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污染的经济学分析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环境污染的经济学分析，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外部性理论；环境污染；环境治理；经济学

0 引言

经济有序运行和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是生态环境。环境污染是由于环境行为主体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采取不当的社会经济行为而导致的环境破坏，进而对人类社会经济生活造成不良影响，其实质在于人与自然关系、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失衡。如今，环境污染已经成为全球备受关注的问题之一。解决好这一问题关系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而，采取强有力的治理措施，将会对社会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健全政府的监督机制。

1 环境污染的外部性理论分析

外部性理论首次由英国福利经济学家庇古提出，并且在美国新制度经济学家科斯的努力下加以丰富和完善。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外部不经济性问题普遍存在。在经济学中，庇古和马歇尔认为外部性：“是指一个经济主体在自己的活动中对旁观者的福利产生了一种有利影响或不利影响，这种有利影响带来的利益或不利影响带来的损失，都不是生产者或消费者本人所获得或承担的，是一种经济力量对另一种经济力量"非市场性"的附带影响。”[1]外部性可以分为外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外部经济是指行为主体的行动使其他客体受益，并且无法向客体收费的现象，比如，公园的美景给参观者带来了美的享受，而参观者不必为此付费。外部不经济主要是指行为主体的活动使其他客体受损，行为主体不愿补偿客体的现象。

2 环境污染的原因分析

2.1 环境行为主体的决策和活动具有有限理性的特质

在环境行为主体看来，一方面，由于机会主义倾向和人的短视性的存在，环境行为主体尽管意识到了环境保护的必要性，但面临经济发展水平和科学技术较低的现状，人们宁愿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取得经济的增长，仅着眼于眼前利益，忽视长远利益，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求取经济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环境行为主体的活动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和潜伏期，导致人们对环境问题的认识需要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在环境污染尚未出现之前，环境行为主体仅仅是有限理性，这就表明环境污染环境污染在一定条件下很难得到有效治理。

2.2 环境资源是公共物品具有公共品特性。

“公共物品是与私人物品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消费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征，一般不能或不能有效通过市场机制由企业和个人来提供，主要由政府来提供。”[2]公共物品主要有三个特性：受益的非排他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和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水、大气、空气等环境资源是全人类的共有财富，公共物品的这三大特性促使人们都想“搭便车”。？搭便车理论首次由经济学家曼柯・奥尔逊于在《集体行动的逻辑：公共利益和团体理论》一书中提出的。其基本含义是不付任何成本而享受他人之利，因而市场推崇的等价交换在此不起作用。

2.3 政府官员具有鲜明的利己动机特质

布坎南将“经纪人假设”运用到政府行为，按照经济学对市场与政府关系的界定，市场做不好或无法做的事应由政府去做，但并不意味者政府市场做不了或做不好的事，政府就一定有效，但是在市场失灵而政府较有效的前提下，政府干预和调节是很有必要的，假如政府不干预，就会出现政府缺位的现象。就环境污染问题而言，市场本身难以进行有效调节，这就需要政府发挥强有力的干预，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政府官员为了获得较高的GDP增长，忽视为取得经济增长而偿付的环境成本，不认真贯彻落实相应的法律法规，甚至对环境污染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忽视公众利益。

2.4 环境信息具有不对称和稀缺的特质。

信息不对称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技术性的，二是经济人动机引发的矛盾冲突，”[3]从技术方面来看，信息的获取需要依赖媒体、设备等工具，若花费的成本远远超过信息带来的受益，主体就会失去动力，从经济人动机引发的冲突看，都试图出于信息优势地位垄断信息。就环境信息而言，污染者对污染物的伤害要比受污者了解的多，但是公开环境信息不利于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环境行为主体倾向于封锁环境信息，通过确保信息优势获取个人利益，环境信息的不对称性凸显出来。

3 环境污染治理的途径分析

3.1 强化环境保护知识的宣传教育

环境行为主体几乎都是在有限理性的前提下做出的决策，其主要原因在于公众和企业的环保意识淡薄和环境教育缺失。因而，提高公众和企业的环保意识是抑制和治理环境污染的一个重要方面，为了实现治理环境污染这一目标，必须充分有效发挥环境的教育功能，一方面，采取多样化的手段提升公众的环保意识，依据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和不同区域，采用不同的标准运行，促使环境保护成为主要的社会道德规范。另一方面，完善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利用强制手段来保障公众的环境教育，明晰环境行为主体的责任与权力，使得环境教育做到执法必严、有法必依的原则。

3.2 认真贯彻落实环境保护税

环境是公共物品，对环境资源的消费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搭便车的现象，建立健全环境保护税，且认真贯彻落实环境保护税，对减轻环境污染的程度具有积极的影响，环境税的主要意图是为了调节人们利用、开发或者污染生态环境的程度。将污染性产品的价格提高，一方面，价格增加需求下降，借助利益机制有力调节消费者和生产者的污染行为，致使生产者对该产品造成的污染承担连带责任，另一方面，通过转嫁由消费者担当其在消费过程对环境污染造成的外部性。环境保护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缺乏固定的资金来源将难以继续，通过税收筹集资金，可以使环保资金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根据我国环境污染的具体现实，可以有针对性的分批分期进行。

3.3 健全政府的监督机制。

提高政府官员的素质，培养和提高政府官员的大局观念和长远利益，严格按照绿色GDP的政绩观来考核政府官员。政府以及政府官员应当转变政府职能，增加交易信息的透明性，着力发展排污交易市场，整治不合理的交易机制，构建第三方平台供应终结信息。尽可能减少政府出于私利而采取的行政干预举措，行政干预在我国国有企业管理中屡见不鲜，此种做法必然对市场秩序产生不好的影响，因而，积极完善和培育新型的市场机制很有必要，促使外部经济内部化，推动政府在弥补市场失灵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强化排污收费稽查力度，保障和扩大公众的知情权，建立健全排污收费的社会监督制度，

3.4 构建排污权信息交易平台。

构建排污权信息交易平台的关键在于公开环境信息，强化信息的透明度，无论是公众还是企业都有权力获得相应的环境信息，在排污者和受污者之间尽最大可能的实现环境信息的对称性，努力实现环境信息的供需平衡。一方面，政府应当着力于信息市场建设，为交易双方提供所需信息，减少交易信息收集的成本，另一方面，着手网络建设，环保部门应当有效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实施环境保护的监控制度，大力健全并完善环境信息的监督制约机制。

参考文献：

[1]张学绸.环境污染的经济学分析及其治理对策[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05（2）.

[2]张琳.环境污染的经济学分析[J].山东财经学院学报，2008（5）.

[3]王育宝，李国平.环境治理的经济学分析[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3（6）.

篇2

提要环境问题是当今世界最严重的问题之一。环境问题给全球的经济和生活带来了许多的障碍,日益恶化的环境形势已经将人类逼上了危险的境地。要更好地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很好地解决环境问题。

关键词:环境问题;经济学;生态技术

一、环境问题实质上是一个经济问题

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市场机制可以有效率地配置资源,但要有一系列严格的条件。只有当这些条件都成立的情况下,亚当·斯密所描绘的神奇的“看不见的手”才能有效发挥作用。如果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这些条件时,就出现市场失灵。所谓市场失灵,就是市场机制的某些缺陷造成资源配置缺乏效率,使市场不能有效地配置公共资源。环境问题上的市场失灵主要表现为: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和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

(一)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环境既包括生物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矿产资源等环境实物资源,也包括环境容量、生态平衡和调节、空气质量等环境质量资源。其中一些资源可以被所有人共用,一些资源被一部分人共用,还有一些资源被私人利用。这就涉及到环境的物品属性分析。经济学根据物品是否具有排他性和消费的竞争性,把物品分为私人物品、公共物品。私人物品是既具有排他性又具有竞争性的物品,公共物品是既无排他性又无竞争性的物品,共有资源是具有竞争性而无排他性的物品。将物品属性分析引入环境领域,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环境质量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像清新空气就是最纯粹的公共物品,既无消费的竞争性和也无排他性。即一个人的消费不会影响其他人对同一环境物品消费的数量和质量。同时,一个人不论付费与否,都不能从这一环境物品的消费中被排除出去,即环境质量作为公共物品,使得无法、很难或不必对其进行收费,私人企业赚不到利润,市场机制就无法激励其减少空气中污染物的排放来提供清新空气这一公共物品。在这种情况下,市场机制是失灵的,必须政府干预,由政府来提供公共物品。

2、环境资源的共有资源属性。像森林、地下水、野生动物等就是典型的共有资源,有竞争性而无排他性。由于共用资源产权不明以及不能或很难向使用共用资源的人收费,即人人都可以自由取用而不负担成本,必然导致环境资源消费过程中的“搭便车”行为,滥用环境资源。以我国的草场为例,由于草场属于共有资源,任何牧民都可以随时到牧场免费使用牧草,牧民们为了从牧场上获取最大收益,竞相增加畜牧数量,结果导致出现过度放牧现象,导致草场退化,甚至毁灭性破坏,这就是“公地的悲剧”。经济学分析认为,当今社会,资源的枯竭、生态的恶化,与共有资源的非排他性有密切关系。

(二)环境污染的外部性。环境污染是指经济活动的污染物或污染因素排入环境,超过环境容量和环境的自净能力,使环境质量恶化。“外部性指的是企业或个人向市场之外的其他人所强加的成本或利益。”经济学认为,“市场之所以能有效率的运作,是因为价格向生产者和消费者双向传递了信息。然而,有时市场价格并不反映生产者或消费者的活动。当一种生产或消费活动对其他生产或消费活动产生不反映到市场价格中的效应时,就存在外部性。”外部性的内涵包括以下主要内容:(1)当企业或个人的行为不是通过影响价格而影响另一个企业或个人的环境时,便有了外部性存在;(2)私人成本或收益与社会成本或收益不一致。由于外部性的存在,价值规律无法发挥作用,导致资源不能得到有效配置。这种非市场性的影响,对社会有利的称为正外部性,对社会不利的称为负外部性。将外部性理论引入环境领域,实质是把经济行为主体的经济活动放到环境-经济复合系统中考察,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环境污染是一种典型的负外部性,产生了不能全部反映到市场交易价格中去的额外社会成本。如上游化工厂向河流中倒入废酸液,使下游的游乐场所不能用于游泳或钓鱼。由于无须向任何人赔偿损失,从而导致外部不经济的产生。由于环境污染并不构成私人生产成本,必然出现企业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差异。这一差异被转嫁给社会和公众,外部性成本的顺利转嫁,必然导致这种带有负外部效应的物品的过度供给行为,使资源配置扭曲,造成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社会福利损失。

二、环境政策的创新:与市场的整合

(一)国际的启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解决环境问题既要用足市场机制,又要依靠政府干预,但政府的干预应以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为前提,以弥补市场的功能缺陷。近10年来,西方国家环境政策手段已经开始由传统的命令——控制型手段向基于市场的经济手段转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于1991年提出的《关于在环境政策中使用经济手段的建议》,建议成员国更加广泛、坚定地采用经济手段,以作为其他政策手段的补充或替代。该建议提出了4类经济手段供成员国参考:一是环境税和收费;二是许可证交易;三是押金制度;四是财政补贴。该建议推动了经济手段在欧美国家的应用。

目前,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中,已有许多国家征收环境税,尤其是欧盟一些国家,已将环境税作为优先使用的环境政策工具。环境税是国家为了保护环境与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而凭借其权力对一切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其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程度或污染、破坏环境资源的程度征收的一个新税种。它主要有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行为税和有污染的产品税两种。前者如开发、利用森林资源税;后者如含铅汽油税、含氯氟化碳产品税。发达国家现在应用最广泛的环境税是燃料环境税,如对含铅、无铅汽油实行差别税,对含硫、含碳燃料征收硫税、碳税等。

对我国来说,应借鉴发达国家对污染大户课征高额环境税的做法,大幅提高排污收费标准,待条件成熟再逐步向环境税过渡。排污收费标准的提高和收费方法的改革,在短期内可能会给企业的经营带来负面影响,但从长远来看,对社会、对整个城市的发展是有利的,可以促进企业积极开动脑筋来控制污染,降低环境成本,最终也能使自身的市场竞争力得以提高。

(二)环境政策的经济学基础。环境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起源于20世纪初关于福利经济学的分析,以庇古在《福利经济学》中所表述的政策措施为代表,即为了消除外部效应,对产生负外部效应的单位征税或收费,对产生外部正效应的单位给予补贴,这就是“庇古手段”。虽然这种环境经济政策需要政府对费额、税率制定的科学性,但对企业和消费者的行为会产生动态有效的刺激,促使企业开发新技术,新的环境友好产品和提高污染治理水平,因为每一单位的污染削减,都将以节税的形式得到回报。随着20世纪七十年代著名学者科斯的“产权理论”的兴起,运用“科斯定律”来创新环境经济政策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了很大发展。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指出,污染问题是相互的,因为制止污染也会给企业造成损失。既然日常的商品交换可以看作是一种权利(产权)的交换,那么污染权也能够交换,可以通过市场交易来使污染问题达到最有效率的解决。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排污权交易、自愿协商为代表的“科斯手段”。排污权交易的主要内容是:充分利用市场主体的自发的趋利避害本能和市场交易工具,在实行污染物总量控制的前提下,进行环境保护。即政府向企业发放排污许可证,企业根据排污许可证向特定地点排放特定数量的污染物,排污权是可以买卖的,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在市场上买进或卖出排污权。“科斯手段”的管理成本低,有利于刺激企业革新技术,减少污染排放,以多余的排污权在市场交易而获得利润回报。

综上所述,环境经济政策与命令控制型政策相比较,命令控制型政策需要直接决定污染控制,需要实施者监测污染物排放,具有强制性,以政府行为为主;而环境经济政策是为污染控制提供财政上的激励,不需要实施者监测污染物排放,具有诱导性,以经济主体参与为主。通过要么在污染者与公众之间进行财政转移支付,如环境税收或收费、财政补贴和产品税等;要么创建一个新的市场,如排污许可权交易,使经济主体以他们认为最有利的方式对财政刺激作出自主反应,从而达到协调环境与经济发展两者关系的目的。

三、更好地协调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一)综合利用资源

1、建立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有的国家发展以节能、节材、节水、节约资本等重效益、重品种、重质量的工业生产技术和制度;有的国家调整工业内部结构,由生产初级产品为主向深加工、精加工的“朝阳工业”转变,以减少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

2、重视二次资源的开发利用。很多国家提倡废物资源化,把再生资源称为“第二次物料革命”,或“第二矿产资源”。例如,巴西、意大利每年所消耗的贵金属几乎全部来自再生,其他废旧金属的80%～90%均被回收利用,变废为宝。为减少水资源消耗,有些国家工业用水的回用率已接近100%。

3、对资源内涵的认识愈来愈丰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从注重物质投入的外延正在向注重资源内涵扩大的方向转变。如回收利用垃圾也能创造新的价值,日本对垃圾回收利用率高达90%,法国每年从垃圾中回收废纸占造纸工业原料的40%。现在世界各大国正在进一步对回收垃圾进行深层次的开发利用,以保护地球生态环境。荷兰正设计用“雨”(利用雨水下降冲击力)发电。此外,将还有更多的替代资源、人造用品面世。

(二)推行清洁生产。1989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工业与环境规划活动中心首先提出清洁生产,定义为:“清洁生产是指将综合预防的环境策略持续地应用于生产过程和产品中,以减少对人类和环境的风险性。”《中国21世纪议程》将清洁生产定义为:“既可满足人们的需要,又可合理使用自然资源和能源,并保护环境的实用生产方法和措施。”

很多国家为推行清洁生产,正在实施“零废物排放”工业(简称零排放工业或闭环式工业),其实质是从生产过程和产品两方面理解的:一是就生产过程而言,为实现废物减量化、无害化和资源化,将生产过程中一端的废弃物排出,转为另一端的原料输入的方法;或者将一个生产部门的废弃物作为另一个生产部门的原料供应;二是对产品而言,近年来世界各国竞相研究和开发一些生态产品。生态产品也称“绿色产品”或“环保产品”,其含义是指能够保持社会环境和对人类无害的产品。例如,德国制造世界第一种生态轮胎、生态电视机、生态冰箱,日本制成生态电池、生态塑料渔网,加拿大开始生产实用的燃料公共汽车(无污染物排放),美国研制出生态服装,瑞典推出一种生态画,我国生产出安全、营养、无公害的绿色食品等等。可以预料,绿色产品将随着可持续发展进程的深入,而日益成为今后产品生产的主导方向。

(三)树立生态技术观。每当新科技成果向经济建设转化时,总会带来生产的大发展,产生显著的经济增长效应和质变效应。然而,进一步深思,又发现另一种倾向,大多数技术的应用,如果是以单一目的性——经济效益为前提,那么技术越尖端,单一目的性越明显,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程度也就越大。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考,技术究竟是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灾难,这主要取决于人类自己,而非技术本身。

21世纪的技术观应当是生态技术观。生态技术观的含义为:1、科技发明的指导思想,要坚持技术的单一性目的与多元性目的的统一,即以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为双重目的,或以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为多重目的;2、科技成果的应用要考虑到生态环境的内在承受性和外部承受性,如资源再生循环技术、环境无害技术,都是经济可持续发展所要求的。

我国2000年经济发展目标规定:“在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不断改善发展的质量。”将经济发展区分为数量的增长与质量的提高,这是人类在发展上的一次跃进。旨在把经济发展引导到低投入、低消耗,少污染、高效益的持续发展道路上来。

可持续发展认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互联系,不可分割,并强调把环境保护作为发展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衡量发展质量、发展水平和发展程度的客观标准之一。因为现展越来越依靠环境与资源基础的支撑,但随着环境恶化和资源耗竭,这种支撑已越来越薄弱和有限。因此,越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情况下,越要加强环境与资源保护,以获得长期持久的支撑能力。这是可持续发展区别于传统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我们要更好地处理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主要参考文献:

[1]孙惠丽,江华锋.对环境问题的制度经济学分析[J].生态经济,2007.7.

篇3

[关键词]环境侵权；外部性成本；充分赔偿

在我国，环境侵权数量正日趋增加。环境损害赔偿问题不仅关系到环境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保护，也关系到公民的基本环境权益的保护和环境法律制度的实施。然而，环境侵权作为一种新型的侵权行为，其损害赔偿法律制度存在许多不完善之处。学者们大多是从法学理论上进行探讨，很少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事实上，侵权行为是一种与经济利益密切相关的行为。由于市场自身的缺陷，不能把环境效益的损失转化为侵权行为人的内部成本，从而行为人不会自觉防止环境污染、控制环境侵权。我们有必要运用经济学的有关原理来分析环境侵权的形成原因，寻找最科学的环境损害赔偿范围，在法律中引入经济学的方法来有效控制环境侵权。

一、环境侵权的动因

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是企业环境侵权的动因。企业在“经济利益最大化”原则指导下，时刻都在进行成本一收益分析，期望以最低的成本获取最高的收益。而环境侵权是为实现其终极目标所附带产生的一种副(负)产品。作为一个排污企业，它会尽可能地把治污成本降低到最低限度，以减少生产的总成本。因为大部分治污成本对企业来说属于外部成本，企业不会主动支付这部分成本。而未加治理的污染，会侵害他人的人身、财产以及其他环境权益，从而产生环境侵权。按照传统福利经济学的观点，外部性是一种经济力量对于另一种经济力量的“非市场性”的附带影响，是经济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环境经济学者揭示了环境问题的经济根源是外部性问题。环境权益的冲突，是竞争性环境功能在环境资源稀缺性条件下发生冲突的外在表现形式，它的经济学理论形态就是人们所熟悉的“环境外部不经济性”。“外部不经济性”理论由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于1910年提出。1920年马歇尔的学生庇古(pigou)在发展福利经济学理论时指出，外部性是指厂商或者某项经济活动所引起的与本活动的成本与收益没有直接联系，从而未计入本经济活动之内的外部的经济影响，它是相对于本项活动财务上所付出的费用及取得的效益出发考虑的。环境侵权是一种典型的负外部性行为。

明知要赔偿还是进行污染，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因为污染是有效率的，其所受到的损失要低于防止污染所需花费的成本。行为人从不法行为中获利，其获利数额越大，行为人就越可能宁可选择污染后进行赔偿也不事先采取预防措施。其实每个人都不愿意看到事故的发生，任何人也都会愿意采取一定的预防措施防止事故的发生，但问题在于当事人究竟愿意付出多大的努力来避免事故的发生。环境侵权损害赔偿制度要对促使潜在的加害人采取预防措施产生有效的激励，其先决条件是加害人对受害人的赔偿必须等于或者大于事故成本；也就是说，赔偿必须是完全的。

二、环境侵权的责任比较

环境侵权案件中，侵权人和受害者之间的经济实力、信息掌控能力相差悬殊，这种不平衡使得在实践中环境污染案件受害者败多胜少；即便胜诉，受害人也仅仅只能获得因为身体或财产受到损害而给予的赔偿。单纯的同质赔偿常常使受害人感觉得不偿失，认为自己为诉讼付出的时间、精力和财力很多，而实际获得赔偿较少，导致污染受害者面对司法救济时态度消极。这使得加害人对于环境的谨慎程度会大大降低，从而造成环境侵权现象泛滥，损害了法律的尊严和公平价值。仅仅赔偿有形损失的环境侵权损害赔偿制度，在现实的环境侵权案件中未能有效地阻止侵权甚至还有激励侵权的嫌疑。当侵权人在衡量其预防侵权的成本大于赔偿侵权损失的成本时，他宁可侵权，还有可能采取策略或利用机会主义因素逃避被追究的责任；受害人没有正确的激励采取积极的行动寻求损害赔偿，还有可能得不到救济。这样持续的结果便是，环境侵权行为依旧大量发生，社会上的公民仍要为企业的生产获益付出沉重的代价，社会的总体效益下降。

一般性的等价于受害人所受损失的赔偿不足以控制环境侵权，一种更为严厉的惩罚性赔偿在我国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上自法学专家下至普通民众，都在呼吁将其尽快引入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之中，以弥补现行环境侵权救济制度的缺陷。作为在西方国家尤其是英、美、法等国家中广泛适用的一项原则，惩罚性赔偿制度在环境侵权救济方面正发挥着日益积极的作用。它是在同质赔偿的基础上通过对加害人课以高过受害人实际损失的赔偿金的形式，对受害人因诉讼而付出的诉讼费、律师费、诉讼过程中的鉴定费以及在诉讼过程中所遭受的心里创痛和消耗的精力给予一定程度的补偿；它在有效救济原告的合法权益的同时，也可以加大加害人的违法成本，并能有效地剥夺加害人原本所预计的在补偿性赔偿之外依然可以获得的额外利益，可以对环境侵权加害企业产生实实在在的威慑力。此外，惩罚性赔偿还能够激励受害人提起诉讼，对加害企业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行为进行监督、抑制，防止环境侵权现象的泛滥，从而使法律得到充分的实现。可见，惩罚性赔偿不仅具有填补损害的功能，还同时具有制裁及预防和激励的功能。

所谓惩罚性赔偿，是指由法庭所做出的赔偿数额超出实际的损害数额的赔偿。大大提高损害赔偿金，使得侵权成本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必然可以促使侵权人将外部性纳入考虑，变得更加小心，从而大大减少环境侵权事件的发生。但是，赔偿范围被过分扩张的话，就是将预防或注意的成本过多地分配给企业，会产生生产的低效率，严重限制了企业的生产积极性，企业有可能会为了避免污染的高责任成本而严格限制自己的生产规模。所以，如此设定环境损害赔偿范围，虽然避免了外部效应的发生从而保证了社会的公平，但却是以牺牲经济效益为代价的，并且可能导致经济停滞，最终将影响社会的持续发展。这对于社会总体利益来说仍然是不经济的，也是无效率的。正如大卫·d·弗里德曼指出的：我们的目标是取得有效率的预防措施，从而得到有效率的风险水平。我们需要这样一个世界：只有在检查成本至少与减少可能发生事故的成本相等的情况下，我才会再检查一次我的刹车系统。我们并不需要一个没有风险的世界，而是一个只发生有效率的事故的世界，只有一个事故其本身的价值高于采用预防措施来组织它的成本时，它才是有价值的。我们需要这样一个世界：每个人都会而且只会采取成本合理的预防措施。当一种制度课加给人们过重的注意义务以至于超出了这个注意程度能够带给社会的效益时，这个制度必然不利于社会总体效益的提高，是不值得提倡的。我们规定责任范围的目标在于，促使社会只发生经济的或者说有效率的环境污染，而不是为了防止污染而杜绝生产。惩罚性损害赔偿运用在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中仍然是不经济的，因而仍然是不可取的。

三、改进路径的选择

在法经济学领域，损害赔偿制度应当是一种将外部性内化并因而产生出有效率的选择的法律机制。效率一词被波斯纳用来表示使价值最大化的资源配置。科斯指出，公害普通法可以被看作一种通过将财产权分配给对他最有价值的那一方当事人而增进资源的使用价值的一种尝试。确定加害人应在何种范围内进行赔偿取决于何种赔偿范围的设定更有利于社会财富最大化，因此社会财富最大化原则是判定是否应当赔偿以及赔偿多少的标准。在波斯纳看来，所谓财富乃是个人为某物进行的自愿的支付或者自愿接受的数额，财富最大化原则就是支配法官所进行的对较高价值的选择原则。

(一)财富最大化原则

在经济学家看来，环境污染是经济发展所不可避免的，关键是如何确定最有效益的污染水平。也就是说，外部效应也有个最优值的问题。环境损害赔偿范围的设定以实现最优污染水平为目标。企业有了一个合理的预期，会将预防成本和污染的责任成本进行综合考虑，其生产规模将会控制最优污染水平所对应的生产总量，从而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这也正是经济学家所苦苦追求的目标。我国环境侵权损害赔偿法律制度应规定的赔偿范围是能够完全将外部性内部化的赔偿范围，即应确立充分赔偿原则：侵权人赔偿受害者所有的损失，使受害者恢复到侵权发生前的状况。只有这样，外部性因素才会被行为人充分考虑到行为的成本中。使受害者恢复原状也正是庇古解决外部性问题的方法所暗示的，侵权者强加给受害者一定的成本，所以要支付与受害者因此所遭受的损失相同的数额，这样就给了侵权者一个动机，使其在做决定时恰当地考虑外部成本。

(二)环境侵权责任的改进方案

既然损害赔偿的目的在于弥补受害者因侵权行为所遭受的所有损失，使受害人恢复到原有的状况，而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害既有人身、财产损害，也有对公众的环境损害，那么环境侵权财产损害赔偿范围应包括如下：

1.财产、人身损害的赔偿

财产损害是指由于侵权行为侵害了受害人的财产权或人身权而致其经济利益之损失。对这种行为而致的财产损害各国一般实行全额赔偿原则，包括赔偿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也就是既要对现有财产的直接减少进行赔偿，也要对在正常情况下实际上可以得到的利益进行赔偿。人身损害指侵权行为对受害人的人身权、健康权等的侵害，并致受害人伤残或死亡。对于人身损害应当赔偿由此引起的全部财产损失，包括必要的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疾后的生活补助费、死者丧葬费和死者生前所抚养的人的生活补助费以及其它必要的费用。

环境侵权对人的精神状态、健康状况、生活条件均有较大的影响，甚至可以通过遗传因素危及后代的身体健康。而这种已经形成的损害和潜在的危害，采用排除侵害等方法难以消除，而基于财产损害、人身损害的实际赔偿费用也远不能弥补受害人的精神损害，因此借助精神损害赔偿给予经济上的赔偿和精神上的抚慰是合理的。

2.环境资源损失的赔偿

由于自然环境具有特殊性，在污染损害情况较重时环境往往无法恢复而导致一种连续性的损失，因此环境资源损失的赔偿其实应该作为环境侵权损害赔偿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在现实中往往是被忽略的。从中国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案例看，由于中国的法制水平还很低，对环境的损害以及恢复的费用的主张非常少。这种现状使得企业可以将污染的后果强加给社会，企业必然会怠于采取环境损害的预防措施，从而导致社会承担巨大的、本来可以避免的事故成本，因此既是不经济的，也是不公平的。无论是基于效率的考虑，还是基于公平的考虑，环境资源损失的赔偿都应该纳入环境侵权损害赔偿中。环境资源损失的赔偿具体应包括三个部分：环境资源经济价值损失的赔偿；环境资源生态价值损害的赔偿；环境污染后的恢复费用的补偿。

(1)环境资源经济价值损失

环境经济价值的损失作为法律认可的一种实质性损害，已经成为法律救济的对象。但是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由于中国法制水平及受害人的法律知识有限等原因，在现实中提起这种主张的很少。例如，一个农民的农田被污染，导致农作物绝收，他最多只会提出对农作物的损害赔偿请求，而不会提起对土地使用价值降低的赔偿请求。法律规定的赔偿范围应明确包括这一点。

(2)环境资源生态价值损害

环境资源的生态价值不是传统意义的财产。法律认可的损失通常是那些可被认识、感知，进而可被界定。再进而可被数量化，最后又能被社会的某种规范或标准认可，如可以用货币来衡量的损失。在当今的科学技术水平下，虽然人们已经揭示了环境资源的多方面功能，如调节功能、承载功能、生产功能、信息功能等，但是能在传统经济学中真正获得规范和恰当的价值计量的，仅占少数，主要集中于承载功能和生产功能的一些内容。不可能期待环境资源的损失有一个全面、精确的计算，因为人们是用永远有限的知识去认知一个无限复杂的自然体。的确，目前我们只能在知识残缺不全的情况下计算环境资源的生态损失。在实践中我们一方面要应用已有的成熟知识去计算环境损失；另一方面应以一种开放式的态度去容纳新的科研成果，通过司法实践去传达一种新的价值取向，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因此，在计算环境损害赔偿数额时也要将环境的生态效益考量在内。至于具体的计算方法，我们可以采用波斯纳提出的“影子价格法”等间接计量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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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环境污染,计量经济分析

一、研究背景及选题意义

西部地区是中国经济发展落后地区，而民族地区大多又是西部地区12省中比较落后的地区。民族地区包括新疆、内蒙古、宁夏、西藏、广西5个省级民族自治区，还有少数民族聚集的青海、云南、贵州3个省区。改革开放尤其是西部大开发以来，民族地区经济虽然较东部地区仍然落后，也得到了快速发展，但随之而来的环境问题在民族地区却日益凸现。研究如何协调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环境的发展，避免东部地区先污染后治理的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Grossman和Krueger1991,1993)提出来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KuznetsCurve，EKC）是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间的关系的经验总结。近年来许多文献应用时间序列和面板数据对各地区的EKC进行了实证分析。但是同时间序列相比，面板数据能够将变量的截面和时序信息综合在一起，利用各变量在时间和截面上的差异所提供的信息，拓展样本的数据点，增加模型的自由度，显著减少缺省变量带来的问题。

国外，CrossmanandKrueger使用跨国PanelData模型对一些国家地区进行了EKC实证检验；国内，包群等利用1996－2002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中国经济增长与6类环境污染指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李刚利用面板数据对中国环境Kuznets进行了检验；王彦斌对面板数据对中部六省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

在这些文献的研究基础上，可以发现以下问题：

1.许多文献在利用面板数据进行方程回归时没有进行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这就容易产生虚假回归并且不能保证方程的稳定性。

2.许多文献在得到方程后，仅仅得出EKC的形状，没有求出曲线的拐点，这对经济和环境关系的研究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因为拐点两侧的环境和经济政策是不相同的。

3.一些文献直接用二次型的EKC模型进行估计，这必定会带来方程设定错误。

4.对民族地区8省区经济增长和环境协调发展，还没有基于PanelData进行实证研究的文献。

基于上述的分析，本文从以下方面进行了改进：

1.利用拓展的Kuznets曲线三次型模型进行计量经济学分析，且先对面板数据进行了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以克服虚假回归和方程不稳定的缺陷。

2.分析出民族地区经济增长同环境污染的一般关系，并找出各个省区各自独有的EKC和相应的拐点，为民族地区环境政策制定和经济规划提供理论依据。

3.利用的19992008年民族地区最新的数据，得出的结论会更实用（2009年数据所在的《中国统计年鉴2010》尚未出版）。选取的是西部大开发10周年时间段，也是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环境关系冲突最为明显的阶段。

二、模型建立与数据选取

EKC的形状不尽相同。CrossmanandKrueger证实了倒U型的库兹涅茨环境曲线存在；Kaufmann(1998)等人的研究表明人均收入和SO2排放量之间存在U型关系；根据其他研究资料表明库兹涅茨环境曲线有倒N型、N型、线型多种形状。

为了保证研究的一般性，本文采取CrossmanandKrueger（1998）拓展的包含上述五种类型可能性的的库兹涅茨环境曲线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根据计量分析最终确定各个省区到底是属于倒U型、U型、直线型、倒N型、N型中的哪一种。模型形式为：

Y=α+β1X+β2X+β3X+u(1)

其中Y为环境污染指标；X为经济指标;u为随机误差项。

根据模型回归结果可以判断环境曲线关系:若β1>0,β2则为倒U型曲线关系;若β10,β3=0,则为U型曲线关系;若β10,β3则为倒N型曲线关系;若β1>0,β20,则为N型曲线关系;若β1≠0,β2=0,β3=0,则为线性关系。具体的判断表如表1所示：

表1环境Kuznets曲线形状判断表

β1

β2

β3

倒U型

>0

<0

=0

U型

<0

>0

=0

倒N型

<0

>0

<0

N型

>0

<0

>0

直线型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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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湖泊；污染治理；经济学

我国的幅员辽阔，是一个地域大国，也是一个湖泊众多的国家之一，我国有2800多个天然湖泊并且其面积都在1平方千米以上，湖泊的总面积约在9万平方千米，而淡水湖泊的面积达到3.6万平方千米，淡水储量在2260亿立方米。湖泊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具有重要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淡水资源以及国土资源，具有多项功能，可以为人们提供饮用水、为工业提供生产用水、对河川径流起到调节作用、是水生生物的繁衍场地、还可以沟通航运以及对区域内的生态环境进行调节，如此众多的功能可见其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的重要地位。

1利用经济学分析湖泊污染

目前湖泊造成的污染原因除了人们对于自然生态的规律认识不清，还包括其对于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没有良好全面的权衡，一味的追求眼前的经济利益，忽视了长远发展的重要性。

1.1导致湖泊污染的宏观经济原因

传统意义上的宏观经济研究的主要是国民经济的增长问题以及就业的情况，其制定的政策目标主要是增长经济、就业充分、稳定物价、平衡国际收支等等。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中都为包含环境问题，所以在国家规划的很多方面都没有经环境问题进行充分的考虑，最终导致了再推进工业化进程的同时，生产生活的污染物大量排放，使得湖泊污染。

以云南洱海为例，其位于云南大理的白族自治州，是我国的第七大淡水湖，海拔高度为1966米，是云南的的人大高原淡水湖泊，其湖面积有252.91平方公里，利于面积达到2565平方公里，在其流域人口达到了80多万人，可谓是造就了大理的灿烂文明。但是从上世纪的90年代开始，洱海的水质是在不断地恶化中洱海水质不断恶化，曾一度降到国家地表水Ⅳ类标准，严重影响生产生活。

1.2致湖泊污染的微观经济原因

环境具有两个独特的特征，即“负外部性”以及“公共物品属性”。经济学的研究表明，通过市场机制可以对资源进行有效的配置，但是因为其本身的缺陷，会使得在配置的过程中效率低下，不能达到有效的资源配置。因为环境具有的公共物品属性以及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使得市场机制在环境问题上出现了失灵状况。其中湖泊问题就是一个典型事例。湖泊环境包含着公共物品属性，不具有消费带来的竞争性也没有排他性，就是说某个个体对湖泊所提供的环境物品的消费对其他个体对这一环境物品消费的数量和质量不会有影响；同时，任何个体不论是否付费，都与这一环境物品的消费息息相关，所以“搭便车”现象极为普遍，即在不承担湖泊污染需要治理的成本时，却有可以享受治理带来的好处，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公用地的悲剧”。

湖泊污染问题还具有负外部性，即环境污染不影响个体生产的成本，成本的承担人往往是他人或后代人承担，这就产生了社会成本。在存在负外部性的情况下，排污企业的个体成本小于社会成本，即产生了不能全部反映到市场交易价格中去的额外社会成本。这一额外社会成本被转嫁给社会和公众。外部性成本的转嫁，必然导致污染物这种具有负外部效应的物品过度供给的行为，往往造成污染量远远超出社会允许的污染水平，使湖泊受到污染，社会福利损失。

2使用经济手段解决湖泊的污染问题

2.1使用科学合理的宏观经济手段

在制定国家发展规划的过程中，湖泊保护必须被纳入其中，将经济发展与湖泊保护作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在工作中避免被动的治理，而是要积极主动的进行防护。同时湖泊治理的保护资金也要纳入地方的投资预算中，保证湖泊流域环保投资占GDP的比例要达到2%～3%，这是依据国际的治理经验得出的数据。

要依据生产部门不同种类的特点处理其与自然环境间的关系。要懂得充分利用自然的净化能力，这是最经济有效的保护措施。分利用自然净化能力是保护环境最经济有效的措施。应根据湖泊流域的环境容量和自然净化的特点，确定污染工业的集中与分散、城镇规模的大小与功能区划分等布局问题，使经济发展和城镇建设与湖泊流域环境系统的调节功能相适应。

要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优化工业的布局结构。湖泊受到污染一个严重的额污染源就是工业。湖泊流域的污染严重的工业应该进行转移，重点发展的是第三产业，对产业结构的调整要严格，对于超标企业一定要关闭。其次是农业结构的调整，大力推广测土配方施肥，使化肥、农药施用减量化，控制水产养殖规模，搞好畜禽养殖小区生态化建设，提高畜禽粪便集中处理率。

在富营养化湖泊的流域地区，尤其人口密集、企业聚集、水体污染较突出的“三湖”流域，必须实行比全国更高水平、更加严格的水污染防治标准，从源头进一步压减排污总量。

2.2市场机制作用的充分能发挥

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想要解决环境问题既要依靠政府的干预，又要利用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将政府的干预作为市场机制的辅助动力。政府通过征税，一方面要让企业为其负外部性付出成本，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在利益的驱使下，企业将会采取措施提高生产的技术含量，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另一方面，通过筹得资金，补偿受其负外部性的受害者，而且可以向正外部性企业提供一定的补贴，提高其生产能力。

按照“污染者付费”原则，将环境的价值计入到生产和生活成本中去，使环境的价值体现得更为具体，解决生产“外部不经济性”问题，通过市场机制，使开发、利用、污染、破坏湖泊环境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承担相应的经济代价，促使其从自身利益出发选择有利于湖泊环境保护的生产、经营和消费方式，从而有效地制止无偿污染湖泊的行为。

结束语

根据经济学市场机制的治理手段，我国在治理湖泊污染中，政府采取市场手段解决市场主体排污的外部性问题，可以经过两种方式实现：其一是对排污征税，即要求企业为他们的污染付出等于其外部危害的税款，通俗说企业要向政府购买其对污染环境的权利。政府对污染进行征税，那么每户企业就要选择排放多少污染和自己消化多少污染，使缴纳污染税与自己消化污染的成本之和最小化。另一种是借鉴发达国家常用的市场方法，就是实行排污许可证的制度，排放总量要限制，市场主体之间可以自由买卖排放配额。政府按照实际的情况，确定环境可承受的污染并将排放额度适当地在企业之间分配。那些能以较低成本降低污染物排放的企业会卖出他们的排污许可证；而另外一些降低排污量成本较高的企业会购买更多额度的许可证，因为这比安装昂贵的控污设备或者倒闭更节约。污染权交易制度将环境保护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起来，可以鼓励企业降低污染的排放量。

参考文献

[1] 李志杰.湖泊污染及治理的经济学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12，（8）：3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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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VAR 模型 经济增长 协整检验

一、山东省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 VAR 模型的建立

（一）指标与数据的选取

文章选取山东省的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二氧化硫排放量和烟尘排放量作为环境污染的指标。经济增长指标选取山东的人均 GDP。环境污染指标与经济增长指标时间序列数据选取的是 1981 年到 2013 年的数据。为了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获得平稳性的时间序列，其所有数据都进行了对数化的处理（变量符号见表 1）。本文的所有数据均取自《山东省统计年鉴》。

（二）基于 VAR 模型的广义脉冲响应分析

1.VAR 模型的稳定性检验

AR 根估计所有的根模都在单位圆内，所以被估计的 VAR 模型是稳定的，得到的结果是有效的。由于得到的 VAR 模型是稳定有效的，所以可以在此基础上，使用广义 VAR 模型的脉冲响应分析人均 GDP 与环境污染各指标相互g的冲击响应，刻画出各变量间的动态关系，本文选取的是滞后期数为 20 期的脉冲响应模型。

2. 各污染指标对经济增长的脉冲响应分析

从图可以看出，当在本期给经济增长（dlnagdp）一个正的冲击后，二氧化硫和烟尘的产生量在前两期微小下降后，在第三期开始到第八期表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这种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说明了山东省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硫和烟尘的排放量呈现出一定程度上的环境库兹涅茨"倒 U 型"曲线。而工业废水排放量和工业固体产生量的环境库兹涅茨"倒 U 型"曲线则不明显。这说明山东省的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表现形式主要以气体（二氧化硫和烟尘）为主，这与目前山东省的环境现状是比较吻合的。最近几年山东省在全国空气质量排名一直是比较靠后的，大多数城市的空气质量并没有达到国家二级标准，这也说明了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动态关系是否呈现出环境库兹涅茨"倒 U 型"曲线，取决于不同国家或地区数据的选取和衡量环境污染的不同指标选取。

3. 经济增长对各污染指标的脉冲响应分析。

从图可以看出，当在本期给环境污染的各指标（dlninwater、dlnso2、dlnsoot、dlninsolid）

一正冲击后，经济增长在前几期波动之后，在其反应期内响应值将达到负值并达到负值最大

值。这说明从整体而言，污染物的排放对山东省的经济增长起到抑制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环境的质量会对经济增长具有反作用的观点。山东省是一个资源大省，拥有金矿、煤、矿、石油等各种珍贵的矿产资源。长期以来，山东省的经济增长主要靠第二产业的发展来带动，大量矿产资源的开采，冶金、化工、火力发电等行业产生大量废气，工业废水和工业固体废弃物的排放，加剧了山东省环境的恶化。

三、基于 VAR 模型的方差分解分析

基于 VAR 模型的方差分解是通过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这种变化用方差来衡量）的贡献程度，进而评价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从方差分解的结果可以看出，在经济增长预测的误差分解中，从平均贡献率来看，二氧化硫排放量的贡献率是最大的，烟尘排放量的贡献率次之，工业废水排放量的贡献率最小。这说明目前对山东省经济增长起主要抑制作用的是工业废气的排放，工业固体和工业废水的排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相对较小。

四、结论与对策

（一）结论

本文使用了 VAR 模型，对山东省的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并在 VAR模型基础上使用了广义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对 1981-2013 年山东省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各指标的动态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从而得出以下结论：首先，经济增长可以影响环境质量水平，环境质量水平也可以影响经济增长。但是，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是否呈环境库兹涅茨"倒 U 型"曲线，取决于不同国家或地区数据的选取和衡量环境污染的不同指标的选取。其次，在对山东省的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的动态关系研究中发现，伴随着山东省经济增长产生的主要环境问题是工业废气（二氧化硫，烟尘）的大量排放，工业废水和工业固体废弃物的排放量相对较少。再次，大量矿产资源的开发伴随而来产生了各种环境问题，工业废气（二氧化硫、烟尘）、工业废水、工业固体废弃物的排放量不断增多，"三废"问题已经成为了抑制山东省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二）相关对策

山东省要想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双赢局面，必须要积极引导企业按照循环经济和生态工业模式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环境污染少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1.适当调整产业结构

山东省的第二产业所占比重较大，其能源消耗大，造成的环境污染也相对比较严重。而相对而言技术密集型产业污染物的排放强度一般较低。因此，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势在必行。为此，抓住全球制造业基地东移的有利时机，以新型工业化为目标，注重科技含量和附加值的提高，逐渐淘汰那些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推进企业实行清洁生产，实现企业废气、废水、废物的低排放甚至零排放，使环境保护和经济效益的协调发展变为现实。因此，在经济发展中通过进一步深化产业结构调整来减轻环境污染的压力，还有很大的空间和潜力。具体而言，首先，通过省级之间的经济合作，进行产业结构的优化。在当前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的大背景下，山东省与周边地区相接壤的西部地区可以适当发展污染较小的轻工业，加快山东西部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其次，对于现代服务业要大力支持，打造自己的服务品牌，从而改变山东省三次产业结构不甚合理的局面。再次，通过第二产业内部的优胜劣汰竞争机制，用大规模生产对小规模生产进行替代，将高污染、高能耗的小水泥、小炼油、小火电等落后产能淘汰，从而达到降低环境污染的目的。积极发展循环经济，对于低耗能、无污染的生产技术积极推广，加快建成典型生态工业园。最后，加强生态农业和旅游业的发展。强化农产品的深加工，使得农产品的附加值得到提升，积极发展高效生态农业。结合山东省丰富的旅游资源，大力发展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的绿色旅游。通过改变传统的旅游模式，在食、住、行、游、购、娱各个环节收到减少污染的效果，降低对资源的依赖性。

2.完善环保法规，充分利用经济杠杆手段，继续加大对环境治理的投入力度目前山东省还处于工业化发展时期，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三废"的排放量将会随着经济的增长而不断增加。要使整体的环境质量不断改善，特别要加强二氧化硫、烟尘等工业废气的控制，山东省应当在保证经济发展的前提下，结合山东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形成一整套污染治理的法规，使其在引资、投资、生产的全过程发挥作用。引资前，要对投资项目的环境影响进行充分的数据分析与实地调查，进行环境的预评估；投资的审批应该按照环境的污染程度而非投资额确定。建成生产的项目，要加强后期的监管力度，必须加强贯彻落实《山东省环境保护条例》、《清洁生产促进法》等环境保护法律的实施。确立污染者负担、受益者补偿的原则，并规范环保市场，努力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使排污收费机制的定价更加合理，用途更加广泛。同时，继续加大环境保护的投入，努力降低经济增长中伴随的环境质量恶化的峰值，努力缩短曲线跨度，使环境曲线变缓和，使二氧化硫与烟尘等环境污染物的排放量不断下降。

参考文献：

[1 ] Grossman，Gene M，Alan Krueger，Economic Growth and the Environment[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5，110 （2 ） ： 353 - 373.

[2 ]潘家华. 持续发展途径的经济学分析[M] .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 3 ]张晓. 中国环境政策的总体评价[ J] . 中国社会科学，1999，（3 ）.

[ 4 ]马树才，李国柱. 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的 Kuznets 曲线[ J]. 统计研究，2006，（8 ）.

[5 ]包群，彭水军. 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 基于面板数据的联立方程估计[ J]. 世界经济，2006，（1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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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污染转嫁与城乡污染转嫁

污染转嫁是指一定区域内的人类行为（作为或不作为）直接或间接的对该区域外的环境造成污染损害或将自己造成的环境污染的治理责任推与他人而使自己不承担或少承担污染损害治理责任的社会行为。①污染转嫁是以两个或两个以上主体之间关于环境污染的产生、损害治理责任以及其他相互关系为研究内容的。城乡污染转嫁作为污染转嫁的主要类型之一，是指城市环境主体为了规避其应负担的环境治污责任，有意识地向农村环境主体转移治污责任的行为。该类行为强调：第一，污染转嫁在方向上是由城市向农村转移；第二，转嫁的过程是人力可控制的；第三，污染转嫁是转嫁主体为逃避应承担的治污责任，有意识地、有目的的行为。

（二）城乡污染转嫁的现状

近年来，随着城市环境整治力度的加大，越来越多的城市中的企业为逃避环境治理责任，选择将企业或污染设备从城市转移到农村地区，给当地的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城乡污染转嫁呈现愈演愈烈的趋势，而且多呈现出面源性污染的特点，使得原本生态脆弱的农村地区的环境保护和治理难度更大。环境污染转嫁不仅严重破坏了环境污染的治理秩序，也极大的挫伤了环境污染治理者的治污积极性。当前城乡污染转嫁的方式多种多样，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第一，直接将污染物转移到农村。目前许多城市把生活垃圾运到农村地区，将农村地区作为天然的垃圾场。城市中的企业考虑到建造垃圾处理厂的成本、缴纳的相关处理费用以及对附近居民和环境的可能造成的影响，最终选择将垃圾直接转移到农村地区，从而达到节省了高额的成本的目的。第二，污染企业和污染设备的转移。大量污染严重的企业因不愿承担或无力承担高昂的排污及治理费用，同时为了规避相关环保部门的监察或处罚，选择将企业或造成污染的设备迁至环保监管和执法力度较为薄弱的农村地区，从而达到转移污染，减少污染损害治理费用，规避损害治理责任的目的。当前，我国尚未出台明确规制城乡污染转嫁行为的法律法规，但这类行为显然有违城乡环境正义与公平的要求。

二、城乡污染转嫁产生原因的法经济学分析

造成城乡污染转嫁有多种原因，既有城乡二元性法律体制的制度性因素，又有农民环境保护意识薄弱的意识因素，此外，还有政府及其相关职能部门监管缺失的管理体制因素等。笔者在此不再赘述，试从一个新的视角，即法经济学的视域下对该行为的成因进行分析。

（一）城乡污染转嫁产生的内在动因

城乡污染转嫁产生的内在动因是经济主体的自利性和市场经济的逐利性。关于人性有很多理论。在犯罪学史上，存在理性人和经验人之争，它们分别是刑事古典学派和刑事实证学派的人性基础。前者认为人能够从自己的意志出发进行思考和行动，后者则认为人的一切思想和活动都是被人的非意志因素所决定的。刑事古典学派吸收了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边沁认为："对某些行为的肯定或者否定，取决于该行为是否具有增进涉及切身利益的当事人的幸福，或者说，是以能否促进幸福来评价行为"。②

城乡污染转嫁中的行为人是一种有限理性的经济人。理性人作为一种经济主体在进行经济活动时，总是精于计算并力求最大化自己的利益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o斯密（Adam Smith）就曾写到："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师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③他认为人类天性是自私的，因此，追求自利并非不道德之事。倘若放任个人自由竞争，人人在此竞争的环境中，会凭着自己的理性判断追求个人最大的利益，但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会使社会资源分配达到最佳状态。由此可以看出，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所采取的经济行为都是力图以自己的最小经济代价去获得自己的最大经济利益。正是这种逐利性滋生了城乡污染转嫁行为。正是由于从获取最大利益的目的出发，污染转嫁者们才会热衷于将污染设备，污染企业等转移到收益更高，而违法成本更低的农村地区。

其实追求利益是无可厚非的，要想在竞争激烈残酷的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经济主体必须努力获得最大的利益，追求利益也是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然而，追逐利益的行为如果缺乏道德、法律的约束就如同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使"人们彼此嫉妒、猜疑，变得贪婪、利己起来，引起人们道德堕落。在资产阶级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④在这种唯利是图的动力驱使下，资本家会为了获得金钱而从事各种违法行为。也正是在此种经济利益驱使的动机之下，污染者们才会肆无忌惮的转移污染，以达到成本最小化，利润最大化的目的。

（二）城乡污染转嫁产生的外在动因

城乡污染转嫁产生的外在诱因是社会管理秩序的失范和制度规范的缺失。在西方，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启动力量来自于市民社会内部，市场经济取代封建自然经济是一个长期的、自发的逐步过渡的过程。因此，市场规范首先是在经济活动中自发形成，先于国家立法而存在的。而在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启动力量是来自于国家而不是来自于市民社会内部，即由政府有计划地设计和推进市场经济的孕育和发展过程。这使我国社会无法通过市场的自我发育而在较短的时间内自发形成一套完整的市场规范。这就给城乡污染转嫁的产生提供了孕育的土壤。我国目前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期，新的适应市场经济的法律规范因为需要一个实践和制度摸索的过程而未能有效建立，这就造成某种程度的失范，即经济运作缺乏有效、合理而且全面的制度规范。

城乡污染转嫁中的行为人是有理性的经济人，其在实施违法行为时必然考虑违法成本与违法收益的问题，经过理性计算和利弊权衡后，如果认为违法收益大于违法成本就会铤而走险，走上违法的道路。城乡污染转嫁的违法成本（C）有：第一，直接成本（C1）。是行为人在实施整个违法行为过程中的支出，即一定量的时间、体力、脑力、实物形态的各种资源及货币财富的总消耗，它构成了行为人的直接支出。在量上表现为人力（a）、财力（r）、物力（w）。用函数表示就是：C1＝f（a，r，w）。第二，惩罚成本（C2）。即行为人因违法而受到法律制裁及接受惩罚而支付的代价。惩罚成本与惩罚的严厉性、确定性（违法受到现实制裁的概率）有着正比例的函数关系，即严厉性、确定性越高，制裁的风险越大，违法成本自然也越高。假定惩罚的严厉性为m，违法被查处并予以处罚的概率为p，那么违法的惩罚成本就是C2＝f（m，p）。第三，机会成本（C3）。即从事合法正当经济活动的可预期收益。城乡污染转嫁中行为人为实施违法行为而放弃的从事合法经济活动所可能获得的收益即为城乡污染转嫁的机会成本。社会制度越完备，社会的投资环境越好，就业渠道越广，投资收益的机会越多，从事合法经济活动的收益就越高，行为人选择违法的机会成本就越大，违法的可能性就越小。违法的机会成本主要取决于社会制度的完备程度（s）和社会的宏观环境状况（e），即C3＝f（s，e）。第四，道德成本（C4）。行为人实施城乡污染转嫁的最终目的是最大程度地满足自己，提高自己的收益。而在生活的效用函数中，来自社会的评价、内心道德的自我评价、良心的安适或谴责占据一定的份额，若此种精神的、道德的、社会的评价在社会公众生活效用函数中所占比例越大，则违法成本越高，违法欲望越低，动因越小。这一成本主要受社会道德状态影响。因此，违法行为的总成本就是C＝C1＋C2＋C3＋C4。城乡污染转嫁的预期收益就是行为人可能从违法活动中获得的利益。一般来说，城乡污染转嫁的收益（I）等于城乡污染转嫁的直接所得减去城乡污染转嫁过程的直接支出（C1），再减去付出同样支出从事合法经济活动的收益（C3）。若（C4）减小，则（I）相对增大，若（C1）加（C3）接近或者等于、小于（I）时，选择城乡污染转嫁将是"划算"的，是有极大的利润可图的。

城乡污染转嫁归根结底属于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的的违法犯罪行为，这种违法行为所获得的巨大超额利润大于其违法成本，正是这种在巨额利润的诱惑驱使下，导致污染者们肆无忌惮地转移污染，从事各种违法行为，造成我国部分农村地区环境状况日益恶劣。

三、法经济学视域下解决城乡污染转嫁的对策

目前，城乡污染转嫁已经成为我国农村环保问题的主要成因，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损害农民健康，影响农村社会乃至全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这些问题如不能得到及时解决，将严重影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环境保护涉及到经济利益、环境利益和生态利益的平衡，涉及农民环境权的实现和农村法治化的提升，所以，我国农村的环境保护需要综合运用法律手段、经济手段等，以达到综合治理，保持生态平衡。

（一）降低违法收益，增强环保意识，维护城乡环境公平与正义

对于国家来说，要想防治城乡污染转嫁就必须使违法成本大于违法收益，并尽量以最小的惩罚成本获取最大的惩罚效益。城乡污染转嫁行为产生的内在动因是经济主体的自利性和市场经济的逐利性。从价值判断上说，这种自利性和逐利性无所谓善恶，它犹如刀的双刃，既是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驱动力，也可能使人见利忘义谋取非法利益。"在宏观上市场经济是以法律为边界的公平竞争的经济，在微观上竞争主体均以获取超出平均利润以上的最大利润为目的，以便在竞争中求得生存和最大发展。可以说，城乡污染转嫁与市场经济具有共生性"。⑤因此，要想通过消灭经济主体的自利性和市场经济的逐利性来防治城乡污染转嫁，就要以降低违法收益为前提条件。即以最小的惩罚成本获取最大的惩罚效益，将其控制在一个社会所能容忍和承受的合理限度内，即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以及国家的安全不受根本性损害。

我国农民普遍缺乏环保意识，对农村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在农村建设中盲目引进污染严重的生产技术，不考虑当地环境容量，无疑增加了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的难度。对此，我们要加大环保宣传和教育力度，综合利用广播、电视及报纸等农民能经常接触到的大众媒体，大力宣传农村生态环境与资源保护方面的方针、政策和法规，全方位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增加城乡污染转嫁的道德成本，使该类违法行为降低到最低限度，实现城乡环境正义与公平。

（二） 开征环境税，增加违法成本，完善城乡污染转嫁的制度规范

处罚成本的大小既取决于法定标准的高低，又取决于这种违法行为被查处的概率有多大。目前，我国对城乡污染转嫁的处罚标准并未完全明确，没有起到较好的遏制违法的作用，也没收到预期的处罚效益。原因主要在于本类违法行为处罚确定性低。菲利认为："刑罚的严厉性只有与刑罚的确定性有效的配置，才能获得最优的刑罚效益，因为罪犯对刑罚严厉性的判断，不是以刑法典上的规定为标准，而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判断，即自己实际受罚的概率是多大。"⑥

在我国农村地区，由于相关治污设施的缺乏，治污力度薄弱，一旦遭受污染，在短期内很难得到治理和恢复。因此，我们一定要提高城乡污染转嫁的处罚标准和处罚力度，增加处罚的确定性，使违法成本增大。另外，从处罚的种类来看，我国污染防治法对本类违法规定为罚金刑，罚金数额较小，与违法所获得的高额利润相比差额太大，根本无法消除此类违法行为高利润的诱惑。没收财产经济惩罚的力度较大，但只适用于情节特别恶劣的情形。因此，应扩大适用罚金刑、没收财产刑的适用范围。罚金刑的数额最好以倍比的方式规定，并依据违法情节的驱重而递增。没收财产不仅限于对情节特别严重的违法人适用，可将其扩大到已产生严重危害结果的违法人。正如波斯纳指出的那样："从经济学角度看，我们应鼓励适用罚金而不是徒刑。原因不仅是因为徒刑不为国家创造收入而罚金创造了收入，还在于处刑的社会成本高于从有偿能力的被告处征收罚金的社会成本"。⑦

城乡污染转嫁实质上是对弱势地区环境资源的侵占和肆虐。而建立高效透明的环境税收制度，目的在于将征得的税款专门应用于公共资源的调整和分配，规范环境公共物品的有序利用，从外在市场上消除城乡污染转嫁的土壤。同时，还能发挥税收的持续刺激功能，激励生产者以环保的方式开展生产并不断进行技术革新。与直接管制的手段相比较，环境税收制度还有见效快、费用低等优点。若单纯依靠规章制度来治理污染，约束排污行为时，管理费用和信息成本太高，效率相对较低。而环境税收作为一种经济手段对于环境保护而言，，除了固有的刺激作用外，还具有很强的灵活性，每个污染者能根据成本--效益分析，自行决定是纳税、降低产量、加装污染消减设备、革新技术工艺还是削减污染。运用环境税收这一经济手段，将有效降低污染控制费用，提高效率。

结语：我国长期倚重直接管理手段来解决环境问题，主要运用命令控制、管制型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强制企业执行环境标准，控制污染，对违反者实施行政处罚收费。这些手段对缓解环境压力、保护自然资源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随着我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和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单纯依靠法律和行政管理手段已不能解决防治环境污染问题，而需要更多利用基于市场机制的经济调节手段。城乡污染转嫁产生的外在原因是缺乏合理、有效且全面的制度规范，因此建立健全规制城乡污染转嫁的经济制度规范显得尤为重要。在经济学的理论中, 环境是典型的公共产品。在存在外部经济效果时, 个体的理性势必导致集体的非理性, 最终导致公共牧地的悲剧。因此我们必须建立全面、高效、合理的制度规范，消除违法主体低成本甚至零代价从该物品中获利的条件，增强人们的自律精神。唯此，才能还农村地区一片纯净的天空，实现城乡公平与正义。

注释：

① 孙昌兴、曹树青．环境污染转嫁探析[J]．合肥工业大学学报，2003（2）：17．

②马克昌．近代西方刑法学说史略［M］．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第60页。

③（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82-83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第564页。

⑤储槐植．市场经济与刑法［J］．中外法学，1993（3）。

⑥（意）恩里科·菲利．违法社会学［M］．郭建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53页。

⑦（美）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M］．蒋兆康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第297页。

参考文献：

［1］孙昌兴、曹树青．环境污染转嫁探析[J]．合肥工业大学学报，2003（2）：17．

［2］马克昌．近代西方刑法学说史略［M］．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

［3］（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商务印书馆，1981．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

［5］同上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

［7］储槐植．市场经济与刑法［J］．中外法学，1993（3）．

［8］（意）恩里科·菲利．违法社会学［M］．郭建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

［9］（美）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M］．蒋兆康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篇8

关键词:环境责任保险;准公共产品;外部性;公益性

中图分类号:F840.6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7-0110-03

在严峻的环境形势和高昂的环保呼声的背景下,我国于上世纪90年代初由保险公司和环保部门合作推出了环境责任保险。环境责任保险的探索和尝试依次在大连、沈阳、长春、吉林等城市相继展开。但是自愿保险模式下的试点情况非常不如人意。发展状况相对较好的大连市1991年到1995年的赔付率只有5.7%,沈阳、吉林试点工作开展后的3年内赔付率为零,远远低于国内其他险种50%左右的赔付率。在试点地区业务开展以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市场反应冷淡,投保比例极低,甚至为零投保,有的城市因无企业投保,已处于停顿状态。我国环境责任保险为何长期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这是否只是个案现象呢?对环境责任保险的经济学分析有利于从根本上找出这些问题的答案,并提出有效改善这一窘境的建议和对策。

一、环境责任保险的准公共产品属性

根据受益人的范围不同,西方经济学把产品划分为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根据两种产品截然不同的性质采用完全不同的消费方式和提供方式。公共产品是指消费过程中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完全由国家提供的产品。私人产品是与公共产品相对立的概念,是指在消费过程中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的由私人企业提供的产品。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常见的产品并非绝对表现为公共产品或是私人产品,而是通常介于两个极点之间、兼有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某些性质。该类产品所提供的利益的一部分由其所有者享有,是可分的,从而具有私人产品的特征;但其利益的另一部分可以由所有者以外的人享有,是不可分的,所以又具有公共产品的特征,这种现象被称为利益外溢现象,这类产品被称为准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一般不完全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点。它可能由私人企业通过市场机制提供,其价格实际上是一种排他的手段。该类产品的边际成本一般低于平均成本,但是也不一定是零。实际上,任何有外部性效益的产品,就有准公共产品的特点。

私人产品的消费具有绝对的排他性,当一个人消费它时,其他人就不能同时消费该产品,因此,私人产品可通过市场对生产者的激励而产生,也就是说,私人产品可以通过市场的配置实现最有产量的生产。公共产品却必须由政府提供。介于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之间的准公共产品的生产应该在市场机制运作下由政府加以规划和组织,才能够实现其效率。环境责任保险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由于其利益可以由所有者以外的人享有的那部分具有公共产品的特征,因此,很容易产生“搭便车”的现象,即不承担治理环境成本,却享受治理环境的好处。当“搭便车”的现象变得普遍时,一部分环境责任保险的购买者就会陆续地选择退出保险市场,如此下去,自愿模式下的环境责任保险将无以为继。①

二、外部性特征影响下的环境责任保险市场供求分析

经济学上,外部性是指不能直接反映在市场或者价格中的额外成本或额外受益。它具体包括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两种情况。环境问题的重要特点,就在于其“外部不经济性”,即市场主体行为对环境资源的不利影响由该主体以外的第二方――他人和后代人承担。这样,一方面,投资者没有为其付出的成本得到全部应有的收益,另一方面,污染者没有为其产生的负外部相应付费,也没有对环境资源进行补偿性的投入,结果只可能是环境资源由于投入不足和过度使用而产生破坏、退化、甚至衰竭,这就是“公地的悲剧”。

科斯认为,有效的产权制度①可以降低甚至消除外部性;只要产权是明确的,私人之间的自由契约可以使外部影响“内部化”,从而实现帕累托最优状态,无需政府插手市场具有自我矫正的功能。他认为之所以出现严重的环境问题是因为环境产权不明确,而环境产权不明确的原因是因为界定产权需要较高的交易费用。我国的环境产权包括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以国有制为主,产权主体属于全体公民。在具体的管理运作方式上,前者由国家设立中央和地方各级各类资源管理部门,作为全民的人,负责不同国有资源的管理;后者一般由公众推举出代表,负责资源的管理,公众在一定的组织规程下共同开发利用;两种所有制下,资源均不能随意转让或者买卖。在这两种情形下都是由人履行管理、利用和分配环境资源的权利,以最大限度保证自然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和公平分配。这种字面的界定看似完美,可是从实际操作来看,形成了环境资源的产权不明晰或多重产权。事实上,理想的环境资源公民所有在我国并不存在。而且,在实际管理和经营中,也不可能让所有的产权主体(每个公民)都来行使其权利,因为这样做不仅操作成本极高,而且效率相对低下。而多重产权则造成多个所有者竞相对资源进行超负荷使用,导致资源的浪费和破坏。在环境产权没有明晰的情况下,所有个人和企业都有使用环境资源的自由,这种自由既包括享受优美环境的自由,也包括排放污染物的自由。因此,环境产权的特殊性使其必然不具备有效产权的三大特征中的两项:排他性和可自由转让性――环境产权在理论上应是全民所有,事实上并非如此,明显具有不可排他性;环境的整体性和不可分割性以及我国环境产权的所有制形式也意味着环境产权的不可自由转让性。这样,外部性就成为环境问题的一个重要特征。另外,环境责任保险存在着明显的正外部性效应。在这些效应的影响下,我国商业化经营的环境责任保险陷入了“有效需求不足、供给短缺”的市场失灵境地。

(一) 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造成环境责任保险“有效需求不足”

负外部性也叫外部不经济,即指生产者的生产行为或者消费者的消费行为给其他经济主体带来了损害或者额外成本而没有相应补偿受害主体。环境污染具有典型的负外部性效应,即排污企业的行为对环境资源的不利影响由该企业以外的第三方――他人和后代人承担。所以,污染企业在决定生产、投资、消费等活动时,往往只从自己的角度考虑所面临的各种选择的成本和收益,而对经济活动所需的环境要素的投入和产出,特别是由此产生的广泛的社会后果(如对财产、人体健康、生产生活活动、环境的舒适性以及环境美学价值的损害等),却没有或者没有完全折合成与企业经营效益有关的成本和收益,因而不能影响其决策。污染企业在各自的成本分析中利用的是私人成本,而不是社会成本②。事实上,社会成本一般远远大于私人成本。完全依靠市场本身所带给保险合同双方的利益驱动明显不足,使得保险公司和潜在污染企业之间无法大规模达成环境责任保险契约,以完成环境责任保险制度本身所追求的分担环境责任风险的政策目标。因此,在没有外界因素的干预下,污染企业一般不会选择自愿购买环境责任保险。环境责任保险市场呈现出有效需求不足的态势。

如图1所示,保险公司提供环境责任保险的私人边际成本为MPC,相应的社会边际成本为MSC,图中的XC部分表示的即为社会边际成本大于私人边际成本的差额部分。在此,假设只考虑环境产权的负外部性特性,则保险公司提供环境责任保险的私人边际收益等于其带来的社会边际收益,同为MR,即需求曲线。保险公司和社会分别按照各自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原则确定环境责任保险的最佳均衡产量Qp和Qs。Qp>Qs,说明社会的最优数量低于市场的均衡数量,即社会的环境责任保险“有效需求不足”。

(二) 环境责任保险的正外部性导致其“供应短缺”

经济学上,单个经济单位的一项经济活动会给社会上其他成员带来好处,但他自己却不能由此而得到补偿。此时,这个人从其活动中得到的私人利益就小于该活动所带来的社会利益。这种性质的外部影响被称为“正外部性”,即“外部经济”。 正外部性在于产品的某些效益估值没有被视为产品需求的一部分,于是边际社会收益就超过了私人边际收益。这里要区分三种边际收益:一是边际社会收益(MSB),是指因供应一个单位的商品或劳务而受益的全体个人的总估值;二是边际私人收益(MPB),是指因购买一个单位商品或劳务而“直接” 受益的个人估值的总和;三是边际外部收益(XB) ,即因购买一个单位的商品或劳务而 “间接” 受益的个人估值的总和。因此,MSB= MPB +XB,且 MSB>MPB。同样,环境责任保险产生的正外部性,表现为边际私人收益(MPB)小于边际社会收益(MSB)。原因可能在于环境责任保险保险金的赔偿多是巨额支付并且展业的进行、承保范围的确定、定损、理赔等环节难度都很大,这使得环境责任保险的经营成本较高,边际私人收益较小。同时,环境责任保险具有公益性,代表社会利益的政府不用付出任何代价,就可获得环境责任保险带来的好处,边际社会收益较大。而保险公司生产环境责任保险时,边际私人收益却小于边际社会收益,正外部性由此产生。

环境责任保险的正外部性会产生两种结果:一是如果按照社会期望的最佳供应量提供环境责任保险,商业保险公司的经营必然亏损,最终导致环境责任保险业务萎缩或者商业保险公司退出环境责任保险领域而经营其他有利润空间的险种;二是在同样价格(成本)的条件下,商业保险公司的最佳供应量与社会期望的最佳供应量产生了差距,社会期望的最佳供应量多于生产者的最佳供应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按照商业保险公司的最佳供应量进行生产,就必然产生环境责任保险“供应短缺”。

如图2所示,保险公司提供环境责任保险的边际私人收益为MPB,社会从保险公司生产中获得的边际社会收益为MSB,环境责任保险的正外部性带来的外部收益在图中表现为XB。在该部分只考虑环境责任保险的正外部性特性,因此,假设保险公司提供环境责任保险的边际私人成本与边际社会成本相等,同为MC(供给曲线),保险公司和社会分别按照各自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原则确定环境责任保险的最佳均衡产量Q0和Q1。结果是环境责任保险的正外部性导致“契约自由”下自愿保险市场的失灵,保险公司的最佳生产量小于社会最优数量,环境责任保险“供给短缺”的现象出现。

三、环境责任保险的公益性

环境责任保险实现了环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社会化,可以弥补传统民事损害赔偿制度难以使受害人得到及时有效补偿的缺陷,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发展与社会效益和社会公平的统一;另一方面,环境责任保险使得整个社会来分摊损失,大大减轻了侵权人的压力,缓解了侵权人和受害人之间的矛屑,有利于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环境责任保险具有很强的公益性,有利于实现整个社会的帕累托改进。它的公益性不只针对第二人受到的损害而且针对被保险人受到的损害,应从整个社会的整体利益考虑。倘若被保险人自有场地受到污染损害而没有经济能力治理,那么受到损害的不只是被保险人本人,整个人类社会将受到牵连。

从福利经济学角度来看,如图3所示,假定 为无环境责任保险时的企业供给曲线,D为对应的需求曲线。此时消费者(保险的购买企业)剩余为P0PE,生产者(保险公司)剩余为OEP0。企业购买环境责任保险后,有助于企业产量的增加和实现产品的多样性,促使企业产品价格下降,供给曲线向右下方偏移,假定供给曲线由S0移动到S1。供给曲线的移动使均衡价格由P0降低为P1,均衡产量从Q0增加到Q1,消费者剩余净增量为P0EFP1,同时,生产者剩余由OEP0变为OFP1,而OFP1与OEP0相比,两者的大小无法确定,即生产者剩余的增量可能是正值也可能是负值。但整个社会福利的增量总是正值(增量为OEF部分表示的福利水平),说明引进环境责任保险后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环境责任保险显现出其社会公益性的特征。

环境责任保险的公益性使得自愿模式下环境责任保险成功实施的条件要求很高,为了有效避免保险公司拒绝承保和污染企业因无保可能导致的种种问题,强制模式成为当今国际上环境责任保险发展的一大趋势。然而,完全的强制模式对于有足够风险承受能力的大企业而言是有失效率的;对于污染相对较小的企业又有失公允。因此,实行强制环境责任保险不能一刀切,要有选择性的、实行以强制为主导的模式,如此以来,既有利于实现环境污染损失补偿社会化,有利于借助良好的法制环境强化企业的环保意识。而有鉴于环境责任保险具有公益性的特征,因此,政府在其发展过程中加以引导和扶持也是非常必要的。

综上所述,对于这种外部性效应较强、社会公益性突出的准公共产品施行完全的自愿保险模式注定了其失败的命运。中国十几年的环境责任保险实践表明,对于正外部性较强的环境责任保险业务施行自愿保险一方面导致投保面过小,范围过窄,导致保险组织分散风险的能力降低,赔付率升高;另一方面又迫使保费率上升,较高的保费率反过来又抑制保险需求,赔付率的升高又限制保险供给。“有效需求不足,供给短缺”的双向限制严重阻碍了环境责任保险的持续发展和快速增长。因此,就我国目前的法制环境和经济发展状况而言,对我国环境责任保险实行一种以强制为主导、政府加以引导和扶持的发展模式成为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必然。

参考文献:

[1] 罗伯特・弗兰克,本・伯南克.微观经济学原理:第三版[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326-327.

[2] 高鸿业.西方经济学:第三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3] 黄恒学.公共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82-84.

[4] 蓝虹.环境产权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79-80.

[5] 别涛,王彬.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的中国构想[J].环境经济杂志,2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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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广达(1961-)，男，江苏南京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高级审计师

摘要：本文依据环境经济学物质平衡理论的概念框架，以污染者付费原则的环境经济政策为指导，研究上游河流水污染引发下游污染事件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成本和事故技术等级关联系数，进而提出以公平和可持续的价值补偿标准为基础的经济补偿模型及其运作机制，为环境会计的相关计量提供参考。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　河流水污染　环境保护　价值补偿机制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地域辽阔，河湖众多，天然河床水资源丰富，为国民经济建设发展提供了充足的水资源，但相对于高速发展的经济建设的需要而言，我国又是一个水资源严重匮乏的国家。由于人类不合理的生产活动，每年向河流排放大量的污染物，引发众多污染事故和诉讼纠纷，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上下游河流被超标排放，破坏了自然的吸纳涵量和水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以及经济增长的平衡，尤其对沿河流域的工业、农业、渔业和旅游业产生重大影响。然而，河流水资源是基础性的自然资源，也是自然生态中的基础性要素，决定着一个地区和国家的经济发展。在没有条件改变产业结构的情况下，必须应用一定的方法建立相应管理和制约机制，对现有河流进行治理和保护。否则，河流水资源破坏的恶果，不仅会直接导致河流天然水体的净化能力及自我修复能力降低，而且会影响沿河生态产业链脱节和生产经营的持续进行，并给沿河地区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乃至国民经济发展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对自然河流水资源进行合理利用、开发，并同治理和保护有机结合，以保持其可持续性利用。环境问题从本质上来说是经济问题。运用经济手段、价值形式和市场机制，建立可持续的上下游河流污染价值补偿机制，为政府制定相关环保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支持，以发挥河流水资源为人民生产和生活造福功能。可持续的上下游河流污染价值补偿机制研究的最终目标是要建立可持续的上下游河流污染的经济补偿机制，为政府制定相关环保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支持。对这项研究工作的重视，其作用主要在于它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增强人们对环境经济学理论的认识，启发政府在环境管理和污染控制方面的新思路，完善环境管理和污染控制的规章制度，构建用市场手段对污染损失公平、合理的负担机制，最终实现社会经济的科学发展。

二、河流污染补偿机制研究现状分析

上下游河流污染补偿机制是世界各国长期以来必须解决的环境问题，外部性导致沿河领域企业向河流排放大量污染，给河流所在地的生产和生活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处于发展中国家的我国更是如此，国家每年要花巨额资金进行污染治理，成本高效益低，其主要原因在于河流污染补偿机制不尽完善。基于福利经济学的公平和效率的基本理论，西方经济学家庇古主张建立市场调节机制，科斯主张建立市场试图用经济方法来解决“外部性”问题。上世纪70年代国际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DECE)提出并推荐了环境“污染者付费原则”(PPP)，目前中外许多国家和政府制定并实施了包括水污染排放管理和控制的环境经济政策，如废水排放费、排污收费和可交易的废水排放许可证等，而在环境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从来也没有停止。

但上述对环境经济理论研究成果比较原则，环境政策规定比较宽泛，技术性过强，操作性较弱，针对性较差，其污染补偿措施和标准难以体现公平和效率，并缺少对河流水资源进行合理保护和利用。尽管我国一些地方政府也有一些临时性的制度及措施，但大都缺乏政策统一性，在操作层面上也存在许多限制；因为目前象我国政府环保部门排污收费政策和有限的收费标准，根本补偿不了日益增加的环境污染事故所造成的损失，而有政府或受害企业承担污染治理责任和不应负担的污染治理费用。而地源广阔的南方和北方河网分布的差异性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又很明显。为此，必须基于我国现实情况，在不改变现有排污基本收费政策的前提下，构建适于中国国情的上下游河流水污染价值补偿标准和补偿机制，这是当代环保主义者，包括从事环境保护的政策制定人、理论研究者和具体执行人应有的正确而又明智的选择。

三、河流污染补偿机制主要内容

(一)河流污染补偿机制内容构成　第一，理论依据。上下游河流污染补偿机制研究属于继起性研究，其理论启示源于英国经济学家庇古旧福利经济学和新福利经济学家帕雷托效率和公平理论。而上世纪西方经济学家庇古主张通过建立调节市场机制，科斯主张建立市场机制来解决环境问题的思想，成为研究的直接理论依据。在此基础上，应当深化对这些理论的进一步认识，本着“谁污染谁负担，谁损失谁收益”的环境管理原则，建立河流水污染“公平和可持续的价值补偿”理论框架和负担标准，构造符合中国国情的河流上下游污染补偿机制。第二，技术标准和价值标准。基于上述理论的支持，本文研究的重点应集中在确定公平、合理和可持续的河流水污染价值补偿标准上，运用经济技术方法和化学分析方法，设计出包括超标排污量、污染事故等级、超标排污量与污染事故相关等级系数等在内的环境技术标准；应用经济学、统计学和会计学的方法，设计出被污染企业经济损失、经济损失等级、经济损失等级与污染事故相关等级系数等在内的价值标准。第三，补偿价值标准。在上述技术标准和价值标准研究的基础上，还应当通过实地调研和实证研究，经过统计分析与综合，考虑相关因素对污染事故等级和经济损失程度的影响因素，设计出污染价值补偿标准，最终构建污染事故和经济损失等级相关程度的价值补偿距阵模型。第四，价值补偿机制实现的相关支持系统。要使上下游河流水污染价值补偿机制建立并有效实施，必须要具备相应的条件并采取措施。为此，在内容研究的基础上，应进一步思考和设计出对建立和实施这一补偿机制的相关支持系统，如政策制定、操作程序和方法、补偿形式、补偿原则以及必要措施保障和实现条件等，这是研究深入和实现真正运作并达到其成效的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

(二)技术与经济指标的建立　本文建立如下方面的指标：技术指标、价值指标、经济指标。与此同时，建立与之相应的反映和考核一般指标的具体指标，见(表1)。

四、河流污染补偿机制数理模型的构建

笔者认为，公平和可持续的河流上下游污染补偿机制模型的构建，应当以资源稀缺为前提条件，以公平补偿和发展可持续性为目标和衡量标准。这里的公平是指能使外部不经济性问题的解决能得到合理的解释，体现污染者负担原则，并实现污染补偿的帕雷托效应。这里的发展可持续性是指在维护整个自然生态系统的状况下，社会经济发展或企业生产经营的始终处于一种良性循环状态，并使财富最大化。为此，本文从价值补偿两因素加以考虑：污染情况和经济损失情况。污染情况和经济损失情况决定价值补偿标准，两者的互动引致不同的补偿标准。但价值补偿标准又反作用价值补偿两因素。研究补偿标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补偿价值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成为制约社会经济发展和企业生产经营的决定因素。

如何确定补偿标准呢。综合评判的依据是综合决策的数学模型。本文试图建立多级综合

评价模型从理论上来解决上下游河流污染经济赔偿问题。如(图1)所示。

据有关资料，U1U2的权重分配为A=(a7a8)；于是，二级综合评判B=A・R=(b5 b6 b7 b8)；据最大隶属原则，确定价值赔偿的具体等级或补偿标准，见(表2)。

上述补偿标准的优良程度，要应用实证和规范方法，从以下方面加以验证：一是要体现学术价值。这一标准的理论框架和负担原则，要能够深化环境经济学理论，且应具有较高的学术性；二是能促进环保政策的完善。价值补偿标准和补偿机制的建立，应能在不改变现有排污基本收费政策的前提下，解决环保部门有限的收费标准补偿不了日益增加污染事故损失，而由政府或受害单位承担污染治理责任和不应负担的污染治理费用的矛盾，从而完善我国排污收费政策；三是具备科学性。这一标准和补偿机制，应具备在方法上的先进性、技术上的可行性和经济使用价值；四是具有实用性。要实现这一补偿机制以及相关价值补偿支持系统，包括押金制度、环境保险制度、环保协议书原则、直接补偿和间接补偿制度等，应具有实用性和操作性；五是具备激励作用。这一标准及其补偿机制应能够使我国目前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不在停留于政府的强制和社会的公益，而是投资与收益的对称行为，激励企业实体和社会团体与公众更好地保护包括河流水在内的生态环境系统。

五、河流污染补偿机制研究方法设计

上下游河流水污染价值补偿机制建立的主要理论依据是环境经济学，是环境学与经济学交叉渗透的应用性科学；同时还要综合应用可持续发展学、环境学、会计学、审计学、经济数学和管理学等学科专业和知识，进行全面系统分析。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将经济学中一般均衡理论和均衡曲线，通过经济数学方法，从污染事故等级系数和污染经济损失等级系数的关联程度上，构建水污染经济补偿标准的数学模型。在对相关的技术指标和价值指标研究过程中，从系统观点出发，以经济补偿价值指标为中心，将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有机结合。

(二)实施步骤　第一，实地调研和实验，收集与环境补偿指标建立有关的数字，技术参数，会计数据，相关样本及规章制度和文件。第二，整理、充实和完善调研和实验资料，以形成对水污染技术方法指标和价值指标的整体认识，初步形成指标体系和指标的概念性框架，为确定补偿价值标准和模型构建作好准备。第三，分析影响指标值变动的因素，应用环境工程技术、经济数学、化学、环境会计和审计学以及环境管理学，对其进行判断和归纳，分析其关联强度，完善相关数据，初步构建经济补偿数学模型。

(三)实证研究　实地测试具有典型代表性的河流上下游被污染企业，归纳一般性结论，可主要选择我国南、北水网典型流域各不相同被污染企业，同时通过问卷调查进行分析，对相关指标数据进行修定，对模型进行补充和完整，以检验模型设计的科学性、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四)专家意见法　在项目研究过程和研究成果最终形成后，应当提请相关专家进行论证分析，鉴定和评估。主要采取专家论证会和书面论证咨询两种形式，根据论证的结论进一步完善方案，撰写研究工作总结，提交最终研究成果。

六、研究结论与缺陷

本文认为，我国每年要花巨额资金进行河流污染的治理，成本高，效益低，其主要原因在于河流污染补偿机制不尽完善。本文研究了上游河流水污染引发下游污染事件所致经济损失成本和事故技术等级关联系数，依据环境经济学物质平衡理论的概念框架，以污染者付费原则的环境经济政策为指导，提出了以公平和可持续的价值补偿标准为基础的上下游河流水污染经济补偿模型及其运作机制，为环境会计的相关计量提供了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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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低碳经济 外部性 政府干预 产权交易

2009 年1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将比2005年减少40%-45%，并把此项指标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21世纪人类正面临着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矛盾日益突出，经济发展方式迫切需要变革的困局，而低碳经济可以说正是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经济增长与福利改进的一剂良方。从长远来看，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通过实施低碳经济的发展战略，促进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我国现阶段及今后一段时间必须积极应对与妥善解决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

一、低碳经济的提出

早在2003年，英国在其《能源白皮书》中就首次提出了低碳经济这个概念，其首要目标是削减二氧化碳的排放，把英国建成一个低碳经济体。2007年，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提出“发展低碳经济，研发低碳能源技术，促进碳吸收技术发展”的战略主张。低碳经济是一种绿色经济发展模式，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为基础，以碳中和技术为发展方法，并尽可能减少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发展模式。低碳经济是经济可持续发展、能源合理消费、人类和谐生活三者协调发展的一次全新变革，它将重新打造建立在化石燃料基础之上的现代工业文明，转向新型的生态经济和生态文明。

二、低碳经济的外部性

外部性是一个经济主体的行为对另一经济主体的福利所产生的效果，而这种效果并没有从货币上或市场交易中反映出来。同时，外部性有正负之分，正外部性的代表是公共产品的生产，如城市绿化；负外部性的代表是环境污染。低碳经济的外部性，比如说国家采取诱至性措施，鼓励人们多植树造林，增加碳汇时，就产生了正的外部性；反之当消费者或厂商大量向空气中排放温室气体时，产生温室效应，进而降低了整个社会的福利，就是负的外部性。低碳经济的外部性特性：首先，在低碳经济外部性产生前，没有任何交易行为；其次，低碳经济中外部性存在产权的缺失，使事后的补偿和谈判存在困难；最后，存在个人成本、个人收益与社会成本、社会收益不一致的情况。当有外部经济时，边际社会收益高于边际个人收益，反之，存在边际社会成本高于边际私人成本。低碳经济中存在的是外部的不经济，环境污染的边际社会成本将高于碳排放企业的边际个人成本。

三、政府干预和产权交易

由于低碳经济中存在的外部性，使得人类步入工业化社会以来，化石能源的大量消耗排放出的二氧化碳导致了全球气候变暖这样的“公地悲剧”，同时基于“搭便车”私利动机，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为目标的国际谈判几度陷入僵局，各国难以达成一致意见。为了解决低碳经济的外部性所带来的不利后果，目前普遍的做法有政府干预和产权交易。

（一）政府干预

政府干预手段主要有以下三种 ：

首先是政府管制。政府管制主要包括一些激励性的政策及强制性规制方法。激励性政策有转移支付的补贴、技术标准、规定限额等，强制性规制方法有命令、处罚等。目前我国主要采取以政府管制为主的减排政策，比如：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实施并不断完善的排污收费、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环境影响评价“三同时”政策、逐步完善的各项环保制度等。

其次是征税。通过征收与能源环境相关的税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作为世界上最先采用税收手段控制温室气体的区域，欧盟形成了完整而健全的征税体系。从1990年起，芬兰率先征收碳税，1999年法国开始征收生态税，2001年气候变化税在英国开始征收，其他像荷兰、挪威、丹麦等国家也相继制定并征收了与碳相关的税收。

最后是通过金融手段。有许多国家采用金融手段来控制碳排放，如英国的碳基金，该基金用于促进研究与开发，加速技术商业化和投资孵化器。

（二）产权交易

除了政府干预以外，解决外部性问题另一个方式是产权交易，使涉及外部性问题的各方就外部性的水平达成一个最优的协议。碳交易是其中的典型情况。碳交易是对温室气体排放权的交易，是为促进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减少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所采用的市场机制。1997年《京都议定书》明确提出环境合理容量是有限的，因此碳的排放权和减排量额度就成为了一种稀缺资源，使得碳资产成为有价资产。目前，碳交易包括三种减排机制：清洁发展机制、联合履行和排放交易。根据这三种机制存在两种型态的碳交易：一是配额型交易，指在规定的配额总量管制下对超额减排量的交易；其次是现货交易，由管制者具体制定、分配和拍卖减排配额。二是项目型交易，通常以期货方式预先买卖，主要是通过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合作的排减计划产生相应的减排量交易。《京都议定书》生效后，全球碳交易市场快速发展。据估计，全球碳交易市场容量将有可能超过石油市场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

四、总结

WTO 是我国强制性的制度变迁，低碳经济模式又是一次强制性的制度变迁。我国正处在经济可持续发展、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时期，采取各种措施推动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走低碳经济发展之路成为了我国的必然选择。为促进低碳经济发展，中国政府可以在采取政府管制、征税与金融手段相结合的方法的基础上发展“碳经济”，促进低碳产权交易，借市场“看不见的双手”来调节碳的排放。

参考文献：

[1]王文军．低碳经济发展的技术经济范式与路径思考[ J ]．云南社会科学，2009

[2]朱四海．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与中国的选择[ J ].发展研究，2009，（5）

[3]邓越月，金仁椒.低碳经济：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J ].社会科学家，2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