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范文
时间:2023-07-24 17:2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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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科技水平的进步可以扩大农产品的商品市场,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
市场经济条件下,唯有高品质的产品才能得到市场的青睐,在激烈的竞争中处于不败地位,这就必须改善传统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把新技术新方法推广应用到农业生产中去,新的农产品不断涌现,农产品品质不断提高,从而保证经济的增长不断增长。
(二)科技水平的进步提高了就业水平,改善产业结构
科技的进步推动了农业机械化、自动化的应用,使农业不再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需要禁锢大量的劳动力,而是用机械化代替人工,这样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不断减少,农业生产所剩余的劳动力大量向二、三产业转移,改善了我国农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促进了我国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也为我国的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
(三)科技水平的进步提高了劳动者的素质
技术进步加快了教育现代化的步伐,促进了教育手段和教学方法的不断创新,消化新技术的能力不断改善。使优质人才在新形势下有了展示才华的舞台,使农业技术在劳动者身上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二、当前我国农业科技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虽然我国农业科技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农业科技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跟国外发达国家比较,农业科技化水平不高。
(一)存在的问题
我国农业科研的成果过分的把目光放在市场上面,一切以市场为导向,尤其是偏向粮食棉花大宗农产品。对于其他农产品关注少,科研成果转化率低,在生产中,研究者把目光过分偏重于产中环节,忽视产前,产后的研究,造成了供需不平衡,矛盾突出的问题。我国农民的总体文化素质偏低,对专家提出的农业科技成果的重视不够,影响了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较低的文化素质降低了技术效益,农民无法掌握较为复杂的技术方法,增加了农户采用新技术的风险。目前的科研体制不完善。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农业生产部门之间“各自为政”,信息不共享,遇事不沟通,办事不协作。遇到问题又相互扯皮推诿,没有有效解决机制,造成了资源浪费,效率低下,使农业科技的创新推广遇到瓶颈。
(二)对策
1、加强科技创新,提高农产品的科技含量
以生物技术为代表的农业生物科技的快速发展,使我国农业新技术得到革命性飞跃。通过转基因技等生物新技术的应用,科研工作人员培育出了一批超级稻、优质玉米、抗虫棉等转基因优良新品种,有些已经大面积应用于农业生产,并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2、加快我国的农业科技体制改革
我国的农业体制是阻碍农业发展的主要因素。突破体制障碍,建立符合市场规律的发展机制,是实现科技兴农战略,农业现代化的持久动力的保证。
3、强化成果转化,促进技术发展
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途径是推广农业技术的规范应用,科技成果运营规模量产。对科技成果及时组织实地考核,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据此制定出相关的技术标准和规程,要求简单宜操,实事求是,方便农民的学习应用,建设农业新技术高产示范区,组织定期专家讲座,结合农民实际问题,改善新技术新方法。要以市场为根本,以高新技术为重点,推进农业科技成果的产业化进程。
4、深化教育改革,着力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
推进农业现代化,科技是关键,教育是基础。科研成果和先进技术的最终受益主体是农民,只有农民的文化素质提高了,才能保证科研成果转化的效率和效益,才能从根本上改善我国农业相对落后的面貌,科技进步,教育先行,以人为本。逐步建立起以高等职业教育为主,职业化教育,专门培训为辅的专门化多层次的农业教育体系。
三、农业的发展,最终要依靠农业科技的进步与创新
(一)新的世界性农业科技革命正在兴起
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今天,许多国家纷纷采取创新农业体制,加强对外合作,政府组织农业科研项目集体攻关等措施,来加速农业科技进步与创新。特别是新能源和新材料等高新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使得生物技术不断孕育产生并加速产业化的步伐。新的农业科技革命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推动着世界农业的发展。设施农业、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使农业效益大幅度提高;农业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涌现,使农业结构不断的优化组合,完善的农业结构改善了生态环境,保护了生态平衡,从而保证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说着教育的普及,农业科学也随着快速发展,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之间的差距在渐渐的缩小,但是发达国家处于农业科技主导地位还是没有改变。我国农业在这样的世界大环境下,即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又有着巨大潜力和难的机遇。
(二)我国新阶段的农业对科学技术产生了更大需求
我国新阶段的农业发展目标主要是调整农业和农村的经济结构保障农民增收。根据此目标,我国制定了务实的计划。要通过专门培育、国外引进、高产高质加快发展种植业、畜牧业,农产品加工业,提高农业整体质量和效益;利用新技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资源消耗,较少农业污染,降低农业成本;提高村镇企业的机械化水平,培训熟练操作工,转移剩余劳动力。随着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化进程加快,要想实现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根本出路在于用先进的科技武装农业。我国的现状是污染严重,生态环境脆弱,人口众多,人均资源量少这些问题再新世纪又要重新审视,只有解决好这些问题,才能保证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三)农业科技提高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必须依靠科技进步
我国农业发展水平和发达国家还有不小的距离,在关键技术上的表现尤为显著,农产品质量差,生产成本高、国际竞争力弱是现阶段的主要问题。这就为我国下一步的农业发展指出了方向,攻关农业科技的关键技术,跻身世界先进行列,提高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
四、结束语
篇2
论文关键词: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必要性,路径
一、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内涵
培育壮大城市增长极,对于区域经济的振兴,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佩鲁(1955)从技术创新与示范效应、资本的集中和输出及聚集经济三个方面分析了增长极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如果把发生支配效应的经济空间看作力场,那么位于这个力场中推进性单元就可以描述为增长极。增长极是围绕推进性的主导工业部门而组织的有活力的高度联合的一组产业,它不仅能迅速增长,而且能通过乘数效应推动其他部门的增长。因此,增长并非出现在所有地方,而是以不同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这些增长点或增长极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最终影响
在此基础上,布代维尔(1955,1972)又从两个方面丰富了增长极的内涵:一是作为经济空间上的某种推动型产业;二是作为地理空间上产生集聚的城镇,即增长中心。并尤其强调推动型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因此,他定义:增长极是指在城市配置不断扩大的工业综合体,并在影响范围内引导经济活动的进一步发展。他认为,经济空间是经济变量在地理空间之中或之上的运用,增长极在拥有推进型产业的复合体——城镇中出现。主张通过“最有效地规划配置增长极并通过其推进工业的机制”,来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此外项目管理论文,缪尔达尔(G.Myrdal)、赫尔希曼(A.0.Hirschman)等经济学家对增长极理论都进行了不断的补充与完善论文怎么写。在繁荣区域发展理论的同时,也为全球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支持。然而,随着国际发展格局的演变,现有的相关理论在适应当前日益复杂多变的经济发展形势,并对之提供相关的指导与借鉴等方面,出现了欠缺。基于此背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课题提出创新性概念: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
当前形势下,就产业的发展方向而言,世界各国在不同程度遭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之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已经成为各国走向经济复兴的选择和重点。对我国而言,在综合考虑当前世界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以及我国当前发展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加快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既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需要,更是我国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科学发展的需要。在此背景下,从区域发展的角度出发,促进区域协调共进、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则是依托新兴战略性产业,培育壮大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
作为本课题提出的创新性概念,“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城市增长极,它主要指:城市发展的源动力来自于关键核心技术,通过充分利用现有和潜在的优势,实现产学研的结合,科技与经济的结合,创新驱动与产业发展的结合,并且能够有效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度化进程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能够统筹规划产业布局、城镇发展规模和建设时序的、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新型城市、城市群或城市带。它以经济实力雄厚、产业聚集水平高、城市之间的协作度强、产业结构优化、基础设施完善、科技实力强、对外开放程度高、经济与社会和谐共进等为基本特征;它着眼于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瞩目于城市内生增长潜力的培育。它是推动重点项目建设的载体、是利用外资的平台、是对外贸易的窗口、是加大经济技术合作的桥头堡。因此,通过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培育,以此来成为撬动区域经济崛起的支点,进而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社会和谐度的提高,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二、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对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性分析
2009年,是我国区域发展史上不平凡的一年。从年初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开始,接连有近20个区域发展规划获得国务院或国家发改委的批准。具体规划主要有:《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支持福建加快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横琴总体发展规划》、《中国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规划纲要》、《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甘肃省循环经济总体规划》、《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青海省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总体规划》、沈阳经济区获批为国家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等。上述这些规划,在地区分布上,遍布了全国的东、中、西、东北等各大区域板块;在产业发展格局上,着眼于产业的前瞻性和可持续性;在经济发展模式上,着眼于科学发展与和谐发展。事实上项目管理论文,这一系列规划,无论是基于产业发展,还是基于区域竞争力的提升,其实施进程以及预期效果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都有赖于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这一区域发展平台的培育与发展。通过打造新兴战略性城市增长极,对于集聚区域力量,改变产业同构性严重、重复建设、过度竞争、资源配置效率低等恶性循环,摒弃各自为政、盲目发展、“诸侯割据”的区域混战局面,提高产业实力与区域竞争力,实现国民经济的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培育与发展有利于提升产业竞争力
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培育与发展,离不开产业的实体支撑。而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新型性”与“战略性”决定了其主导产业需要摒弃过去“三高四低”——高资源消耗度、高污染、高投入、低产出、低附加值、低要素回报率、低竞争力的粗放式城市发展模式,转为以拥有关键核心技术为城市发展的源动力,以关键核心产业的发展为载体,以产学研的结合、科技与经济的结合、创新驱动与产业升级的结合为途径,充分利用现有的和潜在的优势,推动传统产业的高新化、高新技术的产业化、优势产业的集群化发展,通过产业布局的科学统筹规划、产业链的延伸、主导产业的增长、优势产业集群的形成、企业实力的增强,发展壮大一系列科技含量高、产品附加值高、产业关联度高、市场前景广的产业项目,推动产业的规模化发展。并且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注重推进节能降耗,推行清洁生产,促进资源利用的循环化,以此来有效推动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与高度化进程,进而在实现城市的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实现产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
此外,通过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培育与发展,石化、钢铁、电子信息等战略性产业,制造业、纺织轻工和旅游等传统优势产业,金融、航运、物流等现代服务业和生物医药、新型材料等新兴产业在区域经济的振兴过程中可以得到科学的发展规划,实现合理的空间布局,进而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从而在区域增长极的新型化带动产业发展的高端化的同时,提升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论文怎么写。
2,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培育与发展有利于增强城市发展的可持续力
当前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之一,就是在行政区划经济的大环境下,一味追求GDP增长而导致的空间开发无序现象严重。区域经济的数字增长以过度占用土地、矿产、水等资源和环境损害为代价,众多区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忽视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盲目开发现象,致使资源更加匮乏项目管理论文,生态环境更加恶化,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面临严重威胁。目前由于过度开采、粗放发展已经形成了一批资源枯竭型城市,其正面临的经济与社会转型发展的诸多难题,就是有力的证明。同时在区域体内部,省与省之间、市与市之间甚至县与县之间都存在着“诸侯割据”,重复建设、恶性竞争的现象。上述问题的存在,既制约着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体化进程,也成为提高城市发展综合承载能力的掣肘。
而培育发展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通过合理规划城镇发展规模和建设时序,以创新与科技的蓬勃发展为核心,以中心城市为依托,以各类别的城镇、产业园区、经济协作区为载体,以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繁荣、经济活动联系的日益紧密,产业关联度的日益增强为媒介,以点带线,以线带面,由局部到整体,依次推进的破除行政区划壁垒,提高城市之间的协作度和对内、对外的开放度,强化科技与创新对城市的承载力。进而有效弥补现有行政区规划的不足,以差异化、互补化、协作化的竞合发展,破解诸如区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分工与合作度低、基础设施共享度差、资源等要素自由合理流动不足、环境保护协作度弱,等难题,弱化产业同构、重复建设等导致的投入产出率低,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外部性问题。以区域发展的新型化、战略化以及科学化发展路径模式,提高城市发展的可持续力。
3,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培育与发展有利于增强区域发展的生命力
无论是佩鲁,还是布代维尔,亦或其他的经济学者,在增长极相关理论中,都瞩目于主导产业的发展,强调产业的关联效应,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社会事业、公共事业,给予的关注度较少。当前我国的区域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侧重于经济的增长,对于社会事业、环保事业等公共事业则重视不足,从而导致我国形成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尴尬局面。社会事业的发展滞后于经济的发展,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正在日益显现,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不和谐”音符。
而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项目管理论文,它既着眼于经济的快速发展,也着眼于社会的和谐发展;既着眼于产业竞争力的提升,也着眼于对资源的保护和环境承载力的提升;既着眼于城市实力的提高,也着眼于城乡之间统筹力的提升;既着眼于区域物质文明的建设,也着眼于精神文明与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总之,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是一个融合了城市竞争力、产业支撑力、城乡统筹力、环境承载力、文化软实力等多元因素的有机体系。因此,通过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培育与发展,一方面,可以有效加快城市周边的中小城镇、县域经济以及新农村的建设步伐,增强城市对周边区域的辐射力与带动力,扩大城市发展的外溢效应,缩小城乡差距。另一方面,还可以推进城乡社会公共服务网络体系的建设,加快形成和谐、平等的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同时,还有利于开发、弘扬当地的文化资源,通过相关文化产业的发展彰显地域民俗风情,突出城市发展的个性化与特色化,增强文化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力;此外,也有利于生态功能区的建设,完善生态涵养,保障生态安全,通过对重点领域关键技术的研发,达到对资源的合理开发、有效治理、科学利用,实现自然生态系统、社会发展系统与经济运行系统,三大体系的良性循环,进而增强城市发展的生命力和可持续力。
总之,通过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培育与发展,有利于提升产业的竞争力、提高城市发展的可持续力,增强区域发展的生命力,对于加快建设发达城市、生态城市、和谐城市具有重要意义。
三、加快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培育发展的建议
正是基于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因此,加快其发展建设步伐,就显得尤为重要。结合我国当前的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现状,综合考虑国际与国内日益变幻复杂的形势,建议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改变“唯GDP是上”的政绩考核体系,建立科学完善的区域发展评价指标系统
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培育与发展,是一个长期的、系统的历史过程,不可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甚至在一定的发展历史阶段项目管理论文,受财政预算、产业成长历程、治理成本等因素约束,财政收入、税收等凸显地方政府政绩的一些指标还会出现增长放缓甚至停滞。而地方政府作为中央政府在一定辖区的者,二者之间的委托——关系使得地方政府官员既面临政绩考核压力又面临一定的财政压力;地方政府作为地方利益的代表者和具有自身独立利益的主体者,还面临着同层级的地方政府之间激烈的竞争博弈关系。积累足够政治资本的愿望,竞争的压力、政治晋升的动力以及实现增长的执行力,这些都强化了任期有限的地方政府在一定时期内实现辖区发展的各种政策与行为的期限性、时效性和功利性论文怎么写。而这些政策和行为与培育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政策和行为并非总是呈一致性,甚至在一定的情况下,还会呈现相逆性,从而不利于城市战略性增长极的培育与可持续发展。例如:培育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需要不断完善创新体系建设,加快科技与研发进程,推动城市发展向创新驱动型、科技驱动型转变。而这是件耗时、耗财、耗力、风险大、见效慢的长期工程。一届政府任期最多只有五年,地方政府官员作为“理性人”,不会去从事“自己耕耘,他人收获”的行为。这是直接导致目前我国诸多城市创新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再如,培育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就需要对现有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与优化,培育一批具有科技含量高、产业关联度强、高附加值、低污染、低资源消耗等特征的主导产业。这种情形下,一方面,这些产业的发展需要一个长期过程,见效缓慢;另一方面,需要对现有产业发展格局进行有进有退、有保有控的调整。在“退与控”的过程中就会有财政的损失、就业的下降。在“指标决定政绩”、“提拔干部看数字”的习惯思维影响下,地方政府缺乏主动“退”、甘心“控”的积极性,也缺乏积极“进”、尽心“保”的主动性。因此,在过多突出城市经济运行的规模,而忽略城市运行的内涵与质量的地方政府政绩评估指标体系和考核制度带来的弊端日益突出的情况下,构建全面的、科学的、系统的区域发展评价指标系统,迫在眉睫。
鉴于此,就需要改革当前地方政府绩效考核过程中对地方年度国内增加值和增长幅度、财政收入和增长幅度、吸引内外资额和增长幅度、外贸出口完成额和增长幅度等一系列刚性指标的过度重视,建立并完善科学、客观、合理的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机制。例如,考核地方政府官员,既要看GDP和增速等经济指标,也要看城镇失业率、人均收入水平、产业附加值、投入产出回报率、资源利用效率、科技创新成果、品牌数量、集群效益、市场秩序、环境保护力度、企业污染度、社会保障事业的支出等反映国计民生、社会进步、生态建设的指标。并且还要“善于用全面、历史、客观的眼光评价政府的工作成果。不仅要肯定政府的“显绩”,也要考察政府的“潜绩”。评估政府工作得失,不仅要观察当前的效益,也要分析长远的影响……淡化预期性指标,强化约束性指标,为地方政府推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树立正确航标。”[②]从而为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培育营造宽松、宽容、宽广的发展环境。
2,调整产业结构项目管理论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夯实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产业基础
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一系列特点决定了其要以内生型集约化的经济发展方式,日渐完善的现代产业体系为重要内容。过去那种粗放的、高污染、高资源消耗、低投入—产出比率、低产业附加值的外延型经济发展方式,以及三次产业比例失调的产业结构,对当前城市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已经日益凸显。例如:过高的第二产业比重,占用了大量的土地,消耗了大量的资源、能源与原材料,排放的废水、废气、废渣等污染物造成严重的生态压力,使得城市环境不堪重负;而第三产业比重偏低,既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水平与就业量的增加,也制约着生产与消费的协调发展,产能的过剩与消费的不足,将直接影响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国际金融危机表面上是对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实质上是对旧有经济发展方式和落后产业结构的冲击。因此,旧有的经济模式与产业结构已经不适合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需要论文怎么写。这就使得加快经济发展方式向资源集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内涵式转变,推进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合理化调整,积极培育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低资源投入的创新驱动型新兴产业的发展,成为必然。
鉴于此,就需要充分发挥地方的各种优势,变资源优势为发展优势,变比较优势为后发优势,变专项优势为综合优势,变潜在优势为现实优势,以创新引领产业链升级,强化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等高端附加值环节,加快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以此来推动园区经济、集群经济的规模化、集约化运行以及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进程。同时,还要大力发展社会公共事业,调整收入分配格局,还要扩大居民消费,突出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缩小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差距、地区发展之间的差距以及城乡发展之间的差距。总之,要以科学化、信息化、高端化、服务化、品牌化、集约化、内生化、社会化为指导,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以此来夯实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基础。
3,破除行政壁垒,创新城市之间的合作体制与机制
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培育与发展,不是一个孤立的系统。其发展历程离不开其他城市的协调与合作。然而,在我国项目管理论文,无论是长三角、珠三角,还是京津冀都市圈,亦或其他区域板块内,省与省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行政分割导致的各自为政,甚至“以邻为壑”的现象都非常突出。各个行政体都保持着自身经济活动的相对独立性和完整性,从而既导致了区域合作机制的缺乏和产业分工的不明晰,也造成了信息、资源的流通不畅和能源的浪费,从而影响了资源的优化组合和区域整体效益的发挥。有些省区之间原本具有优越的分工互补基础,但是由于行政界线的分割,使产业聚集与扩散受阻。过度的竞争,低度的合作,不仅造成要素配置效率的低下,也造成了区域发展的“两败俱伤”。
鉴于此,培育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就要破除省与省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行政壁垒,细化城市之间的一体化发展规划,推进各城市科技创新服务平台的协调与整合,逐步建立并完善一体化的商品要素市场。而这其中的关键则在于,创新地方政府的资源分配机制、利益共享机制、政绩考核机制和利益协调机制等相关的利益统筹分配体系,解决好合作中增长的GDP分享、财政分配、投资分担等重大问题。以开放的区域运行环境,一体化的产业运行体系,日益密切的城市间的经济社会联系,来搭建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有效平台。
参考文献
[1]弗朗索瓦·佩鲁,经济空间:理论与运用[N],《经济学季刊》,1950(1)
篇3
【关键词】要素投入;技术进步;经济增长;VAR
一、前言
经济增长的要素贡献问题,国内外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根据当前主流的内生增长理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国内关于内生增长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实证研究,运用内生增长理论的模型分析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并且得到两种截然不同的结论。一种结论认为,技术进步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具有密切的关系。麻文奇(2010)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分析技术进步对东莞经济的贡献率,通过调查统计运用向量误差修正(VEC)模型对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进行回归分析,得出技术进步对东莞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低,约为12%,但规模经济效应非常明显,并进一步指出劳动力对东莞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0%。胡磊(2011)基于内生技术进步理论,引入集约化指数,采用2002~2007年间各地区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发现人力资本、进口和RD支出对经济增长方式有促进作用,并根据估计结果给出政策建议。吕冰洋等(2008)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特点是同时受经济转轨、新古典式增长和二元经济结构三方面影响,通过发展战略转变、产权改革、技术模仿、价格市场化等因素,它们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主要体现在效率提高、技术进步和要素投入三方面。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从经济发展阶段性变化角度出发,运用非参数方法对中国各省市经济增长中这三方面作用进行分解,从而说明不同时期中国经济增长源泉的变化。张新(2007)试图将技术进步、研发创新与人力资本这些新增长因素结合起来,从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两个层面来共同探讨长期经济增长的推动源泉,尤其是在传统分析框架下引入对外贸易与吸引外资等因素,试图来构建一个分析经济开放情形下的内生增长模式。通过对模型竞争性市场均衡的求解,研究发现长期稳态增长率依赖于人力资本存量、研发产出效率以及贸易开放程度,因此拓展了已有增长模型对开放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实证研究则运用中国区域面板数据,对理论研究结论进行了检验,其中技术外溢渠道包括进口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两类。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对样本期间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而言,投资率是关键的推动因素,然而研发投入与人力资本积累同样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时,在研发投入方面,来自国外研发外溢的技术进步作用更为显著;比较两类技术外溢的传播渠道,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果可能要比进口贸易更为显著。
二、模型介绍
1928年美国数学家Charles Cobb和经济学家Paul Dauglas提出以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的生产函数模型,后经不断改进,使得模型对技术要素的描述更贴切。
改进的C-D生产函数的形式为(19)
其中,Y为产出,A0为初始技术水平,ert为综合技术因素,是与时间t相关的函数,集合了技术进步对产出的作用,包括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和劳动者素质等综合结果。K为资本存量,L为劳动投入,α为资本投入对产出的弹性系数,β为劳动投入对产出的弹性系数。
当假设规模报酬不变和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条件,有:
α+β=1
那么,(19)为对上式进行对数变换,得到:
1957年Solow提出用总量生产函数度量技术进步的增长方程,其数学表达式为:
其中,为产出增长率,为技术技术进步率,为资本投入的增长率,为劳动投入的增长率。
令代入(22),得:
分别用EA、EK、EL表示技术进步贡献率、资本贡献率、劳动贡献率。
三、实证分析
(一)数据处理
本文数据采用年度数据,时间跨度从1991年―2010。其中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I)、社会从业人员人数(L)、劳动报酬、国民生产总值(GDP)的年度数据采用福建省统计年鉴的数据,地区生产总值(GDP)以GDP平减指数折算成1978年不变价格,资本存量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得到。
(二)要素投入、技术进步对福建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析
利用计量模型对时间序列进行回归,得到如下方程:
从回归结果来看,在显著水平取5%的条件下,方程整体通过F检验,各估计参数通过T检验,并且显著性较高。可决系数R2=0.983573,表明回归方程的拟合程度较好。由(27)式得到福建省的生产函数:
则索洛增长速度模型为:
各个要素的贡献度见表4。
注:八五到十一五阶段的平均值为五年间增长率的几何平均值,1991-2010的平均值为20年间的几何平均值,增长速度为相邻两年之差与前一年的比值。
结果表明,1991年-2010年,福建省的经济增长的年平均速度为23.86%,其中资本投入的贡献度为28.47%,劳动投入的贡献度为7.30%,那么经济增长中35.77%来自要素投入。而广义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64.23%,说明福建省经济增长更加依靠于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十分大。
分阶段来看,“八五”、“九五”阶段,技术进步取得较大的发展,贡献度超过平均水平,分别达到68.95%、79.60%。而在之后的期间技术进步的贡献度逐渐下降,“十五”、“十一五”阶段,技术进步的贡献度低于平均水平。说明福建省技术进步的速度逐渐放缓,经济的增长转而依赖于要素的投入。要素投入的贡献度在“十五”、“十一五”阶段得到大幅度的提高,主要是来自于我国投资推动政策的影响。福建省在“十二五”阶段应当注意技术进步的重要性,不应过度依赖要素的投入对经济的贡献。从集约型增长的角度考虑,加大对教育、科研和技术服务业等的投入,把社会资源用于加强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提高技术进步的贡献度,实现集约型有效的经济增长的方式。
四、结论
1991-2010年,福建省经济增长的年平均速度为23.86%,要素投入的贡献度为35.77%,广义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64.23%,说明福建省经济增长更加依靠于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十分大。但是分阶段来看,“十五”、“十一五”阶段技术进步贡献度显著下降,因此福建省在“十二五”阶段应当注意技术进步的重要性,不应过度依赖要素的投入对经济的贡献。从集约型增长的角度考虑,加大对教育、科研和技术服务业等的投入,把社会资源用于加强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提高技术进步的贡献度,实现集约型有效的经济增长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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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胡磊.基于内生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方式的实证研究[J].中国外资,2011(8).
篇4
关键词:文化产业;GDP;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
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繁多,不单是经济学的问题,还有社会学的诸多问题。经济增长是全世界都关注的问题。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如何才能使我们国家的经济状况更好、更快地增长,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是一个非常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在众多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中,我们也已经探讨了好多。对于文化产业来说,可以说文化产业与经济增长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经济的增长会带动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产业的发展又会促进经济的增长。以下内容我们主要阐述文化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以及利用Eviews软件来分析我国对文化产业的投入情况,分析之后发现我国存在投入不足的问题。为此我国政府应该对此加以重视,增加对文化产业的投入,以促进文化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文化产业的发展不仅影响着一国居民对文化需求的满足,而且对本国产业结构的升级有着重要的影响。
一、文化产业的概念
对于文化产业的概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基本上定义为,文化产业先前根据生产系统区分,如影视行业、摄影、印刷行业等,因为现在已经是数字融合的社会,所以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已不再区分。数字技术已大大改变了文化生产和传播媒介。文化产业涉及到人类的创造力,它是对工业生产过程和全球性分布产品的创作生产并使其商品化的产业。根据2004年我国国家统计局颁布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是指为社会提供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以及与这些活动有关联的活动的集合。随着文化产业的不断发展,文化产业的概念会越来越明晰。
二、文化产业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文化产业的创造力已经成为国际市场上经济增长的一个加速度。它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对我们整个社会的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的成立也是对文化产业重要性的肯定。它的成立力图寻求重新定义文化产业的标准以及收集文化产业国际数据的标准,以使文化产业在发展过程中更加具体,以满足各个国家的需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对于加快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促进产业升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且文化产业的发展有利于国际文化秩序的完善与发展。文化产业的发展也有利于推进我国在国际中的地位以及推进我国文化在国际中的影响力。
(一)文化产业增加值
增加值展现的是各个行业、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2004年到2008年期间,文化产业法人单位增加值年均增长23.3%,08年到10年期间,其年均增长为24.2%,远高于同期GDP年均增长的速度。10年文化产业法人单位增加值占GDP的2.75%。说明文化产业对国民经济有着非常大的作用。
(二)文化产业就业
文化产业就业指从事文化产业的工作人员。2000年文化产业就业人数为72085万人,2009年为77995万人。10年间,从事文化及相关产业的就业人员以平稳的速度增长,占我国就业人数的相当一部分。文化产业的发展会创造很多关于文化产业以及相关产业的就业机会,从而会带动文化就业人数的增加,对于缓解我国的失业情况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文化产业就业人数的增加带动我国整体就业情况的改变,有效解决我国的失业问题,从而降低我国的失业率,而且有利于我国就业结构的改善,这对于改善国民的经济状况,稳定经济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效用,而且这还有利于社会的进一步稳定,对于我国民族的振兴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与影响。因此我们应该更加关注文化产业带来的效用,有效地利用我国的文化资源,带动文化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在家庭文娱支出方面,从2004年至今,我国的家庭文娱支出逐年增加。从2004年我国的家庭文娱支出为7539亿元,到2009年家庭文娱支出为11489亿元。从这些数据中可以分析看出我国家庭的文娱支出越来越多,这也展现出文化产业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潜在的力量。家庭文娱支出的增多,表示家庭消费支出的增加,也暗含了我国家庭恩格尔系数的降低。恩格尔系数作为评价国家贫富和地区生活水平的重要标准,其数值的降低也表现了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文娱支出的增加同时促进了经济主体对文化产业的投资,这将更好地拉动我国经济的增长,促进我国经济结构的转换。
(三)文化产业对区域经济的作用
随着经济与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产业不仅会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很大的作用,而且还会对区域经济的增长有显著的影响。就旅游来说,文化产业的发展可以塑造区域文化资源,提升各地方文化的吸引力,从而可以吸引更多的参观者。发展地区的文化产业,还可以提升地区的地方形象,进而可以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带动就业,这就有利于区域地方经济的增长,还有利于进而区域文化氛围的发展。
三、文化投入与GDP之间的关系
利用2000年到2007年对8年间我国对广义文化的投入和GDP的数据,建立我国广义文化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回归模型,即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定义变量为,即为数年的广义文化投入;,即为数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建立ADL(1,1,1)模型,其中含有两个外生变量,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各滞后一期。建立模型如下:,其中为误差项。由Eviews6.0软件,用OLS估计上式得:=2461.9+0.71+0.085—0.099,其R平方为0.99,F值为214.3,模型P值小于显著性水平0.05,说明此方程成立,各自的P值分别为小于0.05,所以各自都有显著性的作用。从方程式中我们可以分析得出,我国的广义的文化投入主要取决于去年我们对文化的投入,而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来说,GDP每增长1%,则我国对文化的投入增长大约0.085%,这充分说明了我国文化投入的增长率明显低于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既然文化产业对于经济增长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则我国政府应该从现在开始加大对当期文化产业的投入,从而可以带来对下期文化产业投入的刺激作用,是文化产业有长足、更深的发展,发挥文化产业的文化效应,从而有效健康地促进我国的经济增长,维护与促进我国持续的经济发展态势。
四、结论
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非常多,而文化产业可以说是一个长期有效的因素,并且对于未来国家进一步的增长和社会进一步地发展起着非常显著、重要的作用,有利于我国经济可持续的健康发展。2011年11月8日,国家统计局在京举行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成立仪式,国家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马建堂出席成立仪式并强调,要主动适应新形势、新要求,积极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创新进取,加快提高我国文化产业统计水平,为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供优质统计服务。这充分说明了我们国家对文化产业重要性的肯定,以及对文化产业的重视。文化产业不仅是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且文化产业潜在的价值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健康发展,有利于国民健康的发展。但是,相比于国际来说,我国的文化产业起步慢,而且就目前分析我国对文化产业的投入力度仍然不足,所以,我国政府应该在循序渐进的基础上,不断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投入,促进文化产业健康、有序、有效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姜岳健.我国文化产业对GDP的贡献度实证分析[J].现代经济信息,2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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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高铁梅.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篇5
【关键词】进口贸易 R&D溢出 经济增长
一、问题的提出
自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一直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从1978年的206.4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2.17万亿美元,已连续4年位居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增长迅猛发展。2007年,我国GDP总额达到了246619亿元,居世界第四。但是,受“重出口轻进口”的出口替代型贸易战略思想的影响,人们在评价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时,往往只重视出口和顺差而忽视了进口的作用。然而,由低附加值低价格优势的出口贸易推动的顺差伴随是频繁的贸易摩擦,人民币升值的巨大压力,这迫切需要我们对“高出低进”贸易政策进行新的评估。鉴于此,本文对“进口贸易通过技术溢出促进经济增长”这一问题的国内外研究成果展开综述,并做出简要评析,希望对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提供帮助。
二、进口技术溢出效应的理论基础
1、古典贸易理论关于进口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思想表述
进口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时代。亚当・斯密(Adam Smith)认为,通过进出口贸易促进国际分工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换回本国需要的商品并节约国内劳动。因此,必然促进本国的经济增长(交易生利)。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认为进口较便宜的生活必需品及原材料,能稳定物价,阻止利润下滑的趋势,保证资本积累,促进经济增长。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则认为进口为国内经济提供了激励性示范,推动本国生产过程的创新和改良,刺激和引导新的产业的成长。可见,古典国际贸易理论一贯重视通过进口贸易来促进一国经济的发展。然而,受“重商主义”思想和国内贸易保护主义集团力量的影响,早期研究文献往往更多地强调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却普遍忽视了进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凯恩斯(Keynes,1936)的“对外乘数原理”更是将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
2、新贸易理论关于进口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再考察
以罗默(Romer,1986)、卢卡斯(Lucas,1988)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家揭示了不同于传统理论的经济增长机制和国际贸易发展观,认为知识和技术的溢出是经济实现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而国际贸易又是技术外溢进而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同时,由于知识传播与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各国之间开展贸易还可以节约一部分研究与开发费用,避免重复劳动。尤其是在南北贸易模型中,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进口学习和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形成一种“赶超效应”,向发达国家的经济逼近。在新增长理论和全球国际贸易新态势的共同推动下,新贸易理论应运而生。Grossman&Helpman(1991)首次运用实证研究分析方法研究开放经济中贸易、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阐述了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对经济长期增长的作用。
三、进口技术溢出效应的经验研究
1、国外实证研究综述
(1)CH模型
Coe和Helpman(1995)借鉴Grossman和Helpman(1991)“技术创新”研究思想,首次建立实证模型来研究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国内和外国的R&D都对TFP有着正的促进作用。他们假定国内全要素生产率(TFP)和国内外的R&D存量相关,建立如下回归模型:
(2)CH模型的拓展
CH的实证文章引起了国内外经济学者对国际贸易贸易技术溢出问题的广泛关注,并为其提供了分析框架,后继文献在CH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展。
第一,外国R&D资本的计算方法的改进。Lichtenberg和Potterie(1998,简称LP)认为CH模型中有关外国R&D资本存量的权重只能反映R&D溢出的方向,而不能反映溢出的强度,并对外国R&D投入权重进行了修正,其实证结论与CH模型相同。Falvey,Foster和Greenaway(2002,简称FFG)拓展到用6种方法计算外国R&D资本,使关于进口贸易溢出效应的研究结论更具有可靠性。
第二,研究视角的转变。学者通过从不同的侧面来考察进口贸易的溢出效应的大小,对现有的文献研究结论进行补充,其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对不同结构进口商品的溢出效应的研究,FFG(2002)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知识的性质对R&D溢出变量设定的重要性,仅当被转移到研发溢出接受国的知识属公共产品时,R&D溢出效应才为正并在统计上显著。二是微观层次的研究,Keller(2000)从微观厂商的角度研究发现国际贸易促进了技术进步,认为中间产品之间的国际贸易导致的技术溢出效应更大。
第三,吸收能力的考察。学者们将贸易国的地理距离与技术差距、人力资本、国内自主研发等因素纳入模型,来考察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机制。Engelbrecht(1997)在CH模型中增加了人力资本变量(平均受教育年限),实证发现国际R&D溢出依然是显著的。Gouranga(2000)的研究表明进口国的技术吸纳能力、进口贸易量和其产业结构是否与出口国相似等因素共同决定了此国能否成功地获得国外先进技术。
第四,将影响技术溢出的其他因素纳入模型。FDI在众多国际技术的溢出渠道中一直备受青睐。将FDI变量加入到CH模型,其重大意义在于便于对FDI与国际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行比较。同时,很多学者开始转而关注如教育培训、专业人员的流动、科学文献、国际会议、国际专利等无形的技术外溢。
2、国内研究综述
国内学者佟家栋(1995)较早探讨了进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认为不同时期进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度不同,但总体上存在着正相关关系。林毅夫,李永军(2001)指出传统方法倾向于低估外贸对经济的影响,外贸对经济的影响应该重新定义为“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加上出口通过引致消费和投资的增长而对经济增长做出的贡献”。吴振宇、沈利生(2004)指出进口和出口分别从供给和需求的角度推动经济增长,应将“进口和出口当作不同的性质来处理”来分析对外贸易对经济系统产生贡献。同时指出了“开放经济环境下,进口对经济系统的作用不仅仅局限在解决国内紧缺资源,而且是国民经济运行的一个重要环节。”近年来,国内学者已经逐渐开始认识到进口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重要性。
在实证研究方面,基于CH模型,国内学者方希桦等(2004)、李平、钱利(2005)、李小平、朱钟棣(2006)、俞春娇、俞美辞(2006)对中国进口贸易技术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都表明:进口产生了比较显著的技术溢出效应。同时,国内学者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对CH模型进行了修正和拓展。在微观层次的方面,李小平、朱钟棣(2004)利用我国1990-2000年的面板数据,从省际和地区层面分析了中国进口对TFP的影响。对于CH模型中争议最大的外国R&D资本的方法的计算方法,李小平、朱钟棣(2006)借鉴FFG模型,采用了6种计算外国R&D资本的方法和国际R&D溢出回归方法,进一步证实了国际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
同时,受国际研究的启发,国内学者开始把吸收能力纳入模型,来考察进口促进经济增长的技术溢出效应效果的诸多因素。国内学者(赖明勇等,2005;陈刚等,2006;符宁,2007)探讨了开放经济条件下人力资本投资、贸易开放度衡量、国内研发存量等因素对增强我国进口技术外溢的吸纳能力间接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四、简要评析
上述关于进口贸易技术扩散的研究文献,扩展了CH模型,检验了现实经济世界中的实际进口贸易技术外溢过程,为研究者深化对技术进步、技术外溢的内在机制提供了很好的分借鉴。但是现存的文献针对中国的研究甚少,存在着几点不足:一是国内相关文献偏重分析FDI的技术溢出(何洁,2000;张海洋,2005等),而普遍忽略了在开放经济中进口贸易的技术外溢对经济增长的重大贡献。二是在分析中进口贸易的溢出效应时,忽视中国作为经济转型国家的特殊性,应将制度因素纳入模型。三是对进出商品的结构重视不够。现有的文献大多从进口贸易的总量入手,而较少具体分析消费品与资本品、水平型垂直型中间产品等不同性质的进口的溢出效应的差异。四是未能将人力资本、FDI、国内资本存量等多种影响进口溢出效应的因素纳入模型,进行综合考察。这无疑是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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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科学技术是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在经济生活中越来越重要。内蒙古积极地实施科技兴区的政策,大力支持科技事业的发展。而财政科技投入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科技创新投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财政科技投入也具有相应的能动作用。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义,R&D(ResearchandDevelopment)指在科学技术领域,为增加知识总量以及运用这些知识去创造新的应用而进行的系统的、创造性的活动。在国际上一般采用R&D活动的相关指标来反映一国的科技竞争实力,因此我们可以说R&D活动是科技进步的重要因素,而且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是十分重要,这就使得R&D活动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变得十分有意义。预算会计是以预算管理为中心,以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为目的,以预算收支核算为重点,用于核算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属于分配领域中的各级政府部门、行政单位、非营利组织预算资金运动过程和结果的会计体系。在政府会计中,预算的作用非常大,可以提前为政府的财务做出判断,可以更好的反映政府的财务状况和收支情况,也可以成为政府表现财政政策的工具,客观的适应经济发展需求,最重要的是与预算的有关信息可以为财政资金的绩效提供评价。对财政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的文献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从国家层面来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如张顺(2006)运用我国1978-2000年的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数据,采用了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很好的检验,最后实证证明财政科技投入有利于经济的增长,但经济的增长并不会促进财政科技的投入[1]。吴林海,杜文献(2008)通过误差修正模型,相应的结合协整分析与因果关系检验两种方法,对我国R&D投入与经济增长的有关数据进行了研究,结论说明了我国R&D投入与经济增长有一定的平衡关系[2]。韩香凝(2014)研究我国R&D经费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采用了三个指标,即投入规模、投入结构和地区差异。通过对三个指标的深入研究,最后指出R&D投入多的地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不一定会大,每一个指标对经济增长都有不同的影响,建议因地制宜,结合不同地区的特点,促进R&D投入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3]。另一类是以特定的省份或地区为研究对象。如柳劲松(2009)采用DEA分析方法,对广西等4个民族地区,使用2001—2006年的面板数据,对这些民族地区的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并运用了不同的科技变量和经济增长变量,结果表明内蒙古的资金使用效率排在第一位,广西和新疆第二,宁夏最后。4个地区的财政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有一定的协调关系[4]。乌素(2010)在论文中通过各个指标对内蒙古财政投入的使用情况进行了研究,并且对改革开放以来内蒙古的财政支出的发展变化特征进行了系统的总结,最后从资金使用效率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和政策,便于内蒙古财政投入在经济增长中发挥重要的作用[5]。赵静敏(2011)通过对江苏省1996-2008年间的13个地级市的财政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采用面板数据,并结合协整分析方法,得出结论:江苏省的各个地级市财政投入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但在每一个地市级之间却有着显著地不同,所以提出一些倾斜的建议和政策[6]。米娇(2013)采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运用定量和定性分析,对陕西省的R&D投入与经济增长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并结合具体的数据和图表,深入分析了R&D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最后表明R&D经费投入和陕西省经济增长之间有着一定的关联[7]。
二、内蒙古财政科技投入的现状分析
1.政府的R&D经费投入比例在下降(见表1)从表1可以看出,内蒙古的财政科技投入从总量上是逐年增加的,从2007到2012年,内蒙古R&D经费投入总量由24.20亿元增加到101.45亿元,总量上增加了4.19倍。但从资金的来源结构看,政府R&D经费投入比例虽然在2007年至2008年有小幅度增长,但从在总体上却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由2007年的17.36%下降到2012年的11.63%,下降了5.73个百分点;企业资金比例呈现波浪式增长,由2007年79.80%上升到了83.76%,上升了3.96个百分点,而且比例都集中在80%左右。所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政府的R&D经费投入比重在逐年降低,而企业资金投入已经成为R&D经费投入的主要部分。这样的资金来源结构是不合理的,不利于政府预算目标的实现。2.R&D活动中基础研究投入比重过低(见表2)一般来说,R&D活动可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实验发展三大部分。从表2中可以看出内蒙古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经费占R&D经费的比例极不相称,基础研究在整个R&D经费投入中所占的比重非常小,不超过3%;而实验发展所占的比例都在85%以上,这样就使得基础研究水平非常低。3.政府绩效评价不够充分目前,在我国财政管理的各种问题中,无一不最终体现在财政预算绩效管理水平低下、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不高这一基本因素上来。内蒙古财政科技投入属于政府预算支出的一部分,但是政府的预算支出编制与绩效评价相互结合的不够充分。具体表现为:财政预算绩效评价的法律建设不够完善;标准设计不够规范;工作目标不够明确;绩效评价队伍有待加强;没有形成良好的财政支出效益的监督环境;没有建立科学、规范和合理的评价体系;没有充分发挥政府预算会计的管理职能和监督职能等。
三、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分析
笔者根据相关性、重要性和科学性等原则,采用内蒙古的GDP产值和R&D经费两个变量来进行相关分析,R&D经费代表财政科技投入,GDP代表经济增长。在构建两者之间具体关系的回归方程时,对两个变量进行了自然对数变换,以此来消除异方差的影响,分别取值为LNNB和LNGDP。对数据进行简单的统计如表3:1.GDP用R&D经费影响的分析方程由于两个变量的数据计量单位和数量级比较接近,所以就没有进行标准化处理。运用stata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得到回归方程结果,如表4:根据表格,可知回归方程为:lngdp=6.8252+0.6138lnR&D+ε我们可以知道系数0.6138是表示财政科技投入R&D对于经济增长GDP的影响系数,即说明财政科技投入R&D每增加1个百分点,相应的代表经济增长GDP增加约0.6138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政府对财政科技的投入对GDP有正的推动作用。2.R&D经费用GDP影响的分析方程再次运用ststata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得到回归方程结果,如表5:根据表格,可知回归方程为:lnR&D=-0.10.8851+1.6040lngdp+ε我们可以知道系数1.6040是表示经济增长GDP对于财政科技投入R&D的影响系数,即说明经济增长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相应的财政科技投入R&D增加约1.6040个百分点,也就是说GDP的增长对政府财政科技投入也具有正的推动作用。通过上面的分析结果我们可以知道,内蒙古财政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互为正向推动作用的关系,但彼此影响的幅度有所不同,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就是政府财政科技预算支出绩效评价做的不够好,没有充分发挥政府预算会计管理监督的职能。
四、对策和建议
1.要继续加大政府对财政科技投入力度我们知道,在发展内蒙古经济的进程中,科技经费投入是必不可少的部分。当科技投入能够及时的与经济发展的需求相匹配,这会使科技对经济的效应发挥的更加充分,更大程度上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知道,我省R&D经费支出与经济增长具有相互促进的作用,而且我省财政科技投入逐年增加,但是投入总量仍不足,所以政府要继续加大对财政科技投入力度,要充分利用政府的相关职能,发挥政府在科技创新中的主观能动性作用,继而使得我省科技投入在总量上继续增加;另外政府部门要高度重视R&D经费投入,进一步加大对R&D经费的投入力度,不断地提高内蒙古R&D经费支出占全省GDP的比重,进而可以保持科技发展的后劲和实力,保证我省的研发活动顺利开展。2.改善R&D投入结构R&D投入结构的不合理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科学技术对经济的推动作用。通过对内蒙古R&D经费投入结构分析发现:R&D经费中应用研究与实验发展的经费投入比例比较高,基础研究占R&D经费比例非常低。所以,为了能够有效的促进内蒙古经济的发展,就要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要充分重视基础研究作用,有效的及时地对R&D投入结构进行调整,对R&D资源进行合理配置,提高R&D资源使用率,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加快转变,从而促进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目的。3.要充分认识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重要性政府财政支出是优化资源配置的一种活动,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才能提高财政支出的效率。就目前来看,内蒙古各级政府由于缺乏相应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制度,使得财政资金在合理分配后缺乏制度的监督与评价,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财政资金支出过程中的效率低的问题。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要求财政支出一定要重视支出的结果,所以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监督和制约下,全面认识和高度重视政府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重要性,有助于引导和推动各级预算单位建立相应的责任机制和管理监督体制,以增强政府财政支出的效率。4.做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配套工作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活动,是财政支出的重要部分,建立健全和完善地方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制度,一定要和财政的其它措施配套进行。一是要建立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信息库,便于监督预算会计的完成过程,收集、和查询预算会计信息资料,保障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进而有助于对绩效评价结果进行及时有效的反馈;二是要合理地对财政支出进行科学地分类,通过对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指标和标准体系正确的认识,从而做出合理科学的分类;三是要保证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结果的权威性。5.加强预算会计的会计监督职能和绩效管理职能在处理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要加强政府会计的监督职能,即财政资金使用过程要进行全程监督,从资金的申请到下达,再到资金的使用,最后对资金使用后的评价,都离不开政府会计的监督,从而使得资金的运用更加合理、有效。另外还要加强预算会计绩效管理职能,要从宏观上实施预算会计法律监督,对会计活动和预算活动实行法律监督和有效的管理。
五、结论
篇7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讨论一直处在各种宏观政策讨论的风口浪尖,因为只有在确定经济增长的潜力后,宏观政策才能进行相应调整。
宏观政策在本质上是相机抉择的,其主要功能在于熨平经济周期,实现经济的平稳和可持续发展。如果经济增长的潜力较小,那么宏观政策的选择将是保持对经济的强力刺激,以将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维持在一定水平,解决每年高达数千万的新增劳动人口就业问题,同时为结构调整创造良好的整体环境。但如果中国未来经济增长仍然具有较强的内在动力,继续大规模超强经济刺激的结果将是灾难性的,除了资产价格泡沫、高企的通胀以及经济结构的进一步扭曲外,我们几乎无可期待。
2010年,中国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庞大的经济规模以及与世界经济的紧密联系意味着中国对于他国的影响举足轻重,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因而也成为世界各国政策制定者关注的焦点。
要回答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潜力有多大,我们首先需要对相关理论进行梳理。哈佛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在《探索经济繁荣》一书中对此作了很好的总结。在标准经济增长理论中,经济的总产出取决于生产率和资源禀赋,后者通常包括劳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三大类。因而,要实现经济增长,主要的途径是以下四条:(1)生产率的增长;(2)物质资本的深化,具体表现为机器、厂房和交通运输设施等生产物资形式的增加;(3)人力资本的积累,即劳动者知识、技能和体力的改善;(4)劳动的增加。
四分法为我们勾勒出经济增长的大致轮廓,但同时一些逆向机制的存在使我们对经济增长与上述四因素间的关系心存疑虑。例如,我们很有可能发现,是经济增长带来了生产率的提高、交通运输设施的改善和劳动者技能的积累,而不是要素积累和生产率决定了增长。所以我们需要进一步分析,到底是什么导致了四因素的改变。
地理、贸易与制度是决定经济增长的更深层次因素。地理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一国自然资源禀赋的数量与质量,从而直接决定该国的收入情况。例如,沙特阿拉伯石油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的70%以上,石油出口额约占出口总额的90%。同时地理和气候也会影响公众健康状况,后者与一国的劳动和人力资本状况息息相关。世界上的主要发达国家之所以都不在热带地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气候导致该地区疾病难以控制。
贸易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渠道主要包括,专业化生产和竞争程度增强导致的生产率提高,市场扩大导致的规模效应,开放引致的有利于技术进步与学习效应的外部性。虽然目前关于贸易开放对经济增长重要性程度的高低还存在一些争议,但是总体上我们认为,贸易开放是有益于经济增长的。
作者: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
经济增长的制度因素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以往的观点认为,经济增长将带来制度的变革。但诸多的研究已经证实,明晰的产权、合理的市场监管、高质量的司法体制以及较强的政府执政能力是一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最本质的前提和最具决定性的力量。
篇8
本文将通过建立VAR模型进行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分析,进而具体阐述消费、投资与净出口这三个要素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拉动经济增长,即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各自对于上海市GDP的贡献率。
根据传统经济理论,可以用GDP指标来反映经济增长全貌,以最终消费支出(FCE)反映消费需求情况,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I)反映投资需求状况,以净出口(XM)反映外贸状况。本文以上海市为研究对象,样本区间为1985~2011年,样本数据来自于历年的《上海统计年鉴》和上海海关网站,计量分析软件采用Eviews6.0,由于时间序列数据多为不平稳序列,因此要将变量取自然对数,即LNGDP、LNFCE、LNI,而净出口数据在若干年份里存在负值故不能取对数。分析思路:对于时间序列,首先要通过ADF检验观察数据是否平稳。若平稳,则可直接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若不平稳,可通过差分变为平稳之后再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然后,选择最优滞后阶数来建立VAR模型,并对其进行AR根的平稳性测试,进而在最优VAR模型的基础上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最后,根据模型得出自己的结论和政策建议。
数据平稳性检验(ADF检验)在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之前,必须首先进行平稳性检验。若数据不平衡,则无法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协整关系检验。因此,首先对各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即采用ADF检验来判断数据是否平稳。原假设H0:序列不平稳;备择假设H1:序列平稳。取显著性水平α=0.5,若变量的ADF统计量<5%的临界值,则拒绝原假设,即数据平稳;若其ADF统计量>5%的临界值,则接受原假设,即数据不平稳。经检验,发现四个变量的原阶数据都是不平稳的,在经过一阶差分之后变为平稳序列,且在1%的置信水平下都是平稳的。一阶差后变平稳的数据经整理后如表1所示,原阶数据的单位根检验省略。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由于时序数据经过一阶差分之后变平稳,因此可以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由表2可以看出,当显著性水平为5%、滞后阶数为2时,最终消费支出与GDP之间的关系是互为因果;投资与GDP之间呈单向因果关系,即投资是引起GDP变化的格兰杰原因;净出口与GDP之间彼此独立、互不影响。同时要注意到,格兰杰因果检验所解释的并不是同期变量之间的关系,而是某期变量的现值与另一变量的所有滞后值之间的关系。因此,这种关系实际上只是时间上的因果关系,重在影响方向的确认,而非完全的因果逻辑关系。
选择最优滞后阶数在建立VAR模型之前,首先要根据AIC、SC等信息准则来确定最优的滞后阶数,方法是AIC、SC等信息准则越小所代表的滞后阶数越好,此时所建立的VAR模型越优。由表3可得,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为2,因此可以建立VAR(2)模型:DLNGDP=0.1781+1.0511DLNGDP(-1)-0.3325DLNGDP(-2)-0.4814DLNFCE(-1)+0.1755DLNFCE(-2)+0.1069DLNI(-1)-0.0232DLNI(-2)-0.0002DXM(-1)+0.002DXM(-2)之后,要在此模型的基础上进行协整检验、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在滞后阶数确定之后,仍然要对VAR(2)模型进行平稳性检验,此时要用到特征方程的AR根检验法,即如图1所示。由于VAR(2)模型的AR根全部落在单位圆以内,故可以判定此模型满足平稳性条件。在VAR(2)模型中,可以运用Johansen协整检验观察多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3]。输出迹统计量(TraceStatistic)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由表4可以看出,各序列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也就是证明了所选取的四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同时,还可以通过Johansen协整检验得到最大特征值统计量(Max-Eigenvalue)的检验结果,同样证明了序列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由于最大特征值统计量的检验结果与迹统计量检验结果相似,此处不再重复。
为了对各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有更多的了解,我们将根据所建立的VAR(2)模型进行脉冲响应分析。由图2可以看到,在给各变量一个广义的脉冲冲击之后,得到关于GDP的一组脉冲响应函数图。其中,横轴表示各变量冲击作用的滞后期数(年),纵轴表示GDP的变动幅度(亿元),黑线表示脉冲响应函数,反映了GDP对各影响因素的冲击反应,上下两条虚线表示正负两倍标准差偏离带[4]。由图2可以观察到,在本期给FCE一个正向冲击后,GDP迅速作出反应,这种正向冲击作用一直持续到第5期,从第6期之后趋于稳定收敛状态,可见GDP对最终消费支出FCE的冲击反应迅速并比较强烈,在最终消费支出FCE波动后GDP很快就作出反应,这说明了上海市的经济发展对最终消费支出的变化比较敏感,足以反映消费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本文主要讨论经济增长对各影响因素的反应,故此处不再讨论和分析经济增长对自身的冲击作用。接着分析GDP对投资变量I的脉冲响应,在本期给投资I一个正向冲击之后,GDP的反应趋势与最终消费支出的冲击反应趋势大体一致,但是反应速度和效果不如最终消费支出强烈。在受到投资的正向冲击之后,GDP在第2期达到最大值,微弱衰减之后趋于收敛状态。这说明虽然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冲击作用不如消费强烈,但是相比净出口而言,其冲击作用不容忽视。最后再分析GDP对净出口XM的脉冲响应,在本期给净出口一个正向冲击,结果是给前3期的GDP带来负向冲击作用,在第2期这种负向冲击达到最小值,在第3期之后开始反转,出现正向冲击,但反转之后的正向作用较小,并于第9期开始趋于收敛。显然,净出口对上海市经济增长的冲击作用时正时负,且作用效果远不如消费和投资明显。综上所述,从反应速度来看,GDP对消费的冲击反应最为迅速,对投资的冲击反应较为缓慢,对净出口的冲击反应最为迟缓。从冲击强度来看,也是消费对GDP的影响最为强烈,投资次之,净出口对GDP的影响微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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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教育 经济 关系
随着我国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新技术的应用日益广泛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的不断推进,特别是高级应用型人才短缺现象将会愈发严重,教育如若不能承担起繁重的培训任务,人力资源问题必将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目前,不少地方出现了失业人员找不到工作、而应用型人才又聘请不来的情况,这凸显了产业调整所带来的人力资源上的需求变化。从这个角度讲,高精尖人才可以引进,但高素质的劳动力大军的形成必须依靠教育来实现,因而大力发展教育显得尤为紧迫。
一、教育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研究轨迹
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很强的内在关联。这体现出教育的经济价值。早在古希腊时代,思想家、教育学家柏拉图不仅意识到了教育的重要性,而且提出教育与国家经济增长的关系说。他说,“在生产工艺中有两个部分,其中之一与知识关系更为密切”。
(一)国际视角研究轨迹
系统地论述教育的经济供给的经济学者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他首次把人的经验、知识、能力看作是国民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发展生产的重要因素。指出“学习是一种才能,须受教育,须进学校,须做徒弟,所费不少。这样费去的资本,好多已经实现并固定在学习者的身上。这些才能,对于他个人自然是财富的一部分,对于他所属的社会,也是财富的一部分。工人增进熟练的程度,可以便利劳动、节省劳动的机器和工具同样看作是社会上的固定资本。学习的时间里,固然要花费一笔费用,但这笔费用可以得到偿还,同时也可以取得利润”。从而揭示了人的知识、经济和才能是一种具有生产性的资本,对社会生产有着重要的作用。这为后来人力资本理论的创立提供了清晰的思维。
从现代经济增长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真正把教育当成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的现代学者是索洛。1957年。索罗使用总量生产函数法。就劳动力、资本、科学技术进步等因素对1909-1949年美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进行了评估和统计,并指出资本和劳动力这些传统生产要素作用之外,还有无法解释的经济增长的“残余”,这主要归功于技术的贡献,但可能也有其他方面的贡献,实际上是间接指出了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有关教育与经济增长相关关系最全面、最经典的理论当属人力资本理论。舒尔茨在1960年美国经济学年会上发表了题为“论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说,系统、深刻地论述了人力资本理论,开创了人力资本研究的新领域。舒尔茨认为资本包括人力资本与物力资本两个方面。一则它们具有类似性,都是通过投资形成的;二则又有区别性,人力资本相对物力资本,带有高效性、持效性、多效性、间接性和易流失性等特点,而且人力资本的所有权一般不像物力资本那样可以转让。舒尔茨从宏观角度提出了教育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和缩小收入差别的手段,系统、深刻地论述了人力资本理论,开创了人力资本研究的新领域。
舒尔茨之后,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研究呈现出多样性。以贝克和丹尼森为代表的学者沿着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进行思考,丹尼森认为经济增长因素归为两大类,一类是生产要素投入量,一类是生产要素生产率,知识进展能使生产同样的产品所需生产要素投入量减少,并且促进经济增长的新技术只有在知识有所进展时,才能发挥作用。此外,一些学者将信息经济学和国际贸易理论的一些原理用于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研究提出了“教育甄别”和“教育外滋效箍”等观点,极大地拓宽了教育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视野。
到了上世纪80年代,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为“新经济增长理论”所关注。“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创建者Romer和Lucas认为,对教育、培训和科学研究等人力资本要素进行投资能有效解决效益递减问题,从而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劳动力获得知识,提高了边际生产力,成为生产投入的重要因素之一。
经济学家已经发现,经济增长的发动机需要4个因素,分别是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本和技术,无论是穷国还是富国都把人力资源放在了首位。只有通过教育。才能获得合格的人力资源。Sawami测算了从1969―2003年,教育对于澳大利亚人家GDP和总要素生产力的促进增长作用。经过测算,澳大利亚人均GDP在1969-2003年平均年增长1.9%,其中有31%来自于教育的贡献。
丹尼森把经济增长归为要素投入量的增加和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两大类别。其中要素生产率分解为知识进展、资源配置改善和规模节约等23个要素。通过从国民收入平均增长率中逐项推算诸因素所起的作用,他比较了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相对重要性。在计算教育程度提高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时。丹尼森将教育程度提高归人人力资本投入量增加的范畴,把教育水平提高看作是促进人力资本质量提高,从而是对经济产生影响的主要因素。由此计算出美国1922―1957年间的经济增长有20%应归于教育,这种方法得到了广泛认可,分解结果被广泛引用。
(二)国内视角研究轨迹
黄仁德、赵振英以内生成长理论为基础,利用1964年至1994年的资料进行台湾经济成长来源的研究,探讨劳动、实物资本对台湾经济成长的贡献,并估计教育的投资报酬率与门槛效果。结果显示,产出弹性的估计:劳动为0.4,实物为0.6,人力资本达1.1。以教育程度估计,教育投资的报酬为0.13,其中社会的报酬率高达0.07,显示在台湾产出成长的过程中,人力资本具有显著正面的外溢效果。
二、教育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数学模型
从数学的角度来分析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较早进行这方面尝试的是英国和美国的一些学者。比如:道奇在1904年将几个大工厂从业人员的收入,按普通劳动者、在工厂受过学徒训练者、职业学校毕业生和技术学校毕业生等几种类型,进行比较研究。目的在于估算受不同程度教育者的“货币价值”。科马洛夫在1972年根据受教育年限长短的不同,确定了具有不同教育程度的劳动者的劳动复杂程度系数,以此劳动复杂程度系数作为劳动力质量修正尺度,计算了前苏联1960-1975年期间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为37.1%。科斯坦扬在1979年以教育费用的不同作为劳动力质量修正的尺度,计算了前苏联1960-1970年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为18%。
随着经济、技术的发展,许多经济学家开始对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研究,通过某种特定的假设,设计出数学模型,并计算得到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具体贡献。由于计算教育发展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是件十分复杂的事情。现有的计算方法都只是近似的方法,计算模型本身也有一定的缺陷,但是通过计算模型,有助于更加深刻的认识教育发展
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下面就就不同类型的数学模型展开列举和说明。
(一)舒尔茨计算模型方法
20世纪50年代,舒尔茨发表了他的关于人力资本的经典论文,定义了教育投资和人力资本等经济活动,设计了对教育投资价值的计算方法,并估算了1929-1957年美国教育投资的成本和收益率。他把资本分解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两部分,通过计算一定时期内因教育水平的提高而增加的教育资本存量和教育资本收益率来测量教育的经济效益。其中:Pe-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额:Kc一教育投资增量,等于末期的教育资本存量减去初期的教育资本存量,教育资本存量为各年级毕业生人数和各等级教育支出的乘积;r-教育投资的平均收益率,为各级毕业生教育收益率的加权平均值;Y-一定时期内国民收入增量。具体的公式为:
Pe=(KCr)/Y (1)
舒尔茨对1929-1957年美国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关系作了定量研究,得出如下结论:各级教育投资的平均收益率为17%,教育投资增长的收益占劳动收入增长的比重为70%,教育投资增长的收益占国民收入增长的比重为33%。
(二)丹尼森通用计算模型
在生产过程中,各个要素投入量的组合与实际产出量之间总有一定的依存关系。美国数学家柯布(C.W.Cobb)和经济学家道格拉斯(D.H.Doumas)于20世纪20年代研究了美国1899-1922年期间制造业生产中,资本和劳动要素对生产发展的影响,提出产出主要Y与劳动力数量L、资本投入量K、技术进步A、土地数量G等有关,可用普通函数式:
Y=AKα (2)
α、β、y一分别表示资本、劳动、土地在总产出中的相对比重。
丹尼森认为,劳动不仅有数量方面,且有质量方面的构成因素。如果把教育作为构成成熟劳动质量方面的一个因素,人均劳动小时数和同质工人的数量可以看作是劳动的数量方面因素。因此,可以把L分解为初始劳动力L与教育投入E的乘积。这样,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可以变为:
Y=AKα(LE)β
其中,L-不包含教育质量因素的劳动投入量:E-教育投入量。
丹尼森用此模型在1974年测算了美国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计算教育程度提高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时,丹尼森将教育程度提高归人人力资本投入量增加的范畴。把教育水平提高看作是促进人力资本质量提高,从而是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主要因素,由此计算出美国1922-1957年间的经济增长有20%应归功于教育。另根据丹尼森的测算,如果假设美国1929-1969年间,其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为1.89%,则教育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大约为0.39%。这种方法假定了工资差别与人力资本受教育程度对经济增长贡献程度相同以及将知识进展当成独立要素,得到了广泛认可,分解结果被广泛引用。2001年北京师范大学崔玉平,采用与丹尼森大致相同的方法,研究了1982-1990年期间我国教育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结果发现教育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率是8.84%,其中,职业教育的贡献率仅为0.48%。
在丹尼森计算教育对经济增长率贡献的模型与方法当中,没能给出分别估算各类教育对经济增长率贡献的具体方法。杭永宝根据丹尼森计算模型,采用“权数分配法”,从而计算出小学、初中、普通高中、中职、高职、本科以上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
(三)面板数据(Panel Data)模型方法
陈用芳基于计算经济理论中的Panel Data模型,考察了教育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
面板数据(panel data)也称平行数据,或时间序列截面数据(time series and cross section data)或混合数据(pool da-ta),是指在时间序列上取多个截面,在这些截面上同时选取样本观测值所构成的样本数据。面板数据从横截面上看是由若干个体在某一时刻构成的截面观测值,从纵剖面上看是一个时间序列。
伴随着经济理论,包括宏观经济理论和微观经济理论、计算机技术和统计方法的发展,Panel Data模型在经济学领域的应用逐渐被经济计算学家推广。在宏观经济领域,它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增长、技术创新、金融、税收政策等领域;在微观经济领域,它被大量应用于就业、家庭消费、入学、市场营销等领域。PandData模型既能反映某一时期各个个体数据中所隐含的规律,也能描述每个个体随时间变化的规律,集合了时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高等职业教育间序列和截面数据两方面的信息,能够提供更大容量的样本点,改善参数估计的有效性,可以用来深入分析复杂的经济问题。面板数据模型的一般形式可以写成:
y=a+xb+U (4)
对于平衡的面板数据,即在每一个截面单元上具有相同个数的观测值,模型样本观测数据的总数等于NT。
陈用芳以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国内生产总值为因变量,以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及受教育人口为自变量,采用面板数据作为样本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
(四)基于熵值法的灰色关联度模型
灰色综合评价主要是依据以下模型:
R=Y×W (5)
式中,R为M个被评价对象的综合评价结果向量:W为N个评价指标的权重向量;Y为各指标的评判矩阵:根据R的数值。进行排序。
在信息论中,熵是对不确定性的一种度量。信息量越大,不确定性就越小,熵也就越小;信息量越小,不确定性越大,熵也越大。根据熵的特性,可以通过计算熵值来判断一个事件的随机性及无序程度,也可以用熵值来判断某个指标的离散程度,指标的离散程度越大,该指标对综合评价的影响越大。
巩海霞运用基于熵值法德灰色关联度模型对江苏省1990-2007年教育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将家庭教育支出人和财政教育投入通过适当的权重配比化成一个综合指标。再将其和经济指标(地区生产总值)做灰色关联度分析。结果发现,家庭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8.53%,财政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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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协整检验
一、引言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更不可小看。现在不论是理论界还是在实践界中几乎所有的人都毫无保留的承认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我国经济学界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
中国幅员辽阔,每一个省都有自己的特色,河北省作为环围京津的唯一省份,在经济发展的大浪潮中也显出了自己的优势,但与其他沿海发达省份相比有相当大的差距。那么如何发展河北经济?需要解决哪些问题?这些疑问摆在了政府面前。本文主要探讨河北省的金融发展是否促进了经济增长,检验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并从金融发展的角度,提出河北省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对策。
二、变量与研究方法简介
(一)变量的选取
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选择FIR、FAE、FSS作为衡量河北省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
金融相关比率FIR=金融资产存量之和/GDP,FIR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金融深化程度的最重要指标,一般用来衡量金融发展的规模。
金融中介效率FAE=贷款/存款,用来衡量金融机构将储蓄转为贷款的效率。
金融储蓄结构FSS=居民储蓄/全部存款,居民储蓄是金融存款的重要来源,FSS是衡量金融机构吸收居民储蓄的重要指标。
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为实际地区生产总值,即地区生产总值与地区生产总值指数的比值,以剔除价格变动的影响。
(二)研究方法简介
1.VAR模型
向量自回归(VAR)是基于数据的统计性质建立模型,VAR模型把系统中的每一个内生变量作为系统中所有内生变量的滞后值的函数来构造模型,从而将单变量自回归模型推广到多元时间序列变量组成的“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模型是处理多个相关经济指标的分析与预测最容易操作的模型之一。
2.协整检验
1987年Engle和Granger提出了协整理论及其方法,为非平稳序列的建模提供了另一种途径。虽然一些经济变量本身是非平稳序列,但是它们的线性组合却有可能是平稳序列。这种平稳的线性组合被称为协整方程且可被解释为变量之间的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3.脉冲响应函数
在实际应用中,由于VAR模型是一种非理论性的模型,因此在分析VAR模型时,往往不分析一个变量的变化对另一个变量的影响如何,而是分析当一个误差项发生变化,或者说模型受到某种冲击时对系统的动态影响,这种分析方法称为脉冲响应函数方法。
4.方差分解
脉冲响应函数描述的是VAR中的一个内生变量的冲击给其他内生变量所带来的影响。而方差分解是通过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通常用方差来度量)的贡献度,进一步评价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因此,方差分解给出对VAR中的变量产生影响的每个随机扰动的相对重要性的信息。
三、河北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
运用Eviews对GDP,FIR,FAE,FSS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由检验结果可知这四个序列不平稳,而他们的一阶差分变量DGDP,DFIR,DFAE,DFSS拒绝含有单位根的原假设,说明他们的一阶差分时间序列是平稳的,因此为典型的I(1)时间序列。
(二)Johansen协整检验
由于所有的变量经过ADF单位根检验,发现他们都是一阶差分平稳时间序列,服从I(1)单位根过程,满足建立VAR模型的条件,在此基础上我们进行协整检验。根据AIS,SC信息准则确定滞后阶数为1。把代表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的变量联合起来构建一个VAR(1)系统,来研究各个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
由协整迹统计量检验和最大特征值统计量检验给出了相同的结果,在95%的置信水平下VAR(1)系统各变量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各系数都通过T检验,将协整关系写成数学表达式,并令其为E,即:E=GDP-0.887954*FIR+0.370206*FSS+0.744206*FAE
在对E进行单位根检验,发现序列是平稳的,说明我们在研究的时间内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
(三)Granger因果检验
选择滞后一期,对河北省的实际地区生产总值与金融相关比率、金融中介效率、金融储蓄结构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由软件运行结果显示可知,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表明河北省经济增长是金融相关比率、金融中介效率、金融储蓄结构的格兰杰原因,即经济增长是金融发展的格兰杰原因,而金融发展不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
(四)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从软件运行得出的脉冲响应表具体数据可以看出,GDP对其本身一个正的冲击有比较显著的反应,且随着时间的逐渐减弱趋于平稳,在第10期达到0.033367。这表明经济本身有自我促进的作用,当给国民经济某一冲击时,经过市场传递给下一轮国民经济的发展,且这一冲击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和较长的持续效应。再看一下金融发展各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冲击效应:(l)当在本期给金融相关比率变量一个正的冲击后,在第1期国民经济几乎没有反应,而随后几期对国民经济有一个迅速拉动作用,在第4期达到最大0.097463,从第4期以后稍微减少并基本保持稳定。(2)当在本期给金融中介效率一个正的冲击后,在第一期经济也没有做出反应,但随后对经济的冲击却是负的冲击影响,在第2期达到最大-0.058005,其后逐渐回升。(3)当给金融储蓄结构一个正的冲击后,在第一期经济没有做出反应,其后对经济有着负的冲击影响,稍后随有所上升但冲击仍不显著。
(五)方差分解
本文主要考察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所以只对变量GDP做方差分解,分析经济变量本身和金融发展变量FIR、FAE和FSS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根据方差分析表具体数据可以看出,对GDP的方差分解来自身的贡献最大,其中是FIR,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逐渐增加,在第10期达到最大20.24691%;FAE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在逐步增加;和FIR和FSS相比,FSS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弱一些,在第10期达到最大1.708535%。
四、对实证分析结果的理论解释和相关政策建议
实证的结果表明:河北省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协整关系。但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表明:金融业发展对经济增长没有直接因果关系。这样的结论可能与直观经验不一致,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1.样本选择具有一定难度,FIR、FAE、FSS三个指标以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界,前后数值变化很大,平稳阶数甚至不同,这可能是1994到1995年改革步伐加快,市场化程度在当时迅速提高的结果。如果仅选择1995年之后的数据,样本容量太小,无法进行协整检验;选择1978到2009年的数据,则拟合效果很差。2.其它衡量金融业发展水平的指标(直接融资比重、金融部门对私营企业贷款比重等等)由于数据不足未能选取。由于近年来投资工具日益丰富和民间金融的大范围客观存在,以存贷款余额之和来替代金融资产总量略显牵强,实证结果也表明这一指标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小。
此外,就河北省经济、金融结构本身来讲,河北省经济体制改革滞后,金融机构所有制结构过于单一,金融中介发展缓慢,经济、金融活动受政策左右较大,充分竞争的空间有限,使得金融业未能更为有效地为经济建设服务。所以我们应该加快河北省金融的发展,使证券市场直接融资功能和银行等金融机构的间接融资功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使其对经济增长发挥更大的促进作用,同时实现经济对金融的拉动作用,形成经济与金融的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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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兴军.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J].市场周刊,2005(1):9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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