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经济发展情况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全国经济发展情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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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受区政府委托，向区大常委会报告全区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请予审议。

一、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今年以来，在区委的正确领导下，全区上下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围绕市委“迎难而上、止滑提速、加快发展”和区委“保持续、上水平、重民生、促和谐”的重大部署，积极应对复杂多变的宏观经济形势，抓住国家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机遇，大力争取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以调整经济结构为主线，以重点区域和重大项目建设为抓手，以现代服务业和工业园优势企业为重点，制定完善相关政策，确保产业转型升级和企业发展同步推进；深入实施城乡统筹发展战略，带头推进“两个加快”，保持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局面，各项经济目标基本实现“双过半”。

（一）经济止滑企稳

着力抓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提档升级，国民经济运行态势平稳。1—6月，全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71亿元，同比增长11.9%，超预期目标1.9个百分点。进一步加大财税征收力度，全面推行增值税转型改革，全口径财政收入、税收收入继续位居五城区第一，经济发展质量效益不断提高。1—6月，全区实现全口径财政收入33.17亿元，同比增长8.9%，完成年度目标的52%；实现地方财政收入10.95亿元，同比增长3.4%，完成年度目标的53%；实现税收7.72亿元，同比增长1.7%，完成年度目标的51%，税收总量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达70.5%。

（二）城乡统筹步伐加快

按照统一建设、统一规划的思路，以产业发展优先为指导，对“198”范围内的行政区域进行了调整。优化簇桥、机投桥和金花桥片区“城中村”改造控规方案，累计签订拆迁协议212户，涉及房屋拆迁面积10万余平方米，目前已完成土地整理222亩。新居工程建设进展顺利，铁佛北二期和南片区b组团、江安河一期、南桥b区主体竣工，龙井一期和半边街a、b区开始产权初始登记，武顺路、华兴路等9条道路竣工投入使用。全面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对公行道、金雁路、晋吉南路等街区进行特色打造，种植树木1700余株，地被植物3400余平方米，疏通河道沟渠49处，拆除新增违法建筑4处，在市首次城乡环境综合测评中位居五城区第一。

（三）投资拉动作用明显

充分发挥政府投资的示范带动作用，通过政府贴息、税收优惠、给予补贴等方式，拉动社会投资，促进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不断扩大。1—6月，全区58项政府投资项目实现投资19.52亿元，带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15亿元，同比增长23.7%，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176个区属重点建设项目实现投资60.08亿元。其中，58个年内拟竣工投产项目实现投资23.35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82%，桑莱特研发生产基地（一期）等6个项目已竣工；30个加快建设项目实现投资23.07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38%；56个促进开工项目实现投资11.34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19%，东方凯特瑞（二期）等16个项目已开工建设；32个前期准备项目实现投资2.33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39%。

（四）工业经济运行平稳

继续实施品牌战略，“卡美多”、“艾民儿”品牌分别荣获中国真皮鞋王（名鞋）称号；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获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积极争取上级资金支持，卡美多鞋业有限公司、彩虹集团分别获得国家和行业技术标准研制资助，西部智谷获得省重点产业园区基础设施项目引导资金扶持，14个项目获市科技计划项目立项资助。与金融机构签订银保合作协议，为博高科技公司等企业提供贷款担保，努力缓解企业融资困难。截止6月底，270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预计实现增加值30亿元，同比增长12%，工业集中度达45%。全区工业企业实现税收4.93亿元，同比增长26.7%，占税收总额的17%，较20__年同期提高3个百分点。

（五）社会消费需求趋旺

全面落实各级消费刺激政策，不断提升消费者的消费欲望。截止6月底，全区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36亿元，同比增长20.4%，超预期目标2.9个百分点。以信息软件、商务等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实现税收2.37亿元，同比增长27%，占三产业税收总额的11%，较20__年同期提高了2个百分点。

（六）招商引资扎实推进

增强承接产业转移主动性，突出上门招商和专题招商，先后组织开展了广州、东莞、深圳等小分队专题招商活动，日本安斯泰制药、美国德州仪器等2家世界500强企业入驻我区。1—6月累计引进市外项目289个，实际到位资金44.59亿元，完成年度目标的61%；引进外资及增资项目12个，实际使用外资8273万美元；外贸出口47802万美元，同比增长29.5%，完成年度目标的51%。

（七）社会事业全面发展

加快 教育、养老等基础设施建设，半边街幼儿园、江安河小学、铁佛养老院主体竣工。实施“社保业务下沉”，区社保专网新增10个街道和27个社区（村）接入点，“15分钟服务圈”建设工程全面完成，截止6月底，参保人数达11.87万人，为27887人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554.83万元。充分发挥政府引导和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通过搭建创业平台、促进人才产销衔接、强化政策支持、完善服务保障等措施，多途径、多领域拓宽就业渠道，1—6月新增城镇就业人员5628人。积极鼓励大学生创业就业，出台相关配套政策，率先在街道、社区建立大学生就业服务站（点），与企业、高校合作共建大学生创业园，实训、创业、就业“三位一体”服务体系和“一区多园、一园多点”创业载体初步形成，目前已有397名大学生实现创业就业。不断丰富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组织承办“第二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武侯区配套活动”；积极开展全民健身，在省首届全民健身运动会上夺得6个冠军；组织全民读书活动，与新津建立城乡教育互动联盟，向崇州捐赠图书13余万册、音像制品1.6万套（盘）。开展甲型h1n1防治，调查处置相关疫情32起，对180余人实施集中（居家）医学观察。人口与计划生育、双拥、统计、物价、保密、档案、老龄、妇女儿童等社会事业同步发展。

主任、各位副主任，上半年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成绩来之不易，我本文来源：文秘站 们在充分肯定的同时也倍感珍惜。这是区委正确领导的结果，是人大正确行使职能、大力支持的结果，是全区人民辛勤付出的结果。但是，也应清醒地看到，发展过程中仍存在一些不能回避的矛盾和问题：如投资结构仍需改善、企业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还需增强、经济企稳向好的基础还须进一步夯实等，我们应高度重视并加以解决。

二、关于下半年经济发展形势的基本判断

下半年，全区面临的形势仍然严峻，保持平稳发展的压力较大，一是全球金融危机影响还未消除，二是房地产业全面复苏还有待时日，三是重大项目的引进还面临较大压力，四是土地市场不够活跃，对固定资产投资影响较大。虽然面临这些困难，但全区经济社会发展仍具备较好的发展基础，一是宏观经济形势企稳向好，二是区域比较优势仍然存在，三是人南科技商务、红牌楼商圈、198区域和工业园等重点区域具备加快推进的条件和基础，四是具有发展资源基础，下半年计划推出800—1000亩土地上市，将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新的活力。总的来看，全区仍具备平稳发展的条件和基础，在当前宏观经济运行趋势不发生改变的情况下，预计全区经济将总体上保持平稳运行的态势。

三、下半年主要工作措施

国际国内形势的复杂多变，既给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同时又面临新的挑战。在下半年工作中，我们将努力巩固经济企稳向好的发展基础，充分挖掘积极因素，提高科学发展能力，着力在加大投入、优化产业结构调整、推动新型工业化进程、加快发展服务业等方面加大工作力度，全方位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一）全力以赴抓好项目建设，增强发展后劲

坚持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发展重点及导向，全力以赴抓好项目建设。

一是加大投资规模。继续围绕城乡一体化规划，以城乡基础设施和民生工程建设为重点，加大政府性投资。充分发挥政府投资的示范带动效应，采取多种形式提升社会投资者的投资信心，不断扩大投资规模，促进固定资产投资平稳增长。

二是加快项目建设。高度重视重点项目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加大推进实施力度，促进中小企业孵化基地、谢菲联二环路商业项目、利君（三期）等项目的开工建设；推动卡美迪鞋业研发生产基地（一期）、新希望大厦、西南成都物流中心等项目加快建设；确保it软件动漫创业产业园、锦江国际、核桃小区农迁房等项目竣工。

三是优化投资环境。下大力气抓好政策环境、服务环境、治安环境和市场环境建设，以环境建设促资金引进，引导资金投向科技含量高、能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经济效益好、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和现代服务业，形成良性循环。

四是拓宽融资渠道。继续引导四川川大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彩虹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做好上市筹备工作。积极创造条件，为企业搭建融资平台，激发民间投资活力，畅通民间投资渠道。

五是加大项目储备力度。及时组织对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有重大带动作用的建设项目进行规划包装和方案设计，认真做好储备项目子库的建立和管理工作，为区域经济可 持续发展提供载体保障。

（二）解放思想，着力优化发展环境

加快体制机制创新，抓好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提高行政效能，营造政府服务的比较优势。

一是进一步优化审批程序。充分发挥“试验区”建设先行先试的优势，放宽市场准入条件，优化审批程序，进一步精简环节、缩短时限、提高效能。

二是进一步营造政策支撑环境。深化预算制度改革，规范非税收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健全公共财政职能，着力解决重点民生问题。继续落实各级政府出台的灾后税收减免优惠政策，涵养税源。加强税收征管，深化增值税转型改革。

三是进一步加强土地要素保障。深入开展闲置土地清理，盘活土地存量，积极做好土地储备，加快实施土地上市计划。

四是进一步完善经济运行保障设施。进一步完善全区供电设施、加油（汽）站点布局规划，加快推进川藏路、沈家桥等4座变电站建设，增强能源保障能力，确保西部智谷、来福士地块、红星美凯龙二期等重点建设项目用电。

（三）加快调整，不断优化产业结构

充分利用当前城市化进程、工业化发展和居民消费升级加快的有利时机，增强城市功能，转变发展方式，促进产业结构优化。

一是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推进发展生产性现代服务业，有序发展软件服务外包业，积极发展信息服务业，规范发展中介服务业，重点发展高端会务、咨询策划、文化旅游等现代服务业。

二是推进传统服务业提档升级。重点抓好“三大商圈”建设，优化整体布局。以武侯直销鞋城为载体，拓宽“成都造”女鞋销售渠道。发挥“武侯房产·人居典范”的品牌优势，加大商务、商贸等商业地产的开发比重。加快西南成都物流中心等项目建设，着力打造现代物流区。

三是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量。坚持“一区一主业”发展规划，以工业园区为中心，突出轻工企业总部业态。以骨干企业为重点，充分发挥利君实业、远大铝业、美丽点鞋业等企业在工业经济发展中的支撑带动作用，全力打造优势突出、竞争力强的企业群体。鼓励企业加大对重点工艺、重点环节核心技术的研发力度，积极与科研院校进行产学研联合，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转换。

（四）深入推进城乡统筹，加快新型城市化建设

一是加快农民新居建设。确保核桃小区农迁房、顺江村安置房、吉春苑、沙竹苑等项目竣工，加快武新花园、鞋都农迁房、西南物流农迁房、铁佛新居（南片区）、新苗新居（一期）建设，力争南桥新居（二期）、中汽物流农迁房、晋阳新居等开工建设，做好吉福新苑和江安河、铁佛、南桥、新苗、龙井村等新居配套设施建设的前期准备。

二是加快城市改造。统筹推进“198”区域、城中村改造和旧城改造，确保共和村改造工程竣工，加快机投桥、金花桥、簇桥区域城中村改造和“198”区域建设，力争实施龙江路十一街旧城改造拆迁和3508厂旧房改造。

三是加快道路网络建设。确保武侯大道及延线、聚龙路改造和七里大道改扩建、草金路40米段延伸线、货运大道a段（一期）、武侯大道下穿隧道建设竣工并投入使用，促进武青西四路及东西延线、武新花园片区路网开工建设，做好双凤片区、铁佛片区和七里片区路网建设的前期准备。

四是加快环境优化。严格执行节能减排目标责任制，努力构建环境友好型发展模式。继续深化垃圾集中清运处理模式，确保机投桥二道河截污堰、陆坝斗渠末端移动式污水处理站投入使用，进一步提高全区垃圾、污水处理能力。加快陆坝公交枢纽站前期准备，力争尽早开工建设，进一步方便市民出行。

（五）注重民生改善，构建和谐武侯

一是促进教育均衡发展。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继续实施义务教育阶段为农民子女免除“一费制”、低保家庭学生享受“两免一补”等政策。确保红专西路小学教学楼、江安河小学竣工投入使用，加快十二中改造工程，加快川大附小教学综合楼和武侯实验中学体育馆、食堂建设。

二是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开展多种形式的职业技能培训，增强适龄就业人员的就业能力。启动大学生创业园，促进大学生创业就业工作。深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改革，完善医疗卫生保障体系，突出抓好低收入人群的生活、医疗保障和社会援助。

三是发展文化体育等社会事业。继续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以省首届全民健身运动会为契机，进一步提高全民健身质量。借助“非遗节”交流与展示平台，进一步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掘保护水平。深化全民读书活动，提升民众素质修养。继续抓好计划生育、社会治安，全面推动消防、双拥、兵役、人防、物价、档案、外事、保密、统计和地方志编撰等工作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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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16）02-0111-05

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statistics regarding higher educ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2000 to 2009，the authors studied the coordination of the both and found that the value of coordination in the west is the highest， the east lower， and the middle the lowest. However， the quality of coordination in the west is the lowest， the east higher， and the middle on average. The policies of high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different areas should be designed accordingly.

Key words： higher education； regional economy； economic growth； combination of production， learning and research； development of disciplines

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与经济在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过程中出现了有岗无人、有人无岗的情况，突出表现为大学生的就业率不断下降〔1〕。因此，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协调性的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本文拟就我国高等教育与东、中、西部各省（市、自治区）经济发展的协调情况，根据2000～2009十年的统计数据进行研究。

一、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综合评价

1.指标体系的构建

文中数据源于2000～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和《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等国家公布数据。我们依据代表性、层次性、可比性、综合性等原则，构建了我国东、中、西部（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指标体系。经济发展指标由人均GDP、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化率、消费率、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各地区进出口总额占全国进出口总额比重和人均地区财政收入等构成；高等教育指标由每万人本专科招生数、每万人本专科毕业生数、每万人硕士生在读数、每万人博士生在读数、平均每所大学在校学生数、每万人高校数、高校生师比、高等教育就业人口比重、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数、生均高等教育经费和国外主要机构收录论文数等构成〔2〕。

2.综合评价指标的确定

（1）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为了使2000～2009年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具有可比性，且尽可能全面反映各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笔者将10年数据通过SPSS 19.0进行分析，抽取累积贡献率达到90%以上的因子作为反映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见表1）。

表1中5个因子反映了93.825%的信息量，我们将5个主因子所对应的方差贡献率作为综合因子得分权重，代入高等教育综合评价公式进行计算。

（2）确定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

采取同样方法将10年数据进行分析，抽取累积贡献率达到90%以上的因子作为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见表2）。

表2中5个因子反映了92.599%的信息量，我们也将5个主因子所对应的方差贡献率作为综合因子得分权重，代入经济发展综合评价公式进行计算。

3.综合评价结果

表3为2000年与2009年各省和东中西部三地区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的综合测评值排序，反映的是各区域的经济与教育协调情况。但是，仅从等级差上观察协调情况，就会出现一个问题：比如，北京市高等教育评价值为0.8337，经济评价值为0.2616，若该市两项评价值与高等教育排名保持不变，但是经济排名下降（由于其他地区的经济评价值上升引起），则等级差将扩大，这是否说明北京市的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就一定变坏了呢？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采取了灰色关联方法对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进行测评。

二、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性测评

1.协调模型的选择

本文选取刘聚龙先生的灰色关联系统模型进行分析〔3〕，灰色关联分析方法是分析不同系统行为序列之间的微观、宏观或几何拟合程度，根据因素之间发展趋势的相似或相异程度，寻求不同系统之间的数值关系的一种方法，非常适合动态历程分析〔4〕。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具有以时间为序列的动态特征，且已在大量的研究中得到证明。例如，李青合通过对华南三省（区）扩招10年来高等教育规模与经济发展状况进行分析，结果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互动作用日益明显〔5〕；中国矿业大学的樊华、陶学禹通过构建复合系统协调模型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高等教育与经济的发展经历了无序化到有序化慢速发展过程，1995年以后呈有序化快速发展的趋势〔6〕；朱迎春等采用协整理论，通过Granger进一步分析，得出高等教育与经济增长变量水平序列均为时间序列，二者存在长期稳定的动态均衡关系〔7〕。因此，采用灰色关联分析对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进行测评，能够从动态发展中把握协调性：灰色关联数值越高，说明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越好；反之越差〔8〕。

2.协调性测评值

以时间为序，我们将区域经济发展的综合评价值作为灰色关联分析中的参考序列，将高等教育综合评价值作为比较序列，分别将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以及东中西部三地区的2000～2009年综合评价值带入模型，计算得到10年来各地区的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灰色关系度，以反映二者之间的协调情况（见表4）。

三、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分析

1.东中西部三大地区的协调情况

从表4可以看出西部协调值最高，东部次之，中部最低。从区域内部来看，东部地区中海南省的协调情况最佳，达到了0.801785，但是其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处于全国中下水平，因此，我们认为这样的协调是一种低质的协调。协调值最低的是浙江省，其值为0.558187，该省的经济发展十分靠前，但是教育水平与经济相差太大，协调性较差；与该省情况类似的还有福建与广东省，其经济发展超前于高等教育发展幅度较大。北京市虽然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水平排名都很高，但从历年的发展来看，教育发展超过经济发展的适应水平，协调分析的值不高。

中部地区中河南省的协调情况最佳，协调值为0.723886，但是其教育与经济的发展水平都处于全国中等水平，也是一种水平较低的协调。协调值最低的是吉林省，其值为0.572961，该省的高等教育发展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从2000～2009年的发展趋势看，教育与经济的协调情况较差。

西部地区中，重庆市的协调情况最佳，协调值为0.764572，但其情况与中部的河南省类似，也是一种较低水平的协调。协调值最低的是青海省，其值为0.53707，由于经济政策对西部地区的扶持，青海省在2000～2009年期间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但是高等教育却长期处于全国垫底水平，其经济的发展与高等教育的发展很不协调，协调测评值较低；与青海地区相反，陕西的高等教育长期处于全国领先水平，但是其经济的发展处在全国中等水平，二者也表现出不协调的发展状况。

2.东中西部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协调的质量分析

（1）划分标准。我们以协调度最高的海南省和协调度最低的青海省的数值为基础，将各省（市、自治区）放在三个区间，第一区间为0.713547～0.801785，属协调度良；第二区间为0.625309～0.713547，属协调度中；第三区间为0.537070～0.625309，属协调度差。同时，我们根据各省（市、自治区）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测评排名，将名次在1～10名之间的认定为协调质量高，名次在11～21之间的设为协调质量中，名次在22～31之间的视为协调质量低。由此，就有了协调度高低和协调性优劣两个维度的协调质量的分类（见表5）。

（2）各地区协调质量分析。表5中，从协调度高低来看，协调度为良（0.713547～0.801785）的地区其协调质量都在中低水平，东部有 颖焙秃D希胁坑泻幽虾桶不眨鞑坑兄厍臁⑽鞑睾透仕唷P鞫任校？.625309～0.713547）的地区，东部有北京、辽宁、上海和江苏，其高等教育与经济的协调质量高；中部有湖南和江西，协调质量处于中等水平；西部的四川、贵州、云南、宁夏和新疆的协调质量低。协调度差（0.537070～0.625309）的地区，东部有天津、浙江和山东，其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协调质量高，福建和广东协调质量中等；中部有吉林、黑龙江、湖北和山西，协调质量处于中等水平；西部有陕西、内蒙古、广西和青海，其协调质量低。

从协调性优劣来看，东部地区63.6%的省份的协调质量属于高质，中部地区87.5%的省份其协调质量属于中等质量，西部地区83.3%的省份的协调质量处于低水平。由此可见，东部地区的高等教育与经济的协调度属于中等水平，但其质量较高，中部地区的协调度中偏低且质量也为中等，西部地区的协调度中偏高但其质量很低。

四、结论与启示

1.结论

综上可见，我国的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情况有如下三个特点：

（1）协调程度不高。东部地区协调值为0.64680，中部地区为0.63690，西部地区为0.66202，最低的青海省仅为0.53707。

（2）协调质量差。即使是较为协调的地区，由于其高等教育和经济的发展水平较低，因而二者协调的质量并不高。所以我们看到，处于全国高等教育和经济中下水平的省份其协调值往往较高。比如，协调度最高的海南（0.801785），其协调质量属于差等。

（3）协调质量差的分类。协调度较差的大致有以下三种情况：第一是经济发展超前于高等教育发展，集中表现在东部地区；第二是高等教育超前于经济的发展，集中体现在中西部地区；第三是由于政策因素的影响，为了使中西部地区的经济提升起来，政府采取了各种经济措施与扶持政策，使得一部分地区经济发展大幅攀升，但是其教育却始终发展缓慢，因而协调度较差。

2.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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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先进地区探寻发展规律

纵观国内外，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后，经济发展存在许多显著的共性特征。20世纪六七十年代，欧美发达国家与拉美、东亚国家人均GDP相继突破了4000美元，日本、韩国和欧美发达国家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实现了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的转变，经济普遍保持了十年以上的高速增长。

我国发展领先的江苏、浙江和广东三省人均GDP于2007年率先超过4000美元，近年其发展呈现出经济增速放缓、结构优化、投资趋稳、外向拉动、科技创新提升等特点。2012年江苏、浙江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迈向了更高发展阶段。安徽从去年开始与这三省2007年以后经济发展轨迹呈现出部分趋同性。

经济发展由快趋缓

2005～2006年，江苏、浙江和广东人均GDP处于3000～4000美元阶段，三省GDP年均分别增长14.7%、13.3%和14.4%；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后，三省的GDP增速由快速趋于平稳，2007～2012年，三省GDP年均增长12.3%、10.4%和10.9%，比前期低2.4～3.5个百分点。安徽2010～2011年，GDP年均增长14%，到2012年人均GDP增长12.1%，比前期低1.9个百分点，也呈平稳放缓态势。由此来看，在外部宏观经济发展环境没出现积极变化的情况下，安徽下一阶段经济增速趋缓的可能性大。

服务业比重提升较快

2007年以来，三省二产比重持续下降，服务业比重提升较快。江苏服务业由2007年的37.4%上升到2012年的43.5%，浙江由40.6%上升到45.2%，广东由44.3%上升到46.2%。与三省相比，2007～2011年，安徽一产和服务业比重分别下降了3.1个和5.4个百分点，而二产比重提升了8.5个百分点；2012年，服务业比重结束了自2003年以来持续下降的态势，提升0.2个百分点。

投资拉动趋于稳定

三省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后，投资增速基本趋于平缓，2007～2012年，江苏投资年均增速在20%左右，浙江、广东在15%左右，低于以往年份。在支出法GDP核算中，浙江资本形成率由2007年的46.2%下降至2011年的45.6%，江苏保持在50%左右，广东维持在40%以下水平。从安徽来看，2003年至2010年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速达34.8%，2011和2012年分别回落至27.8%和24.2%，而资本形成率由2007年的46.4%提升至2011年的50.5%，尚处于上升区间。这表明投资仍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但下一阶段，这一推动可能趋于稳定。

创新驱动由弱变强

2007年以来，作为经济发展前沿的江苏、浙江和广东三省，不断提高科技投入，2012年，三省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强度（与生产总值之比）分别为2.3%、2.04%和2.11%，高于全国，与2007年相比，年均分别提升0.13个、0.11个和0.17个百分点。2012年，安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强度为1.64%，与2007年相比，年均提升0.14个百分点。

资本集聚能力增强

江苏、浙江和广东三省上市公司分别由2007年的110家、154家和188家增加到2012年的236家、246家和369家，分别增加了126家、92家和181家，市价总值均超万亿元。相比较而言，安徽2012年为78家，市价总值0.48万亿元，分别比2007年增加25家、0.33万亿元。

保持经济活力难度大

在未来发展环境存在诸多变数的情况下，安徽要保持经济发展的活力并实现更高层次的超越，压力依然很大。

人均GDP居全国后位

近10年来安徽GDP和人均GDP增长较快。但从居全国位次看，GDP一直稳定在第14位，居中靠前，人均GDP一直居26位左右，中部地区末位，位次靠后。2012年安徽人均GDP仅相当于江苏的42.1%、浙江的45.5%、广东的53.2%。从全国各地竞相发展的势头及安徽人口相对稳定看，安徽人均GDP居全国后位的现状短期内难以改变。

服务业比重偏低

人均GDP超4000美元后，产业结构出现新变化，服务业将上升为主导产业。2012年，安徽服务业比重为32.7%，低于全国11.9个百分点，居全国第29位，在中部地区仅高于河南。安徽人均服务业增加值9417元，仅为全国的54.9%，人均服务业增加值差距占人均GDP差距的80%。且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看，安徽相当于全国的比例仅为43.8%。由此来看，安徽服务业发展差距相当明显。

城镇化水平落后

城镇化是安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近10年来安徽城镇化率居全国位次均在第23位左右，与人均GDP位次接近，在中部地区也仅高于河南。2012年安徽城镇化率比全国低6.1个百分点，比最高的广东省低20个百分点以上，明显滞后于工业化水平。

地区间经济发展差异较大

根据历年来的各市人均GDP测算，2004年安徽地区差异系数为55.3%，2007年达到最高点67%，然后逐年回落至2012年的55.2%，地区间发展差异在近5年有缩小的趋势，但发展差异仍较大。而全国从2004年68.5%持续回落至2011年46.9%，差异逐年缩小，年均缩小达3.1个百分点。2011年安徽地区差异系数比全国水平高10.4个百分点，人均GDP最高的铜陵是最低阜阳的6.7倍。

稳扎稳打保持经济后续发展

继续保持稳健的增长速度

2010年安徽GDP增速达到10年来的最高14.6%，然后回落至2011年的13.5%、2012年的12.1%，今年上半年增长10.9%，增速持续快于全国和中部，表明目前安徽经济仍处在较快的增长平台上。未来应全面落实各项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政策措施，积极加大有效投入，扩大有效需求，提高经济运行质量，进一步化解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诸如产能过剩、内需动力不足等困难，保持经济稳定较快增长势头。

稳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新型城镇化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大战略，更是下阶段安徽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推进新型城镇化，应重点放在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上，通过政府投入，各类投资主体进入，保障城镇基础设施与人民需求和承载力同步。在区域上，按特色定位城镇化目标，对中心城区，重点放在技术、资金密集产业上，更多的关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对小城镇，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力争更多的小城镇纳入国家发展改革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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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经济周期 地区经济周期 新疆 波动

一、经济周期与地区经济周期

在研究新疆经济周期波动情况之前，有必要对所谓的经济周期和地区经济周期做一简单说明。按照经济学界已普遍接受的观点，一般将经济周期看作是“以商品经济为主的国家总体经济活动的一种波动，一个周期是由很多经济活动的差不多同时扩张，继之以普遍的衰退、收缩与复苏所组成的。这种变化重复出现。”（韦斯里・克莱尔・米歇尔）据此，一些学者认为经济周期是一个总量问题，不是区域问题。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将经济周期研究方法运用于地区经济发展研究也正成为一个重点方向。这是因为，全国经济总量由地区经济构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地区经济在发展过程中由于要素禀赋差异，各地区会形成自身的特殊性，中央与地方之间、全国与区域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冲突的差异更加明显。针对一个国家的、一般化的经济周期理论，不能完全反映地区经济运行的特殊性，对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有减缓的趋势。因此，在全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加快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地区性的经济周期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

地区经济周期研究是对一个国家局部的、区域的、中观层次的经济周期波动进行研究，是研究全国总量下的局部分量问题。研究地区经济周期波动必须首先认清以下事实：一是地区经济周期波动离不开全国经济周期的影响和联系；二是地区经济周期不能完全等同于全国经济周期；三是国家政策一般是地区经济周期波动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是在全国经济（周期）既定的前提下，验证新疆经济发展也存在一定的周期波动，并就新疆经济周期波动的特点加以分析，希望对新疆经济发展有所裨益。

二、经济周期的划分方法及新疆经济周期划分

实际经济增长的周期过程并不都是完整的周期性重复，也不能将每一次上下波动理解为一个经济周期。对具体经济周期的划分最常见的方法是 “波谷―波谷法”或“波峰―波峰法”，也可分为直观判断法、趋势线划分法和中位线划分法等。本文主要运用以下两种方法，对新疆经济周期的波动情况进行研究。

1、直观判断法。即根据时序数据曲线和经济的周期规律，将一段时期内经济增长率较低的几个年份作为一些周期的起点或终点，增长率较高的几个点作为周期的峰值。对于一些不大的起伏，往往根据经验判断为某个周期中的小波动。这种方法划分经济周期的准确性跟判断者的经验有直接的关系。本文根据习惯上经常采用的经济环比增长率（这里即GDP年增长率）的变化情况，按照“波谷―波谷法”，可将新疆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九年间划分为九个小波动（见图1和表1）。

2、趋势线划分法。该方法在假定和承认经济变量在发生波动的同时还存在着趋势性变动，即经济变量围绕着一条趋势线上下波动。当经济变量的变动由谷底接近趋势变动线时，处于周期的复苏阶段；由趋势线到达峰顶的过程是周期的扩张阶段；再由峰顶回归趋势线的过程是周期的收缩阶段；由趋势线回落谷底的过程是周期的萧条阶段。该种方法的关键是要确定趋势线，采用不同的趋势线会有不同的经济周期划分。本文根据新疆经济的历史趋势值得出对新疆经济周期进行划分的趋势线，从而对新疆经济周期进行划分（又称趋势百分比法）。

首先利用SPSS对新疆生产总值绝对量的实际值Y（按可比价格，以指数表示，1978年为基期）进行曲线回归，结果为三次方曲线的决定系数Rsq最大，为0.9972，故选用三次方曲线进行拟合，得出29年间新疆生产总值的相应趋势值Y?鄢；然后求出各年新疆生产总值绝对量的实际值与其历史趋势值的百分比y（具体数据见表2），计算公式为：

y表示各年新疆生产总值绝对量的实际值对其历史趋势值的上下偏离程度（见图1，图2），根据“波谷―波谷法”可以将这29年的新疆生产总值的波动分为4个大周期。其中1978―1982年为一个周期（该周期为不完全周期，没有分析1978年以前的情况）；1983―1989年为一个周期，长度为7年（该阶段的最大值-1.02虽然仍在历史趋势线以下，但根据判断仍将该阶段作为一个周期）；1990―2002年为一个周期，长度为13年；2003―2005年为一个周期（该周期也为不完全周期，其发展仍在继续）。根据表1可以看出，其中两个完全的大周期又包含几个小的经济波动，如，第二个周期包含了3个小波动，第三个周期中包含了4个小的经济波动。

根据图2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四个周期的划分情况，同时能够纵观29年中，围绕着历史趋势线 ，新疆生产总值绝对量水平的变动情况。在1978―1982年第一个周期(未完全周期)内新疆生产总值从1978年超过历史趋势值27.23%的高峰下降到1982年的历史趋势线以下的10.2%；1983―1989年第二个周期内，新疆生产总值绝对量水平一直处于历史趋势线以下，即使在1986年峰位（-1.02%）的时候，也未达到历史趋势线的水平，说明新疆生产总值在这一周期内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在第三个周期（该周期包含4个小的经济波动）中，1990―1991两年为经济的恢复阶段，1992―1994年为经济的扩张阶段，并于1994年达到这轮周期的最高峰，1995年开始下降，到1998年下降到历史趋势线附近，完成这轮经济周期的收缩期，1999年下降到历史趋势线以下，进入衰退期，并于2002年达到谷底，随后在下一个周期内，2003年新疆经济围绕历史趋势值开始上升，到2005年上升到历史趋势线以上，目前仍处于上升趋势。

三、新疆经济周期波动的特点

1、新疆经济周期波动与全国经济周期波动有较强的一致性。由图2可以较直观地看出新疆生产总值和全国生产总值各自围绕历史趋势线上下波动的大致情况。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两者的波动趋势是大致相同的，即当全国生产总值的绝对值从高于（低于）历史趋势值的高位（低位）降到（上升到）历史趋势值的低位的过程中，正好也对应了新疆生产总值的绝对值从高于（低于）历史趋势值的高位（低位）降到（上升到）历史趋势值的低位（高位）的过程。进一步利用SPSS对新疆生产总值对其历史趋势值的偏离度与全国生产总值对历史趋势值的偏离度作简单相关分析，得出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857，表明两者显著相关，也证明了地区（新疆）经济周期是在全国经济周期的大环境下形成的，受到全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和制约。

2、新疆经济周期并不完全等同于全国经济周期。根据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新疆经济周期波动与全国经济周期波动具有较强的一致性，但同时根据图2和SPSS的分析结果显示，两条曲线是不完全重合的，也并非完全相关。这表明地区经济周期并不完全等同于全国经济周期，即新疆经济的周期波动在受到全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和制约的同时也具有一些自身特点，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

（1）新疆经济周期的谷位和峰位均有升高的趋势。经济周期波动的谷位（或称深度，本文是指实际GDP偏离历史趋势值的深度）体现经济收缩的力度。谷位越高，说明经济收缩性越强，抗衰退能力越弱；反之，谷位越低，说明经济收缩性越弱，抗衰退能力则越强。新疆经济周期波动的谷位由1982年的-10.2%上升到1989年的-4.79%，再到2002年的-4.36%，上升趋势明显，说明新疆在经济不景气时期的经济收缩性变弱，经济的抗衰退能力增强。从图2中可以看出，新疆经济的收缩性要弱于全国经济的收缩性，但抗衰退能力则强于全国经济。经济周期波动的峰位（或称高度，本文是指实际GDP偏离历史趋势值得高度）体现经济扩张的强度，峰位越高，说明经济在经济景气时期的扩张能力越强，越具有活力；反之说明经济在经济景气时期的扩张能力越弱，缺乏活力。新疆经济周期波动的峰位1986年为-1.02%（位于历史趋势线以下），1994年上升到7.07%的水平，说明在改革开放后的两个较完整的周期内，新疆经济在经济景气时期的扩张能力是逐步增强的，第三个周期比第二个周期更具有活力。从整体上看，新疆经济比全国经济更具有活力。

整体上来看，新疆经济周期的谷位和峰位的升高，说明新疆经济扩张有力，活力增强，且经济抵抗衰退的能力增强，表现出新疆经济发展趋势乐观的一面。

（2）扩张期占总周期长度的比重（周期扩张长度比）有下降的趋势，而收缩期占总周期长度的比重（周期收缩长度比）则有上升的趋势。扩张期是指从波谷上升到波峰的时间跨度；收缩期是指从波峰下降到波谷的时间跨度。一般用周期扩张长度比反映经济扩张的持续性，而用周期收缩长度比反映经济的抗衰退能力。新疆经济改革开放后的各周期中，周期扩张长度比有下降的趋势，而收缩期长度比有升高的趋势，说明新疆在改革开放后，每个周期中经济扩张的持续性降低，扩张能力有减弱的趋势，但经济的抗衰退能力增强。

（3）经济周期波动的振幅渐趋平稳。经济周期波动的振幅（或称幅度）体现经济增长上下波动的剧烈程度。从图2可以看出，新疆经济周期波动的振幅要大于全国经济周期波动振幅，但前者又具有自身特点，即新疆经济围绕历史趋势线上下波动的振幅在刚进入改革开放后，从一个高位急剧下落到一个较合理的水平后，从第二个周期开始至今，经济周期波动的振幅变化不是很大，第二周期为8.42%，第三周期为11.43%，说明新疆经济的周期波动趋缓，经济震荡相对变弱。

3、新疆经济周期波动受国家政策影响。新疆经济周期波动，除了受其自身的条件的影响较大外，国家政策也是地区经济周期波动的重要影响因素。国家政策对新疆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在全国经济整体规划的前提下所形成的新疆经济发展战略。在新疆经济整体战略规划的指引下，新疆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三次飞跃，正面临第四次飞跃。纵观这四次飞跃，对新疆经济的发展战略的定位（尤其是前三次）都是围绕农业和自然资源的开发展开、围绕其自然资源优势逐步发展起来并形成了一批典型的以采掘和原材料加工工业为主的产业体系，属于典型的自然资源过渡依赖型经济。

资源开发带来的经济增长，可以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这也是近年来新疆经济保持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但资源开发带来的经济增长本身也存在着一定的负面性。首先，自然资源过渡依赖型的经济在工业化初期阶段在带动经济发展方面会起到比较明显的效果，但随着工业化的不断推进，特别是在知识经济为特征的现代社会，资源性产业对地区经济的持续带动性差，受市场、资源性产品价格的影响，产业发展相对不稳定，从而在新疆整体经济波动方面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在资源开发的产业链上，新疆基本处于最初级的上游，属于资源的最初级加工，新疆大量原料资源外运，对下游产业依赖度高，投资大、回收慢，效益低下，加上新疆非常有限的运输条件，一旦下游市场环境发生变化，定会波及上游产业，从而对经济发展波动会产生较大程度的影响。

四、总结

通过上文对新疆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全国经济周期波动既定的前提下，新疆经济也存在一定的周期波动性。新疆（地区）经济周期波动性与全国经济周期波动具有很强的一致性，但又并不完全重合，表现出新疆经济的一些自身特点，如新疆经济的收缩性弱于全国经济的收缩性，但抗衰退能力却强于全国经济；新疆经济比全国经济表现出更多的活力，但分析显示，新疆经济的稳定性却低于全国经济。就经济周期波动的特点可见，自改革开放以来，新疆经济在其自身发展方面是不断进步和完善的，体现了良好的发展趋势。但其在与全国经济整体水平的比较中表现并不容乐观，反映了新疆经济还有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潜力。为了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新疆经济，新疆应结合自身资源情况，合理利用国家政策，如结合国家对新疆资源战略的定位，可在大力发展工业生产的同时，鼓励第三产业发展；改变新疆资源开发大多处于上游产业链上的状态，加大资源深加工工业生产，大力发展资源生产下游产业。

（注：本论文获“新疆大学世川良一”课题资助。）

【参考文献】

[1] 陈宪：经济学方法通鉴[M].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

[2] 唐立久、樊森：新疆经济发展战略定位与新型工业化之路.

[3] 刘树成：繁荣与稳定――中国经济波动研究[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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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疆；资源诅咒；经济发展；采掘业

一、问题的提出

新疆具有得天独厚的煤炭，石油等矿产资源。按照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丰富的自然资源理应成为经济发展的优势。然而，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丰富的资源非但未能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反而成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障碍。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外学者针对这一现象展开大量研究。1993年，Auty研究产矿国经济发展问题时，第一次提出了“资源的诅咒”（Resource Curse）这一概念，其含义是指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产生了限制作用，资源丰裕经济体的增长速度往往慢于资源贫乏的经济体至此，对“资源的诅咒”国内学者（徐康宁，王剑，2006）以区域为比较样本，对我国各省区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分析，验证了“资源的诅咒”在中国内部的地区层面同样立。国内许多学者（陈林生，李刚，2004；李义平，2005赵奉军，2005；郑长德，2006）运用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等法，对自然资源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及地区经济发展如避免“资源的诅咒”作了深入分析，表明，“资源的诅咒”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日益大的现实问题。

二、自然资源禀赋与经济发展分析

（一）全国资源禀赋与经济发展比较

本文首先在比较全国范围内资源的禀赋和各地平均经济增长率，验证了地区间资源诅咒存在诅咒的可能。本文对全国27（不包括直辖市和）省份的资源禀赋状况和经济平均增长率及其在全国的位置作了比较考虑到煤炭、石油、天然气三种矿产资源占我国能源生产与消费总量的绝对比重以及它们在工业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本文以，石油，天然气矿产资源的产出为代表的资源禀赋状况。为方便比较取全国排在前五位和后五位平均经济增长率。

平均经济增长率≈[ln(GDP2009)-ln(GDP1998)]×100%/12，ln为自然对数符号，这里的GDP按当年价格计算；原煤、原油和天然气是1998―2009年间的平均产量。

表1给出了1998―2009年省际层面的自然资源产出和经济增长数据，过去近12年平均经济增长率排名前列的大部分是资源缺乏的东部地区，特别是福建、广东和浙江这几个省份，虽然不具备资源禀赋优势，但经济增长率却保持相当高的水平，超出全国平均增长率约2―4个百分点。资源丰富的辽宁、新疆，山西等省份却增长较慢，经济增长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自然资源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

（二）新疆资源禀赋与经济发展状况的分析

有关资源诅咒的理论在省际层面得到了验证，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资源的诅咒”效应是否在新疆区域层面显现？

自然资源涉及的内容太多，种类也是千差万别，本文以采掘业部门的产出水平代表自然资源的总体禀赋状况。在中国的行业统计口径下，采掘业中包含煤炭、石油、天然气、金属和非金属矿采选业等与自然资源直接关联的细分行业，这些行业的多少完全取决于自然资源的可得性，因此，当地采掘业产出水平可以最大限度地反映自然资源的综合禀赋状况，为方便比较选取原煤，原油，天然气产量。用人均居民可收入的增长反映经济发展水平。下面是新疆近十年的原煤，原油，天然气产出情况（见表二、表三、表四、表五）。

自2000年起我国矿产资源产品价格出现了上涨情况。从2001年开始，采掘业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的增长幅度明显高于同期生产资料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新疆采掘业的投入加大，产量年年创新高，采掘类行业的收入迅速增长而与此同时新疆居民平均收入增长却没有表现明显。采掘业的产出加大固然能带来经济的增长，然而在新疆并没有表现居民人均收入随着资源开采的强度加大而大幅增长。“资源诅咒”的效应在新疆区域基于收入增长的层面得到一定程度的印证。

三、自然资源制约经济发展的传导机制

新疆作为资源丰裕其经济发展为何落后于资源贫瘠经济体？影响新疆经济发展的因素很多，有区位条件、历史文化传统、国家经济发展政策等客观原因；又有区域发展观、人力资本状况、科技水平以及法律和制度基础等主观因素。新疆的主要自然资源削弱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主要有以下几种：

1.国家政策和自然资源产品特征导致区域利益发生转移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实施的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和对资源产品实行价格控制等政策导致区域利益发生转移。开发方面实行“强化东部，战略西移”的战略地位。国家加大了对能源基地建设的投资力度。在政策引导和巨大投资的推动下，采掘类工业迅速发展起来。大量资源源源不断地运往全国各地，新疆是资源的主产地，在“西气东输”等国家大型项目极大地支持了全国经济的发展，但时至今日，采掘业的快速发展并没有带来新疆经济的同步发展。其原因主要是：一方面，计划经济时期，在非均衡区域发展战略指导下，国家对中西部地区的资源实行严格的计划开发，直接无偿占有了资源收益；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资源市场发育不完善，加之长期以来国家对资源产品实施限制型定价，使得新疆长期低价输出能源产品，又只能高价买进消费品和其他工业品，因此，使得本应该属于新疆的经济发展的利益转移到其他地区。

2.产业结构的单一化和初级化引发“荷兰病”效应

长期高度依赖自然资源的粗放型发展模式，造成产业结构的严重失衡，主要表现为单一化和初级化特征明显，从而引发“荷兰病”效应。产业结构单一化和畸重程度严重。此外，在重工业内部，煤炭等采掘业与原料工业一直占绝对比重，最近20年正是我国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加快发展的重要时期，制造业作为工业化时期技术创新与企业家成长的摇篮，其衰落必然对经济发展造成致命打击。资源部门生产扩张、传统制造业的衰落和新型制造业发展严重不足，再加上长期以来产业结构的单一化和初级化，必然降低资源配置效率，也错失了发展新型制造业的良好时机，经济增长缺乏动力和有力支撑，使发展水平始终处于全国落后状态。

3.制度弱化导致寻租和腐败

长期以来，由于市场体制不健全，法律制度不完善，我国的资源产权制度安排存在严重弊端。尽管国家对矿产资产资源权在法律上明确规定为国家所有，但所有权在经济上并没有得到充分保障。地方政府和各级资源管理部门行使事实上的所有权，在实际开采过程中，资源的所有权、经营权和收益权相混淆。一方面，国家产权制度的虚置或弱化，使得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的地方政府官员为了个人政治和经济利益，利用手中职权大肆进行“政治寻租”。

四、避免“资源的诅咒”的政策启示

工业化和城市化速度明显加快，加大了对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在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中资源价格回升和需求量加大，新疆资源丰裕地区将面临良的发展机遇，有可能改变以往经济落后的地位。但是如果继续采取过度依赖资源的经济发展模式，又会落入更加严重资源的陷阱”。新疆在面临良好的发展机遇同时怎样摆脱“资源的诅咒”，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1.加强制度建设，设立资源基金，增强经济体的抗风险能力

由于资源行业管理体制落后，行业进入门槛低，因此一旦资源价格回升，市场需求加大，大量资本和劳动力纷纷投入资源行业生产，推动资源富集区的经济发展，财政收入增加。而资源价格一旦回落，市场需求减少，其经济发展便陷入困境。实践证明，资源依赖型地区经济发展缺乏自主增长能力，其经济发展随着资源产品价格的波动而发生波动，抗风险能力极差。为降低地区经济发展的脆弱性，需要借鉴国外经验，设立资源基金。具体做法是：设定一个合理的资源价格，如果市场价格超过此价格，基金收入增加，以此来防止增加的收入转化为预算支出，制约政府投资扩张；如果市场价格低于此价格，基金收入的一部分进入政府预算中以稳定预算支出，以此抵抗由于资源价格降低造成对经济体的冲击，从而保持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和持续性。这需要一系相关的法律和制度为保障。

2.鼓励制造业和第三产业发展，实施产业多元化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基于比较优势的市场运行会强化本已单一的产业结构，因此，在资源还未枯竭之前，必须由政府主导，遵照市场运作规律，积极寻找并发展接续产业，实施产业的多元化。特别是要大力发展机械制造、医药、环保产业等先进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加快发展旅游、金融、通讯服务等第三产业，以此增强经济的活力和潜力。对于政府来说，必须抓住当前经济形势良好的有利时机，制定各种限制和优惠措施，限制高能耗行业发展，积极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制造业和第三产业，“荷兰病”必须防患于未然，以此避免“资源的诅咒”。

3.加快各项制度的制定与完善，从制度根源上减少寻租和腐败

要从根本上减少寻租和腐败行为的发生，必须加快推进矿业权制度改革的步伐，制定规范产权的法律制度，从法律上保证矿产资源的所有权得到实现；明晰矿产资源的使用权和收益权；制定与完善资源税征收制度，理顺资源产品价格，使资源价格确实反映资源破坏与环境治理成本；针对可能出现腐败的环节制定完善的监管机制和惩罚机制。制度的设计固然重要，但要发挥制度本身的效能，更重要的是保证各项制度的有效执行。只有这样才能为资源产业的有序发展提供法律和制度保障，从源头上制止寻租和腐败行为的产生。

资源绝不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加大对教育的投资，改善区域环境质量，提高政府管理效率等都是避免“资源诅咒“有效措施，只有合理地利用、管理自然资源，资源才能起到支持经济增长的作用。因此，深入了解自然资源削弱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及早采取措施避免“资源的诅咒”，是我国自然资源丰裕地区的政府应该深入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Auty R M.Industrial policy reform in six large newly 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the resource curse thesis[J].World Development，1994,22:11-26.

[2]Sachs J，Warner A.Natural resource abundance and economic growth[R].NBER Working Paper,1995:5398.

[3]Sachs J,Warner A.Fundamental sources of long-run grow[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7,87:184-188.

[4]徐康宁,韩剑.中国区域经济的“资源诅咒”效应:地差距的另一解释[J].经济学家,2005(6):96-102.

[5]徐康宁,王剑.自然资源丰裕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的研究[J].经济研究,2006(1):78-89.

[6]王闰平,陈凯.资源富集地区经济贫困的成因与对研究[J].资源科学,2006(7):159-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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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河南信息化国民经济相关性

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是当今世界社会发展的总趋势，信息化水平已成为衡量国家、地区经济社会综合发展实力及文明程度的标志，信息产业也成为带动一个国家、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河南省信息产业建设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与此同时，河南省近年来的国民经济发展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那么，在当前信息经济的大背景下，河南省的地区信息化建设究竟处于一个怎样的水平，信息化建设因素与国民经济发展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相关性等，是十分值得关注和探究的问题。

一、河南省辖市信息化建设水平测度

地区信息化是以城市信息化发展为基础的。根据国家信息产业部所公布的《国家信息化指标构成方案》工以及河南省的实际情况，我们利用信息化指数法(Indexofinformation)对当前河南省各主要城市的信息化发展水平进行测度。信息化测度指标的选择有一定的相对性，不同的地域或时期，指标体系的构建可能有所不同。为合理测度河南各省辖市的信息化水平，本文按照代表性、简便性、可比性和准确性原则，选择了以下五类建设因素共14项明细指标，共同构成图I所示的信息化水平测度体系。

基于以上指标体系，本文对2008年度河南省18个省辖市各项指标的数值进行了统计。由于信息化指标之间不同质，为进行对比我们以郑州为基准，将各地市的指标值进行指数化处理。由于指标加权目前尚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和标准，而取决于如何判断各指标在信息化中的地位或作用，考虑到城市间同类指标具有可比性，为方便计算本文采用相同权数简单算术平均法来测度各省辖市的信息化指数。具体算法是:将郑州的各项指标值指数定为1，将各地市的同类指标值除以郑州对应的值求得该市各项指标值指数。然后将各项指标值指数相加除以指标个数，计算出该市各信息化因素标准指数。最后对各信息化因素标准指数进行平均，求得各地市的信息化发展指数。那么本文测度的河南各省辖市的各项信息化主体指数及综合指数如表1所示。由表1可以看出，在河南18个省辖市中，地区信息化发展水平是不平衡的。发展程度较高的城市多集中在豫北和豫西地区.如郑州、焦作、洛阳、新乡等。而程度较低的城市多集中在豫东和豫南地区，如商丘、信阳、周口、驻马店等。

二、河南省区域信息化水平与国民经济发展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考虑到人口和其他自然因素方面的不同，本文选择人均GDP作为经济发展的对比分析指标。表2列示了河南18个省辖市2007年度人均GDP及其指数化处理后的指数，以及与信息化指数的对比情况。

可以看出，河南18个地市在经济发展上同样也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地区间不平衡较为明显。其中仍然是豫北和豫西地区城市经济发展较快(如郑州、济源、焦作、洛阳等);而豫东和豫南地区城市经济发展相对缓慢(如信阳、商丘、驻马店、周口等)。这显示出地区信息化建设水平与国民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我们不妨用人均GDP指数与信息化指数作如图2所示的折线图。

从图2可以看出，各地市GDP与其信息化建设之间存在着较明显的线性相关性。下面将信息化指数作为解释变量，而将人均GDP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建立一元线性回归方程:

夕=a+bx。利用最小二乘法计算参数a,b，则可得到:b=0.8395,a=0.227。于是得到回归方程为:夕=0.227+0.8395x。对回归方程进行显著性检验，则有:=0.7156,r=0.846

a=0.005单尾以16)=2.12t=6.347>2.12为显著。

由以上结果可以看出，回归方程显著性强。这说明当前河南省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其信息化建设之间存在较为密切的线性相关性。河南省各地市的信息化建设，正在对当地的经济发展产生着显著的积极影响作用。按照现代经济学增长理论，可以对这种实证的现象和结论给出如下的一般解释:在信息经济大背景下，信息产业已成为带动一个国家、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这种带动力量可以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对经济发展的直接影响作用。主要表现为信息产业不仅本身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其发展速度直接影响着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助推器。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信息产业已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性、支柱性产业。如信息产业中的邮电通信、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等，目前都已经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性产业，其发展规模和水平直接制约着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和质量;其二是对国民经济各部门的间接影响作用。信息产业对各传统产业具有催化、倍增和优化作用。首先信息产业具有扩散效应(即乘数效应)，当一种信息被利用后会产生一连串的连锁反映，表现为当信息产品作为生产资料使用时，会提高使用者的劳动生产率，从而产生第二层次间接经济效果，以此类推可产生更深层次的间接经济效果。这些间接经济效果的总和就构成了信息产业的扩散效应，使得信息产业间接为国民经济所创造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要数倍甚至数十倍于信息产业自身的效益;其次信息产业对产业结构调整，特别是优化传统产业格局、提升传统产业竞争力，也都发挥出十分重大的作用。

事实上，经济发展相对超前的日本和欧美地区信息化经历，也充分说明了信息化建设对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作用。在1990-2006年间，日本的高技术产业总产值由3000亿美元上升至32000亿美元，增长了10.67倍，西欧由5000亿美元上升到200000亿美元，增长了40倍。美国所以能在当今世界的经济发展中居于领导地位，与其信息技术产业的迅速崛起也密不可分。目前，美国信息产业创造的附加值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0%以上，高新技术部门在美国国内销售和出口中已成为最大的部门，其产值占GDP的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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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注重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同志在今年“两会”期间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对江苏发展提出的殷切期望，完全符合江苏的实际，对江苏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培植长远发展新的战略优势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请您谈谈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葛守昆：改革开放以来，江苏先后创造了全国闻名的“苏南模式”、以昆山自费办开发区为契机的大开放模式、“六放”为标志的民营经济大发展模式，在全国保持了率先发展的态势，创造了有江苏特色和优势的发展经验。当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江苏作为人多地少、资源相对短缺、市场两头在外、以加工工业为主的省份，进一步的经济发展必须解决传统的资源消耗偏高、环境容量偏紧、技术含量偏低等矛盾，因此，江苏作为沿海发达省份，如何抓住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江苏沿海开发两大国家战略，增创率先发展的新优势，注重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摆在江苏干部和群众面前一项非常紧迫的任务。

记者：注重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经济发展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必须贯穿于“十二五”乃至更长一段时期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和各领域。具体而言，我们应抓住哪几个关键问题?

葛守昆：依我所见，首先要确定一个适当的经济增长速度。核心是要走出传统的“高速度、低效益，低速度、没效益”的增长模式，正确处理好经济增长速度与质量的关系，在质量与速度之间求得科学平衡。其次，深入实施好创新驱动战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本身就包含创新发展的要求。最重要的是打造创新的环境，确立不创新就难以科学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发展思路，同时将创新的重点放在提高江苏人力资源的素质方面，特别是高端人才，先大力引进，再逐步培养，辅之以通过深化改革形成有利于人才发挥作用的收入分配机制。再次，走低碳经济之路。我不主张江苏通过降低重工业比重求得经济简单变“轻”，一个地区的工业轻重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是国际产业分工的产物，关键要看重工业发展能否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能否环境友好、能否保持技术优势。在下一阶段，江苏实施沿海开发战略，重化工业仍有发展优势，不必厚此薄彼。另外，江苏土地资源高度紧张，除了提高土地利用强度外，应该根据全国产业布局，争取国家调整用地计划指标，走出原来“粮食供给自求平衡”的老办法。第四，构建现代产业发展体系。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从全省看，有一个增加二、三产业特别是服务业比重的问题。但是结合到每一个省辖市尤其是县，不宜过分强调增加二、三产业的比重，有的地方，发展现代农业很有基础和潜力，比发展二三产业更有效率和效益，不一定非要脱离实际发展二、三产业。关键是一、二、三产业都要走创新之路，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提升产业竞争力。最后，以提高居民收入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与提高居民收入相联系，并且通过增加居民收入反过来调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积极性。从各地制定“十二五”规划的情况看，有的地方财政收入的预期增长指标定的太高，高于GDP约10到15个百分点，这样对增加居民收入会有一定影响，也不利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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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上讲，财政政策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大促进作用，它能产生一种效应，协调生产要素，配置资源，形成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同时，财政政策可以调节各种利益，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因此，财政政策在促进以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具有全局性、长期性的推动作用。

国家财政政策的取向对财政资金的流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财政资金的流向又决定着某一地区经济发展的速度。我国从建国初期到开放前这一时期内，以均衡发展战略为指导，一直把有计划地平衡配置生产力、消灭地区之间经济的不平等和经济差距，看成是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布局的首要原则。国家在投资的地区分配和项目选点上，实行了“向西大转移”的方针，基建投资大幅度地向西部地区倾斜。“三五”时期，全国基建投资达976亿元，其中东部沿海占26.9%，西部占34.9%。这一时期投资比重占全国4%以上的8个省中，西部占了5个，中部占3个，而东部一个都没有。“四五”时期，内地投资比重更是占到了57.5%。由于这种持续了相当长时间的地区发展政策的影响，导致了中西部经济的一定发展和东部经济的牺牲。这一时期，人均GDP高于全国的有9个省区，其中包括西部的青海和，而东部沿海的广东、福建、浙江等省区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改革开放后，国家赋予沿海地区较大的自、并在财政、税收等方面给予相应的政策优惠，并且提出了让东部沿海有条件的地区先富起来的思想。在这样的战略思想指导下，财政的投资布局向沿海地区倾斜。据统计1979-1991年，东部地区国家基建投资占总投资的49.17%，而中西部地区仅占42.7%。同一时期，东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10.87%，西部地区为9.26%。而国内生产总值东部地区更是占全国的52.37%，西部却仅占16.68%。中西部地区表现为经济增长速度趋缓，经济水平和竞争实力相对减弱，在全国工业产值与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也呈下降趋势。形成这一发展差异的原因除中西部地区本身的自然条件、地缘关系以及历史基础等原因外，国家的宏观财政政策在其发展过程中起到的作用，使地区差异再度扩大。东中西部地区差异不断扩大这已经是不争的现实，这一状况若不加以控制地任其发展下去，东部地区的发展不仅将被这种过大的差距所制约而降低发展速度，甚至可能出现全局性的经济倒退，对整个国家的社会安定、民族团结、经济进步构成严重的威胁。

二、区域金融市场与区域经济发展

罗纳德•麦金农和爱德华•肖分别在其著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和资本》、《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中提出了著名的“金融抑制”论，该理论认为，金融变量和金融制度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来说并不是中性因素，既能对其起到促进作用，也能起到阻滞作用，关键取决于政府的政策和制度选择。马科•帕家诺通过最简化的内生增长模型——AK模型，阐述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出均衡状态的经济增长率为：g=A•Φ•s-δ，s=S/Y，δ为折旧率。该式表明金融通过影响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比例Φ、资本的边际生产率A、私人储蓄率s来影响经济增长率g，因此，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就必须提高储蓄率、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比例以及资本的边际生产率A。一个有效的金融体系能够降低在动员储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提高资本的配置效率和资本边际生产率，分散投资风险，加速技术创新，从而有助于经济增长率的提高，促进经济长期健康稳定的发展。

三、结论

各种金融政策的运用，必须以市场为导向，尊重其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规律，在切实符合地方实际的前提下，从产业结构、经济结构上进行合理调控，在区域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采取适当的金融政策，最大限度地为经济的发展融通资金。

（一）在区域经济发展初期，为尽快形成发展的增长极，需要投入大量、较长周期的资金，具有较大的金融风险，而资本市场所固有的特性可以大大降低交易成本和风险。因此，在这个阶段，地方政府需要积极支持资本市场的发展，提供供给性金融，为企业、企业家融资和资产运作创造条件，同时积极探索公共事业的资本化运作方式，为区域经济的起飞创造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

（二）区域经济发展的中后期，落后地区的投资环境大为改善，投资风险和不确定性大为降低，经济步入良性通道，信贷市场将积极介入区域经济的发展，并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主推动力。因此，在这个阶段，地方政府除进一步发展资本市场外，还必须积极引导信贷市场的健康发展，使信贷资金流向符合地区经济发展结构的产业和部门，起到优化经济结构的作用，同时与资本市场的运作相结合，以降低金融风险。

（三）外商直接投资在促进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无论在区域经济发展的哪个阶段，外资的进入都能为区域经济发展缓解资本不足的问题，且外商直接投资一般以长远发展为目标。因此，地方政府在吸引外资时要注意投资环境的软、硬件和配套产业的建设，积极吸引外资进入基础设施项目等，而不是以牺牲本国福利的税收优惠来吸引外资，这样既扩大存量外资的规模又吸引新外资的

摘要：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所有大国经济发展中必然要面对的问题，并不是中国所特有的经济现象，是各种历史、文化、地理、政治、政策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整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有限的情况下，难以实现所有地区的均衡发展，因而集中有限的财力、物力发展少数具有优势的地区的经济，是提高经济发展效率的必然选择。但是在这些地区发展到一定水平时，为了尽量减少“循环因果累积”对社会经济的不利影响，缩小地区差距，中央政府就必须利用转移支付、税收、利率、汇率等各种财税、金融手段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实现全国各区域相对均衡的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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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中国区域经济的一个重要事件，是东部GDP占全国比重开始上升。根据各省份政府工作报告数据，2015年，东部GDP占全国57.8%，比2014年上升0.2个百分点。这是东部GDP占全国比重，持续9年下降之后的首次回升。

当全世界经济几乎都在向沿海集聚时，中国经济却于2003年开始向中西部集聚。至2014年，东部包括京津沪的12省份GDP合计占全国比重，下降至57.6%，比2002年降低3.9个百分点，比2005年降低4.2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最为迅猛的一轮增长。2003至2010年，全国GDP年均增速高达11.1%。随着经济增速从2011年的9.5%，回落至2015年的6.9%，中西部增长大幅放慢，东部增长开始相对加快。

一些人士认为，东部发展加快主要是政策所致。然而那些开放政策不给东部又能给谁呢？至于财税优惠，广东省早先或许得益较多，而浙江省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上缴比例一直较高。其实最根本的政策，是放手让民间创业，这是普惠政策，但在东部更具优势。

东部发展加快是市场经济必然。中央1985年提出“要加速东部地区发展”，1990年调整为“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但东部经济并未受影响，继续向前飞驰，直到2003年才开始放慢。

这一次东部放慢和中西部加快，主要也是由于要素配置大幅向中西部倾斜所致。2003至2013年，中西部国有建设用地年均增长17.8%，东部年均增长7.7%。中西部政府债截止2013年6月，合计8.9万亿元，占全国51.2%，比其GDP占全国比重高8.9个百分点。中西部投资年均增速，2003至2014年为25.4%，比前期提高7.5个百分点，比全国平均高3.0个百分点。东部投资同期年均增长20%，比中西部低5.4个百分点，比全国平均低2.4个百分点。

粗放外延增长状况不断加剧。分析表明，这期间全国投资效果系数降至仅略高于10%。这一状况严重影响东部转型。东部企业2003年以来遭遇中西部低价建设用地的有力吸引，大量向中西部增加投资，缓解了其在当地转型的紧迫性，弱化了东部省份对全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引领作用。

所以，现在再来看2011年以来，中国主要经济指标近乎断崖式的猛烈回落，与此前持续10余年的区域要素配置不合理有较大关系。

这10余年事实告诉我们，粗放外延式快速增长导致的所谓区域均衡协调并不可取。当市场机制不能对土地、资金等要素配置发挥决定性作用，不能改变地方政府GDP竞赛情况下，宏观当局紧缩性的货币政策较难降温区域经济增长速度。而在实际状况中，对全国要素配置具有引导性作用的建设用地供给增长听命于地方意志，货币之锚失去作用，中西部粗放外延式增长一浪高过一浪，全国全要素生产率持续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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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系统；经济系统；协调发展

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存在着无法割裂的内在联系，人口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和最终归宿，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人口数量、人口质量、人口结构及其变化的状况，同时在一定条件下决定人口发展。尽管如此，由于发展之间的关系千差万别的，不同地方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有很大的区别。本文主要针对人口和经济协调发展展开论述。所谓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即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如果既充分利用了人力资源，实现了充分就业，又较好地满足了人们的物质文化需要，就是实现了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协调。要实现人口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必须在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优化人口结构的同时，保持社会经济的适度增长，尽可能地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经济效益。

一、协调发展评价模型构建

（一）指标选取与指标权重

本文采用分层评价模型进行协调发展综合评价，根据协调发展指标体系，分别选取了经济指标（作为逆指标的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和gdp、人均gdp、财政收入、第三产业值占gdp比重、城镇化率等正指标）与人口（包括大专及以上人口所占比重与平均教育年限等正指标，总人口、人口密度等中性指标和自然增长率、婴儿死亡率与总抚养比率等逆指标）指标等一级指标。然后采用层次分析法（ahp）确定一级和二级指标的权重。

（二）指标数据的无量钢化处理

由于本文采用的指标数据具有不同的单位，这可能会对评价结果产生影响，因此需要对它们进行无量钢化处理，使其波动范围缩小到0和1之间。最常用的方法是极差标准化，其公式如下：

正指标计算公式为：

经济这种标准化所得新数据的值越大越好。

（三）协调发展系数计算

协调发展系数强调两子系统的协调情况及发展水平。在文中先用协调系数来评价两系统的协调状况，其公式为：

cij=exp（-k（ui-uj）2）

其中：cij表示第i系统与第j系统的协调系数；ui表示i系统的实际发展水平（综合评价得分），uj表示j系统的实际发展水平（综合评价得分）；k=2/s^2，s^2为ui和uj的方差均值。

即使协调系数能反映两系统的协调情况，但不能反映系统当时所处的发展水平。当ui=0.7，uj=0.7时，i系统与j系统的协调系数为1，而当ui=0.9，uj=0.9时，系统i与系统j协调系数也是1，但是后者两系统的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前者。所以本文还引入了协调发展系数指标。其公式为：

d=（cuiαujβ）1/2

其中：d为系统i与系统j的协调发展系数；c为系统i与系统j的协调系数；α，β为权重，且α+β＝1，具体到人口与经济两系统，设为α＝β＝0.5。协调发展系数是一个正指标，数值0和1之间，值越大说明该地区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状况越好。

二、我国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区域评估分析

本文利用2007年人口、经济发展水平作为截面数据，对全国各地区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状况作综合评价。因为，反映人口发展水平的三种指标较难取，本文在对指标数据进行无量钢化处理时用最佳状态值1。

（一）指标权重的确定

本文利用林凡元文章中所用的专家打分结果，根据ahp方法分别构造出了人口系统和经济系统的判断矩阵，然后通过计算获取了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根，分别为3.095195和3.038711。人口与经济指标的特征向量如表1所示。

（二）人口与经济发展综合水平与协调发展评价

本文选取我国各地区2007年的人口与经济发展指标数据，首先根据正指标、逆指标不同，进行数据无量钢化处理人，其次根据加权平均法，将人口系统与经济系统发展水平指标无量钢化数据与各指标对应权重值乘积来表示，其公式为：

本文运用matlap软件以上两矩阵相乘得全国各省市人口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实际发展水平，然后根据协调系数和协调发展系数公式求得全国各地cij和dij值，即具体值与排位如表2所示。

由表2可以看出，在全国各地区人口系统与经济系统综合得分中，人口系统综合得分均高于经济系统综合得分，这可能由本文在无量钢数据里面人口密度、婴儿死亡率和平均人口受教育年限等指标引用了最佳引起的。c与d值前七位分别为广东、上海、浙江、江苏、山东、天津和福建等东部沿海地区；后四位是海南、湖北、湖南和吉林等地区。主要原因是在东部地区经济比较发达，人力资源比较丰富，人口素质较高，因此东部地区人口与经济比较协调发展，而在其他中西部地区协调发展程度较低。

三、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表明，我国人口与经济发展水平虽然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经济总量保持高速增长，人口增长率较稳定，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发展迅速，但是各地区发展区际差距比较明显。东部地区协调发展系数均为较高，中西部地区较低。广东、上海、浙江、江苏、山东等地区协调发展系数都大于全国平均水平。主要原因是东部沿海地区人口发展综合得分与经济水平综合得分较接近，协调性好，并且人口与经济发展整体实力较强。我国其他地区在人口与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一定得不协调问题。分析结果表明，海南、湖北、湖南、和吉林等地区存在严重的不协调性，协调发展系数都排在后面，从表2中最后一列可以看出一种共同特点，即人口水平排位在经济发展水平前面。也就是说，在这些地区人口与经济发展不协调主要原因是人口发展速度跟不上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m].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

2、达莫达尔n·古亚拉提.经济计量学精要[m].机械工业出版社,2000.

3、李慧京.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m].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