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学实践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政治哲学实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高等学校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摇篮,做为开启智慧、追求真理、知识创新、培育道德的重要场所,应当自觉担当起为社会做出示范,引领进步潮流,辐射先进文化的神圣使命,理应在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方面走在社会前列,在高校大力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对于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1.1有助于大学生树立科学价值观

    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带来了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导致价值标准模糊,一些大学生是非不清、善恶不明。比如,西方的自我至上价值观已经潜移默化地影响大学生的思想意识,使他们对以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为根本道德原则的社会价值观日渐淡漠。更多的大学生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实用主义的影响,看重个人价值的实现,追求个人自由,追求物质享受,把升官、发财作为人生幸福的唯一标准;做人做事极为市俗化、功利化;忘记了对崇高人生理想的追寻和向往。

    1.2、有助于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我国的基础教育长期处于应试教育环境中,其 “重才智轻品德、重学历轻素质”的倾向致使部分学生不重视品行、能力的培养。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单调、内容僵化、针对性不强的教育特征,使对青年学生中表现出来的不良思想倾向,缺乏从根本上解决的有效途径。一些学生“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把精力用于学习专业知识,而在思想上不求上进,不讲职业道德,为谋求个人利益而见利忘义。

    1.3有助于推进和谐校园

    一个校园就是一个小社会,社会要和谐发展,必须依靠法律和制度来规范,也必须借助道德的力量来引导。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不仅反映了一个人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如何与他人相处的基本价值取向,而且体现了整个社会所应有的正确道德规范,为社会提供了区分善恶、美丑的根本标准。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凝聚人心、促进社会和谐的坚强纽带。校园的和谐,须有共同的理想信念,良好的道德规范,树立和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能通过引导和帮助青年学生自我约束、提升境界、宽容谅解,来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化解各种矛盾,为构建和谐校园打下良好的道德基础。

    2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有效途径

    2.1全面领会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内涵荣辱观是由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所决定的。不同的荣辱观,是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反映。荣辱观渗透在生活之中,影响着人们的道德价值观念,对个人、社会的发展有巨大的作用。现代社会生活多样性,给了每个人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但不论怎样选择,都不能离开做人的底线,都不能颠倒是非,以丑为美,以恶为善,以耻为荣。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在我们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时,必须树立的社会价值观和个人人生观。它应当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共识,也应当成为每个人做人的准则。

    社会主义荣辱观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具体体现,它批判地继承和吸收了人类传统荣辱观念的积极因素,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的共同要求,反映了社会主义国家全体公民的共同愿望。“八荣八耻”的重要论述,为我们在当前形势下明辨是非、区别善恶、分清美丑提出了新要求,将在推进公民道德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八荣八耻”虽然只有八句话,但是基本涵盖了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整体内容,全方位体现了社会主义伦理道德的基本要求。这八条中第一条是国家观,强调必须热爱祖国不能危害祖国;第二条是人民观,强调必须服务人民不能背离人民;第三条是科学观,强调必须崇尚科学不能愚昧无知;第四条是劳动观,强调必须辛勤劳动不能好逸恶劳。国家观、人民观、科学观、劳动观是事关国家、民族、社会和人生的最基本、最主要的问题。后面的四条,则具体涉及人我观、义利观、法纪观、生活观。这八个观就构成了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科学体系。每个“荣”相对一个“耻”,这充分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两点论。“八荣八耻”把立与破、褒与贬、正面倡导与反面抵制有机结合在一起,它促使人们用唯物辩证法关于矛盾的观点来审视荣辱问题、分析荣辱问题、解决荣辱问题,在方法论上为我们辩证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荣辱观提供了一种有益启示。

    2.2进行师德师风建设

    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播者、智慧的启迪者、人格的影响者,也是道德的实践者和示范者。师德师风直接影响教育行风,关系教育形象,关系受教育者健康成长。教师工作的“示范性”和学生所特有的“向师性”,使教师在学生心目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学生总是把教师看作学习、模仿的对象。只有具备良好的“师德师风”,学生才会“亲其师,信其道”,进而“乐其道”。师德师风建设要坚持以热爱学生、教书育人为核心,以敬业爱岗、为人师表为基本准则,以终身学习、无私奉献为理想追求,使师德师风建设工作的关键环节和主要内容具体化、规范化、制度化。教师以高尚的品质影响学生,以崇高的情操感染学生,以优良的师德塑造学生,以精湛的业务培养学生。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尤其应当注意根据不同课程的不同特点、理论体系,把课堂教学与思想道德教育有机地整合统一,使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真正渗透和贯穿于教育教学的全过程。

    其次,学校要进一步更科学地健全教师职业道德考核评价制度。定期评议师德师风,并将考核评议结果作为教师聘用、职称评定、晋级、表彰的重要依据,并注意发现和培养师德先进典型,树立师德标兵。

篇2

关键词：亚运(亚残运)会；思想政治教育；大学生志愿者

中图分类号：G40―0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156(2011)07-010-03

2011年1月23日，由中国教育报、中国教育电视合主办的2010中国教育年度新闻人物评选结果在北京揭晓，上海世博会和广州亚运会大学生志愿者群体获得2010中国教育年度新闻人物集体奖。这不仅是对广州亚运(亚残运)会大学生志愿者服务工作的高度赞誉，也是对亚运(亚残运)会期间，大学生志愿者服务平台开展和实践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成效的充分肯定。

一、在亚运(亚残运)会大学生志愿者服务工作中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广州亚运(亚残运)会共招募志愿者约59万名，其中绝大多数是来自广州地区的高校大学生。他们分布在53个竞赛场馆、11个非竞赛场馆、18个独立训练场馆,20个专项工作团队，在各大赛场、服务站点、交通路口、交通站场、公园景区以及12个区(市)的街道、社区，提供礼宾接待、语言翻译、安全保卫、医疗卫生、运行支持、交通指引、文明倡导、治安巡查、帮残助困、社区服务等志愿服务。他们用青春和热情，以“国际化、有特色、高水平、全方位”为志愿服务目标，唱响了“一起来、更精彩”的志愿者口号，为成功举办广州亚运(亚残运)会作出了重大贡献，在这个盛大体育赛会庞大繁杂的运作系统中，大学生志愿者思想政治工作的功能和作用不可或缺。

亚运(亚残运)会的大学生志愿者由于是成批成建制地由广州地区各高校选拔和派出的，而且相对集中于大学城各高校亚运场馆和服务区域，因此为有效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可行性。大学生志愿者的管理、教育和服务，完全可依托其所在的高校以及各高校派出的作为场馆各部门、各服务队管理人员的干部、教师和辅导员，针对志愿者的不同类型和不同工作岗位进行通用知识培训、专项业务培训、场馆知识培训、岗位技能培训，进行奉献、责任的志愿精神，坚韧、进取的体育精神，包容、友爱的国际主义精神的教育，重新整合志愿者的多样价值观和价值取向，教育和引导大学生志愿者坚定信心、克服困难，自觉把奉献的热情和精神转化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转化为高水准、专业化的服务；教育和引导大学生志愿者把“我奉献，我快乐”的志愿服务理念与“理解、友谊、团结”的奥林匹克精神相结合，始终用饱满的热情、灿烂的微笑、认真的态度服务亚运(亚残运)会；教育和引导大学生志愿者齐心协力，朝着打造“激情盛会、和谐亚洲”，实现“两个亚运，同样精彩”的目标迈进，从而保证大学生志愿服务工作能够沿着正确方向发展，并使之达到预期的目的和效果。

二、深化四项教育，增强亚运(亚残运)会大学生志愿服务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

(一)爱国主义教育

广州亚运(亚残运)会的举办为爱国主义教育注入了鲜活的时代内涵。广州亚运(亚残运)会是亚洲人民的体育盛会，它承载着亚洲人民的期望和中国人民的光荣与梦想，它是继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上海世博会之后中国综合实力的又一次全方位展示，是广州进一步打造国际化都市和走向世界的良好契机。两个亚运会的举办有助于进一步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进一步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复兴进程，广大学子莫不欢呼雀跃，爱国热情高涨，纷纷报名要求参加亚运会、亚残运会的志愿者服务工作。为此，要紧紧抓住这一契机，对大学生志愿者进行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的思想政治教育，注重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教育，增强民族自豪感；注重国情和形势教育，增强民族使命感；注重国家安全教育，增强民族责任感。

(二)团队精神教育

良好的团队精神不仅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基础，也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目标。办好两个亚运会，志愿服务工作至关重要。但是怎样才能将数量如此庞大的大学生志愿者组织好协调好，形成强大的向心力、凝聚力、执行力和创造力呢?答案在于团队精神。加强大学生志愿者的团队精神教育，注重对大学生志愿者合作精神与合作能力的培养，培养他们要有理解他人、包容不同文化和习俗的胸怀，要有办好两个亚运的大局观念，要有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做到同心同德、团结协作，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消除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避免各自为政、单兵作战甚至是冷眼旁观幸灾乐祸、相互拆台的消极现象。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志愿者团队成员的所有资源和才智，最大限度地发挥团队成员的潜力，产生整体大于各部分的协同效应，成为凝聚团队推动团队发展的精神力量。

(三)爱校荣校教育

大学生志愿者来自各所高校，他们在广州亚运(亚残运)会的表现，不仅代表了国家的形象、广州的形象，也代表了培养他们的高校的形象，检验了所在高校人才培养的成效，决定了所在高校在社会中的印象和地位。以亚运会、亚残运会为契机，通过爱校荣校教育，进一步激发大学生志愿者爱校情怀和荣校热情，树立“校荣我荣、校衰我耻”的思想观念，强化集体荣誉感、认同感、归属感及与学校同舟共济的主人翁意识，引导大学生志愿者们将以校为荣、为校争光的热情转化为为亚运会、亚残运会服务，为祖国争光的实际行动。

(四)开放的国际意识教育

广州亚运会是亚运史上规模最大、参赛人员最多的一次盛会，志愿者服务的对象，很多是来自亚洲各国的有着不同文化习俗的群体或个体。由于文化背景、思维方式、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往往导致跨文化交流及志愿服务的困难，如果处理得不好，甚至还会产生国与国之间政治层面的问题。进行开放的国际意识教育，应侧重于亚洲各国文化的介绍、交际能力和外事礼仪的培训，培养大学生志愿者的亚洲情怀和世界眼光，能够以开放的心态学习各国文化的精华，取长补短，更新服务观念，能够掌握跨文化交流的技巧及应对敏感政治问题的原则与方法，帮助大学生志愿者妥善处理好跨文化交际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和矛盾。

三、坚持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尊重大学生志愿者价值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实践主体的能动作用，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

志愿者活动具有实践育人的功能，可以推动人才的开发和培养。通过志愿者活动，可以使大学生了解国情、社情，经受锻炼，丰富阅历，开阔眼界，锤炼和提升自己的综合能力，促进主流价值观的形成。而在实践育人的过程中，应当坚持以人为本的工作

理念。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做好亚运(亚残运)会大学生志愿者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仅要把大学生志愿者作为实践主体，充分调动他们做好两个亚运志愿服务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而且要把大学生志愿者作为价值主体，关注其价值追求和实际利益，满足他们的物质需要、精神需要和发展需要，并引导其与国家、社会的需要相统一，把国家的需要转化为每个个体的自觉行动。

(一)关注和了解大学生志愿者的需要

关于人的需要的研究，赫茨伯格曾提出过双因素理论，即把人的需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指人们都具有避免不满意不愉快的需要，这是低层次的需要；一类是指人们具有自我实现、自我发展和社会贡献的需要，这是高层次的需要。解决和满足这两类需要必须采取相应的不同的激励因素。那么，大学生志愿者有哪些需要呢?教育者要从他们的动机去了解和分析。张俐俐、张茹曾对广州亚运会志愿者服务动机进行过调查和研究，她们得出结论：成就动机、自我提升、自我奉献都是构成高校体育赛事志愿者动机的最主要因素，而获得成就、自我提升、自我奉献都属于主动参与动机。亚运会志愿服务管理者应注重对志愿者主动参与动机的培养，并努力满足至少不能伤害这种主动参与动机。把握了大学生志愿者的主要需要，教育者们就可以从工作环境、工作条件的改善，人际关系的协调和生活上的关心，满足大学生志愿者们所希望获得的成就感、荣誉感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创造条件等方面着手，在解决大学生志愿者实际需要的同时解决好思想问题。

(二)尊重大学生志愿者的主体价值地位，发挥其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在亚运(亚残运)会的志愿者服务中，大学生志愿者表现出了良好的组织纪律性和服从指挥、服从大局，能吃苦、不怕累，乐意奉献的精神，但是他们也具有当代大学生的特点，如民主意识、平等意识、自主自强意识、价值意识非常强烈，如果管理者和教育者不能认识到大学生志愿者作为实践的主体和主体价值的地位，不能平等地对待学生，不尊重学生的人格和个性，组织安排工作时没有充分考虑大学生志愿者的感受和难处，态度简单粗暴、以势压人或采取过去我说你听单向式的灌输方式，必然会适得其反，导致大学生志愿者可能因为觉得不被尊重、感情受到伤害而采取不合作、在网上散布负面消息，甚至串联罢工的消极行为，这些都会给亚运(亚残运)会的举办，给中国和广州的形象带来极其恶劣的国际影响。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肯定学生的主体意识，做到把尊重个人与服务集体、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坚持原则性与尊重人、理解人结合起来，把统一要求和因人施教结合起来，把灌输正确的思想意识和自我教育结合起来，不断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要尊重和保护个人的自主性与独立性，配岗时要充分考虑志愿者的专业、专长、兴趣爱好和本人意愿，让他做他愿意做、擅长做的事，对于综合素质高能力强的志愿者可以委于重任，让其具体负责某一方面的志愿服务工作或参与团队的管理，让志愿者们在志愿服务和团队管理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同时应强调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的平等对话，畅通沟通渠道，如设置意见箱、意见卡、热线电话或指定各业务口服务队专人负责收集意见，对志愿者所提的意见及时回复限时办理，意见被采纳的给予奖励，从而满足大学生志愿者自我尊重的需求，提高他们志愿服务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三)建立行之有效的激励机制

激励机制是通过一套理性化的制度来激励主体和客观相互作用的方式，它的核心是激发主体的内在需求。大学生志愿者的激励机制应该以诱发大学生遵循服务社会、关心他人、和谐共生的价值道德为目标。方式包括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两种，从大学生志愿者的需要来说，更多地侧重于后者。事实上，在亚运(亚残运)会的志愿者服务中，大学生志愿者以能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能发挥自己的一技之长，充分体验工作的满足感和成就感为乐，可以实现自身价值的需求是其参与志愿活动的原动力。对志愿者实施有效的激励是对这种追求自我价值行为的认可和赞许，能够更好地激发志愿者的这种原动力，使志愿者能够更积极地行动起来。为此，亚运(亚残运)会的组织管理者专门进行了激励机制的设计。通过制作志愿者笑脸墙，颁发志愿者服务荣誉徽章，评选每日微笑之星、优秀党员示范岗，表彰亚运会、亚残运会先进工作者等荣誉式的激励方式，以及运用学校新闻网、校报和工作简报等媒体充分报道大学生志愿者中的先进典型，形成示范效应，带动和引导其他志愿者们积极、主动、认真、负责地做好服务工作，满足大学生志愿者的被社会认同的内在需求。

(四)凸显人文关怀，注重情感教育

虽然志愿服务是一种不计报酬和回报的奉献活动，具有无偿性、利他性的特点，但并不说明志愿者们没有需求，不需要关心。特别是当他们在志愿服务工作中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和困难时，人文关怀显得尤为重要。思想政治工作重要的是靠感情激励人，组织管理者和教育者真诚的关心、爱护、帮助，是大学生志愿者持续保持志愿服务热情的关键所在。人文关怀可具体体现为：集中为过生日的志愿者庆祝生日；在天气气温骤降时，学校领导亲至各场馆、服务点慰问大学生志愿者，送上御寒衣物；看到供应商供应的饭菜难吃，管理方贴心地给就餐的志愿者提供辣椒酱作为作料；建立志愿者之家，供志愿者休息、交流、娱乐；成立心灵驿站或心理健康咨询工作室，舒缓和解决志愿者的焦虑、紧张的心理问题；设立新生活驿站，为志愿者提供后勤保障；调整学生宿舍熄灯和热水供应时间，为晚归的志愿者提供方便等。这些都是得人心、暖人心、稳人心的好事实事，事虽不大，却将关爱渗透到了志愿者服务工作的方方面面，让志愿者倍感温暖，感动不已，增强了他们的归属感和责任感。在这种良好的感情基础上，志愿者在接受思想政治教育时，就会少一些埋怨多一些理解，少一些指责多一些宽容，少一些浮躁多一些理智，从而达到教育的目的。

参考文献：

[1]2010中国教育年度新闻人物候选人：广州亚运会、亚残运会大学生志愿者[EB／OL]，中国教育新闻网，http:／／WWW.省略,2010-12-13.

[2]王学俭.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前沿问题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84.

[3]张俐俐,张茹.广州亚运会志愿者服务动机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09,(1):29-35.

篇3

本溪市中心医院综合ICU，辽宁本溪 117000

[摘要] 目的 观察脓毒症休克患者采用脉波指示连续心排血量监测（PiCCO）的效果，并分析其临床应用价值。方法 将医院2012年1月—2014年3月期间门诊收入的脓毒症50例患者选为研究对象，按照患者就诊时血动力指标的监测方式不同分成两组：研究组25例，对照组25例。两组分别采用常规监测（对照组）、PiCCO监测（研究组）指导临床治疗（液体复苏、正性肌力药物、血管收缩药物等）。结果 两组患者的平均动脉压在初始值比较（P＜0.01）；研究组患者入院3 d内不同时点GEDI、PPV、SVV检测值比较，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组间在去甲肾上腺素和就诊1周输液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脓毒症休克患者予以PiCCO监测血流动力学指标具有良好效果，值得在后期进一步研究。

关键词 脓毒症；休克；血流动力学指标；心排血量监测

[中图分类号] R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0742（2015）02（a）－0014-02

[作者简介] 陈涛（1974-），男，辽宁鞍山人，硕士，副主任医师，研究方向：危重症患者血流动力学监测。

脓毒症休克是一种全身性感染引起器官功能损伤的临床综合征，该症的临床表现复杂，发生率和致死率较高[1]。大量资料显示，该症发生的主要因素是心血管功能受损和血动力学失衡[2]。因此，加强监测、准确指导临床合理并科学用药，对治疗脓毒症休克具有重要意义。为观察脓毒症休克患者采用脉波指示连续心排血量监测（PiCCO）的效果，并分析其临床应用价值，该院于2012年1月—2014年3月期间选取脓毒症休克患者50例进行PiCCO监测指导治疗的研究[3]，取得较为满意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该院收治的50例脓毒症患者，根据入院后血流动力学指标监测方式的不同分为两组，研究组与对照组各25例。其中研究组男15例，女10例，年龄27~68岁，平均（45.8±8.4）岁，消化道穿孔7例，化脓性胆管炎6例，肠坏死5例，重症肺炎7例；对照组男14例，女11例，年龄27~68岁，平均（46.2±8.1）岁，消化道穿孔7例，化脓性胆管炎6例，肠坏死5例，重症肺炎7例。以上两组患者性别、年龄、原发病、既往病史、MODS 的发生和发生MODS 器官数均无显著性差异。

1.2 病例选取标准

50例脓毒症患者均经门诊收入后确诊，受试者年龄≥18岁；在确诊后的24 h内，持续30 min以上的平均动脉压＜60 mmHg，或持续≥60 mmHg需予以血管收缩药物支持治疗30 min以上者[4]。

1.3 方法

所有患者均在早期留存病原学标本，予以抗感染治疗液体复苏、血管收缩药物、留置中心经脉管，监测中心静脉压、平均动脉压等。研究组在此基础上予以PiCCO监测，由股动脉置放PiCCO管对血流动力学指标进行监测。治疗过程中显示血容量不足者，需及时予以液体复苏治疗[5]。在进行液体复苏治疗时，如患者全身血管的阻力指数有明显降低，需及时给予正性肌力药物纠正治疗。

1.4 观察指标

观察并记录患者中心静脉压、平均动脉压、去甲肾上腺素水平、入院1周内输液量以及机械通气和血液流变学指标，包括ELWI、GEDI、PPV、SVV、PVPI等[12]。

1.5 统计方法

该中数据的收集与处理均由该院数据处理中心专门人员进行，以保证数据真实性与科学性[6]。初步数据录入EXCEL（2003版）进行逻辑校对与分析；并采用spss 22.0软件包进行数据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进行t检验。

2 结果

2.1 入院后患者血动力学指标比较

结果显示，组间患者在中心静脉压上初始值与达标值间差异不明显；组间平均动脉压在达标值无差异，而初始值间存在不同差异性，见表1。

2.2 研究组患者入院3 d内不同时点的机械通气、血气指标检测值分析

研究组患者在入院3 d内的GEDI、PPV、SVV比较，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3 讨论

脓毒症休克患者较容易发生多脏器的功能性障碍。相关研究在对50例脓毒症、多脏器功能性障碍致死的患者进行研究时发现，均无肾小球、肾小管死亡现象，其中仅有65%的患者存在急性肾功能衰竭表现，仅1例出现肾脏死亡证据；在其他重要脏器中也仅存在少部分细胞组织坏死。该研究发现早期液体复苏能确保脓毒症患者维持有效血循环，心脏前负荷、CO增加，组织灌注增强，且能维持细胞组织的氧供需，缓解功能障碍。相关研究已证实，中心静脉压水平变化与液体的反应性无联系[7]。

既往的研究认为经肺动脉导管监测血流动力学为最佳途径，但目前研究显示PiCCO和肺动脉导管具有良好相关性，且前者具有更多优势：①能测量血管外肺水指数（ELWI）、心脏舒张末期容积指数（GETI），前者能对肺水肿进行定量，在液体治疗中具有重要价值，后者比血液灌注压在反应心脏前负荷中敏感性更好；②创伤小，心律失常、肺栓塞等并发症的发生率显著降低；③能对液体参数进行综合分析，准确指导临床用药治疗；④能连续监测CO水平，早期发现患者病情改变，指导药物治疗和调整用药。该组研究发现，研究组经PiCCO监测，并以机械通气和血流动力学相关指标水平指导液体复苏与强心药、血管收缩药物的应用，对心脏功能损伤者予以正性肌力药物，有利于提高患者平均动脉压。研究组平均动脉压初始值为52.1 mmHg；对照组为59.6 mmHg，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提示，在PiCCO监测指导下调整用药，能明显提高患者平均动脉压。由表1可看出，研究组患者与对照组在去甲肾上腺素和1周内输液量比较（P＞0.05），提示研究组患者在平均动脉压明显低于对照组的情况下，经PiCCO监测指导治疗后达到与对照组相同水平，且输液量、去甲肾上腺素用量无差异性。同国内相关研究结果一样[8]，提示PiCCO指导下的液体复苏所的血管活性药物用量低于对照组，肾脏损伤例数更少；由表2可知，两组在入院6~72 h之间的血气指标和机械通气指标存在明显变化，但组间差异不明显[9-10]。这说明在PiCCO监测指导下液体复苏中常规液体的用量较高，而血管活性类药物的使用剂量明显更少，对于病情危重患者血气指标、机械通气指标无明显影响，一定程度上能明显降低患者急性肾损伤的发生率。究其原因可能是，PiCCO能检测ELWI水平，可有效降低组织器官中潜在损伤[11-12]。

综上所述，监测血流动力学指标指导临床液体治疗，更容易达到理想指标目标，且PiCCO监测在脓毒症休克患者中的应用，可准确指导临床治疗方案、调整药物剂量等，明显降低急性肾损伤发生率。但该中的样本数量略少，仍需在后期临床中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 王绍林，张进，何磊，等.PiCCO血流动力学监测在心脏手术麻醉诱导期应用评价[J].河北联合大学学报：医学版，2013（2）：153-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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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黄国栋.无创监测颅脑创伤后脑血流动力学变化的临床应用价值研究[D].长沙：中南大学，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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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严洁，许红阳，朱艳红，等.PiCCO血流动力学监测在肺移植患者中的应用[J].中国呼吸与危重监护杂志，2010（2）：184-187.

[6] 马立业.无创心脏血流动力学监测仪的工作原理、参数意义和临床价值[J].中国心血管杂志，2008（1）：72-73.

[7] 王小青，刘晓梅，张翔，等.无创血流动力学监测系统在子痫前期的临床应用[J].南京医科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6（11）：1106-1108.

[8] Giraud R，Siegenthaler N，Park C，et al． Transpulmonary thermodilution curves for detection of shunt[J]． Intensive Care Med，2012，36（6）：1083-1086．

[9] 朱晓琼，贾民，张先玲，等.无创血流动力学监测在尘肺并呼吸衰竭患者中的临床应用[J]. 吉林医学，2014（28）：6213-6215.

[10] Triterpenoid Glycosides from Medicago sativa as Antifungal Agents against Pyricularia oryzae， Abbruscato P， Tosi S.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food chemistry[J]．2014，62（46）：11030-11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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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内涵，理论

一、实践概念的多维解读

实践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人类通过实践活动改造自然界，改造自己，不断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因而，实践一直是社会科学关注的热点问题。实践作为哲学研究的一个基本领域，古今中外哲学家们从不同角度研究实践活动，阐释其内涵，形成了诸多的实践哲学派别。

（一）中西方传统哲学的实践内涵

早在哲学产生之前，许多哲学家从不同角度阐释了实践概念。但由于他们未能真正理解和掌握实践活动的本质，未能从直接现实性和自觉能动性的内在统一中把握实践，最终未能形成科学的实践概念和实践观。

1.中国传统哲学关于实践内涵的认识

纵观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实践问题的探讨始终是中国哲学认识论探讨的主题。中国传统哲学侧重从知行关系角度阐发对实践内涵的理解。一般认为，中国，中国传统哲学知行观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中国最早的知行学说“知之非艰，行之维艰”，（《尚书·说命中》）经过孟子的知先行后，到荀子的行先知后。第二阶段是，是从荀子的行先知后，经过程颐朱熹的知先行后，再到王守仁的知行合一。第三个阶段，是从王守仁的知行合一，经过王夫之的“行可兼知”、“知行相资以为用，并进而有功”，发展到颜元的重习行、轻知识。

总之，中国传统哲学非常重视对实践即行的阐释，也突出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即“知”对实践的引导作用。但是受中国传统思维的影响中国传统哲学的关于实践内涵的认识也存在一些不足和局限性。直观的、笼统阐释实践概念。中国传统哲学对实践概念的解释往往从直观出发，把实践看作或者是主观精神的活动，或者是人的道德行为，缺少对概念的理论化系统化的分析，实践的内涵往往是笼统的，不可能真正揭示实践的内涵。同时，由于没有逻系统辑的分析，中国传统哲学也没有真正阐释实践的作用，特别是对“知”的决定作用，没有科学说明实践和认识的辩证关系。

2.西方传统哲学关于实践内涵的认识

实践概念是西方传统哲学研究的重点领域。它最早出现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最先把实践内涵化，对实践概念做了初步的解释。德国古典哲学在继承古希腊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内涵的基础上，对实践概念做了进一步的发展，突出体现在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实践概念中。

（1）亚里士多德对实践概念的理解

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把实践加以明确系统提出的思想家，他的实践哲学“把人的实践提升到一种独立的科学领域”。

他对实践概念的本质规定主要在对人的活动的划分和学科分类中体现出来。在他的《形而上学》中，把人的活动划分为实践的、创制的与理论的三种。理论的活动为求知而求知，以探究万事万物的第一原理为目标。创制活动以制造产品为目的，主要指生产人类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行为。实践活动主要是在求知的基础上伦理的行为和政治行为。就个人而言，实践的目的是使人富有德性，获取幸福；就公共领域而言，人的实践是政治的实践，人天生是政治的动物，人应当过集体的生活即城邦的生活。但无论在个人领域还是在公共领域，无论是伦理道德的实践还是政治生活的实践均以善为终极目的。

亚里士多德的实践观有难以掩盖其光辉的本质，尤其是其人之为自己好的行为，有了重大的哲学本体论的意义，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实践观乃至实践观的创立提供了宝贵的养料。但是他的实践观也有其局限性：

第一，实践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是理论本身的产物。

第二，实践的划分是有其缺陷的，过于注重人，注重人关于人的“善”的目的实现的过程，而轻其存在的基础———物质世界的生产。

（2）黑格尔对实践概念的理解

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对德国古典哲学继续了系统的梳理，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哲学体系。实践是黑格尔哲学研究的重点领域。黑格尔对实践内涵进行了系统的阐释，批判继承前人的认识基础上，又增加了新的认识，实现了认识史上的又一次飞跃。他认为实践是对客体的改造，而且是物质性、创造性的活动，是人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这种认识是历史性的突破，超越了前人的认识。同时，黑格尔还注意到了人类最基本的实践形式—劳动，并且详细论述了内涵。最重要是黑格尔把辩证法思想运用到实践领域，用辩证法分析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一定程度上科学揭示了实践和认识的关系。

当然，黑格尔的实践也不可避免尤其历史的局限性，表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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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认为哲学的反思能力才是它的本质，这主要表现在理论的研究要有规范性基础或者背景关联。“脱离了任何实践生活的关联，并试图以这样的方式把握现实结构的纯粹理论，当它试图解释自在之物时必然是虚假的。因为认识活动植根于一种意义关联之中，而这种意义关联只有在生活实践的本质中才能成立。”[1]在他的政治学著作《大学生与政治》、《公共舆论的结构变化》[2]和《理论与实践》中，批判了政治学中占统治地位的研究方法：在提出一种理论是，往往不对其规范性背景关联加以说明。[3]他指出，许多社会科学理论完全忽略了这种规范性背景关联。

《大学生与政治》、《公共舆论的结构变化》和《理论与实践》三本著作清晰的表现了哈贝马斯政治与哲学的紧密结合。

一、《大学生与政治》

从《大学生与政治》开始，哈贝马斯逐步完善了一种将哲学与政治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学说。这篇著作立足于1957年对法兰克福的一个被作为样板的学生的经验性调查研究。哈贝马斯编写了其中本文由收集整理关于政治参与概念的理论介绍和关于学生的“政治习惯”及“对社会的想象”的部分。

序言中，哈贝马斯对展现在他眼前的当代资产阶级法治国家的形象做了描述，并着重强调，他的考察遵循的是“批判理论的规范”，特别表现在他对资产阶级先发过间的看法上。本应表达民众意见的议会，越来越丧失了自身功能，与民众的意志愈来愈隔绝，仅仅成了各党派代表聚会的场所，他们接受各个利益集团的指令，对早已作出的决策讨价还价。哈贝马斯指出，现代福利国家模糊了立法与执法之间的界限，即使是司法也不拥有独立的权力。它已经被党派的法官人事政策所严重侵蚀，在民主宪法国家中，通过党派、集团和行政机构的统治，权力分散的宪法思想被遗忘。哈贝马斯的理论旨在建立一种具有规范性指向的社会科学，为了实现这一理想或者接近它，仅对它作为传教士的道德说教是毫无意义的，而应通过对现状的分析发现该理想实现的可能性和现实条件。

二、《公众舆论的结构变化》

哈贝马斯与1962年发表了《公众舆论的结构变化》。通过这本著作，它不但找到了批判现代社会的一个突破点，而且找到了合理话语和理性具体的体现在历史文化中的承载着：公众舆论。他运用历史分析的方法，试图通过批判公众舆论来解释宪法国家所呈现出的矛盾现象。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于私人领域的利益冲突无法以私人方式得到解决，而只能诉诸国家的干预。公众舆论成为利益竞争的一个重要场所，彼此冲突的私人团体不得不在其中达成妥协。公众发表批评意见的职能被集团和党派所代替。在政治上，重大的权力行使和权力操作过程直接在私人管理机构、集团、党派和行政体制之间进行，公众在这种权力循环中变得无关紧要，仅仅为了宣传目的而被利用。今天公众舆论仍然应当做一个社会和政治权力行使的合理化形式得到实现，而这种权力行使又必须被置于相互竞争的、在其内部结构、与国家的交往和彼此交往中，建筑在公众舆论基础之上的组织的相互监督下。

由此可以看出，哈贝马斯所说的公众舆论是一种自由自主的政治讨论空间，其中人们通过各种民主的论坛讨论社会政治生活的重大问题和重大社会政策、交流思想和观念。公众舆论的目的是通过公共讨论，一方面对政治权利加以监督，另一方面加强政治权利的合法性。通过写作《公众舆论的结构变化》，他找到了建立他的关于现代性的理论的方法，与此相适应，他试验了他的批判理论哲学的概念以及他的新的民主理论。

三、《理论与实践》

1963年，哈贝马斯的第一本论文集《理论与实践》出版。哈贝马斯把这些研究称为是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对理论与实践关系进行系统性研究的历史性概括。在此书中，哈贝马斯试验着他的非纯粹的“实践—政治哲学”的概念，他试图分析和回答，哲学怎样才能成为政治上可实践的，而且探讨了哲学、政治、理论、实践的辩证关系。可以说，深藏于科学的象牙塔内的哲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在此已经转化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

哈贝马斯指出，科学务实自身得以成立的条件，以客观主义态度对待其对象领域，与此相反，哲学始终牢记自己产生的背景，并以本体论态度，将其看做自己理论的前提。批判理论明白它的有效性要求只有在成功的启蒙过程中，即在相关对象的实践话语中才能实现。批判理论摒弃了独白式建构起来的理论的玄学性质，而且看到，迄今为止的哲学已经背离了自己的宗旨，变成了一种纯思辨的玄学。哈贝马斯则认为，政治和道德的分离当然只是一种幻想，因为任何一种理论，即使是客观主义的的理论，也植根于某种社会关联之中。

《理论与实践》系统的从哲学的角度对政治、道德生活、政治与哲学、理论与实践作出解释，尤其是他开始探讨什么是理论、理论与意识形态的区别这些问题。[4]揭示了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论证了理论批判不能归结为自然科学解析，而哲学和理论解释不能归结为科学解释，鲜明地提出了理性在批判实践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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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政治哲学;宏观理论建构;微观政治主体;述评

政治哲学作为一门“对政治事物的一般性的反思而深入地理解人的生存和世界本性的学问”,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受到我国学者的关注和研究。近十年来,无论是从从事政治哲学研究的学者人数,还是从政治哲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来看,政治哲学的研究都取得了比较大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政治哲学在当代中国已然成为一门显学。本文以发表的学术论文为线索,对近十年来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作一综述和简要评论。

一、从宏观理论建构到以问题为中心的转向

政治哲学研究在中国的兴起,激发了诸多学者对当代中国政治哲学进行理论建构的兴趣。

从政治哲学的学理结构角度探讨中国政治哲学的体系。有学者指出,政治哲学的学理结构是从哲学的人学理念推演出伦理学的道德原则,进而再引申出政治价值学说来展开逻辑的。这也就意味着,规定着政治活动的性质、任务和目标的政治哲学之思想来源,是某个特定时代的人学理念和道德原则的政治学演绎和逻辑结论;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哲学体系应该坚持的逻辑起点和基础是的人学本体论,辨证地继承我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建立起一种既鼓励物质文明,又提倡精神文明的哲学、道德伦理学和政治哲学体系。

从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讨论中国政治哲学的建构。有学者认为,价值性和事实性的关系,构成了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任何一门政治哲学的建构,都需在理论内达成价值性与事实性的某种统一;而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建构之路应该从理想性转到现实性,即从经典致力于理想社会的理想性政治哲学到依据现实生活的现卖性政治哲学的转变。

从理论综合的角度讨论中国的政治哲学建构。有学者指出,政治哲学是对政治权力的来源及其行使的正当性,以及理想社会模式等问题从根本处进行思考的一门学问;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者来说,一件充满着挑战的理论工作应该是在综合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近现代政治哲学和政治哲学三大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社会主义现代中国的政治哲学的思想体系与新的传统。

对中国政治哲学进行理论建构是近十年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个趋势。这些研究成果涉及政治哲学的基本概念、政治价值论、方法论等,对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但是,这种宏观建构的政治哲学理论体系有着不可忽视的缺陷:一个是玄之又玄,其表现就是在概念中转圈子,从一个概念转到另一个概念;一个是空发议论,其表现是依据某个政治价值,比如公正、自由来批判宏观现象与大制度,而不肯去切实地分析身边的小问题与小制度。

对此,有学者着重强调,政治哲学研究在中国刚刚起步,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不是要亦步亦趋地与当代西方学术“接轨”,而是要自觉地形成中国的批判意识与独立视野。中国学者研究政治哲学的基本任务有二:一是批判地考察西方政治哲学的源流,二是深入梳理中国政治哲学的传统。对中国学界而言,今日最重要的是在全球化的时代能够始终坚持自己的学术自主性。无论对施特劳斯学派,还是对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共和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等,我们都主张从中国的视野出发进行深入分析和批判性讨论。中国政治哲学的开展,毫无疑问将有赖于重新深入地研究中国的古典文明传统,特别是儒家这一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传统。但是,深入地研究儒家和中国古典文明不是要采取理想化的方式,而是要采取问题化的方式,重要的是要展开儒家和中国古典传统内部的问题、矛盾、张力和冲突,以及儒家和中国古典传统在面对现代社会和外部世界时所面临的困难,对此我们并不需要回避、掩盖或否认,恰恰需要充分展开并加以分析。中国政治哲学的开展,同时也必然以日益复杂的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为动力。当代中国已经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同时又处于前所未有的全球化格局之中,我们对中国古典文明的重新认识和重新开展,无疑必须从现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复杂性出发才有生命力。

因此,以问题研究为中心,特别是以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为中心成为了近年来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个基本转向。

二、以现实问题为导向的政治哲学研究

以问题为导向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当前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对此,有学者认为,当前国内政治哲学界存在的问题是缺乏对当代中国社会类型的准确定位。这不仅在理论上严重影响了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发展,而且在实践上对政府决策和社会治理也产生了不利影响。发现和确定当下我国社会处于何种类型应是我国当代政治哲学的出发点。该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社会总体上是属于在根本利益上无对抗、无冲突,但在具体利益追求上体现多元的个性化差异状况,这种差异化主要表现为:(1)差异化的生产关系,即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外资、民营等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并存的生产关系;(2)差异化的政党关系,即,多党合作;(3)差异化的社会阶层关系一“两个阶级化为十大阶层”,即由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化为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 农业劳动者阶层、城市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因此,差异性社会无疑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所面临的最大现实,其社会类型是“差异性社会”。因此,差异性社会与和谐政治是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基本向度。

有学者指出,当代中国的问题很多,但从政治哲学的视野看,现实的和最重要的原因是权力至上的金字塔式的社会层级结构带来的官本位、权力本位的政府运作体制和政治体制。社会层级结构的讨论和建构虽然不能说是解决当下“中国问题”(当然主要指国内问题)的惟一有效途径,但根据马克思社会层级结构理论,立足社会结构变迁,从学理层面和社会层级结构的讨论无疑可作为破解“中国问题”、建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而独特的分析进路。作为凝结和展现当代人社会政治地位‘c全息图”的社会层级结构既是当代中国问题的总根源,也是消解诸多中国问题的着力点,因而社会层级结构分析对诸多社会乃至政治问题就具有相当的解释力,应该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基本论域。

还有学者认为,政治哲学研究在中国的兴起,主要动力并非来自西方学术界的刺激,而是来自中国发展的内在要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发展进入经济起飞阶段之后,政治起飞的任务得以彰显,而政治起飞应该是中国思考的问题意识。因此,中国政治哲学研究必须直面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难题一政治发展与政治起飞。该学者指出,面对中国发展的政治起飞问题,我们的政治哲学研究应当回答:中国社会的政治起飞如何可能?人类在古代城邦公民政治或君子—大人政治和现代权利政治之外,能否发展出第二种可能的政治(哲学)模式?若能,那么东方政治(哲学)传统能否发展出人类第二个政治(哲学)类型?从当代世界发展看,政治领域的最大特征是西方的霸权与东方的崛起。于中国哲学研究而言,我们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在批判地扬弃中国传统王道政治哲学与西方现代权利政治哲学的基础上,创建新的政治哲学范式?围绕这一问题,我们的政治哲学研究还必须创造性地回答的重大问题有:良好的社会如何可能?在西方主导的世界上我们如何进行政治思考?中国的政治起飞如何实现?

三、从宏观政治制度研究到微观政治主体研究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的各种现实问题逐渐暴露出来,中国现代社会日益走向复杂性,这也推进了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以问题研究为导向。正如我们所知,政治哲学所要面向的问题很多,有宏观问题和微观问题之分。近十年来中国政治哲学发展经历了从以宏观政治制度问题为导向到以微观政治主体问题为导向的转变。

有学者认为,政治哲学参与现代中国社会改革,其原初的目的就是解释阻碍中国社会发展与正义的“中国结”。但是,其理论维度从一开始就超越具体的问题之外,而直接深入到“结”之编组的原因与根据。也就是说,直接探讨一般国家政治制度的正当性问题,比如讨论土地的所有权、政府的基本原则,或者立法的正当性基础等此类的问题,不是提出解决具体问题的实用对策。极其重要的一点,中国在与现代世界,尤其与西方世界对话而制定共同的政治规则时,社会一历史的差异,使中国的政治哲学学者更趋向于选择社会一历史的宏观视野来讨论政治哲学的问题。因此,从政治哲学角度研究宏观的制度问题也就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关注。

有学者从社会现代转型的角度,以(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的矛盾为中心线索,把制度放进价值学的视野中,集中考察了制度在促进人的自由,形成自由秩序的过程中所具有的价值及其实现机制。该论者认为,随着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和全面转型,政治建设与政治发展问题凸显出来。如果说经济和军事实力属于“硬实力”,而政治价值观属于“软实力”,那么,政治制度建设则是存在于“硬实力”和“软实力”之间。通过政治制度建设,不仅可以将“硬实力”和“软实力”整合起来,而且是“硬实力”和“软实力”提升的根本途径,将推动“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提升机制化。因此,该论者认为,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是政治文明建设的核心。

与此不同的是,有学者指出,尽管以政治制度为中心的宏观政治研究范式在政治哲学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面对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宏观政治模式也有重大的缺陷:正是在宏观政治哲学那里,政治哲学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另外一种理论哲学,心甘情愿地受“自然科学化”的理论哲学或意识哲学范式的支配。它习惯于抽象掉内在于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和日常生活世界之中的多态化的、多样性的、边缘性的和微观的权力结构和控制机制,把中心化的、宏观的权力运作和国家制度安排等宏观政治活动,以及周期性的经济活动机制,即一种理性化的政治权力或经济权力放大为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普遍的、绝对的规律和力量。对此,该论者进一步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由于理性的危机而重新审视日常生活的意义和价值的时代,生活在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社会机制日益多元差异,非中心化的微观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力结构日益发展的时代,自觉地开辟微观政治哲学的领地,显然是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新发展。因而,在当代中国语境中,推进微观政治哲学研究更具有启发意义。

有学者认为,在现代法制社会条件下’提升每一个个体的“政治主体意识”的自觉程度,以形成广泛介入的政治参与和政治监督,是实现权力制衡、促成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而这需要有政治哲学层面的深层论证。该论者指出,政治主体分为“社会政治主体”与“政治权力主体”两个层面。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思维的根本缺失是“社会政治主体”认识的缺席与“政治权力主体”认识的强化,致使社会一般成员的政治认知、政治人格及政治参与意识先天不足,更缺乏政治权利意识。因此,当代中国政治哲学要关注微观的社会政治主体研究。

我国着名学者韩庆祥教授指出,马克思哲学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生成论哲学,其主体是人,目的也是人,人是在实践中生成自己与实现自己的。而要真正使人成其为人,能力问题很重要。能力原则能培养人的先进性:第一个先进性是能力本位内在要求公正,有能力的人就希望公正,希望有平等的机会,这种公正,相对于等级而言是先进的;能力本位还会产生第二个先进性,就是它欢迎民主;能力本位还会产生第三个先进性,那就是使人具有相对独立的人格。过去我们的政治行为围绕权力做得太多,今天我们应该围绕能力来组织政治行为、政治活动;把能力原则引入我们的政治活动,用能力而不是权力来增强我们政治的权威及其影响力。以此,当代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应由权力本位的政治哲学走向能力本位的政治哲学,最终的使命就是使政治人在政治行为中真正成其为人,使从事政治活动的人真正成其为人。

四、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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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运用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认识文化现象

矛盾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其中的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关系原理，是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互联结。一方面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并通过特殊性表现出来；另一方面，特殊性离不开普遍性。世界上的事物无论怎样特殊，它总是和同类事物中的其他事物有共同之处，不包含普遍性的事物是没有的。文化生活无论从整体单元结构安排，还是从很多具体文化现象分析，都渗透着共性与个性的统一思想。

从单元框架看，文化及其意义、文化传播、文化继承与文化创新，是从一般意义上讲述文化的有关专题；中华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等内容则立足中国、着眼特色，是从个性意义上讲述中华文化发展、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相关知识。从内容呈现的顺序上遵循了在普遍性指导下认识特殊性的方法。

坚持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也体现在对许多具体文化现象的分析中。如对世界文化多样性的理解：由于世界各民族的社会实践有其共性，有普遍的规律，所以在实践中产生和发展的不同民族文化也有共性和普遍规律。但是，各民族间经济、政治、历史、地理等多重因素的不同，又决定了各民族文化之间存在着差异。所以，文化是民族的，文化又是世界的，文化是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统一，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

二、从实践与认识的关系理解文化现象

实践的观点是认识论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实践是认识的目的和归宿。同时，认识对实践具有反作用。文化是人类的精神活动及其产品，因此，文化无论其产生、发展、创新还是其作用意义无不体现着认识与实践的关系。从文化的产生来看，文化是人所创造的，是人们社会实践的产物。从文化的发展和意义来看，文化发展的实质就在于文化创新。社会实践是文化创新的源泉，社会实践是文化创新的动力，推动社会实践的发展是文化创新的根本目的，也是检验文化创新的根本标准。文化创新可以推动社会实践的发展，引导、制约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对此，生活与哲学在“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的内容中，也从文化角度作了分析：创新推动人类思维和文化的发展。人类文化的发展是通过创新实现的，社会主义文化也不例外。强调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

三、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理解文化知识

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观点，它包括：1.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有什么样的社会存在，就有什么样的社会意识。社会存在的变化发展决定着社会意识的变化发展。2.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落后的社会意识对社会的发展起着阻碍作用，先进的社会意识可以正确地预见社会发展的方向和趋势，对社会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3.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文化作为社会生活的精神方面属于社会意识范畴，这有助于学生理解文化的作用，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如在文化力量的分析中就强调：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力量，能够在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转化为物质力量，对社会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不同的文化，对经济、政治的影响不同。先进、健康的文化会促进社会的发展，落后、腐朽的文化会阻碍社会的发展。这正体现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的哲学思想。又如，一定的文化由一定的经济、政治所决定，文化是经济和政治的反映，又反作用于一定的政治、经济。这是对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关系的完美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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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当代中国制度改革确实反映了人类文明进程的某些真实逻辑，这种逻辑应该是东西方文明共通的，是布坎南意义上欧洲启蒙运动思想的再现。

因为，表面上看，中国制度改革的客观过程，既不同于传统政治哲学关于封建政治体制的暴力革命过程――如同中国建国以前或者传统东方国家几千年来的古老故事，也不同于传统西方政治学关于一般民主政治的社会选择过程――如前苏联及东欧国家社会转型的激进改革故事（这里没有任何贬义的区分）。

但是这种实践与理论的外在矛盾，并不是实践本身的缺陷，恰好是传统政治学和政治哲学的极度简化之处。或可能，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政体的国家、民族，乃至不同理论学派、不同政党，都是通往现代意义文明社会的同路人。就如同交通规则的“右行”体系和“左行”体系一样，彼此之间或许可以互相交流，和平相处，并不必定存在绝对对立的冲突关系。

其中，相关的广义社会对话机制，正是讨价还价博弈的核心内涵所在。这本来也一直是启蒙运动以后西方政治学、政治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思想传统的题中之意。然而，随着“二战”以后思想意识形态之争，在冷战时期的政治阴影下，特别是在原子时代的核毁灭威慑下，人们之间的理性社会对话似乎变得不可思议，越来越远离我们这个可爱但充满危机的蓝色星球。

作为人类历史长河中世界范围内社会转型实践的一个独特标本，当代中国社会改革的实践创新，恰好为我们继承传统意义上西方经济学和政治哲学的思维方式及其逻辑方法，同时深化传统意义上政治哲学和政治学的理论内涵，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和实践镜像。

因为当代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实践，正是通过一种广义社会对话的讨价还价机制，实现了传统意义上彼此不同或者相互对立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广义对话”――表现为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体制给予恰当的非暴力“妥协”和“对接”。

另一方面，对于这种与西方传统自由主义哲学思想相通，但有待深入研究的实践逻辑，如果坚持某种积极、科学的探索精神，而不是采取或者盲目崇拜权威理论，或者全盘否定既有逻辑的态度，不仅能帮助我们自己认清中国进一步改革发展的方向和道路，也是彻底解开国际主流学术界对中国当代社会和平崛起的误解，乃至消解在政治上对中国社会体制转型的意识形态敌意的唯一理论途径。

当然，这要求我们对讨价还价博弈理论本身的特殊逻辑给予清晰的阐释，从而准确地理解作为对一般交易逻辑深入刻画的讨价还价博弈。其与古典博弈――可以形象地比喻为哑巴的博弈――有了很大区别而包含着人类行为中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双重性社会价值的理论伦理。

任何一种作为行为规范的社会制度，必须同时兼顾“效率与公平”，这是政治学和政治哲学家们的常识性结论。然而，这种常识却往往超出纯粹意义的经济学语境，以至于人们在拓展经济学的制度分析时，总是将这些应该时刻牢记的常识，不恰当地遗忘。

政治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家H.博尔蒂斯在其《制度、行为与经济理论》的开篇指出：人类社会之所以成为一个整体，关键在于人的行为是语言依赖的。尽管人类社会为这种“语言依赖”付出了极其巨大的社会代价和演化成本，然而，没有“语言”的社会一定是低级的社会，高级社会一定依赖于人们彼此的承诺、威胁及相应的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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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认为，实践、社会关系的建立是在理性的活动中，是理性的发挥的结果，所以是一种精神活动，精神活动具有了实践的意义，而马克思的理论的核心或者主干即是历史唯物主义。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实践并不发生在精神活动的领域内，社会关系不是依靠哲学活动、宗教活动、科学活动来创立的，社会关系的创立产生于物质生产活动。这是西方实践哲学这个发展线路上的一次革命，即由马克思所创立的一次革命。实践仍然是创生或改变人与人的关系的活动，但这种活动是感性的，不是理性的，不是精神的，物质生产运动是一种感性的活动，它首先提供给人类生活资料以保证人类的生存需要，即解决人与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其次，物质生产运动也是整个社会世界的根源，没有物质生产运动就没有社会世界，于是物质生产就生产出了直接的生活资料，与此同时，也生产出了社会关系，社会关系是被物质生产运动生产出来，于是物质生产就具有实践的意义了，否则物质生产没有实践的意义。只有理论的活动、哲学的活动、宗教的活动才具有实践的意义，因为人类的社会制度是按照某种宗教的理念来建立的，或者按照某种哲学的理念来建立的，或者按照某种社会科学的原则来建立的，这种宗教、哲学或社会科学叫“实践”，马克思对此给予了强烈的批判，他认为不论是宗教、哲学还是科学活动都不是“实践”，社会关系不是从宗教、哲学、科学活动中来，而是从物质生产运动中来。

二、社会生活的基础或来源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八条所说的全部社会生活是人与人之间的感往，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抽象的社会生活。假如作为国家的公民参加政治活动，投票选举或者被选举，这也属于社会生活的一个方面。但马克思认为政治生活并不是一种感性的交往，而是一种抽象的共同体生活，不论在政治活动中反对一种观点还是接受一种主张，这充分体现出一种共同体的存在者，在一个共同体中生活，这个所谓共同体即政治共同体是抽象的，即它没有感性的真实性。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所说的社会生活的含义不包括政治生活、宗教生活、哲学生活等等，马克思所说的社会生活是具有感性的真实性的社会生活，以及人与人的感往。感性的真实性的社会生活与抽象的共同体生活有着本质的区别，抽象的共同体生活无法和感性的词汇相联系，例如开心、愉悦、苦闷、厌恶，因为这些观念的关系没有感性的真实性，只有在人与人的感性的关系或交往中，才能与感性的词汇相联系，或用感性的词汇来形容。即使是理智的愉悦也是在感性的基础上产生，这就是感性真实性的社会生活与抽象的共同体生活的差别。

三、社会生活的自我批判性

社会生活创生或改变社会关系并不是用理论的探讨、创立一些重要的学说就能改变的，马克思给予了非常重要的批判。他认为用一种观念来批判世界没用，新的理论取代旧的理论是观念之间的批判，新观念对旧观念的批判，它并不触动现实世界本身，但是现实世界时时在变化，并不是观念使其改变，它是自我批判的，因为它就是实践的，即它创生或不断地改变着既有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活是自我批判的，不是观念批判的。假如人类面临生死离别，极其痛苦的时刻，希望能找到一本宝典来解决痛苦的状况，但并没有用，痛苦是一个过程，人类在痛苦中完成自我批判，这是真实的力量，即马克思所说的“实践”的力量。因此，社会的进步或者改变是自我批判的结果，不是依赖观念批判的，它是自己创生或改变着人与人的关系，即社会生活是实践的。这个社会生活就是20世纪西方哲学所论述的“生活世界”。胡塞尔作为20世纪德国哲学家、现象学派的奠基人，第一次把这一概念固定了下来。生活世界即活生生的感性世界，例如同样的现实，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有色眼镜，学某一种科学就带上了某一种有色眼镜，经济学家看到的都是经济范畴，政治学家看到的是政治范畴，哲学家看到的又是哲学范畴。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说:“如果说有一个英国人把人变成了帽子，那么，有一个德国人就把帽子变成了观念。这个英国人就是李嘉图，一位银行巨子，杰出的经济学家;这个德国人就是黑格尔，柏林大学的一位专任哲学教授。”

篇10

1．思想政治教育灌输指导思想的重新建构

主体间性尽管对灌输的理解存在分歧，但毫无疑问，传统的灌输教育是建立在主客二分的哲学基础上的，即将客体置于从属地位，过分强调主体对客体的改造作用。随着多元文化时代的到来，学生主体性的空前凸显，这种单向灌输的困境促使我们不得不转变思想，将目光转向主体间性视域，以寻求更好的灌输效果。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是20世纪西方哲学中凸现的一个范畴。它是在反思近代主体性哲学的基础上产生的。将主体间性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灌输的指导思想，要求我们在具体的思想政治教育灌输实践中把握两点重要原则:一是打破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长期存在的对师生关系的旧认识，确立新认识。即改变原有的将教师与学生定位为主客关系的认识，变为主客关系为主体与主体间的关系。在具体的教育过程中，把学生视为可以探讨问题的平等主体，重视学生自我思想的表达，即主体性的体现。其次，转变思想政治教育的着力点。即在教育的过程中要重点把握关注教师与学生交往的共在，将教育实施的重心放在寻求能够调动学生主体性发挥，引发两个主体共鸣的方式或手段上。主体间性视域的引入，不仅契合了当前大学生的思想实际，而且深化了我们对教育本质的理解，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开展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域。

2．主体间性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灌输实践方式的转变———“对话”

(1)“对话理论”的内涵及实质以主体间性哲学观为指导，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对话理论”进行了探讨。于尔根•哈贝马斯认为，所谓对话思想是“以语言为媒介，通过对话，到达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一致’的交往合理化理论”。［2］现代“对话”概念之父的马丁•布伯认为，对话旨在建构平等的‘我—你’关系，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间的平等交互，而且“我与你的对话不仅是言语上的你来我往，而是寓于生活深处的具体体验”。［3］当代巴西教育家保罗•弗莱雷实现了对话由哲学观念向教育观念的转变。弗莱雷批判了传统的“储存式”教育，倡导通过对话的实践，赋予学生话语权，唤醒学生反思与批判的意识，激发学生参与教学的热情，实现教育的真正目的。对话式教育在哈佛大学政治哲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开设的《公正》课上得以成功地实践。［4］概括而言，作为理论的“对话”即“对话理论”本质上是一种基于主体间性的哲学观，认为存在并非是孤立的个体，而是“对话”和交往中的共在。作为实践的“对话”即“对话方式”，是将“对话理论”应用于具体的学科实践而产生的教育方式。即通过构建平等的主客体间的“我－你”关系，促成“我－你”之间敞开心扉的交流，激发受教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形成主体间独立思想的自由碰撞，进而实现知识的传递与获得，以及价值观念的灌输。(2)思想政治教育灌输中开展“对话”的关键戴维•伯姆认为，开展对话的关键首先在于要破除我们思维假定背后潜藏的种种束缚。戴维•伯姆的观点切合当前一个重要的名词———解放思想。即在思想政治教育灌输中开展“对话”的关键在于打破灌输主体和学生主体思想中根深蒂固的“师生定位”，这是基础也是前提。在思想政治教育灌输的对话实践中，我们追求和谐与平等的师生关系的建构。因此就必须首先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消解教师权威，明确教师在“对话”中的角色及话语。正如戴维•伯姆所阐述的，“教师在对话中更多时候应当扮演“辅导者”的角色，为对话提供主题和创造环境。”［5］而消除教师权威，需要作为灌输主体的教师破除传统的权威思想，在教育过程中真正将自己从内心到实践都置于同学生平等的位置。立足于通过思想的交锋赢得知识的传递与价值的传承，而不是通过统治式的威慑。这一目的的实行，既需要教师群体教育思想的转型，也需要不断完善自己的知识架构，扩充自己的知识储备，提升自己的学术造诣。就学生层面而言，首要的问题是培养学生“对话”的良好心态。这里的良好心态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对自我主体性的充分认识和肯定。学生也需要解放思想，只有通过解放思想，打破学生心目中的“教师权威”，根除学生教育受体对自我的定位，才有可能打破学生主体的沉默，激发学生主体对课程“对话”的参与积极性。其次，构建对话准则的最主要的目的在于逐步培养学生形成良好的“对话”心态，保障“对话”的顺利实践。对话准则基本点应该有三:一是，要学会倾听。倾听对方谈话不仅是最基本的道德要求，也是摆脱当前思想教育实践困境的必由之路。二是，实事求是。“对话”是一种思想交锋，只有确立了实事求是的心态，才能真正保障这种“对话”的意义和效果。三是，乐于为自己的观点辩护，但也要乐于改正自己的观点。乐于为自己的观点辩护，体现的是思想独立意识的增强，而勇于更正自己的观点，才能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真正目的。

作者：刘秀峰 包晓峰 单位：辽宁中医药大学 辽宁中医药大学社会科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