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污染的研究结论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环境污染的研究结论，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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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出口贸易；环境污染

中图分类号：F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3）08-0055-03

1引言

多年以来，出口贸易一直是推动江苏经济快速发展的动力。江苏的出口贸易总额逐年高速增长，对外贸易依存度显著提高。其出口贸易总额从1990年的29.44亿美元增长至2010年的2705.5亿美元，平均年增长率近29.05%。在实现对外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江苏省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环境质量变化问题。工业废气排放量逐年上升，从1990年到2010年，废气排放总量从5047亿m3上升到31212.9亿m3。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也呈上升趋势，从1990年的2234万吨上升至2010年的9062万吨。工业废水排放量则变化不太显著，废水排放量基本保持在20亿吨以上。经济的增长往往会带来环境的恶化，然而，经济的增长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江苏出口贸易与环境污染二者之间到底有怎样的关系？如果出口贸易对环境污染有负面影响，那么出口贸易的产品结构是否会对环境污染也造成影响？这些都是本文将要探讨的问题。

2文献综述

许多学者通过研究出口贸易对环境的影响，从而寻求解决出口贸易对环境污染问题的办法。Copeland和Taylor实证认为贸易发展将会导致更多的污染排放。Grossman与Krueger（1991）最早将国际贸易的环境影响分解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三个方面，建立了贸易的环境效应分析的基本框架。Chichilnisky（1994）认为，在自然资源的产权界定和环境规制方面，南方国家比北方国家会更宽松，贸易自由化将导致南方国家更专业化于资源密集型产品，当产品规模扩大后，环境会进一步恶化。Esty和Geradin指出，经济一体化会导致越来越多的环境避难所，这是因为某些国家实施的低环境标准和松弛的环境管制措施对该国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能起到推进作用。vanBeers和vandenBergh（1996）侧重于从方法论角度评论贸易和环境外部性之间的相互关系；Antweiler等人（2001）运用回归方法进行了贸易的环境效应分析。此外，Ederington和Minier（2003）以及Winters（2004）等学者都各自对贸易和环境问题做了进一步的研究。

近年来，我国学者也对贸易对环境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张梅认为经济增长、自由贸易的进一步会扩大导致环境恶化。李慕菡等（2005）通过对相关产业进出口和污染情况的分析，得出了我国国际贸易中污染产品的环境转移客观存在的结论。叶继革、余道先（2007）用统计性描述方法从更加微观的层面上分析了具体行业出口量的扩大对环境污染的不利影响。党玉婷、万能（2007）等人对我国1994-2003年的对外贸易环境效应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现阶段的进出口易从总体上恶化了我国的生态环境。但是，也有学者并不认同贸易增长对环境污染造成负面影响。李秀香等分析了二氧化碳的排放、出口增长与环境影响之间的关系，认为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与出口增长没有必然的正相关关系；张连众等利用31个省市的二氧化硫排放量的截面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表明贸易自由化有利于我国的环境保护。陈红蕾、陈秋峰（2007）建立计量回归模型，以二氧化硫（SO2）排放量作为环境污染指标对我国贸易开放的环境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规模、结构和技术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可以减少污染排放量。

综上所述，中外学者普遍认为出口贸易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联系。基于此，在一个相对具体的区域内，在相对稳定的经济和政策条件下，研究出口贸易与环境污染的关系，更符合一个地区的实际情况，更有利于为一个地区的经济良性发展提供可靠的依据。本文以江苏省为例，选取了1990～2010年的相关数据，实证分析了江苏省出口贸易及贸易结构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并得出若干有助于推进江苏省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结论。

3实证分析

3.1研究方法

本文利用江苏1990-2010年江苏出口总额（其中包括2000-2010年初级产品、工业制成品出口额）、工业废气、工业废水、固体废弃物排放量等数据构建计量模型，借助Eviews6软件，运用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等方法实证分析江苏出口贸易与环境污染、贸易结构与环境污染之间关系。

3.2指标选择

根据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三废”即工业废气排放量、工业固体废气排放物排放量、工业废水排放量3个指标度量环境污染程度。出口总额作为出口贸易指标，并且为了进一步研究需要，选取初级产品出口额、工业制成品出口额作为指标分析产品贸易结构对环境的影响。

3.3数据采集

本文所选数据来源于江苏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库、江苏省环境状况公报等。具体如表1、表2所示。

从表中可以看出，一阶差分以后的初级产品出口额及工业制成品出口额与环境污染存在相关关系，一阶差分后，初级产品与环境污染存在负相关关系，工业制成品与环境污染存在正相关关系。可以认为贸易结构中，相较于初级产品，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增加更能加剧了对环境的污染。

3.6格兰杰因果检验

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是分析时间序列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协整分析的结果反映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是，这种关系是否构成因果需要进一步验证。考虑到经济中通常出现的时滞效应，在对时间序列进行因果关系检验时，本文将对滞后各期的X与Y1、Y2之间关系进行检验，其检验结果列入表7内。

表7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表

原假设滞后阶数F值P值结论Y1不是X的Granger原因29.555410.0024不拒绝X不是Y1的Granger原因20.426470.6610拒绝Y2不是X的Granger原因34.604310.0254不拒绝X不是Y2的Granger原因30.683350.5805不拒绝Y3不是X的Granger原因22.306510.1362不拒绝X不是Y3的Granger原因22.361070.1307不拒绝检验结果显示，在滞后二期的情况下，拒绝X不是Y1的Granger原因，即X是Y1的格兰杰原因。其余情况下，均接受原假设。这就说明，江苏出口总额的变化是导致是工业废气排放量变化的原因，而出口总额变化不会导致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及工业废水排放量的变化，究其原因，笔者猜测可能与所选分析数据较少，导致无法得出结论有关。

4结论

本文通过对江苏省出口总额和工业废气、固体废弃物、工业废水排放指标分析，建立计量模型，进行协整分析与格兰杰因果检验，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出口贸易的增长会加剧环境污染。以江苏为例，随着出口贸易的逐年增长，贸易规模的扩大，工业废气、固体废弃物的排放也呈现出逐年增长的趋势，江苏省的环境污染有可能进一步恶化。因而，控制贸易的规模有利于改善环境质量。一味地扩大贸易规模，意味着扩大生产，增加污染，因此企业须制定全年生产计划，不能因盲目追求利润而扩大生产规模。同时，政府也应发挥作用，指导企业安排生产，不能只关注GDP数量而忽视GDP质量。

第二，出口贸易结构会对环境污染产生影响。由于在初步的回归分析中，虽然拟合程度高，但是系数的斜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随后进行一阶差分，重新回归分析，得出结论。在出口产品贸易结构中，初级产品出口额及工业制成品出口额都与环境污染存在相关关系，但是初级产品与环境污染存在负相关关系，工业制成品与环境污染存在正相关关系。可以看出，我省出口产品贸易结构中，尤其是工业制成品更能影响我省环境质量。因此，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对于减轻我省环境污染有一定的积极作用。降低出口商品中高污染、高耗能和资源性商品的出口比例，加大高新技术产品、机电产品等附加值高，污染低的产品。积极促使生产高污染、高耗能产品的企业进行技术改革，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必要时，甚至可以关掉这些高污染企业。

第三，出口贸易是影响江苏省环境污染的原因。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表明，出口总额的增长，出口贸易规模的扩大，会导致各类环境污染排放（诸如工业废气排放量）有上升趋势，加重了我省的环境污染。因此，加快产业升级，优化产业结构，发展绿色经济有利于改善环境。绿色经济是以效率、和谐、持续为发展目标，以生态农业、循环工业和持续服务产业为基本内容的经济结构、增长方式和社会形态。绿色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结构，通过发展绿色经济，不仅能够引导产业结构优胜劣汰，也能更好地提高自然环境的利用效率，有利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朱红根，卞琪捐，王玉霞.中国出口贸易与环境污染互动关系研究―基于广义脉冲响应函数的实证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8.

[2]叶继革，余道先.我国出口贸易与环境污染的实证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7.

[3]赵银，李晓蕾.江苏省环境污染与人均GDP出口贸易关系的实证研究[J].安徽农业科技，2008.

[4]傅京燕.贸易与环境问题的研究动态与评述[J].国际贸易问题，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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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内学者的研究领域来看，彭水军和包群(2006)运用VAR模型，考察了我国1985—2003年期间6类环境污染指标与人均GDP之间的长期动态影响特征，研究表明环境和收入的库茨涅茨倒U型曲线关系是否存在与污染度量指标的选取有关。马树才、李国柱(2006)研究了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的库茨涅茨倒U型曲线，结论表明我国的环境污染是不会随经济增长而自动改善的，界定产权并且通过一定的政策和激励措施减少企业的单位产出的污染强度，才能阻止环境的进一步恶化;闫新华和赵国浩(2009)使用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对山西1985～2006年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各指标间的动态影响关系进行了研究，表明确实存在着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双向作用机制，不过环境污染对经济增长的反作用机制要弱许多。吴丹、吴仁海(2011)利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对广州－佛山－肇庆经济圈各城市的环境污染指标和经济增长指标进行分析，研究处于工业化后期的广州、佛山市及工业化前期的肇庆市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动态性，研究表明工业废气排放是“广佛肇”经济圈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贺彩霞、冉茂盛(2009)采用构建产出方程与污染方程的方法，考察了国内东、中、西三大地区的环境污染变量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表明了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差异。

二研究方法

向量自回归(VAR)模型1980年西姆斯(C.A.Sims，1980)将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引入到经济学中，VAR模型是基于数据统计性质建立的模型，常用于预测相互联系的时间序列系统及分析随机扰动对变量系统的动态冲击，从而解释各种经济冲击对经济变量形成的影响。所以本文也主要基于VAR模型来考察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变化关系。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1单位根检验VAR模型的有效性

取决于变量的稳定性，如果变量为平稳的时间序列，就可以直接构建无约束的VAR模型。本文使用ADF检验对变量lngdp、dlngdp、lngas、dlngas、lnso2、dln-so2、lnsoot、dlnsoot、lnwater、dlnwater进行了平稳性检验。通过检验得知lngdp、lngas、lnso2、lnsoot、lnwate一阶差分之后都形成平稳序列，即服从一阶单整过程I(1)。所以，对lngdp、lngas、lnso2、lnsoot、lnwate两两之间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判断他们能否满足协整条件。实验发现他们之间并不存在协整关系，由于篇幅问题，这里不再详述。因此，本文将使用无约束的VAR模型进行实证研究。

2VAR模型的稳定性

检验AR根估计方法是对VAR模型估计的结果进行平稳性检验，其基本原理是:如果被估计的VAR模型所有根的模的倒数小于1，即位于单位圆内，则VAR模型满足平稳性条件;如果存在某些根的模的倒数大于1，即在单位圆外，则模型不稳定，某些结果将不是有效的。VAR模型的所有根模的倒数都位于单位圆内，说明被估计的VAR模型是满足平稳性条件的，那么结果就是有效的。据此，在已经确定的VAR模型基础之上，本文将对各个环境污染指标对经济增长指标GDP产生的冲击影响做进一步的分析，找出他们之间的变化关系。

3基于VAR模型的广义脉冲响应分析

根据上文对VAR模型估计的基础之上，使用广义脉冲响应函数来分析陕西省经济增长指标GDP分别对lngas、ln-so2、lnsoot、lnwate等环境污染指标的冲击响应，以此来描绘和刻画经济增长与不同的环境污染之间的动态变化关系。本文选取了滞后期长度为20期的脉冲响应模型。在基期由于GDP的一个正向冲击，工业废气、二氧化硫和工业废水都呈现出明显的“倒U型”的库茨涅茨曲线，这就符合了已知的经济发展理论:在经济发展初期，环境污染加剧，而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们的收入水平上升，对环境质量的要求提高，从而生态环境不断改善。工业废气在第3期达到最大，在第12期基本回归初始位置;工业废水在第2期上升到最大值，在第11期变化进本归于零;而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则相对滞后，第6期达到其最大值，直到第15期波动才逐渐归于平静，这说明二氧化硫受到经济增长波动的影响持续时间较长，即就是说工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所产生的污染主要是以二氧化硫为主的。工业烟尘排放在第2期至第6期之间可以看出“倒U型”曲线的趋势，但是这个走势也并不是严格满足倒U关系。工业废气和工业废水在初期产生一个冲击，GDP指数经过初始的沉降波动之后都在第3期达到其最大值，随后波动不断递减，分别在第13期和第11期基本恢复原始位置;GDP对二氧化硫和工业烟尘的冲击则更为敏感，直接上升达到最大值之后缓慢波动最终趋于平静。以环境污染为代价可以在短期内增加GDP，促进经济的增长，而在长期，这种影响逐渐削弱，最终并不会带来人们所期待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但是废物排放却最终污染了环境，事后对生态环境的治理却需要花费更大的成本，这种经济发展的方式是不可持续的，人类的发展最终会受到环境的制约，所以如果想要寻找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必须是以环境保护为前提和基础的，考虑到生态文明的可持续的健康的发展方式。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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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镇化；环境污染；边际；主成分；STIRPAT模型

中图分类号：F299.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31-0096-03

引言

工业文明兴起之时，人类便开始了从农村向城市化的发展。然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也会导致环境污染加重、资源使用超负荷、建设用地占用耕地等一系列负面影响。近几年雾霾天气影响的范围与深度都在逐渐加大，甚至几度成为年度关键词，水资源污染、大气污染、噪声污染、生活垃圾污染愈演愈烈，所以城镇化发展到底保持多快的速度才是合适的？城镇化的发展会带来经济的增长，也会带来各项污染指标的增长，无论从经济学角度还是合理规模增长角度来看，一个地方的城镇化总归有边际效应，一旦突破某项指标的临界值，原住民的教育、医疗、资源、就业等都会摊薄，对于摊大饼式的发展，资源环境承受度很难在短期内支撑起来，甚至会超出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后续的治理问题又将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因此，本文的探索对制定协调城镇化与环境之间关系的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一、变量与测度模型

城镇化是一个农村化逐渐转变为城市化、工业化，人口聚集化、规模化的过程。最直观的结果就是城镇人口增多，所以一般用城镇化率来反映一个地区的城镇化水平高低，即一个地区常住于城镇的人口占该地区总人口的比例。

自然环境具有自净能力，但是过多的人类活动参与，使得环境中有害物质增加到超过自然的自净能力就会出现环境污染。环境污染包括大气污染、土壤污染和水体污染，由于人类城市化过程中最主要的活动是日常生活以及工业生产，所以选取了人均城镇生活污水排放量（万吨/万人），人均生活污水COD排放量（吨/万人），人均生活垃圾清运量（万吨/万人）等指标来评价城镇化对环境的污染效应。

（一）数据来源

基于本文的研究目标和选取的变量，考虑数据的准确性以及获取的可行性，从《安徽省统计年鉴》（2000―2015）中选取了城镇化率和各指标相关数据，以及常住城镇人口、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和安徽省的GDP数据。

（二）污染测度模型

1.边际污染测度模型。城镇化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常住于城市的人口比重越来越大、城市非农业产业的发展进步迅猛，包括服务业与工业，而基于我国的现状，最主要的就是工业的迅速发展，所以将上述的几项指标除以安徽省常住人口，每年各项指标较上年的增量除以当年的城镇化率的增量，具体用以下的公式表示：

ΔQc=■

其中，Qi表示第i年安徽省城镇环境污染物的人均排放量，Ci表示第i年安徽省城镇化率，ΔQc为城镇化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带来的人均城镇污染物增加量，此式将安徽省城镇化率对环境污染的进行了量化表示，可以更直观地看到城镇化对于环境的影响。

2.综合污染测度模型。综合污染测度主要选用因子分析法

（1）利用SPSS20.0先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为消除各指标变量单位间的量纲影响）。

（2）利用最大方差法提取公共因子。如果各个变量在公共因子上的载荷相差不大，多为中等水平，则需要进行因子旋转，一般采用最大方差法，也叫正交旋转法。

（3）_定权重。

3.STRIPAT城镇化回归模型。STIRPAT全名为可拓展的随机性的环境影响评估模型，最初由Dietz和Rose所提出，可利用其来来探讨各因素（人口、财产、技术）对环境压力的影响，具体模型如下：

It=aPtT1AtT2TtT3et

其中，It为环境污染指标，Pt表示为人口指标，At为富裕度指标，Tt代表技术水平，指标Ti，（i=1，2，3）称为对应各因素的环境弹性系数，表示各因素每增长1%，环境污染增长Ti%，a为常数项，e为误差项。为了探讨城镇化率对环境的影响，将城镇化率（记为Zt）添加到公式中，并将上述非线性模型两边取对数转化为线性模型，变换后的模型如下：

lnIt=lna+T1lnPt1+T2lnAt+T3lnTt+T4lnZt+tlne

其中，得到的污染综合得分表征为环境污染指标，以及城镇人口表示为人口指标，人均GDP表示为富裕度指标，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和内部支出情况表示为技术水平指标，利用Eviews带入估算出各环境弹性系数，可以直观看出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带来的环境污染得分的百分比变化。

二、安徽省边际环境污染效应实证分析

（一）污染测度

1.边际污染测度

首先，所获取的指标数据（城镇生活污水排放量，生活污水COD排放量、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总量，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烟尘排放量，工业粉尘排放量，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生活垃圾清运量）除以各年安徽省的常住人口总数，获得各指标数据的人均数，然后根据以上部分所述的边际污染指数计算方法，得到的结论如下：2000―2014年，安徽省的城镇化率每年每提高1个百分点，各项环境污染指标都受到相应的影响。其中，除了人均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的增加量出现了明显的减少，人均生活污水中COD排放量增加量总体有少量的减少趋势，剩下的各指标增加量总体上都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这说明这几年一直强调的节能减排政策，以及对生活污水的技术处理有了显著的效果。而人均城镇生活污水量排放量的增加量逐年增加的趋势最明显，人均工业废气排放量与人均工业粉尘排放量的增加量。其次，这与近几年来安徽省的空气质量下降、大气污染严重息息相关。人均固体废弃物增加量不减的趋势也是导致环境污染的一大因素――有害物质通过地表、水资源对人们的生活以及环境造成恶劣的负面影响。

2.综合污染指数测度

（1）利用SPSS 20.0，将人均数据进行标准化，首先进行数据检验，看看本次的样本数据是否适合进行因子分析。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KMO检验用于检验变量间的偏相关系数是否过小。KMO值越接近于1，表示变量的共同因素越多，变量间的净相关系数越低，越适合做因子分析。由分析结果可知，KMO的值为0.769，说明该样本总体的变量较适宜进行因子分析。

（2）根据上部分的说明，将9个指标的数据进行降维处理，得到的变量方差解释结果（如表2所示）。

按照系统默认的提取方法，提取特征根大于1的主成分，由表2可得，提取了3个主成分，主成分1提取了总方差66.824%，主成分2提取了总方差的14.2%，主成分2提取了总方差13.102%，累计解释了总体方差的94.126%，即所有指标的94.126%可以由这3个主成分表示。

（3）采用正交旋转法进行因子旋转，对原始载荷矩阵进行调整简化。

（4）根据成分得分系数矩阵以及公式计算综合得分，将得分进行排名（见下页表3）。

根据在综合得分的排名可看出，2011年之前的得分都为负数，之后便开始一直出现正数。且总体而言，2000―2014年安徽省的环境污染得分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这与上一部分的边际污染结果一致。所以可以得出安徽省近几年来的环境污染情况越来越严重。

3.城镇化与环境污染的效应关系

注意到环境污染综合得分有些为负值，由于取对数时变量不能为负值，所以首先参照张乐勤、张勇在《城镇化演进边际污染效应及其库兹涅茨曲线探析：基于安徽省的实证》中的处理方法，将综合污染得分按照下式进行百分比的转变：

可以计算得出，安徽省的环境污染从2004年的最低46.37到2011年的60.66，七年时间增加将近15分，平均每年增加2分多，但是2011年后的污染的增势有所缓解，基本维持在60.6，处于较稳定的状态。对数线性回归结果（如下页表4所示）。

P值都大于0.05，接受残差为白噪声序列的原假设，所以可以认为回归模型是平稳的，较好地模拟了几个变量之间的关系。

另得到R2为0.9343，说明在线性回归模型中，环境增长率总离差中，由这4个离差解释的部分占93.43%，模型拟合的较好。DW值为2.0659，说明不存在自相关性。

得到关系式为：lnIt=-10.69277+1.16225lnAt-1.0121741lnTt+

1.351754lnPt+3.165704lnZt

所以由上式可以知道，2000―2014年安徽省的人均富裕度、技术进步、城镇人口以及城镇化率4个因素对环境污染都会有影响。根据模拟得知，当安徽省的人均GDP、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城镇人口和城镇化率每增加1%，环境综合污染得分分别增加1.16225%、-1.012174%、1.357154%和3.165704%。所以，城镇化率的提高对于环境的影响力度大于其他几个影响因素，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是造成安徽省近几年的环境污染不可忽略的原因。

（二）结论

本文通过对安徽省2000―2014年相关数据的分析，得到以下几点结论：第一，经过对安徽省城镇化的边际污染指数分析得出，2000―2014年，城镇化率每年每提高1个百分点，各项环境污染指标都受到相应的影响的结论。第二，经过主成分分析方法提取了3个公共因子，这3个公共因子对环境污染的贡献率分别为0.608541、0.118874、0.097573。所以，第一公共因子对环境的污染力度明显高于其他公共因子。对于减少环境的污染，要着重从第一公共因子中的那几个指标入手。第三，建立STIRPAT模型，结合本文的探讨目标，强调当安徽省的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c，环境综合污染得分将提高3.165704的百分点，是城镇化率增长的3倍之多，且城镇化率的提高对于环境的影响力度要大于其他几个影响因素，所以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是造成安徽省近几年环境污染的最主要的原因。

三、建议

根据本文的结论，对于从哪些方面、怎样适当发展城镇化以减少对环境的恶化提出以下几点建议：第一，城镇化过程中伴随着各项污染物排放量的增加，所以不能一味追求城镇化率数字上的进步，继续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是要在考虑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的基础上，寻求一个人与自然、人与生态协同共存的平衡点，做到在最大速度发展城镇化的同时使环境能够自我调节、自我消化。第二，城镇化过程中二氧化硫以及污水中的COD排放量得到了一定的控制，所以我们要继续保持以及更进一步的贯彻落实节能减排、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政策，继续加强对废水、废气的处理以及排放，从源头上做到城镇化的同时保护生态环境。第三，城镇化过程中带来的工业化程度加大是引起环境污染的一大重要因素，所以在城镇化进程中要深化产业结构改革，尽量发展废气、废水、固体废弃物产生少的行业，逐渐减少工业企业的比重，加大服务业的比重，这样就可以发展与环境健康发展的城镇化产业结构。第四，建立生态工业园区，在发展工业的同时利用生态进行循环发展，绿色发展，协调发展。且各生态工业园区要结合实践，联系自身的特点进行深化改革，建立和完善协调统一、合理运转、机制透明的工业园区生态化改造监管机制。充分发挥工业园区生态改造监管机制在工业生态园区实际建设中的指导监督作用，否则一切都是空谈于纸。

参考文献：

[1] 张乐勤，张勇.城镇化演进边际污染效应及其库兹涅茨曲线探析：基于安徽省的实证[J].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2015，（1）：33-38.

[2] 王立猛，何康林.基于STIRPAT模型分析中国环境压力的时间差异――以1952―2003年能源消费为例[J].自然资源学报，

2006，（6）：862-869.

[3] 聂国卿，尹向飞，邓柏盛.基于STIRPAT模型的环境压力影响因素及其演进分析――以湖南省为例[J].系统工程，2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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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可持续发展　内生增长　环境污染　资源稀缺

一、引言

一直以来，早期的主流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拥有并充分利用丰富的自然资源是经济发展的优势，并未十分关注资源与环境问题，各国经济增长往往伴随着环境的污染和资源的破坏。近来，这一问题日益突出，全球的资源环境正呈透支之势，全球资源供给能力的减少，连同资源需求的增长在加速进行，于是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问题引起了人们的重视。著名经济学家托达罗甚至在其1994年的发展经济学教科书中指出，“在过去的40年中，经济学家们已经日益认识到环境问题对发展努力成功的重要性……在环境上获得可持续增长与我们对经济发展的定义成为同一语了。”

根据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1987年发表的《我们共同的未来》中的定义,可持续发展就是指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自身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可持续发展要求既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又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大气、淡水、海洋、土地和森林等自然资源和环境，使子孙后代能够永续发展和安居乐业。Solow。等人指出，可持续发展并非意味着要把各种资源存量保持在初始状况。例如，如果美国没有用耕地代替森林，美国可能现在还是一片原始森林，不可能有今天这么发达和富裕。由此看来，可持续发展意味着用一种资源合理代替另一种资源,比如用肥沃的耕地来代替原始森林。因此，可持续发展依然需要权衡各种资源，这一问题可以放在增长理论框架下分析。

二、分析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增长理论框架

Ramsay（1928）模型提供了现代增长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其跨期效用最大化就是要权衡当代人和后代人之间的利益，如果引入资源耗竭约束和环境污染约束，该模型就是分析可持续发展问题一个不错的框架。事实上，利用增长理论框架分析可持续发展并不是一个新课题。早在20世纪70年代，当梅多斯等人提出轰动一时的增长的极限论时，著名环境经济学家Dasgupta and Heal(1974)就运用新古典增长理论分析了不可再生资源的最优开采路径，并得出了较为乐观的结论。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以Romer(1986)知识外溢模型和Lucas(1988)人力资本外部性模型为代表，经济学家们开始放松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一个关键性假定――资本边际报酬递减，有的对新古典增长模型框架进行了修正和发展，有的则完全放弃了新古典模型的基本假定，构建了以技术进步内生化为特征的新经济增长理论，也被称为内生增长理论。90年代以后，通过引入技术创新，新增长理论奠定了技术进步的微观基础，从而进一步完善了通过分析技术进步抵消资本边际收益递减倾向对经济持续增长问题的解释。

20世纪末，资源稀缺和环境退化问题日益严重，引起了人们对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注。传统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分析可持续发展问题时显得苍白无力，而新兴的内生增长理论却在日臻成熟，它给人们分析可持续发展问题带来了一种新思路，于是人们的思想便转移到了用内生增长理论分析可持续发展问题上。在内生增长理论框架下分析可持续发展问题，就是在人与环境自然和谐共处的目标前提下，在考虑了环境污染和资源稀缺后，研究可持续发展能否维持和如何维持，解决稀缺资源在各种用途之间的配置。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并构建了“内生型经济增长模型”框架。这些研究一般都将环境资源作为一种资本引入生产函数，在对均衡经济增长路径求解的基础上扩展模型，并据以得出相应的经济含义。

Aghion和Howitt(1998)结合关于可持续发展与经济增长问题的相关研究，阐述了在内生增长理论框架下讨论可持续发展的思路。他们首先引入了环境质量指标变量E（E小于0），并将E看作一种会因环境污染而耗竭、但又具有再生产能力的资本品，于是人们的福利便取决于消费和总的环境质量指标，进而取决于环境污染和资源可再生性，相应地瞬时效用函数为u(c,E)。以P表示污染流，它是产出水平Y和污染强度Z的增函数，即P(Y,z)。以θ表示最大的可再生速度，显然θ大于0。因此，环境质量跨期动态微分方程为：

E=-P(Y,z)-θE（1）

假设环境质量具有一个上限值和一个下限值，因此对于所有时间t，最优增长路径必须满足约束条件：

Emin≤E(t)≤0（2）

此外，除了资源的可再生速度，不可再生资源的存量S也会影响可持续发展，S不能为负值，且其变化率是资源开采流量R的负数。这时，影响产出的因素除了资本K和中间产品生产力B，还包括资源开采流量R和污染强度z，即总产出函数为

Y=F(K,B,Rz)

这一产出函数可以采取多种具体函数形式。现在，寻找考虑了环境资源因素的最优增长路径，就是在一系列约束条件下求解目标函数

（3）

这些约束条件包括有形资本、智力资本、环境质量和自然资源的初始条件，决定这些状态变量变化率的运动法则，K、B、S的非负约束，以及前面谈到的约束条件（2）。不难得到这一最大化问题的汉密尔顿函数：

（4）

这里，控制变量是消费、研究、污染强度和资源开采。这个汉密尔顿函数和以往传统增长方程没有太大不同，惟一的区别在于这里是一个“绿色的”国民生产净值，考虑到了环境特点、环境损耗和自然资源存量。因此，最优增长路径就是，通过对与环境、污染和自然资源开采有关的成本与收益赋予价格，来在当代人福利与未来人福利之间进行平衡。这样，增长能否持续的问题，就转化成了是否存在国民生产净值最优增长路径的问题。

三、环境污染、资源稀缺与可持续发展

在内生增长理论框架下分析可持续发展，一般是从环境污染和资源稀缺两个方面展开的。近来，将内生增长

模型和环境问题结合起来所做的研究不少，多是在内生增长框架下探讨包含污染积累及其负效用的短期和长期含义。Stokey (1998)率先进行了关于环境污染与可持续经济增长的研究，构建了在内生增长理论下分析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一个基本框架。她引入了污染强度Z，作为代表性消费者的控制变量之一，利用内生增长的简单AK模型来分析了环境污染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并在长期增长将停滞、跨期替代弹性小于1的情况下，得出了倒U型的环境Kuznets曲线。Aghion and Howitt (1998) 对Stokey的AK模型的假设稍作改动，正如前面所述，他们给环境质量设定了一个下限值,低于该下限值环境质量将不可逆和累积恶化，并具有非常高的成本。在这一假设下,如果资本无限制地增长，污染强度Z在长期内会渐渐趋近于零，这时消费的增长率将下降到小于零。这就是说，不断提高清洁技术来避免环境灾难的成本，会使得资本的社会边际产出减少到能够维持增长的值之下，因此增长在长期内是不可持续的。但是,如果换一种生产函数，即像熊彼特模型那样区分有形资本和智力资本,则可以得到相反的结论。智力资本即知识生产，是由清洁技术生产的，污染并不能使其社会边际产出减少，如果这种更“绿色”的智力资本的积累速度，快于有形资本的积累速度，这样它就能抵消由于降低污染强度带来的社会资本边际产出的减少,于是可持续发展便得到了保证。沿袭这种思路，Grimaud（1999）在分散经济的熊彼特模型中考察了污染排放许可对平衡增长路径的影响。此外，Withagen和Vellinga（2001）通过三个与环境问题有关的内生增长模型，发现环境污染、自然资源稀缺等新元素会影响长期增长率。后来，Grimaud又进一步细化Stokey和Aghion的基本模型，还用“创造性破坏”的概念分析了平衡增长路径上的不可再生资源的最优开采速度(Grimaud and Rouge 2003)。

内生增长理论因受到生态问题的驱动，主要是关注环境污染问题，多数文献都忽视了自然资源对增长的贡献或创新在克服资源稀缺中所起到的作用。虽然有些经济学家们也在研究资源稀缺问题，但他们主要是在假定外生技术进步的新古典框架下进行的。事实上，除了污染问题外，资源稀缺作为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另一个方面，也同样可以用内生增长理论框架来分析。早在19世纪70年代，环境经济学家Dasgupta and Heal(1974)、Stiglitz（1974）就曾将自然资源作为一种生产投入讨论了自然资源稀缺问题，然而他们的讨论运用的是新古典外生模型而不是内生技术变迁，得出的是增长可持续的乐观结论。内生型创新在缓和资源稀缺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关于内生型创新与资源稀缺关系的研究才刚刚起步。近来，一些非经济学领域的调查已经提出了创新与资源可获得性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例如，Homer-Dixon（1995）认为，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创新与资源稀缺存在一种双方面的关系，一方面创新能够缓解资源稀缺，另一方面资源稀缺可能会限制创新能力，特别是在一些低收入国家。同时，经济学领域关于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的近期讨论，更是加强了这些关于长期经济增长潜在因素的跨国跨地区调查的经验结论。这些经验研究从穷国缺乏能够促进增长的稳定经济政策和制度的角度，解释了为什么穷国没能赶上富国的问题。然而，Barbier认为，穷国的制度和政策失败虽然很关键但还不足以说明这个问题，传统分析忽略了一个同样重要的方面，那就是穷国对自然资源禀赋的结构性依赖，它是穷国增长的一个重要桎梏。穷国为了设法解决资源稀缺问题，可能会选择一条本质上“不可持续”的长期增长路径，而不是能确保“可持续”的长期增长路径。后来，他接着分析了资源稀缺对创新供给的这种约束，认为在一些关键假设下内生增长可以克服资源稀缺问题（Barbier 1999）。

四、结束语

可持续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探讨的一个主题，关于经济增长与可持续性不能共存的争论很多。这些讨论表明，当不考虑环境问题时，人口增长率和外生技术进步率决定着长期经济增长率。但如果引入环境问题，如环境污染，它们似乎对增长率没有什么影响，只产生水平效应。因此，从长期来看，稳定状态水平会低于没有引入环境因素的初始水平。显然，如果再考虑资源耗竭问题，增长率就可能又会发生变化。因此，创新不过是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的一个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将环境污染问题和资源稀缺性质引入最优增长理论才能更好地对经济增长问题做出解释。本文给出了在内生增长理论框架下分析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基本框架，但关于什么样的政策才能真正实现最优的可持续增长路径还有待进一步的分析。这些政策的具体制定和实施还涉及到制度体系问题，构建和实施适应可持续发展要求的新制度还是一个值得探讨的深远话题。

【参考文献】

[1] Aghion , Philippe and Peter Howitt , 1998 , Endogenous Growth Theory , MIT Press.

[2] Dasgupta , Partha and Geoffery Heal , 1974 ,"The Optimal Depletion of Exhaustible Resource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 41，3-28

[3] Edward B. Barbier，1999，"Endogenous Growth and Natural Resource Scarcity，"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Jul 1999，14，1，51-74

[4] Grimaud , Andre , 1999 ,"Pollution Permits and Sustainable Growth in a Schumpeterian Mode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 38(3) , 249-266

[6]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

篇5

关键词：环境监测；环境污染；应用

环境监测是环境保护的基础性工作，是环境科学研究的重要手段之一。随着新环保法的实施和环境保护工作的不断深入，加之政府和公众对环保的要求越来越高，环境监测任务的数量和难度都不断增加。目前我国的环境监测系统由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省环境监测中心（一级站）、省辖市环境监测中心站（二级站）和县（区）级环境监测站（三级站）组成。基层站承担着辖区内的环境质量监测、污染源监督性监测、应急监测、执法监测、减排监测、重大环境专项调查与监测及其他环境管理服务的各项临时性监测任务等，其作用不言而喻。为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有必要对基层环境监测站的工作现状进行思考和探讨。随着2013年6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了《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3〕15号），降低了污染环境犯罪的入罪门槛，进一步细化了对污染环境犯罪实施刑罚惩处的有关规定，为从严打击环境污染犯罪提供了法理依据。经过两年多的工作实践，极大地震慑了环境污染犯罪分子。但在执行过程中，由于环境监测数据证据资料的不完整、不规范等原因，造成基层环保部门在处理环境污染犯罪案件时撤诉和败诉的事件屡屡发生。笔者作为一名基层环保工作者，也曾参与和了解到一些环境污染犯罪案件的情况，在基层每年约二十起的 “十五小（土）”企业环境污染犯罪案件只能立案一二起，造成基层环保部门在环境污染犯罪执法成效上不显著。现结合基层实际，对环境监测数据在环境污染犯罪案件应用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

一、存在的问题

现如今，我国的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环境问题成为了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根据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环境保护问题变得尤为重要，而进行环境保护工作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进行环境监测。环境监测是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为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提供可靠的依据，加强环境监测与环境保护工作之间的联系，对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有着重要的意义，所以我们必须要做好环境监测工作，环境监测数据作为惩处环境污染犯罪的重要证据，在办理环境污染案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由于基层环境监测部门涉及人员素质、监测设备配置、管理能力、实验室环境条件，以及与公安部门协作不力等因素，造成了所提供的环境监测数据存在不完整、不规范和不准确等情况，导致有一些环境污染犯罪案件撤案或败诉，给环保工作造成了不良的影响。结合基层工作实际，笔者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环保、公安部门业务对接不够。环保部门和公安部门对案件的侦办要求不同，没有及时进行业务融合与关系协调，对现场样品的采集、运输、保存、分析及处置没有详细的规定，是否需要提供环境监测关键过程的影像资料，造成所提交的监测证据资料不完整。

（二）监测分析原始记录表格不统一。环保部门省、市、县所用监测分析原始记录、报告等表格不统一，造成填写不规范，形式不符合要求，监测数据认定困难，难以作为有效证据使用。

（三）监测分析质量管理措施不够。基层环境监测站自身技术力量薄弱，配置资金匮乏，再加上管理能力不足，出现监测数据质控措施不够，造成数据缺乏准确性和权威性。

二、意见与建议

（一）建立健全环保、公安联合办理环境污染违法案件工作机制。公安、环保部门进行办案机制的融合，联合出台办案流程、所提供资料清单及有关技术要求，对样品的采集、运输、分析和处置是否提供录像资料，分析数据报告的结论作出明确的规定等。

（二）统一规范监测分析原始记录表格。环保系统所使用的监测分析原始记录表格要进行统一，及时进行更新，并加强对技术人员的培训，避免认定中出现形式上的错误。

（三）加强环境污染事件监测的质量管理力度。基层环境监测机构要抽调本单位的业务技术骨干，成立环境污染事件监测审核领导小组，专门负责对环境污染犯罪案件中h境监测数据进行全面的审核，从采样、运输、保存、分析到质控和报告，进行全面客观公正的审核，最终做出全面、准确的结论。

三、结语

总而言之，存在于环境中的重污染所带来的危害是非常巨大的，而且可以在水体、生物中累积，严重威胁人们的身体健康，而且其对于环境污染的不可逆转性也严重威胁着我们的生活质量。对此，相关部门应该加强对于环境污染的监测工作，对研究理论和监测技术等进行创新，逐步形成一套可靠的监测体系，及时了解环境中的污染元素含量，为环境污染的防治工作提供参考。在基层环境监测工作中引入综合效益评审的理念和手段，提高基层环境监测中心（站）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市场竞争力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唐萍.环境监测技术应用探究[J].环球人文地理，2016（18）.

[2]陈芳.浅析环境监测[J].自然科学：文摘版， 2016（2）：00154-00154。

[3]胡爽.浅谈环境监测分析技术[J].农业开发与装备，2016（5）：92-92.

篇6

关键词： 环境污染；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评价； 对策； 战略环评

中图分类号： X19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631（2012）01-0037-02

1引言

1.1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介绍

库兹涅茨曲线是经济学家库兹涅茨于20世纪50年代用来分析人均收入水平与分配公平程度之间关系的一种学说。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可以这样定义：在区域经济发展的初期成长阶段，由于人口增长较快、工业生产技术相对落后和资源浪费严重，造成了环境污染的不断加剧；随着经济的发展，以科技进步为主导的产业发展对经济的贡献作用越来越突出，人们控制环境污染的意识和能力亦逐渐增强，污染物排放趋势逐步趋缓，环境质量得以改善[1]。

1.2宝鸡市区域特色和研究意义

宝鸡市地处陕西省关中西部，工业体系以机械装配业为骨干。

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宝鸡市的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环保工作压力越来越大，本文对宝鸡市经济发展和环境问题利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模型，研究EKC曲线的变化趋势，并通过进一步的模型优化，制定了有针对性的措施，这对协调宝鸡市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有实现意义。

2 宝鸡市EKC模型分析

2.1指标选取

为保障数据准确性，以宝鸡市统计局和宝鸡市环保局提供的数据为来源，选取人均GDP（元/人）作为宝鸡市经济发展指标，以工业废水排放量（万吨）、工业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吨）、工业氨氮排放量（吨）、工业废气排放量（万标立方米）、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吨）、工业烟尘排放量（吨）和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吨）（2001~2009）作为污染物排放指标。为了消除了通货膨胀的影响，以2005年不变价计算人均GDP实际数。

2.2回归模拟

（1）函数选择

参考以往研究成果，选取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模型常用的三种函数对数据进行模拟，因此最终使用三次函数模拟所有的数据序列：y=a0+a1x+a2x2+a3x3+ζ，其中y为环境质量指标，x表示人均收入，ζ为误差项。

（2）模型构建

用SPSS软件对模型拟合及显著性检验，结果如表1。除工业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以外，其余函数均有显著的相关性，说明本次建立的函数模型是基本符合要求的，宝鸡市的各污染物指标与人均GDP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3）EKC曲线特征

以2001～2009年的人均GDP为自变量，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工业氨氮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烟尘排放量、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为因变量，绘制出散点图，并进行拟合（图1～图7）。

（4）模拟结果

宝鸡市2001年～2009年之间的EKC曲线呈现出三种形式，即正“U”型、倒“U”型和正“N”型，并且通过结果可以初步判断宝鸡市2001年～2009年的环境治理效果，表2为环境污染指标的EKC曲线形状及环境治理效果的初步评价。

2.3综合污染指标EKC判断

为了对宝鸡市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水平之间的关系有一个综合的认识以及整体趋势判断，将以上7个环境污染指标通过变换转化为一个综合指标，再与经济发展指标进行拟合判断，本文使用层次分析法都实现这种转换。按照收集的调查表，整理出比较判断矩阵，并进行排序计算，使用EXCEL软件编辑公式，进行一致性检验，得到各环境指标对综合指标所占的权重系数。通过问卷和计算，得到总排序一致性比率CR=0.0517

对人均GDP和7个指标0-1之间的标准化，得到2001～2009年宝鸡市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水平的量化值，并根据层次分析法得到的权重计算环境综合指标的量化值。

同样使用三次函数模拟数据序列，得到函数y=0.6402x3-1.2904x2+1.187x+0.0975，显著性检验结果如表4。

环境污染综合指标在与人均GDP的三次函数拟合模型中，R2=0.8595，由图可知，曲线呈倒“U”型的左半部分。曲线在2001年～2006年之间呈较快的增长趋势，2006年～2008年增长趋势有所放缓，2009年又出现较大上升。宝鸡市的环境综合指标EKC曲线的趋势未来几年仍然可能出现增长，如不采取积极措施，环境质量有恶化趋势。

3 结论与对策

1990-2009宝鸡市的产业结构变化如图。

3.1结论

（1）宝鸡市2001年～2009年之间的EKC曲线呈现了三种形式，即正“U”型、倒“U”型和正“N”型，环境污染综合指标在与人均GDP的三次函数拟合模型中，曲线呈倒“U”型的左半部分。

（2）我国环境污染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的人均GDP范围为15000元～59000元（2005年可比价），宝鸡市在2009年人均GDP为19149元，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倒“U”型拐点仍然没有出现。

（3）宝鸡市的经济结构改变和环境质量需求对于改善环境质量已经发挥了一定作用，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仍然处于上升阶段，还需要在减排市场机制、环保科技水平、环境政策规制等方面投入更多的工作以改善环境，促使拐点的到来。

3.2对策建议

（1）加快推出全地区战略环评，通过对重点区域产业布局的研究，对政策法规和规划中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进行分析预测和科学评价，从宏观决策和整体规划上考虑环境与资源因素，并采取预防措施从源头上控制环境污染，遏制当前环境破坏态势。

（2）加大科研投入，促进清洁生产和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以减少污染物排放，尤其是减少水环境污染物和固体废物的排放。加强生态工业园区建设，开展重点企业清洁生产审核和园区循环经济试点。在工业区企业间、企业与社会间形成一定的产业链，如在工业生产中推广“煤电焦化冶金建材”的循环产业。通过典型示范促进产业的发展，加强节能节水和资源综合利用，推进资源循环利用。

（3）继续加大对环境治理的投入力度，在“十二五”期间的环保投入不低于3％，以促使曲线拐点的提前到来。通过申请新农村建设项目，在重点镇、工业园区建设污水处理站和垃圾处理场，探索增加环保投入渠道，引入多种合作经营模式，促成政府、企业、社会多元化投入体系；完善环境保护资金使用制度，强化预算管理，提高公共资金的使用效率和公平性。

（4）严格执行国家产业政策，认真履行监督管理职能。强化对已关停取缔的“十五小”、“新五小”企业的监管；加快实施污染源在线监控、执法监督、监督性监测、信息传输与统计、环境质量监测能力建设，强化对减排企业的监管；严抓环评审批，在战略、规划、项目上严把经济准入关，全面实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建立排污许可证制度，重点开展生态环境保护、污染源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的执法监督。

参考文献：

[1] Grossman G，Kreuger A.Eeonomic Growth and the Environment[J].Quarterly Journal of Eeonomies，1995，110（2）：353-377.

篇7

关键词：环境收益；空间外溢；节能环保支出；空间计量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17.073

1引言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成为制约一个国家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成为了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国民生产总值不断提高，工业化、城镇化进程进一步推进，国民生活水平日益改善。但是，中国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背后，环境污染问题不容忽视。虽然近几年我国在环境保护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2007年将环境保护支出列入政府公共财政预算、新《预算法》、“水十条”、开征水资源税、限制水权交易等，但情况仍不容乐观。据2015年环境公报显示，我国空气污染程度仍较高，部分省市雾霾频发，2015年中国338个城市中，只有73个城市达标，超标城市占78.4%。在水环境方面，部分水体污染问题仍十分突出，城市黑臭水体大量存在，全国地表水Ⅰ类水质断面比例不断下降。日前在京公布的《2016年联合国世界水发展报告》中指出，水污染、水资源短缺将成为制约经济增长和就业的重要因素。因此，@就要求中国在经济结构转型、发展低碳经济、追求绿色GDP的过程当中，进一步增加政府环境保护支出，提高节能环保支出在公共财政预算安排中的地位。但目前，财政节能环保支出与现阶段环境保护需求之间的差距还很大。地方政府节能环保支出存在较大的外溢性，即地方政府环境保护支出并不仅仅带来本地区的环境改善，同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相邻地区的环境污染程度，省域间环境污染空间效应影响是客观存在的。而且目前对于节能环保支出外溢性进行研究的相关文献很少，现有关于环境收益外溢的论述也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鲜有学者对其进行实证分析。因此研究环境收益外溢性对地方公共财政节能环保支出政策的影响，对于建立完善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环保支出转移支付制度和财政补贴政策，提高地方政府的节能环保投入积极性和资金使用效率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2研究方法与数据

2.1计量方法

本文采用空间经济计量中的空间滞后模型（SLAG），即

Y=ρ（I TWN）Y+βX+ε（1）

其中，Y表示因变量，X为外生解释变量矩阵，反映地区的其他社会经济特征的变量集；β为待估回归系数，ε为误差项。ρ是空间滞后变量WY的系数，刻画地区间的相互作用；i和t分别为截面维度和时间维度，IN为T维单位时间矩阵，WN为n×n的空间权重矩阵（n为地区数）。

根据上述理论阐述与相关研究，本文具体的模型如下：

Eit=ρ∑j≠iWijEit+βXit+λZit+εit（2）

其中，i，j=1，…，30，j≠i，εij～iid（0，σ2），Eit表示省份i在t时期的环境污染程度，Wij为空间权重矩阵，通过对各省份进行权重赋值加总形成。Xij为省份i在t时期的解释变量，Zij为控制变量。

空间权重矩阵体现了地区之间的空间因素影响。本文根据“相邻”函数对各省权重进行赋值，即如果区域i和区域j有共同的边界，则Wij为1，否则为0，且主对角线上元素W11=W22=…Wnn=0，即相同区域的距离为0。实践中，还要对Wij进行“行标准化”，以保证每行元素之和为1。

被解释变量Eit是环境污染程度，本文选取环境污染指标――水环境衡量。当前环境污染主要来自于工业生产，而且由于统计年鉴中水环境统计口径的变化，本文选取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工业废水排放总量作为环境变量。针对解释变量，采用公共财政节能环保支出作为衡量指标，即控制变量Zij。为了使模型更加可靠，本文引入其他一些控制变量，即其他可能也会对环境污染程度产生影响的因素。在此，本文将一组与各省市经济发展水平有关联的因素归结为控制变量，包括当地经济水平（用地区GDP衡量，表示为Gdp），产业结构（用第二产业生产总值占GDP的比重衡量，表示为Priind）。

2.2数据来源

根据本文研究内容以及上述指标体系，选择除海南省之外的大陆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为研究对象。因为海南省处于“孤岛”状态，与其他区域均不相邻，其在空间权重矩阵中权重赋值均为0，所以将海南省排除在外。财政部2006年《关于引发政府收支分类改革方案的通知》的改革方案指出将环境保护支出列入政府收支分类体系，因此，2007年政府预算首次出现环境保护类支出。所以，本文选取了2007年至2014年的数据。各年数据均由《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公报》中相关数据处理得到。

3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3.1描述性统计结果

从表1中可以看出，工业废水排放量均值从2007年的82017.77万吨至2014年的68180.3万吨，减少16.87%，且八年工业废水排放量总体上呈下降趋势，这说明从全国范围来看，环境污染程度总体来说有所下降。除2010年外，工业废水排放量标准差也逐年减少，各地区环境污染程度差异在缩小，各地区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模仿现象。对于解释变量节能环保支出，2007年首次将环保支出列入政府预算，节能环保支出水平较低。2008年较2007年增长87倍，这可能是由于2008年我国举办北京奥运会，政策性因素影响较大，2009年后保持较平稳的增长态势。而解释变量标准差逐年增加，各地环保支出水平差异逐年增大。控制变量中地区生产总值均值逐年增长、标准差逐年增大。在各地区发展水平总体向好的同时，各地区之间日益扩大的经济水平差异不容忽视。

3.2估计结果和分析

3.2.1空间滞后模型估计结果和分析

表2中模型1至模型8分别报告的是2007年至2014年环境污染和节能环保支出的空间滞后模型的估计结果模型。检验结果表明：空间回归系数的估计值2007年至2009年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2010年至2014年各年均在10%水平上显著，表明环境污染受相邻地区的影响非常明显，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各地区之间环境污染具有地理空间依赖性。而且对于空间自回归系数的似然比检验与拉格朗日检验也得到同样的结果。莫兰指数，各年至少在10%的显著水平上显著，也说明有显著的聚类和空间正相关的可能性，且这种可能性大于或等于90%。

具体来看，除2009年外，其他年份空间滞后模型中节能环保支出的系数均为负数，这与多数人的想法相符，即政府环保支出增加会使地方环境污染问题有所改善，然而各年系数值相差很大，系数绝对值最大可达414.66，最小值仅有5.10，极差非常大，说明各年环境政策所带来的效果存在极大的差异。对于控制变量，地区生产总值、第二产业比重的系数均为正数，表明控制变量各自的增长，均会造成环境污染程度的加深。纵向比较，地区生产总值的系数在逐年变小，说明地区生产总值对环境污染带来的负效应在减弱。而控制变量第二产业比重的系数呈倒U型分布，在2010年达最大值。这说明第二产业比重对环境的负效应先不断加重，2010年之后负效应逐年减弱。

3.2.2极大最小二乘回归结果和分析

表3为环境污染关于节能环保支出、GDP、第二产业比重的最小二乘回归估计结果，除模型2和模型3外其他模型均显著。同空间计量结果相似，只有模型3节能环保支出系数为正值，其他均为负值，说明环保支出起到减少环境污染的作用。比较表3和表2节能环保支出系数大小，可以看出，表3中模型1、模型4-8的节能环保支出系档木对值均明显小于表2，在不考虑空间关系的情况下，各省节能环保支出对本省的环境污染的治理作用效果更显著。因此综合表2和表3的数据，可以得到各省节能环保支出不仅仅对各省环境污染起到了治理作用，同时，对于相邻省份也有一定的环境治理效果，而且外溢性十分明显。

4结论与建议

本文运用中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2007-2014年的工业废水排放量和公共财政节能环保支出、地区生产总值、第二产业比重等相关数据，对环境污染排放和公共财政节能环保支出建立了空间滞后模型。利用Stata软件操作得到上述结果。综合上述分析可以得到，环境污染空间外溢性与地方政府节能环保支出有密切的关系：（1）公共财政节能环保支出在各省作用效果有很大差异。（2）环境污染、环保支出均具有很强的空间外溢性，这使各省环保投入收益不能全部归于本辖区。（3）由于环境收益的外溢性，各省在制定节能环保支出预算时存在一定的模仿行为。

根据以上结论，本文提出的主要建议包括：（1）建立完善绿色财政支出体系，增加节能环保支出，逐渐提高节能环保支出在公共财政支出、公共财政预算中的比重。节能环保支出增长的速度可以参照第二产业产值占GDP比重的增长速度。（2）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逐步探索一套利益补偿机制，实现“谁破坏，谁受罚”、“谁投入，谁受益”，从而提高各地政府环境治理的积极性。（3）建立和完善地方节能环保支出拨款机制中绩效考核体系，如引入“以奖代补”等，强调资金使用效率，将环境污染治理结果与财政预算资金给付相挂钩，逐步遏制各省环保投入政策中的“搭便车”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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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关键词：稀土资源;外部成本

一、引言

我国自成立以来就一直以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为主，产业结构不合理成为影响产业进一步发展的巨大瓶颈，也使得我国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高耗能与资源枯竭之间的矛盾;高污染与有限的环境承载力之间的矛盾;巨大的人口压力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

稀土生产由于其所使用的原材料和辅助材料不同，所采用的生产工艺也不相同。本文主要分析以轻稀土为原料的碳酸稀土生产过程中的环境外部成本。这种工艺对环境产生的有害污染物主要有氟化硅、二氧化硫、烟尘、工业废水、固体废弃物等，其中二氧化碳和一氧化碳主要造成温室效应，而二氧化硅对环境的危害较小，在核算环境外部成本时不予考虑。

本文将稀土资源产生的环境外部性进行定量化分析，针对稀土资源在开采和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环境成本展开研究，该研究结果将为政府制定相关的产业发展政策提供良好依据。

二、评价方法

本文将国际上对环境外部成本评估的方法作了整合，并确定稀土资源环境外部成本的核算方法：以污染物的环境价值为基础，以排污收费作为污染物的环境价值，并根据排污收费对环境治理费用的补偿度作调整，以此确定环境外部成本。

三、实证分析

本文参考相关文献的研究，对“三废”环境价值的核算，根据补偿因子来调整排污费标准，以此作为污染物环境价值。调整公式为

Vei=Ppi/α（1）

其中Vei为第种污染物环境价值，单位为元/吨;Ppi为第i种污染物排污收费标准，单位为元/吨;α为调整因子。

稀土利用过程中所产生的环境污染物主要包括氟化物、二氧化硫、烟尘、工业废水和废渣。

本文将根据公式（1）计算各项环境污染物的环境价值。

（一）二氧化硫

首先确定二氧化硫的排污收费标准。国内学者一般取6000元/吨作为二氧化硫的环境价值，但考虑到人类对环境污染的重视程度， 本文选取6400元/吨作为其环境价值，即取6.4元/千克作为其环境价值。

（二）氟化物

鉴于此类污染物没有直接的市场排污交易价格，本文无法利用排污收费来确定其环境价值。参照李虹、董亮的处理方法，得到该污染物的环境价值为228.6元/吨，约为0.23元/千克。

（三）烟尘

根据国家工业烟尘排放标准，得到烟尘的环境价值为16元/吨，即0.016元/千克。

（四）固体废弃物

固体废弃物主要是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工业固体废物的排污征收标准为25元/吨，即其环境价值为0.125元/千克;危险废物的排污征收标准为1000元/吨，即环境价值为5元/千克。

（五）化学需氧量

化学需氧量的排污收费标准为1400元/吨，即其环境价值为7元/千克。其他污染物同氟化物的计算方法。根据排污征收管理办法，对氨氮和总磷暂不收费。由此本文计算得出氟化物（液）和铅的环境价值。

氟化物（液）：根据污水综合排放一级标准，得到氟化物的环境价值为70元/千克。铅的环境价值为700元/千克。通过各项污染物的环境价值，根据稀土企业污染物排放情况计算单位稀土冶炼的环境外部成本，计算公式为

C=∑ni=1Vei×Qi（2）

其中C表示废水和废气的环境成本（元）;Vei为第i项污染物的环境价值（单位元/千克）;n为污染物总数;Qi表示第i项污染物的排放量（千克）。污染物排放量Qi在此利用产排污系数来确定。根据数据来源，确定污染物的排放系数为污染物的实际排放量，根据《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业污染源产排污系数手册》公布的排污系数，按照公式（2）计算得C=7072.16，即稀土资源的环境成本。换句话说，1吨稀土污染物减排所获得的收益为7072.16元。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稀土资源的环境外部性主要表现为“三废”产生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及污染物处理费用，但排污收费标准并不等同于环境价值标准，单纯以排污收费标准来衡量环境成本必然会造成环境成本的低估。本文所用的方法较大程度上考虑到了排污收费对环境破坏的补偿度，但是用环境价值评估的方法来核算稀土的环境外部成本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成本，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还有很大的局限性，其结论的说服力和准确性有待于进一步研究，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二）建议

本文已经估算出稀土的环境外部成本为7072.16元/吨，即减少一吨污染物的排放所带来的收益为7072.16元/吨。稀土的定价方式并未充分考虑到其环境外部成本，企业所缴纳的环境税费也不足以补偿环境外部成本。因此，将外部成本内部化是完善稀土定价方式的一个重要举措，具体方法如下。

1. 提高环境税费标准，完善稀土资源有偿使用制度。通过完善税收制度，提高企业的供给成本，让其为环境污染付出一定的成本，迫使其提高保护环境的意识。

2. 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绿色产业，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环境成本内部化是一些高污染企业的比较优势，而污染物排放较少的企业具有明显优势，企业应该抓住这个机遇，提企业自身竞争力。

3. 发展循环经济，废弃物回收利用。从外部性理论来讲环境成本是一种成本，但是相反，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来看，可以将其转化为收益。

参考文献：

[1]李虹，董亮.发展绿色就业提升产业生态效率――基于风电产业发展的实证分析[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01）.

[2]曾先峰，李国平，汪海洲.基于完全成本的碳酸稀土理论价格研究――兼论中国稀土资源定价机制改革[J].财经研究，2012（09）.

篇9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经济增长；环境污染；博弈

中图分类号：X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05-000-01

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持续发展，爆发了不少的环境问题，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关系已然成为学者们的研究热点。近年来，经济发展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如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还能保护环境，减少环境污染甚至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对环境质量有改善作用，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可持续发展，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问题。

目前，国内外许多学者都对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进行了详细的研究。1991年Grossman和Krueger第一次对收入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的研究结果是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呈倒U型特征，即经济发展的初期，环境污染的程度比较低，当经济快速增长时，则环境不断恶化，而经济达到较高水平时，环境污染逐渐减缓，甚至出现好转。[1] 1993年，PaJlayotou正式提出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EKC）这一概念，之后众多学者对EKC曲线进行了研究，对特定的国家或者地区运用面板数据等进行研究来探究经济增长与环境问题是否存在倒U型的曲线关系。

中国学者赵细康等（2005）研究指出，EKC曲线这种倒U型关系在中国并不存在，其研究发现环境污染物的排放量并不是随着经济的增长出现先增加而后减少的趋势，反而是随着经济总量的不断增加，环境污染物也在不断增加，是一种正相关关系。[2]许广月（2011）选取CO2排放量作为环境污染指标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在我国东、中部地区存在着人均CO2与经济增长的倒U型关系，但在我国的西部地区确不存在环境库兹涅兹曲线呈现的关系。[3]

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关系之所以会呈现出不同的曲线形状以及不同的拐点，是因为学者们选取的研究对象不同，选用数据的时间跨度不同，以及代表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的指标不一，因此结论不同。本文在借鉴学者们研究结果与研究思路基础上，以西部地区的数据论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二、我国西部地区环境问题与经济增长的现状分析

本文用人均实际GDP来衡量经济的增长，用指标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人均SO2排放量、人均粉尘排放量、人均烟尘排放量作为环境问题方面的指标。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与《中国环境年鉴》。

1.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现状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经济实力有大幅的提高，在统计的1995-2010年的十多年时间中，区域经济的发展呈现出巨大的活力，西部地区名义GDP由1995年的10588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81408亿元，增长了6.69倍，年均增长15.69%，；人均GDP同样增长了六倍多，从1995年的3127元/人增长到2010年的22570元/人。

2.西部地区环境指标现状分析

西部地区的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从1996年以后变化比较平稳，1995年最高为24.23吨/人，到2010年为14.04吨/人。1995年到2000年间，西部地区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先降低后增加，呈现出正U型。2001年到2010年，西部地区人均工业废水量维持在一个较稳定的水平。

1995年到2010年间，西部地区的人均SO2排放量也比较高，每年人均排放量超过了16.2千克，整体趋势呈现为先下降，再上升，然后继续下降的趋势，而且从2010年之后处于逐步的下降趋势， 2002年之后人均二氧化硫的排放出现了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拐点于2006年出现。

十多年间，西部地区的工业区人均烟尘排放量也比较高，每年的人均排放量为7.33千克，看其发展趋势，1998年之前是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1998年以后，总体呈现的是先下降后上升，然后再下降的趋势，第二次的峰值于2005年出现， 2010年的排放量明显远远低于期初1995年的排放水平。

1995―2010年间，工业粉尘人均年排放量为6.4千克，其变化趋势呈现为先下降再上升，再下降，表现为倒N型，而后再上升，再下降，峰值出现在1998年，从2005年开始，人均排放量呈逐渐下降趋势，从其2005年之后，这5年是一种好的发展趋势，在经济增长的同时环境保护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我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虽然带动了西部经济的迅猛发展，但同时也出现了很多资源与环境问题，这些问题是西部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严重制约。从上述统计分析发现，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大部分均是呈现倒N型的关系，这与许广月的研究结论相符，在西部地区并不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所呈现出的关系，然而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这种关系为政府、企业等实施环境保护提出了很大的难题。

三、兼顾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途径

为了发挥政府统筹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作用，政府要完善对企业的约束机制，为了阻止企业污染环境，政府必须建立对企业的有效约束机制，政府要完善排污权制度，确定合理的排污总量指标，建立污染权市场；西部地区要实现经济增长与环保双赢，要制定适度而严格的环保措施；政府还要建立生态环境保护的政策支持导向，企业生产时对环境的破坏很严重，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粗放的经济增长的方式。因此保护环境，就需改变我们的经济增长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质量、低效益、低产出”方式[4]。改变经济增长中资源消耗率高、污染严重的问题，使经济增长走上节约型经济之路、环境得到改善，政府需制定政策来引导企业。

参考文献：

[1]Grossman G， Krueger.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a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C].National Bureau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3914， NBER， Cambridge MA. 1991.

[2]赵细康，李建民，王金营，周春旗.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及在中国的检验[J].南开经济研究，2005（3）：48-54.

篇10

1　环境污染事件统计指标

本文通过对于遴选的自1952年至2010年的国内近700件环境污染的事件进行分析，研究环境污染事件发生表现出来的规律。

统计指标：事件发生的日期、事件发生地区、事件的类型、事件涉及的污染物状态、事件涉及的行业等几个方面。

2　环境污染事件的统计与分析

2.1　环境污染事件的时间分析

本次统计的污染事件发生日期自1952年起至2010年，在此时间段中统计到的事件年度分布如图1所示。

从图1中可以看出，环境污染事件的发生总趋势为波动上升。在80年代左右污染事件的发生次数出现了明显的上升趋势，这与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速度迅速增加，工业多样化的发展趋势是相一致的。在80年代左右，我国的经济开始全面复苏，人们的生活得到了改善，但在企业发展的同时，环境保护问题却被忽视，排放单位向环境中排放大量的废水、废气、废渣，导致环境污染事件迅速增加。2005年左右，环境污染事件到了高发期，污染事件的影响范围也最深远。2005年11月13日发生的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因其特殊性、问题的严重性、产生的巨大影响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重大变化而载入中国和世界环境保护史册。虽然近年来了我国环境保护工作得到了空前的加强，但由于我国特殊的经济发展模式埋下了大量的环境安全隐患，使得环境污染事件居高不下，2008年污染事件高发再次出现。

图1　自1952年至2010年环境污染事件发生次数统计

2.2　环境污染事件的原因分析

本文将污染事件的起因分为：泄漏、爆炸、直接排放或倾倒等10类(参见图2)，在近700件环境污染事件案例中，主要的事件原因有泄漏、爆炸以及直接排放或倾倒，3者共占到了所有事件原因的91.7％，其中因泄漏而造成的环境污染事件占到了全部事件案例的49％。本文中泄漏主要包括生产过程中引起的泄漏和车辆运输过程中发生的泄漏，生产过程中导致的泄漏大都是由于设备陈旧引起的，如2006年1月10日早晨，东阳市陈敏化工有限公司氯磺酸储槽(约贮存有4吨氯磺酸)因槽口部位腐蚀发生泄漏，导致周边工厂及附近村庄受到污染；2004年4月16日，位于重庆市江北区腹心地带的天原化工总厂由于氯气罐及相关设备陈旧和工人违规操作相继引发氯气泄漏和爆炸事件，导致9人失踪死亡，3人受伤，15万人进行转移，造成了严重影响。车辆运输过程中的泄漏主要是由于车辆侧翻造成的，如2006年4月4日10时40分，一辆运载硝基苯化学危险品的槽罐车途径徐州市三环西路废黄河桥附近时，因避让前方汽车发生侧翻，所运硝基苯泄漏，并挥发到空气中造成严重污染。

A：泄漏；B：爆炸；C：直接排放或倾倒；D：燃烧；E：其他；F：未知；G：无明确表现形式；H：火灾；I：辐射作用；J：自然原因。

图2　环境污染事件的起因分析

从图2还可看出，由于爆炸而造成的环境污染事件也较多，在159起因爆炸而造成的环境污染事件中，造成污染的主要原因是因爆炸燃烧而形成的具有污染性的废气，因此在对企业的爆炸事故进行处理时，应注意尽可能减少会产生污染物质的可燃物的燃烧，防止因爆炸而产生污染事件。另外爆炸也可间接造成重大污染事件，如松花江水污染事件，直接原因是硝基苯精制岗位操作人员违反操作规程，虽然爆炸没有直接造成特别重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然而爆炸事故造成大量硝基苯流入松花江水体，却引发了一次巨大的跨流域、跨国界的水污染事件，沿江群众的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威胁，导致爆炸直接引起的安全事故演变成为了重大环境污染事件。

2.3　环境污染事件的地区分析

从图3中可以看出，在所有的环境污染事件案例中，排在前五位的省份分别为江苏、山东、广东、湖南和辽宁，而江苏、山东、广东以及辽宁等国内生产总值(GDP)排名均在前十名之内，表现出了污染事件的多发省份主要分布在经济相对较为发达的地区。而对于宁夏、新疆以及内蒙古等省份由于工业在经济总体中所占比重相对于东部地区为少，因此环境污染事件相对较少，

图3　环境污染事件发生地区分析

2.4　环境污染事件涉及的污染物状态统计分析

从图4中可以看出，统计范围环境污染事件涉及的污染物的状态以液态居多，液态污染物造成的污染事件占62％，气态与固废污染物的比例分别为29％和6％，这与液态污染物相对于气态以及固态污染物而言更容易集中，更容易对环境和人体造成危害的特性有关。因此在日常的环保工作中应对于液态的污染物加强管理，以防造成重大的环境污染事件。

图4　环境污染事件中污染物状态分析

2.5　行业的统计分析

从对环境污染事件发生的主要行业的统计分析中可以看出，化工及其相关行业发生环境污染事件的比例较大，同时运输业紧随其后。我国当前化工行业生产规模大，生产工艺复杂，生产中涉及的危险化学品种类很多，存在较多的环境风险源；一部分化工企业中相应的环境安全意识较差，没有足够的应对环境事件的技术和人员；另外化工企业布局不合理，诸多因素造成了化工行业成为了环境污染事件多发的行业。随着经济的发展，物流需求的增加，运载化学品的车船数量随之发展迅速。事故数量增加的原因是我国部分道路情况不佳，各种货运车船超载情况严重，同时我国当前货运行业从业人员素质不高、装卸人员责任心不强以及押车人员失职等，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就会对环境产生影响进而造成环境污染。

A：化学原料及化学制作品制造业；B：道路运输业；C：水上运输业；D：冶炼业；E：采矿业；F：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图5　环境污染事件所涉及的行业分析

2.6　环境污染事件各指标综合分析

图6中列出了主要涉及的行业和污染物状态以及事件类型。从图6中可以看出在所统计的案例中，化工相关行业的环境污染事件中以液态污染物污染为主，在事件类型上则表现出了泄漏、爆炸和直接排放或倾倒，这也从一方面体现了化工行业污染物和污染事件类型的多样化。而对于道路运输业而言，其主要污染物的形态也是以液态为主，但事故类型则泄漏所占比例较大，爆炸以及排放所占比例相对较小，这也说明了目前我国道路运输行业中涉及液体运输的各种罐车出现事故，导致环境污染的现象还是较常见的。

图6　环境污染事件所涉及的行业、事件类型以及污染物状态之间的统计分析

3　结论及建议

通过对近700件环境污染事件进行统计分析，结论及建议如下：

(1)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环境污染事件的发生频率也随之增加，而且污染事件的类型也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在空间分布上，经济发达地区的污染事件出现次数较多，总体表现出了东部多西部少的情况。建议各地区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正确认识环境保护问题，充分认识目前我国已进入以保护环境优化经济增长的新阶段。各地区应因地制宜，调整产业结构和布局，加快技术革新，制定合理的地区经济发展模式，不能以牺牲环境换取GDP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