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借贷法律概念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民间借贷法律概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特点是：

1、民间借贷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

2、民间借贷是一种合约行为；

3、民间借贷关系成立的前提是借贷物的实际支付；

4、民间借贷的标的物的权属需明确属于出借人个人；

5、民间借贷可以有偿，也可以无偿。

【法律依据】

篇2

[关键词]民间借贷；利率；市民社会

中图分类号：D9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3）04-0069-07

从学理上讲，民间借贷是指出借人将一定数量的现金或实物交付借用人占有或使用，后者在一定期限内应返还同等数量的现金或同质的实物的协议[1]（P1416）。民间借贷作为一种合法的财产增值和流转制度，是民事法律行为制度在财产流转领域中的微观显现。从理论上来讲，民间借贷行为应与民事法律行为的各项逻辑构成要素相一致。然，目前我国民间借贷制度却存在诸多问题。首先，就民间借贷概念本身而言，并非规范化的法律概念，我国立法也并未采纳，这就使得其容易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相混淆。其次，我国立法对高利贷的性质也未明确界定，导致实践中处理相关案件时出现法律适用上的空白。最后，由于受国内外经济环境的作用，我国大批中小企业急需资金，但法律又明文禁止企业间相互借贷，加之中小企业经济基础薄弱，无法满足正规金融所需之担保，使得中小企业被迫求助于民间资本，进而加剧了民间借贷运行的风险。可见，民间借贷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制度。如何使民间借贷这一合法的财产流转与增值制度发挥应有的制度效用，如何有效解决企业间的融资问题，如何保护民事主体基本的融资自由而又不被公法范畴中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抑或集资诈骗罪所侵蚀等，将成为亟须解决的问题。

一、民间借贷运行桎梏分析

“吴英案”使民间借贷在学界的讨论骤然升温。由于民间借贷形式的简单性，导致权利救济上困难重重；由于资金流动规模的巨大性和不易监管性，使得国家宏观调控力不从心；由于国家正规金融体系的不完善性，导致中小企业获取贷款出现瓶颈。在探寻民间借贷稳健运行的良策之前，应首先对民间借贷运行中风险频发的原因予以检视。

（一）理论研究桎梏

理论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在于指导实践的良性运行。马克思早在1845年就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民间借贷理论研究的正确与否应得到实践的检验，否则将成为制度运行的先天屏障。从目前实践对理论的反馈来看，民间借贷的理论研究中存在诸多疏漏，对此，笔者拟掘取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中的两个片断以作例证。

1.民间借贷概念构成之逻辑缺陷

对于“民间借贷”，目前学界虽有论述并存在广狭之别，但“民间借贷”这一概念，我国法律文献中始终没有出现过①，在我国的立法上也没有被正式采用。“民间借贷”最早出现在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中。学术界和实务界之所以称之为“民间借贷”，是由于我国的金融机构（主要是银行）以前先是国营、后是国有或国有控股，都具有“官方”因素，从而产生了与之相对的“民间借贷”概念。单就目前对民间借贷制度中权利义务的配置来看，也是借用“借贷合同”之内容，对民间借贷本身并未形成自身的逻辑概念体系。可见，“民间借贷”本身并不是一个规范的法律概念，因为规范的法律概念需历经学术洗练之后方能出现[2]。所以，“民间借贷”要成为规范化的法律术语必须经过学术洗练，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十分精致的法律概念。这也意味着关于民间借贷这一法律制度内在的各项逻辑构成要素――主体、客体、权利、义务等――也都要经过学术洗练、经过充分论证，是表征特别法律意义、应具有明确的性质定位和概念指向的，而不是像目前这样仅作为一种模糊的言辞表述。

正是此种概念的非规范性，导致在实践中民间借贷极易与刑事公法领域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相混同。这一点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已经普遍存在。例如，对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刑法虽有较为详细的规定，但笔者经过查阅刑法相关资料后认为，两者只能在宏观的角度上作出两点区别。一是两者调整的法律关系不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主要是对国家存款管理秩序的侵害[3]（P454）。刑法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予以打击，旨在维护国家正规金融机构的利益。而民间借贷调整的是平等主体间的财产流转和归属关系。两者调整的内容属性上是存在公与私的不同的。二是两者制度设计的出发点不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以权力为基点，旨在维护政治国家的利益；而民间借贷则以权利为逻辑起点，旨在维护市民主体的权利，以实现主体的人格的存在。

但从实践角度而言，民间借贷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根本无从区分。因为从我国目前的立法看，民间借贷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概念架构是完全相同的，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国务院1998年颁布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来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民间借贷概念实质所指是完全相同的，其区别仅在各自使用的语言表述不同而已（如都是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融资行为，都是针对社会不特定对象的都是出具凭证的，都承诺还本付息等）。二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的构罪要件之“公众”概念本身的模糊性。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以向“不特定的多数人（公众）”吸收存款为构罪要件，但对“公众”概念本身却并未明确界定。公众是指大多数人[3]（P455），对此刑法界无争议。但对公众具体的概念指向，刑法界却存在诸多说法。如有学者对其从“相对范围”意义上来界定[3]（P455），也有学者以“出资者与吸收者之间的关系”来界定[4]（P686-687）。但这种模糊性使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民间借贷中的债务人同时向多个债权人举债的情形无法区分。三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以“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为此罪客观方面的构成要件，但此罪客观方面本身描述的内容也具有模糊性，这是有违刑法之罪刑法定之基本价值理念的。由于上述原因，使得在实践中认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时，其立案标准则倾向于户数、向社会大众吸收的数额以及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等。这就导致民间借贷本身已经成为潜在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了。

简言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的民事主体面临着两难境地：一边是体现意思自治的民事基本法，一边是公权力以“扰乱金融秩序”为由限制市民意思自治的刑事基本法。这种概念自身的逻辑缺陷导致了这种两难的选择，从而使得民间借贷从产生到运行的全过程都处于一种模糊与不确定的状态之中，最终民间借贷在实践运行中风险频发就不言而喻了。

2.利率条款规定的缺漏

《合同法》第211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贷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此法律规范设置的初衷是为打击高利贷。但由于市民社会私法自治性，导致民事主体之间的借贷并不能为正规金融机构有效监管。加之我国对利率性质的片面认识与定位，导致此条法律规范在我国封闭的市民社会环境下，也不过成为“毫无作为行为规范与裁判规范之可能性的条文――僵尸法条――而已。”[5]利率条款的缺漏具体表现在三点。

第一，利率性质定位上的片面性。在民间借贷这一法律关系中，市民主体间天然的财产占有不平等是借贷得以发生的根本原因。但在这一财产流转过程中，民事主体趋利避害的财产性人格使得财产的安全与增值成为其首要之考量，作为对出借人成本风险之补偿的利息也就应运而生了。进一步讲，利息是财产所有权人之所有权、收益权能的基本展现，即此时利息只是市民社会下民事主体基本权利的逻辑延伸。但随着近代民法本位的嬗变，社会本位立法成为民法的逻辑起点，强调民法对社会公众福祉予以关注。所以，民法社会本位就为政治国家进入市民社会并保护市民社会安全提供了正当性理论依据。具体表现在民间借贷领域，则以“法律父爱主义”的利率立法模式对民间借贷中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作出矫正。可见，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中的利率本身在性质上经历了两次嬗变――由纯粹的市民主体基本权利逻辑之展开，到不仅是双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基本体现、也是政治国家调控经济的工具之转变。然而，在我国当下民间借贷利率的法律规定中，仅仅片面地认为超出最高上限的利率不受保护，仅看到了利率所肩负的政治国家之职能，却未能认识到利率同时也是民事主体意思自治之体现。

第二，利率机制作用方式上的局限性。经过上述分析可见，利率的双重职能实质转变为政治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干预，而在具体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中，这种干预存在的方式是微观的。我国目前规范民间借贷的利率采取“双线”、“则”制度，意即中国人民银行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状况及资金流通情况制定基准利率；商业银行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之规定可在一定范围内浮动相应百分点。所谓“则”，即在利率的适用上进行二元化区分，针对正规金融机构的借贷，必须严格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所规定的同期利率标准，否则属于高利贷；但对于民间借贷则允许利率适当超出中国人民银行所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而达到该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超过四倍时才属于高利贷[6]。

相比我国静态的利率管制机制，国外主要有三种利率机制模式：一是与我国基本相同，实行固定利率机制的美国；二是适用浮动利率机制，由法官结合社会实践以自由裁量的德国、奥地利、英国等国；三是可谓对前述两种折中处理的立法模式[7]。美国对于超过最高利率上限的处理模式是从民事制裁最终过渡到刑事打击，而我国法律仅规定超过四倍利率之后不予保护；德国、英国的浮动利率机制，则充分发挥了法官造法的功能，更切合实际。可见，我国对利率的作用只简单地定位于四倍标准，并未考虑到社会实际情况的多元性，并且现行立法规定也并不能解决实践中将高额利息部分写成另外的借款、作为居间费、担保费的一部分的做法。这样，利率规范本身就陷入了非功能的状态。

第三，对超过法定最高部分利息性质定位上的模糊性。目前我国对利率的显性规定见于《合同法》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的规定，但由于我国对超过最高限额利息的性质并未言明其效力状态，使得学界对此争论不断：如邱兴隆认为，我国法律仅表明超过部分不予保护，但对超过最高上限部分的性质并未进行明确定性，而按契约自由之理论，利息是当事人意思之体现，理应受到尊重，同时这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优化配置的结果[6]；也有学者通过对国外立法例进行考察，认为我国现阶段需借鉴国外立法模式设置一个利率上限，作为政治国家介入的标志[8]。因为无论是古代苏美尔法律中对借贷利息的规定――利率以年为准，最低15%，最高33%[9]（P26-27），还是当代世界各国及一些地区关于民间借贷的立法规定[8]，抑或是在我国历史上，都曾对超过最高利率上限的性质进行了明确的界定[7]。然而，目前我国立法不仅模糊，且未言明利率条款之性质，这就不仅导致了司法裁判的多元化，而且无形中更进一步促使了民间借贷的畸形发展。

（二）实践运行困境

民间借贷之所以在实践运行中风险频发，究其原因来自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制度本身的局限性及巨大利益的刺激与诱惑，当然这也是人性之基本表现。当巨额利益的诱惑使市民主体的理性人成分不断地被侵蚀、从而不断地进入市场投机时，也导致了民间借贷在运行中障碍重重。民间借贷在实践运行中的制约性因素非常多，而目前影响我国民间借贷发展的实践性因素主要有两点。

1.制度的疏漏使部分民事主体被迫性选择

在民间借贷的运行中，目前立法所确定的制度存在诸多疏漏，从宏观角度可以将其分为两个方面，即制度的局限与制度的非合理性。制度的局限表现为垄断，即我国目前在金融体制上实行正规金融垄断。在具体的资金运行中，正规金融以维护利益垄断和资金安全为出发点，使资金流动倾向于大型企业，中小企业为了生存，转而求助资金闲置量较大的民间金融。民间金融此时难免会“乘人之危”形成高利贷，一旦资金链断层就会出现债务不能履行之风险。我国法律又规定，超过最高额利率上限的部分法律不予保护，这一系列因素又进一步催生了雇佣黑社会性质组织收债。可见，制度的重重弊端使民间借贷的发展步履维艰。

除此种制度疏漏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制度本身设计上存在不合理。例如，我国现行担保制度未能准确反映中小企业的利益诉求――担保成本较融资成本高，这使得中小企业不能运用担保机制获得发展所需的资金。

2.系统外因素的冲击

民间借贷制度作为一项基本的私法制度，不断受到私法系统外因素的干扰，导致其制度功能的发挥遭受种种阻碍，这主要表现在用不同的法律规范去评判同一性质的法律关系上。如在民间借贷的运行中，市场主体受到巨大利益的驱使而进行一些非理性的投资，最终因无力履行义务而被以公法诉由追究公法责任。针对此种情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出台了《关于刑事立案监督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要求公权力对此严格审查。因为这是市民社会私法自治性下自己责任的基本体现――利益与风险并存，不能轻易动用公权力苛处刑罚或者行政处罚，同时公权力的运行不能因为市场主体带有权力的符号而否认平等市民交易关系中私法行为本身的属性。

在民间借贷的运行中，除了上述消极冲突外，还受到公权力的积极冲击。首先必须明确，公权力是私益的最后保障，公权的目的就是维护私权，是私权的守夜人，公权力能动地进入私法领域将造成私权制度性保障的缺失。在民间借贷的实践运行中，若公权力对民事纠纷法律关系不严格审查，而以维护法的秩序、公平、正义等价值为由对私域进行肆意践踏，这种公权力在为秩序、公平、正义而否定私法自治效力的同时，无不是在践踏私法本身所构建的社会正义。“吴英案”对民间借贷的规范化运行提出了拷问，巨额的利益诱惑之后，不仅仅是对正向制度疏漏的思考，还应当理性地思索市民社会中的非理本身的合理性（高额利益回报的诱惑），不能让市场主体中的一方去为双方的错误“买单”，否则将是对市民社会自己责任原则的最大讽刺，也是对契约自由精神的彻底否定。

综上，民间借贷之所以在运行中风险频频，可以将这一原因回归至民法最初制度架构的逻辑起点上――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两者在民间借贷这一财产流转与增值的制度中介入的“度”，成为影响民间借贷发展的根本原因。因此，无论理论研究上的桎梏还是实践运行中的困境，都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互相博弈的表现。

二、民间借贷规范化运行对策建构

自由唤醒民事主体的意思自治时，秩序却“敲打着”民事主体的行为选择；效率激起民事主体趋利的热情时，正义却拷问着民事主体的良知。民间借贷在自由与秩序、效率与正义的矛盾中彰显其独特的财产融通之魅力，但也显现出非理性的风险与诱惑。在民间借贷问题上，“放”或“不放”争议的焦点有两方面。第一，利益能否被均分。一旦民间借贷被“松绑”，意味着银行垄断利益的格局被打破，这也是目前民间借贷能否被放开的决定性因素。对此，马克思的哲学观、国家观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所以利益的占有当然成为首要。第二，市民社会是否会对政治国家的安定产生威胁。民事主体趋利避害的财产性人格使得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权利的目的，在权利实现其目的性的同时盲目性必然开始泛滥，而利益诱惑的几何倍数越大，造成的危害后果就会越大。所以，从理论上来讲，市民社会会对政治国家造成冲击，但这种冲击从实践的角度而言是概然。因为政治国家设定民间借贷的利率上限后，一旦发现市民社会中民事主体的借贷行为有逾越此限者，则直接认定其危害政治国家的安定。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发现，这将产生一个问题、两种态势。所谓一个问题，即对民间借贷国家基本上以压制为主，但现实中民间借贷却大量存在，政治国家并不能对其有效监管，如何处理这一问题是民间借贷规范化运行的关键。所谓两种态势是，其一是在私法和公法范畴中，相对性设置了民间借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两种法律制度，但这两种制度的概念架构基本相同，导致区分民间借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时陷入一个“度”的权衡上，而目前司法解释所确立的这个“度”本身的合理性有待考证，所以在处理民间借贷案件上也就具有随意性的特征，最终形成了变相压制民间借贷的态势。其二是对于民间借贷本身的规制，我国目前将其分为三段来处理，即对民间借贷本身法律规定其合法有效；对于民间借贷衍生的高利贷及变相的高利贷采取不予法律保护的观点，但并未言明其具体的效力状态；对于民间借贷诱发的洗钱、黑社会活动等犯罪采取刑事公法打击，这就使民间借贷又处于不确定的态势中。

简言之，问题的核心是在民间借贷领域中，是只维护政治国家的利益，还是既要维护政治国家的利益，也要兼顾市民社会的利益。合理的做法应该是两者兼顾，在规制民间借贷时以市民社会的私法自治性和政治国家的有限介入相结合为制度设计的逻辑出发点，两者都要有所体现。

（一）市民社会私法自治性的发挥

中小企业以及自然人对资本的需求，是目前解决民间借贷运行桎梏必须正视的问题，不能仅仅通过否定其效力来解决。在解决中小企业以及自然人在市民社会下的资本融通问题时，不仅需要运用正规金融的效用，也应充分发挥市民社会的私法自治性，从而达到规制民间借贷的目的。

1.完善制度设计及法律体系之间的衔接

从现行立法来看，二元化立法导致民间借贷中有关司法解释、批复等矛盾重重――不能为民间借贷的良性发展提供规范化依据[10]。因此，需打破这种二元制立法，不断地健全和完善相关法律制度。

篇3

“民间借贷危机”凸显了我国现行金融体制的缺陷和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本文首先对民间借贷进行概述，描述当前我国民间借贷的现状，探析其存在的问题，最后对如何规范我国民间借贷发展提出相关的建议。

关键词：民间借贷；规范化；金融体制

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the folk lending as a supplement to the formal financial, in the development of a country's economy as a double-edged sword. On the one hand, the folk lending is about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especially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and private enterprises played a considerable role in promoting. But on the other hand, the folk lending in the official financial system, combined with the folk lending with spontaneous flaws, in case of capital chain rupture, tend to cause a chain reaction, endangering social stability, has higher risk.

"Private lending crisis" highlights the defects of the current financial system of our country and the financing difficulties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this article first overview of private lending, describ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current our country folk lending, analyze its existing problems, and finally, the suggestion for how to regulate the informal lending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

Key words: private lending; Standardization; The financial system

中图分类号： TU31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引言：民间借贷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一些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在解决民营经济资金匮乏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这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如高利率侵蚀企业利润、资金链断裂引起民间资金市场动荡等。

一、民间借贷的概念及运行流程

（一）民间借贷的概念

民间借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民间借贷是指除正规金融借贷以外的借贷活动，处于金融监管和国家宏观调控之外，它不在官方报表中披露，也不受法律的保护，属于非正规的金融活动。有的学者也把民间借贷称为民间金融或地下金融等。狭义的民间借贷是指民间个人与个人之间和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借贷活动。本文研究的民间借贷是广义的民间借贷。

（二）民间借贷的运行流程

民间借贷流程在不同的环境中有不同的形式，一般会有以下几个流程：1、客户填写备案；2、考察借款方，工作人员介绍到借款方考察，与之人面谈了解情况；3、介绍借款方与放款方配对协商，达成初步意向；4、放款方考察借款方情况；5、客户签订《借款合同》办理借款手续。5、放款以及后续服务等（如图1）。通过这样的流程就完成了民间借贷这一行为。

图1 民间借贷的运行流程

二、我国民间借贷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民间借贷的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国民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居民收入不断提高，银行储蓄越来越多，截止去年居民的存款达到45万亿元，规模很大。由于银行利率较低，百姓就把钱从银行里取出来贷款给别人，有数据表明有十分之一的存款从银行取出，投入到民间借贷中。据估算，温州民间借贷已达到1200亿元的规模，浙江省约1.5万亿元规模，全国约3.7万亿元的规模。

民营企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是一支主力军，现在小微企业所需的资金，一部分靠自身积累，还有很大一部分靠民间借贷解决。现在，全国许多经济开放城市中，民间借贷已经由“地下”走到“地上”，老百姓也转变了陈旧的认识，民间借贷为政府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活跃地方经济，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近年来民间借贷发展所存在的问题

民间借贷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市场需求，弥补了商业银行金融服务的缺失与空白，对发展壮大个体私营经济，促进地方特色产业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民间借贷在发展中由于缺乏规范，也存在一些弊端，需要引起重视并加以正确引导，其弊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相关法律滞后引起民间借贷市场混乱

民间借贷具有分散性和隐蔽性，其监管难以深入进行，缺乏监管约束和法律保护。例如长江三角洲、内蒙古鄂尔多斯等民间融资活跃地区，民间借贷的月利率普遍在3分、4分以上，有的甚至达5分以上，即年利率回报超过60%。

2.短期借贷行为泛滥不利于经济长期发展

民间借贷立足借贷双方的个人关系，一般只用于弥补短期的资金缺口，资金供给和使用依附于短期的经济关系，对于长期的市场变化缺乏预测，多为短期行为。由于借贷双方均为短期行为、缺乏长期的计划，资金链可能随时断裂，不利于企业自身与地方经济长期稳定发展。

3.融资规模较小难以形成资金合力

民间借贷具有自发性、盲目性、逐利性，因此大部分资金都流向门槛低、短期内能看到收益的行业。从民间借贷的单笔金额来看，最小仅几百元，一般也只有几千上万元，几十上百万的单笔借贷很少，相对于企业筹建或扩大再生产几百上千万的资金需求，规模明显偏小，资金合力难以形成。

三、规范和发展民间借贷的对策

虽然民间借贷存在着以上的诸多问题，但是它对金融市场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因此，不应一味地忽视民间借贷市场，而是合理引导、规范我国民间借贷市场的健康发展。

（一）制定完善合理的民间借贷法规和办法

任何经济活动的有效运行都需要法律法规的保证、规范和约束，民间融资的发展也不例外。完善民间融资相关的法律法规是规制民间金融的关键举措。

目前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民间融资有关内容存在一些冲突，导致对民间融资的认定标准把握不一。应该在充分调查论证的基础上，适时出台《民间借贷法》、《放债人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依法确定民间借贷的定义、适用范围、期限、管理部门及其职责、合理的税负、纠纷处理适用法律规定等，明确界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和正常民间融资的界限，以规范、保护正常的民间借贷行为，打击高利贷，通过法律手段使民间融资逐步走向契约化、规范化。

（二）加强对民间融资的金融监管

对民间融资进行有效的监管是其实现规范化发展的关键。通过建立有效的监管体系，进一步规范民间金融运行。

1.明确监管主体

正规金融市场的监管十分有针对性，从产权上看，民间金融的监管也可参照正规金融监管方式，明确民间金融监管主体，则可相应化解一些难题和矛盾。

2.构建监管网络

结合我国民间融资的特点，应该培育和建立一个包括政府监管、行业自律、自我约束和社会监督四者协同配合的监管网络。

3.完善监管方式

民间融资监管方式应灵活多样，如政府监管主要应以法律法规为准绳，依靠法律法规对民间融资活动起到规范保障作用；行业监管则通过制定行业行为规范准则和惩罚监督机制来进行行业自律，有效防范民间融资风险。

（三）加快利率改革，推动利率市场化进程

民间借贷繁衍生殖的根源在于金融市场的二元分割，只有放松利率管制，降低金融市场的分割程度，才可能改善利率政策传导机制不畅和资金配置低效的局面。利率市场化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民间借贷存在的问题和风险，而且可以营造一个相对公平的金融市场环境。利率市场化还可以发挥市场资金的配置作用，有助于减少高利贷或者不合理、不合法的民间借贷情况的出现。加快利率市场化，降低市场准入门槛，使民间借贷有效地融入到正规的金融体系中。

四、结语

按照营销学中的长尾营销理论，“小鱼小虾可以带来更多利润”。民间借贷中虽大多属于小额借贷，但数量众多，范围广阔，它们才是将来丰厚利润的来源，将来银行也一定会对中小企业和个人借贷更加重视。但在我国现阶段，民间借贷仍然游离于正规金融之外，银行由于在小额信贷领域实行严格的贷款限制，广大小微企业的资金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制约了经济的持续发展。我们应该积极推动民间借贷的发展，创新多种民间金融形式，打破银行垄断，给小微企业提供一个更加有序、开放、公平、方便的金融服务环境。

[参考文献]

[1]张志昆.当前中国民间借贷研究[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0:1-60

[2]邢增艺，蒋琳，戴鸿广.规范与引导我国民间融资规范发展.当代经济.2009，(11)

篇4

民间借贷是指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公民与其它组织之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见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因借贷产生的抵押相应有效，但利率不得超过人民银行规定的相关利率。民间借贷分为民间个人借贷活动和公民与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民间个人借贷活动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遵循自愿互助、诚实信用原则。狭义的民间借贷是指公民之间依照约定进行货币或其他有价证券借贷的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广义的民间借贷除上述内容外，还包括公民与法人之间以及公民与其他组织之间的货币或有价证券的借贷。现实生活中通常指的是狭义上的民间借贷。

2012年3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并批准实施《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相关行业分析人士认为，此举有助于民间金融实现规范化，进而合法化，是政策方向调整的标志性事件。它对于以“钱来钱网”为首的第三方P2P民间借贷平台而言，也具有转折化的意义。

二、民间借贷的主要法律特征

（1）民间借贷双方之间形成的是一种合同关系，双方之间的借贷行为也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这种关系一旦形成便会受到法律的保护。（2）民间借贷是贷款人和借款人之间因借贷关系而形成的一种合约行为。只要该协议的内容合法就都是法律允许的，受到法律的保护。（3）贷款人能否将借贷的标的支付给借款人，决定了民间借贷关系能否成立。借贷双方之间除了对借款标的、借款数额、借款的偿还期限等内容均达成一致意见以外，贷款人还要将借款的标的即货币或者其他的有价证券交付给借款人，此时双方的借贷关系才算真正的成立。（4）贷款人交付给借款人的标的物，必须是贷款人个人拥有所有权或者支配权的财产。（5）借款人既可以支付利息也可以不支付利息给贷款人，是否支付利息由借贷双方自由约定。民间借贷因其主要发生在自然人之间，一般是不需要支付利息的。若借贷双方在口头协议或者书面协议之中约定了支付利息，那么借款人就要及时地将利息交付给贷款人。但此利息不得高于国家法律中对利息的相关规定。

三、民间借贷存在的必然性

我国民间借贷的历史由来已久，随着时间的流逝，民间借贷非但没有消失匿迹，反而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又有日趋活跃之势，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我国尤其是中小企业对民间资金的需求情况。民间借贷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1）从供求方面看，大量富余资金的存在为民间借贷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来源。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加快，城乡居民所拥有的个人财富也随之增加，为民间借贷的稳定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来源。普通群众可选择的投资品种却是少之又少。通常民间借贷的利率相对于银行的利率来说要高一些，于是很多人为了追逐更高的收益而将目光投向了民间借贷市场，靠发放民间借贷给借款人来获取高收益。也就解决了中小企业所需资金不足的问题，充实了其运营资本。

（2）从需求方面看，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为民间借贷提供了发挥的空间。我国中小企业近年来发展十分迅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力军。然而，作为我国经济发展主力军的中小企业在从银行获取贷款时却普遍遇到了贷款难的问题。民营企业因其经营不稳定，在融资上存在很多的障碍，无法与国有企业相提并论，这就使得中小企业能够借入的资金变得十分有限，远不能满足中小企业正常发展对资金的需求。

（3）民间借贷与正规金融相比具有特有的优势。当货币盈余者向资金短缺者有条件地转移货币时，就构成了金融行为。这些金融行为可以跨时间、跨空间、跨主体去配置资源，在正规金融不足时，民间非正规金融发挥了极其重要的补充作用，有助于增进人们的选择自由和切身利益。民间借贷手续简便，操作灵活。非正规金融机构在信息成本上具有明显的优势。民间借贷具有强烈的地域性，交易双方往往为在一定区域内生活且彼此熟悉的居民，他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和合作中早已建立了相互信任的社会关系，且对对方的收入水平、偿还能力、信用状况等信息能够清晰的把握，有效地降低了由信息不对称所引起的道德风险发生的可能性，满足了中小企业快速融资的需求。

四、民间借贷新的立法建议

2008 年 11 月央行起草了《放贷人条例》并将其提交给国务院法制办，表明监管当局对民间借贷在金融体系中的积极和消极作用已经有相当全面的认识，并试图用立法手段对其信贷行为进行适当的规制。这将是民间借贷阳光化和规范化历程中的一个里程碑事件，必将对民间借贷的规范化发展和动员民间资本从而纾解小企业和农户融资瓶颈约束起到积极作用。

借贷的资格是毫无异议的。我国目前的司法解释，明确的将企业之间的借贷定位为非法的、无效的。但我国银监会于 2008 年 5 月 4 日颁布的《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2007 年 1 月 22 日颁布的《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2007 年 1 月 22 日颁布的《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暂行规定》中却规定，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作为独立的企业法人，其可以与贷款的中小企业之间建立民间借贷关系。也就是说现行法律允许企业之间进行民间借贷。这就导致新法与旧法之间出现了矛盾。因此，在制定《放贷人条例》时，应该明确企业之间的民间借贷的性质。

1.确立民间借贷主体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中，借款人往往相对于贷款人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在《放贷人条例》中要重视对借款人权利的保护，同时也要注重对贷款人权利的保护。

2.创新民间借贷的抵押物种类。控制民间借贷信用风险的一个重要模式便是建立完善的担保机制。在民间借贷新模式——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的实践过程中，由于借款人在贷款时多无财产可供抵押，无形中增加了信用风险发生的概率。因此，我国在制定《放贷人条例》时应该创新民间借贷的抵押物种类，给予借款人和贷款人灵活的选择抵押担保物的空间。

3.明确规定监管主体。现行《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暂行规定》对于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的监管主体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我国在出台《放贷人条例》时就应该对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规定明确的监管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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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间金融的基本理论探讨

1．1民间金融的内涵界定

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民间金融活动日趋频繁，究其内涵，国内外学者提出了诸多观点，见仁见智，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定论。国际上，由于各国具体国情和法制传统的差异，以及各学术流派研究的方法与侧重点不同，对民间金融内涵的界定莫衷一是。美国学者施密特将民间金融界定为依靠社会法律体系之外的对象运行的金融活动，其与正规金融之间的区别在于交易过程中依靠的对象不同;德国学者卡莫尔教授将民间金融界定为游离于国家官方金融体系以外的，不受官方信用控制的金融交易活动［1］。国内学界对民间金融内涵的界定也提出了种种观点，可谓见仁见智。张学军教授认为民间金融是指相对于国家金融制度和银行组织，自发形成的民间信用活动;胡德青先生则将民间金融界定为非金融机构的自然人之间、企业之间以及自然人与企业之间游离于国家正规金融机构以外的、以资金借贷为主的融资活动［2］。综合上述观点的共同之处，并对不同之处进行利弊权衡，笔者认为对于民间金融的定义应做如下界定:民间金融是指游离于在国家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之外，非国家正规金融机构的自然人之间、企业之间以及自然人与企业之间的资金融通活动。

1．2当前我国民间金融的特征

其一，融资规模急剧扩大。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民间资本急剧膨胀，民间金融的涉及范围越来越广，交易总量也持续扩张。中信证券研究报告认为，2011年我国的民间融资市场总规模至少超过4万亿元。融资规模的急剧扩大一方面满足了部分融资主体的经济需求，另一方面折射出我国民间金融的泡沫性风险。其二，利率弹性大，且趋于高利率化。我国民间金融通常根据借款的主体、用途、时间长短、急缓程度来确定利率，利率的弹性很大，既有发生在亲戚朋友之间的互助式无息、低息借贷，又有等于或略高于银行利率的普通借贷，也有“利滚利”试的高利贷。此外，从整体上看，民间金融的利率趋于高利化，特别是高于银行利率的民间借贷，其利率水平持续增高。其三，潜在风险巨大。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2012年社会蓝皮书，当前我国民间借贷面临着融资规模、融资结构、利率价格、信用违约等风险，多重风险交织，使得我国民间金融市场面临着巨大的潜在危机。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有相当比例的民间资本并未进入实体经济，支持实体生产，而是转入“钱生钱、利滚利”的投机性金融链条之中。

2民间金融立法原则明晰

2．1明确性原则

法律的规范性、强制性和权威性要求法律规范内容自身必须清晰明了，法律概念的内涵必须明确，逻辑必须严谨，并且避免出现自相矛盾或规范不清之处。法律是公民行为的最重要的规范，直接关切着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倘若公民不能从法律上知晓其行为的法律性质与法律后果，必定会使其陷入一种“行为困惑”的窘境，那么法律对人们的规范作用将大打折扣［3］。民进金融不仅涉及合会、私人钱庄、普通借贷、高利贷等诸多法律类型，而且对于合法借贷、非法集资等行为类型也极为错综复杂。规范民间金融的法律更应秉承明确化原则，将相关概念的法律性质及其法律后果清晰地、规范化地规定在相关法律中。

2．2分类规范原则

立法上应根据民间金融的不同类型进行分类规范，具体来讲，主要分为以下四种类别:第一，普通民间借贷。该种类型的民间借贷利率低于、等于或者略高于同期银行利率。这种简单的民间金融属于民事主体之间平等、自愿地支配其资金流动，并自己承担风险的活动。对于此种金融活动，体现的是民事主体意思自治的精神，应当受到的法律保护。第二，高利贷。高利贷是指高于正常利率的贷款，该行为干扰了正常的金融秩序，同时利用他人的急需资金的特殊情况而掘取高额不当利润，损害了他人利益，法律应对其予以否定。第三，合会。合会是一种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具有互质的自发性群众融资组织。合会在我国有着十分悠久历史，如今在浙闽一带十分盛行，有着广泛的市场需求，对于民间闲置资金的配置和民间的融资问题都有着积极的作用。法律上应对其进行合理规范，并予以保护。第四，私人钱庄。私人钱庄是指没有经过国家相关机构审批而设立的的金融机构，其与银行类似，通过吸收存款、发放贷款来进行运营。私人钱庄的存在不仅对国家的金融秩序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同时极大地加剧了国家的金融风险，法律应对其予以取缔。

2．3利益协调原则

平衡协调原则，是指民间金融的相关立法要从社会的整体利益和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出发，来调整民间融资法律关系，以促使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协调统一［4］。作为统指导、统领法律规范的基本原则，利益协调原则要求追求民间金融的相关立法应统筹国家利益与个体利益、统筹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统筹经济自由与经济秩序、统筹形式公平与实质公平。需要注意的是，利益“协调”不等于利益“平衡”。进一步讲，实现融资主体之间利益关系的协调，仅需民间金融主体所得到利益在自己创造的利益总和之中占有一个相对合理的比例即可，而并不要求融资主体之间利益的绝对对等。

3我国相关立法现状及缺陷检讨

我国《合同法》第197条至第211条对借贷合同作出了若干规定，最高院出台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则更为系统、具体地规范了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中国人民银行出台的《关于取缔地下钱庄及打击高利贷行为的通知》、《关于进一步打击非法集资等活动的通知》对地下钱庄、高利贷及非法集资等非法金融活动予以否定。此外，我国《刑法》建立了非法民间金融的刑事处罚制度。《刑法》涉及非法民间金融犯罪的罪名主要有三类:第175条规定了高利转贷罪，第176条规定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第192条规定了集资诈骗罪。2011年1月4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则对非法集资类行为做了更为深入、具体的规定。尽管我国对民间金融做出了一系列的法律规范，但民间金融的相关立法仍存在着不尽完善之处，具体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3．1民间金融法律地位缺失

目前我国民间金融已经步入高级阶段，融资交易的规模巨大、范围广泛、方式灵活等特点，客观上使得与正规金融相对应的民间金融可以快速适应和满足该种需求。然而，至今为止我国没有一部法律来确立民间金融的法律地位，法律层面上尚未对民间金融予以明确的肯定或否定，民间金融主体的权利与义务尚待明确。我国民间金融活动虽然“大张旗鼓”，但只能是“犹抱琵琶半遮面”。民间金融法律地位的缺失，使得民间金融活动游离于法律之外，致使民间金融主体的权利与义务很难得到法律的保障。

3．2对超过法定最高利率民间借贷的法律后果规定不明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的司法解释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同期利率，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超出此限度的，其超出部分的利息法律不予保护。然而，法律并没有对超出该司法解释所规定的最高利率的融资行为规定某种处罚，这就导致民间金融特别是担保公司等机构提供的短期融资中，高利贷现象非常泛滥，对我国的金融秩序构成了潜在的威胁。

3．3非法集资类犯罪法律规定不尽合理

根据《刑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非法集资类犯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行为，非法集资类犯罪的最高法定刑为死刑。笔者认为，刑法对非法集资类犯罪存在着如下两方面不合理之处:其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作为非法集资类犯罪的构成要件不妥。“目的”毕竟是产生并且存在自然人的内心世界，人们很难从客观行为中精准地把握，在实践中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极为困难。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作为认定非法集资类犯罪的前提要件不利于严厉地、有效地打击非法集资类犯罪，以维护国家金融秩序。其二，非法集资类犯罪配置死刑不合理。从刑罚的公正性角度分析，刑罚剥夺权益的总效用不得超过犯罪行为侵害的总效用，刑罚的严厉性也应等于或低于该犯罪的严重性，对经济性犯罪的非法集资罪配置死刑，用经济利益衡量人的生命，是对生命的一种侮辱，对犯罪人来讲是有失公正的［5］。此外，从刑罚的功利性角度来看，刑罚的目的就是预防犯罪，自由刑和财产刑足以有效的预防非法集资类犯罪，对其配置生命刑就显得“杀鸡用牛刀”了，是对社会资源的一种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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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间；借贷；原因；问题

1.民间借贷的概念及表现形式

民间借贷主要指的是自然人之间、自然人和企业法人之间以及自然人同其他的组织形式之间以货币作为标准的资金借贷行为。民间借贷行为由于能够对国家经济产生积极的作用，因此在国家的发展过程中逐渐的获得了重视，民间借贷的发展同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金融体系建设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

我国的民间借贷存在着互助型和营利型两种基本类型，互助型民间借贷主要是存在于自然人之间、自然人和企业法人之间以及自然人同其他的组织形式之间的民间借贷行为，是在信任基础上进行的借贷行为。营利型民间借贷发展的主要目的是追求经济利润，同时不限定是在亲友之间进行的借贷活动，一般来说，民间借贷的发展能够有效的促进金融市场的活络发展，实现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发展。

2.我国民间借贷发展现状

现今，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进步，民间借贷作为金融市场的有效补充发展能够对金融市场中的民间借贷需求进行很好的满足，民间借贷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经济利润的追求。但是由于经济的市场化发展，人们的现代化金融意识开始加强，借款人进行的民间借贷开始由传统的生活需求转向营利性生产需求，同时民间借贷的利息比例也开始出现大幅度的上升。现今我国国内的民间资本的发展规模也出现大幅度的增长的趋势，借款人同放款人之间的简单交易已经无法满足金融市场的实际融资发展需求，因此，需要对传统的民间借贷进行改革和创新发展。目前，我国的民间金融方式开始出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同时在金融手段的选择上也呈现复杂化的趋势，相应的金融借贷资金运作十分的隐蔽，因此，对于我国的实际融资规模无法进行准确的估量。根据我国中央银行2013年的相关数据显示，截止2012年我国的实际民间融资金融已经达到了9500亿元，在整个国民GDP的占了6.96%，在整个本外币贷款中则是占到了5.92%，因此，根据粗略的估算，我国现今的民间融资规模已经超过了10000亿元，但是其数值只是估算的结果，没有准确性。

根据中央银行2014年的相关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的私人借贷资本市场中所涉及的资金已经达到了6.4万亿元，而在贷款市场中则是占了大概5%左右。截止2014年，我国的民间借贷总额同上一年相比较而言增长了大概38%左右，所涉及的金额数量有10.38万亿人民币。我国的民间借贷中兄弟姐妹借贷以及其他亲属借贷占的比例最高，这充分说明我国民间借贷的借贷范围还需要进一步拓展。

3.我国民间借贷现象存在的原因

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进步，对于金融服务业提出了更加专业的要求，同时金融市场也获得了快速的发展，整体上来看，我国的短期民间借贷发展逐渐的形成了以营利型借贷为主导的发展趋势，现今，我国的大部分民间借贷行为发展已经开始实现突破发展发展，同时营利型借贷行为也为小额贷款中介机构的发展提供了发展条件，促进我国民间借贷的进一步发展和进步。

3.1 民间借贷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人们的多余资金以及社会发展背景开始为民间借贷的发展提供了发展条件。另外，由于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借入资金开始作为生产资本，导致很多的民间资本获得广泛的发展，长期以来，民间资本的发展都存在着发展不规范以及合法性遭到怀疑等问题，因此严重限制着民间资本的发展和进步。但是，现今，由于民间借贷开始进行合法化的发展，以及在进行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实现了正规的操作，因此我们在针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上可以通过逐渐的将民间借贷纳入到中央银行的金融监管系统中的方式，对我国的民间资本监管进行全面化的监督和管理，为也为小额贷款中介机构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发展条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进步，良好的市场发展基础以及经济发展条件能够对金融市场的稳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同时也能够进一步促进我国经济的平稳发展和进步，对于金融市场的发展也能够实现进一步的保障。

3.2 民间借贷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性

同时小额贷款公司在进行发展的过程中开始逐渐的实行规范化的民间借贷发展，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以及市场经济有着积极的促进意义。金融行业属于特殊的发展行业，需要专业的发展人才和技术进行发展，民间资本的发展和小额贷款的发展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有着积极的促进意义。同时，由于大型资本借贷无法满足三农以及中小企业的发展需求，因此，为了满足市场提出的实际发展需求，民间资本必须要进行合理、科学化的发展。

4.我国民间借贷存在的问题分析

4.1资金供求失衡

我国现今信贷市场发展并不完善，大部分的民间资本在融资市场中并没有实现制度化发展，很多的资金无法实现市场的正规性发展，同时在整个金融市场中，大部分的银行都是将金融发展目光放在大型的信贷公司上，因此，对于很多小型的民间借贷发展而言，还存在着很大的难度。现今，民间借贷的资金供求并不平衡，市场中资金供远小于求，因此，这对民间资本的进一步发展也有着严重的负面影响。

4.2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健全

现今，我国针对民间借贷的相关法律、法规并没有完善化发展，大部分条例都是针对金融市场进行制定的，对于民间借贷的发展并不完全适用，因此，在实际的运用过程中，很多的法律问题无法得到直接的解决，直接影响着我国民间借贷进一步的发展和进步。

5.我国民间借贷存在问题的解决措施

5.1进一步拓宽民间资本投资渠道

对于民间资本供不应求的发展问题，我们可以从根本上进行民间资本投资渠道的拓宽，同时还需要利用不同的发展手段进行民间资本的增加，同时还需要鼓励民间资本进行自我资本的再回收使用，从而满足现今金融市场的实际发展需求。

5.2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针对现今民间借贷法律、法规不完善的问题，我们则是需要从立法的角度，不断的对相关的立法问题进行完善化发展，出台专门针对性和强制性的法律法规，通过相关的专业立法问题实现对民间借贷的完善化和制度化发展。

总结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进步，民间借贷开始出现飞速的发展，对于金融行业的发展来说，资本就是民间借贷发展的本源，因此，民间借贷首先要做到的就是不断的累计资本，但是，由于民间借贷发展的不规范性以及相关机制问题导致民间借贷无法进行进一步的发展。本文主要是针对我国现今民间借贷的实际发展现状进行的分析和探究，最终提出进一步促进我国民间借贷发展的措施和对策，实现我国民间借贷的进一步发展。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

参考文献：

[1]马丁丑，刘发跃，杨林娟，王文略.欠发达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信贷融资与成长发育的实证分析――基于对甘肃省示范性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调查[J].中国农村经济，2011，07：34-41.

[2]梁亚，赵存耀.“民间借贷”的法律边界――以温州“跑路潮”为背景[J].南方金融，2012，01：75-78+42.

[3]尹诗雄.民间借贷现象透视[J].管理现代化，1996，03：5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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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P2P网络借贷 金融监管 潜在风险

一、P2P网络借贷平台的产生背景和发展概况

P2P小额借贷是一种将非常小额度的资金聚集起来借贷给有资金需求人群的一种商业模型。它的社会价值主要体现在满足个人资金需求、发展个人信用体系和提高社会闲散资金利用率三个方面。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普及，P2P小额借贷逐渐由单一的线下模式，转变为线下线上并行，随之产生的就是P2P网络借贷平台，这使更多人群享受到了P2P小额信贷服务。同时通过这种借贷方式来缓解人们因为在不同年龄时收入不均匀而导致的消费力不平衡问题。

（一）国内外P2P网络借贷平台的产生背景

P2P在线借贷的兴起并非偶然,一方面,正规金融体系中金融机构在市场定位上忽视中小企业、弱势群体的金融需求,小额信贷市场存在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P2P在线借贷是民间借贷与网络科技相融合的产物,其提供的无抵押担保、自助交易模式、近距离的交易空间和新型的理财选择契合了众多中小型客户的金融需求,对市场主体的自主创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我国，今年以来温州等多个地区发生的民间借贷信用危机充分表明我国民间金融市场庞杂无序,发展模式尚不清晰。据中国社科院统计数据显示,民间金额规模约在1万亿元以上,在法律不完善的情况下,各级民间金融机构并未在工商局注册,而小额信贷网站既克服了地域限制,节约线下成本,又辐射范围广阔,资金流动率高,将成为释放民间金融的有益尝试。

（二）国内外P2P网络借贷平台的发展概况

1.国外P2P网络借贷平台的发展概况。美国的Prosper公司凭借便捷自助的操作模式、低廉的费率和差异化的定价机制，已经成为P2P融资领域在线借贷的领军者。其引人“客户组”概念,不同的客户组拥有不同的信用评级,任何一个客户组内的借款人若未能及时还款将直接影响该客户组的信用水平,从而使整个客户组成员借款利率的优惠程度下降。网站的收益主要来源于向借贷双方收取一定比例的手续费（交易金额的0.5%～2%）,同时通过与保险公司合作出售还款保险获得一定的佣金。

除Prosper外,P2P在线贷款领域还有其他几家以贷款为目的,以在线P2P为形式的公司。如2007年5月上线的Leading Club，通过社区网络的“病毒式传播”特性,使用Facebook应用平台和其他社区网络将出借人和借款模式人聚合；全称为英国Zopa网上互助借贷公司的Zopa,平台内的贷款人可以提供500～25000英镑的贷款,以贷款利率竞标,利率低者胜出；2005年成立的非营利的P2P贷款网站Kiva,采取“批量出借人小额借贷”模式,不仅提供免费借贷中介服务,还设置“零利率”借款模式,主要面对的借款人是发展中国家收人非常低的企业和个人。

2.国内P2P网络借贷平台的发展概况。在我国，初具规模并且富有影响力的P2P小额信贷网站有拍拍贷、红岭创投、宜信等，在线借贷中已经搭建起了一个平台的雏形。虽然受国内多方条件约束，我国的网络借贷平台还难以与发达国家如Zopa、Prosper等公司平台相匹敌，但作为信贷市场创新融资方式的网络借贷平台在起步阶段就开始尝试探索较为完善的运作模式，在资格审核、信用评级、风险防范等多方面一一规范。自2007年在上海登陆以来，网络借贷影响范围遍及全国。在银行信贷持续偏紧的背景下，人人贷中介公司近来呈现发展快速的态势。

二、国内P2P网络借贷平台的发展机遇与挑战

P2P网络借贷平台作为信息提供平台，联结借贷双方促成借贷成功的业务，在运作上可以弥补银信合作和小额借贷短期内资金出借额度用完，不能及时收回持续经营的不足，可以促进市场资金流动，改善资源配置，为市场上需要资金的中小企业或个人提供资金，在现实背景下具有积极的发展意义。同时，其作为一个新兴行业，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有一些缺陷。因此在评价国内P2P网络借贷平台体系时，应该结合其优势和风险做出客观的评判。

（一）国内P2P网络借贷业务的发展机遇

1.当前借款人筹资渠道单一，P2P网络借贷平台提供低准入门槛、较为安全的筹资渠道。目前中小企业在面临筹资问题时能够选择的借款途径主要有银行、小额贷款、私募基金、高利贷以及公益信贷机构。银行和私募基金在选择贷款人时往往有较为严格的标准筹资,偏重商业模式优秀的企业,小额信贷意愿不强烈;小额贷款由于只能运用自有资金出借给借款人，额度有限，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公益信贷机构出借金额上限过低,欠缺灵活方便。这些限制都使得中小企业和个人的借款需求的不到满足。

相对于以上融资渠道，网络借贷平台的准入门槛很低，国内的借贷平台都将有小额资金需求的市场主体纳入客户对象。宜信公司还有专门针对学生、农民、小业主的特殊项目，能够满足不同阶层客户对资金的需求。信用等级良好的借款人还可以获得数额较大的借款，筹资效率高并且对放款人的资金安全也有一定保障。许多由于公司规模不大或公司业务不成熟而被银行拒之门外的资金需求者能够在网络借贷平台上获得资金，发展企业。

2.传统借贷手续繁琐，网络借贷办理程序简易。银行筹资,往往审核严格,手续繁琐,需抵押；公益信贷机构虽无需抵押,但一般执行困难,审核繁琐,欠缺灵活方便。网络借贷办理程序简易，减少时间、空间上的限制对借贷双方产生的影响。由于网络平台通过互联网办理各种手续，借贷双方只需在家通过材料传输完成各项认证，节省了往返银行、公安机关、法院的各项流程，既节约成本，又省时省力。

3.网络借贷给予放款人更多放款选择权和灵活度。对放款人而言，放款人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借款人作为资金出借对象，同时将一笔钱分散投给多个借款人，如同资产组合投资一样分散一笔贷款的风险。目前国内几家较出名的网络平台，其出借资金方单笔放款金额在100元至10万元不等，放款人可以根据自身资金使用情况和借款人资信等级选择如何放款，同时进行几笔收益率不同的放款人，在合理控制风险的前提下追求个人所期望的收益。

4.大众投资理财收益率相对偏低，网络借贷提供较高收益率。当前银行存款利率普遍低于3%,虽然稳健,但回报较少。网络借贷平台非常吸引投资者的一点是其高于银行的收益率，这不仅体现在借款利率上，同时反映在还款方式上。目前国内网络借贷平台的借款利率设定在银行同期利率的4倍以内，还款方式均采用等额本息还款方式，这不仅提高了投资者的收益率，同时增加了借贷资金的流动性，提升了资金的使用效率。通过一家网络借贷平台“畅贷网”的借款案例可以说明网络借贷在收益率上带给借贷双方的便利与优惠。一位借款人在网络平台上通过审核后一笔十万元的借款，年利率自行定为20%，借期为一年。放款人在网络平台上看见信息后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最后的审核，经网络平台确认后，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划转相关资金。由于网络借贷平台采用等额本息还款法，则借款人每月都将还给放款人一笔相同的金额，月还款额通过公式：每月还款额=■计算得出，则该笔借款每月借款人需还给放款人9263.45元，由于这笔每月还款包括本金与利息每月等额偿还，借款人还款中的利息额度是随着本金的增加不断减少的，这就比从银行借款一次性付清全部借款本金的利息有很大优惠。借款人实际最终还款额111161.4元，也就是说实际年贷款成本为11.16%，虽然高于银行借款利率，但首先借款人融得了资金，其次借款人可以一次全额获得十万元资金投入使用，而不需要先行扣除利息，通过网络借贷可以实现其融资运营的目的。而对放款人而言收益率的优势显而易见，其每月可以取得借款人的还款，比银行定期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先期获得的还款可以进行再投资，总收益率也远高于银行同期利率。

（二）国内P2P网络借贷平台面临的风险与挑战

1.监管职责不清，法律性质不明。目前大部分专家认同，由于银监、公安、工商、网监等部门均未出台针对性法律法规，P2P行业目前属于我国法律的“灰色”地带，存在监管职责不清，法律性质不明的问题。在美国，专门针对民间借贷方面的法律包括《诚实借贷法》、《消费者信用保护法》等，使得民间借贷与主流金融机构借贷一样拥有合法地位，因而美国的网络借贷平台可以发展迅速。可见，网络借贷必须得到法律法规和监管层的许可才能够持续稳定地发展下去，而我国目前在这方面还缺乏强制有效的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P2P行业的进一步发展。

2.业务风险难以控制。这也是银监会的风险提示中重要的一条。这主要是说网络平台无法核实征信，进行有效贷后管理及无法防范洗钱。现实运作中，由于网络借贷平台的资料平台未与银行连通，P2P平台目前主要通过成本较高的方式来获取客户个人征信资料，且大多数需要客户自行提供，这让一些潜在放款用户存有担心。在美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社保号码,只要查询即可见其信用记录。而身份证无此功能,全国信用评价体系尚未建立，无法避免个人开立多个账户或盗用他人信息开户,进而多次集资,扰乱国家金融市场。参照国外成熟的P2P在线接待模式可见，一国发达和成熟的征信体系可以为网络借贷的发展提供夯实的基础。征信机构之间信息的共享和信息提供者积极的参与有力地推动了征信市场的不断扩大。我国征信体系尚未成熟，亟须国家行政支持，让我国P2P行业征信更公开透明和全面。

3.客户资源有限，企业发展遭遇瓶颈。目前网络借贷平台自身的经营由于受到客户数量有限、资源流通缺少效率等因素也面临极大的挑战。作为一个新兴行业，P2P网络借贷平台的知名度仍然不高，加之银行等金融机构尚未认可其经营模式，握有大量客户资源却仍不愿共通，使P2P行业的生存环境十分艰难。不久前，一家国内知名网络借款平台“哈哈贷”关闭，其创始人姚宗场坦率表示：关闭公司主要是资金的问题。未来，规模小、运营不佳的网站或将被淘汰出局，这一现状表现出P2P网络贷款行业的弱小。国际成熟的P2P信贷网站中，Zopa实现年贷款总额1.5亿美元，Prosper3个月完成总计12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Kiva进行跨国借贷，成立至今已经给41个国家提供总计超过2000万美元的无息贷款，而国内几家知名借贷平台，最早成立的“拍拍贷”年成交量也仅达2千多万人民币。加上国内新兴网络平台为扩展业务，在服务费、管理费上连续给予优惠，网络平台盈利渠道需要扩展以维持公司的运营，因而国内网络借贷平台需要其他金融机构更多的关注和互通，才能在国内市场上有良好稳定的发展。

三、对国内P2P网络借贷平台的发展建议与发展前景分析

在我国，未受到相关法律明确规范的网络借贷仍处于相当不成熟的成长阶段，借贷平台的盈利模式、信用评级制度等方面也在不断探索改进。银监会近日《人人贷有关风险提示的通知》，对P2P平台风险做出提示，从中我们也可以结合国外成功经验对中国网络平台的发展进行规划和设计。

（一）对国内P2P网络借贷平台的发展建议

1.国家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将P2P行业纳入监管。对国家来说,把小额信贷网站纳入监管已成为杜绝非法集资、完善金融市场、搞活民间小额信贷市场的必要条件。应结合我国民间金融的发展现状和未来趋势,制定一部专门的针对广泛意义上的民间借贷行为的法律,给予民间金融活动合理的生存发展空间,明确参与民间金融活动相关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和责任调整修订现行法律中有关民间金融的法律依据,鼓励民间金融阳光化发展。

银行等传统借贷机构不应将之视为行业竞争对手，应该采取更为有效的扶持方式，比如给予客户共享等支持，同时将P2P平台纳入平台，业务纳入表内进行监察，在不影响国家整体宏观经济运行的情况下给予新企业相应的扶持，促进该行业的发展，通过建立更完善高效的征信系统，促进P2P网络借贷平台加强对借贷双方的审核、监管，并逐步打造有特色的审核评价机制。

2.大力促进信用中介机构的发展，完善征信体系。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征信市场的培育对市场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良好的征信服务既有利于授信者业务发展,也有利于消费者更方便和快捷地获得信贷服务,英美两国P2P在线借贷平台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其基础就在于其成熟规范的个人信用体系。此外,还要建立高效运行、服务规范、种类齐全的中介服务体系,对现有的资信、评估、审计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服务机构进行整合、再造,积极引进国内外资信等级高的大型中介服务机构,吸收国外相关的先进经验和组织形式,促进中介服务业服务水平和诚信水平同步提高。

3.引导民间金融组织化规范化发展。监管部门应以开放式的思维来审视民间金融活动,充分考虑金融现象的灵活性,引导民间金融组织化和规范化发展。一方面要通过相关法律规定将民间借贷契约化,另一方面要在严格监管、有效防范风险的前提下,鼓励民营资本自愿联合成立多种所有制的民营金融组织,如小额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组等,发展非吸收存款的贷款零售商。

4.通过多种方式进行投资者教育，强化投资者风险意识，预防可能风险。网络借贷行业应该重视投资者教育，通过定期培训、讲座等方式对投资者进行教育，指导放款者在放款前详细认证贷入方的收入和信用状况，选取正规、品牌信誉好的贷款网站；督促借款者在借贷交易中遵守法律法规，从而降低借贷交易中可能的风险、健全民间金融法律框架。

（二）国内P2P行业的发展前景

虽说P2P网络借贷平台是一个新兴行业，征信、监管等多处业务方面存在职责不清，法律性质不明的问题，但这些并不一定代表风险。第三方支付行业在初期也属于监管职责不明的状态，可市场实践证明，其很有存在价值，在国家制订相应的管理办法后也获得长足的发展。P2P网络借贷在银行信贷紧趋、投资风险加大的大环境下，既为贷入方提供了快捷的贷款服务，又满足了借出方的投资需求，如果通过借鉴国际网络借贷公司的成功经验，不断探究网络借贷平台的实际意义、完善风险监管、改进经营模式，相信小额信贷网络平台将在国内经济发展、资本流动中起到重要作用，成为将来金融行业中一个新的发展分支。随着P2P网络借贷平台的发展，居民小额贷款、投资将更加便捷有效，民间金融市场将得到更多资金并实现更好发展，国家金融市场亦得到很好补充和完善。这对国家、民间金融、借贷双方来说将是三赢局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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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永青.我国小额信贷商业化发展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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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额信贷公司面临的主要法律问题

（一）身份定位尴尬

为了规范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中国银监会与中国人民银行联合了《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在指导意见中小额信贷公司被界定为“企业法人”，因此，其受到《公司法》的约束与规制，但是，小额信贷公司的放贷行为显然属于金融领域，具有明显的金融机构性质，其运作也与众多的商业银行没有本质的差异。

鉴于小额信贷公司的性质，贷款的客户以及覆盖范围，其应该受到更为严格的监管。但是，一方面法律明确规定对赋予明确分身的金融机构：贷款公司、村镇银行等同样从事小额贷款的主体进行监督管理，但是小额信贷公司并不是金融机构，它是企业，因此，它不受《商业银行法》的监管约束；另一方面根据小额信贷公司的企业定位，其应该依据《公司法》进行管理，但是在《公司法》中缺乏对贷款业务的约束，这就使得小额信贷公司陷入无法可依的尴尬境地。

（二）市场定位不清

发展小额信贷公司是为了引导资金流向欠发达地区，改善农村地区金融服务体系，支持新农村建设，促进三农问题的完善解决。同时在《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中要小额信贷公司坚持“小额、分散”的原则自主选择贷款对象，鼓励信贷公司为微型企业和农户提供信贷服务。但是，实际调查发现，小额信贷公司往往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都对小额贷款不感兴趣。小额信贷公司如果发放小额贷款，坚持为“三农”服务，就很难获得更多的利润，影响其市场生存竞争，这也严重打击了小额贷款公司的积极性。如果小额信贷公司作为企业法人，那么其性质就是盈利，而坚持“小额、分散”和服务“三农”的宗旨就会违背企业的定位。由此可见，小额贷款公司面临市场定位不清的困境。

（三）小额信贷公司资金来源问题

《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中规定了小额信贷公司资金来源的渠道：捐赠资金、股东缴纳的资本金以及不超过两个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融入资金，且在金融机构所得融资不能超过资本净额的50%。在小额信贷公司资金来源的渠道中股东缴纳的资本金是公司运营的主要资本来源，是公司的自有资金，出现流动资金短缺时可以从银行融入移动比例的借贷资金来支撑自身的发展。由于小额信贷企业的性质及其份额构成，贷款业务主要靠自有资本来支撑，小额信贷公司实力和抗风险能力与出资人投入资金成正比。据调查，在我国的400多家小额信贷公司中大部分要靠外部不断注入资金来维持运营。由于小额贷款公司的商业法人属性，很难得到个人捐赠，这就使得小额信贷公司资金来源匮乏，了不确定性的因素。而《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中规定了小额信贷公司银行融资不能够超过资金净额的50%，如果小额信贷公司注册资金较小就会使得融资额度较小，这严重限制了信贷公司的融资方式与融资力度，影响到信贷公司的资金周转，导致小额贷款公司难以持续经营。

二、化解小额信贷公司法律问题策略

（一）明确法律定位

首先要肯定小额信贷公司的创新发展，它在商业运作及其服务对象定位上都是值得肯定的。而央行和银监会通过设立小额信贷公司来参与金融服务有利于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难与农业资源缺乏等问题，有利于激活农村市场提高农村偏远地区的资源利用率和配置率，完成小额信贷公司从民间金融向正规金融的转变。国家法律部门要明晰小额信贷公司的定位，可以设立《小额信贷法》，在法律层面确定小额信贷公司金融服务定位，制定相应的准入、退出机制与经营范围等。可以先行试点，分两种方式运营。一种是能够提供综合性金融服务的小额金融机构，另一种是现行的“只贷不存”的贷款公司。但是，在试点小额金融机构之前，法律的制定要综合考量，确定严格的资格审查和审批程序。在经营过程中无论那种模式都要坚持小额贷款的基本原则，实现“衔接资金链条，应急救急”的功能定位，为困难中小企业服务，为三农服务，实现小额、分散的贷款要求，保证人人享受到金融服务的权利，防止小额信贷公司在追逐利润的道路上忘记自身的社会责任。

（二）明确市场定位

小额信贷公司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就要找准市场定位，从“小额”我们可以看出去定位是大中型金融机构的补充，破解农村，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问题。由于现有的一批政策性银行分支机构大多在大中城市，虽然覆盖面不小，但是想对来说还是少，难以满足乡镇企业的融资难问题，这就使得融资难也来越突出。依据政策完善地方小微企业发展银行以及小额信贷公司的发展是市场使然，自下而上建立一批帮助小微企业发展的金融机构，对解决大银行无法满足小地方的融资问题很有帮助。一方面来自地方的信贷公司对当地的企业的发展比较了解，可以解决贷款与企业之间的信息沟通问题；另一方面，可以更好满足乡镇企业的分布广、分布散、类型多的特点，满足不同企业多种需求，充分利用市场经济规律，使小微企业更具活力。

（三）放宽资金来源，加强政府监管

放宽小额信贷公司资金的来源，允许公司在经营中扩大规模经营，允许增加股东人数与放宽股东资格有利于拓展公司的融资渠道，从而为民间的其它合法资金提供投资渠道。

除了要完善法律制度以外还要加强政府和行业的监管，促进整个行业形成良好的外部环境。鼓励监管部门成立小额信贷行业协会，制定行业规划、操作标准以及结构安排，并严格监督规章制度的完成情况。

三、结语

推行小额信贷体系是保障人的贷款服务权利，是普惠方式的一种。但是，小额信贷体系在推行的过程中面临着诸多问题，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行业刚刚发展，很多问题在起初没有意识到，特别是法律问题。文章结合当前的一些主要问题，提出了明确法律定位、明确市场定位、放宽资金来源加强政府监管三方面的策略，希望从根本上解决小额信贷公司的法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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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TR393.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5）10-0047-04

一、研究背景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以“余额宝”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发展迅速，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但是，互联网金融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缺少相应的法律制度及与其特征相适应的监管模式，存在风险监管的隐忧。鉴于此，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发展必须是建立在完善法律法规基础上，探索符合其特点的法律监管模式，进而完善我国互联网金融法律监管体系。

二、互联网金融创新与法律监管现状

本章主要比较总结了互联网金融创新及其特点，然后分析了我国当前互联网金融监管现状。

（一）互联网金融创新

最初的互联网金融业务如网上银行，单纯局限于通过互联网信息信息技术模拟传统金融业务的流程。但现在的互联网金融推出了很多传统金融业中并不存在的业务，目前互联网金融业务创新的一个趋势是技术应用探索和大数据金融。

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互联网金融企业将会重点关注对于互联网金融业务新领域的创新。互联网金融业务创新的表现在于：第一，提供日常公共服务，互联网金融非常注意提供公共事业服务这类贴近生活的服务第二，服务人性化，互联网金融网站设计清晰，所有业务介绍和流程表述明确。用户在享受业务的时候会体验到贴心的服务流程，互联网金融企业通过这种人性化服务来吸引和保留大量用户；第三，强调针对个人金融服务。互联网金融的大部分用户属于个人用户，针对个人金融业务的互联网金融产品将会更加多样化。

（二）互联网金融混业特点

互联网金融开始涉猎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业务，并且其内部金融业务相互掺杂、相互渗透的局面逐步形成，互联网金融业呈现出综合经营的发展趋势，随着互联网金融跨业经营的进一步发展，金融业务的综合性和交叉性会越来越深入，互联网金融集团公司会成为未来中国互联网金融经营的主要形式，我国现行的分业监管模式不能对其进行有效监管。

（三）互联网金融法律监管现状

互联网金融创新为公众提供了更为完善的法律服务，推动了普惠金融的发展，同时，互联网金融风险日益显露，针对互联网金融的法律监管重要性日益增加。当前，我国互联网金融法律监管内容繁多，不成系统，本文从金融监管对象的视角总结当前互联网金融法律监管现状。

1.互联网银行法律

银监会借鉴国外互联网银行监管经验，在总结国内电子银行业务经营开展的现状，制定公布了《电子银行业务管理办法》，该办法主要规定了电子银行业务的申请与变更、风险管理、数据交换与转移管理、业务外包管理、跨境业务活动管理、监督管理以及法律责任。同时，银监会公布《电子银行安全评估指引》，意在确保电子银行系统的安全。

2.互联网证券法律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不允许在互联网上直接发行证券。2012年证监会制定公布了《关于修改〈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的决定》，在该决定中规定根据申购情况调整网下配售和网上发行的比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人及其主承销商应当在网下配售和网上发行之间建立双向回拨机制。

3.互联网保险法律

2011年，随着互联网保险业的不断发展，为了防范网络保险欺诈风险，真正做到保护相关金融服务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保监会制定颁布了《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规定》，明确规定了互联网保险业务开展的资质条件、经营规则、监督管理、法律责任等方面。为了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规则，保监会印发《保险、经纪公司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办法（试行）》，对互联网销售保险的准入门槛、经营规则以及信息披露做出了规定。

4.互联网金融超市法律

互联网金融超市是近期以来非常流行的一个金融服务理念。目前，法律层面还缺少涉及市场准入和运营监管的具体法律规定，只是在监管原则方面做出了规定，如证监会在2012年公布的《证券投资基金销售机构通过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开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业务指引（试行）（征求意见稿）》，监管层需要制定具体监管层面的法律规定。

5.互联网支付法律

中国人民银行在2005年制定了《电子支付指引（第一号）》，首次将电子支付作为监管对象，意在规范电子支付业务，维护在电子支付活动中相关各方的中的合法权益，促进电子支付业务健康发展。为了进一步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中国人民银行《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和《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依据办法和细则向符合条件的非金融机构发放《支付业务许可证》，并对其行为进行监督和管理。在不断完善电子支付法律法规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完善的互联网金融支付监管体系。

6.互联网借贷法律

当前，我国确实针对互联网借贷的法律法规，互联网借贷的监管主要是比照普通借贷业务来进行。主要由工商部门来监管：第一，向工商行政机关申请营业执照；第二，向工商行政机关申请增加“互联网信息服务”经营范围，并办理相应的经营性网站备案。为了完善相关法律法规，银监会在2011年制定颁布了《关于人人贷有关风险提示的通知》，意在P2P网络借贷平台上完善风险隔离，防止民间借贷风险通过互联网进行大范围蔓延。针对互联网借贷的准入及运营等法律监管有待监管层做出明确规定。

三、构建我国互联网金融法律监管统一模式的必要性

本章主要分析了金融统一监管体制的概念特点，进而结合互联网金融特点指出统一监管模式的必要性。

（一）统一监管体制

金融监管体制是指根据不同的监管对象，监管层确立的关于监管标准和金融监管法规的体制安排。实践中，金融监管体制必须建立在与金融业的经营模式的基础上，金融服务的经营模式有分业经营和混业经营，相应地，金融监管体制也有分业监管体制和统一监管体制（混业监管体制），还存在一种综合前二者特点的金融监管体制，称为不完全集中监管体制。

统一监管体制或混业监管体制，该体制强调通过统一的监管机构进行统筹安排对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进行有效监管，中央银行或其他专设监管机构可以充当监管主体的角色。

统一监管的优势在于：第一，包容性强，创新是互联网金融的重要特点，而统一监管体制可迅速适应互联网金融的创新业务，对业务创新及时进行有效监管，避免出现监管真空；第二，优化监管环境，统一监管通过制定统一的监管理念、监管目标及统一的监管法规等，可以发现互联网金融混业经营的风险并进行有效监管；第三，降低监管成本，在统一监管体制下，监管者和被监管者双方的成本都极大降低，从而实现对监管资源的充分有效利用。

（二）统一法律监管的必要性

随着互联网金融业务创新尤其是其混业经营的发展，监管层必须跟上互联网金融发展针对监管模式作出相应的变革。

目前监管层对互联网金融实行的依然是分业监管体制。在当时确立这种体制的目的是保证金融业的稳定与安全，避免风险在不同金融行业之间互相传递。但是随着互联网金融混业创新的加快，一直以来运用的分业监管模式，已经暴露出监管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1.压制金融创新

分业监管体制针对涉及不同金融机构业务的混业业务，需要通过长时间的协调沟通才能对新业务推出有效的监管政策。为了降低监管风险，监管机构对那些难以界定为是否属于其监管的新产品采取抵制态度，抑制金融创新，从而阻碍了我国互联网金融业创新产品的正常发展。

2.监管重复

在分业监管中，监管层的业务分割，容易产生监管重复和监管真空，因此在实践中，对于互联网金融跨行业金融产品和创新业务的监管，存在相互争夺、相互推诿责任的问题。鉴于此，分业监管体制一方面加重了监管层的监管成本，另一方面使监管效果大打折扣。此外，监管目标和监管重点不同也会导致监管机构之间的监管冲突。

3.对金融控股公司监管失灵

在互联网金融业，已经开始出现金融控股集团的发展趋势，监管层对金融控股集团的发展一直没有相应采取有效的办法加以监管。在2004年“三会”共同签署《三大金融监管机构金融监管分工合作备忘录》中，一方面在监管组织上实行监管联席会议机制，另一方面在监管方式上实行经常联系机制，监管层顺应改革提出了“主监管人”理念。这一政策的出台没有能够综合评估金融控股公司的整体风险，也后续的具体规定的支撑，在实践中难以明确判断出主监管人。

4.互联网金融需要统一监管

互联网金融创新如火如荼。互联网金融进行大量的金融创新，向社会提供日益丰富多样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在这些业务创新中，传统的证券、银行和保险行业之间相互结合加深，综合性强，这些金融创新产品同时兼具多个金融行业的的性质，分业监管难以对其形成有效监管，按照金融机构及其监管职责划分的监管体制已经越来越难以及时做到对金融创新的有效监管。

互联网金融控股集团出现。一些金融机构为了获取更大利益，通过并购，逐步发展成为金融集团，互联网金融公司的规模日益增大，其内部的资本流动呈现出复杂的特征，尤其是互联网资本对传统金融业务的渗透及其信息化化，使监管当局单纯通过分业监管难以对金融集团进行有效监管，金融集团风险成为分业监管的相对真空地带。

总之，互联网金融创新发展迅速，混业经营逐渐成为主流，互联网金融集团逐渐增多，使互联网金融业内不同业务间的的界限日益模糊，分业监管体制已经无法做到对这一切的有效监管，金融机构商业运作模式的发展客观上要求监管模式必须随着而作出相应调整。

鉴于此，金融业经营体制的变迁有一定的现实必然性，互联网金融创新的混业特点客观上要求金融监管体制朝着统一监管的方向演进。

四、我国互联网金融统一监管体制的法律模式设计

在普惠金融战略落实的背景下，监管层开始酝酿有关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新规。互联网金融本质是通过互联网信息技术提供金融服务。同传统金融服务相比，互联网金融的业务涉及金融的各个方面，综合性更强。有针对性地建立统一监管的模式，完善监管的制度、组织和方式，可以有效引导其向适宜的方向和领域发展，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一）互联网金融存在的主要法律风险

1.监管主体标准不清，互联网金融的开放性包含了各种不同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随着互联网金融业务的不断创新及其综合性趋势，其所提供的金融服务冲击着我国的目前实行的分业监管模式 。由于互联网金融的边缘性，在目前的分业监管模式下，没有一个明确的监管部门将其纳入监管范围。

2.互联网金融监管法律规定缺失，当前，关于互联网金融的立法严重滞后，其性质缺少明确的法律规则进行确定，导致互联网金融监管处于无法可依的尴尬境地，同时，法律的不确定性也给互联网金融未来的发展造成了潜在的重大风险和不确定因素，影响了互联网金融业务创新的积极性，同时可能出现网络诈骗非法套现等违法行为，一旦发生纠纷，交易双方的权利都难以得到有效保护。

3.缺少对互联网金融业务的明确定位，当前，部分互联网金融机构意图将自身定位为金融中介服务机构，主要进行收付款和电子支付等业务，但是，随着《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的颁布，这部分自己定位为金融服务机构的对象被法律界定为非金融机构，导致了定位不清问题的产生。

（二）我国互联网金融监管现行法律评价

针对互联网银行和保险的监管法律，现行法律制度较为完善，目前已初步构建起相关法律监管框架。但是，互联网金融创新及其所带来的金融业务内涵的不断丰富，相关监管制度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和更新。将互联网金融明确增加到《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和《保险法》等法律中。

互联网电子支付尽管发展时间不长，但是监管体系的构建非常迅速。

互联网借贷处于法律监管的空白地带，现行法律并没有明确网络借贷平台的性质和地位，也没有规定监管部门明确的监管职责，近年来，网络借贷平台发展迅速，风险日益增多。鉴于此，需要补充完善互联网借贷的监管法律法规。

互联网金融超市提供的服务具有混业的属性，其涉及横跨不同金融行业业务和关联交易的属性会增大金融风险，而且非金融机构也参与到金融服务的提供钟来，分业监管模式难以实现对其进行有效监管。面对混业经营、分业监管的矛盾，需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统一监管模式，实现对互联网金融超市的有效监管。

（三）监管法律制度设计

1.在监管原则方面，互联网金融的混业和开发的特点使传统的分业监管标准及现场监管等手段不足以对互联网金融实施有效监管。鉴于此，监管方向应该是对互联网金融的创新金融业务模式实施统一监管，即关注金融产品的业务模式及其综合性，并根据这一特点确定统一监管规则，同时，要进行综合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的统一监管，而不是根据不同的业务进行分业监管。

统一监管模式能够较好地适应各种金融创新产品，监管层应完善统一监管模式为我国互联网金融业务创创造一个适度宽松的外部环境。针对余额宝、众筹等其他新型的金融服务，政府部门应该适用统一监管的原则，并出台相应的管理办法来落实这一个原则。

2.在制度方面，应制定出台互联网金融监管的法律制度。制定出台有关互联网金融监管的法律制度，必须在充分认识互联网金融的业务内容。在明确业务准入、业务经营与业务退出方面建立符合混业经营的统一标准， 同时借鉴国外互联网金融立法的规范，立足我国的现实国情，补充完善对业务合法性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规定， 最终建立既能控制风险又能鼓励创新的互联网金融监管法律。

3.在组织方面，加强不同监管部门间协作。分业监管的模式无法对互联网金融的综合业务实施有效监管， 主要表现在重复监管和监管信息协调不顺畅。在具体实践中，应协调银证保监管信息的沟通和机制的沟通，共同应对互联网金融风险监管。这涉及到跨部门监管的问题，要统一协调。

4.在监管方式方面，应做到平衡鼓励创新与风险监管。因此应该实行原则性监管， 一方面防范金融创新风险， 另一方面又要鼓励互联网金融创新。既着手完善相关规章制度，明确规定风险预防措施， 防止重大风险的发生， 又要把握好尺度， 避免金融监管过严， 阻碍互联网金融创新的发展。具体的措施包括：

建立专门的网络银行管理制度。从事网络银行的互联网金融机构在业务开始前，必须到监管部门办理相关业务的登记备案，并提供符合法律规定的材料。完善现行法律法规，补充完善明确适用于互联网金融的法律条文最终形成一个明确化、规范化的监管格局。结合互联网金融业务的特点，调整现行监管办法。金融监管机构应根据我国互联网金融的实际情况，参照国际上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模式，最终形成一种符合我国国情的互联网金融监管模式，实现对互联网金融的有效监管。加强金融监管人员的互联网信息技术，提高监管人员的互联网信息运用水平。

五、结论

鉴于以上分析，互联网金融中涉及到银行、证券、保险等各种金融业务，业务创新的综合性不断加强，互联网金融集团持股多个金融机构提供多样化综合化的金融服务的局面已经形成。对互联网金融来说，综合经营适应了金融服务多样化个性化的趋势，有助于摆脱对传统经营模式的依赖，推动我国金融服务业的战略转型和快速发展。

在未来的几年后，如果针对互联网金融推出统一金融监管机构和一切相配套的政策措施，必将推动形成良好的外部监管环境，促进业务创新不断发展，互联网金融机构经营良好，交叉性、跨行业的创新产品大量涌现且被投资者普遍接受和广泛使用，金融风险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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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尘奇（1992-），男，湖南人。中央财经大学本科，研究方向:数理金融，法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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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金融扶贫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被证明是最有效的扶贫方式之一，小额信贷是最适合扶贫的金融形式，可以有效满足弱势群体的金融需求。金融业作为促进“三农”发展的一只重要力量，有必要大力发展小额信贷，推广普惠金融服务，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支持。本文首先阐释了普惠金融的内涵及普惠金融服务体系框架，认真回顾、分析了国内外发展小额信贷提供普惠金融服务的模式和经验。然后结合三明开展普惠金融服务的主要实践，认真分析了普惠金融服务存在的主要问题。最后，本文认为建立普惠金融服务体系，有必要从服务对象、微观层面、中观层面、宏观层面等四个层面进行立体式建设，这个体系才会完整、有效。

一、普惠金融的概念及普惠性金融体系框架

（一）普惠金融的概念

普惠金融的概念来源于英文inclusive financial system，是联合国在宣传“2005小额信贷年”时广泛运用的词汇。普惠金融认为，只有将包括穷人为对象的金融服务有机地融入金融体系，才能使过去被排斥于金融服务之外的大规模弱势客户群体获益，最终这种包容性的金融服务体系能够对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包括过去难以到达的更贫困和更偏远地区的客户开放金融市场，每个人才能有机会参与经济的发展，才能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

（二）普惠性金融体系框架

普惠性金融体系框架认同的是只有将包括低收入者在内的金融服务有机的融入于微观、中观和宏观各个层面的金融体系，过去被排斥于金融服务之外的大规模客户群体才能获益。最终，这种包容性的金融体系能够对发展中国家中的绝大多数人，包括过去难以到达的更贫困和更偏远地区的客户开放金融市场。普惠性金融体系框架各层面内容见下表一。

表1 普惠性金融体系框架

客户层面

各类群体，其中贫困和低收入客户是这一金融体系的中心之一，他们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决定着金融体系各个层面的行动。

微观层面

微观层面为零售金融服务的提供者，包括从民间借贷到商业银行以及位于它的中间的各种类型，它直接向穷人和低收入者提供服务。

中观层面

中观层面包括了基础性的金融设施和一系列的能使金融服务提供者实现降低交易成本、扩大服务规模和深度、提高技能、促进透明的要求，如审计师、评级机构、专业业务网络、行业协会、征信机构、结算支付系统、信息技术、技术咨询服务、培训，等等。

宏观层面

宏观层面是有利于小额信贷发展的适宜的法规和政策框架，中央银行（金融监管当局）、财政部和其他相关政府机构是主要的宏观层面的参与者。

资料来源：根据杜晓山《普惠金融体系理念与农村金融改革》等有关资料整理。

普惠性金融服务体系主张包括穷人、富人、一般人和大中小企业在内的所有不同服务对象都得到金融服务，满足各类群体多样化的金融需求，除了一般性的存款业务外，贷款是最重要的内容，另外也包括保险、理财、支付结算等各种业务。该体系特别强调给弱势群体提供一种与其他客户平等享受现代金融服务的机会和权利，这是传统金融体系所无法实现的。作为一种扶贫方式，普惠金融的提出和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弱势群体的发展，产生了良好的经济社会影响。

二、国内外发展普惠金融实践综述

㈠国外发展小额信贷提供普惠金融服务的模式和经验

自20世纪60年代末起，孟加拉的默罕默德·尤诺斯博士开始了小额信贷的尝试，小额信贷由此开始了其发展历程，并从试点最终发展成现在的乡村银行(GB)。从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小额信贷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得到迅速发展，逐步实现制度化并且实现了自身财务的持续发展，创造了不同的信贷模式。从发展模式看，小额信贷主要分为制度主义(Institutionalist)和福利主义(Welfarist)两大类型。不管是制度主义模式和福利主义模式，其在发展小额信贷提供普惠金融服务的成功经验与做法主要有：

（1）目标群体定位明确，以低收入群体为主要对象提供以贷款为主体的综合服务。小额信贷机制特别适用于低收入群体的需要，其抵押与担保方面要求并不严格。如盂加拉国的小额信贷主要面向贫困地区的贫困户，尤其强调以贫困妇女作为主要贷款对象，它不要求贷款者提供任何抵押物。印尼人民银行(BRI)，其贷款对象为所有的农村居民，210美元以下的贷款无需要抵押。

（2）建立机构多元化并行的小额信贷运行体系，满足多层次金融需求。普惠金融本身决定了小额信贷必须走多元化发展体系，以囊括赤贫者、贫困者、低中高收入者和大中小企业等一切社会群体。以印尼小额信贷服务体系为例，向穷人和低收入者提供金融服务的除了人民银行农村信贷部外，还有农村银行和其他的非银行机构提供提供小额贷款信贷服务。且印尼的小额信贷法允许非银行和非合作化的小额信贷机构吸收有限规模的存款。

（3）遵循利率市场化原则，使其能够覆盖小额信贷业务开展的成本。由于小额信贷额度小、成本高，与银行一般贷款的操作程序不同。有较高的存贷差才能弥补操作成本，不能用一般银行对工商业或者较大的农业项目的利率水平来套小额信贷的利率。世界银行统计小额贷款的成本是15%-20%，一般在年利率25%才可以实现盈亏平衡。

（4）机构资金来源多样化、多元化，保证资金来源的持续性。小额信贷组织的资金来源包括公开吸收储蓄、基金储蓄、社会捐赠、政府扶贫补助及吸收入股等各种性质的资本金。

（5）法律政策逐步认可小额信贷机构或业务的合法性。一是法律上明确对小额信贷机构的合法化地位。如孟加拉国，允许乡村银行（GB）以非政府组织的形式从事金融活动。二是提供政府政策支持，对开展小额信贷业务的组织给予适当的税收优惠、提供批发资金等政策支持。三是确立监管主体，政府指定或成立专门机构负责其日常运营，防止不正当竞争和利用优惠政策获得利益。

（6）小额信贷组织本身也应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和内控制度，特别是成本和风险控制制度。

㈡我国发展小额信贷推行普惠金融服务的实践及意义

⒈国内小额信贷发展综述

我国小额信贷发展经历了扶贫贴息贷款到商业化运作的转变。其萌芽在20世纪80年代，主要是为国际援助机构在我国开展的扶贫项目进行配套款，1986年国家设立扶贫专项贷款。1993年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首先将GB模式引入中国，成立了“扶贫经济合作社”。1998年国家扶贫贴息贷款转归为农行管理，专门发放小额扶贫贴息贷款并直接发放到户。1999年底，农村信用合作社开始尝试小额信贷业务，资金来源主要是人民银行的支农再贷款，尝试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2005年中国人民银行倡导的商业性小额信贷公司在山西等5省试点，标志着我国商业化小额信贷组织进入新的发展时期。2007年3月1日，中国第一批四家农村新型金融机构挂牌成立，即吉林省盘石融丰村镇银行、吉林东丰诚信村镇银行、四川仪陇惠民村镇银行、四川仪陇惠民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同年3月9日，中国第一家全部由农民自愿入股组建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百信农村资金互助社在吉林四平梨树县闫家村正式挂牌营业。之后，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小额贷款公司等四类机构快速发展。据银监会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08年8月，全国已有61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开业，贷款余额19.17亿元，累计发放农户贷款11.32亿元，支持农户22797户。

⒉发展普惠金融服务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

⑴小额信贷组织是农村金融市场竞争主体的有力补充。目前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存在的突出问题就是金融机构单一，垄断性的金融机构导致市场运行效率低下，除了农业银行在部分农村还保留了分支机构，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大部分机构已撤销，而农村信用社、邮储银行等积极性不足。因此，造成在我国城乡和区域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背景下，生活在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的广大低收入人口，以及众多的个体生产者和微小企业难以获得适应金融服务。如果大力发展小额信贷组织，就有利于农村金融市场出现良性竞争，推动农村金融发展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小额信贷组织可以使贫困农户和弱势群体也能享受到相应的多方面的金融服务，除了一般性的存贷款业务，还包括保险、理财等。另一方面，普惠金融把贫困户当作同等客户来平等对待，这种对贫困户的服务不是慈善事业，而是一种金融业务。

⑵小额信贷的扶贫作用有利于弱势群体促进自身发展。小额信贷在满足贫困人口和微小企业的融资需求，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在普惠金融服务体系下，贫困群体因小额信贷而改变命运。小额信贷在满足贫困户生活性金融需求的基础上，为贫困户提供了扩大再生产的小额信贷资金，有利于帮助贫困农户脱贫致富。作为一种扶贫方式，普惠金融的提出和发展有力地促进贫困地区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良好的经济社会影响，同时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再从实践看，小额信贷在推动我国扶贫工作进村入户，促进贫困地区群众尽快解决温饱问题和提高收入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使贫困人口可以获得相应的金融服务，增强了贫困人口对风险的抵御能力。

⑶建立普惠金融服务体系是完善城乡金融体系的必然要求。我国城乡金融发展不协调呈加剧之势，金融二元结构特征十分突出。表现在：一方面，我国农村金融服务弱化，满足率低，而农村经济的快速成长对金融资源的需求不断扩大，；而另一方面，商业银行农村地区吸收的存款大部分上收到城市，使农村金融服务严重边缘化，使广大农户特别是贫困地区中低收入群体的信贷资金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因此完善城乡金融体系急需引入普惠金融服务。在城市方面，针对中高端市场的金融体系也已非常完善，但对城市的贫困人口和脆弱群体金融供给仍旧不足，也有必要加大普惠金融给予大力支持。

三、三明发展普惠金融服务实践分析

㈠主要实践

⒈正规金融机构开展的小额信贷业务

⑴农村信用社农户贷款。从1999年开始，三明市农村信用社逐步推行为贫困农户服务的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联保贷款业务，至2007年，两类贷款余额8.63亿元，累计为12.19万户贫困农民发放两类贷款36.85亿元，贷款面达54.78%。全市11个联社均开办了小信、联保贷款业务，累计授信金额4.44亿元，评定信用村265个、信用镇16个，信用农户88409户。

图1：农信社小额贷款发放情况

资料来源：2003年—2007年三明市金融统计月报。

⑵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

2003年在部分县（市）试办，通过把小额贴息担保贷款作为杠杆，以创业促进就业。2006年全面覆盖了全辖9县1市，是全省首个全面完成县县开办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的地级市。至2007年底，共发放贷款2529笔，总金额4460万元，实际安置8000多人就业。

图2 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发放情况

资料来源：2003年—2007年三明市金融统计月报。

⑶国家助学贷款。助学贷款是利用金融手段完善普通高校资助政策体系，加大对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力度的一项措施。我市高校包括三明学院和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两所高校，前者助学贷款由工行发放，后者助学贷款由信用社发放。至2007年底，国家助学贷款余额155.5万元。从三明学院国家助学贷款运作情况看，每年发放人数都在70人左右，平均每笔近4000元，每年发放贷款额近30万元，贷款覆盖率在1%左右。

表2 三明学院助学贷款发放情况

单位：万元、人、%

资料来源：2004年—2007年三明市金融统计月报。

⑷林业小额贴息贷款

2006年福建在全省确定七个县（市）开展林业小额贴息贷款试点，其中包括我市永安、尤溪、泰宁等三个县，主要目的为解决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林农个人小额贷款难的问题，降低林农负担，进一步巩固和拓展林改成果。至2007年末已累计发放贴息贷款7140万元，贷款余额达5456万元，财政局贴息180万元，辐射到50多个乡镇132个行政村1450多个农户，累计支持森林21820亩。

⑸邮储银行小额贷款业务

2008年1月永安市成为福建继闽侯县之后第二个开展小额贷款业务试点的县级市。3月中旬，邮储银行福建省分行正式启动今年首批小额贷款业务推广工作，批准全省9个县（市）开办小额贷款业务，其中包括三明市区、沙县、宁化等三个县（市）。截止到6月底，三明邮储银行累计发放小额贷款231笔，金额765.7万元，结余228笔、金额666.2万元，全部为正常类贷款，未发生一笔逾期。

2.以国家财政资金和扶贫贴息贷款为来源，以政府机构和金融机构为运作机构开展的小额信贷业务

⑴农村妇女小额信贷

2002至今，三明共向农村妇女发放小额信贷资金861万元，其中省妇联、省扶贫办划拨450万元，市财政及有关部门筹资111万元，农行系统资金300万元。累计发放给全市12个县（市、区）70个乡镇的357个村2000余户。截至目前，三明市妇联小额信贷项目成功率一直保持在90%以上，承贷农户增收率达88%，到期回收率为99.8%。

⑵“二女户”小额贴息贷款

从2006年开始发放，2007年在三明市全面铺开。至2007年底，累放“二女计生户”小额贴息贷款 2985.81万元，受益户数 3663户。从 2006 年开始，三明市由市、县两级财政每年安排200万元资金，其中市财政60万元，县(市、区)财政配套140万，用于农村已落实节育措施的二女户、独女户发展生产的贴息贷款。至2007年底，全市共落实贴息资金147.5万元。

⑶小额扶贫贷款

从2005年开始，扶贫小额信贷全部由信用社实施，开展了直接到户的小额信贷业务，缓解了贫困农户贷款难的问题。06年发放该类贷款2262笔，金额1131万元；07年发放该类贷款2616笔，金额1308万元，07年末余额1669万元。

3.创新型机构开展的小额信贷业务

创新型机构包括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和小额贷款公司等四类机构。目前这四类机构在我市只有永安村镇银行一家。2006年底，永安市被定为全省两个村镇银行试点之一。汇丰银行在永安市独资设立注册资金为4000万元的村镇银行，在2008年5月永安市村镇银行已经在工商局办理了预核准手续，10月份已正式挂牌营业。

㈡存在问题

1.弱势金融服务主体单一，多元化竞争不足。目前针对高端客户的金融服务水平已经相当发达，但为弱势群体提供金融服务的金融机构较为缺乏。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城市，仍主要以信用社（或城商行）为主，农村信用社处于小额贷款的垄断地位，一方面“一农难支三农”，另一方面也导致其服务效率低下、资产质量不高。邮储银行仅办理小额存单质押贷款和小额贷款业务，且只是在部分县（市）开展，规模仍偏小。股份制银行为弱势群体提供普惠金融服务意愿不强，如最早作为我市下岗失业人员小额贷款业务承办行的中行，在信贷管理权限上收信贷规模压缩的情况下已于2006年停止办理该项业务。另外，农村民间借贷缺乏政策及法律的支持和监督，发展不充分，非政府组织小额信贷发展也较为缓慢。

2.普惠金融服务缺乏深度和广度，弱势群体难以有效获得贷款支持。

一是农村资金的“非农化”问题严重，难以满足“三农”需求。表现在：国有商业银行网点从贫困地区大量撤退或将吸收的存款上存上级行，由省市分行统一调配使用；农村信用社为提高经营效益将资金拆出或以社团贷款方式投向其他地区，造成县域资金外流等等。这样就难以避免造成了贷款投向和投量日趋“非农化”和“城市化”，原有的普惠金融服务属性日益淡化，导致目前农村金融缺口不断加大。

二是城市贫困阶层金融满足度也偏低。三明原是福建国企主要集中地之一，但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不少企业改制或倒闭，大量工人下岗失业。除此之外，还有不少未实现就业城镇复员转业退役军人、城镇登记失业人员、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各类人员。随着城市贫困阶层的数量不断增加，金融机构对其日益增长的合理的金融服务和金融需求也无法满足。从三明2003年以来的情况看，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满足率都不超过75%，占当年登记失业人员比重都较低，好的年份接近5%，差的年份仅1.22%。

表3 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满足率

单位：人，%

资料来源：2003-2007年三明金融统计月报。

三是助学贷款需求与供给存在较大的“剪刀差”。从三明市发放的国家助学贷款看，满足率偏低。据对三明学院2004年—2007年统计数据分析，每学年申请贷款的学生，多数年份仅有三分之二左右的学生通过经办银行审核批准，三分之一的学生希望落空。学院申请贷款的学生每年人均贷款不足4000元，与每年人均可贷数量6000元相比，也有较大差距。

图3 三明学院助学贷款满足率

资料来源：2003-2007年三明金融统计月报。

四是金融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滞后。根据2007年的统计，县以下银行业机构存贷比72.4%，比全市低10个百分点。除此之外，农业银行的经营地域从农村、县域向地市级城市转移，机构和人员相应减少，以及贫困地区ATM和POS机等设施几乎没有，都影响了农村金融服务的供给。

3.利率市场化仍显不足，制约了普惠金融服务可持续发展。从各国发展小额信贷的经验看，要使参与小额贷款的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最关键的是利率的高低。小额信贷与银行一般贷款的操作程序不同，额度小、成本高，需要较高的存贷差才能弥补操作成本。据世界银行统计，小额贷款利率一般在25%才可以实现盈亏平衡。而中国对贷款利率仍实行严格控制，信用社贷款只能在基准利率基础上0.9-2.3倍内浮动，且在对“两小”贷款、国家助学贷款等小额贷款利率基本不超过基准利率的1.3倍，村镇银行等四类机构不得超过法定利率的4倍。笔者以2008年12月31日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5.31%计算，比较国内外小额贷款利率。

表4 国内外小额贷款利率比较

信用社“两小”贷款

6.903左右

国家助学贷款

5.31%

村镇银行等四类机构

不超过21.24%

小额贷款

通常在30%左右

资料来源：根据2008年12月底人民币存贷款利率及刘仁武《新农村建设中的金融问题》第309页世界主要小额信贷项目特点有关内容整理。

而利率偏低正是造成中国农村地区巨大资金缺口的一个重要原因。如图4所示，S和D分别表示信贷资金供给与需求曲线，若不存在利率管制，两者相交决定的均衡利率为I。而在利率管制下，实际利率为Ie，Ie低于I，这时的资金需求量为Qd，资金供给量为Qs，资金短缺QsQ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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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利率管制下信贷资金的供求曲线

4.小额保险停滞不前，无法有效规避小贷风险。配合小额信贷开展的信用保险是规避贷款风险的有效方式，这类小额信用保险产品在孟加拉国推广十分迅速，保障了小额信贷项目的可持续发展。但当前，我国“三农保险”和配合国家助学贷款、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等小额贷款的保险发展停滞不前，在保险产品开发、市场开拓、农村保险管理体系构建等方面都陷人了困境，中低收入群体被排斥在传统的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障体系之外。而双重的正外部性是导致小额保险失灵的重要原因。小额保险“消费”的正外部性表现在利益外溢，弱势群体购买小额保险的边际私人收益小于边际社会收益，而边际私人成本大于边际社会成本。小额保险“供给”的正外部性表现为保险公司提供小额保险的私人边际成本大于社会边际成本，而私人边际收益小于社会边际收益。如图7 所示，弱势群体（保险公司）消费（供给）小额保险的边际私人收益为MPR，社会所得的边际社会收益为MSR，MSR大于MPR。弱势群体（保险公司）消费（供给）小额保险的边际私人成本为MPC，边际社会成本为MSC，MPC大于MSC。如果按照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原则确定小额保险的最优均衡规模，则弱势群体（保险公司）的选择为Q1，而社会的最优选择为Q2，因而出现小额保险供求不足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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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小额保险的正外部性与有效供求不足

5.风险补偿机制欠缺，制约小额信贷发展空间。政府支持是国外小额贷款成功开办的前提。但这方面我国仍存在不足之处：一是没有建立国家小额信贷风险补偿基金，用于补偿因国家产业政策调整和重大自然灾害给农户造成的损失；二是地方财力有限。三明地处山区，大部分县（市）都是吃饭财政，无法拿出更多的资金用于小额贷款贴息。且目前国家对进行财政补贴的小额信贷通常控制其贷款利率，也影响金融机构商业可持续目标实现，发展难以为继，如助学贷款只能以基准利率发放，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上浮不得超过基准利率的30%。

6.外部环境发展不健全，也增加了小额贷款开展难度。一是缺乏完善的征信系统。完善的征集系统是小额贷款大范围推广的前提条件。目前三明已建立一套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但农村征信系统建设滞后。虽然福建已成功开发出农户信用信息管理系统，实现了对农户信用档案的电子化管理，但系统在指标设置、运行环境等方面存在不少问题，信用资料收集难，在推广上存在一定难度，且当前大量的农民外出打工，难以取得联系，信用评级缺乏依据。二是农户市场信息渠道不畅通。一旦遇到农产品市场价格的大幅波动，其生产效益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从而影响小额信贷的归还。

四、建立普惠金融服务体系促进和谐社会构建的金融支持建议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地区差异和贫富差距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已经成为建立和谐社会当中最不和谐的因素。因此，大力发展商业性、可持续的小额信贷机构，缩小贫富差距，加大对农村地区、贫困阶层的金融支持，全面建立普惠性金融体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关键。根据普惠性金融体系框架，笔者认为应将普惠金融服务体系融入服务对象、微观、中观、宏观层面等四个层面，这个体系才会完整、有效。

㈠服务对象层面：必须圈定受益人目标群体，重点针对低收入阶层提供贷款

建立普惠金融服务体系必须将一切有金融需求的地区和社会群体，包括贫困者、中低收入者、富裕户和大中小企业纳入这一金融体系的服务对象。目前我国针对中高端市场的金融体系已非常完善，但对弱势群体的金融供给仍显不足。因此金融机构“关注民生，服务和谐社会”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贫困者和低收入者，包括城市和农村，他们的金融需求的满足与否决定着这一体系是否成功，也影响和谐社会的进程。就中国目前情况看，普惠金融应重点关注以下各类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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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普惠金融服务对象

㈡服务提供者层面：必须营造协调配合的外部环境

这一层面涉及金融服务的提供者，他们直接向客户提供金融服务。外部环境建设应从金融体系、资金支持、机制建设、金融产品等四个方面入手。

1.建立多元化、竞争性的金融体系。普惠金融组织体系应包括商业性银行、政策性银行和合作性金融机构在内的正规金融体系和包括各种民间金融机构和组织的非正规金融体系，充分发挥二者优势互补的作用，以满足多层次的金融需求，形成自由竞争的局面。

一是明确农业银行、农发行、邮政储蓄银行和信用社的市场定位。其中要推动农发行业务转型，给予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生产环节以及农产品精深加工转化等农业上下游产业信贷支持。农行要稳定和发展在农村地区的网点和业务，强化为“三农”服务的市场定位。邮储银行要转换经营机制，强化公司治理，找准业务定位，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需求。信用社要继续改善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结构，保持县（市）社法人地位稳定，发挥为农民服务主力军作用。

二是推广四类机构试点。当前在部分省（市）开展的村镇银行、贷款公司、资金互助社、小额贷款公司等四类机构试点开辟了民间资金对农村金融的准入途径，这对于改进和完善弱势群体金融服务、培育竞争性金融市场发挥了积极作用。笔者以为这四类机构在服务弱势群体推广普惠金融服务方面可能更有效率，因此应加快把试点推广到全国其他各个省（市）。特别是可借鉴孟加拉乡村银行小额信贷模式，以自然乡村为单位，成立乡村小额信贷公司。

下图是笔者勾勒出的普惠性金融服务组织体系，该体系中并没包含工商银行、建设银行等势力雄厚的大银行，并不是说它们在普惠金融服务中不能发挥作用，只是它们服务的对象是以大型企业、优质客户等高端市场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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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普惠性金融服务组织体系

2.积极拓展多方面融资渠道。多元化的资金来源是小额信贷组织开展经营的基础。一是使用国际多边组织和双边合作组织的捐赠资金和软贷款、财政扶贫等资金，并通过市场来配置扶贫资源，增加扶贫深度和广度。二是合理利用金融机构提供的转贷资金。通过小额信贷组织，将银行和社会弱势群体连接起来，缓解低端信贷市场“银行难贷款、客户贷款难”的矛盾。三是储蓄资金。对经批准吸收存款的机构，要积极组织资金来源，依靠自有资金发展，做大做强规模，实现可持续发展。

3.规范和完善小额信贷组织的内部机制。行之有效的经营管理体制和内控制度是小额信贷组织健康持续发展的关键之一。因此小额信贷组织应对业务开展进行合理规划，建立、健全风险管理和内控制度，实行制度化、规范化管理。一是建立健全贷款管理机制。如贷款抵押、抵补和担保机制、贷款激励机制、风险管理机制待方面。二是建立安全防范机制。三是建立人力资源管理机制。四是建立客户信用档案，培育客户群体。

4.因地制宜创新小额信贷产品和服务。除开展联保贷款、信用贷款和微小企业贷款等贷款业务外，还要积极开发多种类型的农业保险，建立和完善农产品期货市场，开发专门面向农民的理财产品，以及为政府或民间发展机构合作提供金融支持。在贷款业务上可借鉴GB模式，针对不同产业发展的资金需求，开发“整贷零还”、“零贷零还”、“零贷整还”等不同的小额信贷产品，以适应当前经济发展的需要。

㈢市场建设层面：必须建设普惠金融相适应的保障机制

这个保障机制应包括对金融消费者的培训与教育、信用体系建设、完善中介组织、金融市场建设等四个方面。

1.重视对金融消费者的培训与教育。小额信贷项目和技术培训有机结合，不仅帮助了客户创业、提高收入、减少贫困及促进劳动力转移能起到很好的作用，还从根本上影响着他们的观念更新和改变。因此，政府有关部门及小额信贷机构要积极为贷款客户，特别是贫困和低收入家庭提供免费培训、技术支持和销售、社区发展等方面的专业服务，提高小额信贷的扶贫效果。如目前国家财政已实行为下岗失业人员支付创业培训补贴的政策，下岗失业人员可享受免费培训补贴和免费创业服务。

2.加强信用体制和机制建设。将正规金融机构排斥的低收入阶层纳入征信系统，如将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小额贷款公司等四类机构的贷款信息纳入“全国个人征信系统”，既便于小额信贷机构查询贷款客户信息，控制风险，也将对借款人的行为形成约束，逐步培养低收入人群的信用意识。

3.完善各种融资服务组织。建立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的担保体系、小额信贷行业协会、小额信贷咨询和培训的专业公司、用于批发的资金和机构等等。

4.改进农村金融市场的基础设施，加快农村金融机构的支付结算体系网络建设。尽快将其纳入全国的支付结算网络体系，拓宽农村金融机构的盈利渠道。

㈣宏观监管与政策支持层面：必须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政策体系

要使可持续的小额信贷蓬勃发展，就必须有适宜的法规和政策柜架，主要包括金融立法、财政政策、保险体系、税收政策等四个方面内容。

1.加大金融立法力度。

一是加快制定 《民间借贷管理条例》和《投资社区法》。《民间借贷管理条例》有利于规范和调整各类民间借贷行为和借贷组织，弥补民间融资管理方面的“真空”，引导民间资金开展小额信贷业务，以满足中小企业和弱势群体多层次的融资需求。另外，在适当的时候通过农村的投资社区法。泰国、印尼等发展中国家都有对金融机构把20%左右的贷款贷到农村去的规定。美国也有社区投资法，规定一定比例的资金要贷到本社区。中国也可借鉴世界上成功的经验，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社区投资法，把居民的储蓄用在居民身上。

二是继续放宽小额贷款利率。无论是国外成功小额信贷所采取的高利率政策，还是国内民间融资利率以及高利贷利率都表明，在小额贷款的范围内，承贷人可承受的利率要高于商业银行贷款利率，关键是要能够顺利地获得生产和生活所需要的资金。据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刘玲玲、杨思群等对青海省共和县倒淌河镇1263户农户调查，发现高收入农户愿意接受高利率和实际接受高利率的比重都大大低于低收入农户。这说明低收入农户看重的主要是信贷的可得性，其信贷需求的利率弹性相对较小，因此可以认为如果利率水平提高，将减少一部分高收入农户对借贷的需求，增加对中低收入农户的供给。即，利率水平提高或自由化可能会使中低收入农户有更多的机会获得贷款。

另一方面，较高的小额贷款利率才能确保财务上的可持续发展。由于农村小额贷款大多没有有效抵押或有效担保，其控制贷款风险的必要方式之一就是提供利率水平，以补偿可能面临的信贷违约风险、高管理和监管成本，才能确保财务上的可持续发展。

2.发挥财政政策作用，加强信贷和财政政策的配套。财政支持要发挥杠杆作用，让弱势群体分享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一是完善地方财政资金扶持办法，确定适当的财政贴息比例，可定在40%~60%，二是从每年的财政收入中拿出一定资金用于农民参加农业保险的补助，通过发展农业保险降低贷款风险，从而降低贷款利率。三是实现金融政策、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等各类支农政策的紧密结合。多方面支持农民和困难群众创业，为弱势群体的创业提供事前、事中和事后的支持，最大限度地增强各类政策的实施效果，实现党的十七大提出的“使更多的劳动者成为创业者”。四是财政可建立小额贷款损失率招标补偿机制，事前确定补偿率，以建立正向激励机制。

3.加大弱势群体保险体系建设力度。

一是推进农村保险体系建设，大力开发农村保险品种。研究建立农村小额贷款与农村小额保险业务的互动合作机制，熨平小额贷款风险的大幅波动，也是非常必要和紧迫的。目前农村保险品种可以从水稻种植保险、森林火灾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农村住房保险、母猪保险等几个方面进行设计和完善。就三明来看，全省水稻种植保险、森林火灾保险在我市试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农村住房保险、母猪保险等逐步普及。

二是城市低收入群体救助、保险也急需加强。建立城乡贫困家庭医疗救助制度，扩大城市医疗救助试点范围，加大保险品种创新力度。如永安市在全省首创的“学贷险”业务，较好地解决了商业银行发放助学贷款的后顾之忧，推动了高校助学贷款的发展。目前，永安市首批160笔金额70.06万元助学贷款，已发放到水电学院学生手中，学生贷款满足率为100%。学校为该批贷款投保学贷险，支付保险费5.6万元。

5.税收政策上予以倾斜。目前我国对金融机构小额信贷和其他商业性贷款一样，都要征收营业税、营业税附加以及所得税，这就增加了小额信贷运作成本，影响了其经营小额信贷的积极性。建议对小额信贷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如对小额信贷给予减免营业税与所得税，来减少农村信用社、小额信贷组织等机构的操作成本。另外，对凡是开展涉农业务的商业银行，对相应的涉农贷款也应相应减免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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