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案例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案例，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侵权理论 侵权责任法 环境侵权

一、传统侵权责任理论在环境侵权救济中的困境

传统的侵权责任结构理论有五个构成要件：一是有加害行为；二是该行为具有违法性；三是行为人须有故意或过失；四是须有损害结果发生；五是该加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须有因果关系。按照这五个构成要件，加害人要承担赔偿责任的条件较为苛刻；被害人需承担其所主张事实的举证责任。因此，在频发的环境侵权赔偿案例中，上述理论在司法实践的运用中面临至少以下诸多困难。

（一）环境污染损害具有渐进性和潜伏性

环境污染常由多种因素的复合累积后形成，短期内难以确定损害结果及其程度。从地域上看，受损害的范围有时也难以短期内确定，可能是在几个村庄、县市，也可能跨越几个省区、甚至国家。

（二）环境污染的侵害者与受害者之间存在差别

对于环境污染损害来说，加害人和受害人的地位和能力都有很大差别。加害人凭借其信息优势和雄厚资力，及对与污染物相关知识的了解，往往有动机和能力对损害指控加以粉饰和反驳，对于被害人和调查人员的调查也以种种借口加以阻碍。而受害人则多为经济实力和风险抵抗能力不强的普通社会成员，他们普遍缺少调查研究环境侵害的相关知识及费用①。在普遍调查率不高、污染鉴定机关设备和技术不健全的情况下，不易在第一时间收集到侵权者侵害的证据。

（三）证明污染行为与损害间的因果关系往往极为困难

按侵权行为之债，损害结果发生与侵权行为之间需有确定的因果关系才能成立，即行为人的行为，以当前人类的认识水平和经验判断，必然确定会发生这一结果。但是该因果关系判断及于环境侵权领域，受人类科学知识和认识水平的局限，仍具有多种可能，不免造成歧意。因此，以传统侵权理论中相当肯定的因果关系判断标准，难以厘清前述复杂的污染行为与侵害后果间的因果关系。而且，如果限于传统侵权行为理论，要求被害人就前述问题举证，势必造成被害人求偿无门。

（四）环境污染损害的形式多种多样，因果关系短期难以查明

环境污染常是多个污染源分别排放的污染物质互相结合，通过化学反应后所产生的效果。由于污染物质和化学反应过程的多样性，最终形成的结果也是多样性的。按对损害人所负的责任范围及关系，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情形：相抵效应、等加效应、累进效应、互补效应、竞合效应。此外，也有可能出现一因多果和多因一果等复杂现象，对明确鉴定或分辨出环境污染的因果关系增加了难度。

二、《侵权责任法》对环境侵权责任的规定

（一）环境侵权责任的法律依据和责任竞合

关于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法律规则，主要由《民法通则》关于民事侵权责任的一般规定，《侵权责任法》的基本规定和《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等单项法律的相关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和国务院环保部门有关法律解释构成。他们相互补充，共同形成了包括环境污染侵权责任实体性规范、程序性规范在内的完整的规则体系。对环境侵权责任竞合的规定，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四条，污染者因同一行为应承担行政或刑事责任的，不影响其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如果因同一行为应同时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和行政罚款、刑事罚金，污染者的财产不足以同时支付的，优先承担赔偿责任。

（二）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法定条件

如前所述，要承担民事责任，按照传统侵权责任理论需要具备侵害行为、损害事实、因果关系、违法性以及主观过错等5个要件。由于环境污染损害纠纷的特殊性，各国法律大多采用特殊的责任规则。《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规定，造成环境污染损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也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据此，只要因环境污染造成损害，就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可见，承担环境污染民事责任，应当具备以下基本条件：一是排污者的排污行为造成环境污染危害；二是其他单位或者个人受到损害；三是环境污染危害与他人受到的损害互为因果。简言之，排污行为、损害事实、因果关系就是环境污染民事责任的3个法定条件。

（三）关于环境侵权责任的主观问题

环境污染侵权责任实行的是无过错原则，根据《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和原国家环保局《关于确定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责任问题的复函》就环境污染损害责任的法定条件做出解释，排污单位有无过错，完全不在环境法律关于排污单位应否承担污染赔偿责任的3个法定条件之内。换言之，根据环境法律的规定，不论排污单位有无过错，均应承担侵权责任。《侵权责任法》第七条特别规定：“行为人损害他人民事权益，不论行为人有无过错，法律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依照其规定。”据此判断，造成环境污染损害的排污单位，有过错应当承担责任，没有过错也应当承担责任。再者，《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变更了《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四条的规定，取消了“因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这一限定，无论有无违反国家相关规定，只要因环境污染造成损害的，污染者都应承担侵权责任，这样就更近一步，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无过错归责原则。

（四）环境侵权责任的举证责任承担

在一般赔偿诉讼中，实行“谁主张，谁举证”，即谁提出索赔主张，谁负责举证。在环境污染侵权纠纷中，实行特殊的举证规则，即主要由排污单位负责举证。对此，《侵权责任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关于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明确规定：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据此，负有举证责任的排污单位，如果不能证明免责事由或者排除因果关系，就应承担赔偿等侵权责任。

（五）环境侵权责任殊侵权情况的处理原则

首先，对于不可抗力的情形，《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和《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九十二条特别规定，完全由于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并经及时采取合理措施仍然不能避免造成环境污染损害的，免于承担责任。可见，即使发生地震等极端自然灾害，排污单位也必须“及时采取合理措施”以避免造成污染损害，否则也必须承担相应责任。其次，如果环境污染损害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排污方不承担赔偿责任。如果污染损害是由受害人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减轻排污方的赔偿责任。第三人的准连带责任，因第三人的过错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向污染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第三人请求赔偿；在同时请求赔偿的情况下，首先应由第三者赔偿，赔偿不足时再由污染者补足，污染者承担责任后，有权向第三者追偿。

三、完善环境侵权责任法律制度的建议

（一）建立环境侵权责任惩罚性赔偿制度

惩罚性损害赔偿，是指法庭所做出的赔偿数额超出实际损害数额的赔偿。首先，在赔偿基础上，惩罚性赔偿是以补偿性赔偿的存在为前提；其次，从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说，惩罚性赔偿责任主要不以有实际损害为条件，而是要特别考虑加害人的主观过错程度、主观动机、财产状况等多种因素，只有加害人实施了一定程度的恶，且主观上有恶意或者重大过失，才可适用惩罚性赔偿；再次，从赔偿范围来看，惩罚性赔偿并不以实际的损害为限，其数额有时会高于甚至大大高于补偿性损害的赔偿。

近年来，惩罚性损害赔偿开始成为我国民事立法和民法学中的一项新课题，环境民事惩罚性赔偿也开始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依据现行的环境责任赔偿理论，不仅对环境民事侵权受害者的救济严重不足，也使加害者通过理性的利益衡量，对侵权采取放任态度。因此，对于主观上具有恶意的环境民事侵权案件，应该适用惩罚性赔偿②。环境侵权损害惩罚性赔偿是对传统民事责任的一种必要补充和完善，它有利于调动排污单位采用更为先进的技术来预防损害的发生，也可以大大提高对潜在污染者的威慑力。

（二）完善环境责任保险制度

环境责任保险又称“绿色保险”，是指企业以将来可能发生的环境污染事故对第三者造成的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失而应承担的赔偿责任或污染治理责任为保险标的而向保险公司投保的险种。环境责任保险是责任保险同环境侵权损害赔偿制度相结合的产物，它首先应由保险公司经过仔细勘察设计后制定相关险种，然后由企业提出并同保险公司签订污染损害保险合同，如果发生污染事故，保险公司经确认后认为属于承保范围内的，就会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直接向受害人进行赔付。从本质上说，环境责任保险是生产经营者利用保险工具，运用市场机制来防范和处置环境污染事故，将自身生产经营过程中的环境风险有效地转移和分散出去。

该项保险机制是环境管理市场化的有益尝试，它一改过去“企业负责排污，政府负责治污”的环保模式，实现了环境污染损害的社会化救济，符合受害人、企业、政府三方的共同利益。另外，环境危险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进步、科学发展、技术更新呈现出动态发展的趋势，要按照不同的情势，及时做出符合规律的调适。这也是保险从海上保险发展到财产保险再到人身保险最后到责任保险的内在动因。

（三）将精神损害纳入环境侵权责任的赔偿中

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是环境侵权民事责任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在司法实践中许多环境侵权案件中的受害人因为加害人的侵权行为遭受到难以弥补的精神损害，但获得赔偿的却很少，这有悖于“有损害就有赔偿”的基本法律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来看，其适用范围仍然十分有限，目前还没有扩及环境侵权所导致的精神损害。

目前在理论上，民法学者一般不将环境侵权所导致的精神损害列入赔偿范围之中。有环境法学者则认为，环境侵权的损害赔偿应该包括精神损害③。在环境侵权案件中，受害人因被告的污染或破坏行为，往往会承受难以忍受的痛苦。环境侵权案件给受害人造成的精神损害是显而易见的，受害者所要承受的不仅是身体上的疼痛，还有心理上的痛苦，这种痛苦是漫长的，甚至伴随终身。对于这样的精神损害应该予以法律救济，通过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在环境民事损害赔偿范围中加入相当于精神损害赔偿的那部分内容，可以使受害人因环境民事侵权行为所导致的精神损害得到一定程度的法律救济。特别是对因加害人故意或重大过失而造成环境污染或者生态资源破坏而给受害人造成精神损害的案件，可以更加有力地惩罚和遏制污染环境或者破坏生态资源的行为。

对精神损害的赔偿是环境侵权的民事责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它作为环境侵权法的一种基本救济手段，对于填补受害人的损害维护自然人的人身权利和精神利益，抚慰受害人的肉体、精神痛苦，制裁和抑制环境侵权行为具有重要作用。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完善，环境侵权法在维护公民环境人格权方面的功能越来越重要。完善和发展环境侵权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切实保护权利主体的合法权益所必需的，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四）构建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与私权利相反，环境公益诉讼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人，要么是涉及不特定多数间接利害关系人的环境公益，要么是纯社会环境公益，诉讼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诉讼利益归属于社会。目前我国的三大诉讼法对导致国家环境公益、社会环境公益及不特定多数人的环境利益的侵害缺乏相关规定，致使这些公共利益得不到救济。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出现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方面，是公民环境意识觉醒和司法进步的表现。作为一种环境司法手段，它可以有力地支持和弥补环境行政执法手段之不足，有效地制止环境侵害行为，从而极大地促进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④。

构建环境公益诉讼制度，首先要通过立法明确规定该项制度，“无救济即无权利”，这一理论要求对所有的合法权利都应当提供充分和合理的救济途径。应在民事、行政和刑事三大诉讼法中分别增加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和环境刑事公益诉讼的程序，切实做到有法可依；其次，要确定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只要具有“事实上的损害”，不论被损害的是个人利益还是公共利益就可以认定原告具有资格⑤。具体包括公民、环保社会团体和检察机关，尤其是要充分发挥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机关的优势，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并与行政机关及污染企业相抗衡。

参考文献：

①傅剑清．《论环境侵害救济的立法困境及其突破》[J]．《法律适用》，2010（2、3）

②高利红，余耀军．《环境民事侵权适用惩罚性赔偿原则之探究》[J]．《法学》，2003（3）

③邓建志，陈凌．《环境侵权及其民事赔偿范围研究》[J]．《湖南工程学院学报》，2002（6）

④周珂．《环境法学研究》[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7）：179

篇2

    环境侵权是一种特殊的民事侵权行为,其民事责任构成要件与一般民事侵权构成要件有着密切的关系。综合多种学说和观点,关于侵权责任要件主要有两种主张:一是四要件说,即认为侵权责任基本要件有四:1行为的不法性;2损害;3不法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4行为人过错。二是三要件说,即认为侵权责任有三:1过错;2损害;3过错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我国民法理论一直公认侵权责任由四要件构成。尽管各个要件的具体问题尚不无争议,但四要件说已成为通说。在笔者看来,侵权责任三要件说较为合理。

    一、不法性不能成为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

    《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从这一规定中可推导出的责任要件只有三项:1过错,即公民、法人实施侵权行为的过错;2损害,即对财产或人身的损害;3因果关系,即过错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不言而喻,法律条文对侵权责任要件的规定与理论的通说产生了矛盾。一是法条未将不法性作为侵权责任要件;二是法条将因果关系规定为过错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而非违法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关系。法条的明文规定似乎与三要件说相合。这表明既有的理论阐释于法无据。因此,笔者认为,即使一些法条在立法时或许缺乏理论上充分思考,但倘若这些规定按字面解释又在理论上合理时,我们应按合理的理论作为阐释或理解法条的根据,以完善法律解释,指导审判实践。

    我国民法理论一直把“不法”作为侵权责任要件,这似乎不尽合理。一则其不符合现行的民法规定,二则因其不利于操作,易使许多致人伤害的行为人因其行为的违法性难以确认而被免责。这一点在环境侵权中表现尤为明显。在确定当事人的某一行为是否属于污染环境的行为时,是否只有违反法律规定的标准才被认为是污染环境的行为?我国民法通则与环保法的规定是有矛盾的。

    根据民法通则第124条之规定,污染环境的行为应当是“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的行为,而环保法第41条第1款之规定中并无此项规定,正如常见的河流污染案例那样,几个企业都按标准同时向河中排污,结果导致下游鱼苗死亡,这里的违法性要素何在?这种情况能说不是环境侵权?可见,不法性在环境侵权中并不十分必要。如何解决民法通则第124条和环保法第41条第1款之间的矛盾?

    笔者认为,民法通则第124条所称的“国家保护环境防治污染的规定”,是指我国环保法及相关法律、法规所确定的基本原则、规则和制度,而不是指具体的某一排污标准;它所解决的是法律适用的问题而不是行为标准问题,即凡污染环境致人损害之案件,应适用环境保护法等专门法律法规;排污超过标准污染环境致人损害,无疑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并承担相应的行政和刑事责任;即便排污没有超过规定标准,但污染环境致人损害,也应承担民事责任。

    综上所述,在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上,不法性只是其中一部分行为性质,并不必然具有广泛性。因此,它不能成为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

    二、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

    按照侵权构成要件的理论,笔者主张环境侵权民事责任构成要件有三:1、污染环境的行为;2、损害;3、污染环境的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

    (一)污染环境的行为

    污染环境的行为具有复杂性、渐进性、多样性的特点。在“污染环境的行为”要件中,如前所述违法性从总体上讲不是污染赔偿的必要条件,但这一因素将影响赔偿数额的认定。作为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污染环境行为,一般情况下是违法的,特殊情况下是不违法的。所以应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建议《民法通则》第124条在保留原过错推定责任的基础上,补充“没有违反法律规定而造成他人损害的,也应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由于环境污染损害赔偿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所以在其民事责任构成要件中只提“污染环境的行为”,而未提及“过错”,这点应与普遍侵权相区别。

    环保法中之所以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概括起来,主要源于以下原因:首先,环境污染是现代工业的产物,即使企业无过错,也会给他人造成损害。污染的后果不仅仅是造成财产或经济损失,危害人体健康和生命,它还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社会的发展。其次,由于现代企业的高度专业化和复杂化,加上人类科技发展水平的限制,受害人很难证明致害人的过错。第三,从法律的公平和公正原则出发,环境污染的行为者大多是企业。从一定意义上讲,造成污染的企业获利是建立在污染环境和给他人造成一定危害的基础上的,故而,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由致害人赔偿受害人的损失是公平合理的。

    同时,现代保险业的发展使得企业可以通过购买保险将风险转移给保险公司,从而既转移了自己的赔偿责任,又可保障受害人得到足够赔偿。第四,在环保法中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不仅有利于保护受害人的合法利益,而且可以推动和促使污染单位积极主动地采取措施防止环境污染,改善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

    (二)损害

    环境污染中的损害,是受害人因接触或暴露于被污染的环境而受到的人身伤害、死亡以及财产损失等后果。环境污染致人损害,其损害的后果既有与其他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害相同的共性,也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共性表现为,它是侵害合法民事权益的后果,具有客观真实性、确定性和法律上的补救性。损害的特殊性包括:

    1潜伏性,多数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后果,都在损害发生时或者发生后不久即显现出来,但环境污染致人损害则不尽然。只有部分环境污染致人损害的后果较快显现,而大多数环境污染致人损害的后果,尤其是损害他人健康的后果要经过较长的潜伏期才显现出来。

    2广泛性。多数环境污染致人损害的案件,其损害都具有广泛性的特征,表现为受污染地域、受害对象、受害的民事权益十分广泛。关于损害事实的认定及赔偿,从审判实践看,环境污染致人损害,既有财产损害,也有人身损害,但目前所受理的环境污染致他人损害的案件,大多是有关人身损害及其赔偿。因此,因环境侵权产生的损害赔偿,无论在范围、内容和金额方面,都将有明显扩大的趋势。

    (三)因果关系

    传统的民事责任要求违法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由于环境民事侵权不以违法行为为构成要件,因此,其应为致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它是致害人承担民事责任的必要条件。但是,在环境污染的损害赔偿中,由于这种因果关系的认定比较困难,因此,在审判实践中,应以因果关系的推定原则代替因果关系的直接、严格的认定。

    因果关系的推定,即在确定污染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时,如果无因果关系的直接证据,可以通过间接证据推定其因果关系。之所以要适用推定原则,是由这种因果关系的复杂性决定的。

    第一,环境违法行为的形式复杂多样,同一危害后果可能由数个不同的行为引起,而且绝大部分环境危害后果的发生,是由环境违法行为和污染物的作用过程共同完成的,后者在法律上应认为是环境违法行为的继续,环境违法行为不是即时完成的,而是持续渐进的,使得其违法行为的实施与危害后果的发展时间间隔较长,其因果关系具有不紧密性和隐蔽性,证据也易灭失。

    第二,由于人力、物力和科学技术的局限,要查明环境违法行为与危害后果之间的关系尚非力所能及。如果处理环境案件仍要求有严密科学的因果关系的证明,并按通常的诉讼程序去查证因果关系,就会拖延诉讼时间,使受害人无法得到及时的赔偿。

篇3

论文关键词 环境侵权 因果关系 举证责任 证明标准 鉴定结论

一、前言与案例

在我国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自然环境却遭到肆意污染与破坏。在寻求对环境保护的途径中，法律手段是打击破坏环境行为、实现保护环境最有力也是最后的手段，但是追究污染者侵权责任的成立必须以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成立为前提。我国现行法律对环境侵权因果关系的判定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制度，避免受害者因举证不能而承担败诉风险。但我们也应当看到该制度只是对举证风险的转移，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认定因果关系问题。下面举一例说明我国司法在解决认定环境侵权因果关系方面的疲软性。

湖南省吉首市农机局有一栋宿舍楼，90年代后相续多人患上癌症。有位名叫刘德胜的患者认为患病与农机局长期的喷漆作业污染空气有关，遂提起诉讼。但一二审法院都以患病与喷漆之间的因果关系无法确定为由驳回了起诉。湖南省法院（2006）湘高法民再终字第102号终审判决书中写到：“由于无法准确界定各种癌症的起因，如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以市农机局不能为由推定本案所涉市农机局环境污染与刘德胜患癌病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缺乏事实依据。”四审、两次抗诉，历经八年，“受害者”直到去世也未能得到法律的救济。

纵观我国目前法律，《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环境保护法》都只规定了环境污染者的无过错责任及举证责任倒置，对于因果关系、举证责任等方面并没有特别规定。这使保护受害者的合法利益，追究环境侵权者的责任面临着极大的困难。司法实践中产生该困难的原因是什么？怎么克服？本文将对此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与研究。

二、环境侵权诉讼中的因果关系

著名法学家约翰G.弗莱明认为：“侵权法上在没有其他问题像因果关系这样困扰着法院和学者。”环境污染侵权作为一类特殊的侵权关系，不论“二要件说 （即环境污染造成损害结果、污染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三要件说 （即污染环境的违法行为、污染环境造成的损害结果以及污染环境行为与损害之间有因果关系）”、还是传统的“四要件说 （污染者违反国家防止污染的规定，受害者受到损害，污染者的违法行为与受害者的受损害之间有因果关系）”均把污染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要有因果关系作为判定污染者是否构成环境侵权的构成要件之一。因果关系之所以有如此高的“地位”，是由于因果关系的本质与价值决定的：环境侵权的因果关系指的是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即受害者所遭受的侵害与污染者污染、破坏环境的行为之间具有的特殊的、事实上的无此即无彼的联系。立法者及裁判者极力的要确立发现这种联系，目的是为了通过将污染者的行为与受害者的结果确立联系，从而为支持受害者的赔偿请求找到正当化的理由，给具体的污染受害者“寻求帮助”，让个别的污染侵害者“官司输得心服口服”。

在现阶段的理论研究中，如邹雄教授在其论著《环境侵权疑难问题研究》中将环境侵权中因果关系的认定分为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和法律上的法律关系。但笔者认为严格上来说，所谓的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并不是认定因果关系问题，而是从法政策学角度，针对已存在的损害结果，判断哪些损害应该得到有效赔偿的问题。如受伤后搭乘飞机前往美国治疗，根据“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认定对于赔偿额只能限定在通常的医疗费用之内，超出额部分不予支持赔偿。简言之即对于欠缺普世公平感的部分不予赔偿的一种法政策方法。所以说法律因果关系并不是因果关系的问题，而只是赔偿是否具有“公平性”的问题。所以笔者认为环境侵权中所要认定的因果关系乃是侵权责任成立中符合构成要件标准的因果关系，即指事实上的因果关系，造成环境侵权的行为和特定受害者损害之间有个别的、事实上的无此就无彼的联系。

环境侵权是不同于一般侵权行为特性的，它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其侵害常常不是由于污染物直接侵害作用的结果，而是污染因子渗过广大的空间、历经长久的时间，与各环境要素之间相互作用，发生化学、生物反应，才逐渐形成或扩大的，其造成的损害是具有间接性、复杂性和广泛性。再加上侵权主体的不平等性、不可互换性，对环境侵权因果关系的判定就具有巨大的困难。上述案例经历二次抗诉、四次审理所争执白热化的焦点问题就是因果关系是否成立，阻碍这一问题的认定是由以下三重障碍造成的。

三、我国司法在认定环境侵权因果关系方面的三重障碍

环境侵权中因果关系的认定与举证责任、证明标准和科学证据有着紧密的联系，他们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下面的描述中窥见一斑：裁判者要判定污染者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前提是要认定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间存在因果关系。而认定因果关系是否存在是需要当事人证明给裁判者“看的”，那么由哪方当事人来完成这一证明是由法律预先设定的举证责任规则确定的。原、被告双方的主张证明都是通过向法院提供各种证据进行的，裁判者根据“心证”判断证据是否达到了证明标准，从而得出对一方的举证是支持还是否定的结论。由此可见举证责任的分配是前提，各种证据是手段，所欲达到的目的是达到裁判者内心的“证明标准”。所以因果关系作为一种客观联系本身是独立存在的事实，只是人们在证明这个事实存在的时候，才使其与举证责任、证明标准、科学证据等概念发生了联系。但是我国在认定环境侵权中因果关系的环节上面临着三重障碍：举证责任的界限模糊、认定标准的等级分歧、科学证据的过分依赖，下面详言之。

（一）因果关系判定与举证责任

虽然《侵权责任法》规定对于环境侵权案件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原则，但该原则的实质是举证不能时败诉风险的转移，有学者认为应完全由加害者对环境侵权构成要件中的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也有的学者认为受害者不能对因果关系的证明“袖手旁观”，而应进行初步证明，以防止举证责任倒置带来的滥诉风险。 这种在举证责任分配上的分歧在司法实践间上也得到体现：如有的法院认为受害者除了要证明污染行为和损害结果之外，还要证明该损害结果是污染行为所导致的，也就是要初步证明因果关系才能完成对加害行为的举证。如前言中所举案例，最终判决中就写到：“目前无法界定各种癌症的起因，在此情况下如果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以被告举证不能为由认定原被告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缺乏事实依据”。还有些法院认为受害者完全不需要就污染行为与损害之间存在因果联系进行证明，而只要证明存在污染行为与损害即完成举证责任，如最高人民法院对“平湖蝌蚪案”就是这种做法。 产生这种同案不同判的原因正是加害行为的证明与因果关系的证明界限模糊所导致的。

（二）因果关系判定与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是通过举证活动，法官对于待证事实的存在所应达到的信赖程度或认知上的可能性程度。这一程度的达成，预示证明责任承担者举证责任的卸除并极有可能获得法官心证的支持而胜诉。故确定一个什么样的证明标准，直接关系到证明主体法律后果的承担。但在环境侵权案件中因果关系的证明标准并不统一。司法实践中存在两种证明标准：一是我国的传统理论：“必然因果关系”标准。该理论认为，只有当侵害行为与侵害结果之间具有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时，才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如在前言所举案例中法官就坚持适用“必然因果关系”标准，以致害原因无法确定为由驳回起诉。二是“推定因果关系”标准。坚持此标准的法官认为只要受害者证明加害人的污染行为与损害后果有一定联系，而加害人无法彻底推翻时就推定因果关系的成立。虽然对该理论立法上没有明文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一系列创造性地运用该理论的司法案例，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王娟诉青岛市化工厂氯气污染损害赔偿案。 青岛中级法院适用因果关系推定理论判定，王娟所受侵害系青岛市化工厂氯气外溢事故所致。可见不同的证明标准的适用将直接决定受害者的利益能否得到法律保护。

（三）因果关系认定与科学证据

因果关系的判定涉及到诉讼法和证据学双重学科，无论是受害者证明因果关系的存在还是加害者证明因果关系不存在，双方“一攻一防”的武器都是各自手中的证据，环境侵权的特殊性使得双方的证据必然以鉴定证明为主。我国司法实践中一方面存在司法系统对鉴定证明的过分依赖，表现为法官对于鉴定证明材料的证明力不加审查，据以认定案件事实。另一方面又因为证据审查标准不明，导致了对于科学证据证明力的缺乏评估。在一般民事侵权案件中，法官可以根据自己作为正常理性人所具有的生活经验评估证据、认定事实，从而通过心证形成判决。而环境侵权诉讼中对因果关系的判断涉及大量的鉴定数据、证明报告等科学证据，对于这些专门性、超出一般生活经验的科学问题，法官缺乏有关的知识。因此由于主客观原因使得法官只能过分依赖鉴定证明，导致对科学证据的衡量即不敢、也不能有所作为。

四、在认定环境侵权因果关系方面的新思考

通过上文分析可见，环境侵权中因果关系的认定是一个体系性的问题，采用什么样的举证责任、坚持什么样的证明标准、对各种证据的审视都将影响因果关系成立与否。所以完善环境侵权因果关系的认定需要从三个方面同时进行。

（一）举证责任倒置：受害人的初步证明责任

我国《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侵权责任法》第66条等法律条款明确规定了环境侵权案件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多数学者评价该规则为保护环境受害者力度最大的规定。但笔者认为在适用该规则时，不能认为将因果关系的证明完全转嫁给污染者，应该也由受侵害者进行初步证明。理由如下：规定环境侵权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也不以违法性为责任构成要件。如此，追究致害人环境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仅剩下侵害事实和因果关系。若再实行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对致害人来说则无异于绝对责任，还可能引发滥诉的危险，使产业界面临讼灾。所以不能在原告只证明了污染行为的存在和损害结果的发生就判定原告胜诉，而应让受害者就因过关系存在承担初步的证明责任，即证明其所受到的侵害与污染者的污染行为存在一定的关联性，该关联性如污染物侵害到受害者、该区域存在多数该种侵害、科学上确实存在该种侵害的可能等等。

详言之，首先将举证责任分为形式上的举证责任和实质上的举证责任。环境侵权案件待证事实有：（1）污染行为；（3）损害结果；（3）污染行为导致损害结果的因果关系。受害者对于（1）、（2）承担实质上的举证责任，即若无法证明则承担败诉的风险。

对于3不承担实质上的举证责任，但要承担形式上的举证责任——举证证明其受侵害与污染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其次初步证明因果关系存在一定关联性的方法，可以借鉴日本在环境侵权案件中所适用的理论：（1）群发性病理损害案件，可采纳疫学因果关系理论。该理论认为只要证明：a该致病因子在发病前存在且发生作用；b该致病因子作用的程度越显著，则患该病的比率越高；c该致病因子在一定程度上被消除，则该病患者的比率下降或病情减轻；d该致病因子作为原因而起作用的机理与生物学上不发生矛盾。具备上述四个条件，即使病理学上还不能严密说明，法院也可据此判定环境污染行为与致人患病危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2）个体损害且致害物质明确的案件，可以采取间接反证因果关系理论。该理论认为只需要证明a被害疾病之特性及其致害物质；b致害物质到达被害人、被害地的路径；c污染企业排放了致害物质。受害人能够证明以上abc三项中的两项，则推定剩余一项也成立，从而完成实质的与形式的举证。

（二）证明标准的二分法：高度盖然性与低度盖然性标准

诚然因果关系本身是原因与结果的联系，是客观存在的，但对于这种客观性的认定却无法完全避免法的价值判断这一主观因素的影响。因为认定因果关系的法官一方面是法律的适用者，但另一方面也是受到认知能力限制的普通人。所以对于因果关系的认定不再要求让法官认识达到逻辑必然性条件，而是适用高度盖然性原则。高度盖然性，即根据事物发展的高度概率进行判断的一种认识方法。司法领域的民事审判中运用盖然性占优势的认识手段，即在证据对待证事实的证明无法达到确实充分的情况下，如果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已经证明该事实发生具有概率极高的可能性，法官则可对该事实予以认定。换句话讲，盖然性标准就是法官随着庭审的推进、通过对各种证据的调查所直接形成的一种心证，当这种心证在内心深处达到相当高度时，法官便可对某一案件事实加以认定。有学者还根据心证的程度将“盖然性”分为三个等级—低度盖然性，心证强度为51-74%，表明事实大致如此；中级盖然性，心证强度为75-84%，表明事实在一般情况下如此；高级盖然性，心证强度为85-99%，表明事实几乎如此。

上文已经将环境侵权案件待证事实分为：（1）污染行为；（2）损害结果；（3）污染行为导致损害结果的因果关系。受害人要承担（1）、（2）项实质上的证明责任，所以这两项为基础事实，基础事实是受害人主张诉求最基本的事实依据，所以受害人对基础事实的证明应当和普通民事诉讼中的证明一样要达到民事诉讼法所主张的证明标准。我国民事诉讼法理念多主张“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所以，受害人对基础事实的证明应当达到高度盖然性的标准。而对于（3）项，受害人要承担形式上的证明责任，即举证证明其受侵害与污染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国外关于该关联性的证明适用因果关系推定的理论，如疫学因果说、间接反证说等，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好的借鉴。但笔者认为这些理论事实上是关于受害人证明关联性的证明方法。这些方法的目的在于如何使受害人对关联性证明达到一定的标准，以使法官获得心证。但是这些证明方法并不等于证明标准。换句话说，标准只有一个，方法却可以有很多。该标准就是低度盖然性标准：只要因果关系存在的可能性大于不存在的可能性，就可认定因果关系存在。

（三）科学证据的有效使用：对鉴定结论进行评估

篇4

一、环境责任保险是环境污染事故风险防范不可或缺的制度

由于海域污染可能带来的损害后果十分严重,环境责任保险已经成为国外企业不可或缺的风险防范措施。在世界广泛关注的海域污染事件中,2010年墨西哥湾漏油事件造成23000平方公里海洋面积受到污染,使英国石油公司(BP)向墨西哥湾灾民赔偿1亿美元,另外BP公司设立了总额为200亿美元的专项赔偿基金。而在更早的1999年“埃里卡”号漏油,法院判决法国石油工业巨头道达尔集团对污染负有责任,罚款37.5万欧元,同时向约100名原告支付1.92亿欧元赔偿金。1989年美国 “瓦尔德斯”号漏油,埃克森公司为此支付43亿美元,用作清理、赔偿和罚款等费用。据悉,这些重大事件中都涉及到数额巨大的环境责任保险赔付,如BP公司在墨西哥湾漏油事件中获得了35亿美元左右的保险赔偿。

我国现正处于环境污染事故的高发期,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进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近20多年里集中出现,呈现出结构型、复合型、压缩型的特点。在我国的7555个大型重化工业项目中,81%分布在江河水域、人口密集区等环境敏感区域,45%为重大风险源。近年来,国家环保总局接报处置的突发环境事件平均不到2天就发生一起。数据显示,仅2010年我国就发生了156起突发环境事件,相应的防范机制却存在缺陷,导致污染事故频发。作为当今世界第二、亚洲第一大石油进口国,我国90%的进口石油是通过海上船舶运输完成,同时海上石油勘探和开采也取得长足进展,仅在渤海湾就有上千口油井,船舶漏油和海上油井漏油事故也时有发生。目前,经有关部门检测发现,我国沿海地区海水的含油量已经超过国家规定的海水水质标准2倍至8倍,海洋石油污染十分严重,致使我国每年由于环境污染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1200亿元。2010年7月发生的大连原油储罐陆地输油管道因爆炸起火导致的漏油事件,留下了一眼望不到边的“黑海”,但涉事企业仅以“投资抵赔偿”,而相关后续赔偿工作却全部由大连市政府承担。今年6月4日开始发生的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即中海油溢油事件)已使周围海域840平方公里的1类水质海水目前下降到了劣4类,对海洋环境造成了较大程度的污染损害。

大连泄漏事件、中海油溢油事件再次为我国的环境安全敲响警钟,与此相关的环境责任险制度日趋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

二、环境责任保险的法律特征

对于我国公众较为陌生的环境责任保险,该制度源于西方发达国家并正日趋成熟和完善。从法律特征看,环境责任保险有以下几点:

(一)环境责任保险本质上并非纯正的第三者责任保险,也具有自保险的性质由于污染破坏环境产生的影响具有综合性和牵连性,当被保险人的自有场地受到污染破坏而无能力抢救治理,相邻地区的人乃至整个人类将会受到牵连,因此投保人的自有场地因自然灾害、意外事故受到污染侵害产生的抢救费用和治理责任应当作为环境责任保险的保险标的。

(二)环境侵权对象包括财产权、人身权和环境权环境污染致害往往造成受害者生命、健康和财产上的损失,即受害者的人身权、财产权受到了侵害。传统民法从财产权、人身权两方面对环境进行保护,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例如,许多重要的环境要素像空气、阳光、水等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个人财产,不能成为所有权的客体,无法以财产权作为对其救济的根据。而相邻权的局限性在于其范围狭小,只限于以不动产的相邻关系为前提的环境侵权,但环境侵权往往具有迁移性、远距离的特点。把环境权与财产权、人身权并列作为环境侵权的对象,可以弥补传统民法的缺陷,也有利于新型权利概念的生成,增强人们的环境权利意识和法制观念。

(三)保险人承担的保险赔偿责任是一种民事责任根据中国《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及相关的法律规定,违反环境保护法律规定者应承担的责任,根据具体情节及情况不同,分为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相对易于鉴定,它们强调的是违法者对国家承担的惩罚性个人责任,由自己承担,不能转嫁于社会,这与责任社会化性质的环境责任保险的赔偿责任是不一致的。公平正义是民事责任所追求的基本价值,表现为在施于致害者必要的赔偿责任但又不至于使其失去生存能力的同时,及时有效地补偿受害者的损失。现代特殊侵权责任社会化(如环境侵权责任社会化)就是以此为价值基础而产生的,环境责任保险就是环境侵权责任社会化的一种表现。环境责任保险只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私权关系,属于民事责任的范畴。环境责任保险中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权利义务由保险合同规定,保险人的保险赔偿是基于环境责任保险合同进行的,其责任社会化体现了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而被保险人所承担的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强调的是投保人对国家承担的惩罚性责任,不受环境责任保险调整。

(四)环境责任保险合同遵循因果关系推定原则最大诚信原则、可保险利益原则、近因原则和赔偿责任原则是传统保险合同的四大基本原则,环境责任保险合同也必须遵循最大诚信原则、可保险利益原则和赔偿责任原则。但所不同的是,在侵权因果关系的认定上,环境责任保险合同遵循因果关系推定原则,故在证明方法上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因此,在环境责任保险中,只要 求环境污染受害者在相当程度上举证,不要求全部技术过程的举证,即只要证明“如无该行为,就不会发生此结果”的某种程度上的盖然性(或然性)即可推定因果关系的存在。

三、我国环境责任保险的进程

(一)关于陆上企业的环境责任保险2007年12月,国家环保总局与中国保监会联合出台了《关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在我国一些省市试点开办环境责任保险,然而实际情况是企业参保意愿薄弱、保险受益覆盖面小、赔偿金额不足以弥补污染侵害后果。某环保厅人士分析认为,长期以来污染事故发生时,若涉事企业无力赔付,多由地方政府买单。同时,我国石油、石化企业主要投保财产险(含仓储的财产险)、机损险、货运险、人身意外保险、工程险;码头财产设备险,或者是码头操作责任保险、油污责任保险、第三者责任保险等。对于环境责任险这一新生事物,财力雄厚、抗风险能力强的大企业,认为企业不会发生环境污染事故,即使发生了环境污染事故,自身也有能力应对而不愿投保。

更为关键的是,各国的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在初期很大程度上必须要靠政府强力推动,然而我国因相关法律法规的欠缺,对高风险企业推行责任保险的工作尚缺乏强制力。目前国家层面的环境责任险的依据只有原国家环保总局与中国保监会联合出台的《关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这一意见目前并未上升到法律法规的高度。值得欣慰的是一些地方开始了破冰之旅,无锡市是国家环境保护部2009年确定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城市,今年2月实施的《无锡市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实施意见》(以下称《实施意见》),使无锡在江苏率先推出环境污染责任险。据悉,由此无锡约2000家存在一定环境污染风险的企业纳入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范围。投保企业可按照生产经营规模和环境风险等级,在100万元、200万元、500万元和1000万元等档次中,选择相应的赔偿限额。《实施意见》的推出,意味着“绿色保险”机制将在无锡全面、强制性推行,靠建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这一制度,以期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二)关于船舶环境责任保险1967年的“Torry Canyon”号油轮搁浅,泄漏原油12万吨,污染英国140英里的海岸线,而油污受害人仅得到五分之一的损害赔偿,由此引发了国际社会对海上船只漏油导致沿岸环境污染事故的关注,也直接促成了1969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简称CLC1969公约)的诞生。CLC1969公约为保障油污受害人得到合理、充分的赔偿,创立了海上油污责任强制保险的完整体系。该公约规定,在缔约国登记的载运2000吨以上散装货油轮的所有人必须投保油污责任险或者取得其他财务保证。同时在第五条第11款又规定,保险人或提供财务保证的其他人有权按照本条规定设立基金。最后CLC1969公约第七条第8款还规定,对污染损害的任何索赔,可向承担船舶所有人污染损害责任的保险人或提供财务保证的其他人直接提出,即便油污损害是由于船舶所有人本人故意或明知可能造成损失而轻率地作为或不作为所造成。可见其赋予了责任保险人一种近乎无条件的责任限制权利。

1992年用两个议定书对这一“旧”的赔偿机制进行了修订,公约修正案提高了赔偿限额、扩大了油污损害的适用范围,这两个议定书分别称为《1992年民事责任公约》和《1992 基金公约》,随后又于2003年进行了修订。

我国于1999年1月5日向国际海事组织交存了《〈1969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1992年议定书》加入书,成为该议定书的缔约国。根据议定书第13条第4款的规定,该议定书于2000年1月5日对我国生效。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的配套文件之一,2010年交通运输部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保险实施办法》,自2010年10月1日起施行。该实施办法第二条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内航行的载运油类物质的船舶和1000总吨以上载运非油类物质的船舶,其所有人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投保船舶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保险或者取得相应的财务担保。

该实施办法第四条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内航行的船舶应当按照以下规定投保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保险或者取得其他财务保证:

1.载运散装持久性油类物质的船舶,投保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保险,其保险标的应当包括持久性油类物质造成的污染损害。

2.1000总吨以上载运非持久性油类物质的船舶,投保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保险,其保险标的应当包括非持久性油类物质造成的污染损害和燃油造成的污染损害。

3.1000总吨以上载运非油类物质的船舶,投保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保险,其保险标的应当包括燃油造成的污染损害。

4.1000总吨以下载运非持久性油类物质的船舶,投保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保险,其保险标的应当包括非持久性油类物质造成的污染损害。

同时要求中国籍船舶应当向经国家海事管理机构确定并公布的保险机构投保船舶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保险,或者取得经国家海事管理机构确定并公布的保险机构以及境内银行等金融机构所出具的保函、信用证等其他财务保证。

(三)关于海上石油勘探和开采的环境责任保险在国外,海上石油勘探和开采的事故保险已经有一定的经验。比如,2010年4月20日发生火灾的位于墨西哥湾的“深海地平线”这一钻井平台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事故。这一平台属于瑞士越洋钻探公司,由英国石油公司租赁。瑞士越洋钻探公司向英国劳合社和其他一些保险商投保了7亿美元的保单。在世界主要石油保险市场,英国劳合社占据了市场份额60%~65%.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从1980年开始开办石油保险业务,第一张石油保险单承保了法国道达尔石油公司在南中国海进行的钻井作业风险。但总体而言发展远未达到期望的程度。作为海洋环境保护的主要法律法规《海洋环境保护法》、《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均没有关于海洋环境污染保险的相关规定。

四、当前开展环境责任险制度的建议

环境责任保险不同于一般责任保险,其技术要求高、赔偿责任大,并且每一个企业的生产地点、生产流程各不相同,经营环节、技术水平各有特点,对环境造成污染的可能性和污染的危害性都不一样。这就要求保险公司在承保时有专门通晓环保技术和知识的工作人员对每一个标的进行实地调查和评估,单独确定其保险费率,情况不同,每个保险标的适用的保险费率就可能千差万别。从理论上讲,保险精算的基础是大数法则,需要通过众多企业的参保才能化解少数企业的高额赔偿负担,达到环境风险的分散及费用分担的目的,可我国的现实情况是环境责任险由于难以达到精算技术所要求的众多投保数量,致使保险人经营该险种进退维艰。

各国环境责任保险的立法模式,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德国采取强制责任保险与财务保证或担保相结合的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第二种是美国采取的强制责任保险为原则的制度;第三种是法国采取的任意责任保险为主、强制责任保险为辅的环境责任保险制度。我国现阶段,相比全部强制参险,更可能采取的是通过立法逐步建立强制与自愿相结合的环境责任险制度,可选择在部分环境污染严重、环境风险大的重点行业实行强制责任保险,如石油、化工、印染、水泥、造纸、皮革、火力发电、煤气、核燃料生产和有毒危险废弃物处理等行业;在城市建设、公用事业和商业等污染较轻的行业,给予积极引导,促使企业自愿投保。

研究和借鉴国外经验,我国在推进环境责任险制度时应当从以下方面进行:

首先,立法和执行层面加快行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尽管在《海洋环境保护法》、《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1969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等法律或参加的国际公约中有所涉及,但是一部法律的个别条文显然不能支撑整个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因此 ,应当在《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保险法》以及《自然资源保护法》中加入环境责任保险的条款,并进一步进行环境责任保险的专门立法。同时,配合已实施的《侵权责任法》,制定环境污染侵权责任实施细则,明确环境污染损害的赔偿原则、主体、范围、标准、举证责任、请求权时效等,从而为开展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提供法律依据。具体为:对有关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合同的事项作出专门的规定,包括投保行业的范围、承保范围、除外条款、责任限额、保险费率、索赔基础、保险期间以及索赔理赔等程序性条款等;对保险公司的环境责任风险经营作出专门规定,包括责任准备金制度、风险等级评估制度、环境信息共享制度、保险诚信等级制度、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基金制度、再保险制度和巨灾证券化制度等。

其次,环境污染事故是通过环境介质的污染或破坏而引发的事故,具有复合性、长期性、累积性、高技术性和高度复杂性等特点,无论是环境风险等级的划分还是环境事故中损害的评估,都离不开专家的指导和技术标准的支持。因此,应当集中人力、物力优势,建立第三方服务机构,包括:

一是引进专业技术人员,组建专家团队,为环境风险等级划分、环境损害评估以及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推行提供技术咨询和指导。

二是定期或不定期地对从事环境风险企业进行等级划分、环境损害评估以及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专门人员进行专业技术培训。

三是加紧出台有关技术指南。2011年5月30日环境保护部公开了《关于开展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工作的若干意见》以及《环境污染损害数额计算推荐方法》,明确提出2011年至2012年我国将重点开展案例研究和试点工作。关于海洋环境污染,国家海洋局于2007年出台了《海洋溢油生态损害评估技术导则》。但显然,这些尚不足以支撑环境损害的评估和鉴定,需要加紧出台相关的技术评定细则。

四是提供专项资金支持。专家的引进、第三方环境风险等级评估机构的建立、第三方环境损害评估机构的建立以及专业技术人员的定期或不定期培训等都需要专项资金作保障,政府应当安排一定的专项资金予以支持。

篇5

[关键词]环境侵权；外部性成本；充分赔偿

在我国，环境侵权数量正日趋增加。环境损害赔偿问题不仅关系到环境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保护，也关系到公民的基本环境权益的保护和环境法律制度的实施。然而，环境侵权作为一种新型的侵权行为，其损害赔偿法律制度存在许多不完善之处。学者们大多是从法学理论上进行探讨，很少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事实上，侵权行为是一种与经济利益密切相关的行为。由于市场自身的缺陷，不能把环境效益的损失转化为侵权行为人的内部成本，从而行为人不会自觉防止环境污染、控制环境侵权。我们有必要运用经济学的有关原理来分析环境侵权的形成原因，寻找最科学的环境损害赔偿范围，在法律中引入经济学的方法来有效控制环境侵权。

一、环境侵权的动因

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是企业环境侵权的动因。企业在“经济利益最大化”原则指导下，时刻都在进行成本一收益分析，期望以最低的成本获取最高的收益。而环境侵权是为实现其终极目标所附带产生的一种副(负)产品。作为一个排污企业，它会尽可能地把治污成本降低到最低限度，以减少生产的总成本。因为大部分治污成本对企业来说属于外部成本，企业不会主动支付这部分成本。而未加治理的污染，会侵害他人的人身、财产以及其他环境权益，从而产生环境侵权。按照传统福利经济学的观点，外部性是一种经济力量对于另一种经济力量的“非市场性”的附带影响，是经济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环境经济学者揭示了环境问题的经济根源是外部性问题。环境权益的冲突，是竞争性环境功能在环境资源稀缺性条件下发生冲突的外在表现形式，它的经济学理论形态就是人们所熟悉的“环境外部不经济性”。“外部不经济性”理论由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于1910年提出。1920年马歇尔的学生庇古(Pigou)在发展福利经济学理论时指出，外部性是指厂商或者某项经济活动所引起的与本活动的成本与收益没有直接联系，从而未计入本经济活动之内的外部的经济影响，它是相对于本项活动财务上所付出的费用及取得的效益出发考虑的。环境侵权是一种典型的负外部。

明知要赔偿还是进行污染，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因为污染是有效率的，其所受到的损失要低于防止污染所需花费的成本。行为人从不法行为中获利，其获利数额越大，行为人就越可能宁可选择污染后进行赔偿也不事先采取预防措施。其实每个人都不愿意看到事故的发生，任何人也都会愿意采取一定的预防措施防止事故的发生，但问题在于当事人究竟愿意付出多大的努力来避免事故的发生。环境侵权损害赔偿制度要对促使潜在的加害人采取预防措施产生有效的激励，其先决条件是加害人对受害人的赔偿必须等于或者大于事故成本；也就是说，赔偿必须是完全的。

二、环境侵权的责任比较

环境侵权案件中，侵权人和受害者之间的经济实力、信息掌控能力相差悬殊，这种不平衡使得在实践中环境污染案件受害者败多胜少；即便胜诉，受害人也仅仅只能获得因为身体或财产受到损害而给予的赔偿。单纯的同质赔偿常常使受害人感觉得不偿失，认为自己为诉讼付出的时间、精力和财力很多，而实际获得赔偿较少，导致污染受害者面对司法救济时态度消极。这使得加害人对于环境的谨慎程度会大大降低，从而造成环境侵权现象泛滥，损害了法律的尊严和公平价值。仅仅赔偿有形损失的环境侵权损害赔偿制度，在现实的环境侵权案件中未能有效地阻止侵权甚至还有激励侵权的嫌疑。当侵权人在衡量其预防侵权的成本大于赔偿侵权损失的成本时，他宁可侵权，还有可能采取策略或利用机会主义因素逃避被追究的责任；受害人没有正确的激励采取积极的行动寻求损害赔偿，还有可能得不到救济。这样持续的结果便是，环境侵权行为依旧大量发生，社会上的公民仍要为企业的生产获益付出沉重的代价，社会的总体效益下降。

一般性的等价于受害人所受损失的赔偿不足以控制环境侵权，一种更为严厉的惩罚性赔偿在我国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上自法学专家下至普通民众，都在呼吁将其尽快引入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之中，以弥补现行环境侵权救济制度的缺陷。作为在西方国家尤其是英、美、法等国家中广泛适用的一项原则，惩罚性赔偿制度在环境侵权救济方面正发挥着日益积极的作用。它是在同质赔偿的基础上通过对加害人课以高过受害人实际损失的赔偿金的形式，对受害人因诉讼而付出的诉讼费、律师费、诉讼过程中的鉴定费以及在诉讼过程中所遭受的心里创痛和消耗的精力给予一定程度的补偿；它在有效救济原告的合法权益的同时，也可以加大加害人的违法成本，并能有效地剥夺加害人原本所预计的在补偿性赔偿之外依然可以获得的额外利益，可以对环境侵权加害企业产生实实在在的威慑力。此外，惩罚性赔偿还能够激励受害人提讼，对加害企业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行为进行监督、抑制，防止环境侵权现象的泛滥，从而使法律得到充分的实现。可见，惩罚性赔偿不仅具有填补损害的功能，还同时具有制裁及预防和激励的功能。

所谓惩罚性赔偿，是指由法庭所做出的赔偿数额超出实际的损害数额的赔偿。大大提高损害赔偿金，使得侵权成本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必然可以促使侵权人将外部性纳入考虑，变得更加小心，从而大大减少环境侵权事件的发生。但是，赔偿范围被过分扩张的话，就是将预防或注意的成本过多地分配给企业，会产生生产的低效率，严重限制了企业的生产积极性，企业有可能会为了避免污染的高责任成本而严格限制自己的生产规模。所以，如此设定环境损害赔偿范围，虽然避免了外部效应的发生从而保证了社会的公平，但却是以牺牲经济效益为代价的，并且可能导致经济停滞，最终将影响社会的持续发展。这对于社会总体利益来说仍然是不经济的，也是无效率的。正如大卫·D·弗里德曼指出的：我们的目标是取得有效率的预防措施，从而得到有效率的风险水平。我们需要这样一个世界：只有在检查成本至少与减少可能发生事故的成本相等的情况下，我才会再检查一次我的刹车系统。我们并不需要一个没有风险的世界，而是一个只发生有效率的事故的世界，只有一个事故其本身的价值高于采用预防措施来组织它的成本时，它才是有价值的。我们需要这样一个世界：每个人都会而且只会采取成本合理的预防措施。当一种制度课加给人们过重的注意义务以至于超出了这个注意程度能够带给社会的效益时，这个制度必然不利于社会总体效益的提高，是不值得提倡的。我们规定责任范围的目标在于，促使社会只发生经济的或者说有效率的环境污染，而不是为了防止污染而杜绝生产。惩罚性损害赔偿运用在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中仍然是不经济的，因而仍然是不可取的。

三、改进路径的选择

在法经济学领域，损害赔偿制度应当是一种将外部性内化并因而产生出有效率的选择的法律机制。效率一词被波斯纳用来表示使价值最大化的资源配置。科斯指出，公害普通法可以被看作一种通过将财产权分配给对他最有价值的那一方当事人而增进资源的使用价值的一种尝试。确定加害人应在何种范围内进行赔偿取决于何种赔偿范围的设定更有利于社会财富最大化，因此社会财富最大化原则是判定是否应当赔偿以及赔偿多少的标准。在波斯纳看来，所谓财富乃是个人为某物进行的自愿的支付或者自愿接受的数额，财富最大化原则就是支配法官所进行的对较高价值的选择原则。(一)财富最大化原则

在经济学家看来，环境污染是经济发展所不可避免的，关键是如何确定最有效益的污染水平。也就是说，外部效应也有个最优值的问题。环境损害赔偿范围的设定以实现最优污染水平为目标。企业有了一个合理的预期，会将预防成本和污染的责任成本进行综合考虑，其生产规模将会控制最优污染水平所对应的生产总量，从而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这也正是经济学家所苦苦追求的目标。我国环境侵权损害赔偿法律制度应规定的赔偿范围是能够完全将外部性内部化的赔偿范围，即应确立充分赔偿原则：侵权人赔偿受害者所有的损失，使受害者恢复到侵权发生前的状况。只有这样，外部性因素才会被行为人充分考虑到行为的成本中。使受害者恢复原状也正是庇古解决外部性问题的方法所暗示的，侵权者强加给受害者一定的成本，所以要支付与受害者因此所遭受的损失相同的数额，这样就给了侵权者一个动机，使其在做决定时恰当地考虑外部成本。

(二)环境侵权责任的改进方案

既然损害赔偿的目的在于弥补受害者因侵权行为所遭受的所有损失，使受害人恢复到原有的状况，而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害既有人身、财产损害，也有对公众的环境损害，那么环境侵权财产损害赔偿范围应包括如下：

1.财产、人身损害的赔偿

财产损害是指由于侵权行为侵害了受害人的财产权或人身权而致其经济利益之损失。对这种行为而致的财产损害各国一般实行全额赔偿原则，包括赔偿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也就是既要对现有财产的直接减少进行赔偿，也要对在正常情况下实际上可以得到的利益进行赔偿。人身损害指侵权行为对受害人的人身权、健康权等的侵害，并致受害人伤残或死亡。对于人身损害应当赔偿由此引起的全部财产损失，包括必要的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疾后的生活补助费、死者丧葬费和死者生前所抚养的人的生活补助费以及其它必要的费用。

环境侵权对人的精神状态、健康状况、生活条件均有较大的影响，甚至可以通过遗传因素危及后代的身体健康。而这种已经形成的损害和潜在的危害，采用排除侵害等方法难以消除，而基于财产损害、人身损害的实际赔偿费用也远不能弥补受害人的精神损害，因此借助精神损害赔偿给予经济上的赔偿和精神上的抚慰是合理的。

2.环境资源损失的赔偿

由于自然环境具有特殊性，在污染损害情况较重时环境往往无法恢复而导致一种连续性的损失，因此环境资源损失的赔偿其实应该作为环境侵权损害赔偿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在现实中往往是被忽略的。从中国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案例看，由于中国的法制水平还很低，对环境的损害以及恢复的费用的主张非常少。这种现状使得企业可以将污染的后果强加给社会，企业必然会怠于采取环境损害的预防措施，从而导致社会承担巨大的、本来可以避免的事故成本，因此既是不经济的，也是不公平的。无论是基于效率的考虑，还是基于公平的考虑，环境资源损失的赔偿都应该纳入环境侵权损害赔偿中。环境资源损失的赔偿具体应包括三个部分：环境资源经济价值损失的赔偿；环境资源生态价值损害的赔偿；环境污染后的恢复费用的补偿。

(1)环境资源经济价值损失

环境经济价值的损失作为法律认可的一种实质性损害，已经成为法律救济的对象。但是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由于中国法制水平及受害人的法律知识有限等原因，在现实中提起这种主张的很少。例如，一个农民的农田被污染，导致农作物绝收，他最多只会提出对农作物的损害赔偿请求，而不会提起对土地使用价值降低的赔偿请求。法律规定的赔偿范围应明确包括这一点。

(2)环境资源生态价值损害

环境资源的生态价值不是传统意义的财产。法律认可的损失通常是那些可被认识、感知，进而可被界定。再进而可被数量化，最后又能被社会的某种规范或标准认可，如可以用货币来衡量的损失。在当今的科学技术水平下，虽然人们已经揭示了环境资源的多方面功能，如调节功能、承载功能、生产功能、信息功能等，但是能在传统经济学中真正获得规范和恰当的价值计量的，仅占少数，主要集中于承载功能和生产功能的一些内容。不可能期待环境资源的损失有一个全面、精确的计算，因为人们是用永远有限的知识去认知一个无限复杂的自然体。的确，目前我们只能在知识残缺不全的情况下计算环境资源的生态损失。在实践中我们一方面要应用已有的成熟知识去计算环境损失；另一方面应以一种开放式的态度去容纳新的科研成果，通过司法实践去传达一种新的价值取向，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因此，在计算环境损害赔偿数额时也要将环境的生态效益考量在内。至于具体的计算方法，我们可以采用波斯纳提出的“影子价格法”等间接计量的方法。

篇6

关键字：因果关系、因果关系推定、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

一、环境侵权中的因果关系推定的概念

在我国，对于环境侵权行为是否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判断标准，学界的观点并不统一，但大多坚持"三要件说"，即环境侵权行为、环境损害事实、环境侵权行为和环境损害事实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对因果关系的认定。

因果关系是指客观事物、现象之间的前因后果的关联性。因果关系分为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和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即损害责任成立要件上的因果关系，"权利"受侵害是否因其原因事实（加害行为）而发生⑴，只要有环境侵权行为以及由此导致的环境损害结果，那么二者之间必然存在因果关系，这是一种内在的、本质的联系，只是囿于人类认知能力、科学技术水平，在法学实务的过程中认定较为困难；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即是否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因果关系，在承认事实因果关系的前提下，对于环境侵权行为人是否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进行政策考量和立法考量，来决定损害赔偿责任的范围和大小。⑵

从法律逻辑上讲，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和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应该是统一的，但是由于社会现象的复杂多变，环境损害结果的持续性等因素，这两者之间在现实中并不统一，尤其是对于法律上因果关系的认定比较困难。在此种情况下，因果关系的推定就大有必要。因果关系推定是指对于某种表见事实发生损害，即推定损害与该事实的因果关系存在，受害人无须再证明其间的因果关系，即可对该表见事实之行为请求损害赔偿，而行为人则唯于以反证证明损害与该事实无关时，始可免责的法则。⑶

据上述概念，有学者得出因果关系推定的三步骤⑷，即首先，受害人初步证明。受害人提供表面证据初步证明因果关系存在，这是因果关系推定的前提条件，初步证据的标准是达到"相当程度的盖然性"。其次，推定因果关系成立。"推定"是指由一事实的存在或真实推导出另一事实也是存在或真实的过程，其可以分为法律推定和事实推定，也可分为实体推定和程序推定。⑸此处推定因果关系成立，即推定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成立。最后，加害人提出反证。为了平衡双方当事人的强弱地位，法律赋予加害人免责权，即加害人可以提出证据证明这种因果关系是不成立的，从而作为自己免于承担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砝码。

二、环境侵权中的因果关系推定的规则

对于因果关系推定的适用规则，综合各学者的观点，笔者认为主要可归纳为如下三种标准：

（一）盖然性因果关系理论

盖然性因果关系理论包括两部分，即优势证据说和事实推定说两种。首先，优势证据说因事而异，在关涉人权案件的刑事案件中，有必要必须作出不容怀疑的犯罪证明。而在民事领域中，对双方当事人主张的不同事实进行司法认定，以数学角度看，只要一方当事人的证据优于另一方当事人的证据即可。⑹其次，事实推定说，主张在公害诉讼中，原告对因果关系的证明，只要达到某种程度的盖然性，即可认为原告已尽其举证责任，相反，被告要提出全部因果关系存在可能性的反证，否则，要承担公害民事责任。⑺综上所述，无论是优势证据说还是事实推定说，都是以原告要承担初步的证明责任为前提，然后使法官在判决中形成内心确认，从而根据原告的初步证据推定因果关系已经存在。倘若被告要避免承担环境损害责任，则需提出优于原告的证据标准。此种标准的缺点在于对"盖然性程度"的认定，存在较大的弹性，赋予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当原告和被告提出的证据都达到盖然性时，法官究竟如何认定尚存疑问。

（二）疫学因果说

疫学因果说，是指运用流行病统计学的方法来证明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具体做法为，用医学实验的方法确定一定区域内流行疾病的发生与该区域环境中存在的某些污染物质有关，并且流行疾病患者居住地附近的某些污染源所排放的污染物中恰好含有这些污染物质，则可推定患者所患疾病与某些污染物源排放污染物这一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⑻此种学说适用的条件要求较多，主要是运用医学的方法来进行推定，推定工厂企业的环境侵权行为和环境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曾适用于日本富山骨痛病，四日市哮喘病⑼等。此说优点之处在于降低了盖然性学说的不确定性，有利于具体的操作实施，但是仍存在一些局限，如只适用于环境污染造成人体患病的场合，由于医学统计的要求也不利于提高环境诉讼的效率。因此，也不适合作为因果关系推定的主要标准。

（三）间接反证说

间接反证说主张，如果原告能够证明其中的部分关联事实，其余部分的事实则被推定为存在，而由被告负反证其不存在的责任。⑽其逻辑顺序为"原告证明部分关联事实--法院据此推定剩余部分事实存在--被告反证剩余部分事实不存在"。在日本，首次采用间接反证法的是1971年新泻地方裁判所作的新泻地方水俣病的案例。间接反证法的适用范围主要为环境侵权所造成的财产性损失，如大气污染、水污染造成的群众的生产、生活的损失，因环境污染损害的复杂性、渐进性，只需受害人主张部分损害事实的证明，即可推定剩余部分的损害事实的推定。对于此种证明方法，有学者提出了质疑，认为间接反证法以"部分事实"代替"全部事实"，以"推定事实"代替"应有事实"，笔者并不赞同。间接反证法多为证明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但究竟现实生活中因果关系的存在是何种情形，多是事后基于现有事实的逻辑推测和价值判断，不可避免地会掺入人的主观因素，而间接反证法的提出恰恰平衡了环境法律关系中当事人双方地位的强弱差距。

究竟我国应采用何种规则，来进行因果关系的推定，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无论是盖然性标准说，还是疫学因果说，抑或间接反证法，都遵循因果关系推定的三个步骤。因此，学术界多主张采取多元化的推定规则，笔者深表赞同。

三、举证责任倒置与因果关系推定的区别

在司法实务中，对环境侵权中因果关系的认定，容易将举证责任倒置与因果关系推定相混淆，造成了案件的不同判决结果。举证责任倒置是指在一般情况下，把应由原告承担的举证责任，通过对事实要件的分配，转由主张相对方承担，从而加重主张相对方的责任。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倒置的是因果关系和过错两个事实，而在无过错特殊侵权中，倒置的则只为因果关系。⑿据此得知，举证责任倒置和因果关系推定尚存在区别⒀，主要如下：

1.立论的前提不同。因果关系推定的前提是原告要承担初步的证明责任，即遵循民事诉讼法中"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对于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需要证明被告存在环境侵权行为，这是法院适用因果关系推定的逻辑基础；而举证责任倒置是指在分配证明责任之时，对于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就由被告承担，原告不承担任何证明责任。被告承担这种证明责任是无条件的，多是基于法律的规定。

2.证明的方向不同。因果关系推定的方向是"原告证明部分事实--法院推定因果关系成立--被告反证获得免除责任"，原告、被告、法院的角色各不相同，只要原告能够证明存在部分案件事实，法院经过逻辑判断，就可以推定因果关系成立，这是一种"正向"的证明⒁，被告的反证只能作为一种责任免责的抗辩；而举证责任倒置中，对于因果关系的证明转由被告承担，由被告承担证明责任的不成立，这是一种"反向"的证明。

3.适用的范围不同。因果关系推定适用的范围只是对因果关系的认定，不涉及其他侵权构成要件；而举证责任适用的范围并不局限于此，诚如上文所述，对于过错的认定也可以采取举证责任倒置，而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只是其中的一种情形，即如果被告不能举证证明因果关系的不成立，那么其必须承担此种风险--败诉后果。

4.证明的途径不同。因果关系推定中，首先由原告证明初步的因果关系成立的证据，然后法官据此推定因果关系成立，最后被告的反证是抗辩，即遵循"原告--被告"的过程；而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中，由于根据法律规定，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由被告承担，因此其证明责任一直在被告一方，不存在"先原告、再被告"的方向，故在证明途径上，二者存有不同。

综上所述，因果关系推定和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存在本质的区别，两者相比较可知，前者对环境侵权受害人的倾斜力度比较小，后者对受害人的倾斜力度比较大，相反，被告所承担的责任轻重也存在不同。

四、对因果关系推定的相关问题的反思

（一）厘清界限：法律对因果关系推定和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不清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66条⒂规定"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对于污染受害者应当就此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究竟是属于因果关系推定，还是属于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在司法实务中，尚有争议。究其原因乃在于我国环境法的发展起步晚，环境法法律体系缺乏系统性和条理性，对易混淆的概念界定的不甚清晰。

笔者认为，此条的规定为举证责任倒置。首先，从法律文义来讲，进行语句分解后，我们可得"污染者应当就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此为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根据《民事诉讼法》中"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本应该由原告承担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可是为了保护环境污染受害者，法律直接规定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原告不承担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其次，因果关系推定需要进行事实推定，即由部分事实推出剩余部分的事实，然后推定因果关系的存在，是一种"正向"的证明过程，而此处规定的确实"反向"的证明过程，即由污染者证明因果关系的不成立，这不符合因果关系推定的逻辑顺序。

最后，在本条的规定中，我们无法推倒必须由原告提出初步的证明责任，而是法律直接对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分配进行了规定，因此，并不存在基础事实的初步证明责任。综上所述，《侵权责任法》第66条规定的是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而并非是因果关系推定。

（二）明确规定：因果关系推定在司法实务中的强力适用

在环境法的司法实务中，我们不难看到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的适用存在困难，大多数的法院多为采用因果关系推定，即由原告承担初步的证明责任，然后由法院推定因果关系成立，再由被告提出证据反证以抗辩。究其原因乃在于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则过分加重加害人的责任，容易造成加害人在发展经济时的畏手畏脚，而因果关系推定恰恰在加害人和受害人两者利益的保护中起到了缓冲作用。

笔者认为，应该对因果关系推定进行明确的法律规定。首先，在环境法法律关系中，加害人多为企业、工厂等强势的市场主题，大多具有雄厚的资金，科研创新能力，而受害人多为农村村民、城市居民等弱势的群体，大多不具有较高的知识水平，为了矫正这种不平等，就需要在实体上和程序上进行立法价值考虑和司法政策倾斜，在法律"公平、正义"的本质要求下，因果关系推定与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相比，既没有过分加重加害人的责任，也保护了受害人的利益。其次，由于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和因果关系推定存在区别，对于环境侵权的案件应该进行立法上的考量，区分二者的适用范围，对于侵权行为恶劣、社会影响大、受害人数多的环境侵权行为，应该适用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而相反的案件，则应该适用因果关系的推定。当然，就长远来看，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应该成为环境侵权案件中因果关系认定的主要规则。最后，明确规定因果关系推定的适用范围，有利于司法判决的严肃性和统一性，也有利于司法实务的顺利开展。

（三）正本清源：法学理论研究上对因果关系推定的认识尚不统一

在环境法理论界中，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因果关系推定和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存在区别，并且进行了著书立说，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尚存不同的认识，如有学者认为"因果关系推定属于举证责任倒置"⒃，也有学者认为"举证责任就不应该倒置"⒄，诚然"水实无华，相荡乃生涟漪；石本无火，相击而发灵光"，只有在法律思维的碰撞中，中国法律理论才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但在笔者看来，法学理论的研究应该从分歧逐渐走向共识。首先，因果关系推定和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存在区别，二者之间的关系并不属于隶属关系，也不属于交叉关系，只是在价值功效上趋同，即都有利于减轻受害人的举证证明责任，有利于受害人通过诉讼获得环境损害赔偿，因果关系推定不属于举证责任倒置；其次，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应该成为环境侵权案件中认定因果关系的准则，虽然目前我国《侵权责任法》等都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在司法实务中，法官释法的依据不同，导致了目前对法律文本解读的不同。如果举证责任不能倒置，那么对于受害者的救济就更是无从谈起。最后，因果关系推定与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的区分，有利于学术界对此问题逐渐达成共识，进而有利于环境法律体系的完善和发展，促进环境法学事业的繁荣和昌盛。

注释：

⑴王泽鉴著：《侵权行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84页。

⑵吕忠梅总主编：《侵害与救济-环境友好型社会中的法治基础》，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162页。

⑶曾隆兴：《公害纠纷与民事救济》，台北三民书局1995年版。

⑷吕忠梅总主编：《侵害与救济-环境友好型社会中的法治基础》，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163页。

⑸邹雄："论环境侵权的因果关系"，载于《中国法学》2004年第5期，第97页。

⑹杨素娟："论环境侵权诉讼中的因果关系推定"，载于《法学评论》2003年第4期。

⑺丁凤楚："论国外的环境侵权因果关系理论-兼论我国相关理论制度的完善"，载于《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第99页。

⑻吕忠梅总主编：《侵害与救济-环境友好型社会中的法治基础》，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163页。

⑼丁凤楚："论国外的环境侵权因果关系理论-兼论我国相关理论制度的完善"，载于《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第100页。

⑽张梓太著：《环境法律责任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00页。

⑾对于此点，学者存在争议，一说为日本学者加藤教授提出，一说为日本学者德本震教授，待考证。

⑿曹晖："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倒置"，载于《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2页。

⒀备注：由于因果关系分为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和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在笔者看来，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必须由原告证明，证明损害是由被告引起的；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的证明则要区分因果关系推定和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这涉及到法律价值和政策考量。因此，此处主要论述在法律上因果关系的认定上的区别。

⒁吕忠梅总主编：《侵害与救济-环境友好型社会中的法治基础》，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166页。

⒂此规定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第3款"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86条"因固体废物污染环境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等相同。

篇7

“很多时候，我都想向谢勇以及其他敢于与污染企业打官司的污染受害者致敬。只有越来越多的污染受害者选择通过司法程序来维权，我国的环境诉讼才能趋于完善。”

谢勇的律师、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援助中心律师刘金梅告诉记者，作为污染受害者法律援助中心的一名律师，她的另一项工作就是接听来自全国各地的污染受害者们的咨询，为他们提供相应的法律服务。“每天打电话来咨询的受害者很多，然而很多人都把服务热线看作是一种举报方式，他们更多的是希望我们直接去与相关部门接洽，帮他们把问题解决掉。”

“他们一方面害怕受到污染企业的报复，一方面不愿意承担动辄四五年的累诉之艰。”谈到我国鲜少有受害者提起环境诉讼的现状，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京慰告诉记者，“环境污染诉讼太难了，从搜集证据、到审理，每一个环节都充满艰辛，并且胜诉判决非常少，这些情况往往会让受害者们望而却步。”

事实上，尽管侵权责任法等相关法律对与环境侵权相关的举证责任分配、诉讼时效等早有规定，但环境诉讼在中国依旧困难重重。

行政诉讼往往是“必经程序”

在法庭提讼，常常有一个问题深深困扰着污染受害者们，那就是：如何证明污染企业有污染行为？

3月19日，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判决了达尔问自然求知社研究员陈立雯广州市环保局信息公开一案，认定广州市环保局逾期答复原告的信息公开申请，同时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

“去年六月，为了促进李坑垃圾焚烧厂的公众参与监督工作，广州市政府专门成立了李坑垃圾焚烧厂公众监督委员会。在监督小组成立不久后，李坑垃圾焚烧厂就不断爆出垃圾焚烧不彻底，还有大量塑料袋未烧尽，管道爆裂频发等问题。”陈立雯告诉记者，达尔问自然求知社一直在做因垃圾处理不当引发的污染问题的相关调查，为了解相关信息，他们向广州市环保局申请了广州李坑垃圾焚烧厂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等相关文件的信息公开。

由于广州市环保局始终没有给出满意的答复，陈立雯将其告上法庭。据了解，广州市环保局拒绝公开李坑垃圾焚烧厂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的理由之一是：他们手中没有环评报告全本。

“作为李坑垃圾焚烧项目的直接监管者，在没有环保报告全本的情况下，他们监测数据的参照物是什么？他们如何判断监测数据是否合规？环评报告还有什么意义？”广州市环保局的拒绝理由让陈立雯很难理解。她说，诉讼只是公众推动垃圾焚烧信息公开的无奈之举，需要花费巨大的代价。她希望看到的是环保部门履行应有的责任，主动公开公民申请的信息。

“我国法律规定，环境侵权案件中的污染行为和损害后果需要由污染受害者加以证明。但是受害者们只能看到浓密的黑烟，闻到刺鼻的气体，他们不知道这其中究竟有什么污染物，法院也不会仅凭这些表面现象就判定被告企业有污染行为。”赵京慰告诉记者，污染受害者普遍要依靠向环保部门申请信息公开来证明被告企业存在排污行为，但这些信息环保部门往往不会轻易公开。

事实上，行政诉讼与环境诉讼之间早已形成了一种“不可说”的是伴生关系。尽管陈立雯提起这一行政诉讼的目的并非为了提起某个环境侵权诉讼，但从她的经历便可窥见污染受害者们在申请环境信息公开时的艰辛。

“几乎每一起环境诉讼都要附加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判决相关部门公开相关信息。”在刘金梅看来，行政诉讼已然成了环境诉讼的“必经”程序，一个案件至少会持续三到五年，这样“纠结”的诉讼往往会让受害人心力交瘁。

庭审就是一场“科学战”

实践中，许多原本愿意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受害者往往就是因为受不了这样的诉累而中途放弃。但他们却不知道，拿到监测数据仅仅只是这场维权之战的开端而已，接下来的诉讼会更加艰难。

“环保部门是公开了信息，但法律并没有规定他们要公开到什么程度，也没有规定由哪个主体对数据的准确程度负责核查，很多情况下我们拿到的数据都不超标，但企业排放的污水的色度和废气的浓度都很难让人信服这样的数据。”赵京慰告诉记者，我国目前没有对环境污染实行资质管理，尽管许多社会组织也在从事类似的监测，但他们的数据法院往往不会采信。

在他看来，环境诉讼的又一困难即在于：即便从环保部门拿到了相应的数据，有时也会派不上用场。“环境污染并不单纯是一个法律问题，它与科技息息相关，很多情况下，环保部门都做无法面面俱到，受害者也很难证明究竟是哪一种污染物致其损害，这种污染物是否是被告企业排放。”

“一般而言，污染企业或是以自己是达标排污来辩解；或是以同一污染区内还有其他企业，污染物并非自己排放来辩解，但好在我国法律规定环境侵权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只要企业有排污行为，且这一行为对受害者造成了影响，它就要承担侵权责任。”刘金梅告诉记者，环境维权如果适用过错责任原则，那么环境维权将会更加艰辛。

同时，环境污染还具有累积效应，许多因污染物带来的疾病要几年、十几年、甚至是二十几年才会病发，还有许多污染物会与其他污染物一起叠加给受害者造成损失。

实践中许多污染受害者都面临这样的困境，污染物对人体的影响都会有一定的潜伏期，并且对每个人的影响都不相同，污染受害者一般都不会直接将其所患疾病与污染企业直接画等号。

“由于无法精确测量当时当地的污染物及其浓度，专家们只能依据现有的数据进行推测，而这种推测的结论往往是一种或然性结论，这样的或然性结论往往会把庭审引向科学争论。”刘金梅告诉记者，环境损害分为财产损害和人身损害，财产损害通常是指家禽、家畜、树木等动植物的疾病死亡，这样的损害因果关系通常较好鉴定；但人身损害却很难，诱发人体疾病的可能性非常多，双方往往都无法精确地证明。

很多情况下，环境诉讼都会演变为一场无休无止的科学争论：双方都会有自己的专家证人，但双方都无法还原当时的客观情况，无法对当时、当地情景下的污染物浓度进行精确测量，双方的专家证人都只能给出一个可能性的结论。

调解往往是最佳选择

事实上，正是由于污染受害者面临着方方面面的困难，环境诉讼鲜有胜诉案例。

据刘金梅介绍，在她的环境诉讼案件中，与人身损害相关的案件几乎没有胜诉判决，与财产相关的案件则胜诉判决较多。“这是因为家禽、家畜、树木等动植物的致病、致死原因没有人体那么复杂。然而，这类案件的赔偿数额很少与实际相符，多数情况下都少得可怜。”

“我的环境诉讼多数以调解方式结案。一般来说，如果污染企业提出愿意调解，我都会建议当事人调解结案，因为环境诉讼常常会令受害者心力交瘁。”在赵京慰看来，环境诉讼往往会在鉴定上花费大量的钱财，多数情况下都会耗费三到五年的时间，而且最终不一定会得到胜诉判决，即使是胜诉了也不会拿到太多的赔偿。“倘若能与污染企业在诉讼之初就达成和解，受害者的利益就能够最大限度地得到保护，也避免了后面的一系列烦恼。”

然而，并非所有的污染企业都愿意通过调解的方式结案。

4月19日，由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等机构提起的云南曲靖铬渣环境公益诉讼案，因被告云南省陆良化工有限公司和云南省和平科技有限公司拒绝签署调解书，由法院主持的调解谈判正式宣告破裂，案件即将进入庭审程序。

这一案件的背景是2011年云南省曲靖市爆出的“6・12铬渣倾倒”特大污染事件。案件到法院后，被告向法院和原先提出了调解结案的思路，后经法庭主持，双方达成了框架性的调解协议，并于2012年底签署了调解协议书。

根据该调解协议约定，被告要承担铬渣污染场地的环境修复责任，原告定期举行联席会通过公众参与监督和跟进被告环境修复的进度，同时建立共管账户作为环境修复的资金保证等内容。

然而，法院基于调解协议制作出正式的调解书后，被告就开始找各种理拒绝到庭签署调解书。4月18日，被告正式向法院表示，拒绝签署调解书。

采访中，许多采访对象都认为，由于污染涉及的范围较广，许多企业都不希望因为给一个受害者经济赔偿而招致更多的受害者来寻求赔偿，他们往往更愿意把案件拖入漫长的诉讼之中。

刘金梅告诉记者，她的另外一讼从立案至今已经三年有余，鉴定费用高达30多万，但法院至今只开过一次庭。“这对污染受害者而言是一种煎熬，这个过程中放弃的受害者不在少数。”调解结案的方式或许无法弥补污染受害者所受到的全部损失，但它却是我国当前环境诉讼现状下的最佳选择。

环境诉讼如何可持续

事实上，许多人都认为环境诉讼困境重重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是：公民这个渺小的个体很难与经济实力雄厚的污染企业相抗衡。他们也将2013年1月1日起实施的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看做是环境诉讼的一个新契机，因为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讼。”

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乐观。

3月6日，中华环保联合会就山东潍坊昌乐县五图街道部分村庄地下水遭严重污染问题向潍坊市中级法院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但潍坊市中级法院始终以需要请示上级法院为由，没有作出是否立案的决定。

据悉，在修改后《民事诉讼法》生效前，中华环保联合会已在各地提起多起环境公益诉讼，并且基本是以胜诉结案。

但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案件无一不是在环保法庭审理，此次公益诉讼是中华环保联合会在普通法庭提起的第一起公益诉讼。

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生态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杨朝霞认为，这起公益诉讼受挫的主要原因即在于《民事诉讼法》对公益诉讼只做了原则性规定，但对于哪些组织可以提起公益诉讼、法院如何管辖等问题却没有规定。“没有成形的标准、细则可依，法院自然不敢轻易受理。”

在他看来，当务之急是出台相应的实施条例或司法解释。“不用特别多、特别细化，让环境公益诉讼可以入门就可以了。”杨朝霞告诉记者，不论是环境公益诉讼还是环境私益诉讼，可用的法律条款都非常有限，主体资格、举证责任分配等等都需要解决，但首先要解决的是让环境诉讼可以进入到普通法院并严格按现有法律审理，这样才知道环境诉讼中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

篇8

实践中的环保自力救济事件,大多是由于企业污染环境,而公众无法或者无法及时获得公权力的救济,不得已采取过激行为,以强力制止企业继续污染和破坏环境的行为。对此,学界中有人提出“环境自卫权”理论,认为其“实质是正当防卫理论在环境法领域的适用与衍化”。[1]

正当防卫是侵权法中合理抗辩的理由。“当事人的行为客观上造成他人的损害,但这些行为又具有侵权法上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故以此作为抗辩理由,主张不承担民事责任。”[2]然而实务中的做法却往往与此相反。关于环保自力救济的性质,一直存在着较大的争议。

为澄清理论中的疑问,本文借鉴民法请求权基础的思考方式进行分析。“请求权基础是指原告得向被告所主张的法律规范。”[3]按照法律思维的逻辑顺序,首先需要判断,环保自力救济是否侵害了企业的权利,侵害的是何种权利。其次,假定侵权行为成立,该行为是否具有合理抗辩的理由,而阻却行为的违法性。

(一) 侵犯的企业权利

实施环保自力救济,无疑侵犯了企业的权利。围堵厂房、破坏机器,造成企业的财产损失,首先侵犯了企业的物权[4].需要指出的是,机器设备用于生产经营,造成环境污染,但其物权的保护,并不受到影响。

企业的营业损失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附随于权利受到侵害而发生,由于毁损机器设备而无法营业造成的损失。这些损失与权利受到侵害具有相当因果关系时,可以请求赔偿。另一种是纯粹经济上损失,不是由于权利被侵害而发生的。纯粹经济上损失不具有社会公开性,范围不确定,原则上不予赔偿。[5]

在造成人身伤害的事件中,企业员工的生命健康权等人格权受到侵害,应当获得相应的赔偿。人格权是指主体依法所固有的、以人格利益为客体的、为维护主体的独立人格所必备的权利。[6]由于人格权具有专属性,受到侵害时,应当由受害者本人或其近亲属主张私法上的救济。

对于企业的财产损失与员工的人身伤害,可否以企业的营业权作为请求损失的依据,存在争议。

企业的营业权属于德国法上的概念,是所谓的框架权。由于其客体难以具体化,欠缺社会典型公开性,尤其是归属及排他的功能,“关于侵害行为的要件及其保护范围的认定,违法性判断,以及请求权竟合关系仍无定论。”[7]因此,实务中应采否定论。

(二)不法及正当防卫

实施环保自力救济,侵犯了企业的物权。按照通常见解,侵害他人的权利,即属不法行为,如果不具备合理抗辩的理由,就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侵权责任中的抗辩理由包括:依法执行职务、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受害人同意、自助、受害人的故意、第三人过错、不可抗力与意外事故。[8]与环保自力救济相关的主要是正当防卫制度。[9]

正当防卫在各国的法律制度中,均属于合理抗辩的理由。《德国民法典》227条规定,“因正当防卫所为之行为,不以违法论。”大陆法系中的其他国家也有类似规定。英美法系通过判例确认,正当防卫是侵权行为的一般抗辩理由。我国《民法通则》128条规定,“因正当防卫造成损害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正当防卫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应当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

正当防卫的实施需要符合一定的条件:“首先,须对于现时不法之侵害。其次,须为防卫自己或他人的权利。第三,须防卫不超过必要的限度。过当防卫,应付相当赔偿责任。”[10]

环保自力救济侵犯了企业的财产权利,是否具有法律上的正当性,就在于其是否满足正当防卫的构成要件。

(三)环保自力救济性质分析

正当防卫是一种基于原权利而产生的救济权。“本人或他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是原权,当这些权利受到侵犯时就产生了正当防卫权,从这个意义上说,正当防卫是一种救济权。”[11]

因此,分析正当防卫的构成,应当从防卫权的原权利入手。

对于公众而言,人身权与财产权作为正当防卫的原权利应无疑问。而环境权可否成为独立的民事权利,受到正当防卫制度的保护,却有商榷的必要。

1,环境权

关于环境权的概念,我国学者的表述基本上是一致的,认为环境权为环境法律关系的主体享有适宜健康和良好生活环境以及合理利用环境资源的基本权利。然而关于环境权的性质却众说纷纭。大多数学者认为环境权是一项新型的基本人权,其核心为生存权。[12]

传统的环境权理论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崛起以来,曾在西方国家风行一时,但多数国家拒绝通过宪法规定环境权,法院也大都拒绝通过解释宪法承认宪法地位的环境权,学术界也逐步丧失对环境权理论的兴趣。[13] 20世纪80年代通过的多数国际环境法律文件和人权文件都承认国际环境权,90 年代通过的国际环境文件一般都没有提到环境权。[14]

环境权作为一种新的一般性权利还处于形成过程中的第一阶段,即在政治、社会、道德方面逐渐为国民熟知,并深入到人们法律意识中去的阶段。[15]对于环境权所揭示的环境问题,应给予高度重视,把实现环境权的理念作为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然而环境权主体的广泛性与内涵的不确定性,削弱了其成为民事权利的可能。因此,尽管深受环保浪潮的影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民法典,均没有规定独立的环境权。从各国的司法实践来看,也鲜有依据环境权裁判的案例。

日本学者原田尚彦指出:……每个人都享有在良好的自然环境中享受舒适生活的环境权,但如果给予环境权至高的力量,就会有产业停废的危险。……把环境权看作是排除一切利益衡量的绝对的至高无上的价值来约束法院是不对的。推进环境保护的目的应当是在与其他法益实现相互协调之下达到的。[16]可供参考。

2,环境污染侵权

而公众的人身权与财产权是否受到侵犯,需要分析企业的行为,是否构成环境污染侵权。

环境污染侵权是一种特殊的侵权行为,同传统的民事侵权类型相比,在主体、客体乃至内容方面,均具有自身的特点。[17]基于上述原因,环境污染侵权理论经历了“过失客观化”、“违法即过失”到过错推定,乃至最终无过错责任的确立。[18]其构成要件具体包括(1)污染环境的行为;(2)损害;(3)污染环境的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19]成立环境污染侵权时,污染行为还需不具备法定的免责条件。

至此,判断环保自力救济是否满足正当防卫的要件,关键在于对企业行为性质的认识。由于环境污染侵权的复杂性与特殊性,环境领域中的正当防卫制度充满了争议。

3,环保自力救济可否构成正当防卫?

(1)企业排污行为的性质

与一般的侵权行为不同,污染环境的行为本身具有价值双重性。由于科技水平的限制,企业的排污行为往往是伴随着合法的生产活动而产生的。为实现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的协调平衡,国家一方面允许污染企业存在,另一方面又要求排污限制在公众可以“忍受的限度”内。因此,在存在环境污染的情形下,需要运用利益衡量的手段,做出有利于企业或者受害者的不同判断,进而实施不同的法律调节。[20]

利益衡量是指造成损失与所获利益之间的法益衡量。“法益之衡量由高到低区分为生命、身体、自由、名誉、财产之位阶。而同一位阶之法益,就财产法益而言,依然要做财产价值高低的衡量。”[21]

在具体的案例中,法院往往会出于政策考虑,基于不同的价值判断,对企业排污行为做出不同的裁判。

(2)环境公益的保护

由于环境权作为独立的民事权利尚不成熟,因排污行为而遭受损害的环境公益,并不属于私法上的权利范畴。“权利的概念可以扩张解释,但不应包括公益。”[22]维护环境公益的任务,主要还在于国家。正如学者所指出的,“现代环境问题的解决,主要是以行政手段为主,配置以惩罚为特点的刑事法律与以补偿、修复为特征的民事法律来协调。”[23]因此,环保自力救济的实施,必须具有法律上的正当性。否则,人人皆以维护公益的法律化身自居,自力救济盛行,必然导致法律秩序的崩溃。

(3)环境领域中的正当防卫

环保自力救济是否具备法律上的正当性,需要结合污染侵权与正当防卫理论,具体分析。

正当防卫是针对不法侵害而实施的,需要有不法侵害的事实存在。而企业的排污行为并非传统的民事侵权类型,纯粹无价值而是非分明。由于社会资源具有有限性,在具体案件中,国家只能在资源使用的冲突中做出选择,让当事人在某种条件下,享有资源使用上的优势。或者允许企业制造污染,或者允许公众安宁居住。利益的衡量往往具有不确定性。因此,企业的排污行为并不必然构成不法侵害。

在企业行为符合污染侵权的构成要件,对公众财产与人身造成侵犯的情形之下,可否实施正当防卫,仍存疑问。

正当防卫是针对非法的、非进行正当防卫而不能排除的不法侵害而进行的。[24]而环境污染却具有持续性、潜在性及不明确性的特点。往往利用环境为中介,然后作用于人身及财物,需要经过较复杂的物理、化学和生物反应过程。环境污染通常不是一次,而是不断排污、长期积累而渐进形成的。单一原因造成污染的情形固然存在,更多的则是由多方面的原因所造成的。

根据环境污染的上述特性,认定环保自力救济满足正当防卫的紧迫性要件,尚欠说服力。至于因环境执法不力,造成污染长期存在的现象,需要通过加强环境行政执法,以及司法机关的积极介入加以解决。制度的缺陷,应当通过法治建设来逐步完善,并不当然赋予公众实施过激行为的权利。

不容否认,现实生活中存在急性的、突发性环境事故,如有毒有害物质的泄露等。对此应当允许实施正当防卫。然而突发性环境事故造成的污染,尽管可能损失巨大,但并不属于通常意义上的环境污染侵权,不具典型性。实践中的环保自力救济,大多是针对累积复合型环境污染而实施的,鲜有该类型的相关报道。

由于环境问题的不可逆转性与难以恢复性,对具有现实危险性的污染行为,可否实施预防性防卫,更是值得商榷。

一般认为,正当防卫应在正确的时间实施,是对于“现时违法的攻击”[25].实施正当防卫应当在不法行为已经开始且尚未结束的时间内进行。防卫人不得进行“事先防卫”与“事后防卫”。环境污染侵权的判断是多种利益衡量的结果。污染行为的性质,本身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何谓具有危险性的污染行为,难以认定。如果允许对此自卫,恐怕会为个人的妄为提供借口。

即使污染行为的危险性可以确定,当事人也可以选择物权请求权等私法模式,维护自身利益。而环境公法领域中的预防性制度,从另一角度也可解决上述问题。需要指出的是,环境问题的解决,是多种手段综合运用的结果,不应当把视线仅仅局限于正当防卫制度之中。

目的合法性和正义性是正当防卫的必备条件之一,防卫必须以保护本人或他人为目的。目的不同于意图或动机,一般是通过客观后果来判断的。对环保自力救济的实施者而言,参与环境公益的热情固然值得赞赏,但如果把环境保护视为自家私事,试图凌驾于法律之上,而采取诸如封锁企业、破坏设备乃至人身伤害等过激行为,显然与依法治国的要求不相符合。维护社会秩序与公益,主要还是国家的职能。个人应当在法制框架内参与环境公益事业,方能实现环境保护的最终目的。

环保自力救济是针对排污企业进行的。企业作为组织体,是由人与包括机器设备在内的财产要素构成的。实施污染是员工与设备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说针对机器设备时,企业的财产损失能够计算。那么在针对工作中的员工时,其人格利益的价值却难以估算。员工与自力救济实施者双方之间的利益应该如何平衡,理论上尚无定论。对员工实施怎样的措施才足以阻止其工作,实践中也难以判断。这也造成了自力救济实施限度的不可确定性。

事实上,就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而言,防卫的方式应当是足以抵抗现实存在的、正在发生的侵害行为。而防卫强度则是,防卫所使用的力量强度须与侵害强度相适应。

环保自力救济的限度,涉及到利益衡量的问题,即所保护的利益与破坏的利益的大小得失比较。为较小的合法利益而采取损失巨大的防卫方式,法律是不认可的。利益衡量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参酌客观情势,衡量不同价值,理论上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因而造成实务中对自力救济“度”的把握,难以控制,不具有现实可操作性。

而一般认为,围堵厂房、破坏机器乃至造成严重人身伤害的事故,与环境污染的渐进性与潜在性特征相比,在方式、强度上显然不相适应。比较而言,公众如果采取谈判协商、提出环保议案、求助于政府以及司法救济的模式,应当说是更为恰当的选择。

基于上述理由,本文认为,环保自力救济原则上并不构成正当防卫,由于其实施者侵犯了企业的物权与员工的人格权,具有不法性,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环保自力救济对策研究

(一)进一步的思考

从表面上看,环保自力救济是企业与公众之间,就环境污染问题而发生的冲突。由于不符合正当防卫的要件,实施者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单纯从案件审理的角度来讲,这种观点无可厚非。实践中,各地政府也因此采取了强硬立场,甚至利用拘留、逮捕等刑事手段,处理此类纠纷。结果却激化了矛盾,造成了更大的财产、人身损失。严格地遵循法律规范要求,社会效果却并不尽如人意。

透过环保自力救济现象,可以观察到公众关注环境公益、积极参与环保事业的热情。令人遗憾的是,这种积极参与的精神,却没有被纳入到现行的制度框架内。结果导致了公众参与和法律秩序之间的剧烈冲突。而公众参与的热情如果能被正确引导,不但会减少自力救济事件的出现,而且会进一步促进环境公益的实现。因为公众参与制度,集中体现了现代社

会民主与法治的要求,是环境法制建设的重要保证。 因此,通过制度设计以适应公众对环保的关切,对环保自力救济采取疏导的方式,应当比就事论事、解决纠纷的方式,更能反映出社会发展的需要,从而有利于环境问题的最终解决。

至于具体案件的审理,还是应当严格依法办事。这样做,可能会造成情与法的冲突,个案公正与实质正义的背离。但从长远看,树立环保事业在法制框架内实施的理念,更能维护法律的统一与尊严。这也许是法治完善过程中所必须的代价。

(二)环保自力救济的制度诱因

  1,制度缺陷

通过环保自力救济现象,反映出现阶段我国环境领域内的诸多问题:

在环境法制建设方面,尽管经过了多年努力,我国的环境法律体系已初步形成,但仍存在着许多不足,制约着环境法治事业的发展。“需要以持续发展论重构我国环境法”。[26]在环境执法领域,有法可依、执法体制、监督机制以及观念转变等新老问题,[27]依然客观存在。 而环保自力救济事件的出现,尤其暴露出现实生活中,公民参与环保事业的辛酸与无奈。

2,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是指通过鼓励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环境保护事业,保障公众对污染、破坏环境的行为进行依法监督的权利,集中体现了环境保护的民主原则。《环境与发展宣言》、《21 世纪议程》等一系列国际文件均规定了公众参与制度。一般来讲,公众参与的发展程度,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由此决定的民主与法治建设。

我国环境立法中对公众参与制度有一些规定。[28]但整体上来看,仍显不足。从《宪法》的规定来看,[29]过分强调了国家对环境保护的作用,而对公民参与环境保护的权利未做规定。相关法律中的条款也过于原则、抽象,不具操作性。而且参与往往局限于环境受到损害后的参与,形式单一。

对于公众参与制度,学者们已经提出了许多完善建议。[30]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公众参与渠道不畅的现象,依然客观存在。在公众试图对污染、破坏环境的行为做斗争时,却无法选择制度内的措施,不能不说是法制建设的悲哀。采取的过激行为,往往又会危及社会安定与经济发展,导致结果与初衷背道而驰。

3,法院的功能缺位

在大多数环保自力救济事件中,当事人并未向法院寻求司法救济。法院往往是在事件发生后,充当“处罚者”的角色。仅仅以国民的“厌讼”心理进行解释,显然是不够的。“厌讼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是一种观念的产物,而是在一定的制约条件下形成的趋利避害的行为态势或行为习惯。”[31]环保自力救济深层次原因,就在于现存法律制度与公众参与的不相匹配。

公众在与污染、破坏环境现象做斗争之时,未曾考虑、或者无法向法院寻求救济,显示出法院在环境问题上的功能缺位,这与我国现行诉讼制度的缺陷密切相关。传统的诉讼制度恪守“无直接关系即无诉权”原则,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中都要求原告必须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结果阻碍了公众通过司法途径维护环境公益的努力。

司法终局裁判是现代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实现法院在环境问题上的角色转变,由“缺席者”变为积极的参与者,是当前制度建设中的重中之重。否则,在整个社会对司法救济失去信心的时候,受到损失的决不仅仅是法官、律师及其他法律工作者。

因此,针对自力救济现象所揭示的种种问题,本文引入美国的环境公民诉讼制度,作为加强环境法治建设、保障公众参与的参考。希望通过制度的回应,推进环境公益事业的有效实现。

(三)美国的环境公民诉讼制度

1,概述

美国的环境法制建设位居世界前列,许多制度值得我国借鉴,环境公民诉讼制度即属其一。

美国的环境公民诉讼制度起源于1970年的《清洁空气法》。此后陆续订立的各项环保法律中,大多具有环境公民诉讼条款。公民诉讼制度赋予了私人向法院讼的权利,其重要意义在于,提供了公民参与环保事业的制度内管道。

从性质上来讲,环境公民诉讼属于公益诉讼的范畴。这与公民维护个人利益的污染侵权诉讼不同。公民诉讼的目的在于督促政府或企业采取促进环境公益的做法,不在于追求损害赔偿,判决的效力并不仅仅局限于涉诉的当事人。这也与美国的团体诉讼有所区别。团体诉讼尽管人数众多,也具有公益色彩,但其本质在于追求公民的个人利益,而且判决往往局限于涉诉的当事人。

如前所述,环保自力救济的出现,固然是由于企业污染环境的行为所造成的。然而行政机关执法不力,造成公众无法及时获得公权力的救济,是产生自力救济的另一诱因。依照环境公民诉讼条款,公民可以就企业违反法定环保义务而污染环境的行为,或者主管机关没有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提讼。这有利于促进环保法令的执行,避免了自力救济事件的产生。

2,主要内容

(1)原告的资格

环境公民诉讼赋予了民众借助联邦法院督促环境行政执法的权利,但并非任何人、任何团体均理所当然的享有资格。

在美国民事诉讼[32]的司法实践中,原告的资格经过了“法律权利原则”与“实际损害原则”的转变。[33]资格呈逐步放宽的趋势。在《清洁空气法》的环境公民诉讼条款中,规定了任何人均可以提讼,此外未加其他限制,但在两年后的《清洁水法》中却规定了实际损害要件,对原告资格加以限制。其目的或许在于,鼓励公众参与环境公益事业,但同时也要限制诉权的滥用,否则会妨碍主管机关的行政执法。

环境公民诉讼虽然以“公民”为名,但原告的范围涵盖了个人、企业以及州政府,“至于美国政府得否提起,判决虽曾持否定见解,但却未说明确切的理由。”[34]

(2)诉讼事由

公民可以基于以下情形提起环境公民诉讼:一种情形是针对“任何人”违反法律规定的环保义务、造成污染的行为。这里的“任何人”,包括个人、企业、美国联邦政府以及各级政府机关。另一种情形则是针对疏于执行法定义务的环保署署长。

对于污染环境的被告,应以其违反法定污染防治义务为理由。正在违反或是即将违反的情形,均可。对于过去的违法事由可否进行诉讼,却有较大争议。司法实践中也有不同的判例,[35]至今仍无定论。

由于环境问题的不可逆转以及难以恢复性,预防性措施显得尤为重要。环境公民诉讼的提起与最终裁决,并不一定要求有损害事实的发生,只要经合理判断具有侵害社会公益的可能,亦可提讼。[36]这种预防对环境问题的有效解决,具有重要意义。

篇9

付某、孙某和吴某系某民办高校的学生，寄宿在学校宿舍内。一日，付某与孙某因为生活上的一些小事发生了口角，吴某在旁劝阻。平时与付某要好的宋某、李某与陈某知道这个情况后，连忙赶到付某寝室助阵。其中陈某已经被该学校开除。三人到达付某寝室后，协同付某拆掉学校提供的床上的铁棍，对孙某进行殴打，持续将近一个小时。次日，四人又对劝架的吴某进行了报复。后经过鉴定，孙某和吴某均被打成轻微伤。

事后，吴某和孙某以人身伤害和学校未履行保护和管理职责未由，分别将打人的付某四人以及该民办学校告上法院。孙某要求赔偿经济和精神损失30240元；吴某要求学校赔偿各项损失共28300元。

上诉案例是一起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校园侵权案件，在此案件中存在着三方当事人，即受害人孙某和吴某，直接侵权人付某等四人，和负有管理、保护职责的民办高校。其中直接侵权人陈某因为已经被学校开除，不是在校学生，应当属于校园侵权案件中的校外第三人。应该说该案当事方较多，关系复杂，在案件审判过程中产生了一些不同的观点。。

最后，法院经过审理认为付某等四人作为直接侵权人，对于孙某和吴某的人身伤害付主要责任。而学校管理制度混乱，对在校学生未尽安全保障义务，也应承担一定的责任。故判决付某等四人赔偿孙某各项损失23240元，吴某21300元；学校赔偿二人各7000元。

看到判决，我们不禁要问：法院为何要这样进行判决？判决依据什么原则？当事各方的关系是怎样的？我国司法体系在当中又起到什么作用呢？

之所以在学术和实践中会产生如上疑问，是由于校园侵权案件自身的特殊性造成的：

（一）受害主体的特殊性

在校园侵权中，侵权的主体不一定，但是受伤害的主体一定，必须是在校学生。而且这个在校学生不包括成年人，仅仅指在中小学和幼儿园等基层教育场所受教育的未成年人，因为其智力和能力尚不足明断是非、保护自己，故而需要所就读学校加以保护。

（二）侵权时间的特殊性

在校园侵权中，侵权行为必须发生在学校应该承担自己保护、指导、教育等职责的时间范围内。幼儿由其父母送至幼儿园到其父母将其接走之间；中小学生从上午走进校门，到放学走出校门；未成年学生参加学校组织的校外活动时，从其到达集合地点，到活动结束，离开活动场所期间等。

（三）侵权地点的特殊性

侵权行为发生的地点必须是在学校所属的教育场所或者其他生活设施内。还包括学校组织校外活动时，校外活动的场所也应当认定为学校所属场所。凡是学校对在校学生负有保护、教育和管理职责的场所，都可以是校园侵权的发生地。

（四）侵权方式的特殊性

侵权的方式可以是作为，例如体罚、变相体罚、打骂，侮辱学生，违规进行教育教学活动或者其他校外活动等；也可以是不作为，例如，未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对重大安全隐患置之不理，不采取补救措施，事故发生后，没有尽力救治伤者等。

二、我国在校园侵权案件中适用的归责原则

参照域外立法和我国的具体立法，我国确定在校园侵权案件中所适用的原则为过错责任原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九条和四十条都明确规定了，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或者补充责任。法律规定了学校对于在校学生的教育、保护、管理职责，而学校本身因为其作为或者不作为而造成在校学生的人身损害，因根据其过错承担责任。

《侵权责任法》第38条规定了校园侵权案件中的过错推定原则。过错推定原则的实质也是错过原则，仅仅是改变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分配。在这种规则原则下，认为自己受到侵害的一方当事人无须承担举证责任，而要有法律规定的直接推定侵权人来举证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如果不能，则推定侵权人有过错，需要承担侵权责任；如果被推定过错的当事人能够证明自己已经采取了避免损害发生的措施，或者尽到了谨慎管理义务，对于损害结果的发生没有过错，才可以免责。放在校园这一特殊的环境中，无民事行为能力学生作为受害人，因其年龄、智力和认识判断能力有限，往往无法完成举证的任务，所以《侵权责任法》专门针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收到人身损害时采用过错推定原则，加重了学校的保护和管理义务。

而《侵权责任法》第7条规定了侵权责任制度中另外一个重要的规则原则――无过错责任。无过错责任原则是指，在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已经发生的损害结果作为价值判断标准，与该损害结果有因果关系的行为人，不问其有无过错，都要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适用于一部分特殊侵权，结合校园这一特殊环境，具体应该包括产品责任、高度危险责任、环境污染责任、动物损害责任等。在适用无过错责任的特殊侵权案件中，如果行为人系学校或者其教职工，侵权行为发生在幼儿园或者其他教育教学机构中，则这类案件既属于特殊侵权案件又应该属于校园侵权案件。在这类案件中，学校是否有过错不影响其承担责任，受害学生无须举证证明学校存在过错，学校也不能通过证明自己没有过错来免责。而学校只有通过不可抗力或者受害人故意进行抗辩，才能免除责任。

三、校园侵权案件中学校过错的认定及其标准

（一）理论上对于学校过错的认定标准

要让学校承担赔偿责任，认定学校有过错成为关键，即须有受害人承担学校或者其他致害人有过错的举证责任。那么如何认定学校存在过错呢？

“过错”指的是行为人对自己所实施的行为和已发生的后果的心理状态。过错是承担赔偿责任的基础。如果学校对其违法行为及行为后果，具有法律上和道德上应受指责的故意或过失的心理态度，应承担侵权责任；反之，则不承担侵权责任。

当前学界在学校是否存在过错进行理性判断时却大多持主观标准说，即通过判定学校主观心理态度来确定其有无过错。如果学校主观上无法预见自己的行为引起的后果，他对此后果则不负任何责任；相反，如果他能够预见这种结果，就要承担责任。采用主观标准说来确定学校的过错有其局限性，因为学校作为法人，要确定其是否存在过错，必然牵涉到法人是否具有主观意思的问题，而考察作为一种综合形态出现的法人意志，诚属不易。采用主主观标准说，最大的弊端在于将使受害人面临举证的困境，不利于实现对被害人合法权益的有效救济。

我们主张采用客观标准说对学校过错进行认定。所谓客观标准，指以某种客观的行为模式作为考量行为人行为是否适当的标准，进而认定行为人是否存在过错。“如果一个人不遵守他的注意义务，而且从客观上看，并没有像一个合理和谨慎的人那样行为，他就是有过失的。”这样，当我们把客观的标准人的行为与该行为人的行为相比较时，若标准人在该行为人造成损害的客观环境下不会像该行为人那样作为或不作为，则可依法认定该行为人有过错。因而能更及时、简便、科学地确定行为人是否存在过错，也可以形成一个判断学校是否存在过错的相对统一的尺度。

（二）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学校过错的认定标准

在司法实践中，采用客观标准说来确定学校过错，应当遵循这样一条路径：首先是判断学校有无注意义务以及应负注意义务的程度；其次，如果学校负有该注意义务，学校是否实际上违反了该注意义务。注意义务的有无根据当事人之间的互相关系而定，包括一般注意义务和特殊注意义务。一般注意义务是一般社会交往中产生的注意义务；特殊注意义务是特定关系中产生的注意义务。鉴于学校与学生之间存在着法定的教育管理关系，学校及其教师应对未成年学生承担特殊的注意义务，即在遵守一般人的行为标准外，还要遵守教育行业的专业行为标准。这个行为标准比一般人的过失责任标准要求高，它不仅要求以一个谨慎的专业人员的行为为标准，而且还要求以一个合格的专业人员通常的习惯的行为为标准。注意义务本身是一个随社会的变化和环境变迁而时起时伏的变量。

四、校园侵权案件的免责、减轻事由

在一定条件下，即使造成了学生人身伤害事故，学校也可以不承担赔偿责任，这就是学校的免责事由。学校的免责和减轻事由，有四个方面：一是不可抗力；二是意外案件；三是其他原因；四是过失相抵。

（一）不可抗力

不可抗力是由于学校以及学生意志以外的，根据自身能力不可预见、不可避免和不可克服的情形，造成了学生的人身伤害结果，学校不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教育部《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因地震、雷击、洪水、台风等不可抗的自然因素造成的学生伤害事故，学校已经履行了相应的职责，行为并无不当，无法律责任。

（二）意外案件

意外案件是指非因为当事人的故意或者过失，是由于当事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偶然发生的事故。我国民法没有规定意外案件为免责事由，但在司法实践中，常常把以外时间作为免责要件来对待。

（三）其他原因

其他原因是指不在学校管理职责范围内所发生的学生人身伤害事故，学校不承担责任的情形。主要包括学校教师或者其他工作人员与职务无关的个人行为，或者因学生、教师及其他个人故意实施的违法犯罪行为，造成学生伤害的，学校并无过错的，由致害人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四）过失相抵

在侵权行为法上，与有过失是一种重要的侵权行为形态，它的法律后果是过失相抵。我国民法依前苏联民法理论，将其称之为混合过错。侵权行为法上所说的与有过失，是指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害结果的发生或者扩大，受害人也有的过错，受害人的行为与行为人的行为均具有原因力。换言之，如果损害结果的发生或扩大，受害人也有过错，并且其行为也具有原因力，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侵权行为，就是侵权行为发生的与有过失。是指在损害赔偿中，由于与有过失的成立，而减轻加害人的赔偿责任。正如学者所云：所谓过失相抵，不过为形容之语，其实为就义务者之过失与权利者之过失，两相较量，以定责任之有无及其范围，并非两者互相抵消，是以有仅称为被害人之自己过失者。侵权行为的与有过失，同样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参考文献：

[1][苏]B.I.格力巴若夫.苏联民法[M].法律出版社，1984.

[2][美]彼得哈伊.美国法律概论[M].沈宗灵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3]王卫国.过错责任――第三次勃兴[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

[4]杨立新.侵权法论[M].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

篇10

（一）行政决策风险缺乏防范意识

行政机关在行政决策过程中的侵权行为，影响着政府的形象，阻碍了行政法治的进程，其危害不言而喻。一些行政决策往往是打着发展地方经济，兴办公益事业的幌子进行的，教育、卫生、体育、环保、防洪、扶贫、城建等便是行政行为侵权的多发领域。如河南省南阳市高新区的一个高污染化工企业，未取得环评手续擅自开工生产，经群众举报后，环保部门多次责令停产。在企业继续违法生产的情况下，高新区环保局函请供电部门断电。这一举动被企业指称是违法行政告上法庭，向高新区管委会索赔270余万元。而法院的两审判决均认定，断电行为违法。这个案例不仅反映出我国当前在环境污染治理上缺乏行之有效的手段，如何在依法行政的前提下治理好环境污染，同时也反映出行政决策不能有随意性，不得与国家法律相违。这种借“理”行政侵权具有很大的隐蔽性。一些侵权的行政决策行为作出由于其合法性存在问题，所以制定机关大多是要求有关单体“作为大事来抓”、“做好宣传，”，有些甚至规定不能强迫，自愿缴纳，等等，然而实际操作时则是强制执行，毫无商量余地。这种侵权行为的目标特定，对象普遍，它侵犯的是不特定的大多数人的利益。另外，有些侵权损害结果无法救济。我国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抽象行政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相对人不能就行政机关立法行为或制定规范性文件的行为提讼，以保护自身合法利益。虽然对抽象行政行为违法也有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的监督补救办法，但对其造成的相对人的损害后果法律没有设定相应的救济措施。

（二）行政决策程序缺乏法律保障

要保证决策质量，减少决策失误、防止决策风险的发生，行政决策就应按照严格的法定程序进行，杜绝个人的任意决策，拍脑袋决策。但至今我国尚没有一部公开、统一的法律规定行政决策程序。实践中比较多的是各级政府制定内部规范，对行政决策程序提出基本原则和大致框架，自2005年以来，不少地方政府还出台了专门立法。如甘肃、广西、重庆等地都相继出台了关于行政决策的地方性立法，很多内容沿袭了国务院《关于加强依法行政的实施纲要》和《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中确立的原则和制度，如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等制度，但如何将这些制度落实，发挥作用等技术的细节，却很少涉及，在细化、量化措施，保证实现制度目的的技术设计层面建树并不多。

(三)行政决策责任缺乏严格的法律规定

权责一致是管理的一项基本原则。著名管理学家法约尔说：“责任是权力的孪生物，是权力的当然结果和必要的补充。凡权力行使的地方，就有责任。”权力与责任要成正比例，权力越大，责任也越大。若有权无责，必将导致权力的滥用；有责无权则目标不能达成。权责一旦脱节，必然使管理产生混乱。我国的行政决策体制中就存在权责脱节的现象，要么有权无责，要么责任模糊。

二、行政决策风险防范的法律路径

（一）提高决策者素质，防止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决策最终必须由少数决策者决定取舍，决策者决定决策的效果如何。有学者指出，决策失误产生的原因有三种。其一，危险源增多与管理者侥幸心理竞合，累积形成事故隐患，构成决策失误。其二，由于社会系统的复杂性，增加了管理难度，决策者心理负荷增加，产生决策失误。其三，无论整个社会还是其中的组织，都是由人构成的。决策者能力素质的任何一个方面出现不应有的缺失都可能造成决策失误。所以防范行政决策风险的关键在于决策者素质的提高。决策者必须不断的提高自身的修养，包括文化修养、道德修养和纪律修养等等。其中，现代科学管理理论与行政法律知识的素养对于提高行政决策者的素质尤为重要。在行政决策中决策者的随意性将不可避免的增加了决策的风险，其带来的后果难以预测，决策的负面后果所形成的危害要求决策者必须慎用手中的权力。不仅要考虑行政的自由裁量能够提高行政效率等优点，同时也需要防止自由裁量被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是行政主体在行政管理活动中所拥有的，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和自己的意志，自行判断、自行选择采取最为合适的行为方式及其内容的一种行政权力”。由于行政自由裁量的存在本身有其合理性，所以想要采取彻底剪除行政自由裁量的方法来获得法治主义的统一与贯彻，绝对是行不通的。我们需要的是寻找有效的控制机制，让“法律终止的地方”真正是“个案正义的开始”。

（二）建立健全行政决策程序，保障行政决策的民主性、科学性首先制定一部完整、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在其中设专章规定行政决策程序。通过立法，对普通行政决策的步骤、顺序、方式、时限等做出明确规定。通过设置义务性规范，对决策主体的行为进行刚性约束，防止违反决策程序决策，避免决策过程中的随意性，减少决策失误；通过设置权利性规范，鼓励、支持行政相对人、社会公众参与行政决策的过程,监督行政机关依法决策，从而为依法科学民主决策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在这方面，地方立法已有实践：如二00八年十月一日实施的《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是我国第一个规范地方行政程序的立法。在第三章对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有详实、科学、民主的规定，该规定为政府部门在作出行政决策时提供了法律依据，使得行政决策程序更加规范化和法制化。它的颁布对我国行政决策程序的法制化极具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