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理论的发展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济理论的发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迪克斯特与斯蒂格利茨(Dixit&Stiglitz,1977)《垄断竞争与最优产品多样性》(Monopolis-ticCompetitionandOptimumProductDiversity)一文在《美国经济评论》上的发表,标志着新贸易理论及相应的新经济地理理论的产生。与传统的以新古典经济理论为基础所决定的企业区位选择、区域生产力布局及区域发展模式观点不同,该理论从运输成本的降低及由此所引起的聚集经济、递增收益、规模经济性、外部性或者说溢出效应(如技术的溢出效应)等角度探讨企业区位的选择及区域经济增长模式等。许多经济学家对此作了深入的研究,如克鲁格曼(Krugman)、马丁(Martin)、阿明(Amin)、弗塞尔(Feser)、伯格曼(Bergman)及沃纳伯尔斯(Venables)等。

1•新经济地理理论中的区位理论。克鲁格曼(1991)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递增收益与经济地理》(IncreasingReturnsandEconomicGeography)一文通过一个简单的模型说明了一个国家或区域为实现规模经济而使运输成本最小化,从而使得制造业企业倾向于将区位选择在市场需求大的地方,但大的市场需求则又取决于制造业的分布。所以,中心—边缘模式的出现依赖于运输成本、规模经济与国民收入中的制造业份额。他与大部分经济学家所运用的马歇尔(Marshall)的外部性经济概念不同,马歇尔的外部经济认为,企业区位聚集有三个原因:第一,几个企业集中于一个区位提供了特定产业技能的劳动力市场,确保了较低的失业概率及劳动力短缺的可能性;第二,地方性产业可以支持非贸易的专业化投入品的生产;第三,信息的溢出可以使聚集企业的生产函数好于单独企业的生产函数。①而克鲁格曼却注重一般性的外部经济,而不是特定于某一产业的外部经济,所以,其外部经济概念是与需求及供给关系相联系的,而不是纯粹的技术外溢效应。格斯贝茨与施姆兹勒(Gersbach&Schmutzler,1999)通过模型探讨了存在产业外部与内部外溢效应条件下的生产与产品创新的地理分布,以及对产业聚集的影响。他们认为,递减的联系成本支持产业的聚集,同时也存在产品创新的多重均衡。产业群内企业的竞争与合作效果可以达到两阶段博弈的子博弈完美均衡,这通过美国硅谷的经验而得到证明。瓦尔兹(Walz,1996)的研究结果表明,地方的经济增长起因于产业部门的地理集中所表现的持久的生产率增长,这同样与技术等要素的溢出效应密切相关。

他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会导致递增的生产与产品创新的区域集中。弗塞尔与伯格曼(1999)通过区域与产业群的概念,系统地阐述了形成聚集优势的理论基础:外部经济、创新环境、合作竞争与途径依赖等,并且还通过价值链与投入—产出途径来确定产业群的存在,通过区位系数、网络分析等对产业群进行分析。马丁(1999)探讨了存在聚集经济条件序列区位竞争的结果,他通过模型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存在聚集经济时,赢得第一次的区位竞争使得一个区域对下面的企业更具吸引力。所以,第一个企业可能获得较高的财政激励,而第二个企业则可能获得的补贴较少,但其却从产业聚集的外部经济中获益。对较早的投资吸引所获得的动态的或者说长期的效果可能超出其直接的经济效果,因为这对以后的产业吸引形成一种区域环境。而这种第一次区位竞争的动态竞争力也使得对序列竞争的补贴或者说激励趋增,从而引起区域之间的恶性竞争。马丁的模型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决定及产业的地理集中进行了预测,指出了第二个企业选择与第一个企业相同区位的可能性,因此也就有可能形成一个产业群,在同一区位的企业随着外生的(自然的)相对成本优势与内生的(获得的)聚集优势的增加而增加。由于赢得第一次区位竞争对区域发展具有如此的动态经济效果,因此各区域内为吸引新企业进入提供各种激励措施。但埃利斯与罗格斯(Ellis&Rogers,1997)利用博弈论分析了各区域利用激励措施吸引新企业进入所面临的囚徒困境状况:它们为吸引新企业进入而提供激励,各区域之间为争夺企业而进行的竞争便从此开始,区域提供给企业的激励最终可能会超出其对该区域的真正价值,使得区域清晰地知道如果没有区位竞争它们或许会更好。传统的区位理论侧重于工业区位。而新经济地理理论则将工业区位理论延伸到办公区位(OfficeLocation)、零售区位(RetailLocation)等。泰姆泊尔(Temple,1994)在把办公活动分为三类的情况下分析了办公区位的选择。她认为,传统的工业区位决定因素对于决定诸如会计、广告及市场营销等服务部门的办公区位并没有多大作用,这些部门本身会产生自身的外部规模经济,而正是这种外部经济性的存在,使得金融与市场营销等部门会聚集或定位于城市中的相同地区,即这种外部经济性产生了自身的动向或推动力,从而成为决定办公区位的一个决定因素。当然,对产业聚集地也有另外不同的观点,如哈德、瑞斯与斯文森(Head、Ries&Swen-son,1999)推测群居行为(HerdingBehavior)可能导致产业群;而Decoster&Strange(1993)则提出了问题可能是隐藏在聚集之后的一种重要作用力的观点,这主要涉及经理人员决策制定的声誉成本问题。

2•新经济地理理论中的贸易理论。新经济地理理论将距离因素以运输成本的方式自然地纳入到整个理论体系中去,从而改变了传统的不考虑运输成本对贸易产生影响的看法。而运输成本的减少也就成为新经济地理理论中聚集现象发生及增长方式转变的原因,并以此来回答传统的贸易理论所不能回答的事实:(1)贸易量随距离的增加而迅速递减;(2)价格在区位之间并不相同,地点之间的距离越远,差异也越大;(3)要素回报在国家之间并不均等;(4)不同国家的行业生产率差异很大。地理位置虽作为贸易量的一个重要解释变量,但在传统的贸易理论中,其理论含义并没有得到强调。距离及其相联系的成本不但决定着贸易流量,而且也决定了不同国家之间的区域贸易方式、产业结构、要素价格与收入差异等。克鲁格曼(1991)利用简单的两区域模型、农产品无运输成本假定和萨缪尔森(Samuelson)的“冰川”(Iceberg)型工业品运输成本来说明区际贸易的产生及最终的中心———增长模式,即每一单位的工业品从一个区域转移到另一个区域,只有一部分能够到达。而这部分工业品与区域运输成本呈反比例关系,或者说是运输成本的倒数指数,它也是决定区域收敛或发散的最终参数。且有两种作用力———本国市场效果与价格指数效果使得区域趋向发散,而另一种作用力———本地农产品市场的竞争度使区域趋向收敛,而最终是否收敛或发散则取决于两种作用力的比较。

沃纳伯尔斯与李冒(Venables&Limao,1999)在利用传统的李嘉图及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并将运输成本纳入到理论中去时,发现要素禀赋与要素密集度并不是确定贸易方式及生产方式的充分条件,这也依赖于国家或区域的位置———特别是与经济中心的距离及物品的运输成本。而且,他们还给出了运输倾向性的确切定义,它依赖于运输最终产品及用于生产的中间产品的成本。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距离还降低了实际收入。它对不同要素价格的影响却显得较为复杂,这依赖于运输密集度与要素密集度之间的相互作用。运输成本使偏僻地区的实际收入降低,但减少运输成本却并不能必然使所有区域受益,由此所引致的供给反应将导致贸易量的变化,典型的情况是运输成本的降低可能会导致相对偏僻区域的实际收入增加,而却减少了欠偏僻区域的实际收入。当然,偏僻区域并不必然是一个活动贫乏的区位,因为它们的距离已经反映在它们的要素价格水平上。新贸易活动的区位选择相对于已有活动的密集度而言,依赖于要素密集度与运输密集度。伊顿与考图姆(Eaton&Kortum,1999)不但将地理因素而且还将技术因素纳入其贸易模型,并探讨了贸易获益、贸易使技术的收益扩散、技术与区位决定专业化的模式、移民对工资的影响、关税减少的结果等五个方面。他们认为,自由贸易使各国都会受益,小的国家可能比大的国家获益更多,这与后面要讲的新区域主义的观点相类似。而一个国家(或区域)的技术进步可使整个社会福利水平提高,技术扩散的受益大小则取决于受益国的资源与扩散国之间的相似性等状况。

3•新经济地理理论中的收敛及发散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提出区域收入趋同后,随着以罗默(Romer,1986)与卢卡斯(Lucas,1988)为代表的内在增长理论的延生,在20世纪80年代小阿莫斯(AmosJr,1988)提出了“在经济发展后期阶段区域收入趋异”的假说。罗默指出标准的索罗增长模型的技术假定会导致贫困国家或地区将经历较快的增长,但由于递增收益概念的引入,并且通过利用该概念建立的理论模型所得出的结论与战后各国的经济增长情况基本上保持一致,没有出现较贫困的国家与较富裕国家收敛的趋势,也即现实中的区域发散性。这与新经济地理理论相似,因为新经济地理理论主要从聚集经济、外部性等内生增长的角度探讨区域经济增长。对于区域发散的观点主要有三种解释:(1)生产技术内生地有利于技术领先者,这使得存在递增收益条件的结果是富者越富,差距越来越大。这是因为技术因素是决定区域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技术能否扩散影响到区域不对称性的延续,进而影响到区域的收敛与发散。基凡奈蒂(Giovannetti,1999)则在区域不对称的演变过程模型中指出,作为由不同区位企业适应性决定的结果,区域不对称(主要是技术方面)具有四种均衡状态:持续不对称(PersistentAsymmetry)、蛙跳式(Leapfrogging)、保持进步(ForgingA-head)与追赶式(Catchingup)。他认为,持续不对称不会被企业所采纳;蛙跳式是低质量企业采纳的方式;保持进步则是高质量企业采取的方式;追赶式是每个企业都能采纳的方式。(2)鲍默尔(Baumol)与巴罗(Barro)等人认为,虽然收敛是最终的结果,但只有拥有一定人力资源基础的地区或国家才能够利用现代技术保持收敛趋势。一个贫穷的国家只有在一定的人力资本基础上才能比较富裕国家增长得更快。而多瑞克与圭根(Dowrick&Ngugen,1989)则认为,收敛只会发生在最富裕的国家,特别是经合组织(OECD)国家,所以被人们称作“俱乐部收敛”(ClubConvergence)。(3)巴罗与萨拉—艾—马丁(Barro&Sala(I(Martin,1991和1992)等人提出的条件收敛(ConditionalConvergence)观点认为,尽管国家现在的收入水平与长期趋势之间的差距越大,其增长也就越快,但由于没有长期增长的潜能,致使最终趋向发散。但不管是哪种观点,如果从内生增长或递增收益的角度探讨区域收敛或发散问题,这些观点所得出的结论对于贫穷国家的来说则是较悲观的。

二、新区域主义的兴起

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的形成,经济学家及贸易理论家特别关注两个问题:一是世界区域贸易新格局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社会福利?二是区域主义是有利于还是不利于多边贸易的自由发展?这种新区域主义(NewRegionalism)观念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它与二战后传统的或者说是旧的区域主义观念(OldRegionalism)的不同之处在于:一是多边的自由化更加完全;二是经济欠发达国家已经放弃了闭关自守、反对市场经济的做法,其政策也是尽量加入到多边贸易体系。埃思尔(Ethier,1998)认为新区域主义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1)当代区域主义一个典型的特征是,一个或更多小国家把自己与一个大国联系在一起;(2)小国正式或者已经实施了重大的单边改革;(3)区域协定很少只强调贸易壁垒,这通常涉及到深层次的一体化问题;(4)成员国之间的自由贸易还并不是全部,自由化的程度是适度的;(5)所达到的自由化基本上因小国的让步而实现的。这种新区域主义的形成也许是对多边贸易体系所作的一种内生反应,它能将转轨国家成功地纳入到多边贸易体系中,而多边主义自身却不能完成这种使命。当然,新区域主义的形成同样影响到企业的区位选择、区域经济增长方式选择及收敛性问题等等。汉森(Hanson,1998)通过实证分析探讨了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形成及经济一体化对各国产业区位选择所产生的重大影响。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加拿大、墨西哥及美国生产的空间组织发生了变化。在墨西哥,与美国的经济联系使得原来的墨西哥城工业带就业人口迅速减少,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北墨西哥工业区就业人数的迅速扩张以及熟练工人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经济一体化对美国与加拿大的产业区位影响则相对较弱。当然,与墨西哥边界邻近的美国城市,其就业的增长与邻近墨西哥区域的进口密切相关。

篇2

关键词：商务旅游 循环经济 协调发展 生态旅游产品 绿色营销

商务旅游作为一种旅游形式，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快速发展，至今一直保持着较快的发展速度，目前已经成为现代旅游业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其近年来发展规模、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来分析，商务旅游与社会经济发展存在较强的正相关关系，越来越成为全旅游业发展的新趋势，发展商务旅游已经成为一个城市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稳定，经济迅速发展，促使我国的商务旅游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逐渐融入到世界商务旅游发展的潮流当中，已经成为我国旅游业中赖以生存的一个主要市场，商务旅游在我国旅游市场和旅游发展中也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城市能源和城市生态危机也随之而来，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遭到严重破坏。能源的无节制滥用，导致一些能源、资源的枯竭或者正濒临枯竭，给我国商务旅游的持续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如何使商务旅游在节约能源、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快速发展是我国旅游业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学者们必须进一步研究的课题。与我国商务旅游迅速发展的实际情况相比较，国内有关商务旅游理论的研究却显得相对滞后，几乎没有学者从生态学和循环经济的角度对商务旅游进行探讨。目前对于商务旅游概念的界定、内涵、外延等还存在较大分歧，相关研究文章不但数量有限，而且很分散、重复程度较高、理论研究不深人。

针对以上问题，笔者选择商务旅游作为研究重点，以循环经济理论为出发点，试图运用市场营销学、旅游服务营销学、城市学、生态学等理论对商务旅游的理论模式和实践类型进行深入的分析，希望能对我国商务旅游的研究起到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以促使国内学者更加深入的研究，把握市场变化趋势，统筹规划，构建我国商务旅游发展的优化模式。

一、商务旅游的概念及特点：

（一）商务旅游的概念

商务旅游是新兴的旅游项目，发展非常迅速，但是目前学者们对商务旅游的研究主要采取定性描述的方法，较多地关注于应用方面的探讨，因此，关于商务旅游的定义说法众多，至今未有一个统一的定义。

英国的名誉教授伊恩・麦克尼科尔（Iain・McNicoll）从旅游经济学角度在其综合报告《英国旅游卫星账户中有关“商务旅游”的处理意见》中将商务旅游定义为“商务旅游是一种与访问有关的个体消费，这种参观访问符合商务旅行出差的标准”。勃・戴维森（Rob Davidson）从旅游动机角度进行定义：“商务旅游涉及的是那些因为工作关系而旅行的人们，因此是最古老的旅游类型之一。人类从早期就开始了出于商务目的的旅行”。

通过对上述概念的研究，笔者试图将商务旅游定义如下：商务旅游是指商务人士在商务活动过程中产生的所有旅游消费行为。既包括传统的个人或者公司的公务、商贸旅游，也包括新兴的行业会展、奖励旅游以及大型商业性活动。

（二）商务旅游的特点

1.逗留时间长、人均消费高

据统计，来中国的海外商务游客的人均消费比观光客多31美元，高出23%。来中国的海外商务旅游者在华停留超过15天的达10%；而观光客停留15天以上的仅有5.8%，国内游客也呈现同样的特征。商务游客一般不受余暇时间和可自由支配收入的限制，旅游时间即工作时间，其各项费用基本上是由组织或公司支出，标准较高，所以商务客人在住宿、通讯、宴请、饮食、交通等方面都较为讲究。行则头等仓、公务仓，住则五、四星酒店，出入高档餐馆、宴请客户联络感情等，其人均花费、人均日花费均高于其他目的旅游者，并且其消费范围多集中在大、中城市。

2.目的地选择非自主性

与休闲旅游者相比，大部分商务旅游者不是自己选择旅游目的地，而是工作需要或由他人决定，商务旅游者不是自己花钱而是由公司买单。因此，商务旅游者一般不能根据自己的意愿来选择商务旅游目的地，而是根据公务需要和公司的业务需要来选定目的地。

3.受季节变化影响小、重游率高

由于自然气候的周期性变化和人类的社会经济生活具有周期性规律，一般旅游活动具有明显的季节性。例如，每年的“五一”、“十一”为休闲旅游黄金周，而商务旅游一般是为了工作需要，而公司的工作一般不受季节变化的影响，因此，商务旅游受季节、天气变化的影响较小。商务旅游且重游率高，以海外商务旅游为例，4次以上来华者高达72，1%，首次访华的观光客中，商务游客只占9.8%。从实际中看，商务旅游者是出于特定的业务目的外出旅行，他们多属于重游客、再访客，这是由其工作的性质及来访的目的所决定的。

二、循环经济的含义：

循环经济（circular economy）一词是物质闭环流动性（closing materials）经济、物资循环（resources circulate）经济的简称，是一种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传统增长模式的根本变革。

循环经济是一种善待地球的经济发展新模式，它要求把经济活动由传统的“资源――产品――废弃物”的单一线性流程，转变为“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流程，使物质和能源在不断进行的经济循环中得到合理和持久的利用，从而把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降到最小，在物质循环的基础上发展经济，在这个意义上，循环经济是一种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增长模式。

六、我国商务旅游发展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建立以人为本的循环经济观念

在以往的商务旅游开发战略与规划中，一般强调的是物质设施的规划，而对旅游开发涉及的人的因素，尤其是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关系的协调重视不够，导致在开发中出现利益冲突，尤其是社区居民与开发商之间的利益冲突，限制了商务旅游的开展，从商务旅游开发的长远的综合目的来看，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把对人本身的关注列入实现商务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范畴。在商务旅游中要实现各利益相关者关系的和谐，除了社区参与规划过程外，保持信息渠道的畅通也至关重要，国际知名的旅游社会影响分析学家墨菲（Murphy）认为，如果社区得到有关旅游更充分的信息，这个产业将会更受欢迎。在商务旅游规划中，要建立一个能够充分交流沟通各方信息的公共平台，从而提高沟通效率，减少因信息不通或者不对称而引起的冲突。

（二）政府与企业高效结合的组织形式

1.政府主导，构建商务旅游发展的良好环境

第一，制定相关的政策法规。商务旅游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加强政府服务和产业配套两项服务，加强基础设施和现代化场馆建设，改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强化国际商务旅游产业“国际化、系统化、高端化”三大特色。

第二，建立健全完善领导管理机构。通过对优秀商务旅游城市的发展经验的总结，我国国家旅游局早在1993年就成立了国际会议展览奖励旅游部，开始进行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建立自己的会议、展览、奖励旅游数据库。二是同各个专业组织建立联系，签署合作协议。为了大力发展商务旅游，政府部门应该尽快成立相应的专门机构，或帮助专门的官民合办的协会来协调解决这一新兴产业的发展障碍。

2.发展商务旅游企业，提升经营管理水平

第一，大力发展专业的商务旅游经营企业。商务旅游的供给是一个复杂的现象，涉及不同类型的旅游，如会议旅游、展览旅游、奖励旅游等，每一类型的旅游所需要的服务都不同，因此需要大量专业的商务旅游企业为不同类型的商务旅游提供专业化的服务。第二，提高现有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商务旅游是一块大蛋糕，许多企业都盯住这一块市场，企业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人世后，旅游企业同时又面临着国外品牌的冲击，如酒店业，国外的酒店集团在高端市场竞争中优势明显。外资旅行社现在刚进入，竞争力显现不出来，但是它们实力雄厚、经验丰厚，有着广大的国外客源。就现状来看，商务旅游企业要想在竞争中谋得生存之地，就必须在管理上下功夫，提高现有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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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发展；理论价值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05-0263-01

一、经济理论的当展不断彰显马克思经济发展思想的理论价值

经济理论源于经济实践,随着经济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同时又能动地反作用于经济实践。先进的经济理论,不仅是经济社会不断发展、革新的先导,而且是把握机遇、成功发展的重要因素。随着世界经济发展变革向纵深推进,先进的经济理论对于经济实践的牵引作用从未像今天这样强劲有力。经济的发展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但其最终实现则有赖于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而创新的经济发展理论更是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灵魂。一方面,世界经济发展进入革故鼎新之际,强烈呼唤着经济理论的创新之举;另一方面,马克思经济发展思想的生命力与理论价值,正在当代得到不断彰显。

理论的创新,往往是基于前人基础上的一种承载和超越,是思想认识的深化和突破。对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来说,社会经济发展已进入迅速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国际化进程中,这一阶段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和深刻性,更决定了创新经济理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世情、国情不断出现新变化的情况下,深入研究马克思的经济发展思想,与时俱进地发展与创新关于经济发展思想的理论和学说,探寻其跨越时空的历史价值,对于推动经济理论的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这实际上是一个“回到马克思”和“让马克思走向当代”的过程。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迫切需要创新的马克思经济发展思想的指导

首先,中国经济可能面临新一轮经济调整的挑战。中国经济可能面临新一轮经济调整的挑战，需要我们遵循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在适合我国国情的科学的经济发展理论指导下,高屋建瓴地研究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所遇到的各种实践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以理论创新谋求竞争优势,以理论先行牵引我国经济平稳过渡和实现整体跨越。

其次,中国经济面临把握机遇,实现持续、健康发展的挑战。从发展阶段上看,我国正处于迅速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国际化进程中。虽然改革开放后我国人民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但无论从人均收入水平还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上,我们和世界先进水平还存在很大的差距,这种差距需要我们仍然保持一个相当长时间的高速经济增长,通过持续的工业化进程实现我国的现代化。事实上,无论从经济体制、市场规模、资金技术、国际环境还是人力资源、自然资源来看,中国目前都保持着持续高速经济增长和实现经济发展的条件,关键在于,如何在科学的经济发展思想的指导下,通过有效地制定和实施各种有力措施,使这些条件充分合理地发挥作用,克服各种短期冲击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影响,实现经济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为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至关重要的借鉴和指导。

三、当代马克思经济发展思想研究的视角与方法

（一）史论结合。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古今之变就是历史的方法,即将事物放到特定的时空范围内进行考量,如此才能揭示事物的本来面目。徐复观先生在《王充论考》开篇说道:“一个人的思想的形成,常决定于四大因素。一为其本人的气质,二为其学问的传承与其功夫的深浅,三为其时代的背景,四为其生平的遭遇。此四大因素对各思想家的影响力,有或多或少的不同;而四大因素之中,又互相影响,不可作孤立的单纯的断定。”

（二）着眼现实。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在《略论治史方法》一文中指出:“治古史本求今通,苟能于史乘有通识,始能对当身时务有贡献,如是乃为史学之真贡献。不致将史学埋没于故纸麓中,而亦不致仅为一时之政客名流宣传意见之利用品。”钱先生强调研究历史既要立足于历史本身,同时又要关照现实,不能为了研究历史而研究历史,割断古今之联系。

（三）辩证分析。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理论思维仅仅是一种天赋的能力。这种能力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炼,而为了进行这种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同哲学研究一样,经济学研究离不开理论思维。而理论思维突出表现为辩证思维能力,就是要善于从正反两个方面辩证地认识事物。同时,对马克思经济发展思想的研究必须秉承系统全面的原则,即将马克思经济发展思想置于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思想的理论系统中进行考察,从哲学与马克思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之间的相互关系中,概括和分析马克思经济发展思想的核心内容及其理论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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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宏观经济学；理论；发展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6. 13. 090

[中图分类号] F0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6）13- 0162- 03

0 引 言

西方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受到国家历史的影响和熏陶与我国的经济学理论是存在较大的差别的。不同的经济学理论阐述的经济学发展以及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是存在较大的影响的。研究西方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对于一个国家的理解是有很大帮助的。

1 主要的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介绍

1.1 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理论

主要的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有两种：一种是时间较为悠久的古典经济学理论，另一种是近些年来才研发出来的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理论。首先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理论。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理论起源于西方的一场经济危机。在此之前，西方国家只有古典经济学理论一种。但是这场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理论在无声无息之间就出现在了人们的生活里。甚至都没有给古典经济学理论反应的时间。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理论主张的要素是消费。并且推崇国家对经济全面的干预与管理。这一理论认为，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是由于消费的欠缺。一时间加强消费受到了许多西方国家的推崇。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理论也在那个敏感的时代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与辉煌。虽然短期经济出现了复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理论的正确性。从长期的发展来看，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理论过于偏执。在西方国家后期的发展中也验证了这一观点。它只能短时间地解决问题的矛盾。长时间地实行只会造成失业与通货膨胀共存的局面。

1.2 古典经济学理论

古典经济学理论是大多数西方国家一直推崇的一个理论。它存在的时间比较长，经历的风雨也比较多。古典经济学理论自西方的工业革命开始就已经存在，它与凯恩斯的理论不同，它并不赞成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而是任由经济的自主发展。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市场本身就是具有调控行为的，所以不需要外界力量的深入。经济自身可以进行自我调节与发展。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这一理论似乎并不存在任何的问题，它不断地促进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但是直到金融危机爆发，它的体制与问题也逐渐地显露出来。接着凯恩斯理论出现，古典经济学理论出现了它生存以来最大的一次危机与竞争。

2 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的特点

2.1 不同理论交错更替

现在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由于不同的理论存在与国家发展的状况，使得它形成了独特的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的特点。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内容就是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的特点。它的第一个特点就是不同理论的交错更替。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一个国家出现了两种经济体系。两种派别之间互不相让，都希望在国家的发展中存有一席之地，也都希望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将另外一种经济理论挤压出局。因为只要不同的理论存在，危机就会一直存在。因此，两种经济理论不断的爆发着没有硝烟的战争，使得西方国家表现出来不同的经济理论不断交错更替的现象。这也是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的主要特点之一。

2.2 批判与继承共存

批判与继承共存的现状也是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的主要特点之一。虽然两大宏观经济理论在不断地进行竞争与排挤。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彼此之间互相选取一些消极的或者极端的措施，相反的是，他们之间彼此也呈现着继承与共存的状态。但是，两种不同的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在本质上是存在着严重的冲突的。这就会使得彼此之间不可能产生完全的继承与共融。因此，在两者之间的继承与共存的状态之下，还隐藏着一种更为真实的、更为突出的批判的关系。两者之间互相批判。古典理论认为凯恩斯理论充满侵略性，对人们以及社会乃至国家的发展都会产生深远的不利影响。而凯恩斯理论认为古典理论太过于温和。不能够带动经济的发展与进步。因此，彼此之间互相批判，却又互相影响着。

2.3 “御用”的经济学理论

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中，最主要的特点之一就是，无论是古典宏观经济学理论，还是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理论，都是国家经济发展与建设的“御用”经济学理论。这两种宏观经济学理论虽然观点不同、方式不同、路径不同。但是它们有一样是相同的，那就是两种理论的存在目的都是为了解决国家的一些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带动国家经济的发展与科技的进步。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古典宏观经济学理论充当了西方经济发展的守门神，通过自身的努力不断地带动西方国家经济的发展。当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理论提出的“有效需求原理”及时地化解了西方国家的金融危机。虽然它引发了一系列的后续问题。但是只站在那个时间节点来看，谁也不能否认凯恩斯理论在那个阶段做出的贡献。因此，无论这两种理论怎样地发生战争，它们都是国家御用的宏观经济学理论这一事实是磨灭不掉的。

3 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趋势分析

3.1 归一化发展

随着经济与科技的不断发展，不同文化交融的逐渐加深，加之自身宏观经济学理论存在的问题，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不得不好好地对自身的发展进行思考。什么样的发展方向才是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的方向？什么样的趋势是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现在正在走的一条道路？这是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内容。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通过对自身的研究与对世界未来发展趋势的研讨，决定归一化发展是它的主要发展趋势之一。一个国家不能存在两种经济形势与理论，这样不同的理论在进行竞争的时候或多或少都会影响西方国家经济的发展与建设。归一化的发展并不是用一种理论取代另一种理论，而是两种理论的融合。但是，经过近百年的争斗，两种经济理论是不可能轻易地相互融合的。因此，归一化的发展是一条长远的发展道路。两种经济理论的融合也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这只是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的一种发展趋势与方向。至于是否能够成功，只有时间能够去证明。

3.2 创新化发展

创新似乎存在于各行各业，在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似乎也离不开创新化的发展。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应该通过创新，促进产业结构与经济结构的调整。在国家发展与建设的过程中，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体系也会出现一些不适合国家经济发展的内容。因此，要不断地对这些内容进行淘汰，并且不断地刺激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的创新。一切的目的很简单，只为了国家经济的发展与建设。创新化发展的重点在于新，不应该墨守成规，敢于创新，不要畏惧创新道路上的失败。

3.3 简单化发展

简单化发展也是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趋势。或许是受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论与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理论两种经济理论多年的纠缠与困扰，使得许多的西方国家的经济体系处于严重的混乱状态，又没有办法强制地去除某一种经济学理论。这主要是因为它牵扯到太多的政治问题，并且两种理论都有其各自的优势，都占有着重要的位置。所以，轻易地去除任何一种理论都是不太可能的事。但是，将其简单化还是一个能够做到的目标的。通过采取一定的措施，将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简单化是它的主要发展趋势，也是西方国家多年来追求的目标。

4 结 语

以上内容就是本文介绍的关于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以及它的发展趋势。不同的文化背景与社会需求创造出不同的经济体制与理论。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虽然存在很大的弊端，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矛盾、带动了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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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地流转 生产函数 二元经济发展模型

我国作为转型中发展国家,正处于城市化高速扩张的时期,需要农业的高速持续发展以便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更多的农业剩余和劳动力转移。这就要求我们发展现代农业的规模化和机器化,通过加大农业投资提高农业的土地和劳动效率。由于我国在改革初期实行的,是的农地被划分为小片土地,不利于农业的规模化和机器化,目前需要通过农地的合理流转达到土地经营的规模效益。农地的合理流转既与城市化进程密切相关,又与农业发展密不可分;一肩挑着城市,另一肩挑着农村。在二元经济格局中土地和劳动力两种生产要素的流动决定着我国经济的未来发展方向。

一、生产函数与经济增长

衡量经济增长的较通行的指标是国内生产总值或总产出(GDP),我们可以用Y表示。一个国家的生产总值和收入水平取决于生产要素包括该国的自然资源禀赋(N)(包括矿产资源、水、森林等等)、劳动力数量(L)、人力资源禀赋(H)(包括教育、培训、技巧和技能等方面的人力资源投资)、资本资源(K)(包括物质资本投资、基础设施建设、金融资本资源等)、以及生产管理组织、制度和技术进步状况(A)。用生产函数表示为:

Y = AУ F ( N, L, K, H)1

增长的方式有外延增长和内涵增长两种。外延增长指生产技术不变,单纯生产要素的增加,(指自然资源N、劳动力L、资本K和人力资本H的增加,)而引起的生产总量的增加。外延式增长条件下的技术函数用数学式子表达就是一次线性齐次函数,此时生产组织技术变量A的指数У=1。

Y = A F ( N, L, K, H)

内涵式增长指制度安排以及生产技术改进而发生的增长。表现在上述数学函数表达式上,У有可能大于1,生产函数就不止是一次线性齐次函数。内涵式增长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出现过三种增长模式。其一是斯密式内涵增长,指因分工和自由市场贸易带来的增长;其二是诺斯式内涵增长,指由于制度改革带来的增长;其三叫做普罗米修斯增长,指人类以一种更简洁方式生产一种正在使用的产品或者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生产从未使用过的产品,也就是指新技术的使用促进的增长。

二、二元经济发展模型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指以社会化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城市经济和以小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农村经济并存的经济结构,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我国目前即处于二元经济结构状态,是转型中的二元结构。主要表现为:城市经济以现代化的社会化大工业生产为主,而农村经济以典型的小农经济为主;城市的道路、通信、卫生和教育等基础设施发达,而农村的基础设施落后;城市的人均消费水平远远高于农村;相对于城市,农村人口众多等。生产社会化是现代化大生产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社会化的程度将越来越高。如何实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结构的转换,对于发展中国家没有统一的模式,因为各国自然禀赋不同、商业文化各异、所处发展阶段也不尽相同。对于中国这样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极大国,不同地区也应有不同的转变方式和速度。

刘易斯在1954年发表《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分析了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尤其是制造业部门之间劳动力转移的现象。刘易斯理论以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为基点,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是通过不断扩大工业部门吸收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的过程。只有当传统部门的隐蔽失业或不充分就业劳动力得到充分就业,发展中国家才能摆脱贫困,实现经济起飞。刘易斯的理论有三个不足。第一,忽视了工业的发展对农业除劳动力供给以外的依赖,比如食品供给。第二假定城市失业不存在。第三认为只要保证要素投入,工业部门可以无限制吸收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直至劳动力的边际产出率在两部门达到相等,此时为转折点,二元经济结构趋于一元化,忽略了在达到转折点之前产出是受总需求限制这一事实。兰尼斯 - 费景汉模型与刘易斯模型类似,在此基础上作了些补充和发展。

刘易斯理论所忽略的地方和假定的条件,恰好是我们目前正存在的问题。对于当前土地流转的启示是重视农业发展,通过保留一定的劳动力和追加投资的方式保持一定的农业就业机会和最大化地提高农业产出率,从而减少整体失业率和扩大需求,更好地促进工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

乔根森二元经济理论首次提出了农业剩余,认为一个经济是陷入贫困的陷阱还是进入持续增长的状态,关键在于农业剩余是否存在和不断增加。哈里斯―托达罗模型理论修正了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模型”的先验假设,同时指出,在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未能充分实现完成,城市本身已存有大量的失业人口,此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城市转移化倾向,其结果只能进一步加剧城市失业问题的固有矛盾。因此,农村自身的剩余劳动力(或称农村中的隐性失业人口),作为经济生活中的个体,必然也将以理性经济人的前提存在,作出是否向城市迁移的抉择。这种移民抉择受两个基本因素的影响,一是城乡实际工资差异,二是移民可以在城市地区找到工作的概率。乔根森和哈里斯―托达罗模型中,净农业剩余对可持续经济发展的贡献理论和农业移民作为理性经济人的移民选择影响因素符合当前中国经济状况。

三、结合生产函数与乔根森和哈里斯―托达罗模型分析农地流转

分别用①和②式来代表农业生产函数和非农业生产函数。按照刘易斯理论就是不断增加Kn的投入,以此来吸收更多的La到Ln中来,因为农业中存在大量的隐蔽失业,这不会影响Ya,直到La和Ln在两部门的边际生产率相等,此时劳动力转移达到稳定状态,农业的主要生产要素土地也相对集中到更少量的劳动力La手中。伴随着La 逐渐变小而Ln逐渐扩大的过程,耕地也会发生自然流转集中到少数人手中。

Ya = AaУ Fa ( Na, La, Ka, Ha) ①

Yn = AnУFn (Nn, Ln, Kn, Hn)②

由于刘易斯模型的上述三个缺陷:忽略了农业食品供应功能、城市失业和总需求不足。乔根森的农业剩余理论恰好补足了刘易斯的第一个缺陷。所以在劳动力不断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过程中,不仅非农产出Yn在增加而且农业产出Ya也要不断增加,否则整个经济发展便无以为继。从农业生产函数表达式①可以看出,耕地几乎不变或者只能变少变差、劳动力变少的情况下,要提高农业产出,就只能依赖其他三个因素:物质资本K a、人力资本H a和生产制度和技术A a。其中前两者是生产要素增加属于外延式增长,后者通过改善组织生产的能力和技术属内涵式增长,也即是制度和技术的创新。哈里斯―托达罗模型告诉我们,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农民工面临移民抉择时会受两个主要因素影响:城乡实际工资差异和在城市地区找到工作的概率。可见,在推进我国城市化、逐渐消灭二元经济结构的进程中,促进农民工成功移民和耕地合理流转与集中,对于农业部门,理论上需要采用以下几种方式:

1、增加实物资本的投入,2、增加人力资本的投入,3、农业科学技术研发,4、农地制度创新,5、农民工非农转移促进。

四、小结

通过结合生产函数和乔根森与哈里斯―托达罗二元经济理论对土地流转进行的理论分析,从农业生产函数表达式可以看出,耕地几乎不变或者只能变少变差、劳动力变少的情况下,要提高农业产出,就只能依赖其他三个因素:物质资本Ka,人力资本Ha和生产制度和技术Aa。其中前两者是生产要素增加属于外延式增长,后者通过改善组织生产的能力和技术属内涵式增长,也即是制度和技术的创新。哈里斯―托达罗模型告诉我们,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农民工面临移民抉择时会受两个主要因素影响:城乡实际工资差异和在城市地区找到工作的概率。面临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城市化加速的局面,增加农业产出,以便创造更多农业剩余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工业部门和满足全社会的食品供应,是可持续发展之路。为此,农业部门,在劳动力持续减少的情况下,最需要的是内涵式的增长方式即制度改善和技术革新。

参考文献

[1]世界银行, 2008年《世界发展报告》

[2]叶静怡.《发展经济学》,2006.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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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增长极理论；梯度转移理论；广东区域经济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5）09-0076-03

广东是我国最早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省份之一，其自然地理条件优越，经济腹地广阔，发展后劲强劲，综合竞争实力名列全国省市的前茅，是我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2014年全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67792.24亿元，比上年增长7.8%，人均GDP达到63452元，按平均汇率折算为10330美元。[2014年广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因为历史、地理等诸多方面原因，广东在经济发展过程表现较为明显的地域经济差异。区域经济差距过大已日渐制约广东经济发展，努力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成为全省转型升级的主攻方向。

一、增长极理论与梯度转移理论

增长极理论是20世纪50年代由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最早提出的。狭义经济增长极有三种类型：一是产业增长极，二是城市增长极，三是潜在的经济增长极。广义经济增长极，是指所有能促进经济增长的积极因素和生长点，其中包括制度创新点、对外开放度、消费热点等。[1]增长极理论认为，一个国家要实现平衡发展只是一种理想，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经济增长通常是从一个或数个“增长中心”，即增长极逐渐向其他部门或地区传导。[2]

梯度转移理论，源于弗农提出的产品生命周期阶段理论。该理论认为，工业各部门及各种工业产品，都处于生命周期不同发展阶段，即经历创新、发展、成熟、衰退四个阶段，并且在不同阶段将由兴旺部门转为停滞部门，最后成为衰退部门。[3]根据该理论，每个国家或地区都处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梯度上，每出现一种新行业、新产品、新技术，都会随时间推移由高梯度区向低梯度区传递。

二、广东区域经济发展现状分析

（一）广东各区域经济发展实力分析

广东经济各项经济指标都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但广东的区域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非均衡现象。广东省根据区位分布以及经济的发展程度划分为珠三角、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四个经济区域，珠三角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门、东莞、中山、惠州和肇庆九个市，东翼指汕头、汕尾、潮州和揭阳四个市，西翼指湛江、茂名和阳江三个市，粤北山区包括韶关、河源、梅州、清远和云浮五市。[划分依据：2014年广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从表1可以看出，2014年广东省GDP为67792.24亿元，其中珠三角地区GDP为57802.21亿元，占全省78.91%，粤东西北地区生产总值15448.03亿元，占全省比重为21.1%，粤东、粤西、粤北分别占6.9%、7.9%、6.3%。人均GDP是衡量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主要指标，从2014年广东各地级市人均GDP和排名来看，珠三角地区地级市排在前十名。由此可见，地区间的人均生产总值亦相当悬殊，珠三角远高于东西两翼及粤北山区。东西两翼和山区的经济水平与珠三角地区仍然存在比较大的差距，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梯度差异。

从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来看，珠三角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占全省的66.65%，是东翼的18.65倍，西翼的19.34倍，粤北山区的14.02倍。因此，珠三角在财政收支这一层面上比起东西两翼及粤北山区有着明显的优势，而东西两翼及粤北山区则表现出财政能力弱化的现象。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方面，珠三角遥遥领先于其他三个经济区域，西翼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仅为珠三角的14.44%，相差达到6.92倍。全社会固定投资总额的差异严重地影响了区域之间经济的均衡发展。

（二）广东各区域产业结构比较分析

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西蒙在研究各国的经济增长时也指出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对经济结构的影响得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农业部门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工业部门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大体是上升的；服务部门在国民收入的比重大体不变或略有上升。[4]

从表2可以看出，2013年，广东珠三角地区53060.48亿元，三次产业比重为2：45.33：52.67。东翼三次产业比重为8.75：55.87：35.37。西翼三次产业比重为18.77：42.23：38.99。粤北山区三次产业比重为16.29：41.70：42.01。对比可以看出，珠三角产业总值Ⅲ>Ⅱ>Ⅰ，根据胡佛・费希尔的区域经济增长阶段理论可以看出，其经济结构已经开始从工业化阶段向服务业输出阶段转变。东翼的产业结构已经处于工业化阶段，工业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西翼的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占比18.77%，表明农业在区域生产结构中仍然占有较大的份额。非珠三角地区具有一定的产业基础 但与珠三角地区相比，非珠三角地区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仍太高，产业结构层次较低。

三、广东区域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区域间的绝对差距仍在拉大，发展不均衡问题仍突出

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得益以政策和地区优势，充分发挥核心带头作用，在技术创新、产业聚集的形成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形成了对周边地区产生巨大影响的“核心区”。[5]珠三角是广东经济发展的一个核心区，处于整个经济发展的支配地位，依靠周边区域提供劳动、资本、原料、市场而发展，区域差距随着发展而不断扩大（见表3）。

从主要经济指标看，粤东西北地区财政收入、投资、消费、出口等均与珠三角差距不断拉大。2007年，珠三角财政收入与粤东西北相差1603.64亿元，2013年扩大到3824.63亿元，珠三角财政收入比粤东西北地区有着明显优势。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受益于近年来对粤东西北地区投资力度的加大，粤东西北地区投资明显提高，但2013年珠三角投资仍达到粤东西北地区的2.4倍（见表4）。

（二）粤东西北地区中心城市作用不突出，缺乏经济增长极

从2014年广东省各地级市GDP排名来看，粤东西北地区城市内部经济总量接近，中心城市龙头经济作用不明显，难以聚集辐射周边地区。粤东西北地区内部差异小，说明粤东西北地区内部没有形成增长极，中心城市作用不突出。

（三）产业分工水平有待提高，产业梯度转移仍需大力推进

根据梯度转移理论，进行梯度产业转移首先应该存在梯度差距，从广东区域经济发展的现状来看，珠三角和东西两翼、粤北山区之间的差距是全方位的，既有珠三角地区产业转移的推力，也有非珠三角地区产业转移的拉力。[6]然而，过大的区域经济差异阻碍地区间经济发展中的梯度转移，造成地区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加剧资源、市场等方面的争夺等负面影响，降低经济运行效率，制约经济发展。低梯度地区可以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与高梯度地区实现资源的互补和双向流动，一方面创造条件吸引产业向本地区转移，另一方面要利用优势，主动促进本地区的产业升级，产业梯度转移仍需大力推进。[7]

四、基于增长极理论、梯度转移理论的广东区域经济发展建议

（一）做大做强区域中心城市，凸显增长极作用

区域中心城市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要继续发挥珠三角增长极作用，推进广州、深圳等中心城市的发展，带动和影响其他区域的经济发展。粤东西北地区要实施新的中心城区规划，拓展城区空间，提高城区辐射力，扩大区域中心城市的规模，加强各区域中心城市与省内外经济圈、经济带的联系与对接，承接先进发达地区的产业溢出转移。

（二）充分发挥粤东西北地区后发优势，发展特色产业

促进粤东西北振兴发展，要注重发展特色产业，以特色产业的加快发展提升区域整体实力，提高其竞争能力。要加强投资引导，充分利用产业集群的优势，发展区域特色经济，在区域的示范和扩散效应下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逐渐带动整个区域的发展。

（三）继续推进产业梯度转移，加大对粤东西北地区的政策支持

珠江三角洲地区面临着产业升级压力，粤东西北地区要继续做好珠三角地区产业转移及承接工作，加快产业集聚，以推动其工业化进程。同时，要加大对粤东西北地区的政策支持，根据区域产业优先发展目录，制定区域金融支持政策，并增加财政转移支付力度，逐步缩小各大区域之间的差距。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制约着广东经济的发展，我们应该正视广东区域经济差异扩大的问题。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通过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在继续发挥珠三角经济中心对外扩散、展现辐射优势的同时，引导和促进产业向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的转移，利用后发优势，发展特色产业，促进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经济的发展，充分发挥各地区的特点和优势，互相补充、互相协作，发挥国民经济整体优势。

参考文献：

[1] 高煦照.增长极理论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J].改革与战略，2007（6）.

[2] 陈秀山，张可云.区域经济理论[M].上海：商务印书馆，2004（5）.

[3] 徐忠爱.“泛珠三角”经济圈产业梯度转移研究[J].当代经济管理，2006（3）.

[4] 刘昭云.广东区域经济发展差异评价与协调发展对策[J].经济地理，2010（5）.

[5] 赵 阳，姚丽虹.基于发展极理论的广东区域经济发展比较分析[J].广东农业科学，2010（6）.

篇7

进入经济转型期的我国农业所展现出来的第一个特点就是结构的变化。原来是农业辅助工业，现在是工业反哺农业，这足以表现政府对农业的重视程度。政府先后出台若干政策法规，对整体的结构形式做出宏观调整，保证农业与工业发展的平衡。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化差异明显，这是国情使然，在加快城市化进程和推动经济发展过程中，农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可以说，没有农村的支持，也就没有当前的良好形势。目前，我国城市已经具备足够的能力带动农村一同发展，国家也开始实施以城带乡的战略。这一整体局势的变化，必将影响到农村生产要素的模式。

2转型期给农业经济管理带来的挑战

2.1目前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三农”工作，高度重视农业现代化问题，坚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农业生产机制滞后。我国长期以来实行分散经营的农业生产经营体系，与以规模化、产业化、集约化为特征的现代农业生产不相适应，增加了发展现代农业的难度；农业从业人口整体素质亟待提高。我国当前农业产业从业人口知识结构单一，整体教育水平偏低，难以满足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需要。

2.2现代化农业发展战略对管理模式的影响

现代化农业战略的推进，会对农业经济管理内容产生巨大的影响，如果转变以往的管理模式，必定会被时代所淘汰，甚至阻碍农业的发展进程。改革开放后，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进入全面发展的新时期，农村经济迅速发展，科学技术全面应用到农业生产中，大力推进了农业现代化进程。但是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分散经营的农业生产体系，相对滞后的农业产业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在进入新世纪的今天，农业生产的外部条件及农业现代化的内涵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使得我国农业生产中存在的问题更加明显，具体表现在：首先，现在农业发展提出了“生态化”这一概念，这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表现了人类对环境保护的重视，与环境和谐共生的发展观。在这一理念的倡导下，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必定会在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方面下足功夫，随之会带动农业管理思维的改变；其次，虽然我国是个农业大国，但是农业的发展水平较世界上先进国家来看还是落后的，并且由于人口基数大的原因，发展比较缓慢，缺乏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如何让使我国农业应对世界局势的变化也是今后农业管理中重点研究的内容。

3转型期农业经济管理浅析

3.1改变传统的管理模式

工农产业结构的变动必然会打破传统的农业经济管理模式，拉长农业的整体产业链，改变以往只注重片面性的管理体系，将目光重点放在从生产到销售的全程管理上。不仅如此，还要细化农产品的加工，构建服务于农业的大物流，开辟农村绿色食品市场，并抓好质量关，这些都是未来农业经济管理项目中的重点。

3.2推进城乡间的循环流通

接触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势必要加强城乡之间的联系，而这也是农业经济管理需要探究的课题。目前，我国城乡间的联系模式主要还是生产要素之间的流通，城市的工业化作为农产品加工的中间过程，农产品作为工业的原料基础。对于今后来说，城乡间的联系模式必定会增多，提升生产要素的大循环、大流通，将会是今后农业经济管理学科所要研究的一个重点领域。

3.3建设现代化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努力增加农民收入

将“服务于民，帮民致富”作为行动的基本指导原则。现代农业管理服务体系必须要顺应时代潮流，建立科技服务占，将建设、运营和管理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在探索中找出一整套服务于中国农民生产与生活的解决方案，解决中国三农领域的现实问题。科技服务体系必须把农业生产的基础要素组合在一起，强调市场重新配置生产要素，为农民致富提供多元空间，进而帮助农民解决在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多方面的民生问题。把科技的管理模式作为农民致富方案和工具的提供者，问题的解决者，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的贴身管理运营商，为农民生产、生活建设一个管家式平台。科技管理体现在：首先，现代农业科技服务体系涵盖了农业生产领域生产资料一站式交易、从种到收一条龙服务、科学种植技术指导、农用机械及劳务的农事服务等内容，解决农民“买难”与农村“有地没人种”的问题；其次，通过现代农业科技服务体系，搭建农副产品收购、粮食银行、农副产品期货、现货交易平台，解决农民“卖难”问题；此外，通过现代农业科技服务体系，为农村市场引入金融信贷服务、互联网应用技术，提供就业信息、择业指导培训等，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一产业向二、三产业转移，帮助农民开源节流，拓宽农民增收途径。

3.4从实际出发，科学规划

首先要以实际为出发点，积极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让科学服务于农业生产。组织三农问题专家，针对具体情况研究制定出符合农村生产发展的科学管理方案，通过基层调研，听取群众意见，证明方案可行后便大力推广到全国各乡村实施。

3.5多渠道融资，解决资金困难

农业经济管理离不开资金的支撑，除了政府的拨款外，还应借助于社会多方面的力量，充分发挥工业反哺农业的特点。此外，政府还要统一规划，出台惠农扶农政策，鼓励吸引社会各企业的加入，引导他们向农村投资，兴办乡镇企业，这不仅可以加快新农村建设速度，重要的是能够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3.6建设高素质人才队伍

新农村建设离不开高素质人才，当前我国政府鼓励大学生下乡做“村官”，但这一举措还远远解决不了农村技术人才缺失的现状。如今农业生产已经不是原来单靠人力简单耕种的情形了，大型机械化播种收割设备已经遍及全国的农村地区，农业生产走向多样化，这些都需要大量具备专业知识的人才作为支撑和骨干。当地政府在提倡大学生下乡的同时，还应免费开办技术培训学校，面向的对象是基层农民，主要培训内容是基本的生产技术常识和信息化生产设备操作知识等。

4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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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后发优势 经济发展 海南

2009年12月，《国务院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正式印发，标志着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海南发展面临新的历史机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为海南岛发展经济的必然要求。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国内旅游消费开始进入大众化、多样化快速发展时期，这都是海南经济发展的绝佳背景。

但是当前，海南总体上仍属于欠发达地区，经济实力不强。根据后发优势理论，海南的相对落后状态反而使海南具有后发优势，如何利用好海南的后发优势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甚至赶超相对先发的经济区域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文献综述

所谓后发优势，是指在先进国家或地区与后进国家或地区并存的情况下，后进国家或地区所具有的内在的、客观的有利条件，能使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比发达国家或地区实现更快的发展速度，表现为一种势能优势。

最早提出经济学意义上“后起性”概念的是19世纪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约翰•穆勒。他对“后起性”的解释仅是经济不发达状况，没有进一步解释“后起性”有什么样的优势。约翰•穆勒之后，美国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在总结德国、意大利等国经济追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于1962年创立了后发优势论(Gerchenkron ,1962)。格申克龙对19世纪德国、意大利、俄国等欧洲较为落后国家的工业化过程进行了经验分析，并由此指出:“一个工业化时期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其工业化进程和特征在许多主要方面表现出与先进国家(如美国)显著不同。”

在格申克龙后发优势假设提出以后，美国经济学家列维（Levy）于1966年从现代化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具体化，从而发展了后发优势理论（Levy,1996）。之后的阿伯拉莫维茨的后发优势理论始于其“追赶假说”（Abramovitz，1989），即不论劳动生产率还是以单位资本收入衡量，一国经济发展的初始水平与其经济增长速度都是呈反向关系的。也就是说一国的经济越是落后。其经济增长的速度越高，反之亦然。但是这一假说是潜在的而不是现实的，只有在一定的限制下才能成立。

日本学者南亮进以日本为背景，探讨了日本的后发优势从产生到消亡的过程。他认为日本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的高速增长主要是从后发优势中受益。特别是日本在现代经济增长之前，或与现代经济增长并行，已经具有了阿伯拉莫维茨所说的很强的消化和掌握现代技术的“社会能力”，具体体现为丰富的人力资源、现代化的经营组织、发达的信息产业和装备产业，这是日本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经济追赶的必要条件，从而印证了阿伯拉莫维茨的有关观点。

近年来，国内学者逐步认识和理解了后发优势理论，并在结合社会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作出了新的探索。北京大学罗荣渠（1993）归纳了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表现形式，并论证了它们在现代化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作用和重要影响。复旦大学陆德明（1999）初步形成了基于后发优势的“发展动力理论”框架，提出了后发国家的发展动力转换假说，认为通过学习型追赶，后发国家与先发国家的发展差距能逐步缩小，但总还有一定差距无法消除，要超越这一“最后最小差距”，后发国家的发展动力必须更新转换，即从原来的主要由后发利益驱动的引进学习转向主要由先发利益驱动的自主创新。清华大学傅家骥、施培公（1999）探讨了作为后发优势重要表现的技术模仿创新问题，从资源积累的角度对模仿创新造就后发优势的内在机理进行了探讨。武汉大学郭熙宝（2000）从发展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出发，深入研究了西方经济追赶理论，对涉及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各种流派和观点进行了总结和归纳，并对全球化与信息化条件下的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新变化作了有益的探索。

但是如何利用后发优势促进海南经济的发展，国内研究文献还较少，因此本文试图借鉴别国或地区利用后发优势发展的经验，为海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出谋划策。

二、后发优势的来源

落后国家或后发展经济可以借鉴先进国的经验，采取赶超工业化发展战略，可以借用先进国家的技术和巨额资本,从而实现经济跳跃式的快速发展。后发优势的来源为:

1.技术引进和技术模仿。后发展国家通过从先发展的国家那里引进各种先进技术，并经过模仿、消化吸收和改进提高而带来多种利益。这样，后发展国家就能在更高技术层次上开始工业化进程。发达国家比起后发展国家更为先进的科学技术正是后进国家赶上先进国家的一大优势，因为很多现成的科技知识可以利用。作为后发展中国家，可以不需要花费巨资来从事研究和开发，引进并消化这些先进技术的成本则要少得多。

2.组织制度和管理技术上的模仿创新。组织制度和管理技术上的模仿创新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能够极大地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制度、企业组织制度、管理技术已经相当成熟。后发展国家大多数缺乏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的制度体系和管理技术，这一方面不利于甚至严重妨碍经济的发展。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对低效的经济体制的改革，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的创新，形成完整、统一、竞争、开放的市场体系，健全保证经济有序运行的法律制度，完善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微观企业制度，实行合理有效的宏观调控，引进先进管理技术，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

3.结构转换。在国内方面，后发展国家无论是产业结构，还是地区经济结构，都存在着典型的二元经济特征，即先进部门或地区与传统落后部门或地区并存。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结构转变(资源从低效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配置)推动的，这是落后国家的一个特有优势。在国际方面，发达国家随着工业化的纵深发展，经济的比较优势将从一个产业转向另一个产业。随着国际资本向外扩张，产业链的国际延伸，发展中国家也将具有参与国际分工合作，连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后发优势。

4.社会意识。后发展国家因受自身相对落后的经济限制，以及受先进国家经验的刺激和启迪的影响，激发了他们实现赶超工业化国家的强烈的社会意识，而且一国落后程度越大,这种意识及其功效也就越显著。

5.先发国家的消费示范。先发展国家由于经济的先行发展，消费也比后发展国家成熟、高级。先发展国家人民的消费方式很容易成为后发展国家的时尚，成为后发展国家人民追逐、竞相模仿的对象。先发展国家人民的高消费给后发展国家以示范，引领后发展国家去追求更高水平的消费，给经济以强大的发展刺激。另一方面可以迅速推动后发展国家消费的升级换代，以需求带动供给，给经济以强有力的推动。

三、海南经济存在的问题及如何利用后发优势发展经济

海南经济现在存在的问题是城镇化发展不足，经济结构层次偏低，产业整体素质不高，企业市场竞争力不强；对外开放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国际贸易、利用外资和入境游客规模偏小；重大交通设施发展滞后，快速通达周边地区的出岛通道亟待完善；旅游产品创新不足，配套服务不完善，国际知名度不高；城乡管理水平较低，社会综合素质需要进一步提升；生态环境相对脆弱，风暴潮等灾害时有发生，可持续发展的任务比较艰巨；旅游服务质量有待提高，人才培养、引进和储备不足，人文社会环境有待改善。

海南要改变以上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大力发展经济就需要很好地发挥后发优势。后发优势是一种潜在优势，它不可能自发地发挥出来，这正如阿伯拉莫维茨所论述的那样，要变这种潜在优势为现实的经济发展，需要一定的社会能力和历史机遇。这就需要海南地区创造使后发优势得以发挥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条件，以及一套符合客观规律的经济发展战略与政策。

1.海南发挥后发优势，首先需要利用好绝佳的政策环境。这个政策环境，最根本的是政府对海南地区发展的支持。国务院对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批复是对海南经济发展极大的政策支持。使海南地区在产品市场的推广、先进设备、技术和资本的引进占有很大优势。明确政府对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的指导思想、战略定位、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利用好政府给予的政策优惠，是海南经济发展的巨大优势。

2.海南发挥后发优势，需要有一个高效的政府。后发展地区迫于外部环境的压力，开始工业化、现代化的征程时，内部缺少必要的条件，需要领导层有目的地培育工业化、现代化的因素，不断加快工业化、现代化进程。这就需要一个能够有远见卓识、恢宏魄力、驾驭能力、领导权威的政府。紧跟国家的政策，海南省政府和各市区政府严格落实国际旅游岛建设的规划，改进行政系统的办事效率就成了海南经济发展的加速器。

3.海南发挥后发优势，需要技术和制度的引进模仿以及创新。海南地区的技术层次和国内发达地区的差距很大，但这正可以使海南以低成本引进先进的技术，从而站在更高的层次上发展。海南还应利用好经济特区的特殊政策和建设国际旅游岛的优惠政策，做好先进制度的引进和创新，营造高效的制度环境，加快海南经济的发展。

4.海南发挥后发优势，需要改变落后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西方文明之外的国家中，后发优势发挥得比较好的典型代表是日本、韩国和新加坡，他们之所以能够充分发挥后发优势，成功地实现跨越式发展，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们在引进西方国家技术和资金的同时，也引进了西方的管理和法治，许多现代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观念为国民所接受，因而在改变国家落后面貌的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5.海南发挥后发优势，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科学技术基础。后发优势是潜在的，而非现实的。如利用后发优势，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就需要国内具备引进技术所必须的技术设备基础、人才条件和市场需求。不顾条件许可，乱用后发优势，反而可能事与愿违。就后发优势发挥作用的现实能力角度来看，它需要两个支撑条件：一个是科学技术的支撑条件，另一个是经济实力的支撑条件。要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科学技术基础就必然要大力发展教育。目前海南在发展教育方面已稍有起色，如三亚技工学校对海南生源实行三免一补（免学费、书费和住宿费，每月补150元生活费），有力的保障了家境贫困的学生学到一技之长。但海南地区的教育毕竟与国内其他地区教育的差距还很大，今后在政府投入和吸引民间资本进入教育事业方面还大有作为。

参考文献：

[1] 亚历山大•格申克龙: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C].谢立中，孙立平，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

[2] 陆德明:中国经济发展动因分析[M].山西经济出版社, 1999年

[3] 王必达:后发优势与区域发展[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

[4]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5] 郭熙保:经济发展:理论与政策[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6] 施培公:后发优势―模仿创新的理论与实证研究[M].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

[7] (日)南亮进:日本的经济发展[M].经济管理出版社，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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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我国的煤炭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存在诸多问题，限制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效率与企业文化的创新和建设。首先，煤炭企业管理观念落后，大多煤炭企业在经营管理中单方面重视企业的经济效益与生产效率，而忽视人力资源的有效管理，导致企业生产与管理不平衡，导致煤炭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水平较低的现状;其次，煤炭企业员工整体素质水平参差不齐，煤炭企业的工作人员性质不同于其他企业，分为井上与井下工作人员，其中井下工作人员一般综合学历水平较低，而井上工作人员的专业知识技能要求较高，导致企业整体工作人员的素质水平参差不齐;最后，大多煤炭企业缺乏较为完善、系统的考评机制，且人力资源管理制度较落后，对企业文化的渗透力度不够，导致煤炭企业整体人力资源管理效率难以提升，对企业文化的建设与创新进度缓慢。企业文化是煤炭企业生产经营与发展、进步的核心竞争力量，是煤炭企业的软实力代表，也是提高企业员工凝聚力、综合素质水平的关键。企业文化是企业发展历史的最重要传承工具，秉承煤炭企业从建立到不断发展至今形成的企业精神、经营理念予以员工风貌，使煤炭企业在企业文化传承中发展，在激烈的行业竞争中谋得有利发展机遇。煤炭企业的企业文化涵盖到企业的安全文化、和谐文化、执行力文化、品牌文化、和谐思想以及制度文化等多方面的精神文化，是煤炭企业精神文化发展与延伸的重要支柱，使企业在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中保持长期稳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煤炭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创新的同时需要着重建设企业文化，才能达到企业外在与内在发展的平衡与统一，突破传统生产经营理念的束缚，使企业在新经济发展时代中迎接挑战、抓住机遇，提升企业综合竞争能力，在激烈的行业竞争中保持长期优胜地位。

二、企业文化视角下煤炭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有效措施

(一)“以人为本”观念渗透管理，提升员工凝聚力

企业文化与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同样作为管理员工的方式，前者是硬性管理方式，注重制度性的激励与管理;后者则重视渗透企业精神力量，对员工进行软管理。“以人为本”观念是企业文化与人力资源管理有机结合的重要表现，煤炭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中重视“以人为本”观念，需要重视对员工切身利益的维护，尊重员工的劳动成果，在日常工作中对员工给予充分的肯定与鼓励，使员工充分融入煤炭企业中，让员工在企业工作中找到归属感，从而提升员工的工作责任性，优化员工的工作效率，激发员工的工作主动性、创造性与积极性，实现员工的工作价值与人力资源价值最大化发挥。煤炭企业将“以人为本”观念渗透到人力资源管理中，有利于企业品牌与文化的建设和创新，帮助煤炭企业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提升企业的品牌影响力，从而提升煤炭企业的综合竞争力。煤炭企业“以人为本”人力资源管理实际工作中，需要重视、肯定、尊重员工的劳动成果，制定全面的福利制度，如重大节日发放过节奖金、高强度工作后放小假期、定期进行员工聚餐等，缓解煤炭企业员工的工作压力，从而保证员工在实际工作中有较好的工作状态，优化员工的工作效率。煤炭企业还可以通过员工活动的形式丰富员工的业余生活，如申请资金组织员工进行省内、国内、国外团体旅游，促进员工感情交流，培养团队协作效率较高的工作团队;定期举行部门活动，丰富员工业余生活，并针对煤炭企业内部大龄未婚男女举办联谊活动;还可根据工作进度举办红歌比赛、煤炭企业工作技能知识比赛、篮球竞赛、春季马拉松竞赛、百科知识竞赛等竞赛活动，深入员工生活渗透“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管理理念，提升煤炭企业员工的凝聚力量与团队协作力量，从而有效促进煤炭企业员工的整体工作效率。

(二)素质培训引入企业文化，促进员工工作能力

企业员工的综合素质水平是影响煤炭企业工作效率与质量水平的关键因素，煤炭企业应当在加强员工素质培训工作的同时引入企业文化，使煤炭企业的企业文化渗透到员工的素质培训工作中，培养员工积极向上的工作态度与观念，有利于完善煤炭企业的企业文化建设，又可以有效促进员工素质培训的工作效率，一举多得。由于煤炭企业员工工作性质不同于一般企业，应当根据不同部门、不同专业制定专业素质培训计划，针对井下工作人员，加强员工的井下操作安全知识与井下专业操作技能，在井下工作人员的素质培训工作中渗透企业文化，提升井下工作人员的思想政治素质水平;针对井上工作人员则需要着重加强员工的思想政治素质培训，学习先进的党建理论知识，用丰富的思想政治知识武装井上工作人员，同时深入渗透企业文化，达到井上、井下工作人员素质水平的协调。煤炭企业的素质培训工作不能仅局限于员工理论知识、专业技能与思想政治的培训，还应当着重对员工工作创新性、自主性工作能力的培养，在实际培训工作中要求培训人员不断学习其他企业先进的培训内容与方式，创新煤炭企业的素质培训形式与内容，并邀请本企业资质较深、工作经验丰富的员工进行经验传授，重点讲解煤炭企业各部门工作中常见问题的预防与解决对策，针对不同工作性质的部门进行不同程度的专业知识培训，以达到煤炭企业员工综合素质水平的共同发展和进步。另外，随着现代信息化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煤炭企业还需重视对各部门员工(此处主要指井上工作人员)信息化知识技能的培训，引入先进的电子设备与信息化管理技术，组织员工学习信息管理技术与基本操作技能，利用信息化的管理方式促进企业各部门工作的自动化、信息化发展，从而优化煤炭企业的整体工作效率和水平。

(三)考评机制结合企业文化，优化员工工作效率

煤炭企业通过创新管理理念与加强员工素质培训，可有效提升员工的素质水平与工作效率，在煤炭企业实际人力资源管理中需要完善企业的考评机制，在员工考核管理制度中结合企业文化，从而进一步优化煤炭企业的整体素质水平与工作效率。煤炭企业需要在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中，加强对员工绩效考核的监督力度，拓展企业考核测评的范围，不可将考核测评局限于员工工作效果与效率方面，还应当在考核工作中综合测评员工的思想动态、日常行为规范等各个方面，需要结合企业文化，考核企业员工对企业文化的了解程度与见解。煤炭企业需要在实际考评中了解企业员工的各项综合素质，并对其进行全方位的综合测评，打破企业传统考核机制的局限性，才能够更加准确的测量员工的真实能力水平，从而为煤炭企业发掘更多的隐性人才。为进一步提升煤炭企业考评效果，企业还需要重视建立科学合理的激励制度，设立月度、季度、年度优秀员工奖项，针对日常工作执行力较好、工作效率较高的员工进行充分的物质奖励，激励员工在实际工作中不断提升自身能力水平。煤炭企业还需要在人力资源管理中为员工提供充分的上升进步空间，让员工了解努力与收获的价值，并在实际工作中努力为员工创造公平竞争的和谐发展平台，加强管理层人员的思想觉悟，避免出现“关系户”不劳而获的现象，打消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企业考评目的在于观察员工能力水平，其主体为员工个人，煤炭企业在实际考评工作中需要充分渗透“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让员工主动参与到考评工作中，进行对自身工作能力的自评，让员工充分了解到自身的工作能力与需要改进的地方，有利于促进员工的能力提升效率。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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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理学经济伦理;封建小农经济;发展与促进

中图分类号:F30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0-0006-02

理学经济伦理是适应并维护封建生产方式和扼制、反拔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是建立在宗法家族主义农耕文明基础之上,与具有中国特色的封建经济基础相适应的道德规范体系,从总体特征来看,它与商品经济伦理分属于两种不同的价值体系。它在中国古代的基本作用是适应并促进了封建小农经济的发展,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之长期处于稚嫩状态。它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在明代中叶的前后是不同的。在明代中期以前,中国还没有产生新的生产关系,中国的封建生产关系并不算落后,生产力仍在发展,这期间理学起着维护封建统治,加强中央集权的作用,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理论价值,理学经济伦理还能适应并促进封建生产方式的发展,因而具有进步性。明代中期,中国的经济出现了历史性的变化,新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出现了萌芽,面对新的社会变化,程朱的后辈理学家们不是努力建设一个合理的经济秩序,更新社会、国家的管理方式,以疏导、培育日益苏醒和增长的新经济因素的幼芽,而是仍然坚持天理的封建说教,企图以扼止“人欲”为代价,用强化道德秩序的办法来达到稳定政治经济秩序的目的,理学经济伦理对新生产方式的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的阻碍作用日益显露出来。也就在这时,中国的种种问题和危机开始充分暴露,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开始趋于落后,中国封建制度仍在农业文明的发展方向上继续缓慢行进,走向烂熟。毋庸置疑,中国社会经济由先进滑向落后,经济伦理没有突破是一个重要因素。到了近代,它的保守性和危害性更加明显。历史事实证明,理学经济伦理不可能促进中国的近代化,随着历史的发展,它作为一种文化类型的存在,与封建王朝一样被抛到时代的后面去了。

理学经济伦理在中国历史上的基本价值在于:促进封建小农经济发展,阻碍商品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在明代中期以前主要起着积极作用,在明代中期以后主要起着消极作用。

从总体上看,理学经济伦理对封建小农经济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适应了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特点,维护和稳定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法家族主义政治经济体制。唐代中叶以来的社会变革使中国封建社会形成了这样一种多层次的经济结构:从土地所有制结构来看,形成了封建国家经济、地主经济、小农经济等多种经济形式和皇帝、皇室宗亲、官僚贵族、官(乡)绅地主、自耕农、佃农等多层次的社会经济群体;从社会生产结构来看,形成了以耕织一体的自然经济占支配地位条件下的农业与手工业、商业等经济部门之间的特殊联系以及农民与手工业者、与商人的经济联系;从分配结构来看,形成了国家赋税徭役、官吏俸禄、地主地租、工商业利润以及农民劳动所得基本衣食生活资料等多层次经济利益分层。理学经济伦理把社会伦理问题与整个民族的社会心理活动纠缠在一起,将经济与伦理相重叠,最后完全从这一思维背景中提取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信息和方法,将政治和经济等各种矛盾作宗法伦理的化解和处理。这样,理学经济伦理一方面像一块模板塑造出符合封建政治和伦理规范的经济人格;另一方面又像一条坚硬的河床规范着经济这条奔腾不息的河流,以防其肆意泛滥。它把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纳入它的人伦道德之网,不仅给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又加上一条伦理纽带,而且把政治上的等级关系和多层次性的社会经济结构一体化、集权化和稳固化,从而具有极大的调节和聚合作用。

第二,适应了宗法制小农经济的社会经济基础。理学经济伦理竭力推崇家庭和家族的地位,强化家族血缘宗法关系,相信这是一种最合理的生产组织形式,由此推而广之,可以达到社会经济关系的和谐稳定。正是中国的宗法小农经济与理学伦理相结合,创造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经济的繁荣。西方的经济学家一直认为追求私利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恩格斯也强调:“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类卑劣的――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1] 但是理学的公利主义由于找到了自己的社会经济基础,因而在现实中发挥着巨大的正面作用。这个基础便是宗法制小农经济。因为在家庭或家族内部,成员之间休戚相关、荣辱与共,一般会更重视情感心理的需要,集体感与凝聚力都是非常强的,家庭或家族的公利确乎具有极高的地位。应该指出,小农在一定的时期是具有很大创造力的。著名的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舒尔茨指出:“小农的经济行为在传统农业的范畴内,他们是一种富有进取心并能对资源作最适度运用的人。传统农业可能是贫乏的,但效率很高,它渐趋接近一个‘均衡’的水平。在这个均衡之内,生产因素的使用,较少有不合理低效率的现象。总之,小农作为一个经济人,毫不逊色于任何资本主义企业家。”[2] 可以说,对于宗法制的小农经济,只要政府能“为政以德”,努力扶植并加以保护,至少能给一条生路,他们就能够使社会经济繁荣,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理学经济伦理的愿望。然而,尽管统治阶级都希望有这样的经济繁荣,但其贪婪的剥削本性使其不可能真正持续做到“为政以德”,天灾人祸总会把宗法制小农经济推向绝境,于是农民们铤而走险,揭杆而起。

第三,适应了封建社会的生产力状况。这突出地表现在重农主义、均平分配原则和崇俭黜奢消费观方面。“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决定性的生产部门。”[3] 中华民族属于农业民族,和世界其他古老民族一样,历来重视农业生产。重农主义作为封建国家干预和调节社会分工与产业结构应遵循的伦理规范,在宋代仍然是符合中国国情、符合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对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但在宋代以后,特别是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以后,一些思想家们不加分析地一味抑“末”,则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中国在宋代及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内,社会生产力都是处于停滞状态,特别是没有新的科学技术的刺激,新的生产方式没有也不可能产生,社会财富的日趋集中和由此引起的贫富自发两极分化,只能使财富进一步以更大的规模、更快的速度集中在既不劳动又不经营的寄生性的地主阶级手中,农民失去土地之后,除了做佃农或沦为乞丐外别无出路,因而不仅不会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反而会使社会生产力受到更大破坏。理学的均平分配论对当时社会财富的集中和贫富两极分化趋势具有一定的遏制作用,有助于把社会各等级分层的财产占有等差距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使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在财富的占有和分配上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从而保持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相对稳定,促进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短暂繁荣。

“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4] 生产力越落后,消费水平就越低,社会越贫穷,消费结构就越简单,反之亦然。中国古代社会以男耕女织为主要生产形式,它只能提供粮食和衣料。这种小农经济的能量即使在太平盛世又能有多大呢?吃饭曾经是中国人的头等大事,温饱问题至今在不少地区仍未得到最后解决。可以设想,中国古代在这个问题上会是多么艰难,正像经济史告诉我们的,所谓“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也只不过是勉强解决温饱,仓库里有一点余粮,而大部分时期,除少数人以外,难免啼饥号寒。历代思想家又有多少不是以温饱作为太平盛世的根基、礼乐文明的前提呢?因此,以温饱为社会消费目标,绝不是一个保守的目标。崇俭黜奢的消费原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国情所决定的,以此作为消费伦理是明智与现实的。它缓和了生产与消费的矛盾,稳定了国民经济;确保了积蓄,备战备荒;有利于国家财政收支平衡和抑制统治阶层的奢侈性消费。

第四,适应了封建社会商业发展的需要。自从有了社会分工就有了商品交换,商业是封建自然经济必不可少的补充部分。理学经济伦理虽然轻商,但并不否认商业存在的合理性,其经济伦理思想广泛地涵摄商业行为规范。在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水平低下,市场规则不完善,加之受到种种封建特权和其他因素的干扰与阻碍,价值规律不可能自由地充分地对商品经济发生作用。在这种情况下的商品交换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甚至欺诈性。理学提出的伦理道德法则作为一种作用于人的心理,作为实现社会经济心态协调统一的力量,自然有利于维持封建商业的正常秩序。商人们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促使买卖的公平进行,也愿意接受理学伦理道德教条的约束。例如封建社会后期,民间商业运行中形成的组织严密的“伙计”制度,就是我国商人利用理学经济伦理关于“人和”的文化资源,将传统的宗法家族关系转化为新的商业组合的一项创举。商业“伙计”制度的产生,不仅给日益发展壮大的商业补充了力量,带来了利润,而且也增强了商界的凝聚力和稳定性,从而促进了古代商业的发展。不仅如此,理学经济伦理还以一种特殊方式作用于封建社会中后期的商业行为,这就是商人们大都同理学有着世代相沿的“血缘”关系。他们中不少人自幼熟读朱熹集注的科考教材《四书》,深受理学伦理的熏陶,从小就树立了践履儒学理想的抱负和志向,只是由于在科场中累试不第,或因家庭牵累,才弃学经商,弃儒为贾。商人与理学的这种特殊关系,足以表明商人与理学在精神上的相通之处。所以,商人们尽管埋头于苟苟营利的生意场上,却并没有遗忘理学的谆谆教诲,而且当他们在商场上发迹之后,其中不少人跃跃欲展少年志,弃商学儒或捐钱入仕。这对于他们来说,既是一种社会荣誉,一种事业成功的装饰,又是一种难得的资本,会给他们所从事的商业活动带来有形或无形的利益。单从伦理动因来看,正是因为理学既不否定商业的存在而又轻商抑商,所以中国封建社会商业才长期处于稚嫩状态。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宗法制小农经济的发展有其内在的极限。理学经济伦理对当时社会运行机制无条件的维护无疑会阻碍新的科学技术的推广运用,从而妨害社会经济的突破性发展。事实上,自唐宋以后,中国农业经济的增长,主要是依靠开辟新的土地和提高集约化的程度来实现的。到了明代中叶,经济最发达的江南地区的农业经济增长,就明显地受到了边际效用递减律的影响了。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33.

[2] 西奥多・W・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