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周期理论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济增长周期理论，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经济增长;经济回暖;GDP增长;股市反弹

中图分类号:F文献标识码:A

股票的价格是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未来的风险预期以及由此形成的估值水平决定的,股价是针对未来企业表现的情绪反映。1500多只股票的价格综合起来,就形成了投资者对未来宏观经济表现的总体情绪。所以,股市在相当程度上,可以代表宏观经济。即:股市是宏观经济的晴雨表.股价反映的是投资者对经济形势的预期,因而其表现必定领先于经济的实际表现.

在经济衰退至尾声时,绝大多数投资者已远离证券市场,每日成交量很小.此时一部分有眼光且不断搜集和分析有关经济形势并作出合理判断的投资者开始吸纳股票,股价开始慢慢上升。

美国从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进口大幅度减少,虽然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开始起作用,但由于美国资产在这轮风暴的大幅缩水,其购买力很难恢复到之前的水平。而美国失业率不断刷新(10月份为10.2%)更加剧了其消费压力。这对于依靠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中国无疑是一个坏消息。

虽然国内GDP实现了保八的目标,但是这主要得益于政府的投资而非消费,如果经济趋于平稳,国家政策一旦收缩,经济是否继续高速增长便成为未知。同时,因为国内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依靠政府的强力推动,而对于政府出钱.这存在很大风险。钱从政府和中央银行来,投放量超过一定限度,股市跟楼市就会出现泡沫,如果不收紧,泡沫一旦破裂,后果严重。

众所周知,1997年香港的楼房泡沫爆破后,近10年才可恢复。但是此时如果收紧,刚刚有点起色的经济可能会掉头下滑,功亏一篑。

所以虽然各国明白泡沫破裂的危害,但因为经济增长仍未稳固,各地政府短期内仍不大可能会收紧,即使调整,也不会加息,最多回收一点资金。从目前各国的动作来看,除了澳大利亚连续两次加息外,其他各国继续保持低利率政策。

由于受益于投资持续高速增长、消费的实际增幅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出口产品国际市场份额稳中有升、工业生产稳步回升等4方面因素,支撑中国经济明显复苏,预计今年第4季度GDP增速可能达到10%甚至更高水平。全年经济增长将实现略高于8%的预期目标,将维持在8.5%左右。

所以现在的市场,不论是政策面、资金面、投资者信心层面、以及上市公司今年的业绩成长预期,都是向好的方面发展为主,预期向好占据主流。这样的市场背景,即使大盘出现反复,也不会构成太大的下调压力。何况大盘在近期的连续上行过程中,本身就很谨慎,大盘上涨持续时间较长,但上涨幅度有限,一些技术性调整需求,大多已在大盘反复与震荡中同步进行。

表现在盘面,每天盘中股票有涨有跌,热点轮换节奏较快,一些短线涨幅较大的品种,大多会在盘中顺势震荡调整,以消除获利筹码带来的压力.在2010年第二季度之前,政府不会正式实施紧缩政策。

预计受益于出口稳步回升、消费全面复苏以及个人住房投资进一步加大,中国经济将于2010年后期持续保持强劲增长。其中净出口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预期将由2009年的-2.3个百分点增至2010年的0.3个百分点。因为中国股市的表现一般较潜在的经济增长期领先2-3个季度,因此预计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中国指数将于2010年第二季度反弹,也即市场开始消化中国经济2010年将持续强劲复苏这一预期时。

股价变动与经济周期之间呈现出大致相似的波动形状。个人认为,大盘多半会选择继续强势。近期A股呈现一方面是金融地产股的疲软,另一方面则是产品价格持续上涨预期强烈的品种有着较为乐观的表现,尤其是农业股、水泥股、有色金属股等品种。这其实折射出市场对通胀预期渐趋强烈背景下的思路转变,即越来越多的关注起产品价格上涨的主线。

正由于此,业内人士认为A股市场的涨升空间依然乐观,因为金融地产股其实也是典型的通胀预期受益概念股,只不过目前市场的资金面尚未达到支撑金融地产股走主升浪的程度。这也印证不同行业受到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程度不同。在摆脱经济衰退而进入发展阶段初期时,最先复苏的以致股价上扬的有地产业,建筑业,汽车业,化工业等。

而目前我们正处与经济危机下经济复苏增长的初期,所以应多留意此类股票。我们应看到国民经济增长的大趋势,树立投资信心,同时,也应注意经济周期的波动图,弄清国民经济处于经济周期的哪一段,以作正确投资。

人民币方面,人民币将于年内剩余时间维持平稳,在2010年会加速升值,以对抗届时可能发生的通胀。尽管2010年中国经济发展内外环境总体上好于去年,但仍需面对来自7方面的风险和挑战。即:房地产业能否保持稳定发展,消费需求增速下降,投资大幅度增长产生的金融风险,宽松的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压力,美元贬值与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贸易保护主义与贸易摩擦。

参考文献:

[1]陈永新.证券投资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

[2]七板块力挺收复三千大涨有因主力抢筹86股.中国证券网.省略/index/tt/201004/493537.htm?page=5

篇2

经济波动是商业周期理论研究的主题。商业周期(Businesscycle)经典性的定义是由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创始人Burns和Mitchell(1946)作出的:“商业周期是指在主要按商业企业组织活动的国家的总体经济活动中看到的一种波动:一个由许多经济活动几乎同时扩张,随之而来类似的普遍衰退、收缩以及与下一个周期的扩张阶段相连的复苏所组成。这种周期性变化的顺序反复出现,但并不确定发生的时间。”这种表述意味着商业周期波动中存在着经济变量时间序列中数据的协动性(comovement),即各种经济活动一起上升和下降,表现在宏观经济统计数据中的各种产出等经济变量的同步变动。像Mitchell所描述的那样,Keynes(1936)则对商业周期中的另一种现象进行了研究,即商业周期波动的差异性(非对称性)。更近的研究用一些数学工具和时间序列数据对协动性和差异性进行了较为精细的分析。Stock和Watson(1989,1991,1993,1999)的一系列论文中估计了一个线性动态因素模型,发现了不同宏观经济之间的协动关系。他们使用几个宏观经济变量时间序列数据,抽象出一个简单的不能观察到的变量,并把这一变量同美国商业局的合成指数比较,发现了两者之间惊人的相似,尤其是在商业周期的时间轨迹上。JamesHamilton(1989)使用单变量的非线性模型来解释差异性(非对称性),发现美国GNP增长率趋势函数可用一阶Markdv过程在两种不同状态之间的转换来表示,这两种状态反映了商业周期的动态,一种状态是正向的经济增长,另一种状态是负向的经济衰退。Diebold和Rudebusch(1994)研究突出了协动性和差异性(非对称性)是商业周期的重要特征。尽管随后的学者进行了相关问题的更多研究,但是,目前他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二、三产业领域,特别是在第二产业上。其主要原因是第二、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于第一产业,第一产业即农业对整个国民经济波动的影响力相对较小。对于现代工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工业等省份尽管如此,但是对于农业大国,特别是农业大省来说情况并不完全是这样。为此,本文将以湖南为例,从经济周期波动的协动性和差异性特征考察农业大省农业经济波动与国民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研究农业大省国民经济运行中农业经济增长的波动特征及其一般规律,以便为农业大省国民经济的增长更好地发挥农业经济的基础性作用,以及实施农业大省转化为经济强省战略提供参考。

二测定方法及指标

从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值分析,经济波动特征表现为两种状态:短期特征与长期特征。短期特征主要是指每一个经济周期的波动状态;长期特征是指超越短期,两个或两个以上经济周期的波动态势。(一)长期波动测定分析迄今可用于经济波动长期特征的测定方法或模型很多,主要有:萨缪尔森乘数———加速数动态模型、卡尔多非线性动态增长模型、希克斯非线性乘数———加速数动态模型、斯卢茨基和卡莱茨基的随机经济周期模型、混沌理论模型、实际经济周期模型等。这些不同的模型来自于不同的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其测定结果是有差别的,我们在本文中选择了萨缪尔森线性乘数———加速数动态模型。这是一个带有动态时滞结构的模型。其中,投资函数是一个二阶差分方程。乘数基于边际消费倾向,加速数基于特定时期的生产技术水平。这个模型的特点是:当有一个初始的外生扰动时,在不同的参数域下,动态系统可以产生增幅的发散振荡、减幅的衰减振荡和等幅的周期振荡。这就是说,在特定的参数域内,经济体系将呈现持续性的波动趋势。(二)短期波动测定分析从发展和演变的动态过程来看,经济周期一般可划分为古典周期和现代周期两大类。古典周期是指经济的主要指标表现为绝对下降,即负增长趋势。现代周期主要表现为增长周期,是指经济的主要指标表现为绝对上升,即正增长趋势。对于增长周期可以按两种方法进行考察,其一是阶梯周期分析方法,其二是离差周期分析方法。阶梯周期是指经济增长速度的周期波动,是最基本意义上的增长周期。在处理方法上,它是把各经济活动水平指标的各期数值同前一期或前若干期的指标数值进行对比所得到的速度指标在时间上的波动来描述增长周期波动。离差周期是指各经济活动水平指标的数值对其特征值的相对偏离程度在时间上的周期波动。在指标的处理方法上,它要求首先消除序列的季节波动,然后求出序列在各期的特征值,最后求出其相对数,并对所得相对数进行平滑处理。两种方法的研究,其结果是有差别的。本文采用阶梯周期分析方法,引进以下参数:波动幅度、波动系数、波动高度、波动深度、平均位势、扩张长度、收缩长度。其中波动幅度即振幅,是指每个周期内经济增长率上下波动的离差,它是反映经济增长稳定性的一个重要指数,振幅越大,说明经济增长越不稳定,其分析方法是计算每个周期内经济增长率波峰与波谷的落差即振幅等于波峰的经济增长率减去波谷的经济增长率。波动系数是指国民经济实际增长率围绕长期趋势上下波动的量值,它是衡量周期波动幅度对历史增长趋势偏离程度的标准化指标,波动系数的绝对值越大,说明实际经济增长率偏离长期趋势的程度越大,经济增长越不稳定,反之,经济增长相对稳定。其计算分式为:,其中,式中!为波动系数,y为实际经济增长率,y为y的算术平均值,"为标准差,n为实际值的样本数。波动高度即峰位,是指每个周期内波峰的经济增长率,它表明每个周期经济扩张的强度。波动深度即波谷,是指每个周期内波谷的经济增长率,它表明每个周期经济收缩的力度。平均位势即波位,是指每个周期内各年度平均的经济增长率,表明每个周期经济增长的总体水平,其计算公式为平均位势,其中xn为报告期实际增长率,x0为基期实际增长率,n为报告期距基期的年数。扩张(或收缩)年度是指每个周期内扩张(收缩)期的时间长度,它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本研究使用农业总产值增长率和GDP增长率等统计指标。

三湖南农业经济波动测定分析

(一)湖南农业经济长期波动测定分析

所谓长期本文指的是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即1955年至1976年为第一个长期,从1977年至2003年为第二个长期。根据萨缪尔森的经济波动理论,引进萨缪尔森乘数———加速数动态模型。1)为产品市场的均衡公式,即收入恒等式,为了方便,也不失一般性,假定政府购买为外生变量。(2)为简单的消费函数,它表明,本期消费是上一期收入的线性函数,其中b表示边际消费倾向。对于第一个长期,根据湖南统计年鉴,1955年全省农村总消费为21.74亿元,全省农业总产出为25.83亿元,而76年全省农村总消费为46.54亿元,全省农业总产出为76.44亿元,因此,b=Vc/Vy=(46.54-21.74)/(76.44-25.83)=0.49,说明湖南在第一长期内的农村消费比重偏小,亦即国民收入中消费小于积累。而对湖南第二个长期,根据湖南统计年鉴1977年全省农村总消费为52.11亿元,全省农业总产出为77.59亿元,而2003年全省农村总消费为1067.23亿元,全省农业总产出为1425.44亿元,因此,b=Vc/Vy=(1067.23-52.11)/1425.44-77.59)=0.75,说明湖南在第二个长期的农村消费比重偏大,亦即国民收入中消费大于积累。(3)按加速原理依赖于本期和前期消费的改变量,其中V为加速数。在第一个长期,根据湖南统计年鉴1955年全省农村总投资为0.75亿元,而1976年全省农村总投资为6.53亿元,因而,v=VI/VY=(6.53-0.75)/76.44-25.83)=0.11。而第二个长期,根据湖南统计年鉴,1977年全省农村总投资为7.59亿元,2003年全省农村总投资为355.06亿元,因而,v=VI/VY=(355.06-7.59)/1425.44-77.59)=0.26。虽然改革开放后农业经济增长中的加速数要大于改革开放前农业经济增长中的加速数,但是,这两个系数均小于1,说明湖南农业收入的增长用于农村净投资的比例偏小,更多的农业收入被用于其它产业,说明农业大省的农业起着支撑其它产业发展的作用。(7)与(11)分别代表着湖南农业在第一个长期与第二个长期经济增长的总体特征。说明湖南农业经济在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内呈现出单调递增并趋向于每一个时期的均衡值,表明湖南农业在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主要由于其农业生产制度的重大变革使得其经济的“增长力”迅速增强,初始呈现出爆发性增长状态,但随后随着该制度的逐步完善,其经济的增长率又逐步趋弱,因而其“稳定性”逐步增强。说明制度创新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二)湖南农业经济短期波动测定分析

首先根据经济增长速度的高低,持续时间的长短,扩张和收缩的转变点等特征,我们对湖南自1955年至2003年①农业即农业总产值增长率进行描述,从而得到湖南农业经济增长变化的路径,即农业经济波动的基本轨迹。我们按照一个标准的经济周期包括两个时期(收缩与扩张时期),四个阶段(衰退、萧条、复苏和繁荣四个阶段)和两个转折点(经济由繁荣阶段转入衰退阶段的关键点和经济走出萧条阶段开始复苏的关键点)的基本原则,将湖南农业1955年至2003年的49年间经济波动大致划分成9轮周期,如表1。以下根据表1采用阶梯周期分析方法,引进相关参数定量分析湖南农业经济增长过程中9轮周期的增长率波动状态。湖南农业经济周期性波动存在以下特征:第一,湖南农业9轮周期平均波动幅度为21.91个百分点,波动系数为1.05,总体呈现为强幅型,它表明每个周期内经济增长高低起伏剧烈,其经济增长处于极不稳定状态,说明农业大省农业经济运行随机因素的影响很大。第二,湖南农业9轮周期波动高度平均值为22.09,总体呈现为高峰型,说明每个周期经济扩张能力强盛,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前4轮周期更为显著。第三,从波动深度来看,湖南农业所经历的9轮周期,其中前3轮均为古典型,表明其经济活动的绝对水平有规律地出现上升和下降的交替和循环,从第4轮开始,除了第8轮外开始转向增长型周期,表明其经济活动的相对水平有规律地出现上升与下降的交替和循环。其中第8轮周期表现为古典型的主要原因由于自然环境的影响,1998年、1999年湖南连续发生特大洪灾。第四,波动的平均位势由中位型转向高位型,改革前的4轮周期(1955—1976年)农业增长率年递增平均值为6.28%,改革后的5轮周期(1977—2003年)农业增长率年递增平均值为11.24%,比改革前上升了4.96个百分点。这表明,湖南农业在克服“大起大落”中总体增长水平有了显著提高。第五,波动的扩张长度平均值为2.22年,而收缩年度的平均值为3.33年,扩张长度与收缩长度之比为0.67总体呈现短扩张型,表明农业经济扩张的持续性较弱,稳定性较差。

四湖南国民经济波动测定分析

(一)湖南国民经济长期波动测定分析

首先对湖南城乡社会边际消费倾向和加速数作实证分析,根据湖南统计年鉴,1955年全省总消费为26.74亿元,总投资为3.37亿元,总产出为49.24亿元,而1976年全省总消费为67.65亿元,总投资为16.84亿元,总产出为233.23亿元,因此,这一时期的边际消费倾向b=Vc/Vy=(67.65-26.74)/(233.23-49.24)=0.22,而其加速数v=VI/VY=(16.84-3.37)/(233.23-49.24)=0.22。由于1977年全省总消费为77.66亿元,总投资为15.46亿元,总产出为256.75亿元,而2003年全省总消费为2886.03亿元,总投资为1557.00亿元,总产出为11604.82亿元,因此,这一时期的边际消费倾向b=Vc/Vy=(2886.03-77.66)/(116.4.82-256.72)=0.25,而其加速数v=VI/VY=(1557.00-15.46)/(11604.82-256.72)=0.14根据萨缪尔森的经济波动理论和上述同样的分析方法得到的结论是:湖南国民经济的增长在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内总体均呈现出衰减振动并趋向于每一个时期的均衡值的特征,表明湖南的国民经济在不稳定性增长中逐步走向稳定。

(二)湖南国民经济短期波动测定分析

首先,采取上述相关问题同样的研究理论和方法,我们分别得到湖南1955年至2003年国民经济增长变化的路径即国民经济波动的基本轨迹,如图2,和湖南国民经济从1955年至2003年波动的9轮周期,如表3。以下根据阶梯周期分析方法进行分析,其结果由表4给出。对表4作进一步分析,湖南国民经济周期性波动平均波动幅度为20.02个百分点,波动系数平均为0.84个百分点,总体呈现为强幅型;波动高度平均值为22.65个百分点,总体呈现为高峰型;从波动深度来看,其9轮周期中改革开放前基本属于古典型,改革开放后的5轮周期均属于增长型;波动的平均位势均处于高位型;波动的扩张长度与收缩长度之比为0.89,总体呈现短扩张型。

五湖南农业经济波动与国民经济波动的关系

(一)湖南农业经济波动与国民经济波动的协动性

第一,从长期来看,湖南农业经济波动与国民经济波动具有相同的发展趋势,即均从制度变革的始初的爆发性增长逐步趋向稳定性增长,呈现出增长力趋弱,稳定性增强的状态。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影响经济增长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即边际消费倾向和加速数,特别是加速数偏小的制约,使得农业经济与国民经济的增长的潜力不足。说明农业大省经济增长严重受到投资不足的影响。此外,这两者的相关度我们还可以根据表1和表3的数据建立国民经济增长率(Y)与农业经济增长率(X)之间的线性关系Y=a+bX模型进行分析,建国以来,湖南农业经济波动与国民经济波动的同步相关性十分显著,通过计算并检验。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55,说明农业大省农业经济波动对国民经济波动的同步影响十分明显。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农业大省长期以来农业经济在国民经济的组成成分中所占的比重较大,而且即使第二、三产业的增长降低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成分,但是,由于其中的第二、三产业的增长对农业的依存度较高,农业经济的波动一方面直接冲击着增长中的国民经济,同时通过农业经济对第二、三产业经济的直接冲击而又一次间接冲击着增长中的国民经济。第二,从短期来看,两者的周期性波动非常明显,两者的波动周期基本同步,尤其改革开放以来,即1977年以来其波动周期完全一致。两者的波动高度非常接近,两者都是由古典型周期转向增长型周期的发展过程。两者的波动幅度都存在改革开放后比改革开放前有所减缓的趋势,而且这种趋势在随后表现得越来越明显。说明各种因素对农业经济波动和国民经济波动的影响程度有所降低,农业大省的经济运行逐步走向平稳状态。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市场机制的逐步完善和政府政策及其调控的有效性不断增强,以及依靠科技力量而克服自然因素的负面冲击的能力不断提升,使得各种影响农业经济波动和第二、三产业经济波动的因素逐步走向趋同,从而引致农业经济和国民经济从初始的不稳定状态逐步趋向稳定状态。

(二)湖南农业经济波动与国民经济波动的差异性

第一,从长期来看,虽然湖南农业经济波动与国民经济波动具有相同的发展趋势,但从其波动过程来看,存在着不同的特征。农业经济总体上表现出长期较稳定增长的状态,而国民经济总体上表现出长期较不稳定增长的状态。这种特征主要是受到了国民经济的其它构成成分,即第二、三产业经济不断增长的冲击。第二,从短期来看,农业经济的绝对波动幅度和相对波动幅度(即波动系数)均比整个国民经济的对应值高,说明农业大省农业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明显低于国民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一方面表明农业大省的农业经济增长率除了同样受到制度或政策以及科技进步的影响外,同时更重要的是受到来自气候条件等自然因素的冲击,导致农业经济的波动性高于国民经济的波动性。另一方面表明农业大省国民经济的其它构成成份,主要是指第二,三产业的增长起到了平缓或者说烫平国民经济周期性波动幅度的积极作用。此外,农业经济的平均位势为9.35个百分点,较整个国民经济的平均位势11.65个百分点低2.3个百分点,说明农业大省农业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有逐步下降的趋势,国民经济在克服主要由于农业经济引致的“大起大落”中总体增长水平有明显提高的趋势。

六结论

湖南作为农业大省,对农业问题十分重视,始终强调必须稳定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然而,建国以来,农业基础地位的脆弱性却没有得到彻底改观,很长一段时间内,农业经济的波动对国民经济的整体波动起到了引致和助推作用。虽然随着农业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下降,这种引致和助推作用有所减弱,但对于一个农业大省来说,这种影响依然存在,并将持续较长的时间。因此,我们认为:

1.建立系统的国民经济运行监测预警体系,加强对国民经济波动状态的预测,及时了解和准确掌握影响国民经济波动的各种内外因素,特别是各时期经济运行中的消费、投资、价格、货币及其外贸等影响经济波动的内生因素的变化规律及其内在联系。加强农业大省经济增长中的长期波动趋势与短期波动趋势的分析和研究,利用经济波动不同阶段的特点,顺应经济波动规律制定相应的对策,积极有效地实施对经济波动趋势的调控,防止由于各种因素的随机变化而产生的对农业大省整个国民经济的冲击。

2.继续重视和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农业稳定是农业大省整个国民经济稳定的基础,农业的增长制约着第二、第三产业的增长。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第一产业比重的下降是必然的,但这种趋势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必须以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为前提。因此,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防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的现代化水平;充分有效的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调整产业结构,提高农业生产效益;以确保农业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篇3

[关键词]进出口贸易;HP滤波;GDP增长

经济理论认为,进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关系通过支出法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公式中体现为 :GDP=C+I+G+(E-M)。公式直观上给人们形成一种印象,出口增加有利于提高GDP,而进口的 增加会造成GDP的减少。但是,改革开放后,在我国的进口品中,有很多是高新技 术品和先进生产要素的进口,它们对中国GDP的增长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林毅夫、李永 军[1](2001)认为,为了正确地测算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必须深入 了解出口 和进口的性质及它们与消费和投资的关系;通过国内生产总值恒等式来简单的计算净出口对 国民收入影响的方法不是分析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适当方法,低估了外贸对经济关系的贡 献度。进口和出口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不同,进口额中不仅仅是单纯减少GDP,也有增加 GDP的因素。

一、中国学者对两者关系的既有分析成果及方法

对中国出口额与经济增长的问题比较有影响的研究有:杨全发[2]等(1998) 利用Feder的模型和1978―1995年的有关数据分析了我国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许和连、 赖明勇[3](2001)认为,总体出口额与GDP、工业制成品与GDP不协整,总体出口 和初级产品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单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范柏乃[4]等(20 05)通过对中国1952-2003年的数据采用Granger因果关系模型和广义差分回归的方法研究了 中国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认为出口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高峰[5] 等(2005)运用单位根和协整检验方法 对中国1952-2002年的进、出口额及GDP年度数据进行了研究,认为进、出口额序列和GDP序 列有协整关系,并建立了误差修正模型,表明了中国进、出口额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和短 期关系。

在进口与经济增长的研究方面,佟家栋[6](1995)利用1953-1990年中国进口额 和国 民收入数据,采用简单线性回归方法对进口和国民收入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了检验,发现 进 口增长对我国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夏先良(2002)[7]认为,进口参 数对经济 增长率的变化具有显著影响,出口参数则没有进口增长率对经济增长贡献那样显著。当考虑 时滞效应以后,回归结果显示,进口增长率、出口增长率都对经济增长具有正相关贡献,出 口部分增长也会拉动经济增长。但进口增长率仍然比出口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加显著 ,在同样增长率下,进口大约比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一倍。魏浩,张二震[8] (2004)认 为,因为进口中往往包含大量的先进设备和先进技术,它虽然不会直接对GDP总额产生正向 促进作用,但是大量先进设备和技术的进口会促进科技进步和生产率的提高,会促进经济集 约化增长程度的提高,从而促进GDP增长率的提高。周春应[9](2007)认为,我国进 口贸易对 产业结构升级的贡献最小,对市场化程度、国内投资以及人力资本积累有一定的作用;进口 贸易主要通过带动出口贸易和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

在应用进出口净额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方面,贾金思[10](1998)在他的文章 中讨论了为 什么应该用净出口额指标,而不是用出口依存度或者出口指标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李 军[11](2008)认为;“从GDP的概念看,本国的出口品应包括在本国GDP的核 算范围 内,而进口品则不属于本国GDP的内容。这也是为什么对GDP的计算需要减去进口的原因。 因此,试图通过国民收入账户恒等式的进口项来测算进口对GDP的贡献,在理论上也是行不 通的”。

二、经济分析中的HP滤波方法

1980年,美国学者Hodrick and Prescott在研究美国的商业周期时,使用了滤波方法。后 来,随着实际商业周期(RBC)理论的广泛应用,很多人使用HP滤波对周期进行研究。这种 非结构方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优势,即对于周期的计量和解释是分离的。HP滤波同时是一 个线性滤波,它把时间序列Yt分解为一个周期要素Yct和一个增长要素Ygt。 Yt=Yct+Ygt(1)

HP滤波通过对于增长性要素二阶差分变化的补偿,使周期因素的方差最小化,即,这种方 法是使以下等式最小化:

{Ygt}T+1t=0=min∑Ti=1{(Yt-Ygt)2+λ[(Yg t+1+Ygt)-(Ygt-Ygt-1]2}(2)

当λ通过补偿增长要素Ygt而使序列平滑。这里L为滞后因子,周期性要素Yct=HP (L)Yt。HP滤波能够很好的过滤出时间序列的商业周期频率。但是,对于HP滤波的争论 也由来日久,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λ的取值问题。对于这种方法的批评者认为,在使 误差平方和(MSE)最小问题上,这种过滤器只有在特别的条件下才是最优的。这里我们采 用现在流行的观点:对于年度数据我们取值为λ=100。

三、基于HP滤波的中国进出口贸易与GDP增长

(一)数据

本文数据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提供的统计数据,主要有1978年至2007年经过生产总值指 数调整的实际GDP,经过价格调整的实际进出口额、实际出口额、实际进口额和实际进出 口差额的年度数据(我们使用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进行调整)。为了帮助消除异方差,我们 对实际数据时间序列取其对数。

(二)单位根检验

因为HP滤波不稳定的时间序列随着单整阶数的升高,会带来人为的经济周期,所以,我 们首先决定变量的单整阶数。我们使用传统的ADF检验方法。在这里,我们对数据取对数后 的序列为实际GDP(lnGDP)、实际进出口总额(lnexim)、进口额(lnim)、实际出口额(lne x)、实际进出口差额(lndiff)。原序列经ADF检验证明是非平稳的I(1)序列,一阶差分后 的ADF统计量检验值见表1。

(三)GDP增长与进出口总额的关系

第一步我们利用传统的方法把数据标准化,以建立可以直观比较的滤波图。标准化后的实 际GDP序列、进口、出口、进出口总额、进出口差额序列其各自的HP(L)滤波图如图2所示 ①。从图1中HP滤波的趋势比较可以看出,以GDP增长为 代表的经济总量序列,不论从周期趋势上还是从波动上与进出口总额的一致性要大于进出口 差额。进出口总额在趋势上自1992年至1996年的经济增长与进出口产生了分离现象,其他 时 间上是一致的。我们对增长趋势进行了分析认为,按照各序列与GDP的一致性程度从高到低 的顺序分别为:进出口总额、进口额、出口额、进出口其次是出口额,而进出口净差额(E- M)与GDP相关程度最低,从图1中可以看出进出口差额与GDP上是不一致的。

从图2 HP滤波周期波动图中看到,总体上进出口总额(E+M)、进口额、出口额与GDP序列 周期波动是一致的。周期波动图中也可以看出,进出口总额、进口额与GDP序列最为一致。 从图中可以看到,自1987年后进出口总额、进口额的波动领先于GDP的波动,GDP的波动相对 滞后。1989-1992年期间GDP增长的波动与同期进出口总额(E+M)的波动趋势有背离现象, 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在这个期间,中国经济增长在1989年开始,国内国家政策调控较强;同时 , 当时由于外部环境较差,外国投资减少,经济增长下滑,通货膨胀率较高,工资的增加幅度 相对较大;而同时,汇率相对稳定造成外国商品相对便宜,造成同期我国进口增长与GDP经 济增长背离的现象。在HP滤波图形分析中,我们看到与经济增长无论在趋势上还是在波动 因素上协同性最差的是进出口差额,进出口差额(E-M)的波动与GDP波动一致性不明显,其 与GDP增长的相关系数也最低,即0.827294。从相关系数矩阵(见表2)中我们可以看出, 进出口总额、进口额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系数最高可以达到0.99755。通过对进口、出口、进 出口差额及进出口总额序列与GDP序列的HP滤波分析,参照相关系数矩阵,我们可以得出以 下结论:即进出口总额(E+M)序列、进口序列与GDP序列协同性最好、一致性最强, 而进出口差额(E-M)与GDP序列一致性最差。在双变量模型分析中,要研究进出口贸易与经 济增长的关系,应该利用进、出口序列、进出口差额或进出口总额序列中与GDP的协同性最 好、有明显的经济理论意义的序列。同时,这个变量序列一定是和GDP序列相关度最大。这 种一致性表现为序列在长期趋势和周期波动方面的一致。

四、协整检验和结论

(一)协整检验

根据表1可以看出,GDP和进出口总额时间序列在取对数后即lnGDP、lnexim序列在一阶差分 后5%的ADF检验临界值显著,判定二者是一阶单整的即是I(1)的,二者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的 可能性;建立二者的协整关系式,我们利用E-G两步法来检验二者的协整关系:

lnGDPt=α0+βlnimpt+εt

Ls:LNGDP=5.60146+0.436122*LNEXIM(1)

(105.45)

(75.54)

R2=0.995

DW=1.12

Lm(1)= 0.02

Lm(2)=0.0057

可以看到,各个系数的T值均在5%的检验水平下显著,R2值达到比较理想的水平。由此初 步 认定lnGDP与lnexim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对于其残差的稳定性进行检验,由于在回归式中我 们考虑了截矩项,得Δe=-0.85et-1,ADF值为-4.26

(二)Granger因果检验

在研究进出口与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是经济增长推动了进出口还是进出口 推动了经济增长?或是二者互为因果?我们利用1978―2007年30年的数据来进行Granger因 果检验。从表3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检验水平下,进出口总额、出口额和GDP 呈 双向因果关系;进出口差额、进口额不是GDP的Granger原因,但是,GDP是进出口差额、进 口总额的Granger原因。

表3Granger 因果检验报告 滞后期零假设F统计量 P值结 论 2LNDIFF 不是 LNGDP的Granger原因0.2360.792接受原假设 2LNGDP不是LNDIFF 的Granger 原因3.7110.041拒绝原假设 2LNEX 不是 LNGDP的Granger原因4.9700.016拒绝原假设 2LNGDP不是LNEX 的Granger 原因4.5340.022拒绝原假设 2LNEXIM不是 LNGDP的Granger原因3.8800.035拒绝原假设 2LNGDP不是LNEXIM 的Granger 原因3.9300.034拒绝原假设 2LNIM不是 LNGDP的Granger原因1.5600.231接受原假设 2LNGDP不是LNIM 的Granger 原因6.1630.007拒绝原假设(三)结论

通过对1978―2007年的数据进行HP滤波分析、同时参考相关系数矩阵及Granger因果检验, 可以看 到进出口总额(E+M)与GDP的一致性、相关度最高,其次是进口额、出口额;一致性、相关 度最低的是进出口差额(E-M)。但是,只有出口总额、进出口总额与GDP呈双向Granger因 果关系,而进口额和进出口净差额与GDP是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即GDP的增长是进口额及 进出口差额的原因而进出口净差额、进口额不是GDP增长的Granger原因。长期以来,人们受 国内总产值(GDP)计算中支出法公式GDP=C+I+G+(E -M)的影响,在研究进出口贸易 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时,误以为进出口差额(E-M)是最好的选择;简单的认为出口额对 经济增长是正向作用,而进口是负向作用是错误的。这种认识忽略了进口对国内生产总值(G DP)的拉动作用,上面的实证分析佐证了我们的这种观点。在实际考察进出口贸易与GDP增长 关系时,应用进出口总额(E+M)序列考察其对GDP增长的拉动作用,比应用进口额、出口额 、进出口差额序列更能真实全面地反映进出口贸易对GDP增长的拉动作用。这种研究从经济 学理论上有着深远的意义,即进口额不能再简单列为是GDP增长的减少项。以上的实证分析 证实了一些学者的推测,但是,有更多的、从经济理论上的解释需要我们去研究和思考。

注 释:

①为了篇幅关系这里我们选取了与GDP相关度最大的进出口总额和相关度最低的进出口差 额序列,省略了其它趋势及周期图形,如有需要请与作者联系。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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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between Gross Import and Export Volume and GDP Growth:

Based on D ata from 1978 to 2007

篇4

要应对此次危机和创新周期的短期冲击和长期挑战，我国应当注重发挥国家体制和市场机制的各自长处，尽快推进技术和制度两方面的先导性创新，立足现实，面向未来，通过稳定制造成本和结构升级优化来提高可贸易工业品部门的竞争优势，通过新型城市化和服务业创新来扩大非贸易品部门对劳动力的吸纳效应。借机调整我国产业结构，强化自主创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和可持续发展。

一、“创造性破坏”和经济长波、创新周期的内在机理

经济长周期(长波)是与前苏联学者康德拉季耶夫相联系的。他研究了资本主义国家价格和金融等变量，得出了经济发展50―60年为一个大周期的“康氏长波”假设，并分析了蒸汽机推广、铁路繁荣、汽车与电力在1790年至20世纪初三个“康氏长波”中的作用。

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研究了长周期与技术创新的理论关系，指出创新是改变经济结构的“创造性破坏”过程，创新不断地从内部使经济结构革命化，不断地破坏旧结构，不断地创造新结构；有价值的竞争不是价格竞争，而是新商品、新技术、新供应来源、新组合形式的竞争，也就是占有成本上或质量上决定性优势的竞争。这种竞争打击的不是现有企业的利润边际和产量，而是它们的基础和它们的生命；每一次危机都蕴含下一次技术革新的可能，技术革新的结果可预期下一次波动和衰退。

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库茨涅兹分析了不同的创新部门对经济结构的推动意义，再次丰富了创新与长周期的关系。他认为，彻底摆脱危机的最好方法是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活动。

创新与长波假设虽然争议不少，但其理论和实践意义却在争论中不断丰富。西方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依据技术创新理论与经济波动的关系提出了“真实周期”理论，在逻辑演绎和数值模拟的基础上，得出了技术创新的冲击是导致周期波动的惟一因素等。199l年开始，格罗斯曼、赫尔普曼、阿基宏和豪威特等西方学者在新古典理论框架下，开始了把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思想纳入增长理论并对其形式化的尝试，研究了经济增长与失业、市场结构与经济增长、经济波动与增长以及制度与经济增长等广泛的结构问题，认为不仅要关注技术创新，也要重视制度创新，从而形成了新古典熊彼特主义增长理论（或称为熊彼特主义内生增长理论），在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二、技术创新推动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纵观英、法、德、美、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史，其经济增长方式从工业革命早期的粗放型至当今后工业时代集约型、创新型的转变，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演化过程，技术创新活动主导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我们把这个过程分为两个时期：

（一）古典增长时期（工业化早期）

1、原始资本主义阶段，时间约为1760―1860年。此阶段的主要特点是：水力及蒸汽驱动的机械操作和专业化生产替代了工场手工劳动的生产方式；机械制造、铁路及航运业成为经济的创新部门；个体或合伙的工厂制成为新的生产组织方式。与早期主要依靠土地等自然资源投入的农业经济相比，此阶段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新兴工业部门吸纳大量剩余的农业人口而获得，因此增长方式为“劳动力投入驱动型”。

2、大工业资本主义阶段，时间约为1860―1910年。主要特点是：重型机器替代了简单机械，完全实现了社会化的大生产；国家建立了现代工业体系，工业革命基本完成；钢铁、电气、重型机械和化工成为新的经济领涨部门；股份公司和泰勒制成为主要生产组织形式。此阶段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工业部门的资本积累而获得，经济增长方式为“资本投入驱动型”。

（二）现代增长时期（工业化后期）

1、管理革命阶段，时间约为1910―1970年。主要特点是随着生产流水线的运用，大规模的精益生产与销售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特征；以汽车工业为核心，石油、民用消费及服务业成为经济主导部门；教育、研发的投入大大增加；伴随巨型企业的发展，福特制和管理层级成为流行的组织方式。由于两权分离带来的经理革命以及福特主义的盛行，生产效率大为提高，此阶段的经济增长方式已从资本投入驱动逐渐转向“管理创新带来的生产效率提高驱动型”。

2、知识创新阶段，约从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主要特点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兴起，信息化和智能化成为生产方式的新特征；服务业、金融和高科技（电子、电信、生物工程和航空航天）是经济的创新和领涨部门；对教育、研发以及与提高人的质量相关的投入增大。此阶段的经济增长方式演变为“知识创新带来的生产效率提高驱动型”。

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方式演进的过程，可清晰地看到：

第一，技术进步起了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作用（当前其生产效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70―80%），而市场激励机制、企业家精神、制度创新是技术创新的根本性因素，上个世纪二战后国家技术创新体系开始在其中发挥重要角色。

第二，经济危机伴随着近二百多年来工业化国家的增长史，在破坏原有生产体系的同时，又会催生新一轮的重大技术－组织－产业结构变迁。如早期工业化过程中1873年经济危机是19世纪持续时间最长、打击最为沉重的一次经济危机，此阶段汽车（1885年）等科技发明为下一个长周期打下了基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间歇性危机中，固态电子元件和计算机的发明和先导性应用，为下个阶段的信息技术革命打下了伏笔。在1980年代后的系列危机中，发达国家在掀起“网络革命”的同时，又开始了新能源、基因工程等领域的探索。

第三，从技术创新的趋势看，遵循“农业―工业―服务业”创新的变化过程，服务业的技术进步和创新活动将主导未来经济发展。

三、对我国的启示

技术进步持续推动经济周期性高涨和波动的内生经济增长逻辑，已经成为经济理论的共识。经济危机的爆发，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清理机制”的作用，淘汰过剩的传统产能和落后的企业，推动新的增长机制产生，激励技术创新的出现，这就是“创造性破坏”的经济意义所在。同时，对经济长波和创新周期理论和史实的分析，还启示我们：落后国家可以加入由先进国家发起的长波，通过“干中学”机制以及在技术与制度两方面的先导性创新，来实现经济赶超战略。

各国处于不同的创新周期阶段，后发国家往往处在模仿和扩散过程。导致价值链的国际再分工，大量制造业和低端服务业通过“外包”分给了发展中国家，同时通过品牌、知识产权、技术标准、金融、文化创意等更为牢固地控制了价值链的高端，全球价值向更有知识创新的国家集中，制造业国家则相应地处于价值链低端。未来的国际竞争，归根到底是科技实力的竞争，而科技实力又取决于创新能力。

与一些先行国家不同，我国目前的特殊性在于：高度发达的现代经济活动和消费行为已出现，一些部门和地区正步入现代经济增长阶段的开端；但同时总体上仍面临一系列“古典性质的”社会经济矛盾，自然资源短缺，生态环境脆弱，农业人口过多。在资源可承受与环境可持续条件下，面临着将社会大多数人口从落后的生产状态转移到现代生产方式中来的艰巨任务。“超前”与“滞后”将成为很长一段时期的现象。

我国在技术创新方面基本上是处于干中学的“模仿”阶段，依然是承接国际价值链的“外包”分工，这对于有如此众多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我国来说也是大的机遇，可以通过接受“外包”的方式加快农村劳动力进入现代部门，同时累积财富和技术水平。与此同时，我们经过建国后两个30年的跨越式发展，模仿的技术水平，特别是制造业水平，在不断逼近发达国家，因而模仿的收益正在不断下降。我国应立足本国国情和发展阶段，把握国际前沿趋势，才能应对目前面临的种种问题和挑战，保障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第一，面对工业化过程中的成本上升问题，应该通过稳定制造成本和工业结构升级优化，来维持和提高可贸易工业品部门的国际竞争优势。

第二，面对劳动力过剩压力，应通过新型城市化和服务业创新所带来的劳动力转移和就业创造效应，扩大非贸易品部门对劳动力的吸纳程度。应营造更有利于个人投资和创业的政策和社会环境，以更大程度地获得因创新而带来就业创造的“资本化效应”。

第三，制定服务业技术创新战略。服务业的现代化和技术创新的根本是体制性的创新，包括知识产权保护、创意激励等，这些是我国目前阶段最为缺失的部分。在制定国家创新体系时，应积极将服务业技术创新纳入到国家战略中。

篇5

近年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随着人们对商品房地产关注度的不断提高，商品房经济的概念逐渐走入了人们的生活当中。相应的商品房地产经纪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其有着自己的发展规律呈现一个周期性的波动状态。我们把这个这个现象称之为商品房地产经济的周期波动性。严格来讲，商品房地产经济是宏观经济形式的一种。这这是知己关乎民生要点部分所在，所以研究商品房地产经济波动性是保持我国商品房地产经济的关键所在。众所周知，房地产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体系中所占据的重要位置。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它所具备的产品的基础性以及创造的社会大额财富性的特点都成就其在国民经济的主体地位。作为一种产业，它必然具备一定的产业周期，产业周期的规律受到宏观经济发展规律的制约。在我国，商品房地产的整个发展过程就是一个从萌芽到壮大的过程。然而这个发展过程也不是一个平稳的直线而是一个波动的曲线。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房地产行业经济波动性曲线能够客观反映我国房地产事业的兴盛程度。本文将详细论述房地产波动理论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进一步从理论和实际上把握市场机制的健全方案和政策调整，以确保我国房地产经济能够平稳有序的发展。

二、商品房地产波动理论研究

首先，关于经济的波动与经济的周期理论研究。纵观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史，人类经济的发展也是上下波动的。在这种波动的作用下，人类社会的经济或者出现了进步或者出现了灾难式样的倒退。这种关于经济周期波动的理论，西方经济学家在很早之前就已经有了系统的理论记载。在这种理论中所带来的波动曲线当中，我们不难发现人类社会的经济在不同时期增长的速度也不一样。同时，实际的增长曲线也于所期望的曲线存在着偏差。要知道，只有缩小这种偏差才能够达到我们预期的稳定的经济增长模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经济周期的概念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可以由不同的理解，比如说有的学家按照逻辑的理论来分析，那么经济周期的波动性就是一种偏离均衡性质的体现，也有学家从经济的收缩与扩张角度出发，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本文在这里就不加赘述了。其次关于商品房地产周期与房地产波动理论研究。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商品房地产的经济周期主要包括四个阶段：1、繁荣阶段；2衰退阶段；3、复苏阶段；4、萧条阶段。这四个阶段放到宏观经济的运动过程中，就可以看出我国房地产经济不规则的波动性。还有就是，房地产经济波动的不规则所表现来的经济增长状态表现出一种连续的和动态的特点。通过对该种特点的研究我们不难发现，房地产经济增长曲线与实际曲线的偏差程度的研究更能够实际的反映出房地产经济增长的特征。房地产经济实际增长曲线与趋势增长曲线的偏离程度越大，那么房地产经济波动幅度也就越大，房地产增长的稳定程度就越差，反之，房地产增长的稳定程度就越好。最后，我们来谈谈商品房地产周期波动与经济周期波动的关系。商品房地产周期波动与经济周期波动总的发展来说是密切相关的，也可以分两个不同层次来分析房地产周期与宏观经济周期的关系。因为，一方面房地产周期波动是经济周期波动这个大范畴的一部分，是房地产行业的经济周期波动；另一方面，房地产周期波动是房地产行业运行过程中经济周期波动，也就是说房地产周期波动是经济周期波动在房地产行业经济运行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运动形态。

三、新时期如何防止我国商品房地产经济大幅波动

我国房地产的周期性波动，其波动的幅度不尽相同，我国地方经济目前是典型的土地财政经济，因此房地产的剧烈波动会明显降低百姓的购房意愿，造成房地产的价格上涨乏力，并最终造成政府卖地价格较低，使得地方政府失去GDP的有效获取手段。在地方财政吃紧后，又会造成地方的基础设施投入不足，造成宏观经济的普遍衰退。因此，减少房地产的剧烈波动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课题，应尽可能的减少房地产的系统性风险和周期风险。第一，稳定房地产尤其是商品房的价格。房价作为房地产景气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其稳定性是房地产的重要基石，因此应该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减少商品房价格的剧烈波动。在供求关系出现重大转变时，应考虑采取政策法规等强制性手段稳定房价，避免房价的剧烈下跌。同时应利用房价的波动周期，最大限度的挖掘出让土地的价值。对土地价格和商品房价格的双向控制也是保证降低房地产波动的必要手段，在宏观调控方面，中央的政策在地方的可变性较小，但是地方的微观调控往往能够起到重要的稳定效果。因此对商品房的价格的调控应坚持中长期执行国家宏观政策，短期调控作为辅助的策略。第二，促进居民的商品房消费能力。作为商品房的购买主力，居民的购买能力和购买欲望也是房地产走向的重要因素。随着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购买需求会由刚需转向改善性住房，这一改变也就带来了房地产的二次价值挖掘。由于改善性住房需求的不断增强，也减少了居民购房的盲目性和投机性，从而从根本上减少了房地产价格剧烈波动的因素之一。同时，对于低收入人群，政府应积极开发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等保障措施，控制商品房与保障性住房的比重完善房地产行业的供求关系和供求机制，通过多点开花、多渠道解决的方式，完善房地产市场的解决方案，从而减少房地产的剧烈周期性波动。

四、结束语

篇6

从2008年开始,结构主义进入了一个重要的长达20年的适用期;周期波动、结构演进和制度变革三位一体地构成了结构主义分析框架。周期波动和结构演进是结构主义的两个研究主线,罗斯托的工业化理论和熊彼特的三周期嵌套模式是基本的理论基础;在以前的尝试中,我们较好地判断了繁荣的起点、疯狂的终结以及剧烈震荡的到来,近期也很好地指出了周期大拐点的到来。

在未来的20年中,全球经济增长总量的边际递减是不可抗拒的,所以,依据总量进行投资的逻辑只可能是一个波段取胜问题。现实的情况是,在发达国家,货币释放的能力已经达到极限,继续实行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边际效用很低,可能无法对冲总需求的下降和生产率的下滑,这意味着实体经济对流动性的吸收和消化已经达到一个极值,长期流动性的拐点已经到来。在长波衰退之后的这个历史阶段,实体经济无法继续吸收流动性,也就是说,微观主体已经无法对货币的宽松和持续宽松做出理性的反应,因为这个阶段,不断下滑的总需求制约了微观主体的行为,他们更加注重经济基本面和未来的预期,而对流动性宽松程度的反应已经事实下降。

资本市场研究逻辑

自2005年以来,我们就在使用结构主义的框架在分析经济和市场,但是这套理论体系真正发挥其效果,是在2007年长波进入剧烈的衰退期之后,我们对重要顶底的预测说明结构主义框架在显示其作用。惊人的巧合是,在上一次长波的衰退及萧条期(1966-1980),西方经济学对结构主义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上个世纪80年代之前,而在此之后,由于长波进入了复苏期,结构主义的周期研究开始衰落,任何的理论框架都是应运而生,而不可能统治久远,这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法则,但重要的是,结构主义在长波的衰退和萧条期,即未来的20年将是一个重要的适用期,这恰如在上个世纪70年论界对长波的研究如火如荼一样。

为什么我们要在此时选择说明这个框架的适用性,是因为结构主义本身就是一个探讨经济增长原动力的经济学,所以经济波动和结构变动就是其两条基本线索,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中,我们相信问题的核心在于经济新的增长点,而不是我们还能把泡沫吹得更大,所以,按照康德拉基耶夫所揭示的人类行为规律,未来20年就是洗去过去30年繁荣中的过度需求成分,探索未来新的经济动力源,从而为下一次繁荣进行准备。因此,探索动力源就是结构主义的基本理论核心,在这一点上,结构主义的时代开始到来。

在这样的全球背景下,中国尤其将表现出经济增长结构变动的可能性和资本市场的结构性机会。原因在于,结构变动本身就分为经济特征的结构变动和经济周期中的结构变动两个级别,欧美国家在未来的中周期中只存在经济周期的结构性变动,而中国作为正在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自2008进入了走向成熟阶段,这将是一个经济结构的大级别变动期,通常所讨论的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即是一个大级别的变化。

所以,未来的机会更多的将存在于结构变动中,而不是总量的变化,这是一个投资逻辑的改变。按照对当前资本市场的认识,至少在可以预见的1-2年内,市场对机会的认识和把握都不可能是前十年的重复,而是一个颠覆。

值得特别强调的是,结构主义分析框架是借用了结构主义经济学的部分理论,而不是结构主义经济学本身。根据我们2005年以来的实践,结构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研究经济增长和波动中的必然,而认为政策或者流动性都属于增长中的外生变量,这是一套探讨必然性的理论体系,自然只是说明了经济和资本市场运动的一个方面,而非全部,没有一套理论体系能涵盖全部问题。(见图1)

周期波动和结构演进是两条主线

结构变化在周期中的实现

根据多年的探索,对于策略研究的两个核心即趋势和配置而言,结构主义就是以周期波动和结构变动两条逻辑的交汇来完成研究的,对于中国经济的研究而言,显然首先是一个结构性问题,因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自2005年开始,我们首先运用罗斯托理论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进行探讨,但在后来的工业化进程研究中发现,结构的变化不是孤立存在的,结构的变化是靠经济周期的演变来实现的,最典型的是,长波对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具有极强的约束作用,所以,只有将周期的波动和结构研究结合起来,才能对趋势和配置有一个全面的把握,就在这样的实践中,我们的理论体系开始成熟。

实际上,根据罗斯托理论,2000年到2008年的中国工业化起飞期,是以研究增长为主的理论阶段,而到2009年进入走向成熟阶段之后,罗斯托理论的重点开始进入一个转换期,罗斯托自己也承认,这是一个富有希望的选择期,也是一个极其危险的过渡阶段。因为进入走向成熟之后,增长问题的重要性降低,而全社会由于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变化,开始进入一个更加关注财富分配的阶段,这是工业化自身的宿命,是起飞期财富集中的结果。核心问题,是如何在结构主义框架下继续解释中国经济的未来增长潜力,而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比以前十年(2000-2008)大得多的不确定性。与此同时,在这个阶段遭遇到不可避免的长波衰退以及随后的萧条,其对一个国家工业化的抑制是不可抗拒的,在这些问题的认识上,我们的理论在2008年实现了第一次飞跃。(见图2)

关于三周期嵌套

随着对周期波动的不断研究,事实证明了熊彼得的三周期嵌套模式是一个非常全面的周期解释框架,熊彼特其创新经济学和三周期嵌套理论,是考察经济周期变动的主要分析工具。当长波、中波和短波周期力量的方向性是一致时,就很容易地感受到经济运行的特征,而当三个周期力量是冲突的,就需要辨别哪个力量是主导性的,而这个工作往往超出研究预期的能力,为此在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市场就会显得很迷茫、混沌。

在2007年底,我们曾经使用长波理论对全球经济即将步入长波衰退的剧烈阶段做出了预测,当时,应该是长波在经济周期中占主导的阶段,而在2009年以后,主要使用的是库存周期理论做出了中级反弹的顶底和热点的判断,时至今日,本轮库存周期已经运行在了其最后的二次去库存阶段。

今年下半年及未来1-2年,中周期的趋势将成为主导,探索中周期的启动机制已经成为未来一段时间的研究核心,这就是所谓的新的增长点问题,即新起点,但是,对于经济周期理论而言,新的增长点不等同于创新。结构变动本身即存在周期中的结构变动和经济特征的结构变动两个级别,现在看来,这两个问题对中国同时存在。但是首要研究的该是周期中的结构变动。在这个问题上,再次体现出了我们的框架的要义,即在周期波动中体现结构的机会。

这个问题从行业的角度出发,通过工业化理论及其结构的演进,来分析经济体系中产业链和经济结构的变化,从而为市场提供“结构性”机会。各个行业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其弹性是不一样的,为此行业演进的次序和程度是有区别的,我希望通过结构变迁这个中观视角来剖析市场机会。但同时,在周期的运动中,各个行业的变迁又有其特定的规律,这一点对于配置更有短期意义,所以,要厘清周期中的结构变动和经济特征发展中的结构变动的不同意义,这对于配置极为重要。(见图3)

结构和制度刚性是深层因素

更深层次的因素是制度性的。结构主义经济学分析的视角是多样的,条条道路通罗马,但是结构主义最终的一个归宿就是制度。这既是结构主义的一个缺陷,但同时也是一个优势。缺陷在于它无法获得总量分析框架下的定量结论,优势在于它可以获得总量分析框架下难以企及的方向性。对于投资而言,这个方向性很多时候是具有实质性意义的。

拉美结构主义的代表普雷维什说“经济进程趋向于使发展的成果局限于社会的一个有限的范围之内”这就是结构主义的必然理论归宿,所以,“民主化趋向于将这些成果作为社会性的扩散”,结构主义最终问题的解决是制度问题,而在这方面,罗斯托对走向成熟这一工业化阶段中对分配制度的关注也体现了结构主义的归宿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奥尔森是从社会调和的角度出发,提出了打破制度刚性的改良理论,他的公共选择理论诠释了如何打破制度刚性。

当经济增长趋缓,财富分配重要性就凸现,这种局面的产生从技术层面上看是资本边际收益递减与人口红利减少的结果;从制度层面上看,由于分利集团的膨胀对创新的抑制,为了经济社会发展,必须进行实质性的制度变革。

结构主义在投资策略中的运用

结构主义的试探:罗斯托工业化理论的实践

早在2005年底,结构主义分析框架就以罗斯托工业化理论中的工业化转型期的投资路径出发,研究中国虚拟经济繁荣的起点,认为2005年以来的中周期投资增长可能是未来一段较长历史阶段无法逾越的,中国高速增长和工业化处在一个重要的转折期,工业化起飞及其城市化是当时经济周期起飞的原动力,产业多样化过程中的主导产业将会沿着市场化的线索展开,城市深化过程汇总的房地产、金融、基础设施、流通、零售业态等将不断创新,日益成为未来的主导产业。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在2005-2006年正好处在虚拟经济繁荣的起点阶段,工业化深化阶段的实体经济将会对虚拟经济产生支撑作用,从一个相对较长的视野来看,虚拟经济大繁荣将超越周期。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伴随着一些临界条件的发生,虚拟经济将走向大繁荣,而且时间将比较长。随后,市场从2005年开始启动,直到2007年,实际上也是一种超越经济周期的趋势。

周期波动与结构演进的首次结合:周期内核

2007年的市场演绎疯狂行情中,观察到全球市场的疲态之后,结构主义的分析框架从资源约束、信用膨胀和美元币值为要素的周期内核分析中指出,全球经济已经进入了长波衰退中的通胀阶段,而这个阶段,信用的膨胀和以资源、资产爆发式上涨扮演了经济增长的“掘墓人”,全球经济注定进入一个大衰退阶段。2007年底,结构主义分析框架就根据长波的演进得出,全球经济将在2008年陷入一个衰退的巨大转折中。

对于中国而言,在全球产业链中,中国是美国的上游,为此经济将紧紧受到美国经济的制约,陷入一个国际化博弈中,中国经济的走势和中国市场的表现将取决于国际化博弈的结果。但是,在国际化博弈中,中国是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被动方,并没有主动性,为此,中国可能被迫进入一个衰退的进程中。而且,中国工业化进程也到达一个工业化起飞结束的阶段,“工业化萧条”作为一种常态,也将降临。对于市场策略而言,转攻为守的时刻已经到来。

周期波动与结构演进的二次结合:结构内核

美国次贷危机以其意外性和巨大冲击性,极大地摧毁了市场的信心和经济增长的动能。危机的酝酿、爆发和深化标志着长波周期大拐点的到来,以一种极其暴力的方式演绎了结构主义对长波周期演进的判断,这个冲击的猛烈程度甚至超出我们的预期。全球经济在2008年秋季之后,开始进入一个风声鹤唳的年代。中国经济在国际化博弈中被动陷入一个大衰退中,这也是改革开放及工业化开启以来所未曾有过的。当然,这个衰退是以外部冲击的方式展开的,但是,按照我们的研究逻辑,即工业化理论,中国工业化起飞完成之后的起飞萧条是具有一定的必然性的。同时,按照这个逻辑,我们认为2008年底的衰退程度将是一个最剧烈的阶段,其后的经济将在工业化的主导下进入一个向成熟阶段的过渡,经济将逐步复苏,市场也将开始一个基于估值修复和复苏预期的中级反弹。

经济结构转型:周期的大拐点

从工业化起飞向工业化成熟的过渡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由于消费的双低点模式,实际上收入滞后调整导致的消费回落是一个大概率事件,政府投资的潜力和深度伴随着去政策化的过程和财政收入的约束,经济逐步回落是更为可能的大概率事件。特别是,通货膨胀预期的显性化,市场将逐步转向未来通胀和去政策化,这都将影响市场信心,从这个角度出发,市场将达到一个关键的选择时点,中期反弹的顶部已经构筑,2009年下半年的主旋律将是调整,市场将开始演绎结构转型的特征。此后,市场和经济也演绎了一个下滑的过程。

在结构主义分析框架的逻辑中,当市场大幅下跌之后,市场开始处在一种混沌状态,看多和看空的力量僵持不下。而根据经济周期的此起彼伏,我们判断2010年第二季度是库存周期的大拐点,也是长波周期的一个阶段性拐点,其后经济将进入一个大拐点之后的景象,即过渡和萧条的特征。为此,原有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型趋势已经确立,在新动力尚未建立之前,经济和市场将是一个趋势性下行的过程。2010年二季度以来,经济和市场再次演绎我们的策略逻辑。

结构主义需要回答的现实问题

对全球而言,结构主义要研究的是一个周期运动的问题,而结构的问题是次要的,因为对发达经济体而言,短期内不存在升级式的大级别结构变动,而且,由于长波处于衰退后期,其拐点特征十分明显,是一个总量增长向结构增长的过渡阶段,而同时又将在一段时间内存在虚实分离的特点,所以,这是一个虚拟财富的下降阶段,需要解决2010年第二季度周期大拐点之后,全球经济和美国经济的景象是如何的,长波统治下,短波和中波的力量能否带来结构性的上升机会。特别是,在面临主要发达经济体去杠杆的过程,不同经济体的投资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将会如何演进,即全球经济再平衡对总需求及其结构变化的影响。

对于中国经济和市场而言,在结构主义分析框架下,最需要回答的问题主要有三个:

第一,中国未来经济波动中的市场的底部和顶部是由中周期的运行所决定的。在全球经济长波遭遇大拐点之后,中国经济的短周期、中周期与全球经济长波周期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这实际上是一个经济周期嵌套中的主导性选择问题,也是一个周期运动的问题。

第二,发展模式转化和经济结构演进中的结构性机会或成长的线索。是继续走投资和出口双轮驱动的发展模式,还是转向以内需为主、消费为主的增长模式,即是中国工业化演进的结构性问题。当然这里面还涉及到要素变化。在这个过程中,产业之间的关联及顺序可能会发生变化,即所谓的前向和后向效应的考察。这个问题的本质实际上是资本积累问题,各个行业的资本积累速度和程度的不同,将决定了未来经济的结构。从这个路径出发,我们需要寻找到弹性不同的各个行业的发展趋势以及带来的成长线索,或投资机会。这实际上是一个结构问题,与发达国家不一样,这是一个根本性的结构变迁,即大结构,而不是一个次要的问题。

第三,是增长与分配的关系。当经济增长到达工业化起飞完成阶段,社会矛盾就十分明显,社会利益集团分立,收入分配差距达到高点,经济效率开始明显下降,分配等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十分明显。即中国是否存在制度红利问题,制度红利能否对冲其他风险。

当然,不管是全球经济、美国经济还是中国经济,对其经济周期波动和结构演进的研究实际上是为了指导我们的投资。而在我们周期和结构两个研究主线中,我们也是在寻找成长的线索,用以指导投资的逻辑,一方面避免在周期的力量中陷入起伏的无序性,另一方面又能掌握好周期起伏的波段和结构变化中的机会。

篇7

作者简介：郭 婧（1990-），女，河北人，主要从事宏观经济、财政理论研究。E-mail：

摘要：本文首先考察了战后美国经济周期波动和货币政策的演变历史，并利用HP滤波法分离出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GDP和广义货币供应量的波动成分，通过对比分析发现，在更多的时候，反周期的货币政策反而成为经济波动的触发因素之一。因此，在利用货币政策熨平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同时要注意处理好短期和长期的关系，特别是要避免因调控产生新的市场扭曲，从而引发新一轮的经济波动。

关键词：经济周期波动；货币政策；HP滤波法

中图分类号：F1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1）06-0111-05

工业革命以来，在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这样一种现象：现实经济活动（主要表现为经济系统中的宏观总量）总是围绕着其自身稳定的增长趋势呈现循环往复的起伏波动，换句话说，经济增长是在经济扩张和收缩的交替运动中实现的。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经济周期”［1］。虽然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理论流派的学者对经济周期的定义不尽相同，但概括起来讲，古典经济周期时期强调的是经济总量的扩张和收缩，而现代经济周期时期则强调经济增长率上升与下降的交替变动。现在普遍认为，经济周期是经济变量对经济增长的一般趋势或长期趋势的偏离。在长期中，随时间的推移，经济沿着一种稳固的GDP增长趋势运行，这种趋势基本上由技术进步、资本积累等供给方面的因素决定。而在短期，经济将围绕这种增长趋势波动，这种波动既可能来自总需求，也可能来自总供给的冲击。

自凯恩斯之后，反周期的宏观政策开始在世界各地流行。货币政策的设计与实施旨在应对经济周期，熨平经济波动：利率、储备金率和贴现率等主要货币政策工具逆经济周期而动。当经济增长过快、通胀压力加大时，就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提高利率或者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紧缩货币供给与信贷；反之，当经济增长率下滑，或者有衰退风险的时候，货币政策则要降低利率，增加货币供应量和信贷总量，刺激投资和消费，为经济增长提供相对宽松的金融环境。由此观之，货币政策工具完全是逆经济周期的走向使用的。大多数国家都试图通过货币政策进行需求管理，以期达到对宏观经济运行的调控，熨平经济波动。然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却一直存在争议。货币主义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就认为，由于货币供应量反复无常的变动，是造成经济周期的根本性原因［2］。本文将从美国经济周期波动和货币政策的演变以及美国GDP和广义货币供应量的波动两个方面来考察其经济周期波动和货币政策的关系。

一、经济时间序列波动的测度方法

Taylor和Woodford［3］提出，衡量一个国家宏观经济波动的方法就是看总产出和其他相应经济指标的时间序列对于它们长期趋势的偏离程度。可是，这类指标相当多，如何选取其中最重要的指标是关键。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经济波动周期确定委员会使用了总产出、收入、就业和贸易等等指标来测度经济波动周期，但是其中最基本的指标就是GDP，对于其他指标的研究一般需要建立在对GDP指标的研究分析基础之上。所以，在判断宏观经济波动是否出现时，我们主要考察实际GDP偏离潜在GDP的程度。因此，测度经济波动的关键是估计经济时间序列的长期趋势。然而应用何种方法进行估计，经济学家们众说纷纭。

总的来说，根据不同经济理论对于长期趋势概念的理解，大致可以将估计经济时间序列长期趋势的方法分为两类：一类是统计分解趋势法，另一类是经济结构关系估计法。前者试图把经济时间序列分解为趋势性成分和周期性成分，而经济周期表现为周期性的成分偏离长期趋势后的波动；而后者则试图用经济理论分离出结构性和周期性因素对产出的不同影响，解释经济周期就是结构性因素决定的潜在产出的运动和周期性因素决定的各种冲击共同作用下的表现结果。统计分解趋势方法不需要经济理论的支持，数据容易获得，计算相对简单，因此很多学者利用这类方法对经济时间序列的长期趋势进行近似估计。

综合考虑各种方法的利弊，本文将利用统计分解趋势方法中的HP滤波法来估计经济时间序列的长期趋势。这种方法是Hodrick和Prescott于1980年分析战后美国商业循环的论文中第一次使用［4］。从上个世纪末开始，HP滤波法得到了日益广泛的应用，其原理是把样本点的趋势值当作潜在GDP，通过最小化实际GDP和样本点的趋势值，来估算出潜在GDP，即：

由此可以得到趋势成分：

Tt［1+λ（1－L2）2（1－L－1）2］Yt

目前对于HP滤波法存在的最大争议就是λ的取值。λ0时，满足最小化问题的趋势等于序列Yt；λ增加时，估计趋势中的变化总数相对于序列中的变化减少，即λ越大，估计趋势越光滑；λ趋于无穷大时，估计趋势将接近线性函数。一般经验地，λ的取值如下：当使用季度数据时，经济学研究者们一般都认同Hodrick和Prescott［5］的意见（λ取1 600），但是当使用年度数据时，学术界对λ的取值存在着不同观点，Backus和Kehoe［6］认为应当取100，而OECD则提出应当取25。

二、美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演变

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美国经济的主要推动力量是工业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固定资本更新是导致美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基础性原因［7］。由于受到自然资源、生产规模、管理手段和信息化程度等的影响，美国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供求背离比较明显，经济波动幅度比较大。而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科技进步使主导技术的更替日益加速，成为导致新经济条件下经济周期波动的基础性因素。在信息及通信技术革命的驱动下，经济增长率较高而通货膨胀率较低，并持续了整整10年。投入要素的知识化减少了自然资源稀缺对经济发展的制约，知识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增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大的动力，网络化管理和柔性化生产增强了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正因为如此，1990年以来，美国经济运行具有了明显的内在稳定机制，保持着相对适度、稳定的增长。但是，信息及通信技术的发展也为虚拟经济的迅速膨胀提供了技术支持，在金融创新的不断驱动下，美国虚拟经济严重背离了实体经济的发展状况，直至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引起美国历史上又一次经济大衰退。

为了准确刻画美国这一历史时期的经济波动状况，我们利用HP滤波法对美国1960―2009年GDP进行分解，得到经过HP滤波过的经济增长趋势和周期波动图。

从图1中可以看出，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出现了3次较大的经济衰退：第一次始于1973年，由于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中东主要石油输出国为打击以色列及其支持国，决定收回石油定价权，将油价提高两倍之多，从而引发了全球的经济危机，美国首当其冲。第二次始于1978年，由于伊朗政局动荡以及随后爆发的两伊战争，石油输出量锐减，引发油价出现暴涨走势，再次造成西方国家经济的全面衰退。第三次始于2007年，由于因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被迫关闭、股市剧烈震荡引起的金融风暴，致使西方国家出现严重的衰退，至今还未完全复苏。资料来源：历年GDP数据来源于美国经济分析局网站（bea.gov）。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07年金融风暴发生之前，美国曾持续20多年的时间没有出现严重的衰退或通货膨胀，这一时期被美国经济学界一度称为“大稳定”［8］时期。在这种背景下，很多学者提出了美国经济波动微波化问题并探讨背后的原因［9-10］。有的学者则将这种现象归因于货币政策，认为沃尔克和格林斯潘时期的货币政策成功地熨平了经济波动［11］。可是，次贷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表明，美国的货币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延缓而非熨平了经济波动。

三、美国货币政策的演变

1952年以前美国实行钉住利率政策，财政部成为主体在操纵货币政策，而朝鲜战争爆发后引发的通货膨胀最终使钉住利率被放弃［12］。艾森豪威尔上台后美联储才能够完全自由地操纵货币政策。此后直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的货币政策是以反经济周期和刺激经济增长为显著特点的。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期，由于该时期经济状况的复杂性，导致政府政策目标变换不定，货币政策时紧时松，使经济基本处于“松―胀―紧―滞―停滞”的恶性循环中。20世纪80年代里根执政以来，美国的货币政策以现代货币主义为指导，使货币政策较充分地发挥了稳定币值和物价的作用，为经济增长提供了稳定的宏观政策环境。但“里根经济学”经济政策执行的结果同时也带来了高赤字、高利率和高汇率等严重的“三高”现象，直接导致了美国20世纪9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1987年上台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1993年放弃了执行了十多年的以货币主义为理论基础的货币政策操作体系，转而力求实行以泰勒规则为基础的、以联邦基金利率为操作目标的中性货币政策。2005年伯南克接替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新主席后，提出了美国货币政策的发展方向：基于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和一致性与一贯性的要求，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

美国货币政策的转变，既有货币政策在实践中遇到的困难而迫使它转变的客观因素，也有大量的实证研究与纯规范理论的发展为货币政策的转变提供了理论上的准备，每一次货币政策的转变其实都对应着一个理论认识上的发展。虽然美国货币政策的演变有时看似是对以前货币政策的回归，但实际上却是货币政策理念上的根本转变，是美联储对经济运行规律认识螺旋式上升的过程［13］。

货币供应量是货币当局重要的货币政策操作工具，它的变化也反映了货币当局的货币政策变化。本文用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作为反映货币政策变动的指标，并利用HP滤波法对美国1960―2009年货币供应量进行分解，得到经过HP滤波过的货币供应量趋势和周期波动，如图2所示。从图2可以看出，与经济波动一样，美国的货币供应量也存在着周期波动的现象。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出现了3次大的货币供应增长高峰：第一次是1970年代末，货币供应增幅大幅上扬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1978年的通货膨胀率为9%，1979年为12%）。第二次是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为了应对美国20世纪9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第三次是2004年，美联储出于对经济陷入衰退的担忧，加大了货币供应量。2008年次贷危机发生以来，美联储通过直接注资、降低利率等手段加大了货币投放量，使得货币供应量扭转了之前的向下波动的趋势，进而掉头向波峰挺进。资料来源：历年M2数据来源于美联储网站（federalreserve.gov）。

四、美国货币政策与经济周期波动的关系

关于货币政策和经济周期波动的关系已经有学者进行过研究和考察，但还没达成共识。Friedman和Schwartz［14］指出货币增长能引起经济周期变动，且前者对后者的影响有长而可变的滞后；Tobin［15］认为，总产出的变动引起货币增长率的变动，但反之则不然；而且正是这样一种逆向因果关系导致出现Friedman和Schwartz［14］所发现的那种时间序列关系；Hodrick和Prescott［5］的研究认为没有证据表明货币和经济周期存在上述关系。

为了定量考察美国货币政策和经济周期波动的关系，我们将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美国经济波动和货币供应量波动进行了比对，如图3所示。从图3可以看出，货币流通量的增长并不是呈直线式上升，而是螺旋式上升，呈现出一定的周期规律。2000年以前，美国经济波动与货币供应量的波动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每个货币周期都对应着一个经济周期，只是存在一定1―2年的滞后或超前期。2000年以后，美国货币供应量的波动才具有明显的反周期特征。尽管货币政策具有反周期的特性，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货币政策并不总能达到熨平经济波动的效果。更多的时候，货币政策的频繁变动成反而为经济波动的触发因素之一。

上世纪末，美国曾经历了技术进步主导的“高增长、低通胀”的新经济周期，同时也滋生了美国股市较长时期的非理性繁荣。然而，2001年由高科技泡沫破灭引发的美国股市繁荣的终结，加上“9・11”事件，美国经济笼罩着衰退的阴影。为阻止经济下滑，美国政府采取了激进的经济政策。2001―2003年美联储连续十余次降息，将联邦基金的目标利率由6.5%降至1%，贴现利率由6.0%降至2%的历史性低水平，并在此基础上维持了近一年时间，2004年中起才逐步加息，恢复到正常化水平。长期的低利率，刺激了房地产投资，而房地产市场上涨抵补了股市下跌的负财富效应，继续支撑了美国居民的过度消费，推动了美国经济的快速复苏。而事后看来，美国政府对上次高科技泡沫破灭的救赎，埋下了次贷危机的隐患。甚至有人将此次危机归为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的政策遗产［16］。正是由于他在任上采取先发制人的货币政策，长期实行低利率，延缓了经济周期的正常调整，用一个泡沫弥补另一个泡沫，结果酿成了一个更大的泡沫，最终难以维系以致崩溃。另外，美国长期的扩张性经济政策，还导致了美国乃至全球的流动性过剩。在市场投资风险溢价普遍低估的情况下，金融创新层出不穷，进一步对美国房地产泡沫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考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周期波动和货币政策的演变历史，并利用HP滤波法分离出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GDP和广义货币供应量的波动成分，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关系。本文的分析表明，宏观经济调控的代价不菲，特别是美国反周期的货币政策在很多时候并不是真正反经济周期的，而是为下一次经济波动埋下了隐患。由此提醒我们，政府在利用货币政策熨平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同时，尤其要注意处理好短期和长期的关系，特别是要避免因调控产生新的市场扭曲，从而引发新一轮的经济波动。

回顾2008年9月爆发金融危机之后，我国货币政策的变化，值得深思。当时，货币政策从“从紧”突然转变为“适度宽松”，银行存贷利率全面下调、信贷规模放松、按揭贷款利率过度优惠等。在这些政策引导下，2009年我国银行业全年新增贷款高达近9.5万亿元，差不多相当于2006―2008年3年的信贷增长总和（为10.52万亿元）。这实质上属于“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必将引起新一轮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尽管在2009年下半年，我国货币当局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立即采取一定信贷规模管制政策，但其对中国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资产价格泡沫和严重的通货膨胀）依然存在。

因此，在实施反周期的货币政策时，货币当局至少要注意以下两点：第一，要慎用货币政策，过度频繁的货币政策调整反而会干扰正常的经济运行次序；第二，要轻用货币政策，不要低估经济的自我恢复能力，货币政策用得太猛反而会成为经济过热或低迷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1］ 姚庆彬.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测度研究［D］.青岛：中国海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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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Friedman，M.，Scbwartz，A.Money and Business Cycles［J］.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63，45（1）: 3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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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美林投资 基金配置 应用

一、美林投资时钟的提出

美林投资时钟理论由美林证券在2004年的时候提出来的，是一种将经济周期与资产和行业轮动联系起来的方法，它对于帮助投资者识别经济中的重要拐点，正确把握经济周期的轮换有着一定的意义。至今其仍然是投资界经典的经济周期分析工具。

美林证券使用美国市场超过三十年的资产和行业回报率数据对投资时钟的合理性进行了验证。

二、美林投资时钟理论

美林投资时钟更具经济增长和通胀的情况将经济周期划分为了不同的阶段，分别为衰退、复苏、繁荣和滞胀四个阶段。在不同的经济周期阶段，不同的金融资产的表现也会出现显著地差异，每个阶段都会有某种金融资产表现优于其它的金融资产。

1、衰退阶段：经济增长乏力，失业率持续增加，商品价格持续走低让通胀也持续走低。企业盈利困难，各国政府为了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通常使用货币政策对市场进行干涉，试图用降低利率来让经济重回增长，此时债券是最好的投资选择。

2、复苏阶段：在政府各项经济政策的作用下，经济趋势开始转变，经济增长逐渐恢复。同时，通胀仍然持续回落，企业利润恢复。此时是投资股票的黄金时期。

3、繁荣阶段：经济增长开始趋缓，通货膨胀不断上升。为了抑制过高的物价，各国央行开始提高利率，但是经济增长率仍然维持在高位。此时债券和股票的表现都常常不尽如人意，此时大宗商品是最好的投资选择。

4、滞胀阶段：经济增长率开始降低，但是通货膨胀仍然在持续上升。由于实体经济一蹶不振，企业为了维持利润而提高商品的价格，同时，失业率也在不断上升。此时，企业盈利恶化，股票市场表现差强人意。此阶段现金是最好的选择。

三、基金的简介

基金起源于英国，而后兴盛于美国，现在已经在全世界都成为了投资理财的重要手段。基金投资在欧美国家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投融资手段。我国在80年代末开始出现了投资基金形式。基金投资具有集合投资、分散风险以及专业理财的特征。相对于直接投资股票，基金的投资方式不需要太多的专业知识，因为投资基金是将钱放到基金公司，由专业人士运用专业的投资手段来达到增值和理财的目的。并且，由于个人投资者通常资金有限，可以选择的投资标的相对有限，但是基金公司集中理财就能很好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有效分散风险。

根据投资标的不同，基金可以分为债券基金、股票基金、货币市场基金、指数基金、黄金基金以及衍生证券基金等。按照投资的目标不同可以分为成长型基金、收入型基金以及平衡性基金。不同的投资标的决定了基金资金的投向。而不同的投资目标决定了基金不同的投资风格以及风险程度和收益大小。而这些资金最终还是投向金融资本市场，所以，其收益和风险和经济周期仍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四、投资者如何使用投资时钟

宏观经济的走势对于金融资产的影响是直接而且深刻的。在不同的经济周期，调整不同类型的基金品种的配置，可以有效控制风险，并且能够取得较好的收益。比如在中国加入WTO，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之后，经济开始呈现高速增长的势头，作为非专业人士的投资额，可能因为缺乏专业知识或者是时间上的不能兼顾而无法去直接投资与股票市场，那么这时，股票型基金可以作为投资者很好的选择。但是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全球股市都在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跌，此时继续股票基金就存在很大的风险。而此时，债券市场却表现十分抢眼，这时如果将债券基金加入资产配置之中就能有效控制风险，并且取得较好收益。而之后大宗商品市场，特别是贵金属黄金、白银等开始走出一波牛市，此时关联基金就可以作为配置品种，以共享大宗商品的牛市。当经济出现了低迷，金融投资产品都出现一蹶不振，现金在手中又抵御不过通货膨胀的时候，就可以考虑购买货币基金作为资产配置，既可以保持一定的流动性，又可以规避风险，达到保值增值的目的。

五、我们当前所处的经济周期及配置建议

根据美林投资时钟理论，是需要通过对目前所处经济周期的判断来确定资产配置的策略。通过把握经济周期的交替，来对资产配置进行调整，从而达到降低风险取得最大收益的目的。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GDP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2003年到2007年间一直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而CPI的走势就有所反复，在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2008年仍然维持高的通胀率，而在2009年通胀得到很好地控制，但是2010年之后又开始呈现上升的态势，在2010年到2012期间，政府也是将抑制通胀作为经济政策制定的重心。目前通货膨胀加剧上涨的态势已经得到了明显的抑制，前三个月的CPI都出现了明显回落，物价趋于稳定。同时，GDP的增长也开始呈现下降的趋势，政府已经将今年的GDP增长预期从之前的8%调整为7%，是首次下调GDP增速。从2007年经济过度繁荣和通货膨胀，到2008年开始出现的滞胀，之后政府开始采取货币政策对利率和存款准备金进行了多次的调整。2012年，货币政策开始趋于稳定，但是经济增长开始出现下滑，进出口都呈现疲软的态势，并且大宗商品也已一改之前一路走高的牛市行情，开始出现普遍下挫，市场需求不足，出现了明显的衰退的迹象。目前全球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没有出现根本性改变，债券成为目前市场上相对来说比较好的投资标的，此时可以适当配置债券型基金以及货币基金作为相对稳健的投资组合.同时，对于中国的股市来说也是相对低点，可以考虑适当配置股票型基金，等待经济持续回暖信号出现再做积极调整。

参考文献：

篇9

事实上理论界对于经济周期的测算从来都没有一个普遍适用的标准。对于本轮经济衰退周期，就出现了两种差距极大的判断：其一认为是长期的经济周期衰退，理论依据来自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因为他认为房地产市场泡沫的经济周期一般要持续20年，而衰退周期应该在10年左右。其二则认为，美国的经济周期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而最近几次美国经济衰退持续时间最长的不过16个月，一般都不会超过一年。因此本轮经济衰退最多也不过在一年半左右就应该结束。

从十年到一年半，对经济周期的判断差距如此巨大，若试图围绕经济周期理论来测算政策作用，则根本是无本之木。

笔者认为，无论哪个周期测算更加贴近事实，都不应该低估刺激政策的作用，而决定政策最终作用大小的关键在于，政策能否配合经济内生的创新能力。房地产市场泡沫崩裂之所以会出现长周期问题，是因为在传统经济体下，经济内部的自我创新能力不足，没有办法抵御房地产等传统行业暴跌所带来的巨大冲击。而近几次美国经济泡沫之所以能够迅速缓解，恰恰是因为新兴产业替代了传统产业的地位，能够直接带动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无论是金融服务业还是网络经济产业都是如此。市场自发的创新能力是如此强大，因而大大缩短了经济衰退的周期。

然而此次的经济波动有些例外。一方面房地产行业是衰退的龙头，并且最终带动了钢铁、汽车等传统行业集体没落；另一方面透过华尔街精妙的金融设计，房地产暴跌直接让金融服务业陷入困境，而后者恰恰是新兴产业的代表。因此，真正的疑问在于，哪个行业有可能代替金融服务业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事实上，这也正是海外投资市场最大的担心所在，正是因为没有办法找到可以避险的投资品种，使得市场内生的挽救功能丧失，市场波动也才会非理性放大。

调控政策的关键就是要让市场能够找到可供避险的投资品种。如果调控政策能够创造出市场认可的新经济增长机能，那么政策改变经济周期的可能性就会加大。与之相比，仅仅去计算经济周期长短如何，最终其实只能在理论上拥有些意义。因此，寻找创新主导行业才是调控政策的当务之急。

好在这并不是一个难事，毕竟市场的智者尽管很少，但是并非没有。股神巴菲特高调宣布要买入股票，而他选择的电动能源行业就是一个最大的投资方向。以巴菲特对于行业市场研究的能力，更多的是倾向于传统行业，这些行业在暴跌中往往会被过度低估。而当经济波动周期在苦苦寻觅新的经济增长点时，巴菲特给出新的行业选择的含义显然不同寻常。

政策改变市场周期波动也并非一定是奇迹。借鉴投资大师的做法至少不会错太多。如果调控当局能在推行传统刺激方案的同时大力鼓励新能源行业发展，那么经济周期就完全有可能走出库兹涅茨所设定的十年时间。换言之，当诸如十年长周期的悲观言论出现，市场的长期价值投资机会就已在酝酿中。

篇10

[关键词]内外失衡；通货膨胀预期；宏观政策；增长路径

[中图分类号]F12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0)04－0001－07

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仍在持续，我国面临着保增长、调结构等诸多难题，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召开促使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节能减排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宏观经济面临更加严峻的约束条件。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经济学界在宏观经济理论和宏观政策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特别是内外均衡、通货膨胀预期、经济增长路径、经济周期波动、金融危机冲击下的宏观经济走势、宏观财政政策及其效应、宏观货币政策及其效应、资源与环境约束下的可持续发展与宏观政策等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新的进展。

一、宏观经济内外失衡问题研究

收入分配失衡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失衡的重要表现，并且往往成为宏观经济内部其他失衡，甚至外部失衡的主要原因。

白重恩等在分析了1992年-2005年间我国国民收入在企业、政府和居民三部门之间分配格局的变化之后发现：居民部门在全国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1996年达到最高，此后逐年降低。在初次分配阶段，居民部门下降了10，71个百分点，企业和政府部门则分别上升了7，49个和3，21个百分点；在再分配阶段，居民和企业部门分别下降了2，01和1，16个百分点，政府部门则上升了3，17个百分点。在初次分配中，居民部门劳动者报酬和财产收入占比的下降是居民收入占比下降的主要原因。同时，初次分配中生产税净额占比上升进一步导致居民收入占比的下降。

罗长远等从产业角度对中国劳动收入占比的变化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变化和不同产业劳动收入占比呈正相关，二者均加剧了劳动收入占比的波动。同时，劳动收入占比在地区之间也存在巨大差异，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差异在逐渐缩小，这也与产业结构和产业内劳动收入占比的变化密切相关。

朱玲等借助统计分析表明，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对全国居民收入不均等的影响，高于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且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更多地表现为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差距；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更多地表现为中西部地区的城乡差距。他们发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缩小城乡和地区收入差距的作用，因此，强化社会紧急救助，为农村进城劳动者提供社会保障，促进低收入群体就业和创业，以及消除个人所得税中的累退性，对于减少收入不均等程度和增强社会稳定至关重要。

樊纲等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均指出，企业可支配收入相对于劳动者报酬不断提高带来的收入结构和储蓄结构失衡，是导致我国储蓄一投资长期失衡的根本原因，而长期的储蓄一投资失衡又是造成我国贸易顺差的重要原因，经常项目持续的大规模顺差，往往给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一系列的不利影响。

陈享光认为，收入分配失衡不仅会造成经济内部失衡，而且会引起外部失衡。收入差距的扩大与消费率的下降存在直接关联关系，而造成收入差距过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劳动力价值过低引起的劳动性收入比重下降。劳动性收入下降自然限制消费增长，加之国内投资能力的限制和外商投资的竞争性挤压，结果造成国内储蓄过剩，在这种情况下，鼓励出口是合乎逻辑的选择。但是在开放条件下，相对劳动力价值过低和收入分配的过度失衡，又必然造成外部非均衡，从而使本国极易遭受国际金融资本的侵害。

张连城等总结了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高峰论坛年会上的诸多观点，指出我国内外经济失衡主要表现为外需和内需的失衡、投资和消费的失衡、经济增长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以及城乡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协调，因此，短期政策安排应着力于积蓄复苏的力量，如提高居民购买力等，而中长期政策应以改革为先导，把保增长、扩内需与调结构有机地结合起来，同时应改善政府服务质量，全面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二、通货膨胀和通货膨胀预期问题研究

随着宽松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实施，通货膨胀和通货膨胀预期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董直庆等利用互谱和CF滤波的方法考察了CPI和PPI周期波动的关联性和决定因素，并且发现，短周期CPI波动源于食品类消费品供给变化而非流动性过剩，CPI是PPI的先行指标；中长周期CPI和PPI呈现同步波动特征，且中长周期PPI波动由投资驱动，而CPI变动则源于货币供应量而非消费需求。

肖争艳等基于BVAR模型的分析表明，国际价格因素对国内价格影响存在滞后性，国际石油价格、国际粮食价格在短期内会对我国的CPI产生影响，而国际工业原材料价格在中短期内都会对我国CPI产生显著影响。

陈彦斌等通过VAR和BVAR模型的实证研究发现，MO、MI、M2均对我国通货膨胀没有影响，因此，在短期内不能单纯采用控制货币供应量的货币政策来治理通货膨胀。

杨继生考察了通货膨胀预期的性质以及流动性过剩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影响，指出我国通货膨胀的动态性质具有短期新凯恩斯混合Phillips曲线的典型特征，即同时存在着向后看的适应性预期和向前看的理性预期。对零售商品价格而言，理性预期的影响略强于适应性预期；对消费价格而言，适应性预期的影响要强于理性预期。他同时发现，通货膨胀率对于流动性过剩近似具有单位弹性，准货币是导致通货膨胀趋势的主要根源。因此，明确公布并切实执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对抑制通货膨胀是有效的。

柳欣等则认为，我国实行的是“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为了稳定汇率，就要求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上频繁地使用冲销工具。中央银行的冲销政策导致了基础货币的大量投放，这些投放的基础货币通过商业银行进入经济体系，并且通过乘数效应进行放大，从而导致了货币供给的增加超过了经济系统所需的货币数量，由此产生了通货膨胀。

戴国强等运用ARDL模型对我国资产价格和通货膨胀的关系进行了经验分析，结果表明，资产价格波动影响通货膨胀，但各因素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差异较大，具体来说，房地产价格和汇率两个指标作用显著，股票作用则较弱。

杨子晖研究了我国通货膨胀对世界经济的影响。通过采用“有向无环图”等技术方法，他发现，在通货膨胀的国际传递中，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实体的美国发挥着主导作用，与此同时，无论是在中国“通货紧缩”时期还是在“通货膨胀”时期，中国对各主要贸易伙伴国物价水平的冲击均十分微小，也就

是说，中国并非引致全球通货紧缩或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在国际物价传递中，中国既没有输出通货紧缩，也没有输出通货膨胀。

三、宏观经济增长及其路径问题的研究

结构转变是经济内生增长的重要动因之一。干春晖等分析了我国1978年-1992年、1992年－2001年及2001年-2007年三个阶段生产要素构成的变化和产业结构演进以及要素生产率水平和增长率的差异，并利用偏离一份额法分析了产业结构的增长效应。他们发现：(1)劳动力和资本的结构变动度在加快，而产业结构的变化则较为平滑；(2)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来自产业内部，尤其是第二产业内部；(3)劳动力要素的产业间流动具有“结构红利”现象，资本的产业间转移则并不满足结构红利假说。

吕冰洋等利用空间计量技术，对区域间经济效率提高的路径、源泉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后发现，经济效率的提高有三种方式：知识积累和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改革带来的微观技术效率提高、政府支出的正外部性和外部治理环境改善带来的宏观经济运行效率提高，以及打破市场封锁等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实证研究表明，资本结构改善、政府生产性支出扩大和以产品市场发育、非国有经济发展为代表的市场化程度提高可有效地提高经济效率，而投资过快增长和对外开放度提高则会抑制经济效率的提高，教育水平、要素市场发育对经济效率提高的影响不显著。

郭庆旺等通过建立一个包含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两阶段人力资本积累模型说明，公共教育政策通过影响不同教育背景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行为，以及熟练和非熟练劳动力的相对供给和相对效率，从而对经济增长和人力资本溢价产生影响。基于我国省份经济的实证研究表明，我国地方公共教育投入政策并未充分发挥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同时，教育资源更多地向基础教育倾斜能更好地促进地区经济的增长，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和高等教育支出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则并不显著。

刘飞等改进了巴罗具有扩大产品种类的技术扩散模型，将FDI国际R&D溢出、加工贸易国际R&D溢出、国内R&D作为经济增长的解释变量，运用中国的宏观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人力资本和国内R&D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统计上较为显著性，且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FDI和加工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显著正向外溢效应。

王定祥等运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说明了金融资本是社会分工的必然结果，其适度形成是经济稳定增长的必要条件，并且只要市场机制健全和制度富有弹性，偏离适度的金融资本就会自动恢复到适度状态，进而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在对中国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1952年以来，外生金融深化和内生金融抑制政策的实施并没有使外生金融资本成为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有利因素，相反，金融资本的内生形成有助于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

不仅金融业的形成和发展，金融结构对于经济增长也至关重要。林毅夫等认为，处于一定发展阶段的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该经济体的最优产业结构、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规模特征和风险特性，从而形成对金融服务的特定需求。而各种金融制度安排在动员储蓄、配置资金和分散风险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各个经济发展阶段的最优金融结构需要与相应阶段实体经济对金融服务的需求相适应。这样才能有效地实现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此外，周先波等基于面板数据模型非参数估计的结果表明，全球化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的边际影响，其促进作用的增幅大小和经济体的全球化程度有关。具体来说，全球化水平存在一个界限，当经济体的全球化水平小于这个限度时，开放程度的提高会增加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反之，开放度的提高则会削弱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四、经济周期与经济波动问题研究

黄赜琳运用1978年-2005年的经济数据，考察了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波动性、协动性、稳定性以及冲击的持久性特征，并总结出了中国经济周期的特征事实，即在考察的21个经济指标中，除就业、城镇居民消费以外的经济变量的波动性均高于产出的波动性，投资、劳动生产率等经济变量与产出呈较强的正向协同变化，出口、政府消费、货币等经济变量的稳定性较强，就业、居民消费等经济变量的稳定性较差，并且产出具有较强的冲击持久性，居民消费等经济变量具有比产出更弱的持久性，而第二、三产业就业可能存在伪周期信息。

梁炜等从经济总量水平、经济结构、制度水平的变化以及创新水平四个方面对我国1978－2006年的数据进行整理，同时借助Fisher最优分割法进行系统分析后认为，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目前我国正处于第四个阶段，即工业化逐渐成熟、开始迈进工业化高级阶段和经济稳定增长的阶段。

陈师等将投资专有技术变迁引入到一个具有内生资本利用率的不可分劳动RBC模型，考察了这种技术变迁及其冲击对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他们发现，这一模型能够解释76％以上的中国经济波动特征，并能较准确地解释包括就业在内的主要实际变量周期波动的特征事实，也就是说，投资专有技术进步在短期内对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存在着影响。

王少平等运用Beveridge和Nelson提出的趋势周期分解技术，将1992年42008年GDP总量的季度数据分解为确定性趋势、随机趋势与周期，并基于方差比度量随机冲击对我国经济波动产生的持久性效应，得出以下结论：(1)我国GDP中存在稳健的确定性趋势，随机冲击效应在总体上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2)我国经济共经历八轮完整的周期，并于2008年第一季度进入第九轮周期的下行期；(3)随机冲击对我国经济的长期波动产生的持久性效应为20％。瞬间效应高达80％。

方福前等利用结构向量自回归方法，分离出经济中的总需求冲击和总供给冲击，在识别产出变化和失业变化的总需求冲击和总供给冲击根源的基础上，估计了总需求冲击和总供给冲击下失业变化和产出变化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短期内，总供给冲击是产出波动的主要来源，总需求冲击则是失业波动的主要来源；长期中，总需求冲击对产出没有影响，总供给冲击对产出有显著的正的影响，总需求冲击在长期对失业没有影响，但总供给冲击在长期会对失业产生不利影响。

瞿强在批判主流理论对经济波动解释的基础上，借鉴奥地利周期理论对资本异质性和资源跨期配置的强调，并结合费雪一托宾的“债务一紧缩”理论，构建了一个附加信用的结构性经济周期模型，分析了货币和信用因素对宏观经济的扰动作用。

五、金融危机冲击下的宏观经济与金融走势研究

裴平等选取2007年－2008年的月度数据，实证研究了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对主要出口对象的出口总额与这些国家人均GDP、股市总市值、失业率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之间的关系，

结果显示：(1)这些国家人均GDP下降和失业率增加对我国出口贸易的负面影响很大；(2)这些国家股市总市值的变化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波动对我国出口贸易的负面影响较小。这表明，这些国家实体经济的恶化，是我国出口持续下降的主要原因。

范志勇(2009)认为，由于美国、欧洲和亚洲等国家和地区在国际经济、贸易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各国对于危机之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要求，及其在金融体系调整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也不同。同时，由于各国在金融危机中所受到的冲击不同，危机之后经济调整的路径也存在较大差异。在新布雷顿体系背景下，要摆脱金融危机的冲击，需要各国政府对经济政策主动进行调整。就中国经济而言，金融危机在造成很大负面影响的同时，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下降也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了机遇。

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从货币霸权视角建立起失衡与危机的数理模型，指出本轮全球金融危机与全球失衡、美国扩张性货币政策及美元霸权密切相关。在各经济体相互锁定、相互影响的情况下，一国走出危机要依赖外部环境的积极变化和各国之间的协调配合。他们分析了危机冲击与政策反应模式，指出经济体的充分弹性是中国经济复苏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应该提高劳动力市场的弹性，促进商品的顺畅流通，提高私人投资的积极性，推进资源价格改革，提高汇率弹性。

赵彦云等强调，创新是推动经济持续增长、走出危机阴影的重要动力，他们结合我国自主创新的目标和过程，以及非技术创新的特殊性，依据知识生产函数理论，编制了中国区域创新指数，在研究过程中他们发现，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但是我国区域创新能力仍在持续发展，2009年乃至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应进一步强化创新能力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陈雨露等通过将金融危机置于金融自由化和国家控制力动态匹配的框架下加以解读，指出匹配失衡的金融自由化和国家金融控制力的衰微在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对于同时处于改革和开放双重背景下的发展中国家而言，金融业的开放进程需要在金融业的稳定和效率之间进行综合权衡，通过适度的国家金融控制，在确保金融稳定的前提下促进金融效率并对开放进程进行适当把握，不仅有助于金融效率的实现，还能最大限度地降低这一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潜在风险。

戴相龙认为，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金融监管缺失、宏观经济政策不当、实行了低储蓄高消费的经济体制，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合理。因此，面对严重的全球经济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应积极应对，采取扩张的货币政策和适当宽松的财政政策等一系列措施，促进经济平稳快速增长；扩大直接融资，改善社会资金结构；改善国际收支状况；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积极参与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

六、宏观财政政策及其效应

王立勇等利用非瓦尔拉均衡理论中的巴罗一格罗斯曼宏观～般非均衡模型对我国财政政策的非线性效应进行了理论分析，并结合区制转移向量自回归模型、区制转移向量误差修正模型，选取1952年-2008年度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了我国财政政策具有显著非线性效应的结论，即在1952年-1982年、1987年-1990年和1994年－1995年区制中，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具有非凯恩斯效应，这主要由我国短缺经济和政府数量约束等原因所致；在1983年-1986年和1991年-1993年，特别是1996年-2008年间，财政政策具有凯恩斯效应，其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同时文章还指出，财政初始条件和财政调整幅度等影响主体预期的因素不是我国非线性效应产生的必然原因。

李富强等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对相机抉择财政政策产出效应、通货膨胀效应的非对称性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无论是产出效应还是通货膨胀效应，我国财政政策均存在明显的非对称，也就是说，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产出效应和通货膨胀效应明显大于紧缩性财政政策，前者可从公众预期、政府政策实践和消费者信用市场不发达等方面寻找原因，后者可从价格和工资黏性的角度得到解释。

刘风良等基于内生增长模型，利用ARDL方法得出我国目前阶段的最优宏观税负为16，47％的结论，这低于实际宏观税负水平，因此需要进行较大幅度的减税。他们根据税收影响经济增长的渠道，通过核算行业TFP，认为为了促进长期增长，税收结构调整的重点应该放在降低营业税上。

龚六堂等在一个具有内生化劳动选择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考察了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财政支出结构与税收结构通过影响家庭的劳动一休闲选择、储蓄一消费选择以及生产性公共支出占总产出的比例，影响经济增长。同时，通过基于1997年-2007年我国31个省份数据的面板模型，他们发现，生产性公共支出并不一定总能促进经济增长，并且生产性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可能的原因在于，生产性公共支出的规模超出了地区经济的适度范围，或是生产性公共支出的使用效率较低。

吕炜等认为，当前我国的财政政策面临着如何权衡缓解经济危机冲击和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问题。从中国财政政策实践来看，单纯的反周期调节可以拉动经济走出低迷，却无力恢复经济的自主增长能力，因此，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其着眼点不仅在于应对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带来的冲击，更重要的是利用这次契机化解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存在的体制性约束，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增长。也就是说，应对当前中国经济出现的长期内部失衡更需要财政政策着眼于整个改革过程和整个经济结构。

七、宏观货币政策及其效应

周光友发现，电子货币的产生和发展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和支付方式，而且给传统的金融理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特别是加大了中央银行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难度。通过计量模型，他检验了电子货币与货币供给之间的相关性。结果表明，电子货币对传统货币具有明显的替代效应，电子货币模糊了各种货币层次之间的界限，也改变了货币的供给结构，从而对货币供应量产生影响。

范从来等结合1996年-2008年的数据，对中国货币政策的自主性从内外两个方面进行了研究。他们首先利用Granger因果检验分析货币数量与外汇储备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从外部冲击来判断货币政策是否丧失了自主性；其次基于VEC模型来考察利率变动是否导致货币数量同向变动、货币数量是否是内生变量，从内部作用机制系统性地来判断货币政策是否丧失了自主性。其结果表明，在这一区间，中国的货币政策总体上保持了高度的自主性。

卞志村等在对开放经济下我国货币政策的规则性成分和相机抉择性成分进行分离的基础上。利用Cholesky方差分解等技术手段。发现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货币政策操作以相机抉择性成分为

主。通过动态模拟，他们指出，规则型货币政策可以大大减少我国开放经济下真实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及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的波动，因此，他们建议，开放经济下我国的货币政策应尽快向规则型转变。

钟伟等评价了近十几年来宏观货币理论的“新共识”在宏观框架和货币政策方面的不足，指出货币政策的中介手段不应以短期利率为惟一工具，而应回归到数量工具、价格工具和其他工具并用的传统。

李稻葵等利用扩展的货币数量论方程和菲利普斯曲线，建立了一个综合考虑市场情绪、资产价格等因素的货币政策模型，他们的理论分析和政策模拟均表明，市场情绪和货币政策两者的结合会影响资产价格，因此货币政策应该考虑并对冲市场情绪。在资产价格过分波动的情况下，以保持产出稳定为部分目标的货币政策应该起到对冲市场不理性情绪的作用。

欧阳志刚等以经济增长率和通胀率为阈值变量建立非线性货币政策反应函数，其估计结果表明，我国货币政策对通胀和产出的反应随着预期通胀率和经济增长率的变化而有显著的非线性非对称性，货币政策对通胀率的调节区间为2，96％－3，32％，对经济增长率的调节区间为8，52％－8，83％，因此，当经济增长率或通胀率高于调节区间的上限时，央行应以通货膨胀为主要目标，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反之则应以经济增长为主要目标，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卢盛荣等使用二步OLS法及Markov-Switch―ing模型实证研究了货币政策效应的双重非对称性，结果发现，货币政策不仅存在方向上的效应非对称性，而且存在区域间的效应非对称性。在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对于同一货币政策的反应弹性不同，具体来说，中西部地区对扩张政策的反应弹性小于紧缩政策的反应弹性，东部地区对紧缩政策的反应弹性小于扩张政策的反应弹性。

陈璋等运用SVAR模型及脉冲响应函数，检验了我国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结果显示，我国货币政策存在明显的区域效应，并且发现，区域生产力水平的差异是影响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长期因素，生产力水平越高的区域，可能受到货币政策的冲击效应越大。同时。区域产业结构和区域金融结构都是影响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重要因素，其中，区域金融结构对削弱货币政策区域效应更具实际意义。

八、能源与环境约束下的经济增长与宏观政策

韩玉军等在对“环境库兹涅兹假说”暗含的同质假设前提提出质疑的基础上，对165个国家进行分组检验后发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存在着4种不同类型，“高工业、高收入”国家出现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倒u”型趋势，

“低工业、低收入”国家出现微弱“倒u”型趋势，

“低工业、高收入”国家表现出了“～”型趋势，而“高工业、低收入”国家环境污染与收入增长同步。

陈诗一构造了中国工业38个二位数行业的投入产出面板数据库，利用超越对数分行业生产函数估算了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并进行了绿色增长核算，结果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总体上已经实现了以技术驱动为特征的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能源和资本是技术进步以外主要驱动中国31jk：t曾长的源泉，劳动和排放增长贡献较低甚至为负。但是，一些能耗和排放高的行业仍然表现为粗放型增长，必须进一步提高节能减排技术，最终实现中国工业的全面可持续发展。

杨俊等引入考虑了“坏”产出的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测算了1998年-2007年地区工业考虑了环境因素情况下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其分解。结果表明：(1)忽略环境因素会高估我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2)西部地区工业化过程中存在较严重的资源浪费与生态环境破坏，东部地区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工业向"SL好又快”方向发展；(3)人均GDP、资本劳动比、外商直接投资对考虑环境因素的生产率增长水平有显著影响。

吴军也通过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将环境因素纳入全要素生产率分析框架，研究了1998年－2007年环境约束下中国地区工业TFP增长及其成分，并检验了它们的收敛性。结果显示：(1)环境约束下西部地区工业TFP增长最快且波动幅度较大，中部地区增长最慢且较为平稳，东部地区则均介于二者之间；(2)各地区工业TFP增长主要源自技术进步，东部地区是推动环境技术创新的主要地区：(3)东部和西部地区工业TFP存在俱乐部收敛现象，而中部地区仅存在条件收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