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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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工业化进程;工业化;城市化

[中图分类号]F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10)09-0030-05

准确把握辽宁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在新的起点上实现科学发展、创新发展、和谐发展,打造更具竞争力的产业优势,更具影响力的创新优势,更具吸引力的环境优势,是全省人民对辽宁“十二五”时期的新期待,也是全面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的新使命。

一、辽宁总体上已进入工业化后期

工业经济替代农业经济成为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形态,被称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工业化进程阶段,它是现代化进程的必经之路。按照国际上通用的评价标准,对工业化进程采用人均GDP、三次产业结构、工业内部结构、就业结构和城市化率等5个指标进行综合评价。

1.人均GDP水平

人均GDP是衡量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状况的指标,也是划分工业化发展阶段的重要依据。按照钱纳里的工业化发展阶段研究成果进行比对,工业化进程以人均GDP水平划分为6个发展阶段。

钱纳里的结论是在美国上世纪70年代的数据基础上得出的。因此,需要将现在的人均GDP数值换算成1970年的人均GDP数值。2009年辽宁省人均GDP为34898元,折成美元大约为5100美元。参考其他相关研究成果,考虑汇率、人民币实际购买力及通货膨胀率的影响,2009年的人均GDP5100美元大致相当于1970年的1900美元。从这一指标判定,辽宁处于工业化中期后半阶段。

2.三次产业结构

西蒙•库兹涅茨等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工业化演进阶段可通过产业结构的变动过程表现出来。在工业化初期和中期,产业结构变化的核心是农业和工业之间“二元结构”的转化。工业化起始一产比重较高,二产比重较低;随着工业化的推进,一产比重持续下降,二产和三产比重相应提高,当一产比重降低到20%以下并且二产比重上升到高于三产时,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当一产比重降低到10%左右,二产比重上升到最高水平,工业化进入后期阶段,此后二产的比重转为相对稳定或有所下降。

2009年辽宁省三次产业比重为 9.4:51.9:38.7。第一产业比重已经降到10%以下,从这个指标判定,辽宁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第二产业的比重会逐渐转为相对稳定或下降。

3.工业内部结构(产出结构)

衡量工业化发展水平的工业内部结构状况指标,依据制造业增加值占总商品生产部门增加值的份额来划分。总商品生产增加值大体上相当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增加值之和,制造业增加值占总商品增加值的比重在20%以下为前工业化阶段,20%-40%为工业化初期,40%-50%为工业化中期,50%-60%为工业化后期,60%以上为后工业化阶段。

辽宁省相关统计资料显示,近两年制造业增加值占总商品增加值比重在65%左右,已经超过了60%的分界点,据此判定辽宁已经进入后工业化阶段。

4.就业结构

就业结构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劳动力资源的利用状况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参考中国社科院研究成果,采用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作为就业结构的衡量标准。

2008年,辽宁一、二、三产业就业比例为31.9∶27.5∶40.6。就业结构显示即将结束工业化中期阶段,进入到工业化后期阶段。

5.城市化率

城市化率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应该达到60%以上。据相关部门统计,辽宁的城市化率为60.5%,基本处于工业化中期与后期分界线上,已经达到了工业化后期阶段指标要求。

对辽宁人均GDP、三次产业结构、工业内部结构、就业结构和城市化率5个指标的分值,按照不同的权重,经过加权平均,得出综合评价指数,辽宁2009年工业化综合指数为70,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在中国社科院2005年《中国工业化进程报告》的研究成果中,辽宁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为63,位列上海、北京、天津、广东、浙江、江苏、山东之后,居第8位,处于工业化中期后半阶段。经过4年的努力,辽宁工业化综合指数大幅提高,现已进入到工业化后期阶段。

一般来说,在工业化后期,二产业比重接近最高水平,“重工业化”明显,即重工业或资本品工业的比重显著上升。工业化中后期是由工业高速增长向服务业高速增长的转折时期,产业动力则以高加工度工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引领产业升级的主要因素从由资本和劳动的投入转向技术要素投入,科技创新开始成为推动产业升级的主要动力。在各类需求中,生产需求、投资需求的增长是总需求增长的主角。资本投入仍然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但趋势逐步下降。消费作用逐渐增强,消费结构中,服务消费增长加快,交通、通信、文化娱乐等消费需求在居民消费支出结构中的比重不断增长。

二、“十二五”期间辽宁的阶段性特征

依据辽宁进入工业化后期的基本判断,结合国际国内的发展环境以及后危机时代经济发展的特点,“十二五”期间将是辽宁经济发展的高速增长期,也将是各类矛盾的凸显期。新旧体制相互交织,互为作用,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的过渡特征更为明显。

1.新一轮经济高速增长期

从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看,辽宁已驶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自2003年中央提出振兴东北战略以来,全省经济总量一直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2009年辽宁GDP超过15000亿元,财政收入1600亿元,固定资产投资13000亿元,利用外资150亿美元,人均GDP超过了5100美元,经济发展的某些方面已大体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相当。

从发展趋势看,辽宁已经站在了一个高增长的历史新起点。近年来,国家振兴东北政策的支持,辽宁自身发展战略符合实际,措施到位,不仅主要经济指标相继跨上新的台阶,而且经济发展协调性增强,经济运行质量提高,经济结构逐步优化,民生状况持续改善,呈现出又好又快的发展态势。未来几年,投资拉动效应还将继续推升辽宁经济的快速增长。从2008年起全省固定资产投资超万亿,今年预计接近2万亿。如此强劲的投资拉动必将带来相关行业的跟进发展,提升全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

辽宁是工业大省,具有雄厚的工业基础。随着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现代装备制造业和高加工度原材料工业逐步成为“主流”,过去曾是短腿的现代服务业和县域经济呈现出高速增长态势。凭借厚重的重化工产业优势和良好的产业素质,以及国家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在未来一个时期辽宁还将得到长足发展,这个势头不会减弱。按照辽宁多年来实施的“两个不低于”奋斗目标,“十一五”末期GDP有望实现17000亿元,“十二五”期间将会实现30000亿元的新跨越,人均GDP将超过10000美元。

2.沿海指向与城乡一体的发展格局

近年来,通过实施一系列的振兴战略和全省上下的不懈努力,辽宁的整体经济发展格局伴随着经济总量的跃升,与数年前相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一是辽宁沿海经济带上升为国家战略后,对东北乃至东北亚地区经济发展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不可小觑,将为辽宁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增添新的引擎。辽宁沿海港口是东北亚面向亚太地区最便捷的出海通道,“转身向海”的发展战略使辽宁沿海经济带形成投资洼地。一批临海临港产业基地初步形成,大批项目落地,这都将在未来几年为辽宁经济再次跃升提供基础保障。通过挖掘及整合沿海港口资源,辽宁以港航为基础的综合物流水平将迈向全国一流行例。

二是沈阳经济区作为全国最大的城市集合体,已经成为国家级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上升为国家战略。城市集聚、资源整合与区域协调效应又将是辽宁经济快速发展的有力支撑。按照沈阳经济区未来发展目标,5-10年后将建设成国家新型产业基地重要增长区,老工业基地体制机制创新先导区,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示范区,以新型工业化带动现代农业发展的先行区和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和谐发展的生态文明区。沿海经济带与沈阳经济区双双上升为国家战略,形成沿海与腹地互动的崭新经济布局,这对辽宁的发展有决定意义。

三是县域经济的强劲发展势头在“十二五”期间还将延续。2008年,省委、省政府提出“3年倍增计划”,实施县级扩权改革等措施,县域经济呈现跨越发展之势。2009年全省44个县(市)地区生产总值达6703.6亿元,比上年增长26%,比全省平均增速快了1倍。县域财力两年翻了一番,总量达到209.6亿元,增长42.4%,高于全省平均增幅25.1%。县域经济占全省经济总量的比重为44.5%,比上年提高了5.4%。

3.结构调整引领发展方式转变

在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之后,消费快速扩张,服务业迅速崛起,“消费主导――服务业推动”的组合逐渐成为新的增长动力。“十二五”期间,以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为引领,投资驱动的发展模式将逐渐向创新驱动转变,技术创新逐步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新能源、节能环保、高技术和信息产业,很有可能成为辽宁新的支柱产业。

今年伊始,省委、省政府提出了以增量调结构,在调整中扩增量,着力发展新兴产业、提升传统产业、淘汰落后产业,形成更具竞争力的产业体系的发展方向。按照这一目标,辽宁未来的新兴产业要在全国有竞争力,在世界有影响力。服务业尤其是生产业被确定为未来发展的重点,第三产业在全省经济中的比重将有大幅提高。夯实农业发展基础,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局面,也将在“十二五”期间成为辽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任务。

4.城市规模膨胀和城镇化建设提速

“十二五”期间,辽宁城镇化将呈现出“发力加速”的新态势。辽宁沿海经济带依托现有区域中心城市,重点建设大连、营盘、锦葫和丹东4大都市区。作为辽宁沿海经济带的核心,大连市提出了“全域城市化”的宏伟蓝图。营口市要在沿海160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推进城市化,打造百里滨海生态城。锦州的白沙湾行政生活区、盘锦的滨海新城和葫芦岛的北港工业区等也都在加紧建设之中。辽宁面向大海加快规划建设城市,一个功能完备、环境优美的沿海城市带,正与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沿海经济带一起成长。

沈阳经济区城际连接带上数座新城密集崛起,新市镇建设如火如荼。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镇化,省政府决定在沈阳经济区城际连接带上规划建设33个新城和新市镇。其中新城人口规模在10万人以上,新市镇人口规模在5万人以上,并且实现行政体制、用人机制、政府服务机制、投融资机制、土地管理机制等方面的创新,使其成为综合配套改革的示范城和示范镇。

5.要素制约问题日渐突出

“十二五”期间,随着辽宁沿海经济带、沈阳经济区的开发推进以及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对土地、资源、人才等的需求都大大增加。

能源和矿产资源的供求关系渐趋紧张,受到储量、生产能力的限制,其对外依存度会逐步提高,外部调入比例将持续增加。如2008年辽宁进口的铁矿砂及其精矿已相当于2000年的10倍,并且进口矿石的价格也在不断攀升,直接导致生产成本的增大。

辽宁土地资源相对短缺,人均土地面积、人均耕地面积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尽管目前辽宁工业用地和城市规划用地与沿海发达省份比,相对略为宽松,但随着沿海经济带和沈阳经济区开发开放的快速推进,土地紧缺的制约很可能会在“十二五”期间显现,要提前做好规划。

随着产业结构调整、产业不断升级,人才需求结构也在迅速变化,对高素质劳动力和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也将是空前的,辽宁现有人才供给结构还不能很好地适应这些新变化。

辽宁的高能耗、高污染产业相对较多,重化工产业和产品的结构特征决定了对资源环境的依赖和影响比较大。尽管近年来有了很大改善,但与其他省市相比,仍属于污染相对较高地区。产业结构的转变是个渐进的过程,“十二五”的经济高速增长,规模继续扩张,仍离不开现有产业优势。单位能耗污染可能会有所下降,但能耗污染总量仍将持续增大,环境保护任务更加繁重。

6.各类社会矛盾集中显现

做大经济总量仍将是辽宁“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广东、江苏、山东等沿海省份的经济总量已经具有了相当的规模,主要任务是调结构、转方式,而我们的总量不大,结构也有问题。在今后的特定时段里,辽宁经济发展仍然摆脱不了以投资驱动为主的赶超型发展模式。这就可能带来一些发展的矛盾,比如发展速度与发展质量问题,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间的矛盾,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分配结构不合理、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扩大等等,这些都会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

根据国际经验,“十二五”期间,很可能是辽宁各类社会矛盾比较集中显现的时期。尤其是征地拆迁、土地流转、环境整治、企业改制、就业和再就业等方面的矛盾纠纷会不断显现,导致社会治安压力加大。利益格局的调整也将导致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各阶层的利益冲突,给社会稳定带来较大隐患。

按照国家政策方向,“十二五”要重点改善民生,大力改善居民的社会保障、就业、生活水平、生活环境等等,现实压力和历史问题都要集中在这段时期逐步化解,保增长和保稳定这对矛盾,对辽宁的未来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三、辽宁“十二五”发展的主要动力

“十二五”辽宁经济社会发展应以工业化和城镇化为动力,实施“双轮驱动”。通过提升工业化水平,实现产业和产品的结构升级,为社会创造更多更有效的供给;通过提升城镇化水平,实现社会结构的转变和消费结构的升级,使城镇化释放出来的需求成为拉动“十二五”辽宁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

1.城镇化是辽宁实现新跨越的重要引擎

“十二五”时期,辽宁将继续加快推进城镇化,城市建设和功能完善都将提速,这不仅会产生巨大的投资需求,而且将由此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城镇化又使更多的农民家庭从农村向城镇聚居,从而有效地促进城乡居民消费需求扩张,扩大市场空间,助推辽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1)以城际连接带建设为平台推进大沈阳都市圈发展。逐步形成以沈阳为核心,以周边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和中心镇为基础,以交通干线为主轴的集聚发展形态,城镇等级规模结构和产业空间布局渐趋合理,构建起组合有序、优势互补、整体协调、持续发展的城镇体系,提高都市圈的整体功能。

沈阳经济区内各市要按照沈阳经济区一体化、同城化和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要求,加快推进新城、新市镇规划建设,统筹考虑人口集聚、土地集约、产业集聚和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因素,提高新城、新市镇综合承载能力。逐步使农民向新城、新市镇集中,工业向园区集中。

(2)以产业园区为依托建设辽宁沿海城市带。辽宁沿海经济带既是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空间,也是一个新的城镇化空间。加快推进辽宁沿海经济带城镇化是辽宁沿海经济带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既符合沿海地带城镇化的发展趋势,也有利于推进区域开发和结构调整。辽宁沿海经济带具有良好的区位条件、基础设施和人口承载能力,城镇化加速发展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围绕38个产业园区推进城区建设,完善城市功能,吸引人口集聚,将形成新兴沿海城市带发展格局。

(3)以人口城镇化为目标探索统筹城乡发展的政策安排。城镇化必然要建立在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转化基础之上。通过调整城镇化政策,将会有效改善资源配置状况,为辽宁经济持续较快发展提供巨大的结构调整支撑。一要探索农地的交易、流转和抵押贷款等政策,把农民从土地中解脱出来。二要对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户口迁入完全放开,鼓励农民到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购房和落户。三要进行城乡统一的社保改革试点,要为进城农民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建立面向所有非农产业就业人员的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四要建立城乡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完善覆盖城乡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加强技能培训,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五要逐步实现农民工在公共教育、社会救济、公共卫生等方面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

2.新型工业化是辽宁实现新跨越的源动力

(1)加速工业结构优化升级,强化特色产业竞争力。突出装备制造业的核心地位,推进先进装备制造业基地建设。围绕装备制造业的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集中资金加大对骨干企业、主导产品的扶持力度,促进一批重大项目的实施建设和建成投产,提升整个行业的技术装备水平和产品研发能力,巩固辽宁装备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和地位。突出技术创新,支持一批拥有核心技术企业的技术改造。注重技术改造与技术开发、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的结合,鼓励企业自主创新,增强核心竞争力,用科技创新引领企业技术改造。突出择优扶强,做大做强一批企业。优先扶持一批重点企业,支持企业优化产品结构,实现生产能力倍增和经济效益大幅度提升,成为拉动地区经济增长的骨干力量和促进行业发展的龙头企业。

(2)加速特色产业集群培育,建立新型产业基地。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增量调结构、在调整中扩增量,着力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大力培育特色产业集群,在改革开放中加快新型产业基地建设。以市场为导向,以主导产业和产品为依托,利用辽宁雄厚的工业基础,拓展和完善产业、产品链,培育一批功能定位明确、配套能力强、区域特色鲜明的产业集群。坚持以科技要素引领集聚各类生产要素,将科技政策、科技攻关、成果转化、产学研合作等各种资源和手段综合集中,引导和吸引资本、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汇聚基地。在生物医药、新能源、先进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等领域形成一批达千亿规模的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集群,使之成为辽宁区域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

(3)实施创新驱动,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十二五”期间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由资源依赖型向创新驱动型的转变,是加快辽宁全面振兴的必然选择。用科技创新对低效益的重化工产业结构进行优化和升级,使之延长产业链条,扩大精深加工度,提高产品附加值。加快发展包括电子信息、新材料、生物产业等高技术产业,促进结构升级,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要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紧紧抓住技术装备更新、工艺创新、产品创新等关键环节,尽快改变传统工业以中低档加工为主的现状,推进传统产业的信息化进程。通过规范和明确政府部门在支持企业技术创新、市场导向和服务方面的职能,推动技术创新成果的转化、推广和应用,完善技术创新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加快人才培养和引进步伐,构筑引领辽宁经济社会发展的高精尖人才队伍。

(4)瞄准国际市场,打造世界级装备制造业基地。辽宁的装备制造业不但要在国内领先,更要瞄准国际市场。未来一个时期,辽宁要把出口大型装备制造业产品、成套设备、核心零部件等作为提升工业大省地位的目标,努力开拓国际市场,实现外向型经济的新跨越。重点发展以机床、轴承为代表的基础装备产业,以石化、输变电、重型装备为代表的成套设备制造业,以汽车、船舶、城市轨道交通为代表的交通运输装备,以集成电路、现代通讯、数字多媒体、新型元器件、半导体照明为代表的电子信息装备产业。

四、构筑辽宁“十二五”的保障机制

完善的经济社会发展机制是实现科学发展、创新发展、和谐发展的保障。“十二五”时期要重点在利益分配机制、社会保障机制上进一步改进和完善,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成果,实现和谐社会的建设目标;要转换经济发展方式,形成新的经济增长长效机制;要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制约,构建一体化的城乡协调发展机制。

1.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完善收入分配机制

完善的收入分配机制是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是调整社会经济结构,转变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前提条件。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构建完善的收入分配机制的具体思路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居民收入在GDP中的比重。一是控制政府财政收入不合理增长。进一步完善财政收支制度,财政预算透明化,强化人大监督职能,最大程度控制行政成本,逐步缩小财政收入在GDP中所占比重,减轻税负,还富于民,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二是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增加公共产品、服务的供给,着力推进城乡间、区域间、不同群体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三是提高工资收入水平,出台相关政策,完善企业工资协商机制,保证劳动者在工资协商中的话语权。建立最低工资与经济增长和物价水平联动机制,促使企业利润更多地转为职工收入,扭转劳动报酬比重下降、资本收入比重上升趋势。

第二,调整收入分配差距,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一是通过转移支付、提高社会保障覆盖面和水平、增加就业等渠道,大力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二是通过提高劳动者素质、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等,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三是通过严格税收管理、惩治腐败,限制高收入者部分过高收入。

2.转变发展方式,形成经济增长长效机制

向“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转换,是形成经济增长长效机制的必然选择。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国际金融危机的倒逼,二是经济发展阶段的驱动。2009年末,辽宁人均GDP已超过5000美元,根据国际经验,这个阶段由于消费快速扩张,服务业迅速崛起,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和增长模式将发生根本性转变,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逐步上升,与投资拉动并驾齐驱,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

有效启动消费既要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提高消费能力,也要注重完善社会保障,解除消费之忧;既要增加公共产品供给,推动消费升级,也要注重加强消费设施建设,改善消费环境;此外,还要探索创新信贷体制模式,扩大消费规模。

扩大投资规模的同时要注意改善投资结构。包括围绕优势产业抓项目建设;着力提升产业竞争力;鼓励发展与制造业相配套的现代服务业;大力培育中小企业,促进民众创业等。

出口对辽宁经济的拉动作用不可忽视。利用毗邻日韩地处东北亚中心的区位优势,利用辽宁制造业基础雄厚的产业优势,利用“沿海经济带”和“沈阳经济区”两个国家战略的政策优势,实行出口升级战略,力推成套设备出口。

3.破除二元结构,构建城乡发展协调机制

城乡二元结构的不良后果主要表现为:农业与二、三产业相比,产业化、现代化水平落差较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明显滞后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农民持续增收难度较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城乡社会事业、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发展极不平衡;二元户籍制度严重阻碍城乡一体化就业机制的形成。

篇2

[关键词]经济发展新常态；流通产业；转型升级

[DOI]1013939/jcnkizgsc201619032

1关于流通产业转型升级与流通规模、结构、效率协同优化研究的文献综述11经济发展新常态阶段特征及对流通产业的客观要求

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深刻分析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系统的提出并论述经济发展新常态。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提出，必然对流通业改革发展提出客观要求。宋则（2014）指出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结构将发生根本性变化，消费主导型的经济新格局将基本确立；赵萍（2014）认为消费模式新常态下，流通产业应以消费便利化、消费成本、消费安全为着眼点保障和驱动消费增长；向欣（2014）认为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迫切需要流通业的发展与创新，更好发挥消费新引擎作用；马光远（2014）、刘伟（2014）、苏剑（2014）、裴长洪（2014）、陈建中（2014）等分别从风险、产生原因、动力、机制、引擎等方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进行了系统论述。

2关于流通产业转型升级与流通产业改革、重构

目前国外研究中尚没有关于流通产业转型升级的直接研究，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流通领域的渠道冲突（Bowman，1997；Osterwalder，2007）、效率缺失（Chesbrough，2006；Schindehutte，2003）、社会福利（AkshayRao，2010；Boyd，2003）等方面。国内学者对流通产业转型升级的研究主要表现在：①关于流通地位作用的再认识。刘国光（1999）提出流通产业的先导产业论，并指出流通产业的先导作用体现在三个方面： 引导生产、促进消费和产业关联；黄国雄（2005）提出流通基础产业论，认为流通的综合能力将是衡量一个国家国力的基本标志，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经济运行的效益和效率；高觉民（2003）、柳思维（2004）、庄尚文（2008）、王晓东（2009）、纪宝成（2010）、李晓慧（2012）、夏春玉（2012）分别从流通产业的媒介作用、降低成本、支撑生产、提升竞争力、产业关联性和价值链等角度对流通产业的地位进行阐述。②关于流通产业转型升级研究。郭国荣（2003）认为运用电子商务技术改造传统的流通企业，建立和发展一批新型的网络组织，有利于流通产业转型升级；王晓东（2011）认为流通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是培育一批具备竞争实力的国有商业企业，使之成为流通宏观管理机制的传导主体；纪宝成（2010）认为应通过制度、体制和机制创新，促进商品的自由流通、统一市场的形成和流通产业升级；夏春玉（2012）、宋则（2013）、徐从才（2013）从物流管理效率、农产品流通现代化、转变零售盈利模式等角度阐释了流通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③关于流通产业改革与重构研究。高觉民（2003）认为流通产业调整的目标是要使新的流通产业结构具有资源配置高效率并且成为参与国际竞争的媒介性产业体系；宋则（2013）认为应从国民经济转型升级的战略角度重新审视当前的流通理论、政策和体制，牢固树立动态化的新财富观，对流通产业进行重构；谷克鉴（2012）从应借助动态分析方法，按照外部因素内生化的基本观点，改革与重构流通政策。

3关于流通规模、结构、效率协同优化的相关研究

①关于流通规模问题研究。马克思在论述商业资本时，总是强调它的必要比例和要限制在必要的限度内，这就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商品流通规模要适度；王传维（2003）认为流通规模的大小应与社会经济发展规模及生产规模、消费规模相适应；纪良纲（2003）认为商业投资的扩大受到社会需求和投资品供给的双重制约，必须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规模相适应；郭娜（2009）、丁婧（2009）分别从制度创新、系统机制角度论述了流通规模扩展与协调。②关于流通效率问题的研究。高铁生（2012）认为完善优化市场匹配能力与机制有助于提升商品流通效率；俞彤晖、郭守亭（2012）认为出现流通效率区域差异的原因主要在于市场化程度、市场集中度、城市化程度、从业人员整体素质和专业化水平的差异；张岩（2007）认为价值链的上下游企业间构建网络化互联模式，实现以“以信息代替库存”，可有效提高流通效率；纪良纲（2003）、晏维龙（2003）、黄漫宇（2007）、祝合良（2011）、徐从才（2011）、王旭东（2012）、洪涛（2012）、陈建中（2013）分别从市场集中度、物流业、供应链管理、信息化水平、制度成本、交易费用、技术创新、市场体系等角度阐释了提高流通效率的理论与途径。③关于流通结构问题研究。高觉民（2003）认为我国流通产业结构向高级化转换离不开高效的市场机制；郭国荣（2003）认为先导型的物流网络是构建我国先导型商品流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柳思维（2004）认为城市商贸流通结构合理化是结构的均衡问题，在商贸流通结构上的反映主要体现在商贸流通业内部比例的协调问题以及商贸流通与外部环境的相适应问题。④关于流通规模、结构、效率的互动关系研究。文启湘（2004）认为商贸流通主体建立长期易关系有助于降低流通成本、提高流通效率，实现流通规模扩张。王晓东（2011）认为流通的体系模式创新赶不上流通的体量增长速度，在结构层面也就表现出了流通规模与流通效率之间的矛盾。

2新常态下流通产业转型升级与流通规模、结构、效率协同优化的整体思路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面对新的阶段性特征，尤其是由模仿型排浪式消费模式向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模式转变的背景下，流通产业发展正在进入一个增长动力重构和发展方式转换的新阶段。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流通产业转型升级应以流通产业规模、结构、效率协同优化为基础，通过流通产业转型升级来引导、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应从微观、中观、宏观视角系统审视流通产业在国民经济运行中的地位与作用，打造经济发展的新动力。通过系统分析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阶段性特征，理清经济发展新常态对流通产业的客观要求，在此基础上结合现阶段流通产业发展出现的突出问题，坚持底线思维，构建流通产业转型升级的新框架。从规模、结构、效率视角出发，进一步剖析流通产业的深层次矛盾，实现流通规模合理化、流通结构高级化与流通效率提升。最后从市场与政府的边界出发，推进市场体系与法制化营商环境建设，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形成法制化、规范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从根本上保证流通产业转型升级。

3新常态下流通产业转型升级与流通规模、结构、效率协同优化的主要内容 1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流通产业地位的再认识

流通业作为经济制高点的地位长期被忽视，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提升经济发展效率和消费模式转换被放到首要位置，有必要对流通产业的地位进行再认识。从整体看，应从流通自身、产业视角、宏观经济层面对经济新常态下流通产业的地位与作用进行系统分析，确立流通产业先导性、基础性地位。流通产业先导性、基础性地位的发挥，将使得流通产业成为经济新常态下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核心与重点。

2经济发展新常态对流通产业的客观要求

系统梳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背景、特征、思路，在消费模式、有效供给、市场竞争、创新驱动等角度，经济发展新常态均对流通产业提出了客观要求。通过流通产业转型升级，将有效促进由模仿型排浪式消费模式向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模式转变，将从整体上降低全社会流通成本、提升流通效率与经济运行效率。以期通过流通产业转型升级，不断满足消费主导的经济新格局，不断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与效益、实现有效供给。

3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流通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与框架

在分析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流通产业的地位及其客观要求的前提下，提出应树立大流通思维与新财富观，坚持底线思维，以市场体系建设为依托，以法制化营商环境为保障，以发展电子商务、现代物流与供应链、连锁经营为核心，调控流通规模，促进商品流通规模合理化；优化流通结构，实现先导型商品流通结构；提升流通效能，降低社会流通成本；突出流通产业对全局的战略意义，充分发展流通的基础性作用，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健康发展。

4流通规模、结构、效率协同优化

在流通产业转型升级的总体框架下，通过构建流通规模监控预警体系，流通结构系统分析框架、流通效率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找出制约流通规模合理化、结构优化、效率提升的关键与共性问题，通过发展电子商务、现代物流与供应链、连锁经营、产业融合，促进现代流通、智慧流通、绿色流通发展，实现流通产业发展方式转变与结构调整。在流通规模监控预警体系构建时，着重考虑产业发展、居民消费与商业规模的适应性，重点解决批发市场、商业综合体等网点过度建设问题，总体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经济增速放缓的阶段特征。在流通结构系统分析框架中，应着重分析流通的城乡结构、业态结构、虚实结构、组织结构等，通过结构优化促进流通产业转型升级。流通效率提升是流通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着重解决物流与供应链、连锁经营、产业融合等限制流通效率提升的瓶颈，不断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与效益。

35市场体系与法制化营商环境建设

最后通过市场体系与法制化营商环境建设，为流通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市场与制度保障，实现经济发展新常态。市场体系建设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也是保障流通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法制化营商环境是流通产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市场秩序、知识产权保护、信用体系建设、商品安全管理，对减少流通环节、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均起到制度保障的作用。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形成法制化、规范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将从根本上保证流通产业转型升级。

参考文献：

[1]宋则收入倍增、消费变革与流通体制改革[J].商业时代，20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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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7.4%的增速符合新常态下经济发展规律。

一方面，全球经济危机的大爆发导致世界经济步入“大调整”与“大过渡”时期。这种大时代背景与中国阶段性因素的叠加决定了中国经济进入增速阶段性回落的新常态时期。新常态的成因是我国的潜在增长率（一国或地区一定时期内在各种资源得到最优配置和充分利用的条件下所能达到的经济增长率）在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和全要素生存率等因素的变化下，未来一段时期将呈现下降的必然趋势，而GDP增速往往围绕潜在增长率合理波动。这是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必然反映，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另一方面，我国经济体量一年比一年大，增长面临的基数不断增大，起点越来越高，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需要付出更多的艰辛努力。按人民币兑美元平均汇率计算，我国去年7.4%的增速对应的经济增量达到8000多亿美元，纵向比较，比1996年全年的经济总量还高出57亿美元，横向比较，超出了名列世界第17位的土耳其全年的GDP总量。可以说，我国经济能够在由高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增速换挡期，继续保持7.5%左右的增长水平，殊为不易。

其次，7.4%的增速蕴含更高的含金量。

2007年我国经济增速为14.2%，是近20年来增速最高的一年。新增GDP约合7944亿美元，意味着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其所对应的GDP新增量是559亿美元。2014年是我国新世纪以来增速最低的一年，约为2007年增速的一半，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对应的GDP新增量达到1171亿美元，“含金量”是2007年的两倍多。说明在发展进入新常态下，经济增速高低的评价要有新的标准和尺度。深刻认识和把握“新常态”下经济发展增速换挡的客观规律，才能深切体会到跟过去的高速增长相比，尽管增速略有放缓，但没有“掉挡失速”，而且蕴含着更高的含金量。

第三，7.4%更是一个克服困难、奋力稳中求进的增速。

2014年，是中国经济发展很不平凡的一年，我们遭遇不少困难，面临许多挑战。一方面，从国际环境来看，全球经济仍处于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世界经济复苏曲折、缓慢而复杂，主要经济体经济表现和宏观政策明显分化，增长动力不足。另一方面，从国内环境看，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效应进一步显现，工业增长明显放缓，投资需求进一步减弱，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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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EB/OL].（2007-12-29）..

[28]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EB/OL].（2016-03-05）.http：///fortune/2016-03/05/c_128775704.htm.

[29]李晓凤.专业社会工作实务方法在人民调解中的运用[J].社会工作，2009（10）：4-8.

[30]杨旭.司法社工服务对我国调解制度的嵌入性研究[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6）：34-42.

[31]刘继同.改革开放30 年以来中国医务社会工作的历史回顾、现状与前瞻[J].社会工作，2012（1）：19-25.

[32]李晓凤.企业社会工作“社区综合发展模式”的运作路径初探――以深圳某工业型社区的企业社会工作实务介入为例[J].社会工作，2012（2）：13-16.

[33]高钟.中国本土企业社会工作面临的机遇与挑战[J].社会工作，2012（2）：8-12.

[34]文军.迈向职业化时代的中国社会工作[J].社会观察，2008（7）：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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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证检验与分析

静态分析不考虑时间和空间变化因素，将研究的样本数据做整体分析；动态分析则将相关指标基于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划分，研究其动态演变特征与规律。中国经济发展具有典型的区域梯度推进特征，因此，区域分组可以代表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即中西部地区代表市场化进程和二元金融结构的相对初期阶段，东部地区代表相对后期阶段。基于面板数据的Hausman检验选定模型的估计技术，估计结果汇总为表1。基于省际整体分组的静态分析结果表明，城乡二元金融结构()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城乡金融的非均衡发展扩大了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这与已有研究的结论基本一致(孙君，张前程，2012)。但与之相区别的是，在以二元金融结构阶段性差异为特征的区域分组的动态分析实证结果中却发现，城乡二元金融结构()的估计系数在中西部组中显著为正，但在东部组中为显著的负值，反映了二元金融发展的前期，刺激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而在相对后期则对城乡收入差距起到收敛作用，抑制差距的扩大。即基于动态视角分析，二元金融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现倒U形特征。此外，在省际整体面板估计结果中，二元经济结构()的系数均显著为负，由于二元对比系数是二元经济结构的反向指标，因此系数为负表示二元经济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从而肯定城乡劳动生产率差异对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解释力(高帆，2012)。政府行为()的系数为负但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政府依托财税政策缓解城乡收入差距的努力面临瓶颈。城镇化水平()的估计系数为不显著的负值，这一方面由于城镇化水平的显著性对模型的设定比较敏感(张义博，刘文忻，2012)，另一方面可能与城市化过程中“嫌贫爱富”的畸形模式有关，即城镇化进程中所产生的农村与城镇组内收入差距变化。这两方面的因素都将弱化城镇化的收入分配效应。值得关注的另外一个变量是市场化进程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表1的实证结果显示，在省际整体分组的静态分析中，市场化进程()的估计系数为显著的负值，说明推进市场化进程总体上有助于纾解城乡收入差距恶化的压力。

2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构建二元金融结构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分析框架，分析二元金融结构在市场化机制作用下，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机理及作用渠道。研究表明，二元金融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现倒U形关系：在二元金融结构的初期，伴随二元金融结构的强化，刺激城镇居民收入的提高，抑制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从而恶化城乡收入差距。在二元金融结构的相对中后期阶段，将发生反向作用，收敛城乡收入差距。市场化进程推进的二元金融结构有利于促进居民收入的提高，并最终发挥抑制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作用。因此，市场机制作用下的二元金融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市场化进程中的二元金融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现倒U形特征的研究结论挑战了传统观点和直觉，并对日益激烈争论的二元金融结构在城乡发展失衡问题决策上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依据。二元金融结构的形成既可能因为城市化和工业化偏好的政府制度安排，也可能因为市场机制作用下的效率驱动。容易观察到，中国的二元金融结构的形成从时间维度，前期更多受政府制度安排的影响，后期市场逐渐发挥作用；从区域空间维度，更多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阶段性影响。二元金融结构的强化更多由于市场机制作用下的效率差异，单纯“加大对农村金融的政府扶持与补贴”的发展建议既不利于二元金融结构的消除，更不利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解除金融抑制，加快市场化进程，促进城乡资源流动，对从根本上缓解城乡收入差距矛盾起到积极作用。因此，加快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促进市场机制的发育，特别是加快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的构建，充分发挥金融资源与劳动力资源在城乡间的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有助于促进劳动力、资本的高效流动，根本上缓解城乡收入差距的压力。

作者：谢漾 冯钰 单位：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华中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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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读者：王烁

王烁同志，您好！

今年5月，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新常态”这一词汇开始进入中国百姓的视野。

那么，什么是“新常态”？按照字面意思理解，“新”就是“有异于旧的”；“常态”就是经常持续的状态。新常态就是不同于以往的、相对稳定的状态。这是一种趋势性、不可逆的发展状态，意味着中国经济已进入一个与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期不同的新阶段，意味着中国经济这辆快车已经换挡行驶，而且将是一个相对稳定的速度。

实际上，作为近年来重要的经济术语，“新常态”一词最早由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总裁埃里安（Mohamed El-Erian）提出。尽管在不同领域有不同含义，但“新常态”在宏观经济领域被西方舆论普遍形容为危机之后经济恢复的缓慢而痛苦的过程。

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出现，同西方国家的“新常态”有很大的不同。首先，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标志，而不是由国际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其次，这种“新常态”的出现，始终处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许可的正常运行区间，从根本上有利于全面深化改革，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转型升级。

2012年，国际评级机构惠誉表示，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数据符合“新常态”增长率。惠誉同时认为，中国经济将避免“硬着陆”。

那么，“新常态”对于中国来说，是不是一个悲观的描述？我想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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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社会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特征更加鲜明。预计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152000亿元以上，提前一年实现“十五”预期目标，按当前汇率计算，人均1400美元左右。消费需求的变化、产业结构的调整、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都是社会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明显标志，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比过去更加雄厚。事实证明，十六大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事实也同样证明，十六大所说的我国目前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状况，还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所谓进入新阶段的特征更加鲜明，是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所显示的特征。未来5-15年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规划，需要把握这种阶段性特征及其继续演进的基本脉络。

第二，经济增长空间扩大。摆脱通货紧缩，又预防了通货膨胀，经济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为“十一五”规划提供了比较平稳的起点。但是，不论是从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波动的常态看，或者是从我国体制缺陷和结构性矛盾所引发的经济波动看，都不能完全排除或长或短地中断快速增长进程的可能性。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和国际化进程加快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广阔空间，也面临严峻挑战：资源和环境的强大约束和增长成本的上升，经济结构升级和增长方式转变中的实际困难，在实现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协调发展方面面临许多两难选择，以及外部环境的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等等。

第三，社会矛盾比较突出。我国正处在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大变动的时期。这种变动带来巨大的发展活力，也蕴含着深刻的社会矛盾。原因是：经济体制改革引发社会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和重组，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和激烈市场竞争导致收入差距扩大，产业结构变化使人们的就业产生不稳定性，二元经济结构的改变伴随着空前规模的人口流动，等等。今后5-15年需要更加注重从体制上、政策上和实际财力上解决社会问题，但在争取经济快速增长和解决社会问题二者之间面临许多两难选择。

第四，经济体制仍然带有明显的过渡性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但还不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在激发经济活力的同时，其负面影响开始显露；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尚未完全革除，而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所取得的某些积极社会经济成果却在体制转轨中有所流失。经济改革仍处于攻坚阶段，仍然要高扬改革的旗帜。如何按照有利于实现“五个统筹”而不单纯是促进经济增长的要求继续深化改革，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体制保障，是“十一五”乃至更长时期的重大课题。

第五，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加入WTO标志着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三年来对健全法律法规、促进对外经济贸易和国家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负面影响比预想的小。2006年底将执行全部承诺而结束“过渡期”。在融入世界经济贸易体系过程中如何趋利避害，利用这种历史机遇推进现代化建设，把负面影响减小到最低限度，是制定“十一五”规划和2020年远景目标必须认真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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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常态；新动力；中国经济

一、新常态发展阶段至少可以延伸到2030年

当前，中国经济走向新常态已经成为共识。正如所指出的，“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在新常态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将面临深刻调整，体现在增长速度的适度下调、增长方式的重大转变、增长动力的显著转换。

认识新常态有必要从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视角理解。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增长率大致经历了三个经济增长周期，对应三个主要发展阶段，包括：80年代在计划经济体制框架下的改革；90年代开始的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2000年以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经济发展阶段。这三个经济增长周期对应了三次阶段性经济增长率下调，即：1984-1990年期间下降了11.3个百分点（增长率从15.2%下降到3.9%）；1992-1999年期间下降了6.7个百分点（增长率从14.3%下降到7.6%）；2007-2014年期间下降了6.8个百分点（增长率从14.2%下降到7.4%）。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前的阶段性经济增长速度下调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上述数据也表明，只要经历过超高速增长（例如，阶段性增速高点达14%以上），必然要经历阶段性的经济增长下调。这是因为超高速增长必然带来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而随后的增长速度下调就是通过减速换挡解决结构性矛盾，其本质是经济结构调整。因此，对当前的阶段性增长速度下调没有必要悲观，而是要充分认识到阶段性增长下调的必然性、客观性和积极性。

经济结构调整是新常态发展阶段的突出特征和本质要求。首先，从产出结构来看，第三产业将取代第二产业，中国经济逐步进入到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增长形态，预计2030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有望达到60%以上（2014年为48.2%）。其次，从需求结构来看，最终消费需求（包括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将持续提高，预计2030年达到65%左右的水平（2007-2014年期间基本维持在50%左右），逐步实现经济再平衡（1978-2002年之间，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平均值超过60%）。因此，从长期的结构调整来看，新常态发展阶段至少可以延伸到2030年，这也客观地决定了“新常态”中“常”的内涵。

二、经济增长六大新动力的培育

“新常态”中“新”的内涵在于挖掘和培育增长的新动力，进而引领新常态，实现调结构和稳增长。这对于“十三五”时期乃至到2030年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培育新动力首先需要客观识别影响经济增长的长期性因素。根据经典经济增长理论索罗模型预测，储蓄率和劳动力供给已经不是未来经济增长的促进性因素。例如，总体储蓄率在近年来已经达到50%左右，不会再有上升空间；劳动力供给的增长率也将伴随着老龄化带来的人口结构转变出现负增长，其中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的比重已经从2010年开始下降。此外，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每1%的经济增长率所隐含的资源和环境压力也越来越大，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约束性因素。因此，按照经济增长核算的构成来看，在新常态发展阶段，保持中高增长速度必然要求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增长新动力的培育。总体而言，可以归结为六大动力：创新驱动发展动力、绿色发展动力、新型城镇化动力、区域经济动力、参与经济全球化动力和包容性发展动力。

首先，创新驱动是新常态发展阶段的第一动力，这也是适应我国人口老龄化以及资源环境约束的必然选择。在构建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教育事业的全面发展是基础，人才事业的蓬勃发展是支撑，科技创新能力的不断提高是关键。从国家政策引导来看，国家先后出台了科技、教育和人才发展的三个中长期规划，为实现创新驱动发展设定了制度支持体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现关键在于尊重创新的基本规律，深入落实三大中长期规划，提升教育竞争力，培育一大批创新人才，使教育红利转化为人才红利，进而在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领域取得一批具有重大影响的创新成果。在新常态发展阶段，创新驱动发展作为新动力应当着力实现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大力提升科技能力，由跟踪、模仿的“追赶式”发展向立足于自主创新的“跨越式”发展转变，在若干领域走向世界创新前沿，在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上取得更多的重大突破，在某些领域实现由“跟跑者”变为“并跑者”，甚至是“领跑者”；其二，依托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强科技进步对产业升级和新产业发展的支撑，推动“中国制造”快速向“中国创造”转变；其三，构建和完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体制机制，释放全社会的创新潜能，促进科技、金融和市场的有效融合，推动产业创新、产品创新、业态创新。

其次，绿色发展是突破未来经济增长所面临的资源和环境约束的必然选择。我国已经承诺在2030年前实现绝对减排，这也决定了到2030年左右，单位GDP的减排速度至少要与经济增长率相一致。这在客观上也要求不断提升绿色发展能力，尽早收获“绿色红利”，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既要坚守“底线思维”，即把节能减排和保护环境作为“发展红线”，列入五年规划的约束性指标；也要有“创新思维”，完善自然资源产权制度、生态补偿机制、循环经济发展体系，创新绿色发展动能。此外，作为发展的新动力，绿色发展将催生规模巨大的绿色产业，进而带动大规模的绿色投资，促进经济结构升级和提质增效。

第三，我国仍旧处在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2014年中国城镇化率达54.77%），这个过程预计可以延续到2030年，从而进入到城镇化发展的成熟阶段（70%左右）。未来新型城镇化建设将继续成为产业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城市公用事业投资、第三产业发展的驱动力，有利于促进居民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新常态发展阶段，把新型城镇化建设培育成为新动力的关键是落实《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进而实现高效、包容、可持续的城镇化发展道路。

第四，区域发展是新常态发展阶段的空间动力，将进一步重塑中国经济地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先后经历了东部优先开放（1979-1999年）、区域协调发展（2000年以后）两个主要阶段，区域发展战略的设定总体符合发展阶段的客观要求。近年来，主体功能区战略成为优化国土空间开发的总体战略，提出了以“两横三纵”为主体的城市化战略格局、以“七区二十三带”为主体的农业战略格局、以“两屏三带”为主体的生态安全战略格局，这将继续推动经济发展、人口布局和生态保护的协调发展。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实施还处于开始阶段，必将成为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动力。在新常态发展阶段，中央又进一步提出三大战略，即“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从而进一步重塑国内不同区域板块（指的是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板块）之间以及我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地理，带动国内各区域间以及我国与周边国家间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投资需求，进而推动产业发展、贸易增长和人员交流，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第五，更广泛地参与经济全球化是新常态发展阶段的开放动力。目前，我国正在积极打造对外开放的升级版、新格局，这包括积极推动双边和多边自贸区协定谈判、设定若干个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等，同时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设立、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等。与以往以对外贸易和吸引对外直接投资为主的对外经济开放格局不同的是，在新常态发展阶段，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更加凸显主动性（例如，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立）、战略性（例如，中巴经济走廊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将使新疆直通印度洋），更加体现深化机制建设（例如，推动双边和多边自贸区协定谈判和设立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可以预见，随着中国参与全球经济的全面升级，中国更有能力利用全球资源、全球市场发展国内经济，推动中国经济实现转型升级。

第六，包容性发展动力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本质要求，也是新常态发展阶段通过扩大居民消费需求促进需求结构转变的动力。包容性发展的实质就是发展的成果为全体人民共享。包容性发展有三个重点：其一，切实落实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落实“人的城市化”保障机制，促进城镇化健康、有序发展；其二，进一步促进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民生事业的发展，构筑坚实的社会安全网，促进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促进社会公平、提升人民福祉；其三，补足发展短板，特别是要完善精准扶贫，力争在2020年完成涉及7000多万人口的减贫事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强基石。

三、释放六大新动力的必要支撑

上述六大发展动力互相促进、相互协调，构成新常态发展阶段的综合发展模式，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增长速度维持在中高速水平目标的实现。然而要实现这种综合发展模式，还需要依靠三大必要支撑。

一是科学规划。当前，各级地方政府正在编制“十三五”规划，“十三五”规划的编制应当充分发挥上述六大新动力，进而引领新常态。此外，由于新常态的长期性，应当考虑在“十三五”规划编制完成之后，基于各项已经实施的面向2020年的中长期规划（教育、人才、科技、新型城镇化等），着手编制面向2030年的中长期远景目标设计。

二是完善的资本市场。经济结构优化和升级最终还是要靠投资结构的转变实现，其关键在于投资效率的显著提升。尽管未来的总体储蓄率会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近年来大约为50%），但是，预计到2030年仍旧可以保持高达30%以上的总体储蓄率。因此，完善的资本市场是让“高储蓄率”转化为有效投资的必要条件。在新常态发展阶段，资本市场发展的基本目标是建设结构合理、功能完善、规范运作、透明开放、监管有力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完善金融体系的风险防范机制。目前，我国资本市场发展仍旧是新常态发展阶段的薄弱环节，需要花大力气加以解决。

三是稳健的公共财政。释放上述六大动力的一个必要支撑就是充分发挥公共财政的引导。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引导，充分发挥公共投资的引导性作用，利用多种形式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把投资引向创新发展、绿色发展领域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现代化领域，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在新常态发展阶段，财政收入增长基本上会与经济增长同步，但是财政支出有可能以更快的速度增长，这需要不断完善财税体制，保持公共财政支出的稳健性和效率，有效控制政府的债务风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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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FDI下降 主成分分析 逐步回归分析

2004开始，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开始面临严峻考验。2004年全国合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增幅下降14.4%；2005年全国合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增幅下降30.5%，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下降5%，增幅下降103.8%。这种下滑的趋势在2006前三季度中并没有停止。

近年来我国FDI的连续下滑，势必引起各方的重视。对我国利用FDI现状进行进一步的了解和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很多学者通过实证的方法得出FDI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要远大于国内投资对经济的贡献，因此分析近年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下降的原因，有利于我国更好地面对考验，采取相应的措施。

一、FDI的周期性现象

客观来讲，任何经济指标都有阶段性变化，不可能以一个稳定的速度持续增长。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也具有明显的阶段性。根据国家统计局给出的数据显示，我国利用FDI的第一阶段是1979~1991年，外资规模很小，历年实际利用外资不超过50亿美元；第二阶段是1992~1998年，外商直接投资迅速发展；第三阶段是1999~2000年，实际利用外资有小幅下降调整；第四阶段是2001~2004年，小幅调整之后，实际利用外资又有显著上升，特别是加入WTO后的第一年2002年，突破了500亿美元（见图1）。

从历史数据的走势图可见，中国利用FDI具有阶段性，呈起伏上升的态势。因此，虽然2005年实际利用外资在增幅和增幅速度上都出现了负值，但与1999年的阶段性起伏（-11.3%）相比，-5.03%的降幅也在可接受范围之中。

我国利用FDI不仅在总量上呈现出阶段性，在地区分布上也具有阶段性。根据1986～2004全国27个省的实际利用外资数据，经计算得到变异系数VC值（见图2）。根据VC＝标准差/平均值，VC下降表明FDI在各省的集中程度减弱，VC上升表明FDI的集数据来源于中经网和《中国统计年鉴》，四川、重庆、、青海四个省份的数据有缺失中程度加强。从图可见，我国FDI的在各省分布呈现四个阶段：外资随机探试后集中在几个开放较早的省份――VC大幅下降；先行开放城市的“优惠政策”示范效应开始起作用¬――VC较为平稳；各省的优惠政策下降空间缩小，外商投资也愈趋理性――VC小幅度的逐步下降；FDI对经济的推动作用的同时也导致了商务成本的上升，同时产业结构的升级也要求外商寻求新的投资区域和投资领域（见表1），2004年92%的FDI主要分布于全国11个省内，前5大省的FDI都超过10%，到2005年，15个省的FDI才达到全国的91%，超过10%的省份减少到4个，且排名也有所变化。全国FDI呈现明显的“北上”趋势。

二、FDI的区位因素影响

周期性现象是从一个长期、历史客观演化的角度来解释近年FDI在我国不断下滑的现象，要挖掘更深层次，更有说服力的原因，就必须利用邓宁的区位优势理论来进一步分析。按照邓宁关于FDI的看法，对外直接投资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前两个条件与投资国企业本身有关，而区位优势属于东道国所有。因此东道国是否具备区位优势也成为其是否能吸引FDI的重要条件。

为了较为准确地评估一个地区的区位优势，一个较好的办法就是建立一套有说服力的指标体系。为了更好的量化指标，本文在参照前人和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各指标进行了细化和修改，并通过主成分分析的方法反过来验证该指标体系的合理性（见表2）。

为消除指标之间的相关性，本文利用SPSS 对以上变量和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根据主成分个数提取原则――特征值大于1的前几个主成分 。2005年则一共可以提取五个主成分，特征值分别为5.5、3.135、1.627、1.431、1.254。同时也得到各变量与主成分的初始因子载荷矩阵系数。在初始因子载荷矩阵系数中可以看到第一主成分主要反映了一个地区的开放度、市场化程度和外资集聚程度；第二主成分主要反映了劳动力等生产成本和该地区的软硬件配套设施(软件配套主要反映在第三产业服务业的水平，和政府对人才培养的投入)；第三主成分主要反映了当地企业，特别是具有影响力的大中型企业的发展的现状；第四主成分主要反映了当地的市场容量，人们的消费能力；第五主成分主要反映了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前景（GDP指数）。

对2003和2004年的数据分析，同样也都得到了五个主成分条件，且每个主成分反映的变量组合几乎相同。对比表2的分类，如果将人力要素、基础设施和第三产业水平合并为一地区的软硬件配套设施后，该指标体系几乎同这三年的数据显示的分析结果是一致的。因此有理由相信，该指标体系不仅全面，而且正确地反映了某一地区的区位优势。

在证明了该指标体系可信性的基础上，本文就试图通过构造FDI与区位优势各变量之间的回归方程来解释近年来影响我国FDI的区位因素。由于上面分析得到的五个主成分之间互不相干，所以避免了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但鉴于把五个主成分同时加入时，各变量的系数显著性不高，所以在构造回归方程时，本文采用逐步回归法。根据FDI 和五个主成分的相关系数检验，2004年第一主成分与FDI的相关性最强，所以，以 作为最基本模型，然后逐渐加入F2、F4、F5、F3。在基本模型中，除拟和优度不是很高外，各项指标都较好；逐步加入F2、F4、F5、F3时，其变量的系数都不能通过5%,和10%的显著性检验，但拟和优度检验有所改善，但仍然不够理想。因此2004年FDI基本取决于第一主成分。

Dependent Variable: FDI（2005）

Method: Least Squares

Date: 12/07/06 Time: 14:35

Sample: 1 31

Included observations: 31

用同样的办法对2005年的数据进行分析，逐渐加入的顺序为F2、F3、F5、F4。当逐步加入F1、F2时，其系数的t检验都是显著的，拟和优度检验虽然不够理想，但有所改善。当加入F3时，不管在5%还是10%的显著性水平下，F3的系数都不显著。当加入F5时，F5系数为负，而F5代表的是经济发展前景等指标，所以不符合理论上同方向变化的要求；当加入F4时，F4系数不具备显著性。所以最终得到的结果是FDI与第一主成分，第二主成分的回归。DWU(n=31,k=2)=1.57

综合考虑拟和优度检验、t检验和F检验的结果，本文认为2004年影响FDI的还基本取决于第一主成分，即一个地区的开放度、市场化程度和外资集聚程度。这反映出外商为了规避风险，在投资时总是具有“路径依赖性”，常常是在较为开放的地区投资，且相同国籍的投资者集聚，相关产业的投资者集聚。2005年，第一主成分对FDI的影响并未减弱的前提下，第二主成分，即劳动力等生产成本和该地区的软硬件配套设施，也开始起明显作用。这一点恰好从一个角度解释了2005年我国FDI下滑的主要原因。FDI对外商来说是一把双刃剑，起初阶段外资享用廉价劳动力，降低生产成本，但同时在客观上也推动了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的生活水平，从而增加了生产成本，特别是劳动力成本。仅以江苏为例，1986年，平均职工年工资仅为1218元，此后工资不断上涨，1993年涨幅达到29.4%，2000年突破万元大关，仅用了五年时间，到2005年又一次突破两万元，并且是1986年工资的17.21倍。

三、FDI的其他影响因素

通过以上分析，邓宁提出的区位优势理论中的劳动力等生产成本的上升确实导致了2005年中国利用FDI下滑这一现实，但影响FDI下滑的因素是复杂的，区位优势中有些影响因素很难量化，如地方政策因素等。另外，还有一些宏观经济因素的变化也导致了近年来我国利用FDI的下降。所以需要更全面的考虑。

首先，就国内经济而言，经过20多年的发展，国内资金短缺的局面已经结束，融资环境也大为改善。不断壮大的民营资本和蓬勃发展的本土经济成为继FDI的新一轮经济发展动力。海外上市等都成为新型的利用外资手段。

其次，政策因素，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各地政府对待外资的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从过去的被动接受到现在的主动选择；从盲目追求外资数量到重视外资质量。同时，内外资企业“两税合一”成为焦点话题，这些也对外商投资的预期产生一定负面影响。

第三，放眼国际市场，在全球经济复苏的大背景之下，各国吸引外资的力度都对我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的复苏导致外资回流现象明显；东盟国家，凭借其优惠的政策、更为低廉的劳动力，分流了一大批“低附加值”的外资，但这未必就是坏事，这也符合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

第四，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中，70%以上在制造业，并且大部分是出口导向型。至2005年，我国已连续11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贸易摩擦的升温加剧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出口导向型外商的投资欲望和信心。第五，2005年人民币升值（2004为8.2768,2005为8.1917）。一方面降低了“出口导向型”外资的价格优势，影响了出口；另一方面增加了FDI中虚假外资的汇兑风险，大大减少了虚假外资。虽然FDI的表面数据下来了，但还原较为真实的数据现状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四、结论

本文通过对FDI影响因素的深入分析，得到近年来我国利用FDI下降的主要区位原因是劳动力等生产成本上升过快，此外国内融资环境改善，政府的政策导向转变，国际引资竞争剧烈，贸易摩擦不断，人民币升值和升值预期大大降低虚假外资等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进入到我国的FDI。“跳水”并不意味着完全不好，可以看出外商直接投资在区域和产业上都显现出“梯度转移”的迹象，一方面FDI开始由广东、江浙等商务成本高的地方转移到吉林、黑龙江等商务成本低的地方，呈明显的“北进”趋势；同时一些高污染，低附加值的产业也开始撤出我国，转而进入东盟一些国家。另一方面FDI发展最快的产业为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交通运输和仓储邮政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尽管FDI在总量上呈下降趋势，但是我国利用FDI的产业结构却是在不断优化的。从本文的分析结果来看，FDI数据上的下降正是外商投资方向不断优化的过程表现。而且，从某种角度来说，2005的小幅下降可以视作我国吸引外资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参考文献]

[1]王剑，徐康宁．FDI的地区聚集及其空间演化J．中国工业经济，2004．

篇10

南方基金杨德龙表示，在经济不断下滑的背景下，市场难以走出调整格局，短期内仍将继续探底。从全年来看，目前上证指数处于2100-2500点的箱体下沿附近，不破不立，投资者可以考虑在上证指数跌破年内低点后逢低吸纳，博取超跌反弹收益。

信达澳银消费优选拟任基金经理钱翔认为，中国高速经济增长模式一直以投资和出口为导向，工业化特征明显，但这一经济模式所仰仗的劳动力和资源品成本优势正在逐渐丧失，重工业化进入瓶颈期，促进消费增长是目前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内需增长必然将取资和出口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基于宏观经济基本面的现实，“十二五”规划将持续为这一经济转型提供政策支持。不仅是二三季度，投资“大消费”成为市场的普遍共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大消费都将成为 “大众情人”股。目前消费行业的估值优势已较为明显，更加有利于基金建仓。

申万菱信基金公司认为，引发A股回调的因素除了经济回落外，还有IPO、再融资、新三板等各类品种的扩容压力。如果没有新的刺激政策出台，股指反弹的空间有限，市场难有较为强烈的利好预期，预计三季度经济数据可能是年内低点。

金鹰基金公司认为，三季度股市维持震荡。近期经济的运行基本延续了经济周期的惯性下行，同时在稳增长的政策基调下，政策并未出现大规模的放松。中长期看，经济潜在增速放缓，但中短期或阶段性企稳。在总供应收缩和总需求不足的宏观背景下，市场机会更多是结构性的而非趋势性的，因此可以判断，三季度市场震荡格局难以打破，出现单边向上或向下趋势的概率较小。

诺德基金周勇认为，展望下半年，经济周期和政策预期的阶段性博弈，依然决定了A股市场整体仍处于震荡筑底的底部反复期。预计A股市场尤其是强周期性行业难有持续性上涨机会。周期股即使有阶段性反弹，要想精准参与其反弹，难度系数也较大。

整体看市场仍处于系统风险释放阶段，个股上涨的持续性不强。消息面上由于周末央行并未降准，主要shibor期限利率小幅走高，市场对于未来交易费用降低的利好效应表现递减，若权重板块继续低迷，则不排除股指继续向下寻底的可能。操作上仍建议以控制仓位为主，观望等待市场企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