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中的主导性因素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会经济中的主导性因素，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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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确区位含义，掌握区位定位的一般方法

在读图为主的试题中要明确区位分析的对象；在区位条件分析过程中，要掌握区位分析的各种因素、要搞清区位分析的具体要求：是全面分析还是只分析有利条件或不利条件，是比较分析还是主导因素分析。

二、整合主干知识，完善知识体系

各种区位问题所要考虑的区位因素总体上大同小异，但也各有不同的的侧重点，知识方面涉及到高中地理各章节，分布在教材各个部分，学生在复习过程中，难于做到面面俱到，关键要整合主干知识，夯实基础，构建区位问题的知识体系，从而才能从主干知识的基本规律中升华和归纳，影响区位问题的因素的主干知识主要有：见如表1。

三、重视分析方法，形成思维方式

在有了必要的区位知识储备以后，可以分析高考中区位问题常见的设问角度，归纳得出一些分析套路进行建模，将是非常有益的。概括来说，区位问题考查主要有以下设问类型：

（1）判断影响区位布局的主导因素

（2）评价某区位布局是否合理

（3）分析影响某一区位的有利条件或限制性因素

（4）分析某类最佳区位的选择

（5）分析区位因素的发展变化

在回答上述各类型区位问题各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分析套路，但同时必须考虑其它全面性、主导性、动态性等特征。

在进行区位因素分析时，一定要弄清问题要求：

1. 若问题要求“分析”、“评价”或“说明”某地的区位因素时，一般情况下要从“有利”和“不利”两方面来作答。

2. 若问题强调的是某地的“区位优势”或“有利条件”，则只需从“有利方面”作答，但一般情况下要从“自然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两方面分析。

3. 若问题强调了“自然条件”或“社会经济条件”，则只需从“自然因素”或“社会经济因素”单方面去分析即可。

例如2012大纲全国卷36阅读图文资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完成下列各题。

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境内某些区域建立了许多国营农场，引种优质长绒棉，目前，这些区域的棉区是我国最大的商品棉生产基地，种植规模大，机械化水平高，近年来，每至棉花收获季节，数十万外地民工前来这里采摘棉花。

（1）推断并说明这些国营农场的分布规律，分析这些地区种植优质长绒棉的有利条件。

分析题目时，需注意的是这里要求回答的是分析这些地区种植优质长绒棉的有利条件。“种植的区位条件”，从农业区位切入，进行分析其有利因素。

（3）说明该区域商品棉生产的限制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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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电力规划工作

我国已经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近年来由于经济结构的调整，用电情况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缓和，有些地区甚至供远大于求，电力市场从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多年积累的结构性矛盾进一步显现，但同时电力市场开发的潜力还很大。随着"厂网分开，竞价上网"改革，我国的电力工业即将步入商业化运营，做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电力规划工作，意义重大。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应以追求企业经济效益最大化为目标，所有的决策投资都应充分考虑投资的回报收益率，避免武断决策、盲目投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电力规划工作，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应该说难度更大，对规划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规划工作者应当加强电力市场调查研究工作，分析经济结构优化、电力体制改革、电力市场开拓等对电力需求的影响，收集各行各业发展的信息，充分研究本地区用电量和负荷的历史数据和发展趋势，做好宏观经济预测分析，对各种有效资源进行综合评价，综合考虑资源开发利用、人类生存环境、社会经济等方面协调发展，对规划方案从多方面进行综合权衡分析，达到最佳的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切实做到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资源优化配置为重点，确定符合电力企业实际的电力发展目标。

2电力需求预测

需求预测是电力规划的主要依据，它为电力规划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基础数据，其精度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整个规划工作的优劣。如果预测的需求滞后于实际需求，将会导致供电负荷紧张，甚至造成拉闸限电。但如果预测的需求过度超前于实际需求，则系统利用率太低，将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可见，科学、准确的电力需求预测不仅对于电力企业有经济效益，而且与社会经济发展也有密切关系。电力需求预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目前我国的这项工作还处在起步阶段，缺乏科学性、系统性和连贯性，以致电力规划、建设难于和经济发展相适应。电力需求预测工作迫切需要得到进一步加强，真正达到先行一步。要高度重视原始数据及相关信息的收集、组织、检索与再开发，建立一个功能完善的数据库管理系统，通过目前的数据采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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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法的功能和构造

(一)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功能

经济法的功能是在社会经济系统的基础上进行制定的，它的目的是为了达到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并且能够更加良好的可持续发展，对现有政府预设的经济法规范进行政府调控。希望通过政府的干预和采用的措施能够促进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这是经济法对社会经济产生的最大的作用。经济法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还体现在经济法和社会法之间的关系上，不能单纯的从一个单一的侧面看待经济法和社会经济的关系，而是要多角度、多方面的综合看待这两者的关系。从经济法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入手，充分认识和评价经济法产生的行为后果在整个社会关系中的作用。

(二)经济法功能的构造

经济法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主要从以下两点中体现出来，一是从经济法对社会活动中主要参与的经济主体产生的经济活动的影响来体现，二是经济法对社会总体经济的作用和影响来体现。经济法与社会活动中的经济主体有直接的影响，反过来经济主体也对社会经济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和作用，并且这种影响和作用是直接的具有决定性作用的，经济法影响和诱导着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使其影响着未来的经济活动，然后可以通过这种影响来调整经济主体和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经济法制定的主要作用就是这个。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影响主要通过影响参与者的活动来实现，因此要想知道经济法对社会经济会产生哪些影响，不仅要了解在整个社会经济活动中经济法所产生的作用，也要观察构成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每个部分，也就是经济主体所产生的经济活动对经济社会带来的影响

二、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功能

在对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影响进行研究时，首先要了解社会经济的功能，社会制度主要有三大功能，一是社会整合功能，二是行为的导向功能，三是文化的传递功能。或者也可以从信息作用、约束作用、整合作用和激励作用这几个主要方面进行分类。虽然在对社会经济的功能进行分类的看法上不一致，但是从分类的内容上看又存在一定的一致性。我们在对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功能进行研究时，要从多方面进行研究，不能仅仅集中在一点。社会经济如果要迅速的发展，那么就要具备两个重要的条件，即协调和动力，这两个条件影响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中的基本制度，所以经济法要具备以下几项重要的社会经济功能。

(一)权利义务分配功能

法律对权利和义务的分配功能是经济法的基本功能之一，通过对权利和义务的分配与协调，对促进社会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有重要作用。权利和义务在法律的各方部分都得到了体现，通过对权利和义务的分配体现了法律的价值，所以权利和义务是法律的基本核心内容，权利和义务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这种关系法律的基本运行机制起着决定的作用，对社会角度的人和经济法角度的经济主体的利益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作用。关于社会经济的分配方面，主要有两个，一方面是资源和资格的分配，这主要是分配不同的经济活动的参与条件，对其进行法律规定，在进行经济活动时要符合法律资格，经济主体在取得资格的基础上行使社会资源方面的权利。另一方面是经济法对资本和资源干预分配，这在经济利益的平衡方面和资源的分配干预方面，都会对社会中的不同要素产生不同的影响。

(二)经济信息传递功能

在开展一项经济活动以前，需要对从事的经济活动及从事的主体进行性质的确定，同样也要对经济行为和后果进行预测，所以在进行决策之前，要对这种预期的行为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确定经济主体的行为。在决策中，影响评估结果的要素有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只有具有足够的经济信息为依据，才能充分发挥经济法的作用，为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提供必要的信息传递，根据各种优惠政策和限制条件确定经济活动的开展。

(三)激励功能

在社会经济中，经济人追求的使利益最大化，所以在活动中经济主体大多存在着自立性、理性和朱雀利益最大化的典型特征。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人在追求利益时，来自利益的追求是动力，同时人也存在着理性的约束，这种约束可以保证人在追求利益时的可靠性。同时，参与经济活动的主体在经济利益的分析活动中，也会始终处在核心的地位，这使经济法激励功能的直接体现。人是经济行为的主体，对利益的追求使得人们在参与经济活动时形成鼓励和促进的正面效应，在激励中经济行为才会努力实现经济活动的信息表达，所以要对经济活动的结果进行赏罚。经济法的激励会对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向产生一定影响，这会让人们不断改正自己的偏好，严格按照经济法规范经济活动的选择，来实现社会和经济的协调发展。经济法的激励功能对社会利益主体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经济活动和行为中有着明显的激励效果。

(四)节约交易费用功能

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只要存在交易，就一定会产生相应的交易费用。所以在进行交易时，要先确定交易伙伴和交易产品，然后再确定交易费用，这些交易费用包括谈判费、合约费、监督履行合约的费用等，要对这些费用进行详细的核算，然后才能得到准确的交易成本数据。节约交易费用体现了对经济法的遵守。遵循经济法体现在参与经济互动的过程中，体现了人与人、人与经济之间的关系的协调处理，同时也可以通过必要的人际关系降低交易成本。对于有针对性的经济法的创建，要根据经济活动的变化，依靠权益保护单位提供的相关信息，通过法律手段对自身经济行为给予保障，再通过法律的形式确定该信息属于真实可靠的经济信息，这样可以节约大量的交易费用，保障经济主体的利益。

三、经济法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一)经济法的调控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转型

中国经济转型的启动与推进都与经济法有着密切的联系，政府可以通过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和直接出台经济政策法规作用于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来直接影响市场机制，而我国通过制定和完善经济法这种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来推动和重塑市场主体、构建市场主体、确定市场规则的运行，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我国市场经济的转型，弥补了商品市场自身的不足，促进了我国经济健康稳定的发展。

(二)经济法影响着劳动力市场

中国商品市场的形成具有自发性，同时也有我国政府的调控，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产生使市场自发与政府主导共同作用的结果。我国的劳动就业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分配转变为市场经济下的自主择业的新型就业体制，少不了劳动法等经济法律法规的指引和保证。经济法促进了劳动力来源的丰富性，促进了劳动用工制度的完善，也对政府促进就业进行了督导，从而促进了劳动力市场的发展。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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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管理;现代化;发展趋势

1 经济管理与现代化的关系

1.1经济管理的内涵

经济管理的主要作用就是可以促进企业现代化的管理，原因在它能体出社会发展的综合特征。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需要通过多方面因素的呈现，而体现其综合社会状况的就是社会经济的发展。然而，社会经济的实现是通过经济管理来呈现的，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就是经济管理，因此，缺少扎实的经济管理就会减慢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

1.2 经济管理现代化内涵

经济管理现代化主要是指我们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需要解决的问题，从而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经济管理现代化的发展主要是对其模式、思维以及方法进行创新和发展，不断健全和完善现代社会的经济管理系统，形成现代化的经济管理，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3 经济管理与现代化

伴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促使经济管理朝着民主化、网络化以及人性化的方向发展。当前，人们已经对经济管理现代化给予了高度重视，原因在于经济管理现代化正在飞速发展，而经济管理现代化的有效实现成为了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现代化不断推动经济管理的发展，经济管理不能脱离现代化，二者同时存在，互相促进与发展，因此，经济管理现代化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因素。

2 经济管理现代化特点

2.1 重理轻管

在经济管理现代化中，明确经济管理的核心是重理轻管。也就是说对经济管理现代化的有效实现，关键在于理清其中的关系、找出其中的规律、及时发现其中的问题，并及时解决，而不是能够掌握多少程度，因此，只有重理轻管，才能彻底掌握经济管理的含义，从而对其进行有效的管理。

2.2 科学化、自动化

实现管理的科学化和自动化也是经济管理现代化特点之一。在日常的经济管理过程中，必须遵循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探索和挖掘事物的内在规律，保证科学的准确性和真实性，并将借鉴和吸收的科学成果有效的运用到经济管理中，从而最大限度的获取经济效益和财富，从而实现管理的自动化和智能化。

2.3 专业化、民主化

实现管理的专业化和民主化也是经济管理现代化的主要特点之一。在日常的经济管理过程中，管理人员必须对自身的专业技术知识进行熟练的掌握，同时熟练掌握相关的法律法规知识，让经济管理朝着更加专业化的水平发展。此外，经济管理还需要广大的职工的支持和拥护，激发广大职工的创造能力，从而有效实现经济管理现代化。

2.4 能动性、创造性

实现经济管理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也是经济管理现代化的主要特征之一。在日常的经济管理过程中，积极主动的发挥管理人员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从而实现经济管理的预定目标。实现经济管理的现代化，要求从根本上提高管理的水平，这就要求管理人员充分参与其中，并最大限度的发挥自身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挖掘自身的潜在能力和优势。

3 经济管理现代化的发展趋势

3.1 管理观念的革新

随着全球经济朝着一体化方向的发展，也推动了我国的企业经济管理的发展，改变了企业经济管理的观念。传统的经济管理理念已经跟不上潮流的发展，正在滋生新的管理理念，对旧的现代化管理理念进行革新，以适应经济管理现代化的发展趋势，从而促进我国企业经济管理健康稳定的发展。当前，大部分企业已经将现代化经济管理放在了企业管理工作的第一位置，改变旧的“重技轻管”的管理理念，对管理理念进行新的认识，加强对管理的关注和重视。此外，现代企业管理模式为了适应新的时代和潮流，也发生了改变，并将现代化技术贯穿到经济管理中，充分发挥经济管理人员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实现经济管理的科学化和自动化，不断加强管理人员的专业化和技术化，建立完善的经济管理制度，促进经济管理的可持续发展。

3.2 企业经济管理的消费者导向趋势

随着我国市场的不断发展，促使买方市场与卖房市场互相进行转变。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只有曾经亲身经历过以及经过大脑深思考的企业，才能判断出企业平稳发展的根本是消费者。在企业的整体经营程序中，将消费者放在第一位，最大限度的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其次，企业的经济管理决策以及管理人员也是主导因素，然而直接决定企业兴衰成败的关键还是消费者，所以，经济管理现代化的趋势逐渐导向消费者。

3.3 组织结构扁平化

在经济管理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是指挥与服从，要求必须对组织忠诚，遵循个人服从集体、下级服从上级的原则，这种组织结构完全限制了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不利于组织结构的发展。当今社会处于知识时代，只有带动员工积极主动的参与到管理中，才能最大程度的激发员工的主动性和能动性，从而创造出自我管理型的网络组织，这种网络组织主要是通过对不同类型的能够自我控制的知识人才进行主观性和能动性的激发，在组织结构上已经分散，但是却把信息和技术紧密联系起来，不但要有敏锐的应变能力，而且还要有团体协同和具有创造性的组织形式，这种组织结构随着管理层次的不断减少，朝着扁平化的趋势发展。

3.4 民主管理方式

大部分企业的决策模式都是通过企业与组织的重心下移达成的，这种决策的模式能够快速形成核心价值，大部分优秀的企业在进行工作任命时，都会花费很长时间进行研究，而且还进行的装也分析和讨论，一旦出现不正确的任命，就会给企业带来很大的损失，而且需要花费好几年来承担这一结果，对于重要的经济管理决策也需体现民主化，通过全员进行表决，只有这种先进、人性化的方式，才能促使决策与全球经济发展趋势更加适应，有利于实施决策。

3.5 实现从硬件管理向软件管理的转变

在知识经济时代中，人们对知识的重视程度日益加深，经济管理也随着人们的观念在逐步的发生转变，知识在管理体系中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并已经成为企业及组织的最核心资源。在现代化的经济管理中，软件管理也逐渐取代了以“人”、“财”、“物”等硬件作为重点的硬件管理的主导地位。软件管理即是对“知识”、“经验”的管理工作，将所有的知识和经验整合成有利于企业和组织发展的资源。任何一种优秀的管理制度都离不开丰富的知识理论及经验，在这些理论和经验上，不断创新，企业和组织才能不断良性健康、充满活力。

3.6 更注重团队合作

当前社会越来越强调合作的重要性，无论是企业还是其他组织，想要稳定、顺利的发展，就需要具有合作意识。主要表现在鼓励团队协作，建立团队激励机制，融合管理者和操作者的优势，激励并强调团队进行自我管理及组织工作。这种团队随着任务的出现而组成，随着任务的改动而及时做出调整，团队中所有的成员不保留地贡献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使之充分共享。目前这种新型协作。

总之，经济管理现代化是企业发展的必然趋势，要完成经济管理现代化并非十分简单的事情。伴随着市场经济的持续健全以及社会经济的进行，开展现代化经济管理也是必然的趋势。我们必须了解时代的精神，清楚经济管理的特征，清楚其发展的走向，只有这样才能更有利的推动经济管理发展，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服务。

参考文献

【1】梅丛开，关于经济管理现代化的发展趋势[J]，房地产导刊，20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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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利己动因;利他动因;和谐社会

中图分类号:F014.36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8-0001-02

一、利己动因的形成与作用

个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动因决定了其活动的目的与方向,也影响着其活动的效率与效果。亚当・斯密认为,“各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们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1]最初经济活动的动因在于人利己的本性,每个人都在拼命地追求自己的利益。在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前提下,每个人或组织在欲赚取利润获得财富时,必须根据社会的需要选择产品生产或提供服务,必须想办法提高劳动生产率及降低成本,必须向市场提供质量性能更好、价格更低廉、服务更周到的产品,才能通过销售达到目的。整个社会通过生产经营者的市场竞争促使资源向社会更需要及使用效率更高的方向流动,每个人获取财富的过程也是促进整个社会财富及福利增加的过程。亚当・斯密称做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2]社会利益是以个人利益为基础而存在与增加的,在社会法律与伦理道德规则下追求个人利益是生产经营者从事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最终必将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在亚当・斯密所处的时代,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以致食物匮乏,缺少必要的生活资料,生存经常受到威胁。同时,人们的活动范围狭小,社会组织散乱。为了生存,人们必须与同类争夺食物以及其他必要的生活资料。人类生存环境以及为了生存的日常行为导致产生了利己自私的心理,这种心理通过前人行为语言及思想的熏陶被后人传承,久而久之,就赋予了人类一种普遍的利己自私的品格。但这种利己自私的品格并非先天获得,例如,生活在各种物质供给充分满足条件下的儿童,缺乏在群体生活中去抢占食物及其他生活品的动因,而更多的是关注周边舆论对自己行为的评价;而生活在食物缺乏经常挨饿艰难困苦条件下的儿童,有着抢占食物的强烈动因,并且这种动因及其强烈程度经常会转移到对其他事物追求的过程。对经济物质利益的追求成为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最初的动因。利己动因来源于动物生存本能的需要,在人类社会形成的市场经济体系下,这个动因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巨大力量,同时也带来了许多问题。把人的利己心理看做永恒不变是受其历史时代生产力尚不发达等因素的影响,现代科学技术生产力的高速发展正在改变着利己心理形成的环境,加上社会的宣传导向,利己心理正在渐渐地淡化。

二、利他动因的出现与发展

从二十世纪开始,伴随着科学技术与管理的快速进步,社会生产力大幅度提高,人们拥有的物质财富迅速增加,较少或不再为缺少食物威胁生存而忧虑。在充分满足了食物及其他生活资料的需求之后,为生存而争夺或多占有食物及生活必需品预防饥饿保障生存的需要消失了,致使个人心理形成的环境大为改变,一种生存逼迫的利己心理的形成及强化过程中断了。当人们在物质财富充分满足时,就会感到物质占有及享受不过如此而已,出现“既有者无所谓”的心理感受,内心就会产生对物质占有及享受本身的不满足感,产生追求其他方面心理满足的欲望。而其他许多心理感受及需要与周围人的关系密切联系,要想获得被尊重、敬仰、羡慕、崇拜等心理感受就要有一种行为,这种行为能够博得相关周围人表达出对其行为的期望达到满意的意见,这种满意程度提高的意见反馈使个体获得欲争取的心理感受。在过程中的这种行为多为利他事件的发生,形成人由利己心理向利他心理转化的过程。随着交通、通讯及互联网等的快速发展,人们拓宽了视野,加强了相互的沟通。人类社会组织日趋完善,文化和心理素质快速进步。社会分工及商品交换更加深入普及,消费者选择的主动权在增加,多数人的话语权在增加,社会更多地注重了对人本身的关注,逐步地改变着原来由于食物短缺威胁生存条件下形成的心理。利己自私心理渐渐淡化,而欲获得他人重视和尊敬的心理渐渐增强,加上社会宣传及文化教育等的引导,一种生存与发展过程中的利他心理逐渐形成并强化,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社会经济活动的动因。久而久之,人们就会形成一种稳定的利他心理,这种利他心理渐渐会成为未来经济活动的主要动因。人类社会走出饥饿贫困阶段时,就渐渐的从追求生存的需要走向追求心理感受的需要,萌生利他方面的意念,通过利他行为获得心理的与享受。人们追求这些心理感受的过程也是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过程。获取这种心理感受的欲望也可以通过社会文化教育的熏陶、宣传广告的灌输、责任感的树立,以及名誉地位形式设置的引导等进行激励与强化。利他将会渐渐地成为人类未来凸显和稳固的品格。展望未来,人们为了获得心理的满足,为了获得美好的感受而去努力工作。通过对个人心理满足的追求而展开各种活动,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追求个人或群体心理的满足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出发点之一,以利他为前提的个人心理满足的追求渐渐演变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伴随着利己心理的延续作用,利他心理的形成及稳固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市场经济体系下形成并存在着两种经济活动动因及其过程,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会呈现两者并存、交叉作用的状况。例如,汶川地震后的捐赠行为会体现公司的形象,因此具有一定的广告效应,所以捐赠行为不仅仅是企业出于社会责任的利他行为,也可以是企业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一种商业行为。捐赠行为存在提高声誉以获取广告效用的经济动机,其产品直接与消费者接触的公司比其他公司捐赠数额平均多出50%[3]。这反映出某些捐赠活动既是利他行为,也是扩增自身利益的利己行为。

三、对企业组织的影响

社会经济组织由人组成,人的品格决定了组织的品格。以利己动因为主导的社会历史时期,企业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在市场经济社会运作模式下,企业通过生产销售产品或提供服务而获取利润,同时,企业追求盈利的过程使社会资源得到优化配置,企业盈利增加使社会财富增加。随着科学技术和管理的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企业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市场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消费者有了更广阔的选择余地。随着交通和通讯的发达,带来商品流通速度的加快和流通范围的扩大,生产者利润的增加需要不断的增加市场占有份额和消费者购买的数量。消费者购买与否以及购买数量多少成为对生产者利润的约束,使每一个生产者或销售者不得不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考虑消费者的利益,不得不为了保有和扩大市场占有份额及增加销售数量而想尽办法去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于是,企业经营的顾客满意活动产生了。顾客满意活动指企业以顾客满意作为一切工作的关注焦点,运用科学的方法调查、测量和分析顾客对自己所生产产品或提供服务的满意程度及原因,并据此不断改善组织的产品设计、生产服务和销售供给等,以求实现更高的顾客满意度和企业效益的持续行动[4]。企业间竞争的压力,迫使企业通过为顾客提供舒适合用的产品或服务,提供快捷便利、清洁安全、宽松有趣、生机勃勃、兴奋愉快等感觉,提高顾客的满意程度,从而增加企业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生产力发展造就了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推动了企业竞争,企业竞争催生了顾客满意活动。企业从利己动因出发,最终却达到了直接的利他效果。

企业顾客满意活动的过程也会影响到企业成员的心理变化过程,加速人向利他心理方向的转化。当社会成员利他动因渐渐强化之时,企业会由原来的强迫型利他活动过程渐渐转化为主动型的利他活动过程;企业组织存在的目标不再单纯是利润最大化,而是追求顾客满意度,追求组织存在的质量,追求组织成员的心理满足感等多元化的目标体系。组织与个人之间演绎着经济活动动因演变相互影响的过程。

四、相互促进、融合迭代的趋势

生产力低下、物质贫乏、生存环境恶劣,特别是食物缺少与被伤害的危险是利己心理产生的基础。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丰富、生存环境条件优越是利他心理产生的基础。因此,着眼于以人为本的大力发展生产力应是人类社会始终不渝追求的目标。在利己心理主导下,对经济利益的不断追求是人们经济活动的动机,这一过程的不断强化会导致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系列矛盾。在利他心理主导下,对美誉度、知名度的不断追求成为人们经济活动的动机,这一过程能够促使社会经济和谐发展。没有利己心理的存在,人类社会早期就难以快速发展生产力;没有利他心理的出现,人类社会就难以实现和谐发展。失去和谐及利益平衡的人类群体将会充满矛盾与暴力,将会走向萎缩与消亡。在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为基础的社会经济运作模式下,当生产力极不发达、生活资料匮乏时,人们以追求生存的利己心理为动力展开经济活动,推动着社会的进步;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的阶段,随着食物的满足及物质财富的丰富,威胁生存的压力消失了,追求心理满足渐渐成为人们的第一需要,从而逐步形成以利他心理为动力展开经济活动,促进社会经济的繁荣。二者依次产生与发展着,推动着人类社会向前。在人们由追求利己转向追求利他的长期过程中,二者呈现交叉融合,渐次迭代的趋势。因此,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两者将共同地指导与牵引着人们去劳动工作,去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和谐。

参考文献:

[1] 亚当・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M].郭大力,王亚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25.

[2] 亚当・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M].郭大力,王亚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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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经济全面转型时期，社会生活各方面都发生着急剧的变化，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变革，我国法制体系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和风险。一直以来，依法治国都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条件，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随着社会变革的加剧，旧的法律制度将遭到淘汰，新的法律制度将逐步建立起来，以适应经济社会转型的需求。

 

每项法律制度的发展和实施，都离不开其所在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因素和市场环境，而在当前社会环境和国际环境多变条件下，我国的行政法也在社会变化过程中变迁，以建立起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环境的行政法制。经济社会的变化推动了我国行政法全方位的变化，在此背景下，我国的行政法领域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是根据社会需要所作出的自我调整，但是，在这种调整过程中，行政法制度的变迁却面临着困难，存在着问题。

 

一、行政法制度变迁

 

(一)行政法制度的概念

 

行政法制度，即行政法律制度，是关于行政关系、行政行为和行政程序的一系列法律规范和制证法律，而行政法制度的变迁是指行政法制的替代、转换和交易的过程[1]。制度变迁理论是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重要的理论之一，其强调制度更替和演化能够优化资源配置，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在我国传统的行政法对其制度变迁的研究中，往往忽视了行政法变迁所需的因素，将其与所在的社会环境隔离开来，使对行政法制度变迁的认识缺乏全局性和综合性。

 

(二)行政法制度变迁的类型

 

1.封闭型的行政法制度变迁

 

封闭型的制度变迁主要是在国家垄断性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政府控制了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的权利，独自决定和拟定全国的制度变迁方案，无须采纳公众意见，无须公众参与或知情。这种性质的制度变迁忽视了社会的客观发展，忽略了群众的利益，因此缺乏有效的评判和谨慎的决策，可能会出现违背公众意愿和损害公众利益的现象。

 

2.半封闭型的行政法制度变迁

 

半封闭型的制度变迁主要是在政府主导的社会环境下形成的。一般是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期的国家。一方面，经济发展正处于变革期，市场刚刚起步，企业对于社会经济未来发展方向没有自我的判断和认识，而且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企业没有自主决策权，长期的惯性运作使企业面临变革时不知所措，在此条件下，需要政府给予帮助和引导。另一方面，计划经济时期政府主导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已成为一种普遍的认知，对于市场变革必然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转型时期还需要政府扮演主导角色，推动制度的变迁。

 

3.开放型的行政法制度变迁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各种利益集团必将相继出现，而政府也在市场经济的变革中获得了更多更理性的认识，所以，相对于封闭型和半封闭型的制度变迁，开放型的制度变迁更注重市场力量的均衡，制度变迁的过程是一个广泛参与的博弈过程，变迁的类型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需要根据社会状况、市场发展条件、利益集团等各方面情况加以分析。在这过程中，市场主体是第一推动力量，而政府作为第二推动力，公开制度变迁的信息、选择方案、标准和程序等。

 

二、我国行政法制度变迁的历史过程

 

从建国到至今，我国经济体制经历了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2]。而行政法制度也伴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而变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新发展。第一阶段是计划经济时期的行政法制度，由于在计划经济时期，生产资料基本上归国家所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由政府和国家指导，必须全面听从于政府的领导，我国经济就像一台由政府操控的大型机器，经济社会的任何发展都由政府决策。

 

在此条件下，行政法律制度只是一种法律表现，没有起到真正的约束作用。第二阶段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时期的行政法制度，这一时期，我国社会发展的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开始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在此社会背景下，行政法已实现了由管理模式职能的行政法制模式向控权职能的模式转变，行政法律体系得到了一定程度地完善，也发挥了一定的实质性作用，但是由于国家急于立法，出台了一些内容简单、约束性差、严肃性不足的法律。

 

第三阶段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行政法制度，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全面放开，国家经济获得高速发展，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得以改善，依法治国的理念使我国法律制度得以完善和发展，而在此条件下的行政法也实现了新的发展，成为具有法律约束性的行政法律制度。总的来说，我国行政法制度的变迁经历了一定的历史过程，其通过不断地修正社会结构中失衡的集体活动，获得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均衡。

 

三、转型期我国行政法制度变迁的缺陷

 

(一)行政法律体系不健全，市场经济法律失衡

 

行政法制度在变迁过程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比如行政主体缺乏约束，变迁制度缺乏推动的激励机制，社会成员对法律制度的不满，行政知识和技术的落后，经济社会建设缺陷等等，这些负面的因素将会导致市场经济法律失衡，行政法律体系不健全。具体来说，行政规则缺乏透明度，我国的行政工作长期以来处于封闭状态，政府的一些重大决策透明性差，群众知情权受损，行政公开制度严重滞后。

 

而且，尽管我国已经实行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制度，但在实践中收到行政复议、司法审查的具体行政行为只是少数而已[3]。从中可看出我国整个行政体制建设不完善。另外，行政法文存在漏洞，待新的条文出来已无法适应市场的发展和需求，实践性和操作性较差。总的来说，这些都是行政法律体系不健全的表现，也是行政法制度变迁过程中造成的缺陷。

 

(二)行政法制度的变迁缺乏系统性分析，形成恶性循环，增加制度改革的成本

 

制度变迁是根植于社会结构之中的，良性的行政法制度变迁需要全面了解当时社会环境，深入分析经济、社会、政治各方面，系统性、规范性地解决可能面临的问题，才能使行政法制度变迁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一般来说，经济体制是行政法制度变迁的基础，只有在有效的经济体制中行政法的作用才能得到发挥。

 

政治体制是行政法制度变迁的直接动力，行政法制度变迁很大程度上都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种手段。而技术是行政法制度变迁的源动力，只有生产力得到了快速发展才能为制度变迁提供更多的资源和技术基础。这些因素都是行政法制度变迁的约束力量和决定力量。如果没有充分衡量和分析社会经济中相关要素的作用，对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进行系统性地决策，会形成“消极应变型的变迁”的恶性循环，增大改革成本。

 

(三)公民权益无法得到全面的保障

 

行政法制度变迁中的主题格局涉及到政府、企业、公民等市场主体。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完全主导经济发展的模式使公民没有参与和评判的权利，行政法律制度成为政府权利的附属品，在经济社会逐渐的变革过程中，政府对市场经济主导权利的减弱，公民对于法律体系的建设有了一定的知情和评价。

 

但是如果行政法制度变迁在客观上不具备保护人权、强化人权的机制，一旦这种制度变迁成为惯例和范式，这种对人权的漠视甚至侵害就会无止尽地蔓延和泛滥[4]。公民的权益无法得到全面的保障。行政法制度的变迁产生负面效应，缺乏对公民权利的保障机制。

 

(四)忽视了配套制度的建设，引发相关社会问题

 

消极的行政法制度变迁由于缺乏系统性地分析，不能综合考虑经济、政治、社会、技术发展的因素，从而忽视了体制变迁相关配套制度的建设和完善，使得行政法律制度变迁普遍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法，为社会问题的引发造成了隐患。

 

比如文件审查制度、上访制度、舆论监督制度等，都需要加以建设和规范，辅助行政法制度的建设，做好相关的政策准备工作，以增强其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的作用。如果忽视辅助制度的建设，一旦出现问题，在制度范围内小修小补，为问题的扩大埋下了更大的隐患。所以，在行政法制度变迁过程中忽视对配套制度的建设，将不利于社会的体系的完善，引发严重社会问题。

 

四、总结

 

我国的法制建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行政法制度的变迁需要全面分析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的因素，充分考虑公民的权益，完善配套制度的建设，才能使行政立法发挥作用，反应我国实际国情，维护市场和谐统一，保障公民的权益。虽然我国行政法制度经历了历史的变迁，在逐步的改革过程中完善起来，但是由于社会经济方方面面的原因，在当前我国经济转轨时期，行政法制度变迁过程仍遗留一些问题，存在一定的缺陷，需要进一步地采取措施加以解决和完善。

篇7

关键词：耦合度；社会经济；资源环境；态势；边疆山区

中图分类号：F1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8)01-0059-05

1引言

耦合（coupling）是物理学的一个基本概念，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或运动方式之间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以至联合起来的现象，是在各子系统间的良性互动下，相互依赖、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动态关联关系［1］。当系统之间或系统内部要素之间配合得当、互惠互利时，为良性耦合；反之，相互摩擦、彼此掣肘时，为恶性耦合［2］。从协同学的角度看，耦合作用和耦合程度决定了系统在达到临界区域时走向何种序与结构，或称决定了系统由无序走向有序的趋势［3］。目前，国内对“社会―经济―生态”复合系统进行耦合分析的成果已颇为丰富。许多研究人员利用现代系统理论体系，建立非线性动力学模型来研究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状态和规律［4~5］、人口与资源环境的演进态势［2，6］、区域系统耦合状态［7］、城乡耦合地域空间演变规律［8］以及资源开发中的耦合效应［9］等内容，其理论和方法在区域层面得到了很好的应用。

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该系统的稳定性、可控性决定着地球生命支持系统与人类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能否实现，因此，对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系统的研究已成为自然与社会科学领域学者共同关注的焦点［10］。区域社会经济系统建立于资源环境系统之上，并与之发生耦合关系。区域社会经济发展通过资源消耗、污染物排放等能量与物质循环方式对资源环境产生胁迫作用。社会经济发展所引起的环境效应又通过降低资源环境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撑能力而对其产生约束作用。在这种双重机制作用下，如何实现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相协调，是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

云南省地处祖国西南边疆，土地总面积38.32万km2，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复杂，是一个典型的低纬度高原山区省份，固有的生态环境脆弱，经济尚不发达。1949 ~ 2005年，全省总人口由1595.00万人增加到4450.40万人，增加了2.79倍；经济规模（GDP）由8.93亿元增加到3472.89亿元，增加了388.90倍。200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2 041.79元，相当于1990年的4.20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 265.90元，相当于1990年的6.11倍，社会经济发展成果显著，城镇化水平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人民生活得到较大改善。同时，云南又是一个人地矛盾比较突出的省份［11］，资源减少、生态环境退化等问题较为突出［12~13］。相关研究结果表明［14~16］：云南省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低，土地资源承载力始终处于超载状态，这对区域社会经济良性发展和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利用极为不利。因此，研究识别云南省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态势，对协调未来人口、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2研究方法

2.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数据处理

遵循建立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可操作性、动态性及系统性原则，结合云南省区域状况，构建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耦合状态评价指标体系（表1）。为统一各指标量纲与缩小指标间数量级差异，采用极差标准化的方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其公式如下：

式（1）、（2）中，xij表示第i年j项指标值，x′ij为标准化后的指标值，max(xj)为第j项指标最大值，min(xj)为第j项指标最小值。当指标值越大对系统发展越有利时，采用正向指标计算式（1）进行处理；而指标值越小对系统发展越好时，则采用负向指标计算式（2）进行处理。

采用专家咨询法（Delphi）和层次分析法（AHP）相结合的方法确定每个准则层及指标层的指标因子的权重值（表1）。

根据上述指标体系，本文从1991 ~ 2006年《云南统计年鉴》［17］、1991 ~ 2006《中国统计年鉴》［18］、1991 ~ 2006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以及1990 ~ 2005年《云南省环境状况公报》获取1990 ~ 2005年原始数据，并进行处理和计算。

2.2 系统耦合状态评价方法和模型

本文采用李崇明等［20］提出的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评价模型确定整个系统的演化状态以及 与的协调程度（后有研究人员称为耦合度［3，7，21］），模型如下：

公式（3）中，为两系统指标标准化后的数值；为各指标权重。鉴于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二者间的交互胁迫关系，可以把它们作为一个复合系统来考虑，显然与是这一复合系统的主导部分，按照一般系统理论，该复合系统的演化方程可表示为：

公式（4）、（5）中，A、B为受自身与外来影响下社会经济子系统和资源环境子系统的演化状态。VA、VB分别为二子系统在受到自身与外界条件影响下的演化速度。在整个复合系统中，A与B是相互影响的，任何一个子系统的变化都将导致整个系统的变化。整个系统的演化速度V可以看做是VA与VB的函数，即V=f(VA,VB),这样就可以VA与VB为控制变量，通过分析的变化来研究两个系统间的协调耦合关系。

由于整个系统的演化满足组合S型发展机制，可以假定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动态协合关系呈现周期性的变化，这样在每个周期内，由于V的变化是VA与VB引起的，可以把VA与VB的演化轨迹投影在一个二维平面(V经济发展初期，不受资源环境限制，资源环境不受经济影响，发展只受自身因素影响。此状态下，只注重社会经济发展，其发展能力无限提高，资源环境始终不变，是一种理想状态。

良性发展阶段

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开始相互影响，共同发展。此状态下区域社会经济提升速度快于资源消耗和环境变化速度，资源环境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明显，社会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产生一定的胁迫作用，但处于可接收范围内，两个子系统向着良性状态发展。

分水岭

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和谐发展。此种状态下，资源环境刚好满足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两者变化速度相等，系统处于由良性状态向不可持续演变的临界点，为系统状态演进的分水岭。

不协调发展阶段

资源储量制约经济发展速度，资源环境为满足经济发展需要，增长速度超过经济发展速度。此状态下，高度重视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经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资源环境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约束作用明显增强，资源消耗过度，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不足，系统向着不可持续状况演变。

系统崩溃阶段

经济增长在资源环境的影响下达到极限，在经济增长极限值要求下，资源增长呈现无穷大趋势。此种状态下，过度追求社会经济发展，完全忽视自身支撑能力的提高，系统处于一种无限消耗阶段，面临崩溃的危险。区域系统将有两种演进方向：一是两系统间的矛盾不可协调，走向崩溃，因这种情况违背社会发展规律，只存在理论上的可能；二是人类采取一系列政策、技术、工程等措施，及时调控系统运行状况，引导其进入螺旋式上升阶段，实现系统的高级协调共生。

3云南省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耦合状态分析

3.1 系统耦合度计算

根据表1及公式（1）～（3）可计算出云南省1990～2005年社会经济发展综合指数f（x）和资源环境综合指数g（y），结果如图2所示。然后依据f(x)和g(y)进行非线性模拟，首先计算A与B、VA与VB，其结果为：

3.2 结果分析

（1）从社会经济综合指数f(x)和资源环境综合指数g(y)来看（图2），1990～2005年，云南省f(x)和g(y)均呈上升趋势，除在1996年和2001年之后有所波动外，两者基本同步增长，但在2003年之前g(y)>f(x)，f(x)不断逼近g(y)，表明云南省资源和生态环境压力逐年增大，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约束作用越来越强。在资源环境-社会经济系统的内部关系中，相比之下，经济发展大大超前，而环境保护则滞后得多。2004年之后f(x)>g(y)，说明在社会经济获得快速发展的同时，对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方面的投入有所增加，资源和生态环境压力有所缓解。同时，在1996年、2002～2004年，g(y)下降趋势下，f(x)仍能获得相同速率的增长，这表明，社会经济发展中对资源环境的投入不但不会降低其发展速度，反而能够促进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突破资源环境的约束。

图4 1990～2005年云南省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耦合度

（2）从VA与VB变化情况看（图3），两者大致可看作“U”型曲线，两系统处于同步变化状态，1994年之前VA>VB,1994年之后VA

（3）从耦合度α的变化情况（图4）并结合表2分析，近15年以来，1990～1993年α处于39°～42°之间，为协调发展状态，1994年突破45°成为系统发展的分水岭，之后均处于50°～84°之间，2001年更高达83°。α经历了先下降（1990～1992年）后上升（1993～2001年）再下降（2002～2005年）的过程，尽管近4年来呈快速下降趋势，两个系统的协调发展状态有所提高，但云南省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一直处于不协调发展状态，在高度重视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以牺牲生态环境和资源高消耗为代价，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严重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

4未来发展态势分析

近年来，云南省在环境保护和治理、降低能耗和资源可持续利用方面做出了极大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例如，2005年，环保直接投资占GDP比重达1.4%，相当于2000年的1倍；1990～2005年，“三废”综合利用产品产值以年均27%的速度增加；2005年工业废物综合利用率相当于1990年的4倍多；2005年，万元工业产值耗能、万元生产总值耗能、万元GDP工业废气排放总量、万元GDP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万元GDP工业废水产生量均有所下降，吨能创造工业产值和吨能创造生产总值也有极大提升。这些因素的促进下，云南省社会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之间的耦合度呈下降趋势。

尽管如此，云南省未来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胁迫和约束双重机制加强，二者协调发展仍面临巨大压力。可以预见，云南省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约束―胁迫作用将会越来越明显，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15年以来，由于过度追求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各种高耗能、高污染项目上马，加之人口压力不断增大，致使区域资源消耗过快，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严重，区域土地、水、矿产等各种资源供给日趋紧张，区域综合支撑能力受到严重影响。而历史上对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所欠的旧账越积越多，形成累积效应，并以对社会经济发展影响的滞后效应表现出来，至今仍没有得到解决。

（2）长期以资源开发为主的产业结构和粗放的发展模式对自然环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于劳动力素质不高、技术落后，云南省在国际、国内区域分工中处于提供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地位，经济增长主要靠过度消耗资源和加重环境成本的方式来实现。以能源消耗指标为例，在1990～2005年，云南省万元工业增加值耗能（规模以上）以年均5%的速度下降，2005年为3.55吨标准煤/万元，仍高于全国2.59吨标准煤/万元的水平，且在“十五”期间呈波动状态，下降极其缓慢。万元生产总值耗能以5.9%的速度下降，2005年降为1.73吨标准煤/万元，高于全国1.22吨标准煤/万元的水平。云南省在通过大力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形成一个有利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产业体系方面面临不小压力。

（3）“三废”排放量逐年增加，环境污染加剧，环保投资严重不足。根据2005年《云南省环境公报》，SO2排放量呈上升趋势，大气污染防治面临较大压力，昆明等6个城市空气污染加重，15个开展降水酸度监测的重点城市中，11个城市出现酸雨。云南省77条主要河流的150个监测断面中，水质在Ⅲ类以下的断面达42%。1990～2005年，废水排放总量以年均1.9%的速度增加，2005年达8.05亿t，工业废气排放量以年均8.7%的速度增加，2005年达6646.08亿标立方，工业固体废弃物以年均5.7%的速度增加，2005年达4661.49万t。与此同时，“三废”处理能力却提高不大，例如，2005年，工业废物综合利用率仅为35%，远低于全国57%的水平。环保直接投资占GDP比重年均增长4.7%左右，2005年达1.4%，略高于全国1.3%的水平，但远远低于云南省GDP和工业增加值的增长水平。生态环境污染加剧，环保投入不足加大了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约束作用。

（4）全省总人口将继续增长，加之云南为边疆山区多民族省份，社会经济发展落后，各项建设起步晚，对环保设施和技术投入欠账较多，在实施西部大开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形势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交通、能源、水利等各项建设将大大加快，必然加大对资源环境胁迫强度，这已是难以逆转之势。

（5）环境保护治理和社会经济发展受自然灾害和自然条件的影响较严重。一方面，云南省自然条件差，全省山地、高原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94%，盆地面积仅占土地总面积的6%，这对社会经济发展极为不利，资源富集但开发利用成本高，各类用地受到限制，环保工程措施投入大，技术要求难度高。另一方面，自然灾害影响也较为严重。以农业生产为例，在1952～2005年间，全省农业自然灾害总受灾面积达4745.99万hm2，年均受灾86.29万hm2，占年均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20.28%。1996～2006年，因自然因素（洪水、地震等）和某些人为因素造成的灾毁耕地共计达4.88万hm2（年均因灾毁而减少耕地0.49万hm2）。此外，云南省水土流失较为严重，1999年以来，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36.9%，土壤平均侵蚀模数达1340t/km2・a。以金沙江流域为例，全流域年均水土流失直接经济损失相对量达4427.4元/km2・a，其中坡面侵蚀损失3247.6元/km2・a，重力侵蚀损失1179.8元/km2・a［22］。

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云南省未来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协调发展面临着巨大挑战。

5结论

（1）从系统理论思想出发，对云南省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系统进行耦合态势分析，以识别系统协调发展状态，对今后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优化调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评价结果表明，自1994年突破分水岭以来，云南省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系统一直处于不协调发展状态，近10年，耦合度均在50°～84°之间。尽管2002年后呈下降趋势向协调发展方向演进，但其速度极其缓慢，环境保护严重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其滞后效应在未来社会经济发展中将越显明显，系统间的胁迫约束机制加强，目前总体上仍然处于极不协调状态。

（3）分析表明，未来云南省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系统协调发展仍将面临一系列的重大挑战，系统向协调发展方向演进的难度大，达到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同步协调发展的目标任重而道远。因此，按照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明确区域科学定位和统筹区域协调发展，转变发展方式，同时加大环保资金和技术投入，特别是重视推进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发展模式，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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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智国（1977－），男，云南武定人，汉族，讲师，主要从事生态安全、区域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研究工作。

篇8

一、垄断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比较全面地阐述了资本主义垄断的形成、垄断与竞争的互动关系以及垄断的社会经济效应，建立了垄断理论。垄断学说是一个外延十分广阔、内涵非常丰富的理论体系。它是最早源于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恩格斯、希法亭、列宁等者对马克思的垄断理论进行了发展和创新，列宁形成体系，后来者丰富和发展了垄断理论。

（一）关于垄断形成的理论。马克思关于垄断这一经济范畴的论述主要体现在他的鸿篇巨著《资本论》中。他在《资本论》第3卷中写道：“就出售来说，没有任何自然的或人为的垄断能使立约双方的一方高于价值出售，或迫使一方低于价值抛售。我们把偶然的垄断看成使那种对买者或卖者来说由偶然的供求状况所造成的垄断”，在这里，马克思实际上论及三种类型的垄断：自然垄断、偶然垄断和人为垄断。不过，垄断理论所关注的只是人为垄断，这种垄断指“少数资本主义大企业或若干企业的联合独占生产和市场”。

根据的垄断理论，自由竞争引起生产集中，而生产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引起垄断。马克思关于垄断形成的理论，科学地阐述了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追求是自由竞争引起生产集中和资本集中进而形成垄断的主观原因。

（二）关于垄断与竞争关系的理论。马克思认为，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而言，垄断有封建垄断和现代垄断之分。从动态发展的视角看，“我们不仅可以找到竞争、垄断和它们的对抗，而且可以找到它们的合题，……垄断产生着竞争，竞争产生着垄断……。垄断只有不断投入竞争的斗争才能维护自己”。在这里，马克思特别强调了垄断不仅不排斥竞争，而且离不开竞争，垄断和竞争同时并存，而且相互转化。只有在不断竞争中，垄断者才能生存下去。马克思对竞争与垄断辩证关系的历史考察和动态分析，对我们正确地认识和处理竞争与垄断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于竞争与垄断关系的这种宏观层面的抽象分析，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资本主义发展的两个阶段――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各自的特征及其发展规律。

（三）关于垄断效应的理论。垄断理论通过对垄断形成以及垄断和竞争之间的关系问题的分析，目的在于揭示垄断对社会经济生活所产生的影响，即垄断的社会经济效应。概括说来，垄断的社会经济效应具有二重性：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

垄断理论认为，垄断的消极作用是垄断社会经济效应的主要方面。垄断控制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和流通，垄断资本家通过指定垄断高价和垄断低价，损害消费者权益和中小企业利益，阻碍技术进步，降低经济效率，导致社会生产和经济技术停滞以及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激化。垄断必然产生停滞和腐朽的趋向。“在规定了（即使是暂时地）垄断价格的范围内，技术进步因而也是其他一切进步的动因，前进的动因，就在一定程度上消失了；其次在经济上也就可能人为地阻碍技术进步。”“但是垄断所特有的停滞和腐朽的趋势仍旧在发生作用，而且在某些工业部门，某些国家，在一定的时期，这种趋势还占上风。”

马克思垄断理论的分析表明，垄断的终极结果是“剥夺者被剥夺”。正如马克思指出：“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的不断减少，……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纵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垄断问题的多方位阐述，我们发现，经济学家肯定了垄断的积极作用，但是把重点放在了垄断导致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停滞方面。

二、我国的垄断问题

（一）我国垄断产生的原因。我国的垄断问题比较特殊，其大多不是市场竞争的产物，而是由计划经济体制转轨而来的。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前，实行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占经济主导地位的国有企业基本没有决策权，整个国有企业体系就如同一个垄断企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处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时期，与之相对应，我国主要存在两种垄断形态：行政性垄断和经济性垄断。行政垄断指国家经济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运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或妨碍企业之间的竞争而产生的垄断。经济性垄断是指市场主体控制某一产品或者服务的经营状态，以及利用经济优势或者联合组织或合谋等方式限制排斥竞争的行为。行政垄断是垄断暴利产生的根本原因。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政府管理失职，是造成垄断暴利的重要原因；法制不健全，反垄断、反暴利立法滞后是产生垄断暴利现象的社会原因；垄断企业的不合理定价机制是产生垄断暴利的直接原因；经营者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产生垄断暴利的主观原因。

可见，我国垄断的出现不但没有违背马克思的经典理论，而是可以借用其垄断理论加以说明和解释的。自由竞争引起生产集中，生产集中又导致垄断。只要承认我国存在自由竞争，那么垄断的出现就是正常的，甚至是必然的。只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承认微观经济单位在市场中的主体地位，致力于营造统一、开放、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就会出现优胜劣汰、生产集中，并最终产生垄断。

（二）垄断在我国经济中的作用。我国经济垄断以及行政垄断中的国家垄断和自然垄断可以称为正常的垄断，其他的行政垄断可以称之为非正常的垄断。正常的垄断指社会经济运行所必然产生或必需的垄断。正常的垄断是促进创新和技术进步，提升企业竞争力，巩固和提高国家经济实力，保证社会经济福利得以实现的高效的产业组织。非正常的垄断指政府滥用行政权力，阻碍企业竞争而维持的垄断。其形成是行政权力滥用与市场经济力量的恶性结合，是违背市场规律的。非正常垄断非但不能给社会带来任何利益，相反，只会侵害社会利益。

正常的垄断是资源优化配置的结果，在经济生活中发挥了积极作用；非正常垄断导致了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在经济生活中产生了消极影响。因此，我国垄断的社会经济效应的二重性，也与的垄断理论相吻合。

三、结论

篇9

关键词:生育决策;理性;成本-效用

中图分类号:C923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7-0268-03

一、问题的提出

2006年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对4个城市的调查结果显示,名人、富人超生近几年呈逐渐增多的态势。原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维庆在2007年的人口科学论坛上指出,社会上一些名人、富人超生、多生问题会对大众生育观念带来不利影响,动摇计划生育成果,影响社会公平。为了遏制这种违法现象,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在新闻会上表示,拟出台相关政策,严惩富人、名人超生。广东、浙江、湖南、重庆等地已出台了一些相关处罚措施,如加收社会抚养费、公开曝光等,以维护我国现行生育政策的公平性。普遍认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家庭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生育率趋于降低,我们把这一经验结论称为“反J型曲线”。但为什么会出现富人、名人超生、多生的现象呢?会不会又存在一条“U型曲线”?随着收入的增加,生育率下降到一定程度时又趋于上升。本文拟利用经济学的成本-效益理论、消费者需求理论等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全文共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提出问题;第二部分对相关文献进行简要评述;第三部分利用成本-效用理论、消费者需求理论对人们的生育行为进行分析;第四部分进行归纳总结。

二、文献述评

生育作为基本的人口过程之一,生育抉择、生育行为和生育率变动,一直受西方人口理论研究的重视,在现代西方人口理论研究中占据无与伦比的重要地位。这是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世界人口,特别是刚取得民族独立的发展中国家人口急剧膨胀,人口增长极大地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影响了人民的生活,控制人口增长一度成为许多人的共识(Paul Ehrlich,1968;D.L.Meadows,1972;Lester Brown,1999;et.)。在人口死亡率已经稳定在低水平的条件下,生育率变动成为决定人口自然增长的主要力量。正因为如此,在20世纪下半叶以来,生育率研究长期成为西方人口研究的核心。T・P・舒尔茨在其《人口经济学》(1981)里甚至声称,是否把生育率研究放在人口理论研究的中心地位,已经成为衡量是否是现代人口理论的主要标准。西方人口学者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生育行为及生育率变动,从多个角度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考察和研究,在对影响生育率变动的决定因素的分析方面,形成了不同的理论体系,大致可以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类型,着重经济因素对生育抉择和生育率变动的影响,主要研究经济增长、经济周期、经济发展、经济长波和生育率变动、生育率水平的关系(Easterlin, R・A.,1966;J L Simon,1977;et.)及家庭生育决策的经济分析(Harvey Leibenstein,1954;Becker,G. S.,1960;J・C・Caldwell,1976;Easterlin, R・A.,1985);第二种类型,着重非经济的社会因素对生育率变动的影响,主要研究婚姻、家庭关系、文化教育水平、妇女地位、生活质量等非经济的社会因素对生育抉择和生育率变动的影响(W.E.Moore,1959;Ronald Freedman,1970,1975,1979;et.);第三种类型,着重人口学因素本身对生育率变动的影响,强调婚姻、怀孕、分娩、避孕、生育间隔和生育次数等中介变量对生育行为和生育率变动的影响(Kingsley Davis&J.Blake,1956;J.Bongaarts,1975,1982);第四种类型,着重生物学因素或者生物-社会因素对生育行为和生育率变动的影响,研究生育行为与、性能力、性道德等的关系(B.Weller,1995;J.Casterline,1995)。尽管西方生育率决定因素的研究范围不断扩展,从经济分析转向非经济分析,甚至转向生物-社会因素分析,但不可否认的是,生育率决定的经济分析仍占有很大比重。

在过去30年内,我国生育率超常快速下降,总和生育率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5.8下降到目前的1.8,低于更替水平,完成了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关于是什么力量使得中国人口生育水平急剧变化问题的研究。从宏观层面来看,大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对生育率变动的影响方面(顾宝昌,1987;彭希哲和黄娟,1993;孙文生和靳光华,1994;Poston,2000;杨涛、Marjorie Mcelroy,2000;李建民,2004; 陈卫,2005;王金营,2006);从微观层面看,主要是对西方家庭经济学理论的运用和拓展,以家庭生育行为的理性选择为前提,分析了我国生育率变动的微观经济原因(田雪原,1989,1992;李小平,1994;李建新,1996;叶文振,1998;陈卫、史梅,2002;汤玉刚,2002;罗丽艳,2003;李建民,2004;)。通过上述文献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生育率的宏观决定分析,还是生育率的微观决定分析,都认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育行为趋于理性,生育率的下降将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但为什么会出现名人、富人超生、多生的现象呢?是现有理论存在不足甚至错误,还是人们的生育行为根本就不是一个理性决策的结果?

三、生育决策的成本-效用分析

(一)生育的成本分析

一般来说,孩子的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两个方面。直接成本包括从怀孕起抚养到孩子生活自立时整个过程的全部支出(怀孕和生育的相关费用、生活费用、教育费用、医疗费用);机会成本包括父母因抚养孩子而损失的收入、机会,以及所放弃的其他活动的效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收入水平的提高,孩子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将会大幅度提高,表现在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花费在孩子身上的抚养费用、教育费用等随之增多,直接成本明显上升;同时,在家庭人均收入增加的条件下,父母参加社会经济活动的时间价值增大,抚养孩子的机会成本因此而最大。

名人、富人的资源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财产资源,另一类是时间资源。在财产资源中,工资性收入所占比重已经很小,而以利息收入、租金收入和利润收入等为主,工资率的提高不会增加他们的市场劳动时间供给,较高的收入水平使得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他们会把有限的时间资源更多地投入闲暇中,使得生育的机会成本大大降低。同时,名人、富人可以通过找育婴师、保姆等缓解时间因素对养育孩子这种时间密集型产品的限制。相对于普通劳动者,随社会经济发展而不断增加的生育直接成本仅占名人、富人的财富总量的很小部分,而时间成本又因为收入效应和财富对时间的替代被大大降低,他们的生育总成本比较低。

(二)生育的效用分析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莱宾斯坦在进行生育的成本―效用分析时提出了孩子的效用包括:(1)消费效用,即孩子给父母带来的欢乐和情感上的满足;(2)劳动-经济效用,即孩子作为劳动力给家庭带来的经济收益;(3)保险效用,即孩子给父母提供潜在生活保障的效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养儿防老”效用;(4)经济风险效用,即孩子承担家庭经济成败风险的效用;(5)长期维持家庭地位的效用,即在某些社会环境中,孩子可以提高父母和家庭的社会地位;(6)对扩展型家庭作贡献的效用,即孩子可以延续家族的姓氏和香火,起到“传宗接代”的作用。从动态的角度看,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均收入的增加和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孩子的劳动-经济效用、保险效用、经济风险效用、长期维持家庭地位的效用和对扩展型家庭作贡献的效用呈现出一种递减的趋势,而消费效用的变化却难于确定(Harvey Leibenstein,1954)。

从199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进行了一系列生育意愿的调查(方向新,1992;朱楚珠、张友干,1996;周长洪、黄丽华,1996;赵景辉,1997;叶文振,1998;罗迈,2001;郑真真,2004),发现人们的生育需求已发生了很大变化,物质层面的需求对人们的生育决策的影响逐渐减弱,而情感层面的需求和“传宗接代”的影响逐渐成为生育决策的主导力量,中国正经历着传统生育文化向现代生育文化的转变。对名人、富人来说,孩子带给他们的更多的是情感的需要,他们可以从与孩子的情感互动和交流中得到心理满足,而孩子给他们带来的物质层面的效用已经很弱。

(三)生育决策的决定

每个人都会对激励做出反应,一个家庭在决定子女数量时,也要经过一番成本和效用的权衡和斟酌。家庭总是生育孩子的数量定在边际成本和边际效用相等的水平上,这时的生育数量即是家庭生育决策的均衡点。根据以上成本和效用的分析来看,名人、富人生育孩子的成本相对较低,而孩子给他们带来的情感效用则相对较高,在以物质激励和惩罚为主要手段的计划生育政策对他们的约束失去作用的情况下,这部分人往往倾向于多生,一直持续到边际孩子的成本―效用相等的均衡点上。

以上分析揭示了名人、富人的生育决策行为,他们的生育决策的主导因素是孩子的效用,是孩子给他们带来的情感满足。这与普遍认为的,在经济落后的条件下,人们生育决策的主导因素是孩子效用刺激,而在发达的经济条件下,人们生育决策的主导因素是成本约束。这一看似相悖的推理是因为存在一个假设:在发达经济里,人们的收入通过市场劳动获得,收入水平制约着人们的理性决策。但对于名人、富人来说,他们的财富十分丰富,收入来源与一般人有很大的差别,孩子成本对他们的决策的影响已相对弱化,而孩子效用则成为影响决策的主导因素。

四、结论与启示

1.名人、富人的生育行为是一个理性决策的结果。在生育市场上,他们会根据自己拥有的财富和时间资源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等约束条件充分考虑生育的成本和收益(效用),从而决定生育子女的数量。由于名人、富人与普通劳动者面临的约束条件不尽相同,因此,他们的生育行为也表现出明显差异。在现代经济社会条件下,随着工资率的提高,通过参与市场劳动获得主要收入的普通劳动者生育受到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双重约束,而孩子给他们带来的效用却相对减弱,成本,特别是机会成本成为他们生育决策是考虑的主要因素;而对于名人、富人而言,财富积累已经不是主要通过参与市场劳动,利息、租金和利润等收益成为财富的主要来源,相对于他们“无尽”的财富和对非市场活动的强烈需要而言,生育成本相对很小,孩子给他们带来的情感满足成为生育决策的主导力量。

2.名人、富人超生、多生对中国的人口规模的增长影响不是很大,但他们破坏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游戏规则,使计划生育政策失去公信力,这种影响才是主要的。国家统计局全国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在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中,名人、富人占全国人口的比例约为3.86%,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这一比例仍然很低。假设名人、富人阶层的人口出生率为全国平均值的2倍,达到24‰,每年出生人口为122万,仅占全国出生人口的7.7%。但他破坏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公信力,在目前我国低生育水平仍不稳定的情况下,计划生育政策失效对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的影响则具有全局性。

3.本文对名人、富人生育决策的经济分析仅仅停留在逻辑推演的层面,没有实证数据的支持。要深入了解名人、富人的生育意愿,必须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通过调查对理论逻辑推演结果进行检验和修正,从而为政府制定科学合理的人口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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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conomics explaining of over-reproduction and excessive reproduction phenomena

in the famous and rich man

LI Zheng-sheng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Kunming 650092,China)

篇10

我国现行规划体系下，各规划之间在很多方面还存在着相互不一致、脱节甚至冲突的情况，给规划的审批、管理和实施工作带来诸多不便。要解决这类问题，必须全面系统地认识各规划之间的关系。本文以环境规划和城市规划为论证典型，从它们的编制体系、功能与内容、主导部门、行政运作、编制技术方法等方面来分析两规的不协调的原因。

2规划体系不同，无空间规划统筹

与国外成熟的规划体系相比，我国无空间规划作为统筹，来综合统筹区域的社会、经济、环境的协调发展。而环境规划、城市规划作为两种有相互联系的专项规划，有各自的规划法规体系、规划行政体系、规划实施体系，由于规划定位、规划对象、规划依据、主导部门、时空特征、规划范围、编制方法和技术手段等方面千差万别，因此在无统筹协调的空间规划的前提下，两规之间无相互协调的强制性因素的控制，造成实际的规划执行过程中，城市规划的执行往往忽略了对环境的影响，而环境规划由于体系不完善，缺乏执行力度特别是无强制性指标来控制城市的发展建设行为，致使环境规划所设置的各种环境保护指标在城市规划中重视不够，规划方案缺乏对环境因素的综合分析考虑，往往以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及产业需求为首要目标来确定土地的空间布局，这样的方案很容易忽略对地区生态环境的保护，因此也从一方面加剧了先发展后治理的城市发展困境。

3编制中的不协调

3．1出发点和目的不同

城市规划的主要目的是:统筹安排城市各类用地及空间资源，综合部署各项建设，促进城市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它侧重于规划的过程，它的结果只是一种预测，强调的是为达到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目标而进行的调控过程。环境保护规划的目的在于遵循生态规律和经济规律，主动调控人类自身的活动，使人和自然达到和谐相处，从而保护人类赖以生存得基础--环境。

3．2规划功能与内容

环境规划的功能在于:促进环境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保障环境保护活动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合理分配排污削减量,约束排污者的行为;以最小的投资获取最佳的环境效益;实行环境目标管理的基本依据。因此，环境规划更侧重于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与建设。

3．3编制主导部门不同，在编制过程中缺乏有效衔接

从规划编制程序方面看,环境规划与城市总体规划的程序有许多相似相通之处,都大致要经过任务下达、大纲(纲要)编写、大纲(纲要)审批(审查)、规划编制、规划审批(审查)几个阶段,并且在正式确定规划方案之前都要进行调查研究,掌握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确定规划方案时都可能需要对若干不同方案进行优选优化;整个规划从准备、编制到审批、实施及管理,都是一个动态追踪的发展过程。但是，不同规划的编制主导部门有着巨大的差异，城市规划编制的行政主导部门是规划行政部门，而环境规划则相应的由环保行政主管部门承担较多的任务，发挥较大的作用。此外，在城市规划和环境规划的编制、审批和管理过程中，市、县、镇的人民政府及其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承担组织协调任务较多，作用较大。在现行的机构设置下，不同的规划分别由不同的部门编制，他们在行政上是同级单位，其工作均在各自的行政体系内完成，在规划编制过程中均接受各自上级行政部门的指导与监督。在这种相对封闭的空间内，使得各部门之间缺乏有效沟通，由于长期各自行事，使得沟通成本日益加大。这种体制和工作安排上的不尽合理，造成了不同部门在实际工作中的博弈行为。

4实施中的不协调

4.1"两规"成熟度有差异

在我国，城市规划产生较早，在长期的规划实践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吸收和借鉴了国内外许多优秀的城市规划理论和方法，规划编制较为成熟，规划的科学性与可操作性也较强。在法律法规方面，《城乡规划法》及规范、技术标准等都相当完善，对制定、实施规划、和对违法者应负的法律责任等方面均由明确规定。相比之下，环境规划在实施中暴露了许多问题，将有待完善。

4.2行政运作有差异

城市规划的行政运作部门为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环境规划的行政运作部门为环保行政主管部门。虽然在《城乡规划法》中将环境保护作为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的强制性内容，但在下一层次的规划即控制性详细规划阶段没有将环境保护作为强制性内容纳入日常的规划管理工作中，因此不利于环境保护规划目标的落地。而环境规划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也常常让位于经济发展建设，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4.3地方政府对两规的偏好和认识水平

不同，影响两规协调实施城市规划、环境规划虽然均是由地方政府组织，但是地方政府为追求政绩、地方经济的发展速度和规模、解决当地就业等，往往忽视生态环境影响因素，热衷于争取更大的建设用地规模与指标，迎合各项建设项目的用地需求，有不断侵蚀生态环境保护用地、扩大城市建设用地规模的倾向。再加上地方长官中普遍有重视城市规划、轻环境规划的观念，如此导致了城市规划随着地方政府的意图而不断的调整以满足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以及经济快速增长的需求，如此则更弱化了环境规划对城市发展规模的控制作用。

5技术细节的不协调

5.1人口预测方法和统计口径差异

未来人口规模是城市规划确定城市建设用地总规模、城市功能分区的最根本的依据之一，也为环境规划中生态环境建设总体目标的确定、生态功能区划、指标体系的确定及各项生态专项规划的编制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人口预测是否科学准确，直接关系到规划方案是否合理和实用。

5.2规划基期及基数差异

城市规划的规划期限一般是由编制规划的政府部门根据城市的发展条件、发展趋势等自行确定。规划期限一般是10年。环境规划一般以5年为规划周期，或以10年、20年设定远景目标年。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很多城市因为国家强调需要什么规划就做什么规划，不同规划之间先做其中一个规划，过几年，再做其他一个规划，不是同时展开，导致不同规划的基准年和目标年不一致。现实是动态发展变化的，不一样的基准年，预测所用到的数据和模型等可能发生了变化，现实情况也发生了变化，这些对规划预测都有影响，再加上规划期限不一致，不同规划预测的数据有可能不能对照，导致两规划之间无法相互参考和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