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动因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济增长的动因，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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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选取1985-2011年大连市经济增长总额（GDP）、固定资产投资（FAI）、净出口（NX）三个变量，对这三个时间序列进行取对数处理，再对其进行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来分析大连市经济增长的动因。研究结果表明，大连市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固定资产投资，而拉动经济增长的另一个因素，即净出口，它在大连市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没有起到应有的促进效果。促进大连市的经济增长应加大对技术类企业的扶持；优化投资环境；加强高端人才的培养。

 

关键词：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净出口

中图分类号：F7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3）02-0027-02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大连市作为中国重要的港口、工业、商贸、旅游城市，因其独特的地理优势，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基本上形成了与国际经济接轨的具有较强城市功能的外向型经济格局。作为辽宁省沿海经济开发的龙头老大，大连市的经济发展对全省有很强的贡献作用，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大连市经济快速发展，其增长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

 

李占风，袁知英（2009）以我国1978到2009年的经济数据位基础，通过建立联立方程模型对我国发展进行实证分析，脉冲响应结果说明，我国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对经济增长具有拉动作用。[1]黄万阳（2009）运用协整方法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对进口与大连市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进口对经济增长拉动效应极强，FDI 对经济增长拉动效应较强，国内投资对经济增长拉动效应较弱。为了保证经济增长，政府应重视进口。[2]胡兵，乔晶（2009）利用 LA-VAR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的出口增长及其结构变化对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产生全方位的影响。[3]李玲慧（2010）运用理论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研究，实证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就业、消费、投资、政府支出、进口与外贸出口增长具有相关性，外贸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非常大。[4]

 

本文通过构建计量经济模型，运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大连市经济快速发展的动因，并在研究结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剖析大连市经济发展方面存在的问题，并结合这些问题，提出一些切合实际的对策建议，以促进大连市经济的发展。

 

二、数据的选取及统计检验

（一）变量的选取与数据的处理

文章主要选取三个变量：大连市生产总值（GDP）、大连市净出口额（NX）以及大连市固定资产投资（FAI）。其中净出口额代表外需，固定资产投资代表大连市内需。实证分析中选取1985-2011年为数据样本区间，所有数据由“大连市统计局的历年统计公报”以及《大连统计年鉴》整理出来，由于1985年之前的数据极少，数据的收集工作有一定的困难，所以选取1985年为样本数据的起始点。为消除异方差影响，更好地说明变量之间的关系，提高模型拟合效果，对变量进行取对数，得到新的序列Lngdp、Lnnx、Lnfai；取对数同样会缩小变量的取值范围，使得估计值对变量的异常观测不太敏感。

 

三、促进大连市经济增长的对策建议

（一）加大对技术类企业的扶持

由以上的实证结果可知，大连市的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并不明显，因此，必须实现大连的贸易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而在这一目标实施中技术必然会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这样，经过五到十年的发展，再结合大连现有的服务外包优势，大连技术类企业的软硬件、网络管理水平都将提升至全国的领先、乃至亚洲领先的水平。

 

（二）优化投资环境

资本在经济发展、技术水平提高中的作用已经为历史所证实，而中国和大连的改革开放实践也证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于中国以及大连市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进一步优化大连市的投资环境，已经成为保证大连市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

 

（三）加强高端人才的培养

人才已经成为竞争力的主要组成部分，是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因素。而人才正是使得大连造船、服务外包等产业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的重要因素。这得益于大连市内有大连理工大学、东北财经大学和大连海事大学等国内较为著名的高校的存在。

 

参考文献：

[1] 李占风，袁知英.我国消费、投资、净出口与经济增长[J].统计研究，2009（2）：39-42.

[2] 黄万阳.进口与大连市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6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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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银行业结构;经济增长;新疆

一、引言

银行业的发展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这一观点得到了研究者从经验与实证两方面的证明。但是,有关银行业结构特征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至今也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传统的产业组织理论认为,垄断性的银行业结构会导致经营效率的降低,进而阻碍经济的发展;相反地,竞争性的银行业结构有助于银行经营效率的提高,从而推动经济的增长。但是相关的实证研究得到的结论是相互冲突的,这种不一致性往往是由理论假设、计量方法的不同以及样本取值的差异性所导致。

林毅夫等(2006)从另一个角度考察了银行业结构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问题,强调了银行业的规模结构,即不同规模的银行在银行业体系中的地位,决定了银行业结构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他们认为,在发展中国家,中小银行主导的银行业结构有助于经济发展;而在发达国家,大银行和金融市场在经济发展中更能起到促进作用。

本文从上述林毅夫等提出的理论假设出发,通过计量经济学方法实证检验了该理论假设在新疆地区的适用性。并在此基础上考察了新疆银行业结构与地区经济增长间的关系。

二、计量模型的设定和数据说明

本文将一地区的银行业结构界定为各类型银行的规模结构。在具体指标选取上,使用国有商业银行贷款总额占比与其他金融机构贷款总额占比来度量该地的银行业结构。图1反映了新疆地区银行业贷款额与经济增长的发展趋势。1994-2008年,伴随新疆地区经济增长的是金融机构贷款总额的不断增加。从银行贷款总额增长的分类趋势看,2005年末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总额开始超过国有商业银行贷款总额,这一变化反映了新疆地区国有商业银行在行业中相对地位的下降和新疆银行业竞争程度的增加。

图2从银行贷款占比角度说明了新疆地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其他中小金融机构的市场份额及其变化。自2005年开始,具有庞大组织规模的四大国有银行在新疆整个银行业中的市场份额逐步下降,其他中小金融机构的市场份额逐步上升。作为林毅夫等的“最优金融结构”理论的直接推论,本文提出以下理论假设:新疆地区除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以外的其他金融机构相对规模的扩张有助于当地经济增长。

(一)计量模型的设定

基于上述讨论,将计量模型设定为:

RGDPi=α1*SMALLi+α2*FDi+α3* DGYBi+*Xi+ε①

其中,RGDPi是模型的应变量,样本数据的取值为新疆地区当年GDP的年增长率;在自变量的方面,SMALLi表示新疆地区四大国有银行之外其他中、小金融机构的规模比例,样本数据的取值为新疆地区其他中、小金融机构当年贷款总额与所有金融机构当年贷款总额之间的比率,该变量被定义为衡量新疆地区银行业结构的指标;FDi表示新疆地区金融深度的程度,样本数据的取值为新疆地区当年金融机构当年贷款总额与地区GDP总值的比率;变量DGYBi反映的是新疆地区企业的规模结构,该变量的引入是为了考察新疆地区企业规模对经济增长的相关程度以及与当地银行业结构之间的关系,其样本数据取值为新疆地区大型工业企业工业总产值与当地工业总产值的比率;Xi为其他控制变量,包括了已有文献已经识别出的与地区国民生产总值增加相关的变量:CKBi为地区当年出口总额与当年地区GDP总额的比率;FDIBi为地区当年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与地区GDP总额的比率;GDBi为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与GDP总额之间的比率;LAODONGLIi为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率,该变量度量了新疆地区劳动力的增长;ZFBi为地区政府支出总额与当地GDP总额的比率;RENLIZIBEN_1为滞后一期的当地中、大学学生数与当地总人口数之间的比率,该变量衡量了一个地区人力资本投资的水平,滞后一期的处理考虑了人力资本投资对促进地区经济增长作用在时间上的滞后性。

系数α1是本文重点考察的对象。基于上文提出的理论假设,如果α1大于零,可以说明新疆地区中小银行在规模上所占市场份额的提高是有助于当地GDP增长的,从而也就证明新疆地区银行业结构与当地经济增长间的关系符合林毅夫等人的“最优金融结构”理论。反之,则说明该假说在新疆地区的不适用性。

(二)数据样本说明

本文所用的数据样本是新疆地区在1994-2008年期间关于前述各个变量的数据。具体而言,相关的金融数据来自于《中国金融年鉴(1995-2009)》,其他数据来自于《新疆统计年鉴(1995-2009)》、《新疆五十年》。

三、模型的识别和估计结果

本文对上述选取的各变量进行筛选构造,建立了五个不同的模型。对模型进行估计得到的主要结果如表1所示。

表1中第一列显示的是只包括银行业结构变量SMALL的估计结果。第二列加入了应变量RGDP的一期滞后项,目的是消除模型残差的自相关问题。模型二的估计结果说明,在消除了自相关性后,银行业结构变量部分解释了地区的经济增长,变量系数在10%的置信水平下是显著的。该模型说明,新疆地区银行业结构与地方经济发展是显著相关的。具体而言,当地中小金融机构市场规模的扩大有助于地区经济的增长,中小金融机构所占份额的提高与地方经济增长间具有正相关关系。

模型三在模型二的基础上加入了已有文献已经识别出的主要控制变量。估计的结果显示,银行业结构变量SMALL的系数在5%的置信水平下是显著的,并且R平方统计值为0.809218。此外,固定资产投资与GDP总额之比GDB、人口自然增长率LAODONGLI和人力资本投资RENLIZIBEN_1的系数在5%的置信水平下都为显著。如果银行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可以解释为因果关系,那么该模型的估计结果说明,银行业结构变量和其他变量一起较好地解释了新疆地区经济增长的原因。

模型四和模型五加入了度量地区金融深度的变量FD和大型工业企业工业生产总值与工业生产总值比率DGYB。从模型的估计结果看,银行业结构变量SMALL的系数依然保持正值,并且在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而变量FD和变量DGYB即使在10%的置信水平下也不是显著的。

从已有文献的研究结论看,部分学者认为我国银行业结构中,中小银行市场规模的扩大之所以和经济增长间具有正的相关关系,可以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偏好角度解释。从历史上看,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承接了支持我国国有企业发展,满足国有企业融资需求的使命。在政府行为的干预下,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放贷流向主要是以大企业为主的央企与地方国有企业。而从国有商业银行角度看,国有商行的股份制改造进一步加强了其自身的趋利性。国有大型企业相对于中小企业,在经营风险、信息特征等方面都要好于后者。从放贷所承担的风险角度出发,国有商业银行更倾向于将贷款发放给相对低效率的大型国有或集体企业。相对应的是,具有更高经营灵活性、效率性和创新力的中小企业往往无法得到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上述问题被认为是导致国有商业银行一股独大下的商业银行结构阻碍经济增长的原因。

基于上述原因,本文在模型中引入地区金融深度变量FD和大型工业企业工业生产总值与工业生产总值比率DGYB。其意图在于,如果地区银行业结构中国有商业银行比重过大是通过其对大型国有企业的贷款偏好和后者的低效经营来阻碍当地经济增长的,那么在加入DGYB变量后,银行业结构指标SMALL将是不显著的。从模型的估计结果看,将DGYB变量加入模型后,SMALL变量系数依然显著,而DGYB变量系数则不显著。上述结果说明,新疆地区国有商业银行规模与当地经济发展间的关系,不能完全从银行信贷偏好和大型国有企业的低效经营角度进行解释;而从FD变量负的系数看,不合理的商业银行业结构是导致当地商业银行扩张没有引致经济增长的可能原因。

四、结论

本文使用新疆地区在1994-2008年间的样本数据,说明了该地区银行业结构与地区经济增长间的关系。借鉴前人的研究经验,本文先验性的将中、小金融机构当年贷款总额与所有金融机构当年贷款总额之间的比率作为衡量一个地区银行业结构的指标,通过建立计量模型来考察银行业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而文章的实证分析部分支持了笔者的理论假设:新疆地区除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以外的中小商业银行相对规模的扩张有助于当地经济增长。

金融深度变量和大型工业企业比重变量引入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以下两个结论:新疆地区国有商业银行对经济增长的低效推动作用,不能完全从国有商行的贷款偏好和大型国企经营的低效方面进行解释,上述问题可能有其他因素共同导致;新疆地区商业银行业整体规模的扩张要促进地区经济增长,依赖于当地中小商业银行市场份额的扩大。

参考文献:

1、林毅夫,孙希芳.银行业结构与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08(8).

2、贺小海,刘修岩.银行业结构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证据[J].南方经济,20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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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陕西省经济快速发展，经济总量不断攀升，GDP自2002年以来连续12年保持两位数增长，从1990年的404.3亿元增加到2013年的16045.21亿元，增加了39.7倍。与此同时，陕西省银行业蓬勃发展，金融规模不断扩大，银行业市场结构逐渐由“大一统”走向“多元化”，综合竞争力不断提升，体制结构逐渐改善。2013年末，全省共有银行业金融机构157家，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从1990年的278.44亿元增加到2013年25577.19亿元，贷款余额从1990年的385.21亿元增加到2013年的16219.84亿元。以银行业为主体的陕西金融业越来越成为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及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杠杆。那么，陕西省银行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如何？银行业规模、效率和结构的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如何？基于此，本文采用陕西省1990年-2013年的年度数据，运用计量方法，对上述问题进行解析。

二、文献综述与评价

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将银行业发展界定为规模的扩张、结构的优化和效率的提高，并从这三个方面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为研究陕西银行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奠定基础。

关于金融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国内外大部分学者肯定银行业规模与经济增长间的正相关关系，认为银行能够聚集社会零散资金并为资金需求者提供融资，加速资本形成过程，提高社会生产效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如Bagehot（1873）、Goldsmith（1969）、Bernanke（1992）、 Levine（2000）、夏斌（2003）、程华（2004）、蔡跃洲（2004）、戴明（2005）、钟世和（2007）和张庆军（2009）等均指出贷款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金融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正相关关系，如韩延春（2001）、李广众（2002）、张军（2006）研究发现，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制度创新与技术进步才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所在，如果将信贷过多地分配给效率低下的国有部门，信贷增长可能不会促进经济增长。

关于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一些学者分析了“银行集中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研究结论却存在许多分歧。一种观点认为，相对垄断的银行业市场结构能够有效克服信息不对称问题，防止过度竞争给金融业带来的不稳定性，推断出垄断的银行业结构有利于经济增长，如Caminal（1997）、Shaffer（1998）认为垄断性银行能够甄别出不同品质的企业，提高银行贷款的质量，从而带动经济增长。另一观点认为，垄断的银行业结构阻止了贷款利率的下降、减少了可贷资金的数量、使得信贷配给增加，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如Pagano（1993）、Guzman（2000）、王红（2005）、林毅夫（2006，2008）、谈儒勇（2006）、张鹏（2011），杨毅（2013），金虎斌（2013）等认为我国银行集中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可见银行业结构的优化能够促进经济增长。

关于金融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银行业的运行效率（即存款转化为贷款的效率，用“存贷比”来衡量）主要是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来促进经济增长，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银行效率与经济增长是正相关关系。如Blackburu（1996）、Rajan（1998）研究发现银行效率的提高可以降低交易费用，促进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国内关于银行业效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起步较晚也不成熟，且大多是从微观角度分析我国银行内部经营效率，较少从宏观角度去研究银行业对经济增长的效率问题，仅罗丹、罗宗儒（2012）研究得出，经济增长带动了银行业规模的扩大，银行业效率依附于银行业规模。

已有的研究为我们进一步研究银行业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但从银行业总体发展水平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较多，而从银行业规模、结构和效率三个方面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基于全国总体数据的研究较多，而将银行业发展与经济增效关系的研究推进到省际层面的相对较少；对于银行业规模和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较多，而对于银行业效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较少。基于此，本文结合陕西省银行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状况，运用VAR模型对陕西省银行业规模、结构、效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并得出结论提出建议。

三、研究方法

（一）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为研究陕西省经济增长与银行业发展的关系，本文选取衡量经济增长，银行业规模、结构和效率四个方面的指标。用GDP增长率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表示为RGDP；借鉴Arestis（2001）的研究，用贷款相关比率（贷款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作为银行业规模的衡量指标，表示为LIR；借鉴林毅夫（2006）的研究，用银行业集中度作为衡量银行业结构的指标，用最大数家银行的资产占银行总资产的比例来表示，考虑到银行主要通过贷款来促进经济增长，选取陕西省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工、农、中、建）的贷款总额占金融机构贷款总额的比重作为衡量银行业结构的指标，表示为CR；选用储蓄转化为贷款的能力来衡量银行业效率，即存贷比，表示为DL。

采用陕西省1990-2013年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RGDP、LIR、CR、DL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数据来源《中国金融年鉴》、《陕西统计年鉴》等。

（二）分析模型

四、实证分析

（一）数据平稳性检验

为避免出现“伪回归”现象，本文采用ADF单位根检验对各个时间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结果显示：RGDP、LIR、CR、DL均属于非平稳时间序列，而对它们进行一阶差分之后DRGDP、DLIR、DCR、DDL都为平稳的时间序列，其中DRGDP、DLIR在0.05的水平上平稳，DCR在0.1的水平上平稳，DDL在0.01的水平上平稳，属于同阶单整序列。

（二）VAR模型的建立与检验

在构建VAR模型之前需要先确定模型最大滞后阶数P，根据AIC和SC取值最小的原则，确定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为2期。可建立滞后阶数为2的VAR（2）模型，在建立VAR（2）模型后，利用AR根对其稳定性进行检验（如果估计的VAR模型所有根模的倒数小于1，即位于单位圆内，则其是稳定的）经检验VAR（2）模型所有根模的倒数都落于单位根圆内，因此所建立的VAR（2）模型是稳定的，可以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对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分析。

（三）协整检验

可见，在95%的概率水平下，陕西省银行业规模、效率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银行业集中度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其中银行业规模每增加1%，GDP增长率相应的增长0.58%，银行业效率每增加1%，GDP增长率相应的增加0.14%，银行业集中度每下降1%，GDP增长率将增长4.7%。银行业结构对GDP增长率的解释力度最强。

（四）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在陕西省GDP增长率与银行业规模、结构、效率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的基础上，若要进一步揭示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需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见表1。可见，在10%的显著水平下，银行业规模、结构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互为双向因果关系；银行业规模是效率的格兰杰原因，而效率不是规模的格兰杰原因；银行业效率与经济增长，效率与结构之间没有因果关系。表明陕西银行业规模的扩大，结构的优化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这是因为：一方面，陕西银行业体系庞大的规模，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市场份额的下降，银行业市场结构从垄断市场转为竞争市场，拓宽了市场资金来源渠道，都能促进投资和资本的形成，进而推动经济增长。但是陕西银行业效率不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可能是因为陕西省银行效率一直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还没有达到促进经济增长的程度。

与此同时，陕西经济的快速增长能够带动银行业规模的扩张和结构的优化，但不能引起银行业效率的提高，这可能是因为陕西省金融资源投资结构的不合理和陕西省经济发展的投入产出比率较低造成。

（五）脉冲响应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是通过各变量对冲击的反应程度来衡量变量间的相互动态关系。从图2可以看到RGDP、LIR、CR、DL之间的动态影响关系，RGDP在受到自身一个单位的正向冲击时，在第一年就做出最大反映达到峰值12%，然后开始震荡下降并最终趋近于零，说明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内在稳定性；LIR对RGDP一个单位的正向标准差冲击时，GDP增长率有正向反映，并在第一年就达到峰值1.2%，然后开始震荡减弱，并在第10年消失；CR对RGDP一个单位的正向标准差冲击时，GDP增长率在第一年就迅速做出负向反映，并达到峰值6%，然后开始震荡下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持续；DL对RGDP一个单位的正向标准差冲击时，GDP增长率为微弱的正向反映，然后开始下降，并在第10年趋近于零。表明银行业结构的优化，中小银行市场份额的增加能够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而银行业规模和效率的变化只在短期内影响经济增长，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技术的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六）方差分解分析

在VAR模型中，每个内生变量的方差都是由自身扰动项与系统中其他扰动项共同作用的结果，脉冲响应函数能够解释各变量对特定冲击的响应方向及幅度，却不能比较不同冲击对某一特定变量的贡献度，方差分解则能够分析出各变量对目标变量波动的贡献率，从而反映每个变量的随机冲击在VAR系统中的相对重要性。运用Cholesky分解方法对RGDP、LIR、CR、DL进行分解，将追踪期数设定为10年。

1、各变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对于陕西省经济增长变量RGDP的方差分解，由表2可见，贡献度最大的是经济增长自身，在整个过程中始终保持在87%的高水平；其次是银行业结构，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贡献度逐渐加大，最终达到8.37%；然后是银行业规模，贡献度最终达到3.17%；而银行业效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一直处于较低水平，第10年为1.23%。这表明，陕西省的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内在稳定性，同时随着改革的深入开展，银行业规模的扩展和结构逐渐优化对陕西省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在逐步增强。

2、各变量对银行业规模的贡献率。对陕西省银行业规模的方差分解，由表3可见，贡献最大的经济增长，在第10年的贡献约43.2%；其次是银行业规模自身，贡献度最终稳定在28.6%的水平上；然后是银行业结构，经历了上升后下降的过程，最终稳定在26.9%的水平上；而陕西省银行业发展效率对银行业规模发展的贡献度仅为1.32%。这表明，陕西省经济的快速增长和银行业结构的不断优化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引起银行业规模的扩大。

3、各变量对银行业结构的贡献率。对陕西省银行业结构的方差分解，由表4可见，贡献最大的是银行业结构自身，从第3年开始就围绕57%上下波动，并稳定在57.6%的水平上；其次是银行业规模，它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在第10年稳定在31.3%的水平上；然后是经济增长，对银行业结构的贡献度为8.9%；银行业效率对银行业结构的贡献度不明显，仅2.12%。这表明，陕西省经济的快速增长、银行业规模的扩大会降低银行业的集中度并优化银行业结构。

4、各变量对银行业效率的贡献度。对陕西省银行业效率的方差分解，由表5可以看出，贡献率最大的是银行业效率本身，在10年稳定在33.4%；其次是经济增长，它对银行业效率的贡献度先上升后下降，并稳定在31.9%；然后是银行业规模，它对银行业效率的贡献度为28.2%；然而银行业结构对自身的贡献度最小，仅为6.5%。这表明，陕西省经济的稳定发展，银行业规模的扩大能够引起银行业效率的提升。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分析

1、陕西省银行业发展的规模、结构、效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银行业发展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它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大小不一：银行业结构的优化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最大，其次是银行业规模，银行业效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不明显。表明陕西省银行业结构的优化，加剧了银行间的竞争程度，随着银行业规模的扩大，使银行信贷更多流向有发展前景的实体经济部门，从来带来经济的快速增长。而银行业效率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明显，可能是因为陕西省经济发展中较低投入产出比率、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造成的。

2、陕西省经济的快速增长能带动银行业规模的扩大和结构的优化，但是没有引起银行业效率的提升；银行业规模的扩大能够带来结构的优化和效率的提升；银行业结构的优化能够带动规模的扩大，但没有引起效率的提升；银行业效率既不是规模的格兰杰原因也不是结构的格兰杰原因。这是因为陕西银行业效率一直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 2013年陕西省银行业存贷比为63%，低于全国19个百分点。

3、对于银行业规模的扩大，贡献度最大的是经济增长，其次是规模自身和结构，而效率对规模扩大的贡献度很小；对于银行业结构的优化，贡献最大的是结构自身，其次是规模和经济增长，效率对结构的贡献度不明显；对于银行业效率的提升，贡献度最大的是效率本身，其次是经济增长，银行业规模，而结构对效率的贡献度最小。可见，陕西省银行业的资金配置效率有待进一步提升。

（二）对策建议

1、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一是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多种形式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按照“存量调结构腾空间、增量优结构扩空间”原则，充分发挥科技创新优势，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做强做优优势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做大做强现代服务业。二是进一步优化投资结构，扩大消费需求。继续把投资作为稳增长的重要着力点，深化投资体制改革，调整投资的方向、重点和机构，引导资金更多投向结构调整、基础设施、环境保护等领域。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落实和完善鼓励消费的政策措施，大力发展绿色消费和服务消费，着力培育新的消费热点，推动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为银行业的稳健发展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

篇4

关键词：能源消费；完全结构分解；驱动因素；结构变动

中图分类号：F4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3）12-0069-04

一、引言

在全球气候变化日益严峻的背景下，中国能源消费问题已经引起我国各界的广泛关注，成为我国经济、环境、政治等领域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中国已经成为继美国后的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中国在保障能源安全供给、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的压力逐渐增大，中国的能源消费问题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尤其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推进，我国能源消费面临着严峻挑战，我国石油、煤炭等资源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能源供需矛盾成为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障碍。中国政府为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资源节约、能源资源合理利用，在“十一五”、“十二五”发展规划中分别明确提出降低单位GDP能耗的目标，并提出控制能源消费总量的能源战略。因而减少能源消费进行节能减排已成为中国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和各级政府的重要工作。深入分析中国能源消费变动情况，研究能源消费增长的原因，探讨主要驱动因素，对我国制定科学合理的节能降耗、减少能源消费政策，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本文在对能源消费、经济增长、分解模型等相关文献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无残差的完全结构分解法（MRCI）分析中国能源消费变动的原因、驱动因素、各因素量化的贡献度，为中国制定节能降耗、应对气候变化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国内外对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的研究文献较多，起步较早。20世纪3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列昂惕夫（Leontief）提出用于反应经济系统中产业间关系的投入产出分析思想，成为产业间关系所产生的能源消费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有效的方法[1]。列昂惕夫（Leontief）和Ford创新性地将投入产出模型应用于美国能源消费研究[2]。在1983年，Jenne与Cattell研究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分解模型受到关注并得到广泛应用[3]。然后在此基础上Hankinson等（1983）又将分解模型用于研究电力等能源问题[4]。Boyd（1988）与Howarth（1991）应用分解方法研究能源消费变动的影响因素[5-6]。早期的分解模型是Laspeyres，但该分解模型的分解结果有残差，而且残差较大。后来有些学者提出了降低残差的方法。Sun（2001）在分解模型应用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能消除分解过程中残差的影响，使因素分解的结果更加精确的方法，此方法被Ang称为改进拉式分解法[7]。Ang B.W.等人提出对数平均分解法（LMDI），该方法有效解决了分解中的剩余问题[8]。Chung和Rhee提出了分解结果不存在残差项的平均变化率指数分解法（mean rate of change index，MRCI），上述两种方法为“完全结构分解法”[9]。成金华（2006）与余甫功[10]、吴巧生（2007）[11]利用完全分解的Laspeyres模型分解我国能源强度，并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综合上述文献，本文以Leontief的投入产出表为基础，选用Chung和Rhee提出的MRCI方法深入探讨中国能源消费增长的驱动因素和量化的贡献度。

二、中国能源消费变动的结构分解模型构建

（一）投入产出分析

本文根据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列昂揭夫（Leontief）提出的投入产出分析原理为基础进行分析。投入产出表如表1所示。

根据投入产出理论有：

X=（I-A）-1Y=LY（1）

其中：L=（I-A）-1—技术系数矩阵；X—总产出；Y—最终使用；ei=■，ei—能源强度。

Ep=eTLY（2）

TE=eTLY+Eres（3）

其中：Ep—生产用能；Eres—居民生活用能；eT—完全能源消费强度；TE—能源消费总量。由于

Y=Yrc+Yuc+Ygc+Ycf+Yex+Yim=UVyP（4）

其中，U—最终使用结构；V—最终使用分配结构；P—人口；y—人均最终使用；Yrc—农村居民消费；Yuc—城镇居民消费；Ygc—政府消费；Ycf—资本形成总额；Yex—出口额；Yim—进口额。

U=■，■，■，■，■，■

V=■，■，■，■，■，■

y=■

TE=eTLUVyP+eresP（5）

（二）结构分解模型

根据SDA的基本思路，能源消费增量为：

VTE=TE1-TE0=（e1TL1U1V1y1P1+eres1P1）-（e0TL0U0V0y0P0+eres0P0）

=VTEe+VTEL+VTEU+VTEV+VTEY+VTEres+VTEP（6）

其中，VTEe—能源强度效应；VTEL—生产结构效应；VTEU—最终使用结构效应；VTEV—最终使用分配结构效应；VTEY—产出效应；VTEres—居民生活能耗效应；VTEP—人口规模效应。

由式（5）得：

TE=■eilijUjkVkyP+eresP（6）

本文选用Chung和Rhee提出的平均变化率指数分解法（MRCI）进行结构分解得：

VTEe=■Mijk（*）■（7）

VTEL=■Mijk（*）■（8）

VTEU=■Mijk（*）■（9）

VTEV=■Mijk（*）■（10）

VTEy=■Mijk（*）■（11）

VTEres=■=■（12）

其中：■i=■，■ij=■，■jk=■，■k=■，■=■，■=■，■res=■，Mijk（*）=■，Eijk=eiLijUjkVkyP，Qijk（*）=■+■+■+■+■+■

三、数据来源与整理

本文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和《中国统计年鉴》。最新统计年鉴的经济数据和能源消费数据有较大调整，所以本文以最新的统计年鉴为准。本文选取1999—2009年能源消费变化为研究对象[12]，如表2所示。

四、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本文以投入产出分析原理为基础，用MRCI完全结构分解法进行分解，研究1997—2007年中国能源消费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表2中，2009年与1999年相比，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增加了约1 632.9Mtce，增幅达120.73%。其中资本形成总额和出口贸易占中国能源消费总额的比重从1999年到2009年分别增长52.69%、47.82%，增长速度太快，是中国能源消费的主题，而且呈增长趋势。而进口商品和其它服务抑制中国能源消费增长。各驱动因素消费变动及贡献率如表3所示。

从表3可以看出，产出规模效应贡献率达100.99%，生产结构效应贡献率达38.16%，因而中国能源消费增加主要是由产出规模效应和生产结构效应引起的，尤其产出规模效应的影响更大；人均生活能耗效应达9.05%，人口规模效应贡献率达12.11%，二者对中国能源消费增长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使用结构效应达6.09%，分配结构效应达5.83%，二者也起着推动中国能源消费增长的作用；只有能源强度效应贡献率达-72.23%，抑制中国能源消费的增长，对我国节能降耗起着重要作用。如图1所示，可以看出经济增长和人们的使用结构都增加中国的能源消费，不利于节能降耗，是由于人们对密集型产品的使用比例提高，而居民消费在总使用结构的比重降低，出口份额增加等原因引起的。

分阶段分析，1999—2004年，中国能源消费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是产出规模和生产结构效应，然后是人口规模效应、人均生活能耗效应、使用结构效应和分配结构效应。分配结构效应贡献率只有2.89%，对中国消费增长影响比较小，原因是农村居民消费、政府消费的比例下降，进口商品比重上升导致的能源节约与最终使用部门分配结构变化所带来的能源消费增长规模基本保持平衡。2004—2009年，中国能源消费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仍然是产出规模效应和生产结构效应，与上一阶段相比贡献率都有所下降，人均生活能耗效应成为中国能源消费增长的第三大驱动因素，而使用结构效应和分配结构效应的贡献率都明显增加，同样驱动中国能源消费增长。两阶段中能源强度都有效抑制了中国能源消费增长。

五、结论

根据以上分析，结合中国能源消费的现状，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1. 1999—2009年，由于受产出规模效应、生产结构效应、人口规模效应、人均生活能耗效应、使用结构效应和分配机构效应的变动及影响，使中国能源消费量持续增长。而能源强度效应的变化使中国能源消费量降低。

2. 产出规模效应是驱动中国能源消费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产出规模效应主要是指人均GDP的增长已经成为中国能源消费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而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主要通过人均GDP来体现，伴随着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人均GDP将进一步提高，因而由此所带来的能源消费增长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如何保证不断提高人均GDP的同时尽量减少能源消费成为重要研究内容，就需要从人均GDP的本质着手，不仅提高人均GDP的量，更要努力提高人均GDP的质，降低GDP增长对能源消费的依赖性。因此，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成为节能降耗的迫切需要。

3. 能源强度的下降可以抑制中国能源消费的增长，能源消费效应是唯一对中国能源消费负影响的因素。通过技术创新，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能源强度是减少能源消费的关键因素。我国能源效率提高的幅度较大，能源强度下降的空间较大，因此我国可以依靠技术创新、技术进步、降低能源强度，挖掘节能潜力，抑制中国能源消费的快速增长。

参考文献：

[1]Leontief W，Ford D. Air Pollution and the Economic Structure：Empirical Results of Input-output Computations [C]//Input-Output Techniques. Brody A and Carter A. NewYork：American Elsevier，1972：9-30.

[2]Lenzen M. Decomposition Analysis and the Mean-rate_of-change Index[J]. Applied Energy，2006，83（3）：185-198.

[3]Jenne C A，Cattell R K. Structural Change and Energy Efficiency in Industry[J]. Energy Economics，1983，5（2）：114-123.

[4]Hankinson G A，Rhys J M N. Electricity Consumption，Electricity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J]. Energy Economics，1983，5（3）：146-152.

[5]Boyd G A，Hanson D A，Sterner T. Decomposition of Changes in Energy Intensity：a Comparison of the Divisia Index and Other Methods[J].Energy Economics，1988，10（4）：309-312.

[6]Howarth R B. Energy Use in U. S. Manufacturing：the Impacts of the Energy Shocks on Output，Industry Structure，and Energy Intensity[J]. The Journal of Energy and Development，1991，（14）：175-191.

[7]Sun J W. Energy Demand in the Fifteen European Union Countries by A Forecasting Model Based on the Decomposition Approach[J].Energy，2001，（26）：549-560.

[8]Ang B.W.，Zhang F.Q.，Choi K.H.. Factorizing Changes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Indicators Through Decomposition[J].Energy，1998，23（6）：489-495.

[9]Chung HS，Rhee H C. A Residual-free Decomposition of the Sources of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a Case of the Korean Industries[J]. Energy，2001，26（1）：15-30.

[10]余甫功.我国能源强度变化因素分析——以广东作为案例[J].学术研究，2007，（2）：74-79.

[11]吴巧生，成金华.中国能源消耗强度变动及因素分解：1980—2004[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6，（10）：34-40.

[12]王文超.中国省区能源消费与二氧化碳排放驱动因素分析及预测研究[D].大连理工大学，2013：60-64.

Analysis of energy consumption in China and the driving factors based on MRCI

Wang Yanqiu1， Chang Zhigang2， Yao Lixia1， Xue Hongyan1

（1. Economic Management Institute， Northeast Petroleum University， Daqing 163318， China；

2. College of Electronic Science， Northeast Petroleum University， Daqing 163318，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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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是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推动因素，是加速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因素。在社会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过程中，经济发展要实现增长战略目标，依据总供给与总需求协调发展的条件，不断追加投资，另外要根据社会发展及经济增长的需要调整投资方向。而投资数量与规模的扩大、投资速度的加快及结构的改变，会在短期内通过投资需求的数量及投资结构对社会供需的数量及产业结构产生决定性的作用。在经济发展的投资过程中，小量的投资规模会使经济增长速度太慢，这必然会影响到经济增长的后劲，这样会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供给的结构性短缺，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的经济萎靡及增长的萎缩；而任意扩大投资范围及投资规模，过快的投资增长速度会导致投资结构的不合理及投资需求的快速膨胀，引起通货膨胀，造成整个社会经济的波动，从而阻碍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

2需求变化是产业结构调整强化经济周期波动的因素

需求变化是产业结构调整引导经济周期波动的一个重要因素。H•钱纳里将恩格尔效应作为研究的依据，通过相关数据分析，发现国内需求份额的变动以及生产迂回化导致对中间产品需求变动，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动力机制。筱原三太郎通过研究，则将需求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独立机制，提出了通过需求收入弹性概念来考察产业结构的调整。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下，社会需求的改变会导致不同产品的需求弹性发生变化，从而引起所在产业在整个经济中的地位，进而引起经济波动。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及人均收入的提高，居民消费结构和社会需求结构都会相应的发生阶段性变化。工业化进程会使社会的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社会大生产的机械装备率上升；收入水平的提高会进行更多的非食品消费，食品消费所占需求比重降低，服务需求增加，居民的消费结构将逐步升级，加快第三产业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需求弹性高的产业部门的需求增长速度会加快，这样会导致整个经济成分的调整，引起新旧产业的更替及轮换，从而部门的波动导致整个经济的波动。

3浙江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周期波动的关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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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经济是一种智能经济，知识资产是知识经济最为关键的要素资源，是知识经济核心竞争力本源。知识资产作为经济要素资源与传统的要素资源相比具有其特殊性，它是生产力增长的内生变量，是知识经济形态下价值形成的基本要素和市场价值增值的根本动因。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资产在农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具有重要作用，其对农业经济增长的渗透日益明显，成为我国农业经济实现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关键要素资源。

21世纪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信息化浪潮席卷全球。在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正从机械化、化学化和电气化向信息化发展，农产品供给多元化，知识、信息成为农业发展的重要资源，以提高效率、市场竞争力和生活质量为主，向高资本集约、技术集约和信息集约的现代农业发展。而我国是在发达国家进入信息时代才进入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建设的，目前，我国农业处于信息化和现代化的叠加时期，必须加快信息化的步伐，把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结合起来，以农业信息化带动农业现代化，以农业现代化促进农业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的农业现代化的路子，实现最新意义上的农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实现跨越式发展。

加速农业信息化进程，提高知识资产对农业经济的贡献率，实现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农业信息化程度的提高给农业经济增长带来深刻的积极影响，为农业知识的创新并参与农业生产提供了强有力的信息支撑，提高了农业经济增长的集约化程度。农业信息化和信息知识产品作为生产力系统中的附着性要素，通过劳动工具、生产者和劳动对象对农业经济增长发挥作用，改进农机具的技术性能，提高劳动者的技术素质和业务水平，优化劳动对象，节约各种经济资源，在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提高了经济增长的效率和质量。信息知识资产应用与农业管理，提高了人们对农业经济增长过程的调控能力和管理水平，有利于农业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和合理流动。

摘自《改革》(重庆)，2006. 6. 12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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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情景分析；水能消耗；IPAT方程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可再生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是近些年国内外经济学界持续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用于对经济增长的情景预测分析有情景优化模型和情景模拟模型两个大类，还衍生出了基于agent的情景仿真模型。情景模拟模型是以情景分析为基础，预测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力度，其主要代表模型有LEAP、MESSAGE、IPAT等。

情景优化模型是在考虑一定的约束条件下，通过线性规划确定最小成本的能源消耗，其主要代表模型有MARKAL、EFOM和AIM/能源排放模型等。基于agent的情景仿真模型，观察能源消费的集聚演化过程，常见的平台主要有SWARM，ASPEN等。本研究属于情景模拟模型的范畴。

二、文献综述

目前，已有大量学者采用不同方法对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刘慧、张永亮、毕军（2011）以江苏省为例，通过推进低碳经济政策措施，加强国际合作，设定基准情景（BAU）、低碳经济政策情景（LES）和国际合作与技术转移情景（ICS）三种政策情景对江苏省未来中长期能源需求与二氧化碳排放强度进行分析，预测到2020年，我国有可能在地方和区域层面上实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强度降低40%-45%的目标。

刘贞、张希良、高虎（2011）通过对当前主要的情境设计及评价方法的研究，提出了一种基于动态成本曲线的可再生能源发展战略情景仿真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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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际经济危机对我国出口产业的打击，使就业受到很大影响。在消费不足、储蓄过度的情况下，投资只会对经济增长产生短期的拉动效应。一旦扩大内需的投资结束了，产能过剩、需求不振的局面就可能再次出现，经济就有可能再次掉下来。当前形势需要我们把政策重点尽快调整到以内需为主带动经济增长和就业的轨道上来，主要依靠城市化和消费需求的增长来带动。这应当是一个长期任务，而不应是权宜之计。

[关键词]国际经济危机　扩大内需　就业增长

国际经济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对出口产业的打击。由于我国出口产业劳动密集度高，这种打击对就业的影响很大。当前，虽然扩大内需的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带动效果已经显现，增长速度正在回升，但一方面，由于这种回升主要还是投资拉动的结果，增长的可持续性仍然是不确定的；另一方面，目前的增长对就业的带动仍然乏力。针对这种情况，需要采取具有长期效果的扩大内需政策和积极的扩大就业政策。在当前，就业目标应当优先于增长目标。并非有增长就有就业。宁要较低增长率情况下实实在在的就业增长，不要高增长低就业。

1　国际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影响将是长期的

中国在过去一个时期，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的最主要带动因素有两个，即城市化和出口的超高速增长。城市化进程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显著加快，其中在1995-2005年期间城市化率平均每年提高1.4个百分点。外贸出口在整个改革时期保持了年均24％的高增长(按现价美元计算)，其中在2001～2007年期间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占GDP的比重从2.4％上升到8.9％，平均每年提高0.9个百分点。这两个带动因素创造了大量的GDP和新增就业机会。

但由于全球经济危机对国际市场需求的影响。我国的出口额由过去每年增长20％以上，今年1～7月份转变为猛降22％(与去年同期相比)。全球经济危机还未见底，真正恢复很可能需要5到10年时间。特别是美国要从超消费调整到正常消费和储蓄，意味着今后若干年美国消费市场是停滞或收缩的。而我国过去对美净出口占了净出口总额的多一半。欧、日的情况也不乐观。这意味着我国出口产业不可能像过去那样高增长。经济增长和就业的两个主要带动因素少了一个。这势必对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增长和就业形势造成深刻的影响，需要采取积极的、有远见的应对措施。

2　扩大就业首先要给“规模以下”小企业充分的发展空间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从过去的0.4左右下降到0.1左右或以下。这固然有劳动力增长放慢的因素，但与增长模式的变化也是分不开的。在出口下降带来大量失业的情况下，扩大内需投资带动增长但不能显著带动就业就成为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

要促进就业，首当其冲的是促进小企业的发展。在我国，小企业实际是就业的主要承担者，根据2004年底经济普查数据，2004年末全国工业就业人员12209万人，其中大、中型工业企业从业人员只有3508万人，占29％，小型工业企业和工业个体户的从业人员为870l万人，占全部工业从业人员的71％。其中，所谓“规模以下”(即销售额在500万元以下)的小企业加上个体户从业人员在5300万人以上，是小企业的主体，它们承担了全部工业就业的44％。在服务业中，“规模以下”小企业和个体经营户承担的就业数量和比重可能更大。因此可以说，“规模以下”小企业和个体经营户占了我国非农业就业的半壁江山。

但是长期以来，“规模以下”的小企业基本上不在各级政府的视野和关心范围之内。我国目前的统计系统只公布“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情况，其中的“小企业”数据，实际上只反映了小企业中规模较大的那一小部分。“规模以下”小企业不纳入正常统计范围，它们的经营状况怎样谁也不清楚，基本上处在自生自灭的状态。

尽管过去各级政府有若干鼓励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但实际从这些政策中受益的基本上是中型企业，而且往往是中型企业中规模较大的那一部分。小企业，特别是“规模以下”的小企业，则很少受益。它们在贷款融资方面，基本上不属于银行服务的对象；在其他方面，其面临的经营环境也远远比不上规模较大的企业。许多地方政府出于追求经济增长的政绩和扩大地方税收的考虑，往往倾向于给规模较大的企业在融资政策、土地供应、减轻企业额外负担、减少干预等方面“吃偏饭”，而“规模以下”的小企业通常是享受不到的。它们与较大型的企业往往不处在市场竞争的同一起跑线上，其发展空间受到了明显的挤压。

各级政府如果不能把关注焦点从大企业转向小企业，我国的就业问题很难真正解决，启动内需也很难持续。

3　扩大内需是长期任务

当前形势要求我们把经济调整到以内需为主带动经济增长和就业的轨道上来，主要依靠城市化和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来带动。这应当是一个长期任务，而不应是权宜之计。出口当然不能放弃，但那种认为一两年内世界经济就会全面复苏，我们就可以恢复到过去那种靠出口拉动的增长模式的想法，恐怕不仅是过分乐观的，也是危险的。目前我国城市化水平为45％，到发达国家的70％～80％，至少还有30年的路要走，潜力很大。但过去10年中，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由45％迅速降低到35％，而且城市化的速度也在放慢。城市化率由1995～2005年期间的每年上升1.4个百分点，2006～2007年减缓至不到1个百分点，2008年进一步降至0.7个百分点。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说明我国经济存在明显的结构失衡。这有体制和政策方面的原因，需要尽快进行调整。

首先，为什么出现居民消费在GDP中比重持续下降?这一方面是劳动报酬相对比重下降，资本收益和其他非劳动收入相对比重上升，以及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不健全，居民的未来预期风险加大，因而导致强制性储蓄的结果。根据国家统计局城乡住户调查数据，从1997年到2007年，全国城镇居民的平均储蓄率从18.9％提高到27.5％，同期农村居民的平均储蓄率从22.6％微降至22.1％。加权平均计算，全国居民储蓄率从20.6％提高到26.0％，还是明显上升的趋势。考虑到近些年来城镇高收入居民的收入调查数据明显偏低，实际的城镇居民储蓄率和全国居民储蓄率上升幅度可能更大。

收入差距扩大，劳动报酬增长滞后于经济增长，这在过去一个短时期内并没有影响经济增长和就业，反而由于保持了低劳动力成本的优势，成为加快经济增长的一个因素。这也是一部分人反对改善社会福利和劳动保障的一个理由。但是从宏观经济和长期发展的角度看问题，我们就会得到不同的结论。因为即便不从公平的角度考虑问题，没有劳动者收入伴随经济增长而相应增 长，经济就没有足够的需求支撑，增长就不可能长期持续。

4　扩大内需靠投资还是靠消费?

政府投资、扩张信贷和鼓励居民消费都可以拉动经济。短期内，因为消费不可能迅速启动，需要一定的投资拉动。信贷扩张带动的也是投资。但投资越多，生产能力扩张越快，就越要靠消费增长来吸收产能，否则就会导致供求失衡和更加严重的产能过剩、增长乏力。即便政府投资全部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而不用于生产性项目，也无法起到调整消费和储蓄结构失衡的作用；而大幅度放松信贷的结果，更会导致生产性投资迅速扩张。

在消费不足、储蓄过度的情况下，投资只会对经济增长产生短期的拉动效应。一旦扩大内需的投资结束了，产能过剩、需求不振的局面就可能再次出现，经济就有可能再次掉下来。现在的4万亿扩大内需计划中，投资占了一大半。十大产业振兴计划也主要是投资，而且事实上不可能不导致产能扩大。现在应当调整政策重点，从以投资为主的扩大内需，转移到调整结构、改善机制、启动国内消费正常增长的轨道上来。

5　启动消费增长靠什么?

导致消费不足的主要原因可以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首先是长期以来在劳动力供应充裕的条件下，劳动力市场竞争抑制了低技术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上升，使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增长滞后于经济增长，导致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非劳动收入比重上升，收入差距扩大，限制了可用于消费的居民收入增长。

其次，现行税收体系没有解决资源收益、垄断收益和国有企业利润的合理分配问题，国有企业不分红，资源产业不交资源税，助长了非劳动收入比重的上升和企业储蓄的上升。公共资金管理不当和流失更加剧了上述情况。

第三，长期以来各级政府过分追求高投资、高增长、高税利，使要素配置发生失衡，不利于小企业发展和就业增长，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原因。

第四，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助长了居民储蓄率的上升，这是因为高收入居民储蓄率远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在收入分配向高收入居民倾斜的情况下，居民储蓄率自然上升。

第五，社会保障缺失使老百姓不敢消费。医疗、教育、廉租房等公共服务不足，价格居高不下，超过了中低收入居民的承受能力，这些都导致了强制储蓄。有人说近些年居民储蓄率没有提高，这与数据失真有关。近些年高收入居民的收入大大低估了，他们的储蓄率也被低估了。

6　政策考虑

(1)我国现在的社保体系不但没有对城镇居民全覆盖，更由于地区分割，不利于农民工等流动人口的保障。建议加快推进基本社保的全国统筹和联网，尽快实现流动人口的异地接续。较发达地区可以搞附加保障。

(2)扩大教育是长期回报率非常高的社会投资，同时有助于改善收入分配结构，减少居民储蓄压力，提高居民消费。建议进一步扩大和改善中等职业教育和农民工培训，用较短的时间基本普及12年教育，不要等到2020年。这也有利于在近几年推迟新增就业，减小金融危机影响下的就业压力。

(3)现在1.4亿农民工大部分把家留在农村，无法在城市安家，主要是住不起房，孩子上不起学。这不利于城市化和社会和谐稳定。建议将廉租房政策扩大到覆盖全体城市低收入居民和进城的农民工，让他们在城市能够安家，他们才能安下心来，也有利于启动消费。经济适用房、限价房实际上只补贴了少部分中等以上收入居民，造成分配不公平，建议将这部分资源全部转移到廉租房建设和维护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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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经济增长 储蓄 投资

储蓄、投资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论述一般集中在经济增长理论和储蓄理论方面。经济增长理论主要探讨长期经济增长的原因，存在着一致的结论，储蓄和投资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作用；储蓄理论在于研究主体的储蓄行为，认为收入增加对储蓄增长有重要的贡献。

从世界经济发展历史看，各国经济长期内普遍存在增长趋势，不过有着明显的差异。从而，各种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研究内容是决定各国经济增长并导致明显差异的因素。按照增长理论的发展进程，主要有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凯恩斯理论、哈罗德—多马增长理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经济增长理论等。

一、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产生于政治、社会和经济环境大变革时期。在英国工业革命拉开序幕、经济系统也出现了新的变化的背景下形成了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其中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增长理论为典型代表。

1、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776年，亚当·斯密在著作中最早从理论上系统地研究经济增长的问题。涉及国民财富的性质、原因以及如何为经济增长创造条件和环境，这些是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基础。

斯密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财富的增加主要是由劳动分工所决定的生产性劳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资本积累三个因素共同决定。并指出，若增加生产性劳动者的数量，必先增加资本积累，只有蓄积的资财的丰裕，才能雇佣到更多的生产性劳动者；增加劳动的设备或进行改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也要增加资本积累。因此，资本积累是劳动分工的基础，决定了国民收入的增长，是经济增长的源泉。

2、大卫·李嘉图的收入分配理论。大卫·李嘉图也认为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力量。他认为只要资本积累增长，就会出现正的经济增长；资本积累下降，经济增长也会下降。不过，大卫·李嘉图研究经济增长问题的着眼点在于收入的分配，强调各种收入分配比例如何影响资本积累，进而决定经济增长。李嘉图赞同储蓄投资的一致性原理，认为一旦资本积累停止，投资即不再增加，经济增长也将停滞，要使经济从低水平重新增长，则要求资本家扩大资本积累，即通过储蓄自动转化为投资，来实现经济增长。

3、对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讨论。以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强调资本积累对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认为投资和积累过程是经济增长的核心。该意义上，古典经济理论的主要内容是资本积累决定论。同时，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暗含着资本要素服从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假定，意味着由资本积累决定的经济增长难以持续，最终经济增长将处于停滞状态。但工业革命以后的长期时间内，经济增长未出现停滞迹象，表明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过程的描述和解释并不很科学，且忽略了现代科学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另外，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具有很大的时代局限性，储蓄投资的一致性原理在工业革命以后，由于储蓄与投资实现分离，金融中介的产生下，很难成立。

二、凯恩斯经济理论

1936年，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家约翰·凯恩斯分析并论证了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的原因，认为萨伊定律是不正确的，提出凯恩斯定律。凯恩斯抛弃了“储蓄是经济增长主要动力”的古典经济学派的观点，强调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提出乘数原理及加速原理。

1、乘数原理。凯恩斯认为，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因素。从投资需求的效应方面看，产出的增长与投资变动之间存在乘数效应，即国民收入的增长是一定时期投资增加额的数倍，反之，投资额下降，则国民收入将以投资减少的若干倍缩减。

2、加速原理。根据凯恩斯的分析，投资在促进国民收入增长同时，国民收入增加也会带来引致投资，从而国民收入变化对投资变化具有加速效应。

3、储蓄—投资论。凯恩斯理论的一个贡献是用收入决定的储蓄—投资论替换了古典学派利息决定的储蓄—投资论。凯恩斯认为储蓄和投资是由两种完全不同的人根据不同的动机选择的行为，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储蓄者依据其收入决定储蓄量，根据利息率决定储蓄形式，而投资则取决于资本的边际效率和资本成本，不受储蓄的支配。

4、对凯恩斯理论的讨论。凯恩斯理论特别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认为政府投资不仅可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而且还可通过乘数作用带动私人消费和投资，使国民收入成倍增长。不过凯恩斯的政策主张难以突破其时代局限性：即着重短期分析，不太适用长期经济分析；投资决定储蓄论仅适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经济萧条时期；只强调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需求效应，而忽视了投资的供给效应；储蓄多少与投资的数量对利息率缺乏弹性，储蓄和投资均由收入水平决定的假设在信用制度发达的国家，不符合实际情况；投资对国民收入乘数效应要发挥作用受到很多前提条件的制约。

三、哈罗德—多马增长理论

20世纪40年代前后，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和美国经济学家多马在凯恩斯理论框架的基础上进行了经济增长分析，通称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标志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开始。

1、哈罗德经济增长模型。哈罗德提出资本—产出比的概念，并假定资本—产出比不变，认为经济中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取决于资本—产出比率，经推导得出哈罗德经济增长率方程为：gy=■。

2、多马经济增长模型。多马经济增长模型注重投资的二重性，经济的需求方面，投资通过乘数过程决定国民收入的实际水平；经济的供给方面，投资通过增加资本存量的规模而提高了国民经济潜在的生产能力。多马得出的经济均衡时的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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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增长；增长理论；增长方式

中图分类号：F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8-0017-02

1 经济增长理论的演变

（1）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增长理论。斯密认为，促进经济增长有两种途径：一是增加生产性劳动的数量；二是提

高劳动的效率。在这两个增长途径中，斯密更强调劳动效率对增长的促进作用。其次，对于如何促进劳动效率的提高，斯密认为主要取决于分工程度和资本积累的数量，因此分工协作和资本积累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因，也是国民财富增进的根本原因。但是分工却取决于交换这一人类的天性，而交换又取决于市场容量的大小。即斯密的经济增长的理论路线就是市场容量――交换――分工――经济增长。另外斯密也很重视资本积累，因为它能使扩大资本存量以及劳动数量，从而直接带来经济的增长，这正是今天各国都重视储蓄率的原因所在。

马尔萨斯的人口与经济均衡增长的理论。如果人口得到增长，在边际收益递减的作用下，产出增加量减少，从而生活水平下降，进而导致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上升。在均衡状态下，人口增长率为零，从而经济增长也为零。

（2）新古典经济学的贡献主要在于其分析工具的改进上，而不是经济思想的提供上，新古典增长理论主要以索洛模型、索洛――米德模型为代表：用a和1－a分别代表资本和劳动对总产出的贡献，K/K为资本增长率；L/L为劳动增长率，该模型用公式可以表示为： G＝a K/K+（1－a）L/L从上式中可以看出，经济增长率G由资本和劳动增长率及其边际生产力决定。这一模型将斯密的经济增长系于劳动数量和分工、资本积累的重要思想用公式模型下，这也得益于边际革命这一重大分析工具的发展。依据这一模型，人们可以通过调节生产要素投入的边际生产力，即调整资本和劳动的配合比例，来调节资本――产出比率，以实现理想的均衡增长。

（3）与新古典增长理论相比，新增长理论更广泛地探究了经济增长的源泉和机制，它认为持续的经济增长有赖于持续的规模收益递增，而导致规模收益递增的动力可以分为四类：技术类模型、分工类模型、贸易类模型和制度类模型。可见，新增长理论已突破了传统增长理论所强调的动力因素，转而强调比较“软”的动力因素。同时，新增长理论也突破了传统的增长动力机制，提出了垄断性竞争机制和正费用交易机制。

2 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和源泉

（1）亚当斯密是强调分工与专业化、绝对优势；李嘉图强调了比较优势与自由贸易；而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熊彼特强调了创新，尤其是熊彼特强调的“破坏性创新”；而索罗等人则强调生产要素；贝克尔和舒尔茨则强调了教育与人力资本；新增长理论中，罗默和卢卡斯则强调内生性增长，特别是规模报酬递增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其实质应当是内生性技术创新；诺斯等人则强调了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最近，鲍默尔的新书中强调了自由市场机制是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关键，还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民主制度才是最为重要的。

（2）经济增长是一个多变量函数，决定经济增长至少有以下四个变量：（1）制度，如产权保护、民主、法治等等；（2）自然资源，如石油、矿产储藏，交通等；（3）劳动力，如数量、成本、素质等等；（4）土地。这四大要素中，任何一项越多，该国的经济增长就可以越快。同时，这四大要素互相之间又有替代性，一个经济体只要一个或几个要素非常突出，即使其它要素相对较差，其经济仍然可以有很大的发展。民主制度、法治制度只是其中的一个要素而已。

3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任重道远

（1）高投入、高消耗。自2002年以来，中国进入新一轮经济增长期，但增长动力主要来自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和低效率”的投资马车。由于固定资产投资在过去4年里持续以超过20％的速度增长，目前投资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44％，而消费率（消费占GDP比重）却一路下降至53％，较世界平均水平低20多个百分点。2006年，中国GDP占全球总量的5.5%，而中国消耗的能源占到了全球能源消耗的15%，这意味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有着巨大的潜力。

（2）产能过剩。与投资――消费结构扭曲相关联的一个结构性扭曲是外向型部门与内向型部门之间的严重失衡。追求GDP的超常规发展导致的过剩的投资，只能通过出口找到宣泄口。于是，出口在整个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这种经济增长模式也导致整个经济增长的整个社会福利分配格局趋向一种结构性扭曲。因为这种增长是权力推进、投资驱动的，因而，它的福利分配的主要特征是向资本倾斜、向政府倾斜，而普通民众就无法同等比例地分享到经济增长的好处。

4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两个必然途径

（1）大力发展服务业。有经济学家早就指出，当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工业所占比重就呈下降趋势，农业的比重也会降低，而服务业的比重会提高。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是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服务业的迅速发展，以及现代信息通讯技术对各个部门的改造 。服务业降低了交易成本，服务业发展背后的本质问题是，生产的进步、生产效率的提高，依靠的是合理分工。在自耕自植、自给自足的情况下没有分工，就不需要交易，要降低生产成本就要深化分工。分工越深化，生产成本越低，随之而来的便是交易更频繁，交易要投入的资源就更多，增加交易成本。服务业的功能首先是为市场交易提供基础设施，信息通讯技术改造各个部门，它不仅提高了生产部门的劳动效率，节约了生产成本，又使服务业信息化，提高效率，节约了交易成本，服务业是高质量的经济层次，也是我们当前的必然选择。

（2）自主创新。“十一五”规划明确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的核心，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 从根本上说，目前我国经济体制上存在的诸多弊端，是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障碍。比如，市场价格不能反映真实成本造成的水和能源的严重浪费，投资体制不合理导致的建设规模的盲目扩张，还比如土地征用制度的缺陷，低地价甚至“零地价”政策，促使耕地急剧减少等，都是导致粗放型经济增长和资源浪费的根源。转变增长方式，发展集约型经济，必须通过深化改革，解决深层次矛盾，为其发展提供体制和政策保障。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