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要素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济增长的要素，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经济增长；要素体系；内在逻辑

[DOI]10.13939/ki.zgsc.2017.02.017

1 经济增长的相对性

“经济增长”是一个相对概念，对经济增长的测度即可说明这种相对性：对同一经济体经济增长情形的跨时期比较，同一时期的跨区域比较；对不同经济体的同时期比较。因此，孤立的谈论经济增长缺乏意义。国家间的收入差距，既包括收入水平的差距，也包括收入增长率的差距。收入增长率可以理解为改变初始收入水平的强度。这里的收入包括国家收入（总量GDP）和国家内部个体的收入两个层面，同样也存在两种类型的不平等：国家间收入的不平等和国家内部收入的不平等。近百年来，上述两种不平等性趋于强化。长期依赖基础资源出口的国家，深受所谓“比较优势陷阱”所累，与发达国家差距日益扩大，而从经济体制改革中获得新生的经济体，包括印度、中国等国家内部的收入差距则濒临警戒线，基尼系数已偏离国际公认的安全范畴。

盲目追求经济增长，在某种意义上可能走向“负增长”。这里的“负”并不是经济数据的走低，而是经济增长路径对未来发展的负面约束，也包括其对发展初衷的违背。实际上，“国富民弱”的增长模式以伤害普通个体利益为代价，其所实现的国家繁荣不可持续。占据较大人口份额且消费倾向显著的低收入群w消费能力缺失，其对于依赖扩大内需来实现经济复苏的政策效果而言将产生极大的负面激励。经济增长本质上构成了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经济增长的归属是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经济增长带来的两种差距，在现实中存在，在逻辑上成立，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必要历程，这种不平等性是对伪经济增长的讥讽。

2 经济增长的要素体系及其内在逻辑

2.1 实物资本

资本是经济增长的首要推动力，在许多关于经济增长动因分析的实证研究中，资本都被赋予较为显著的份额，包括Solow模型、Ramesy 模型等。这些模型的构建为理解和认知经济增长问题提供了便利。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经济学家的主观认知中存在如下演变过程：大卫・李嘉图以及托马斯・马尔萨斯时代的古典经济学家在生产的要素中，比之于资本，其实更为青睐于土地这种要素。而伴随工业革命在欧洲的兴起，资本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现实世界中资本作用的扩张在经济学家的主观印象中开始日益强大。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关键因素的认知开始深入人心，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W.阿瑟・刘易斯于1954年曾经说过：“经济发展事实上就是资本的快速积累。”持相似观点的学者还包括著名经济学家罗斯特。

“资本对于经济增长具有关键作用”这样的认知从发达地区开始扩散到发展中国家，许多期待实现繁荣的地区开始采用资本取向的政策。尽管现实世界中，通过盲目实现资本扩张达到经济增长的企图最终证明都是低效的，但资本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其实并无法否定，只是今天的经济学家，或者政策制定者都更为强调资本与其他要素的结合。

2.2 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同属于要素积累，拥有资本属性，即实现资本增值的能力。对于经济增长动力分析模型中存在较多的未知因素时，将人力资本变量引入模型都使得原本模糊或者困惑的问题得到清晰的说明。人力资本不同于实物资本的一个显著方面是其具有外部性，而且是一种正的外部性。关于创新激励的文献中，将这种外部性称为溢出效应。通过进行更为高端的教育行为，个体素质的提高推动了自我能力的提升，人力资本在个体层面的积累开始增加。人力资本通过向邻近个体传递所掌握的基本能力，包括对技术、技巧以及认知世界途径的更好理解等。这种正的外部性，提升了经济运行的效率，也提升了整个经济的产出水平。因此，人力资本增长率的下降将在逻辑上引致经济增长率的下降。

2.3 人口

人口规模决定了消费需求以及生产能力的基数，人口增长率则决定了人口规模的未来特征。特定社会群体中的人口结构则决定了经济增长的模式特征。实际上，人口规模一方面构成了经济增长的基础，另一方面又使得经济增长成效在面对个体时被弱化，这种悖论说明经济增长过程中存在一个最优的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人口的负面作用，诸如人口的资本稀释作用，将使得我们在面对人口问题时需持极为审慎的态度。如今许多西方国家特别是加拿大这样的寒冷国度，人口开始负增长。我国在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后，人口规模在可以控制的速度范围内变动。在较为落后的印度，人口增长依旧可用“泛滥”二字形容。人口规模在为经济增长贡献基础要素的同时，创造了这个印度长期的贫穷。因此，人口数量及质量决定了有效劳动的供给水平，人口规模则是需求市场的决定因素。如同创新的扩散一样，人口在特定社会中的变迁，我们同样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扩散过程，人口的增长同样遵循一个S形的过程，人口增长的速率在达到峰值之前，将会有一个加速的过程，在峰值之后，开始有一个缓慢的过程，并最终走向零增长的过程，以趋于稳定的状态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作用。

2.4 技术进步与生产率

技术的本质来源于技术可以改变生产要素的结合方式，既定的实物资本以及人力资本量可以实现更多的产出。通过研发活动，改变旧有的技术模式，即所谓的技术创造。有计划地投入必要的资源实现技术创造的成功。作为一种创新，新技术同样会遵循一个典型的扩散过程：自一种新的技术被研发出来开始，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经由特定的渠道，从某个企业、某种产业开始向更多的企业以及其他产业扩散、渗透，从技术研发地区向其他国家和地区扩散。这个过程即是技术转移，然而技术转移的障碍没有弱化的趋势。技术进步之于经济增长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要明确的是需要采用的是适用技术而不是技术残留物。技术进步更为有效的方法是培养完整的科研队伍，尊重科学和人才，并为各种研发活动提供便利，后发国家完全有可能实现所谓的“技术跨越”。

生产率是生产要素转化为产出的有效性，并由要素积累及其转化效率两个方面共同决定。要素积累决定了生产过程中要素投入的数量，而生产率则描述了要素转化为产出的情形。强化要素的积累过程，并提升生产率有利于实现更多的产出。这两种选择的侧重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增长模式选择的差异。盲目依赖要素积累的发展方式并不符合经济持续增长的要求，最优积累规模的解决或许对经济增长模式的选择可以给出一个说明。

2.5 开放与竞争机制

19世纪中国的贫穷和落后，从某种意义上就是由当时清政府所实行的闭关锁国政策所致。在我国古代历史中，与友邦进行丝绸、瓷器等贸易的记载非常之多，这是发挥比较优势进行国际贸易，实现国家繁荣的例子。实行开放政策，走出封闭经济的困惑，实现要素的国际流动，发挥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两个市场的作用，为经济发展提供一个更有效以及更稳定的环境。自1979年改革开放开始，历经32年，我国经济实现了飞跃式增长。贸易顺差持续扩大，我国作为世界工厂的角色日益深入人心。

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如何才能从低附加值产品的输出国转变为技术转让国，扩大国内需求，提升13亿人口尤其是7亿农村人口的消费能力，或许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不应继续沿袭一条低端的开放道路。开放经济比之于封闭经济有许多显而易见的好处，无论对于国家改善国际形象或者对于追求国家收入，都是一种较为理想的发展模式。开放经济并不一定适合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的国家或地区，在国际贸易中经常处于不利地位。除此之外，开放过程中会出现环境问题、国家问题。当然，开放将是相对的，而且开放经济对国家内部个体收入的改善可能较为微弱。

3 政府角色：适度干预

济学研究的许多问题都可以归结为对“看得见的手”以及“看不见的手”这两者作用的表达以及争论。由于存在市场失灵，需要政府进行干预，克服这些市场失灵的低效对经济的伤害。政府通过实施各种经济发展政策、贸易政策、教育政策、薪酬政策、产业政策等构筑了经济发展的基础环境，并灵活地对因市场失灵造成的外部性、公共品、垄断等低效形态进行干预，实现最优的市场绩效。与此同时，政府对因市场或其他因素造成的收入不平等进行干预，缩小国际内部区域以及不同个体间的收入差异，缓和社会矛盾，营造经济发展的稳定氛围。因而，政府尽管没有直接参与到经济之中，却通过提高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不断干预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的因素。因而，经济增长的不同轨迹是对政府作用的极好证明。

尽管如此，并不能盲目地相信政府。如同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M.布坎南在《经济学》中所揭示的那样，政府由于竞选、寻租或者其他原因会出现无效的状态，即所谓的政府失灵。因此，政府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不能忽视，更不能盲目依赖。最好的发展模式应当是“大市场，小政府”。如果经济增长是由政府推动而不是由市场自发实现，这对于经济增长而言或许是一种悲剧，至少对未来的经济增长是这样。改革的阵痛其实是政府最不愿看到的，这是因为这种痛苦的过程如果持续的时间太久，可能会对经济发展的环境产生负面的影响，原本向好的经济增长趋势可能会被逆转。这其实是政府在短期抑制和长期增长之间的决策问题，考虑到并不是所有的政策都会起到应有的作用，以及时滞性等问题，我们在思考或许政府采取这些政策的初衷可能无法在其有效任期之内完成，因而这种存在负面作用的政策，尽管将会预示着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但其被采用、被实施以及真正的发挥作用，可以料想都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4 结论及反思

经济增长在为经济发展提供基础的同时，也有可能为改良经济增长中个体收入差异以及提高个体的福利水平或者称之为幸福感等问题的解决制造麻烦。换句话说，经济增长只是经济发展的准备阶段，而真正的目标应当是实现经济发展。盲目追求“数字”或者“增长率式”的增长诉求应当被拒绝。转型期的中国面临许多问题，其中最为棘手的一个问题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特别是美国次贷危机之后，世界经济陷入低增长周期，各国失业率居高不下，贸易保护主义重新占领国际贸易市场。，这些不利因素均使得我国贸易条件恶化，出口需求显著缩水。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出口”面临悲观预期的情形之下，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扩大国内需求，调整经济结构成为必然趋势。

我国的经济结构至少在三个方面存在问题：产业结构、地区结构、需求结构。产业结构以“二三一”格局为主，产业高度化不够，致使我国经济的知识化和服务化特征不明显。地区结构以“东中西”收入差距扩大为典型特征，甚至有“东部崛起，西部发展，中部塌陷”之说，三个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无法发挥联动效应，增加我国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需求结构是指我国过于依赖出口，国内需求不足的问题，在美国次贷危机之后这个问题更趋严峻。

因而扩大内需，实现需求结构的优化非常必要。

悲观地讲，经济增长具有负效应，收入差异、资源浪费、环境恶化、经济结构低效，甚至“幸福指数下降”都是由其所致。乐观地讲，经济增长本身提供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基础，这些问题由经济增长而来，通过对其的解决即超越了经济增长自身，而实现“经济发展”这一更有效的目标。

参考文献：

[1] 王小鲁，樊纲，刘鹏. 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和增长可持续性[J]. 经济研究，2009（1）：44-47.

[2] 林毅夫，刘明兴. 中国的经济增长收敛与收入分配[J].世界经济，2003（8）：3-14.

[3] 易纲，樊纲，李岩.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思考[J]. 经济研究，2003（8）：13-20.

[4] 刘伟，张辉.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变迁和技术进步[J]. 经济研究，2008（11）：4-15.

篇2

【关键词】全要素生产率；C-D生产函数；索罗余值

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最早由索洛在1957年提出，是经济增长领域的一个重要概念。它即广义的技术进步，是指经济增长中扣除劳动力和资本这两大物质要素投入数量增长的作用之后，所有其它能使产出增长的因素之和，即经济增长中去掉资金和劳动力增长之外的余值。在TFP测量中，基于“索罗余值”的生产函数应用最广泛。

一、方法的选取和模型的构建

TFP不能直接观测，它的核算主要有三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基于总量生产函数的核算；第二种方法被称为“增长核算”；第三种方法是用条件收敛进程来获得TFP。本文采用要素收入份额可变的增长核算法来测算TFP的变动。

1.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在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的假设下，设新疆的生产函数为技术进步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Y=A0eaTtKakLaL ，其中，aK和aL分别表示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且此函数随时间而变化。取对数后为：LnY=LnA0+aTt+aKLnK+aLLnL，（1）。在现实经济发展中，技术进步是普遍存在的，所以aK+aL≠1。通过方程（1）回归得到的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aK和aL，然后对其进行正规化：α■■=■，α■■=■，（2）。定义全要素生产率：TFPt=■（3）。因此第t年的TFP增长率可以表示为：tfPt=■-1，（4）。t1-t2年间的TFP增长率可以表示为：tfP■=■-1（5）。

2.全要素生产率、劳动力以及资本对产出的贡献率。根据索洛增长方程：■=■+α■■+α■■，（6）。令y=■，α=■，k=■，l=■，则（6）式变为：y=α+α■k+α■l，（7）。其中，α是TFP对经济增长的平均增长速度；y是产出的平均增长速度；k为资本投入量的年平均增长速度；l为劳动投入量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进而可计算TFP、劳动力以及资本对产出的贡献率，分别记为EA，EK，EL表示，则其计算公式为：EA=■×100%，EK=■×100%，EL=■×100%，（8）。

3.数据处理。第一，总产出。本文采用1991～2010年新疆的国内生产总值代表总产出，并按1991年的不变价格进行折算，其计算公式为：t年不变价格GDP=■×基年GDP值，（9）。第二，劳动投入。在TFP的分析中，劳动投入应是指生产过程中实际投入的数量，用标准劳动强度的劳动时间来表示。第三，资本。本文采用戈登斯密在1951年提出的永续盘存法对实际投入的存量进行修正，即：Kt=It+（1-δ）Kt-1，式中，Kt是第t期的期末资本存量，It是t期发生的实际资本投资量，δ是折旧率。相对于1991年的基准存量，本文援引美国经济学家帕金斯的“1953年中国资本-国民收入之比为3”的假设，即假定1991年新疆资本产出比为3，且以GDP代替产出。由于1991年新疆GDP为335.91亿元，故大致推算出新疆1991年的资本存量为1007.73亿元。对于各年的实际投资额，本文使用固定资产投资额来代替，以1991年为基期，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对固定资产投资额进行折算。折旧率取5%。

二、新疆总量生产函数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

利用相关数据，使用eviews5.0软件对（1）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下：LNY=0.8263425036+0.06215779806*T+

0.5707461003*LNL+0.1856104382*LNK，经检验不存在异方差和自相关。由上式我们可以求得新疆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Y=2.28495e0.062165L0.57075K0.18561，（10）。由（10）式知，αK+αL=0.18561+0.57075=0.75636

图1 1992～2010年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和TFP增长率变化

由图1可知，GDP的平均增长率为9.78%，资本的平均增长率在10.93%，并且逐年增加，劳动力的增长率一直在0附近徘徊，而全要素的增长率以5.6%为中心上下波动。根据（3）～（8）式，可得各要素每年对新疆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如图2所示：

图2 1992～2010年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和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从图2中，我们可以看出1992～2010年新疆经济增长的过程中，TFP对经济的贡献率最高，虽然不断的波动，不太稳定，但基本上都在40%以上；资本对经济的贡献率次之，一直保持在20%～40%之间；劳动投入对经济的贡献率最低，基本在20%以内。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知道，新疆的GDP以平均9.78%增长率在不断的增长；资本的投入也以平均10.93%的速度在不断的增长，但资本对经济的贡献率却很有限，平均保持在28.04%；劳动力的投入也在不断的增加。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都不断的在增加，但其对经济的贡献率却均是很有限的，这说明新疆经济的增长方式是一个高投入，低产出的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在新疆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技术进步，制度进步等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都是以资本和劳动力这两个投入为载体的，新疆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要素投入增长，意味着我们不能忽视要素投入的重要性。但另一方面，也应该认识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新疆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重要性，毕竟很高的要素投入增长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

参 考 文 献

[1]杨飞虎.江西省总量生产函数与全要素生产率估算：1952～2007

[J].当代财经.2009（7）：27～33

篇3

关键词：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增长；投入产出

作者简介：王沙沙，新疆财经大学统计与信息学院，硕士，研究方向：宏观经济；

周勇，新疆财经大学统计与信息学院副教授，博士。

中图分类号：F061.5；F127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03.38 文章编号：1672-3309（2013）03-92-03

一、引言

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最早由索洛于1957年提出，是经济增长领域的一个重要概念。它即广义的技术进步，是指经济增长中扣除劳动力和资本这两大物质要素投入增长的作用之后，所有其它能使产出增长的因素之和，即经济增长中去掉资金和劳动力增长之外的余值。[1]其影响因素较多，包括技术进步、制度安排、经济结构、管理水平的提高等等。

投入产出模型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其基本思想最早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列昂惕夫（Leontief）提出。投入产出有两种基本形式：一是投入产出表；二是投入产出数学模型，两者密不可分，形成一个完整的模型体系。由于投入产出表反映了一定时期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数量关系，而这种关系正是由这一时期技术进步状况、经济结构和组织管理水平等因素决定的。因此，把投入产出模型应用于测量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中，是投入产出模型应用的一个新发展。

一般测算全要素生产率的文章多用“索罗余值”法、Malmquist方法等方法。而基于投入产出模型测量全要素生产率（即广义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的文献并不多见。李斌（2003）基于投入产出的行模型 X=（I-A）-1Y， 认为总产出的变化来自于两个方面：一部分由最终产出的变化解释，另一部分由技术进步解释， 并据此测算了全国1995-1997年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绝对数[2]；李景华（2007）应用投入产出行模型 X=AX+Y， 采用国家统计局的1987年和1995年以1990年当年价格作为基期的可比价基础价格的30个部门投入产出表，测算了1987-1995年间各部门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3]。胡振华（1995）在研究和实际编制企业劳动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上，利用投入产出技术测度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4]。而用投入产出模型来研究新疆全要素生产率的文章几乎没有。本文应用价值型投入产出行模型，从中间流量矩阵出发，来测算全要素生产率对新疆经济增长的贡献。

二、模型的设计与解释

价值型投入产出行模型的基本关系：

AX+Y=X（1）

其中，表示总产出列向量，表示最终使用列向量，是直接消耗系数矩阵。直接消耗系数矩阵中的元素aij表示j部门生产单位产品对第i部门产品的直接消耗量，将aij称为第j部门对第i部门产品的直接消耗系数。它反映了在一定技术水平下第j部门与第i部门间的技术经济联系，因此又将直接消耗系数称为技术系数、投入系数，用它可度量全要素生产率。

由（1）式可以推导得到：

（2）

其中，（I-A）-1称为列昂惕夫逆系数矩阵，也称为完全需要系数矩阵，通常记为B 。该矩阵中的元素bij表示j部门生产单位最终产品对i部门产品的完全需要量，这里既包括对中间产品的需求，又包括对最终产品本身的需求，即对总产品的完全需要。

用B来测算全要素生产率，下面式子中1，0分别表示计算期和基期：

（3）

可见，总产出的增量X可以分解为两部分：第一项为B1Y，可视为由最终产出的变化解释的总产出的增加；第二项为BY0，可看作各部门全要素生产率引起直接消耗系数矩阵A的变化所解释的总产出的增长。

将直接消耗系数矩阵A的变化所解释的总产出的变化视为全要素生产率（即广义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因为在投入产出模型中，国民经济各部门间的生产技术联系是通过矩阵A，即直接消耗系数来建立的，并且通过计算B来反映国民经济各部门、再生产各环节之间的间接联系。在价值型投入产出模型中，A除了受生产技术变化的影响外，还受到价格变化和部门构成变化的影响。因此，若能消除价格变化和部门构成变化的影响，则不同时期的A所反映的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从而BY0代表的便是各部门全要素生产率所解释的总产出的变化，即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消除价格变化和部门构成变化对直接消耗系数A的影响之后，通过（3）式，我们知道BY0表示各部门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令， ，则Wi为第i部门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额（n表示第n个经济部门）。

（4）

λi为第i部门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5）

λ为整个国民经济系统的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三、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及预处理

本文采用新疆统计局的《1997年新疆40部门投入产出表》与《2007 年新疆42部门投入产出表》作为原始数据。由于使用投入产出模型测算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前提条件是必须消除价格变化和部门构成变化对直接消耗系数的影响，因此，必须对原始数据进行相应的处理。针对价格因素的影响，本文根据《新疆统计年鉴》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收集到1997-2007年间上述部门的价格指数对《2007年42部门投入产出表》中的数据进行处理，得到以1997年为基期的2007年可比价投入产出表。针对部门构成的影响，我们以《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为基准，将1997年、2007年两张表中的部门均调整为相对应的30个部门，并对调整所涉及的部门的数据进行了处理，达到尽量消除部门构成变化对直接消耗系数矩阵的影响的目的。

（二）测算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额与贡献率

通过（3）、（4）式对处理后的数据计算，我们得到表1的结果。从表1可以看出，新疆全要素生产率对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影响是不一样的。1997-2007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对煤炭开采和洗选业、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采业、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化学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通用和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和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其他工业、电力和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及邮电、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公用事业及居民服务、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等23个部门带来正影响，其余的7个部门带来负的影响。这个实证结果基本符合一般的经济规律，全要素生产率（即广义的技术进步）使一些部门的产出率提高了，也使另一些部门的产出率下降了，并且正影响的部门数多于负影响的部门数。

表1 各部门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测算

之所以会出现部分经济部门全要素生产率（广义的技术进步）的贡献为负值，是由于（3）式是由投入产出行模型（1）式推导出来的，投入产出行模型侧重于经济部门 i（i=1，2，…，n）作为产出部门时其全要素生产率对总产出的影响。对于投入产出表的中间产品矩阵来说，每一个经济部门都具有双重身分（既是产出部门也是投入部门），而经济部门 i（i=1，2，…，n）分别作为产出部门与投入部门时其全要素生产率对总产出的影响往往具有反向的作用（这种反作用是通过直接消耗系数A的反向变动来反映的）。因此，如何综合考虑经济部门的双重身分的全要素生产率对总产出的作用需要作更深入的研究。

根据（5）式，计算得到新疆整个国民经济系统的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总贡献率为57.93%。在《新疆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研究》这篇文章中测得全要素生产率对新疆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57.13%，本文的研究结果与之研究结果基本一致。说明1997-2007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对新疆的经济增长贡献较大，这也与新疆的实际情况基本上是吻合的。

四、结论

本文考虑部门之间的完全消耗关系、运用结构分解分析模型的分解方法、使用投入产出模型来测算新疆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为实证研究，利用新疆统计局的《1997年新疆40部门投入产出表》和《2007年新疆42部门投入产出表》，考虑价格因素和部门构成因素的影响，对1997-2007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测算，并进一步得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总贡献为57.93%。综合分析，实证结果基本符合新疆经济的实际状况。

参考文献：

[1] 王沙沙.新疆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研究[J].企业导报，2012，（22）.

[2] 李斌.基于投入产出表对技术进步的测算方法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3，（02）.

篇4

关键词：风险投资；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07)09－0019－03

一、理论模型

增长理论告诉我们经济增长尤其是经济长期增长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资本、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投入，另一方面是技术进步，也就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由此可以认为，风险投资也是通过这两种途径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将风险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内部因素进行分解，一方面风险投资通过要素投人数量的以生产要素的形态对经济增长发挥作用，另一方面风险投资通过要素质量或效率增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即假定风险投资还通过改变各类要素的使用效率，即全要素生产率而影响经济增长，并且两者之间存在指数关系。基于以上分析，通过构造相关模型检验风险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利用传统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风险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内部因素内生到生产函数之中。得到：

K1表示除风险资本以外的资本总额，K2表示风险投资总额，L1表示非风险投资部门劳动要素投入，L2表示风险投资部门的劳动要素投入，At表示第t年的技术进步水平。α1、α2、β1和β2分别表示K1、K2、L1和L2的产出弹性，其中α2和β2分别反应风险投资通过要素途径对产出的影响程度。假定风险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除了要素投入数量的贡献方面以外，其他因素主要通过改变各类要素的使用效率，即全要素生产率而影响经济增长。本文借鉴目前表示技术进步的通用模型，即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与时间成二次关系指数关系的基础上引入风险投资通过高科技产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

接下来的部分，本文将对该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二、实证检验

(一)变量和数据

实证检验模型中需用到的变量取值如表1所示。

lnY代表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lnK1，lnL1分别表示各地区历年国内一般资本投入和各地区非风险投资部门要素投入(也就是传统的非高科技产业部门)。

lnK2，lnL2分别代表风险投资部门中通过资本和劳动要素的投入对经济增长方面的贡献。

high在模型中表示风险投资通过促进高科技产业发展带来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做出的贡献。t表示随着时间的增加，其带来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

数据取自中经专网区域经济数据库、《中国风险投资年鉴》、《中国创业投资发展年鉴》以及《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相关各期。其中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用各省GDP缩减指数折算为2003年不变价格；本文用资本形成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即投资率(资本形成额占GDP的比重)来表示一般资本投入水平，资本形成额按资本缩减指数折算为2003年不变价格。

本文选取了2003－2005年我国风险投资较为集中的地区，以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山东为代表的环渤海地区，以上海、浙江、江苏为代表的长江三角洲和广东，福建为代表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相关数据，由于这些地区是我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而且风险投资产业也较为发达，数据相对齐全，便于开展研究。

(二)模型设定及估计结果

根据前面的分析，下面运用面板数据建立非观测效应模型来考察风险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关系，

上述模型中，i为地区，t为时间，α1，α2，β1，β2为变量的弹性系数，b为时间平方的系数，a为截距项，μ，ε，υ随机误差项，模型(Ⅴ)式是不包含技术进步要素的经济增长模型，只体现风险投资从生产要素(资本和劳动力)层面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模型(Ⅵ)(Ⅶ)为全要素经济增长模型，包含技术进步等其他促进经济增长因素的影响，不仅体现风险投资从要素层面促进经济增长，而且还体现风险投资通过其他中介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其中模型(Ⅵ)引入了时间作为技术进步的影响因素，模型(Ⅶ)在模型(Ⅵ)的基础上引入高科技产业总产值增长率与工业产值增长率之比这个变量(high)。

根据hausman检验的结果，模型(Ⅴ)、(Ⅵ)和(Ⅶ)均接受随机效应模型的假设，采用随机效应模型估计。从三个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1)1nK，和lnLl的参数估计值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lnK2和lnLl的系数分别为稳定在0.006-0.1和0.024－0.036之间。(2)模型(Ⅴ)、(Ⅵ)和(Ⅶ)中的lnL2参数估计值均为正值，且在1％水平上显著，而lnL2的参数估计值均为负值。(3)在非全要素经济增长模型(模型(Ⅴ))中，lnK1，和lnK2的参数估计值均显著，且前者大于后者。lnK1的系数为0.0989388，即风险投资增加1％，人均GDP增加0.099％，lnK2的参数为0.012，即风险投资增加1％，人均GDP增加0.012％，前者的弹性是后者的8倍；而在模型(Ⅵ)和(Ⅶ)中，lnK1不显著而lnK2显著。

(4)全要素经济增长模型(Ⅵ和Ⅶ)估计的结果中，时间t显著而high不显著。

(三)实证检验结果分析

1、风险投资通过劳动和资本要素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风险投资作为一种推动经济增长的力量，不仅单纯作为资本要素推动经济增长，而且通过拉动劳动要素的增加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这符合风险投资本身的特点，它不单纯是一种资本。

2、风险投资通过劳动力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显著。风险投资部门的高人力资本的劳动力要素投人相对于传统风险部门的劳动力要素投入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具有更加重要的作用。在三个模型的估计结果中，LnL2的系数稳定在0.03左右，而LnL的1系数却为负，同样是劳动力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却刚好相反。这也是两部门劳动力要素质的差异所导致的结果。风险投资部门的劳动力要素是受过高等教育专业化的人力资本，产出效率高。而传统部门的劳动力大多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的非技术性劳动要素，这种劳动力要素的投入带来的产出的增长低于这种要素本身的增长，因此人均GDP反而下降了，另一方面我国低技术劳动力基数庞大，劳动力边际产出递减。两者的生产力不同，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必然不同。

3、风险投资通过资本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与一般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有差异。在不考虑技术进步因素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情况下，一般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大于风险投资通过资本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引入技术进步因素的全要素经济增长模型中，一般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而风险投资通过资本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依然显著。

4、风险投资通过要素层面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明显的同时，对全要素生产率增进方面的贡献并不显著。对比模型(Ⅴ)和模型(Ⅶ)的结果可以发现，引入高科技发展水平这个指标后，传统部门和风险部分的要素投入数量方面的贡献得到了下降，LnK1，LnK2，LnL2的系数分别从原来的0.099，0.01，0.036下降到0.026，0.007和0.025，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得到了体现，代表高科技产业发展水平的变量high的系数为0.00075，但这个变量的显著水平只有15％。高科技产业发展带来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并没有明显的贡献。即风险投资通过促进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进而带动技术进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这种中介机制还不明显。即：风险投资――高科技产业――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一经济增长这个环节的作用机制还没有发挥出来。

我们对风险投资和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影响进行进一步研究，运用面板数据建立非观测效应模型，变量含义如表1所示。

结果发现风险投资对于促进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起了显著的作用，从而证实了“风险投资――高科技产业”的传导机制存在。由于高科技产业对于技术进步的作用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证上已经得到许许多多经济学界的证实，高科技产业――技术进步这个传导机制也存在，即从风险投资――高科技产业――技术进步这个传导机制也是顺利的。因而可以认为风险投资的中介机制没有发挥出来主要原因是我国当前的技术进步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还不明显。这是因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总是显著，它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非无条件(方旭升，2007)，而且许多研究表明，我国当前经济的增长还主要是粗放型的增长，要素投入相对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大(陈林生，2004)。

三、结论和政策启示

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风险投资作为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与传统的资本和劳动力投入相比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风险投资通过促进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中介作用存在，但如今还没有明显发挥出来，这主要是因为在我国当前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还不明显。

篇5

【关键词】要素投入；技术进步；经济增长；VAR

一、前言

经济增长的要素贡献问题，国内外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根据当前主流的内生增长理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国内关于内生增长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实证研究，运用内生增长理论的模型分析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并且得到两种截然不同的结论。一种结论认为，技术进步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具有密切的关系。麻文奇（2010）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分析技术进步对东莞经济的贡献率，通过调查统计运用向量误差修正（VEC）模型对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进行回归分析，得出技术进步对东莞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低，约为12%，但规模经济效应非常明显，并进一步指出劳动力对东莞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0%。胡磊（2011）基于内生技术进步理论，引入集约化指数，采用2002～2007年间各地区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发现人力资本、进口和RD支出对经济增长方式有促进作用，并根据估计结果给出政策建议。吕冰洋等（2008）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特点是同时受经济转轨、新古典式增长和二元经济结构三方面影响，通过发展战略转变、产权改革、技术模仿、价格市场化等因素，它们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主要体现在效率提高、技术进步和要素投入三方面。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从经济发展阶段性变化角度出发，运用非参数方法对中国各省市经济增长中这三方面作用进行分解，从而说明不同时期中国经济增长源泉的变化。张新（2007）试图将技术进步、研发创新与人力资本这些新增长因素结合起来，从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两个层面来共同探讨长期经济增长的推动源泉，尤其是在传统分析框架下引入对外贸易与吸引外资等因素，试图来构建一个分析经济开放情形下的内生增长模式。通过对模型竞争性市场均衡的求解，研究发现长期稳态增长率依赖于人力资本存量、研发产出效率以及贸易开放程度，因此拓展了已有增长模型对开放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实证研究则运用中国区域面板数据，对理论研究结论进行了检验，其中技术外溢渠道包括进口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两类。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对样本期间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而言，投资率是关键的推动因素，然而研发投入与人力资本积累同样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时，在研发投入方面，来自国外研发外溢的技术进步作用更为显著；比较两类技术外溢的传播渠道，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果可能要比进口贸易更为显著。

二、模型介绍

1928年美国数学家Charles Cobb和经济学家Paul Dauglas提出以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的生产函数模型，后经不断改进，使得模型对技术要素的描述更贴切。

改进的C-D生产函数的形式为（19）

其中，Y为产出，A0为初始技术水平，ert为综合技术因素，是与时间t相关的函数，集合了技术进步对产出的作用，包括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和劳动者素质等综合结果。K为资本存量，L为劳动投入，α为资本投入对产出的弹性系数，β为劳动投入对产出的弹性系数。

当假设规模报酬不变和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条件，有：

α+β=1

那么，（19）为对上式进行对数变换，得到：

1957年Solow提出用总量生产函数度量技术进步的增长方程，其数学表达式为：

其中，为产出增长率，为技术技术进步率，为资本投入的增长率，为劳动投入的增长率。

令代入（22），得：

分别用EA、EK、EL表示技术进步贡献率、资本贡献率、劳动贡献率。

三、实证分析

（一）数据处理

本文数据采用年度数据，时间跨度从1991年―2010。其中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I）、社会从业人员人数（L）、劳动报酬、国民生产总值（GDP）的年度数据采用福建省统计年鉴的数据，地区生产总值（GDP）以GDP平减指数折算成1978年不变价格，资本存量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得到。

（二）要素投入、技术进步对福建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析

利用计量模型对时间序列进行回归，得到如下方程：

从回归结果来看，在显著水平取5%的条件下，方程整体通过F检验，各估计参数通过T检验，并且显著性较高。可决系数R2=0.983573，表明回归方程的拟合程度较好。由（27）式得到福建省的生产函数：

则索洛增长速度模型为：

各个要素的贡献度见表4。

注：八五到十一五阶段的平均值为五年间增长率的几何平均值，1991-2010的平均值为20年间的几何平均值，增长速度为相邻两年之差与前一年的比值。

结果表明，1991年-2010年，福建省的经济增长的年平均速度为23.86%，其中资本投入的贡献度为28.47%，劳动投入的贡献度为7.30%，那么经济增长中35.77%来自要素投入。而广义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64.23%，说明福建省经济增长更加依靠于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十分大。

分阶段来看，“八五”、“九五”阶段，技术进步取得较大的发展，贡献度超过平均水平，分别达到68.95%、79.60%。而在之后的期间技术进步的贡献度逐渐下降，“十五”、“十一五”阶段，技术进步的贡献度低于平均水平。说明福建省技术进步的速度逐渐放缓，经济的增长转而依赖于要素的投入。要素投入的贡献度在“十五”、“十一五”阶段得到大幅度的提高，主要是来自于我国投资推动政策的影响。福建省在“十二五”阶段应当注意技术进步的重要性，不应过度依赖要素的投入对经济的贡献。从集约型增长的角度考虑，加大对教育、科研和技术服务业等的投入，把社会资源用于加强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提高技术进步的贡献度，实现集约型有效的经济增长的方式。

四、结论

1991-2010年，福建省经济增长的年平均速度为23.86%，要素投入的贡献度为35.77%，广义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64.23%，说明福建省经济增长更加依靠于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十分大。但是分阶段来看，“十五”、“十一五”阶段技术进步贡献度显著下降，因此福建省在“十二五”阶段应当注意技术进步的重要性，不应过度依赖要素的投入对经济的贡献。从集约型增长的角度考虑，加大对教育、科研和技术服务业等的投入，把社会资源用于加强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提高技术进步的贡献度，实现集约型有效的经济增长的方式。

参考文献：

[1]Robert M.Solow,Technical Chang and the Aggregate Production[J].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57(8).

[2]Solow Robert.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70(1).

[3]张军,张元.对中国资本存量K的再估计[J].经济研究,2003(7).

[4]李治国.转型期中国资本存量调整模型的实证研究[J].南开经济研究,2002(6).

[5]麻文奇.技术进步对东莞经济增长贡献率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10(11).

[6]胡磊.基于内生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方式的实证研究[J].中国外资,2011(8).

篇6

经济增长首先要有数量的扩张，才能谈到质量的提高。并且，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需要建立在经济增长有持续的数量保证的基础上。根据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的定义：“持续增长是指不为短期波动掩盖的一种量的增长。”可见，经济增长的持续性是一个长期的概念，它并不否定经济当中存在着“短期波动”的现象，而是强调：从一个较长的时期来看，经济总量具有明显的上升趋势。这和哲学上的辩证法是相统一的，即“事物的发展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常表现为螺旋式的上升运动和波浪式的前进形式”。经济的这种持续增长性是保证经济增长质量必不可少的前提。

二、经济增长的稳定性

根据哈罗德—多马模型，在短期中，只有当一国的实际增长率与有保证的增长率相一致时，经济的增长才是稳定而均衡的，不相一致时，经济就出现波动；在长期中，当实际增长率等于有保证的增长率同时等于自然增长率（又称“潜在增长率”）时，才能既实现均衡增长，又保证充分就业，从而成为一种合乎理想的长期增长状态。现实当中，经济要持续这种“刀锋式增长”固然是很难的，不稳定是常态，但我们仍需要追求各年的增长率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如果经济过度波动，会造成经济资源的巨大浪费，对经济增长的长期绩效产生一系列负面影响。

三、经济投入产出效率

经济增长是由投入的生产要素决定的，投入要素的数量、质量以及要素间组合配置的效率都直接决定了经济增长的质量。一般而言，生产要素至少包括人的要素、物的要素及其结合因素。

经济增长过程中投入与产出的比率，直接表现为经济增长效率，是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方面。根据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对经济增长因素的理论分析和核算认为：经济增长通常可以通过要素投入量的增加和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两种方式来获得，也就是马克思所谓的“外延扩大再生产”和“内涵扩大再生产”，其中，内涵扩大再生产方式，即在不扩大要素投入的情况下，通过改善要素生产率来实现经济增长，被认为是更有效率且可持续的。

四、科技进步

在经济增长的结果中，技术进步可以表现为产品的更新换代、产品质量升级和品种增加、知识和人力资本的积累等多种形式。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技术进步的作用是与经济系统中的其他要素结合在一起的。对此，卢卡斯研究认为：与人力资本相匹配的技术进步投入要素对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是最有潜力并且最有效的。

五、经济结构

在各类经济结构中，产业结构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它的变化对于经济增长起着重要的作用。20世纪30年代，澳大利亚经济学家费歇尔(A.G.B.Fisher)，确立了我们所熟悉的三次产业分类法，即把广义的农业称为第一次产业；把广义的制造业或工业称为第二次产业；把包括所有第一次和第二次产业以外的其他经济活动称为第三次产业，并指出第三次产业的本质在于提供服务。

除了产业结构以外，经济结构还包括所有制结构、产业内结构、城乡结构等多种区分。经济结构的各层次特征，共同构成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要素。

六、产品质量

经济增长的大部分结果直接体现为向市场提供的产品的增加，包括有形的物质产品和无形的服务产品等。在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中，都是以“产出是有效的”为前提来分析经济增长问题的，一般不考虑产品质量问题，不考虑因产品质量问题所造成的社会资源的浪费。然而，如果考虑到资源的有限性和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所在，则在我们对经济增长质量内涵的界定中，产品质量成为衡量资源配置有效性不可或缺的因素。

七、竞争能力

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信息化已成为大趋势的形势下,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都不可能是封闭、孤立的,而总是在国际、地区之间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的环境下实现。因此,竞争能力的强弱,对于经济发展、增强综合实力、提高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经济增长质量高低的重要表现。

八、人民生活

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这一生产目的深刻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无论是同志在“三个代表”中提出的“把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党的宗旨”的思想，还是“十五”计划编制中首次提出的“以人为本”的思想，都强调了这一点。经济增长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重要手段，只有在保证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条件下的经济增长，才能称其为高质量的。人民生活水平受到收入、消费、储蓄、科教文卫、福利保障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人民能否真正从经济增长中得到较多的实惠，反映了经济增长质量的高低。

九、资源环境

经济增长受到各种社会因素和自然因素的制约，其中自然因素，即自然资源和环境状况与经济增长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如果人类在大力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盲目扩大生产和消费，物质和能量需求不断扩大，而不注意资源的节约再造和环境的保护，则经济增长必然与自然供给能力之间形成矛盾和对立。如果人类认识到环境的客观属性及其发展变化规律，将自身需求量和废弃物排放量控制在环境允许的范围内，合理地利用和改造环境，则环境将在人类引导下向着有利于人类生产、生活和生存的方向发展，此时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和谐统一，这就是“可持续发展”——根据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87年在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的定义，意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的发展”。毋庸置疑，是否以可持续发展观为指导对待资源环境的保护和利用是经济增长质量重要的衡量标准。

综上所述，经济增长质量不仅包括经济增长的持续性、稳定性和投入产出效率、科技进步、经济结构、产品质量、参与经济竞争的能力及潜力，而且包括人民生活、社会福利，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程度等等。经济增长质量作为一个综合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三方面范畴的概念，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活动整体在资源的配置、利用和满足人民生活以及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上所综合表现出来的优劣程度。

参考文献：

[1]岳鲁，袁关林.简明质量管理词典[M].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115.

[2]王玉梅.论经济增长质量之内涵[J].市场论坛，2004，（2）：24-25.

[3]单晓娅,陈森良.经济增长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设计[J].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1，（6）：28.

篇7

一、技术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虽然持续高速增长，但中国的部分地区却旧貌依然，地区经济增长差异在部分地区高速增长的对照下，显得尤其突出。各界专家，采用目前分析经济增长因素的最主要方法即将有形与无形增长因素同时加以研究、计算的新经济增长理论研究方法，并结合中国二元经济的特点，在详细描述了中国大部分省级地区在改革开放后经济不均衡增长的格局后，分析了地区经济增长差距扩大的原因和后果，弥补了目前国内关于在省级地区层次上进行经济增长间比较研究的空缺：张慧文根据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及西部大开发的需求，研究了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与地区形象的关系，认为把形象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和市场优势，构筑经济增长的支撑力，是实现西部地区经济跨越式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桁林认为经济增长来源于劳动积累、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归根结蒂也来源与劳动积累和资本积累，因而经济增长的源泉是劳动积累和资本积累。康江峰、白帆认为由于现阶段我国正处于国民经济工业化的中级阶段，各地区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生产要素的增加来推动，而在诸多的生产要素中，投资的增长尤为重要，技术进步和劳动力投入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较小。吴文丽运用经济增长理论，以新经济增长模型为基础，对我国东中西部各地区1978～1998年劳动、资本、技术的增长率及对GDP的贡献进行分析，比较东中西部地区在要素投入增长、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贡献方面的差异。通过研究指出: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增长主要还是靠要素投入来拉动;经济发达的江苏、浙江、广东、上海和北京这些省市的固定资产投资已经趋于饱和，其资本利用效率低下，应着重进行技术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而西部地区的省市应该是资金首先投向的地方，要提高其资金的使用效率，进而提高整个地区的综合生产率。

当前，在知识经济背景下，技术要素的制度激励已成为技术创新及与经济增长形成互动循环的重要环节。与其他要素不同，技术要素按贡献分配更为复杂，有一系列尚未解决的问题。周振华从技术要素内涵界定、基本属性及其按贡献分配依据等方面构建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重点分析了技术要素特性及其对收益分配的影响，并从理论上概括与归纳了技术要素按贡献分配的方式类型，阐述了技术要素按贡献分配的分类原则及机制设计框架。

二、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经济增长可视为一国经济总量扩张与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统一。

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速放缓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国产业结构不尽合理，束缚了产业结构效率的发挥。孙健、周浩运用产业结构效率约束的理论分析，对这些约束因素做了详尽的阐述，并提出了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改变目前我国产业结构低层次、低效率的现状的建议。朱慧明、韩玉启利用各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及一、二、三产业产出的横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测算了各产业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指出，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单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而非经济增长造成了我国的结构调整;同时，通过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研究，证明了扩大第三产业产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能引导我国地区经济的良性增长。而刘伟认为，过去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是由第三产业拉动的，第三产业的结构扩张会降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对经济规模的正效应，因此只有通过提高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效率才能获得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

产业结构变动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是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协调发展的关键。面对区域间的产业结构扭曲，产业组织的低水平生产过剩，何雄浪、严红认为只有以产业调整为核心，积极培育主导产业，增强中小企业活力，大力加快城市化进程，我国国民经济才能克服区域产业结构失调的现象，使中西部落后地区的经济尽快起飞，缩小与东部地区经济差异。

三、投资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投资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沈秀双研究认为，随着市场机制的逐步完善，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由供给一方转向需求一方，投资成为最积极的需求因素，更肩负起“扩大内需、启动消费、拉动经济”的重任。而李忠、任文举通过对1992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的考察，发现这时期中国经济运行的总特征是投资成了支撑中国经济的决定力量，结果造成了经济的大起大落。李忠、任文举通过理论的探讨发现消费需求才是社会需求中的最终决定力量，并通过消费调节投资需求，进而支撑中国及地区经济的增长。卢嘉瑞、王智刚针对近年来我国通货紧缩、内需不足、市场低迷的情况，对扩大内需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认为，内需对推动经济稳健增长起决定性作用，投资需求是实现经济稳健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而消费需求是实现经济稳健增长的主要动力。因此，扩大内需应坚持投资与消费的“双拉动”。范剑平通过剖析我国经济增长的需求结构发现，目前我国的经济增长呈明显的投资主导型模式，且政府投资拉动略强于社会投资；在消费领域，政府消费率节节上升，居民消费率保持低位，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减弱。分析认为，为了进一步增强经济自主性增长动力，应对社会投资实行更大力度的多方面鼓励政策，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和居民消费，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由目前的投资主导型向居民消费、社会双拉动型转换。

四、其他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

在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江晓薇认为我国要防止陷入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经常出现的贫困陷阱之中，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总量拉动增长转向提高生产素质推动的增长，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的效应使之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近年来成为一个研究的热点。陈浪南研究发现FDI的存量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存在线性相关关系，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逐年增加。FDI除了直接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外，还通过技术这一渠道发挥效力。程惠芳利用FDI与开放型内生增长模型实证分析了1975～1999年FDI对我国的影响，发现FDI对我国经济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具有积极作用，其作用机理是FDI促进我国在资本深化的情况下的自主创新能力，FDI项目的技术溢出和技术转移提升我国的技术水平。

【参考文献】

[1]赵熙，唐五湘．中国地区经济增长差异比较[J]．北京机械工业学院学报，2000，（1）．

[2]张慧文．西部地区形象与西部经济增长机制的形成[J]．甘肃社会科学，2003，（1）．

[3]桁林．是什么因素创造了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J]．浙江学刊，2003，（3）．

[4]康白峰，白帆．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关联性的回归分析[J]．宝鸡文理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2，（1）．

[5]吴文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要素投入作用比较[J]．重庆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3，（1）．

[6]周振华．技术要素按贡献分配的理论分析[J]．学术月刊，2003，（5）．

[7]孙健，周浩．我国产业结构低效率因素分析[J]．山东社会科学，2003，（1）．

[8]朱慧明，韩玉启．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运筹与管理，2003，（4）．

[9]刘伟，李绍荣．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J]．中国工业经济，2002，（5）．

篇8

  一、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预示着增长与发展在理论上的融合态势

通常认为，经济增长是一个偏重于数量的概念，表明的是产出的增长和生产的速度，意味着一个国家国民收入，或人均国民收入，或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经济发展则是一个既包含数量又包含质量的概念，不仅强调产出的增长和生产的速度，而且更为强调随着产出增长和生产加速而出现的生产、就业、消费等结构上的变化和体系、分配上的变革。“在发展的概念中，必须包含各个社会主要追求的经济和社会目标的价值”，“发展的状况不仅是一种可用经济指标衡量的物质状况，也是一种精神状态”。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践中，人们最初几乎无一例外地是把增长与发展作为相同的概念，“人们研究发展问题，很少考虑哪些人因增长而受益以及产出是如何构成的。但是，经济政策对分配的影响，产出的结构以及生产的经济环境等等，对各个经济社会并非无关紧要的”[1](P9-10)。从数量增加上理解的经济增长，在一个有限的星球上，是不可能无限期地持续下去的，而经济发展作为对生活质量改善的追求，如果注意资源的节约、环境的保护则是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是一切社会进步的首要的物质条件。发展中国家以其经济发展的历史告诫人们：大多数人民群众没有受益的经济增长不能算经济发展。人们开始从经济增长所付出的代价中看到了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区别，这就使得经济发展理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发展经济学，而经济增长理论作为另一门独立的学科——增长经济学，也开始得到建立。这两门学科在后来的发展中，特别是西方学者对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充分体现经济增长在经济运行中的重要性，使得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在理论上发生了融合态势。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诞生，可以追溯到英国的R·哈罗德爵士和美国的多马教授对建立平衡的（或“指数的”）增长概念的重要贡献[2](P1384)。1948年，哈罗德《动态经济学导论》的出版，多马《资本扩大、增长率和就业》、《扩张和就业》两篇论文的发表，基本标志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开端。此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经历了一个由要素投入决定经济增长论到制度决定经济增长论的发展过程。

要素投入决定经济增长论包括了物质资本决定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决定经济增长、人力资本决定经济增长和收益递增决定经济增长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从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来说具有共时性，可以同时存在；从理论的发展来看则具有历时性，反映了要素投入决定经济增长的发展过程。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说明了在劳动、技术不变情况下，增加资本量对促进经济增长有决定性意义。这种资本决定论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产生了很大影响。资本决定论存在着两个难以克服的缺陷：一是模型中的经济增长率与劳动无关，只有在资本——产出率不变时，才有可能把劳动因素引入分析过程；二是模型中没有引入技术因素，资本——产出率只是作为一个理论上的已知条件。因此，到20世纪50年代，这一理论遭到了美国经济学家索洛和英国经济学家斯旺的挑战。经济增长理论由物质资本决定论阶段进入了技术进步决定论阶段。索洛、斯旺等人放弃了哈罗德——多马模型中关于资本——产出率不变的不合理假设，建立了一个资本——产出率可变的生产函数模型。这一模型在实际运用中充分显示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巨大作用。索洛还以实证分析中关于技术进步对总增长率的贡献约为87.5%的测算，进一步说明了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进一步论证了索洛关于技术进步决定经济增长的观点。他在对美国、西欧、日本的全要素投入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对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进行测算中，发现了一个事实，即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于全要素投入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中，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具有决定性意义。

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用人力资本理论补充和发展了技术进步决定论，这就使经济增长理论由技术进步决定经济增长的阶段发展到人力资本决定经济增长的阶段。舒尔茨在古典经济学的资本概念基础上，把资本分为常规资本和人力资本，强调了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性作用。在他看来，人力资本是以具有递增收益的知识为代表的，它通过对教育、卫生保健和技术培训等方面的投资，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从而促进产出的增长；人力资本所产生的递增的收益，可以消除资本和劳动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的影响，从而保证经济长期增长。实际上，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是独立于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单独的研究领域，它在用于经济增长问题分析中只是一个外生的东西，并没有被融入经济系统内部。

从物质资本决定经济增长的论点到技术进步决定经济增长的论点，再到人力资本决定经济增长的论点，它们之间的共同之处，就在于把资本、技术进步、人力资本都看作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外在决定的、偶然的、无成本的资源。真正把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分析了它们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和机理，探寻了这种机理实现的动力和条件的学者是阿罗和卢卡斯、罗默。他们的分析使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进入了第四个阶段，这就是新增长理论的形成。

阿罗以其“干中学”模型，对技术进步内生化作了一个初步尝试。在此基础上，罗默和卢卡斯等人做了突破性研究。1986年，罗默提出了“收益递增的长期增长”模型，认为知识是“内生的”，它作为一种特殊的生产要素，其生产具有递减报酬，而在产出中具有递增报酬；知识也具有“溢出效应”，一个企业所创造的知识会产生社会效应使其他企业受益，这样，只要企业实现知识生产的最优控制，就可以使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显然，罗默把技术和知识直接内生化了。卢卡斯对技术进步因素作了转化为人力资本的研究，提出了“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增长”模型。他认为，劳动可以分为“原始劳动”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两种形式，后一种形式在生产过程中有内在的和外在的两种效应。内在效应是通过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形成的，它表现为高人力资本可以获得高收入即劳动力的收益递增；外在效应是通过在岗培训和“边干边学”形成的，它表现为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的收益发生递增。因此，人力资本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无论是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还是新增长理论，旨在探讨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果，探讨的重点主要在于经济增长的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的贡献。在很长时间内，制度分析与经济增长是脱节的，把制度分析引入经济增长理论的代表是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他的分析进一步将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引入增长与发展融合的时期。

诺思以制度变迁为核心，以产权为基本概念，分析了经济增长问题。他用产权理论解释了有效率的经济组织。认为经济发展中存在着私人收益率和社会收益率这两大必须克服的壁垒，克服的办法就是制度有效率的产权制度。只有这样，才能通过减少经济组织获得收益的不确定性，促进其活动得到最大收益，从而使这个社会具有极大的创新精神，经济得到极大增长。为此，诺思设计了促使经济增长的国家模型。他认为，国家并非是“中立”的，它是产权的界定和实施单位，制定、变更或维持着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生产力的基本的正式规则，因而对最终体现产权结构效率、经济增长、衰退或停滞负责。在诺思看来，国家既具有卢梭所说的“契约”的性质，也具有马克思所说的“掠夺”的性质，此外，国家还有两个目的：一是企图确立一套关于在要素和产品市场上界定产权结构的基本规则，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二是降低交易费用，使社会产出最大化，从而增加国家税收。诺思认为，由于国家的这两个目的是相悖的，因而在为使统治者获取租金最大化而确立的产权结构和降低交易费用、促进经济增长之间发生着必然的冲突，导致整个社会不可能持续经济增长。诺思还认为，在国家制定、界定并维持了产权结构的情况下，之所以会出现不同的制度结构，出现某些制度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低效率，关键就在于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差异既会引起政府政策的差异，也会引起社会公众在劳动态度等价值观念上的差异，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精神上的制约。

从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来看，暂不论其不足，诺思以前的经济增长理论已由外生变量决定经济增长的分析发展到内生变量决定经济增长的分析，这一发展深刻说明了技术的发展、人的发展等在经济增长中的内在作用，当诺思把制度研究引进经济增长理论分析之后，又使经济增长理论由研究经济的短期增长转向了研究经济的长期增长，从而使经济增长在某些方面具有了与经济发展同一的意义，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在理论上逐步趋于融合。

  二、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影响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

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归纳起来看，主要表现在两个重大方面：

第一，在实践上，外生变量决定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使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出现了“有增长而无发展”的状况，带来了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在外生变量决定经济增长的分析中，无论经济增长的源泉是来自于资本、劳动力，还是来自于新技术，一国的经济主要是通过物质生产要素的投入变化或者是生产率的变化来实现增长的。因此，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影响下，西方有些经济学家在考察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时，把经济增长停滞、人均收入低下看作是发展中国家贫困的原因，把资本和投资的短缺看作是经济增长停滞、人均收入低下的原因，从而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的先决条件就是通过资本形成实现经济增长。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发展中国家在战后发展之初资本短缺的确是很严重的。在战后至60年代的经济发展中，发展中国家实施了“增长第一”的发展政策，虽然经济增长速度相当快，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5.2%，高于发达国家同期同一指标的4.9%的水平，也说明了资本、技术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但是，却用“有增长而无发展”的事实，用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诸如两极分化、失业加剧等严重的社会问题，说明了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的不适用性，说明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落后和贫困，并不完全在于缺乏资本和技术，更重要的是缺乏形成资本和技术的能力、引进和利用资本和技术的机制，说明了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的落后，并不完全在于缺乏市场机制的充分作用，更重要的是缺乏具有有效的宏观调控与有效的市场机制相结合的市场经济体。

内生变量决定经济增长的分析，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发展中国家实施“增长第一”发展政策带来的困惑，推动发展中国家从制度内部去寻找经济增长的动力。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发展中国家走了一条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经济增长道路。联合国第三个十年发展计划关于发展中国家在全体人民充分参与发展过程和公平收入分配的基础上不断提高福利的最终目标的确定，以及关于公平分配、充分就业、普及教育、培训劳动力、提高健康水平、改善住房条件、保障妇女儿童和青年的正当权益等具体目标的确定，已把满足人的基本需求放在了首要位置，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人的尊重，意味着“人的发展”已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伊尼亚西·萨克斯在《发展还是非正常发展？为质量经济学辩护》一文中指出：“模拟增长在第三世界造成最大的破坏，使非正常发展正在蔓延。”模拟增长“被认为是在现代化和赶上工业国家的道路上不断快速前进的唯一方式，而现代化和赶上工业国家是两个特别危险的概念。的确，现代化彻底改变了城市中的消费结构和杰出人物与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但却没有创建一个能够在保证全体居民合情合理的生存的同时对之加以供应的生产结构”。“为了得到真正的发展，第三世界国家看来需要考虑它们国情的特性，这种特性使它们照搬工业国家所走过的道路成为问题，甚至不可能，它们还需要吸取工业国家走进死胡同的一切教训，以便寻求有本质不同的内源发展模式”[3](P49)。所谓内源发展模式，实际上就是指国内人力物力和精神力量的调动和发挥，以及国内民众创造能量的释放和自觉程度的提高。这一模式正是对“人的发展”促进经济增长重要性的强调。

第二，在理论上，经济增长理论由外生变量的分析转入内生变量的分析，特别是制度因素的分析之后，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在理论上出现了融合态势。

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的研究源头，可以说是18世纪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斯密和李嘉图的研究。然而，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没有深入到模型的分析中，对经济发展问题的分析也没有针对性，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研究没有成为独立学科。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明确划分为“中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外围”（发展中国家）两大部分，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才有了明确的对象。经济增长理论被明确地规定为“研究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再生产和长期经济发展的理论”[4](P1)；而经济发展理论则被明确地规定为“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作为研究对象”[5]。

由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这两大理论成为独立的学科，它们在理论研究的内容、方法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由于经济增长理论与经济发展理论在研究对象、内容和方法上存在的差别，因而在战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在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理解上也必然存在差别。在当时来说，严格区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无疑可以使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实践中避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而把发展的目标放在结构的优化和社会的进步上；但是，混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却使经济增长理论过于注重对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研究，而忽视对结构变化和收入分配合理化实效的研究，从而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必然会产生一系列的社会经济问题，危及到经济增长的长期性。经济增长理论只有通过修正才能得到进一步发展。1973年6月，西蒙·库兹涅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论文——《现代经济增长：发现与思考》中，对经济增长的定义作了一个新的表述：“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给它的居民提供种类日益增多的经济产品的能力长期上升，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识只相应的调整的基础上的。”[6](P57)显然，这一表述从先进技术的利用、制度的调整方面说明了经济增长的长期性，在一定意义上对经济增长理论作出了新的发展，开始把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融为一体。特别是新增长理论的诞生及其和新制度理论的结合，使它能够把原先的经济增长理论中作为外生变量处理的一些因素作为内生变量来研究。这样，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内容趋于广泛性，涉及了经济发展理论研究的范围。

与此同时，经济发展理论经过战后近30年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以后处于沉闷的停滞时期。当然，这与经济发展理论在推动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思路、研究问题的结构主义分析方法，以及对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的外在分析存在缺陷有关，也和发展中国家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经济处于困境有关。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通过经济体制改革与调整，经济有所增长，有的国家还出现了“经济奇迹”，从而给经济发展理论研究的复兴提供了重要的契机。再加上，经济增长理论也由对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的分析进入了内生变量的分析，由对经济的短期增长进入了经济的长期增长的分析，由对某一因素决定经济增长的分析进入了综合因素、制度因素决定经济增长的分析，其理论内容、分析方法更加实用。经济增长理论的现实感对研究经济发展理论的学者产生了深刻影响，从而使他们开始越来越多地采用经济增长理论的观点、方法和框架来分析经济发展问题。经济增长理论与经济发展理论的融合也就成为经济学研究中的一种不可忽视的重要态势。

  三、增长与发展在理论上的统一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发展中国家经过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在经济上已由发展之初的经济凋敝、生产方式落后，发展为社会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经济规模迅速扩大的状况；已由发展之初的经济结构片面畸形，即产业结构低度化、出口结构低层次化，发展为制造业比重上升而农业和采掘业比重下降、劳动密集型产业比重下降而技术密集型产业比重上升的状况；已由发展之初的出口能力低弱、出口结构的不合理，发展为出口能力明显增强，并使出口结构得到局部的改善。

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中的储蓄能力和投资能力的绝对水平有所提高，居民生活水平也有所增长，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出现了飞跃性的发展，不仅在经济贸易方面往来密切，而且相互之间的资本流动量也在增长，技术转让更加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国情。但是，从整体上看，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水平还不够高，农业现代化的程度还比较低，非生产性领域的发展程度远远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经济的结构性失衡如通货膨胀、债务负担、开发能力等，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处于困境之中。发展中国家在21世纪的经济发展，既有强劲的基础、新的起点，同样也有发展的障碍和限制。增长与发展在理论上的融合态势给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示。

第一，必须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合理安排上推动经济发展。对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分析，现已成为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分析工具。这一分析工具的应用意味着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内在的决定性影响作用，但是，制度的安排合理与否，则决定着经济增长的持续程度。纵观经济发展史，不同的经济制度安排对经济增长具有不同程度的作用。一般而言，计划经济体制主要是通过政府的计划指令配置资源，对经济增长起作用，而市场经济体制则是通过以市场为主的资源配置方式，运用主要是资本和劳动的生产要素获得经济增长。

历史的发展是复杂的，制度的选择和安排也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由自由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迈进，体现了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不同发展条件下的制度安排。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由于资本剥削劳动获得经济增长受到多方面因素的限制，再加上资本的增长大于劳动的增长，因而资本只有通过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人力资本投入、优化经济结构来获得经济增长。显然，通过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人力资本投入、优化经济结构获得经济增长，实质上表现为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决定。这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安排的结果。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在经济体制的调整与改革中，当集权型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以后，一方面把握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把握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对经济增长的安排特性，是经济获得持续增长的关键。

篇9

关键词：新疆；经济增长方式；全要素生产率

传统研究经济增长的理论是从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的贡献来分析，无法揭示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源泉。内生增长理论特别是新增长理论把技术进步内生化，强调技术进步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唯一源泉，为经济可持续增长指出方向。索洛指出，美国长期人均收入增长中,技术进步起到了80%的作用,投资增加只解释了余下的20%。正如克鲁格曼指出的中国经济增长的问题一样，经济取得了卓越的增长率，却没有与之相当的卓越的生产率增长。经济的增长大部分是资源投入，而不是效率提升的结果。

当前，新疆正处于大发展的新时期，面临历史性重大机遇，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提出了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战略决策，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在这一背景下，新疆要实现中央制定的跨越式发展目标，传统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必须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一、新疆经济增长方式特征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新疆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从1978年的39.07亿元增长到2011年的6574.54亿元，年均实际增长率高达10.4％。新疆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在着力调整产业结构和加快农牧业现代化、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三化”建设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新疆经济增长方式仍存在增量不增质的问题。经济增长方式的“三高一低”特征明显，即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和低效益。具体表现为:

（一）资源性产业支撑经济，产业长期处于低端化，产业利润长期处于低水平状态

虽然新疆产业已经融入国际国内产业体系中，但是基本处于价值链低端，主要集中在低附加值的能源、原材料等初级产品上。新疆石油石化产业仍占主导地位。2011年，石油石化产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60%（加上矿产业合计约为67%）。2011年新疆原煤、原油产量分别为1.12、0.26亿吨，分别增长20.8％和2.2％。2011年新疆重点监测的十大产业中，资源类的有色、化学、煤炭、钢铁工业分别增长32.9%、31.2%、22.5%、17.7%，而装备制造工业则下降3.3%。

（二）产业结构比例不协调，重化工业特征明显

与发达国家和我国东部省区相比，新疆的整体产业结构明显存在比例不协调的问题。2011年，新疆的第一产业占GDP的17.3%，第二产业占50%左右，服务业占32.7%。相比2002年18.9︰37.4︰43.7的结构，近十年产业结构呈逆向调整，当前进一步强化了重化工业化趋势，第三产业则呈下降趋势。横向与全国产业结构10︰47︰43相比，也呈现出第一二产业过高，第三产业偏低的特征。2010年新疆轻重工业比例为13.7:86.3，重工业中加工制造业仅占工业增加值的8.3%，说明新疆工业发展基础薄弱，工业体系不健全，产业链发育不完备。

（三）新型工业化发展不足

新疆2005年提出的新型工业化，比全国晚了3年，是以农业为重点向以现代工业为重点的重大战略转型。但当前的工业增长仍然依赖于石油开采、化工、电力等传统行业。在信息工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型工业绝对发展迅猛，相对发展不足。全国新型工业化战略持续稳步上升，但新疆尚处于起步阶段。按照胡毅与邢瑞军（2011）的综合新型工业化指数，新疆从2001年的52分降低至2008年的43分。以新疆风电产业为例，风电装机量增长缓慢，从2000年的7.3万KW，增加到2009年的100.3万KW，但占全国份额却从21.08％下降到3.89％。

（四）高投入与高消耗并存

2011年新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4712.77亿元，占GDP的比重逐年增大，从1978年的33%逐年增加到2011年的72％。这反映出新疆经济的高速增长在相当程度上是靠高投入支撑的。新疆经济结构中，传统产业所占比重很大，这种格局决定了其经济增长必然要依赖相当大的资源与要素投入。新疆的石油加工、建材、钢铁、有色、电力等高耗能行业能源消费比重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能耗的四分之三。2009年，新疆万元GDP能耗为1.93吨标准煤/万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8倍，其中，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为3.10吨标准煤/万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5倍。新疆属于典型的高耗能工业。

二、基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新疆经济增长分析

探讨和描述经济增长方式的文献非常多，依据不同的判断标准和视角有多种增长方式，但从定量的方法来分析经济增长方式的方法是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简称TFP)方法。TFP方法是分析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工具，估算TFP有助于进行经济增长源泉分析，即分析各种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确定增长的可持续性。TFP的增长是支持经济长期增长的唯一源泉，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技术进步和管理效率提高的重要标志。

（一）全要素生产率

篇10

关键词：经济增长 增长要素 静态面板 动态面板 区域差异

一、引言

2010年国家安排对口援疆资金达110亿元人民币，10年累计约1600亿元。研究表明，要素投入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区域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地区发展差距问题成为了研究的焦点。推动新疆经济快速发展的关键是要切实有效地找出影响各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因素，各地区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有其自身运转的规律或特点，首先必须搞清各地区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运行机理。本文采用短期以及长期产出弹性系数衡量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二、变量的选取及数据来源

选取1997-2009年新疆16个地州(市)数据，因变量Y=实际GDP/总就业人口，实际GDP=名义GDP，Yt年实际GDP= Yt-1年GDP*Yt年GDP指数，将自变量指标定义为：（1）技术进步A=科研经费支出/全社会总就业人口。（2）物质资本K为使用全社会固定资产存量。（3）人力资本H=中专生及以上毕业生人数/全社会总就业人口。各变量及其相关含义如表1所示。

三、实证研究及结果

为了体现经济增长要素的区域差异影响，本文将新疆的16个地州（市）分为北、南疆两大地区，其中北疆包括乌鲁木齐市、克拉玛依市、吐鲁番地区、哈密地区、昌吉回族自治州、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犁州直属县(市)、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1个地州（市）；南疆包括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阿克苏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喀什地区和田地区5个地州市。

（一）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实证结果

利用静态面板数据，先进行模型具体设定形式的检验，结果表明全疆、北疆应采用变截距模型，南疆用不变系数不变截距模型。由于该研究关注样本本身，选用固定效应模型。为消除异方差影响，采用截面加权估计方法。表2中R2 、F、SSE值可知模型拟合较好，技术进步、物质资本的系数均显著，且3种要素投入对新疆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并且新疆的经济增长中资本投入的贡献大于其他因素。

为了评价回归结果的稳健性，需要对回归残差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由表3残差单位根检验结果来看，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接受ADF_Fisher检验，说明残差不存在单位根，静态面板数据平稳，同时协整检验p值小于0.05，说明拒绝原假设，即存在协整关系。

（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实证结果

1.系统广义矩SYS-GMM估计结果。为了揭示不同经济增长要素对新疆经济增长的动态效应和区域差异，用EVIEWS6.0分别对全疆、南、北疆进行动态面板估计，得出J统计量，再根据原假设成立的条件为nj～ X2（L-k），得出均接受原假设，也就是说工具变量设置有效。具体结果如表4所示。

2.模型检验。为了评价回归结果的稳健性，需要对回归残差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由表5可知工具变量的设置有效。由表5残差单位根检验结果来看，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接受ADF_Fisher、PP和Levin-Lin-Chu检验，说明残差不存在单位根，动态面板数据平稳，GMM方法估计有效。

3.结果分析。表4中lnY(-1)列度量滞后一期经济发展对当期经济的影响。上年度产出每增加1个百分点，将使全疆当年总体的产出增加0.677828个百分点。从区域层面来看， p值都在1%水平下显著。从系数大小来看，北疆地区系数高于南疆地区，高于全疆水平。这种差异的产生在于不同地区的人文、地理环境、制度等因素的不同。lnA技术进步促进了全疆、南、北疆经济增长，国家加大了对南疆的财政支持，促使南疆弹性大于北疆。lnK技术进步对新疆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南疆地区的物质资本产出弹性大于北疆地区，说明北疆地区已经开始出现了资本密集化过程。lnH人力资本促进全疆、北疆，从动态角度来看，北疆略高于南疆地区，这与传统观点一致。另外，表4计算的是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弹性系数，长期弹性系数可以由公式：长期弹性系数=短期弹性系数/（1-滞后一期产出弹性系数）得到，具体结果如表6所示。

（三）静态与动态模型估计结果的比较

1.技术进步资本产出弹性下降。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中，技术进步产出弹性在南北疆地区上数值下降，原因在于静态面板数据没有考虑产出滞后一期因素的影响，而技术进步的作用的发挥具有长期性特征，在静态面板数据模型中会高估技术进步的作用。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中可以得出无法量化因素对经济的影响，使得技术进步的作用更为准确。

2.物质资本产出弹性下降，发生这样变化的原因在于：固定资产投资表现在当年具有的投资需求拉动上，但没有形成经济增长的良性机制，因投资而产生的经济过热，一旦从动态的角度衡量物质资本的产出贡献，难免出现产出弹性下降的情况。因此，从动态的角度可以得出较为准确的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南疆经济增长绝大部分依靠物质资本。

3.人力资本效应更为显著。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中，人力资本产出弹性在南北疆地区上数值下，由于人力资本作用的发挥具有长期性特征，同时也跟地理位置、制度、市场成熟程度等无法量化因素息息相关，在静态面板数据模型中会高估人力资本的作用。另外从系数上看，人力资本在动态面板中系数较大，在全疆、北疆地区人力资本产出弹性高于技术进步的产出弹性，说明新疆经济增长绝大部分依靠资本特别是人力资本投入只对北疆更有效。

四、结论

本文利用1997-2009年新疆区域面板数据，对新疆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源泉进行再检验，在静态和动态条件下分析物质资本、技术进步以及人力资本要素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以及区域差异，得到如下结论：（一）人力资本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比较显著。（二）市场成熟程度、人文等无法量化因素对经济增长以及要素投入影响突出。（三）在要素投入效应的区域差异上，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南、北疆差异。

参考文献：

[1]闫俊强,李大胜.我国广义农业经济增长的要素贡献研究 [J].经济问题，2009（3）.

[2]张振刚，陈志明.经济增长的要素投入效应及其区域差异研究[J].统计与决策，20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