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集资与民间借贷的区别范文
时间：2023-07-23 09:37:10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非法集资与民间借贷的区别，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中图分类号：F830.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4-0-01
一、我国民间金融的形态
民间金融通常被称为非正规金融，是民间经济活动的主体，我国的民进金融通常包括民间集资、民间借贷、地下钱庄、合会等。民间金融的发展为社会带来了不少的问题，最近，因民间借贷而产生的法律纠纷时有发生，甚至波及到银行系统，就在前几日央行公布的社会融资总量很快引起了不少金融人士的争议：社会融资总量是否应包含民间融资？笔者以为，民间融资一部分程度上是对社会融资总量的供给，大量的民间资金是对银行货币系统的补充，然而，民间融资多为非金融机构的活动，另外存在着大量的非法的非金融机构参与其中，例如地下钱庄经常进行的一系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借贷拆借，高利贷等非法金融活动，就目前而言，民间金融的立法尚未成熟，私营经济的发展处在矛盾化阶段，纠纷时发不断，总体上对经济的发展的推动作用利大于弊，但弊端丛生问题也不容忽视，因此要将民间融资额纳入社会融资总量尚需慎重，应建立完善的民间金融的法制体系。
二、因民间集资而产生的非法集资罪
1.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民间借贷
民间借贷等合法的集资行为是解决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有效手段，我国大力保护这一金融活动的正常进行。在区别合法的民间借贷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时，可以以民间借贷的利率作为判定标准。民间借贷的利率应适当高于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因此，过高的回报率应当对社会公众敲响一警钟。我国的民间借贷不仅有公民之间的相互借贷，而且有企业等机构的资金筹措活动。进行这一活动需要经过中国银行的批准，在集资者表达良好的意愿的情况下进行。
2.集资诈骗罪与民间集资
在集资过程中，集资诈骗的行为人若非法占有的目的，则构成集资犯罪。民间借贷是为了吸存资金用于生产、生活的顺利的进行为目的。民间借贷的纠纷，也会因集资方未能履行承诺的义务，按合同进行而产生纠纷。在这种情况下，尽管行为人在借贷行为中有一定的欺骗行为，但只要其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集资款的目的，就不构成集资诈骗罪。通常，集资诈骗都许以高额回报率，甚至行为人向投资者承诺的利息要高于银行同期存款利率的几倍。
三、民间借贷下的非法集资波及银行体系
现今经济本身对银行贷款的需求量巨大，而银行在发放贷款时本着谨慎小心的原则，致使中国的许多中小企业难以从银行获得直接的贷款。而在银行与非银金融机构的交叉性业务中，银证、银基、银保、银信等业务风险持续上涨，因民间融资而产生的非法集资逐步向银行系统蔓延。目前，风险比较突出的便是“曲线融资”和“兜底理财”两个方面。
1.曲线融资
银行在经济活动中起着调控的作用，为减少自身的业务风险，许多银行不断收紧自己的直接贷款，然而这会让地方政府，工商企业，开发商等为缓解资金吃紧的局面，通过银信合作的模式来进行融资，转向民间借贷。这种曲线融资模式无疑让银行置于风险之中难以察觉。对于企业而言，当面对企业周转困难，经营困难的同时，目光会转向民间资本；当企业急需发展，因工程进展而对资金产生需要，也会被迫去找寻民间资本；甚至当企业面临风险发展时，资金缺口大增的同时，会产生通过高利贷借款的行为，以担保公司、高利贷公司做资金搭桥，迫切的资金需要又会更加容易产生非法集资，这种风险不仅让投资者面临损失，也让银行、信托公司等机构卷入风险之中。
2.兜底理财
目前银行为客户融资理财时，银行往往对客户提供担保，或者兜底的承诺，这就加深了银行的偿付风险。当银行客户的资金不能偿还时，银行将面临偿付风险。银行理财目前还做不到投资者完全自负责任的程度，当投资者的资金与非法集资牵连一起时，银行也将直接受到资金损失的风险，从而可能造成资金周转的困难。参与非法集资的资金对银行一方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因次银行在是否可以做出兜底时应慎重考虑。
四、规范民间借贷预防非法集资
推动民间金融的合法化发展，刑法应对非法集资进行完整的定义，并与民法、公司法、金融法等的法律结合，从而对非法集资犯罪进行充分阐述是。目前我国正在起草的《民间融资法》应对民间融资做出以下几点的定义：
（1）首先应对民间融资、社会集资、非法集资做一合理的法律定义，将民间金融的各种行为规范化。
（2）现行法律对于民间融资与非法集资的法律界限十分模糊，面对实际生活中中小企业的社会集资多数未经有权部门批准可能被划入非法集资的这一现象做出明确的规定，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同时也能有效打击非法集资活动。
（3）合理协调好与其他和非法集资有关的法律的相互联系，使《刑法》、《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合同法》、《担保法》、《高利贷法》、《民法通则》等法律之间能够相得益彰。
（4）允许民间金融的形式多样化，设立民间融资主体双方的权利义务，对融资双方的合同、期限利率、违约责任和权益保障等方面加以明确，同时明确民间融资的管理主体、职责和内容，对民间融资的用途、期限、利率等方面作出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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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民间借贷 规范化发展 法律问题
民间借贷是指双方当事人根据真实情况达成的借款协议的行为，其中双方当事人包括法人与自然人、自然人与自然人和自然人与其他组织。民间借贷作为一种重要的民间金融形势可以作为直接投资的渠道。同时，在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大背景下迅速发展的民间借贷，在金融资源方面为农村经济和民营经济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但是由于我国金融业受到国家的严格管理，导致民间借贷在发展过程中难以得到相应法律和政策的足够支持，使民间借贷在实际运作的过程中出现利率过高的问题，极易引发刑事犯罪和破坏国家的金融秩序，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阻碍了民间借贷的健康发展，还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健康平衡发展。因此，对民间借贷存在的法律问题进行研究，促进其向规范化的方向进行发展是不可或缺的。另外，由于民间借贷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加之国家为了维护金融业的安全和秩序，制定了许多否定民间借贷发展的规定，导致民众将民间借贷认为是一种高利贷、非法集资和非法吸收公众的存款的行为，不利于民间借贷的发展。
一、 对民间借贷的认识
（一）民间借贷不等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民间借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其一，二者在目的上存在明显的差异。民间借贷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筹集足够的资金帮助筹集者解决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困境，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一种类似于民间借贷形式的犯罪行为，其主要目的是通过非法的手段进行牟利，并最终对获得的利益进行非法占有；其二，二者针对的对象存在差异。民间借贷的对象一般不会超出当地的范围，主要是借贷者的亲戚朋友、熟人和生意上的伙伴，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对针对的对象十分广泛，不仅包括本地范围还会涉及多个行政区；其三，二者的资金来源方向存在差异。民间借贷作为一种合法行为所使用的资金主要是放贷人的自有资金，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资金来源主要包括国外热钱和通过非法手段吸收和筹集的公众存款；其四，二者在受保护上存在差异。当发生纠纷时，只要民间借贷的贷款利率没有超过同期银行利率的四倍就会受到相应法律法规的保护，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旦被发现就会被彻底取缔，并且损失由参与者自己承担。
（二）民间借贷不等同于集资诈骗
民间借贷与集资诈骗之间的区别主要集中在“骗”字上，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其一，二者在归还问题上存在区别。民间借贷是要按照规定的日期归还给放贷者，而集资诈骗的主要目的是对筹集的资金进行非法占有，没有归还的打算；其二，在投资经营上存在区别。民间借贷的出发点是为了进行投资经营，实现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并且当使用民间借贷筹集的资金经营发生亏损时不会被定义为集资诈骗，而集资诈骗的根本目的是非法占有和不归还，并未用筹集的资金进行经营和投资，只是利用筹资的钱进行享受和挥霍，利用虚假经营的模式骗取投资者的金钱。
二、 中国民间借贷存在的问题
（一）相关的立法不够完善
目前我国在民间借贷方面存在的立法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其一，相关法律法规之间存在矛盾。当前与民间借贷有关的法律和法规的规定表现的十分宽泛和分散，加之立法技术的缺失和“政出多门”的不利影响，导致许多法律法规内容之间产生了冲突；其二，专门法律制度的不足。主要是金融市场退出机制的不完善、个人破产法律制度的缺失和征信法律体系的不健全，导致难以对民间借贷活动进行正确的引导和规范，无法实现民间借贷的运作和管理的规范化；其三，缺乏统一的标准。由于受到民间借贷立法不健全的影响，致使民间借贷过程出现判断标准模糊不清、操作性不强和司法机关手握自由裁量权过大的问题，使民间借贷主体的利益难以得到保障。
（二）不规范民间借贷的出现
民间借贷作为一种自发的信用活动，会出现民间借贷主体为了实现利益的最大化而采取投机行为，进而引发一系列的违法行为和债务纠纷。如果不对民间借贷进行有效的法律约束，建立完善的监管和跟踪机制，则会导致民间借贷出现严重的信用危机，一旦借贷方出现信用缺失的问题，就会对放贷者的资金造成极大的安全危害。
（三）可能出现民间借贷利率高的问题
在我国的法律法规中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高于当期的银行利率，但是不能超过银行同类贷款的4倍利率，超过同类银行贷款利率4倍而产生的利息将不会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通过调查发现当前的许多民间借贷利率都超过了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4倍，一旦出现纠纷放贷者的利益将受到损害。目前我国主要用是否高于银行贷款利率4倍的标准来衡量民间借贷活动是否合法，但是在民间借贷的实际操作中相关法律法规并未起到良好的约束作用，导致具有高利贷特征的民间借贷现象层出不穷，并且在民间借贷中形成了潜在的“行规”，即在借款时就已经将高额的利息反映到借款本金中，难以让执法者发现其中的问题。
（四）存在大量的非法放债转贷现象
由于在民间借贷的过程中可以赚取丰厚的利益，致使一些不法分子采用虚假的贷款条件和贷款理由进行贷款，进而将贷款取得的资金通过民间借贷的方式借贷给他人，从中赚取高额的贷款利益。这种非法的放债转贷现象对我国的金融秩序产生了不利影响，损害了金融机构的利益。
（五）民间借贷存在着较高的风险
由于民间借贷的利率明显高于银行的贷款利率，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企业的负担，容易使企业出现恶性循环使用高成本资金的现象。虽然企业通过付出高额利息筹集到资金解决了企业的困境，但是这只会进一步降低企业的效益，使企业难以按照日期归还债务，对企业的健康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同时又为高利贷提供生存的空间，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
三、 如何从法律角度促进中国民间借贷的规范化发展
（一）对现行法律法规的完善和监管力度的加强
其一，对民间借贷法律法规的完善。首先要对民间借贷的身份进行确认，弥补民间借贷的不足，主要包括完善业务范围、资金来源、法律责任、放贷人主体资格和放贷利率上限，其次从法律角度实现民间借贷的规范化，提高借贷双方正确认识民间借贷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为民间借贷创设良好的环境，实现在法律技术层面下的稳定发展；其二，加强法律监管的力度。在目前飞速发展的经济下，当民间借贷有关的法律法规得到完善之后，定将促进民间借贷的迅猛发展。为此，必须让各监管部门认识到自己责任，加强各部门间的协调合作。另外，随着民间借贷出现多元化发展的趋势，可能涉及保险、担保和证券等领域，故加强对民间借贷的监管是时展的需要；其三，严惩违法犯罪行为。随着民间借贷向合法化方向发展，会导致违法犯罪行为的产生，比如洗钱和非法集资等行为的出现。为此，在进行监管时要去除这些犯罪行为的合法外衣，对其实施严厉的打击，保障民间借贷的健康发展。
（二）对民间借贷进行正确的引导
在促进民间借贷的规范化发展时，要根据民间借贷的特点，进行正确的引导和规范。其一，加强宣传教育。通过对民间借贷的相关法规大力推广和宣传，让广大群众对民间借贷的政策和法律进行充分的认识，让群众严格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对自身的借贷行为进行规范；其二，对借贷程序进行规范。目前的民间借贷在规范化发展方面还严重不足，主要表现在没有明确规范借贷双方的义务和权利、没有具体规范凭据的内容。为此，在签订民间借贷的合同时，要对合同的相关事项进行明确和规范；其三，对民间借贷的利率和用途进行明确的规范。首先，借款人要出具借款事由说明书，对借款的用途进行细致明确的说明，防止借款人使用民间借贷筹集的资金开展非法行为；其次，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民间借贷利率的确定，避免高利贷行为的出现。
（三）对民间借贷实施严格的金融监管
为了进一步对民间借贷业务进行规范，实现民间借贷监管制度的完善。首先，可以吸取国外先进的经验，对民间借贷实施严格的金融监管，实现对投资者效益的保证，比如可以让工商管理部门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强对民间借贷宣传广告的管理和对放贷人实施登记管理；其次，银监会要担当起监管职责，严厉打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非法集资等违法行为，实现民间借贷的健康发展；最后，要建立完善的报警机制，实现对民间金融业的监测。比如可以对信息披露机制进行规范和建立民间借贷信息的统计机制，让借贷主体可以根据提供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借贷决策。
四、结束语
随着民间借贷在我国的快速发展，促进其规范化发展将是金融行业工作的重中之重。但是面对目前我国民间借贷存在的问题，只有在立法先行下对其进行按严格的金融监管，并对其业务的发展进行规划，才能促进民间借贷行业的健康发展，为企业经营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弥补正规金融行业发展的不足，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形式，促进我国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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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永利内蒙古农村牧区民间借贷规范化发展研究[D].内蒙古财经学院；2010-05-01
[3]闫琳.论民间借贷法律规制的完善[D].华东政法大学；2012-04-15
篇3
(一)规模总量不断增长
据对湖南省益阳市50家企业、120户城镇居民和120户农村居民问卷抽样调查测算，至2008年末，全市民间借贷总量约为54亿元，比2004年增加9.52亿元，增幅为21.4%，分别占全市人民币存、贷款总额的8.6%、9.7%。样本企业民间借入资金余额户均规模122.4万元，比2004年增加38万元，年均增长11.25%；样本城镇居民2008年末通过民间借入资金余额户均3.94万元，比2004年增加1.33万元，年均增长9.8%；样本农村居民2008年末通过民间借入资金余额户均3.42万元，比2004年增加1.06万元，年均增长7.4%。根据相关数据，我们得出以下结论:全市中小企业民间借贷34.29亿元，约占民间借贷总额的63.5%，城乡居民约占36.5%；二是城市居民参与民间借贷的比例略高于农村居民；三是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参与民间借贷的比例远高于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
(二)融资范围不断扩大
抽样调查显示:中小企业民间借贷约77%是用于解决生产经营流动资金不足，约23%用于固定资产投产；农户得到民间借贷在生产及生活中的分配比例是58∶42；城镇居民民间借贷资金约74%用于投资经商。从益阳市民间借贷投向看，主要集中体现在三大领域。一是农业产业化领域的需求。据调查的100家龙头企业资金需求达83亿元，较上年增加24亿元，增长13%，银行贷款满足率仅为50%，有三成的企业得不到银行贷款，资金缺口约38亿元。二是房地产开发领域的需求。据调查，在自筹资金中房地产开发商向民间借贷的资金所占比重下降了约12%。2008年农民住房支出较2005年、2006年、2007年分别增长了20%、18%和22%，使民间借贷由过去的生活急用转为居住借贷。三是新型工业领域的需求。
(三)交易活动由暗转向公开或半公开化
民间借贷虽不具有合法地位，但民间借贷对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可，逐步演变成私营业主、个体工商户和民营企业缓解资金供需矛盾的重要手段，逐渐由“地下交易”变为半公开或公开化。
(四)借贷形式呈现多样化趋势
随着民间资本规模扩大，专业放债人和中介人应运而生。有的为借贷双方牵线搭桥，从中收取中介费；有的担保公司为民间借贷者提供担保，从中收取担保费；有的企业或个人一方面借入资金，另一方面从事放款活动，从中赚取利差，成为名副其实的民间借贷中介机构或专业放债人。此外，随着人们市场意识的不断增强，相继出现了白条转借贷的形式。与此同时，在社会上涌现了一批食利群体。其中:包括在职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
二、当前民间融资动向及发展趋势
近几年，随着民营经济体不同形式的蓬勃兴起，人们市场意识的不断提高，民间借贷出现了新的动向。
(一)民间融资替代化
据样本点监测显示:民间融资与正规金融互为替代的特征较明显。据监测的10户企业(主要是当地重点企业)数据显示，在国家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下，今年1-6月获得银行贷款7345万元，同比增加1350万元，企业民间融资总额2532万元，同比减少了560万元。
(二)融资性质股权化
据样本监测点显示，近几年，股权性融资在企业筹集资金的过程中被广泛的运用，在民间融资中所占比例逐年上升，2006-2008年分别上升了7.3%、10.2%、13.6%。如南县鑫欣渔业有限责任公司，现有入股会员2358人，企业融资规模达680万元，比2006年增长26%，入股者不仅能保利分红，还得到了企业饲养技术和产、供、销一条龙服务带来的实惠。
(三)农村融资趋于产业化
龙头企业和农村经济专业合作组织(协会)作为农业产业化的载体，近年来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据统计，益阳市现有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组织756个，拥有资产39亿元，民间融资规模5.8亿元，入社会员26.5万人，带动农户39万户，占到了全市农户总数的39%。问卷调查显示，农信社基本上满足了农户小额信贷需求，资金供需矛盾主要集中于企业和专业大户的大额资金需求，有80%的企业和专业大户都有民间借贷，一些龙头企业或协会通过合股、入股和民间借贷的方式筹措资金，与农业产业化发展紧密地连在一起，缓解了企业大额的相对稳定的长期性资金需求。
(四)借贷行为趋于理性化
随着民间融资市场逐渐趋于成熟，辖区民间融资行为更具市场性和公开性，理性化特征也愈加明显。首先是融资价格随行就市，并依据信用、风险、期限等进行定价。二是融资方式更趋规范。据监测数据显示，以书面协议方式发生的融资额占86%，以担保或抵押方式发生的融资额占14%，同比分别增加了7%和4%。三是付息基本上参照银行的结息方式来执行。
三、区域比较民间借贷风险分析
(一)部分资金流向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益阳市是一个农业大市。长期以来，工业基础较薄弱，原计划经济下的许多小水泥、小钢铁、小纸厂以及高污染、高能耗企业，通过改制转为民营企业后，因长期得不到正规金融的支持，积累了大量的风险。以桃江县为例:全县16家立窖水泥生产企业，年产量普遍为8.8-16万吨，因不符合国家信贷政策而长期依赖于民间借贷维持经营；同样的情况还有桃江县金沙钢铁厂，长期在市场与国家宏观调控的狭缝中求生存，企业发展由小做大完全依赖于民间借贷，2008年末民间借贷余额达到5000多万元。
(二)进入成熟期后的民营企业仍达不到正规金融所需的信贷条件
据了解，为了适应民营企业贷款小、频、急的特点，缓解民营企业贷款难问题，近几年工总行、农总行都制定了一些政策措施，但基层行具体执行起来却十分困难。以益阳市为例:全市工业企业19865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764家，规模以下小企业2566家，个体经营户16811家。调查显示:目前中小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满足率度不到40%，通过民间融资方式筹资的企业高达77.3%，占到了企业融资规模的50%左右。
(三)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法规定义模糊
目前，在我国《刑法》、《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等法律法规中，对合法的民间借贷、非法集资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定义模糊。《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处有期徒刑或罚金。1998年7月国务院第247号令颁布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取缔办法》中有关规定界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该办法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出具凭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活动。1999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规定，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行为属于民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但上述法律对合法民间借贷、非法集资和非法吸收存款行为的定义并不明确，也没有相应的司法解释。
(四)民间借贷趋利性极易导致经济结构性风险
民间借贷具有隐匿性，使得地方政府对本地资本市场供求状况和资金投向难以把握，使民间借贷往往集中于热点行业。微观经济实体投资的非理性极易导致热点行业内部企业林立，难以形成适度竞争和合理联合，导致行业生产规模过剩，造成社会整体投资边际效益下降，当社会投资边际效益为负时，民间借贷的风险就会加大。
四、防范和化解民间借贷风险的有效途径
(一)制定相关法律，在法律上明确区别民间借贷行为的合法性和非法性
目前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等几条司法解释虽在某种程序上承认民间借贷行为的合法性，但都是从民法的角度出发为官司纠纷而做的解释，仅有几条“判案解释”已难以引导和规范民间借贷健康发展。因此，国家有必要制定一部适合国情的《民间借贷法》和《民间融资中介机构和中介业务管理办法》，从法律上明确界定民间借贷的形式、运行方式，在制度设计上为民间借贷双方构建法律保障。
(二)加强政策舆论导向，规范民间融资行为
各级政府应尽快明确相应的管理部门，通过行政手段来规范民间融资行为，改变目前民间借贷放任自流的状况。一是加强对群众的宣传和风险教育，提高广大群众风险防范意识；二是根据民间借贷的性质，区别对待，加强管理。对于数额小、参与人员少、不跨地区、用于互助解困等合法用途的，应允许其存在，并加以引导和规范。三是严厉打击民间高利贷行为。对于脱离实体经济的各类非法集资和民间高利贷行为要严厉打击；对于擅自设立非法金融机构和违法从事银行存贷款业务的要坚决取缔。
(三)建立科学监测体系，跟踪民间借贷变化
一是建立民间借贷业务登记备案制度。民间借贷主管部门要以民间借贷借款方为监管对象，建立民间借贷交易行为实行登记备案制度，特别是对融资规模较大企业要实行强制性登记备案，未经登记的可视同为非法行为。二是建立科学的民间借贷监测指标体系。监测内容应包括民间借贷规模、融资方式、用途、期限、利率和借款偿还情况等。对融资规模较大的企业或个体经营户，主管部门应时实定期跟踪调查，及时掌握其动态变化，并实施有效地风险控制和管理。三是依托各级民间借贷监测登记部门建立全国性民间借贷监测体系。区(县、市)一级负责收集辖内民间借贷信息，定期汇总上报省(市)有关部门，全国、省(市)监测部门通过整理分析，为相关部门加强民间借贷管理和制定宏观政策提供信息支持。
(四)加强产业引导，优化民间投资结构
各级政府要根据国家产业政策，结合本地实际，加强民间借贷的引导和服务，选择具有市场前景、成长性好的项目为依托，优化民间投资结构。严禁民间资本投向受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影响较大的高能耗、高污染行业；鼓励中小企业以入股方式吸收民间闲散资金，加大对农业产业化资金投入，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互惠互利的合作机制；有关部门要创造政策条件，帮助有发展潜力的龙头企业直接进入资本市场，逐步减少民间借贷比重。
(五)培育征信市场，加快信用体系建设
中小民营企业发展一般具有先民间资本、再银行贷款的顺序。进入成熟期后的企业要得到银行信贷支持，首先，要破解银企信息不对称的“瓶颈”。因此，各级政府要积极培育征信市场，规范中小企业经营行为，引导中小企业转变信用观念，建立内部信用管理制度，提升中小企业财务信息的可信度，为银行信用评级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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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金融;民间融资;金融生态
中图分类号:F830.58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7-4392(2006)12-0034-02
一､民间融资对农村金融生态的负面影响
(一)民间融资､社会集资管理缺位
目前,我国法律规定,社会集资未经有关管理部门批准,就是“非法集资”｡尽管国务院已明确由银监会负责对非法集资的认定､查处和取缔及相关的组织协调工作,但对社会集资如何审批､审批内容､审批标准以及对非法集资认定的依据等问题,尚没有从法律层面上加以解决｡
(二)影响货币政策的顺畅传导和实施
民间融资的自发性､信息滞后性和趋利性,难以顺应国家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的调控要求｡民间资金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壮大的同时,也极易流入受政策限制的行业,为低水平重复建设和不合理的经济结构提供资金支持,削弱了国家宏观调控的政策效果｡而且,民间融资的存在客观上形成了民间融资与正规金融两个不同的价格体系,易产生错误的价格信号,增加央行宏观调控的难度｡
(三)加大了融资风险
一般来说,在出现多重负债的情况下,借入者往往优先偿还民间融资款,民间融资风险最终有可能转嫁给银行承担｡由于民间融资缺乏有效的管理与规范,无法掌握借款人的实际情况,一旦借款人出现经营严重亏损或支付困难,往往无法收回｡而且,民间融资利率相对较高,诱惑力较强,在缺乏必要的法律约束和有效跟踪监测的条件下,容易被投机者利用,居民也可能被误导从事高风险投资或投机,加大金融风险｡
(四)影响社会的和谐和区域稳定
民间融资具有追求高盈利而冒险的特征｡一是由于利益所致很容易导致家庭､亲朋矛盾,甚至酿成祸患｡二是在追欠资金易引发不规范行为,如通过暴力收贷,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带有黑社会性质的讨债公司等,借贷双方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三是有的民间融资用于赌博､吸毒等严重违法行为,对社会的危害性颇大｡四是过高的利率使部分高收入者逐步形成食利阶层,而迫于生计的借款人因承受高额的融资利息而可能继续贫困或返贫,造成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二､规范和完善民间金融法律制度的几点建议
(一)修订和完善民间融资法律法规
一是进一步完善《中国人民银行法》,明确中国人民银行对民间金融的管理职责｡人民银行要加强对民间融资的监测分析,从总体上把握银行融资､民间融资及其它形式融资的比例与规模,及时掌握民间融资的发展动向､规模､特点,加大宣传力度,利用“窗口指导”､风险提示等手段使社会公众了解有关政策规定,引导民间融资健康发展｡二是修订《银行业监督管理法》,明确银行业监督管理部门在非法集资的认定､查处､取缔等方面的职责,对未经批准的社会集资应密切关注､合理认定并加强与公安､工商等部门的协作,予以坚决打击和取缔等,积极引导中小企业依法合规地向社会公众筹集资金｡
(二)适度放松农村金融市场准入条件
要从满足县域经济发展的需求出发重新设计农村金融的制度安排,由市场选择农村信用社改革模式及国有商业银行的金融服务方式｡要对农村金融市场采取较为宽松的监管政策,适度放松农村金融的市场准入条件,允许民间金融组织合法化,以民间融资为基础支持发展农民自主参与的各种形式的合作金融,实现农村多种金融主体并存,和有序竞争,促进县域经济金融的可持续发展｡
(三)积极推动地区信用环境建设
政府应积极采取措施,在农村地区落实“诚信乡镇”的建设工作｡要花大力气解决担保难､费用高､手续繁的问题,构建金融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中介服务组织｡人民银行应切实担负起管理信贷征信业的职责,规范征信行业秩序,通过提高信息的对称性､公开性与透明度来约束经济主体的行为｡商业银行要借鉴民间融资的操作经验,改革信贷管理制度,适当下放贷款审批权限,确保企业和银行的经营目标的同时实现｡企业要加快改革发展步伐,争取银行信贷的主动支持｡通过各方努力,共同促进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
(四)合理确定民间融资和社会集资的界限
在规范发展民间金融工作上,应实行区别对待的原则,社会集资由于规模大､涉及面广､资金出借人的不特定性,往往是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应作为行政管理的重点并与民间融资区分开来｡建议国家出台《社会集资管理条例》,从法律上界定社会集资与民间融资｡要严格限定社会集资的集资条件､集资范围和操作流程,明确集资者､监管者的行为规范,确保社会集资申报和审批渠道的畅通,促进其规范健康发展｡对于民间融资,应规范其内在运作机制,积极保护开发其中的合理成分,纠正其扭曲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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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构成要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一百七十六条规定：实施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并且扰乱金融秩序的，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扰乱金融秩序被作为本罪的并列要件。另外，如果吸收的存款数额巨大或是具有其他严重情节，应当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单位作为犯罪主体犯上述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一）犯罪客体
本罪的设置位于我国《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大类下，说明刑法将其界定为一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行为。从《刑法》一百七十六条的设置以及表述我们可以看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犯罪客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正常的金融监管秩序。
（二）犯罪客观方面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实施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具体进行分析，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行为人不具备吸收存款的主体资格而面向公众吸收存款；另一种是行为人虽然具备了有吸收公众存款的主体资格，但其采取了违反国家法律规定的方法吸收公众存款。“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是指行为人并非以存款的名义而是以其他形式面向不特定公众吸收资金。行为人只要形式上具备以上两种行为之一，即构成本罪的行为要素。
（三）犯罪主体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犯罪主体为年龄已满十六周岁的一般主体，但凡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或者是单位都能成为此罪的犯罪主体。既然单位可以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那么金融机构是否能够成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犯罪主体呢？对于金融机构能否成为本罪适格的犯罪主体这一点，目前在法律界存在比较大的争议。
（四）犯罪主观方面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即希望或者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因此认定行为人是否构成此罪，要充分对行为人的主观方面进行研究、分析，由于该罪法条的宽泛，使得公民对于法条的预测性大大降低，在类似案件中，常常有很多的行为人根本不曾预见到自己行为的违法性。例如，行为人实施一般的民间借贷行为，其是否对民间借贷行为有可能转变性质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有违法性认识的预见。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对待这些人的处理方式应该特别谨慎，稍不留神就容易造成司法不公，所以实践当中，要更加注意查阅相关的司法解释，照顾到人民群众的普遍情感，综合多方联系考虑，力争在做到判决合法性的同时也要做到合理性。
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民间借贷之间的区别
（一）借款对象和方式
由于我国法律关于民间借贷相关条文基本处于空白，对民间借贷的对象、范围等也没有作出限详细的规定。目前，仅在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取缔地下钱庄以及打击高利贷行为的通知》中，存在两个方面的限制，一是禁止吸收他人资金转手发放贷款；二是借贷利率不得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的四倍。
根据2010年11月22日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其吸收资金的对象必须是不特定的社会公众；其方式是未在金融主管部门备案，面向社会公开宣传。因此在民间借贷中，借贷关系只要不是发生在不特定的社会公众之间，也没有面向社会公开宣传，而只是在亲友之间或是亲友间牵线塔桥，又或者单位内部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且给人借贷对象在30人一下，单位借贷对象在150一下都应该被视为是民间借贷，至于吸收存款企业的资格和性质问题，以及如何规范管理，则应该通过行政性法规来加以规范之，不该纳入刑法来规制。
（二）借款金额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明确规定，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20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二）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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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间金融；经济发展；法律法规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7-4392（2011）06-0020-04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民经济格局的变化，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而民间金融在支持非国有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成为我国正规金融体系的有益补充。民间金融自身通过长期的发展具备了相当的规模，并在制度建设和整体素质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当前深化改革的背景下，金融体制改革的突破使得如何使民间金融从“地下”、“非法”状态走向阳光并合法化，使其能够在政府的监管下，法律的约束下公开、规范、有序地发展，更好地促进地方经济健康发展，成为目前亟待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 鄂尔多斯民间金融现状及特点
（一）各类民间金融活动主体较多
据鄂尔多斯市工商局统计，2010年末注册的投资公司有512户，注册资本665.3亿元；担保公司261户，注册资本52.6亿元；委托寄卖商行198户，注册资本0.7亿元；典当企业37家，注册资本3.8亿元。上述机构总计1008家，注册资金722.4亿元。据调查，这些机构都不同程度地参与民间金融活动。除此以外，实际上从事民间借贷活动的，还有大量的没有正式办理工商注册手续的地下中介组织、机构、中介人，其准确数量无法统计，据鄂尔多斯市商务局估算，专门从事民间借贷的中介人约1500户。
（二）民间融资总量上升，但与银行存贷款的比例相比呈下降趋势
据调查，2010年与2008年相比，民间融资量均呈大幅上升，平均上升幅度约为80%。另外在鄂尔多斯，民间融资规模与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有较高的关联度，2010年与2008年相比，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约80%，以此推算，2010年全市民间融资规模约540亿元，占全市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的16.3%。
民间融资规模与金融机构存贷款比例下降，一方面是由于新进驻的银行较多，先后有交通、招商、浦发、中信、华夏、包商等6家银行在鄂尔多斯设立分支机构，贷款投放力度较大，如交通、招商两家银行2010年贷款大于存款55.8亿元，致使存贷款总量增加。另一方面新成立的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较多，吸纳、分流了部分民间融资资金，近几年鄂尔多斯市先后成立了74家小额贷款公司、7家村镇银行，其注册资本中除银行股外的企业、个人股共计103.5亿元。
（三）民间融资利率仍保持在较高水平
鄂尔多斯民间融资利率的市场化程度较高，基本趋势是随行就市，并参照银行贷款利率的变动随时变化。2007年之前民间融资利率大部分集中在月息10‰左右。2008年问卷调查显示，家庭、个体工商户民间融资利率大约在20‰―30‰，中小企业集资的利率一般在20‰左右，融资机构吸收存款的利率一般维持在20‰―25‰之间，发放贷款的利率一般在30‰以上，在资金需求旺季，有的甚至达到了50‰。2009年执行宽松的货币信贷政策，银行的利率水平下降，民间融资利率水平也随之下降，下降幅度约为月息5个千分点，而且部分融资由按月结息改为按季或半年结息。目前由于银行利率水平的提高，民间融资利率水平也恢复到了2008年的状况。民间融资利率水平的变化与国家利率政策的调整变化相吻合。
（四）民间融资期限灵活、手续简便
调查显示，民间融资期限最短的5-10天，最长为一年，其中1―6个月的约占34%，6―12个月的约占54%。民间融资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方式进行：一是借贷双方订立口头契约或借据，确定借贷金额、利率和归还时间，一方提供资金，另一方到期还本付息；二是亲朋好友之间的借贷，利息往往较低，归还时间也不明确；三是用价值高的物品作抵押获取现金，一般采取简单的书面协定。部分大额交易需要采用担保和财产抵押，贷款额一般占抵押物的50%-70%，对中小企业有较大的吸引力。
（五）资金用途从消费型向投资型转变
目前民间借贷资金的投向已由最初的解决上学，婚丧嫁娶、看病等消费性资金需求为主，转为经商办企业等生产经营性资金需求。而消费性资金需求一般数额较小，生产性经营需求一般数额较大。民间融资机构贷出资金主要投向是房地产开发企业、煤炭企业、高载能企业、路桥工程的流动资金周转，以及汽车经销商、个体工商户如服装、百货、电脑经销商、餐饮业主短期资金周转，其中房地产企业约占60%，煤炭企业约占20%。
（六）民间金融逐步公开化
随着直接融资规模的不断扩大，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逐渐增强，民间金融的内外部环境有所改善，社会的接受和认可程度逐渐提高，鄂尔多斯一些民间金融方式已由原来的隐蔽状态向公开化方向转变，而且逐渐在形成一种非常灵活的民间机制，主要体现在小资本，大积聚，在短期内可以迅速围绕投资、利润进行；其次，体现在民间金融的形式和规模上，已由分散、零星的状态发展成为有一定组织形式的规模较大的融资，明确规定利率、期限，并有规范的借贷合同。
（七）民间金融催收手段趋于理性
鄂尔多斯市民间借贷本着“有借有还，再借不难”的原则，借贷双方提前讲清责权利关系，借款人的还款意识和经济责任都较强，一般不会损害自己的信誉赖账不还。通常放贷人在约定还款日前1周打电话，通知贷款人及时还款或履行续约手续，如贷款不能及时偿还，一般也不会借助暴力或法律手段，而是采取协商延期还款或变卖财产等方式解决，靠暴力催收的方式逐年递减。
二、 鄂尔多斯民间金融活跃的原因
（一）地区经济发展迅速，资金需求量大
改革开放以来，鄂尔多斯市依托良好的国际国内发展环境和有利条件，抓住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能源发展战略西移的历史机遇，借助自治区鼓励优势地区率先发展的政策优势，迅速构建了煤炭、电力、化工、建材、高新材料五大支柱产业，在这些支柱产业的带动下，经济实力迅速提升，被称为“鄂尔多斯经济现象”。经济的快速增长提供了大量投资机会，企业和个人投资意愿不断增强，客观上形成了整体经济对资金的大量需求，同时促进了民间金融的快速扩张。
（二）非公有制经济的生存与发展催生了民间金融
近年来鄂尔多斯市不断深化改革，进一步放开了市场，放宽非公有制经济准入范围，并简化项目审批手续，加大了财税、金融等方面的扶持力度，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努力为非公有制企业营造平等竞争的发展环境。同时，为扩大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空间，鄂尔多斯市还允许非公有制经济进入基础建设、公用事业、社会事业和金融服务领域，以及参与经济结构调整和企业重组，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推动了全市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除了金融机构的大力支持之外，民间金融作为一种方便快捷的直接融资方式，逐渐成为支撑其发展的重要力量。
（三）民间资本的聚集和强烈的投资意识造就了民间金融的繁荣
随着鄂尔多斯市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传统生产经营方式的转变，居民的生活水平和个人收入有了显著提高。2007年全市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超过北京、上海，排名全国第四，而2010年又增加到2万美元。从2005年到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1025元增加到25205元，年均实际增长18.7%，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从4601元增加到8756元，年均实际增长14.1%。一些较早从事个体经营和创办企业（特别是煤炭和房地产）而先富起来的居民，已经积累了相当规模的资金。经济的快速发展，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和投资领域的不断拓宽，使居民对于闲置资金保值增值的期望较高，许多居民开始寻求更新的投资方式拓宽收入渠道。在投资者暂时没有更好的投资选择时，就会将闲散资金投入民间金融组织。
（四）商业银行的管理体制还不能很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国有商业银行通过股份制改造和上市，资本充足率和资产质量都明显改善，得到了市场的初步认可，但其管理体制的转变却有待时日。就贷款管理而言，依然层层审批，总分行相对集权，地市行授权较小，县支行基本不授权。这种体制虽然有助于控制风险，但无助于效率的提高。产生的后果是国有商业银行的融资行为既解决不了结构性问题（对中小企业的支持），也解决不了总量问题（对大企业、大项目的支持）。如国有商业银行对鄂尔多斯市四大上市公司授信规模较大，但由于对地市行授权小，需报自治区分行甚至总行审批，程序复杂、手续繁琐、时间较长。2010年末鄂尔多斯市单户授信500万元以下的小型企业贷款余额42.1亿元，较年初减少7亿元，下降14.2%。
（五）民间金融自身的体制优势
一是效率优势。民间金融手续非常简单，大额的一般有抵押手续及担保人，几小时内就可办理；小额的有担保人签约或个人信用立据就可，所以，对中小企业、个体户和居民有较强的吸引力。二是隐性成本优势。表面上看民间金融比正规金融机构的利率高的多，但它的抵押成本、担保成本、人情成本、贷款不能及时到位造成的损失等隐性成本几乎没有。三是信息优势。民间金融是以个体信用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而个体信用是通过文化习俗、地缘关系、血缘关系和人脉、商脉等社会网络关系建立起来的，它可以通过各种非正式的信息渠道，详尽地了解借款人的信誉、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甚至个人社会往来，从而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三、鄂尔多斯民间金融的资金来源渠道和投向
(一)资金来源
根据2008年的抽样调查，企业和家庭（包括个体工商户、个人）的民间融资规模分别占总融资规模的46%和54%，但其资金来源渠道差别较大。从企业来说，情况较为复杂，向其他企业借款约占其总借入资金的15%；企业内部集资约占5%；向其他个人借款约占18%；向典当行借入约占1%；而其他形式的借款占比高达61%，我们估计为不便说明的担保公司、投资公司和委托寄卖商行。从家庭来说，向个人借款约占其民间融资总借入资金的54%；向典当行、担保公司等中介组织借款约占37%；其他约占9%。综合上述情况，鄂尔多斯民间融资中的中介组织和居民个人均扮演了重要角色。
（二）资金投向
当前鄂尔多斯民间借贷主要集中在东胜、准旗、伊旗这三个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集中在资金回报率高的房地产、煤炭等行业。2008年的抽样调查显示，民间融资的行业投向最大的是房地产业，约占60%；其次是煤炭业，约占19%；住宿餐饮业约占10%；制造业约占5%；建筑业约占1%；商贸流通等其他约占5%。民间融资流向反映了经济发展的热点，煤炭和房地产可以说是鄂尔多斯的暴利行业，这也可以从其价格走势上看出来。煤炭的坑口价2003年约为50元/吨，2010年上涨到约400元/吨；核心城区的平均房价2004年约为1200元/平方米，2010年上涨到约8000元/平方米，另据最新公布的2010年中国城市房价排行榜，鄂尔多斯市为每平方米6220元，居全国第32位，高于呼市、包头和部分中西部省会城市。据业内人士测算，即使在目前成本上升的情况下，这两个行业的资金利润率仍高达50%。煤炭和房地产行业在自身高速发展的同时，也给资金融入者带来了丰厚的回报。
四、鄂尔多斯民间金融的潜在风险
（一）外部的市场风险
如前述鄂尔多斯市的民间金融资金主要涌向了煤炭行业和房地产等近年来的热门行业。由于民间金融对行业的依赖度非常高，一旦国家对这些行业的发展及结构进行政策性调整，这种类型的民间资金的安全性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如2008年由于煤电、住房等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价格的控制和调整，再加上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煤炭、房产等一度滞销使得鄂尔多斯的很多融资企业受到很大的考验，资金链有可能随时断裂，很多放贷人也都紧张起来。目前的房地产限贷限购政策，也使很多融资中介和放贷人犹豫起来。
（二）内部的管理风险
民间融资方式主要依靠的是血缘与地缘关系，民间金融的资金筹集基本上靠的是组织内部的个人信用，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融资规模和融资的范围扩大了，参与者之间的信息就会发生严重的不对称，这种赖以存在的信用和道德约束就逐渐减弱，风险也会急剧上升。
（三）法律风险
201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了《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司法解释缓解了法院在受理非法集资类案的量刑标准认定困惑，避免审理案件时，援引以前条文所带来的法律冲突。同时，把向亲友或单位内部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排除出非法集资类案。不过，在特定对象等界定上依然存在一些模糊不清，这使得在如何区别非法集资案与正常的民间融资上，缺乏有效甄别的边界。目前鄂尔多斯很多资金融入和融出者都存在着“特定”关系，或是具有蛛网扩展式的关系，导致如何界定“特定”，依然存在困惑。
五、改善民间金融运作的设想
（一）要明确合法和非法民间金融的界限
合法和非法民间金融的界限是民间金融合法化的核心内容。目前有关非法民间金融的界定主要是依据《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取缔办法》第四条的规定。该条规定只注重从客观形式界定民间金融合法与非法，从而将大量正常民间金融活动列为非法融资，这与当时集资诈骗等非法融资活动猖獗的特殊历史条件密切相关。目前民间金融的主流已经是大量难以得到银行信贷支持的中小企业募集发展资金的来源。而且不论是从合同法角度还是最高法院司法解释，国家是允许正常民间金融活动存在的。未来制定法律应当根据主观和客观相统一的原则来界定民间金融的合法与非法，即在主观上要求融入资金的企业、组织或个人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客观上没有实施欺诈行为，没有用所融入的资金去发放贷款。
（二）严格限定民间金融的利率水平
获取利息是民间金融贷方借出资金的主要目的，所以民间金融利率是民间融资合同的核心内容之一。民间融资的利率由民间资金供求状况决定，同时受银行贷款利率影响也较大。现实中，民间融资的贷款方经常会利用其在借贷合同中的优势地位，签订有失公平的借贷合同，侵犯借款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应当对民间借贷利率的最高限额作较为明确的规定，以防止和打击高利贷行为。目前鉴于最高院司法解释关于民间借贷不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和利息不得计入本金计算复利的规定已经被广泛接受和认可，可以将其确立为民间金融利率的规定。民间借贷不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的规定还应当成为高利贷行为的界限，对超过利率上限的民间金融行为规定相应的没收违法所得、罚款等处罚措施，以打击高利贷行为，保护正常民间金融行为。
（三）民间金融阳光化的方向
1. 小额信贷机构。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农村和城填，可以设立小额信贷机构，由民营企业或个体经营者合伙或入股发起设立，资金来源主要是自有资金，可以吸收社区成员入股，也可以向其他金融机构融资，可接受合法组织和个人的信托存款，但不得吸收公众存款，资金运用主要是为中小型的民营企业或个体工商户提供融资支持。目前试点的小额贷款公司就属此类，但规定的门槛是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500万元，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1000万元，在某种程度上显得太高，因而缺乏在更大范围内推广的意义，另外根据规定不得吸收任何形式的存款，其后续资金也无法保障。因此，有关规定需要适当调整。
2. 社区银行。社区银行，是指在一定地区的社区范围内按照市场化原则自主设立、独立按照市场化原则运营、主要服务中小企业和个人客户的小银行。在美国，尽管雷曼破产、美林被出售以及AIG被接管，但大部分社区银行依靠差异化的经营方针和保守的经营理念最大程度地缓冲了次贷危机的冲击。我国可考虑按照一定的设立条件，对于符合成立条件的民间金融形式，在提出申请的条件下颁发执照，允许其依法成立金融机构，建立民营性质的社区银行。（下转第45页）
（上接第23页）
3. 以市场为核心的登记制。无论是小额贷款公司还是村镇银行，在引导民间金融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以鄂尔多斯为例，这两类机构共吸纳、分流民间资金103.5亿元。但面对强大的民间资本和民间借贷需求规模，仍然难以与之抗衡。所以对其他的民间金融主体可采用组建以市场为核心的登记制的制度模式。登记制实际上是一种松散型的市场组织制度形式，它是由市场组织者通过向分散的市场主体提供市场运作规则，并通过规则执行情况检查、信息沟通与公开等来维护市场秩序。只要民间金融主体诚信经营、信息公开，接受利率限制和提供无限责任承诺，就能通过向市场管理者进行登记进入信贷市场并开展信贷业务活动。其具体操作为：可根据各地不同情况，按交易金额、地域范围或参与人数等标准设置民间金融交易的规模边界；对于低于边界规模的民间金融交易活动，由于信息的对称性，交易者自身便可承担交易的监督职能，因而可以实行自由登记制度；而对于超过边界规模的民间金融交易，由于交易规模扩大导致了信息的不对称性，交易者自身监督成本的提高以及搭便车等机会主义行为的产生，则应实行强制性登记制度，即由国家相关部门承担监管职能。我国应借鉴香港《放债人条例》，加快有关制度的出台，进一步降低民间金融进入的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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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营经济外部战略环境优化
我国民营经济近年来得到了快速发展,这与体制转轨过程中外部环境的不断优化密切相关,但同样,仍存在诸多阻碍民营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因素。基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各类企业市场准入条件的日趋公平化和非公有制企业与其它企业享受同等待遇的目标,对民营经济的诸多不合理限制将逐渐取消,民营经济外部环境的优化值得研究和期待。
民营经济外部战略环境优化面临的问题
法律政策对民营经济的歧视严重。其一,市场准入方面。2004年4月颁布的《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和2005年2月颁布的《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赋予了民营资本更大的投资空间,准其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领域。但基本上是原则规定,具体配套措施跟不上,操作起来有一定难度,并且现实中还存在以“明宽暗管”现象为特征的市场“假开放”现象,即有些行业虽然没有规定限制民资进入,但市场无形壁垒森严,准入制度含混模糊。经济学家张维迎指出非公经济能否真正进入这些行业与这些行业是否存在“缺乏管制的行政垄断”密切相关。因为垄断方在没有任何体制约束的情况下,往往对弱小方任意采取或明或暗的对方无法招架的卡制手段,使之遭遇到所谓的“投资触礁”而无计可施。其二,投资政策方面。民营企业在投资上不能享受与国有投资、尤其是外商投资的同等待遇。例如民营企业除了33%的企业所得税外,有些地方还规定在税后利润中缴纳20%的个人收入调节税。
融资难制约民营经济发展。一方面,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方式对民营企业门槛过高,难以利用。刚刚设立的中小企业板市场的上市标准和上市程序与主板市场没有很大区别,对于大多数民营企业来说,中小企业板市场的门槛仍然较高。另一方面,面向民营经济的间接融资方式执行中困难重重。一是我国中小企业的贷款的主要方式是抵押贷款和担保贷款,并且银行只认可土地、房产等不动产作抵押,而一些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多为租赁经营,因而无大量不动产资产作抵押,无法得到银行贷款。二是面向民营经济的信用中介服务体系不健全,担保机构少,全国信用担保机构1000多家,仅能提供流动贷款资金400多亿元,品种单一,难以满足需要。
面向民营经济的公共服务体系和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首先,政府面向民营经济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严重滞后。由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的过程中,政府率先构建公共服务体系的领域主要集中于城市中的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型民营企业和农村民营企业基本被排斥在外。其次,面向民营经济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用以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技术信息服务、中介服务、商会服务、金融服务等严重不足。当前对民营经济发展具有突破性意义的行业协会运作不规范,作用没有得到正常发挥。一方面,行业协会代表性差,平均覆盖率不足本行业的20%。如上海现有133家行业协会大部分分布在传统产业,其中大约只有1/10真正发挥作用。另一方面,真正独立于政府的民间协会数量较少,大部分行业协会属于政府管理体系,这些行业协会实际上就是“二政府”,并不是真正的行业协会。
优化民营经济外部战略环境的对策选择
完善民营经济发展的法律政策环境
首先,完善民营企业进入退出机制。政府要明确市场准入目标,在绝大多数领域尽快制订全国统一和不同所有制企业统一的市场准入条件,建立公平的投资服务体系。一是政府要加大对民营企业市场准入方面的公共财政支持,争取民营企业准入起点上的公平;二是加快设立专门的有关市场准入的监督机构以及出台《反垄断法》,使非公经济市场准入的体制得以消除。政府要采取措施,完善民营企业退出机制。民营企业退出分为主动退出(战略退出)和被动退出(死亡性退出)。前者是指经营者退出但企业依然存在,这就要求在产权转让方面有便捷的条件;后者是指企业破产,此时应给失败者阶梯可下。其次,建立和完善政府采购制度。政府采购在西方国家已实行了200多年,以其公开、公正、公平的特征,被称为“阳光下的交易”,而在我国政府采购制度还很薄弱。美国在政府采购时提出了“搁置购买”“拆散购买”等举措,“搁置购买”是指在参与合同招标时事先选出适合于小企业的合同项目搁置一边,等待小企业投标。“拆散购买”是指从专项合同中分离出一般性合同,或将一个单一合同分成多个小合同。我们同样可以将政府采购量划出一定的比例给予民营企业,或在商品服务质量无明显差别的情况下,适当优先考虑中小民营企业的商品以扶持中小民营企业。
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的融资环境
资金对于企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而相对处于弱势地位的民营企业更是如此。如果把资金(K)作为生产函数的投入变量纳入到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并建立相关的数学模型,通过回归分析就能得出资金投入与民营经济产出水平的正相关关系
以上我们可以看到民营经济产出水平的增长与资金的投入具有较强的正相关性。但目前我国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却面临着相当严重的融资“瓶颈”。因此解决民营企业的融资问题是最为迫切和重要的。
一方面,加大直接融资力度,增强民营企业实力。进一步完善中小企业板及场外交易体系。一是有步骤地降低中小企业板市场的入市门槛。目前,中小企业板刚刚建立,考虑到市场经验的缺乏,同时为了防止过度投机,防范市场风险,恰当地提高入市门槛是必要的。但当市场逐渐发育成熟时,就应当有计划地降低入市门槛,以使更多有相当实力的民营企业能够通过证券市场融资。二是建立和健全中小企业证券的场外交易系统和交易制度。要在清理整顿和规范地方性的企业产权和股权交易市场的基础上,设立并逐步开放全国性的为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服务的场外市场。要正确对待和规范各类民间集资。孙大午事件就说明了我们对民间集资的不正确的态度。孙大午是私营企业大午农牧集团的董事长,2003年7月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名被逮捕,孙大午正是因多次向银行贷款未果而不得不在公司内部及周边村镇吸收存款。他将大部分集资款开办免费的农民技校,已培训3000多人,学员遍布十多个省,孙大午的“非法集资”并没有引起恶劣后果,反而做到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正如孙大午的律师所说:如果说法律非要严厉打击这样造福百姓的品德高尚的人,那么法律本身就有问题。我国法律对于“非法集资”的定义相当模糊,我们应当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非法集资”与企业的一些正常的善意集资区别开来,使得融资困难的企业能够及时获得所需资金。另一方面,拓宽间接融资渠道,切实解决民营企业贷款难问题。民营企业依靠的主要是各种资金积累和民间借贷,因此应鼓励民间投资认购城乡信用社和城市合作社银行的股份,在民间资本充裕、中小企业发达的地区,要允许进行区域性中小民营银行的建设试点,探索民营商业银行发展的新路子。
优化民营经济服务环境
其一,创造性地构建面向全国民营企业的公共服务体系。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关键是政府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和效率的提高,如广东省通过设立“民营企业投诉中心”等措施为民营企业提供快速而优质的服务,绍兴市通过“便民服务中心”,减少民营企业审批手续等。其二,要努力健全和完善行业协会(商会)组织的运行机制。政府在对诸如协会的管理运作上可以通过建立制度体系、监督管理、宏观引导、直接参与等方式,分别扮演组织者、裁判员、教练员、运动员的角色,但其功能作用是由强变弱的。如图:
我国大部分行业协会基本上还处于运动员和教练员的角色上,对相对处于弱势的民营企业作用有限,反而一些民间性质的协会发挥了良好的作用,因此应使政府的力量转变到从宏观上对其监管。以温州商会为例,温州商会是一个自主、自治的民间组织,是真正独立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第三方力量。温州商会在打击假冒伪劣产品和反对欧盟针对中国打火机的反倾销案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说明了它是一个优秀的政府部分管理职能的替代者。它的运作方式有:组织和服务,如开展一些经贸活动,通过各种形式开展技术培训、信息交流,提供管理技术、融资、法律等方面的咨询服务;协调和管理,如协调内外关系,解决矛盾纠纷等问题;形成集体力量,参政议政等。
随着我国市场的完全开放,为了减轻外资企业对我国经济造成的巨大冲击,保护民族经济,还需要依靠民营经济的强大合力来应对外国经济的挑战。因而发展壮大民营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优化民营经济外部环境是政府必然的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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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龙志(1981-),男,汉族,山东郓城人,华中农业大学企业管理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营企业管理。
篇8
小额贷款公司作为一种新型的产物，近年来在缓解我区“三农”与中小企业融资难等问题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由于现在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相关法律法规的滞后与欠缺以及小额贷款公司的特殊地位存在的短板使得其在发展中面临诸多法律风险，如何化解法律风险，从而使我区小额贷款公司持久、健康的发展是本文探讨的主题所在。
一、小额信贷公司的法律特征及要件分析
《指导意见》中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界定是：“小额贷款公司是由自然人、企业法人与其他社会组织投资设立，不吸收公众存款，经营小额贷款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有限公司。小额贷款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以全部财产对其债务承担民事责任。小额贷款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以其认缴的出资额或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 作为商事主体，小额贷款公司应当符合有关《公司法》等法律的要求。其次，作为特殊的从事贷款发放业务的商事主体，小额贷款公司又要符合对从事金融服务企业的法律要求。
（一）小额贷款公司的企业类型
ÏwS4?©>ö=2YÕk:@Ã就目前关于小额贷款公司的规范性文件中的规定来看，都明确要求小额贷款公司的企业类型应为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这主要是便于对小额贷款公司的出资及公司治理角度进行更为透明的管理，以防控风险。在公司的设立过程中，发起人及其出资能受到政府的监管；同时，公司法人以其独立的财产权可以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更为有效地合法经营，达到其财产保值增值的目的。再有，以公司作为企业组织形式，也为小额贷款公司在退出市场机制中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进行清算，保障其退出机制的顺利运行。
（二）小额贷款公司的资本制度
《指导意见》中指出，小额贷款公司的注册资本来源应真实合法，全部为实收货币资本，由出资人或发起人一次足额缴纳。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500万元，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1000万元。单一自然人、企业法人、其他社会组织及其关联方持有的股份，不得超过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10%。
就资金的来源，《指导意见》规定了三种情况：其一是股东缴纳的资本金，其二为捐赠资金，其三为来自不超过两个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融入资金。同时要求，小额贷款公司从银行业金融机构获得融入资金的余额，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50%。
（三）小额贷款公司的业务特征
小额贷款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向其客户发放贷款，但在经营过程中却是“只贷不存”，即只能发放贷款，而不能象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一样吸收存款；其次可以向客户提供关于企业发展、管理、财务等咨询业务及其他经批准的业务。为防止贷款风险，《指导意见》中要求，发放贷款应坚持“小额、分散”的原则，扩大客户数量和服务覆盖面，同一借款人的贷款余额不得超过小额贷款公司资本净额的5%。在此标准内，可以参考小额贷款公司所在地经济状况和人均 GDP水平，制定最高贷款额度限制。
（四）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体制
从外部监管角度而言，政府或其他行业主管部门如何在小额贷款公司的日常经营中切实担负起监管的职责，对公司经营中的风险进行有效的防控，《指导意见》中明确要求，凡开展组建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省级政府，必须要在能明确一个主管部门担负起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职责的前提下才可进行。
《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管理暂行办法》就小额贷款公司内部的风险控制监管体系如何设立及如何运作现有的法律文件中也就原则性问题作出了规范。
二、小额贷款公司的法律困境
从《指导意见》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界定可以看出小额贷款公司具有一般公司的性质，但是基于从事金融业务的特点，小额贷款公司又有其特殊性。小额贷款公司主要目的是服务三农，为农户和中小企业提供小额贷款，以抵押担保为主，资金的基本用途是发展农村经 济。小额贷款公司的成立，不仅拓宽了农户和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弥补了金融业务的不足，符合金融多元化发展的要求，从而扶助三农，更好的发展农村经济，还发挥了草根金融的优势，吸取民间限制资金，弥补金融体系的灰色地带，同时限制了地下钱庄、非法集资等非法借贷渠道的发展，更好的规范农村资金。然而受法律、政策及金融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小额贷款公司发展中也面临了一些亟待解决的法律问题。 就小额贷款公司所面临的法律困境来说，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小额贷款公司从事金融服务缺乏高阶位法律制度依据
目前对小额贷款公司的定位是非金融机构，不属于《商业银行法》的调整对象，但由于从事的是金融业务，《公司法》也不能完全监管，这就导致了小额贷款公司缺乏与之相配套的法律法规制度。虽然中国银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制定了《指导意见》，各省政府随之也制定了具体的实施意见、暂行规定，但由于《指导意见》属于部门规章，各省政府制定的实施意见、暂行规定属于地方规章，法律位阶过低，且相关规定的缺乏对小额贷款公司的进一步发展形成制约。另外，《指导意见》规定的内容过于宏观，各省的具体情况也有所不同，虽然大多数省份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了暂行规定等，但全国没有统一可行的法律来制约，容易造成制度规定混乱的局面。
（二）小额贷款公司的法律定位不明确
小额贷款公司既有银行的特点，又有公司的特点，同时还有民间金融的特点，但又与这两种情况都有不同之处，身份定位不明确。《商业银行法》第2 条规定：“本法所称的商业银行是指依照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设立的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等业务的企业法人。”而《指导意见》规定：“小额贷款公司是指由自然人、企业法人与其他社会组织投资设立，不吸收公众存款，经营小额贷款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这就决定了小额贷款公司只能是公司，是非金融机构。它不能像农村信用社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一样享受中央财政的定向费用补贴资金，也不能获得人民银行的再贷款支持。
但与一般的公司相比，小额贷款公司从事的却是金融业务，并且在注册资本的数额要求上又远远高于一般公司的注册资本额。这就使小额贷款公司处在工商企业与金融机构的尴尬境地，也阻碍了自身的发展。与民间金融相比，民间金融都是以个人信用作为基础是没有纳入政府监管范围的金融形式，法律只是禁止它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非法集资。其利率只要不超过国家基准利率的4 倍即可，但对于小额贷款公司的规定却比民间金融的规定要严格的多。如《指导意见》规定小额贷款公司的贷款利率的上限不超过同期贷款利率的4 倍，下限为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的0．9 倍。
（三）小额贷款公司发展后续资金短缺
《指导意见》规定了小额贷款公司不吸收公众存款，并明确规定资金来源，包括：资本金、捐赠资金和不超过净资产50%范围内的不超过两个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批发资金这三个方面。小额贷款公司不吸收公众存款的规定，可以防范金融风险，避免非法集资等造成的金融动荡，但这种“只贷不存”的经营模式给小额贷款公司的再融资带来阻碍，同时也限制了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
（四）小额贷款业务风险很难控制
这是我区小额贷款公司所面临的最主要的法律问题所在。从我区小额贷款公司在业务实践中所发生的法律问题来看，主要是不能有效的判别贷款客户的资信。很多案例都是小额贷款公司与客户签订了个人借款合同、抵押合同、保证合同后，小额贷款公司原告依照合同约定履行了发放贷款的义务后，客户有失信甚至躲账的情形，有的客户甚至下落不明，从而导致小贷公司面临很大的商业风险。
1．目前，小额贷款公司没有进入金融业系统查询客户资信度的权限，不能有效识别客户的多头申贷等不良现象，这就大大增加了小额贷款公司的业务风险。
2．小额贷款公司的贷款对象主要是农户等弱势群体，他们大都以种植业、养殖业为主，但是这种种养业对自然条件有很大的依赖性，如果遇到自然灾害很容易形成自然风险。
3．因为对农产品需求和农户生产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容易导致严重的市场风险。
4．部分农户对小额贷款公司的认识上存在误区，认为小额贷款公司是国家对农民的扶助，在这样的公司借钱，按时还钱的责任相对减弱，很容易引发道德风险。
（五）小额贷款公司缺乏明确的监管主体
随着小额贷款公司在扶贫、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和解决就业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的日益突显，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问题也逐步浮出水面，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缺乏明确的监管主体。《指导意见》中明确要求，凡是开展组建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省级政府，应明确一个主管部门担负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职责，但没有具体明确哪一个监管主体。目前，各地的监管部门不一，一般是由省金融办、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公安部门、人民银行分支机构、银监部门以及各区市和县的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小额贷款公司进行共同监管。但是这种监管体制不健全的多头监管带来责任不明，效率低下等弊端。如果各部门间缺乏有效的协调，就会出现多部门互相争权造成监管的无序，或者是多部门互相推卸责任造成监管的盲区，从而导致监管的虚拟化。
三、完善小额贷款公司的法律建议
（一）制定高位阶的法律法规
小额贷款公司在我国还处于初级阶段，缺乏与之相配套的完善的法律法规。虽然相关部门对小额贷款了《指导意见》、《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小额贷款公司有关政策的通知》、《财政部关于小额贷款公司执行的通知》、《财政部关于开展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增量奖励试点工 作的通知》等相关规定，但这些政策规定的法律地位低于部门规章，法律位阶过低，再加上各省的落实情况也存在差异，对地方政府和政府部门没有什么约束力，容易造成制度上的混乱，而且都是以粗线条、原则性的规定为主，这些都限制了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所以需要制定更高位阶的《小额贷款法》来规定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有效解决小额贷款公司的法律性质、市场准入、融资渠道、监管等一系列的问题，维护小额贷款公司的合法权益，确保小额贷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二）完善法律法规以明确小额贷款公司的法律性质和地位
由于对小额贷款公司的性质不明确，导致公司发展的小规模性和监管的缺位或重叠，所以应尽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小额贷款公司的身份。笔者认为应将小额贷款公司定位于非金融机构，原因有二：一是小额贷款公司“只贷不存”，这个特点有利于防范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其监管程度也可以低于金融机构，这样不仅有利于融资，而且可以缓解金融监管的压力；二是小额贷款公司主要是服务三农，目前农村已经有了农业发展银行、农村合作社等商业性质的银行，如果再让小额贷款公司成为这种商业银行，必定使贴近农村、运营成本低等优势消失，造成偏离服务三农的初衷，所以应将小额贷款公司定位于非金融机构。
（三）多方拓宽融资渠道
“只贷不存”是小额贷款公司区别于其他金融机构的主要特点之一，而就是这种依靠一条腿走路的方式导致小额贷款公司面临资金不足的问题，这也是当前在小额贷款公司发展中面临的普遍难题。目前，小额贷款公司主要是靠资本金运营的，从商业角度分析它实际上是一个投资公司，投资人要承担巨大的风险，资本金成本太高，回报则仅是利息，导致不可能成为真正盈利的商业模式，从而影响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壮大，所以应拓宽融资渠道，支持其可持续发展：一是可以适当增加公司的注册资本金，按照股东的出资比例增加出资额度，或者增加股东的人数等吸引新的资本参与进来；二是可以放宽公司从银行融资的限制，提高向银行金融机构的融资比例；三是地方政府可以为小额贷款公司加大资金、税收等扶持力度，加强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后劲。
（四）多措并举加强风险管理
要实现小额贷款公司的壮大可持续发展，必须先解决贷款风险的问题，降低呆账坏账的比例。首先，要有规范严格的业务流程，岗位之间要严格控制、互相制约，制定统一的农户资信度标准，加强与银行业的业务合作，减少操作风险。其次，在贷款前必须重点审查借款人的信用状况和经营业务的合法合规性，同时结合贷款人的经济经营状况决定贷款的数额，在贷款后还要随时观注借款人的经营状况，保证所借款项的安全运作。
（五）进一步明确监管主体和监管职责
篇9
关键词：中小企业；高利贷；融资
中图分类号：F276.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31(2011)11－0068－06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1.11.19
按照我国《民法》解释，凡利息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利息四倍的就属于高利贷，这表明借贷利率可以适当高于国家银行贷款利率，只要超过或者变相超过国家规定的最高利率限度就构成高利借贷行为。据此，本文研究的中小企业高利贷融资约定为利率超过法定指导利率的借贷行为。
一、信贷缩紧下中小企业高利贷创出新高
在货币政策持续紧缩的背景下，长期对正规金融有较强依赖的中小企业随着银根紧缩而遭遇生存困境。因资金链断裂而陷入困境的中小企业多转向以高利贷为主的民间金融，信贷紧缩下中小企业高利贷行为呈现新高的特点。
（一）中小企业被各商业银行抛弃的概率较高
自2010年以来，中央银行已经11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见图1）。在2011年5月13日第5次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后，一次性冻结银行资金3700多亿元①。中央银行连续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以及贷款损失准备金率的提高，最直接造成银行间市场流动性偏紧；至第五次调整之后大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高达21%，中小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达到17.5%②，商业银行的信贷扩张能力受到约束，贷款额度受限。
首先，当前调整信贷结构决定商业银行信贷资源更多的倾向于规模大、盈利能力强、风险小的大企业、大项目，而竞争优势不明显的中小企业很难获得银行资金支持。其次，银行基于综合收益率和金融风险防范的双重考虑，在金融资源配置的结构性调整中自然倾向放弃对中小企业的政策倾斜，选择压缩中小企业信贷投放规模。再者，不断严格的中小企业贷款审查以及放款和用款的手续办理，无形中增加了中小企业的贷款难度和门槛，对于担保不足、经营管理不善、信贷风险相对较大的只能排除在信贷体系之外，信贷资金并不可能成比例的流向中小企业。
（二）高利贷在中小企业融资中的比例提高
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企业发展除了依赖于传统的内源性融资以外，还有商业信用融资、股权融资、国际贸易融资、政策融资、风险投资等近40余种外源性融资方式以及多样性产品[1]。而事实上符合这些既有融资约定条件的中小企业不多，中小企业融资渠道相当狭窄，主要依赖于商业银行的信贷资金。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下，中小企业融资需求未能从商业银行得到满足；而在银行信贷额度收缩的时期，单纯依靠银行信贷资金则易导致中小企业资金链紧绷，民间高利贷融资成为中小企业摆脱危情的主要途径。
以我国最早实行利率改革的试点城市以及最早建立民间借贷利率监测制度的浙江温州市为例。2011年一季度末，温州企业运营资金构成中，自有资金、银行贷款、民间借贷三者的比例为56:28:16，民间借贷占比比2010年同期提高了6个百分点①,其中温州60%的农村企业、50%的城市企业以及87%的个人企业主都与民间借贷发生关系。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调查显示，温州地下融资的规模已经突破1800个亿②；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对民间借贷的监测数据，一般社会主体间发生的借贷约400笔，总规模比2010年第四季度增长5%，为5.65亿元；而通过30个网点监测到的中介主体借贷，总额6.47亿元，比2010年第四季度增长47.4%③。
（三）中小企业在高利贷中承担的利率攀高
由于小企业规模小、资金少、偿债能力弱、企业资信状况较差，在技术、市场、财务等方面都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在收益覆盖成本和风险的原则之下，商业银行对小企业的贷款利率将高于对一般企业贷款的利率。按现行政策规定，正规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贷款利率只是在基准利率水平之上再上浮30%，过高或过低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虽然民间信贷可以根据市场供求关系和借贷主体的成本―收益关系灵活确定利率，但弹性比较大，对于不同类别的中小企业表现一定的差别性。尤其在资金供给紧缩时期，民间借贷利率远高于法律规定的4倍标准；存在以高于融资机会成本的高利率水平给予危难中的中小企业以资金支持的高利贷行为。而操纵民间借贷利率的最终杠杆应是中央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其它手段相对作用微小，对利率走势没有长远影响；对于那些能起到“发信号”作用的政策，其效果显著[2]。
根据温州市经济贸易委员会的统计，一季度末，当地百家龙头企业利息支出达3.11亿元，同比增长40%，远远超出企业26.15%的负债增长率和18.3%的销售增长率④。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温州市监管分局的监测数据显示，2010年以来，温州民间借贷利率大幅度跃升，全年月度平均利率11.85‰，比上年提高0.98个千分点；2011年一季度综合利率单季度上涨了11.91%，比2009年第四季度的涨幅高了8个百分点；1―3月份，温州民间借贷平均月利率环比分别提高0.649、0.253、0.306个千分点。3月份比年初高出1.208个千分点，达到15.381‰（相当于年利率18.46%），创温州实行民间借贷利率监测以来的历史新高⑤。
二、中小企业高利贷融资不失为可行之道
（一）中小企业高利贷融资的主要争论
持续紧缩的货币政策导致的信贷结构性失衡，使得原本稀缺的银行信贷资本使用成本大幅度提高，不仅严重影响中小企业，还复活了大量高利贷资金提供者。高利贷已是身陷资金链困境的中小企业融资的首要选项，目前对于中小企业高利贷融资的观点不一。
一方面，有观点认为高利贷是导致中小企业扎堆倒闭的重要原因。高利贷融资法律界定不清，伴随着冒险、投机、暗箱等不合法行为，使得民间借贷的整个环节遭到破坏，甚而导致整条民间借贷资金链条的断裂，引起金融秩序的混乱[3]。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周德文副主任表示，在中央银行货币紧缩政策不改的情况下，部分资金不足且缺乏有效管理的中小企业很难从银行获得信贷支持，为解困资金难题而转向高利贷。虽然高利贷手续简单但企业融资成本较高，贷后中小企业在短期内所承担的高额利息易造成资金链断裂，致其倒闭破产①。
另一方面，也有观点坚持高利贷并非剥削而是利于中小企业生存发展。相较于中小企业庞大的基数，少数企业因资金断链倒闭的属于正常范围。中小企业大多是因为短期资金中转不畅陷入生存困境，民间借贷的发展正好顺应趋势，为其提供短期的借贷资金，帮助渡过生存困境[3]。经济学家茅于轼认为高利贷是一种资源配置的结果，是资金应该配置到效率最高的项目以谋求最高利息支付。高利贷之所以要求高额的利息支付是因为资金的供给不足，政府的不鼓励，无法可依。有能力承担高额利息的中小企业是可以通过市场经济机制运作的高利贷获得资金支持，并不是剥削②。
（二）中小企业高利贷融资具有可实施的基础
市场化经济环境中，以价格规律为基础，在保证有足够的利润空间和发展动力的条件下，适当放开中小企业贷款利率，即便是处于较高的利率水平也是可行的。
首先，依据微观经济理论基础，民间资本利率与国家信贷规模大小成反比；与地方资金需求量成正比；这主要表现在资金的供求上，反映在利率的上下浮动中。民间融资高利率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民间金融存在并有力支持小企业融资的经济基础。
其次，从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成功经验来看，按照利率覆盖成本和风险的原则，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一般给出18%―19%的利率，最高为30%，而当前我国民间融资的价格以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为标准，参照借款主体的性质和用途的不同而确定一般在20%~30%间，中小企业民间贷款利率适当上浮20%~50%是符合双方利益的。
再者，相对于银行信贷资本，民间资金既具有数量的优势也有质量优势，按照价值规律原理，民间资金借贷的高利率水平有其存在的微观经济基础。一方面，由于城乡居民闲置资金多但投资渠道明显狭窄，资本的趋利性决定民间融资对分流储蓄的冲击力（见图2）。受长假期间居民扩大消费减少储蓄和股市回暖吸引储蓄资金入市的双重影响，2010年10月显示在负利率水平下的住户存款锐减7003亿元③。而2011年4月我国住户存款净减少4678亿元，不同于前一次，此次储蓄分流更多的资金投向民间融资市场，储蓄存款的增速、增量明显降低④。
另一方面，不同于正规金融标准化的产品设计与统一的信贷流程，民间金融手续简单、形式灵活多样、及时迅速克服正规金融贷款审批时间长、控制成本高等弱点，正好符合中小企业融资需求多、额度小、期限短、时效性强、时间急、贷款频率高等特点。所以民间资本可以根据市场供求关系和借贷主体的成本―收益关系，制定高于融资机会成本的高利率水平作为高质量的收益与风险补偿。
所以，企业高利贷融资利率只要是在政策允许的上浮空间内，不是过度背离其价值基础，就是对中小企业贷款的合适定价。若既体现政策性又能对风险进行覆盖，还能保证适当的利润，就是解决小企业融资难题的可行之道。
三、中小企业利率可承受能力的数理分析
按照市场原则根据中小企业贷款的风险水平、筹资成本、管理成本、收益目标等因素进行贷款定价，就意味着要大幅度地提高中小企业贷款利率。高利率是市场机制下可持续发展中小企业贷款的一个重要前提，不仅资源配置需要高利率，中小企业也可以承受高贷款利率。具体可以通过中小企业融资成本的承受力分析进行验证①。
（一）中小企业对利率的关切度分析
相对而言，中小企业对借贷利率不太敏感、能够承受较高利率。根据对203户小企业主调查显示，小企业主对贷款额度、贷款办理时间、贷款服务质量、贷款利率高低四个指标关切度高低分别为52%、37%、2%、9%，贷款利率相对于贷款金额和时间并不是最关键的因素。中小企业的资本边际利润率比大企业高得多，只要可以获得资金支持，还本付息仅占生产成本的很小部分。中小企业更关注及时、可靠、方便地获得可持续发展资金而不是贷款利率[4]。
（二）中小企业的资本边际利润分析
由于中小企业规模小，资本稀缺程度远远高于大企业，资本的边际产出率相对大企业也要高得多。据世界银行的相关调查，银行每增加一单位的资本投资，中小客户能够获得的边际利润高达7%~8.47%，远远高于大企业的水平。事实上那些从来没有机会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的小企业借款人，利率虽高但他们仍然承受，正是因为他们能够利用获得的资本创造出远远高于大企业的边际利润。
（三）民间借贷与银行借贷的利率比较
按照资金供求机制理论，民间借贷与商业银行之间利率水平定价明显的不同。如下（图3.资金供需利率定价图）：当资金短缺时，由于商业银行存在官方指定的利率上限而出现“惜贷”现象，从而造成资金缺口。当引入庞大的民间资金补充商业银行信贷缺口时，在扭曲的市场供需条件下民间资金供给利率必然会高于银行利率，按照我国司法的规定高于银行利率四倍以上的高利贷存在也是合乎理论的。
目前，我国江苏浙江一带民间借贷利率最高竟达至月息30%，实际民间利率水平高于商业银行的贷款基准利率水平。而我国农村的非正规借贷中，接近50%的贷款利率高于国家同类贷款利率。
（四）中小企业融资的隐性成本分析
基于隐性成本的角度分析，正是因为贷款中隐性成本的存在，使中小企业获得商业银行信贷资金的实际资金价格总是高于名义资金价格。商业银行给予中小企业贷款利率多是在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但上浮比例高、幅度大，远远高于国际商业银行利差水平，中小企业承担的财务成本较高。而民间金融利率不仅需要参考商业银行贷款利率，也要包含中小企业所需付出的隐性成本。最终高于商业银行利率多倍的民间高利借贷就出现了。结合已有的实证研究具体分析如下：
假设中小企业可选择商业银行或民间金融借款，并且两个渠道的资金在短期内可以相互替代的关系。中小企业作为借款人只是资金价格的接受者，为获得商业银行与民间金融同等的待遇必须付出一定的隐性成本，这一成本平滑会影响各期资金流。
1．中小企业效用分析
中小企业获得资金用于生产的产出函数为：
其中BI 和BF分别代表借款人获得民间金融和正规金融贷款的额度。中小企业从商业银行与民间金融获得资金支持的成本为：BI（1+i）+BF（1+r）（1+?滓）其中，i和r分别代表民间金融和正规金融贷款的利率，?滓为隐性成本率。
中小企业最终的收益为：
其中，P为产出价格。中小企业无法决定从商业银行获得的贷款额度，但可以决定的是民间金融贷款额度。所以中小企业获得最大效用时，PF'=1+i（3）。根据边际产量递减原理，满足当时存在最优产量G（i,p），且BI=G(i,p)-BF（4），继而得到1+≥（1+r）（1+?滓），中小企业只有在民间借贷利率高于商业银行融资成本时，才从商业银行借款。所以隐性成本的约束条件为?滓≤i-r/1+r，隐性成本?滓与民间借贷利率i的相互关系（见图5）。
2．商业银行效用分析
假设商业银行效用函数为：
其中，v（?滓）是借款人违约的概率。而商业银行的劳动投入函数：
随着贷款量增加，所需要投入边际劳动量也在增加。进而将商业银行效用函数转化为：U（BF）=U，求最大效用得到：
假设正规金融机构设置的隐性成本率达到（5）式中的极端情况, 则（9）化为:
根据假设,L''>0，因此i与BF 间正相关,可以得到F为商业银行的反应曲线。
3．民间金融机构的效用
同理，民间金融机构的收入函数为：
YI=（i-g）[G（j,p）-BF]（11）
其中，g是民间金融机构的机会成本。对中小企业而言，在短期内资金需求总量是一定时，而获得的商业银行贷款BF 越多，所需要民间金融贷款就越少，所以民间金融机构反应曲线为I（见图6）①。
4．多方利率均衡分析
综合中小企业、商业银行、民间金融三方的均衡分析（见图7）。
图7中，B*F是借款人付出隐性成本后商业银行的贷款数量；?滓*是中小企业为获得商业银行贷款愿付出最大隐性成本；i*是中小企业隐性成本和商业银行贷款数量共同决定下的民间金融利率。因此，在中小企业资金需求确定的条件下，所付出的隐性成本越高意味着借款人越倾向从商业银行贷款，相应的商业银行贷款数量越高，而造成的最终结果是民间金融利率越高②。
（五）中小企业融资机构选择的分析
从不同机构针对中小企业的借贷利率看，虽然由市场供求关系和借贷主体的成本收益决定的民间信贷利率水平远高于商业银行，但利率弹性大而且手续简单、资金易得，具有地区与主体的差别性。在民间资金供求双方不违反市场规则的条件下，通过相关联方的内外部相互博弈与竞争，身处危情的中小企业更多地偏向于使用效率和效益相对日益达到最优的民间资金。尤其是在信贷紧缩的特殊经济时期，如果不能得到商业银行贷款，身处危机的中小企业更多会在自身可承受能力内，转向支付比商业银行贷款高出四倍以上利率的高利贷融资。
总之，在社会各界对高利贷利率的容忍度之内，使中小企业高利贷融资的相关利益主体能寻找到一个合理的支点，利于促进中小企业高利贷融资持续、健康、快速的发展。
四、中小企业高利借贷关键在于科学制定价格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保障中小企业高利贷融资的可持续性关键在于建立科学灵活的中小企业高利贷定价机制，使得民间贷款利率回归到中小企业可以承受的幅度空间之内。
（一）完善中小企业高利贷法律保障体系
因为缺少明确的法律界定与保护，高利贷融资难以持续稳定，要进一步推进中小企业高利贷的可行性关键在于完善法律保障。第一，以现有的法律架构为依托，适时调整不合时宜的法律规范和国家政策，协调修订涉及中小企业民间高利贷融资的法律法规。第二，明确界定中小企业高利贷融资行为的合法地位和主体资格，统一高利贷的利率制定准则，确保各项利率制定坚持以银行的贷款利率为参照，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结合实际情况在银行贷款利率基础上适当提高或下调，分门别类制定各种中小企业民间融资利率体系，保障真实反映出资金的实际价格。第三，法律保障与政策鼓励中小企业资金需求与民间高利借贷资金供给渠道有效对接，制定规范的中小企业高利贷款合同条款，以明确融资双方的权利与义务，保证合同的规范性和利率的法律有效性。
（二）构建中小企业高利贷利率定价机制
中小企业高利贷融资最重要的是科学制定价格，实行利率市场化，只要借款者能在偿还贷款本息之后仍有利润空间，双方自愿就宜认可。第一，明确地将高利贷利率限定在一定的法定界限内，以银行的贷款利率为参数，并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在中小企业可承受能力范围内专门制定高利贷指导利率，所有不违规的高利借贷行为与关系最终都将得到法律的保护。第二，区别各类中小企业实际需求，对具体的借贷关系进行具体分析，视中小企业借贷金额、期限、缓急程度、借贷双方关系、借款者社会信用度等方面情况灵活制定利率定价流程，以低借贷成本与高借贷效率完成中小企业合法的高利借贷活动。第三，通过增加银行信贷资金投放量，利用信贷增量和民间借贷利率的关系，引导民间借贷利率保持在一个较合理的水平上，有效控制银行储蓄量和民间融资量的比重，间接削弱高利借贷的市场潜在风险。
（三）加强中小企业高利贷风险防范
因为信用体系薄弱，民间借贷基本上无抵押、无担保，一旦民间借贷利率过高，偏离市场平均投资收益水平，就会引发民间金融机构资金链断裂，使经营者携款出逃现象出现，借贷者无力偿还等风险，容易导致社会生活和秩序的不稳定，所以要进一步加强中小企业高利贷风险的防范。首先，根据民间资金链条的社会资本属性，审慎选择高利贷融资对象。高利借贷不可为了贷款利润选择资信度不良的融资者，而是要倾向与有良好的信用以及后续偿还能力强或重复多次发生借贷关系的中小企业，限定资金使用范围，控制融资规模。其次，双方都要通过科技手段以及优势社会关系对合作者的身份、信用、还款源、抵押形式要详细核实和分析，明确风险纠纷的法律诉讼责任与义务。强调中小企业的第一还款源，要求提供抵押品。双方可承担的范围内进行借贷即便发生违约风险也可及时弥补。再者，支持设立针对中小企业高利贷融资的信用担保公司，完善信用担保公司的风险补偿机制和风险分担机制；鼓励发起设立金融中介服务机构，为中小企业高利贷融资提供包括法律咨询、信用担保、合同规范、跟踪服务在内的多方位保障服务。
（四）健全中小企业高利贷监管体制
由于民间高利借贷形式多样，政府部门缺少对民间借贷利率全面综合的估值与有效监管。尤其是货币政策紧缩时期，极易出现涉及金额大，欺诈违约的民间高利贷违法借贷风潮。首先，政府加强对一些规模较大的会、地下钱庄等机构要进行注册，防止恶劣的民间金融案件发生。同时对达到一定数量以上的中小企业高利贷融资实行审批制、监管制，达不到这一数量的实行备案制，以防止非法集资产生及不良的社会影响，保护民间融资的合法性。其次，及时掌握民间融资的资金量、利率水平和交易对象等，将民间融资纳入经济金融监测和宏观调控体系。并随时间的推移及时剔除转行、停业的监测单位，添加新进民间借贷利率监测单位，保证监测数据的及时、准确与真实。加大对民间金融机构的监测所需要人力物力的投入，提高观测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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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一、2012年镇海法院审理涉银行业金融纠纷案件情况之梳理
（一）受理案件数量与标的额为历年之最
2009年镇海法院受理涉银行业金融纠纷案件85件，标的额为1.69亿元；2010年，收案83件，标的额为1.47亿元；2011年，收案59件，标的额为0.34亿元；2012年，收案123件，标的额为5.58亿元，案件数量与涉案标的额为历年之最。
（二）简易程序适用率偏低、平均审理天数偏长
2012年镇海法院民商事案件平均审理天数[2]为32.13天，简易程序适用率为74.69%。2012年审结涉银行业金融纠纷案件94件，平均审理天数为61.44天，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34件，简易程序适用率为36.17%，其中审理天数最长的达到了156天，审理天数在100天以上的案件共计24件。该类案件简易程序适用率偏低、平均审理天数偏长的主要原因在于，借款人在贷款时提供的地址由于各种原因在诉讼时无法直接送达，只能通过公告送达应诉材料和开庭传票，案件判决后也只能通过公告送达判决书，这无疑使得案件审判周期只能随之拖宕延长，从而为银行高效及时地收回贷款带来了重要障碍。
此外，银行放款后对贷款监管通常依靠借款人是否正常还款作为主要考量标准，银行和借款人明显存在信息不对称，而信息收集方面的高成本又使得银行认为得不偿失，所以当进入诉讼程序时，银行对于借款人的情况知之甚少，这也给法院查明案情，及时审结案件带来了困难。
（三）结案以判决为主，调撤率较低
2012年镇海法院民商事案件调撤率为76.20%，而2012年审结的94件涉银行业金融纠纷案件中，判决结案59件，调解结案25件，撤诉结案10件，调撤率仅为37.23%。该类案件调撤率低主要原因在于，1.大量公告送达案件的存在。公告案件至少有一个被告下落不明，根据程序法的规定，只能判决处理，不能进行调解。2.银行对调解缺乏主动和热情。银行调解均要求收回借款本金和相关利息，作出让步的范围很小，几乎与判决差距不大，这使调解工作较难展开。
（四）案件分布普遍化与集中化并存
2012年镇海法院受理的涉银行业金融纠纷案件中，在分布上呈现普遍化与集中化两个并存的特点。普遍化体现在工行、建行、农行、中行四大银行均涉诉外，许多中小型金融机构，如镇海农村商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亦涉诉。集中化体现在工行、农行发案较多，两家银行涉诉65件，占2012年总收案量123件的52.85%，涉诉标的额4.07亿元，占2012年涉诉总标的额5.58亿元的72.94%。
（五）系列案件和批量案件多
同一企业因金融债务作为被告而产生的系列案件、批量案件多。2012年镇海法院受理的涉银行业金融纠纷案件中，同一公司两次以上作为被告的共有6家，其中涉及某工贸实业公司的案件多达18件，涉及某自行车公司的案件多达11件，涉及某紧固件公司的案件达7件。在涉及个人的金融借款合同案件中，同一个人3次以上作为被告的有24人，其中涉及王某良的案件多达17件，涉及王某生的案件有13件。
（六）担保去抵押化成趋势，新类型担保较少
在2012年受理的123件涉银行业金融纠纷案件中，仅有抵（质）押的32件，仅占26.02%；仅提供保证人担保的31件，占25.20%；抵（质）押和人保两者同时存在的38件，占30.89%；无担保的20件，占16.26%。在70件涉及企业案件中，仅有抵（质）押的8件，仅占11.43%；仅提供保证人担保的19件，占27.14%；抵（质）押和人保两者同时存在的38件，占54.29%；无担保的5件，占7.14%。从涉案纠纷来看，目前贷款已经不是完全依赖不动产抵押物，开始告别传统贷款模式的“不动产抵押物崇拜”，但仅仅是更多地转移到提供保证人的“人保”模式。虽然“人保”模式较“不动产抵押”模式方式简便，可操作性强，但“人保”模式容易给贷款带来道德风险等不确定风险因素。根据调查结果，目前银行贷款没有充分发挥企业的知识产权、股权、存货、应收账款等财产权利的担保效能，贷款担保方式的种类上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因此拓宽贷款担保方式从而促进企业贷款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七）涉企业案件标的额大
2012年镇海法院受理的涉银行业金融纠纷案件中，涉及企业案件（包括公司为借款人、抵押人、保证人）共计70件，标的额为5.24亿元，其中未偿还贷款本金额在100万元
至1000万元案件数共有38件，总标的额1.79亿元；1000万元以上的共有17件，总标的额3.41亿元；最高未偿还贷款本金额为3000万元。（八）涉诉企业行业类别众多，融资需求凸显
根据统计，涉诉企业的行业类型既有劳动密集型企业，以电器制造、金属材料、食品、纺织为代表，也有化工、贸易、电子科技等高科技、高附加值企业。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涉诉企业行业类别不同，但是由于行业类别原因而发生金融借款纠纷的比率却没有明显区别，由此可见涉诉企业发生不良贷款情况和所处的行业态势没有直接因果关系，更多原因是企业自身的经营情况。如企业过度投资，某自行车公司过度投资于福建矿业项目，最终资金链断裂。再如企业主个人行为失范，某机械制造公司的实际控股人吕某江在澳门豪赌上亿元，导致公司倒闭。
（九）涉企业贷款期限较短，追求短期流动性
根据统计结果，在2012年70件涉及企业案件中，涉诉企业贷款1年期52件，占总比重的74.29%；2年期12件，占总比重的17.14%；3年期2件，占总比重的2.86%；其他期限3件，占比重4.29%。
由此可见，企业的贷款期限集中在1年期。主要原因在于，1.涉诉企业大多为中小企业，中小企业货币资金的短缺、资金的周转能力不强、存货占用额较大、资金筹集渠道狭窄等导致其向银行进行规模小、频率高和更加依赖流动性强的短期贷款。2. 短期贷款利于银行进行风险防控，贷款期限越短，银行风险控制成本越低。
（十）涉企业贷款中采用互保联保方式风险大
互保是指由2个企业之间互相担保获得贷款。企业“联保”贷款，是指3家或3家以上企业自愿互相担保，联合向银行申请贷款的信贷方式，即3家或3家以上企业，自愿组成担保联合体，其中某一家企业向银行申请贷款后，联保体成员根据合同约定承担还款连带责任。在互保联保贷款实际操作中，银行为降低自身风险，一般要求企业提供至少一家优质企业作为互保联保成员。一旦贷款企业发生资金链断裂，提供担保的公司必将受到牵连，易发生连锁效应。例如某紧固件公司与某电器公司互保向银行贷款，2012年7月该电器公司出现资金链断裂，导致该紧固件公司自身融资难度增加、资金周转能力弱化，最终陷入困境、生产停滞。
（十一）涉企业贷款中异地授信、多头授信风险大
异地授信是指银行向所在辖区以外地区注册企业办理的各类授信业务的行为。2012年镇海法院受理的70件涉企业贷款案件中，涉异地授信案件为22件，占31.42%；标的额为1.56亿元，占2012年涉企业贷款总额5.24亿元的29.77%。22件涉异地授信案件中，仅提供人保的16件，标的额0.37亿元。
多头授信是指两家或两家以上银行对同一个客户授信的行为。2012年镇海法院受理的70件涉企业贷款案件中，涉多头授信案件为43件，占61.43%；标的额为4.09亿元，占2012年涉企业贷款总额5.24亿元的78.05%。如，某工贸实业公司向5家银行贷款，贷款标的额1.78亿元，无抵押担保标的额0.72亿元。另，涉及某食用酒精公司金融纠纷，虽目前案件仅2件，但该公司向13家银行贷款，贷款总额超过10亿元，现该公司超负荷经营，经营陷入困境，银行债权处于高风险状况。
二、银行业信贷风险之透视
2012年涉银行业金融纠纷案件数量和标的额大幅上升，与严峻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有关，宏观形势导致银行加大对不良债权的回收力度。同时课题组通过调研发现，实践中银行内控机制不完善和借款人信用危机所引发的纠纷日渐凸显。本文主要阐述银行因素和借款人因素所导致的信贷风险。
（一）银行因素
随着银行股份制改革被推向市场，银行注重以营利为目的，这就决定了银行在执行国家货币政策的同时，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银行间存在的过度竞争，潜藏巨大风险。将发放贷款的任务指标纳入考核标准，系督促银行员工敬业尽责完成本职工作的推动因素，但员工为追求贷款任务达标而竭力招揽客户，则可能引发业务操作中道德风险，从而放松对申请贷款客户的贷款资质及保证人资信状况的审查，制度设计因而流于形式，盲目放贷屡见不鲜。具体表现为：1.违反贷款通则规定，简化贷款程序，对借款人的信用等级以及贷款的合法性、安全性、盈利性等情况未进行审查即发放贷款。如某铝业公司已濒临破产，但某银行对其贷款资质未严格审查，在公司仅提供人保的情况下依旧放贷，2个月后才发现该公司已经经营困难，保证人下落不明。2.违反签约程序，是否系借款人真实意思表示不作考量，他人代签时缺乏借款人的授权手续。某银行洪某要求还款，但洪某称并未向银行贷款，后经笔迹鉴定，贷款合同上签名并非洪某所签。3.贷款到期后，不进行积极回收，反而借助贷新还旧业务，增加了银行贷款回收的难度。
同时，在业务操作中，担保意识薄弱，导致借款担保纠纷出现。具体表现为：1.在贷新还旧的借款保证案件中，对于借款用途加以掩盖，注明“购买原材料”等用途，以逃避上级主管部门的监管。从法律角度而言，借款人与银行的行为构成恶意串通、骗取保证人意思表示而转嫁贷款风险的欺诈，如果保证人提出抗辩并经查证属实，则造成担保落空。2.对抵押、质押、保证等担保方式的合法性审查不实。《担保法》及《物权法》规定“登记生效”与“登记对抗”规则，但银行疏于办理登记手续，进入案件审理阶段才发现该房产重复抵押，或者已转让给第三人，致使银行在无法收回贷款的同时，还无法主张实现该房产的抵押权。在保证人担保的借款中，许多关联企业之间进行相互担保，虽然明显构成企业信用的恶意膨胀，但银行却对该种形式的贷款予以默认，给银行资金的安全埋下严重隐患。如某自行车公司、某机电公司与某工业公司系关联企业，相互担保向银行借款，该三家公司业主王某生资金链断裂，某银行对其贷款形成不良。
（二）借款人因素
1.企业因素
部分企业自身履行能力弱。在金融纠纷案件中，部分企业由于受经济大气候的影响，尤其是一些以出口为主导的企业，国外订单减少，生存举步维艰；部分企业由于内部决策失误、管理混乱、产品滞销，导致严重亏损，无力清偿债务；部分企业由于为其它企业担保涉诉，从而陷入暂时性的经营危机。这些企业有的已经资不抵债、濒临破产，没有挽回的余地；有的是尚有市场、有前景，仍然可以“起死回生”。但是无论是哪类情况，大多对当前的金融债务履行能力较弱，甚至根本没有履行能力。
部分企业还款意愿下降和转移资产、刻意脱保等各种故意逃废银行债务现象抬头。其形式在实务中主要表现为：（1）以改制、重组、合并、分立、增减注册资金、解散、破产以及抽逃、隐匿、转移资产等方式，损害银行债权。（2）通过非正常的相关交易抽逃资金、转移利润、转移资产，损害银行债权。（3）
以多头开户、转户等方式，蓄意逃避债权银行对贷款的监督，致使银行贷款本息难以收回。（4）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产权不清的担保，或恶意拒绝补办担保手续。（5）不经债权银行同意，擅自处理银行债权的抵（质）押物（权），损害银行债权。（6）隐瞒影响按期偿还银行债务的重要事项和重大财务变动情况，致使银行债权处于高风险状况。（7）拒不执行法院和仲裁机构已生效的法律文书，继续拖欠银行债务。2.个人因素
在个人住房按揭贷款纠纷、汽车消费按揭贷款纠纷中，借款人的违约风险与信用危机因素亦可从客观与主观两方面进行分析。
从客观因素分析，主要包括自然原因造成的风险和社会原因造成的风险。前者主要表现为借款人因不幸事故、意外伤害、疾病等原因导致死亡、伤残、丧失工作能力而失去还款能力可能产生的风险。后者主要表现为借款人因所在单位倒闭、被兼并、政策性裁员等个人无法抗拒的原因而失业，或造成收入下降，致使借款人无法继续归还购房贷款可能产生的风险。
从主观因素分析，部分借款人缺乏信用观念，主观恶意拖欠贷款。这部分人虽然存在偿还能力，但拒绝主动向银行偿还欠款，对银行的贷款能拖则拖，拒绝接听银行催收电话，在收贷人员上门催收时，拒不合作。还有部分借款人可能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而故意违约，当违约所带来的经济利益超过所带来的损失时，借款人选择主动违约。如在车贷纠纷处理中，因处分抵押车辆的价值往往低于应偿债务，借款人往往选择违约，从而将车贷风险转嫁给银行。
三、加强银行业债权保护的对策研究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安全关乎国家安全、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对于宁波区域而言，宁波今后能不能实现既定的发展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金融业的整体实力和创新能力，要更好地发挥金融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保障作用，以金融实力壮大发展实力。[3]当前涉银行业金融纠纷案件高发的困境，是多元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化解涉银行业金融纠纷案件的利益纷争，需要从多角度着手分析。
（一）加强源头治理——银行内部机制的完善
涉银行业金融纠纷的产生，源于贷款资金的回流不畅，追本溯源，如果强化银行贷款环节的管理，则在很大程度上可降低借款人违约风险的机率。
1.强化依法经营的意识
首先，银行应依法经营。开展授信业务，应严格执行《商业银行法》、《商业银行授信工作尽职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监管部门的规范性文件要求，认真落实各项风险控制措施。其次，银行之间应遵守银行业协会的自律规则，规范市场竞争行为，树立风险意识和公平竞争观念，避免恶性竞争环境下导致的规则失范。
具体而言，银行应当加强贷前调查、严格贷中审查和贷后管理。（1）加强贷前审查。银行要加强对借款人提交申请资料的审核，重点审核借款人的信誉程度、收入证明、偿还能力的真实性。要科学制定个人资信评估标准和识别业务真实性的贷前审查制度，实行双人调查。要借助个人征信管理系统和信息系统，了解审查借款人的基本信息、信用程度、诚信状况。要与借款人进行见客谈话，实地调查借款人真实居住地、核实贷款抵押真实性，了解抵押物所有权、变现能力等情况。（2）严格贷中审查和贷后管理。银行要严格审批程序，认真审核贷款资料的真实性、可靠性，尤其是对借款人和保证人诚信、还款能力等事项要进行严格和独立的审查。在贷款发放后，要加强贷款用途的管理，防止贷款挪作他用，密切检查和监控借款人还款能力变化和还款意愿，一旦发现不良还款记录，要及时督促借款人和保证人履约还款，必要时依法及时提讼或申请仲裁。
2.完善员工行为管理及合同管理
（1）加强银行员工行为管理。广泛开展员工职业道德和诚信教育，并将诚信状况作为招录、晋升、奖惩员工的重要内容。加强员工行为监督和动态风险排查，有效防范员工参与民间借贷、非法集资，充当社会融资“掮客”等违法违规行为，强化案件防控。加强对“客户经理”和基层网点负责人等一线员工管理，完善绩效考评办法，避免短期行为，对为非法办理贷款提供便利的违规违纪人员，应严肃查处。（2）规范和完善信贷合同条款。银行应当规范各种文本，使文本含义符合法律的要求，避免语言歧义或用词失范所导致的理解上的模糊，防止纠纷产生后因证据形式不规范而产生的风险。同时，将企业提供真实财务报表的义务、融资总量不超过一定金额的义务或经营状况发生较大变化时增加实质性融资的通知义务、对外担保不超过一定金额的义务、贷款按约定用途使用的义务等写入合同，明确违约责任，增强对企业的约束力。
3.健全异地授信、多头授信风险控制措施
虽然异地授信、多头授信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企业的资金需求，但由于企业与银行的信息不对称，极易导致过度授信，从而放大了银行的信贷风险。
银行应完善授信风险管理制度，应严格异地授信、多头授信业务的介入。（1）建立目标展业地经济、金融、主导产业和政府服务职能等情况的调研机制，明确异地业务和多头业务产业和客户目标群。对主营业务不突出、关联关系复杂的或融资结构不合理的异地企业或集团公司应审慎放贷。（2）充分利用“人行征信系统”、“银监会派出机构客户风险监测预警系统”等信用信息，推进同业信用交流与共享。（3）银行应对异地授信、多头授信业务实行严格的问责制。对因调查、审查、审批、发放、贷后管理、风险资产处置等环节内控不严、管理缺位造成授信业务风险的，严格按照内部问责制进行责任认定和追究。
（二）完善信用体制——减缓借款人信用危机
借款人信用危机的产生，不仅增加金融纠纷案件审理的难度，而且导致了执行程序中的效率降低，破坏了社会信用体制的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制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项系统工程，关键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讲求诚信，理性发展
要坚决贯彻党的十八精神，将诚信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大力推进政务诚信、商务诚信建设，加大对失信行为惩戒力度，在全社会大力提倡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和正确的荣辱观，抵制急功近利、奢靡腐化，形成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氛围。引导企业适度投融资，理性发展，加快转型，督促健全财务制度和信息披露机制，提高诚信水平。
2.建立商业化运作的信用管理制度
信用管理制度以信用登记、信用征用、信用评估、信用为主要内容，其中信用登记内容包括企业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合同履行情况、诉讼记录、竞争能力、未来发展的信用记录等，政府要建立诚信机制，实现工商、金融、税务、劳动就业、社会保障、
公安、法院等相关部门的信息资源共享，建立健全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3.培育独立、公正的企业信用评级机构
就我国目前的信用评级机构来看，绝大部分是从政府内部的资信评级委员会或银行系统内部的评级机构演化而来，在人员、业务性质、资金各方面都与原来的机构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信用评级机构应当是一个独立的法人组织，它要具有中立性和公正性，这样才可以实现评级过程的独立、科学和权威，提供真实完整的信用评级。
（三）发挥审判职能——保护金融安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司法是纠纷解决的最后一道防线，保护银行业金融安全是民商事审判的主要职能之一，在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基础上促进金融市场的勃兴，是对公正高效司法的最好诠释。
1.更新司法理念，依法充分保护金融债权
金融安全关系着国家经济安全，金融不稳，则社会不稳。法院要进一步强化认识维护金融安全的重大意义，牢固树立大局意识，坚定不移地运用司法手段，依法维护金融合法债权，保障金融安全。2012年，省高院下发了《关于加大审判执行力度推进我省银行业不良资产处置的通知》，市中院专门出台了《关于加大审判执行力度推进我市银行业不良贷款处置的意见》，提出具体举措。具体讲，首先要强化保护金融债权的理念。如在适用诉讼时效制度中，要坚持重在保护金融债权的价值取向。注重在破产案件审理中金融债权的保护，同时要严厉制裁违约失信行为，维护市场诚信。其次，要贯彻合同自由的理念，支持金融创新。如对具有金融创新行为的金融借款合同的效力认定方面，只要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司法应予支持。此外，要树立适用法律与适用国家政策相结合的理念。由于金融体制改革正在稳步推进，金融发展日新月异，法律的规范明显滞后，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在审理金融纠纷案件中，如遇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不明时，应当结合国家的金融政策进行决断，力求金融案件审判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2.创新司法手段，提高司法效率
（1）创新审判机制。一是要积极探索和建立金融案件的专业化审理机制，不断提高金融案件承办法官的专业化水平。二是创新送达手段，引导银行诉前即在贷款合同或担保合同中与借款人、担保人预先约定送达地址、方式及法律后果，有效解决“送达难”问题。三是采取繁简分流，尽可能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在严把案件质量关的基础上，简化诉讼程序，努力做到“当庭审理、当庭裁判、当庭送达、快速结案”。四是采取“优先排期、集中开庭”，加快案件处理进度。同时，对同一金融机构、案情类似的同批次案件，尽可能集中处理。
（2）创新新型担保方式司法保障。省政府2010年出台了《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加快创业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其中明确提出：支持地方金融服务创新，鼓励探索运用商铺使用权、林权、排污权担保等新型担保方式。市委市政府、区委区政府也应积极应对，出台相关政策，帮助企业克服提供抵押或质押的有形财产不足的现状，提高其自身的担保能力，拓宽担保物范围，创新担保方式。法院则通过涉创新担保方式纠纷案件的审理，适度放宽设立担保物权有效性的确认，使企业具有一定价值和可转让性的财产权利在内的一切财产都成为担保物权标的，保护借贷双方的合法权益。
（3）创新抵押物处置方式，快速实现担保物权。2013年实施的《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增加了快速实现担保物权的新规定，从程序法上完善担保物权实现处理机制，体现出程序法与《物权法》等相关实体法律规定的相统一，在权利义务不存在争议的前提下，给予法院更大的职权空间，以缩短裁判周期，体现效率价值。省高院已出台《关于审理实现担保物权案件的意见》，为高效便捷地实现担保物权、更好地保障金融债权提供了程序依据。
3.强化风险防范，增强联动效能
（1）法院与政府机构联动。法院应建立和加强与相关政府部门，尤其是市区金融工作办公室的日常联系沟通机制，加强不同层次、不同类别、不同对象之间的信息交流，及时了解辖区内银行业等金融企业的运行状况、政府部门相关行政决策，在某些案件执行上寻求政府部门协调和支持。
（2）法院与金融监管部门联动。法院及金融监管部门应该建立健全金融信息披露制度，增强监管的透明度。披露制度一方面是银行监管部门在一定范围内向法院披露银行业运营信息，另一方面是法院在一定范围内向银行监管部门披露审判运行态势，以使监管部门了解银行业存在的普遍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