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增长理论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区域经济增长理论，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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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区域经济；土地市场；三部门经济增长模型；内生增长模型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和城市化发展不断加快，对土地需求量逐渐增大，而且国家在经济可能出现过热的时候开始尝试采用土地政策进行宏观调控。本文采用三部门经济增长模型和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来分析土地市场和区域经济的关系，并进行了实证检验。

二、土地市场和区域经济关系的理论分析

（一）土地市场通过土地财政途径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机理分析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中央上收了大量财权，特别是将增值税的75%归为中央政府，并将所得税改为中央、地方政府共享的税种。与中央政府采取上收财权同时进行的是下方事权，形成各级地方政府事权层层下放，而财权层层上移的情况。在这种事权和财权不对称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要履行自身职责，必然会寻求扩大财源，这样巨大的土地收益成为了一个最佳的选择。巨额的土地出让为地方投资和建设提供了资金来源，也成为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因。一是以低廉的土地出让费用招商引资，增加地区经济竞争力，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和扩张；二是高价出让土地增加了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为地区城市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资金保障；三是通过城市扩张促进了房地产业和建筑业的发展。土地市场发展也增加了地方政府的投资和支出。土地财政、地方财政收入和投资形成了环环相扣的关系。

（二）土地市场对区域经济产生影响的三部门模型理论分析

三部门经济增长模型是用来分析区域经济增长和劳动力市场以及区域房地产市场之间相互关系的模型。它是由美国经济学家DeniseDipasquale和WilliamC.Wheaton提出的。该模型将区域经济划分为三个部分：区域产出市场、区域劳动力市场和区域房地产市场（包括了土地市场和地上建筑物）。

1、区域经济均衡模型。一个区域的产出需求Qd是价格P的减函数，如图1所示。产出需要两种生产要素，劳动力和房地产，且它们之间不具有替代作用。单位产出成本C=a1r+a2w，其中r、w分别为租金和工资，a1、a2分别为单位产出需要的固定数量的房地产和劳动力。房地产需求量和劳动力需求量分别为Kd=a1Q和Ld=a2Q，由于生产要素间不存在替代作用，所以需求量仅依赖于生产量Q，生产要素的供给曲线向右上倾斜，如图2、图3所示。其中劳动力市场纵轴表示相对工资，即经过价格指数调整后的工资。在图1中，如果产品的需求曲线已知，而工资和租金又决定了生产成本，通过图1可以求出总产出量。在图2、图3中产量又决定了要素需求，如果要素的供给已知，则可以求出要素的价格。如果这三个图相互符合，那么该区域经济就处于均衡状态。

2、土地供给量增加与经济增长。假设区域最初处于均衡状态，产出量、价格水平、劳动力数量、房地产数量、工资、租金分别为Q1、P1、L1、K1、w1、r1。当土地供给增加时，房地产市场的供给将增加，供给曲线向右移动，租金下降，如图6所示。在劳动力市场不变的情况下，生产成本下降，产出增加，如图4所示。产出增加使得要素需求量增加，要素需求曲线均向右平移，要素价格上升，如图5、图6垂直虚线所示，使得生产成本略有上身，但是仍低于初始成本。因为如果此时的成本高于初始成本，产量就会下降从而要素价格也会下降，生产成本必将下降。从分析可以得出，土地供应量增加，生产成本将下降，最终使得区域的经济产出增加。再次调整到均衡状态时的产出量、价格水平、劳动力数量、房地产数量、工资、租金分别为Q2、P2、L2、K2、w2、r2。

（三）土地市场对区域经济产生影响的内生增长模型理论分析

目前，根据关于内生经济增长的普遍研究方法，利用生产函数来定量分析伴随土地市场发展而来的土地财政和土地出让金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根据Barro、Davoodi的研究，描述内生增长生产函数包括三个变量：人均产出y，公共支出g，私人资本k。函数关系描述为：

y=f（k，g）①

根据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地方政府公共支出来源主要分为预算内收入和预算外收入。预算内收入主要是预算内的财政收入r，预算外收入主要来源于土地出让金f，所以

g=g（r，f）②

①、②式联立后生产函数表示如下：

y=f（k，r） ③

把③式进行线性化处理，得到下式：

y=α+β1k+β2r+β3f④

式④中，y表示人均产出，k表示人均资本，r表示人均地方财政收入，f表示人均土地出让金收入。从④可以看出，人均产出的增长受人均资本、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和人均土地出让金收入的影响，其中，后面两项表明政府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实证研究中，采用截面数据模型来描述上述分析如下：

yi=a+β1ki+β2γi+β3fi+εi⑤

三、实证检验和结论

（一）基于以上理论分析，现在做如下假设

一是土地市场发展和区域经济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二是土地市场发展对区域经济的发展有显著的影响。

（二）数据说明

实证检验中的GDP、财政收入、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9》，土地出让金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2009》。

（三）实证分析结果和分析

1、用2008年全国31个省和直辖市国有土地出让成交价款（土地出让金）代表区域土地市场发展水平，用各省和直辖市GDP代表经济发展水平，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结果，如表1所示。

表1表明我国区域土地市场的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互为因果关系。导致这一结论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增长需要土地供应的支持，包括生产用地、住宅用地和商业用地的需求都会催生地方土地市场的成长和发展；同样，由于土地市场的发展使得地方财政收入增加，从而带动地方基础建设和固定资产的增加并促进经济的增长。

2、各省和直辖市人均产出y、人均资本k、人均地方财政收入r、人均土地出让金收入f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9》和《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2009》。代入上面的式⑤

yi=a+β1ki+β2γi+β3fi+εi

用广义最小二乘法对截面数据进行检验，得到如下结果：

yi=2.457416+0.314275ki+0.138452ri+0.071486fi

t-value8.41694476.321623.7516 7.54150

AjustedR-squared：0.984405

从模型检验结果可以验证假设②的成立即土地市场发展对区域经济的发展有显著的影响，结果显示，土地出让金的增加对经济的影响并不是很大只有0.071，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主要有：土地收入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地方政府的直接投资使用而对经济产生推进作用的，所以现实中土地收入对经济的影响程度会更大。

参考文献：

1、钱瑛瑛.房地产经济学[M].统计大学出版社,2004．

2、吴灿燕,陈多长.浙江省土地财政问题实证研究[J].财经论丛,2009(3)．

3、张昕.土地出让金对经济增长作用机理研究[J].建筑经济,2009(8)．

4、赵国玲.“土地财政”的效应分析[J].生态经济,20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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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地区差距；经济增长理论；空间经济学；经济增长趋同；CP模型；本地市场效应；DS模型；知识关联

中图分类号：F061.5；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2）06002009

近年来，我国经济以近两位数的速度快速增长，经济社会面貌大为改观，国内外学术界称这种现象为“中国奇迹”，然而与这种快速变化相伴随的是我国经济活动空间布局的深刻变化，而地区差距的扩大便是该空间布局变化中凸显出的重要问题。因此，如何缓解和缩小地区差距已成为社会关注、政府关心和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事实上，经济增长和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作为人类社会中唯有的两个长久经受检验的经济特征事实（Knaap，2004），理论界也主要从经济增长理论和空间经济学两方面作了分析与研究，也证实了这两者之间存在相互影响与相互作用。不过，这些研究不仅在理论基础上存在一定缺陷，在经济增长和地区差距的发展方向上也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基于此，笔者在回顾经济增长理论、空间经济学及两者结合框架下对地区差距及中国地区差距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分析和总结这些研究的特点、进展及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以期能为地区差距问题的研究及中国地区差距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和建议。

仇娟东，曹 钢：经济增长理论与空间经济学双维度下的中国地区差距一、经济增长理论中的地区差距

1.缺乏空间维度的经济增长理论

以经济增长为主题的研究至少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1776），尽管他并没有明确提出经济增长的概念，但所强调的如何能够最适当地取得财富和达到富足的问题，从本质上说就是关于一国经济增长的理论。斯密明确指出“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其对市场范围的强调说明斯密的理论考虑到了空间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随后，大卫·李嘉图通过将环境因素弱化为土地生产力的差异，有效地将空间因素从其分析体系中剔除（Ekelund et al，1999）。后来，马歇尔、萨缪尔森等人的研究主要以资源配置为主题，从而使空间因素进一步游离于主流经济学之外。

首次明确以经济增长为主题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长期经济增长是劳动、投资和技术进步的函数，然而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的基本假设，终将使长期增长因劳动和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而消失，而长期的增长完全被“外生”的技术进步所决定。可以看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并没有资源空间配置的影子，地理因素不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任何影响。随后，以解决技术外生问题而广为流行的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知识在生产者之间的扩散以及从人力资本中得到的收益等，使得资本积累中的收益递减现象得以避免（罗默，2009）。显然，尽管这类模型强调技术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但并没有分析知识和技术溢出的强度，从而也就忽略了空间因素。随后，Helpman（2004）将R&D理论和不完全竞争理论引入经济增长分析框架，并认为有目的的R&D活动往往以某种形式的事后垄断作为奖励，如果经济中不存在思想枯竭的趋势，那么长期的经济增长就不会停滞。可以看出，该分析已将地理因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型，但仅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与地理因素有关，经济增长的内生化仅限于技术因素而没有拓展到地理因素，区位的作用依然游离于模型之外。总之，缺乏空间维度已是经济增长理论的明显特征。

2.经济增长理论中地区差距的研究

尽管经济增长理论缺乏空间维度，但却涉及对区域经济增长不同绩效的分析，这些分析主要集中在经济增长趋同或收敛的研究框架内。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经济的运行存在稳态，而经济增长便是向稳态发展的过程，这也就意味着不同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具有一致性的趋势。然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则认为物质资本的积累、人力资本的质量和技术进步能力的差异等，会导致经济体之间经济增长差异的永久性，从而不会出现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所说的趋同现象，经济增长并不必然意味着趋同（巴罗 等，2010）。由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在经济增长趋同方面不同的预言，引发了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大量针对趋同问题的研究。具体来说，对不同经济体经济增长趋同性进行实证检验的研究始于Abramovitz （1986）和Baumol（1986）的研究。Abramovitz（1986）的研究证实了生产率水平和生产率增长速度之间的反向变动关系，不过该关系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5年左右表现显著，而其它时期却存在明显波动；Baumol（1986）基于1870—1979年麦迪逊（Maddison）数据的研究表明，工业化的市场经济国家存在显著的生产率趋同现象，计划经济国家区域经济趋同表现得较为平均，而不发达国家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趋同趋势。可以看出，这两位学者的研究结论存在明显差异，从而也并没有对经济趋同现象是否存在给出明确结论；同时，其研究方法也存在样本有偏、度量误差等不足。不过，这些研究带动了关于经济增长趋同问题研究的快速发展。随着各国经济增长的不断演进和计量经济方法的不断成熟，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趋同问题的研究也更为活跃，也相继提出了绝对β趋同、条件β趋同、σ趋同、俱乐部趋同等多种“趋同”概念（巴罗 等，2010），对各地区经济增长趋同类型进行实证检验的研究也层出不穷。

3.经济增长理论中的中国地区差距

我国学者从多角度对中国经济增长趋同问题展开了研究。从研究方法来看，学者们分别运用统计指标法、横截面回归法、时间序列分析法、分布动态法和综列数据分析法（邹薇 等，2007），分析了我国各省（市、自治区）经济增长的趋同现象。从所涉及的趋同类型来看，徐现祥等（2004）对我国21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分析表明，我国城市的经济增长表现出绝对β趋同和σ趋同，并且该结果是稳健的；林光平等（2006）的研究则重点关注我国各地区经济增长是否存在σ趋同情况，结果表明近年来我国各省区经济增长表现出了σ趋同；袁立科（2010）等人研究了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中的条件β趋同，即东、中、西三大地区内部的条件β趋同和三大地区之间的俱乐部趋同；彭国华（2008）等人的研究则表明了我国地区收入的俱乐部收敛特征。从经济趋同形成的原因来看，学者们主要从地区发展战略与政策、地区特定因素、全球化和经济自由化、要素市场扭曲等方面进行解释（刘夏明 等，2004）。可见，上述研究并没有对中国经济增长趋同形式得出一致的结论，从而也难以判断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具体发展趋势。

综上所述，在经济增长趋同框架下的研究中，起源于不同理论流派的研究对经济活动的解释不同，学者们相继提出了多种不同类型的趋同形式，对中国的经济增长的趋同性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然而，这些研究较多地关注趋同形式，而对趋同原因、过程、机制的研究略显不足。此外，上述研究对经济体的空间相关性与空间互动的研究还显得较为缺乏，这也使得缺乏空间维度成为经济增长理论框加下地区差距问题研究的明显特征。

二、传统空间经济学中的地区差距

1.缺乏动态性的传统空间经济学

从传统空间经济学来看，德国古典区位论的代表人物Thünen（1826）、Weber（1909）、Christaller（1933）、Losch（1939）分别提出了“农业区位论”“工业区位论”“中心地区理论”“市场区位论”，并在区位选择、集聚的动力机制、经济的空间结构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他们的研究存在缺乏空间结构形成的微观基础和内在机制的模型化问题（藤田昌久 等，2011），也一直被排除在主流经济学之外。古典区位理论之后的相关研究中，Hoover（1948）将集聚经济划分为内部规模经济、局部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并提出了导致经济活动空间差异的自然资源优势、集聚经济和运输成本三个基本因素；Isard（1956）将区位问题表述为一个关于运输成本与生产成本的标准替代问题；Alonso（1964）推导了居民和城市厂商的租地竞价曲线和农业竞租曲线，进而分析了供求平衡中的地价和地块形状；Henderson（1974）将整个经济视作一个城市体系，并论证了城市规模与福利之间的平衡以及其决定的城市理想规模（藤田昌久 等，2004）。

可以看出，在传统空间经济学的动态演进中，研究者们逐步借鉴并使用经典的主流经济学方法分析区位、城市等空间问题，但这些研究均以匀质的空间为基础平台，从而在竞争性均衡中无法出现城市、专业化的区域和贸易，也无法真正解释区位选择问题；再者，在上述有关空间和区位选择的研究中，一般采用静态分析法和比较静态分析法，从而使地理因素在经济增长和地区差距形成中动态演化的特征不足，也使区位的选择和经济空间布局的形成具有瞬间产生的质疑。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则在于缺乏将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纳入经济模型中的理想方法（藤田昌久 等，2011）。需要指出的是，是否同时具备非匀质空间和动态性特征，成为区分传统空间经济学与新空间经济学的重要依据（刘朝明，2002）。

2.传统空间经济学中地区差距的研究

按照分析的基础理论不同，传统空间经济学框架下对地区差距问题的研究可分为CP模型和本地市场效应两类。

（1）CP模型与地区差距

Krugman（1991）所建立的“核心—边缘模型”（Core Periphery Model，简称CP模型）考虑的是一个两种要素（不可流动的农业劳动力和可流动的工业劳动力）、两个部门（完全竞争的农业部门和垄断竞争的工业部门）、两个地区（南部和北部）的2×2×2模型，并假设农产品无运输成本，而制造业产品存在“冰山成本”在传统的贸易理论中并不考虑运输成本， 但现实贸易中的运输成本又是客观存在的，从而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1952）创造了“冰山成本”的概念，并建议人们想象货物在运输途中“融化”掉了一些，最终只有一部分能达到目的地，损失掉的那一部分便是运输成本。 。在经济的演化中，受由市场接近效应、生活成本效应形成的“集聚力”和由市场拥挤效应形成的“分散力”及循环累积因果机制的作用，在运输成本足够低、制造业有差异的产品种类足够多和制造业的份额足够大等条件满足的情况下，制造业“中心”和农业“”的空间格局终将形成。可以看出，CP模型框架下对地区差距的研究主要强调两点：其一，集聚力与分散力的形成及其相互作用；其二，循环累积因果机制的作用。CP模型对“全球范围内城市化快速推进和大都市迅速成长，而乡村地区人口锐减”等经济现象有着强大的解释力，从而在问世伊始就受到了广泛关注。后来，包括Krugman本人在内的诸多学者对CP模型进行了完善和创新，而以CP模型为基础的一系列类似模型也纷纷建立（Baldwin et al，2011）。

（2）本地市场效应与地区差距

在新古典贸易理论难以完全解释复杂贸易实践及新贸易理论缺乏经验证据的困境下，Krugman （1980）指出在规模报酬递增和存在贸易成本的世界中，那些拥有较大国内需求的国家将成为净出口国。也就是说，若某地对某种产品有较大的偏好和需求，那么该产品在该地区生产将进一步导致较大规模市场上某种产品的分布大于其需求，这就是著名的本地市场效应（Home Market Effect）。至于本地市场效应与地区差距的作用机制，库姆斯等（2011）指出，本地市场效应的生产函数假设：生产要素除了同质的劳动力之外，还包括属于全体劳动者所有的资本，从而在资本可以自由流动的情况下，所获得利息仍归劳动者所有，地区差距也存在没有拉大的可能性；从模型结果来看，在短期，某地区需求的增加在导致产量增加的同时也引起平均成本的下降，该规模收益递增也将进一步提高厂商的盈利能力，从而那些选择市场规模较大地区的厂商较选择市场规模较小地区的厂商能获得更大的利润；但从长期来看，核心区对新厂商的吸引在加大核心区与边缘区之间差异的同时，也加剧了内部厂商之间的竞争，这也就阻碍了厂商进一步向核心区集聚的趋势；这两种相反力量的共同作用就是“本地市场效应”的效应，而地区差距是否拉大则取决于上述两效应的合力。

鉴于本地市场效应这一概念在新贸易理论中的关键性，检验其是否存在便是一个重要问题。Davis等 （1996）基于OECD国家相关数据的检验，并未能发现本地市场效应；然而，在考虑到市场准入因素后，再次对日本和OECD国家的需求和产出数据的测算却支持了本地市场效应的存在（Davis et al，2003）。随后，Schumacher（2003）、张帆等（2006）、Crozet 等（2008）分别研究发现OECD国家、中国、世界银行观测的25个国家等均存在本地市场效应。

3.传统空间经济学中的中国地区差距

（1）CP模型与中国地区差距

随着CP模型的完善与发展，以该模型为基础对中国地区差距问题进行分析的文献也不断出现。李杰 （2009）的分析表明：由贸易自由度提高带来的集聚力和知识溢出带来的分散力，对我国产业布局具有显著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该影响导致地区差距形成的机制。许政等（2010）分析了到大城市和大港口的距离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并证明了中国城市经济增长与该距离之间的关系符合CP模型的预测，这也从另一侧面阐述了中国城市间的地区差距问题。此外，安虎森等（2010）运用循环累积因果机制分析了东部地区经济集聚、地区差距拉大等问题，并基于此给出了推动我国地区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可以看出，CP模型框架下中国地区差距的上述研究似乎都建立在这样的逻辑关系上：地区差距的拉大引致减小地区差距的政策需求，而减小地区差距的重要措施则是限制引起地区差距拉大的熟练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向东部地区的进一步集聚，或者推动落后地区熟练劳动力、资本等要素的集聚。事实上，该逻辑是否成立还需通过相应的标准来判断：其一，集聚与地区差距是否存在临界点，即临界点之前进一步集聚将会拉大地区差距，而临界点之后的集聚反而有助于地区差距的缩小，那么在未达到临界点之前政策干预的必要性就值得商榷；其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加剧并不意味着地区经济状况的改善。进一步地，若经济活动的集聚对中心地区居民的福利增加大于对地区居民福利的损失，从而形成经济学中效率与公平的基本矛盾，在该情形下，是否进一步推动集聚还取决于社会的基本价值观（藤田昌久 等，2004）。

（2）本地市场效应与中国地区差距

张帆等（2006）基于对经典模型改造的研究和实证检验表明，中国至少存在七个显著的本地市场效应，而本地市场效应在中国各地生产和贸易类型的选择上起着重要作用，并建议产业布局时应考虑本地市场效应的分布而不是要素禀赋的分布。钱学锋等（2007）通过对本地市场效应相关理论与实证研究的综述，发现该效应对不同规模国家的影响难以界定，而中国中、西部地区的战略发展举措应注重本地市场的发展。梁琦等（2012）提出解释地区差距的新视角，即异质性企业的区位选择，他们也主张落后地区通过技术引进、人力资本积累等措施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并推动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此外，范剑勇等（2010）的研究发现，本地市场效应在促进产业集聚的同时不会扩大地区差距，并说明我国沿海地区的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是可以兼容的，而该结论的进一步的推论则是加强劳动力向沿海地区的集聚，但同时要消除劳动力市场歧视外来农民工的做法。可以看出，上述关于本地市场效应与我国地区差距分析的结论并不一致，从而导致在“是否进一步推动劳动力向东部沿海地区集聚”等政策建议上也出现了不一致。

事实上，上述基于CP模型和本地市场效应的分析，具有前提假定（不完全竞争、规模收益递增等）较为现实等优势，但是缺乏对“块状”特征形成中的动态性的认识，对知识经济时代集聚力与分散力的变化及其作用机制的分析也显得较为缺乏（Fujita，2007），这些问题与缺陷也进一步导致了不同研究在地区差距问题治理上的思路也不同，因此全面、动态地认识及治理地区差距问题就显得十分必要。

三、经济增长理论与空间经济学结合视角下的地区差距

1.经济增长理论与空间维度的融合

Dixit等（1977）开发了垄断竞争模型（简称D-S模型），使得垄断竞争和收益递增能够顺利模型化；Krugman（1991）也基于此建立了前文所提及的著名的“CP模型”；随后，藤田昌久等（2011）借鉴D-S模型并结合冰山成本、动态演化和计算机运用，很方便地解释了经济活动的地理结构和空间分布是怎样在“向心力”和“离心力”这两种作用力下形成的问题，从而开创了被他们命名的“空间经济学”的研究。空间经济学将主流经济学长期忽视的空间因素纳入分析框架，以此来分析“经济活动的空间集中何时得以维持”、“在不存在空间集中的情况下，对称均衡何时会变得不稳定”这两个基本问题，并通过这些问题的分析探讨区域经济活动的空间变动及其规律。当然，这些分析还存在一些不足，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它们依然属于静态分析，而核心与边缘的形成似乎是瞬间发生的（Ikeda et al，2012），从而并不适合分析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与长期经济增长的关系。但值得肯定的是该分析为将空间维度纳入长期经济增长分析作了必不可少的铺垫。

后来，在上述D-S模型和CP框架的基础上，学者们进一步探索了经济增长理论和空间经济学的融合方式，并发展出一系列分析微观异质劳动者、异质企业与总体经济相互影响的经典模型，重新解释了现实中要素流动、经济集聚与经济活动的地理分布的关系。与传统空间经济学相比，这些模型与分析最明显的特征在于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体现了动态性问题，这也为传统空间经济学融入主流经济学提供了有效路径。具体来说，根据他们所关注的要素不同，有关这两者融合的模型大致可划分为以下几类：（1）Baldwin （1999）等重点关注了资本的损耗与创造在经济增长及其空间布局决定方面的作用；（2）Baldwin等（2001）、Mori等（2005）、Fu 等（2012）重点关注劳动力因素在内生经济增长和经济活动区位选择中的作用，其中第一项研究以劳动力不可流动为基本假设，而后几项研究以劳动力的完全流动为基本假设；（3）Martin等 （2001）重点关注R&D对区域经济增长和空间结构的影响；（4）Fujita等（2002）、谭成文（2009）则从劳动力因素和R&D因素结合的视角研究区域经济增长及其空间结构问题。可以看出，这些研究均从最基础的生产要素入手研究经济增长及地区差距的形成机制，从而具有牢固的微观基础，但其也存在缺陷，至少还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对上述研究做出拓展：其一，上述研究对劳动力流动的假定往往处于极端状态（不流动或完全流动），因而可考虑向劳动力流动的中间状态拓展；其二，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溢出、信息外部性等因素在经济增长中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Fujita，2007），可考虑将这些因素纳入分析框架。

2.双维度下的地区差距研究

在经济增长理论与空间经济学结合框架下（简称双维度下），上述理论研究也涉及不同地区在均衡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率不同，从而也间接地引申出了地区差距问题。具体地，根据研究的切入点不同，双维度下有关地区差距问题的研究可分为两方面：一是基于基本生产要素的研究。Faggian等（2009）、Gennaioli等（2011）基于对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的区分，分析了不同类型劳动力对区域生产率的影响，进而分析了其对区域经济增长绩效的影响，分析表明：熟练劳动力对区域经济增长有显著正向影响，而非熟练劳动有非显著影响；而Henderson（2003）、Brülhart 等（2009）基于跨国数据的研究则表明了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线性关系和“倒U”型关系。可以看出，关于以劳动力为例的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及地区差距的作用方向如何，这些实证研究并没有得出一致结论。二是基于产业组织层面的研究。由于结论的不一致性及中间机制的不明确性等原因，一些研究开始直接检验产业层面的集聚对经济增长绩效的影响，如Brülhart等（2009）、Drucker等（2012），但前者的分析表明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符合“倒U”型关系，并指出临界点大约为10 000美元；而后者则认为经济集聚并不是产业结构效率提升和经济增长的中间机制，重点在于培养有利于知识溢出和创新的内外环境。总之，从经济增长理论与空间经济学双维度下地区差距研究来看，这些研究从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如劳动力等）出发，逐步演化到从产业集聚层面直接检验集聚与经济增长、地区差距的关系，但这些研究结论并没有达成一致，原因可能在于：其一，仅限于对劳动力、资本等单一要素的分析，而经济增长则是多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而在建模伊始就可能遗漏了一些重要的因素；其二，各方面的研究要么从要素出发分析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要么直接分析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缺乏一定的系统性。然而经济增长有其内在逻辑，从要素集聚、产业集聚到经济增长和地区差距也有其作用和传导机制，因此，只有在理论上廓清了它们之间的关系，才能进行更为客观、科学的实证检验。

3.双维度下的中国地区差距

总体上来说，在经济增长与空间经济学结合框架下对中国地区差距问题进行实证检验的研究还比较少见，但一些研究关注了不同要素的空间集聚，并分析了这些集聚与经济增长和地区差距的关系，从而我们将其纳入双维度下的中国地区差距研究。张卉等（2007）的研究表明，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有显著影响，但不同集聚结构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影响不同。李胜会（2008）基于以CP模型为基础的LS模型的分析表明，核心—边缘结构下核心区的经济增长率往往高于边缘区的增长率，从而导致了地区差距，并以我国广东省的数据为例作了验证。何雄浪等（2012）则认为是地区间消费者偏好水平的不同决定企业与劳动力的流动方向，而发达地区则意味着消费者的偏好更加多元化。胡晨光等（2012）认为基于社会关系“嵌入性”的人力资本、技术资本以及实物资本等要素禀赋的“异质性”双重分工，在集聚形成及经济增长和地区差距产生中具有重要影响。可以看出，上述研究在对我国地区差距形成的分析中，已经初步建立了“生产要素—经济集聚—经济增长—地区差距”的逻辑思路，而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该逻辑形成的具体机制，并结合相应地区的实际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此外，双维度下的实证检验不足，其原因主要在于：其一，模型中的一些变量难以在现实中找到合适的表征指标；其二，空间经济学基本假设中的规模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具有很强的非线性特征；其三，模型假设相对严格，但放松假设却造成模型难以处理，形成要使用真实世界的数据就必须修正模型但又无法修正的困境（藤田昌久 等，2011）。

综上所述，目前的经济增长理论与空间经济学的融合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这为借鉴、吸收、利用不同领域分析的优势，共同解决现实世界面临的问题提供了很大方便，也为从更合理视角分析地区差距问题拓展了视野。但必须指出的是，这些研究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用其对现实经济问题作实证检验还具有一定的难度，因此如何改进模型进而进行实证检验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四、结论与启示

通过上述对经济增长理论、空间经济学及其结合框架下对地区差距及中国地区差距问题研究的文献回顾，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以下结论与启示：

第一，应该将动态性与空间维度同时纳入地区差距问题的研究框架。经过近年来的发展，经济增长理论对时间问题的处理方法已经较为成熟；而空间经济学则以经济活动空间“块状”分布为研究主题，且具有不完全竞争、规模收益递增等一系列较为现实的前提假定等优势；因此，若二者结合显然可以将时间与空间同时纳入研究视野，而近几年两个框架结合的一些建模也说明了二者融合具有可行性。总之，地区差距问题是在经济动态增长中逐渐形成的、在地理空间上表现出来的经济现象，从而从时间与空间相结合的视角有利于客观分析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内生形成机制，也是全面、客观认识该问题的理想切入点。

第二，进一步重视技术进步、知识溢出等“知识关联”因素的作用。毋庸置疑，劳动力、资本等传统因素对经济增长及地区差距的形成具有显著作用，但技术进步、知识溢出等因素也是对经济增长与地区差距产生作用的更为本质性的因素（Fujita，2007）。基于此，在智力社会（Brain Power Socirty），经济空间分布的变化也必将与经济因素和知识领域的作用双重关联。因此，为全面理解经济增长和地区差距的内生机制，理想的思路便是将劳动力、资本及技术进步、知识关联等因素同时纳入分析框架。不过，这种处理方式无疑会放大模型的复杂程度，进而进一步加大实证检验的难度。目前，具备操作性的思路是在传统因素和知识关联因素中分别选择更为本质性的因素进行分析。

第三，应对地区差距的演变方向做进一步的分析。经济增长理论、空间经济学及其结合框架的理论研究和实证检验，对于是否应进一步促进经济向“核心区”集聚进而推动“核心区”的进一步发展尚未得出相对统一的结论，也就是说，地区差距的发展方向如何还有待进一步分析。事实上，经济增长和经济地区空间布局的冲突所反映的是效率与公平这一经典的经济学矛盾，而该矛盾的解决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协助公共决策的整合框架。此外，空间经济学认为由资源禀赋、地理的天然属性等构成的“第一性”并不能完全解释经济集聚与经济增长现象，一些资源禀赋匮乏国家的快速发展也为我们提供了佐证，那么，目前的落后地区或“边缘”地区如何快速发展便是该框架下值得探讨的另一议题。

第四，进一步探讨经济增长理论与空间经济学结合框架下实证检验的方法。针对经济增长理论与空间经济学结合框架下实证检验不足的缺陷，进一步丰富二者结合视角下实证检验的思路主要有：一是进一步完善二者结合视角下的模型，按照既有利于反映客观经济世界、又易于实证检验的思路建模；二是进一步完善和优化数据仿真技术，尽量使该技术能够反映客观经济世界，从而科学指导决策；三是进一步拓展空间计量经济方法，借鉴数理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理论，建立一整套包括空间数据统计、空间数据分析、空间数据建模等内容在内的空间计量经济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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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关键词：国际贸易 区域经济 机制

一、国际贸易制度因素与区域经济增长

本文从制度变迁、贸易政策、政府的行为等方面来研究制度因素在国际贸易过程屮对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去探讨影响区域经济增长不平衡性的因素。

第一，国际贸易通过制度变迁影响区域经济增长。制度的建立是为了减少交易成本，使得经济增长。制度通过一种制度变迁对国际贸易及经济增长就必然会产生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1）制度变迁可通过契约约定来减少风险；（2）制度通过创新来改变一国国际贸易的路径依赖。

第二，国际贸易的制度因素通过R&D溢出效应影响区域经济增长。不同的制度安排对国际R&D溢出的影响也不同，制度质量越高，从国际贸易中获得的R&D溢出也更多，从而有更快的生产率增长。制度通过影响国际贸易的R&D溢出来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1）加强营商软环境状况来提高技术溢出的制度安排；（2）加强教育体系的建立促进一国的技术溢出；（3）建立知识及产权的保护体系促进一国的技术溢出；（4）制度能加强市场化程度达到完善市场经济制度的目的并以促进技术溢出。

第三，国际贸易通过制度的合约实施影响区域经济增长。对于合约实施制度对国际贸易及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分析介约实施制度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时主要分析制度与贸易的主体，阐述合约实施制度与一国比较优势。许多理论多从技术的差异、要索禀赋、规模经济导致的产品差异等方面来考察国际贸易。

第四，国际贸易政策的制度安排影响区域经济增长。国际贸易政策在国际贸易理论发展过程中也一直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随着贸易的发展，各国对外贸易的干预措施也在不断加强，并影响国家的贸政策。保护贸易政策在许多国家代替了自由贸易政策，各国均为自己的利益设置了关税和非关税障碍。

第五，国际贸易的政府行为影响经济增长。一个国家的政府行为及其作用往往是被限制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的，即使是国际经济行为，也只能理解为从一国利益出发，在一国范围内实施的行为。从政府行为的角度看，作为一种公共权力，一个国家的政府行为具有广泛的影响力，政府行为对国际贸易及增长的影响通常与国际贸易的发展相关。

二、国际贸易的技术溢出因素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机制

第一，国际贸易技术溢出对经济增长的机制分析。国际贸易既是商品在全球配置的重要手段，同时他也以货物为载体使知识和技术在国际上传递。新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歩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这与传统理论中归结于资本和劳动要素的投入增加不同，但是显得更合理。国际贸易作用技术进歩的载体通过技术外溢效应使得贸易国技术创新。进口贸易的技术外溢促进经济增长的促进机制，出口贸易的技术外溢效应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机制。

第二，国际贸易从进出口贸易因素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经济学将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称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大马车，可见出口贸易作为其中之一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

第三，从国际贸易角度看FDI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而作为作随际贸易而来的FDI来说，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国际贸易与FDI均是商品和生产要素在国际间流动的结果，是两种国际分工的具休农现形式。FDI和国际贸易及其结构之间的关系为替代关系、互补关系、跨时期转递关系和不确定关系。

第四，FDI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机制研究。具有（1）FDI的技术溢出效应促进区域经济增长；（2）FDI实现技术外溢的途径。FDI通过技术溢出效应体现在促进引入国的生产效率、管理能力、技术水平等方面，这些对经济增长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FDI实现技术溢出主要通过示范、竞争、关联、人力流动等方而来实现；（3）FDI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以促进经济增长；（4）FDI推动制度改革以拉动经济增长。

三、小结

本文探讨国际贸足进区域经济增长的机制分析，从国际贸易的制度因素、技术进歩、进出口贸易、FDI等方面，从理论上去分析和评判国际贸易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途径、机制，同时研究的重点多放一个国家内区域经济增长不平衡性的研究上。第一，分析了国际贸易中的技术因素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机制，主要从国际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造成区域经济增长不平衡性的机制來分析。第二，分析了进出口贸易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机制。第三，从国际贸易角度分析了FDI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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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义军，《国际贸易》[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版.

[3]郝寿义、安虎森主编.《区域经济学》[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

篇4

摘要：区域经济差异一直是区域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普遍性问题。文章对西方学者研究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区域差异问题所提出的区域均衡发展理论和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作了评述。

关键词：区域经济差异理论研究

一、主要的区域均衡发展理论简介与评述

1．赖宾斯坦的临界最小努力命题论。主张发展中国家应努力使经济达到一定水平，冲破低水平均衡状态，以取得长期的持续增长。不发达经济中，人均收入提高或下降的刺激力量并存，如果经济发展的努力达不到一定水平，提高人均收入的刺激小于临界规模，那就不能克服发展障碍，冲破低水平均衡状态。为使一国经济取得长期持续增长，就必须在一定时期受到大于临界最小规模的增长刺激。

2．纳尔森的低水平陷阱论：以马尔萨斯理论为基础，说明发展中国家存在低水平人均收入反复轮回的现象。不发达经济的痼疾表现为人均实际收入处于仅够糊口或接近于维持生命的低水平均衡状态；很低的居民收入使储蓄和投资受到极大局限；如果以增大国民收入来提高储蓄和投资，又通常导致人口增长，从而又将人均收入推回到低水平均衡状态中，这是不发达经济难以逾越的一个陷阱。在外界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要走出陷阱，就必须使人均收入增长率超过人口增长率。

3．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论。主张发展中国家在投资上以一定的速度和规模持续作用于各产业，从而冲破其发展的瓶颈。此论在发展中国家较有市场，原因在于它的三个“不可分性”的理论基础即社会分摊资本的不可分性、需求的不可分性、储蓄供给的不可分性以及外部经济效果具有更能说服人的证据。

4．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论和平衡增长理论。资本缺乏是阻碍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关键因素，是由投资诱力不足和储蓄能力太弱造成的，而这两个问题的产生又是由于资本供给和需求两方面都存在恶性循环：但贫困恶性循环并非一成不变，平衡增长可以摆脱恶性循环，是扩大市场容量和造成投资诱力的一种必须的方法。

上述理论应用在区域经济中就形成了区域均衡发展理论，它不仅强调部门或产业间的平衡发展、同步发展，而且强调区域间或区域内部的平衡（同步）发展，即空间的均衡化。认为随着生产要素的区际流动，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将趋于收敛（平衡），因此主张在区域内均衡布局生产力，空间上均衡投资，各产业均衡发展，齐头并进，最终实现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

均衡发展理论的缺陷之一在于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对于一般区域特别是不发达区域来说，不可能具备推动所有产业和区域均衡发展的资本和其他资源，在经济发展初期很难做到均衡发展。缺陷之二，忽略了规模效应和技术进步因素，似乎完全竞争市场中的供求关系就能决定劳动和资本的流动，就能决定工资报酬率和资本收益率的高低。但事实上，市场力量的作用通常趋向增加而不是减少区域差异。发达区域由于具有更好的基础设施、服务和更大的市场，必然对资本和劳动具有更强的吸引力，从而产生极化效应，形成规模经济，虽然也有发达区域向周围区域的扩展效应，但在完全市场中，极化效应往往超过扩展效应，使区际差异加大。另外，技术条件不同也会使资本收益率大不相同，此时的资本要素流动会造成不发达区域资本要素更加稀缺，经济发展更加困难。

区域均衡发展理论显然是从理性观念出发，采用静态分析方法，把问题过分简单化了，与发展中国家的客观现实距离太大，无法解释现实的经济增长过程，无法为区域发展问题找到出路。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非均衡发展理论对发展中国家更有合理性和现实指导意义。

二、主要的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简介与评述

按发展阶段的适用性，非均衡发展理论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无时间变量的，主要包括循环累积因果论、不平衡增长论与产业关联论、增长极理论，中心—论、梯度推移理论等；另一类是有时间变量的，主要以倒“U”型理论为代表。

1．冈纳·缨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论。该理论认为，经济发展过程在空间上并不是同时产生和均匀扩散的，而是从一些条件较好的地区开始，一旦这些区域由于初始优势而比其他区域超前发展，则由于既得优势，这些区域就通过累积因果过程，不断积累有利因素继续超前发展，从而进一步强化和加剧区域间的不平衡，导致增长区域和滞后区域之间发生空间相互作用，由此产生两种相反的效应：一是回流效应，表现为各生产要素从不发达区域向发达区域流动，使区域经济差异不断扩大；二是扩散效应，表现为各生产要素从发达区域向不发达区域流动，使区域发展差异得到缩小。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回流效应远大于扩散效应，即发达区域更发达，落后区域更落后。基于此，缪尔达尔提出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主张。在经济发展初期，政府应当优先发展条件较好的地区，以寻求较好的投资效率和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通过扩散效应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也要防止累积循环因果造成贫富差距的无限扩大，政府必须制定一系列特殊政策来刺激落后地区的发展，以缩小经济差异。

2．艾尔伯特·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论。该理论认为经济进步并不同时出现在每一处，经济进步的巨大推动力将使经济增长围绕最初的出发点集中，增长极的出现必然意味着增长在区域间的不平等是经济增长不可避免的伴生物，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他提出了与回流效应和扩散效应相对应的“极化效应”和“涓滴效应”。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极化效应占主导地位，因此区域差异会逐渐扩大；但从长期看，涓滴效应将缩小区域差异。

3．佩鲁的增长极理论。法国经济学家佩鲁首次提出的增长极概念的出发点是抽象的经济空间，是以部门分工所决定的产业联系为主要内容，所关心的是各种经济单元之间的联系。他认为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各部门，而是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部门，然后通过不同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终极影响。显然，他主要强调规模大、创新能力高、增长快速、居支配地位的且能促进其他部门发展的推进型单元即主导产业部门，着重强调产业间的关联推动效应。布代维尔从理论上将增长极概念的经济空间推广到地理空间，认为经济空间不仅包含了经济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也包括了经济现象的区位关系或地域结构关系。因此，增长极概念有两种含义：一是在经济意义上特指推进型主导产业部门；二是地理意义上特指区位条件优越的地区。应指出的是，点—轴开发理论可看作是增长极和生长轴理论的延伸，它不仅强调“点”（城市或优区位地区）的开发，而且强调“轴”（点与点之间的交通干线）的开发，以点带轴，点轴贯通，形成点轴系统。

4．弗里德曼的中心—论。在考虑区际不平衡较长期的演变趋势基础上，将经济系统空间结构划分为中心和两部分，二者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二元空间结构。中心区发展条件较优越，经济效益较高，处于支配地位，而区发展条件较差，经济效益较低，处于被支配地位。因此，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各生产要素从区向中心区的净转移。在经济发展初始阶段，二元结构十分明显，最初表现为一种单核结构，随着经济进入起飞阶段，单核结构逐渐为多核结构替代，当经济进入持续增长阶段，随着政府政策干预，中心和界限会逐渐消失，经济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一体化，各区域优势充分发挥，经济获得全面发展。该理论对制定区域发展政策具有指导意义，但其关于二元区域结构随经济进入持续增长阶段而消失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5．区域经济梯度推移理论。基础是美国的跨国企业问题专家弗农等的工业生产生命循环阶段论。认为工业各部门甚至各种工业产品都处在不同的生命循环阶段上，在发展中必须经历创新、发展、成熟、衰老四个阶段，并且在不同阶段，将由兴旺部门转为停滞部门，最后成为衰退部门。区域经济学者把生命循环论引用到区域经济学中，创造了区域经济梯度转移理论。根据该理论，每个国家或地区都处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梯度上，世界上每出现一种新行业、新产品、新技术都会随时间推税由高梯度区向低梯度区传递，威尔伯等人形象地称之为“工业区位向下渗透”现象。

无时间变量的区域非均衡学派虽然正确指出了不同区域间经济增长率的差异，但不能因此而断定区际差异必然会不可逆转地不断扩大。因为各种非均衡增长模型片面地强调了累积性优势的作用，忽视了空间距离、社会行为和社会经济结构的意义。缪尔达尔和赫希曼的理论动摇了市场机制能自动缩小区域经济差异的传统观念，并引起一场关于经济发展趋同或趋异的大论战。但是在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逊的倒“U”型理论提出之前，论战缺乏实证基础。他的研究使讨论向实证化方向迈出了有力的一步，倒“U”型理论也成为有时间变量的非均衡发展理论的代表。

6．威廉姆逊的倒“U”型理论。威廉姆逊把库兹涅茨的收入分配倒“U”型假说应用到分析区域经济发展方面，提出了区域经济差异的倒“U”型理论。他通过实证分析指出，无论是截面分析还是时间序列分析，结果都表明，发展阶段与区域差异之间存在着倒“U”型关系（如图1所示）。这一理论将时序问题引入了区域空间结构变动分析。由此可见，倒“U”型理论的特征在于均衡与增长之间的替代关系依时间的推移而呈非线性变化。

纵观上述两类非均衡发展理论，其共同的特点是，二元经济条件下的区域经济发展轨迹必然是非均衡的，但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二元经济必然会向更高层次的一元经济即区域经济一体化过渡。其区别主要在于，它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论述均衡与增长的替代关系，因而各有适用范围。在关于增长是否不论所处发展阶段如何都存在对非均衡的依赖性问题上，这两类理论之间是相互冲突的。增长极理论、不平衡增长论和梯度转移理论倾向于认为无论处在经济发展的哪个阶段，进一步的增长总要求打破原有的均衡。而倒“U”型理论则强调经济发展程度较高时期增长对均衡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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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区域经济差异理论研究

一、主要的区域均衡发展理论简介与评述

1．赖宾斯坦的临界最小努力命题论。主张发展中国家应努力使经济达到一定水平，冲破低水平均衡状态，以取得长期的持续增长。不发达经济中，人均收入提高或下降的刺激力量并存，如果经济发展的努力达不到一定水平，提高人均收入的刺激小于临界规模，那就不能克服发展障碍，冲破低水平均衡状态。为使一国经济取得长期持续增长，就必须在一定时期受到大于临界最小规模的增长刺激。

2．纳尔森的低水平陷阱论：以马尔萨斯理论为基础，说明发展中国家存在低水平人均收入反复轮回的现象。不发达经济的痼疾表现为人均实际收入处于仅够糊口或接近于维持生命的低水平均衡状态；很低的居民收入使储蓄和投资受到极大局限；如果以增大国民收入来提高储蓄和投资，又通常导致人口增长，从而又将人均收入推回到低水平均衡状态中，这是不发达经济难以逾越的一个陷阱。在外界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要走出陷阱，就必须使人均收入增长率超过人口增长率。

3．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论。主张发展中国家在投资上以一定的速度和规模持续作用于各产业，从而冲破其发展的瓶颈。此论在发展中国家较有市场，原因在于它的三个“不可分性”的理论基础即社会分摊资本的不可分性、需求的不可分性、储蓄供给的不可分性以及外部经济效果具有更能说服人的证据。

4．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论和平衡增长理论。资本缺乏是阻碍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关键因素，是由投资诱力不足和储蓄能力太弱造成的，而这两个问题的产生又是由于资本供给和需求两方面都存在恶性循环：但贫困恶性循环并非一成不变，平衡增长可以摆脱恶性循环，是扩大市场容量和造成投资诱力的一种必须的方法。

上述理论应用在区域经济中就形成了区域均衡发展理论，它不仅强调部门或产业间的平衡发展、同步发展，而且强调区域间或区域内部的平衡（同步）发展，即空间的均衡化。认为随着生产要素的区际流动，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将趋于收敛（平衡），因此主张在区域内均衡布局生产力，空间上均衡投资，各产业均衡发展，齐头并进，最终实现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

均衡发展理论的缺陷之一在于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对于一般区域特别是不发达区域来说，不可能具备推动所有产业和区域均衡发展的资本和其他资源，在经济发展初期很难做到均衡发展。缺陷之二，忽略了规模效应和技术进步因素，似乎完全竞争市场中的供求关系就能决定劳动和资本的流动，就能决定工资报酬率和资本收益率的高低。但事实上，市场力量的作用通常趋向增加而不是减少区域差异。发达区域由于具有更好的基础设施、服务和更大的市场，必然对资本和劳动具有更强的吸引力，从而产生极化效应，形成规模经济，虽然也有发达区域向周围区域的扩展效应，但在完全市场中，极化效应往往超过扩展效应，使区际差异加大。另外，技术条件不同也会使资本收益率大不相同，此时的资本要素流动会造成不发达区域资本要素更加稀缺，经济发展更加困难。

区域均衡发展理论显然是从理性观念出发，采用静态分析方法，把问题过分简单化了，与发展中国家的客观现实距离太大，无法解释现实的经济增长过程，无法为区域发展问题找到出路。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非均衡发展理论对发展中国家更有合理性和现实指导意义。

二、主要的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简介与评述

按发展阶段的适用性，非均衡发展理论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无时间变量的，主要包括循环累积因果论、不平衡增长论与产业关联论、增长极理论，中心—论、梯度推移理论等；另一类是有时间变量的，主要以倒“U”型理论为代表。

1．冈纳·缨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论。该理论认为，经济发展过程在空间上并不是同时产生和均匀扩散的，而是从一些条件较好的地区开始，一旦这些区域由于初始优势而比其他区域超前发展，则由于既得优势，这些区域就通过累积因果过程，不断积累有利因素继续超前发展，从而进一步强化和加剧区域间的不平衡，导致增长区域和滞后区域之间发生空间相互作用，由此产生两种相反的效应：一是回流效应，表现为各生产要素从不发达区域向发达区域流动，使区域经济差异不断扩大；二是扩散效应，表现为各生产要素从发达区域向不发达区域流动，使区域发展差异得到缩小。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回流效应远大于扩散效应，即发达区域更发达，落后区域更落后。基于此，缪尔达尔提出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主张。在经济发展初期，政府应当优先发展条件较好的地区，以寻求较好的投资效率和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通过扩散效应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也要防止累积循环因果造成贫富差距的无限扩大，政府必须制定一系列特殊政策来刺激落后地区的发展，以缩小经济差异。

2．艾尔伯特·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论。该理论认为经济进步并不同时出现在每一处，经济进步的巨大推动力将使经济增长围绕最初的出发点集中，增长极的出现必然意味着增长在区域间的不平等是经济增长不可避免的伴生物，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他提出了与回流效应和扩散效应相对应的“极化效应”和“涓滴效应”。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极化效应占主导地位，因此区域差异会逐渐扩大；但从长期看，涓滴效应将缩小区域差异。3．佩鲁的增长极理论。法国经济学家佩鲁首次提出的增长极概念的出发点是抽象的经济空间，是以部门分工所决定的产业联系为主要

内容，所关心的是各种经济单元之间的联系。他认为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各部门，而是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部门，然后通过不同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终极影响。显然，他主要强调规模大、创新能力高、增长快速、居支配地位的且能促进其他部门发展的推进型单元即主导产业部门，着重强调产业间的关联推动效应。布代维尔从理论上将增长极概念的经济空间推广到地理空间，认为经济空间不仅包含了经济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也包括了经济现象的区位关系或地域结构关系。因此，增长极概念有两种含义：一是在经济意义上特指推进型主导产业部门；二是地理意义上特指区位条件优越的地区。应指出的是，点—轴开发理论可看作是增长极和生长轴理论的延伸，它不仅强调“点”（城市或优区位地区）的开发，而且强调“轴”（点与点之间的交通干线）的开发，以点带轴，点轴贯通，形成点轴系统。

4．弗里德曼的中心—论。在考虑区际不平衡较长期的演变趋势基础上，将经济系统空间结构划分为中心和两部分，二者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二元空间结构。中心区发展条件较优越，经济效益较高，处于支配地位，而区发展条件较差，经济效益较低，处于被支配地位。因此，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各生产要素从区向中心区的净转移。在经济发展初始阶段，二元结构十分明显，最初表现为一种单核结构，随着经济进入起飞阶段，单核结构逐渐为多核结构替代，当经济进入持续增长阶段，随着政府政策干预，中心和界限会逐渐消失，经济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一体化，各区域优势充分发挥，经济获得全面发展。该理论对制定区域发展政策具有指导意义，但其关于二元区域结构随经济进入持续增长阶段而消失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5．区域经济梯度推移理论。基础是美国的跨国企业问题专家弗农等的工业生产生命循环阶段论。认为工业各部门甚至各种工业产品都处在不同的生命循环阶段上，在发展中必须经历创新、发展、成熟、衰老四个阶段，并且在不同阶段，将由兴旺部门转为停滞部门，最后成为衰退部门。区域经济学者把生命循环论引用到区域经济学中，创造了区域经济梯度转移理论。根据该理论，每个国家或地区都处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梯度上，世界上每出现一种新行业、新产品、新技术都会随时间推税由高梯度区向低梯度区传递，威尔伯等人形象地称之为“工业区位向下渗透”现象。

无时间变量的区域非均衡学派虽然正确指出了不同区域间经济增长率的差异，但不能因此而断定区际差异必然会不可逆转地不断扩大。因为各种非均衡增长模型片面地强调了累积性优势的作用，忽视了空间距离、社会行为和社会经济结构的意义。缪尔达尔和赫希曼的理论动摇了市场机制能自动缩小区域经济差异的传统观念，并引起一场关于经济发展趋同或趋异的大论战。但是在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逊的倒“U”型理论提出之前，论战缺乏实证基础。他的研究使讨论向实证化方向迈出了有力的一步，倒“U”型理论也成为有时间变量的非均衡发展理论的代表。

6．威廉姆逊的倒“U”型理论。威廉姆逊把库兹涅茨的收入分配倒“U”型假说应用到分析区域经济发展方面，提出了区域经济差异的倒“U”型理论。他通过实证分析指出，无论是截面分析还是时间序列分析，结果都表明，发展阶段与区域差异之间存在着倒“U”型关系（如图1所示）。这一理论将时序问题引入了区域空间结构变动分析。由此可见，倒“U”型理论的特征在于均衡与增长之间的替代关系依时间的推移而呈非线性变化。

纵观上述两类非均衡发展理论，其共同的特点是，二元经济条件下的区域经济发展轨迹必然是非均衡的，但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二元经济必然会向更高层次的一元经济即区域经济一体化过渡。其区别主要在于，它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论述均衡与增长的替代关系，因而各有适用范围。在关于增长是否不论所处发展阶段如何都存在对非均衡的依赖性问题上，这两类理论之间是相互冲突的。增长极理论、不平衡增长论和梯度转移理论倾向于认为无论处在经济发展的哪个阶段，进一步的增长总要求打破原有的均衡。而倒“U”型理论则强调经济发展程度较高时期增长对均衡的依赖。

篇6

内容摘要:区域金融作为金融的主要表现形式,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目前,对区域金融问题的研究尚处于起始阶段,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相当滞后。本文尝试从金融体系的功能分析入手,对区域金融支持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深层次分析,研究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内在作用机制,以期拓展区域金融理论,并就区域金融支持区域经济持续增长的有效途径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区域金融 金融支持 区域经济 经济增长

区域金融是指一个国家金融结构运行在空间上的分布状态。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都是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金融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客观现象,也是一种相对普遍的社会经济现象。在现代经济中,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是相互推动的,特别是在日益发展的现代区域经济中,金融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区域经济中的金融机构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也日趋明显。区域金融作为金融的最主要表现形式,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但就目前而言,对区域金融问题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无论在国外还是在国内都相当滞后。本文尝试从金融体系的功能分析入手,进行区域金融分析的深层次研究,以金融发展理论和区域经济理论为依托,研究区域金融发展和区域经济增长的内在作用机制,并提出金融支持区域经济持续发展的对策。

国内外研究现状

金融发展理论是在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由来已久。早在 1911 年,熊彼特(Schumpeter)就指出了一个国家金融部门的发展对该国人均收入水平和增长率的积极效应,认为一个运行良好的金融系统对经济的长期增长有促进作用。这一论断后来也得到了戈德史密斯(Goldsmith)实证研究的支持。1969年,戈德史密斯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了“经济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一种粗略的平行关系”的结论。1973年,麦金农(R•I•Mckinnon)和肖(E•S•Shaw)提出了著名的“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论证了金融抑制对经济增长的阻碍作用和金融深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此后,许多著名学者如Diamond、Levine、Beck等都进行了各种理论和实证研究,从各自角度论证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使这一理论不断得到补充、修正和发展。

国内也有一部分学者就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关系进行研究。如史永东等(2003)关注的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谈儒勇(2001)、万寿桥和李小胜(2004)、胡宗义和宁光荣(2004)关注的是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韩廷春(2001)关注的是金融发展、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但这些研究也未考虑金融开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通过梳理关于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文献可看出:金融发展对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发育良好的金融市场以及畅通无阻的传导机制有利于储蓄的增加以及储蓄向投资的有效转化,进而推动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及长期经济增长。但经济发展水平与增长率对金融体系的影响究竟如何,仍有待深入研究。就我国而言,无论是经济发展情况还是金融发展情况,地区差异都较大,特别是随着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现在对区域金融支持区域经济增长的研究还不多或者说还不够系统。所以,很有必要对区域金融支持区域经济增长问题进行研究。

区域金融支持区域经济增长的机理

第一,便利交易功能与经济增长。降低交易成本的金融安排能够促进专业化、技术革新和经济增长。在现代经济生活中,银行在各国支付清算系统中都发挥着特殊而突出的作用。银行提供的支付和清算服务所具有的流动性与广泛接受性,使纷繁复杂的商业交易与经济体系得以便利和高效地运转。如果将银行在支付清算系统中的突出作用与银行通过借贷活动和存款交易而创造货币的功能结合起来考察,就会进一步发现,银行实际上构成向其它各类金融和非金融类机构提供流动性的主要源泉。由此可见,由银行所支撑的支付清算体系构成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血脉。血脉畅通则经济活动运转顺畅,血脉阻塞则经济活动受到梗阻。没有金融机构为交易所提供的交易便利,现代经济生活是无法想象的。

第二,公司治理功能与经济增长。金融合约、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除在事前能够减少信息获取成本外,还可以减轻事后监督经营者和加强对企业控制的信息获得成本与实施成本。在企业内部,为了实现对企业有效控制,企业的所有者通常作出财务安排,使经营者按照最有利于自已利益的方式经营企业。仿效这种方法,企业之外的权利人如银行、股票和债券的持有人等,同样可以作出金融安排,使企业的所有者和经营者按照符合这些权利人利益的方式经营企业。如果没有对企业作出控制的金融安排,社会公众在利益没有保障的情况下是不敢贸然进行投资的。

第三,储蓄集聚功能与经济增长。调动社会资源并将之积聚在一起,涉及到将资本从不同的所有者手中集聚起来用于投资。动员积蓄往往需要创立小面额的金融工具,以便为不同的家庭和机构持有多元化的组合资产提供便利,也为对需要规模效应的企业进行投资和增强企业的流动性提供机会。如果不能将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积蓄集聚起来,任何一个家庭或机构所面临的窘境是要么将整个企业买下,要么将资源闲置。由于调动资源存在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许多金融安排应运而生,用以减轻此类障碍,并为资源的聚集提供便利。

第四,风险管理功能与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出现与信息获取成本和交易成本具有密切关系。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也许就不需要有金融体系浪费资源寻找项目、监督债务人、设计风险防范安排和提供交易便利等。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成本,才需要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出现,以便减少这些成本所产生的问题。不同类型信息和交易成本及其结合推动不同的金融合约、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的出现。

第五,信息揭示功能与经济增长。由于单个财富所有人对企业及其经营者、市场状况等进行评估通常困难且成本很高,这些人没有足够的时间、技能或渠道去广泛收集和加工企业及其经营者的信息,没有可靠信息当然不愿进行投资,结果巨额的信息成本阻碍了资本流向最有价值的用途上去。因此,信息获取成本为金融中介机构的出现提供了动因。公众借助金融中介可以节约对投资信息获取和加工的成本,可使社会有更多的资源用于生产。证券市场同样能够影响有关企业信息的获得和传播,在证券市场上,证券价格的变动挟带和反映着有关信息,证券市场通过公开价格传播有关信息,市场的参与者可以通过观察证券价格来解读其中的信息。

区域金融支持区域经济增长的相关策略

区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金融事业的发展又建立在经济的不断发展过程中,如何利用地方金融的支持不断求得区域经济的发展,同时借助区域经济的发展实现地方金融实力的不断增强,应当采取以下策略:

进一步完善地方金融服务体系,提高服务水平。保证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企业主体对不同金融服务的需要。为更有力地支持区域经济的发展,人民银行可有选择地适当放开对地方金融业务范围的限制,对符合条件的企业要积极开展银行承兑和票据贴现业务,解决企业临时资金需要。在开展传统业务的同时,要大胆进行业务创新,诸如开展资金、投资咨询、客户理财等新业务,充分利用金融机构的信息优势和便利条件,为企业提供多种信息咨询服务,全面实施金融企业营销战略,变坐商为经商,深入客户、主动上门,推销存款和贷款,建立完善的便民利民服务制度。为使服务水平真正提高,地方金融机构还要舍得在利用新技术上投资,同时对具体操作程序进行精炼,提高办事效率,以求实现金融服务的周到、方便、快捷。

建立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建立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是各地区争夺市场金融资源的关键点之一。金融生态是一种社会状态,是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呈网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社会发展中的其它要素环环相扣、不可分割。首先,要进一步改善金融政策环境和经营环境,正确把握运用金融规律,以政府为主导,大力加强诚信建设,以吸引更多元化的社会资金;其次,进一步规范企业改制行为,提高透明度和协调性,加强金融部门维权,减少风险资产损失;再次,要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最后,还要发展和完善征信公司、资信评级机构等信用体系,降低融资交易成本。

善于运用多种金融渠道融通资金。一是鼓励和支持企业进行市场化融资。积极研究国内外资本投资非上市股份制公司的有效途径,充分发挥股份制聚合资本的作用。二是通过多种形式吸引国外资金。积极创造条件和疏通渠道,扩大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和外国政府贷款,吸引外资银行来我市设立分支机构。三是千方百计启动民间资金。制定科学的产业指导规划,引导民间资本合理流动。通过实行多元化融资战略,全力拓展融资渠道,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资金支持,为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地方政府要采取扶持政策。区域特色经济往往能最大限度的发挥当地资源优势,它的健康发展将有力地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这和政府的工作目标是非常一致的,政府在组织资源配置时要科学合理的利用这一有效渠道,为地方金融作用的发挥创造良好的环境,诸如为金融机构介绍区域发展规划、财政扶持对象、企业破产兼并转制信息的披露、组织资金、帮助消化不良资产等,也就是将政府的目标与地方金融的利益目标有机地结合起来,防止出现政府帮助企业逃废银行债务,对地方金融过多行政干预的现象再度发生。

遵循市场规律和金融规律,不断优化资金增量,盘活资金存量,增强竞争力。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地方金融的不断壮大是相辅相成的,要取得双赢的结果,区域经济的主体就要不断利用本区的资源优势,努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壮大自身实力。市场竞争力的增强,也是取得资金支持的前提条件,地方金融机构更要按照市场和金融运行规律开展各项业务,向优势项目靠拢,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对区域内有市场、有效益、有信誉的企业实现规模扩张的要给予大胆支持;对有效益、不亏损、还款有保证、信誉好的企业,可采取抵押担保方式给予支持;对不良资产的债务人要及时提供信息和相应的金融服务。

结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市场是进行资本融通、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最有效的市场。地方政府是地方利益的主体,其目标是维持地区社会稳定、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改善人民福利,地方政府为保证自己特定目标的实现,可利用信贷市场、资本市场、吸引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等方式来为地区经济的发展筹集资金,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达到发展地方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目的。各种金融政策的运用,必须以市场为导向,尊重其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规律,在切实符合地方实际的前提下,从产业结构、经济结构上进行合理调控,在区域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采取适当的金融政策最大限度地为经济的发展融通资金。因而,正确把握区域经济金融的发展规律,最大限度地发挥金融推动经济发展的正面作用,并保证区域经济金融安全,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目前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极不平衡,金融体系低效率等问题应是中国当前的一个热点和难点,更是我国未来应注意研究的重大课题。

参考文献:

1.杜朝运.区域金融与经济发展协调的模型研究[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3)

2.宋艳伟,李恒炜.中国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J].统计与决策,2007(12)

3.李旭旦.金融聚集与区域经济发展[J].经济学动态,2007(4)

篇7

关键词：区域金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中图分类号： D912.28 文献标识码： A

一、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相对于金融发展理论而言，区域金融所要探讨的核心问题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在一定地域上的表现，或者是针对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二者间相互作用关系的研究。然而区域金融理论本身并不只是将区域与金融两个概念简单的叠加，更进一步，还是将区域与金融结合为一个有机整体来观察，分析其一定区域范围内，金融的产生、发展、运动等规律。结合区域经济本身所具有的特殊的运动规律，在金融发展理论一般性规则的指导下，形成了区域金融的作用机制与运动方式。

从事物发展变化的角度看，联系是普遍存在的。以特定的区域为出发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作用关系的表现形式因为区域的整体经济的发展阶段和发展状态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作用力度。对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的分析，可以从二者直接影响作用经济因素进行分析。

1.1 区域金融支持区域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

首先，区域金融发展会促进区域资本的投入。区域资本的投入量的不断增多可以在短时间内形成资本的规模化集聚，为区域内的企业带来规模报酬，形成区域内的经济增长的集聚效应。其次，区域金融发展可以不断促进区域资本质量的不断提升。区域资本质量的提升表现为先进生产技术的不断出现和生产效率的不断提升，为区域经济增长注入内在的发展动力。区域资本的规模与质量直接影响区域的经济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

一方面，区域金融发展可以增加金融机构货币存量，扩大储蓄规模。金融机构的快速发展带来的是金融机制和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非生产性的货币资金可以更有效地转移到生产性用途中，同时金融发展低了获取信息的成本和交易费用，储蓄率提高，资本积累的速度加快。

另一方面，区域金融发展也会影响资本产出效率。金融发展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一些新兴产业和创新支柱产业可以获取足够的资金进行技术革新以及创新研发，企业通过科技进步，提高自身要素生产率，获得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利润回报。资金流向投资风险低、盈利水平高的产业和地区，提高了投资的效率，促进了资本产出效率的提高，提升了区域资本的规模与质量。

1.2 区域经济增长促进区域金融发展的效应分析

区域金融理论之所以产生和发展，其经济基础是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客观存在。这种差异的出现的根源就在于区域经济的发展差距。

首先，区域经济发展运行的整体状态影响了区域金融运行效率。

在自由货币市场条件下，基本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影响了金融市场上货币供求平衡。主要表现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内，整体经济规模扩大与否，会引起金融市场中资源供给与需求规模的相应变化，并同时影响到金融产业的发展。理论分析认为，经济效率决定金融效率，区域整体经济效率的提高一方面带来国民经济稳定增长；另一方面，也会有利于提升金融市场中交易双方的交易预期，促进投资者和融资者交易的发生，进而提高金融效率。同时，在某个特定的区域内，其经济结构的改变也会影响区域金融效率。经济结构的变化通过引导金融资源需求结构调整，来改进融资结构，影响金融效率。

其次，区域经济的发展差异和创新环境也会影响到区域金融发展。

一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区域经济体之间由于资源禀赋差异和发展模式的不同，资源流动趋向于回报率高的行业和地区。由于区域市场化进程差异的存在，金融资源，这一特殊的货币信用资源，在供求空间上的出现了非均衡分布，过度的区域经济差异，必然降低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另一方面，金融创新环境作为整体经济环境的一部分，也会直接影响区域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在世界经济和经济发达国家范围内开始了大规模的金融制度创新及产品创新，金融资源的规模不断扩大、需求多样化和效率加速提升。区域金融创新环境作为区域创新环境体系中的一部分，必然影响到区域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

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作用关系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中会有不同的表现，中国经历了三十几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水平不断稳步增强，社会经济体制不断完善，要探讨现阶段中国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作用关系，就要结合当前的经济发展数据进行分析，合理的衡量区域金融发展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水平，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二、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是不同地区自然环境、历史文化、基础设施和经济条件等多种因素长期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存在具有一定的历史性、客观性和必然性。但经济的不平衡发展会带来政治、经济、社会等一系列的发展问题，因此，寻找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解决路径就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区域金融的发展作为经济增长的有效动力，可以作为改善经济差异，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

2.1鼓励区域政府间合作对话，建立政府对信贷投入的激励机制，有效调动金融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改善经济协调发展的积极性。

政府部门作为社会经济管理者和引路人，应当充分以“十二五”发展期为机遇，统筹区域发展，建立和健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机制。同时，各级政府应当加强对金融发展的引导和督促工作，制订相应的考核办法，对金融行业的发展要依据存贷比、贷款增量、服务水平等指标进行综合考核。积极构建项目平台，考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的信贷支持贡献度，配以合理的财政资金支持，通过一系列的考核评定办法可以有效地调动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积极性。由政府部门对区域间经济合作进行政策引导，鼓励金融行业进行区域融资合作，形成区域间双赢合作的局面，建设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经济增长模式。

2.2建立健全区域性金融组织体系。通过建立和完善区域金融组织，发挥金融业作为资金融通中介的主体功能，满足区域协调发展的需要。

有目的性的成立区域性银行及金融机构，由中国人民银行、地方政府及商业银行之间进行协商，联合成立一些区域性金融研究部门和区域性开发银行，适时的针对经济水平较低的区域，进行政策性研究，确定产业项目，培育经济增长点，通过独立的银行进行资金支持。例如，针对“江苏沿海发展规划”、“中部振兴发展规划”等发展战略的需要，可以成立专门针对其地区开发的开发银行。有节奏的调整金融机构的区域布局，针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合理规划金融布局，建立健全不同区域的银行机构、保险机构、和证券市场，通过完善地区金融布局，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2.3通过区域金融发展促进区域经济的分工与合作。

区域之间应当加强组织规划和协调，建立促进区域金融合作的长效机制。区域分工是由于不同区域生产要素的禀赋差异和不完全流动而引起的产业活动在空间上的差异。金融业通过信贷活动、资本市场及引进外资等手段，有针对性的促进区域优势产业的发展，促进不同区域形成不同的主导产业部门，进而形成不同的区域分工。合理的区域分工是有效的区域合作的基础，通过区域的分工，进一步加强区域经济的协作，区域经济的协作要以统一的、开放的金融体系作为基本前提。沿海地区与内陆部分省市之间可以大力探索区域经济合作项目，鼓励不同省份之间通过建立金融合作平台，合理配置资金，投放到相应的经济合作项目，实现区域的协调发展。目前，泛长三角地区经济合作已经进入了全面实施阶段，2010 年，安徽省已经制定并实施了以皖江城市带为基础的城市经济发展规划，通过政府和金融政策的支持，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现代装备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构建区域经济合作项目，承接上海和江苏的产业转移，提升经济竞争力。科学的区域性金融投向能够缩小区域间的差距，大量的资金通过资本市场流入目标区域内，资本市场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将使区域性主导产业带动并促进区域经济的协作。落后地区可以在区域性金融政策的直接支持下，配合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和对口支援建设，区域间的差距将会形成缩小的趋向。

参考文献：

[1]蔡鑫.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D].保定：河北大学,2010.5

篇8

关键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理论

区域经济是指一定区域范围内的经济活动。统筹区域经济，促进地区协调发展，缩小区域间的发展差距，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则。改革开放以来，各地区都有很大发展，但地区发展的差距也在不断扩大。统筹区域发展，缩小区域间的发展差距，不但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不仅关系现在化建设的全局，也关系社会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此外，协调发展理论经历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区域均衡增长理论、区域非均衡增长理论两个阶段，我国的区域经济理论也经历了均衡发展、不均衡发展到协调发展的演变历程。据此，研究从理论基础、内涵、测度对国内外相关的区域协调发展理论进行简单梳理。

一、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内涵

学者从不同研究内容和视角，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理解各有侧重。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一是发展过程论。张敦富、覃成林（2001）认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指区域之间在经济交往上日益密切、相互依赖日益加深、发展上关联互动的过程。张可云（2007）认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在区域经济发展非均衡过程中不断追求区域间的相对平衡和动态协调的过程。二是过程状态论。蒋清海（1995）认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指在各区域对内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各区域间所形成的相互依存、相互适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状态和过程，形成决定这种状态和过程的内在稳定的运行机制。三是发展模式论。高志刚（（2002）认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指在国民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主要是从效率与均衡的角度考虑的，既不同于均衡发展，也不同于非均衡发展的一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它具有四个鲜明的特点：首先强调效率与公平兼顾，其次强调适度倾斜和重点发展，第三强调优势互补，第四强调共同发展。

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理论基础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协调发展理论经历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区域均衡增长理论、区域非均衡增长理论，包括增长极理论，不平衡增长理论、中心理论、倒U型假说、区域经济发展梯度转移理论等。

1.区域经济均衡增长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的区域均衡增长理论基于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边际报酬递减的假定，认为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会驱动要素合理流转和配置，实现区域间要素价格的趋同，达到区域平衡发展，区际非均衡状态的发生只会是暂时的，如果长期存在，一定是完全竞争的条件未得到充分满足，从而妨碍了要素的跨区域流动。

2.区域经济非均衡增长理论

佩鲁（1950）提出了“增长极理论”，认为经济增长通常是从一个或数个“增长中心”赫希曼（1958）提出“核心―边缘理论”和“联系效应理论”，认为增长在区际间不平衡是不可避免的，核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的联系既有有利的“涓滴效应”，美国经济学家弗农（1966）提出“工业生产生命周期理论”，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区域经济梯度推移论”。

3.区域经济阶段发展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胡佛和费雪（1949）认为区域经济增长都存在着“标准阶段次序”，即自给自足、乡村工业崛起、农业结构转换、工业化、服务业输出五个阶段。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的“地区发展阶段理论”指出所有国家从不发达到发达都要经历传统社会、为起飞准备条件、起飞、趋于成熟、大规模消费、追求生活质量等阶段，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应该选择不同的主导产业。

三、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研究演变

改革开放前，传统生产力布局理论以及经典作家关于平衡发展的思想支配着我国区域经济理论，因此，使我国区域经济理论主要是区域均衡发展理论。到了20世纪80年代，从提高效率的角度出发，理论上形成了区域重点发展论。这一时期，影响最大的是夏禹龙、冯之浚提出的梯度理论。后来，由于区域差距的不断扩大，为缓解东西差距，学者们又陆续提出T字型发展理论、二型布局理论等所谓的“区域发展中性论”。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理论界对区域发展问题的研究又进入了区域协调发展的新阶段。魏后凯（1995）提出了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指出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是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但国民经济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各地区、各产业的发展需要保持协调；曾坤生（2000）的区域经济动态协调发展观也体现了在发展中求协调，注意适时、适地、适度支持某些地区和产业优先发展，以达到整体经济的快速发展的思想。颜鹏飞、阙伟成（2004）立足增长极理论，论述了区域协调型增长极对于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意义。兰肇华（2005）认为产业集群理论应该是指导我国区域非均衡协调发展的理论选择。

参考文献：

[1]刘楷.中国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及变动效益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1998

[2]张其仔，郭朝先，白玫.协调保增长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关系的产业政策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09

[3]Millan JA，Aldaz N. Efficiency and Technical Change In Intertemporal Intersectoral DEA [J].Journal of Productivity Analysis，2004

篇9

关键词：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区域金融发展区域经济增长

金融是现代经济活动的核心，金融资源的数量及其配置效率是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与发展的重要约束条件。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也是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在空间上的具体化。实践证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愈高，越需要强大的金融做基础，金融的作用就愈强。区域金融活动的主要作用在于分配资金，其运作机制就是金融活动影响储蓄和投资，储蓄和投资影响资金流量结构，再影响生产要素的区域分配结构，最终影响到区域经济增长。如果是区域金融体系较完善，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则对本区域经济增长与发展必然起到促进作用，进而通过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提高资本的使用效率，调整区域产业结构，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达到金融体系和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

因此，区域金融理论不是区域与金融的简单叠加，而是将区域与金融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观察，分析其产生、发展、运动的规律，探讨的核心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在地域上的表现，或者说是对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间互生共长关系的研究。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是相互依存的统一体，两者相互作用，共同发展。

一、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1、区域金融发展有利于促进区域资本的形成。一个区域若没有足够、持续的资本供给，既不能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也不能促使区域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区域资本的形成和积累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资本的积累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由储蓄的规模和资本产出效率决定的。区域金融发展之所以能够增加储蓄规模，原因在于实际利率水平、资本市场的发育程度、金融资产的多样化程度以及金融部门的效率和融资机制会影响到储蓄率和储蓄向投资的转化率。金融系统越发达、金融机制和金融工具提供的选择机会就越多，金融服务越便利周到，人们从事金融活动的欲望就越强，一些非生产性的或暂时闲置不用的资金就可以被吸引到生产性用途上来，储蓄率就会提高，资本积累的速度就会加快。同时金融发展和健全的金融制度降低了信息和交易费用，从而影响到了储蓄水平、投资决策、技术创新以及长期经济增长速度，进而提高了储蓄向投资的转化率。在实际中，金融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融资方式能将区域内、外企业和居民的盈余资金通过储蓄间接转化为投资或直接转化为投资而形成资本，从而对区域经济增长起着第一推动力的作用，这也是金融的基本功能。

2、区域金融发展有利于改善和提高资源配置。金融对经济有显著的结构调整功能，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为产业结构调整创造有利条件。资本市场中，企业资产可通过证券化形式，在不改变所有权的前提下，借助使用权的转让，引导企业资源从一个行业或企业转向利润率更高的行业和企业，改变资源配置结构，从而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调整。二是扩大产业结构调整增量资金来源。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大量的增量资金投入，以股票、债券等金融工具为主的资本市场，作为一种直接融资机制，可以根据资金的趋利性，吸引国内、外的资金更多的投入到优势产业、新兴产业。三是拓宽产业结构存量调整空间。增量投入往往会受到资金来源的约束，而改变现有资源在不同产业间分布，能迅速实现存量结构调整。不同企业间的资产重组是存量调整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操作方式，借助资本市场的虚拟化资产具有较高流动性的特点，可使资金向不同地区，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间的流动与组合，又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资产存量调整所需的资金，可加快存量调整的步伐，拓展调整空间。总之，区域金融对区域经济有显著的结构调整功能，并通过它实现资金配置效益最大化，从而实现资本边际生产力的提高。

3、区域金融发展具有引致其它资源要素流动和聚集的作用。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经济运行中是联系其它部门的纽带，它通过资金这种特殊资源的流动，起着引导和配置其它资源在区域内和区域间的流动，从而获得本地区稀缺的资源。例如，由于物随钱走，伴随着资金在区域内的流动，相应就会带来技术、信息等要素。同样劳动力资源要素的流动也受经济利益的驱动，哪里有资金有项目，劳动力就往那儿流动。

4、区域金融发展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分工与合作。首先，金融促进区域经济的分工。区域分工是由于各地区生产要素的禀赋差异和生产要素的不完全流动而引起的产业活动在区域上的差异。金融通过区域性的信贷、区域性的资本市场及引进外资等手段，合理支持地区性优势产业的发展，并使各地区形成不同的主导产业部门，从而促进了区域分工的形成。其次，金融促进区域经济的合作。合理的区域分工是有效的区域合作的基础，没有区域的分工，就没有区域经济的协作，也就更没有区域间的开放。区域经济的协作要以统一的、开放的金融体系作为基本前提。一个按照经济区设立的中央银行分支行体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政府行为对金融系统的直接干预，这样就提高了区域经济有效协作的可能性。随着区域性、全国性的资本市场的形成，资本市场本身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将促使区域性主导产业带动并促进区域经济的协作。再次，科学的区域性金融投向能够缩小区域间的差距。区域间“梯度”差异的存在是客观的事实，它是产业生命周期在空间上的一定程度的自然表现形式，但“梯度”的差异不能作为区域经济发展顺序的人为的出发点。落后地区可以在区域性金融政策的直接支持下，配合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和对口支援等制度，缩小区域间的差距。

5、区域金融发展能够推动科技进步，提高要素生产率。无论是社会生产力体系中诸要素面貌的重大改变，还是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抑或经济发展速度的提高和产品竞争力的迅速增强，均离不开科技进步的巨大作用。调查表明，科技投入缺乏是科技进步和科技成果转化的主要障碍。金融发展过程客观上推动了经济货币化、金融化进程，从而一方面为金融产业乃至整个社会的技术创新提供更强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帮助科技成果迅速传播、普及，加速向现实生力的转化。

二、区域经济增长对区域金融发展的作用

1、区域的经济运行状况决定区域金融运行及其效率。在现代货币信用经济条件下，基本经济状况决定和支配着金融资源的供求及其平衡。国民经济运行对金融资源分配的决定作用主要表现为经济规模扩大，而经济规模的扩大不但会引起金融资源供给与需求规模的相应增长，而且还会直接影响到金融产业的发展。从理论上讲，经济效率决定金融效率，区域经济效率的提高在保证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会改善金融交易者包括金融资源供给者和金融资源需求者的交易地位，使金融市场的投资者和融资者的满意程度均不同程度地提高，从而提高金融效率。同时，区域金融效率还要受到区域经济结构的影响。经济结构的变化不仅可以引起金融资源需求结构的变化，从而改变融资结构，影响金融效率，而且还可以改善国民收入分配状况，从而引起金融资源供给结构的变化，进而影响金融效率。

2、区域金融创新环境影响到区域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金融创新。金融创新是金融资源分配规模不断扩大、金融需求不断多样化和金融效率不断提高的客观要求，是金融经济迅速发展的内在动力。而金融创新的程度客观上取决于金融创新环境，从而区域金融创新环境作为区域创新环境体系中的一部分，必然影响到区域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

3、市场化进程的区域差异影响到金融资源的跨区流动。比较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制度安排，很明显，只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资源才能随着货币信用体系的发展独立生成为一种特殊的资源，并在经济资源分配中发挥着引导作用。区域市场化进程的差异，直接造成金融资源的供求在空间上的非均衡分布。如果是过度的区域差异，必然大大降低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

参考文献：

1、沈丽：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相关性研究[J]《经济师》2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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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知识产权；区域经济；影响机制

中图分类号：F0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23-0310-03

知识产权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产物，但反过来又会影响经济的发展。随着知识经济的不断推进，知识产权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正逐步加强，也日益成为各级政府促进经济发展，增强区域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世界贸易组织曾将知识产权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并列为三大支柱，充分说明了知识产权在经济发展中的影响和作用。

一、知识产权与区域经济发展

“知识产权”一词最早由法国学者卡普佐夫提出，于1967 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成立后广泛使用。概括而言，知识产权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由智力劳动所创造的成果所依法所享有的专有权利。在对知识产权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中，首先需厘清两个术语：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虽然在某些时候两者可以互换使用，但它们之间有着根本的区别。经济增长通常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总体或人均收入和产品的增长。而经济发展的含义则更为广泛，通常认为，经济发展除了人均收入的提高外，还应有经济质量和结构的根本变化。

通过文献分析，发现在现有研究中关于知识产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较多，从理论和实证、从要素投入和制度安排角度阐述了知识产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探讨知识产权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还比较缺乏，同时，系统地探讨其内在作用和影响机制的还不多见。

二、知识产权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

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并分析、研究，可以发现，知识产权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可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予以阐释。从宏观角度看，知识产权在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推进行业的发展和引导产业结构的升级与优化方面能够发挥独特的作用；在微观领域，知识产权在推动企业创新意识、提高竞争力和经济效益方面也有积极作用。知识产权正是通过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的影响，进而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

（一）知识产权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的宏观层面

1.知识产权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关于知识产权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文献较多，综合来看，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从经济增长的投入要素看，知识产权是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之一。早在19世纪马歇尔就认识到知识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和主要动力。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代表人物索洛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丹尼森用实证方法证明了知识进展和它在生产上的应用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七因素之一。而在新经济增长理论中，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进一步将知识分解为一般知识和专业化知识，并认为特殊的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不仅进入了生产函数，而且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可见，随着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不断推进，已经把知识特别是创新知识（知识产权）视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和核心因素，并成为了与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并列的促进经济增长的要素资源。

二是从经济增长的制度安排看，知识产权是经济增长的制度因素。制度学派认为，作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制度性因素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诺斯曾指出，真正的经济增长的原因是制度和所有权。而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对经济主体行为的规范和引导而产生的。根据产权理论可以得到交易成本最小的制度安排是最有效率的。也就是说，明确而得到切实保护的产权，有利于降低交易费用。而交易费用越低，社会经济运行的效率就越高。知识产权作为产权化的知识，或者说是能够界定清楚产权的知识，它界定和保护了公众的知识创造和创新活动，使发明创造者的智力资源得到更有效的利用，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创新效益。

三是从经济增长的发展阶段看，知识产权是知识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经济发展已经历了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两个阶段。1996年，世界经合组织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报告中对知识经济进行了明确的定义。从某种角度讲，也宣告了21世纪人类的发展将更加倚重自己的知识和智能，知识经济将取代工业经济成为时代的主流。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是一种新型的富有生命力的经济形态。在农业与工业经济时代，经济的增长主要靠实物资源推动。但由于实物资源的稀缺性，社会将会随着实物资源的不断减少，发展也终将会陷入瓶颈。同时，也会出现收益递减现象。而在知识经济阶段，经济的增长主要通过知识来推动，表现为以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来提高收益，实现经济的稳定、可持续发展。可以说，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将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发动机，而知识产权也将被提高到空前的高度而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2.知识产权对行业与产业发展的影响

行业是构成产业的基础，行业的发展是产业发展的前提，也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产业发展的实质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包括产业结构优化和产业的不断升级。合理的产业结构是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核心是社会生产技术更新所引发的产业结构改进。从发达国家实践看，三次产业的依次出现和重点转移，以及产业内部各阶段的依次递进都与社会生产技术的发展息息相关。可见，产业结构调整的中心环节就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与知识产权密切相关。

知识产权对行业与产业发展的推动作用表现在：知识产权制度是推动和保障技术创新的基本法律制度。知识产权的一个重要功能，便是给技术创新主体以利益上的激励。它通过促进技术创新及其成果转化，推动了行业与产业的发展；技术创新也促使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的大量出现，促进传统生产部门和产品的更新换代，不但扩大了市场规模，也能使生产成本降低，带动行业的进步与发展，进而推动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同时，技术创新催生的新部门和新行业，能够使原有部门和行业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通过关联作用推动产业的不断发展。最后，技术创新积累到一定程度，会使整个社会产生技术变革，进而带动产业发展到更高的阶段和层次。

（二）知识产权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的微观层面

企业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微观基础，它不但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知识产权的直接应用者和受益者。经济发展中，一系列知识产权活动，大多是通过企业来组织完成的。因此，知识产权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的微观层面，主要体现在对企业发展的影响上。

1.知识产权对企业创新意识与自主品牌的影响

知识产权制度对于创新活动的激励，在企业上的表现就是促进了企业R&D投入的增加。一项科技成果的取得往往需要经过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的复杂过程，需要大量的投入和艰辛的劳动。知识产权制度通过确认成果属性，保障做出主要物质技术投入的单位或个人充分享有由此所产生的合法权益，保证了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的利益，维护市场的公平、有序，并用法律规范人们的行为，促使人们自觉尊重或被迫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使社会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他人智力劳动成果的良好社会环境。这一环境使企业愿意将更多的财力、物力和智力资源投向研究开发，形成新的技术成果，保证生产产品的核心技术，进而促进企业自主品牌的形成，也有利于形成对企业自主品牌保护的氛围和机制。

2.知识产权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

一个企业知识产权的数量和质量，不仅反映出该企业拥有财富的多少和实力的大小，而且能反映出该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在《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中，知识产权被纳入发展目标，其中就强调要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国际竞争力较强的优势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竞争力始终需围绕消费者需求来构建。在核心竞争力的构成要素中，消费者更加关注的是产品中的技术含量和品牌，即知识产权的数量和质量。可以认为，知识产权是当今企业获得市场竞争力的主要来源。而从制度因素讲，知识产权通过法律对企业创新成果的保护，也是企业谋求市场竞争力的制度保证。

3.知识产权对企业经济效益的影响

实施知识产权一方面刺激了企业的研发投入，促进了产品的专利成果转化及专利技术的商业化，为企业的最大化产出提供了一个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另一方面企业通过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对企业发展中存在的关键技术问题进行攻关，形成根本性突破，保证了产品的核心技术，形成了知识垄断。基于上述原因，知识产权战略能够最大可能地增强企业竞争力，为企业赢得市场创造有利条件，为企业经济效益的增加提供有力保障。实践证明，在研发资金投入多、专利申请量多的企业，其主营业务收入、利润总额和利税总额无论是纵向还是横向对比都有明显的提高。

三、知识产权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中的几个问题

（一）加强知识产权发展的阶段问题

在关于知识产权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研究中，也有学者认为两者之间并不确定具有正相关关系。如Thompson等认为，知识产权保护的增长效应取决于人均GDP水平，其实证分析证明，只有当人均GDP达到一定水平时，知识产权保护对经济增长才会有正的影响。从研究结论看，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往往决定了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的有效性，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与经济增长水平呈现U 型关系。因而，在知识产权战略的规划中，应充分考虑本区域经济发展的所处阶段，做到有的放矢，实施分层次、分阶段的知识产权推进战略。

（二）专利数量和质量的问题

从我国知识产权情况看，虽已取得较大进步，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不小差距。在专利授权上，无论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处在较低水平。今后应加大知识产权工作执法力度，多方位开展宣传活动，在全社会形成自觉保护知识产权的良好氛围。同时，发挥政策激励作用，加大专利申请补助、对能够产生较大经济社会效益的授权专利给予奖励、对申请及授权专利较多的企业在税收上给予一定优惠等措施促进专利数量和质量的提高。

（三）知识产权发展方向定位问题

深入实施知识产权战略，要面向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部署。发挥政策导向作用，引导知识产权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目标相适应，结合区域自身优势，促进知识产权与区域经济战略规划、产业结构调整的衔接，避免无用甚至重复的技术开发，根据区域经济发展实际出台知识产权发展的指导性意见，切实发挥知识产权的作用。

（四）知识产权发展中的企业角色问题

知识产权制度是市场经济的产物。而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也是自主创新的主体。实施知识产权战略需充分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因此，只有建立起有效的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培育企业成为真正的创新主体，技术创新才具有针对性，才能不断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五）知识产权产业化问题

研发投入的增加，企业专利申请量的增加只是为最大化产出提供了一个技术创新激励机制，但产出的最大化并不意味着利润的最大化，专利技术的商业化、产业化才是促进效益增长的关键。所以，促进知识产权产业化既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步骤，也是知识产权战略的重要内容。在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的同时，配套的相关政策和法制环境应当逐渐完善，促进多元的资金体系的形成和有关法律法规的建设，为知识产权的运用和保护提供良好的环境。

结语

本文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梳理了知识产权与区域经济增长、行业与产业发展及企业发展的关系，分析了知识产权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厘清了知识产权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在一定程度完善了知识产权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框架。同时，指出了在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的时应注意的问题，为决策者提供了决策依据和参考，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陈昌柏.知识产权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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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李涛.论知识产权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机理[J].湖南社会科学，2006，（6）：108-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