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环境的原因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污染环境的原因，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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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渍损失和环境污染带来的危害

1）使物资失去原有经济价值。扑救堆垛、仓库、实验室、图书馆、陈列馆和工厂、商场等火灾时，因灭火水流浸泡了纸张、毛皮、药品、精密仪器、电子计算机以及贵重工艺美术品、国家文物等忌水的物资，从而使这些物资成为废品或次品，失去原有的使用价值和经济价值。

2）损坏建筑物，造成建筑物倒塌。灭火用水量大，水渍损失聚积量大，因多层建筑物排水差或建筑物内的燃烧物具有一定的吸水性，会使大量的水渍损失聚积，造成建筑物内积水严重，则大量水沉积在建筑物内部，有些楼层可能因积水过多而提前倒塌。

3）使火灾扑救失利。灭火战斗中，采用了错误的灭火方法，选用了错误的灭火剂，防排水措施不利等原因，会使遇水燃烧物质爆炸、起火或释放出有毒气体；会提高贮罐内易（可）燃液体的液位或使其流淌，扩大燃烧面积；会导致重质油品沸溢、喷溅；会使船舶倾斜，甚至翻沉。从而给灭火战斗增加困难，甚至导致火灾扑救失利。

4）造成二次灾害。水在灭火过程，因燃烧物的种类、性质不同，会使扑救现场造成二次灾害—水灾。如扑救居民楼火灾、堆垛、仓库、图书馆、商场等火灾时，因灭火水渍会使其改变或失去原有的性质，商场或家庭使用过的电器，会因水灾而爆裂，图书会因水渍而变质等。

5）具有一定的污染性。在扑救石油化工、医药化工、化学事故救援中，大量的水渍会造成环境污染，对人员、畜牧及植物的生长具有伤害腐蚀作用，如在扑救吉林石化公司火灾中，大量的水渍夹杂着化学原料流入了松花江，造成了河流的污染。

二、造成水渍损失和环境污染的原因

1）基层指挥员的综合素质低，理论基础较差，没有实战经验。指挥员丰富的理论素养是减少水渍损失和环境污染的基础。在火灾扑救中，大多数指挥员不会正确计算（估算）火场的用水量，不知道如何发挥灭火剂的最大效能，只是凭经验使用大量的水灭火，造成了水渍损失。

2）火情侦察不详细。火情侦察是灭火战斗的重要环节，如果指挥员在火场中不能组织好火情侦察，或在侦察时只是走马观花就下达战斗命令，就会造成战斗中情况不明，火点不清，盲目行动，不仅会造成大量的水渍损失而且还可能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3）战术战法运用不当。正确合理运用战法是灭火战斗成功与否的关键，有的指挥员到了火场不管火场什么情况就开始展开战斗，看到哪里火势大水枪就射到哪，而且一味地采用大口径水枪冲击火场，致使小火场酿成大水灾。

4）灭火剂选用不当。造成水渍损失的原因还有就是指挥员在决定采取战斗行动时，没有根据燃烧对象和物质性质准确选用灭火剂，到了火场看见火势就不管什么情况就开始射水，结果造成了水渍损失。

5）水不能正确地使用射流。好的水需要加强训练，要根据火场情况正确使用射流，做到能使用开花射流和喷雾射流灭火的坚决不使用直流水灭火。而有些水往往忽视了这一点，战斗展开后就一味地使用直流水，造成了大量的水渍损失。

6）对应该回收的水渍残液没有回收或回收不彻底，对有环境污染的现场应设堤坝的没有设堤坝，造成大面积污染。

三、预防灭火救援水渍损失和环境污染的对策

1）加强学习培训，提高指挥员的指挥能力和理论水平。我们认为基层指挥员的培训应注重技能、技术运用，而不是理论知识的培训，基层指挥员只有具备了一定的理论知识、技能、技术，在研究总结各种案例的基础上，才能提高灭火救援指挥能力，从而，才能在灭火救援中减少或避免水渍损失和环境污染。

2）提高灭火救援人员特别是指挥员的思想认识，增强灭火救援中的水渍损失和环境污染的观念。在以往的灭火救援中，我们只注重了灭火救援，而忽视了水渍损失和环境污染，只要灭火救援成功就是胜利，从来没有意识到给环境带来什么样的污染。在社会发展的今天，又是人权，又是绿色环保，又是灭火救援。灭火救援是为了减少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如果我们消防部队要不考虑环保的问题，那将在灭火救中给社会带来二次灾害———水灾或环境污染。

3）最大可能接近燃烧区射水。灭火战斗中，由于火场情况复杂，火点难以确定，给扑救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不便，阻碍了消防人员的灭火行动，只能在外部或远距离打击火势，造成了大量的水渍损失。因此，消防战斗人员必须贯彻“打近战”的指导思想，在火势的下风或侧上风方向抢占有利地形，看准火源，将水枪射流直接喷射到火焰根部，使水流发挥最佳效能，迅速有效地扑灭火灾，严禁盲目射水。

4）准确使用灭火剂，充分发挥灭火剂效能。灭火剂的选择强调一个“准”字是减少水渍损失的关键，“准”字的衡量标准是灭火的有效性、对邻近物资设备的影响程度、最低限度的灭火剂成本耗费。火虽灭了，而水渍的危害所造成的损失数倍于燃烧损失、甚至使邻近的物资设备也毁了，这就达不到最大限度的减少水渍损失之目的。

5）充分利用高科技装备，现代技术灭火。社会在进步，科技在发展，我们消防部队车辆器材装备也在随着社会的进步而进步。一是只有改进、购置高科技装备来代替落后的器材装备，才能减少水渍损失或环境污染。二是改进战术方法，由大功率消防车远距离车载炮灭火作战，改为近距离的枪战灭火。三是正确使用灭火器材，充分发挥人与装备的最佳结合。四是保证火场通讯畅通也是减少水渍损失的重要环节。

6）充分发挥固定灭火设施和工艺灭火。在某种灭火救援中，固定灭火设施或工艺灭火往往比我们的移动灭火效率要高。当固定灭火设施遭到损坏时，可用高喷消防车进行冷却，来减少水渍损失。在扑救化工厂火灾时，可运用工艺灭火的方法来减少水渍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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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环境污染 原因治理

农村是整个社会的基础，没有农村优良的环境，便没有整个区域的良好环境。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口的不断增加，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环境污染问题日趋突出。据调查，农村环境污染主要表现为畜禽养殖污染、农药化肥污染、农村生活污染以及工业污染，其中农业畜禽养殖和生活垃圾是目前造成农村环境日益恶化的主要原因。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要解决农村环境污染问题。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the improvement of farmers' living standard and the increase of rural population, the utilization strength of the resource by the comprehensive rural development scale of the town industry is expanding, which caused the more and more serious situation of the rural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ecological destruction, and the overall rural environment is unsatisfactory. The increasingly serious rural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has become the urgent social issu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countryside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cept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In view of the situaiton, the rural environment management should be vigorously carried out to solve its pollution. Keyword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ause; management

中图分类号： B82-05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104（2012）

一、 造成农村环境污染的原因

1.目前的环境管理体系及农技推广体系难以应对污染问题。我国的环境管理体系是建立在城市和重要点源污染防治上的，对农村污染重视不够，加之农村环境治理体系的发展滞后于农村现代化进程，导致其在解决农村环境问题上不仅力量薄弱而且适用性不强。

2.财政渠道的资金来源不够，导致污染治理不力。城乡分治战略使城市和农村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现象。具体到环保领域，主要指城乡地区在获取资源、利益与承担环保责任上严重不协调。长期以来，中国污染防治投资几乎全部投到工业和城市。城市环境污染向农村扩散，而农村从财政渠道却几乎得不到污染治理和环境管理能力建设资金， 也难以申请到用于专项治理的排污费。

3.环保意识淡薄，重视程度不够。环保意识淡薄是导致污染产生的根本原因， 一是部分地方领导没有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在招商引资过程中没有把环境和生态优先考虑，没有将科学发展观真正落实到具体工作中。在处理环境与经济关系时，片面强调眼前和局部利益，以致在决策时，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求一时的经济增长，仍走 “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二是相当部分企业环保意识淡薄，在利益驱动下，在防治污染上消极对待，有的甚至闲置污染处理设施搞偷排。三是农村环保宣传教育力度不够，群众的环境保护意识总体不强，许多群众往往会对涉及自身利益的环境违法行为进行举报或投诉，而对自身破坏或影响环境的行为缺乏自我约束。

4.农村环保力量薄弱，环保资金投入不足。当前农村环保工作主要靠县市级环保部门，虽然已经建立了相应的环保考核机制，但乡镇基本上未配备专门的环保队伍，落实工作还是以县市环保部门为主，使农村环保工作在工作质量和效率上大打“折扣”，很难将各项环保方针政策落到实处。环保投入不足，导致环保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环保队伍自身建设难以跟上形势需要，环保机构设置滞后，缺乏有效的手段解决环境污染问题。

5.农业生产污染严重。一是化肥、农药的流失渗漏。由于农民盲目追求农产品单产数量，超量或不科学使用化肥，使农产品质量降低，个别地区土壤中有害重金属含量偏高，部分蔬菜含硝酸盐超标；由于过量或滥用农药，使粮食、果蔬等农产品受到污染，同时还影响到有益生物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致使生态失去平衡。二是农用地膜污染严重。农民为了追求农产品临时效益，大量使用地膜或塑料大棚，使棉花、果蔬早种植，早结果，早上市，提高单价以增加收入，但不容忽视的是，大量使用地膜，又不进行清理或科学处理，长期使用，对土壤十分有害，终将导致粮食、蔬菜品质下降，即对人体危害物质含量激增，营养物质含量相对减少。

6.生活垃圾和畜禽粪处理不当。在农村没有垃圾处理场，也没有必要的处理方法，生活垃圾在水塘沟渠、道旁地头，随意乱倒堆积，成为新的污染源。另外，随着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农村养殖专业户越来越多，规模逐渐扩大，确实增加了农民收入，但是，大多数养殖专业户对畜禽场排放废弃物的处理和贮运能力不足，畜禽产生的固体粪便随意露天堆放，不能进行及时有效的无害化处理，臭气四溢，粪水横流，导致农民生产和生活环境污染加剧。

二、治理农村环境污染的对策建议

1.加强宣传发动，增强参与意识。广泛利用各种媒体和途径加强宣传教育，提高民众生态知识水平，强化全民环境保护意识和参与意识，逐步形成人人珍惜环境、保护环境、美化环境的良好氛围。加强村级农村环境卫生知识和技术培训，传授他们环境友好技术、清洁生产技术、农村废弃物资源化开发利用技术，让农村环境保护变成生产者的自觉行动，真正实现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民生活方式的根本转变。

2.建立农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设施， 完善管理机制垃圾清理。对所有农村村头地角、 河边沟渠、房前屋后、公共场所、室内室外等存量垃圾，集中时间进行全面清理。建设生活垃圾填埋场，设置农村生活垃圾桶点(垃圾中转站)，配备环卫机具等作业设施、设备，组建保洁队伍，建立起“组保洁、村收集、镇运转、县处理”的农村生活垃圾集中清运体系和集中处置机制，建立管理、 考核等相关配套制度。

3.进一步推进农村“一池三改”建设。即通过建设沼气池，推动改灶、改厕、改圈。积极推进“一池三改”可以提高能源利用率，对减轻农村大气污染，改善水环境质量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4.合理规划畜禽养殖布局。对畜禽养殖场进行总体规划，规划后在区外新建的畜禽养殖场必须限期予以拆除，规划前已建的区外畜禽养殖场必须于规划要求的日期前治理达标，未按期达标的一律搬迁或关闭。推广畜禽养殖业粪便综合利用和处理技术，对规模化的畜禽养殖场必须要有一定的综合利用和污染处理设施。大力推广“猪、沼、菜”，“鸡、沼、鱼”，以及连片建设大型沼气池等粪便清洁处理模式。

5.控制农业秸秆环境污染。严禁焚烧秸秆，严禁将秸秆随意推入河中。制定各种优惠政策，积极扶持秸秆的资源化综合利用，稳步推进秸秆气化集中供气工程，大力推广秸秆全量还田、秸秆青贮氨化养畜及食用菌生产等综合利用技术，提高秸秆综合利用率。

6.防治土壤污染。加大先进农业生产技术的科研攻关力度， 积极推广先进的耕作技术， 使用高效、低毒、低残留的新农药，推广病虫综合防治和秸秆综合利用技术，努力实现农业产业结构合理化、生产技术生态化、生产过程清洁化、生产产品无害化。开展生态农业建设是控制农业面源污染的有效途径。

7.积极推动乡镇企业结构调整。鼓励发展技术含量高、物耗少、污染轻、效益好的产业和产品，把产业结构调整和推广清洁生产工艺、实用治理技术、发展环保产业结合起来。全面推进农业标准化，大力发展农村循环经济和推行清洁生产。

三、结束语

总之，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要解决农村环境。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生态环境建设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因此农村环境保护工作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改善农村生态环境状况，保护农民和农产品消费者的身体健康，进而促进农村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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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原市环境监测站，吉林 松原 138000）

【摘　要】农村环境污染日益加重。本文分析污染原因并尽快制定治理措施及环境监测方案已成为近年环境监测工作的重点。

关键词 农村环境污染；原因；防治；监测

近年来，随着工业和城镇生活点源污染得到了逐步地治理，农村环境污染已逐步成为我国环境污染的主体。我国是世界上化肥、农药使用量最大的国家，化肥和农药年施用量分别达到了4700万吨和130多万吨，而利用率仅为30%左右，流失的化肥和农药造成了地表水富营养化、地下水污染、农田土壤以及空气的污染；另外生活垃圾的处理没有形成规模，几乎全部露天堆放；大量的生活污水也全部直排，这些都致使农村的环境质量已普遍开始恶化，所以尽快在农村开展全面的水、气、土壤、生物的监测工作，根据监测数据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治理措施，已经成为当前农村环境治理工作的重中之重。

1　化肥与农药对环境的污染

1.1　对地表水及地下水源的污染

化肥随农田径流带入地表水体的氮占人类活动排入人体氮的51%，这些江河水域中氨氮和硝酸盐都是主要污染物，富营养化日趋严重，同时又造成地下水污染。另外，农药对水体的染污也很普遍,全世界生产了约150万吨滴滴涕，而其中的100万吨左右仍残留在海水中。[1]

1.2　对土壤的污染

长期大量地使用氮肥特别是大量施用铵肥，使土壤逐渐酸化，板结。一些地处热带的农田长期大量施用氮肥而不用有机肥，致使土壤严重板结，最终丧失了农业耕种价值。农药在其使用过程中，约有一半药剂下落在土壤中，而由于农药本身不易被阳光和微生物分解，对酸和热稳定，不易挥发且难溶于水，故残留时间很长，特别对粘土和含有机质的土壤残留性更大。

1.3　对大气的污染

农药微粒随着蒸汽散发空中，随风飘移，污染全球。特别是滴滴涕，它除了化学稳定性和物理分散性外，滴滴涕还具有独特的流动性，它能随水汽共同蒸发到处流传，致使整个生物圈都受到污染。

2　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对环境的污染

据统计，在日常生活中，全国农村每年产生的生活污水约80多亿吨，部分污水直接进入到地表水及地下水造成污染；农村全年产生生活垃圾约1.2亿吨，大部分得不到有效的处理，全部露天堆放，垃圾臭气直接在空气中传播，大量细菌、各种微生物、病毒对农民生活造成极大的危害。

3　畜禽养殖对环境的污染

农村大量畜禽养殖都是圈养或散养，圈舍很少定期消毒，空气污染严重，另外大量的畜禽粪便都是露天堆放，然后经过自然发酵后才能成为农家肥，在此过程中对空气造成二次污染，同时堆放时没有进行防渗、防漏处理，部分渗滤液直接进入地下水，然后通过地下径流进入地表水，对水质造成污染。

4　环境污染的防治措施

4.1　科学施用钾肥、磷肥、广泛施用有机肥、积极推广微生物肥料和垃圾堆肥。因地制宜，综合多种因素进行考虑，合理并科学地施用化肥。有机质是农作物营养元素的主要来源，同时也是作物所需的各种微量元素的源泉，同时还能促进土壤有益微生物的活动。土壤中的有机物质以及施用的厩肥、人粪尿和绿肥等，很多营养成分在未分解前作物是不能吸收利用的，也要通过微生物将它们分解，变成可溶性物质，才能被作物吸收利用。垃圾堆肥和垃圾复合肥的产生，既处理了城市垃圾，防止了污染，又生产出能够满足农业需要的高质量的有机肥料。

4.2　减少农药的使用量，采取综合防治的方法研究新的杀虫除害途径；搞好农药安全性评价和安全使用标准的制定工作；安全合理地使用现有农药；发展高效、低毒、低残留的农药。使用农药之前，首先必须调查研究各种病虫害的起因和发生的条件，做到能预测预报，对症下药。其次是混合和交替使用不同的农药，以防止产生抗药性并保护害虫的天敌；另外还要注意改进农药使用性能，改进农药在使用中的某些缺点。[1]

5　农村环境监测方案

5.1　建立建全地表水监测系统

在地表水流经的区域以村镇为单位，以村镇的排污口及取水口为界点，设置一个或几个村镇的采样断面，每年定期进行地表水项目全分析，在每年的农村灌溉期增加监测频次，分析上、下游水质各项指标的变化规律，并将监测结果进行流域内的全程比对，以便于发现其污染程度和变化规律，分析污染原因，制定污染治理措施，以求尽快改善水质状况。

5.2　建立地下水监测体系

根据地下水的流向、经过的岩层、地下水水深，以村镇为单位设立监测点位，每月进行一次地下水水质监测，着重开展化肥、农药涉及项目，同时进行同一地下水系间的监测数据比对，结合当地化肥、农药使用的品种与数量分析地下水变化规律，分析污染原因及变化趋势，因地制宜地制定污染治理措施。

5.3　建立空气自动监测站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以村为单位设立空气自动监测子站，在乡镇设立数据终端，设专人进行数据传输和系统维护，各三级监测站可以时时监管、监控全县各村镇的空气变化情况。另外，同时可以在村屯增加临时监测点位，根据农村实际情况增加监测项目，这样农村的整体空气状况就会形成全县、全省乃至全国的监测网络，使农村的空气监控成为可能。

5.4　定期开展农村土壤监测

目前在全国开展的农村环境普查工作已经进行三年了，应该尽快将这项工作做为监测站的例行监测工作，加大监测频次，增加监测点位，力求最大限度地反应出农村土壤现状，极时发现土壤变化趋势，将已经出现板结状况的土壤尽快进行改良，将出现轻微污染的土壤马上改变种植方向及化肥、农药的施用方案，对于土质优良的土壤尽量减少化肥、农药的施用量，保持土壤现有的状况。

农村的环境污染问题已经不容乐观，农村环境监测工作又将面临涉及面积广、人员多、设备和技术人员短缺、工作环境艰苦等等问题，所以尽快建立起农村的环境监测体系将是对环境监测工作的又一次重大考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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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污染环境罪；财产法益；人身法益；环境法益

虽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就把保护环境确立为一项基本国策，但在1997年《刑法》颁布实施之前，我国《刑法》中并没有规定关于污染环境方面的犯罪。1997年《刑法》第338条规定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并以“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为构成要件要素;而且，学界一般把该罪解释为过失犯罪。2011年5月25日颁布的《刑法修正案(八)》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罪状进行了修改，不仅把原来条文中的“危险废物”改为“有害废物”，删除了“向土地、水体、大气”的修饰语，把“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修改为“严重污染环境”。随后，最高司法机关把“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罪名修改为“污染环境罪”。2013年6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了《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环境污染解释》)，对《刑法》第338条中的“严重污染环境”做出了较为详尽的解释。从立法机关和最高司法机关对污染环境罪的修改和解释来看，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污染环境罪的处罚范围在不断扩大。那么，污染环境罪的法益经过了怎样的发展过程?在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的今天，应当如何解释污染环境罪的法益才有利于惩治环境污染犯罪?污染环境罪的法益应当坚持什么样的发展方向?这些问题均值得认真分析研究。本文以实质解释为立场，以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的变化为线索，对污染环境罪的侵害法益进行了初步探讨。

一、《刑法》第338条修改前污染环境罪的侵害法益

1997年《刑法》颁布之前，我国《刑法》分则中没有污染环境方面的犯罪，因而无所谓该类犯罪的法益问题。1997年《刑法》到《刑法修正案(八)》颁布实施之前，环境污染犯罪在我国《刑法》上被类型化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对于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法益，刑法理论认为包括国家环境管理制度、公私财产权与公民健康、生命安全。①但在笔者看来，这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解释，理由如下:一方面，《刑法》把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规定在分则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而这里所说的“社会管理秩序”是指狭义的社会秩序，即国家对社会日常生活进行管理而形成的有条不紊的秩序，因而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法益首先应当是作为社会管理秩序的国家环境管理制度。另一方面，《刑法》第338条把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结果表述为“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其中，“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表述为把该罪的法益解释为国家的环境管理制度提供了依据，而“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为把该罪的法益解释为公私财产权与公民健康、生命安全提供了依据。而且，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首先侵犯的是国家的环境管理制度，其次才是公私财产权和人身权。但问题是，侵犯了国家的环境管理制度就一定成立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吗?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又是如何被度量的呢?修改前的我国《刑法》第338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从这一规定来看，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属于侵害犯，即只有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才成立本罪。从法条的表述来看，这里可分为两种情形:一是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并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严重后果;二是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并致使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由此可见，如果仅仅是造成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而没有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则不成立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如果坚持仅仅造成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但没有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就可以成立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那么“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就没有实质内容。2008年6月2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了《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以下简称《立案追诉标准(一)》)第60条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案的追诉标准做出了详尽的解释。从该条的基本内容来看，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追诉标准仅限于对公私财产造成损失的程度和对人身的伤亡程度。②可见，“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本身没有实际内容，必须通过“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来表现。换言之，“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与“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之间实质上并不存在并列关系，后者是对前者解释，即“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就是“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以此来看，认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法益包括国家环境管理制度、公私财产权与公民健康、生命安全的观点是不符合逻辑的。如果对修改前的《刑法》第338条进行文义解释，并参考相关司法解释，得出的结论只能是: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法益是公私财产权或者公民健康、生命安全。二者之间是选择关系，不是非此即彼关系。把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法益解释为国家的环境管理制度，进而通过公私财产权或者公民健康、生命安全来具体化，显然反映了以人为本的法益观。自近代以来，以人为本是西方各国确立刑法法益的出发点和归宿。对此，德国学者罗克辛指出:“法益是在以个人及其自由发展为目标进行建设的社会整体制度范围之内，有益于个人及其自由发展的，或者是有益于这个制度本身功能的一种现实或目标设定。”③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刑法理论在把法益划分为个人法益和超个人法益的同时，对超个人法益又做了“必须能够还原为个人法益”的限制。④也正是在这种理论指导下，立法者和司法者往往把公私财产权或者公民健康、生命安全设置或者解释为是否构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关键要素。显然，在这种法益观指导下，衡量环境是否受到损害的关键在于人的利益是否受到损害，环境本身不是法益，因而仅仅对环境的损害不被认为是犯罪。

二、《刑法》第338条修改后污染环境罪的侵害法益

《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第338条的罪状部分进行了三个方面的修改:一是删除了“向土地、水体、大气”的修饰语;二是把原来的“危险废物”修改为“有害物质”;三是把原来的“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修改为“严重污染环境”。其中，删除“向土地、水体、大气”的修饰语，从逻辑上看是扩大了环境要素的范围，但实质上是一个立法技术问题，因为所谓排放、倾倒或处置无非就是“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把“危险废物”修改为“有害物质”，显然扩大了行为对象的范围，因为危险废物的范围必须依据环境保护部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2008年6月6日的《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来确定，但在确定有害物质的范围时，就不受《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的限制。把“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修改为“严重污染环境”，显然是扩大了行为和结果的范围。一方面，一些不属于重大环境污染事故但具有积累性的污染行为被纳入了处罚范围;另一方面，一些虽然没有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但危害严重的结果被纳入了处罚范围。⑤可见，立法者修改《刑法》第338条的目的主要在于扩大环境污染犯罪的处罚范围。从实质上看，这一修改的背后正是污染环境罪侵害法益的变化。根据修改后的《刑法》第338条的规定，污染环境罪的成立不再以“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为条件，而是以“严重污染环境”为条件。“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只是严重污染环境的一种表现形式。对此，我国刑法理论的通说已经指出，“严重污染环境”，既包括发生了造成财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环境事故，也包括虽然还未造成环境污染事故，但长期违反国家规定，超标准排放、倾倒、处置有害物质，已使环境受到严重污染或者破坏的情形。⑥换言之，污染环境罪的侵害法益除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可能侵害的法益之外，还包括其他严重污染环境行为可能侵害的法益。如前所述，在《刑法修正案(八)》颁布之前，“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就是指“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而在此之后，“严重污染环境”包括“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但不限于此。所以，修改后的《刑法》第338条保护的法益包括两种:一是可能被污染环境行为侵害而且遭受侵害后对公私财产或公民的健康与生命权造成现实侵害(如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环境利益;⑦二是可能被污染环境行为侵害但遭受侵害后并未对公私财产或公民的健康与生命权造成现实侵害的环境利益。⑧在《刑法》第338条被修改之后，有学者认为，应当依据《立案追诉标准(一)》第60条的规定来解释“严重污染环境”。⑨但问题是，《立案追诉标准(一)》第60条是对“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解释，在“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被修改为“严重污染环境”之后，依据《立案追诉标准(一)》第60条来解释“严重污染环境”，就意味着尚未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但已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无法受到处罚，相应地，可能被污染环境行为侵害但遭受侵害后并未对公私财产或公民的健康与生命权造成现实侵害的环境利益得不到修改后的《刑法》第338条的保护。所以，坚持以《立案追诉标准(一)》第60条的规定来解释“严重污染环境”的观点，不当缩小了污染环境罪侵害法益的范围是不妥当的。还有学者认为，污染环境罪的法益包括秩序法益、人的生态法益和非人类的其他主体的生态法益。其中，秩序法益是指国家对生态环境的管理秩序。从逻辑上讲，在污染环境罪的判定中，秩序法益的侵害是必要条件，却非为充分条件，即污染行为虽侵害了秩序法益，但没有侵害到生态法益或侵害生态法益的程度不足以达到犯罪边界时，仍不能判定其为污染环境罪。瑏瑠问题是，既然单纯侵害秩序法益的行为不能够成立污染环境罪，那么秩序法益又怎能是污染环境罪的法益呢?可见，根据修改后的《刑法》第338条的规定，应当把污染环境罪的法益理解为环境利益，表现为严重污染环境行为所侵害的利益。其中，“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只是“严重污染环境”的具体表现形式;相应地，可能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之严重后果的行为所侵害的法益只是污染环境罪侵害法益的一种。瑏瑡除此之外，污染环境罪的侵害法益还包括严重污染环境但尚未造成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之严重后果的行为可能侵犯的环境利益。

三、《环境污染解释》颁布后污染环境罪的侵害法益

修改后的《刑法》第338条虽然扩大了处罚范围，但近年来的环境污染犯罪并未因此而有所下降，依然呈高发态势。过去的环境污染主要集中在水资源污染和土壤污染上，近年来大气也被严重污染，形成了大气污染、水资源污染和土壤污染齐头并进的态势，国家整体生态环境受到严重危害。这种态势的形成原因，一方面在于部分地方政府的政绩观、价值取向存在严重偏差，地方政府为了追求GDP而任由企业污染环境，企业纠正违法行为的成本远低于其获得的高额物质利益;另一方面在于法律保护不完善，环境保护部门执法能力较差，公众监督力量弱小。瑏瑢为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13年6月17日联合了前述《环境污染解释》。《环境污染解释》第1条对《刑法》第338条中的“严重污染环境”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解释。其中，根据《环境污染解释》第1条第5项的规定，两年内曾因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受过两次以上行政处罚，有实施前列行为的，属于“严重污染环境”。我国有学者对此项规定提出了质疑，认为仅有“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的行为，并不直接构成污染环境罪，只有当这种行为造成“严重污染环境”的结果时才能以犯罪论处。然而，《环境污染解释》第1条将受过两次行政处罚后再次实施相同行为的情形直接认定为“严重污染环境”，不仅没有区分行为与结果，而且直接取消了结果要素，这显然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瑏瑣事实上，除了《环境污染解释》第1条第5项属于这种情况之外，该条前4项规定均属于这种情况。这四项内容是:(1)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自然保护区核心区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的;(2)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3吨以上的;(3)非法排放含重金属、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等严重危害环境、损害人体健康的污染物超过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法律授权制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3倍以上的;(4)私设暗管或者利用渗井、渗坑、裂隙、溶洞等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的。其中，第一项和第五项只把排放、倾倒、处置行为认定为“严重污染环境”;第二项和第三项虽然规定了排放、倾倒、处置的危险物质的数量，但达到这一数量的并不必然导致严重污染环境结果的发生。由此来看，《环境污染解释》第1条前五项规定均超出了《刑法》第338条“严重污染环境”这一用语的含义范围，不符合文义解释的基本要求。瑏瑤然而，就当前环境污染犯罪的基本形势来看，《环境污染解释》第1条的规定无疑顺应了人们普遍要求严惩环境污染犯罪的潮流。既然属于超出刑法用语之含义范围的解释，那么就意味着扩大了处罚范围，相应地，也拓展了污染环境罪的法益保护范围。从类型化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将《环境污染解释》第1条前五项规定的处罚情形进一步类型化为两类:一是只处罚排放、倾倒、处置行为;二是处罚排放、倾倒、处置有害物质达到一定数量的情形。瑏瑥这两种情形都不必然导致严重污染环境的结果，但均有造成严重污染环境的危险。换言之，《环境污染解释》第1条承认了污染环境罪是危险犯，而且其中的危险是对环境的危险。瑏瑦可见，《环境污染解释》虽然未增加污染环境罪侵害法益的种类，但实现了对环境利益的提前保护，加强了刑法对环境利益保护的力度。而且，《环境污染解释》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在“严重污染环境”的判断标准上实现了多元化。详言之，《环境污染解释》对“严重污染环境”的判断不再仅以是否造成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为参照，而同时以是否造成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环境要素的功能是否受到损害或者丧失，是否实施排放、倾倒或处置行为为参照，挣脱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羁绊，迈向了生态整体主义。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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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活在大自然环境里，应该保护大自然环境。比如：不随地吐痰、不排放污水、不污染空气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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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过一本书，书名叫《小精灵报复人类》书的内容是：原本善良的小精灵因为人类不爱

护环境变成了老鼠，白天污染环境，晚上偷米、鸡蛋等食物，人类后悔急了，可是，小精灵到人间之前说过一句话：“如果我变成了老鼠我就再也变不回精灵了。”

篇6

环境侵权行为是指致害人在从事生产、生活或其他活动中致使人类所生存的自然环境发生不良变化，造成严重的污染或者破坏，直接或间接侵害一定范围内的公民的财产、人身权益。与一般传统的民事侵权行为相比较，环境侵权具有如下的一些特征： 

（一）环境侵权行为具有复杂性、广泛性 

随着经济的不断进步，科学的不断发展，工业企业不断扩展规模，生产、生活活动的增多导致污染环境的可能性逐渐增大，然而许多企业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污染治理的技术和硬件设施建设没有跟上脚步，农业、生活污染越来越严重。甚至整个社会都处在不同程度的污染之中。在许多情况下，环境民事侵权行为并非一种原因对受害人造成影响，而是通过多种原因、多个环节作用导致人或者物的损害，受害人的权益受损害原因是多方面的，致害人的侵权行为隐蔽性更强。其损害后果覆盖的对象越来越复杂，损害区域越来越广泛。 

（二）环境侵权行为的损害结果难以确定 

实际情况下，环境侵权行为的损害后果一般都有潜伏性与持续性等特点。其损害往往是通过一定的“媒介”进行扩散，而不是直接作用于人身、财产上，导致受害人不轻易能够察觉究竟是谁造成的。而且部分情况下，其损害发生已经发生，但损害后果却不会立刻显现出来，可能潜伏隐蔽较长时间。实际情况中，即使污染者已经停止污染、破坏环境，但其已经实施的行为已经造成了持久性的损害的可能性，会在以后较长的时间内慢慢对受害人造成人身或财产上的损失。如在1986年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故发生后几周仅有几十人死亡，然而却在未来的日子里直接或者间接导致成千上万的人患病甚至死亡，危及后代。 

二、受害者承担的举证责任分析 

在环境污染损害诉讼中，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但这并不意味着能因此完全减除受害人的举证责任，其仍然需要针对诉讼的主要事实承担部分举证责任，即应举出盖然性证据。在环境侵权诉讼案件中，发生损害后果的受害人必定有一定的事实根据证明污染、破坏确实存在，其有必要提供证据证明致害人的污染破坏行为和自己的损害事实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至少要证明致害人的污染行为有可能造成当事人的损害。因而需要承担如下的证明责任： 

（一）证明在客观上加害人实施了污染损害行为 

污染环境的行为是污染环境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之一，没有污染环境的行为，则构不成相应之侵杈。在环境污染民事诉讼中，污染受害者应当对污染致害人确实实施过污染行为举证证明。由于环境污染行为的复杂性，特别是某些污染行为涉及到复杂的专业技术领域，或许只有污染实施者才明白事情的真正原因，污染受害者往往无法准确举出证据来证明导致的污染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但受害者必须举证证明致害人确实有污染破坏行为实施过，至于污染行为是否构成侵权责任，则由污染者提供证据加以对因果关系的证明。需要说明的是，受害人提出的此类证据，一般只要具有一般表象证据即可，不必严格到这些证据与加害人的行为之间必然的直接联系，即两者之间只要存在证明的逻辑关系，该证据的证明效力即具有诉讼上的法律意义。 

（二）举证证明损害事实存在 

损害事实是指受害人因接触或者暴露于被污染的环境，而受到的人身伤害、死亡以及财产损失等后果。损害事实的存在是受害人请求损害赔偿的前提，没有损害事实的存在则请求赔偿无从谈起，诉讼基础不存在，则对方当事人也不必承担任何责任。损害事实一般包括受害人的人身权、财产权、环境权的损害，由于环境污染侵权不同于一般侵权行为，具有一定的潜伏性、隐蔽性，受害者往往无法准确、有力地举证，证据证明损失，从而陷入被动，但对于已经确定的损害应当通过必要的手段予以取证证明。 

三、致害行为和损害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的认定 

在环境侵权诉讼中，基于抗辩可能成立的前提，加害人应当举证证明加害人与受害人之间不存在民事法律责任上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能够证明其行为与对方的损害没有因果关系，一般有如下几个方面需要证明： 

1.法律上的免责事由 

法律上的免责事由必须是我国法律法规规定的得到事由，根据我国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主要的免责事由包括因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战争或者是第三人原因造成的环境污染等情况。 

2.诉讼基础不存在 

在环境污染诉讼中，污染者实施过污染行为和受害人确有损害事实是诉讼的基础，如果证明了污染行为的不存在或者是根本没有造成任何损害，或者是损害事实根本不是污染造成的，则证明了不具有因果关系。但在作出具体判断前，应当注意加害人的行为对损害结果的潜伏性和长期性。这就需要更多的证明方法去证明两者之间的关系。 

3.科学数据证据证明不存在因果关系 

如果证据的证明力运用数据统计方法达到科学和概率上的相应标准，即可根据数据结论进行认定，比如举出的证据可以证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可能不是因为污染者的排污行为造成受害者的损害的，剩余百分之十左右处于不确定状态，那么就可以推断加害人与受害人的主张不存因果关系。 

应当注意的是，某些损害结果具有较长的潜伏期，隐蔽性，当时的科技研究水平还不具备发现的条件，应按照公平原则，虽不完全免除污染者责任，但应适当减轻污染者的侵权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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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风险社会 海洋污染 刑法规制

一、风险社会语境下加强我国海洋污染刑法规制的必然性

“风险社会”的概念是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在其1986年出版的《风险社会》一书中，针对西方国家工业化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进行反思基础上提出的，此后德国刑法学界以此为基础逐步构建了风险刑法理论体系并为西方发达国家所接受。一般认为，风险刑法是为应对风险社会而产生的一种刑法观念，它最大的价值在于，通过刑法规制关口前移，改变了传统刑法对某些危害人类生存安全的罪行处罚过于滞后的做法，进而实现防范社会风险、维护人类安全的目标。在风险刑法观之下，一些对人类生存安全造成潜在严重威胁的行为，即使没有出现法益侵害的结果，也应予以刑罚处罚。

目前海洋污染是国际社会普遍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随着海洋环境危机的日趋严重和人类认识水平的逐步提高，加强海洋污染的刑法规制已成国际趋势。西方发达国家如英国、俄罗斯、新加坡等，均在刑法中专门设立了海洋污染罪；一些发展中国家也逐步认识到海洋污染对经济发展的严重影响，纷纷加强了对海洋污染的刑法规制。我国海洋同样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污染和破坏。从我国每年公布的海洋环境质量公报看，我国海洋污染状况日益严重，海洋环境质量不容乐观。所有这些都暴露了我国海洋保护立法的不足。2010年7月16日下午发生的辽宁大连输油管道爆炸事件更为我国海洋保护敲响了警钟。风险刑法理论与环境犯罪须臾不可分，目前我国海洋污染问题已成为风险社会的常见风险形式。“在风险社会的语境下，刑法最根本的价值诉求是‘防范风险、保障安全’，从这个意义上讲，环境犯罪立法与风险社会的刑法具有价值基础上的同构性”。 刑法作为最严厉的调控手段，面对威胁全人类的海洋风险，有必要在预防和惩治海洋污染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加强和完善我国有关海洋污染的刑法规制，既是当前我国保护海洋环境之需，也符合风险社会语境下国际社会加强海洋污染刑法规制的国际潮流，体现了风险刑法追求人类生存安全的价值取向。

二、我国现行海洋污染刑法规制的现状及缺陷

我国有关海洋环境保护的立法肇始于1982年颁布实施的《海洋环境保护法》，并且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先后加入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近20个有关海洋污染防治和海洋生态保护方面的国际公约，目前已形成以《海洋环境保护法》为核心、由各种形式的国内法及我国缔结或签署的多边国际环境公约、议定书和双边协定等组成的海洋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而我国有关海洋污染的刑事立法则相对滞后，它经历了由粗疏到相对细致的立法演变过程，1979年刑法没有对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单独设罪，发生的海洋污染事故造成财产损失、人员伤亡的犯罪行为参照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罪、重大责任事故罪来定罪处罚。1997年刑法对污染海洋环境构成犯罪的按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进行处理。刑法修正案（八）则降低了该罪的入罪门槛，并相应将原罪名“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变更为“污染环境罪”，对于惩治海洋污染事故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从我国海洋环境刑事立法的现实来看，仍存在诸多问题和不足。

（一）未能全面体现生态中心主义法益观

传统的人本主义法益观是在工业化程度不高，人类对海洋污染的后果认识不充分基础上产生的。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海洋环境刑事立法保护的重点不是海洋生态环境，而是人身和财产权益。“因为，环境不是利益的归属主体，不能反映利益，环境利益只能透过人才能表现出来，故只有在人本身的利益才具有刑法上的意义。” 虽然刑法修正案（八）删除了第388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规定，代之以“严重污染环境”的要求，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风险刑法所追求的“生态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但不难看出，现行刑法尚有不少传统人本主义法益观的遗留，从我国现行刑法把海洋环境犯罪放在分则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规定来看，可知海洋生态权并不是刑法所直接保护的法益，也不是保护的重点。

（二）缺乏对污染海洋的危险行为的犯罪规定

我国现行刑法在应对海洋污染的方式上仍坚持“末端应对中心主义”，污染海洋环境并造成严重后果才可按犯罪进行处理，而对污染海洋的危险行为则未予以规制。刑法修正案（八）虽对该罪作了修改，但不能否认修改后的“污染环境罪”仍以“严重污染环境”这一结果作为犯罪的构成要件。虽然有学者认为，刑法的这一变化意味着本罪在修改后已从结果犯转变为行为犯，罪名的成立不再要求行为必须造成严重后果，而是只要行为人实施了相应的环境污染和破坏行为，并达到了成罪所需要的程度，这一变化体现了立法理念从人本主义向环境本位回归的态势。 但也有学者提出反对意见，如张明楷教授认为，由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到污染环境罪的立法转变并不意味着由结果犯向行为犯的变更，原因在于，“根据犯罪的本质，行为犯也必须具有侵犯法益的性质，否则不可能构成犯罪，如果认为行为犯是只需要实施一定的行为就成立的犯罪，则可能意味着不需要法益侵害与危险，这会导致将没有侵犯法益的行为认定为犯罪，从而不当扩大处罚范围。” 笔者同意后一种意见。修订后的污染环境罪，除要求行为人必须实施“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的行为外，还另外附加对行为后果的要求，即须达到“严重污染环境”的程度才可能构成犯罪，显然，“严重污染环境”并非是对行为本身的要求，而系对犯罪结果之强调。因此，修订后的污染环境罪，体现的还是传统的“末端应对中心主义”对犯罪结果的要求。

现行刑法将大部分环境犯罪规定为结果犯是符合我国的立法传统，并与立法者的惩治目标相一致。 然而，随着我国海洋污染日益严重，刑法这种只注重末端治理、而缺乏源头干预的应对方式已明显滞后，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刑法在预防海洋污染和环境破坏方面的重要作用。

（三）未能有效解决认定犯罪因果关系方面存在的困难

我国在确认海洋犯罪的因果关系和责任制度的问题上秉持了主客观一致原则，要求污染行为必须是出于故意并造成了“严重污染环境”的后果，而且行为与结果之间还需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然而，海洋污染的过程较之传统的环境侵害行为更为复杂，它往往是经过多种因素最终形成侵害的，海洋污染行为人尤其是污染企业基本上对污染的证明形成了知识垄断，作为承担举证责任的公诉方，事实上很难证明污染行为与危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更难以证明犯罪构成的主观要件。我国现行环境刑事立法未对因果关系的推定以及相关关系原则作出明确规定，未能有效破解认定污染海洋犯罪因果关系的难题，使得许多污染海洋犯罪游离于刑事法网之外，弱化了刑法在打击和追究海洋犯罪方面的重要作用。

（四）独立罪名缺失，且现有法定刑种类过于单一

我国现行刑法对海洋污染犯罪并未设立独立的罪名，司法实践中对污染海洋构成犯罪的行为只能根据具体情况以“污染环境罪”进行定罪处罚，使污染土地、污染水体、污染大气并列成为污染环境犯罪的行为类型，但这三类行为性质的污染环境犯罪行为，污染行为各自产生危害的机理大不一样，危害性程度也并不相同，将此三种性质各异之污染环境行为合并在一起存在相当大的不合理性， 使得司法实践对海洋污染行为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少之又少。此外，现行刑法第338条只规定了罚金刑和自由刑，缺乏资格刑的规定，难以有效地对海洋污染犯罪进行打击与预防。

三、完善我国污染海洋犯罪的设想

（一）独立设置污染海洋罪

海洋刑法必须因应海洋环境恶化而造成的现实或潜在风险，实现“从人本主义的立法价值观向海洋环境生态主义的立法价值观”的转变，因此有必要将污染海洋罪从污染环境罪中分解出来，设置与海洋环境保护相适应的独立罪名，即污染海洋罪。具体理由如下：

1.污染海洋罪虽同属污染环境犯罪，但其危害程度、危害范围却远超一般环境违法犯罪，从本质上说，污染海洋罪所侵害的直接法益为海洋环境生态安全，而非简单的与人类本身有关的法益如生命、身体、健康等权利，从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均将本类犯罪归属于“公共危险罪”即可证之。且“由于涉海领域的犯罪具有多发性、流动性、跨区域性的特点决定其在证据的收集和保全上非常困难，在刑事犯罪的证据使用和犯罪起刑点上都不宜直接援引陆地上的刑事法律规范”， 增设污染海洋罪不仅可以完善刑事立法的不足，而且有利于惩治有损于海洋环境的各种犯罪行为，做到防患于未然。

2.设置污染海洋罪不仅是成文法国家立法大势所趋，更是我国将所加入的国际条约进行国内法转化的要求。目前有关国际条约或国际协定已对污染海洋犯罪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我国作为缔约国或参加国必须在所承担的条约义务范围内在将其规定转化为国内法规定。同时，国外一些临海国家均在刑事立法中专门设立了污染海洋罪，我国如不因应形势增设污染海洋罪，势必影响对有关犯罪的司法管辖和司法合作。

（二）增设抽象危险犯

在刑法理论中，危险犯可分为具体危险犯和抽象危险犯两类。二者虽然都以对法益侵害的危险作为定罪依据，但抽象危险犯是建立在抽象危险的拟制性基础上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重视行为本身的危险性，即只要行为本身具有刑事违法性就可成立犯罪，至于行为所引起的危险程度以及危害结果的发生与否并不影响犯罪的构成。在风险社会背景下，我国海洋犯罪中仅设置具体危险犯显然是不足以吓阻和惩治日益严重的海洋犯罪的，出于我国欲突破末端应对中心主义缺陷的考量，我国刑事立法在设置污染海洋罪的同时，应增设海洋污染源头干预环节的抽象危险犯。

1.增设抽象危险犯是海洋刑事立法从“人类中心主义”向“生态中心主义”转变的必然要求，体现了风险刑法所追求的“生态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风险刑法所追求的“生态中心主义”，要求将对海洋环境形成潜在威胁的、虽尚未出现严重后果但可能造成严重污染、破坏海洋生态环境的行为也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

2.从行为的危险性角度来看，污染海洋的危险行为具有入罪的必要性。国内外刑法学者如雅科布斯、耶赛克、罗克辛、王皇玉等，均纷纷从不同角度阐述了抽象危险犯的刑罚理由。笔者认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最本质特征，具体到污染海洋的危险行为是否入罪问题上，应从其危险行为是否具有严重危害性方面加以判定。实践中，海洋污染行为侵害的对象往往是大范围内不特定的人或物，海洋环境一旦遭到严重破坏，往往很难恢复，甚至不可逆转，而且治理代价昂贵且结果不可预期，因此，污染海洋的危险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不言而喻的，将污染海洋的危险行为纳入刑法规制的范畴，这是犯罪本质的要求。

3.从对海洋污染治理的效果来看，抽象危险犯应对模式更具实效性。对普通污染来说，结果犯应对模式具有合理性。 但如上所述，海洋污染行为具有“侵害对象不确定、危害后果严重且不可逆转”等特点，如按结果犯模式应对则会使得刑法介入时间过于滞后。因此，基于海洋污染案件的特性，在非法从事海洋活动因而产生海洋污染抽象危险时，刑法便予强力介入，不仅可以降低其作为公害犯罪的成立标准，减轻国家追控成本，而且能有效而及时地将海洋污染制止在萌芽状态，彰显刑法的预防、震慑、引导功能。

（三）引入相关关系原则

相关关系是统计学上的一个概念，它与因果关系一样，也是说明事物之间联系的重要形式。为应对日益严重的海洋风险，我国有必要在污染海洋犯罪中引入相关关系原则。

1.相关关系能为我们提供新的视角，有助于破解证明刑法因果关系的难题。过去我们习惯性地用因果关系来探求事物的联系。即使无因果关系，我们也还是会假定其存在，而对相关关系基本不予考虑。但研究表明，因果关系被完全证实的可能性几乎是没有的，也是比较困难的。相对因果关系而言，相关关系对证明的要求则较低，只要找出两个事物之间的关联关系，我们即可预测、推定两者之间存在某种必然联系。在海洋污染犯罪处理上，倘若恪守“无过错即无责任”、“主客观相统一”等固有观点，想从正面突破刑法因果关系的证明难题并不现实。相反，如果我们有条件地实行相关关系原则，从对于因果关系的追求中解脱出来，转而将注意力放在相关关系的发现上，则破题变得极有可能，不仅可以提高诉讼效率，减少诉讼环节，而且可以使污染海洋的犯罪分子得到应有制裁。

2.国外有关立法、司法实践我国实行相关关系原则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借鉴。近年来，有鉴于证明刑法因果关系的现实困难，国外许多国家如日本、加拿大、德国等纷纷对传统的因果关系理论进行了反思和批判，由此产生了一批理论创新研究成果，同时，他们又及时将这些理论研究成果应用于本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如日本在其颁行的《关于危害人身健康的公害犯罪制裁法》第5条就对因果关系推定原则作出明确规定，并在司法实践中加以运用。不难看出，国外立法中的“因果关系推定”与相关关系原则在性质上是一致的，都是基于事物关联关系的推定，即只要控诉方在法庭上能就采样分析结果提出证明时，则推定因果关系成立，并可以依此追究加害方的刑事责任。国外“因果关系推定原则”破围成功的经验启示我们：刑事领域中的因果关系证明法则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污染海洋犯罪中适用相关关系原则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尝试。

3.适用相关关系原则不失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目前人类社会已进入大数据时代，大数据成为人类改变探索世界的一种有效方法，也必然会影响到法科的价值体系、知识体系和思维方式。换言之，大数据时代使得在污染海洋犯罪中适用相关关系原则变为可能。相关关系的基础是有关数据的采集，核心是量化两个数值之间的数理关系，关键是预测和推定。因此，当两个数值之间出现正相关关系时，即可推定两者之间具有关联关系，应予追究刑事责任；反之，当两个数值之间出现负相关关系时，即可推定两者之间不具关联关系，刑事追究自然无从谈起。很显然，这种通过采样分析数据得出的结果是有一定的科学根据的。

4.相关关系原则的适用必须加以严格限制。从本质上来说，相关关系是在因果关系难以证明的情况下通过关联关系的强弱而得出的一种推论，但鉴于物质世界因果关系的极端复杂性和无限性，这种推断出的结论与真实情况可能会有偏差。因此，我们应对在污染海洋犯罪中适用相关关系原则有所节制，严格区分相关关系与“有罪推定”，严格限制相关关系原则的适用范围，严防“超犯罪化”情况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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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环境税费体系；税收制度；分阶段

我国当前正处于后经济危机时代，虽然经济连续多年高速增长，但受制于产业结构的矛盾与经济危机的双重影响，导致目前我国环境污染现象严重，“三高一低”①产业占主导地位，同时，产业结构发展停滞，导致资源浪费的现象无法得到有效治理，经济发展停滞，这就需要尽快完善我国环境税费体系。

一、我国环境税费体系的现状

我国当前在一定程度上已具备环境税费体系，通过征税与收费的相互组合，以加强直接税的征收力度，对间接税进行优惠的方式收缴环境税，以强化收费制度的方式征收环境费。即在我国当前的环境税费体系中，政府是通过对单位个体直接征收税费的惩罚措施和进行税收优惠与减免的鼓励措施来影响其与环境相关的生产经营行为。

（一）惩罚性的环境税费政策

我国当前惩罚性的环境税费政策主要以针对环境污染对象直接征收税费为主，在相关的税收制度中，以直接税的直接课税为主，间接税的流转课税为辅；在相关的收费政策中，主要是对污染环境的行为征收排污费。

1.针对环境污染的行为进行课税

在我国当前与环境有关的税收政策中，主要是依靠直接税的征收来达到惩罚目的，例如，依靠征收资源税、车船税、车辆购置税、耕地占用税与城镇土地使用税、城市维护建设税以及烟叶税，在这其中既有从量计征的方式，也有从价计征的方式，都是通过对征税对象直接征税来增加其税收负担以此来控制其污染环境的行为程度；但是由于税制结构自身比例的失衡，在直接税中，能够影响单位个体污染环境行为的税收虽然种类繁多，但数额不大，所占比重较少，比如，2011年度，全国资源税收入为5，988，255万元，车船税收入为3，019，984万元，车船购置税收入为20，448，842万元，耕地占用税与城镇土地使用税收入总和为39，996，978万元，烟叶税收入为914，038万元，这几个税种合计占税收收入总额的7.35%②。

在对污染环境的行为计征直接税的同时，政府也通过课征间接税的方式来遏制环境污染，例如，以消费税中对烟类、鞭炮烟火类、成品油类、汽车轮胎类、摩托车和小汽车气缸容量、游艇、木制一次性筷子以及实木地板的征税加以辅助来控制企业污染环境的行为，以2011年度为例，政府针对全国重点行业污染环境的行为课征的消费税总额为461，485，841万元，占全部消费税税收收入总额的92.74%，占全国税收收入总额的48.21%，可以说，在控制企业环境污染方面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②（见表1）。总体说来，在间接税中，我国政府主要是通过对从量计征的税目计税来影响单位个体污染环境的行为。

2.针对环境污染的行为进行收费

政府在征收直接税以惩罚单位个体环境污染行为的基础上，对其相关的单位个体直接征收所谓的“环境费”，具体包括排污费、燃油附加费、生活垃圾处理费等，以从量计征为主，按照污染当量征收。因为收费制度的简便易行，使其成为当前影响单位个体污染环境行为的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二）鼓励性的环境税费政策

在我国目前与环境有关的税收政策中，因为税制结构本身的原因，间接税所占比重较大，其在环境税收政策中，主要是以对增值税、营业税以及消费税进行税收返还、税收减免等方式来鼓励企业的节能环保行为，即在征收流转税的基础上，对企业开发新技术、新工艺以实现环境保护的行为施以税收优惠政策，以减少税收负担的方式鼓励企业节能减排，促使其在平时的生产经营中注重环保意识的培养。比如，在2011年度，国家相应降低了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家具制造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以及燃气生产和供应业等高耗能产业的增值税免、抵、退的数额，而对于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行业的增值税免、低退数额则进行了大幅度的增加②（见表2）。在间接税中，我国政府主要依靠对从价计征的税目实行税收优惠政策来鼓励单位个体实行节能环保的生产经营方式。

二、我国环境税费体系的不足

我国目前已具备一定规模的环境税费体系，对单位个体影响环境的生产经营行为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现行的政策体系仍存在诸多不足，有待进一步完善发展。

（一）体系缺乏合理规划，难以形成合力

我国当前已初步具备环境税费体系，政府可以针对单位个体与环境相关的行为以税费政策的方式施加影响，但当前我国并不具备统一的政策来规划环境税费体系，相关的税费只是零散的存在于各项条令法规之中，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虽然都是对企业与环境有关的行为征收税费，但其所发挥的功能以及计征方式各不相同，导致在现行环境税费体系内难免会出现各法规条令相互重叠、相互冲突的现象，各项法规无法实现有效衔接。例如，在我国目前的税收体制中，虽然形成了以对资源在开发、加工生产、交换、使用和排放环节征收环境税费并给与相关的税收优惠这一整套征收链条③，但在这其中相关税费并没有实现合理搭配，导致在开发环节和排放环节企业对环境有影响的行为其税收负担较轻，税收优惠过多；在加工生产和交换环节又缺乏直接税的直接征收模式，主要是通过流转税的模式进行征收，极易造成税负转嫁（见图1）。

（二）税制结构搭配不合理，无法实现惩罚与优惠有效配置

在我国当前的税制结构中，由于直接税占比较低，而间接税占比较高，而在环境税费体系中，能够发挥惩罚性作用的税收是以直接税为主，以间接税为辅，能够发挥优惠性作用的税收主要是依靠间接税，由此，导致了在我国目前的环境税费体系中主要是通过具有优惠作用的税收来鼓励单位个体节能减排的经营行为，惩罚性的税收政策发挥的作用不大。

在当前的后经济危机时代，我国以中小企业为代表的多数企业的经营业绩刚刚复苏，以鼓励性措施为主，惩罚性措施为辅的环境税费体系在短期内可以在保证企业发展的基础上，鼓励企业去主动采取节能环保的生产方式；但在长期中，在企业的生产方式发生转变的基础上，鼓励性措施为主的环境税费体系就不应用于企业节能减排，具备高新技术的生产方式，而应当依靠惩罚性措施为主，鼓励性措施为辅的环境税费体系对还未转变生产方式的企业给予惩罚。因此，当前因为税制结构的原因，这种重鼓励，轻惩罚的环境税费体系只适用于短期的发展，在长期中，尤其是当大多数企业的生产方式发生转变之后就发挥不出应有的作用。

（三）只注重“资源节约”，忽略“环境友好”

所谓“资源节约”，对于单位个体而言也就意味着节能减排[4]，而所谓“环境友好”，是指环境无害化产品或低公害产品，具体包括低毒涂料、节水、节能设备、生态纺织服装、无污染建筑装饰材料、可降解塑料包装材料、低排放污染物的汽车、摩托车、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等5。我国当前的环境税费体系主要是依据资源从开发到排放环节征收税费，而对于能够产生环境负效应的产品的使用缺少征税或收费制度，即只有关于资源利用方面的环境税费政策，缺少关于产成品使用方面的环境税费政策。

就理论意义而言，“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就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就环境效应而言，“环境友好”是以“资源节约”为基础的，“资源节约”是“环境友好”的初级阶段；就现实意义而言，在现阶段的短期内，由于我国的环境税费体系还不尽完善，无法通过开征独立的环境新税种来增加惩罚措施，只能以“资源节约”为导向，以“环境友好”发展目标。

三、我国环境税费体系的发展

在当前的后经济危机时代，国内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经营业绩刚刚复苏，为了维持其既有利润，不得不采取“三高一低”①的生产方式来实现利益的快速恢复；而我国当前正面临着十分严重的环境危机，如果直接对上述个体课征环境税费，便会加剧当前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矛盾。为了缓解GDP与资源紧张之间的摩擦，我国应采取渐进式的环境税费改革，分两步进行环境税费体系的改革，分阶段对其进行完善。

（一）第一时期：对单位个体节能环保的行为给与鼓励，以鼓励性环境税费政策为主

在这环境税费体系改革的第一个时期内，主要是以鼓励为主，以惩罚为辅，对于企业节能环保的行为加大环境税费优惠的力度，保持原有的惩罚措施不变，以政策手段来引导单位个体开发节能新技术，以实现节能减排的目的。在这一阶段的政策改革中，应当结合当前结构性减税的大前提，精简税制，旨在减少间接税的比例，以增加增值税、消费税以及营业税的税收优惠力度，增加税收返还，税收减免的额度。这一时期的政策改革主要是针对少数企业保护环境的行为，对大多数企业污染环境的行为暂不增加惩罚力度，以鼓励企业节能环保的行为由少数演变成大多数，可以使政府进一步扩大税费优惠范围，在不损害当前大多数企业利益的前提下，鼓励企业转变成产方式，保证经济增长。在这第一个时期内，主要是以政策去引导企业转变生产方式，来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

（二）第二时期：对企业污染环境的行为加大环境税费的惩罚力度

在这环境税费体系改革的第二个时期内，主要是以惩罚为主，鼓励为辅。在这一阶段，大多数企业已完成生产方式的转变，其节能减排的科技水平得到提高，已具备节能减排的能力，因此，在这一时期内，在保持前一时期鼓励政策不变的前提下，针对少数未进行产业调整的企业污染环境的行为，课征环境税费，并加大惩罚力度。在这一时期，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应已摆脱“三高一低”模式，在社会中节能环保的理念已经形成，注重发展低碳经济，因此在这时开征环境税费可以避免与经济增长之间产生摩擦。在第二个时期内，应继续调整税制结构，增加直接税的比重，提高直接税的累进程度，增强资源税、车船税的课征力度。由于在这一时期大部分企业已实现低碳生产方式的转型，而少部分企业因为其高额的利润即使没有税收优惠也不至于亏损，因此，应该把重点集中在这部分企业上，以税费政策来提高其污染成本，增加其税收负担，以惩罚的方式来强迫其进行生产方式的转变，以达到节能减排的目的。在这第二个时期内，由于大部分企业的生产方式已发生转变，主要是以政策去惩罚那些未转变发展方式的企业，强制其采取保护环境的经营方式，从而实现节能环保。

注释：

①三高一低”是指“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经济增长方式.

②中国税务年鉴（2012）.

③岳树民，孙磊.我国环境税体系的构建[J].吉林工商学院学报，2012（2）：7.

④许进杰.扩大消费、资源节约与生态文明消费模式[J].兰州商学院学报，2013（4）：107.

⑤http：///link？url=aCpRzN0Y2zEQleIyLrTmyJX-v9Ah9DTN1TUpPdz-hqWkAKjO2-iWYSeX7aQ3JwfS.

参考文献

[1]苏明，许文.中国环境税改革问题研究[J].财政研究，2011（2）.

[2]计金标，张磊.试论我国开征环境税的框架性问题[J].税务研究，2008（11）.

[3]马中，吴健.中国实施环境税的思索[J].环境保护，2010（17）.

[4]岳树民，孙磊.我国环境税体系的构建[J].吉林工商学院学报，2012（2）.

[5]崔军.关于我国开征碳税的思考[J].税务研究，2010（1）.

[6]董正.构建我国生态税收体系的对策思考[D].辽宁师范大学优秀硕士论文，2012.6.1.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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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污染场地；水文地质；勘察技术

1引言

为全面增强我国可持续发展能力，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意识逐渐深入人心，污染环境质量改善问题也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因此需充分发挥有关污染环境地质水文勘察技术的实际作用，为后续生产计划的顺利实施奠定坚实的基础，确保了工程施工质量的安全可靠性。根据污染环境地质的特点，逐渐扩大水文勘察技术的实际应用范围，从而加快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速度。

2污染场地环境水文地质勘察的内容流程

2.1污染场地环境水文地质勘察的具体内容

污染场地环境水文地质勘察工作主要分为两部分：①确认勘查，初步考量污染场地，分析相关资料，明确勘查范围，掌握污染场地的污染面积和类型。②详细勘查，调查分析污染场地的历史变迁情况，考察污染场地水文地质条件及径流方向；综合评估污染场地的环境状况，具体应做好以下具体工作：①调查分析污染场地的历史变迁情况，包括污染前后场地的状态、造成的污染的原因及导致污染的途径；②从不同方面专业考察污染场地水文地质条件及径流方向；③结合污染环境的实际概况，采用补给的方式对污染场地的环境状况进行综合评估，制定相关的评估报告，并提出解决对策。

2.2污染场地环境水文地质勘察的具体流程

对于已存在污染的场地，在进行水文地质勘察时往往需要对该区域进行勘察、采用、检测分析等一系列的措施，通过具体的勘探检测并结合区域的实际情况从而来确定最为科学合理的治理方案和措施。①对污染地进行实地考察，结合充分的资料与数据进行分析，从而确定相应的水文地质勘察方案、制定采样技术路线图；②调查与分析受污染区域内的土质及水质，对于水质环境的调查应当补社保监测井，并进行取样保存；③取得具有代表性的样本后应对环境内的地质岩层和水文地质条件进行分析，并对采集的水质样板及土质样板进行检测；④对受污染区域区域土质、水质现状和当前污染区域的特征进行分析；⑤得出并记录具体的分析结果及污染检测结果，根据相关分析制定具体污染处理修复方案。

3污染场地环境水文地质勘察技术勘探技术应用

3.1勘察工作量布置

布置勘察工作主要包括确认污染阶段和详细勘察阶段。确认污染物时，要根据污染场地的范围、污染的种类、污染的类型以及污染的分布状况以及迁移的途径对勘察工作量进行确定，并按照勘察工作量对采样的布点方案进行制订，一般需要布置超过三个土壤采样点以及监测井，并根据采样的需求及试验检测进行后续的采样以及试验工作，一般采样的数量有21个，其中土样16个，水样5个，需要检测土样和水样的SVOC、TOC污染物，同时抽取4个样品对其物理性质进行检测。完成了污染物勘察后，则需要进入更为详细的勘察阶段，此阶段所设置的监测井的数量有7个，采样的数量则有30个，其中土样有22个，水样有8个，并对土样的污染物进行检测，抽取其中13个土样对其物理性质进行测试。

3.2污染场地检测与试验

在检测勘探前还应先对勘察区域进行检测与实验，具体的试验主要分为土壤试验和污染物分析两点。土壤的试验即是对比污染前后土壤物理性质，包括土壤有机物含量、土壤颗粒大小以及土壤单位重度变化等，从而做出污染情况评估。污染物分析时，不同地域不同污染具有不同的分析指标，例如：某区域石油事故中，对可能的污染场所进行水文地质污染评估时，应特别注意TPH和LNAPL的污染情况。

3.3监测点的合理设定

在进行污染场地环境水文地质勘察的过程中监测点的选择直接影响最终检测结果，因此一定要选择科学合理的监测点。污染环境区域内的各种信息是动态变化的，需利用专业技术手段，在不同的污染区域设置监测点。因此，技术人员应合理运用水文勘察技术，确保勘察作业开展中监测点设置的合理性。在设置污染环境区域内监测点时，应保证监测点分布均匀。另外，为确保监测点实际作用的有效发挥，需注意合理设置监测井深度，选择可靠的监测点布置方式。

3.4污染场地水文地质勘查样品采集

土样的采集要严格按照《岩土工程勘察规范》要求进行，主要采用机械钻探、手工钻采样方法，部分点位需要采用坑采技术。在确定好监测点后，需采集样品，采集样品时要保证其跟相关的检测要求相符，用于对土壤物理性质进行分析的样品要跟相关的检测要求相符。因此，在采样时，为避免取土器中有虚土进入，影响样品检测数据的真实性，取土器的顶部要比虚土高。此外，若使用取土器都难以对表层土进行取样时，则破土时可以使用锤击的形式。其次，保存土壤采样时要保持足够的封闭性，适当减少杂质的数量，并利用瓶装来保存样品，避免杂质跟污染物之间发生反应，从而导致污染物的检测效果数据存在偏差。水样的采集要密切关注样品的数量及时间，地下水采样的数量要保持一井一管，并在监测井洗井2h后进行采样，注意监测井的沉淀管程度要超过50m，以确保地下水的沉淀效果。

3.5室内检测样品保存

水文勘察技术在污染环境地质分析中可实现样品的有效保存。采集的样品时需要及时封装和贴标签，取样地点、取样深度、取样日期、土样名称、孔号等都应该清晰注明，并避免遭受曝晒、浸泡等；保存样品的容器需要加盖密封，并置于实验室洁净的容器中，为样品分析结果的准确性提供可靠的保障。采集到的样品在保存过程中应选择最佳的环境温度，增强样品物理化性质的稳定性。如果采集样品时室外温度高于20℃，需要对样品进行冷藏。将蓝冰提前冰冻24h以上，采集完样品后立即放人装有干冰的保温箱中，确保箱内温度保持在4℃左右。在运输时，用冷藏保温箱装载，并及时运往实验室。

4污染场地风险评估及治理措施建议

通过野外调查、钻探、室内试验、监测等一系列工作后，对场地污染物的特征、地质及水文地质特征有了充分掌握，结合场地用途，及时进行风险评估，确定出污染的程度、区域及分布范围，从技术、经济两方面进行考虑，选出切实可行、科学、有效的修复方案，从土地利用程度出发，根据土壤污染物修复目标值以及场地土壤污染物浓度的检测结果，结合场地地层分布确定需要修复的面积、深度以及体积。

5结语

在进行污染场地的环境治理时，科学合理的环境水文地质的勘测能够为环境治理提供全面有效的治理依据，确保环境的治理具有方向性与目标性，确保了环境治理的质量。目前我国存在大量的污染场地，在进行污染场地质量的过程中科学合理的进行环境水文地质的勘测一定能够有效的促进环境污染的质量效率，促进我国环境质量的发展与进步。

参考文献

[1]韩麟.污染场地环境水文地质勘察技术应用分析[J].广东科技，2012，21（7）：145~146.

篇10

 

关键词: 环境损害赔偿 强制监测 举证能力 监测体制 司法能动

      在我国，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各种环境问题日益涌现，相应的环境损害赔偿纠纷大量发生，收集证据成为处理环境纠纷尤其是通过诉讼程序处理纠纷的关键。而环境问题的最大特色在于其涉及高度的科技背景，[1]因环境问题而产生的损害赔偿纠纷也相应地具有复杂的技术特征，一般当事人很难通过自身力量收集到这样的科学证据，往往需要借助于专业的监测（鉴定）机构加以完成。如何从专业监测机构及时得到真实准确的监测数据以支持其主张，成为环境损害赔偿纠纷处理中对当事人具有胜负决定意义的问题。在此背景下，环境监测机构强制监测义务的立法规定得以产生。

      一、有关强制监测义务的立法规定及其理由

      环境监测，是指人们对影响人类和其他生物生存和发展的环境质量状况进行监视性测定的活动。[2]在环境问题的个案处理和司法程序中，环境监测可以理解为对有关证据、因果关系等事项的鉴定行为。

      所谓强制监测义务，是指在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纠纷的处理中，环境监测机构依据法律规定所应承担的一种法定义务，即接受纠纷当事人的委托，为其如实提供相关监测数据。强制监测义务首次规定于2004年修订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以后，已经相继在其他一些立法和文件中得到规定和体现。

      2004年修订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七章（法律责任）第87条规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损害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当事人可以委托环境监测机构提供监测数据。环境监测机构应当接受委托，如实提供有关监测数据。”该条款的含义是：(1）环境监测机构强制监测义务的适用范围是适用于‘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损害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具体范围包括两类纠纷：一是关于是否承担责任以及承担责任大小的纠纷；二是关于赔偿金额的纠纷。(2）监测义务的具体内容为：接受委托，如实提供监测数据。(3）权利主体即前述纠纷中的当事人包括加害人和受害人，在某些情况下，可能还包括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

      2008年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第七章（法律责任）第89条也规定：“因水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当事人可以委托环境监测机构提供监测数据。环境监测机构应当接受委托，如实提供有关监测数据。”

      2009年《环境保护部规范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若干意见》第24点指出：对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纠纷，当事人委托环境监测机构提供监测数据的，环境监测机构应当接受委托。该意见是环境保护部的政策性文件。虽然它不是法律法规，但它对之前相关立法规定作了基本总结。在适用范围上，它从“固体废物污染”和“水污染”扩展到一般的“环境污染”，从而扩大了环境监测机构强制监测义务的应用范围。

      规定环境监测机构的强制监测义务，一方面是因为环境监测本身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其一，它是实施环境管理的重要手段。环境监测是环境管理的“哨兵”、“耳目”，是环境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环境管理最为重要的基础性和前沿性工作。任何环境决策都离不开环境监测基础数据的支持，每一项环境管理措施的优劣成败都要依靠环境监测来验证。[3]环境监测不仅是政府实施环境管理的重要手段，也是企业开展自身环境管理的重要手段。其二，它是加强环境执法的重要依据。我国为加强环境监督管理而建立的各项环境执法制度和措施（如环境标准、排污收费、总量控制、排污许可证、环境信息公开等），以及对违法行为的认定和处罚（如超标、超总量、超范围排污、违规监测、污染事故等），都涉及到技术上的指标、质和量等问题。这些都离不开环境监测提供的技术支持。其三，它是处理环境纠纷的重要保障。环境污染具有广泛性、深刻性、多元性与继续性等特性，导致赔偿范围诊断不易或是赔偿数额难以计算等缺失。[4]因此，作为专门鉴定的环境监测就非常必要。环境监测通过环境污染事故的监测和污染纠纷的仲裁监测，可以确定环境是否受污染、污染程度如何、受何种污染物污染等，这就为正确处理环境污染事故和污染纠纷提供了技术依据。[5]

      另一方面，环境监测机构比其他机构更适合作为强制监测义务的主体。首先，从当事人角度来看，受害人举证能力有限，或者双方容易对监测数据产生争议，从而无法形成权威统一的数据。目前环境污染的受害人在诉讼中最困难的问题就是证据收集。污染监测的数据基本都掌握在环境行政管理机关和排污者手中。让污染受害人去收集有关的证据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受害人没有任何监测手段，即使监测，由于没有资格认定，其监测结果也不可能被法院接受。[6]其次，从法院的角度来看，法院作为是非曲直的裁判机构，不擅长科学技术问题的判断。各级法院作为纠纷裁决机关，对那些超越于法律之外的监测数据，要求其作出精确的论断，无异于让法院进行无穷尽的科学审判，不利于纠纷的解决和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障。[7]因此，法院也不适合调查收集和判断环境监测数据。最后，从环保部门和环境监测机构的角度看，它有法定监测的职责并拥有技术优势，但是，环保部门往往不接受委托，或者接受委托监测后不给监测结果。[8]我国台湾地区亦有类似情形，因事涉高度争议，鉴定单位或机构欠缺进行鉴定的意愿。[9]

      从实务部门的一些反馈来看，[10]强制监测义务规定的出台，对克服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纠纷中当事人的举证难题，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