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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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构建消费大国为发展目标推进转型与改革

正因为如此，2007年十七大报告提出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的增长格局，以消费为拉动经济发展之首、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可以说，我国将构建消费大国作为重要发展目标，并将加快推进以此为目标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与改革。消费对经济发展的直接和间接拉动作用将更加显现。在后危机时代，如何寻求长期刺激消费需求的办法，实现消费增长，以最终拉动经济增长，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从1999年开始，陆续有学者提出加快推进城市化是拉动消费的重要有效途径和主要动力。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把居民消费的扩大作为重点，并为解决刺激消费增长的长期动力指明了方向――以稳步推进城镇化为依托。如何发挥新型城市化对消费增长的推动作用，消费增长对新型城市化发展的影响力和拉动力作用，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以真正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目前尚处于探索阶段。应探寻适合中国消费国情的新型城市化路径，建立与消费增长相适应的新型城市化的动力机制；注重消费对新型城市路径与发展模式的影响；新型城市化的速度、规模的确定、以及水平的衡量，应与消费结构、消费数量和质量、消费水平等相匹配；新型城市化中的城市建设和规划也应考虑消费因素；尽量发挥城市的消费功能，鼓励发展消费型城市、构建消费型社会；利用新型城市化背景，引导居民消费行为的变化、促进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树立城市可持续再生理念，以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多层次消费需求。

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

收入是制约居民消费的首要因素，应尽量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调整收入分配格局、转变居民收入构成，以便“藏富于民’。居民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最主要来源就是职工工资，但近几年来，其占GDP的比重却趋于下降。因此，在宏观收入分配领域，必须协调政府、企业、居民三者的分配关系，适当提高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地位，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为此，有人提出借鉴日本经验，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有关专家也认为我国具备了国民收入5年内翻倍的条件。但以何速度、以何规模、在何范围实现国民收入的增加，以便防止通货膨胀的出现、防止中低收入居民并未真正得到国民收入增加的实惠，反而落入富人的腰包，是必须考虑的问题。居民收入一般由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构成。我国居民经营性收入、尤其是财产性收入占总收入比重较低，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如果只靠股市、尤其是房市来拉动财产性收入，容易产生泡沫经济。因此，在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的同时，应拓宽就业渠道，尽量引导择业观念的改变，鼓励失业人，员再就业；拓宽投资渠道，金融机构适当进行金融工具创新、为百姓提供多种可投资产品，如鼓励多种债券的发行，允许居民境外直接投资，调整储蓄率，遏制股市“消息市”和“政策市”的影响、促进股市健康发展；培养人们的投资理念、增加对投资品的认识以及投资方面的知识；积极发展地方特色农业、生态农业经济；加强对农民的非农就业技能培训，帮助农民到城镇和二、三产业就业，以增加农民的现金收入；推进农村土地制度创新，积极探索“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宅基地和住房市场化流转”等方式，增加农民资产性收入；继续降低农民税费负担，减少农业生产和经营成本，增加农民的财政收入，等等，努力使城乡居民收入构成多元化。

发展公共消费，以确保居民有效消费需求的增加。公共消费是居民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经验表明，政府在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公共住房、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方面支出的增加，既可部分转化为居民在这方面的消费，间接增加居民收入，还会减少居民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心，进而增加其他消费。因此，政府应在注重提高公共消费的支出的同时，应坚持与落实公共消费的普惠性原则、保证人人享有公共消费品时的平等性，防止公共消费品因权力滥用而被任意使用或过度使用；要将为弱势群体提供公共消费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各级政府应明确对不同公共消费品投入的财权与事权，保证责权利的明晰；还应鼓励各种社会力量对公共消费的投入。

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须依靠社会各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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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居民消费;收入;贡献率;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31-0118-03

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不仅要靠投资的支撑,更主要的应靠国内消费。多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出口和投资需求来拉动,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严重不足。其主要症结在于居民消费需求不足,而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最大症结在于农民消费水平低下。我国是一个拥有9亿多农村人口的大国,农业的消费需求和购买能力是经济兴衰的决定性因素。如何积极开拓农村市场,扩大农村人口对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需求,努力使广大农村的消费市场成为中国经济的强劲动力源之一,是当前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

1 当前农村消费不足的表现

中国农村消费市场长期启而不动、发展滞后,不仅表现在与自身市场规模极不匹配的消费总量上,还表现在与城市消费市场的巨大差距上。整体水平偏低、消费结构失衡、增长速度趋缓等现象严重遏制了消费市场发展的活力。

首先,我国农村居民总体消费水平偏低、增长速度趋缓。长期以来,中国农村消费市场的客观现状与市场规模很不匹配,其市场潜力没有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农户消费水平的增长率低落,消费市场增长速度缓慢,农村消费市场长期僵持于低迷状态。从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水平的差距可以看到,农村居民消费一直以低水平运行。从1990年以来,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水平的绝对差距持续扩大,相对差距在波动中略有扩张。

其次,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结构失衡。目前,中国农户的消费仍集中在食品、衣着、居住等基本生活消费品,恩格尔系数的下降幅度偏小。对于交通通信、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等较高层次的消费刚刚起步,这既不利于农村家庭生活水平的改善,也无法带动当地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进而提高务工农民收入。我国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虽然呈逐年下降趋势,从2001年的47.7%下降到2007年的43.1%。但是与城镇居民36.7%的恩格尔系数相比,农村居民的整体消费水平仍然较低。

2 当前制约农村消费市场发展的主要因素

近几年来,农村市场日益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而且把农村市场作为今后市场建设的重点。然而近几年农村市场由于下列各种因素的影响发展严重滞后。

(1)农民收入与城镇居民收入相比还很低且增幅缓慢。农民的消费行为已从攀附式的消费行为上升到有风险预期的理性消费行为,尽管国家将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三农”问题的重要工作来抓,但是由于主要通过减免税收和增加补贴这两项不可持续的方式进行,因此农民增收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收入依然制约着农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因此,政策的制定,应以稳定增加农民的持久收入为出发点,增强农民提高收入的预期。

(2)社会保障制度缺失,农民的非消费支出增多。首先,基础设施建设如修乡村公路需要农民集资；其次,目前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和维持的费用大多数需要由农民来负担。虽然国家一再强调对农民要“多予,少取”,但不少地方仍存在乱集资、乱收费、乱摊派的现象,有的甚至采用非法手段,向农民收取各种费用。

(3)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和农村金融机构缺失导致的消费环境不完善。这主要体现在路、电、通信设备等设施的不配套,影响了农村的消费市场。从目前来看,很大一部分农民已具备了购买耐用消费品的经济支付能力,而且有强烈的消费需求,只是缺乏相应的消费硬件设施。

3 农民收入与消费关系的数量分析

在这里,根据持久收入假说理论建立农民收入――消费函数模型,拟合农村持久收入消费函数,希望据此可以推算农民收入的增加,尤其是持久收入的增加对扩大内需的拉动作用。

根据费里德曼的观点,收入由两个部分组成：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消费者对不同类型的收入变动会作出不同的反应。如果收入的变动是永久性的,那么人们就可能消费掉所增加的大部分收入。另外,如果收入的变动具有明显的暂时性,那么增加的收入中相当大的部分就会被储蓄起来。在各种影响消费倾向的因素中,持久性收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费里德曼在对模型估计的过程中采用不同λ的值进行估计,选取R2最高的作为消费函数,此时相对应的λ值为0.333。故可采用收入的三阶段移动平均值来近似表示持久收入,暂时收入为现期实际收入与持久收入之间的差值。下表给出了计算出的农村居民的持久收入、暂时收入和消费倾向。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①2000年之前农村居民的持久收入一直呈上升趋势,2001年之后,持久收入比重持续下降。②2000年之后农村居民的暂时收入绝对值和比重都在上升。③从2001年之后,总体的平均消费倾向要小于边际的消费倾向,根据两者的内在关系,平均消费倾向呈下降趋势。从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目前农民的持久收入的比例呈不太稳定的增长态势,而且存在下滑的可能性,这必然会影响农民现期的消费行为。

4 中国农村消费和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增长过分依赖于投资与出口,对消费需求的重视不足,这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经济增长原动力的倾斜。因此,打破农村消费市场启而不动的僵局是中国保障国民经济可持续健康增长的前提和基础。

(1)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低。农民消费水平增长慢于人均GDP增长,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低。事实上,在最近10年间(1996―2005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仅为4.8%,远落后于同期人均GDP 8.2%的增长率。正是由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缓慢,导致农村居民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处于很低水平。这种状况与我国庞大的农村人口所应产生的消费经济效应是不相适应的。

(2)农民消费水平低下极大制约我国经济增长。一方面,农民消费水平低下会直接影响总消费需求的增长,进而影响商品的销售,影响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农民消费层次低下,使产业结构优化转型滞后。

(3)农村居民消费的市场规模和潜力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我国农村人口的消费需求潜力巨大。这个潜力的充分释放,将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近30年来,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率从最高点1983年的32.3%下降到最低点2007年的9.1%,下降了23%。在居民消费总额中,农村居民消费所占比重从1978年的62.1%下降到2007年的25.6%,下降了近37%。

5 促进农村居民消费,拉动内需的政策建议

(1)城镇化建设和新农村建设同步双轨运行,促进农村消费的增长。一方面,加快发展农村小城镇建设,有利于促进我国城市化进程、有利于促进农村工业化的发展、有利于有效地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通过城市化扩大内需。这需要完善农业富余人员在城镇务工经商政策及生活、子女入学等相关配套政策。另一方面,积极开展新农村建设,提高综合生产能力,深入挖掘农业增收的各项潜力,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消费的增长。

(2)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积极发展农村消费信贷。经过30年的持续发展,中国农村初步具备了以社会保障制度替代家庭保障制度的条件。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降低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从而抑制过高的储蓄。继续稳定农村,发挥其重要的经济社会保障作用,解除农村居民即期消费和信贷消费的后顾之忧。

(3)优化农民消费结构,促进消费结构升级。调整产品结构,为农村消费市场开发和提供适销对路的商品。生产企业要转变观念,深入农村市场调查、认真研究农民的消费心理、消费特点、消费习惯、消费结构,根据农村即期需求和潜在需求调整产品的品种结构,加快适宜农村市场需求的产品开发,促进农村消费结构升级。

(4)完善农村商品流通网络,加强农村市场建设,不断完善农业和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要突破传统的集市贸易的方式,建立农村的流通网络。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是促进农村消费的客观要求,同时对于促进中国农业的产业化、社会化、市场化、信息化发展以及提高农业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也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王宏伟.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基本趋势及制约农民消费行为的基本因素分析［J］.管理世界,2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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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较大的需求拉升的通货膨胀压力主要来源于经济增长偏快。从人口结构的角度来看，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提高能够增加劳动力供给，直接促进经济增长，同时导致低劳动力成本、低资本成本和高投资回报率，刺激投资和出口增长，使经济增长速度加快。由于我国“人口红利”还会持续较长时期，由此决定了我国较为持久的通胀压力。

解读当前的通胀压力

产出缺口表明当前我国存在着需求拉升的通胀压力

估算产出缺口可以评估通货膨胀压力。产出缺口指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之差。利用HP滤波方法得到的1978～2006年产出缺口曲线如图1所示(参数选择25)。1999年到2002年，我国实际产出小于潜在产出并不断扩大；2003～2006年经济增长速度连续四年保持在10％以上，逐渐摆脱了持续五年之久的通货紧缩，产出缺口逐渐缩小并在2005年转为正值，2006年扩大为3093亿元。

经济增长率缺口表明我国存在着需求拉升的通胀压力

对实际GDP增长率进行HP滤波后得到的实际GDP增长率与潜在GDP增长率的缺口表明(见图2)，1997～2002年我国实际GDP增长率低于潜在GDP增长率，增长率缺口为负；2003年我国实际GDP增长率高于潜在GDP增长率，2004年和2005年缺口逐渐缩小，2005年仅高0.02个百分点，2006年和2007年上半年，分别为0.62和0.71个百分点，实际经济增长率高于潜在经济增长率，表明当前我国通货膨胀压力来源于经济增长速度偏快。

超额货币缺口表明我国当前存在着通胀压力

实际产出高于潜在产出，从而总需求过度会引发通货膨胀，但如果这种总需求过度是由某些实际因素引起的，则不会持续，只有当需求过度是由于货币过量发行引起时才会导致通货膨胀。引起总需求过度的途径有两个，一是货币流通速度的加快，二是货币供给量的增长。货币供给增长率超过总产量增长率的程度(超额货币缺口)是度量通货膨胀压力的重要指标。

2001年以来，我国货币流通速度相当稳定。年M1流通速度一直稳定在5左右，年M2流通速度保持在2左右，略微有所下降，年M0流通速度2001年以来缓慢提高，从2000年的21.73提高2006年的25.2。以M和M2计算的货币流通速度季节性波动明显，但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率相当稳定，除2005年前三季度稍高外，其余季度均保持在1左右。货币流通速度保持稳定说明，我国总需求增长主要来自于货币供给量的增长。

货币供给增长率超过经济增长率引起总需求过度是引发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

2003年至2004年上半年，我国超额货币缺口(货币供给增长率减经济增长率)，M1与GDP增长率之差都在8.7个百分点以上，M2与GDP增长率之差都在8.3个百分点以上，是2004年物价上涨较快的重要原因。2006年我国超额货币缺口，M2与GDP曾长率之差都在7.4个百分点以上，2007年M1与GDP增长率之差在8.7个百分点以上，是2007年物价上涨较快的重要原因。

综合考察产出缺口和超额货币缺口，可以认为，2003～2005年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但经过2004年的宏观调控后，2005年产出缺口和经济增长率缺口均很小，经济总体上供求平衡，物价回落至1.8％的较低水平；2006年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产出缺口扩大为3093亿元，占实际产出的1.47％。2007年经济增长率进一步提高，产出缺口进一步扩大，而且超额货币缺口较大，虽然以M2计算的超额货币缺口有所减小，但以M1计算的超额货币缺口居高不下，居民通胀预期明显加强。因此，当前我国存在着较大的通胀压力。由于贸易顺差和货币供给都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并且货币供给作用于经济增长通常有一年以上的滞后期，只要经济增长速度居高不下，我国就仍将面临着较大的通胀压力。因此不难得出结论，当前我国存在着典型的需求拉升的通货膨胀，它是由实际经济增长速度超过经济资源决定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引起的，经济增长速度偏快是当前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

不可忽视的“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如何影响经济增长?

“人口红利”，泛指人口转变过程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人口转变(见图2)指从前工业化时期人口“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到后工业化时期“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变化过程中，由于人口出生率下降滞后于人口死亡率下降，导致若干年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提高，继而引起劳动年龄人口和劳动力供给增加，成为经济增长的额外源泉。根据估算，在1970～1995年期间，东亚经济实现了年平均6.1％的人均GDP增长率，人口转变的因素贡献了1.5～2个百分点。在整个东亚的高速增长中，人口转变因素的贡献为1/4～1/3，在东亚奇迹中，人口转变因素的贡献更高达1/3～1/2。

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结构变化，通过劳动力供给、储蓄和投资增长对经济增长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

从劳动供给角度看，在不同的人口转变阶段，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与总人口增长速度存在着一定差异(见图3)。在人口经济负担上升阶段，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一般低于总人口增长速度。在人口经济负担处于下降阶段，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一般高于总人口增长速度。因此，人口转变带来了总人口中劳动力数量的相对改变。劳动力供给数量增加将提高分工效应，总产出和人均收入水平也随之增加。

人口结构变化可以改变国民收入中消费和储蓄的分配比例，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人口转变是一个长期过程，它既包含个人生命周期的变化，也反映代际更替关系。从个人生命周期来看，进入劳动年龄之后，个人储蓄变化是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如果总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大，那么这部分人口的个人储蓄之和将有助于提高储蓄率。同时，劳动年龄人口的抚养比相对较低，他们所承担的抚育和赡养等经济负担较轻，从而会减少家庭支出，提高家庭储蓄的比例。储蓄比重的提高，将为经济增长提供充足的资金来源，从而有利于经济增长。

储蓄率是影响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经济因素。二战以后，日本、韩国、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等东亚国家和地区战后获得了高速经济增长。其中，高储蓄率是解释它们实现经济起飞的重要因素之一。当经济处于起飞阶段时，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储蓄率显著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也高于发达国家。例如日本经济起飞时储蓄率达到35％以上，香港、韩国、

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在经济起飞时储蓄率在30％、甚至在40％以上。随着经济走向成熟，日本的储蓄率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开始出现下降趋势，这种趋势是造成日本经济增长减速的一个原因。

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较高推动经济增长必须具备两个前提条件，一是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增加的劳动年龄人口及时转化为实际劳动力供给。二是储蓄率提高而增加的储蓄及时转化为投资。储蓄增加、投资增长带来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才能实现“人口红利”。

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对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

人口基数大、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导致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充裕的资金供给、较低的资本成本，这样便具有较高的投资回报率，从而刺激投资增长和经济增长。我国劳动力成本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也大大低于多数发展中国家。而且由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较高，消费率较低而储蓄率较高，从而资金成本较低。同时由于就业压力巨大，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均是充分就业目标的内生变量，低工资、低资金成本成为充分就业目标的政策变量。低劳动力成本和低资金成本使得投资回报率较高，从而刺激投资增长和经济增长。

根据解放以来历次人口调查数据分析，我国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人口)比重在1964年之后持续提高(见表1)，同时从主要人口大国人口年龄构成比较看，2003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仅低于俄罗斯和泰国，处于较高水平(见表2)。1964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较快，一直处于“人口红利”期，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见表3)。

表2是1953～2005年各时期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中可见，1964～2005年，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3.2％，其中1964～1982年为7.1％，1982～2005年 为3.6％，1982～1990年为10.1％。

1990年后，1990～1995年的“人口红利率”为-0.3％，1995～2000年为8.5％，2000～2005年为4.6％，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提高是经济增长的一个直接来源，“人口红利”构成经济增长的一部分。

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变化还会通过影响储蓄率和消费率对经济增长产生间接影响。随着人口转变，少儿抚养比大幅度下降，劳动年龄人口的经济负担不断减轻。国民收入中用于消费支出的部分相对减少，用于储蓄的部分相应增加。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人口转变对储蓄的贡献率将不断减弱。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人口转变和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逐步提高，我国储蓄率逐渐上升，2005年达到48.1％。根据国民收入恒等式，消费率低而储蓄率高的结果必然是投资率和净出口率高。这就意味着，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小。2000年以来，我国消费率逐年走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都在减弱。

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在人口基数固定的情况下，会使劳动年龄人口和劳动力供给增加，直接促进经济增长，而且由于劳动力供过于求，使低劳动力成本得以维持。目前我国的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仅相当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2％～4％(见表4)，香港、新加坡、韩国、台湾的5％～13％，巴西、墨西哥的20％～30％。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带来高储蓄率、低消费率，导致资金丰裕，资本成本低。另外，由于就业压力巨大，充分就业目标使低资本成本得以长期维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资金非常丰裕，存贷款差持续扩大，实际存款利率和实际贷款利率长期维持较低水平。

低劳动成本和低资本成本导致高投资回报率。世界银行2006年第三季度的经济季报指出，中国国有企业的股权收益率从1998年的2％上升至2005年12.7％，非国有企业的股权收益率从7.4％上升至16％，所有工业企业的平均股权收益率超过了15％，目前中国企业的利润留存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据白重恩、谢长台、钱颖一的研究，1978～1993年中国平均资本回报率为25％，1993～1998年间趋于下降，1998年至今稳定在20％左右。高投资回报率刺激外商投资增长，1979～2005年我国累计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项目552942个，累计吸收外商实际直接投资6224.3亿美元。

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对贸易顺差及货币发行的影响

根据国民收入恒等式，国内储蓄大于国内投资必然会出现贸易顺差。尽管存款收益和贷款利率都很低，但我国银行存贷差从1994年1月的-3779元增长到2007年8月的12.13亿元，这意味着由高储蓄率导致的贸易顺差也是巨大的；另一方面，低资本成本和鼓励外商投资政策导致外商投资加工贸易项目激增。1979～2005年，我国累计吸收外商实际直接投资中约有70％是投向制造业，在我国造就庞大的加工工业和规模巨大的进出口加工贸易。以境外市场为主要目标，以加工或代工为主要手段，在我国进出口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外资企业加工贸易是导致高额顺差产生的主要原因。计算表明，2000年以来我国的进出口顺差平均有89％来自于加工贸易，而在加工贸易顺差中平均又有74.8％来自于外资企业。由此可知，67％的进出口总顺差是由外资企业的加工贸易顺差形成，即使在2005年一般贸易顺差相当大的情况下，外资企业加工贸易顺差在总顺差中的比重也达到了63.3％。

贸易顺差持续扩大，是当前流动性过剩和货币发行过快的直接原因。为说明这一点，将因贸易顺差带来的外汇占款从各层次货币供应量中扣除，发现调整后的各层次货币供应量增速，及其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均大幅下降。与调整前相比，2001～2006年调整后的M2增速平均下降4.5个百分点，M2与GDP的比值平均下降0.3。这表明贸易顺差扩大带来的外汇占款增加是形成流动性过剩问题的直接原因。从2006年的情况来看，调整后的M2增速下降了8.5个百分点，M2与GDP的比值下降了0.47点。

我国本轮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是经济增长速度偏快引发的总需求超过经济资源决定的总供给。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导致的低劳动力成本和低资本成本，刺激了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加工贸易的迅速增长导致出口的增长，投资和出口的快速增长是经济增长偏快的直接原因。贸易顺差持续扩大，是当前流动性过剩和货币发行过快的直接原因。而贸易顺差的持续扩大，又是持续提高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导致的高储蓄率、国内储蓄大于国内投资的必然结果。因此，本轮通货膨胀可以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持续提高、人口红利的积累得到解释。

综上所述，当前我国劳动力成本和资本成本优势还相当明显，投资回报率水平仍比较高，这就决定了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出口和贸易顺差仍会快速增长，经济增长速度会维持高位；在人民币缓慢升值和国际资本项目顺差持续增长的大背景下，货币发行速度和货币流通量仍会较快增长，这就决定了较为持久的通胀压力，食品价格快速上涨是通胀压力的一种表现。在居民消费倾向稳定和恩格尔系数不断下降的时期，食品价格上涨并不是消费需求直接拉动的，而是由于经济增长速度偏快产生了非食品生产对生产食品的经济资源过度需求，生产食品的经济资源供给不足、产量和供给下降引起的。归根结底是由于经济增长速度偏快超过了有限经济资源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引起的。我国当前的通货膨胀是经济资源有限供给与过度需求矛盾冲突的表现，在某种意义上是人口、资源、环境问题在食品价格上的集中体现。

可以预见，短期内即便食品价格随供给的改善而出现了暂时的下降，持续的通胀压力还会通过其他产品价格上涨表现出来。在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未得到根本改变之前，经济增长速度偏快必然会导致通货膨胀，所以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是根本之策。可以预见，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是同步发生的一个长期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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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区域经济增长拉动力；宁夏；投资依赖型产业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同拉动转变。国家经济由区域经济组成，如何认识和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拉动力的转变，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增长拉动力的转变，更关系到区域经济发展。本文以宁夏为例， 探讨如何正确认识主导区域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并提出转变区域经济增长拉动力的途径。

一、区域经济增长拉动力及其转变

1.现有对区域经济增长拉动力及其转变研究的局限性。按照国民收入支出法核算，一个国家的GDP是由消费C、投资I、净出口（X—M）三大力量拉动。一般来说消费和投资是一国最基本的增长来源，在不考虑净出口的封闭经济中，投资和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两大力量，只有投资和消费保持适度的比例，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才是均衡和持久的。

如何判断投资和消费的比例是否适中呢，学术界一般是把本国的投资率、消费率与钱纳里模型所提供的投资率和消费率比较，或与当前世界上同等发达程度国家的投资率和消费率进行比较。钱纳里等经济学家对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在工业化的不同阶段投资率和消费率是不一样的：在工业化的初期，投资率为15%，消费率为87%；在工业化中期，投资率为20%，消费率为81%；在工业化末期，投资率为23%，消费率为78%[1]。

2005年中国已经进入了工业化中期，投资率为42.6%，消费率为51.9%，消费率比多个发展中国家工业化中期消费率低30个百分点，投资率比多个发展中国家工业化中期投资率高近23个百分点。按照《2010年世界发展指标》提供的可比统计数据，2008年中国的消费率为51%，投资率为43%；世界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消费率为84%，投资率为27%；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消费率为70%，投资率为30%；高收入国家平均消费率为80%，投资率为21%[2]。因此，无论是与近年来全球的平均投资率和消费率比较，还是与历史上同等工业化水平国家的平均投资率和消费率比较，我国近年来的投资率都明显偏高，消费率都明显偏低。

现有的对区域经济增长需求拉动力及其转变的研究，基本上是站在本区域看本区域，把一个国家的特定区域等同于一个独立国家在进行研究。这种研究也通过计算本地区的消费率、投资率，并与钱纳里模型所提供的投资率和消费率比较，或与当前世界上同等发达程度国家的投资率和消费率进行比较，判断区域经济的投资和消费的比例是否适中；也通过提高或降低本区域的消费率，以或投资率实现经济增长需求拉动力的转变。全国宏观经济模型的这一成熟分析方法，应用于区域经济运行分析有很大的局限性，这种研究在理论上是站不住的，在实践上是无益的。

首先，这种研究缺乏统计学基础。支出法GDP=消费+投资+净出口。从理论上讲，对于一个国家而言，由于它是一个独立的经济体，净出口可以精确计量，因此可以用支出法核算GDP。对于一个省来说，净出口应该是“国际贸易的净出口”加上“省际贸易的净出口”，而省际贸易统计不出来，一是存在技术上的难度，二是成本太大，目前地区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总额核算所依据的资料也不充分。因此，支出法核算的地区GDP并不精确，只是一个参考[3]。

其次，这种研究缺乏经济学基础。尽管经济日益全球化，但生产要素、商品、人口在全球并不能完全自由流动；尽管国际分工日益深化，但国家依旧追求经济体系的独立和完整。区域经济是一个全开放系统，只有行政意义上的边界而没有经济意义上的边界，无论是要素还是产品都可以在全国这一统一大市场上自由流动；区域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地域分工，不追求区域经济体系的独立完整。因此，经济增长需求拉动力结构转变规律、产业结构演变规律、城市化规律等经济发展规律依然只适用于一个独立国家经济发展，但并不适用于国内区域经济发展。把一个区域当作一个类似于国家的经济体进行研究是发展“诸侯经济”思想，既缺乏经济学的研究基础，也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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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统计局初步测算，200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355555亿元，如果以2009年人民币对美元6.8310的平均汇率计算，我国人均GDP近4000美元，这标志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重要转折时期，经济社会将逐渐由生存型社会进入发展型社会的新阶段，经济增长由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转变，国家盈利模式将出现重大转型。

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相继实现了人均GDP4000美元―5000美元的跨越。历史经验表明，虽然国与国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但经济增长结构转换点与人均GDP水平存在基本的一致性。从这些发达国家的经验和国际经济发展轨迹来看，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的国家和地区，在向高收入国家和地区行列迈进时，经济发展有许多显著的共性特征。

首先，经济发展动力结构发生新变化。在人均GDP水平达到5000美元左右的水平已具备经济增长结构转换的条件。人均GDP4000美元左右阶段，技术创新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主要可划分为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四大动力。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后，发达经济体逐渐放弃“以资源促发展”、“以市场换技术”、“以利润换资本”等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的前期发展方式，经济发展由以主要依靠投资驱动逐步转向主要依靠创新驱动，技术创新逐渐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其次，产业结构出现新变化。第三产业上升为主导产业。产业结构变化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内容。从第二产业内部结构看，重工业的比重逐步提升；从整体产业结构看，第三产业将逐渐取代第二产业而居于主导地位。人均GDP在达到4000美元之前，经济发达国家基本处于工业化时期，“投资主导一工业推动”的组合是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之后，由于消费快速扩张，服务业迅速崛起，“消费主导一服务业推动”的组合逐渐成为新的增长动力，第三产业比重超过60％而成为主导产业，产业结构呈现高级化。

再次，劳动力与就业结构出现新变化。大多数发达国家在进入人均4000美元后，也伴随着人口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巨大变化，出现了“刘易斯拐点”，从而进入了生产要素成本周期性上升的阶段，这一阶段发达国家积极提高人口素质，与人力资源相关的一切领域，都发生了重大调整，特别是在劳动分工、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以及储蓄、消费、投资、社会保障等领域发生深刻变革。

第四，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出现新变化。中产阶层崛起成为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后，经济体发生的一个直观明显的变化就是中产阶层迅速扩大。在现达国家中，中产阶层人数众多，如在美国、日本、欧盟等国家和地区，中产阶层占全社会家庭总数的比重都在70％以上。中产阶层是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是市场消费的主体，具有强劲的购买力，是消费需求持续扩大的主要来源。同时，中产阶层的形成，是推动社会结构由“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转变、促进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中产阶层是发达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对人均GDP向更高阶段跨越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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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化改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对各种社会生产资源的优化配置。我国市场化对资源优化配置的影响，可分成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从宏观层面上看，我国市场化的主要贡献是促进社会整体生产资源的优化配置，为了促进市场化的有序发展，重点是形成了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通过市场的基础性调节作用，带动社会各种要素的合理流动，使社会资源从低生产效率部门逐渐流动到高生产效率部门，资源利用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得以提高，从而促进我国的经济增长。从短期看，生产资源在均衡点方位沿着曲线进行移动，实际上是在相对稳态的基础上，实现了社会资源的高效配置，从而进一步提升了经济增长。从长期看，我国政府通过宏观调控，对产业结构进行优化调整，使社会资源逐步实现均衡的状态。

而从微观的角度上看，我国市场化发展为企业发展提供了一种优胜劣汰机制。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竞争激烈程度不断增强，当部分微观主体不能适应当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时，市场的淘汰或者兼并机制将会发挥自主调节作用，以保持整个经济处于一种相对均衡状态。企业可以通过优化自身管理方式、创新现有经营模式等方式，打造核心竞争力，以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在市场化改革的推动下，企业需考虑如何进行技术革新，这种新的科学技术并非授权使用或者是引进，而是以一种自我技术原创来促进自身生产技术轮替，最终使企业的“造血”功能得到提升，从而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持久有效的动力。

二、结束语

宏微观市场主体都应紧密联系到我国的市场化改革当中，充分利用市场各种有效资源，优化各项生产要素的配置，推动我国经济不断深化发展，从而增大市场因素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我国亟需优化产业结构，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市场化要对经济增长发挥良好促进作用，注意明确政府的职能，合理划分政府和市场之间的边界。政府规模过大将对社会和市场产生过重的负担，也是影响市场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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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作用方向上，货币政策的主导方面是通过调节总量促进总供求的平衡，财政政策之中，公共财政的政策主导作用在于需求总量的调控，而国有资本财政的主导方面是调整供给结构，通过改善结构促进总供求的平衡。虽然货币政策也具有影响需求结构的功效，但它是间接的。财政政策虽然也可以普遍提高或降低税率，直接调节需求总量，但其中也存在税率结构配置问题，体现对结构的调整；财政支出的扩张或收缩也具有结构上的区别对待问题。中国经济疲软的主要原因，在于经济结构不合理，结构调整不是短期能完成的，因此，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确实应该是财政政策唱主角，政策的作用点在于调整结构，货币政策的作用主要在于配合结构调整把握住总量，促进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其次，强化财政政策的作用更能起示范作用和带动作用，因为政府投资具有引导作用、担保作用和带动作用，对经济的拉动比较快。最后，从制度环境看，货币政策发挥作用需要更高的市场条件，没有成熟的市场机制，货币政策就很难发挥作用，近几年连续7次降息、推动消费信贷等货币政策措施效果不显著的实践充分地表明了这一点。基于这些理由，政府选择了强化财政政策的作用。

因此，无论是在观念上，还是在政策设计上，都要进一步强化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配合。有两个基本点，一是松紧搭配，二是两种机制的契合。

在松紧搭配上，可以选择多种组合。紧的货币政策与松的财政政策搭配是为了防止启动经济增长的同时，诱发通货膨胀。我国沿着管理短缺经济的政策惯性，紧的政策意图一直没有放弃，1998年提出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后，曾一度沿用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的提法，尽管在操作中实际也在实行松的政策。在目前的经济情况下，从全社会储蓄、投资和消费的存量及发展趋势看，高储蓄率、高储蓄倾向和低消费倾向、低投资倾向，引起通货膨胀的可能性不大。因而，应该是采用松的货币政策，配合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两者共同发挥作用，促进经济尽快走向良性循环。

二、财政政策的作用方向：短期是需求管理，长期是供给管理新古典理论的代表人物认为：“在市场经济中，重要的不是采取积极措施来实现一定的事先规定的增长率，而是消除阻碍增长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也要相信，竞争和由坚定而实际的原则指导的政府行为会引出增长。”这种增长政策后来逐渐演变为供给管理的增长政策。后来新增长理论的发展，供给管理的增长政策逐渐为实践所接受，增长政策不再仅限于调节总需求，同时包括扩大总供给的措施。这种供给导向的增长政策不但把减少投资风险、改善投资收益的促进私人投资的措施置于中心地位，尤其强调通过技术进步提高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增长政策的上述转变其影响是极其深远的。经济增长政策常常是两者的结合，当谈到需求管理时，更多的是指短期的稳定政策。

引致经济增长的最持久的动力在于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又与知识和人力资本存量直接相关。因此，投资于科技和教育是推动经济持久增长最根本的举措。中国经济要想顺利实现增长转型，迎来新一轮的持久增长，不断加大科技投入是一条必由之路。当然，技术进步可以有许多途径，自己开发是一条路，技术引进也是一条路，如何搭配应按照优势原理来进行。除此之外，加大教育投入，提高全民素质也是一项非常迫切的任务。经济增长归根结底是由人推动并为人服务的，国民素质是经济增长真正的源泉，低科技素质无以承受高科技，低道德水准无力承受财富。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着力提高国民素质应该是我国增长政策长期努力的方向。科教兴国不是空话或套话，应该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三、财政政策的着眼点：储蓄、投资和消费

在经济中政府和私人都没有多少储蓄的时候，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如赤字预算，那么只有向中央银行借款或印刷钞票，必然引起通货膨胀。相反，在私人有储蓄的时候，政府有两种选择，一是通过货币政策，刺激私人投资和消费；另一是通过财政政策，实施赤字预算，可以向私人借款，发行公债，这样不会引起通货膨胀，但要注意是否有挤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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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固定资本投资 经济增长 DEA模型

一资本市场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研究

Atje与Jovanovic（1993）在资本市场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中认为，资本市场发展具有双重效应，分别是增长效应和水平效应，并且资本市场的发展对人均实际GDP的增长率的影响显著。与此同时也有学者认为资本市场并不是总能促进经济增长的，这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经济体制的完善程度和资本市场本身发达程度有关。哈里斯（Harris，1997）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比较认为，在发达国家中资本市场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的正向关系，但是在发展中国家两者的关系并不显著。

我国学者对中国资本市场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早期主要集中在证券市场和国有企业改革的关系上。郑江淮、袁国良（2000）认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不仅与经济增长存在相关关系，而且与经济体制的持续转型有关。谭儒勇（2000）实证表明1994年至1998年，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有限的，提出要重点发展各种金融中介，特别是存款货币银行。佘运久（2001）通过研究资本市场中股权市场和债务市场及各自的内部协调发展和资本市场外部协调问题，力图说明中国资本市场如何发展才能促进经济转轨中企业融资效率的提高和防范资本市场因不协调而给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冉茂盛、张卫国（2002）认为中国股票市场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其规模的扩大已经和经济增长产生了微弱的正向作用，然而股票市场流动性的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十分不明显，股市规模的大小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不强。张碧琼、付琳（2003）从资本市场筹资与产出的关系和资本市场的储蓄转化为投资两个方面，对我国资本市场规模和结构变量和经济增长互动关系问题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的股票市场虽然在近几年发展较快，但是仍然不能取代间接融资方式的主体地位。

尽管经济学家们对资本市场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并未能达成一致的意见，但是经济理论界的主流已经越来越对资本市场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抱积极肯定的态度。

二研究方法：数据包络分析（DEA模型）

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简称DEA)是由美国著名数学家和经济管理学家A．Charnes和w．W．Cooper于1978提出的。该方法是用于评价相同部门间的相对有效性（被称为DEA有效），他们的第一个模型被命名为C2R模型，其基本原理是通过保持决策单元的输入或输出不变，借助于数学规划将DMU投影到DEA前沿面上，通过比较决策单元偏离DEA前沿面的程度来评价它们的相对有效性。

DEA建模机理及应用步骤如下流程图：

三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DEA模型中C2R模型对2005年江西省11个市的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进行了分析，在对数据分析前先来看看其中C2R模型的经济学含义：当θ＝1且S-＝S+＝0时，称DMU0为DEA有效，即在n个决策单元组成的经济系统中，在原投入X0的基础上所获得产出 Y0已达到最优；当θ＝1且S-≠0或S+≠0时，称DMU0为弱DEA有效，即在这n个决策单元组成的经济系统中，可通过组合把投入X0减少S-，仍可得到产出 Y0，或是原投入X0不变，原产出Y0可增加S+；当θ

基于该模型所取数据如下：

决策单元：江西省11市

投入指标：内资、港澳台投资、外商投资

产出指标：生产总值，人均生产总值

2005年江西省11市社会固定资本投资表

数据来源：江西统计信息网2005各地区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

运用电子表格求解得出：11个市的DEA有效性，如下表：

分析：

（1）在2005年里，江西的11个城市中属于DEA有效的只有1个:吉安市；DEA弱有效的有6个：景德镇市、新余市、鹰潭市、赣州市、宜春市、抚州市；非DEA有效的有4个：九江市、南昌市、萍乡市、上饶市。

(2)其中吉安市作为05年唯一一个DEA有效的城市，它有着较雄厚的经济基础和良好的地理位置，投资环境在近几年的发展中在不断的优化，吸引了不少投资商来到吉安进行投资，使得吉安市的经济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3)弱DEA有效的6个城市尽管没有达到DEA有效，但是具有一定的发展潜力，正处于资本市场和经济发展的良好阶段，应当增加投资，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4)九江市、南昌市、萍乡市、上饶市这4个市的θ值小于1，即非DEA有效。对于这几个城市除了加大投资外，还要提高投资的经济效，即提高资本在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利用率。

四结论

从上面的实证分析首先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固定资产的增长促进了江西经济的发展，江西经济的发展又刺激了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另外，从对江西省11市固定资产投资的分析知道：固定资本投资对当期的经济增长有显著的影响，说明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增长率仍然是江西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但针对弱DEA有效和非DEA有效的情况政府应该多采用长期政策而非短期政策，应该积极引导投资结构的优化，提高投资效率，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固定资产投资对江西经济增长起到持久的作用。

同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江西省的经济增长与固定投资还存在很多需要改善的方面：第一，为保证江西省的经济增长不过度依赖投资的拉动,应大力提高消费需求，经济增长归根结底要取决于居民最终消费需求是否扩大,没有居民消费增长支持的固定资产投资和经济增长是不会长期持续的；第二，要控制好经济发展和投资的关系，不能盲目的夸大投资，重要的是提高资本的利用率；第三，在强调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的同时,必须重视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第四，应该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为促进民间投资创造良好的条件。

参考文献：

[1]谢瑞．资本市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思考．现代财经，2002，（9）.

[2]刘金全，于惠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影响关系的实证分析．统计研究，2002，（1）.

[3]秦川．江西省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金融与经济，2006，（5）.

[4]李国旺，童威，周侃．资本市场发展与中国经济增长．资本市场杂志，2004，（2）.

[5]万寿桥，李小胜．中国资本市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脉冲响应分析．财经研究，2004，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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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模型框架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重点探讨资本积累以及它与储蓄决策等的关联影响①。本文关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的构建主要通过三个步骤来完成:首先，探讨长期经济增长的均衡点;其次，在动态均衡的基础上构建储蓄曲线;最后，推导投资曲线。

(一)长期经济增长下的均衡产出与资本

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国民总产出是劳动力和资本的函数。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基本假设是:劳动力和资本之间具有一定的替代性，即生产投入比K/L不是一个固定的参数，并且生产函数是一阶齐次方程。

(二)长期经济增长下的储蓄与投资

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假设之一就是储蓄St是总产出Yt的一部分，且St由储蓄率s确定。如果每一个时间周期t之间(如每年)人们的储蓄率都为s(0＜s＜1)，那么在已知的生产函数下，长期经济增长下储蓄曲线有着和生产曲线类似的属性，并且St=sYt。从上文关于长期经济增长下的均衡产出与资本的分析中可以得出:当经济达到均衡状态时，人均资本占有量为k*，人均产出为y*。假设社会产出中一部分用于投资，另一部分用于消费，则投资的总量取决于社会的储蓄。

自然灾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不同类型的自然灾害对社会的储蓄行为会造成不同的影响。一般而言，常见的气象、水文自然灾害①发生频率高，容易对经济造成经常性扰动，但是此类灾害不容易造成储蓄行为的改变。相对而言，地震、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发生频率低，但此类灾害造成的破坏性强大，所以此类自然灾害往往会因为消费心理或者社会捐助等因素的影响而造成储蓄行为的改变［10］。因此，本部分将探讨在储蓄行为不变和储蓄行为变化两种情况下自然灾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储蓄行为不变情况下的影响分析

当经济处于稳态时，自然灾害的突然发生并没有影响人们的储蓄行为，但由于自然灾害的发生造成了人员伤亡，因此导致了劳动力L的减少，物质财产也会受到自然灾害的摧毁或者破坏，从而导致了社会资本存量K的减少。此时，经济稳态增长的轨迹受到扰动，资本劳动力比率(人均资本占有量k=KL)发生变化，不再是处于经济稳态增长下的k*。当自然灾害造成资本存量的减少超过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劳动力的减少时，人均资本占有量k*下降至k1，根据公式(1)社会总产出水平为y1=αkβ1，此时y1＜y*，并且由公式(4)和公式(6)可以得出sf(k1)＞gLk1，即储蓄超过均衡增长所需要的人均投资，这将使得资本积累加快(k＞0)，人均资本占有量逐渐增加①，资本存量和资本产出水平将会再次增长到经济稳态下的均衡值(k*，y*)。简而言之，当自然灾害造成的财产损失大于人员伤亡时，短期内社会的产出水平会下降，但是在一定的时期内经济内部会进行自我调整，产出水平逐渐增加，直到在足够长的时间里恢复至自然灾害发生之前的均衡产出值，详见图3。如果自然灾害造成资本存量的减少低于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劳动力的减少时，人均资本占有量k*上升至k2，根据公式(1)社会总产出水平为y2=αkβ2，此时y2＞y*，并且由公式(4)和公式(6)可以得出sf(k2)＜gLk2，即储蓄低于均衡增长所需要的人均投资，由此导致资本积累的下降，即储蓄无法满足均衡增长的投资需求(k•＜0)，人均资本占有量逐渐下降，资本存量和资本产出水平将会逐渐回落到经济稳态下的均衡值(k*，y*)。简而言之，当自然灾害造成的财产损失小于人员伤亡时，短期内社会的人均产出水平会上升，但是在一定的时期内经济内部会进行自我调整，人均产出水平逐渐减少，直到在足够长的时间里恢复至自然灾害发生之前的均衡产出值，具体如图4所示。除了以上探讨的两种情况外，还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即自然灾害造成资本存量的减少正好等于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劳动力的减少。此时，由于人均资本占有量k*并没有发生变化，虽然自然灾害给整个社会带来了负面影响，但是经济稳态还会继续维持，因此人均产出水平也保持不变。

(二)储蓄行为变化情况下的影响分析

自然灾害的发生有可能造成个人储蓄行为的变化，这种情况普遍发生在大灾、巨灾之后。但是巨灾之后的储蓄行为变化又可能呈现出不同的形式:自然灾害发生以后，受灾群体接受大量的政府救助和社会慈善捐助，有人可能会减少消费，进一步增加储蓄，将更多的投资用于灾后重建①;有人会产生及时行乐的想法，将更多的积蓄用于消费而导致储蓄的减少。由公式(4)可知，储蓄曲线取决于储蓄率和产出。如果自然灾害的发生影响了人们的储蓄行为，储蓄曲线便会发生上下移动。假设人们拥有更多的储蓄，则将有更多的投资用于灾后重建，储蓄函数y=sf(k)将向上移动至y=s'f(k)，伴随着储蓄的增加和灾后重建所带来的投资增加，y=s'f(kt)(公式(4))与y=gLk(公式(6))产生新的均衡点，此时人均资本占有量k*上升至k＊＊，人均产出增加至y＊＊。简而言之，当自然灾害的发生造成储蓄率的变化，并且灾后的储蓄率高于自然灾害发生前的储蓄率时，自然灾害的发生在长期会导致人均产出值的增加，新的经济稳态下的均衡值为(k＊＊，y＊＊)，如图5所示。在经历过大的动荡以后，受灾民众也可能会认为人生短暂，从而尽量让自己生活得更好，在满足自我需求的同时势必会增加自身消费，从而减少个人积蓄。储蓄函数y=sf(k)将向下移动至y=s″f(k)，伴随着储蓄的减少，当均衡增长所需要的人均投资曲线不变时，y=s″f(kt)(公式(4))与y=gLk(公式(6))产生新的均衡点，此时人均资本占有量k*下降至k＊＊＊，人均产出减少至y＊＊＊。简而言之，当自然灾害的发生而造成储蓄率的变化，并且灾后的储蓄率低于自然灾害发生前的储蓄率时，自然灾害的发生在长期会导致人均产出值的减少，新的经济稳态下的均衡值为(k＊＊＊，y＊＊＊)，如图6所示②。

结论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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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消费函数；经济增长；消费者信心

一、引言

消费已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而在影响消费的因素中，消费欲望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以消费者信心表现消费者欲望，以消费者信心指数作为具体指标引入到消费函数中，探索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消费函数的方法，为将来运用原始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和解决我国消费问题和拉动经济增长提供思路。

二、构建消费函数的意义

1.现实意义

消费、投资和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而消费作为有效需求的核心，被认为是拉动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力。“十二五”规划建议第一次把“三驾马车”的序列做了调整，把消费在拉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地位提到了第一位。

消费跃升为拉动经济“第一动力”的原因在于：

根据1977年以来的数据显示，世界各国年均消费比重平均水平在75%以上；国际经验也表明，年均消费比重在达到70%-80%，才能够有效推动经济持续发展，而我国的年均消费比重远低于这个水平。

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外贸出口逐步放缓，投资动力和能力明显减弱，对我国经济增长造成严重影响。为应对危机、保证我国经济实现持续增长，最直接和有效的方法是不断扩大内需，刺激居民消费。

由此，我们面对的国际形势、我国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要求和我国的发展规划都让我们看到刺激消费在拉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对消费问题的研究，通常通过构建消费函数来完成。

2.理论背景

自消费函数问世以来，诞生了众多的消费函数模型，比如：绝对收入假设消费函数模型、相对收入假设消费函数模型（示范性假设消费函数模型、不可逆假设消费函数模型）、生命周期假设消费函数模型、持久收入假设消费函数模型、合理预期的消费函数模型、适应预期的消费函数模型等等，这些理论模型的解释与被解释变量大多是收入和消费，主要研究消费能力和消费的关系，偶有加入其他因素的情况。

三、影响消费的因素分析

实际上，衡量消费的因素除了消费能力之外还有消费欲望，即消费者信心，因此，把影响消费者信心这个理论指标加入到消费函数中，构造收入、信心作为解释变量的消费者函数模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因此，对消费产生影响的因素主要包括：

消费能力

目前对消费的研究主要针对消费能力对消费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比如，以收入作为主要影响因素，构建消费函数，研究收入对于消费的影响。

消费欲望

随着经济环境不断变化，经济问题日益复杂，仅通过消费能力（主要是收入）来研究我国的消费问题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需要考虑到一些主观因素的影响，比如消费者欲望对于消费的影响。通过研究国内外已有成果并结合我国国情发现，当用消费者信心表现消费者欲望时，消费者信心能够对消费进而对经济产生重要影响。即，当消费者对与消费相关的经济现象的满意程度和心理预期比较高时，将能够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中国出口增长速度迅速滑落，2008年11月份出现了新世纪首次负增长，尽管近两年来有所恢复，但是由于外需增长缓慢、欧债危机以及退税政策调整等影响，出口依然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同时，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加大投资的经济刺激也对后危机时代的经济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造成了资产泡沫、通胀压力、热钱流入、银行业风险加大等经济问题。拉动经济增长的投资和出口二驾马车都存在问题，而我国居民的消费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低位，在当前形势下，提高收入，增强消费者信心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总理在对我国经济形势进行分析时也提到：“信心要比黄金和货币还要重要”，表明了在当前经济环境下，消费者信心对消费和经济的影响要比消费能力（主要是收入）对消费和经济的影响更为重要。

四、研究我国消费函数构建的思路

1.研究特点

目前，关于消费函数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从研究消费函数影响因素方面看，大多数消费函数模型主要研究的是“收入”因素对消费函数和消费的影响。

有些消费函数模型考虑了“消费者欲望”这一因素，但都隐含在其他参数或指标中予以表现。

有些消费函数模型虽引入了“消费者信心”，但只对消费和消费者信心只做了简单相关性分析，并未做进一步的定量分析研究。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消费函数研究存在一些问题：

大部分的消费函数模型没有研究“消费者欲望”这一重要因素对消费函数和消费的影响。

虽然有些模型以“消费者信心”作为“消费者欲望”的表示，但没有给出“消费者信心”的显性表达。

没有用合理和规范的原始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2.研究内容和方法

1）根据现有理论和实践，对消费、收入、消费者欲望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并对三者间的关系做出分析：

收入和消费者欲望是影响消费的重要因素，我们将用消费者信心作为对消费者欲望的表现，以消费者信心指数作为消费者信心的显性表达。

经过对2009年第1季度中国大陆消费者信心指数的原始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一定时期内，消费者信心指数也受到消费者收入的显著影响。

2）构建模型

短期消费函数构建问题

根据前边的分析，可以构建收入和消费者信心指数作为解释变量、消费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函数模型；考虑到一定时期内，消费者信心又受到收入的影响，因此需要通过联立方程来构建短期消费函数模型，来描述消费、收入和消费者信心之间相互依赖、互为因果的关系。

长期消费函数构建问题

从长期来看，消费者信心是否受收入影响，还需要通过理论分析和数据验证才能得到确定。如果验证后的结果表明：从长期的角度，消费者信心不受收入影响，那么可以通过单方程计量经济学模型来构建长期消费函数模型。

受限自变量问题

消费者信心指数作为解释变量，它的取值范围是[0，200]，可能存在样本归并、自变量取值受限的问题，即我们构建的模型是受限自变量模型。一直以来，研究者关注较多的是受限因变量模型的研究，而受限自变量模型的研究非常少见。那么，对受限自变量问题的引入和解决将是消费函数构建的一个创新点。

3）实证分析

使用我国居民消费、收入和消费者信心指数的原始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检验所构建的消费函数模型的有效性和预测能力。

综上所述，研究我国消费函数构建的思路是借鉴国内外消费函数研究理论和方法及成功的实践经验，采用先进的统计方法，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消费函数。具体来说是，以“消费者信心指数”作为对“消费者欲望”这一主观因素的描述，并将它作为影响消费的重要参数，引入消费函数，构建和分析我国居民消费函数。

参考文献

[1]王有光.影响消费的因素研究[J].经营与管理，2008.

[2]袁霓.我国城镇居民收入与消费关系的数量研究[J].求是，2005.

[3]李晓玉.消费者信息指数的理论与实际意义[J].统计教育.2006（1）：27-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