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发展的经济学分析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城市发展的经济学分析，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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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结构；优化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5-0-01

随着资源开采的日渐深入，资源紧缺将导致城市经济增长缓慢甚至出现下滑。为了避免资源型城市经济受到资源限制、实现资源型城市的快速转型、促进资源型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现代城市必须针对经济快速增长以及人口增加现状加快资源型城市经济结构的改革，以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促进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一、循环经济特点及其理论内涵的分析

循环经济使以保护环境、维持生态平衡、资源高效利用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模式。其将传统单线经济模式以资源、产品、才生资源的循环方式保持经济的循环发展。通过循环经济方式环境资源、环境问题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缓解传统经济发展过程中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循环经济还能够通过城市内部经济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减少资源型经济发展中资源短缺对城市经济的影响，以循环经济为基础实现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如何实现城市经济的科学发展

1.加快城市经济基础调研——城市经济科学发展的基础

为了实现城市经济的科学发展、实现城市经济结构的优化与调整，在现代城市循环经济模式建立过程中应加快对城市经济基础情况的调研。通过对城市经济现状的调研、城市生态环境以及投资环境的掌握，为城市循环经济模式建立、城市经济结构优化调整提供基础资料。在此基础上还要对城市居住人口情况、城市流动人口情况进行掌握。了解城市地域特点以及城市资源型经济、传统经济发展活动中的优势与不足。以具有针对性的、科学的经济模式优化调整以及经济模式改革促进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促进城市循环经济模式的建立。

2.强化循环经济重要性，推动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在现代城市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优化调整中，应强化对循环经济模式的认识。针对循环经济模式对城市发展的促进作用加快城市经济的优化与调整。以循环经济模式的运用提高城市环境资源的配置、以循环经济模式促进城市环境的改善。同时以循环经济模式特点以及结构优势加快城市产业结构调整，为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循环经济模式的运用改善了城市生态环境、为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提高奠定了基础。针对我国资源利用现状以及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需求，现代城市经济优化与经济结构调整中，应利用循环经济模式改善传统经济模式对资源、环境的影响，使城市新兴工业道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针对循环经济模式对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促进作用，现代城市经济结构优化与改革中必须提高对循环经济模式的认识。通过强化循环经济重要性促进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制定及相关工作的开展。

3.加大循环经济模式及其理念宣传，为循环经济模式提供良好的社会基础

为了实现城市经济结构优化、促进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城市循环经济模式建立时应针对其对全市人民利益相关性加强循环经济模式及其经济理念的宣传。针对人们对循环经济缺乏认识的现状以多种宣传渠道进行循环经济模式的宣传。通过各企业经营者、社会各界人士对循环经济的认识为循环经济模式建立与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减少城市经济结构优化调整中不必要的麻烦。以循环经济的绿色环保理念引导大众消费、引导企业的经营与发展方向。从节约资源、改善环境入手促进城市经济环境的改善，为城市招商引资工作奠定良好的投资环境。

4.注重经济结构调整中政府职能发挥，促进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构建

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经济引导职能对城市经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针对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为城市经济发展战略、经济结构调整把握方向。同时通过政策引导、政策鼓励以及城市资源的协调促进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构建。通过对低污染、高循环企业的政策扶持、对高污染高耗能企业的整改及限制引导城市经济发展活动中主流方向。同时以政府作为媒介，鼓励企业间的交流与合作。通过循环经济活动中各组成部分的有机运行，实现循环经济模式目标。

为了实现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促进循环经济模式的建立与运转，现代城市经济发展中应针对循环经济模式的发展需求进行城市产业结构的优化与调整。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污染、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对城市工业经济结构进行优化与调整。淘汰资源浪费、高污染工艺设备及企业，限制能耗、水资源、高污染产业发展。以新型低耗能、低排放的高新技术产业以及第三产业等清洁产业为重点促进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针对循环经济发展目标对城市产业机构进行优化与调整，以此实现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实现城市生态环境与居住环境的改善。

三、注重非耗能产业资源的开发，促进城市经济的科学发展

在现代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为了实现城市循环经济发展目标、实现城市低能耗、低污染产业机构的发展。城市经济发展活动中应注重非能耗产业资源的开发，以非能耗产业资源开发促进城市经济的科学发展。例如：对城市周边湿地资源进行整合，以城市周边休闲游为目的进行湿地保护与建设。通过城市周边湿地资源的科学开发，实现湿地保护与城市居民休闲需求。另外，还应对城市的地域优势进行探讨，以旅游资源开发等类似的低能耗、无污染的产业结构促进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例如：北方城市发掘自身气候特点，以林区夏季气温较低等特点吸引南方游客避暑。南方中小城市则通过古建筑保护、地域文化保护与发掘等建立地方特色旅游线路。通过类似的经济发展模式促进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促进循环经济模式的快速建立。

结论

综上所述，为了促进我国生态环境的改善、促进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现代城市政府机构应通过政策引导、产业优化等方式加快城市循环经济的建立，以此促进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促进城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促进城市宜居水平的提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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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尝试运用法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从政府、开发商、拆迁实施单位、被拆迁居民等拆迁主体行为角度进行城市房屋拆迁制度改革和创新的研究。

2、法经济学：适用性及方法分析

（1）法经济学基础及其适用性法经济学，又称“法和经济学”或“法律的经济学分析”，是用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来考察、研究法律和法律制度的形成、结构、过程、效果、效率及未来发展的学科。它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是由法学与经济学相互渗透融合而成的交叉性、边缘性的新兴学科。在法经济学家看来，“法律所创造的规则对不同种类的行为产生隐含的费用，因而这些规则的后果可当作对这些隐含费用的反应加以分析。”归纳整个法经济学理论，其核心在于，所有的法律规范、法律制度和法律实践活动事实上是在发挥着分配稀缺资源的作用，因此，所有法律活动都要以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即效率最大化为目的，所有的法律活动都可以用经济的方法来分析和指导。

由波斯纳开创的法经济学理论最先倡导对法律制度效果进行实证分析，用效益所体现和蕴含的理性价值反衬实存法律制度的缺陷，又在效益基础上构造适应经济自由和社会自由的法律秩序。在法经济学研究中，财产经济学、政府占用经济学已成为它的专门方向。房屋拆迁，对于政府而言，则是政府占用行为，对于被拆迁居民而言，则是房屋财产法律处置的经济行为。房屋拆迁的目的是强制取得财产以实现公共利益，其终极问题是怎样的资源配置才能使效率最大化，才能使各参与主体都达到最佳效果。对房屋拆迁制度进行法经济学分析旨在运用经济学的原理和原则分析城市房屋拆迁这一法律制度，在假定各主体“最大化行为”的前提下，分析拆迁主体行为的成本效益和相互间的博弈关系，寻求拆迁达到高效率的条件，从而为城市房屋拆迁制度的改革和创新提供依据。

（2）法经济学分析框架及其应用

①成本效益分析法经济学将效益作为首要目标，用尽可能少的成本，实现权利的最优配置，将权利分配给能够用它产生最大社会效益的主体。对拆迁主体行为的法经济学分析也可以依据成本效益分析方法，通过对各利益主体在拆迁过程中成本收益的变化进行分析，来考察现行拆迁制度运行的实际经济效果（总的拆迁费用与总的拆迁效益），并可以比较分析不同拆迁制度下的成本效益情况，从而来判断其制度运行的经济合理性；在成本分析中，需要注重运用交易费用和社会成本理论来解释法律制度选择和创新的各种动因。

②均衡分析所谓均衡，是指行为主体在互动过程中，所有的行为主体同时达到价值最大化目标而趋于持久存在的相互作用形式，并在此作用形式上各行为主体所处于的相互作用、制约的状态。拆迁涉及财产权利的转移和收益的重新分配，政府、开发商、拆迁实施单位、被拆迁居民作为利益主体有着各自的目标函数，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各主体的目标函数相互构成约束，一方取得的收益过多，必然使另一方的利益受损。因此，在实际生活中，不存在行为主体效益绝对的最大化，而只有可能实现效益相对的最大化，即行为主体的成本或效益处于均衡状态中的最大化。当然，有效率的拆迁制度便是努力使各主体利益趋向均衡，而不是偏袒哪一方。

③博弈分析博弈论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候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利用博弈论可以分析各主体在拆迁过程中的相互影响、以及由此决定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在博弈分析中，一定场合中的每个博弈者在决定采取何种行动时都策略地、有目的地行事，并考虑其决策行为对其他人的可能影响，以及其他人的行为对他的可能影响，通过选择最佳行动计划，来寻求收益或效用的最大化。博弈者在最大化自身偏好的同时，需要相互合作，而在合作的过程中又必然会存在冲突。因此，为了实现合作的潜在利益和有效解决合作中的冲突问题，就需要建立起新制度以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

④供求分析从我国当前来看，拆迁制度的供给主体是立法、执法和司法部门，需求主体则是政府、开发商、拆迁实施单位、被拆迁居民等进行各种社会活动并有拆迁行为需求的人们。从法学理论上来看，拆迁制度的供给者是纯粹的利他主义者，事实并非如此，由于体制性原因，在拆迁制度的制订中发挥主导作用的仍然是各级政府，因此，就现阶段而言，政府往往从努力降低社会经济发展成本角度来考虑拆迁制度设计，这就是使得拆迁制度可以满足政府、开发商的用地需求，但是却不能充分满足被拆迁居民的利益需求。而随着被拆迁居民对于拆迁制度改革的需求日益强烈，拆迁制度供给部门也将考虑平衡需求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因此，供求分析方法对于拆迁制度改革创新的分析也具有适用性。

3、城市房屋拆迁制度创新的法律政策障碍分析通过公共利益和公平补偿来规范政府权利和保护居民财产权，在法律、政策及实践上都有一些需要研究的问题。

（1）公共利益要求和制度需求矛盾房屋拆迁源于政府拥有的征用权，由于这项权力的行使以国家权力作为后盾并涉及私人房屋所有权的保护，因此，应当首先在法律上设置一个标准，用以评判一项具体的拆迁行为是否合法以及是否被滥用，这项标准就是政府行使征用权的基础——“社会公共利益”，这也是国家创新拆迁制度的理论依据。

然而实践中却存在着许多企事业单位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城区土地对城市房屋进行拆迁，这并不符合公共利益原则，但为什么又必须要进行拆迁呢？这是我国特殊的“制度需求”原则。我国《宪法》和《土地管理法》都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由于我国规定城市土地使用者（尤其是划拨土地使用者）不能直接出让、转让土地，如果新的用地单位需要用地，必须先由国家或地方政府采取强制方式拆迁，再出让给新的用地单位，这完全是为了满足制度安排的要求。

（2）保护公民财产与法律保障的缺陷我国《宪法》第十三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实际上，在城市拆迁过程中很多情况下会拆迁到居民的私有房产，如果遵循保护合法财产的原则，在拆迁过程中首先应征得被拆迁房屋产权主体的同意，但在实践中往往很难做到。在拆迁行为实施前、拆迁决策过程中，被拆迁人都没有机会通过民主参与的途径来保障其意见得到表达并影响拆迁决策，其权利申诉和救济途径也十分有限。地方性法规规定在法院未做出裁决以前，不管被拆迁居民是否同意，公共管理机关都可以依法剥夺被拆迁人的房屋的使用权和所有权。被拆迁人要是想通过法律诉讼程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胜算的可能性很小，而且即使胜诉，也无法改变被拆迁的命运。

（3）公平补偿原则与实际执行难度尽管国务院2001年颁布实施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明确规定，“货币补偿的金额，根据被拆迁房屋的区位、用途、建筑面积等因素，以房地产市场评估价格确定”，但在实际拆迁过程中往往由于种种原因难以实行按价补偿。首先，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更多的发展资金，在制定补偿标准的过程中，过多地考虑了开发商的利益，却没有给被拆迁居民一个平等参与价格博弈的空间。补偿标准往往显失公正。有的地方政府执行的是陈旧过时的拆迁标准，给被拆迁居民造成巨大的利益损失。其次，各个评估机构在评估方法、估价师的经验判断及受社会客观因素影响等方面存在不同，这使得评估价格会存在一定的差异。再次，被拆迁人对房价信息不了解，不知房屋质量产生的房价差异，与别的被拆迁人盲目攀比，总感觉自己补偿过低。同时由于价值衡量的不对称现象存在，即人们对于失去财产的评价往往要高于在市场上购买等量所愿意支付的价格，即便完全按市场价格补偿，被拆迁者仍然会觉得不公平。

4、基于法经济学的城市房屋拆迁制度改革建议从以上分析可知，我国城市房屋拆迁制度创新应沿着规范政府权利和保护居民财产权的路径进行，通过平等立法和司法控制来实现。法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在推动拆迁制度的改革和创新方面给了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具有政策意义：

（1）全面评价拆迁制度运行的成本，以成本最小化为导向，推进拆迁制度改革通过法经济学的分析可以看出，对于拆迁制度运行问题的认识，不能仅仅看到其直接的成本与收益，还要看到由于制度缺陷所造成的额外成本与收益，因此，要从不同拆迁主体行为的方方面面，全面评价拆迁制度运行所带来的成本与收益，并依据成本最小化的原则，探讨新的拆迁制度体系。此外，还要考虑到拆迁制度改革本身的成本问题。这是因为，任何一种制度的改革必然会对社会既存的财富造成一定消耗，使原有的利益分配格局被打破，这样必定会受到来自于利益受损者的抵制与阻碍，从而产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成本。因此，在选择拆迁制度改革方案时，应该对该项制度的实施效果进行理性预期，做出科学的判断与选择，以尽可能减少改革阻力。

（2）以需定供，改善拆迁制度供给服务，确保拆迁制度供求的均衡从供求分析的角度看，所谓制度均衡，指的是当影响人们的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的因素一定时，制度的供给适应制度的需求。制度需求决定制度供给。在分析比较拆迁制度及不同改革方案成本—收益的基础上，就可以判断出拆迁制度改革的需求态势，这就要求要通过改善拆迁制度供给服务，寻求拆迁制度的供求均衡。分析表明，当前我国拆迁制度供求的处于一种非均衡的状态，尤其是强调五个统筹和科学发展观的今天，这表现得更为明显。为此，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通过修订相关法律制度，以使得能够通过拆迁制度的运行，保障统筹发展和科学发展观的实现，从而为加速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推进城市化进程、维护社会稳定发挥积极的作用。

（3）协调不同拆迁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以提高拆迁效率和维护居民权益为目标，探索“利益共赢”的拆迁制度体系具体途径是：

①建立房屋财产税制度，制定土地储备发展计划，从储备土地出让收入中提取固定比例资金，专门用于旧城区的拆迁，保证城市公共建设的资金来源，从而增强政府推进拆迁制度改革的动力；

②建立经营性用地拆迁的市场化机制，经营性拆迁必须完全交给市场，按市场规律办事，在被拆迁单位或个人自愿的条件下确定是否同意拆迁及补偿标准，同时将政府强制性拆迁严格限制在“公共利益需要”范围，也可以实现政府行为的规范化与合法化；

③加强住房保障体系建设，保护弱势群体在拆迁中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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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德国的古典区位几何学

德国经济学家运用地租学说和比较成本学说，创立了古典区位理论。

(1)冯·屠能(VonThünen)的农业区位论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德国仍然是一个封建割据的农业国，英法等国却已走上工业化道路。英国工业化前后，农产品价格上涨，一些目光敏捷的德国农场主通过与英国的农产品贸易而获利，于是尽量多买土地，扩大生产规模，德国农业开始向大型化商品化过渡。为了研究德国农业经营模式和产业化问题，冯·屠能潜心经营农庄十载，收集了极为详细的资料，于1826年撰写了巨著《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简称《孤立国》）。冯·屠能设想了一个孤立于世界之外，四周为荒地所包围的孤立国，其中心是一个大城市，这个城市是孤立国制造品的唯一供给者，而城市的食品则完全由四周的土地（一个农业大平原）供给；孤立国内各地自然条件和运输条件相同，农业生产的利润V=P-(C+T)，其中P为农产品价格，C为成本，T为运费。冯·屠能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函数，得出这样的结论：为了利润最大化目标，农场生产的品种选择与经营方式的首要决定因素是距离，即生产地与市场的距离。农场种植什么作物获利最大，主要不是由自然条件决定的，而与特定农场（或地块）与中心城市（农产品消费市场）的远近密切相关；农业经营规模，也与距离密切相关，增加投入必须使价格与边际成本之差能偿付追加的成本与运费。当生产成本一定时，离中心城市越近，追加的运费越低；边际产量需偿付的越少，生产规模扩大的可能性就越大。

冯·屠能研究的是农业区位问题，他的理论离不开对土地利用和地租的研究（注：克鲁格曼在《发展、地理学与经济理论》一书中总结归纳了经济地理学的五大传统，他将冯·屠能的思想列为第五个传统“地租和土地利用”。其他四大传统是：德国几何学、社会物理学、积累因果夫系、当地外部经济。）。冯·屠能认为地租与距离是负相关的，可以想像从中心城市向平面延伸，随着可耕地与市场的距离的不断增大，可耕地的地租是不断下降的，这样便可形成一个个以城市为中心的同心圆环，半径距离小的环上土地昂贵，宜种植运输成本大或单位面积产值高的作物，而半径距离大的环上则种植土地密集型或运输成本大的作物。于是他设计了孤立国六层农作物圈层结构（注：冯·屠能设计的孤立国六层农作物圈层结构为：第一圈层为自由农作圈，主要生产鲜菜、牛奶；第二圈层为林业圈，主要生产木材；第三圈层为轮作物圈，主要生产谷物；第四圈层为谷草农作圈，主要生产谷物、畜产品，以谷物为重点；第五圈层为三圃农作圈，主要生产谷物、牧产品，以畜牧为重点；第六圈层是荒野。），这就是著名的圈层布局论。当时德国经济学家们对农业生产和农产品贸易发展的基本观点是：农业经营方式应该全面地从粗放经营转向集约经营，集约化程度越高越好：农业布局方面则应根据自然要素禀赋的不同，各地应种植最适合本地生长的作物。冯·屠能的理论使人耳目一新：农业经营方式上，并不是集约程度越高越好，离中心城市越近，集约化程度越高，离中心城市越远，经营越粗放；农业布局上，并不是哪个地方适合种什么就种什么，与距离有关的地租、运费倒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

(2)劳恩哈特(W.Launhardt)和韦伯(A.Weber)的工业区位理论

19世纪末，德国已完成了第一次产业革命，并迅速成为第二次产业革命的策源地之一，产业的大发展，使得产业迁徙和工业布局问题为学者们重视。劳恩哈特利用几何学和微积分，将网络结点分析方法应用于工厂的布局，在德国《工程师协会期刊》上发表“确定工商业的合理区位”(1882)一文，第一个提出了在资源供给和产品销售约束下，使运输成本最小化的厂商最优定位问题及其尝试性的解法。他构造了一个区位三角形，寻找使“里程运费在生产的区位中必须保持平衡”的最小值点，即区位三角形的极点。他的这种寻求最优化的“极点原理”方法被乔治·皮克(GeorgPick)给出规范的更为一般的数学证明（注：乔治·皮克应韦伯之邀，为韦伯的《工业区位论》（第194-215页）写了一个“数学附录”，以“梗概出一些对理解区位问题来说很必要的普通数学公式”，其中提到劳恩哈特的工作。于尔格·尼汉斯(Jurg.Niehans)认为：劳恩哈特的分析远比后来韦伯在《工业区位论》中的分析高超得多。这大概是指劳恩哈特的数学分析方法。）。作为一名建筑工程师，劳恩哈特把网络规划应用于公路、铁路运输最优化问题和工厂成本最小化定位问题，而他在1885年发表的《经济学的数学基捶一文，奠定了他在经济分析史上的显著地位。他研究运输对生产和消费的影响而建立了“劳恩哈特漏斗”，为解决异质双头垄断问题而建立了后来被称之为的“劳恩哈特-霍特林”解法。先于霍特林44年，劳恩哈特便研究了如下问题：两个位于街道不同地点的竞争供货商，在假定对方销售价已定的情况下如何使自己盈利最大。他还对位于同一地点的不同商品的销售商进行了类似的分析，表明他们的环形市场区域是如何由运输费用决定的。于尔格·尼汉斯认为，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里，劳恩哈特的工作是德国最重要的、实际上也是唯一有意义的对“边际革命”的贡献。在对运输和区位经济学分析方面，这一贡献直至20世纪30年代都没有被人超过（注：参见《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三卷，第151-153页。）。

阿尔弗雷德·韦伯则是中国读者更为熟悉的一位工业区位论的创始者（注：韦伯为我国学者们更为熟悉，因为他的名著《工业区位论》（亦译为《工业区位纯理论》或《纯粹区位理论》）于1997年由商务印书馆翻译成中文并出版发行。而劳恩哈特的著作全部用德文写成，甚至没有被译成英文，而且他的第一身份是建筑工程师和道路、铁路和桥梁学教授而不是经济学教授，他是德国汉诺威高等技术大学的第一任校长。他的工作显示了120年前一个有能力的、注意经济问题且懂一些数学的工程专家在经济学上可以做些什么（以及不能做到什么）。他在微观经济学、运输经济学以及经济数学分析方法上均有建树，可惜他的有些出版物已很难找到，其出色的独创性的工作的重要性至今还没有得到经济学界应有的承认。）。他在集前人研究基础上于1909年撰写了《工业区位论》。在这部名著中，韦伯系统地建立了一系列概念、原理和规则，严谨地表述了一般的区位理论。当看到制造业规模庞大的迁徙，韦伯试图回答：什么原因使某个工业从一个区垃移至另一个区位呢？决定迁徙的一般经济规律是什么？韦伯将影响工业区位的因素分为两类：区域性因素和集聚因素。工业是如何布局于各个区域的，受区域性因素影响；而在工业区域内，厂商为什么集中于此地而非彼处，则受集聚因素影响。工业在某个地方集中是集聚力和分散力相互作用直至均衡的结果。集聚力受技术发展、劳动力组织变化、市场化因素及经济环境因素影响，分散力则可归结为伴随工业集聚而带来的地租增长的影响。韦伯设计了一个集聚函数，精确地表达大工业单元对小工业单元的吸引程度（注：韦伯定义每种商品的生产构成一个“单元”，这些单元能够并确实参与相互间的竞争，这种竞争最终也影响单元的区位。），用公式来表示，其中M为大工业单元的日生产量，R为集聚的扩散半径，A是工业区位重（注：韦伯将生产原料分为地方原料和广布原料，前者只产生于某一特定地点，而后者则是到处都容易得到的。不论是广布原料还是地方原料都有可能又是“纯原料”和“失重原料”，前者是指经加工后全部重量都完全转移于产品之中的原料，后者是指在生产过程中必损失部分重量的原料（韦伯的这一思想对今天人们在国际贸易中常见到的“冰山成本”的定义有显然的借鉴意义）。韦伯定义需要运输的地方原料与产品重量之比为“原料指数”，而运输单位产品的总重量称为“区位重”。），s为运输价格。韦伯在分析厂商的定位决策时继承和扩展了劳恩哈特的方法（注：韦伯本人在《工业区位论》中只字未提劳恩哈特。马钉贝克曼(MartinBeckmann)认为韦伯的这本书“确立了他继冯·屠能之后在区位理论方面的领先地位，尽管他的理论模型被劳恩哈特抢先一步发表”（见《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四卷PP958）。）一个厂商靠一个或多个供应商提供投入品，也为一个或多个市场提品，所以涉及的区位不少于三个，他将劳恩哈特著名的“区位三角形”概念，一般化为区位多边形。韦伯也考虑了生产成本中的劳动费用，它和运输费用同样是影响厂商定位的重要因素。至于工厂规模大小，韦伯认为衡量最优规模的标准有两个，一个是单位产品的成本最低，一个是企业总利润最大，在考虑区位的情况下，用这两个标准确定的最优规模是不一致的，可见区位对最优规模决策的重要作用。韦伯用聚集经济来描述企业外部经济，并指出聚集能否产生效益，既取决于聚集的企业种类与结构，也取决于聚集的规模。《工业区位论》对以后的区位理论、经济地理研究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于区位理论的重要性，奥林曾经大胆预言“国际贸易上除了国际区位理论外没有别的什么了”（注：转引自《工业区位论》英译者序言“区位理论与地租理论的关系”，该书pp16注解3。）。

2.新古典区位理论

(1)沃尔特·克里斯塔勒(WalterChristaller)的中心地区理论

克里斯塔勒于1933年出版了《德国南部的中心地区》一书，系统地阐明了中心地区理论(CentralPlaceTheory)，它基本说明了城镇为什么存在，决定城镇发展的因素是什么，以及它们在区域的次序排列是如何产生的。克里斯塔勒假设有一块匀质平原，资源、人口密度均匀，运输费用不变，消费者偏好相同。厂商的定位原则需要考虑需求界限（满足正常利润的最低限度的需求界限），考虑市场范围（代表外部的地理限制，超出这个限制，消费者宁愿光顾其它较近的市场）。这样就会形成商品市场的地理分布范围，形成若干大小不同的“中心地”。在一个区域内，高级的中心地只有一个，次一级的中心地较多，等级愈小的中心地越多，规模越校每一中心地的相对重要性取决于它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数量与等级。虽然中心地区理论从一开始就不断地受到批评，主要是认为模型的假设不现实（注：关于经济理论研究模型假设的现实性问题的讨论可参见：尤斯凯利·梅基，“假设问题的重新定向”（载罗杰.E.巴克豪斯编《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经济科学出版社，第311-335页），梁琦，“比较优势说之反例的批评”（南京大学经济学系“斯密论坛”讨论稿）），譬如统一的人口分布和线性运输成本的假设是不现实的，有相同的偏好和相同的自然资源分布的假设也是不现实的，但是克里斯塔勒首创了以城市聚落为中心进行市场面与网络分析的理论，因而受到理论界的重视，勒施是最早试图对克里斯塔勒严格地按几何方法去描述市场规模重新进行系统阐述的人。中心地区理论被认为是一个静态的新古典构架。

(2)奥古斯特·勒施(AugustLosch)的区位经济理论

前面所讨论的农业区位理论、工业区位理论及中心地理论，探讨的是都是静态局部均衡问题。1939年，勒施出版了《区位经济学》（注：该书原名为《空间体系经济学》，于1954年在美国以TheEconomicsofLocation为名翻译出版。）。勒施以最概括性的描述将一般均衡理论应用于空间，距离本身成为中心。勒施从局部均衡转向一般均衡，并且研究区域的结构而不是把它作为既定的，这涉及到一系列一般化的假设代替通常的“其它条件不变”的假设。在劳恩哈特和韦伯等人的模型中，市场位置、原材料和人口都是给定的外生变量；而在勒施的模型中，他假设人口和原材料是均等地分布，这是非常简单地一般化假定。在劳恩哈特和韦伯等人的模型中，并不考虑竞争者的影响，而勒施认为工业布局首先会受到竞争者的影响，其次会受到消费者和供应商的影响。他认为在布局问题是一个经济单位互动过程，如果考虑各种影响因素，找出各经济单位布局的相互关系，就要寻求整个区位系统的平衡。为此，勒施提出了区位的一般方程，由五组平衡方程表示，分别反映五组均衡条件。如何实现这种均衡呢？勒施建立了市场区位理论（这个市场区位理论与中心地理论在市场网络体系上的观点一致），并研究了市场网络对工业区位的作用。勒施表明仅靠竞争力量自身将建立一个包括工业区、经济区和市场区的区位体系，这个区位体系反过来既可以被理解为生产集聚也可以被理解为或多或少的聚会中心地交叉，三个区位同时决定。勒施建立和发展了工业区位理论、经济区理论和市场区位理论。

(3)奥林(Ohlin,B.G.)的区际贸易和生产布局理论

当奥林获得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时，他的名著《区际贸易与国际贸易》(InterregionalandInternationalTrade,1933)被提名为他的主要贡献。这是第一本力图把贸易与布局问题结合起来的著作。奥林在该书第一版序言中明确表示，他将致力于解决四个方面的问题，其中第二个问题是：证实国际贸易理论仅仅是一般布局理论的一部分，对价格的空间（或区域）方面予以充分的考虑，对在国内生产要素的供应和运输费用方面的地区差别的影响予以适当的考虑。奥林首先在商品在国际间可以自由流动（无运费）而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的假定条件下，讨论生产要素的丰欠如何决定商品相对价格和贸易格局；继而放弃商品贸易无运费的简单假设，讨论进口税和运费对贸易的影响，此外，他还讨论了地理位置、规模经济对贸易的影响，并研究了资本移动的因果关系；最后，他放弃了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的假设，讨论要素流动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书中第十章和第十一章专门讨论了一般布局理论，第十二章讨论了作为区位理论的区际贸易理论。奥林在书中附录“对当代国际贸易理论的看法”中提到：国际贸易理论是一个“多边市场理论”，尤其重要的是，国际贸易理论是接近于布局理论的。布局理论比国际贸易理论更为广泛，贸易理论的一大部分可以看作是布局理论的一小部分。当把各种运输条件的影响和大规模生产的优点结合起来时，关于生产布局以及国际贸易的性质和影响所做出的结论，同只考虑生产要素的稀缺性所得出的结论就有很大的不同（注：参见贝蒂尔·奥林：《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第382-391页。）。西方经济学界认为该书不仅是对国际经济学的一大贡献，而且还对布局理论做出了贡献，开拓了贸易与生产布局关系的新领域。

二、空间经济学的发展

1.空间经济学的旁枝——区域经济学与城市经济学

四十多年前，艾萨德(IsardW.)就抨击经济学分析是“在一个没有空间维度的空中楼阁中”进行的。1956年，他出版了《LocationandSpace-Economy》一书，将冯·屠能、韦伯、克里斯塔勒、勒施等人的模型整合为一个统一的易驾驭的框架，把区位问题重新表述为一个标准的替代问题：厂商可以被看作是在权衡运输成本与生产成本，正如它们做出其它任何成本最小化或利润最大化的决策一样。这是一种开创性的贡献。但艾萨德也未能将空间问题带入经济理论的核心，其原因是艾萨德并没有提出一个一般区位均衡的理论，他的模型没有考虑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只是一个残缺不全的空间模型，他没有对这个空间模型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相反，他开创了一个折衷的应用领域——区域科学。艾萨德定义区域科学是研究”确定可在某一区域有效地从事生产并获取利润的单个或集团产业；改善区域内居民的福利；如何提高区域内人均收入水平，改善收入分配，更有效地衡量收入等；区域内产业的集聚和分散，获得区域内资源的最有效的利用。”当把区域的划分看作空间资源经济的基础，而不是把行政划分作为考察的限制条件，区域内资源具有近似性，其相互关系是一个空间中的密切的经济协作关系，那么自由贸易区（如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关税同盟、共同市尝经济联盟（如欧盟）等可以看作是大区域概念，它是一种以空间资源为基础的国家或地区的集合。为什么二战之后的世界经济获得前所未有的飞速发展，却两极分化更严重，各国之间、区域之间的差距更大了？这种区域经济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回答这些实际问题，也有助于我们认识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但是，区域科学不是一个统一的学科，它缺乏一个完整的理论（注：克鲁格曼指出：“区域科学不是一个统一的学科。准确地说，它是一个工具收藏箱，其中一些工具非常原始，而另一些则相当先进，它可以帮助人们解决实际中出现的涉及空间的问题，而无需等到我们有了一个出色的理论才来解决。我认为经济学家们应该给予这种松散、但已尽力而为的理论化的工作更多的关注和尊敬。但同时，被标榜为区域科学的那种折衷作法绝对不能取代一个真正完整的理论；艾萨德所做的伟大工作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见贝鲁格曼《发展、地理学与经济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第60页。）。

1969年，Jacbos出版了《TheEconomyofCities》一书，新城市经济学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风靡一时。它的研究对象是城市系统，城市的内部空间结构（注：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协会排出的“经济学分类表”将城市与区域经济学划分为一类，城市经济学含城市经济学与公共政策、住宅建筑经济学、城市运输经济学。）。但是，城市是如何形成的呢？没有很好的解释。这样的文献有着和冯·屠能的经典模型同样的基本缺点，那就是假设存在一个中心，但没有解释为什么存在一个中心商业区，在它的周围形成了城市，尽管也可以用集聚经济来做些说明；但总不是那么令人满意。特别是关于单中心城市的假设，与现实世界偏离太大，使得这类模型的现实解释力很差。

2.新经济地理和空间经济学

空间经济研究的是关于资源在空间的配置和经济活动的空间区位问题，尽管区位理论拥有长久的历史，但是，与时间不同，空间一直也没有能够成功地纳入经济学主流。

1991年和1995年，麻省理工学院连续出版了克鲁格曼的新著《地理和贸易》、《发展、地理和经济理论》，这是克鲁格曼在美国和比利时几所大学所作的系列讲座的内容。他用“地理”而不用“区位”为书名，是因为“区位理论是经济地理学这个更加广阔领域的一部分”。克鲁格曼定义的经济地理，是指“生产的空间区位”，它研究经济活动发生在何处且为什么发生在此处。为什么研究这种经济地理是非常重要的？克鲁格曼以三个理由说明之：首先，国家内经济活动的区位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对于美国这样的大国来说，生产的区位是和国际贸易一样重要的问题；其次，在一些重要的情形中，国际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之间的界线变得越来越模糊了，譬如用标准的国际贸易范式来谈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就越来越没有意义了；第三，这是最重要的原因，20世纪80年代的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告诉人们一个新的经济学世界观，却很难从贸易、增长和商业周期中找出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说明这就是世界经济实际运行方式，但研究国际国内经济活动的区位时，这样的证据就不难找到，因此，经济地理为新贸易理论、新增长理论等提供了一个思想和实证的实验室。经济活动的空间区位对经济发展和国际经济关系的重要作用在过去的十年中异乎寻常地重新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克鲁格曼引导了经济地理和空间经济学的复兴。

1999年，麻省理工学院又出版了克鲁格曼的新作（与MasahisaFujita和FujitaVenables合著）：TheSpatialEconomy:Cities,Regions,andInternationalTrade（《空间经济：城市、区域和国际贸易》）。该书概述了过去十年来关于空间经济及与国际贸易的关系的最新成果，不仅将经济活动的空间定位与克鲁格曼早期的“新贸易理论”联系起来，而且也建立了严谨而精致的空间基本模型。在这之前的关于空间的经济学理论，都有一个致命的缺陷：没有明确说明市场结构，那种存在收益递增时的市场结构。他们的模型均是在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竟争这些便利假设条件下的分析，没有找到某种方式来处理规模经济和寡头垄断的问题，这使得空间问题过去一直是主流经济学中的一个盲点。克鲁格曼是主流经济学派的衣钵传人和捍卫者，又是经济学的建模大师，他不仅常常极富原创性地先于他人注意到重要的经济问题，而且还会对其建立起令人惊叹的深刻而简洁优雅的模型，等待后来者的进一步研究，他常常是新领域的开拓者和引路人。最近十年来克鲁格曼等人关于空间的研究工作，意味着空间经济将成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

3.空间经济学的基本特点、近期发展与应用前景

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消费者（家庭）、厂商、产业和经济，研究这些经济单元的存在、活动和相互作用。空间经济学更强调的是厂商的地点，产业的区位，虽然劳动力既是厂商投入的要素，又构成产品消费的市场，作为厂商存在的基础是不言而喻的，但空间经济学只是把消费者（家庭）作为研究平台的基座，而不是摆在研究平台上。因此空间经济学中厂商、产业和经济构成三位一体的研究单元，人的定位不在研究范畴中，而公司的定位是问题的焦点。

空间经济学与我国传统的经济地理学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我国，经济地理学是大学地理学系人文地理专业下属的一个分支，经济学界也有研究经济地理的，区域经济和城市经济实际上成了其代名词。区域系统或城市系统的构成是十分复杂的，它包括人类社会本身以及与人类社会有关的各种基本要素、关系和行为，区域经济或城市经济必然与人口经济、资源经济、环境经济和社会学有较高的重叠，以致于区域经济学究竟是属于经济学科，还是属于地理学科有争议，有些定义为介于经济学与地理学之间的边缘学科。尽管克鲁格曼的空间经济学的模型研究中也涉及到区域和城市的概念，但那是空间与经济单位的融合。区域经济学和城市经济学将区域或城市看成是既定的，研究这些既定的现存的系统运行状态和可持续发展，而空间经济学研究的是厂商、产业和经济三位一体的活动和相互作用，经济区域和城市的形成是这些活动和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结果，不是既定的假设存在，而是内生变量。

篇4

近年来，国内出现了很多空间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我国地理学家吴玉鸣（2000）在对数据进行分析时运用到了空间计量经济模型，把包括中国的31个省市在内的区域进行了集聚增长因素的分析；随后，陈晓玲等人根据我国部分省级数据，考察分析了改革开放后我国地区之间经济增长的空间相关性，此后空间计量经济学的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研究。

二、空间计量经济学理论的应用分析

（一）空间计量经济学在国外的实际应用

随着国内外空间计量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空间计量经济学已经成功运用到经济研究的众多领域中，并取得一定的成果。

1.公共经济学领域：James等（2003）主要对一国对于国际环境条约的参与决策与参与程度的博弈通过建立一个空间概率模型来进行分析和研究。

2.区域与城市经济学方面：Buettner（2003）利用空间计量经济学分析了德国各城市的财政外溢效应以及税收基数效应；Case（1993）以美国各州的情况做了财政政策的溢出效应以及预算研究。

3.房地产经济学领域：Timothy等（2003）用空间计量经济学理论分析了城市住房的绝对位置对房屋价格差异的影响；Anselin等（2009）以美国加州南海岸数据为样本案例通过空间计量经济分析法研究了环境空气质量对房屋购买者边际支付意愿的影响。

4.劳动经济学领域：Elhors（t2007）等首次将空间计量分析法运用到劳动经济学领域，对欧盟地区劳动参与率差异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和分析，指出了在区域间和国家间出现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

（二）空间计量经济学在国内的主要应用

空间计量经济学在我国国内的发展主要是在二十世纪九族平台、非家族成员的需要进行平衡，达成一致行动意见来充分保障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三）以合理制度为约束的联成长

约束并不是对职业经理人不放心、不放手，它恰恰是为放心、放手创造必要的条件和基础。对于职业经理人的权力界定、业绩评估、财务审计等，出发点并不是为了限制职业经理人的才能发挥，而是为了更有助于职业经理人与民营企业主之间的有效合作与融合。首先要认真制定好公司章程，让职业经理人的各种基本可预料的行为有章可循，使公司章程为职业经作理人的重要约束机制；其次不断完善合同契约制度，签定受法律保护的详尽的任职工作合同，建立职业经理人的约束机制，对职业经理人的责、权、利做了相关规定，以便成为对职业经理人的有效约束。再次，要完善董事会、股东会等企业机构职能来优化对职业经理人的约束，评估职业经理人在工作中的失误和不足。

（四）以持续发展为契机的稳成长

根据民营企业共生的循环运作生理机制，民营企业共生关系的深化建立在企业持续发展的基础之上，只有民营企业持续发展，民营企业主和职业经理人之间的共生关系才可能得以进化，朝向一种基于对称性互惠的一体化共生模式发展。因此，一方面，民营企业需要模式自身与环境要素的界限，将自身与环境融为一体，从共生的角度出发，来理解和处理企业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改变组织成员的认知图式，进而改变组织的整体认知图式，从而在组织实践中奉行一种与内外部环境和谐共生的态度。

（五）以共享利益为核心的齐成长

篇5

基于传统文化的发展观: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

内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分析

分工、分配与劳资关系——收入差距的政治经济学解释

土地供给与经济周期: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的理论诠证

中美贸易的商品结构变化及其对中国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

中国的金融中介发展、收入分配和贫困减缓关系的实证研究

股权分置改革中网络投票实证与实验研究

外汇领域个人洗钱机会主义行为分析:理论与实证视角

消费风险、利率与股票市场波动

套利定价理论在我国证券市场的实证研究——基于渐近主成分分析方法

基于区域经济的公司绩效:对山东、浙江、广东的对比分析

产业结构与体制因素共同作用下民营企业市场进入问题研究——基于东北老工业基地县域农村民营企业市场进入的实证分析

集群中的中小企业成长研究——集群优势对企业资源与能力提升的作用

所有权、财产权及产权概念辨析——兼论马克思所有制理论与现代产权理论的异同

《西部商学评论》学术委员会

经济危机、经济增长与市场经济模式选择

财政收入、税收政策及宏观经济波动研究综述

中国西北地区产业竞争力的提升

山西省虚拟煤炭产业集群研究

住房抵押贷款评估的博弈分析

赤道原则:商业银行可持续发展的助推器

城市贫困的联合方法研究:多维视角和研究路径

乡镇改革评论

信任与企业战略:前沿理论与实证研究

乡村旅游地品牌个性特征研究——以西安长安区“农家乐”为例

劳动力稀缺、人力资本深化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对我国现阶段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论探析

《西部商学评论》编委会

《西部商学评论》学术委员会

电子货币对货币乘数影响的实证分析

知识城市发展研究

先秦时期农地产权演进的制度经济学分析:基于人口压力的视角

近代陕西煤炭的开发利用及其影响

DEA视角下的地方财政支出效率分析

整体稳健推进县域金融机构改革及管理的政策思考——基于县域金融机构改革及管理之演变进程的实证研究

PE、PEG指标在选股中的有效性分析

公平与效率的必要张力——基于三元均衡范式研究

大学生利他行为的社会调查与统计分析

国际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关系计量分析

我国文化产业的关联性研究

第三届“理论经济学科经济史教学暨经济发展史研讨会”会议综述

《西部商学评论》学术委员会

我国产业集聚的区域差异及均衡对策分析

市场经济初期地区行政垄断对规模经济的作用机制分析——基于钢铁、汽车工业规模效率的动态测算

我国区域经济增长溢出效应比较分析——以东、中、西部三大地区为例

EKC假说与中国经济增长——一个政府行为视角

克鲁格曼等新经济地理学派对产业集群的有关论述

商业银行环境风险管理:压力与行为模式的实证研究

封闭式基金折价与投资者情绪新解——基于投资者情绪指标框架的分析

黄金价格与经济活动——论中央银行应该增持黄金储备

商业银行人权政策框架研究

篇6

1.德国的古典区位几何学

德国经济学家运用地租学说和比较成本学说，创立了古典区位理论。

(1)冯·屠能(Von  Thünen)的农业区位论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德国仍然是一个封建割据的农业国，英法等国却已走上工业化道路。英国工业化前后，农产品价格上涨，一些目光敏捷的德国农场主通过与英国的农产品贸易而获利，于是尽量多买土地，扩大生产规模，德国农业开始向大型化商品化过渡。为了研究德国农业经营模式和产业化问题，冯·屠能潜心经营农庄十载，收集了极为详细的资料，于1826年撰写了巨著《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简称《孤立国》）。冯·屠能设想了一个孤立于世界之外，四周为荒地所包围的孤立国，其中心是一个大城市，这个城市是孤立国制造品的唯一供给者，而城市的食品则完全由四周的土地（一个农业大平原）供给；孤立国内各地自然条件和运输条件相同，农业生产的利润V=P-(C+T)，其中P为农产品价格，C为成本，T为运费。冯·屠能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函数，得出这样的结论：为了利润最大化目标，农场生产的品种选择与经营方式的首要决定因素是距离，即生产地与市场的距离。农场种植什么作物获利最大，主要不是由自然条件决定的，而与特定农场（或地块）与中心城市（农产品消费市场）的远近密切相关；农业经营规模，也与距离密切相关，增加投入必须使价格与边际成本之差能偿付追加的成本与运费。当生产成本一定时，离中心城市越近，追加的运费越低；边际产量需偿付的越少，生产规模扩大的可能性就越大。

冯·屠能研究的是农业区位问题，他的理论离不开对土地利用和地租的研究（注：克鲁格曼在《发展、地理学与经济理论》一书中总结归纳了经济地理学的五大传统，他将冯·屠能的思想列为第五个传统“地租和土地利用”。其他四大传统是：德国几何学、社会物理学、积累因果夫系、当地外部经济。）。冯·屠能认为地租与距离是负相关的，可以想像从中心城市向外围平面延伸，随着可耕地与市场的距离的不断增大，可耕地的地租是不断下降的，这样便可形成一个个以城市为中心的同心圆环，半径距离小的环上土地昂贵，宜种植运输成本大或单位面积产值高的作物，而半径距离大的环上则种植土地密集型或运输成本大的作物。于是他设计了孤立国六层农作物圈层结构（注：冯·屠能设计的孤立国六层农作物圈层结构为：第一圈层为自由农作圈，主要生产鲜菜、牛奶；第二圈层为林业圈，主要生产木材；第三圈层为轮作物圈，主要生产谷物；第四圈层为谷草农作圈，主要生产谷物、畜产品，以谷物为重点；第五圈层为三圃农作圈，主要生产谷物、牧产品，以畜牧为重点；第六圈层是荒野。），这就是著名的圈层布局论。当时德国经济学家们对农业生产和农产品贸易发展的基本观点是：农业经营方式应该全面地从粗放经营转向集约经营，集约化程度越高越好：农业布局方面则应根据自然要素禀赋的不同，各地应种植最适合本地生长的作物。冯·屠能的理论使人耳目一新：农业经营方式上，并不是集约程度越高越好，离中心城市越近，集约化程度越高，离中心城市越远，经营越粗放；农业布局上，并不是哪个地方适合种什么就种什么，与距离有关的地租、运费倒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

(2)劳恩哈特(W.Launhardt)和韦伯(A.Weber)的工业区位理论

19世纪末，德国已完成了第一次产业革命，并迅速成为第二次产业革命的策源地之一，产业的大发展，使得产业迁徙和工业布局问题为学者们重视。劳恩哈特利用几何学和微积分，将网络结点分析方法应用于工厂的布局，在德国《工程师协会期刊》上发表“确定工商业的合理区位”(1882)一文，第一个提出了在资源供给和产品销售约束下，使运输成本最小化的厂商最优定位问题及其尝试性的解法。他构造了一个区位三角形，寻找使“里程运费在生产的区位中必须保持平衡”的最小值点，即区位三角形的极点。他的这种寻求最优化的“极点原理”方法被乔治·皮克(Georg  Pick)给出规范的更为一般的数学证明（注：乔治·皮克应韦伯之邀，为韦伯的《工业区位论》（第194-215页）写了一个“数学附录”，以“梗概出一些对理解区位问题来说很必要的普通数学公式”，其中提到劳恩哈特的工作。于尔格·尼汉斯(Jurg.Niehans)认为：劳恩哈特的分析远比后来韦伯在《工业区位论》中的分析高超得多。这大概是指劳恩哈特的数学分析方法。）。作为一名建筑工程师，劳恩哈特把网络规划应用于公路、铁路运输最优化问题和工厂成本最小化定位问题，而他在1885年发表的《经济学的数学基础》一文，奠定了他在经济分析史上的显著地位。他研究运输对生产和消费的影响而建立了“劳恩哈特漏斗”，为解决异质双头垄断问题而建立了后来被称之为的“劳恩哈特-霍特林”解法。先于霍特林44年，劳恩哈特便研究了如下问题：两个位于街道不同地点的竞争供货商，在假定对方销售价已定的情况下如何使自己盈利最大。他还对位于同一地点的不同商品的销售商进行了类似的分析，表明他们的环形市场区域是如何由运输费用决定的。于尔格·尼汉斯认为，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里，劳恩哈特的工作是德国最重要的、实际上也是唯一有意义的对“边际革命”的贡献。在对运输和区位经济学分析方面，这一贡献直至20世纪30年代都没有被人超过（注：参见《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三卷，第151-153页。）。

阿尔弗雷德·韦伯则是中国读者更为熟悉的一位工业区位论的创始者（注：韦伯为我国学者们更为熟悉，因为他的名著《工业区位论》（亦译为《工业区位纯理论》或《纯粹区位理论》）于1997年由商务印书馆翻译成中文并出版发行。而劳恩哈特的著作全部用德文写成，甚至没有被译成英文，而且他的第一身份是建筑工程师和道路、铁路和桥梁学教授而不是经济学教授，他是德国汉诺威高等技术大学的第一任校长。他的工作显示了120年前一个有能力的、注意经济问题且懂一些数学的工程专家在经济学上可以做些什么（以及不能做到什么）。他在微观经济学、运输经济学以及经济数学分析方法上均有建树，可惜他的有些出版物已很难找到，其出色的独创性的工作的重要性至今还没有得到经济学界应有的承认。）。他在集前人研究基础上于1909年撰写了《工业区位论》。在这部名著中，韦伯系统地建立了一系列概念、原理和规则，严谨地表述了一般的区位理论。当看到制造业规模庞大的迁徙，韦伯试图回答：什么原因使某个工业从一个区垃移至另一个区位呢？决定迁徙的一般经济规律是什么？韦伯将影响工业区位的因素分为两类：区域性因素和集聚因素。工业是如何布局于各个区域的，受区域性因素影响；而在工业区域内，厂商为什么集中于此地而非彼处，则受集聚因素影响。工业在某个地方集中是集聚力和分散力相互作用直至均衡的结果。集聚力受技术发展、劳动力组织变化、市场化因素及经济环境因素影响，分散力则可归结为伴随工业集聚而带来的地租增长的影响。韦伯设计了一个集聚函数，精确地表达大工业单元对小工业单元的吸引程度（注：韦伯定义每种商品的生产构成一个“单元”，这些单元能够并确实参与相互间的竞争，这种竞争最终也影响单元的区位。），用公式来表示，其中M为大工业单元的日生产量，R为集聚的扩散半径，A是工业区位重（注：韦伯将生产原料分为地方原料和广布原料，前者只产生于某一特定地点，而后者则是到处都容易得到的。不论是广布原料还是地方原料都有可能又是“纯原料”和“失重原料”，前者是指经加工后全部重量都完全转移于产品之中的原料，后者是指在生产过程中必损失部分重量的原料（韦伯的这一思想对今天人们在国际贸易中常见到的“冰山成本”的定义有显然的借鉴意义）。韦伯定义需要运输的地方原料与产品重量之比为“原料指数”，而运输单位产品的总重量称为“区位重”。），s为运输价格。韦伯在分析厂商的定位决策时继承和扩展了劳恩哈特的方法（注：韦伯本人在《工业区位论》中只字未提劳恩哈特。马丁·贝克曼(Martin  Beckmann)认为韦伯的这本书“确立了他继冯·屠能之后在区位理论方面的领先地位，尽管他的理论模型被劳恩哈特抢先一步发表”（见《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四卷PP958）。）一个厂商靠一个或多个供应商提供投入品，也为一个或多个市场提品，所以涉及的区位不少于三个，他将劳恩哈特著名的“区位三角形”概念，一般化为区位多边形。韦伯也考虑了生产成本中的劳动费用，它和运输费用同样是影响厂商定位的重要因素。至于工厂规模大小，韦伯认为衡量最优规模的标准有两个，一个是单位产品的成本最低，一个是企业总利润最大，在考虑区位的情况下，用这两个标准确定的最优规模是不一致的，可见区位对最优规模决策的重要作用。韦伯用聚集经济来描述企业外部经济，并指出聚集能否产生效益，既取决于聚集的企业种类与结构，也取决于聚集的规模。《工业区位论》对以后的区位理论、经济地理研究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于区位理论的重要性，奥林曾经大胆预言“国际贸易上除了国际区位理论外没有别的什么了”（注：转引自《工业区位论》英译者序言“区位理论与地租理论的关系”，该书pp16注解3。）。

2.新古典区位理论

(1)沃尔特·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的中心地区理论

克里斯塔勒于1933年出版了《德国南部的中心地区》一书，系统地阐明了中心地区理论(Central  Place  Theory)，它基本说明了城镇为什么存在，决定城镇发展的因素是什么，以及它们在区域的次序排列是如何产生的。克里斯塔勒假设有一块匀质平原，资源、人口密度均匀，运输费用不变，消费者偏好相同。厂商的定位原则需要考虑需求界限（满足正常利润的最低限度的需求界限），考虑市场范围（代表外部的地理限制，超出这个限制，消费者宁愿光顾其它较近的市场）。这样就会形成商品市场的地理分布范围，形成若干大小不同的“中心地”。在一个区域内，高级的中心地只有一个，次一级的中心地较多，等级愈小的中心地越多，规模越小。每一中心地的相对重要性取决于它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数量与等级。虽然中心地区理论从一开始就不断地受到批评，主要是认为模型的假设不现实（注：关于经济理论研究模型假设的现实性问题的讨论可参见：尤斯凯利·梅基，“假设问题的重新定向”（载罗杰.E.巴克豪斯编《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经济科学出版社，第311-335页），梁琦，“比较优势说之反例的批评”（南京大学经济学系“斯密论坛”讨论稿）），譬如统一的人口分布和线性运输成本的假设是不现实的，有相同的偏好和相同的自然资源分布的假设也是不现实的，但是克里斯塔勒首创了以城市聚落为中心进行市场面与网络分析的理论，因而受到理论界的重视，勒施是最早试图对克里斯塔勒严格地按几何方法去描述市场规模重新进行系统阐述的人。中心地区理论被认为是一个静态的新古典构架。

(2)奥古斯特·勒施(August  Losch)的区位经济理论

前面所讨论的农业区位理论、工业区位理论及中心地理论，探讨的是都是静态局部均衡问题。1939年，勒施出版了《区位经济学》（注：该书原名为《空间体系经济学》，于1954年在美国以The  Economics  of  Location为名翻译出版。）。勒施以最概括性的描述将一般均衡理论应用于空间，距离本身成为中心。勒施从局部均衡转向一般均衡，并且研究区域的结构而不是把它作为既定的，这涉及到一系列一般化的假设代替通常的“其它条件不变”的假设。在劳恩哈特和韦伯等人的模型中，市场位置、原材料和人口都是给定的外生变量；而在勒施的模型中，他假设人口和原材料是均等地分布，这是非常简单地一般化假定。在劳恩哈特和韦伯等人的模型中，并不考虑竞争者的影响，而勒施认为工业布局首先会受到竞争者的影响，其次会受到消费者和供应商的影响。他认为在布局问题是一个经济单位互动过程，如果考虑各种影响因素，找出各经济单位布局的相互关系，就要寻求整个区位系统的平衡。为此，勒施提出了区位的一般方程，由五组平衡方程表示，分别反映五组均衡条件。如何实现这种均衡呢？勒施建立了市场区位理论（这个市场区位理论与中心地理论在市场网络体系上的观点一致），并研究了市场网络对工业区位的作用。勒施表明仅靠竞争力量自身将建立一个包括工业区、经济区和市场区的区位体系，这个区位体系反过来既可以被理解为生产集聚也可以被理解为或多或少的聚会中心地交叉，三个区位同时决定。勒施建立和发展了工业区位理论、经济区理论和市场区位理论。

(3)奥林(Ohlin,B.G.)的区际贸易和生产布局理论

当奥林获得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时，他的名著《区际贸易与国际贸易》(Inter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Trade,1933)被提名为他的主要贡献。这是第一本力图把贸易与布局问题结合起来的著作。奥林在该书第一版序言中明确表示，他将致力于解决四个方面的问题，其中第二个问题是：证实国际贸易理论仅仅是一般布局理论的一部分，对价格的空间（或区域）方面予以充分的考虑，对在国内生产要素的供应和运输费用方面的地区差别的影响予以适当的考虑。奥林首先在商品在国际间可以自由流动（无运费）而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的假定条件下，讨论生产要素的丰欠如何决定商品相对价格和贸易格局；继而放弃商品贸易无运费的简单假设，讨论进口税和运费对贸易的影响，此外，他还讨论了地理位置、规模经济对贸易的影响，并研究了资本移动的因果关系；最后，他放弃了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的假设，讨论要素流动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书中第十章和第十一章专门讨论了一般布局理论，第十二章讨论了作为区位理论的区际贸易理论。奥林在书中附录“对当代国际贸易理论的看法”中提到：国际贸易理论是一个“多边市场理论”，尤其重要的是，国际贸易理论是接近于布局理论的。布局理论比国际贸易理论更为广泛，贸易理论的一大部分可以看作是布局理论的一小部分。当把各种运输条件的影响和大规模生产的优点结合起来时，关于生产布局以及国际贸易的性质和影响所做出的结论，同只考虑生产要素的稀缺性所得出的结论就有很大的不同（注：参见贝蒂尔·奥林：《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第382-391页。）。西方经济学界认为该书不仅是对国际经济学的一大贡献，而且还对布局理论做出了贡献，开拓了贸易与生产布局关系的新领域。

二、空间经济学的发展

1.空间经济学的旁枝——区域经济学与城市经济学

四十多年前，艾萨德(Isard  W.)就抨击经济学分析是“在一个没有空间维度的空中楼阁中”进行的。1956年，他出版了《Location  and  Space-Economy》一书，将冯·屠能、韦伯、克里斯塔勒、勒施等人的模型整合为一个统一的易驾驭的框架，把区位问题重新表述为一个标准的替代问题：厂商可以被看作是在权衡运输成本与生产成本，正如它们做出其它任何成本最小化或利润最大化的决策一样。这是一种开创性的贡献。但艾萨德也未能将空间问题带入经济理论的核心，其原因是艾萨德并没有提出一个一般区位均衡的理论，他的模型没有考虑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只是一个残缺不全的空间模型，他没有对这个空间模型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相反，他开创了一个折衷的应用领域——区域科学。艾萨德定义区域科学是研究”确定可在某一区域有效地从事生产并获取利润的单个或集团产业；改善区域内居民的福利；如何提高区域内人均收入水平，改善收入分配，更有效地衡量收入等；区域内产业的集聚和分散，获得区域内资源的最有效的利用。”当把区域的划分看作空间资源经济的基础，而不是把行政划分作为考察的限制条件，区域内资源具有近似性，其相互关系是一个空间中的密切的经济协作关系，那么自由贸易区（如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联盟（如欧盟）等可以看作是大区域概念，它是一种以空间资源为基础的国家或地区的集合。为什么二战之后的世界经济获得前所未有的飞速发展，却两极分化更严重，各国之间、区域之间的差距更大了？这种区域经济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回答这些实际问题，也有助于我们认识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但是，区域科学不是一个统一的学科，它缺乏一个完整的理论（注：克鲁格曼指出：“区域科学不是一个统一的学科。准确地说，它是一个工具收藏箱，其中一些工具非常原始，而另一些则相当先进，它可以帮助人们解决实际中出现的涉及空间的问题，而无需等到我们有了一个出色的理论才来解决。我认为经济学家们应该给予这种松散、但已尽力而为的理论化的工作更多的关注和尊敬。但同时，被标榜为区域科学的那种折衷作法绝对不能取代一个真正完整的理论；艾萨德所做的伟大工作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见贝鲁格曼《发展、地理学与经济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第60页。）。

1969年，Jacbos出版了《The  Economy  of  Cities》一书，新城市经济学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风靡一时。它的研究对象是城市系统，城市的内部空间结构（注：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协会排出的“经济学分类表”将城市与区域经济学划分为一类，城市经济学含城市经济学与公共政策、住宅建筑经济学、城市运输经济学。）。但是，城市是如何形成的呢？没有很好的解释。这样的文献有着和冯·屠能的经典模型同样的基本缺点，那就是假设存在一个中心，但没有解释为什么存在一个中心商业区，在它的周围形成了城市，尽管也可以用集聚经济来做些说明；但总不是那么令人满意。特别是关于单中心城市的假设，与现实世界偏离太大，使得这类模型的现实解释力很差。

2.新经济地理和空间经济学

空间经济研究的是关于资源在空间的配置和经济活动的空间区位问题，尽管区位理论拥有长久的历史，但是，与时间不同，空间一直也没有能够成功地纳入经济学主流。

1991年和1995年，麻省理工学院连续出版了克鲁格曼的新著《地理和贸易》、《发展、地理和经济理论》，这是克鲁格曼在美国和比利时几所大学所作的系列讲座的内容。他用“地理”而不用“区位”为书名，是因为“区位理论是经济地理学这个更加广阔领域的一部分”。克鲁格曼定义的经济地理，是指“生产的空间区位”，它研究经济活动发生在何处且为什么发生在此处。为什么研究这种经济地理是非常重要的？克鲁格曼以三个理由说明之：首先，国家内经济活动的区位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对于美国这样的大国来说，生产的区位是和国际贸易一样重要的问题；其次，在一些重要的情形中，国际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之间的界线变得越来越模糊了，譬如用标准的国际贸易范式来谈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就越来越没有意义了；第三，这是最重要的原因，20世纪80年代的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告诉人们一个新的经济学世界观，却很难从贸易、增长和商业周期中找出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说明这就是世界经济实际运行方式，但研究国际国内经济活动的区位时，这样的证据就不难找到，因此，经济地理为新贸易理论、新增长理论等提供了一个思想和实证的实验室。经济活动的空间区位对经济发展和国际经济关系的重要作用在过去的十年中异乎寻常地重新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克鲁格曼引导了经济地理和空间经济学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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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城市新区 建设开发模式 区域经济学

一、前言

区域经济学又名空间经济学或城市经济学，是地理学与经济学的交叉学科，属于应用经济学范畴，其强调从经济学角度强化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关系协调，而城市新区建设开发模式是指城市新区建设过程中所有参与的机构、群体在权利义务职责等方面分配的总和。由此可见，将区域经济学应用于城市新区建设开发模式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基于城市新区建设开发模式的发展不平衡理论

不平衡发展理论与平衡发展理论对立，强调当区域内不具备全面增长的资本和相关资源时，要放弃平衡增长，而选择先对部分产业进行投资，而其他的部分要利用投资部分所产生的外部经济后续逐渐发展，城市新区建设开发过程中其所处的自然、社会、经济等因素虽整体一段时间内较稳定，但具有明显的不均衡性，所以城市新区建设开发要以不均衡理论为基础开展。例如，其建设目标虽表现在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生态环境改善三个方面，并强调三方面相辅相成又相互制约，但城市新区的特殊性决定，其短期内必须以经济增长为核心，而社会进步和生态环境改善作为推动城市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1]

通过经济增长，提升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城市居民在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后会逐渐产生对环境的保护意识，城市居民的素养会在宣传教育等宣传手段的促使下提升，推动社会进步。而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城市居民的素养、精神文明水平都会明显提升，社会治安将逐渐稳定，与经济活动息息相关的市场环境、劳动力水平等都得到改善，会反过来推动城市新区经济的增长。而生态环境得到改善，城市居民的生活和工作的积极性得到调动，城市整体面貌的改善可以使城市新区的市场效应加大，吸引更多的外来资金，也会推动城市新区的经济发展。由此可见，在城市新区建设开发过程中总体目标以经济增长为核心，而社会进步和生态环境改善对其据有直接的推动作用，三者互为动力又互为制约，遵循了区域经济学中的不平衡理论，而且完全符合其关联效应的要求。[2]

三、基于城市新区建设开发模式的产业梯度转移理论

梯度转移理论源于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认为所有产品都要经历创新、发展、成熟和衰退四个阶段，而工业各部门、工业产品都处于一定发展阶段；产业梯度转移理论又名产业区域转移理论，是以企业为主导的经济活动，当企业发展过程中资源供给、市场供求等因素发生变化时，为了持续发展需要在地域上进行转移，由此可见其强调产业发展中的经济效率。当主导产业处于创新阶段，其具有强大的发展潜力，所以此时产业整体处于悬浮的高梯度阶段，城市新区建设开发初期阶段，其所包含的所有产业都处于创新阶段，所以其整体都应处于不稳定的高梯度状态。[3]

为在短时间内实现区域内产业的稳定发展，其要遵循产业梯度转移理论，将适合在城市新区发展的产业引入，因为主导产业不仅关系到城市新区的经济水平、产业结构、劳动力分配水平，甚至对城市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都有直接的影响，所以首先应确定并积极引进主导产业，城市新区所选择的主导产业必须处于区域产业结构的核心位置，通过对其开发和深化可能直接推动区域内的经济发展，而且其自身具有客观的上升空间和市场影响力，另外，其对于区域分工中也要占有明显的优势，通过主导产业可以提升城市新区的社会影响力，使其在城区经济交流的过程中能够获取可观的比较利益，总结上述对城市新区主导产业的要求可以发现，主导产业自身必须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产生丰厚的经济效益，而且产业的关联性和连续性都要比较理想，除此之外，主导产业的产业链覆盖的范围必须广，如果将区域内的瓶颈产业引入城市新区，将严重制约其经济发展。在此过程中要考虑将城市新区内部存在的不符合城市新区产业需求的产业向外引出，优化内部产业结构，在产业梯度转移的过程中，使城市新区的整体逐渐稳定，但在这个过程中要求政府出于主导地位。

四、基于城市新区建设开发模式的生产要素增长极理论

增长极理论一直被视为西方区域经济学中经济区域观念的基础，可见其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其强调区域内要实现完全的平衡发展只是一种理想状态，现实中受多重因素制约不可能实现，所以经济增长要通过一个或多个增长中心的不断增强，逐渐向周围区域或领域扩展，而增长中心即增长极，由此可见，区域内增长极的确定直接关系到其未来发展水平和趋势。在城市新区建设开发过程中，受多方面因素影响不可能实现平衡发展，所以应采用增长极理论，将区域内少数条件相对好，发展前景广阔的产业视为增长极，并利用增长极自身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带动城市新区其他领域的发展，所谓极化效应，即区域内资金、技术、人才等有效生产资源以极点为中心进行集聚，极化效应有利于某领域综合实力的提升，可以有效地挖掘区域内的发展潜力，使其抗风险能力增强，而扩散效应即增长极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其高水平的生产要素会向周围进行扩散，以此带动周围区域或领域的发展。[4]

城市新区建设开发阶段其各项生产要素相对不成熟，所以此时极化效应占主导，使城市新区的潜力被最大程度的挖掘，而在城市新区逐渐发展并日趋成熟的过程中，扩散效应将取代极化效应占据主导，使城市新区的整体都得到发展，以此吸引更多的外部有效生产资料涌入城市新区，这就决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城市新区发展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作用。例如，在城市新区建设开发初期，中央政府应通过宏观调控充分挖掘其极化效应，使其得到快速发展，而地方政府应适当的对其控制，防止其资源外流。城市新区发展阶段，中央政府要在政策上对城市新区放松，使地方政府有更大的权利范围进行区域内的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建设，使城市新区的整体形象不断丰满，以增强对外部资金、人才等有效生产资料的吸引力，促使城市新区持久发展。

五、结论

城市新区作为老城区发展的产物，其发展目标和发展方向必须与老城区保持高度一致，利用可用空间和先进的科技成果完善或扩宽老城区的城市功能，如果其建设开发模式与老城区出现冲突将会导致投入使用的新城区与老城区在功能、资源、经济行为等方面出现混乱，严重阻碍城市发展。

（作者单位为交通银行柳州分行）

[作者简介：江岩（1984―），女，湖北郧县人，本科，中级经济师，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学。]

参考文献

[1] 梁宏志.城市新区建设开发模式的区域经济学分析[J].科技创业月刊，2010，01（08）：1-3.

[2] 梁宏志.城市新区建设开发模式的城市经营论[J].当代经济，2010，02（14）： 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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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1994期间中国国有企业的效率、技术进步和最佳实践

基于面板数据的中国资本配置效率研究

1978以来,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拉大了吗?

城镇居民收入差别及制约其变动的某些因素——就天津市城镇居民家户特征的影响进行的一些讨论

中国城镇职工实物收入下降的原因分析

中国农村耐用消费品需求研究

中国工业贸易保护结构政治经济学的实证分析

经济发展、地区分工与地方贸易保护

双重成本约束下的最优企业所有权安排——企业共同治理的经济学分析

“石器时代”的规则

中国外商投资企业税收政策的评价与完善

中国FDI地点选择的因素分析

中国利率期限结构分析

中国资本外逃与外国直接投资关系的实证分析(1984—1999)

企业产品最优品种数量确定及其生产方式的历史考察

税收中介:环状模型

反腐败、市场建设与经济增长

中国城镇就业所有制结构的演变:1988—2000年

中国城市居民收入分布的变化:1988—1999年

我国地区经济收敛的空间计量实证分析:1978—2002年

中国省区经济差距的内生制度根源

创新的合约选择与企业家精神

制度变迁、银企关系和扭曲的杠杆治理

多元化经营与企业价值:我国上市公司多元化溢价的实证分析

我国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分布实证分析——以电子通讯行业为例

上市公司财务困境预测模型的再比较

报复性反倾销对外来反倾销的抑制

外国技术授权策略与本国关税政策之探讨

中国农村地区的家庭成份、家庭文化和教育

农村迁移劳动力就业与工资决定:教育与培训的重要性

信息化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个人电脑使用回报率的估计

发展中国家间的民主进步能促进其双边贸易吗——基于引力模型的一个实证研究

中美贸易协商:不确定性与最优选择

实际汇率变动对商品国内价格的影响研究

收益递增、运输成本与贸易模式

财政转移与产业集聚

放松计划生育政策将如何影响经济增长——基于家庭养老视角的理论分析

企业家合约与经济增长

市场规模与中国省区的产业增长

外部掠夺下的国防开支与经济增长

银行监管力量重构损害了市场约束的效用吗——基于亚洲银行1991—2005年面板数据的研究

信息优势、市场预期与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业绩——基于不完全信息Cournot混合寡占模型的分析

信贷需求:小额信贷覆盖率的决定因素之一——来自中国北方四县调查的证据

波动率微笑、相对偏差和交易策略——基于非线性生灭过程的股价波动一般扩散模型

声誉、搜寻成本与网上交易市场均衡

非参数估计方法在长江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分析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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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地理学的产生与发展

金融地理学属于地理学庞大体系的一个分支，更准确地说，它是经济地理学科的一个子集。金融地理学家Leyshon和劳拉詹南均认为金融地理学是由经济学衍生而来的。国外很多学者将经济地理学分为旧经济地理学和新经济地理学，并认为金融地理学的学术渊源应该在于新经济地理学。经济学家眼中的“新经济地理学”与地理学家眼中的“新经济地理学”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顾朝林等，2002)。经济学家认为，“新经济地理学”基本包括两个重要主题，即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和区域增长集聚的动力分析。另外，作为主流经济学分支的新经济地理学特别强调模型分析的方法。地理学家却对经济学家认为的“新经济地理学”持批评态度，他们眼中的“新经济地理学”更多地考虑了区域的个性，文化、社会、历史、制度这些要素普遍受到重视。国内的学者一般更加关注作为主流经济学分支的“新经济地理学”，而国外研究金融地理学的学者则格外推崇地理学家的“新经济地理学”。我们可以从Yeung(2003)对新经济地理学的定义看出这一点：新经济地理学的主要特征包括对经济行为的社会根植性(embeddedness)的理解；对社会主体变动性身份的描绘；探讨耗散背景在塑造经济行为方面所起的作用。

金融地理学的研究现状与研究内容

金融地理学的研究是繁杂、琐碎和不系统的，本文只是尝试对其目前的研究工作做一梳理。

一、关于在金融学研究中是否纳入地理要素的争议。

传统的观点是以O′Brien为代表的“地理已死”的观点。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的进程，信息交流的速度削弱了空间作用，实际上，情况可能是“可替代的货币仍将继续避免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逃离现存地理条件的限制”(O′Brien,1992)。一些学者从不对称信息的角度提出了相反意见。Porteous(1995)认为，尽管存在当今的电讯革命，借贷双方的物理距离仍是金融交易的重要影响因素。Zhao(2002)则将信息分为标准化信息和非标准化信息。正是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质，金融部门需要更接近信息源。更多的学者则从社会和背景等软性要素出发，转向了“缺失的地理学”，认为需要对全球金融系统的多元化地理学认真看待。

二、强调地理因素在金融现象实证分析中的作用。

Beaverstock & Doel(2001)分析了东亚金融机构的空间体系结构，指出危机的空间性和由这场危机产生的关于全球金融系统的地理学上的争论。Clark & Wojcik(2003)对德国的资本市场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欧洲一体化水平及资本市场有效性低，一些职业投资者仍然可以从搜寻信息、分析信息中获利，因此需要离信息源近一些。对德国的研究表明，不仅国家边界而且区域边界对市场透明度和有效性至关重要。Maurseth(2001)利用空间回归分析法介绍了欧洲经济的收敛性，同时凸显了地理因素的作用。较为系统的实证研究是Labasse在1995年写出的关于里昂地区金融地理学的博士论文，劳拉詹南对其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

三、关于货币地理学的研究。

这方面的文献相对来说是最多的。如Marx, Weber & Simmel对货币支配模式的研究；Douglas, Polanyi & Zelizer对货币社会含义的研究；Dodd对货币网络的研究；Thrift对国际信用货币网络的研究；Leyshon & Thrift对金融基础设施和金融排斥性的研究等等。从相关文献可以看出，有关货币、货币网络和金融网络的研究有着浓重的哲学味道和人文色彩，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关历史和社会人类学的。如Zelizer(1989;1994)对传统社会关于货币的作用与效果提出了批评。Dodd(1994;1995a;1995b;1995c)的理论贡献突出体现在其货币网络的概念上。Thrift(1994;1996)主要致力于金融网络的研究。这三位学者在研究货币地理学的过程中，都坚持货币是比政治经济学所指的复杂得多的多元化现象，在分析过程中，应更多地关注社会结构和具体化过程。还有一部分学者致力于研究货币交换与信用和债务的地理学。另外，货币地理学的相当一部分研究集中于政治经济方面。如Leyshon(1998)特别研究了金融的排斥性(Financial exclusion)；另有一部分研究主要集中于城市的金融经济，在研究经济因素的同时，也强调了世界城市的社会和文化因素。从目前的研究来看，货币地理学的研究开始由一般性转向特殊性，由对系统、网络研究的关注转向对主体的关注。如Wills(1996a;1996b)关于财经服务社工会的地理学；Allen & Pryke(1994;1995)关于伦敦金融市场的空间表示；Clark(1997a;1997b)关于信息、知识与金融决策的研究。所有这些研究目前处在关于经济、文化、空间和位置关系争论的最前沿。

四、关于金融流动和金融中心的研究。

Clark(2003)论述了全世界时空范围内金融的流动。Leyshon & Thrift(1997)以及Martin(1998)对货币怎样流动、如何将远距离的地区联系在一起、如何成为资本主义运转之轮的剂等问题做了深入的分析。很多学者都是从信息以及交易成本的角度来讨论金融的流动。Portes & Rey(2000)主要从信息地理学的角度探讨了股权资本跨界流动的决定因素。金融中心问题同样是金融地理学家研究的热点。Gehrig(1998)利用市场摩擦理论和大量的实证分析，证明了某些金融活动在地理上的聚集趋势与另外一些金融活动在地理上的分散趋势并存。他同时论述了金融市场的离心力与向心力，探讨了金融中心的未来。将信息腹地(information hinterland)理论应用到金融地理学领域中，并探讨中国金融中心的演化，这方面的工作由Zhao、Smith & Sit合作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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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福利经济学；农民工；社会救助；公平与效率

中图分类号：C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6-019-01

作为经济学的分支学科之一，福利经济学主要研究如何进行资源配置以提高效率、如何进行收入分配以实现公平以及如何进行集体选择以增进社会福利。社会救助是指国家与社会面向由贫困人口与不幸者组成的社会脆弱群体提供款物接济和扶助的一种生活保障政策。农民工社会救助制度的设计与实施，在福利经济学的历史演进中，我们要汲取思想营养，为农民工社会救助制度的设计提供理论指导，并在实践中对社会救助的实施提供价值规范。

一、城市化进程中构建农民工社会救助制度的必要性

（一）农民工应对社会困境的迫切需要

一是农民工工资收入低。据调查，农民工月实际劳动时间超过城镇职工50%，但月收入不到城镇职工平均工资的60%，实际劳动小时工资只相当于城镇职工的1 /4。二是农民工工作不稳定。多数农民工从事的是临时工、季节工、承包工、劳务派遣工、小时工等，与用人单位也不签订劳动合同，使农民工的工作呈现不稳定特征。三是农民工职业病和工伤事故多。农民工拿着最低的工资，却在干着最重、最苦、最累、最危险的活。他们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劳动环境差、危险性高的劳动岗位，职业病和工伤事故多。农民工工作的这些特征使他们成为一个极易陷入困境的群体，构建一种社会救助制度来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是十分必要的。

（二）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必然要求

农民工与社会其他群体一样，享有法律所赋予公民的所有权利和利益。我国宪法第45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由此可见，享有社会救助权是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一样，有权享受政府提供的社会救助。

（三）保障社会公平的重要内容

补偿性公平是政府运用各种宏观调控手段来弥补市场对收入分配调节的不足。市场经济改革以来，农民工参与所在地的城市经济建设，对促进当地经济增长、拉动内需等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然而，无论在初次分配环节还是在再次分配环节和多次分配环节，农民工均处于不利的地位。相对于农民工所付出的劳动而言，其收入是较低的，他们干的是最脏、最苦、最累的活，而人身权利、经济权益往往得不到保障。建立农民工社会救助制度，在农民工需要帮助时给予救助，是保障我国社会公平的重要内容和体现。

（四）加快城市化进程和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步骤

现代化的实现需要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同步发展。我国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要改变这一现状，就需要大力推进城市化，基本途径是农民市民化。农民市民化过程中首先需要实现的是农民工的市民化。建立农民工社会救助制度，解决农民工的后顾之忧，使农民工对城市产生认同，促使农民工融入城市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才能加快农民的市民化步伐，从而加快城市化进程。和谐社会的主要基础是确立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各主要社会阶层之间的和谐关系。

二、农民工社会救助制度的福利经济学解释

（一）旧福利经济学思想与农民工社会救助

庇古的福利经济学采用了边际效用分析法，在理论上论证了社会救助在增进一国福利方面的作用，其收入均等化、国家干预论等观点及转移支付主张，对世界各国以社会公平为出发点，实行有利于穷人的社会救助政策具有相当大的影响，社会救助是每个公民应该享有的受法律保护的基本权利，受助者不应该受到任何歧视和惩罚。

（二）新福利经济学思想与农民工社会救助

虽然新福利经济学更多的是关于效率问题的研究，但它与强调公平分配的社会救助不仅不矛盾，而且新福利经济学能从更为宏观的角度为社会救助提供了理论支撑。以效率为目标，从宏观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研究社会救助问题，进一步揭示了社会救助政策的经济意义。

三、构建农民工社会救助制度的建议

（一）强化政府责任

在救助责任上，政府应该充分承担对最困难的社会群体进行救助和提供服务的责任，保障农民工权益不仅是社会公正的体现，更是政府的基本职责所在。在结构转型和体制转轨的当代社会，很多人的贫困并非仅仅由于个人原因造成的，更多的是由于社会的因素。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应当为每一个人提供获得公共服务的最低条件，特别是对农民工这样做出了重要贡献而又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要给予特别的关心和支持。

（二）强化企业责任和发挥非政府组织作用

农民工用自己的青春、汗水甚至是健康、生命为企业创造利润，为企业的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作为企业，在农民工遭遇困境时，有责任、有义务为农民工提供救助。非政府组织在农民工社会救助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三）设计好农民工社会救助制度的制度框架

在救助理念上应强调责任和权利的基本对等，对受助对象增加工作要求，即“无责任便无权利”，防止福利依赖；在救助方式上不仅要转变社会救助就是一次性或几次性现金帮困的陈旧观念，更应体现对受助对象“能力”和“机会”扩展的帮助，“机会”扩展可以解决我国当前劳动力数量过多而造成的贫困，“能力”扩展可以解决劳动力质量低下而造成的贫困，；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我国可用于救助的资源是有限的，因此在救助对象资格的确定上应具有“选择性”和“瞄准性”，在制度的输送渠道上要防止救助资源分散甚至流失，以至于救助的瞄准机制失灵。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