需求，而城市规模扩张又产生新一轮城市土地生产和生活需求，需求曲线由Ud1移动到Ud*。倘若该城市为大城市，城市发展水平已经很高且资源、服务承载渐满，无法提供与需求量相当的城市土地与公共服务，致使城供给曲线由只能由Us1移至Us*而不是更远，金融经济力引导“城”在更高的地租水平上实现均衡。这时城市地租上涨至白热化程度，高地租型城均衡模式实现。金融经济力具有推进城市化经济质性成长的能力，居高不下的城市地租缩减了城市发展空间，伴随金融包容性成长、市场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制度进一步完善，金融参与经济运行转移了各方主体对城市土地白热化的垄断竞争性投资取向，使土地得以与同样以利率定价的金融资产竞争发展，导致新一轮供求作用下城市土地的需求降低，城供给空间相对增大。如中图，当城供给空间增幅大于城需求空间增幅时，城市发展空间扩容，可持续发展有望实现，此时出现略低地租水平的城均衡。高地租水平和低地租水平城均衡模式都是金融经济力调节的对象。由于金融经济力独立运行以及与经济结合运行都存在由量性增长到包容性成长的效率提高过程，这一效率提高过程也是实现高效城均衡模式的调节过程。因此，倘若高地租与低地租型城均衡是在金融经济力量性增长阶段或者说其自身效率尚低的阶段产生，那么这两种水平的城均衡都是不稳定、不可持续的，城均衡也就未必有效率，图3右图中U才是稳定的高效率城均衡轨迹，它是城均衡的理想模式和长期运行趋向。随金融经济力效率提高而调节的不可持续的高地租型城均衡U1和低地租型城均衡U2必将向其收敛，因此金融经济力是实现可持续型城均衡模式的内驱力。

（二）金融经济力对市均衡的影响

“市”是由经济流量和方向、经济主体行为和交易结构以及相应的经济制度、组织和经济政策所表现的、反映一定社会经济关系的、处于一定空间方位的买卖场所或市场交易中心。市的经济运行由三方面基本内容组成：涵盖国民财产和资源的国民财富再生产与再配置、国民收入运动、社会资金循环周转的经济流量方面；城市各利益主体的行为方面，包括生产者的生产与投资行为，消费者的储蓄、消费与个人投资行为，城市政府的消费、投资与转移支付行为；囊括以农产品为主的消费品市场、服务市场、以金融市场为主的要素市场、房地产市场以及产权交易市场等城市市场的结构方面。市的经济运行的均衡点即为市均衡，也就是说市均衡是对市的供求相等时市的经济运行所表现出来的均衡状态。其中，市需求是指对城市“非城”产出具有需求欲望并能够对其支付的货币量，包括消费者、生产者和政府对城市产品的消费、投资；市供给则指在城市市场上打算售出的非“城”的商品价格量，包括中间投入品的转化价值和要素投入的增加价值两部分内容，以利润、储蓄、收入等货币形式表示。当市供求相等时出现市均衡，能够实现市均衡的城市化模式称为市均衡模式，按效率不同细分为可持续的市均衡模式与不可持续的市均衡模式。金融经济力参与市的经济运行，改变市均衡结构。

金融经济力对短期市均衡的影响机制按照其作用形式中的效应形式分为内部和外部机制，不同作用类型产生于城市不同的开放程度。在内部机制方面，假设城市是封闭的，市均衡轨迹取决于初始状态下的市供求和金融经济力作用于城市内部所引致的市供求曲线的移动。如图4，纵轴I、S分别表示投资与市需求、储蓄与市供给，横轴表示货币形态的市产品。在城市化快速成长初期，较低的利率水映在金融市场上就是金融资产价格较高，反映在信贷市场上就是企业贷款利率较低。随着城市化优势的发挥，市的需求激增表现为左图中需求曲线由上一阶段的I2平移至I*。与此同时，较低利率带来较低的储蓄水平，投资市场中投资主体高预期的待价而沽行为导致利润积累不多，因此主要由储蓄和利润构成的市供给由初始水平S1经S2增至S*，市供给增幅小于市需求增幅，这一时期在金融经济力内部作用机制下形成的市均衡轨迹为C1。当金融处于包容性成长阶段、在金融集聚形成正向辐射力时，借助于城市间金融市场整合使得储蓄投资转化更为顺畅，市场区域内城市之间相互影响产生市需求空间大于市供给空间的市均衡类型C1。伴随金融经济力推进城市化进程和外来人口移入，下一时期市供给增长空间大于需求增长空间从而实现C2型市均衡轨迹（如中图）。金融经济力随发育程度不同对城市化进程作用的大小也不同，调节C1、C2向可持续型市均衡轨迹C收敛（如右图），可完成短期市均衡模式由不可持续向可持续的转化，可见金融经济力也是实现可持续型市均衡模式的内驱力。

（三）金融经济力对城市化均衡的影响

城与市同时均衡才是实现城市化均衡并且达到城市化经济运行的均衡点，形成城市化均衡模式。城市化均衡模式是最稳定的可持续型城市化运行模式，金融经济力驱动不可持续型城均衡和市均衡向可持续型城与市均衡收敛，最终达到城市化均衡态。在城市化均衡点上，表示城供求的变量如城市土地供求、城市地租价格、市政服务供求以及衡量市供求的变量如投资、储蓄均实现均衡，即各方利益主体对城与市的供给和需求行为均达到制衡而无改变意愿的状态。城市化均衡的实现意味着以此为内核的均衡型城市化模式的形成，它是指在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化速度始终保持在边际聚集效益等于边际聚集成本的动态均衡点上。金融经济力是推进城市化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协调并修正不可持续的市均衡模式、城均衡模式以达成可持续的高效、均衡型城市化模式的内驱力。

四、金融经济力作用于包容性城市化模式：兼顾公平

金融经济力作用于城均衡与市均衡，协调二者同时均衡达成城市化均衡态，体现了金融经济力属性的效率层次。然而均衡型城市化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行为均衡而非数量均衡，这就存在金融经济力调节不到的城市化领域与社会问题。

（一）均衡型城市化模式的政策盲点

高效的均衡型城市化模式固然是我国未来城市化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现阶段城市化进程中由“非包容”引发的城市化矛盾却是政策无法触及的盲点。这些城市化矛盾包括：农业生产中存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如城市基础部门虽然紧缺低水平劳动者却排斥农民工进城的“市民行为”之间的矛盾、低效率城市国有成分经济部门融资顺畅与高效率非国有成分部门缺乏融资平台之间的矛盾等等。上述矛盾阻碍了城市化可持续进程，推进城市化亟待诉求于包容思想。

（二）包容性城市化与均衡型城市化——互为补充

践行包容思想的包容性城市化模式是人口、环境资源、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高度协调的城市化。均衡型城市化诉求于包容思想，与包容性城市化在对立中寻统一。例如，城市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供给满足户籍居民需要而未覆盖外来弱势群体，就是非包容性城均衡状态，因此包容思想是实现质性城市化一般均衡的重要条件。在非均衡向均衡型城市化转型的进程中，存在诸多非包容现象与对包容性的需求，同样在实现包容性城市化的过程中存在诸多非均衡因素与对均衡高效发展的诉求。可见，均衡也是实现质性包容发展的必要条件。融合均衡与包容城市化模式的优点、拟合二者作用领域需要诉求于金融经济力这一与两种模式都相关的作用机制。

（三）金融与包容性城市化契合点——非均衡金融

金融运行非均衡状态是金融成长过程中的特有阶段，非均衡金融是指金融市场、金融制度与政策供求不相等，或金融资源分布不平衡等所有非均衡发展的多元系统组合体。从包容的角度来讲，非均衡金融未必是高效率的金融类型，它作用于城市化经济产生的作用力，它是非包容性城市化在非平等金融服务享用权利方面的体现，是包容性城市化模式对现代城市金融大力修正的领域。包容性城市化模式是非均衡金融实现包容发展的必然选择，金融经济力也是实现包容性城市化的驱动力。

（四）包容性成长型金融经济力——两模式的协调机制

从金融运行效率角度而言包容成长型金融运行效率最高，附加城市化经济运行条件后的包容性成长型金融经济力是最有效率的金融经济力。实践证明，均衡型城市化模式效益的发挥需融入包容思想，但二者无法简单统一。金融由非包容到包容的转变是驱动包容性城市化实现的关键动力，那么包容性成长型金融经济力能否协调两种城市化模式以最大化政策组合收益呢？理论上按照起效领域及效果，金融经济力的属性分为效率属性和公平属性：推动城市化均衡注重效率所实现的包容性均衡就是兼顾公平，金融经济力在反映自身属性的同时协调了包容性与均衡型城市化模式，是实现二者高效组合的策动力。在金融经济力作用下，传统城市化模式转变为具有包容性和均衡型内核的城市化新模式，城市化曲线也因外来金融冲击而变得更加富有弹性、效率和公平特质。

如图5，S代表传统城市化路线，S*代表加入新内核的城市化曲线，横轴表示时间和城市化发展质量，纵轴表示城市化率和城市化数量，城市化转型始于初期对质性城市化的渴求阶段。向两轴做垂线可知：在传统路线下，初期城市化的质与量成长均不明显，中期数量增长严重偏离于质量发展，后期数量减缓、质量稍微提高，实现城市化量质转换耗时较长；新型城市化模式下，虽然中期城市化增长速度慢于传统模式，但是质性成长比例却更高，为后期质与量协调发展、进而为城市高效发展提供较大空间，实现高质量城市化用时较短，包容与均衡模式的组合政策收益得以实现。

总之，与其说金融经济力是实现包容性与均衡型城市化的驱动力，倒不如说金融经济力是超越简单“力”的概念的一种金融作用于城市的高复合抽象机制。包容性与均衡型城市化是我国实现深度城市化的新模式。因此注重在相应城市化经济运行阶段，适时发挥城市金融经济力的调节效应是实现我国城市化高效、可持续运行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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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自从有了经济学往后，对出产要素问题的研究不胜列举。各派经济学者对出产要素的用语纷歧，且概念的表述各类各样，但它是切磋经济学和商业理论的前提。

古典经济学年夜多没有清楚的出产要素的概念，甚至于没有明晰的出产要素用语。威廉·配第认为“所有物品都是由两种自然单元—即土地和劳动—来评定价值，换句话说，我们应该说一艘船或一件上衣值若干面积的土地和若干数目的劳动。理由是，船和上衣都是土地和投在土地上的人类劳动所缔造的。”“土地是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要素”。厥后，法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坎蒂隆提出“土地是所有财富由以发生的源泉或材料。人的劳动是它的形式”。据此可以揣度，配第和坎蒂隆虽然没有明晰提出出产要素的概念，但两人都认为出产要素搜罗土地和劳动，这就是所谓的出产要素二元论。法国经济学家萨伊将出产要素理论推进了一步，明晰使用了出产要素用语，提出了出产要素三元论，认为“产物是由人类所能把握的出产手段缔造出来的，即由人的劳动、成本和自然力缔造出来。”效用是经由过程出产要素的协同勾当和合力浸染出产出来的。无论何时何地出产都不能贫窭这三个要素。西尼尔原则上赞成萨伊关于出产要素分类的不雅概念，但与萨伊分歧，他用“节欲”庖代了成本。约翰·穆勒追随萨伊，把成本主义出产前提归结为出产的三要素，即劳动、成本、自然要素（土地）。与萨伊分歧的是，他认为惟一的出产力是劳动出产力，并现实上把成本出产力归结为特定出产体例下的劳动出产力。

与古典经济学分歧的是，新古典经济学有了清楚的出产要素概念，对出产要素的分类也更为切确。对出产要素理论进行专门研究的当推马歇尔，他用几乎一本书的篇幅专门阐述出产要素，认为“出产要素凡是分为土地、劳动和成本三类。土地是指年夜自然为了赐赉人类的在陆地、海上、空气、光和热各方面的物质及力量。劳动是指人类的经济工作，非论是体力方面的仍是脑力方面的。成本是指为了出产物质产物以及为了获得凡是被行为算作一部门收入的益处而储蓄的一切资本。”在此基本上，马歇尔认为成本年夜部门是由常识和组织组成的，主张把组织从成本要素中自力出来算作第四出产要素。由此可，马歇尔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集年夜成者，现实上提出了出产四要素论，进一步成长了出产要素理论，丰硕了出产要素理论的内容。

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对出产要素理论的剖析始终局限于出产要素概念的内在、分类、性质及其在出产勾当中的地位和浸染的考查。现代经济学关于出产要素理论的研究呈现了一个年夜的视角转换，把出产要素与国际分工、国际商业联系起来，考查了一国要素禀赋状况与一国介入国际分工体例的选择和商业模式的抉择二者之间的关系，斥地了出产要素理论研究的新标的目的。

1933年瑞典经济学家奥林出书《地域间商业和国际商业》，提出了其国际商业的要素禀赋理论，认为“每一地域在出产某些产物上具有优势，即该产物含有该地域拥有充盈而廉价的相昔时夜量的出产要素。”现代国际经济学的教科书把它叫做H－O定理，即一国理当出口该国相对丰裕和廉价的要素密集型的商品，进口该国相对稀缺和昂贵的要素密集型的商品。然而，要素禀赋理论仍然没有脱离斗劲优势理论的根基框架，只不外将劳动成本斗劲优势酿成了出产要素上的斗劲优势而已。正是以，迈克尔·波特在1990年出书《国家竞争优势》一书，提出闻名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在其打造国家竞争优势的钻石系统中，放在第一位的就是出产要素，波特将出产要素分为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常识资本、成本资本和基本行动措施五类，并将这些要素分成初级出产要素和高级出产要素两年夜类。与奥林分歧的是，波特关于出产要素与国际商业、国际竞争的剖析已不再是静态的，而是具有动态性质。

二、主导出产要素的涵义

综不美观出产要素理论的成长过程，关于出产要素的剖析尤其是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剖析存在两年夜问题：一是没有阐述出产要素的主次、口角问题。二是对出产要素的剖析根基都是静态的，现实上出产要素形式是成长转变的且成一个序列。这两个问题恰是本文提出国际商业的主导出产要素概念的根基起点。

所谓国际商业中的主导出产要素是指整体经济勾当和商业商品出产中所必需的并在出产要素序列中居于主导地位、对外商业中具有斗劲优势的物质或非物质要素。首先，商品出产中包含的出产要素多种多样，且成一个序列，跟着人类社会经济的不竭成长，出产要素序列也在不竭延迟，到今朝为止，这个出产要素序列为土地（或自然要素）－劳动－成本－手艺―打点―常识。

其次，一国出产要素序列中的出产要素有主次之分，本文区分为主导要素和非主导要素。顾功臣提出出产力主导性要素，并阐述了出产力主导性要素与制造模式分工成长之间的彼此联系关系。刘国武、李卫星提出常识企业的主导出产要素就是常识成本，并基于“概念格”理论进行了数学推论。但这些都不是本文基于国际商业剖析所提出的主导出产要素概念。就出产要素与国际商业之间的关系而言，波特将出产要素分为初级出产要素和高级出产要素，他已不雅察看到并阐述了分歧形式的出产要素在商品出产和财富竞争力形成中的分歧浸染，但划分过于粗犷，没有提炼出最主要的主导出产要素。国内经济学者洪银兴认为我国纯挚按照资本禀赋确定国际商业结构，狡计以劳动密集型产物作为出口导向，可能跌入“斗劲优势陷阱”。显然，这已充实熟悉到以分歧出产要素为主导的经济之间的重年夜区别。

每个国家在出产力成长的必然阶段，都有一个出产要素序列，这个序列中都有一个最多两个主导出产要素。美国从工业社会走向信息社会和常识经济社会，其主导出产要素是手艺和常识；日本虽然没有美国的领先优势，但其工业化水平远在其他发家国家之上，其主导出产要素是成本和手艺；中国经由三十年的更始开放，成本和手艺在经济增添中的浸染和地位日益凸起，但在此刻和此后相当长的时刻内，主导出产要素依然是劳动。

再次，从世界规模来看，一国出产要素序列中的主导出产要素应是该国对外商业中具有斗劲优势的出产要素。主导出产要素可以区分为国家主导出产要素和世界主导出产要素，国家主导出产要素必需是一国要素序列中要素密集度最高且在对外商业中具有斗劲优势的出产要素，但不必然是世界主导出产要素，世界主导出产要素代表了世界出产要素序列成长的最高或次高阶段。我们经由过程国际分工和国际商业的剖析会发现，每个国家都是以其主导出产要素介入国际分工和国际商业。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老是把其理论剖析严酷限制在两个国家之间，它剖析两国之间的商业基本是有用的，但在多国模子中要确定一国事实以何种模式参国际分工和国际商业却变得十分困难。若是以主导出产要素确定一国在多国模子的国际分工和国际商业中的位置将变得十分轻易。

最后，一国出产要素序列中的出产要素分为物质要素和非物质要素两类，与之相对应，主导出产要素也有物质要素和非物质要素之分。 等认为，社会经济成长要素分为物质和非物质的元素，但哪些是物质元素，哪些又长短物质元素没有声名。于刃刚、戴宏伟将出产要素分为传统性出产要素和常识性出产要素。本文将出产要素分为物质要素或实体要素和非物质要素，物质要素首要搜罗土地、劳动和成本。而非物质要素首要搜罗手艺、打点和常识。从人类社会经济成长的历史过程考查，无论是物质要素还非物质要素，都曾经充任过主导出产要素。

三、世界主导出产要素演进的历史考查

主导出产要素的历史演进要以地舆年夜发现之后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分工和国际商业的起头作为时刻起点，本文将这一时刻起点定为1700年。从1700年至今，首要成本主义国家的历史成长可以划分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三个时代。各个时代的主导出产要素是分歧的，但它依世界出产要素转变的序列进行历史演进。

（1）农业社会（1700－1850年）是指以农业、矿业、渔业、林业为财富的社会。这些经济部门，以耗损自然资本为主，可将其归类为第一财富，很较着这些财富受自然情形的影响；例如天色转变、土壤肥力下降、森林资本与矿山资本采伐、挖掘过多而储量削减等等对第一财富城市发生影响。丹尼尔·贝尔将其称为“对自然的博奕”。这一时代对应的是农业手艺，人类已完全进入农业文明，虽然从18世纪中叶英国起头了工业革命，但此时的工业革命仅限于英国，其影响还未波及到全世界。是以，这一阶段的主导出产要素是土地和劳动，一国在对外商业中之所能取得对别国的斗劲优势，在于该国拥有较多的土地财富和劳动要素，增添土地和劳动要素的投入成为产出增添的动力机制。

（2）工业社会（1850－1950年）是指以加工业、制造业、建筑业等部门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依靠机械多量量出产产物的社会。与农业社会对比，工业社会对应的是物理手艺，占有的地域较少。例如，欧洲与北美洲、前苏联、日本等国家已经履历过工业社会这一成长阶段。工业社会的工作主若是设计“人对于人造自然的策略”，工业社会人被机械牵着鼻子走，劳动高度严重，注重力需要高度集中。这一时代，从英国起头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到波及欧美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使机械年夜工业彻底占领了成本主义世界。“在工业经济的国家里，成长经济的方针是出产商品，其制约身分往往是成本。”是以，这一阶段的主导出产要素是成本，一国在对外商业中之所以能取得对别国的斗劲优势，在于该国拥有丰裕的成本要素，出产越来越多的成本设备。

（3）后工业社会（1950年至今）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它不是此刻西方社会延迟线上的工具，而是在社会、手艺组织及糊口体例等方面都形成了新的原则的一种社会成长阶段。哈拉尔认为，后工业时代搜罗两个接踵呈现的、与社会手艺和信息手艺的前进相顺应的阶段。这两个阶段长短常怪异的，所以每一个阶段又发生一个“处事社会”和一个“常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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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企业生命周期;高技能人才;成长阶梯

[中图分类号]F27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0)45-0045-03

1 导 言

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面临稳定增长与产业结构升级转型的问题,其凸显的是高技能人才供需严重不平衡的问题。对制约高技能人才成长的培养和鉴定模式上,学界和国家部门都进行了许多有益的理论探索和多元化实践。例如,针对社会鉴定高技能人才与企业实际需求不符的矛盾,国家积极推行“企业鉴定模式”――由大型权威企业自行培养与鉴定,国家认可颁布的一种新型高技能人才成长路径。这种既发挥大企业实力优势又满足其自身需求的“量体裁衣”式模式,是一种培养与鉴定体制创新的大胆尝试,适应了社会的发展。除此之外,还有“企业高校联合培养”模式、国家推动的高技能人才见习培养基地模式等,高技能人才培养鉴定路径越来越具有多样性。然而,对占据中国税收的50%,GDP60%,提供就业70%的中小企业的高技能人才培养与鉴定模式的研究与举措都见之甚少,直接制约了中国经济结构升级转型的步伐。本文结合中小企业成长的周期性和高技能人才培养与成长的阶梯性的特点,结合中小企业成长中高技能人才需求变化和社会供给的矛盾,通过“反证”的思维角度积极探索满足中小企业高技能人才需求的培养与鉴定模式的可能选择,为现实中国家举措提供理论参考。

2 中小企业生命周期和高技能人才需求

2.1 企业生命周期阶段的划分与判别

企业生命周期是分析企业一段时间内动态发展过程的一种参照模式,在一个连续的时间段内,依据一定的标准人为地将企业的发展划分为若干个阶段,通过研究不同阶段的特征,归纳企业从诞生到衰退的发展规律的方法。不同研究虽然选择的生命周期阶段的划分标准不同,但基本上都以Greiner(1972)的理论为核心,围绕着诞生、成长、壮大,直至死亡的这一主线确定企业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目前,通过对主要影响因素的确定,国内对企业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进行判别的经典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孙建强(2003)提出的关于企业生命周期阶段的界定方法。他认为收入增长率、市场占有增长率、科技成果转化增长率、成本降低率与规模扩张率是对企业发展影响较大的因素,并可以根据这些因素对企业的影响力分别赋予权重,据此确定企业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二是李勇峰(2004)等从总资产、无形资产、销售收入、现金净流量、生产成本、利润、R&D投入、运营能力等影响企业生命周期的因素来建立企业生命周期坐标系,根据这个函数关系描述企业生命周期系数随时间的变化。本文则依据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的资产规模、营业额、收入增长率等几个变量,将企业发展周期分为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

2.2 中小企业成长周期各阶段的高技能人才需求培养特点

中小企业在成长过程中,因自身资金规模和发展实力不断增强,对高技能人才需求呈现出社会招聘、委托培养和自身培养方式变迁。而从经济学理论上看,决定其最终选择的是其在各阶段的成本与收益的博弈过程。具体分析上,社会招聘成本C1、委托培养成本C2和自身培养成本C3间关系有:C1

(1)初创期 此阶段的中小企业资金实力、营业规模都比较小,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企业更多考虑的是生存发展的问题。而企业要想生存发展必须在竞争环境中具有自身的比较优势:或低成本,或新服务,或新产品。如果是低成本,那么此阶段企业去花钱委托和自身培养的可能性就比较小,更多会选择社会招聘;如果是新产品或新服务,那则需相应的专有的高技能人才,由于特有高技能人才薪金昂贵,企业可能会选择先找低技能再自身培养的方式。初创阶段的企业,主要关注的是降低成本和差异化自己产品服务,对高技能人才更多选择核心人才争取入伙加盟,非核心技能人才低招自身培养。

(2)成长期 此阶段中小企业产品服务较有前景,符合社会需求,市场不断扩大,企业更多考虑的是扩大员工和产品规模,但资金同样存在不足的限制。企业为扩大生产急需符合自身需求高技能人才,而周期又不能太长,这时企业会选择低成本招募现有的技能人才。此阶段,权衡成本收益,企业更乐于社会招聘或委托培养。

(3)成熟期 此阶段的中小企业生产已具规模、市场稳定,员工队伍也具有阶梯层次,企业主要关注点是提高效率、开发新产品、拓展新市场。这时候的企业具有了规模优势,已能负担自身培养高技能人才的费用,也可容忍漫长的成长时间,只要能获得符合自身需求的熟练高技能人才为企业开拓新产品新市场,企业都乐于接受。此时,企业会选择自身培养为主,委托培养为辅的方式。

(4)衰退期 此阶段企业产品服务落后不符合市场需求,市场不断被蚕食,面临着或死亡或蜕变的选择,企业关注的是求生延命。这个阶段企业与初创企业有相似也有不同。相似的是需求生存,不同的是其具有一定规模的熟练技能人才,资金也具有优势。但其面对的是技术老化和产品更新换代的现实,其要生存只能选择更具前景的新型高技能人才。此时,企业会选择高新聘请高技能人才。

3 中小企业高技能人才培养鉴定模式探索

中小企业高技能人才培养鉴定模式,是指中小企业中高技能人才的成长鉴定模式,即国家对中小企业中的技能人才授予高级技能职称的方法途径。中小企业因其在全国经济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决定了其高级技能人才培养鉴定模式探索的重要性,中小企业又因其发展规模等多方限制决定了其自有模式的特殊性。技能人才职称有初级技工、中级技工、高级技工、初级技师和高级技师五级。其中高级技工、初级技师和高级技师又称为高级技能人才。由以上五级职称的排列,我们可以看到技能人才的成长具有时间递进性,成阶梯状,我们称为技能人才的成长阶梯。

高级技能人才成长阶段可分为培养、鉴定两个阶段。培养主体主要是培训班式社会培养、高校职业学习培养、校企联合培养、政府见习基地培养和企业自身培养。鉴定主体是具有政府背景的国家各地职业技能鉴定中心鉴定和政府推动的大型企业鉴定。而中小企业高级技能人才培养鉴定模式的主要制约是社会培养鉴定满足不了其自身需求和自身培养鉴定又无资金技术实力的矛盾,所以其培养鉴定模式应在关注其自身成长需求的同时打通上述矛盾通道上进行探索。

中小企业成长的生命周期的特点,决定了其在不同阶段因人才需求而乐意接受的高级技能人才培养方式存在差异。结合其乐意接受的培养方式差异与现有鉴定模式的不同,我们来推行中小企业高级技能人才成长路径。其思路是:中小企业通过签订协议等方式委托大型企业或培养或鉴定,这样可以有效规避自身培养鉴定的高成本和社会培养鉴定的低技能的矛盾。但在具体推行上存在许多限制,首先,中小企业同大企业签协议时因信息地位不对称需较大谈判成本,其次,培养费和鉴定费因不具有社会化难以确定等。为了规避这种信息地位的不对称,我们可采用政府积极推动的集中谈判的方式确定。这时,当地政府可首先从本地选择具有“企业培养鉴定”实力的大型企业,授予其具有培养鉴定的资格。其次,由政府牵头根据大型企业培养和鉴定中所耗费的人员、器材等费用和一定比例费来确定中小企业委托大型企业的培养费Ca和鉴定费Cb。

在这种模式中,成长周期中中小企业高技能人才培养鉴定费用具有以下特点:初创期中,中小企业技能人才需求特点是高级技能人才入伙、招募低职称技能人才自身培养再委托大企业鉴定,只需支付鉴定费Cb。成长期中,中小企业选择社会招聘和委托培养方式。这时,社会招聘的只需社会或原企业培养鉴定,企业支付较低招聘费;委托大型企业培养鉴定需支付费用为培养费Ca和鉴定费Cb。在成熟期中,其选择自身培养或委托培养。自身培养支付费用为委托鉴定费Cb,而委托培养鉴定费用为Ca+Cb。在衰退期中,中小企业选择高新招聘高薪高技能人才,支付招聘费和高薪。

这样做的优势有,不仅解决了中小企业高技能人才成长困局,而且规避了中小企业与大型企业委托培养费谈判的信息不对称地位,另外,大企业也可通过集中培养鉴定的方式发挥规模经济作用,有效降低自身培养鉴定的成本,这可谓是“一石三鸟”的举措。

4 结 论

中小企业发展的制约因素是多方面的,资金筹集、技术创新、高技能人才培养都起着重要作用,本文则从中小企业高技能人才培养鉴定模式的角度入手进行了理论逻辑上的探索。关于高技能人才培养鉴定模式的研究同样众多,但基于企业动态发展中高级技能人才需求角度入手研究的极为少见,本文具备以上优势,具有重要参考意义。但在本文研究中,对中小企业成长周期具体划分没有给出详细标准,这个也是理论上有着争议的内容,但这不是本文重点,所以对本文结论影响不大。另外,在企业成长各阶段的高技能人才获取费用上的衡量也缺乏严密性,有待新的深入研究。最后,在推行中小企业高技能人才培养鉴定模式上,政府的主体推动作用不可忽视,如何在立法规则上具体界定这种新型高技能人才成长路径中的中小企业、大企业和政府地位,需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陈艳莹,高东.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研究进展述评[J].经济研究导刊,2007(5):28-31.

[2]马璐,胡江娴.企业成长各阶段人力资源管理战略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4(2):8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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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在低碳、环保倡议下，住宅产业化日益成为我国经济新的增长点，但当下的产业化进程却步履维艰。从理论上结合我国的住宅产业化事实进行分析，不仅可丰富我国起步较晚的住宅产业化现有研究成果，而且更清晰地阐述了我国在起步、快速发展和成熟阶段的住宅产业化发展历程。本文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就我国住宅产业化的发展困境，提出从政府、企业和公众等角度合理规划未来发展路径，以期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住宅产业化 发展阶段 思想

引言

我国是当之无愧的建筑大国，每年新建的房屋面积占到世界总量的50%，但我国无缘建筑强国，我国建筑能耗占到全社会能耗总量的40%。产业化住宅增加企业长期收益的同时，可满足居民的演化需求。此外，低碳经济的发展，劳动力优势危机，新型城镇化以及保障房建设等事实，凸显了我国实行住宅产业化的必要性。

不仅如此，住宅产业化在我国也具有可行性。我国近年来的政策措施激励了产业化进程，钢及其他原材料产量的增加为产业化提供了坚实后盾，国民收入的增加更新了住房观念，低碳经济的到来更是为我国的住宅产业化提供了契机。

我国住宅产业化发展历程

结合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美国经济学家Walt Whitman Rostow1960年在《经济成长的阶段》中提出有关经济发展过程的经济成长阶段论（五阶段），1971年又在《政治和成长阶段》中表述为传统社会、准备起飞、起飞、走向成熟、大众消费和超越大众消费六个阶段），可将我国住宅产业化的发展历程分为起步、快速发展和成熟三个阶段，如图1所示。

（一）起步阶段（1999-2020年）

起步即初步发展，比如政策、标准的制定，骨干企业的培育，技术研发与引进，生产线的投入与使用，规格化产品的生产与示范，主要突出产业化住宅的性能优势，为其快速发展做好准备。

（二）快速发展阶段（2020-2040年）

产业化住宅产品此时大规模出现，技术成熟，性价比优势突出，骨干企业向集团发展，住宅产业化格局形成并稳步走向成熟。

（三）成熟阶段（2040以后）

住宅产业化进入稳定发展阶段，增速放缓，住宅产品的性能与价格双优势已经得到消费者认可，住宅产业集团形成，市场期待新一轮的技术创新。

住宅产业化不同阶段的思想解析

住宅产业化作为一种经济现象，不同发展阶段体现了不同的经济思想，从理论上加以分析，不仅丰富我国起步较晚的住宅产业化研究现有成果，更加印证了住宅产业化在我国发展的大势所趋性。

（一）起步阶段

1.住宅产业化与后发优势。美国经济史学家Alexander Gerchenkron依据德国、意大利等国经济追赶的成功经验提出了后发优势理论。后发优势是后起国家在推动工业化方面的特殊有利条件。日本、美国、瑞典等国的住宅产业化经验值得借鉴，我国可以结合本国国情，利用后发优势，推动我国的住宅产业化进程。

2.住宅产业化与市场失灵。由于垄断、外部性、信息不完全以及公共物品等因素，价格的资源配置效率无法实现帕累托最优，导致了市场失灵，政府干预成为必要。

住宅产业化的起步在我国步履维艰，产业化住宅的造价比传统住宅高出40%，而且生产、技术以及制度的外部性明显，如果没有政府的技术、金融等政策支持，企业构建产业链以及进行技术创新的机会成本必然很大，动力受挫。此外，住宅产业的设计、安装以及部品标准、认证体系是住宅产业化健康快速发展的前提，而这些需要政府发挥积极作用（王晨，2009）。

原建设部等八部委在《关于推进住宅产业现代化提高住宅质量的若干意见》（1999年）中提出推进住宅产业现代化。在激励企业方面，科技发展促进中心2010年承诺将推荐优秀企业参与“万科住宅产业化示范基地”这一企业联盟型，并促其成为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从2010年开始，科技中心将支持万科集团每年开发一定比例的达到国家《绿色建筑评价标准》三星级标准的项目以及工业化方式建造的项目（伊西科，2010）。但我国目前的产业化进程仍然滞后于社会的发展，政府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3.住宅产业化与委托。委托理论源于专业化的存在，重在研究委托人如何在利益冲突和信息不对称条件下设计最优契约以激励人，这是过去30多年里契约理论最重要的发展之一。对有关住宅产业化的政策和标准等专业化问题，企业更有发言权。国家和企业在某种意义上形成了一种委托关系。以万科为例，2010年，万科与住建部科技发展促进中心实施战略合作，共同研究低碳建筑、住宅工业化等问题。此外，万科还以北京、上海等地的建筑项目为试点，承接建设住建部节能、绿色、低碳、住宅工业化示范项目。这种委托关系促成双方优势互补，有利于我国的住宅产业化进程。

（二）快速发展阶段

1.住宅产业化与交易费用。推进我国住宅产业化进程的一大难题便是产业链不完善，各环节标准不一，而标准化是产业化的前提。我国对建筑的标准化虽有参数，却形同虚设。2010年，万科发起成立住宅产业化产业联盟，纵向联合政府、承建、监理、构件厂、物流、建筑设计、科研院所等单位，横向联合更多开发商，预期实现产业化链条的标准化与组织化（伊西科，2010）。作为一种重要的产业组织形式，产业联盟可以形成较大的合力，为成员企业带来新的信息与市场，有助其提升自身竞争力。

交易费用决定了企业的存在，企业采取不同的组织方式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节约交易费用。交易费用理论认为产业联盟在一定条件下可节省成本，从而实现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合理的企业边界处于“边际组织费用=边际交易费用”的均衡点。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手段，产业联盟介于市场和企业之间，既可减少市场的交易费用，也可节省企业的组织费用。住宅产业的上下游关联产业众多，住宅产业化产业链合作产业联盟可减少市场交易中专用性资产不确定性的同时，专业化分工可避免企业内部投资带来的组织费用过大问题，在实践中应予以鼓励。

2.住宅产业化与技术创新。Joseph A·Schumpeter在《经济发展理论》中了提出技术创新理论。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实现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结合，并将其引入生产体系。住宅产业化符合技术创新理论，具体表现在：制造新的工业化住宅产品。采用新技术，生产机械化，集成化。开辟我国房地产业新的市场。生产的连续性以及生产物的标准化，工程建设管理的规范化要求住宅产品的上下游产业形成密切的产业链。逐步形成住宅产业集团，形成新的组织形式。总之，企业家的创新行为以及有效需求的创造必将在我国的产业化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3.住宅产业化与规模经济。作为现代企业理论研究的重要范畴，规模经济理论指在一定时期内，企业产品绝对量增加时，其单位成本下降，即扩大经营规模可以降低平均成本，从而提高利润水平。产业化住宅的建筑成本很高，一定程度上打击了企业的积极性。根据国外产业化住宅生产的成功经验，在产业化生产规模达到10万平方米以后，其成本是传统建筑成本的1.25倍；而在这之前，建筑成本将超过传统建筑成本的40%（沈思晨，2010）。住宅产业化的快速发展将助力我国的产业化住宅进入性价比优势阶段，如图1所示。

（三）成熟阶段

1.住宅产业化与竞争优势。Michael E.Porter认为，国家的竞争优势来源于要素条件、需求条件、相关与支持产业、企业战略四个基本要素，以及机遇和政府两个辅助因素。国家的竞争优势就是产业的竞争优势，优势产业是促成国家竞争优势的关键，而优势产业必定是生产效率高的产业。

我国传统的建筑方式发挥了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但生产效率不高。国家统计局数据指出，到2012年末，我国大陆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93727万人，绝对比重首次下降，且至少在2030年以前将逐步减少，我国的人口红利将逐步消失，劳动密集型产业将不得不向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化，而住宅产业化正是当下创造竞争优势的有效途径。

2.住宅产业化与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理论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重视经济增长数量的同时，更追求经济发展的质量。传统建筑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已然警醒人类，而实行住宅产业化便可减少消耗能源，减少废水废弃物排放等。可持续发展为住宅产业化提供了绿色、节能、环保的契机。住宅产业化正在发挥自身特有的优势，已经成为我国当下新的经济增长点。

总而言之，不论是在起步，快速发展，还是在成熟阶段，住宅产业化的实践都有夯实的理论支撑，我国实行住宅产业化有理有据，势在必行。

我国住宅产业化发展困境及路径选择

（一）政府的政策激励

首先，政府虽然已先后出台了许多推动住宅产业化的政策法规，但相关的激励政策仍然有待完善，建议在节能产品、技术的生产、应用和消费各环节，采取一定的财政补贴、税收优惠、贷款贴息等政策，鼓励住宅产业低碳发展（刘志峰，2010）。其次，鉴于我国目前还处于住宅产业化的起步阶段，尚在推广产业化住宅的性能优势，政府应该充分发挥企业的技术与市场、产品的先知先觉优势，积极促成政企合作项目，以助我国住宅产业化进程的推进。

（二）企业的审时度势

企业首先应该着力形成产业联盟，组建住宅产业集团，整合资源与协作研发的同时，加筑产业链优势。另外，契合当前我国社会的城镇化步伐以及保障房建设，企业应该努力发挥产业化的规模效应，克服产业化住宅的成本劣势，创建产业化住宅的性价比优势。

（三）公众的意识培养

鉴于传统住宅的主导地位，产业化住宅还没有被公众认知与接受，需要政府与企业的进一步宣传与导向作用。相信产业化住宅的性能优势必将赢得市场的青睐。

综上所述，我国的住宅产业化进程步履维艰，但住宅产业化趋势必要且可行。从理论上结合住宅产业化事实对之加以分析与肯定，并从我国当前的现实困境出发，寻求发展产业化住宅的路径，以期丰富我国起步较晚的住宅产业化现有研究成果的同时，对我国发展产业化住宅的实践有所裨益，从而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王晨.SST视角下的住宅产业化制约因素分析[J].山西焦煤科技，2009（5）

2.伊西科.万科十年“正果”住宅产业化[J].商务周刊，2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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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医药产业 产业生命周期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006-1533(2011)04-0193-03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医药产业长期处于稳定发展的阶段，整个制药行业生产平均增长率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增长速率。然而，相对于世界发达国家，我国医药产业发展还是处于较落后状态。目前存在的产品结构、创新能力、工业布局等方面的问题都将影响中国医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我国的医药产业如何可持续发展，如何使我国由世界医药大国发展为世界医药强国，本文就此从产业生命周期角度对我国医药产业进行研究。

1产业生命周期理论概述

产业生命周期理论的起源，可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雷蒙德・弗农(R. Vernon)提出的产品生命周期模型及其理论。1966年，雷蒙德・弗农为研究国际投资、国际贸易和国际竞争，基于M -Posner的“技术差距”理论，提出了“生产-出口-进口”的全球产业发展模式[1]。在假设国际供需平衡的前提下，依据产业从工业发达国家到后发工业国家，再到开发国家的顺次转移现象，将产品生产划分为导入期、成熟期和标准化期三个阶段。

后来，经过学者们的探讨和总结，使产业生命周期理论在各个分支的纷争和融合中逐步走向成熟。产业生命周期(Industry Life Cycle)是指一个产业从初生到衰亡，具有阶段性和共同规律性的厂商行为(特别是进入和退出行为)的改变过程。产业生命周期理论是借生物学概念来描述单个产业的产生、成长和进化的理论，是从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企业生命周期理论逐步演化而来的，是生命周期理论在产业经济学中的运用和发展[2]。现在一般将这个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初创阶段(导入期)、成长阶段、成熟阶段和衰退阶段。它通常用一条位于以销售收入为纵轴、以时间为横轴的坐标中的具有S型的曲线表示，该曲线包含产业生命周期的导入期、成长期、成熟期与衰退期四个阶段。当产业处于导入期时，企业数目小，产值比重低，管理不完善；当产业处于成长期时，该产业的产出在整个产业系统中的比重迅速增长，在产业结构中的作用也日益体现；当产业处于成熟期时，技术趋于成熟，市场需求缓慢扩大，市场容量相对稳定；而到了衰退期，技术落后，需求萎缩，产出减小。

2产业生命周期曲线

2.1产业成长拟合曲线

要确定一个产业究竟处于生命周期的哪个阶段是相当困难的。国内外许多学者选用拟合曲线分析法，利用特征值的变化范围来确定产业的生命周期。

我们选用皮尔曲线进行分析，皮尔曲线是1938年比利时数学家哈尔斯特（P. Fverhulst）提出的一种特殊曲线。后来，生物学家皮尔（R. Pearl）和瑞德（L. J. Reed）两人把此曲线应用于研究人口增长规律，被称为皮尔曲线。皮尔曲线是根据观察样本具有皮尔曲线变动趋势的历史数据拟合而成的一条曲线[3]。

皮尔曲线的数学模型：

yt=L/(1+ae-bt) （1）

皮尔曲线在图形上表现为一条对称的S曲线。即yt的值在开始时缓慢地递增，当增高到一定程度后，其增长速度不断加快，出现迅速增长的趋势，但在高速增长一段时间以后，增长速度又逐渐慢下来，最后使曲线不断接近水平渐近线（饱和水平线）y=L。

2.2产业成长阶段的定量划分方法

设yt是产业系统的产量（或企业数量、产业销售额等）等特征变量，参数L代表的是产业系统中产量增长的饱和值，b为增长参数。

假设医药产业是个永续行业，当t∞时，产业将最后缓慢地进入成熟阶段，本文不作医药产业衰退期的研究，即只考虑上升曲线，不研究下降曲线。曲线的拐点将出现在曲线方程的二阶导数和三阶倒数为零时。因此，通过推导可得出产业系统的产量（或企业数、销售额等）等特征变量的成长速度曲线和基本演化曲线及阶段划分（见图1，表1）。

2.3模型参数估计和曲线拟合方法

2.3.1线性回归

对方程（1）进行变换取对数，得：

ln[(L-yt)/yt]=lna-bt （2）

令：Y=ln[(L-yt)/yt]， A=lna

则方程（2）转化为线性模型：

Y=A-bt （3）

方程（3）包含了三个参数L、a和b。若L已知，则方程（3）为普通的线性方程，可通过最小二乘法求出参数A和b的估计值，最后通过适当的转换，得出回归曲线，因而问题的关键转换为怎样确定L参数。

2.3.2模型参数L的估计方法

估计模型参数L，常用的方法主要有拐点法、三点法和四点法等。这里主要采用拐点法[4]。

通过找出实测曲线(即用实测数据序列在直角坐标系中所绘的平滑曲线)上斜率最大或由凹变凸的点来确定拐点,由此估计L值的公式为：

L=2ym （4）

在方程（4）中，ym 为实测曲线上斜率最大的点的y值(令此时t=tm)。

然而,要找出实测曲线上斜率最大(或由凹变凸)的点(tm， ym)实际上是较困难的。现在讨论如何通过实测数据来确定ym。如dy/dt≠0，且t的增量|t|很小，则有dy/dt≈y/t。

这就是说在实测数据序列中，当|t|很小时，可由y/t来估计实测曲线上各点的斜率。比较各点处（除第一个点外）的y/t，则最大y/t所对应的y值即为ym，再根据式(4)估计L值。

2.3.3非线性回归

非线性回归过程可以获得皮尔曲线模型参数的最小二乘无偏性估计。利用SPSS软件，所采用的算法是Levenberg－Marquardt法。运用此法进行迭代时，必须利用上面方法先给出模型中各参数的初始值，即对于皮尔曲线模型，参数L的初始值可用拐点法取得，参数a、b可用线性化回归的最小二乘法估计值作为初始值，如此可以提高迭代的速度。

3我国医药产业生命周期曲线拟合

3.1数据的获取

利用《中国统计年鉴》1999年至2008年中国医药产业的数据对中国医药产业的工业总产值进行分析（见表2）。

3.2数据的处理

估计值L采用拐点法，取2008年的数据，得：L=7 875×2=15 750。

利用最小二乘法得出参数估计值，R2=0.97,回归方程的估计值均通过统计和计量经济学检验。

线性回归拟合曲线： Y=4.57-0.24t

通过计算得出a=96.4，b=0.24，以此值作为初始值，利用SPSS软件，采用Levenberg－Marquardt算法，得出R2=0.994，可见非线性拟合精度较高。

我国医药产业成长曲线为：

yt=1 640 854/(1+7 390e-0.20t)，式中t = 年份-1990

饱和值L=1 640 854，拐点值为L/(3+)=346 757，根据产业成长阶段划分的特点，我国医药产业处于形成期。

由模型知，我国医药产业已经形成，并处于产业生命周期的形成阶段，生产成本较高，市场占有率低，销售缓慢成长。当一个产业处于产业生命周期的形成阶段具有如下特点：该产业符合社会的需要，能为消费者所接受而获得生存的空间；该产业生产已经进入商业领域，具有一定的规模；该产业具有专利化的生产技术装备和技术经济特点。

4提升我国医药产业生命周期的建议

产业生命周期是具有阶段性的，当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各方面条件均成熟，自然进入产业发展的下一阶段。影响产业发展的因素有很多，如技术水平、市场需求、全球经济形势、环境、战争等，既有外部影响因素，也有内部影响因素。各要素之间也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既有表层影响因素，也有关键动力因素。综合分析，产业发展主要由技术、市场、资源、企业和政府五个要素组成。这五个关键要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只有全面协调好各要素，才能共同推动产业发展。

参考文献

[1] Agarwal R，Gort M. The evolution of markets and entry，exit and survival of firms［J］．Rev Econ Stat，1996，78(3)：489-498.

[2] 杨公朴，夏大慰.产业经济学教程(修订版)［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58.

[3] 芮明杰.产业经济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6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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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学前教育；心理学；要素

[中图分类号]G7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6-0603（2020）39-0140-02

学前教育心理学经过长时间的理论发展和实践探索，其逐渐形成独立、具有完整理论体系的专门学科。该学科最早单独成立于西方国家，而关于学前心理教育的相关理论资料，中国早在周朝就有记录，而较为著名、关于学前教育的历史文献资料为《颜氏家训》，其涉及的教育内容较广，体现了学前教育的相关理念。在现阶段的学前教育发展过程中，要区分幼儿心理教育与学前心理教育之间的区别，避免研究对象出现混淆。

一、学前教育心理学的相关概述

学前教育心理学最初起源于西方国家，随着教育心理学逐渐发展成独立的学科门类，学前教育心理学逐渐具有初步的系统轮廓。[1]教育学具备完整系统且正式独立的时间为19世纪中期，随着《大教学论》的问世，初步形成教育学的理论基础。[2]同时期，赫尔巴特在理论研究的过程中，提出了一个设想：教育问题可从心理学角度进行分析、探究。该理论观点、设想为教育心理学的发展提供思想雏形，也使得教育学研究带有哲学含义。19世纪末期，西方心理学研究实验室正式成立，该研究部门的成立也意味着心理学正式成为一门专业性、系统性的科学项目。心理学在早期的文献资料中，关于教育领域的著作主要有《初等心理学与教育》和《向教师谈心理学》。西方国家教育心理学建立的标志在于《教育心理学》的出版，该部著作在理论框架上将教育心理学与教育学相区别，使前者正式成为一门独立科学。中国古代关于教育心理学的研究文献早在殷周时期就有涉及，如《周易·蒙》在文献记载中描写了孩童对接受教育的渴望，从文字记载的内容上看，中国早期已初步认识个体的教育心理。在《礼记·内侧》记载的内容中，较为重视儿童的早期教育，以10岁作为接受教育的初始年龄阶段，并且在教育形式上注重儿童之间的个体差异性，提出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同时注重道德方面的教育。在宋朝前的朝代中，主要使用秦朝的教育模式。随着佛教、道教文化理论的兴起与发展，教育体制逐渐受到影响，教育学者在教育内容与形式上，实行兼收并蓄思想，将佛教、道教、儒家文化与先秦教育模式相结合，由此使儿童在接受文化教育的过程中，能够接受心理、内在等方面的教育。

二、学前教育心理学发展阶段研究

（一）初步形成与发展阶段

伊万·彼德罗维奇·巴甫洛夫作为俄国生理学家、心理学家以及高级神经活动生理学的创始人，其理论学说与早期行为主义相结合后，形成具有教育心理学性质的理论学说，即新理论學说认为刺激性物质在接触和产生联系的过程中，能够调整外在形态与内部结构，由此适应新环境与新物质带来的影响。从行为学的角度来看，外界因素所带来的刺激，对于个体的外在与内在成长具有较大影响。

随着认知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该主张理论与意识形态能够与学前教育心理学的认知主义相互结合，使得即成理论与新型理论相互融合，由此形成新的教育理论知识。[3]心理学研究专家皮亚杰在此方面的研究中，将个体的知识结构定性为同化、适应以及协调的过程。同领域专家布鲁纳则在相关理论著作中，认为认知结构属于主动汲取外界知识的过程，被动灌输知识的形式容易影响个体的内在成长。主动型的认知行为，其核心在于旧知识的更新，以及内外知识的相互结合。

学前教育心理学此前主要将重心放在智力培养的工作上。[4]在人本主义的发展背景下，不能只重视个体智力方面的教育，还应重视个体的情绪因素，以及内在需求等，确保个体在接受相关教育活动时，能够获得心理上的满足感。

（二）分离、独立阶段

直至20世纪80年代，学前教育心理学逐渐从教育学中分离，形成一门拥有完整理论体系、独立的科学门类。[5]20世纪80年代初，《幼儿教育心理学》在内容上，主要针对幼儿的教育情况进行了研究、论述，该项著作的出版也是幼儿阶段心理学发展的里程碑。由于学前教育心理学所研究的心理学要素较为宽泛，在研究内容与方向上与幼儿心理学存在一定差异。二者理论体系上具有相似性，但在研究对象上具有明显差异，学前教育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其年龄分布主要在0岁至6岁，而幼儿教育心理学所研究的对象，其年龄主要分布在3岁至6岁。在21世纪的社会、科技与教育等方面的发展过程中，脑科学逐渐成为我们重点关注的对象，其所带来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越来越大，而学前阶段作为学习能力培养、思维训练的关键时期，在该阶段内，儿童的脑部发育属于黄金时期，该时期外界因素能给予儿童内在更多刺激，使儿童在相关的内在引导上，获得心理与脑部的培养。

三、学前教育心理学的研究与实施意义

学前教育心理学作为专门性学科，在现代教育体系上，其早已成立专门的教育专业，用以储备学前教育心理学的相关人才[6]。从不同角度来分析，良好的学前教育能够给予个体和社会等有力的发展条件。从个体的角度来看，学前角度主要针对内在因素，即心理因素、性格因素、品格因素以及智力因素等，上述因素对于个人成长而言具有重要作用，一方面影响个体的价值观念形成，另一方面影响个体的智力水平与道德品质等。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完备的学前心理教育，对于社会安定以及持续发展等，能够提供稳定因素与发展因素。

（一）个体意义

对于单独的个体而言，其认知能力迅速发展的阶段为学前阶段，心理学专家皮亚杰在其相关理论与研究项目中，认为个体所具有的认知发展能力体现出持续性和阶段性等特点。个体在儿童2岁前的发展阶段中，主要依靠运动感觉与外界形成联系，作为初步的外界信息获取形式，对于个体认知能力的形成与提升具有重大影响，甚至在2至7岁的阶段中，对个体的前运算能力具有重大影响。根据相关研究结果显示，儿童在出生后，其智力水平开始升高，在10岁的成长阶段中，其智力水平的提升速度开始放缓，直到18岁青春期，个体的智力成长水平升到最高水平，而后的成长阶段中，个体的智力水平逐渐放缓并有下降的趋势。从相关研究资料中可以看出，学前阶段是个体智力成长的关键时期，在该时期内提升儿童智力水平能够获得较好效果。

学前阶段不仅是提升智力水平的关键时期，同时也是塑造人格品质的关键时期。人格品质作为个体素质的主要反映项目，在个体成长上具有不同阶段，每个阶段之间具有较为紧密的联系。最初阶段为儿童阶段，即7岁之前的阶段。该阶段能够引导学生形成友爱、责任感和团队意识等方面的良好品质，此外在个体情感与性格方面也具有较大影响。在大量的资料、数据以及实际案例的研究基础上，可以发现身心发展存在缺陷的儿童，其成长阶段存在多种要素的缺失，同时不良的外界环境也是导致儿童身心存在缺陷的主要因素，如教育与医疗设施的不完善等。部分7岁年龄段的儿童，在受到良好的内在引导与教育上，可以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项目，如一部分学前儿童对于普通学校所传授的知识，能够进行理解并练习。学前教育在实施过程中，能够针对儿童的内在心理与智力发展特点等，使儿童可以获得更多关注，使其在情感与内在需求上能够得到满足，避免学前儿童在成长过程中出现身心上的缺陷。

（二）社会意义

从社会角度来看，个体接受教育对于社会稳定与发展而言

具有重要意义。学前阶段的心理教育、引导以及价值观建设等，能够为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人才供给。从个体的角度上看，学前教育及其心理教育，能够在心理层面、精神层面以及品格方面给予个体良好教育，使其在智力等方面的内在因素成长中，能够以较高水平实现个人价值。学前阶段的教育质量对于个体后续的教育具有重要的奠定作用，学前阶段不单是智力开发的过程，也是个体综合素质塑造的重要时期。社会运转离不开科学技术、经济活动以及生产制造等，而人作为主要的社会个体，其受教育质量不仅影响到社会安定，还影响社会的未来发展。改善和创新学前教育心理学的实施形式，一方面能够使个体获得较好的个人成长经历，另一方面可以为社会安定与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对此，在当前的学前心理研究与工作实施过程中，需要不断加强理论研究质量与实施质量，由此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学前心理教育的实施水平。

篇10

从1980年法国社会学家Bourdieu提出社会资本概念以来，经济学界对社会资本的关注向两个方向在发展：一是从宏观角度研究区域性经济发展。1988年，美国社会学家Coleman认为，社会资本是产生优势利益的社会结构功能。这是第一次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与经济学理论结合在了一起，从而引起了经济学界对社会资本产生、发展、效用进行研究的兴趣。Putnam则对宏观社会资本如何通过凝聚力和关系网络来影响区域经济发展速度进行了探讨；二是从微观角度研究社会资本对企业经营和战略的影响。Burt专注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结构洞”理论，他认为，某些个体与其他个体发生直接联系，而与另外的个体无直接联系，这种无直接联系的现象就象是整个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空洞”，这就是“结构洞”。Burt认为，谁能与结构洞两端的个体（或组织）都建立起关系从而跨越结构洞，就可以同时运用二者的资源，并因此获得竞争优势。

国内学者对于社会资本的微观角度研究也较为深入。杨雪冬认为，社会资本在中国问题研究中之所以富有价值，原因有二：一是中国文化强调社会的优先地位，社会关系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特征使得西方学者用社会资本概念分析东亚和中国的经济发展原因时得心应手；二是对社会资本的研究倡导人本主义精神，有助于研究学者跳出理性选择范式和新古典经济学的桎梏，更加全面深入地理解市场经济以及建设市场经济所需要的社会道德基础和政治文明基础。我国学者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包括边燕杰、邱海雄就企业管理者背景与企业创业成功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以及其后张其仔对企业社会资本投资策略的研究，且后者更多地具有了“中国特色”。

很长一个时期内，学术界关于企业成长阶段性的理论研究较多地采用了Ichak.Adizes的研究结论。他把企业生命周期分割为孕育期、婴儿期、学步期、青春期、盛年期、稳定期、贵族期以及官僚期和衰退期。不过，他的分析思路基本上是围绕着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视角展开的，探讨各个不同阶段内企业成长障碍的表现，进而提出克服成长障碍的对策。20世纪90年代以来，理论界开始关注社会资本对创业和企业成长的推动作用，如Walker、Kougut和Shan借助于对企业社会网络稀疏化演进模式的研究，认为企业成长中选取不同的社会网络拓展模式将会导致不同的成长趋向；Abell、Crouchley和Mills通过对1955～1990年间英国私营企业创业成功率时序数列的实证分析，揭示了许多对创业型企业成功率产生影响的因素均可以纳入到企业家个人社会资本的分析范围。中山大学的王王君、姚海琳、赵祥把社会资本区分为个人关系资本和集群网络资本，研究了在相对静态条件下两种资本与获得创业成功之间的关系。

目前可以把那些持续型成长企业的生命周期浓缩为三个阶段：初创阶段（孕育、婴儿期）、巩固发展阶段（学步和青春期）和扩张阶段（盛年期）。笔者认为，社会资本可以区分为企业社会资本和企业家社会资本，其中，企业社会资本是指企业通过长期内部管理和外部经营活动在社会中所带来的普遍的信任关系和由此形成的社会网络。企业家社会资本是指由企业家个人经过长期的社会实践活动所逐步积累下来的个人名誉、社会人际关系网络以及其他的血缘、地缘和学缘等潜在网络关系。在企业成长的不同阶段，两种社会资本对企业成长起着不同的推动作用，它们相互交织、共同促进企业成长的进程。

2初创阶段：企业家社会资本为主导的企业成长

在企业创立初始阶段，企业家个人的社会资本对于企业生存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企业家社会资本有助于个体创业者实现创业构想。根据Burt的“结构洞”理论，初创期的企业，其个体社会网络组织是相当稀疏的，换言之，其社会网络结构中存在着大量的“结构洞”。这就使得企业面临着巨大的机会主义威胁。而从Granovetter的“弱关系力量假设”来看，初创期的企业，其本身弱关系就较为薄弱，强关系就更为稀少，也就是说，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缺乏最为基本的信任。为了实现交易，就必须付出大量的交易成本。从而，企业无法利用自身的社会资本运营，这就使得企业必须把企业家个人的社会资本“借”用过来，用以启动企业自身的社会资本运营。

二是企业家社会资本特性往往对于企业在成长初期发展战略的选择会产生巨大影响。在决定同样一个企业初期的发展方向时，技术出身的企业家、营销出身的企业家和具有政府背景的企业家都有可能做出截然不同的选择。所以，在这一阶段，国内外很多社会资本微观领域的研究都将企业家个人的社会资本等同于企业的社会资本来进行研究。

在企业成长的初始阶段，企业社会资本较为薄弱，一般需要借助企业家社会资本来帮助企业生存（克服机会主义）和发展（获取必要的发展信息）。更为重要的是，企业家个人社会资本是企业自身社会资本的启动资本，因此，慎重地选择合适于企业的企业家个人是非常重要的。作为企业家本人来说，深入地分析自身所具备的社会资本结构、明确自身社会资本的优劣势所在，从而确保制定出恰当的企业初期发展规划。

3巩固发展阶段：企业家社会资本与企业社会资本的均衡

在巩固发展阶段，企业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家个人社会资本的局限性（如网络的覆盖面有限）开始逐步显露出来。企业逐步走出企业家个人领导的氛围，非正式组织开始出现并变得愈发重要起来；企业在不断重复的生产经营之中也逐步形成了特定的企业文化，这种文化的组成成份是多样的，既有自上而下所形成的，也有自下而上所形成的。应当说，非正式组织和正式组织架构所形成的企业内部网络以及与之相关的凝聚力（信任）对企业来说是不可忽视的；而企业初期文化的积淀，更是将对企业未来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企业社会资本却在这一阶段开始出现，并被企业不断地加以利用，进而通过两种社会资本的共同作用，保证着企业快速成长的可能性方向。

3.1企业社会资本网络的多维化

作为企业家来说，其自身的社会资本主要是随着企业家早年的个人经历逐步积累，因而是多维的，但是，在企业的初创阶段，这种多维的社会资本只能有很少的、与企业经营密切相关的方面能够对企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其他维度则只能是在特定事件上起到辅助作用。随着企业自身资质不断升级、企业资历不断积累、企业广告有形覆盖和延伸覆盖，企业开始逐步以一个整体的形象出现在市场上，从而企业社会资本得以不断向社会经济领域的其他方面扩充，此时，企业社会资本也在企业家个人社会资本的引导下，成为一个“多面体”，每一个“面”都代表着企业生产经营所涉及的某一个市场或行业。与创业初期的企业家个人社会资本不同的是，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通过多元化战略或者是一体化战略来开拓新市场或进入新行业，它更多的是借助于企业社会资本在多个不同层面的同步拓展。

虽然仍然无法实现自我增长，但是当企业发展到巩固与发展阶段时，企业社会资本开始体现出与企业家社会资本在发展上的不同之处。企业与人不同，它在任何社会经济领域的生存和发展必须达到相应的规模以克服交易成本。但是，由于人参与社会活动的范围受到自身条件（比如社会地位）的限制，个人的“多面体”社会资本发展空间是有限的，相对而言，企业规模的增加所受到的限制就要小很多，因此，企业社会资本的发展速度在实现了多维化之后会迅速增长，其投入产出比也要远大于企业家个人的社会资本运营。从而，企业社会资本发展速度将超过企业家个人社会资本的发展速度。这种企业家社会资本与企业社会资本在推动企业成长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变化迹象，往往容易被企业高层经营者所忽略。

3.2企业社会资本受外部宏观文化的影响

企业社会资本在该企业成长阶段上表现出的另一个特点是，企业社会资本发展受到地区乃至民族文化的深刻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对企业成长的作用将随着企业社会资本逐步独立于企业家个人社会资本而愈发明显。

福山认为，所谓信任指的是“在一个网络之中，成员对彼此常态、诚实、合作行为的期待，基础是网络成员共同拥有的规范，以及个体隶属于那个网络的角色。”就企业而言，可以看成是利益相关者对企业实施机会主义与否，以及不实施机会主义的前提下出现失误概率的总体评价，这两个方面都会对利益相关者造成损失，从而降低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信任度。如果把企业的信誉看成是全体利益相关者的总体评价的话，我们可以用全体利益相关者对企业信任度加总来度量企业信誉。

3.2.1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信任度

f（x,y）=k1g（x）+k2h（y)

该公式中，f（x,y）表示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信任度，g（x）表示企业实施机会主义对利益相关者造成的损失，h（y)表示企业不实施机会主义时出现失误而给利益相关者造成的损失和表示利益相关者对企业实施机会主义与否的概率评价。f（x,y）值越小，表明该利益相关者对企业越信任。

3.2.2企业整体信誉的评价

F（x，y）=■Ki·fi（x，y）

该公式中，用F（x，y）来度量企业的信誉，fi（x，y）表示第i个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信任度，Ki表示第i个利益相关者评价的权重，这是与该利益相关者影响力大小相关的值。

至此，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模型完成了对企业信誉的描述。不难发现，一个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信任度评价带有偶然性，但是全体利益相关者对于企业信誉的评价（信任度加总）毫无疑问受到宏观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是通过每个利益相关者的k1和k2所表现出来的一致性反映出来。这就如同在一个西亚国家，某企业在合同规定的付款日期后10天才支付货款，可能不会对企业信誉产生影响，但在一个严谨的欧洲国家，同样的行为很有可能导致企业信誉遭受灭顶之灾。

无论是企业社会资本的多维化还是文化性，都存在一个由企业家个人社会资本和企业社会资本逐步过度以至平衡的过程。企业网络的多维拓展往往是企业家社会资本相对完善的领域，这一方式在企业社会资本达到可以自我复制演进之前，都是企业社会资本最主要的发展方式。同样，对企业家个人的评价，往往是利益相关者对企业评价的开始，而宏观文化对企业家个人行为处世的影响，显然是评价企业发展所必须考虑的因素之一。所以，处于这一阶段的企业应当努力在维护企业家社会资本的同时，追求企业社会资本发展，并努力使其均衡发展。

4扩张阶段：企业社会资本为主导的企业成长

在扩张阶段，企业已经完全成熟，并通过业已建立起来的社会资本逐渐地催生着企业的知名品牌、良好信誉、稳定客户群和强大和销售网络体系。此时，企业社会资本已经远远超过企业家个人社会资本，甚至它完全可以脱离企业家个人社会资本独立运营，企业已经完全能够以一个独立社会形象矗立在顾客和竞争对手面前，企业家社会资本在这一阶段仅能对企业运营起到辅助作用。

一是开始利用强大的企业社会资本来影响市场规则。随着各个“面”的拓展，企业的多面体已经膨胀到相当规模，而且由于品牌效应，“面”数也急剧增多，这一切使得企业社会资本由“多面体”逐步扩展成为一个“球体”，各个“面”之间产生相互支持效应就如同几何学定理所描述的那样，表面积相同，球体的体积最大。如果这个“球”的某一横截面大到可以覆盖某一行业或市场绝大多数的社会网络，那么依靠强大的社会资本，企业可以影响这些市场甚至行业的运营规则，使之更加适合于自身特点，而这种作用不是企业家个人社会资本所能够做到的。

二是企业社会资本与社会文化的交融进一步加深。随着企业规模的逐步扩大，企业社会资本所影响的领域也逐步扩大，也更加接近整个区域社会的核心部分。此时，企业社会资本所受到区域文化的影响就更为明显。

仍旧以企业信誉为例，目前，我国企业的信誉度普遍比较低下，类似拖欠这样的机会主义广泛地存在，这就使得整个市场的宏观社会资本含量很低，为了运转，市场的各个经济单位必须付出大量的交易成本，造成资源的大量浪费。不仅如此，由于中国文化传统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社会网络的核心是血缘、地缘、学缘关系，这些关系相对封闭，延伸的半径小，难以形成宏观意义上的认同和接纳。

对于如何看待文化对企业社会资本积累的不利影响，可以用博弈的观点来解释。社会资本研究学者很早就运用博弈理论来描述两个经济个体之间社会资本的形成过程：在囚徒困境中，一次博弈的结果是互相背叛，这种对双方来说唯一的占优策略构成了纳什均衡，从而迫使企业利用人际关系来克服“结构洞”。正如前文所述，这种人治缺乏延展的半径、交易成本高昂且过分依赖个人，无法长久地支持企业发展。但是，如果时间足够长，使得博弈可以无限制的重复下去，那么未来合作的期望将会超过被欺骗的损失，合作行为因而成为双方的选择，信任就此建立起来。同样，在重复博弈的接触中，双方会不断协调自身的行为并力求对方认可，规范成为这种协调行为的成果；而在重复博弈的过程中，随着信任的加深，双方开始努力使合作行为惯例化，并且，通过提供信息作为对这种惯例化的追加投资，而这种追加的异质性信息投资无疑能够推动企业成长，建立起较为密切的关系网络。所以，处在这一阶段的企业应当充分利用强大的企业社会资本来简化博弈，努力为自身创造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发达国家和地区所采用的由核心企业领衔的企业集群、企业协会正是这种努力的一大例证。

5结论

在企业成长的不同阶段，企业家社会资本和企业社会资本对企业成长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见附图）。这一发现的重大现实意义在于，企业应当根据所处成长阶段，充分判断两类社会资本的不同作用形式，从而更为有效地制定企业的发展规划。在企业成长初期，应当更多的根据企业家个人社会关系网络的情况来确定企业发展方式，并且可以考虑作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基础，而不能对别的企业成功经验生搬照抄；在企业的巩固发展阶段时，应当适当考虑企业社会资本的发展，而不能再完全依赖于企业家个人社会资本；当企业处于扩张阶段时，寻求更好的、更能接近社会政治经济活动网络中心的社会资本载体，从而更好地使企业社会资本快速拓展也就成为了企业快速成长的重要活动。

在研究过程中，关于社会资本对企业成长作用的分析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主要包括：

（1）如何利用政府社会资本推动企业成长。政府是一个天生的巨大社会资本的所有者，因为它能够无偿地接触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最为核心的社会网络。因此，企业也应当充分地利用这一载体来推动自身成长。但是，由于长期受到“官本位”的影响，以及权力在个人社会资本积累时的广泛介入，使得很多地区的政府缺乏服务意识，从而导致经济运行丢失了一条重要的高速公路。另外，少数企业利用自身的经济资源来非法换取政府资源，最终为法律所不容，反而在企业家社会资本（当事人的法律责任）和企业社会资本（企业声誉）两个方面都蒙受巨大损失。

（2）企业成长过程中的企业家个人社会资本传承。如何解决创业型企业成长到一定阶段后可能遇到的职业经理人与创业者之间的冲突业已成为国内外企业界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焦点。鉴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可量化性，传承的主要问题就是企业家精神的遗传和企业家社会资本的遗传。由于社会资本的传承对于企业成长，特别是家族企业的代际连续成长，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如何更为有效地传承代际企业家的个人社会资本就成为一个非常有实践意义的课题。

（3）核心员工流失对企业社会资本的影响。从企业社会资本来看，国内外学者对于社会资本的研究可谓“内外分明”，即对外研究企业关系网络的复制演进和关系演进，对内则强调企业内部非正式组织的社会资本通过凝聚力来影响组织行为。除对高层管理者或者高层管理团队以外，学术界对核心员工流失对企业社会资本损失的度量却很少加以研究。

摘要在分析国内外学者关于社会资本以及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的基础上，比较分析了企业社会资本与企业家社会资本在企业成长不同阶段的不同作用方式，它们共同交织、推动着企业成长可能的方向。

关键词企业社会资本企业家社会资本企业成长

“社会资本”最初是社会学的概念。1980年，法国社会学家Bourdieu把社会资本看作为是一种个人通过社会关系利用稀缺资源获利的能力，这种稀缺资源包括权力、地位、财富、机会、信息等等。由于社会资本的作用并不象物质资本、人力资本那样显性化，它极易被企业管理者所忽视。如果我们把社会资本区分为企业家社会资本和企业社会资本，则将有助于更加深刻地理解企业成长的内在推动力，也将进一步丰富企业成长理论。

参考文献

1李惠斌，杨雪冬.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2Granovetter，M.TheStrengthofWeakTies[J].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1973

3边燕杰,丘海雄.企业的社会资本及其功效[J].中国社会科学，2002(2)

4张其仔.社会资本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