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金融危机影响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亚洲金融危机影响，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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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汇率制度的概述

1.汇率制度的基本含义。汇率，又称外汇利率，它是两种货币之间的对换的比率，亦可视为一个国家的货币对另一种货币的价值。而汇率制度是一国货币当局对本国汇率水平的确定、汇率变动方式等问题所作的一系列安排或规定。

2.汇率制度的分类。汇率制度可以大体分为三类，即钉住汇率制（即使本币同某外国货币或一篮子货币保持固定比价）、中间汇率制（即以买入汇率与卖出汇率的值作为汇率）和浮动汇率制（即一国货币同他国货币的兑换比率由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自行决定）。

（二）人民币汇率制度的调整过程

我国从1994年与外汇市场的官方汇率与调节汇率并轨（即1美元兑8.7元人民币）之后，汇率制度的调整过程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部分：1994年1月～1997年我国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体制；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爆发，2005年7月期间则是以人民币与美元双边汇率稳定为管理汇率的依据，其结果是导致事实上的单一盯住美元；2005年以后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随着我国经济长期高速、稳定的发展和外汇储备的快速增加（如图1所示），人民币迫于升值压力，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从2005年7月21日起又一次开始实行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二、亚洲金融危机简述以及其对我国汇率制度改革的启示

（一）亚洲金融危机简述

在危机爆发前，东南亚国家普遍实行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在美元弱势的时候，这样的汇率制度极大促进了出口，带动其经济快速发展。但是随着20世纪90年代美元的走强，东南亚国家货币也随之走强，在这一形势下，这些国家贸易出现严重的赤字，短期外债快速上升。本国居民和外国投资者对于政府维持固定汇率的信心开始动摇，出现大量的资本外流现象。金融投机家索罗斯两次大量抛售泰铢，形成泰铢贬值之势，泰国央行开始干预金融市场，即通过大量卖出美元回笼泰铢，损失了近3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从此泰国政府失去了对外汇市场的干预能力，不得不在1997年7月2日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在泰铢贬值的影响下，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相继放弃原有的汇率制度，允许汇率的自由浮动。亚洲各国货币纷纷贬值的行为严重影响了市场，亚洲金融危机从此爆发。

（二）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汇率制度改革的启示

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与这些国家所处的宏观经济环境有着密切关系，所以下文主要从经济增长、贸易依存度和经常项目占GDP比重这三个宏观经济指标，对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较大的五个亚洲国家（即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和韩国）与中国近期宏观经济情况进行比较研究，希望可以从中得到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汇率制度改革的启示。

1.经济增长。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五国在危机爆发之前基本上都经历了经济的快速增长，1990～1997年间的年平均GDP增长率为6.88%。在危机开始之后，这些国家都出现了负经济增长，1998年的平均GDP增长率为-7.46%。

一方面，与这些国家一样，在2004～2013年期间我国也经历着高速的经济增长，甚至在2008年受到金融危机影响GDP增长率仍然达到9.6%。但另一方面，我国的经济增长相比亚洲五国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增长更为平稳快速。

2.贸易依存度。贸易包括进口和出口，而贸易依存度则为进出口总额占GDP比例。从图3我们可以发现，我国的贸易总量比较大。从图4可以发现，经历2008年经济危机前后十年的我国与上世纪90年代的亚洲五国一样都具有较高的贸易依存度，但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在之后几年的依存度有一定程度的下降。特别的，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亚洲五国的外贸依存度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进出口总额超过了GDP的总量。

3.经常项目余额占GDP的比例。在20世纪后期亚洲五国都实行了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在美元弱势的时候，这样的汇率制度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他们出口商品的成本。但是90年代美元的再次崛起，使得他们的货币出现严重高估（货币升值），货币高估直接导致了其经常账户的赤字。1995年上述五国的经常账户赤字余额占到了GDP总量的5.35%。危机后，货币的大幅度贬值使得赤字状况有了极大的改善。相反，在我国则是经常账户的连年盈余（图5）。

经过以上三个宏观指标得对比分析，我们发现我国与亚洲金融危机前的亚洲五国都有较高的经济增长水平，而且贸易依存度较高，但这两方面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区别，我国的经济增长更加的平稳快速，贸易依存度显著低于亚洲五国的平均水平。另外在经常项目上由于亚洲五国币值被高估，所以经常项目一直处于逆差状态，而我国则处于顺差状态。

三、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汇率改革的启示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给很多亚洲国家带来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影响了它们的经济发展，而这种结果的发生很大程度上源于它们的汇率制度，所以通过分析可以从它们的失败上为我国汇率制度改革上找到一些启示。

首先，在汇率制度的选择问题上，对于一个融入国际外汇市场的国家来说选择浮动汇率制度对于固定汇率存在优越性。如在以上的宏观数据比较中，21世纪初实行浮动汇率体制的中国可以很好的通过浮动汇率的自由调节机制使经常项目实现平稳顺差，相对来看亚洲金融危机之前的亚洲五国的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会因为美元升值而其币值被高估，从而会导致经常项目出现逆差。当本国货币出现贬值的压力时，政府可以通过提高国内利率来缓解货币贬值的压力，但是这一举措给本来就脆弱的银行和公司带来更大的打击。如果允许汇率贬值又会使得以本币表示的外币负债额度急剧上升。政府部门想要维持固定汇率制度，但是又不能运用利率这一手段，随着国际储备的耗尽，对汇率的投机性攻击将最终成功（就像索罗斯阻击泰铢一样）。因此，固定汇率制度会使得金融危机的破坏性更加严重。

篇2

关键词：国际资本流动国际金融危机应对策略

国际资本流动是指资本在国际范围内的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流动，可以用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资本帐户反映，资本流动分资本流入和资本流出两种情况。国际资本流动可以采取很多形式，最常见的有国际直接投资、国际融资和国际负债三种。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的国际流动日益活跃，成为许多重大经济事件背后的关键影响因素，这同国际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有着密切关系。这些情况其实也不外乎一种非常简单的需求与供给的平衡关系。从需求角度来看，一是发达国家的老龄人口增加推动了养老金规模的逐步扩大，国际资本市场成为其投资和获取增值收益的主要场所；二是中产阶层人口增加，他们的经济实力强，对投资的需求旺盛，又理解而且愿意为获取更高投资收益而承担更高的风险，于是，其收入积蓄从传统的银行储蓄流向更高收益的股票市场，从而推动了共同基金的迅速发展；此外，世界各主要金融市场的管制从80年代中期以来逐渐放松，客观上推动了国际资本市场，特别是衍生金融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

国际资本市场的现状

资本市场的组成不外乎两个方面：市场的参与者和市场上的产品。20年前，商业银行构成了整个金融市场的主体部分，而今天，尽管银行类机构仍然是清算体系的使用者和主要管理者，但是从资产规模来看已经远远低于投资类机构，如养老金和共同基金等。

国际资本市场的参与者和产品两方面同20年前相比已经大大丰富，从组成模式来看当前的国际资本市场呈现出一种部分之间相互联系紧密的格局，也就是说网络化。在这种日益凸现的网络化趋势中，一个重要的现象引起人们的高度警惕，这就是一些传统的风险监测和管理手段受到严峻的挑战，特别是所谓的对银行8%最低资本充足比率的要求，现在看来并不“充分”，因为银行仅仅有8%的“垫底资本”并不足以抗御日益增加的资本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后果就是：实际生产部门所面临的一些困境对银行领域的“波及效应”被网络大大放大了。另外一个因素：电子交易手段的成熟和不断更新带来了更复杂的资本流动形式和更大的市场波动性，大大提高了全球资本市场的资本流动速度。更多的资金以短期获利为目的，导致市场波动性不断增加。70年代因为石油危机导致全球发生债务危机时，如果人们对当时全球各个分割的市场之间的连锁反应(chainreaction)还有惊诧的话，那么，在21世纪，如果由于全球资本市场体系中的某一个市场发生问题而导致整个体系陷入危机，估计大家不会再惊诧了。因为全球经济和金融一体化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没有哪一个市场会在全球危机的状态下而再独善其身。

导致国际资本市场资本流动加快的另一方面原因还在于进入90年代以来开始的放松管制策略的流行。各国放松金融管制造成的直接效应就是交易成本降低，跨境资本流动大幅度增加，最直接的后果之一就是全球各地市场上的金融资产价格的剧烈波动。

对于中国而言，虽然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很低而且市场规模很小，但已经能够非常明显地感觉到外部市场变化的波及效应。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介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资本流动壁垒和保护墙将逐步减少直到最终消失，这些波动的影响将变得更为直接和明显。所以国际资本流动可能引发的问题从现在起就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国际金融危机及其成因

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资本市场对推动全球经济发展，促进资本和技术在各个地区之间的合理配置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随之而来的波动和因此而导致的国际金融危机的风险也日益增加。全球化、网络化和信息化的国际资本流动以全球金融市场的急剧动荡为主要特征，金融资产价格波幅之大，传播范围之广，为前所未见，这种剧烈的波动及其附带的扩散效应就是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

国际金融危机一般有3种表现形式。货币危机指一国货币在外汇市场面临大规模的抛压，从而导致该种货币的急剧贬值，或者迫使货币当局花费大量的外汇储备和大幅度提高利率以维护现行汇率；外债危机是指一国不能履约偿还到期对外债务的本金和利息，包括私人部门的债务和政府债务；银行危机是指由于对银行体系丧失信心导致个人和公司大量从银行提取存款的挤兑现象。

国际金融危机离中国并不远。从历史上看，上个世纪末是金融危机多发时期：从最早的1992年欧洲金融危机到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再到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最近的有2000年的南美金融危机。其中以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最具备国际金融危机的特点，当然破坏力也最具全球性质。

作为现代经济的血液传导输送系统，国际资本市场的安全性和效率非常令人关注。亚洲金融危机及其触发的全球范围的市场动荡不安给世界经济造成巨大的破坏，直到今天其影响仍在继续，这足以说明国际资本流动而引发的金融危机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对它的成因以及对策的研究是关系到国家乃至世界经济稳定和发展的重大问题。

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因如果简单的列举，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经济过热导致生产过剩；贸易收支巨额逆差；外资的过度流入；缺乏弹性的汇率制度和不当的汇率水平；过早的金融开放。但是在实际中这些因素往往是综合起来起作用的。以亚洲金融危机为例子来具体分析就不难看出，是内部和外部的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结果导致了金融危机的总爆发。具体的原因可以归结如下：

经济发展过热，结构不合理，资源效益不佳。东南亚国家的经济从70年代开始相继起飞，增长很快。但长年的高速增长也积累了严重的结构问题，这些国家都注重于推动经济的新一轮的增长，忽略了对结构问题的解决。

“地产泡沫”破裂后造成银行坏帐呆帐严重。东南亚各国在过去十几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期间房地产价格暴涨，吸引银行向房地产大量投资，银行呆帐的增加大大影响了东南亚金融体系的稳定，在危机之前一些金融机构已经濒临破产。

从外部看，其它资本市场，如日本股市的复苏和美元的持续走强，都使得一部分原来流入东南亚的外资撤离，构成了对这些亚洲国家货币的强大压力。在这种形势下,巨额国际资本的高流动性和高投机性终于搅起了这场空前的金融动荡。

国际金融危机具有广泛和巨大的影响。以亚洲金融危机为例子，它对各国都产生了程度不同的负面影响。由于在进行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中国政府的调控和管理得当，那次亚洲金融危机并没有对中国造成直接影响。但是不管如何，我国仍然感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种种间接影响。

我国防范未来金融危机的策略

六年后的今天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已经减弱了很多，但是其余波仍未完全消除，国际经济仍然在为成功摆脱衰退回归繁荣而努力。另一方面国际资本市场的波动性和不可预测性仍然存在，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同国家金融、经济乃至政治上的缺陷都可能造成下一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于成功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直接波及的中国而言，分析其产生原因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不少有益的启示。同时如何抓住机遇调整结构制订策略，防范甚至提前化解下一次金融危机也是我国金融业今后发展的重要课题。

笔者认为，我国防范和化解未来金融危机的策略可以归结如下：

防范金融风险的最佳途径是优化本国经济结构，强化本国经济。各次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发展中国家只有优化国内经济结构，才能真正改善长期国际收支的状况，确实保护自身不受国际资本流动无常变化的影响。

有计划有步骤的开放资本市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项目对外开放要慎之又慎。发展中国家追求经济快速发展，为了吸引外资流入，往往在条件不具备或者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贸然实行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殊不知当允许国外资金自由流入本国时，同样也必须允许自由流出。当国际游资流入时，如果运用不当将使本国经济陷入困难，如果一有风吹草动，大量资金外流时本国将面临对外支付的困难。因此我国今后资本项目实行自由兑换应放慢步伐，慎之又慎，待条件比较充分时再实行资本项目自由兑换。

中国的开放必须是在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条件下的开放。国家经济安全是在世界经济越来越融合的情况下很多国家必须考虑的问题。国家经济安全是指大国、小国共同地融在一个大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它们的地位是不同的，抵御越来越一体化的世界经济风浪冲击的能力也是不一样的，这种保卫自己的能力就是一国的经济安全度。经济安全的保卫需要本国一整套的系统，既要开放，又要在金融的管制、进出口资金的管理方面使本国的企业、政府和银行人员的经营能力与发达国家拉平，有在管理、经营、投资各方面和发达国家同等素质的人才、系统、制度。

开放金融市场要做好准备和试点，应该采取谨慎的步骤和策略。即使在加入WTO的今天也要清楚认识到我国与发达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我国的情况不能与发达国家进行简单对比。发达国家在实现资本自由流动方面也经历了若干历程。发达国家的资本自由流动是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完善程度和金融监管水平相适应的。同时，也是金融创新和技术进步的产物。我国由于市场基础和市场规范还很不完善，金融监管水平也需要在开放中的动态博弈中逐步提高，对于资本自由流动这把双刃剑，在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包藏着巨大风险，因此在目前我国不能像发达国家那样，让资本自由流动。但是资本全球化、资本自由流动是大势所趋，因此在目前我们就应该积极进行准备，有步骤地有计划地实现金融市场和金融制度的调整，为中国安全、成功的融入全球资本市场打下坚实的基础。

为了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融入全球化市场是历史的必然。如何在这个过程中既享受国际资本市场和资本自由流动带来的种种好处，又同时防范和化解由此产生的金融危机风险就成为中国的金融界乃至政府需要关注的重大问题，它给中国金融机构、中央银行和政府都提出了许多政策上的挑战。对此，只有未雨绸缪早作准备才是应对挑战的正确策略。通过制定正确的政策措施，笔者相信中国一定能够健康、顺利地实现经济的更大发展。

参考资料：

1.姜波克，《国际金融新编》第三版，August,2001

篇3

2008年中国货物贸易和纺织服装的出口量都经历了较大波动。海关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贸易出口总量在2月经历了急剧下降之后，3月至9月整体上呈上升趋势。而在第四季度，出口总量开始不断下滑。就纺织服装的出口量而言，全年的波动也是非常明显的。纺织服装的出口在2月也经历了巨大减少，之后5个月虽都在上升，但是增速的变化也非常不稳定。而在7月之后，纺织品出口量一直处于减少状态，且下降幅度越来越大，直到12月才有所增长。

而从更长的时间跨度来看，中国纺织品的出口在2008年之前平均每月的增速主要在20%左右及以上，就在2008年之后，纺织品出口主要呈下降趋势。进口方面，纺织品进口呈现负增长（-1.28%），为124.26亿美元。服装进口量大为增加，同比增长22.07%，金额达到17.67亿美元。

由此可以看到，我国纺织业目前正面临着较为严重的问题。出口量增速逐渐减少，达到自200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我国纺织品服装的出口量在2008年以来也出现了较大的波动，且下半年主要呈下降趋势。究其原因，除了上半年面临的人民币升值、生产成本上升等压力外，影响下半年出口波动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目前的国际经济形势不稳定。

美国作为中国纺织品的重要进口国之一，其经济的波动必然会影响到与中国之间的纺织品贸易。而目前纺织品的销售量波动，与愈演愈烈的美国次贷危机以及其带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动荡有直接关系。金融危机对中国纺织业的具体影响如下：

美国消费缩减导致需求减少。目前，美国金融市场正在经历次贷危机带动的大幅下调，整个经济调整正在从对金融市场的冲击转向对美国实体经济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疲弱的美国经济增长和正在增大的失业率、依然处于下滑阶段的美国房地产价格，最终可能会直接影响到美国银行业原来认为风险不大的正常贷款。据美国劳工部的最新数据，美国2008年12月失业率由11月的6.8％增至7.2％，系1993年1月以来最高水平。2008年全年平均失业率由2007年的4.6％增至5.8％，创2003年以来新高，失业人数达110万。而且美国商务部日前公布的初步报告显示，美国经济第三季度萎缩0.3%，为自2001年第三季度以来表现最差的一个季度。同时，2008年9月，占美国经济最大比重的消费开支出现了17年来首次下滑，预示着美国经济可能陷入近30年来最严重的衰退。

由于美国经济的不稳定性加大，失业增加，经济放缓，居民的消费信心将下降，由此带来可能会削减对于商品的消费，对包括纺织品在内的进口商品的消费也会相应减少，而中国作为对美国的纺织品最大出口国，纺织业也必然受到负面影响。

美国金融危机扩散的影响。美国金融危机扩散对我国纺织业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而言，美国本身占全球市场的比重下降，2008年秋季，美国的市场份额较2006年同期下降0.3个百分点。另一方面，美国金融危机扩散带来了全球市场需求萎缩。比较近三年来中国纺织品对各大板块出口的增速状况，除大洋洲外，对亚、欧、非以及北美的出口增速均呈现下滑态势。

美国的次贷危机会导致金融市场违约率的上升。这一违约行为不仅仅局限于次级房贷市场，连原来正常的那些贷款，比如信用卡贷款、汽车贷款也可能会随之出现问题。因为负债累累的美国消费者会受到房价下跌、股价下跌、实际收入缩水、通胀加剧、油价高企的多重冲击。

由于美国企业流动资金紧缺，使中国纺织品出口企业出现很多坏账。例如2008年2月，美国一家大型箱包企业破产，殃及浙江5家企业的500多万美元应收账款。一个月后，一家占据近一半美国市场份额的便携式发电机生产商提出破产申请，又导致我国企业1055万美元的出口应收账款无法收回。

综上所述，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纺织业负面影响较大。它直接导致了美国以及欧盟、日本等国对中国纺织品的需求数量减少，波动幅度变大，同时它可能会使美国进口企业资金短缺，从而使中国纺织品出口企业坏账增多。另外，美国可能会出台相关的贸易保护和反倾销政策来减少中国纺织品对美国的出口。

危中之“机”

虽然这次金融危机给中国纺织品出口行业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然而，客观上也存在着一些积极的政策和形势。

出口退税率的提高。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在2009年2月5日联合《关于提高纺织品、服装出口退税率的通知》，经国务院批准，从2009年2月1日起，将纺织品、服装出口退税率提高到15%。此次调整将涉及3325个税号，这也是近半年来国内第三次上调出口退税。在2008年7月31日，将部分纺织品、服装的出口退税率由11%提高到13%，而在10月21日，又提高到14%。据业内专家表示，这次纺织品、服装出口退税的涉及范围很大，行业将因此受益约170多亿元；而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政府对纺织服装行业扶持的一个信号，中国纺织服装行业将会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转移，不再仅局限于制造这个环节的优势。

同时，2009年2月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纺织工业调整振兴规划。会议认为，纺织工业是我国经济传统支柱产业和重要的民生产业，也是国际竞争优势明显的产业，在繁荣市场、扩大出口、吸纳就业、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城镇化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次会议也体现了国家对纺织工业的支持。

人民币汇率较为稳定。由于美国金融市场出现巨大的动荡，经济也面临衰退的风险，为了保持人们对美国经济的信心，美元近来一直保持着较为强势的状态。自2005年7月以来，美元对人民币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持续贬值之后，终于在近期稳定在一个平稳的状态。

虽然人民币经过近些年来的持续升值，已经对纺织出口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但是终于在近期内稳定在一个相对小的区间内，就没有从汇率上对中国纺织业造成威胁。而目前这一汇率的稳定在客观上与次贷危机带来的美元力保强劲有重要关系，客观上也在汇率形势上对我国纺织业出口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环境。

纺织品出口行业整合力度加大。虽然这次金融危机给中国纺织品出口企业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很多抗风险能力较差的小企业纷纷倒闭，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种竞争更加激烈的形势也给仍然保留下来的纺织企业创造了机遇。激烈的竞争形势促进了资源的优化配置，从客观上帮助了生存下来的企业提高竞争力。而在这种环境下，企业自身也会进行技术的升级和管理的创新，从而有利于企业进行转型和提高效率等。这些都有利于纺织行业的内部整合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与亚洲金融危机影响的比较

上个世纪90年代末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也是一场较大范围内的经济动荡, 对东南亚国家及韩国、日本的经济造成了重大的打击。而这场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也造成了很多负面影响。其中对我国产业发展的影响主要有：危机国家本币贬值导致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主要是价格竞争力被削弱, 如纺织、服装、鞋帽；我国一些以危机国家和地区为出口市场的产业因需求萎缩而陷入困境；危机国家经济衰退对国际市场产生较大影响, 进而影响我国一些产业的发展；危机国家在华投资比较集中的产业因外资撤出或投资力度不够而发展缓慢。而对于纺织业来说，其负面影响主要有：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 受波及的许多国家的纺织企业面临强大的融资和还债压力, 故多采取降价或倾销手段以尽快收回资金, 这使得当时棉纱的国际市场价格下跌了10%-15%。这在东南亚表现在化纤产品和纱布, 在南亚则表现在初级产品两纱两布上。据报道韩国以低于正常水平20%-40%的价格向国外倾销涤纶切片和纤维，印尼也以低于正常水平20%以上的价格向台湾和香港倾销两纱。国际市场的价格的大幅下降, 使我国纺织业面临的竞争更为加剧。

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纺织品出口量增速放缓。随着危机的蔓延和扩大,1998年前7个月我国外贸出口按进度累计值的增长速度逐月回落,回落幅度逐步放缓。据海关统计,1998年1～6月我国纺织品、服装及衣着附件出口213.56亿美元, 同比上升7.82%,其中纺织品出口64.72亿美元,同比下降3.34%；服装及衣着附件出口148.84亿美元,同比上升13.52%。就单月情况看，1998年1～4月出口金额形势呈上升趋势。5月份是一个转折点,出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幅度下滑,下降幅度达5.74%。6月份又有所回升。

直接来看，两次金融危机都导致了纺织品出口量的增速变慢，但并没有一直下降，都呈波动趋势。使中国纺织品的竞争加剧，竞争力下降，利润空间减少，对中国纺织业提出了挑战。间接方面，两次金融危机都导致国际经济形势更加动荡，从金融市场扩展到实体经济领域。也带来了汇率市场的不稳定，使人民币币值相对变化。

两次金融危机对中国纺织业的影响不尽相同。首先，影响纺织品出口的因素不同。亚洲金融危机使东南亚等国加强对纺织品出口政策的倾斜，以降价、倾销手段使国际纺织品价格下降，挤占了中国纺织品的国际市场。而美国次贷危机使美国、欧盟等地缩减消费，对中国纺织品的需求减少。也就是说，亚洲金融危机从供给方使中国纺织品竞争力下降，而美国次贷危机从需求方面影响中国的纺织品出口。

第二，使中国纺织业面临的国际形势不同。亚洲金融危机带来人民币相对升值，使纺织品的价格优势下降。而美国次贷危机却在客观上使人民币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币值，暂时阻止了人民币升值的趋势。

第三，两次金融危机的影响程度不同。从范围上来看，亚洲金融危机主要波及面在亚洲地区，对中国纺织品在其他地区的影响并不大，而美国次贷危机波及全球经济，不仅影响到美国市场上的需求量，也使欧盟、日韩等国家和地区对纺织品的需求下降。从程度上来看，实际上，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纺织品的出口影响并不是特别大，因为各国出口结构以及各自占领的细分市场并不相同，且亚洲其它国家纺织品在世界市场上所占的份额本来就并不是特别大，中国纺织品出口规模依旧是其他国家不能相比的。而美国作为中国最大的贸易对象，其消费需求的缩减将对中国纺织品造成更深的影响。从影响时间来看，亚洲金融危机对纺织业的影响在一两年之内已基本被中国消化，而此次美国金融海啸究竟会带来什么后果，影响多长时间，依旧无法估计。

突围的建议

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纺织业总会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不论是10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还是如今逐渐深入的美国次贷危机，都使纺织品的出口增速放缓，甚至出现波动。而中国需要做的，并不仅仅是在政策上对纺织业进行一定的支持和补助，更需要纺织业内部自身的完善与调整。具体说来，我国纺织业可以从几个方面改善。

提高产品本身的附加值，而不仅仅依靠价格优势。可以发现，如果仅仅靠低价来打开国际市场，则很容易受到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而且人民币升值的趋势是十分必然的，若想长久地在国际纺织品市场上占据优势，必须考虑这方面的因素。而且，低价格战略更容易受到出口国反倾销的，会影响到中国贸易形象，也不利于整个纺织业的出口。

努力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出口的经济效益。目前，生产成本的上涨已成为必然的趋势，这样就会极大地缩减利润空间，而且会迫使产品提高价格，削弱了其竞争力。因此，应该从各方面尽可能地降低成本，例如优化原材料结构，更新设备，提高生产效率，加快技术创新等。

改变市场定位，加强对国内市场的开发。国际市场总是受到各国各种因素的影响，因此是非常不稳定的。虽然中国对外开放的程度逐渐加深，经济增长对国际贸易的依赖程度也逐渐变强，但是国内市场还是相对稳定许多。而且中国的市场是相当可观的，具有非常大的市场潜力，如果能扩大内需，中国纺织业的前景依旧广阔。

篇4

关键词：通货膨胀 金融危机 结构突变 数据生成过程

1997年和200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给世界和中国经济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衡量我国通货膨胀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表现出明显的波动性，因此研究CPI的动态特征就显得尤为重要。CPI序列数据包含着复杂的动态结构，而单位根和结构突变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时间序列变量的动态特征。结构突变的单位根检验最主要的意义在于确定宏观经济变量是否受剧烈冲击的影响发生了结构突变，并由此判断其是服从分段趋势平稳过程还是单位根过程，此结论对政府政策主导下的宏观调控有着重要意义。一方面，如果宏观经济序列是含有单位根的非平稳过程，那么它的趋势由随机信息累加得到，即由随机趋势所决定。而如果经济时间序列不含单位根，则它的趋势沿着确定性均衡路线上下随机波动，冲击只是对经济发展的局部产生短暂性影响，并不能对经济发展的长期均衡路径产生持久性冲击。另一方面，通过深入剖析其发生的结构突变点，探究使其发生结构突变的原因，可以得到冲击对宏观经济序列产生突变影响的传导原因，对经济政策的有效制定具有实际意义。本文试图以1997年和2008年为大背景，从结构突变的角度对我国CPI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和定量分析，研究其是否受金融危机的冲击发生了结构突变以及结构突变点产生的原因，进而分析两次金融危机对我国CPI产生的影响。

文献综述

数据生成过程（Data Generating Process，DGP）是指变量的数据源于具有何种特征的随机过程。然而，由于一些剧烈的冲击，如金融危机、体制转变等，可能导致DGP具有结构突变。Perron（1989、1990）在ADF检验基础上建立了相对完备的理论体系， 成为突变问题研究的里程碑。Banerjee、Lumsdaine和Stock（1992）采取在原样本范围内连续抽取不同子样本的方式提出3 种含有结构突变点的单位根检验方法：递归检验、滚动检验和循序检验。国内学者对于结构突变研究较少，王少平（2003）认为，单位根检验没有考虑数据生成过程中的变量的系数的时变性问题，然而剧烈的冲击，可能导致DGP具有结构突变。本文的创新之处正是基于结构突变理论，从新的视角对1997年与2008年金融危机对我国CPI序列的DGP的影响进行了定量分析，得到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

模型设定与数据

（一）结构突变的单位根过程

Perron针对已知突变点给出三种经验模型，按照一般到特殊的模型选择原则，笔者选取Perron的模型C进行检验（假定发生结构突变的时点已知为tB），即：

yt=μ0+μ1Dt+δ0t+δ1Dtt*+et，其中Dt=1，当t>tB；Dt=0，当t≤tB。

当et～I（1）时，yt具有结构变化的单位根，而et～I（0）时，yt具有结构变化的趋势稳定。于是，结果变化的单位根检验就转化为对退化趋势之后的残差的单位根检验。但是外生确定结构突变点这种检验依赖于数据特征，在结构变化不显著时可能失效。为了避免犯主观性的错误，我们通常采用内生结构突变检验。

（二）样本和数据

笔者研究了从1996年6月到2011年11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指数，数据来源于CCER中国经济金融数据库。在宏观经济计量中，对时间序列数据取自然对数可以消除异方差的影响，且这种变换不影响变量之间的长期稳定关系和短期调整效应。基于这一思想，笔者对数据进行了对数处理（记为πt）。

（三）内生结构突变的单位根检验

为确保检验的准确度，笔者将分别采用退势法与滚动回归法进行内生结构突变的单位根检验。另外，为提高结构突变检验的势，笔者采用部分样本来检验，即用1996年6月-2000年2月的数据来检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CPI的影响，用2006年5月-2011年11月的数据来检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CPI的影响。

实证分析

（一）内生结构突变的单位根检验

基于前述的分析，对于第一个子样本，所有可能的结构变化点为t1=1997年3月，t2=1997年5月，t3=1998年4月，并分别定义虚拟变量为D1=1，t> t1；D1=0， t≤t1；以此类推。得到最小的ADF值发生在1998年4月，其相应的退化趋势和对退化趋势数据的ADF检验为

πt=4.6927-0.0075D3-0.0042t+

0.0046D3 t3*+e3t

t=(1876.0830) (-2.1605) (-23.0937) (17.3610)

Δe3t=-0.2456e3t-1+ε3t

AIC=-8.1447，ADF(0)= -2.0607

式中，et残差项，t为时间趋势，即对应1996年6月，t=1，对应1997年7月，t=2，以此类推。由于min t(ρi)=min{ADF}=-2.0607，显然，-2.0607>-2.6186（1%的临界值），故接受单位根的原假设。

笔者对CPI序列继续进行滚动回归检验，相应的滚动回归检验ADF序列图，如图1所示。

篇5

1.美国金融危机的背景

①美国的宏观调控政策。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裂时,由于担心可能发生的通货紧缩,加上高起的储蓄率,联邦基准利率被维持在一个相当低的水平，作为衡量银行风险定价重要指标的存贷款利率差降至历史低点。美国的房地产业格外繁荣，同时带来美元的持续疲软，通胀压力增大以及流动性泛滥，宏观经济风险例如通货膨胀,房地产价格扭转在这段时间内被显著低估。为此从2006年，美联储不断加息，联邦基金利率从1%~5.25%，同时贷款利率升高，房地产贷款违约率升高。

②金融创新。资产证券化以及无数新的衍生金融工具在金融机构中广泛应用。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一些银行利用金融市场迅速扩张贷款的规模。这些银行把放出的贷款进行分类归集并打包出售给一些非银行类金融机构(例如SIV,SPV等),SIV再将这些贷款在资本市场上抵押发行债券。通过这样一系列行为,银行不但摆脱了对储蓄存款的绝对依赖,而且将贷款移除资产负债表表从而转移了风险。这种起初为了摆脱巴塞尔协议对银行资本限制的业务模式逐渐被银行界广泛采用,并逐渐扩散到欧洲的银行业。

③风险信用评级机制。信用评级是按照评级者的信用风险归类评价的，由于“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对象”没有很好的资信记录和抵押资产,而且贷款规模小，因此采用信用评级软件进行设计，前期成本较小，但事后违约率较高。因此贷款机构选择资产组合的方式去分散风险，为此增加贷款的数目，这样很容易引起过渡贷款，造成房地产的泡沫升级。但是一旦宏观经济状况出现逆转，金融机构的资金链很容易断裂，个别风险和系统风险会同时增大。

2.亚洲金融危机的背景

亚洲金融危机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25年之后，在20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区域集团化，金融贸易自由化进一步加深的情况下发生的。

①经济全球化、区域集团化对金融的连带作用。全球经济相互依存、合作、竞争和发展,使得各国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相互影响也在加深。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金融出问题,必然会直接或者间接影响其它国家,造成地区性或者全球性的动荡。

②金融自由化带来的负面影响。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国际资本跨国性的转移愈加频繁,规模日益扩大,迫使西方国家不得不放松管制,金融自由化的趋势不可逆转。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扩张的速度大大超过经济贸易增长的速度。国际金融交易的基础原本是国际贸易，但是数以万亿计美元的巨额资金活跃在股票、债券、外汇和黄金市场的投机交易中,这些热钱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促进经济的发展,但是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风暴,除去其自身的内因,则与国际资本的快速、频繁大进大出,兴风作浪不无关系。

③对外资的过分依赖,经济结构失调导致经济泡沫。亚太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过分依赖外资，而这些资金主要投放在非生产性的房地产和证券市场上,利用率很低,加剧了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和经济的泡沫成份。利用外资盲目追求经济高速增长,导致结构性生产过剩及经济泡沫是这场亚洲金融危机的根源。特别是以出口为主导的外向型经济模式,又进一步造成了出口贸易结构的失调。

3.从两次金融危机发生背景的比较分析来看，金融系统都扮演了很关键的角色

当它正常运转时，可以将拥有闲余资金的人的资金导向需要资金进行生产性投资的人。金融系统圆满完成这项工作的主要障碍是信息不对称，即金融合约的其中一方与另一方得到的信息存在差异，这会导致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如果从不对称信息的角度来理解金融危机，则可以将金融危机定义为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不对称信息问题严重恶化，使金融市场无法有效发挥有效性。促使不对称信息问题恶化并导致金融危机的关键影响因素是资产负债状况的恶化，特别是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状况。

在这次美国金融危机中，一方面，次贷市场的存在保证了次级按揭贷款市场的繁荣，为标的资产和衍生资产的定价打好基础，满足了不同投资者的投资偏好；另一方面，次级债市场的过度竞争，以及资产证券化过程中显示出来的信息不对称，难以保证市场的有效性完全发挥，更无法做到信息的准确和风险定价的无误，这必然会引起系统性风险传染加大，造成更大的损失。

这两次金融危机又都是在金融创新日益频繁以及流动性过剩现象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产生的,宏观调控政策和现代微观金融市场资配置方式之间产生了“有效性冲突”。一方面,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也放大了货币流动性,从而引起宏观经济层面上的波动。例如,通胀率的急剧上升以及资产价格泡沫的迅速膨胀等,都会迫使政府采取力度比较大的宏观调控政策,从而造成宏观调控的成本提高。另一方面,针对宏观经济指标的调控措施的实施(比如因通胀上所引起的持续加息等),很容易改变市场对金融风险的定价能力,甚至可能会造成市场参与者支付交易能力的急剧恶化,从而引起像“次级债风波”那样的“系统性风险”,使监管部门不得不放弃针对宏经济指标的调控措施而被动地执行反向操作————投放流动性。

二、两次金融危机的发展阶段及表现

1.美国金融危机的三个发展阶段及表现第一阶段：2007年4月，美国新世纪金融公司宣布破产，次级抵押信贷市场风险出现，2007年7月以来,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风暴,已经刮向欧洲、亚洲和澳洲。

第二阶段：2008年9月以来，美国金融市场风云再起，雷曼兄弟控股公司破产、美洲银行收购美林集团、AIG集团陷入危机，强烈震撼了美国金融市场，并在国际金融市场掀起滔天巨浪，旷日持久的美国次贷危机转化为严峻的世纪性金融危机。

第三阶段：金融危机已经对全球实体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2008年之后世界经济已明显放缓，下行风险逐步加大，前景更加不确定。欧美的企业倒闭、裁员、减薪已经屡见不鲜，消费和对经济的信心都大幅下降。目前的情况并不是简单地降息或者注入资金所能解决的，风险厌恶情绪的高涨也已经充分地表现在全球资本市场之上。

具体表现：①世界各地股市剧烈震荡，自2007年2月到2008年10月，美国的道琼斯工业指数跌幅33%，NASDAQ跌幅31%；欧洲的法兰克福指数跌幅35%，巴黎CAC40指数跌幅35%；韩国指数跌幅24%；日经225指数跌幅37%；我国香港的恒生指数跌幅36%，我国内地的上证指数跌幅29%，期间还曾创出6124.04的历史以来最高点位，如果从最高点计算的话，短短一年时间跌幅达60%。②对金融机构产生巨大影响，大量的金融机构破产。2007年3月，新世纪金融公司破产，2008年3月，贝尔斯登猝死，2008年9月，美国政府出手接管两房，雷曼兄弟破产，美国银行收购美林，AIG国有化，华盛顿互惠银行倒闭。③对经济发展产生很大影响，金融危机导致欧美国家的社会失业率持续增加、市场需求萎缩、企业融资困难、个人信用消费减少、许多人由于无力偿还信用债务而导致资产被收回。④各国积极采取措施来应对金融危机，欧美国家联合行动应对次级抵押贷款信贷危机，为缓解美国次级债信贷危机对全球金融市场流动性所造成的过大压力,欧元区央行和美联储于2007年8月9日、10日先后发表声明,宣布为市场提供充足的流动性,并迅速付诸行动。美联储联合其他五央行共同降息50基点，美联储9000亿输血银行体系。欧盟共同降息50基点，欧盟各国将提高最低存款担保额度，欧洲央行加大对金融系统注资力度。英国宣布新救市方案，动用五千亿英镑。日本首相下令研拟追加经济对策，规模庞大，日本央行一日内3次注资货币市场。俄罗斯向银行大规模注资9500亿卢布，俄罗斯对股市设立新的涨跌幅限制。澳央行降息100个基点，幅度为16年之最。中国也下调了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基准利率，10月9日起暂免征收个人储蓄存款利息税。

2.亚洲金融危机的三个发展阶段及表现

1997年6月，一场金融危机在亚洲爆发，这场危机的发展过程十分复杂。到1998年年底，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97年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引发了一场遍及东南亚的金融风暴。菲律宾比索、印度尼西亚盾、马来西亚林吉特相继成为国际炒家的攻击对象。10月下旬，国际炒家移师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矛头直指香港联系汇率制，接着，11月中旬，东亚的韩国也爆发金融风暴。韩元危机也冲击了在韩国有大量投资的日本金融业。1997年下半年日本的一系列银行和证券公司相继破产。于是，东南亚金融风暴演变为亚洲金融危机。

第二阶段：1998年初，印尼金融风暴再起，受其影响，东南亚汇市再起波澜，新元、马币、泰铢、菲律宾比索等纷纷下跌。日元的大幅贬值，使得国际金融形势更加不明朗，亚洲金融危机继续深化。

第三阶段：1998年8月初，美国股市动荡、日元汇率持续下跌之际，国际炒家对香港发动新一轮进攻。恒生指数一直跌至6600多点。香港特区政府予以回击，国际炒家在香港失利，在俄罗斯更遭惨败，使得在俄罗斯股市投下巨额资金的国际炒家大伤元气，并带动了欧美国家股市和汇市的全面剧烈波动。

其主要表现为:①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外汇市场和股票市场剧烈动荡。②大批企业、金融机构破产和倒闭。③国际资本大量外逃,据估计印尼、马来西亚、韩国、泰国和菲律宾私人资本净流入由1996年的938亿美元转为1998年的净流出246亿美元,仅私人资本一项的资金逆转就超过1000亿美元。④受东南亚危机影响,1998年日元汇率剧烈动荡,6月和8月日元兑美元分别跌至146.75和147.25日元,为近年来的最低点,造成西方外汇市场的动荡。⑤危机扩散蔓延,1998年5月俄罗斯爆发了股市、债市剧跌的风潮,卢布大幅度贬值,资本大量外逃。造成美国、欧洲、日本乃至拉美的股市动荡。⑥1998年9月,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在这场危机中兴风作良,出现巨额亏损,后由美联储出面组织大商业银行出资相救,才免于倒闭。⑦1999年1月巴西雷亚尔大幅度贬值,资本大量外逃,股市和债市都大幅度下跌,对拉美和美国经济造成很大冲击。⑧除了直接影响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使得一些国家出现负增长之外,还造成全球经济增长放慢。⑨受危机影响的国家由于自身无法摆脱困境,不得不向国际金融机构求助。泰、韩、菲、印尼、俄罗斯、巴西等国家向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的贷款协议总额接近2000亿美元。

无论规模和范围，还是深度及影响，这场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起的全球性金融危机都远远超过了10年前的亚洲金融风暴。首先，当前的金融危机波及面广，已演变成了世界金融危机，不仅波及到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还波及到了部分新兴发展中国家。而亚洲金融风暴受害的只是发展中的新兴市场国家。其次，影响深度深，美国的这次金融危机先后影响了信贷市场，资本市场，商品市场，而且对很多国家的实体经济的影响也逐步显现出来，近几年的经济衰退已成定局。而亚洲金融危机并不是它的实体经济出现问题，而是制度模式的局限性造成的。

三、中国在这两次危机中的表现

1.中国在美国金融危机中的表现

①美元资产的价格暴跌，造成我国财富量的缩水，我们现在的外汇储备主要购买的是美国的国债以及美国的一些企业股权，由于美元的贬值和部分债券的违约，我国遭受了不少的损失。如果美国金融危机持续恶化，我国将遭受的损失将更加难以估算。②我国的出口拉动效应减弱，我国外贸对美国的出口占我国外贸的1／3，美国经济的衰退必然引起我国出口的减少从而导致国内企业减产、工人失业，企业大规模亏损。随着美元的不断贬值，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上升会导致我国对美国的出口持续收到冲击。

③外资的撤离。由于不少外国金融机构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损失巨大，因此不得不抛售海外的资产回收投资来救急。外资的撤离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我国资本市场的稳定性，我国采取了一系列补救措施，来阻止股市和楼市价格的下滑。

2.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表现

①由于中国有四道防线:外贸顺差(1997年为400亿美元)、外债结构以中长期为主(87%)、外汇储备较多(1997年底1400亿美元)、资本项目尚未完全开放等，中国在这次亚洲金融风暴中未受到直接冲击，人民币没有贬值。

②中国是亚洲的一部分，与亚洲经济的关联度相当高，因此，中国实际上已经间接受到影响:GDP增长率降低，进口增速，出口减少，盈余收窄；内部消费疲软、失业率上升、通胀增幅不大，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加速，利率处于历史低水平，但仍高于国际利率水平；外汇储备在1400亿美元的基数上增长幅度会大大放慢；在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中国政府多次表明人民币在两年内不贬值。从这两次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来看，中国国际化程度已经非常高，贸易份额占全球的7%，外汇储备居世界之首，金融危机一旦发生，中国都难免会收到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

四、两次危机对中国的启示

1.加强对金融衍生产品的研究、监管和适当利用

美国等西方国家金融创新使衍生产品层出不穷，这有利于分散风险，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但也容易招致金融风险甚至危机，随着我国对外金融开放力度的加大，更多外国金融部门及衍生产品将进人我国，对此我国应加快建立风险防范机制，筑好金融衍生工具的防火墙。同时，有选择地运用金融衍生工具为我国分散和减轻相关金融风险。我国需要通过发展本国的证券化和金融市场结构，使金融市场从结构和品种都得到深化，从而利用各种金融手段，妥善安排好未来的风险。

2.有效利用外汇

在这场由美国次级债危机所引起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中，由于我国的外汇储备主要为美元资产，导致我国的财富量缩水严重，因此我们必须调整好我国外汇储备的结构和规模。要有效的使用外汇储备，一方面，可以提高企业的外汇留存比例，鼓励国内企业利用外汇资金进行海外直接投资；另一方面，当一国货币贬值时，如果该国的外债负担过于沉重，可能引发企业偿债危机甚至金融经济危机，因此适当地降低外债水平可以降低该国的外汇风险和金融风险。

篇6

【关键词】金融危机 启示

随着亚太地区逐步从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复苏，席卷欧洲经济的危机又掀起了该地区对出口接连受创和金融资产流动受限的新一轮恐惧。针对这一场危机，亚洲各国政府正在着手各自的对策，并可能向亚洲开发银行寻求金融支持和政策建议。文章讨论了欧洲危机对亚洲可能带来的影响，以及亚行和其他国际金融机构开展的危机应对评估所带来的启示。

一、欧洲危机的影响和风险

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对亚洲的影响比之前担心的要小得多，但是由于一个国家退出欧元区而引发的危机（虽然可能性不大）带来的影响则可能更加深远。这样的事件可能会改变其他国家对欧元的认可程度，从而进一步减缓欧洲的经济增长，增加国际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并导致美元资产价格的飞升。本文认为受欧洲危机的影响，目前低迷的亚洲经济形势将进一步加剧。的确，对亚洲各国而言，应对欧洲急剧的经济衰退可能会比应对漫长的经济放缓更加困难，因为后一种情形至少为亚洲出口商提供了寻求替代市场的时间。

正如在2008～2009年全球经济金融危机中一样，贸易也许是主要的危机传播途径。孟加拉国、斯里兰卡、泰国和越南由于高度依赖欧洲市场而被认为非常脆弱。而即使对于那些依赖度较低的国家，全面蔓延的欧洲危机所带来的风险也不可忽视。如果随之发生国际商品价格下降，同样也会使矿石出口商面临着较高的风险，这样，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蒙古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将受到冲击。同样的影响也会发生在那些依赖旅游经济和汇付经济的亚行成员国家身上，如柬埔寨、吉尔吉斯、蒙古、塔吉克斯坦、泰国、东帝汶、越南和一些较小的岛国。

如果信用和资产价格飞升、出口急剧下降，很多亚洲国家的金融产业将受到显著的影响。持有较低的国外资产和较低的欧元区债券可以保护亚洲新兴市场的银行体系，但如果欧洲银行因近来增加的风险而减少对亚洲的信贷投放，则会加剧亚洲地区发展中国家金融机构的脆弱性。因此，虽然从总体看亚洲地区的贫困问题受到的影响可能相对温和，但对于小国而言，其影响则是非常严重的，并会直接影响到大国的弱势群体。

二、发展中国家的危机准备和应对

欧洲危机会从多大程度影响亚行各成员国家，不仅取决于各个国家的脆弱性，还有赖于他们的机构、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强度，金融部门的健康程度以及社会安全网的水平。

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亚洲的宏观经济和金融部门政策不断改进和完善，旨在增强这一地区应对未来紧急情况的能力。即使在全球经济衰退的2008～2009年，面临严重的出口下滑，亚洲仍保持了可观的经济增长态势。主要亚洲经济体也不断增强汇率的灵活性（特别是最近几年）。因此，亚洲大部分的新兴经济体已形成了竞争性的汇率，并相应放缓了资本项目的开放进程，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资本流动对汇率和经济的影响。同时多数国家建立了充足的外汇储备体系，银行和公司部门的制度不断完善，风险加权资本充足率要求也有所提高。除此之外，这些国家减少了曾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产生大量现金流和期限错配的短期外债，并相应通过丰富资产的多样性减少金融市场风险。即便如此，亚洲特别是中亚转型国家的金融体系仍有相当空间加强和完善。

自亚洲金融危机后，通货膨胀在大多数国家得到有效控制。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扩散和蔓延，一些亚洲国家在2008年下半年迅速下调利率以释放流动性。一些国家物价上涨的压力显现，但通货膨胀率在2012年初回归到了预警水平以内。因此，这些国家在面对新一轮金融危机时，还有调整应对的空间，例如降低现金储备率和利率水平以鼓励银行业刺激经济发展。

财政赤字的下降，在2008至2009年间为大部分亚洲国家提供了实施扩张性政策措施应对金融危机的空间。虽然在面临此次欧洲危机时，亚洲大部分国家同样拥有进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自由，但是居高不下的政府赤字，使得这些国家的政策制定者面临一个两难的困境。高赤字可能会削弱信心，而此时收缩财政可能进一步恶化全球经济波动负面冲击的影响。因而宏观经济的稳定性、持续性以及政府逆周期的财政支出一篮子计划显得尤为重要。为了确保经济增长目标，逆周期的支出（特别是消费类支出）必须是可逆的，同时，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的投资应带来生产效益。

在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跨地区和亚洲各国之间高度的国际合作成为了有利的危机应对措施。面对欧洲危机，同样需要通过国家之间通力协作以阻止危机的传染和蔓延。下一步合作的一个重要领域将是推动公司和银行部门间制度的国际合作以适应亚洲新兴经济体的需要。发展中国家间的共同应对措施将减少金融危机对亚洲地区的影响。亚洲新兴经济体的飞速发展和有效的金融整合使得亚洲在应对全球性危机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同时也意味着亚洲将在其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欧元区的危机生动地暴露了在不同国家之间实行固定汇率体系的弊端和危害。与之相比，亚洲国家在收入水平、金融体系和法律、政治制度上更为多种多样。这样的多样性使得推动货币整合受到严苛的条约和制度安排限制。在变化莫测的全球环境下凸显了亚洲国家坚持浮动汇率制和独立货币政策的优越性。

GDP：国内生产总值；区内均值经过GDP加权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

三、危机应对给亚行和发展中国家的启示

亚行和其他国际金融机构对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应对进行的评估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启示。专栏1指出了未来发展中国家、亚行和国际金融机构将如何应对，评估机构将如何更加有效。

篇7

个别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动荡可能传染、演变为区域性甚至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这是我国市场开放过程中面临的最大外部不确定风险

国际银行业新趋势和加入WTO对我国银行业发展和金融监管形成巨大挑战，四大国有银行的垄断格局将被打破，一些中小金融机构可能面临破产风险

在资本项目逐渐放松管制直至完全自由兑换过程中，资本大量流入和流出是我国金融市场稳定的最大威胁

加入WTO使我国金融市场的开放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如何在获得开放利益的同时维护好金融安全是需要首先考虑的。开放的进程不仅取决于国内金融体制改革的进展情况，还要充分考虑国际环境和国际金融市场可能对国内产生的。

国际金融体制是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清算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西方7国财长会议、央行行长的定期协商、20国集团非正式对话机制等区域性金融协调活动及国际储备货币制度的流行说法。

亚洲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和固有缺陷，“9.11事件”令全球金融市场陷入混乱，再次凸显了这一问题。对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进行改革，形成稳定的国际金融新秩序，成为国际的共识，有关此问题的争议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IMF的改革；二是对短期流动资金和金融衍生工具的监管；三是建立全球性的金融风险预警及援救体系；四是全球性和区域性的金融合作。发达国家与发展家的主要分歧在于开放国内市场的速度和要否限制短期资本的流动，“9.11事件”后，美国为切断恐怖组织的资金来源，对短期资本流动的监管问题有所松动。但总体来看，由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地位有限，在金融体系的重大变革面前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如果我国不能就这些问题代表发展中国家提出较为完整可行的改革方案，不能就发达国家提出的损害发展中国家利益的主张发出适当的反对声音，就只能被动地服从和遵守。

国际金融市场上几种主要货币的实力对比是国际金融格局的核心。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一直处于霸主地位，近几年，其强势地位愈发明显。20世纪90年代末特别是1998年，美元只是对日元和其他亚洲货币走强，而现在是对世界上所有货币都呈强势。1998年，美国经济一枝独秀，美元走强符合传统经济。而现在美国经济陷入衰退，但美元对这些国家的货币却连创新高。市场由此形成一种共识：“买美元可能买贵了，买日元却肯定买错了”。美元这种让人难以理解而又客观存在的强势，使得任何单独一个主权国家的货币都难以与其抗衡，这成为欧盟由经济联盟走向货币联盟的一个重要外部因素。拉美一些国家因此甚至走上了美元化的道路。日本在亚洲金融危机后提出了“亚洲货币基金”方案，目的是建立起包括整个东亚在内的日元经济圈，最终实现日元或以日元为主导的“亚元”的国际化，与美元、欧元形成三足鼎立之势。目前，日本已与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韩国签定了货币互换协定，与印尼、新加坡正在谈判，将很快达成协议，这是日本推进日元国际化的一个重要步骤。我国是一个经济大国，但尚不是经济强国。人民币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地位有所上升，但目前尚不能完全自由兑换，特别是在美元地位不断强化，日元试图在亚洲坐大的情况下，人民币的生存空间不断受到挤压。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是在货币附属于他国时，成为政治经济强国的。一旦人民币只能充当亚洲的“二流货币”，中国的世界大国地位甚至亚洲地区政治经济大国地位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在我国金融市场开放的过程中，巩固和提高人民币的地位，逐步使人民币走向国际化，是我成为政治经济大国的必然选择。

亚洲金融危机后，各国防范金融风险的意识增强，但仍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存在爆发金融危机的巨大隐患。由于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不具备预警和防范金融危机的能力，个别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动荡可能传染、演变为区域性甚至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首先应该密切关注的是全球的最大经济体——美国。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债务国，受经济和股票市场持续繁荣的刺激，公司和家庭大举借债用于投资和消费，目前私人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已达132％，家庭债务已相当于个人年均可支配收入的98％。除国内债务外，美国还欠有巨额外债，总额高达1.5万亿美元。与此同时，美国贸易逆差也呈逐年增长趋势，2000年达4354亿美元，比1999年上升31.3％。2001年美联储连续11次降息，股票市场市值大幅缩水。按经济学一般，这些因素都会导致货币贬值。美元虽在“9.11事件”后略有回落，但很快继续呈现出强势特征。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美国经济也是个巨大的泡沫，这个泡沫是靠巨额外国资本流入支撑的。一旦外国投资者对美国经济和证券市场失去信心，资金大量抽逃，美元将难以维持目前的高位，现有的货币制度将出现剧烈动荡。

其次是日本和东亚地区。日本虽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但目前经济低迷，政府对内债务沉重，不良资产数额巨大。日本GDP已连续两个季度负增长，预计2001年度实际增长率为——0.9％，贸易顺差连续第17个月下降，截止到下个财政年度的内外债务总额将达668万亿日元，折合5万多亿美元，相当于其GDP的1.33倍。近期，日本政府为刺激出口、缓解国内通货紧缩，积极推行弱势日元政策，导致日元大幅贬值，已累及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韩元和新台币已有贬值迹象。目前，大多数专家认为，亚洲爆发新一轮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不大，一是多数亚洲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基础与1997年相比已经得到加强。二是多数亚洲国家基本完成了金融体制改革，放弃了单一与美元挂钩的汇率制度，汇率更有弹性。三是短期债务规模已大大减少。但当前国际经济形势远比亚洲金融危机时更为严峻，因此，有关动向仍值得密切关注。

第三是拉美地区。据IMF的统计，墨西哥、阿根廷、巴西等国外债总额已达7663亿美元，占整个拉美地区GDP的39.8％。阿根廷从1999年开始陷入衰退，外债余额高达1320亿美元。从2001年年初开始，阿市场多次出现动荡，因IMF的救助化险为夷。11月，阿政府与IMF的贷款谈判陷入僵局，阿政府为避免金融系统崩溃，宣布于2001年12月1日起实施为期90天的限制银行提款措施，引发大规模动荡和危机，自21日起的12天内，更换了5位总统。阿政府已宣布停止偿还外债、取消比索与美元的联系汇率制，但经济政治能否稳定有待进一步观察。美国银行和跨国公司在拉美地区有大量贷款和投资，如果拉美地区金融经济出现危机，将拖累美国进而全球经济。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随着资讯的进步和金融全球化迅速，国际金融业的发展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和特征。一是混业经营和银行业的并购使国际金融市场上出现了一批具有超强竞争实力的金融集团。二是金融创新使金融市场的交易机制、交易形式、交易市场的类型更加复杂，不仅使交易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增大，也加大了金融监管的难度。三是金融业化、化使传统金融业的服务方式和服务发生了革命性变化，改变了原有金融业的竞争方式和竞争格局。领导国际金融业发展趋势、处在潮流前沿的是美欧日特别是美国的金融业。我国银行业目前仍是分业经营、服务手段落后、金融产品单一，对不断涌现的大量新的金融衍生工具仅处于上的认知阶段，金融业电子化基础薄弱，加之不良资产严重，远远不能适应国际金融业的发展趋势。加入WTO五年后外资银行将被允许全面开展人民币业务，同我国银行展开全方位竞争。竞争的主要领域不会是本地银行占优势的传统业务领域，而会更多发生在外资银行具有技术和管理优势的领域，如网上银行、个性化的理财服务、国际金融领域已有的金融创新成果的等。目前外资银行为进入中国市场正在资金和人才等方面进行周密部署，但国内金融界对未来形势的严峻性缺乏心理准备。国外有些金融专家悲观的认为，中国金融业入世后不堪一击。

目前，我国对资本项目实行严格管制，这是我国能够避免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重要屏障。但随着金融市场开放度的提高，资本项目管理的成本加大。因为从国际收支的角度看，大部分交易同时具备了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特征，与之相对应的资金难以明确区分。因此，开放资本帐户是大势所趋。我国目前并未承诺资本项目开放的时间表，但加入WTO将直接导致资本帐户部分交易项目事实开放。资本帐户开放的风险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

。资本大量外流。资本外流是发展中国家稳定的最大威胁。在资本帐户开放之前，资本外流和“资本外逃”基本是一个概念，近年来，我国贸易帐户和资本帐户均是顺差，但外汇储备规模增速缓慢，这反映出外逃资本数额巨大。按照北大学者的测算，1982-1999年，我国资本外逃额累计约2328亿美元，年平均约129亿美元，1997年以来，资本外逃增速加快，每年约超过300亿美元。目前资本外逃的途径，一是贸易转移，即在进出口贸易活动中高报进口或低报出口；二是通过投融资渠道转移资金。如在境外投资中低估资产价值、境外投资利润不返还等；三是通过地下钱庄或混入经常项目结售汇等方式转移资金。

资本帐户放松管制后，开放前的资本外逃变为合法流出，资本外流会有增无减。如果短期内大量资本流出或外资集中撤资，会给经济带来极大风险：一是导致国内资源流失和资金短缺，危及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二是加重对外债务负担；三是使外汇储备急剧下降，货币贬值预期增强，严重时将导致货币乃至金融危机。

2.资本大量流入。大量资本流入一方面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加速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也会引起货币和信用急剧扩张，加大通货膨胀的压力，导致实际汇率上升和国际收支中经常项目恶化。特别是短期资本流入过多，更会使金融市场乃至整个金融体系出现突发性危机。目前，由于国内证券市场不完善，部分非法资金通过各种渠道进入我资本市场或在国内谋取暴利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严重影响了我金融业健康稳定发展，加大了改革成本。

篇8

由于美国量化宽松政策退出时点迫近以及亚洲新兴经济体宏观经济指标有恶化趋势，近日亚太地区资金撤离的迹象尤为明显，其中尤以印度、印尼市场为重灾区，两国货币遭到抛售，过去四个多月来，印尼盾跌幅超11%，印度卢比更是下跌超过16%。而受到汇率贬值的影响，上述国家的股市与债市资金也大量流出。市场担心，这是否是新一轮亚洲金融危机的前兆？

 

毫无疑问，市场对于美联储量化放松退出的基本确认是导致资金撤离新兴市场的首要原因。当前市场普遍判断美联储将于今年9月便减少原每月850亿美元的债券购买计划，且量化宽松政策可能在2014年中期结束。

 

而除此之外，在笔者看来，近期亚洲市场震荡也是对早前过热市场的一种回调。毕竟前两年全球投资者对东南亚国家经济普遍持有乐观预期，大量资金流入不仅刺激了个人消费与投资，也导致各国工资、股市、资产大幅上涨。

 

以印尼为例，2013年雅加达最低工资标准较去年提高了44%，丰田等厂商的工厂所在地卡拉旺市的最低工资上涨了近6成。股市方面，印尼雅加达综合指数在2008年底仅有1200点，如今上涨至接近5000点，涨幅4倍之余。房价方面，雅加达建筑销售价格比08年底上涨60%，公寓售价上涨超过70%，也经历了一轮快速上涨。

 

但本轮资金撤离是否预示着全面的金融崩盘，亚洲新兴国家是否会重蹈1997年金融危机的覆辙？在笔者看来，这种恐慌情绪有些过度，尽管当前与97年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包括均在美国货币政策收紧的国际背景下，资金撤离，但大多数国家情势，除印度外，整体来看仍要大大好于1997年。冲击最大的国家印度和印尼，都是自身问题最大的经济体。

 

具体来看，一方面，与97年亚洲国家普遍实行的固定汇率制度不同，当前亚洲各国大多采用浮动汇率制度。而这意味着一旦外部压力积聚便能够直接在货币贬值中体现出来，降低了爆发大规模金融危机的可能。

 

而另一方面，当前亚洲新兴经济体基本面整体上看比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稳健。如下指标可以作为说明：

外汇储备方面，亚洲新兴国家外汇储备增长较多，为抵御危机创造了条件。例如，当时风暴眼的泰国的外汇储备仅为371亿美元，如今已经提高到如今的1652亿美元，占gdp比重也从20%提高到了47%。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外汇储备占gdp比重甚至更高，达到90%、48%。而印度外汇储备占gdp比重虽然不高，但2629亿美元的总体规模仍是较大的数字。

 

经常项目方面，如今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经常项目实现顺差，去年经常项目占gdp比重分别为0.7%、2.9%、6.4%、7.4%，而上述国家在1997年金融危机前皆为逆差。但印度和印尼的情况确实令人担忧，印度经常项目占gdp比重继续下降至-5.1%，远差于危机前的情况。印尼当前该比重为-2.8%，与危机前非常接近。

 

债务方面，印尼债务情况明显好转，由危机前三年平均95%下降到如今24%。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整体债务情况也还算稳健，债务占gdp比重低于国际60%水平线。但是，印度情况值得警惕，债务占gdp比重高于国际60%警戒线。

篇9

危机从1997年1月的泰国开始，又迅速像推倒了多米诺骨牌一样在东南亚各个经济体蔓延。索罗斯和他所代表的量子基金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危机制造者，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共同基金们在东南亚各国的股市、汇市、期指市场左冲右图，攫取了大量财富，也带来了所在经济体的经济灾难，“游资”或国际炒家的恶意攻击是造成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最直观原因。但是，在表象背后，让危机发生在这里而不是别处、在一国开始又在多国蔓延的原因，还在于该地区经济体在特殊的发展阶段所表露的体制和经济运行缺陷，正是有缝的“鸡蛋”，引来了炒家蜂拥而入；由于自身的缺乏防范，而使攻击演变为现实的危机。

过度负债――国家和银行体系的不堪承受之重

现代经济的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是危机产生的大背景。相关历史数据显示，在1997年金融危机发生前，许多东亚国家的信贷市场畸形发展，在一些国家如日本、韩国、泰国、马来西亚等，信贷资金余额与GDP的比率高达115%以上甚至200%，这意味着，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由银行信贷支持的比率已经达到了十分危险的边缘。

造成过度负债的根源主要分两个方面：其一是东亚国家的出口增长速度下降和经常项目赤字逐渐走高。从1995年上半年开始，东亚有五个国家的出口增长速度快速下跌，到1996年，这些国家经常账户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警戒值，其中印尼为3%，韩国为约5%，马来西亚为6%左右，泰国约为9%；其二是过快推进的金融自由化导致了信贷规模剧增。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雷德里克・米什金在分析1997亚洲金融危机时曾将其原因归结为――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不对称信息问题严重恶化，使金融市场无法有效地将资金导向那些拥有最佳生产性投资机会的人。

在危机发生前，亚洲经济的强劲崛起引起全世界关注，特别是亚洲“四小龙”正开足马力向发达国家经济队列跑步前进。然而，在保持较高增长速度的发展愿望刺激下，透支性经济增长和不良资产的加速膨胀已经是深植于亚洲“四小”体内的“毒丸”，正在等待机会爆发。当高速增长所需的资金资源在本国范围内被过度开采后，为了继续保持前进速度，这些国家靠转借外债来维持经济增长。但是，由于经济发展周期性的必然影响，1990年代中后期，有些亚洲国家已基本不具备还债能力。房地产泡沫、股市泡沫、企业生产的盲目扩张等，在银行体系内聚集了高比例的信贷风险；同时，由于过度扩张、对不良资产的担忧和出口的下降，投资者信心也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

米什金认为，“对绝大多数危机，尤其是东亚金融危机，促使不对称信息问题恶化并导致金融危机的关键因素，是资产负债状况的恶化，特别是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状况的恶化。”他在对比了以往的几次金融危机之后分析，“金融自由化导致由资本流入支持的借款剧增是危机过程的开始”。

由于当时东南亚的许多国家采取了扩张性的金融自由化政策，对于借款类型和利率上限的规定十分模糊，银行处于追逐利益的要求，信用借款急剧增加，并远远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这种信贷扩张的高速度不仅带来了潜在风险的提高，也造成了信贷的提前透支，在危机发生时，这也是银行在需要贷款时而无钱可贷的直接原因。经济理论证明，与证券投资者相比，银行是信贷市场上克服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主要力量，并且事实上也是危机发生时许多企业的唯一信贷来源，从这个意义上讲，一旦银行信贷崩溃，经济崩溃随之而来。

体制缺陷――防火墙缺失和机制僵化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没有及时建立起同步的经济防火墙机制和对金融业缺乏监管，是当年亚洲新兴国家所呈现的“赶超型”通病。首先，资本市场发育不成熟，企业仍过度依赖银行间接融资，而由于经济运行中政府主导色彩浓厚，裙带主义盛行，银行的信贷往往并不主要依从经济规律，而是依恃政府的“主导”与担保，导致银行信贷过度扩张，银行不良债权或坏账过大。数据显示，危机前韩国、泰国的银行不良资产占到该国当时GDP总额的近40%。

其次，东亚各国对金融系统的监管远远没有跟上现实发展速度，相关法规严重滞后。例如，泰国、韩国等经济体在当时经济货币化尚未完成时就匆匆开始了证券化；在证券市场还未发育成熟之前，期货和衍生品市场又快速上马，市场机制、金融工具、制度建设等都未能跟上。当金融自由化带来新的冒险机会时，监管的弱化和过度的政府担保体系造成了银行系统过于追求冒险的局面，国际资本流动又进一步加剧了这种趋势的发展，获取高收益的可能加上隐含的政府担保使国际资本供应者愿意承担更高的风险。

再次，盯住汇率制度被认为是泰国等东亚经济体金融风险积聚的重要原因。虽然危机与资本流动有关，但国际经济学界对危机原因的分析得到的共识是，外汇管制对防范危机的作用不大，相反，盯住汇率制度却使新兴经济国家更易发生金融危机。

由于自身经济规模偏小，发展中经济体在起飞的过程中一般倾向于盯住一个大型而稳定的发达经济体来确定汇率变动区间，虽然这样做的初衷是降低对外经济交往的不确定性，并在有些时候能够作为控制通货膨胀的手段，但在危机爆发前，它事实上也成为积聚风险的重要路径。“特别是，当一个国家具有脆弱的银行体系以及大量以外国货币计价的债务时，采用盯住汇率来控制通货膨胀在实际上则可能是十分危险的。”一位经济学家评论说。一方面，盯住制度造成泰国等东亚经济体出口竞争力下降、形成经常项目巨额赤字，为了维持固定汇率制，这些国家长期动用外汇储备来弥补逆差，导致外债增加；另一方面，盯住制度屏蔽了汇率风险，使货币投机成为一件没有风险或风险极小的事情，在危机爆发前的经济繁荣时期，盯住汇率制度成为鼓励资本流入的诱因；在危机发生后，为了应对游资的冲击，受到攻击的政府（例如泰国、印尼）等被迫放弃了盯住汇率，转而加剧了资本流入发生逆转，货币贬值进一步恶化。

在危机过去十年之后，2007年世界银行所做的一项关于东亚经济的研究显示，1997～1998年金融危机凸显了对脆弱性管理不善的潜在成本。在十年中，东亚各经济体奉行两个降低危机风险的宏观战略。一是保持经常项目盈余，建立了大量外汇储备作为防范危机的保障。世行评论认为，东亚经济体的外汇储备现在甚至远远超过了用于防范目的的最佳水平。相反，大量的外汇储备可能会造成自身的不良副作用，例如引发信贷过度扩张、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率上升或者资产市场的投机泡沫，有可能影响到中央银行奉行独立货币政策的能力；二是各经济体寻求加强基础要素，尤其是在金融部门。在受到上次金融危机影响的国家，银行都提高了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和利润率。金融系统随着股市和债券市场的成长而向更加多元化发展。同时，东亚改进审慎监管和监督以加强银行系统稳定性的工作还在进行中，若干领域还需要向国际标准靠拢。

最终借款人――国际合作与救助机制的缺失或反应迟滞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金融危机会导致经济的灾难性后果。无论是在危机发生时的干预还是危机过后的经济复苏，都需要金融系统的重新启动。在发达经济体，可以通过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或由该国央行充当最后贷款人来完成。然而新兴市场国家的中央银行并不具备这种能力，因此，为应付发生在这些国家的金融危机，通常就需要在国际上存在一个最终借款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就担当了这样的角色，先后有泰国、韩国、印尼等国接受了IMF的备用贷款计划，同时也接受了他提出的相当苛刻的改革国内经济等的一揽子条件。

在1997年国际货币投机商开始大举沽售泰铢的5月份，泰国央行与新加坡央行曾联手入市，动用了120亿美元吸纳泰铢，但也只是暂时保住了泰铢的地位；8月份，深陷危机漩涡的泰国，不得不同意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附带苛刻条件的备用贷款计划，获得总共160多亿美元的融资款；随后，国际清算银行（BIS）又宣布给予泰国总值33亿美元的临时贷款，以协助它渡过难关。

1997年12月3日，韩国被形势所迫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签署援助协议，获得210亿美元备用信贷；另外还获得了世界银行提供的100亿美元、亚洲开发银行40亿美元以及其他国家提供的200亿美元援助，总额为550亿美元。但这种援助的条件却极其苛刻，这一计划的签订几乎等于向国际上承认韩国整个经济体系的崩溃和自的丧失，韩国媒体甚至将这一天与1910年韩国被迫割让给日本的“国耻日”相比。

1998年4月印尼也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签署了一份经济改革方案。最终借款人的介入使东南亚汇市暂告平静。

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年代，投机资本对一国的投机性攻击的成功会引起对另一国的投机性攻击，这可能导致更多的货币被击垮。为避免单个的货币危机发展为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全面金融危机，国际最终贷款人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同时有专家认为，最终贷款人应坚持把危机国家改进调节和监管体系作为贷款条件，这将在重建信心和解决危机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经验表明，成功的最终贷款提供越及时，实际需要的数额就越少，效果越好。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机构的谈判和决策过程往往要花掉几个月的时间，到时候，情况常常变得更糟，结果是为应付危机，需要更多的资金。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国际上已有提议，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变紧急贷款办法，以便在危机发生时能做出快速反应。

经济全球化和羊群效应――危机的助推器

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十年，是信息技术突破性发展的十年，也是全球经济更加一体化的时期。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和国际金融市场的内在不稳定性共同促成了投机资本有机可乘的条件。东亚经济在危机前的腾飞过程以显著的外向型为特征，既是国际贸易快速增长的主要受益者，又曾得益于这一期间国际金融的一体化。

然而，在这种一体化进程中，东亚经济体就像一个被时势裹挟前行的孩子，充满了积极的姿态，却并不具备基本的自我防护能力，在面对别有用心的庞大资金冲击的时候，突然地束手无策起来。

篇10

不是“冷门”的冷门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延续了评委们多年来的偏爱，继续垂青美国经济学家，但获奖者并非事前各方预测中的三大热门之一。但国内经济学者们大多不约而同地表示，对保罗・克鲁格曼的获奖并不感到意外，他始终是诺奖的有力竞争者。

保罗・克鲁格曼是国际金融研究方面的杰出贡献者。有经济学者评论：“如果诺贝尔经济学奖要颁给国际金融领域的研究者，那就一定会颁给保罗・克鲁格曼，因为他是这个方向的一个开创性人物。”复旦经济学院院长袁志刚教授表示，随着经济全球化速度的加快，国际金融和外汇贸易越来越受到关注，诺贝尔经济学奖关注这一领域也是时代的趋势。

在基础理论方面的扎实建树，使得保罗・克鲁格曼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成为情理之中的事。他创建了新国际贸易理论，分析和解释了收入增长和不完善竞争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他的理论思想富于原创性，常常先于他人注意到一些重要经济问题，而原创性恰恰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相当强调的一条标准。

二度眷顾金融学者

诺贝尔经济学奖最近一次定格金融学领域是在1997年，当时，迈伦・斯科尔斯和罗伯特・默顿两位学者，因其在金融衍生产品理论方面的贡献摘得桂冠。而值得一提的是，1997年正是爆发亚洲金融危机的“一个金融动荡的年份”。

阔别11年之久的今天，诺贝尔经济学奖再度眷顾金融学者，是否与当前华尔街金融风暴引发全球金融动荡关联？袁志刚认为，此次源自华尔街的金融风暴，使得人们更加关注大规模、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并企图寻找缓解危机冲击的有效方法。在这种情况下，诺贝尔经济学奖自然会更加关注金融领域的研究成果。

“诺奖二度眷顾金融学者，同样在金融动荡年，或许只是巧合。”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费方域认为，当前金融动荡影响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选，更多是市场的美好愿望，也许，人们希望诺贝尔经济学奖所肯定的理论，能够更实用，能够更有助于对当前经济问题的解决。

全球经济将陷入长期衰退

事实上，最令保罗・克鲁格曼名声大噪的是他的一个预言。1996年，保罗・克鲁格曼曾在其《流行国际主义》一书中，大胆预言了亚洲金融危机。他提出，所谓的“亚洲奇迹”是“建立在浮沙之上，迟早会幻灭”。他认为，亚洲在高速发展的繁荣时期，已潜伏着深刻的经济危机，将在一定时间内进入大规模调整。1997年，该预言成功验证，有力奠定了保罗・克鲁格曼作为“新一代经济学大师”的地位。

因此，在华尔街金融风暴引发全球金融动荡之时，新科诺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对当前形势的评价，越发引人关注。在领奖之后，他对当前市场作出了自己的评价：“市场的表现实在是太糟糕了，不过，我今天的感觉要比上周五好多了。”对于此次美国金融危机引发全球经济危机的担忧，保罗・克鲁格曼称，全球经济将陷入长期衰退，但是能够避免崩溃。（杨群 蒋娅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