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治哲学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西方政治哲学，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古希腊是西方的政治哲学的发源地，西方哲学在古希腊实现了它的第一个辉煌的鼎盛时期，在这一时期，关于政治哲学的主题及其他一些主要问题都已经有了雏形，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也日趋深入全面。政治哲学在理论上和思想上的丰富多彩性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体现。当时的古希腊的政治哲学具有两个最为基本的特征，其一是为政治哲学家们所主张的政治哲学观念找到一种终极性的依据，这是第一个特征。其二是政治哲学的原理、观念、原则以及相关理论受到当时的政治实践影响，多以城邦政治为中心展开的。

正义是古希腊的政治哲学中一个最为基本的主题。毕达哥拉斯学派运用“数”来解释万物的本原，追求和谐，而且用数的关系来表示和谐。在他们看来正义就是数的平方，因为平方数是由若干相等的部分组合而成的，这便是一种和谐。赫拉克利特认为战争具有普遍性，正义就是战争。但是关于将正义看作和谐还是把正义看作战争这二者之间是存在着较大的差别。这一时期古希腊另一位著名的大哲学德谟克利特认定国家的利益高于其他一切利益，德谟克利特所认为的国家与其他学者的国家在性质上的认识是不尽相同的，民主制度他所积极主张的，只不过他的这种民主制度的根基乃是等级制度与奴隶制度。

柏拉图的思想是古希腊政治哲学的高峰。他一方面从其哲学立场出发以其哲学方法深入地探讨了正义以及其相关的概念，另一方面也提出了理想的社会基本结构。柏拉图对正义的探讨乃是他的全部哲学探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他的方法也就是他的辩证法，问答加归谬的方法，借以找到所探讨的事物本身，而后者在柏拉图看来就是理念。柏拉图最重要的政治哲学著作《理想国》的主题就是正义问题。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与柏拉图不同，主要体现在他关于古希腊城邦政治制度的研究和他关于理想国家的观念上面。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是政治动物，所以他们必须生活在一种政治共同体之中。城邦是一种自然的制度，是从最自然的人与人关系中发展起来的。人的一切言行都以某种善为其目的，因此，人类的联合体也同样是以善为目的的，城邦是一种最高的联合体，以最高和最广泛的善为目的。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的基本思想，我们了解到，政治哲学一方面与所处社会、历史环境的哲学思维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又受当时社会政治现实的限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乃是西方政治哲学的滥觞，也是西方政治哲学思想的主要资源，虽然历经批判，但是即使在当代的主要政治哲学流派里面，人们依然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思想的影响。

二、现代政治哲学

我们这里所说的现代覆载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从马基雅维利所处的十五、六世纪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马基雅维利被称为现代政治哲学的奠基者。为现代政治哲学提出经过系统论证的基本观念、概念和方法的是英国哲学家霍布斯。社会契约这样一种理论设计确立了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方法，既然某种外在的神的旨意和先天的道德规范是不存在的，那么人世间的规则就必须由人自己来订立。而人之所以具有这种资格，乃是因为他们的自然权利。从自然权利到一个国家的，霍布斯完成了人类依据自己的理由来建立社会或国家及其规则的理论论证。洛克也是通过社会契约的理论来解释人类社会的产生，与霍布斯不同，他认为，即使在自然状态之中，人们也都能够享有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权利，而所以要订立契约以建立公共权力，乃是因为自然状态是不稳定的。这样建立起来的公共权力拥有立法、行政等权力。卢梭关于社会契约、人民和个人权利等问题的一些主要观念是与洛克大体一致的，然而后人对卢梭的评价却意见纷歧而至于大相径庭，最极端的观点将卢梭看作是现代极权主义的祖师。后一种评价的最主要根据就是卢梭提出了公意的观点。卢梭认为，建立国家或社会的目的乃是社会的公共幸福，但是只有公意能够按照这个目的来指导国家的各种力量。

康德的实践哲学深受卢梭的影响，这就是对人的尊重，而这一点奠定了康德实践哲学的基本原则，从而也就奠定了其政治哲学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人是目的。黑格尔的哲学思想是经过法国大革命的洗礼的，但是这并没有使他的政治哲学更具现代性，他的政治哲学既太受其哲学体系的束缚，也太受他所在的那个王国的局限。黑格尔虽然也强调自由，注意到个人权利的重要性，但在他的政治哲学里面，国家才是至高无上的东西。黑格尔的思想对马克思产生了重大的方法论上的影响，与社会契约论相反，马克思与黑格尔一样将人类社会的制度看作某种客观的、外在的因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的必然产物，除了顺应这种规律，人的其他活动都几乎是无足轻重的。

现代政治哲学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与现实激烈的革命和其他社会变迁而导致的冲突一样，不同派别之间的观念也始终处在于针锋相对的斗争之中。虽然在不同的时期派别和斗争的内容有其变化，但基本趋势是越来越晚期，两大派的阵营的分野就越鲜明。

三、当代政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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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活情境；认知情感；课堂氛围

2005年，在江苏省全面实行新课程，课改后的新教材，在形式上图形并茂，可以说有声有色，更有味，在内容上更加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更加注重学生对现实生活的感受，贴近学生的实际，不再是以往的枯燥无味、难以理解，取而代之的是趣味横生，简明易懂。在要求上，更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新的教材对我们的教法也提出了挑战，要求老师转变教学观念，转变以往那种满堂灌、照搬照抄、不求实际、单调划一的教法，而代以灵活多变、启迪学生创新思维的教法，而这一切需要从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入手，下面我就从一个政治老师的角度谈谈如何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一、创设生活情境，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陶行知先生说:“教育只有通过生活才能产生作用并真正成为教育。”在教学中，创设生活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情感，并在情感交流中引发学生的内在学习动机，提高学生参加学习活动的积极性。如在讲高二政治的《文化生活》模块时，其中在第一课第一框就涉及到一个重要但却很乏味的概念“文化”，老师在向学生讲授“文化”概念时如何才能把这种抽象、无味、难懂的概念让学生在愉悦中去弄懂它、接受它呢？我们可以先让学生看一下书本解释，学生在这种情况下往往无趣的不理解的把“文化”概念看一下，在学生看完后，最多只是照本宣科式的知道了这就叫“文化”，不理解，更没兴趣，这时我们老师就要发挥教学技巧了，为了帮助学生掌握好这个概念，我们不妨在此时创设一种情境，问：“同学吗？过过年吗？”学生肯定说当然过过的了，此时我想学生的注意力就会被这熟悉而又莫名奇妙的问题吸引住，这时，老师就可以接着往下问了：“那么你们都知道中国人在过年时都干什么吗？”学生就会抢着答“放鞭炮，贴对联，年三十晚领压岁钱，侯岁”等等，此时老师就可以说一句，“这就叫中国的一个传统文化——春节”，此时学生结合书本上关于“文化”概念的解释，就能直观的感觉到“文化”这一概念内涵了。为了让学生充分发挥想象力，更加的深刻的理解“文化”概念，老师可以再继续创设情境，加以引导。师问：“同学们可以再想象，当你的脚步踏进校园时，你会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学生答“穿着整齐洁净的校服的学生在操场上来回的追逐，教室里坐着整整齐齐的学生在认真的听课，还有早晨的朗朗读书声。”师问：“这是不是我们常讲的校园文化。”生答：“是。”此时再把书本上关于文化的概念给学生简单解释一下。我想这样学生就能在乐意愉快中接受了“文化”这一概念。让学生在一种知识的情境中接受了知识，有趣，又易懂。

二、开展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让学生主动参与教学

思想品德课重在激情、明理，知行。教学中要扩展学生的参与范围，不仅要强调课内参与，还要适当的参加一些实践活动。学生常常因为兴趣、爱好而进行一些能充分发挥自己才能的活动。在活动过程中，他们的自我意识强，受到的自我教育也深刻。为了使这种活动更具操作性，一般可以就在教室里，课堂上进行。比如在教《文化生活》模块“文化的力量” 时不必急着先让学生看书本上的解释，可以首先用多媒体放一首《黄河大合唱》或者《团结就是力量》这些让人精神激昂振奋的歌让学生听听，听完后，师问：“感觉如何？”学生肯定是兴奋不已，师再问：“感觉到文化的力量了？”然后再放一首，《催眠曲》，在学生的精神由兴奋不已到睡意浓浓时，就可以停止音乐了，此时学生就能感觉到文化的一种无形的的力量了。然后结合书本展开教学。另外，为了澄清对某个问题的认识，我们还可以设立问题，在学生之间，在师生之间展开辩论，有趣的辩论方式我认为是让学生反驳老师，或着老师有意反驳学生的观点，在辩论中引导学生慢慢的明白事理。从而加深学生的对知识的理解的 同时也可以提高学生的思辩能力。

三、充分运用教学模具，促进学生在直观感受中明事理

人的情感是在一定的接触和参与中产生的。情境中的各种事务与因素对学生的认知情感的产生往往具有综合作用。为了培养和强化某种认知情感，可以有意识地创设相应的情境，营造良好的气氛。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千方百计地创设一定的情境，激发学生积极参与情感。在课堂上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物品，来充当我们的教具，一方面能极大提高学生学习与探究的兴趣，另一方面也可以让学生通过事物和某种情境理解问题。

四、灵活应用现代化教学工具，给学生展现最新，最快，最热的社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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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应如何正确理解哲学理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统一

我们认为，真正把哲学理论学说视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内在统一，这构成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注重哲学理论方法论意蕴的理论出发点。要真正理解哲学理论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有一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就是我们说哲学即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这个说法固然正确，但却未免简单化。因为它容易使人产生这样一个看法：似乎哲学理论学说涉及两个平行不一的领域，即作为客观现实世界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存在规律和作为人类主体认识和改造现实世界的思维规律。其实，这两者是一致和同一的。作为主观辩证法，哲学是对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客观辩证法的正确反映，这是对哲学原理作为世界观的含义。而这一主观辩证法作为一种辩证思维的方法，在社会实践中被用以认识、规范和改造世界时，哲学理论又具有了方法的意蕴。

据此，我们可以对哲学理论的方法论意蕴作如下一个界定：所谓的哲学理论的方法论意蕴是指，哲学的理论学说在正确揭示客观现实世界规律的基础上，又把这种认识作为主体的一种本文由收集整理思维工具，反过来规范和改造客观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过程。或者说，哲学原理的方法论意蕴就是哲学的理论观点和学说转化为人们认识问题、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思维方法的过程。

二、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如何把哲学理论转化为方法

哲学理论的方法论意蕴，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具体是通过如下三个途径体现出来的：

其一是哲学理论的范畴所体现的方法。在哲学理论的学说体系中，范畴是对客观现实世界的正确摹写和反映，但它一经形成便又转过来规范现实。而这个规范现实的过程也就是范畴转化为方法的过程。例如哲学中的物质范畴，如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曾论及的那样，作为一种方法，就是使当时许多的自然科学家从“原子非物质化”的迷误与困惑中解脱出来。因此，范畴的方法论智能是以范畴在本质上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对象的属性作为基础的。没有对客观事物本质属性的正确摹写和反映，就没有范畴的方法论意蕴。这也算哲学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要求。

其二是哲学理论的命题所体现的方法。与范畴的方法论意蕴相同，所谓命题转化为方法，其真实的含义也是指反映现实和规范现实的相统一过程。哲学理论的命题，其中尤其是那些重要的通常被称之为理论原则的命题，无疑都是对客观现实世界存在之规律的正确反映。只是基于这一正确反映的基础上，我们才能以此来规范客观现实世界，从而指导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这也就是理论转化为方法的过程。在者的命题转化为方法的过程中，有一个问题值得特别加以研究，这就是，能否说哲学原理中所有理论命题均能有效地转化为方法。显然，对这个问题的探讨直接涉及我们现在能否和怎样坚持和发展哲学这一根本问题，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其三是哲学理论体系所体现的方法。根据列宁对《资本论》方法的阐述，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普遍一般方法还具体包括如下一些方法：一是个别和一般相结合的方法；二是归纳和演绎相结合的方法；三是分析和综合相结合的方法；四是逻辑的和历史的相结合的方法。当然，这些方法就其实质而言都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具体展开和运用。

三、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注重哲学理论之方法论意蕴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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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血液净化；血液透析；蛋白结合类尿毒症毒素

临床研究发现蛋白结合类毒素很难被一般性的血液透析清除，最终使得维持性的血液透析即HDM患者体内的毒素水平能够有效提升，马尿酸、硫酸吲哚酚以及硫酸对甲酚作为此种毒素的典型代表，不但对肾脏有一定的毒性，其还会损害别的器官与组织，比如脑组织、心脏以及血管内皮等，是尿毒症心血管在治疗之前出现并发症的重要诱发因素。怎样科学合理的清除MHD患者血清蛋白结合类尿毒症毒素成了现阶段血液净化人员关注的重点。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2012年3月～2014年3月在我院血液净化中心的血液透析患者96例作为此次研究对象，患者的年龄各不相同，其中年龄患者19～86岁，透析的时间都大于6个月；另外自体动静瘘功能相对较好的患者；另外96例患者中男性患者60例，女性患者36例。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有慢性消耗性疾病、营养不良、肠内或者肠外营养人员、肝脏功能不全的患者不纳入研究人群中。

1.2方法 血液透析组使用低通量聚砜膜透析器，4h/次，血流的速度为220～280ml/min，血液透析滤过组同样4h/次，血流的速度控制在220～280ml/min，使用之后置换，置换液量依据超滤血流比30%进行计算。血液灌流结合血液透析组灌流器串联于透析器之前，结合治疗2h之后将灌流器移开，之后再次单独的实施血液透析的治疗，血流的速度在180～250ml/min，上面的治疗方法全部使用碳酸氢盐透析液，透析液的流动速度需要控制在500ml/min。

1.3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16.0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用（x±s）表示，组间差异、组内差异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P

2 结果

2.1 IS以及PCS清除效果分析 血清IS清除的效果是：血液透析组从治疗之前的（30.95±12.5）ug/ml有效降到治疗之后的（21.01±10.40）ug/ml，P

2.2血清PCS清除效果 血液透析组从治疗之前的（24.86±13.63）ug/ml有效降到治疗之后的（16.79±8.47）ugml，P

3 讨论

实际上IS以及PCS是饮食中蛋白质于肠道和肝脏中的代谢产物，而HA则是食品内的苯甲酸通过相关作用转化而来的，此类毒素主要通过肾脏过肾小管有机阴离子的转运系统从人体内的血液中摄取同时随着尿液有效排除，血清的PCS以及IS浓度也会随之升高[1]。而通过相关机理而不断循环的PCS以及IS均有着非常高的蛋白结合率，使得一般HD很难把它有效的实施清除，蓄积而出现的毒性作用也相对较为显著，尿毒症的水平PCS以及IS能够利用介导氧化应激一直抗衰老基因的表达等机制诱发严重的心血管或者肾脏等损害[2]。

HP利用吸附效果对体内的内源性以及外源性毒物实施清理，不过对小分子的物质其清除的作用不明显，和血液透析结合则能够起到优势互补的效果[3]。此次研究对于高蛋白的结合率PCS以及IS清除效果相对较为明显，血液灌流结合血液透析治疗方法的最终治疗效果更优。现阶段国内外使用吸附技术对蛋白结合类的毒素实施清除的研究还非常少，目前还没有血液灌流结合血液透析对多种蛋白联合类毒素实施清除的相关研究。研究显示血液灌流结合血液透析的清除效果要比血液透析以及血液透析滤过的效果更好。

参考文献：

[1]缪立英，何小舟，邢昌赢，等.不同血液净化方法清除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血清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23的效果比较[J].中华肾脏病杂志，2013，29（2）：15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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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来海内外中国哲学研究的新态势，总的说来有：方法论的检讨、中国经典的诠释、出土简帛的哲学思想研究、从政治哲学的视域研究中国思想、探索中国哲学的内涵及致力于中国哲学的主体性建构等。在这些方面已取得丰硕成果。此外，儒学与当代、儒学的宗教性、《周易》、佛教、道家与道教、宋明理学、明清之际与清代学术、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等，已成为热门或显学；三《礼》之学、名家与汉语语言逻辑哲学、中国政治法律哲学、生态环境哲学、和谐思想、身体观、身心平衡论与心理调节学说等，正进入重新探讨的阶段并不断深入。

从学界最近几年的研究成果来看，当前国内外中国哲学研究的前沿、重点与热点问题或领域有：

第一，关于方法论的检讨或反思。许多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从不同视角，积极检视以西方现代化理论、启蒙理性、西方社会科学方法等来研究东方历史文化传统及学术文本的局限性，借鉴海外中国学家（或汉学家）研究中国哲学思想史的经验并检讨其得失，总结中国哲学学科创建百年来从依傍、模仿西方哲学到逐步建立起学科自主性的经验，研究哲学与史学、哲学史与思想史路数的区别与联系，试图摸索、建构更切合东方、东亚或中国哲学的方法学系统。

第二，中国经典的诠释成为主潮。“经典文本—思想学术”两者之间，有一定的思想空间和语言张力，关键是时代背景及学者们的学术方式或思想理路。由于中国典籍的丰富、深刻与远久，由于时代性问题的凸显和学者的理论自觉，由于中西之间的学术、学者的交流与对话，经典诠释的问题是近年来海内外中国哲学研究的焦点之一。

学界引进伽达默尔诠释学方法或胡塞尔现象学方法等，同时思考自身的诠释传统，加强了中国经典诠释的方法学研究。而当前大家关注的经典诠释问题不仅包括经典诠释的方法或方式问题，也包括经典诠释方面有哪些人士做了哪些重要工作；不仅包括现代中西方学者对中国经典的诠释，也包括古代中国学者与近代西方学者对中国经典的诠释；不仅包括西方经典诠释学与中国现代学术的结合，也包括中国固有之经典诠释的历史与内在理路。

中国的哲学经典汗牛充栋，在传统宋学、汉学的基础上，如何借鉴西方、日本学者的微观研究，以深入探讨儒、释、道三教及诸子百家的文本及其注疏的衍变细节，阐释其间所反映的不同时间、地域之学者的创造性解读及外域文化的影响，是极有价值的。特别是，经典文本与传统的民间社会生活，与传统政治法律制度的关联，经典文本在东亚地区的互动与发展中所获得的不同意蕴，经典文本的东西方翻译史，印度与中国佛教的传播及发展，近代中、西、日词语或范畴的格义与互释……这些都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问题，并且不断深入和细化。

还要说明的是，当前中国学者更加重视国学即中国传统学问或学术，突出了文史哲不分家的综合性，尤其是重视对经学或某一单经的阅读与研究，并注意在传承历史与面向未来、面向世界与建构自我的意义上去培养后学。有关儒家、道家、佛家经典等的诠释，要花很大的气力，要有扎实的学术功夫和厚重的思想涵养，需要一代代学者的努力与传承。随着时代的步伐与对生活意义的开拓，学者们也将进一步创造性地阐发经典的现代意义与价值。

第三，从政治哲学的视域研究中国哲学。中国古代的社会政治论总是与中国古代的天道论与人道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目前哲学界非常重视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尤其是以西方政治哲学、正义理论来分析研讨之。、自由主义与传统主义的对话，社会结构的变迁与社会秩序的重建，政治与法律问题的凸显，现代政治学、伦理学的挑战，都激发了本学科同仁去加强对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疏理与阐释。

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不仅仅重视价值或古人所谓的“义理”，而且重视公正有效的社会政治、法律之制度架构或制度建设。可以说，典章制度、各类文书即使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哲学”，但典章制度之学也一直是中国学术的重心之一，这些在儒家经典以及后来的大量史料或文献中可以得到印证。中国古代哲人的政治观念与制度追求，历代政治哲学思潮尤其是明清与民国时期的政治哲学思潮的产生、发展及其变迁与影响，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理念与中国古代政治观念的差异、会通、超越等，这些都已成为学界的难点问题，富有挑战性。

第四，出土简帛的哲学研究仍然是热点。王国维先生有“二重证据法”之说，即地下材料与传世文献的相互印证。上世纪90年代出土的湖北荆门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的一批楚简，其哲学思想非常丰富，尤其关于孔门七十子、战国儒道诸家的资料弥足珍贵。上世纪70年代出土的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湖南长沙马王堆汉简与帛书、河北定州八角廊汉简，学术价值颇丰。以上简帛文献是研究先秦两汉诸家学说之流变、先秦两汉中国人之宇宙观念与伦理思想的宝贵资源。

另外，云梦睡虎地秦简、江陵天星观楚简、江陵九店楚墓、江陵张家山汉简、荆门包山楚简等，有很多关于当时民间信仰及官方法律文书的文字。2006年，湖北的考古专家又在云梦发掘出一批汉简，基本上是法律文书，与睡虎地、张家山的材料相呼应与补充，而且还有类似《说苑》一类的书。我国有深厚的法律文化传统，值得我们重视，希望哲学界与法学界联起手来研究。历史上观念、制度与民间习俗的相互联系及其具体内容，也应是哲学史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意味着我们日益重视价值观念的生成及其与日常生活的联系。

第五，宋元明清学术一直是中国哲学界的研究重心。这一研究在上世纪前半叶就很发达，这是由于宋明理学与清学的巨大成就及二者的内在联系，由于宋明理学较前代学术呈现出了更高的哲学形式、哲学意味所致，另外也有时代较近、存世文献充裕等原因。

宋明理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有宋明理学的哲学范畴、哲学体系，学术人物与学术群体，派别师承和学术流变等。另外宋明理学的民间化、官学化与明清新哲学的兴起也日益受到学界重视，比如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的明清哲学研究，就特别重视“宋明—明清”哲学的演变及其现代性之动向，萧萐父先生、许苏民先生与年轻学者吴根友等教授的研究成果颇有创见和学术影响。但也有不同学者的挑战，质疑侯外庐——萧萐父先生的“明清之际早期启蒙”说，质疑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乃至清代戴震与宋明儒学有根本区别之说，也有专家质疑清代以“礼”代“理”之说。由于宋明儒学的复杂面相和思想成就，并且历史上也深刻影响了整个东亚世界数百年，所以宋明学术与佛家、道家、文学、科学、商业、政治等的相互关系或联系，宋明理学在朝鲜、日本、越南、琉球等东亚国家或地区的民间传播及当地朱子学、阳明学的复杂性，宋明思想的东亚影响、不同走向以及与当时西学的结合，都已成为重要的考察对象或研究内容。在一定意义上，宋明儒学本身所具有的现代性还需要重新探讨。

第六，探索中国哲学的内涵与特色，确立起中国哲学的主体性。近年来海内外中国哲学专家特别关心中国哲学的真实内涵与自我形式或方式，注重研究中国哲学的宇宙论与形上学，研究中国人的思维、情感、行为方式与语言方式中的哲学问题与学说特色。

对此，我在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一书中，曾综合海内外专家们的见解，总结出中国哲学的某些特色：中国哲学没有西方哲学中的上帝与尘世、超越与内在、本体与现象等绝对二分的构架，而是坚信人与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天人、物我、主客、身心之间不是彼此隔碍的，而是彼此包涵、相互依存、相成相济的，人在天地之中可深切体认宇宙自然蓬勃生机、创进不息的精神，进而产生了一种个人价值的美与善。

粗略言之：①“中国哲学的气论是自然生机主义的”；②“中国哲学把宇宙看成是创进不息、常生常化的”；③“中国哲学有天、地、人、物、我之间的相互感通、整体和谐、动态圆融的观念和智慧”；④“中国哲学重视存在的体验、生命的意义、人生的价值，着力于理想境界的追求与实践功夫的达成”；⑤“中国哲学实践性强”；⑥“中国哲学有自身独特的概念、逻辑、理性”；⑦“中国哲学中，道、诚、仁、性、理等本体既是外在的又是内在的，因而在中国哲学中，天人之间、形上形下之间、价值理想和现实人生之间是没有鸿沟的”等。

中国哲学或中国哲学之思的这些本原特征，都说明应该“在与西方哲学的比照、对话中，超越西方哲学的范畴、框架与体系的束缚，确立起我们中华民族的哲学传统、哲学智慧与哲学思维的自主性或主体性”。学界提出中国哲学的“主体性”或“自主性”这个问题，当然不是去排斥西方哲学或非中国哲学，犹如提出饮食的个体健康、个体选择问题不等于排斥饮食或反对饮食，不画地为牢、作茧自缚是常识，我们当然不能陷入因噎废食和中西对立与隔绝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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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关于方法论的检讨或反思。许多研究中国哲学 的学者从不同视角，积极检视以西方现代化理论、启蒙理性、西方社会科学方法等来研究东方历史文化传统及学术文本的局限性，借鉴海外中国学家（或汉学家）研 究中国哲学思想史的经验并检讨其得失，总结中国哲学学科创建百年来从依傍、模仿西方哲学到逐步建立起学科自主性的经验，研究哲学与史学、哲学史与思想史路 数的区别与联系，试图摸索、建构更切合东方、东亚或中国哲学的方法学系统。

第二，中国经典的诠释成为主潮。“经典文本—思想学术”两者之 间，有一定的思想空间和语言张力，关键是时代背景及学者们的学术方式或思想理路。由于中国典籍的丰富、深刻与远久，由于时代性问题的凸显和学者的理论自 觉，由于中西之间的学术、学者的交流与对话，经典诠释的问题是近年来海内外中国哲学研究的焦点之一。

学界引进伽达默尔诠释学方法或胡塞尔现 象学方法等，同时思考自身的诠释传统，加强了中国经典诠释的方法学研究。而当前大家关注的经典诠释问题不仅包括经典诠释的方法或方式问题，也包括经典诠释 方面有哪些人士做了哪些重要工作；不仅包括现代中西方学者对中国经典的诠释，也包括古代中国学者与近代西方学者对中国经典的诠释；不仅包括西方经典诠释学 与中国现代学术的结合，也包括中国固有之经典诠释的历史与内在理路。

中国的哲学经典汗牛充栋，在传统宋学、汉学的基础上，如何借鉴西方、日 本学者的微观研究，以深入探讨儒、释、道三教及诸子百家的文本及其注疏的衍变细节，阐释其间所反映的不同时间、地域之学者的创造性解读及外域文化的影响， 是极有价值的。特别是，经典文本与传统的民间社会生活，与传统政治法律制度的关联，经典文本在东亚地区的互动与发展中所获得的不同意蕴，经典文本的东西方 翻译史，印度与中国佛教的传播及发展，近代中、西、日词语或范畴的格义与互释……这些都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问题，并且不断深入和细化。

还要 说明的是，当前中国学者更加重视国学即中国传统学问或学术，突出了文史哲不分家的综合性，尤其是重视对经学或某一单经的阅读与研究，并注意在传承历史与面 向未来、面向世界与建构自我的意义上去培养后学。有关儒家、道家、佛家经典等的诠释，要花很大的气力，要有扎实的学术功夫和厚重的思想涵养，需要一代代学 者的努力与传承。随着时代的步伐与对生活意义的开拓，学者们也将进一步创造性地阐发经典的现代意义与价值。

第三，从政治哲学的视域研究中国 哲学。中国古代的社会政治论总是与中国古代的天道论与人道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目前哲学界非常重视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尤其是以西方政治哲学、正义理论 来分析研讨之。、自由主义与传统主义的对话，社会结构的变迁与社会秩序的重建，政治与法律问题的凸显，现代政治学、伦理学的挑战，都激发了本学 科同仁去加强对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疏理与阐释。

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不仅仅重视价值或古人所谓的“义理”，而且重视公正有效的社会政治、法律之制度 架构或制度建设。可以说，典章制度、各类文书即使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哲学”，但典章制度之学也一直是中国学术的重心之一，这些在儒家经典以及后来的大量 史料或文献中可以得到印证。中国古代哲人的政治观念与制度追求，历代政治哲学思潮尤其是明清与民国时期的政治哲学思潮的产生、发展及其变迁与影响，现代政 治哲学的基本理念与中国古代政治观念的差异、会通、超越等，这些都已成为学界的难点问题，富有挑战性。

第四，出土简帛的哲学研究仍然是热

点。 王国维先生有“二重证据法”之说，即地下材料与传世文献的相互印证。上世纪90年代出土的湖北荆门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的一批楚简，其哲学思想非常丰 富，尤其关于孔门七十子、战国儒道诸家的资料弥足珍贵。上世纪70年代出土的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湖南长沙马王堆汉简与帛书、河北定州八角廊汉简，学术价 值颇丰。以上简帛文献是研究先秦两汉诸家学说之流变、先秦两汉中国人之宇宙观念与伦理思想的宝贵资源。

另外，云梦睡虎地秦简、江陵天星观楚简、江陵九店楚墓、江陵张家山汉简、荆门包山楚简等，有很多关于当时民间信仰及官方法律文书的文字。2006年，湖北 的考古专家又在云梦发掘出一批汉简，基本上是法律文书，与睡虎地、张家山的材料相呼应与补充，而且还有类似《说苑》一类的书。我国有深厚的法律文化传统， 值得我们重视，希望哲学界与法学界联起手来研究。历史上观念、制度与民间习俗的相互联系及其具体内容，也应是哲学史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意味着我们日益 重视价值观念的生成及其与日常生活的联系。 

第五，宋元明清学术一直是中国哲学界的研究重心。这一研究在上世纪前半叶就很发达，这是由于宋明理学与清学的巨大成就及二者的内在联系，由于宋明理学较前代学术呈现出了更高的哲学形式、哲学意味所致，另外也有时代较近、存世文献充裕等原因。

宋明理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有宋明理学的哲学范畴、哲学体系，学术人物与学术群体，派别师承和学术流变等。另外宋明理学的民间化、官学化与明清新哲学的兴起 也日益受到学界重视，比如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的明清哲学研究，就特别重视“宋明—明清”哲学的演变及其现代性之动向，萧萐父先生、许苏民先生与年轻学者吴根 友等教授的研究成果颇有创见和学术影响。但也有不同学者的挑战，质疑侯外庐——萧萐父先生的“明清之际早期启蒙”说，质疑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乃至清代 戴震与宋明儒学有根本区别之说，也有专家质疑清代以“礼”代“理”之说。由于宋明儒学的复杂面相和思想成就，并且历史上也深刻影响了整个东亚世界数百年， 所以宋明学术与佛家、道家、文学、科学、商业、政治等的相互关系或联系，宋明理学在朝鲜、日本、越南、琉球等东亚国家或地区的民间传播及当地朱子学、阳明 学的复杂性，宋明思想的东亚影响、不同走向以及与当时西学的结合，都已成为重要的考察对象或研究内容。在一定意义上，宋明儒学本身所具有的现代性还需要重 新探讨。

第六，探索中国哲学的内涵与特色，确立起中国哲学的主体性。近年来海内外中国哲学专家特别关心中国哲学的真实内涵与自我形式或方式，注重研究中国哲学的宇宙论与形上学，研究中国人的思维、情感、行为方式与语言方式中的哲学问题与学说特色。

对此，我在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一书中，曾综合海内外专家们的见解，总结出中国哲学的某些特色：中国哲学没有西方哲学中的上帝 与尘世、超越与内在、本体与现象等绝对二分的构架，而是坚信人与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天人、物我、主客、身心之间不是彼此隔碍的，而是彼此包涵、相互依 存、相成相济的，人在天地之中可深切体认宇宙自然蓬勃生机、创进不息的精神，进而产生了一种个人价值的美与善。

粗略言之：①“中国哲学的气 论是自然生机主义的”；②“中国哲学把宇宙看成是创进不息、常生常化的”；③“中国哲学有天、地、人、物、我之间的相互感通、整体和谐、动态圆融的观念和 智慧”；④“中国哲学重视存在的体验、生命的意义、人生的价值，着力于理想境界的追求与实践功夫的达成”；⑤“中国哲学实践性 强”；⑥“中国哲学有自身独特的概念、逻辑、理性”；⑦“中国哲学中，道、诚、仁、性、理等本体既是外在的又是内在的，因而在中国哲 学中，天人之间、形上形下之间、价值理想和现实人生之间是没有鸿沟的”等。 

中国哲学或中国哲学之思的这些本原特征，都说明应该“在与西方 哲学的比照、对话中，超越西方哲学的范畴、框架与体系的束缚，确立起我们中华民族的哲学传统、哲学智慧与哲学思维的自主性或主体性”。学界提出中国哲学的 “主体性”或“自主性”这个问题，当然不是去排斥西方哲学或非中国哲学，犹如提出饮食的个体健康、个体选择问题不等于排斥饮食或反对饮食，不画地为牢、作 茧自缚是常识，我们当然不能陷入因噎废食和中西对立与隔绝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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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西方；启迪；借鉴

中图分类号：A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08-0200-02

西方作为一种国际性的思潮，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之后又不断发展，20世纪50―60年代达到。习惯上，通常指由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人所引发的西欧和中欧地区左翼激进思想家(包括部分党员或被开除出党的理论家)重新诠释马克思学说的思潮。中国学术界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开始对西方进行研究，但对如何认识和评价西方，目前学术界还存在着诸多争论。学习和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是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更需要积极研究和借鉴世界各国一切科学的新经验、新思想、新成果。但是，学习和借鉴不能脱离中国国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在基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上有着本质的区别。我们决不能把反映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治制度的思想理论整体照搬过来，对于其中反映了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理论，也要立足于中国国情，通过分析借鉴和吸收，使其成为能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有机结合而不相抵触的有益成分，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抄照搬。

一、深入发掘“西方”珍贵的思想遗产

“西方”者中不少人比较尊重历史，重视对思想遗产的深入发掘和对历史经验的认真总结。

本世纪20年代初，当卢卡奇、葛兰西等人在国际工人运动内部结合本国革命实践从事理论探讨时，第二国际的一些思想家们仍在把庸俗化，把变成某种机械的经济决定论和宿命论。他们蔑视辩证法，抛弃黑格尔。但是，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辩证法，正是哲学的基本来源之一。“西方”最早的一批代表人物，为了总结欧洲某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遭受挫折的原因，针对第二国际思想家们的错误倾向，就十分重视从揭示哲学的理论来源、揭示哲学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入手，试图恢复和阐明的革命本质，要求弘扬人的主体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

后来的“西方”者，在西方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下，除了继续发掘黑格尔的思想遗产之外，从更为深远或广泛的角度追溯和探讨了康德、费希特、歌德、孟德斯鸠、卢梭、斯宾诺莎、伽利略、亚里士多德等人对马克思的影响，侧重于辩证法、人、主体性以及政治上的民主、自由等方面，同时涉足经济、政治、法律、道德、科学、文艺等领域。这就拓宽了理论研究的向度，对我们是有启发的。

就哲学史而言，他们着重发掘了马克思本人的思想遗产，特别是那些被第二国际的思想家们和苏联者所忽略或淡忘了的部分。他们主要以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为依据，要求恢复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和辩证法的革命本质，恢复人在哲学中的重要地位。他们认为这是马克思的思想原来包含的精华部分，后来被遗忘和淹没了。因此，他们要求正本清源，尽力发掘和阐明马克思思想的本义和内蕴。他们重新提炼和概括了一些重要范畴和方法论原则，是值得当代哲学认真研究的。

二、西方哲学理论问题对于中国哲学现代转型的价值和意义

西方的哲学理论是西方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它集中于对哲学理论体系和哲学理论问题的研究与探索，形成了它们的哲学观。其基本特点是反对立足于近代知识论哲学的立场解释主义哲学，反对对哲学的经济决定论的科学实证论解释，反对用现代西方哲学融合、解释哲学，强调哲学的独创性和产生的革命意义，强调哲学的价值功能。具体而言：

关于哲学的现代性质与独创性西方都强调哲学和近代西方哲学的断裂，这种断裂体现在哲学思维方式、哲学形态、哲学研究对象、哲学的功能等方面，西方理论家从不同侧面论述了这种断裂及其后果。尽管他们的具体理论观点各异，但是其共同点则是要求将解释哲学的基本原则建立在现代哲学的基础上，这又必然导致哲学理论体系和形态的根本变化。

关于哲学的理论体系和哲学形态西方理论家强调哲学的理论本性并非是近代意义的体系哲学，而应该是超越近代知识论哲学的一种现代形态的哲学。他们从两个方面进行了探索：其一是强调哲学理论体系是一个生成过程，而非理论家单纯逻辑建构的过程。哲学理论体系的形成离不开哲学史、文化史，离不开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它生成于对以往的哲学史、文化史的批判，对现实日常生活的政治批判、经济批判和文化道德价值批判，因此，哲学既应该充满历史的内容，同时又离不开和现实的关联。其二是把哲学理论体系具体划分为以实践为基础、以人类社会历史为研究对象、以探寻人的价值和意义为目的的实践本体论，和建立在实践本体论基础上的社会批判、政治批判和文化价值批判两个方面的内容。哲学形态和哲学理论体系的变化又必然引起哲学研究对象和哲学功能的变化。

关于哲学的研究对象、主题和功能，西方理论家强调，作为现代哲学形态的哲学虽然承认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但是它并不构成哲学的基础和出发点，因为哲学总是在人类实践的基础上，社会历史地看待和研究自然，因此哲学的重点在于历史唯物主义，相对于近代哲学，它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历史”。它的主题是探寻实现人的价值、解放和自由的现实之路。围绕这个主题，哲学的价值维度尤为重要。西马主要人物的一系列理论强调的都是如何发挥哲学的批判价值功能，如何在理论的科学性和价值性之间保持平衡和张力的问题。

面对西方社会的现代转型，西方理论家没有固守哲学的具体结论，也没有固守某一种类型的哲学理论，而是运用的辩证方法，结合西方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和西方哲学文化传统，提出了一系列关乎坚持与发展哲学的重大理论问题，如哲学形态与社会历史发展之间、与时代之间的关联问题；哲学的理论本性与理论体系问题；哲学的科学性与价值性关系问题；哲学的基础与主题问题；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问题等。这些问题也正是当前学术界研究和争论的热点问题，研究西方对上述问题的论述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三、结合西方，认真思考人类的发展趋向

“西方”者一般都把特别是把哲学看做一种开放的体系。他们不受某种固定结构、范畴框架的束缚，在面向现实、注视科学发展、吸取当代西方哲学成果的同时，往往以敏锐的眼光展望未来。

自20世纪70―80年代以来，“西方”的有些派别就把注视科学和社会的目光投向了全球性的问题，如“生态危机”、“后工业社会”、“女权问题”等等。运用总体性思想，他们进一步要求把本国、本民族的现实生活问题与人类全球性的问题、人类未来的问题联系起来探究。

20世纪西方哲学的一个重大动向是逐渐恢复了本体论问题的研究。“西方”的一些学者也表现了对本体论问题的关注，促进了本世纪本体论研究的复兴。卢卡奇在1971年出版的《社会存在本体论》，意味着一种新的开端。这部著作和他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相比较，有很大的转变，比如肯定了自然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反映论，但其中的基本思想，仍然是试图回到早年马克思的传统和道路上去，以社会实践，特别是以劳动为基础，来建构的新的本体论。这对于哲学体系的改造和建设是一个重要的先声。

原“东欧新”者中的德国哲学家布洛赫的思想，至今仍值得我们研究，他曾经对卢卡奇的思想发生过重大影响。布洛赫的思想富于思辨和独创性，也许可以说他是的未来学的一位开创者。布洛赫主张在批判地继承黑格尔的主客体关系理论的基础上，把主、客体的辩证同一看做一个向前敞开的动态过程，从而发展出一种面向未来的哲学。这种哲学就是一种“开放体系”，它的特点就是把未来作为思考的基础和中心，而不是像传统哲学那样一味地“回忆”过去或拘泥于现在。他还在哲学中引入“希望”（hope）的概念。他所主张的开放的体系，正是建立在对未来的希望的基础上的。他的理论探讨，正是要求以“开放体系”的新哲学为出发点，来建设的完整的伦理学、美学以及宗教学说。显然，布洛赫所设想的这种哲学体系，是一种向各方面敞开、积极地展望未来、并且充满着希望的哲学，它是一种善于吸取人类知识的各种有益成果、具有生机与活力、永远向前发展的哲学。布洛赫的观点和主张，尽管包含某些空想甚至神秘的色彩和成分，但就其基本倾向看，他的开创性的思考和探究，可以说给当代哲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气息。

“西方”者展望未来的积极思考，对于我们当前理论体系中某些僵化孤立的结构和观念，对于我们社会实践中的某些急功近利的思考和政策，应当是有冲击作用的；对于我们的整个经济、文化和理论的现代化建设也是有启迪意义的。

参考文献：

[1] [英]佩里・安德森.西方探讨[M].台北:台湾光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1990.

篇8

高等教育是为了什么而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是一种高等教育的价值取向问题,也是一个哲学问题。布鲁贝克认为：“在20世纪，大学确立它的地位的主要途径有两种，即存在着两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学，一种哲学主要是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哲学则以政治论为基础。”①他强调高深学问是高等教育共同的逻辑起点，认识论哲学认为高深知识本身就是目的，政治论哲学认为高深知识是作为手段而不是目的。显然,他的哲学思想闪烁着智慧的光辉,但是他的高等教育哲学思想也存在着某些局限性。本文试图通过分析指出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观的三个局限性，并且认为认识论和政治论的哲学并不是在美国的高等学校中交替着占据统治地位，人本论也是高等教育合法性存在和发展的哲学，多元哲学观的冲突和并存才是高等教育多元化发展的基础，期望整合或者融合多元哲学观以实现高等教育整体功能是不现实的。

一、高等教育认识论与政治论哲学观关系上认识的局限性

西方现代高等教育发轫于欧洲中世纪大学。欧洲中世纪大学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经济发展、城市生活及贸易复兴的欧洲中世纪社会需要大量受过训练的管理者、律师、文书、医生和牧师，正是欧洲中世纪社会对于人才的需要才促进了中世纪大学的兴起和发展。最早的博洛尼亚大学(1150年)是为了满足意大利北部城市对罗马法学者的大量需求而逐渐形成的。巴黎大学(约1200年)则是神学的讲坛，是为了满足对神职人员的需要而逐渐形成的。神职人员掌握着政治和法律的权力，获得了知识教育的垄断地位，因而成为一名神职人员也就成为许多人的梦想。②萨莱诺大学(1231年)则是为了培养医生而逐步形成的。从最早形成的几所大学的原因来看，无一例外都是为了适应社会对于专门人才的需要。高等教育为社会服务的价值取向是从欧洲中世纪大学的形成过程中确立的。也可以说，欧洲中世纪大学的形成是以政治论哲学为主导的。

布鲁贝克认为，在美国建国初期，高等教育据以存在的合法依据主要是政治性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继承了德国大学的思想之后，高等教育开始主要以认识论哲学作为合法存在的依据。19世纪工业革命之前，高等教育的主要职能一直是保存、传授和发展高深学问，工业革命的力量催生了“威斯康星思想”，高等教育又担负起为公众服务的职能。认识论和政治论的哲学交替在美国的高等学校中占据统治地位。③诚然，洪堡时代德国大学改革运动所确立的思想对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实践有着重要的影响，美国大学开始注重高深科学的研究，既给教师提供充分的教学科研自由，也允许学生享有充分的学习自由，这促进了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科学研究职能在大学的确立无疑是洪堡时期大学改革运动取得的最卓越成果和最明显特征，并在美国大学得到了发展。但是，洪堡时代德国大学改革运动的真正意义是于在消除长期以来大学不断衰退的现象，让大学培养的人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不再是传统大学所培养的腐朽无用之人。正因为柏林大学以服务于国家需要为宗旨，才适应了时代的需求而得到发展。在这个时期，大学完成了其世俗化的过程。④洪堡认为：“总的来说，国家决不应指望大学同政府的眼前利益直接地联系起来；却应相信大学若能完成它们的真正使命，则不仅能为政府眼前的任务服务，还会使大学在学术上不断地提高，从而不断地开创更广阔的事业基地，并且使人力物力得以发挥更大的功用，其成效是远非政府近前布置所能意料的。”⑤洪堡的大学改革思想着眼的不是国家和政府的眼前利益，而是国家和政府的长远利益。显然，在哲学基础上，这是一种长远的政治观,不能简单地认为洪堡的大学改革思想是一种认识论的哲学思想。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继承了洪堡大学的精神，重视科学研究，重视高深学问，但高等教育最终还是为了国家的需要，仍然是以政治论而不仅仅是以认识论哲学作为其合法存在的依据。大学要长远地为国家和政府利益服务，就必须重视科学研究，就必然要摒弃经院哲学的教学，让教师和学生享有充分的教学研究和学习的自由。在19-20世纪，认识论和政治论的哲学并不是在美国的高等学校中交替着占据统治地位。“威斯康星思想”强化了高等教育的政治功能，但并没有产生新的功能。这可能正是布鲁贝克高等教育政治论和认识论哲学观关系上所存在的局限性。

二、人本论：高等教育存在和发展的另一个哲学观

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观不仅在政治论和认识论关系上存在着认识的局限性，而且在高等教育哲学观的内容上也存在着局限性，即高等教育哲学观不仅存在着政治论和认识论两种思想，同时还存在着人本论的思想。

在评述高等教育各种哲学观点时，布鲁贝克始终坚持以“高深学问”作为其逻辑起点。他认为：“高等学校有三项主要职能：传播高深学问，扩大学问领域，运用其成果为公众服务。”⑥认识论哲学是他反复强调并予以肯定的。他说：“高等教育与中等、初等教育的主要差别在于教材的不同：高等教育研究高深的学问。……这种程度在教育体系的上层如此突出，以致使它成为一种不同的性质。教育阶梯的顶层所关注的是深奥的学问。”⑦显然，布鲁贝克试图指出，由于初等和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有着不同的特殊问题，所以“从普通教育哲学中寻找线索是极为自然的，但是，要采用这种方法却是困难的”。⑧因而，高等教育的哲学观应基于高深学问。由高等教育的特征性出发是否能够得出具有普遍意义的高等教育哲学思想呢？仅因为教材的不同，高等教育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吗？高等教育存在和发展是基于高深学问还是基于“人”？对此20世纪西方人本主义哲学有着不同的认识。

存在主义是20世纪西方人本主义哲学思潮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个流派。存在主义高等教育哲学关注人的存在、人的价值、人的尊严，注重现实人生。存在主义教育观强调教育要以人为本，以关注人的存在为逻辑起点；强调人的自我实现，强调学生在教育的帮助引导下自由、有选择、负责任地成为自由的人，以实现自我。其代表人物有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波尔诺夫、尼采、萨特等。雅斯贝尔斯认为，个人的存在是一切存在的出发点。他说：“所谓教育，不过是人对人的主体间灵肉的交流活动，包括知识内容的传授、生命内涵的领悟、意志行为的规范，并通过文化传递功能，将文化遗产教给下一代，使他们自由地生成，并启迪其自由天性。”⑨西方高等教育有着悠久的自由教育（博雅教育）传统，不少西方高等教育思想家，也精辟地阐发过大学教育的人文理念。[10]

教育作为培养人的活动，它既是人的生命存在的一种方式，又服务于人的生命存在。换言之，教育的根本实质是保持和促进人的生命存在，生命存在既是教育的出发点又是教育的归属，因此，教育以人的生命存在为核心。教育的本体是人的生命存在。[11]高等教育作为教育的一种类型，是从教育的不断发展过程中分离出来的，中西方早期的教育并无初等、中等、高等教育之分，教育的目的也包括了高等教育的目的，高等教育也是为了人生命的存在，这种生命存在表现为人的自由、自在、自为的和谐发展。这是人本主义哲学的主要思想, 这种思想也深刻地影响了高等教育的存在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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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为何存在和发展，是高等教育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高等教育存在的合理性问题，是高等教育存在的“根”是什么的问题，更是高等教育本体论关注的问题。有学者指出：“本体论是探究存在的现实终极性；表面上似乎看不出与教育目的、课程设置和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有什么联系，但本体论却是各派认识论和价值论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并以两者为中介，对教育的系列基本理论和方法产生着十分深刻的影响。”[12]高等教育本体论探究高等教育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是一种哲学形式的表达。它关注人的存在、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因而注重实现人生的人本论哲学是高等教育哲学的另一种重要形式。

高等教育哲学的人本论思想并没有因为政治论或认识论的彰显而湮灭。它作为一种重要的高等教育哲学观仍然深刻地影响到西方高等教育的实践。从亚里士多德的自由人的教育，到纽曼的自由教育观，再到《耶鲁报告》的自由教育思想，都闪耀着人本论的光辉。从美国20世纪20～30年代、40～60年代、60年代未到80年中后期这三次通识教育运动来看，人本论思想对于西方高等教育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在美国，“大学本科的教育则始终相信应该以培养具有广阔的文化意识与修养的人才为鹄的”。[13]尽管通识教育与自由教育存在着不同之处，通识教育的发展更加起伏曲折，但是通识教育已经成为美国大学本科教育的重要内容，是20世纪美国本科教育改革的主题。[14]因此，忽视人本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观对于西方高等教育的影响和作用是有很大局限的性。

三、冲突与共存：多元化高等教育哲学观的必然性

布鲁贝克认为：“今天，我们的高等教育哲学流派已经太多了。面对相互矛盾的现实，每个作者都阐述各自的哲学理论，而且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哲学已经妥善地将高等教育的各种主张融合到一种连续统一的政策中。现在，我们缺乏的是把高等教育哲学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15]我国也有论者认为，高等教育的政治论和认识论哲学在实践中的冲突是必然的，但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科技以及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两种哲学观在实践中有渐趋融合之势。[16]在高等教育领域，多种高等教育哲学观不可避免地会相互冲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高等教育哲学观可能会眼前交替地发挥某种主导作用，但是否能够对多元化的高等教育哲学进行整体处理，或者不同的高等教育的哲学观是否能够融合，这确实值得斟酌。笔者认为，冲突与共存正是多元化高等教育哲学观的基本特点。

西方高等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关于大学的理念、理想、使命之争就一直伴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纽曼的《大学的理想》，加塞特的《大学的使命》，克拉克·科尔的《大学的功用》，托斯泰恩·维布伦的《美国的高等教育》，罗伯特·赫钦斯的《美国高等教育》，卡尔·雅斯贝尔斯（又译贾斯珀斯、贾斯珀）的《大学的观念》，罗伯特·沃尔夫的《大学的理想》，弗莱克斯纳的《现代大学》，赫斯顿·史密斯的《高等教育的目的》等等，许多教育家都分别提出了各自不同或相反的高等教育哲学观。这说明，迄今为止还没有一种整体的哲学观可以统摄所有高等教育哲学思想，也没有形成一种融合后的新的高等教育哲学观，反而表现出多元高等教育哲学观共存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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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原理概论课教学与通识教育结合的依据

人文为科学提供指引，科学为人文提供把握世界的基础。人文有助于提升人的思想道德素质，政治以人文为基础。思想政治教育与通识教育在本质上相互统一的这一事实决定了激发思想政治教育的通识教育功能成为可能，也使得发挥概论课教学的通识教育功能成为可能。具体来看，无论是理论的内容，还是性质都适合通识教育的实施。理论内容丰富，涉及哲学、人类学、教育、历史、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等多个领域、多个学科。每个学科领域的知识都是者在汲取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对世界、历史和人类的真理性认识。马克思创立自己理论的初衷就是要人们拨开历史的迷雾，找到真理，找到人类解放自身的答案。而且，这些内容是用一种每个人都能听得懂的方式表达出来的，很少有哪一种理论体系能把如此多学科和领域的知识以一种清楚明白的方式表达出来，这就为通识教育提供了充足的资源。知识并不自足，总会受到时代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状况的制约。因此，知识始终是敞开的、相对的、历史的。同样，所阐明的真理不属于某个特定的时代，它属于人类，属于历史。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提醒人们不应用形而上学的眼光来看待他们在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实践基础上获得的真理。一旦人们这么做，那么真理就会变成教条，教条便会束缚人们的思维。可以说，所提供给人们的知识不是让人们去记忆的对象，而是一种获得真理的科学方法，一种考察问题的批判性思维。正是依赖于这种不断否定和超越的思维方法，人才不至于深陷于经验的琐碎之中，而能透过经验直达真理。当然，所言的真理并非是纯粹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真理，而是具有价值性的真理，真理和价值始终是紧密不可分的。这种价值与个人的喜好或利益无关，而是关系到人类的利益。之所以是一种伟大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它是关于人类解放的学说。内在所具有的批判性和价值性对于唤醒人作为人的超越性大有裨益。在这一点上，适合于通识教育。

激活基本原理概论通识教育作用的途径

教学内容应强化思想史成分当前，概论课的讲授内容主要以介绍和阐明的基本原理为主。固然，让学生了解、识记和把握基本原理非常重要，但如果不了解的发生史、西方哲学史或西方思想史的演变逻辑，很难想象学生能够真正深刻把握基本原理。黑格尔说，哲学就是哲学史，哲学史就是哲学。如果遵照这一深刻见解进行衍生的话，可以说思想就是思想史。作为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一种思想形态，它是在人类思想史特别是西方人类思想史的语境中获得意义的，同样它也应在思想史的语境中获解。因此，概论课的内容应自觉地突出西方思想史成分。比如，如果不讲授西方哲学史，不讲授哲学的缘起、古希腊哲学的诞生、中世纪哲学的成长、近代哲学发展，那么哲学的革命性和哲学的基本范畴便很难真正为学生所理解。把蔚为壮观的哲学史呈现给学生，不仅可以向学生展现哲学的多面相，而且可以吸引学生参与到哲学“爱智慧”的生命活动中，促使学生批判性地思考差异如此之大的各种哲学观点，提高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当然，思想史内容的选定应严格按照理论的内容要求来进行，切不可过多讲授思想史，而忽略基本原理。一般而言，哲学的讲解应配合西方哲学史的梳理，政治经济学的讲授应辅以德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介绍，科学社会主义的讲授应配合马克思之前社会主义学说史的讲授。注重教学方法的人性化众所周知，传统的教学方式以“满堂灌”为主。学生是客体，教师是主体，教学就是知识单向地从教师向学生流动的过程。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主要的教学方式更加具有不合理性。由于这种教学方式把学生看做僵死的对象，因此非常不利于学生自由个性、全面素质和综合能力的培养，不利于通识教育的实施。如果要充分激活概论课的通识教育功能，就必须改革旧有的教学方法，积极探索新的教学方法。新的教学方法的选定，要充分考虑概论课的性质。由于方法论的本义是否定和批判，因此该课程的讲授应考虑运用互动式教学方法，也就是说，提问、回答、反问、回答……在教师和学生平等辩论的过程中，不仅可以使问题得到进一步澄清，而且学生的思维能力也得到进一步提升。由于该课属于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其主要目的是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素质。因此，该课程的讲授应注意对学生的引导。在激活学生思维能动性的同时，要注意用正确思想引导。由于该课程涉及大量的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因此，教师应主动要求学生研读经典，并以某种方式考核学生的研读效果。一种好的教学方法不仅应有利于教师“教”，而且能够激发学生“学”的自觉性、积极性和主动性。也就是说，教学方法应人性化，尊重人，有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事实上，二者结合的契合点尚需进一步深入的思考，二者结合起来的具体条件尚需进一步探索。但无论如何，将思想政治教育和通识教育结合起来，不仅有助于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素质的培养，而且有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

作者：马建青 单位：哈尔滨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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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毕泰戈拉 政治哲学 哲学基础 主题

一、引 言

毕泰戈拉是萨摩斯人（约公元前580年―前500年），大约在公元前529年迁居于南意大利的希腊殖民地。毕泰戈拉不仅是天文学家、数学家和哲学家，还是一位政治活动家。他反对僭主，忠于贵族党。在定居于克罗托纳期间，他创立了一个社团，该社团不但涉及哲学、数学，还关心宗教和政治。他的政治理想就是要求门徒发扬政治品德，要有德性，维护国家（城邦）利益，个体服从整体，为此，毕泰戈拉特别强调道德培养的必要性。他对政治哲学的最大贡献集中体现在他的两条格言上：“什么是最智慧的？――数。”“什么是最美？――和谐。”

二、政治哲学的哲学基础

毕泰戈拉认为数是万物的基础，是万事万物的始基和基质，其他一切东西都是数的表现形式。毕泰戈拉认为数是万物的本原基于以下两个原因：第一，从万物的起源和生成来看，数先于万物而存在，数是构成万物的元素。毕泰戈拉认为：“万物的本原是一。从一产生出二，二是从属于一的不定的质料，一则是原因。从完满的一与不定的二中产生出各种数目；从数产生出点；从点产生出线；从线产生出面；从面产生出体；从体产生出感觉所及的一切形体，产生出四种元素：水、火、土、气。这四种元素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互相转化，于是创造出有生命的、精神的、球形的世界，以地为中心，地也是球形的，在地面上住着人。”①由此可见，物质世界以单元为基础，一是点，二是线，三是面，四是体。土是立方体，火是四面体，气是八面体，等等。换句话说，物体的线与面被认为是独立的实体，没有线与面就没有物体，而线与面又产生于数，因此，数是万物的本原。第二，凡是数具有的特性，万物也具有。毕泰戈拉认为，数的规定性主要是对立和比例，此种特性是最普遍的规定性，万物都具有数的特性。比如，数有对立关系，事物也具有；数有比例关系，同样事物也存在着和谐的比例关系。亚里士多德说：“由于他们在数目中间见到了各种各样的和谐的特性与比例，而一切其他事物就其整体本性来说都是以数目为范型的，数目本身则先于自然中的一切其他事物，所以他们从这一切进行推论，认为数目的元素就是万物的元素，认为整个天是一个和谐，一个数目。”②因此，毕泰戈拉不仅把数的特性赋予事物，而且赋予数以自然和社会的属性，例如，一是智慧，二是意见，三是全体，四是正义，五是婚姻，六是灵魂，七是机会，八是爱情，九是理性，十是圆满。进而可以看出，毕泰戈拉的思想在涉及世俗社会的同时又披上了神秘的外衣。

三、政治哲学主题：对立、和谐与正义

毕泰戈拉最早提出“cosmos”一词，意为“宇宙”，他认为数是一个能够带来秩序的工具，万物的起源是数，因而他认为宇宙和世界是一个有秩序、和谐的整体，进一步展现出其正义思想。在谈及和谐的时候，他首先认为数目与万物都具有对立的特性。“他们把数目的元素描述为奇数和偶数，认为前者是有限的，后者是无限的；一个数目他们认为是由两个元素合成的，因为它既是奇数又是偶数，并且由这一数目产生出其他一切数目，整个天只不过是一些数目”。③他认为自然界或者整个宇宙都是对立面的结合，而和谐就是对对立关系的调和，和谐存在于这种朴素的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之中。毕泰戈拉及其门徒总结了这十种关系，它们分别是：有限与无限，奇数与偶数，一与多，左与右，男与女，静止与运动，直与曲，明与暗，善与恶，正方与长方。在这十种关系中，最基本的是一与多，其他都是派生的，除此之外，这些关系是固定的，往往前者支配后者。对于这十种关系的调和就构成了有序的世界，就达成了和谐。他认为和谐就是善，就是正义，反之则是恶。在论及毕泰戈拉正义思想时，黑格尔说：“正义被认作同次相等的‘数’（幂）。――认作同样方式下自相等者。因此正义是一种数的规定：一个偶数，它自乘之后永远还是偶数（相等）。”④比如，在数目当中，四就是和谐，正义像四一样，或者说像等边四方形一样对称、相等。如前所述，毕泰戈拉说天体是一个数目，和谐的数目，万事万物都存在着和谐的比例关系，宇宙的和谐揭示了世界的秩序与规律，同时他还把和谐的思想用来解释社会想象，毕泰戈拉认为：“美德乃是一种和谐，正如健康、全善和神一样。所以一切都是和谐。”⑤他还指出：“友谊就是一种和谐的平等。”通过分析可以看出，毕泰戈拉认为正义就是平等。因此，在现实生活中，毕泰戈拉教诲自己的门徒对国家和社会要懂得德性，面对困境要懂得忍耐，对朋友要懂得以诚相待，对父母要懂得孝道。人与人之间要平等相待，要体现公平正义，这样才能够体现和谐的精神。他认为和谐社会就是“坚守神所给予的岗位”，在城邦中每个公民都要有自己的位子，公民要履行神或城邦赋予每个人的职责，建立有序社会和国家，无序的社会和政府就是最大的恶。城邦的正义就是用法律制度来实现和谐与秩序，一部好的法律就是他追求的最大价值。毕泰戈拉还认为，虽然和谐是以对立为前提的，但和谐高于斗争与对立。

四、结语

总之，毕泰戈拉改变了以往哲学家把世界本原归于某种自然元素的惯性思维，提出数是万物本原，具有一定的理性色彩。最为重要的是，他以此为基础，提出宇宙万物是一个有序的整体，社会和城邦也应是有秩序的，人们的政治社会生活在对立统一关系中应和谐发展，公民要追求德性，以期实现公平正义的政治理想和价值。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很深刻的借鉴意义。

注释：

①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20.

②同上.

③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19.

④古希腊罗马哲学.三联书店，1952：29.

⑤古希腊罗马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36.

参考文献：

［1］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2］罗素.西方哲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3］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4］陈义平.论古希腊罗马的公民政治哲学［J］.南京：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