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空工业质量管理体系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航空工业质量管理体系，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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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航空制造；质量审核；质量控制

中图分类号V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4）118-0060-02

0 引言

航空制造业近些年在我国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尤其是在中国商飞项目启动之后， C919的大型喷气式客机以及ARJ21支线飞机等都相继上马，我国航空工业得到了更多的关注。但是，客观的事实是我国当前的航空制造业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还较大，尤其是在制质量管理方面还缺乏对应的积淀。因此，有必要对航空制造业质量审核的相关工作重点进行审核，为航空制造业质量管理工作提供些许参考。

1 航空制造业质量管理审核的主要内容

航空制造业具有其自身的管理体系――AS9100，其将ISO9000体系中的质量控制作为基本的理论基础，同时对对航空制造业中的相关特点进行了详细论述。制造质量审核工作要点主要包括这样几个方面的内容。

1.1 首件检验要点

航空制造质量审核标准要求必须执行首件检验。即在产品第一次投入或者是在涉及到任何的产品特征变更时必须要求内部的相关质量挂历部门对之进行验证，对其中变更的相关特性进行检验，确保其符合功能要求。首件检验必须对生产计划的正确性进行验证，同时根据合理的顺序进行材料采购、技术文件设置、制造文件变更以及制造人员资质要求等的调整，通过生产验证的方式直到所有的产品交付正常使用。该过程主要用于所有航空零部件的生产环节中，从材料直到零件装配等，都需要不听的供应商直接完成。检验工作由变更的具体执行部门予以执行，并收集检验过程中的数据资料，将之保留给产品最终客户。

1.2 关键特性审核要点

产品关键特性的审核是指将产品中具有代表性的零部件特点进行审核，且这些特点一旦变化将影响到后续产品的装配、产品使用性能、产品寿命以及可靠性等特点。在产品制造过程中必须时刻对这些功能特性进行衡量，其可以是零件产品的尺寸特点，诸如位置尺寸、几何尺寸以及精度尺寸等。还可能是制造过程中的相关参数改变，例如制造时间、制造效率、工作电压或者是零件的可靠度等相关特点。

1.3 设计审核

考虑到航空产品的复杂性以及对其性能可靠性要求高的特点，产品的设计输出通常是作为产品设计的关键功能特性进行控制和审核的。根据产品在安全以及功能特性等方面的特性差别，航空产品制造业对产品特性所达到的目标必须进行有针对性的开发和区分，例如对飞机结构上进行高频震荡区与非高频振荡区的区别，或者是对压力等级进行区别等。这些产品的功能特性都必须考虑到客户的具体使用要求以及相关法规要求，并将之作为设计的主要输入来源，达到对设计工作控制和审核的目的。

1.4 质量审核记录保管

在对航空制造行业的质量管理体系进行管理的过程中，必须对航空制造业的生产、质量管理、销售、维护等多个环节进行对应的记录审核与保管，以保证达到客户的要求。AS9130质量管理文件对相关记录的保存提出了一个指引。同时，相关的文件结合当前电子数据的持续增加带来的保管与恢复问题采取了对应的记录管理措施，确保质量管理工作中所形成的记录及管理资料满足相关的生产要求。例如，波音公司就要求产品供应商的生产记录，尤其是生产过程中所采用的图纸及相关生产配置清单必须要保持15年以上。

1.6 风险管理及审核

航空质量管理及审核标准体系为航空制造业零部件的采购及生产提供了一个规范的管理流程。其中，ARP9113为整个管理工作提供了一个可靠的评价方法，并根据供应商的不同建立起供应商管理方法，对其产品的成熟性进行评估，保证复杂的航空零部件得以可靠生产。由于航空业对产品风险控制的要求要远远高于其他的制造行业，对于可能产生的风险及风险管理控制模式必须按照“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管理计划―风险知识管理”的基本流程进行整个风险管理及控制工作。

2 内部审核要点

对于企业内部审核工作，其主要面对在于保证产品的质量处于可控范围，并明确产品的质量管理体系必须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得到了有效的执行和实施，要求所有的组织得到有效的实施和保持。例如，某航空制造企业就将内部审核工作氛围了随机审核以及体系审核两个部分。其中，体系内审工作由专门设置的内审人员完成，其他的质量管理部门则主要针对其中可能存在的不吻合选项进行对应的整改，并推动整个质量管理工作得以进行，最后由质量审核专员对整个工作进行验证。

例如，随机审核执行过程中，其由企业的质量部负责对应工作的组织、开展，同时对任何生产环节中涉及到的人、机、料、法、环、测以及与产品综合性能相关的所有特性指标进行对应的考核和计量，并根据审核计划合理安排产品在生产过程中的随机抽查工作。最终产品的重复与不符合选项以及流程控制失效体现的不符合项目都将得到对应的整改。同时，将产生的问题以及需要采取的解决方案需要限期予以整改，最终由企业的质量管理部门在后期进行随机审核、验证，最后以审核绩效的方式对整个工作进行评审。

3 特殊过程的审核

特殊过程就是指在工艺过程或者是工艺完成之后，除非对产品采用破坏性的检验手段，否则不能完成对产品的质量特性进行检验的一些工艺过程。这些工艺过程相对较为特殊，例如针对铝合金所采取的热处理质量，其质量控制以及审核就给审核中的非破坏性试验和化学过程提出了挑战。通常，没有破坏性试验，这些质量检测工作都不能得到有效的开展，产品的质量不能得到有效验证。即使在生产过程中需要对一个简单的紧固元件紧固情况进行检验，在完成操作之后，只有对元件进行破坏性的拉伸试验才能够确定其是否固定牢固。

但是，由于航空制造业中大量的制造风险多少由于这些特殊过程失效而造成的。因此，制造质量的管理体系就必须对特殊过程的质量状况进行审核和确认，且不能使用传统的用后持续监测或者测量的方式进行验证。通常，可以采用生产及服务提供控制的方式，采用对应的条件控制手段来进行监测以及度量。对于那些不能监测和度量的产品，则可以在识别之后采用事先鉴定、特殊处理以及记录控制的方式来保证其得到控制。

通常，航空制造业中的特殊过程包括喷漆、粘胶以及铝表面处理工艺三项，在处理过程中需要采取对应的质量审核流程进行控制，各个企业可以根据其自身的特点采取针对性的措施，这里不再一一赘述。

参考文献

[1]赵振伟.论企业安全文化建设[J].科技信息，2010（3）：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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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用航空产品 质量控制 质量检验 作用 分析

中图分类号：s-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5）46-0154-01

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浪潮中，随着我国航空产业飞速发展，民用航空产品在其中的地位逐渐突显。随着全世界对我国大型飞机项目立项的高度关注，民用航空产品已成为我国航空工业发展的重要目标。从某种意义上说，航空产品的系统结构比较复杂，包含了很多组成元素。比如，子系统、零部件。这些零部件、硬软件系统采用了先进的技术，各个接口与零部件之间的关系复杂。民用航空产品属于高科技产品，在质量方面的要求十分严格。很显然，站在客观的角度，质量检验在民用航空产品质量控制方面作用的发挥已成为一个值得深思与研究的课题，对提高民用航空产品质量控制水平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 民用航空产品质量控制和质量检验之间的关系

从某种意义上说，制造民用航空产品从最初的设计，生产加工原材料、元器件、外协零部件到最后总装调试的完成需要经过一系列的程序。在整个制造过程中，产品制造的流程相当复杂，生产工序较多，还涉及到多种生产工艺，如，重金属合成、机电装配。此外，我国从事民用航空产品的企业主要采用的是设计和生产一体化生产模式。这种生产模式对技术状态控制的要求相当高，技术人员很难准确把握，还增加了民用航空产品生产管理的难度。

通常情况下，产品质量检验主要设置在产品生产的某个关键工序完成之后。但也有可能是在产品出厂交付使用之前。主要是检验产品的生产参数、技术规范。并分析产品的质量，检测每个环节所产出的产品是否达到相关规定。只有符合规定的产品才能进入到接下来的生产环节中。一旦发现质量有问题的产品，及时给以适当地处理。对产品进行质量检验能够知道其是否达到相关标准，为质量管理体系在产品质量控制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提供重要的支撑依据。可见，在民用航空产品制造过程中，质量检验和质量控制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二、 质量检验在民用航空产品质量控制中的作用发挥

1、 民用航空产品设计阶段

在民用航空产品制造中，其设计阶段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质量检验主要是对产品的设计予以检查，并对管理制度加以完善。在产品设计阶段，其质量检验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这些方面。一是：需要对产品检测过程中不同部门的具体工作方法，工作人员的权利与责任予以明确。二是：以民用航空产品为基础，制定产品生产方面的相关要求。比如，产品生产的风险预测、产品的设计标准。三是：需要对产品的设计方案进行风险评估，并对该类民用航空产品的前景进行预测。在此基础上，需要完成产品生产的各种实验报告，确保其实验数据的准确。四是：产品设计检测报告需要在国家所规定的检测机构中完成，并加以完善。以此，使产品的设计方案能够和对应市场提出的要求相吻合，为产品的质量达到相关规定埋下伏笔。

2、 产品原材料采购方面

在航空产品生产中，需要采购的原材料很多。而采购的原材料不仅仅是标准件，也可能是一些以技术协议为基准的外协加工产品部件。因而，在产品质量控制方面，质量检验发挥着关键性作用。第一、质量检验能够保证产品原材料的供应来源经得起检验，对供应商进行招标，选择优质的供应商。第二、在选择原材料的时候，一定要经过严格地审批程序。如果情况比较特殊，需要安排专门的人员到生产厂家进行实地考察，为外购原材料质量达到要求做好铺垫。以此，在对原材料进行检测、复验、筛选等一系列操作之后，将其中不合格的产品清除出来，避免为最终制造出的产品存在质量隐患。

3、 产品生产过程的质量检测

在产品生产过程中，如果将产品的生产和检测分开，可能会造成生产资料不必要的浪费，增加产品制造的费用，生产效益低下，产品生产不能达到预期目的。对于民用航空产品来说，它的制造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这样必然会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因此，质量检测能够对产品的生产工序、生产工序进行适当的监督管理。对产品生产的实时数据进行采集，校对生产参数。并及时调整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各种偏差，对产品进行合理的质量控制。总之，对产品生产过程进行质量检测能够缩短生产时间，提高产品生产效益，还能使产品的质量得到保障。

当然，除了上面这些，还有一些其它方面的作用。比如，质量检验能够对产品起到持续改进的作用。在产品质量改进方面，质量检验能够为改进方案以及对策提供对应的依据。在建立产品质量检验数据库的基础上，对这些数据加以分析，可以提出合理的产品质量改进方法，还能完善其中的质量管理体系，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

三、结语

总而言之，在民用航空产品质量控制方面，质量检验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质量检验能够保证产品设计达到相关规定，原材料的质量合格。在对生产资料优化利用的同时，缩短产品制造的时间，提高产品生产的整体效益以及质量。以此，不断推动我国民用航空事业向前发展，拥有更好的发展前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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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QC方法 负荷计算 准确性

QC即英文QUALITY CONTROL的简称,中文意义是品质控制,其在ISO8402:1994的定义是“为达到品质要求所采取的作业技术和活动”。 QC质量管理自上世纪中期从日本引进到我国以来,在建设工程领域得到了广泛地应用,在质量管理体系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负荷计算是供电方案、电气设计的基础,是开展电气设计的首要任务。为改善以往长输管道站场设计中负荷计算不准确、设备容量选择偏大的状况,成立QC小组,提高长输管道站场负荷计算的准确性,减小设备容量与实际需要的偏差。

1、现状调查

QC小组成员对5个长输管道项目,共计22个站场的负荷计算结果进行了调查,站场负荷计算的平均准确率为71%。根据调查结果,对负荷计算准确率低的问题进行分项统计,见表1。

表1:问题发生情况调查表

序号问题类型发生频数(个)累积频数(个)发生频率(%)累计频率(%)

1设计计算不准确11311379.58%79.58%

2实际运行设备与计算存在较大偏差1512810.56%90.14%

3设计方案变更91376.34%96.48%

4其它(运行变化)51423.52%100.00%

根据调查结果发现影响负荷计算准确性的主要问题是设计计算不准确,因此QC小组将设计计算不准确的问题作为主要解决对象。

2、原因分析

QC小组对负荷计算编制流程进行分析,负荷计算编制流程如下图所示:

图2:负荷计算编制流程图

[HT]根据流程图可以得出避免负荷计算的设计计算不准确的问题出现主要取决于三个环节,即各专业资料的吸收环节、计算编制环节、校审环节。

对照以上数据统计表及排列图,并结合负荷计算编制流程图我们共找出11条原因进行了因果分析见图3。

图3 因果分析图

QC小组经过要因验证,确认要因如下:

(1) 其它专业人员认为负荷资料只要大就没问题

(2) 资料本身存在漏项

(3) 设计经验不足,对系统运行流程不清楚

(4) 负荷计算方法理解不透彻

3、制定对策及实施

1)深入了解成套设备组,配合其它专业人员提高负荷资料准确性。

(1)邀请相关专业讲解设备组的工作运行流程及负荷特点。同时为各专业讲解负荷计算的意义,负荷资料准确的重要性。

(2)邀请设备供应商的专业人员系统讲解系统配套机构的配置系统,运行流程,工作特点,及工作负荷曲线。使设计人员对不熟悉的大型驱动系统有了清晰的认识,并掌握了其负荷工作特性。

2)提供专业资料模板,积极进行回馈沟通确认。

(1)为各专业提供了电力专业负荷资料模板,并组织了讲解交流。

(2)接收资料人员仔细核对资料,并及时电话沟通确认,保证负荷资料的完整性。

3)加强现场实地参观和学习。

组织设计人员参观泵站,通过与运行人员的详细交流,使设计人员对站场系统运行流程有了较清楚的认识,对站场设备配置,工作特点更加明确。

4)深入学习理解相关计算方法,组织专项培训。

(1)组织年轻的设计人员深入学习《工业与民用配电设计手册》,加深对负荷计算方法的理解。并选取具体工程实例,详细分析,集体讨论,使大家融会贯通,能够因地制宜的运用负荷计算方法。

(2)组织老专家对年轻设计人员进行负荷计算专项培训,结合我们行业特点,深入浅出的讲解各种设备计算系数选取特点,扫除了大家的计算误区。

4、效果及意义

QC小组成员对负荷计算编制部分成果进行了检查,负荷计算准确率提高至91%,站场负荷计算的准确率大大提高,达到预定目标。对以后设计的工程项目节省建设投资、降低运行成本具有重要的意义。

通过本次QC活动,使设计人员充分了解QC活动可以有效的提高我们的业务能力和设计水平。QC小组活动能够根据发现的问题,分析后提供问题的解决办法,小组成员学会了解决实际问题的一条可行方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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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关键特性；波动管理；统计控制

1 波动管理起源与综述

基于航空航天产品在恶劣工作环境下执行工作任务所要求的高可靠性，就要求自身产品具有高度的质量稳定性，通过多年的工业管理实践，国际航空航天质量集团（IAQG），了标准AS9103《关键特性波动管理》，在标准中详尽的规定了关键特性波动管理要求。从企业自身的角度来分析，通过有效的关键特性波动管理，可以降低浪费，提高经济效益。

多年来，经过多位质量大师和专家的研究推广，统计控制在企业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不同行业，结合自身的特点产生了各种系统管理方法，包括统计技术、6西格玛、8D、也包括对于航天、航空这样集成度高的系统产品行业的关键特性波动控制，这些方法都是基于不同制造领域产品特点形成的，其实质的理论基础都是统计技术。本文对航空制造领域实践性更强的关键特性波动管理进行了研究。

2 关键特性波动管理的相关概念

AS9100《航空质量管理体系要求》中的关键特性定义为：其波动对产品的装配、性能、使用寿命或可制造性产生重大影响的材料、过程或零件的特性。[1]

一个组件、分组件、部件、或零件的每一个特征都有波动，然而，仅仅这些特征（产品的关键特性）中的一小部分就有可以很大程度影响最终产品的装配、性能、使用寿命的波动。这些特性非常有害并且导致损失，波音公司认为：关键特性的波动导致了巨大的损失，如果关键特性选择的恰当，控制和降低关键特性的波动，产品将有很高的质量，损失会降低，顾客会更加满意。[2]

3 关键特性波动控制理论的理论基础

3.1 帕累托法则是关键特性的理论基础

帕累托法则，也称为80/20法则，它指的是80%的结果来自于20%的原因的很多现象。质量大师朱兰通过研究和分析，帕累托法则在发现产品质量范畴也是适用的，在产品质量发生问题时，问题数量和原因一般不存在排他性一一对应关系，而是反映了帕累托法则，即少数几个原因导致了大多数的恶劣后果。

3.2 波动管理的理论基础是统计过程控制技术

在现代工业制造历史过程中，经研究发现，很难批量的生产出完完全全一拥牟品，即使产品制造设备再精良也无济于事，而这是质量的一种固有特性-质量波动性。美国科学家休哈特进过研究发现这种质量波动性变现出统计的规律性，即在观察个体的质量特性时，往往带有随机性，没有规律性，但如果把同一特性大量个体放在一起，大量个体的随机现象就经过数学工具，如控制图的描述就表现出了出整体性的规律，也就是统计规律。[3]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控制图来说明整个过程是否处于正常的波动状态还是异常的波动状态，进而通过这种途径，我们可以遵循其规律监测制造系统的稳定性并提前预警，实施改进以确保产品质量。

3.3 关键特性波动管理理论基础

帕累托法则和统计过程控制理论是关键特性波动管理理论的核心，帕累托法则和统计过程控制理论都是成熟的通过了科学验证的理论，通过对这两种理论的整合，形成了关键特性波动管理理论。

4 关键特性波动管理的特点和实施途径

4.1 关键特性有以下几个特点：

（1）关键特性应该，也希望是少量的。在一个产品或过程中关键特性的数量不应该超过5个。

（2）关键特性是那些制造的波动会成本过高或有害的特征。

（3）关键特性应该拥有陡峭的与波动有关的损失函数，通过改进可明显地减少成本。

（4）重复进行的工作。

（5）过程具体且明确，范围适当。

（6）关键特性有适当的测量方法，不能简单定性的如：好、坏，来评估关键特性。

（7）对顾客满意影响较大的特性或过程。

（8）影响安全的特性或过程。

4.2 关键特性的波动管理的实施路径

关键特性的波动管理按照AS9103《关键特性波动管理》的规定，从宏观来说包含关键特性的识别、关键特性的监控、关键特性过程改进3个阶段，同时又可以分为关键特性识别、关键特性控制文件制定、数据测量和绘制控制图、测量系统分析、寻找波动源、波动源的改进、过程重新监控7个步骤。[4]同时整个过程又被设计成循环往复的结构，这体现对关键特性持续改进关注的观点，持续改进是关键特性波动管理的灵魂，只有对关键特性的波动持续改进，力求关键特性的统计稳定性，就可以有效的提高产品质量，增加顾客的满意度。

在整个流程中也存在着不同部门的配合，往往需要构建围绕关键特性波动管理的松散型结合的机构，波音公司的经验是构建职能小组，包括设计、工艺、工装、质量、制造等等部门一线人员组成的小组来完成这项任务。

同时，有效利用各种波动管理平台系统，提高波动管理大数据的处理，快速找到改进方向。产品关键特性波动管理的软件平台系统经过发展，一般来说可以在以下几方面对企业开展产品关键特性的波动管理提供了支持。一是持续的在线监控，这有利于快速发现关键特性的波动情况。二是可以实现分布式的数据采集功能而统一的数据管理分析方式，便于数据的采集、整理、分析。三是优化了基于波动控制理论的管理过程，用户可以方便的实施关键特性波动管理。四是质量工具应用方便，用户可以直接得出数据分析的结果，减轻用户在数据分析的过程和复杂的运算过程所投入的精力。[5]

4.3 采取关键特性波动管理的时机

实施关键特性波动管理需要有动力和目标，对于实施关键特性波动管理的驱动力有以下5个方面：

（1）顾客要求在产品上降低波动

（2）产品（过程、零件）有问题

（3）需要或渴望改善过程

（4）需要或渴望改进产品质量

（5）新设计的产品

如果有条件的话，应当在设计阶段就确定关键特性， 将产品的功能根据工程经验由各部门组成的小组选择关键特性，设计人员首先确定产品结构， 工艺人员再确定结构的工艺性，选取合适的工艺方案，在此过程中结合以往经验以及历史数据选定关键特性，并制定控制计划，在项目制造过程中就可以有效的实施关键特性波动管理，同时如果在项目实施后发现所选用的关键特性波动较小，而在制造过程中又出现新的特性波动较大，也可以对原有特性进行调整。如果现有产品在设计制造之初没有采用关键特性波动控制方式，也完全可以参照这种方式进行关键特性选取，并进行统计过程控制改进。[6]

5 结束语

本文介绍了关键特性的定义，阐述了关键特性的本质，总结了产品的关键特性波动控制的方法和特点。近年来，由于智能化、大数据的不断发展，由智能控制的设备已经成为发展的必由之路，有效的解决了长期困扰人们的大量人为波动问题，质量的稳定性大为提高。企业要想长盛不衰，提高产品质量，增加用户的满意度，就必须将企业的注意力集中到产品的关键特性上来，采取倾斜性措施，确保资源在关键特性上的供应，利用科学的方法挑选关键特性和监控、改进关键特性，进而以重点带全面，取得企业经营的整体进步。

【参考文献】

[1]波音公司，D1-9000，先进质量体系[S].中国航空综合技术研究所译，航空工业总公司301研究所内部资料，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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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日本；质量管理；文化传统；制度创新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众所周知，世界上有两个以质量闻名的国家，一个是德国，一个是日本。战后日本之所以迅速成为一个经济大国，很大程度上就与其产品和服务方面的“质量奇迹”有关。是什么造成了这种“奇迹”？

围绕上述问题，学者们发表了不少论著，相关研究主要偏重于日本的现代质量控制体系和制度规范。这大致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为宏观层面的政府规制体系，另一方面为微观层面的公司治理结构。就政府规制体系而言，学者们不约而同地指出，日本的质量奇迹缘于广泛的政府规制，通过政府干预一方面对市场失灵进行了矫正和改善，另一方面对相关产业进行了保护和扶植。对此，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课题组（1994）就指出，日本的经济发展和质量奇迹可以归结为一种“制度上的创新”，即“日本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却导入了一些社会主义制度的因素，采用了一些社会主义的调解手段”。莽景石（2001）的相关研究解释了日本政府规制的兴起原因，他指出，通过战后的改革，日本“成为一个具有权威主义倾向的官僚制多元主义国家，政党与官僚的长期结盟，导致了一种相对集权的政治结构的出现，形成了实际政治经济过程的官僚控制”，这一政治体制使日本政府具有了较强的议价能力，进而在协调与企业的关系和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具有了较大的优势。车（1998）的相关研究介绍了日本政府规制的具体内容，他指出，日本的经济和质量奇迹主要在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这些干预措施包括“制定经济计划和提供情报信息；采取适时灵活的财政金融政策；以产业政策进行平衡协调、政府对企业实施行政指导等”。除此之外，徐超平和秦勇（2001）的《日本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与政府规制透析》和谭珊颖（2002）的《论政府规制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通过考察日本相关企业立法》等文章，则从微观视角和具体案例详细论证了政府规制在保障产品和服务质量方面的作用。就公司治理结构而言，相关的研究也颇为丰富，如杜导正等人的《探索日本》、陈建安的《日本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及其方向》、莽景石的《略论日本的公司治理结构及其改革趋势》和《日本的公司治理结构：对美国模式的偏离与回归？》、胡欣欣的《股份公司制度的机能与股票市场的利弊――关于战后日本股份制特点的思考》，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是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课题组（1998）所编写的《日本经济的活力》一书，在该书中，他们将日本公司治理结构的特点概括为五点：（1）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日本企业的所有与经营的分离更彻底，企业经营者可以放开手脚干，经营者受到来自股东方面要求分红的压力较小，因此有更多余裕来考虑企业的长期发展。（2）以终身雇佣制、年功工资制和按企业组织工会为“三大支柱”的日本式企业经营方式使企业成为富有凝聚力的组织，成为一个通过职工的录用、训练、福利、升迁等各个环节“把职工完全掌握起来的系统”。（3）在日本形成了一种“要忠于企业”的近乎宗教式的社会伦理。（4）与战前相比，战后日本企业不仅消除了企业内部人员的身份等级差别和收入上的悬殊差距，而且企业内部的收入差距明显小于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显然，企业内部的平等化是发展现代化企业的必然要求。（5）为了追求长期发展的经营战略目标，日本企业往往把夺取市场占有率的需要看得比利润还重，把市场占有率当做经营状况的关键指标。

笔者十分认同上述学者的研究结论，即制度规范在保证产品和服务质量方面有着关键性的作用。除此之外，笔者还认为，一个国家能够持续地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意味着它的绝大多数国民具有持久而强烈的、以质量为基本取向的工作伦理，而在这种“质量取向的工作伦理”背后，又是以某种特定的人生哲学和价值观念为支撑。所以，对于日本质量问题的讨论就可以延伸到对日本人的工作伦理及其背后的生活态度、价值观念的讨论。因此，笔者认为，日本质量管理的成功实际上是一种整体的成功，是整个社会的规范体系，包括内在规范（基于文化传统的价值观念）和外在规范（正式颁行的管理制度）体系相互作用、共同产生的结果或“功能”。居于这一规范体系最深层的，是由日本独特的文化传统所型塑的国民的生活态度、价值观念；处于中间层次的是各种社会组织中的科学管理制度，如企业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职工中心主义以及全面质量管理体系等；处在表层或宏观层次的是政府的各项规制体系，包括支持型规制和惩罚型规制等。正是这三个层次的相互作用，共同铸就了日本的质量伦理及其闻名全球的质量业绩。换言之，这种日本式的“质量取向的工作伦理”，既是其历史、文化传统持久培育、涵养的结果，同时又离不开科学合理的外在管理制度的规训作用。下面让我们对这一问题展开具体讨论。

二、文化精神与日本质量管理的“先验模式”

在日本文化传统中，蕴含着一些对现代日本管理产生非常重要影响的观念资本，如忠诚的观念，团队合作的精神，强烈的规则与标准意识，以及勤奋、敬业的精神和一丝不苟、追求完美精致的工作态度等等。这些观念显然受到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同时又是在日本独特的社会历史条件塑造下，发生了某种日本本土化的创造性转换，进而对日本国民的工作伦理、质量意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忠”的观念对于日本人“服从”与规则意识的塑造

日本文化中“忠”的观念虽然来自中国的儒家，但它在中日两国的价值系统中的含义却有很大不同，从而社会政治功能也是不一样的。在中国传统政治伦理中，虽然“忠”的直接含义是“忠君”，但是这种“忠”又是以君主能够“代天行道”、惠民保民为前提的，即必须以君主能够有恩于民为前提条件，否则就会如孟子所说，如果君不像“君”，视人民如“土芥”，人民不仅不应该“忠”，甚至可以视君主为“寇仇”；一个大臣如果不是服从内心良知的判断，处处迎合君主的意志而罔顾天道、民意，恰恰不是“忠”，而是“妾妇之道”、奸佞小人的做法，这就是有些历史人物如秦桧、严嵩、和等生前备受皇帝恩宠，死后却被史家贬斥为佞臣、奸臣的缘故。所以中国文化中的“忠”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其实质是一种基于良心判断之上，以君恩为前提条件的“忠”。而在日本，“忠”的伦理却逐渐演化为一种对君主或主上的绝对、无条件的忠诚和服从。这首先和日本以天皇制和贵族等级制为核心的政治结构有关。不同于中国的皇帝之上还有个“天”这一最后的主宰，日本天皇本身就是至上的神，在他之上不再有高于他的“天”，天皇所代表的朝廷本身就是“公”（オホャケ）的最高层面（沟口雄三，1995）。因此，天皇像神那样是绝对至高无上的，是不可置疑的。这种绝对的天皇制为日本了树立了绝对观念，即：树立了对原则、对权威的绝对服从、绝对信守的思想观念。与天皇制相配套的是贵族制，它是一种由幕僚、各藩构成的贵族等级制，最高的实际权力掌握在幕府手中，下面是各藩，藩下面是武士，武士下面是农民，“士农工商”的级别森严而分明。在这种纵向等级之下，发展出了日本人的忠诚感和服从意识，全国忠于和服从于天皇，下级忠于和服从于等级制中的上级贵族。这种“无保留的忠”的产生也和禅宗的传入有关。受禅宗“忘我”、断绝生死方能“见性成佛”观念的影响，日本文化传统发生一种“死的觉悟”，其“忠”的伦理才进一步走向绝对化。所以，中国的“忠”说到底是对自我良心的忠诚，日本的“忠则基本上是一种旨在完全献身于自己领主的真诚，是一种无条件、无保留的献身精神、敬畏意识和服从精神（梁漱溟，1987）”。

中国文化中的“忠”固然能够让人面对权威（特别是横暴的君力）时保持某种良心的自由和独立，显示出一定的文化超越精神；但是它把判断忠与不忠的权力交给了每个人主观上的“良心”、“良知”，一旦主观判断出现问题，这样的“忠”就往往在实践中流于每个人“自行其是”、自作聪明，这样的人多了，什么规章制度、法律制度和质量标准都难以落实。日本人的“忠”看似愚昧、武断，但在近代的转型过程中，它所蕴含的对于抽象的规则体系、对法制和权威的敬畏感与服从意识，以及严格遵守规章制度的规则意识等，都非常自然而然地与现代企业制度和行政管理体制相结合，发挥了积极作用。正是在这些敬畏感、服从意识和规则意识的影响下，日本人比较能够养成忠诚于企业和政府组织，服从于上级，以及毫不走样地遵守规章制度的思维和行为习惯，以及为了公共的、公司的利益任劳任怨、不辞劳苦的献身精神和中规中矩的规则意识，而这一切，最终当然会表现为强烈的质量意识和责任意识，从而提供好的产品质量和服务。日本人一般给人循规蹈矩甚至有些刻板、笨拙的印象，很大程度上恰恰是他们的规则意识所致。

（二）“共同体”意识对日本人团体认同和协作精神的塑造

质量意识也意味着一种重视社会整体利益、团体利益的价值观和人生态度。一个人如果自私自利，放纵私欲，没有整体意识或团体意识，自然就会做事懒惰马虎、偷工减料、粗制滥造、损人利己。而日本人的质量意识就与他们的团体取向的价值观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历史上，这种共同体意识、团体意识的发育主要是受其社会政治结构影响。在日本的那种等级式的贵族体制下，一个人生来就直接地隶属于某个藩、某个领地，这些藩、领地有着明显的共同体的范围界限，从而容易形成明确的共同体意识。另外，村落在日本历史上也比在中国独立性更强。对比中日两国的乡村结构，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人在乡村之间的自由流动迁移基本上没有什么制度上的障碍，在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的情况下，一个人在某地购买了田地，就可以迁居到此地，使得中国的乡村更具有开放性和流动性；而在传统的日本乡村则共同体意识、排外意识相对较强，村落有比较严格的规则体系，对内部成员的行为进行相对严格约束，同时排斥外来人员的迁入，形成了自律性、封闭性很强的共同体，而这也有利于日本人团体意识的发育。这种团体意识延续到现代，也很容易形成日本人对政府和企业组织的强烈归属感和对公共事务的责任意识，使他们在个人与共同体特别是与企业共同体的关系上，更重视团体、共同体的价值和利益，更倾向于从团体中获得生命的价值感和意义感。当1995年阪神大地震袭来的时候，许多日本人的第一反应不是往家里跑，而是往公司跑；看到自己的家变成了废墟，日本人没有哭，而一旦看到公司、企业震垮了，许多人却悲痛失声，支撑不住了，可见企业、公司对日本人来说是多么重要！正是在这种团体意识的影响下，员工们很容易产生以企业为家的思想，将其所服务的社会组织当成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从而形成对团体的强烈归属感和高度责任意识，在工作中表现出勤奋忘我、吃苦耐劳的“工蜂”精神，与企业、与团体荣辱与共、对工作质量一丝不苟的态度，从而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同时，这种团体意识也有助于培养人们之间的团结与协作精神。在现代流水线作业的背景下，一个高质量的产品是每道工序、每个员工相互协调和共同配合的结果，而日本人那种对团体的强烈归属感以及相互配合精神，正好在追求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的现代管理中找到了用武之地。

（三）“职分”思想对于日本人敬业精神与认真态度的塑造

一个企业乃至全社会能够持续地（而非在某种外在强制下偶然地）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也意味着其大部分社会成员必须拥有一种专注的、心无旁骛的工作心态，意味着能够认真严肃地对待每一件工作，并能从中获得满足感和愉悦感的敬业精神和职业庄重感。中国文化传统特别是在儒家思想中虽然也有些“居敬”、“庄敬”、“职分”等观念，对于中国的敬业精神的发育也会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但总起来看，诚如牟宗三（1991）先生这位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所指出的，“中国文化的浪漫性太强，英雄气太重，而‘事功的精神不够’，比较偏重于追求大目标、大事业，缺乏老老实实做好‘平庸’小事的精神”。这使得中国人的敬业精神相对不足。日本作为一个国土狭小的岛国，资源贫乏，而且饱受地震火灾的侵扰，这样的地理环境和国情一方面使日本人具有很强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感，同时也促使他们走向一种追求小而精的、内涵发展式道路，从而容易养成把小事做好做精、在“茶壶里翻波浪”的精神。另外，日本人的这种工作态度和敬业精神也与其独特的宗教文化有关。日本是个多神教、泛神教的国家，他们认为万物都有道，都有灵。这使得他们把每一件事里面都赋予神圣的意义。而日本佛教的“职分”思想也对培育日本人的敬业精神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本来，佛教从中国唐朝的百丈禅师开始就倡导“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强调世间法即一切法，“担水砍柴无非妙道”，只要认真对待每一件工作，无论大事小事都可以成佛，从而每一件事都含有“道”，都有其神圣的意义。正是从这一思想出发，日本战国末年的禅宗僧人铃木正三也提出“任何职业皆佛行”的“职分”思想，认为“世法则佛法”、“佛法不异于世间法”（“修业之念愿”），“佛法世法同一”，只要专心于日常之职业生活即为佛法之实践，倡导在世俗生活中开显佛法之真精神。商人只要不违正直之宗旨，其经济活动是合理的。农人以锄镰尽心勤勉播种、耕作、收割，就是学佛和行佛之道。正是在这种思想传统和历史条件的影响下，很容易使人形成对于职业的神圣感和敬重感，做事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到过日本的人恐怕都同意这句话，叫做“日本人无小事”，同时也容易对日本人产生“小气”的印象。这种“小气”的风格甚至经常受到我们一些同胞们揶揄，但是这种“小气”用于工作时，恰恰使日本人能够认真做好每一件“小事”，庄重对待每一件“小事”，表现出一丝不苟、勤勤恳恳的职业精神和工作态度。也正是靠着这种“小气”，使他们在做事时追求精致完美，奉行一种尽善尽美的“完美主义”原则，把工作当做享受，在工作中追求艺术的美感。可以说，这种对工作庄重、认真、勤奋、敬业以及追求完美精致的态度和精神，正是日本质量奇迹的奥秘所在。

正如新制度主义所揭示的那样，制度作为一套实现社会秩序的规则体系，包括内在规则系统（内在制度）和外在规则系统（正式颁布的外在制度）两个基本层面。其中内在规则系统主要包括价值信念、道德伦理规范、风俗习惯等，它们构成了各种正式制度的基础或“先验模式”，各种正式制度实际上是对既存的社会内在规则的正式确认，而绝非被任意“制定”出来的（韦森，2005）。因此，一个社会如果没有起码的道德伦理规范的“社会资本”存量，其正式制度规范再完美也没有生命力。上述日本文化传统中的一些人生哲学、价值观以及由此产生的工作伦理，就是日本质量管理规范体系中的灵魂和基础。

三、政府规制与日本质量管理的宏观层面

虽然日本文化中的工作伦理构成了日本质量规范的基础和灵魂，但这种“内在规则”毕竟是依靠员工的道德自律发挥作用的，难免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弹性，仍然存在诱发投机取巧的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再加上市场经济条件下，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本身就蕴含着外部性、自然垄断、不完全竞争、信息不对称和风险性等市场失灵的问题，如果没有政府的适度干预和规制，就无法保证企业等社会组织持续地提供优质的服务和产品，进而为害社会。基于“内在规则”的模糊特点和“市场机制”的失灵可能，作为“外在规则”的政府监管与规制就显得必然与必要。那么，在质量问题上日本政府是如何发挥规制和监管作用的呢？

（一）政府规制的前提：协调型的政府―企业关系

众所周知，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社会原因，日本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十分独特。它既不是政府对企业的简单规制关系，也不是“消极国家”意义的政府对市场的放任关系，而是介于二者之间，是一种以政府为主导的、政府―企业相互依存的“协调模式”。“在这一模式下，政府和企业形成多元的或多渠道的协调沟通与调控关系。比如在宏观层面上，政府通过各种企业法规、金融政策方面的规制，积极介入企业”（Lee and Yamazawa，1990）。在中观乃至微观层面上，则是在政府各部委与所管辖的民间企事业团体之间形成长期的信息沟通和协调关系，其突出的表现就是企业以产业界为单位，由产业界团体与政府方面进行交涉，而政府（官僚）方面则按产业类别设立被称为“原局・原课”的部门，专门担当与企业的交涉，形成一种“关系型控制体系”（孙丽，2008）或“官民一体”（王德迅，1998）的产业协调发展体制。图1展示了日本政府与企业之间沟通协调的框架结构，这一框架结构具有以下特点：（1）日本政府各部委之间的管辖范围区分严格，各部委与各管辖范围内的民间企事业团体之间形成了长期的关系；（2）日本经济体制中的“政府―企业关系”由代表产业界的产业界团体和代表政府各部委的原局・原课按产业类别进行交涉，具体表现为图中的虚线部分；（3）日本政策的制定权分散于各个掌管工业的部门和其相对应的产业领域中 ，不同部门之间相互协调，执行地位平等。也就是说，与企业联系紧密的政府各部委在法律的制定上具有主导的作用；（4）日本公司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向来以亲密友好著称，因为政府官僚执行法律主要是用非正式的“行政指导”方式，法律规定外的官员和企业之间的会议不计其数，政府视自己为国内产业的促进者，而非铁面无私的管制者。

上述的特点给我们清晰地勾勒出了一个“具有政策（甚至是法律）主导权、与企业相处融洽并了解企业动态”的日本政府形象，同时也告诉我们，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政府与大企业保有紧密的合作。产业政策、规制体系等一系列政策的出台绝不是政府单方面计划行动的结果，企业在一定程度上也参与和影响了政策的制定。世界银行1994年的报告对此评价道：“日本存在一个能力高、不正行为少的官僚机构，这样的官僚机构一边从政治的压力中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一边利用审议会等和民间企业进行情报的交换和协作。”由此，我们不难想象，在这种情报交流通畅、政府企业关系密切，并且知己知彼的情况下，政府能够制定出合理、有效、符合企业发展的产业政策以及规制标准也就理所当然了。因此，协调的政府―企业关系是日本政府规制的前提。

（二）政府规制的保障：健全的法律体系标准

为了保障企业和各社会组织能够提供良好的产品和服务，日本政府在发挥规制功能方面的一个突出特色，就是充分发挥法律的作用，依靠严格而健全的法律体系对生产和服务的各个领域进行全面监管。从国家规制发挥作用的范围来看，日本《东银周报》曾在1995年7月20日的报道中指出，“日本在1990年受国家规制限制的经济领域占所有经济领域的41.8%，而在同时期的美国，这一比例只有6.6%”。这也使得日本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是政府规制最多的国家。从横向上看，这些规制类法律几乎涵盖了日本生产与服务的诸领域，包括电力、铁路、通讯、食品、商业等等；从纵向来看，这些规制类法律几乎涉及从生产到加工，再到销售的各个环节，包括市场准入（认证许可）、生产设备新增、进口、市场售价等等（莽景石，2000）。

日本规制类法律之所以健全，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这是规制的内在要求。所谓规制，主要是指运用法律、规章、制度等手段，直接对微观经济主体及其活动进行规范、激励和约束、限制，修正市场经济的先天性缺陷，引领社会的健康发展。因此，规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制度依赖性”，它是以法律、规章、制度的存在作为前提条件和重要手段，只有这些法律、规制、制度存在了，政府干预企业、经济的行为才能变得合法、合理；另一方面，这是日本质量管理理念的必然结果。从规制手段实施的时期来看，规制可以分为事前规制与事后规制两个阶段。事前规制主要体现为制定绩效标准、规格以及偏差预警系统；事后规制主要表现为对规格、标准的维持进行确认和监督。但是质量本身具有公共安全性的特点，一旦造成伤害即无法弥补。因此，日本政府在质量管理上，特别强调“事前规制”，以期通过“预防行政”收“先下手为强”之功效。在这一管理理念的指导和诱发下，具体到规制类法律上，就特别强调“法律先行，防患于未然”。因此，日本的规制类法律健全不仅理所当然，更是为政府规制的顺利施行提供了制度支持和保障。

（三）政府规制的手段：支持型规制与惩罚型规制的并用

我们知道，政府对企业的规制可以分为惩罚型规制（矫正）和支持型规制（改善）两种类型。就支持型规制而言，有学者认为，日本政府对企业的扶持和支持，是日本质量管理能够长期反复进行的根本原因（张秀敏、高淑娟，2006）。这些支持和扶持主要有：（1）放手让企业进行竞争的同时，积极编制滚动式的长远规划，以引导和适应企业的发展需求。（2）日本政府以经济为杠杆（包括税收、信贷、经济立法等）对企业进行扶持和支持，政府先是通过各种规制建立了日本银行的“护送船团”方式和主银行制，进而直接控制了银行和金融业，再通过银行和金融业为企业进行各种贷款支持和产业扶植。（3）日本对中小企业采取特殊扶持方针，鼓励其提高质量，向专业化方向发展，日本政府为了解决中小企业筹资难等各种问题，一方面设立了专门的机构，另一方面制定了专门的法律政策（参见表1）；另外，还从劳动力、技术情报、原材料几个方面对中小企业进行扶持，协调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关系。（4）日本以“技术立国”为方针，着力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为此，政府将技术开发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由1.7%提高到3%，将技术开发费中政府负担的比例由30%提高到40%，并重点扶植一系列新技术的开发。（5）为促进企业质量发展，日本设置了各种奖励措施，如通产省的“出口企业产品标识制度”和科学技术联盟的国家质量奖――“戴明奖”等，以促使企业提高产品质量，增强国际竞争力。

就惩罚型规制而言，上述已经提到，日本的规制类法律不仅多而且严，除了国家严厉的法律规制外，通商产业省还有相关的产业政策的约束，这些法律和政策，无一例外地强调，企业必须依法照章办事，绝不允许投机取巧，绝不允许违法乱纪。如若有违法乱纪的行为，小的方面而言，将会失去国家政府的信贷支持；大的方面而言，高额的罚金足以会使一个企业及个人倾家荡产，甚至锒铛入狱。通过对于支持型规制与惩罚型规制的并用，日本政府真正做到了奖优罚劣，从而维护产品质量法规的权威性，促进质量管理的提升和发展。

四、企业制度与日本质量管理的中观层面

政府质量监管，在整个宏观质量管理体系中，最重要的职能是保证一个国家或区域总体质量的安全。政府当然有促进一个社会总体质量向更高目标发展的任务，但是由于更好的质量标准，实际上根本没有办法加以静态确定。更重要的还在于，“更好的质量标准并不是政府的直接行为就能达成的，它更多地取决于一个良好的、公平的质量制度环境，以及取决于企业的自身努力”（程虹，2009）。因此，要想从“质量安全”迈向“质量发展”，追求更高、更好的质量标准，关键在于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要依法进行自我约束、自我规范、自我管理，并根据市场规律进行自我经营和自我决策。

日本在经济上具有自由化的特点，市场经济也比较发达，日本各企业为了应对市场自由竞争的压力，提出了“以质量求生存”的口号，积极进行管理改革和制度创新，并发展出了一系列具有共性和特色的制度成果，从中观的企业层面保证了日本的质量管理。概括而言，这些制度成果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终身雇佣制

日本企业在用工制度上比较普遍地实行终身雇佣制。这种看似不符合市场逻辑的制度模式，其实内含着深刻的经济理性，符合雇佣双方的权利要求。从企业角度来讲，这一用工制度提供了稳定而优质的劳动力资源，进而推动了企业的技术革新与质量发展。培养一个高技术的员工，既需要高成本的投入，也需要中长期的培训。终身雇佣制度恰恰为此提供了资金与时间的保障，并在企业和员工之间形成了一种受到法律规范和保护的契约关系。因此，企业可以放心对员工进行长期经营和培训，而不用担心企业员工的跳槽和辞职，以及由此给企业带来的严重人力资本损失及其相关的成本代价。反过来说，受过培训的高技术员工又会进一步改进生产技术，进而推动企业的技术革新与质量发展。从职工角度来讲，有利于规避失业的风险，充分调动职员的积极性。这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有利于企业员工安于本职。日本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较小，从业人员离职很困难。一旦辞离原来的企业，一般只能到中小企业就职，而这些企业工资低、劳动条件差、福利设施几乎没有，并且还要被嘲笑为“懒惰、轻浮”之人，因此，离职的代价是极其严重的，这进而塑造了日本企业员工“既来之，则安之”的思想观念，强化了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和忠诚感。另一方面，这一制度也有利于企业激发员工的创造力和主人翁意识。企业的发展繁荣与职员的物质利益密切相关，所以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就十分关心企业的经营。如果企业经营搞活了，不仅能增加奖金，劳动条件和福利设施也会得到相应改善。但企业一旦亏损或破产，就会减少奖金，甚至失业。因而日本企业的职员为了自己所在企业的繁荣不仅能尽力工作，还积极参加技术革新，提出合理化建议，进而让企业员工形成了一种“干一行，爱一行”的心理观念。总之，终身雇佣制在企业和员工之间形成了一种契约关系，既规定着双方的义务又保障着双方的权利，使双方都有了安全感，有利于创造相互合作及和谐的组织管理气氛，从而间接地促进了质量管理。

（二）年功序列制

日本企业在报酬体系上实行年功序列制，主要体现为工龄工资制和工龄升迁制。这种工资制度不是根据劳动力的供求关系来确定工资额，而是按照职员劳动熟练程度和对企业贡献大小的工龄来决定的。同时根据定期增薪和提高工资标准的规定，使职工每年工资都有所增加。基本工资的增加，决定因素主要是工龄。在年功序列制的前提下，年轻人员的工资所得比较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与其贡献度并不匹配的，与之相反，中老年从业人员的工资所得则会比较多。因此，对于年轻从业人员而言，过少的支付意味着对企业的变相投资，年轻时的“投资”会在年老后的“分配”中得以回收。从业人员的这一显性出资甚至比股东的股票所承担的风险还大，因为从业人员在中途离职和企业破产都可能意味着收益的直接损失，日本企业的从业人员也因此不得不与企业结成长期一体化的命运。除此之外，日本企业还通过工龄升迁制来满足从业员工渴望提高社会地位的要求。换言之，对于企业员工而言，物质酬劳、公司职位与工龄大体呈一种正相关关系，工龄越久，酬劳和职位就越高。这就让企业员工一方面对未来有了预期和期待，另一方面也避免了企业内部、员工之间的勾心斗角，有利于创建和谐的员工关系和企业氛围，在这样一种现在时态和谐、未来时态可期的工作氛围下，质量的提升的也就理所当然。

（三）职工中心主义

日本企业“职工中心主义”观念和制度的形成，源于历史和制度两个方面。就历史原因而言，二战后，日本政府通过解散财阀、农地改革、劳动立法等三大民主改革，对既存权力进行了瓦解，对既有资产进行了分配，进而缩短了专业经营者和职工之间的经济和社会距离，从根本上变革了日本企业的所有观；就制度原因而言，日本企业采用的终身雇佣的用工制度和年功序列的报酬体系，增强了职工的主人翁意识，职工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企业，不遗余力地为企业做贡献。

具体而言，这种“职工中心主义”主要体现在所有观念、实际操作和最终受益三方面。（1）所有观念方面，从业人员虽然不是企业所有者，但是具有所有意识。股东尽管是所有者，但不具有所有意识。1990年日本经济新闻社采用抽样调查对100名企业课长进行有关“企业应属于谁？”和“现实中是谁的？”等问题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参见表2），无论在应然观念上，还是在实然观念上，“属于职工”的回答分别以80%和77%的高比例占据榜首。这进一步表明，日本企业的所有观是以职工为中心的含有其他利害相关者的观念体系。（2）实际操作方面，日本企业中的经营者与职工的关系与欧美等国不同，企业职工进入公司时，没有多少受雇之感，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人都能逐渐进入经营管理层，而且还是职工代表。在1990年对日本113名大企业社长进行的调查结果表明：作为社长支持的基础，最需要重视的主体是职工（63%），其次是董事（18%），最后是股东（12%），可以认为，日本公司从实质上而言，已经变成了职工的财产。（3）最终受益方面，公司收入虽然首先要满足投资者的利益，但全部余额则用于确保公司的未来发展和保证职工的未来利益，因此职工是最终控制者和剩余索取者。

（四）全面质量管理

正如日本科技联盟理事长铃江康平在一次管理者大会上所说：“我们国家什么也没有，只有全面质量管理，我们一定要深入地推行和发展它，否则，我们在国际上战斗的武器就丢掉了。”对于全面质量管理，日本学者狩野纪昭曾这样解释到：“它是指以质量保证为核心的经营管理。各部门和阶层都必须在经营者的领导下，以日常管理（各部门管理）和各种职能管理为基础，实行方针目标管理。”（1984）概括而言，就是全员参加、全员管理、全员教育。经过多年的积累和实践，目前的全面质量管理又有了两个新的趋势：（1）向广度、向普及的方向发展。表现为在全社会各行各业都开展全面质量管理；把销售服务工作推进到产品使用全过程，考虑延长“包修期”，乃至考虑到“社会保险”；注重跨企业组织质量管理协作，这是因为日本企业从外部购入的零部件占到制造成本的一半以上，为了保证质量，企业间相互真诚的质量保证就极为重要。（2）向纵深、向提高方向发展。这表现为：重视加强产品形成早期阶段的管理，把质量管理的重点放在设计方案、加工样品、调整工艺流程等阶段，事先把好关；注意生产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不搞形式主义、突击生产、超负荷运转；提高人的素质，进行普遍的质量管理教育，把人当成全面质量管理的核心，强调“把质量意识注入每位员工的血脉之中”。日本企业全面质量管理的推行，也为日本带来了高质量的奇效。

五、结语

总之，日本质量管理的成功是文化传统与制度创新合力的结果。经过上述讨论，我们得出了以下两点结论和启示：（1）好的质量首先源自文化和制度两个方面。一是文化，文化的传统以及文化所产生的价值观、世界观和生活的态度，会对人的质量意识产生濡染，要想有良好的质量意识，必须有能够培养忠诚、服从、合作、求精、敬业等观念的文化土壤；另一方面则来自于制度，这里说的是正式设立的制度，而不是习惯和惯例，好的制度既能对人形成一种外在的控制力，又能对人形成一种激励机制，日本质量管理的成功显然是与政府规制、企业政策等制度离不开的。（2）好的质量又源于整体层次功能的发挥。日本质量的成功是宏观政府规制、中观企业制度以及深层文化传统共同作用并且长期坚持的结果，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三者是缺一不可的，因为任何一者的缺失都会影响到其他层次作用的发挥。这三个层次恰恰是有序存在、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了日本质量管理的发展和进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以上两点的结论和启示，对于正处在转型时期、产品和服务质量问题十分突出的中国来说，无疑是值得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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