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污染纠纷的解决途径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环境污染纠纷的解决途径，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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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指环境污染纠纷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关于环境污染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而产生的纠纷。

（一）我国目前解决环境污染纠纷的方法

协商。这是由纠纷双方针对已经发生的环境污染，自行协商，通过达成和解协议，解决纠纷。因为许多污染者不愿主动承担环境污染的责任，实践中纠纷双方很难达成和解协议。

调解。根据调解人的不同，分为民间调解和行政调解。行政调解是由环境行政机关主持，对环境污染纠纷双方进行调解，以促成纠纷双方在自愿的原则下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活动。与之相对应，是民间调解。我国目前主要由人民调解委员会作为民间调解人，也可由较权威的民间调解人居间调解，促成纠纷解决。当事人未达成协议或达成协议后又反悔的，任何一方都可以请求环境行政部门处理，也可以向法院。

行政处理。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是指环境行政机关对社会成员（民事主体）之间发生的由于环境污染产生的纠纷进行处理的制度。“因环境污染引起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属于民事纠纷，当事人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不能以作出处理决定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因而，我国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性质上属于行政调解，其处理决定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

仲裁。仲裁是指环境污染纠纷的双方自愿达成协议，将纠纷提交仲裁机构进行裁决，解决纠纷。我国现行环境立法，缺乏关于环境污染纠纷仲裁的特别规定。实践中通过仲裁解决环境纠纷的情况较少。

民事诉讼。即环境污染受害者依法向司法机关，请求法院判令污染者停止侵害、排除妨害、赔偿损失。实践中，环境污染纠纷的诉讼解决方法耗时长、取证难、费用高；由于现行法律对于环境污染纠纷的资格、因果关系的确定、污染损害赔偿等问题都欠缺明确具体的规定，从而阻碍了污染受害者寻求司法诉讼的救济途径。

（二）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的优势

环境污染纠纷的复杂性、多样性和损害性决定了解决环境污染纠纷的方法应当灵活、及时、专业。实践中环境污染受害者选择行政处理方式寻求救济，与其他解决方法相比，行政处理环境污染纠纷的优势在于：

专业性。环境污染纠纷涉及很强的技术性，因而对于污染损害的证明要求较强的专业性。环境污染事故一旦发生，环保部门负有监管和保护环境的法定职责，而且环保部门设有环境监测机构，这有助于及时、准确地确定污染责任。

及时性。环境污染发生后，环保部门负有及时有效地调查处理污染事故的法定职责，这有利于纠纷双方在最短时间内澄清事实，明确责任；同时，鉴于环保部门对排污企业享有监管的权力，因而，排污企业对于环保部门的处理意见愿意采纳并及时执行。这些因素都有助于环境污染纠纷的及时解决。

成本低。救济费用的高低直接决定当事人对于救济方式的选择。由环保行政部门对环境污染纠纷进行处理，是环保部门在执行法定职责的过程所进行的。因而，相对于诉讼和仲裁，行政处理方法成本低廉，且效率较高。而国家也在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过程中实现了诉讼资源的节约。

完善西部环境保护行政处理制度的法律问题思考

作为一种权利救济制度，其内部的具体救济规范的安排应当统

一、协调，并且有相关的制度予以支持，才能实现对于缺损权利的有效救济，进而最大可能地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效率等价值。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至少应具有以下功能：及时、迅速地解决纠纷，救济缺损权利；损害赔偿制度的安排应当有利于提高污染削减的效果；能够促进和加强环境行政管理，即发挥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与环境行政管理的协同效应。

在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领域，日、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和实践都较成熟，我国应当呼应当前社会实践对于行政处理制度的迫切需要，完善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的相关立法。

（一）行政处理机构的设置

独立且中立的环境污染纠纷处理机构是公正、有效地解决纠纷的前提。因而，首先应当设立在财政和人事上都能保持独立性的纠纷行政处理机构，以保证有效、及时地处理环境污染纠纷。具体到西部地区，立法中则应当关注到跨行政区域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机构的设置。

（二）完善行政处理程序

考察我国《环境保护法》和各环境污染单行法，对于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仅仅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不仅起不到解决纷争的作用，而且会使环境行政部门由于缺乏具体的法律规定，而产生权责不清、权力滥用、等违法行政行为，从而起不到程序法应有的法律作用。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制度应当对于行政处理程序作出科学合理的安排。

1.环境污染纠纷的投诉制度。日本《公害纠纷处理法》中最有成效、最受关注的制度就是公害纠纷的投诉制度。该法规定都道府县及市区町村的公害课设置公害意见调解员。其职责，作为公害意见投诉和咨询的窗口，根据市民的意见，提供给当事人有关公害的知识和信息；调解员本人就公害的实情进行调查，给当事人和有关人员出主意，进行中介调解和指导等工作。同时，把有关公害意见的信息迅速准确地向有关部门报告，协调和促进问题的解决。

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应当设立一个促进公众与环境行政部门之间的信息窗口：污染纠纷投诉机构。同时，该机构人员的配备应当是具备相当完善的环境法和环境科学的知识，并且行政能力较强，以切实保障环境污染受害者投诉有效。

2.污染纠纷的处理办法。一个富有活力的救济制度应包含一种合理、节俭利用救济资源的机制，以保证所利用的救济方式与特定救济需要相符合；同时一个富有活力的救济制度中所包含的权利救济方式也必须能满足不同缺损权利的救济需要，并且相关主体有权选择自己认为最“合算”的救济方式（即各类救济方式之间有替代性）。

我国现行法律关于环境行政部门的污染纠纷处理方法并没有具体的规定；而且行政部门对于环境污染纠纷的处理实质上属于行政调解，不具有法律强制力，从而使救济结果处于不确定状态。在徽县血铅事件中，当受害者寻求行政部门的救济时，污染事件已呈严重化状态，对于此类严重的、影响恶劣的企业违规排污行为，作为执法部门应当依法主动、强制进行调解，以充分发挥纠纷的行政处理方法的优势。

据此，完善西部地区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办法，应当明确规定多种行政处理方法，以供不同的权利缺损者选择；比如，斡旋、调解、裁定等；应当赋予行政调解以法律强制力，使救济结果确定，给当事人提供一个合理的预期；应当规定行政处理部门对于特定情形（比如严重违法排污事件、社会影响广泛的污染事件等）的强制调解职能。

（三）建立环境污染损害赔偿制度

1.一种救济制度如果得不到执行，其有效性是令人质疑的。权利人寻求救济的最终目的就是使缺损的权利获得补救。合理有效的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机制，应当至少对以下重要内容作出设计安排：

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目前，各国的立法和理论界都确立了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无过错责任原则：不论环境污染者主观上有无过错，即无论是环境不当行为还是法律所不禁止的环境行为，只要其污染行为对他人客观上造成了财产损害或人身损害，就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受害人群的确定。对于受害人群众多的环境污染事件，比如大气污染和水质污染事件等，首先应当规定确定受害人群的方法，即确定谁有权获得损害赔偿。比如日本的公健制度中关于公害患者的认定，就规定了认定条件的三要素和认定有效期限（根据指定疾病的种类分为2年和3年）。

赔偿范围的确定。即确定赔偿金额。合理确定损害赔偿范围有利于有效救济受害者，同时制裁排污企业，抑制排污行为。依我国现行立法及司法实践，环境损害赔偿范围包括：直接损失、间接损失以及可能造成的受害人精神损害。

赔偿金额的来源。环境污染纠纷产生的巨额赔偿金是污染纠纷案执行困难的根本原因。实践中，我国许多企业经济效益并不好，巨额的环境损害赔偿金令企业无力负担，严重者导致企业破产，社会失业人口增多，引起社会不稳定。

2.借鉴各发达国家在理论和立法上较成熟的经验以及我国部分地区的试点性实践，都可以为我国的相关立法提供经验。

适用污染者负担的原则。即污染环境造成的损害及治理污染的费用应当由排污者承担。该原则能够通过经济手段，实现环境污染的外部费用（即环境污染损害及治理污染的费用）内部化，以实现污染削减。各国立法实践证明了该原则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新晨

建立污染损害赔偿基金。一般地，排污企业不愿意主动承担污染赔偿责任；同时，突发的、严重的污染损害所产生的巨额赔偿金往往令排污企业难以维系正常的生产经营，企业衰落、破产带来的众多失业人口可能引起社会不稳定。鉴于此，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建立污染损害赔偿基金，即通过对污染企业征收有关税、费（如排污费/税、自然资源开发费/税、生态补偿费/税、石油税等），构成污染损害赔偿基金。我国可以充分考虑各地的经济和环境条件，通过征收各种环境税/费来建立各地的污染损害赔偿基金，以分摊企业的部分污染损害赔偿金额。

环境污染损害责任的社会化。建立环境污染损害责任保险制度，使环境污染损害的责任社会化，被各发达国家普遍采纳并成为其通过社会化途径解决环境损害赔偿责任问题的主要方式之一。发达国家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分为强制环境责任保险和自愿环境责任保险。在保险责任的适用范围方面，承保的风险范围经历了由小到大的演变过程。

我国已经进入环境风险的高发期，部分地区曾通过试点推进自愿性环境污染赔偿责任保险制度，但许多试点因无企业投保而处于停顿状态。鉴于我国一些企业经营效益不良以及其为利润所驱，不愿承担污染损害风险的现实情况，我国应当通过立法，结合自愿与强制保险的方式建立我国环境污染赔偿责任的保险制度。

参考文献：

1.周林彬著.法律经济学论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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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环境纠纷的概念

因为环境问题而导致不同主体间环境利益的冲突即为环境纠纷,一般来说,环境问题包括环境污染问题、资源破坏问题和生态损害问题。根据传统法学的定义方式,环境纠纷是指环境法律关系的主体在开发利用、保护改善环境的活动中基于环境权益的冲突而发生的争议。而从法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环境纠纷是因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导致受害人提出权益主张而形成的矛盾关系或冲突的过程。②此类纠纷不仅涉及传统的人身权益和财产权益,还包括环境利益、生态利益。

二、环境纠纷的类型

法社会学对环境纠纷的分类和法学有一定的交叉重叠,但与法学关注环境纠纷的主体、客体和内容的侧重点不同的是,法社会学研究更注重从纠纷当事人对纠纷的不同态度和行动策略的角度去考察环境纠纷的类型:

(一)偶发性环境纠纷和持续性环境纠纷

根据引发环境纠纷的环境问题持续时间的长短,可以将环境纠纷分为偶发性环境纠纷和持续性环境纠纷。偶发性环境纠纷是指由偶然事件导致的非持续性的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而引发的环境纠纷,如装有有毒有害物质的运输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导致有毒物质泄露而引发的环境污染,因火灾引起的森林生态受损等。这类环境纠纷往往危害不大,持续时间较短,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生态保护或者人身、财产损失经过一段时间采取一定的措施即可恢复。持续性环境纠纷则是指由持续性、多发性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行为引发的环境纠纷,或者虽然由偶然事件引起的环境纠纷但污染或破坏却是持续的,如工厂长期超标排污致使河流水质下降而引发的环境纠纷,因海上石油钻井平台发生井喷产生油污污染引发的环境纠纷。这类环境纠纷危害较大,污染或破坏状态会持续较长时间,所引起的损失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经过综合性的治理手段得以逐渐恢复但往往难以回复到初始状态,更为严重的是在很多情况下这种污染或破坏可能是不可逆的、难以恢复的。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分类并不是绝对的,这一定条件下,偶发性的环境纠纷可能转化为持续性的环境纠纷。根据 2010 年农村纠纷调查的数据显示,存在持续性、多发性环境问题的地区③的农村居民会遭遇更多环境纠纷且不愿容忍或自行解决而是寻求第三方解决;在环境问题较少的地区④农民遭遇的环境纠纷可能是偶然事件引起的,因此农民更倾向于选择容忍或自行解决的策略。⑤换言之,对于偶发性环境纠纷,当事人的行动策略主要是容忍或者自行解决;对于持续性环境纠纷,当事人的行动策略为找第三方解决。

(二)纯私益型环境纠纷、私益公益混合型环境纠纷和纯公益型环境纠纷

根据环境纠纷涉及利益类型的不同,可以分为纯私益型环境纠纷、私益公益混合型环境纠纷和纯公益型环境纠纷。其中,纯私益型环境纠纷因为只涉及纠纷当事人的环境利益,纠纷的解决结果不会影响到其他第三人的环境权益,如采光权纠纷;私益公益混合型环境纠纷,纠纷涉及的利益有一定的公益性,纠纷解决的结果不仅影响纠纷当事人的环境私益的同时对环境公益产生影响,典型的如水污染纠纷;纯公益纠纷则是纯粹只是因为保护环境和生态的需求而与其他主体发生的纠纷,在这类纠纷中,维护公益一方的主体对其所维护的环境公共利益不享有私益,纠纷的结果对其也不具有直接利益,而是惠及社会公众或不特定多数人,如有关清洁空气权的纠纷。有研究者根据对 2010 综合社会调查(2010CGSS)数据分析发现,当人们遭遇的环境问题直接且明显影响到私人权益时,行动趋于积极,部分人直接找对方解决,而更多的人则是通过寻求第三方解决;而如果面对的是公域环境问题或一般性环境问题时,即使居民认为这些环境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自己的生活和利益,但由于对私人利益影响并不太直接或者影响不太显着,因此行动上却倾向于消极化,较多以沉默和容忍方式处理。⑥由此可见,对于纯私益型环境纠纷,当事人的行动策略为主要为找第三方解决,其次为自行解决;对于纯公益型环境纠纷,当事人则以容忍为主;至于私益公益混合型环境纠纷,由于纠纷解决的结果主要且直接影响的仍然是其环境私益,对环境公益的影响是间接的附带的,因此可以认为当事人的行动策略与私益型环境纠纷当事人的行动策略类似。

三、环境纠纷的类型化及当事人行动策略

由于环境纠纷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上述不同类型的环境纠纷实质上存在交叉重叠的现象,如偶发性环境纠纷可能是私益型环境纠纷,也可能是公益型环境纠纷,因此,我们可以通过综合两种不同分类标准下的环境纠纷,更加准确的把握不同情形下当事人的行动策略。因此,根据引发环境纠纷的环境问题持续时间的长短以及环境纠纷涉及利益类型的不同,我们可以将环境纠纷分为:

1.私益型偶发性环境纠纷,是指由偶然事件引起的只对纠纷当事人的环境私益造成影响的环境纠纷,如工厂的废气不慎泄漏,对附近农民种植的农作物生长造成了损害。

2.私益型持续性环境纠纷,是指由持续性、多发性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导致纠纷当事人环境私益受损而引发的环境纠纷,如工

厂长期超标排污造成周围农民种植的农作物减产。 3.公益型偶发性环境纠纷,是指由偶然事件引起的环境公益受损而产生的环境纠纷,如工厂某次超标排放导致饮用水源受污染。

4.公益型持续性环境纠纷,是指由持续性、多发性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导致环境公益受损而引发的环境纠纷。

具体的纠纷类型如图所示:

法社会学对纠纷研究的重要视角即是纠纷当事人的行动策略,和法学研究中的纠纷解决方式内涵基本一致,只是前者更侧重于纠纷当事人主观上的行为选择,而后者则侧重于法律制度客观上提供给纠纷当事人的解纷路径和方式,因此,我们将两者视为同一概念。

在此基础上,结合前述不同类型环境纠纷当事人的行动策略,可以推导出新标准下的四类环境纠纷对应的可能的行动策略,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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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加越界环境污染事件的历史回顾

在越界环境污染方面，法学界一直高度重视曾发生在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一件经典判例――特雷尔冶炼厂仲裁案。虽然已经过去多年，但是，该案件的解决过程及其裁决结果至今在国际环境法领域影响深远。案情是这样的：特雷尔冶炼厂位于原英国自治领地加拿大哥伦比亚省，这家工厂因排放过量的二氧化硫给美国境内的农作物、牧场、森林造成损害引起环境纠纷。该厂从1896年起开始冶炼锌和锡，到1930 年，每月的排硫量高达10000吨。该厂含硫烟气随气流南下，沿哥伦比亚的溪谷越境进入美国的华盛顿州，污染了该州的土地、农作物、森林、牧场，使美国蒙受损害，为此，美国将此问题提交给美加联合委员会审理。1932年2月该委员会向冶炼厂发出劝告，但未能满足美国的要求。双方为了谋求该问题的彻底解决，于1935年将此纠纷交由一个比利时人任主席和美国、加拿大各一人任仲裁员的仲裁庭裁决。仲裁庭于1938年和1941年分别发出第一和第二裁决书。法庭认为：根据国际法原则，“任何国家无权使用或允许使用其领土，在他国域内或对着他国国民财产，以这样一种方式施放烟雾，只要这种施放具有严重的损害后果和明白可靠的证据。”还认为“国家有义务尊重他国及其领土，有义务对他国领土给以保护，使之不受由于自己领土内的个人行为而造成的损失。根据国际法，加拿大自治领地应对特雷尔冶炼厂的行为负责。加拿大政府有责任弄清它的行为是否与加拿大根据国际法所应负的义务相称。”纠纷随之得以解决。

此案是国际法历史上第一起越界环境污染案例。该案的裁决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当时仲裁庭作出裁决依据的是英美法系公害法理论的一个基本原则，即“自己财产的使用不应损及他人的财产”。据此该判决确立了国际环境法中的“各国环境和不损害管辖范围以外环境的责任原则”。这为跨国环境损害所引起的国际纠纷的解决提供了基本准则。针对该案的上述裁决，不仅为美加两国，并且逐渐被各国所接受，成为一项公认的国际环境法基本原则。

二、越界环境污染产生的深层次原因

分析环境和发展的曲折历程，不难发现，在发展过程中，许多国家都比较偏重经济指标的增长，甚至会一度忽视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负效应：即环境污染和破坏。等到环境污染带来的损失已经严重阻碍到了本国经济发展时候，政府才开始猛然醒悟，采取一系列严格的环境保护标准，抑制因发展而产生的不良环境后果，降低其损害程度。这几乎成了规律。但是，如果发展过程中损害的环境成本是具有国际性的，如：上游国家对界河或者国际河流产生了污染，污染物顺流而下，最严重的损害情况反而发生在下游国家。这时候就容易产生跨国界的环境污染纠纷。其实从预防的角度来看，如果相关国家事先能够采取污染防治措施，越界环境污染是有可能被避免的。但是，单个国家在采取环境保护措施时，不排除其首先要考虑其经济效益以及相关产品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地位如何。因此，就容易形成如下局面：一方面，对于跨国环境污染，需要相关双方或多方共同合作进行防治；另一方面，由于相关国家为环境保护而付出大笔费用将削弱其产品的竞争力，使其在国际市场上丧失价格优势，从而使国民经济受到影响。因此，在自由竞争的世界市场上，各国都不愿付出巨大费用来整治环境污染而削弱本国产品的竞争力。这是越界环境污染产生的深层次原因。

由此可以看出，越界环境污染未必在经济上缺乏效率，但必然产生国家间的环境不公平。因此，越界环境污染的实质是国家间的环境不公平，即环境污染的外部不经济扩散到污染国之外的国家，一些国家从产生污染的发展中得益或者虽受损但获益较大，另一些国家从污染中受害，而受害国没有得到应有的补偿，总体上可能有效率的经济收益只为污染国占有。因此，为弥补受损的环境公平，一国的行为若对别国管辖下的环境造成污染，则应承担制止这种危害结果的责任。

从国际法律责任的视角分析，一国在其境内从事的行为，如果对它国环境造成了实质性损害，则构成了国际不当行为。尽管该国在其境内的行为有可能是符合本国法律的，或者是法律未加以禁止和限制的，甚至可能大多数是对该国至关重要的，该国仍然需要为其行为承担国际法上的国家责任。在“特雷尔冶炼厂案”中，仲裁庭的裁决已经清楚表明，国际法对越界环境污染造成的别国环境或者国际公域受损认定为是一种国际不当行为，如果后果严重，污染国应当承担国际法上的国家责任。

毫无疑问，这体现了人们对环境公平的追求，但由于越界环境污染的复杂性与领土障碍，公平的结果往往不易实现。在通往最终解决方案的路途上，不同国家往往会斟酌解决越界环境污染纠纷的各种可能备选方法，衡量拟采取的方法对本国以及本国企业的利益影响程度，最终作出决策。

三、越界环境污染的几种国际解决途经

根据国际环境保护的有关实践，解决越界环境污染事件主要有如下几种途径：

1.外交途径。外交解决途径主要包括谈判、协商、斡旋和调停方法。其中，谈判和协商是解决越界环境污染事件的主要办法，许多国际环境条约都规定了这种解决办法，如《联合国》第33条就是明确地把谈判作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首要方法。例如，我国2005年的松花江污染事件，影响到了下游俄罗斯渔民的相关活动，中俄两国就在互相谅解的基础上，通过协商达成了解决协议，顺利解决了该污染事件。一般来说，谈判和协商的基本操作途径是，与越界环境污染事件有关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当事国围绕彼此间的环境争议而进行交涉。其中，外交谈判方法由来已久，也比较成熟，已经有了较固定的一套形式和原则。在谈判过程中，应遵循利益均衡原则。以谈判和协商解决越界环境污染事件的形式是多样的，可以采用口头或书面形式，或者二者同时并用；可采取双边形式或者由有关国家召开国际会议的多边形式进行；可由国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脑参加，也可由环境部长、驻外使节或特派全权代表参加。在采用该类方法时候，必须严格遵守国家平等原则，在谈判中坚持利益平衡原则，各方在平等基础上，互谅互让，解决争端。由于具有形式多样、方法灵活的特点，谈判和协商方法成为解决跨国环境污染事件的主要途径。

当越界环境污染当事国不愿意直接谈判或者虽然谈判了但是仍未能解决双方分歧时，第三国或国际组织可以出面协助当事国解决，这就是外交斡旋和调停方法。斡旋和调停本身并没有实质的区别，不同之处仅仅在于斡旋是第三国以各种有助于促成当事国进行直接谈判的行动，但是斡旋者本身不参加谈判；而后者则是第三国以调停者的资格直接参与当事国的谈判，如缓和紧张气氛、主持谈判、调和双方的分歧、提出折衷建议等。应当明确的是，在斡旋或调停中，越界环境污染事件的当事国都保留了完全自由，斡旋或调停无论最后结果如何，第三方的任务也就终止了，而且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2.仲裁途径。除了外交途径，解决越界环境污染事件还有一种常见方法，即仲裁途径。仲裁是一种古老的争端解决方式，早在12世纪，就已经被瑞典、英国等国家所应用，成为与司法途径并重的纠纷解决办法。具体来说，仲裁是争端当事方根据协议，约定把争端交给他们所选择的仲裁员处理并接受和遵守仲裁员作出的裁决。使用该方法必须具备几个条件：一是双方应当达成仲裁的意愿，即具有仲裁协议；二是裁决应当依据国际环境公约和其他相关法律文件作出；三是仲裁裁决对双方具有约束力。由于该解决方法既能够充分尊重越界环境污染当事国的意愿，又能体现国际法保护全球环境的立法宗旨，所以成为许多越界环境污染案件解决的首选途径。美国和加拿大之间发生的的著名越界环境污染事件――特雷尔冶炼厂案件最终也采取了仲裁途径解决。

3.司法途径。司法途径的基本做法是越界环境污染事件的争议双方在共同同意的基础上，把争端交给一个国际司法机构，以判决来解决该争端。目前，在国际环境保护领域，能够受理国际环境诉讼的司法机构主要有联合国国际法院和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设立的国际海洋法庭。此外，欧洲法院可以受理欧盟成员国提起的环境诉讼，在一定条件下个人也有权向欧洲法院提起司法程序。值得注意的是，和仲裁方法一样，通过司法途径解决越界环境污染案件也必须以争端各方的同意为前提条件，并依照国际环境条约、协定和国际法基本原则等作出判决。例如，国际法院自设立以来，曾解决过多起跨国污染事件，包括1949年的科孚海峡案、1974年的核试验案和1997年盖巴斯科夫－拉基玛洛水坝案等。

四、中国在解决越界环境污染事件过程中的立场

我国经济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在发展过程中也产生了各类环境问题，有些环境问题明显具有越界环境污染的特征，如2005年发生的松花江特大污染事件。可以预见，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类似的问题仍然有可能发生。那么，我国在面对和解决这些越界环境污染问题时，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立场，如何才能充分体现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的形象呢？笔者认为，可以考虑以下几点：

首先，坚持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国际环境问题林林总总，但是，无论是从工业化的时间还是从对全球环境资源的占有和耗损比例上看，发达国家都对全球环境恶化负有较大责任。而发展中国家面临紧迫的经济发展任务，因此，在解决越界环境污染问题时，在坚持保护国际环境要素的前提下，也要区别对待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其次，寻求国家间的合作解决。由于越界环境污染问题的复杂性，没有一个国家或集团有能力在一个时期只依靠自己保护环境，但秉承国际合作精神就能够以全球伙伴关系模式实现可持续发展。同时，由于包含越界环境污染在内的环境问题的解决还具有很强的专业技术性，需要各方面的专家和专业性的国际组织的参与，才能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规章和治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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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国家走的是可持续发展道路，为了顺应生态文明，促进我们国家的环境审判组织的专门化的建设，创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社会，所以要建立一个完好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体系，环境公益诉讼审判机构包括审判组织专门化和审判人员专业化，建立一个良好的环境诉讼审判制度，这是我们国家环境审判体系建设和改革的必然要求。

二、国内化审判机构的研究

( 一) 国外的审判的研究

为了让人和自然能够和平相处，人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某些国家建立了专门的环境审判组织，例如为了处罚环境破坏的犯罪行为，1998 年的时候瑞典颁布了世界上的第一部环境法典，在颁布环境法典之前瑞典建立一个专门审判机构，那就是水法庭，法典之后就取代了水法庭。

( 二) 国内的审判的研究

从我们国家目前的环境状况来看，环境公益诉讼审判组织的专门化主要围绕环境法庭的设立展开，它表现在三个点，第一个点是环境法庭设立研究的必要性，环境纠纷案件越来越多，环境法庭的建立非常的迫切，实现历史性环境保护的转变，深化审判制度改革的需要，目前的环境纠纷的处理有很多的问题急需解决，环境法庭的建立可以从根本上解决环境纠纷的问题，强化环境司法，加强环境法治的权威性。第二个方面是环境法庭审判模式面临的问题，如果只是简单把关于环境与资源保护的民事案件、刑事案件、行政案件都归于环境法庭审理、审判那就太过于简单，可以把三种互相交叉的案件进行统一的审理、审判，当前的环境法庭主要面对的是起诉、管辖、环境法庭人员、环境法庭的审查范围、重大环境案件公诉、审判经验等等问题。

三、审判组织专门化

( 一) 审判组织的特征环境

审判组织又被叫做环境资源审判机构，是指审理环境案件是一个独立的审判机构，包括国家在实践过程中在中级人民法院内部设置的环境保护审判庭，在基层法院设置的环保人民法庭，还有其他专门审理环境保护案件的审理机构，例如环境保护法院，他们一般有三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组织灵活，我们国家的环境审判机构较为灵活，在中级人民法院内部的设置环境保护审判庭，在基层法院设置的环保人民法庭，在现行法律体系下专门建立的环境保护合议庭制度，在司法环境改革进程中结合各个省市、区域的实际情况，建立灵活的环境审判机构; 第二个特征是保护客体的复杂性，环境审判机构所处理的环境纠纷类与传统的民事案件、刑事案件、行政类案件还有很大的区别，传统的民事案件、刑事案件、行政类案件只涉及人与人的纠纷，而环境纠纷类还涉及到人与自然的纠纷，还要保护空气、土地等自然环境要素，还有居民社区、公园等人文要素，这样环境审判机构在法律方面就会有多样性，既要适用宪法等传统法律体系也要适用环境保护法等环保特色法律体系。

( 二) 审判组织的专门化

在2011 年的时候，召开的首届环境司法论坛中指出要做一个专门的环境司法审判组织，将审判组织专业化，环境审判组织的专门化指的是: 环境审判组织的专门化，涉及环境权益的案件从原本的民事审判庭等其他审判庭中抽取出来交给专门的环境审判机构，依照专业性、综合性、独立性的环境案件审判程序审理的模式，所以说环境审判机构的专业化不仅仅是设立环境审判庭或者环境法院等审判机构，应该同时包含健全的、综合性、专业性独立的环境审判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讼诉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说到，环境公益诉讼原则上应该在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但是以往这种案件只能在基础法院审理，又因为污染企业往往是当地的纳税大户，这样诉讼容易受到地方利益困扰; 经过最高法院的批准，省级高院可以确定部分中级法院专门受理第一审公益诉讼，此举是为了解决生态环境的整体性和保护的分散性之间的矛盾，克服地方保护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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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环境侵权；制度分析评价；制度改善与建议

一、环境侵权

环境侵权从广义上讲是指因生产和生活行为侵害环境并因而对他人的人身权、财产权、环境权等权益造成损害的行为。它也是通过环境媒介产生侵权后果的行为，具有“准行为”特征。1从狭义上讲，环境侵权则指的是对权利主体的环境权及其行使所构成的侵害与破坏。因为环境权本身也可说是一种准民事权利。既涉及人身权与财产权，又超脱于二者之外自存空间。环境侵权包括水污染、大气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海洋污染、环境噪音污染、能量污染、有害有毒物质污染、破坏自然资源等侵权行为。

二、环境侵权民事责任

（一）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内涵

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实质上也是一种侵权的民事责任。它是指环境法律关系主体因违反保护环境义务，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系统侵犯他人环境民事权益而应承担的民事方面的法律后果。2它是因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而引起的法律责任，其以行为人污染或破坏环境，且造成环境损害或他人人身、财产方面的损害为前提条件。我国《民法通则》第124条规定：“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我国《环境保护法》第41条也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队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和个人赔偿损失。”故保护环境是民事主体的法定义务，其造成环境的污染或损害均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由此所产生的法律责任即环境侵权的民事责任。其主要是指涉及环境污染侵害行为所导致的法律责任，而不是人类意义上的环境权利所指向的责任。

三、关于我国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制度的分析与评价

（一）积极意义的方面

从宏观上看，现有的民事基本法、环境基本法、环境单行法和民事程序法等有关法律对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均作了不同层次不同内容的规定，民法通则确立了我国环境损害民事责任的制度。此后的有关环境立法，包括《环境保护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等，均对环境污染损害民事责任进行了规定。因此，可以说，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制度体系已经随之基本形成，我国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法律依据已经比较严密了。

较为彻底的是我国对于无过错责任原则在这一领域的贯彻。因为不论是作为民事基本法的《民法通则》，还是作为环境基本法的《环境保护法》，亦或各环境单行法，都贯穿着无过错责任的立法原则，并且，该原则不仅适用于生命、身体、健康遭受损害的场合，也适用于财产损害场合。

（二）尚不完善的方面

首先，立法思想被限制。我国目前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注重各项经济指标的情况下，地方政府等权力主体往往只考虑现阶段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忽略了长远的社会利益，仅从发展本地区经济出发，对各种环境侵权行为采取姑息、包庇、纵容的态度，进而影响到环境侵权在司法领域救济乏力，无法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

其次，法律体系的不完整。环境法律体系尚待完善。长期以来，我国民法领域不得不面临着这样的尴尬局面：一、未编订统一的民法典；二、尚未将环境权写入宪法；三、仍未颁布独立的侵权行为法；四、现行立法上的矛盾冲突大量存在；五、之前出台的许多环境法律都过于原则化，缺乏相应法规、规章和实施细则的配套，结果导致法律的可操作性差，执法随意和执法标准不一致。

再次，基本原则的不确定。关于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的举证责任转移问题，只有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至于因果关系推定规则，则既无法律规定，也无司法解释。也就是说，对这些重要的基本原则法条上均没有做出明确而详尽的规定与阐释。

最后，救济的途径和保障方面明显不足。损害赔偿责任的保障制度尚未建立，我国环境法中，无论是基本法还是各单行法皆未明确规定仲裁制度，而其相对诉讼，更具有迅速、便利等优势。二是环境侵权的知情权和请求鉴定权尚属空白，这对弱势地位的被侵权人进行举证及请求救济十分困难。三是尚没独立的对环境侵权因果关系进行认定的机构等。

四、对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制度的思考与建议

（一）坚持全部赔偿与限制赔偿相结合的原则。让企业承担无过错责任在有些合法化的情况下会导致企业的破产并不利于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而不全部赔偿受害人，则又显示公正公平。所以，就要坚持此原则，对于二者之间的差价，可以通过另外建立社会保险制度或环境污染损害赔偿基金等社会性救济来弥补。

（二）有限度且适时地适用惩罚性赔偿原则。在加害者主观上具有恶意的情况下，甚至经过加害者深思熟虑后实施的环境侵权，除了要以行政手段，刑事制裁等途径进行管理和惩罚，还应当适时适用惩罚性赔偿，如我国的《产品责任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三）具体明确侵权责任主体。环境法同我国各种各样的法律制度一样，对环境侵权责任承担者常笼统地定义为“有关责任人员”、“有关单位”，而造成环境污染的原因也较为复杂，涉及的有关人员也形形。因此，在制订相关法律条文时如能将责任落实到人，视具体情况做出相应的规定，则更能够达到法律所追求的弥补损失和惩戒侵害的目的。

（四）保障受害人合法咨询和鉴定责任的请求权利。环境侵权很多时候涉及高科技以及专业性极强的业务理论，有关机器设备、使用原料、排放废弃物的种类、数量、迁移转化规律及可能的危害后果、产生侵权的原因、程度，侵害的等级等等都是一般公众所不熟悉和难以理解的。因此，立法应当明确授予受害人对相关问题的咨询权，以及向当地有关环境行政管理机关申请责任鉴定的请求权。

（五）确立环境侵权仲裁制度。环境侵权纠纷一般都关涉财产权益，而我国仲裁法就可以对其加以调整。而运用仲裁方式解决环境侵权纠纷不仅能大大节约国家的诉讼资源，提高纠纷解决效率，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调和社会矛盾，立法理应在条件具备时加以明定。

【参考文献】

篇6

关键词：环境污染；责任；功能

中图分类号：[TU984.11+5] 文献标识码：A

在现代社会，环境污染已经成为人类共同关注的重大问题。责任社会化虽然在解决环境污染损害中具有重要作用，但并非解决环境污染损害的唯一途径。因此，在强化环境保护法的预防功能的同时，还应注重不可或缺的侵权法的二次规范作用。《侵权责任法》第8章对“环境污染侵权”作出了专门规范，其中第65条是关于环境污染责任适用范围的规定，即“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环境污染范围界定方式

由于侵权责任法的主要功能在于其损害补偿功能，即对受到损害的合法权利和利益给予某种适当的补偿，使其尽可能回复到受损害前的状态，因此侵权责任的认定均以损害为构成要件，无损害即无责任。在环境污染责任中，由于环境污染是导致损害结果的原因，因此界定环境污染的范围对认定环境污染责任至关重要。

从人与环境的关系看，环境损害可以分为“生活环境的损害”与“生态环境的损害”。前者是以环境为媒介给他人造成的人身伤害、财产损失、精神损害或纯经济损失等；后者是指对土壤、水、空气、气候和景观以及生存于其中的动植物和它们相互作用的损害，是对生态系统及其组成部分和凝载在生态环境上的社会公共利益人为的显著损伤。“生活环境的损害”属于法律规定的环境污染的范围在学术界没有争议，但“生态环境的损害”是否属于法律规定的环境污染的范围在学术界存在较大的分歧。法律规定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依照其规定”，但在《侵权责任法》正式颁布时，关于生态损害的规定又被删除，从而使环境污染的范围是否包含“生态环境的损害”仍然没有能够在立法上加以解决。

对环境污染的理解不应当局限于《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将《侵权责任法》中的“环境污染”理解为包括生态环境才不至于与《环境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发生冲突，同时也与逐步扩大保护客体的侵权责任法的发展趋势相吻合。此外，环境保护法的规范并不足以应对日趋严重的环境问题，并且《环境保护法》也不能取代《侵权责任法》在规制环境污染方面的积极作用。因此，将生态损害纳入《侵权责任法》第65条规定的“污染环境造成的损害”的范围是必要且合理的，再说这一观念已经为我国立法部门的工作人员所认识并接受。

2对环境污染责任的解析

《侵权责任法》第8章的标题是“环境污染责任”。在对该标题的理解中，有学者提出存在3种理解可能：(1)要求行为人承担责任是因为行为人的行为引起的环境污染造成了权利人的利益损害；(2)要求行为人承担责任是因为行为人的行为引起的环境污染造成损害，而这种损害包括对权利人的利益损害，法律只要求行为人对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害中的权利人损害承担责任；(3)要求行为人承担责任是因为行为人的行为引起了环境污染损害和权利人的利益损害，而所谓的侵权责任并不特指对权利人的权利或利益造成损害而承担的责任，而是一般意义上的责任，相当于对侵权行为承担责任。在我国，将标题理解为是对后面条款意旨的归纳也是没有疑问的。但是，法律中的标题虽然对于相关法律条文具有一定的解释作用，但毕竟只是理解法律条文的辅助资料，只有在对法律条文的理解存在疑义时才有必要结合标题来进行解释。因此，对“环境污染责任”的理解完全可以根据《侵权责任法》的具体规定来进行。

从《侵权责任法》第1条关于立法目的的规定看，充分保护民事主体享有的合法权益是该法最主要的目的。《侵权责任法》第2条对侵权责任法保护的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进行了列举。

综上所述，“环境污染责任”是指行为人的行为造成生活环境或生态环境的污染导致他人的人身、财产权益损害而应当承担的侵权责任。如果行为人的行为只是造成生活环境或生态环境的污染，那么就不属于《侵权责任法》第8章规制的范围，而应当由环境保护法加以规制。对“环境污染责任”作如此界定，既可以发挥运用侵权责任手段保护环境和民事主体合法权益的积极作用，又能够避免侵权责任制度功能的不适当扩大，进而避免侵权责任法与环境保护法在适用中产生抵触。

3环境污染责任与不可量物侵害的关系

在发生不可量物侵害时，法律究竟应该提供何种救济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对此，当前主要存在“侵权请求权说”、“侵害相邻关系说”和“物权请求权说”三种学说。由于相邻关系不是一种独立的物权类型，而是对不动产所有权或使用权内容的必要扩张或限制，因此，不可量物侵害不能产生独立的物权请求权，受害人也不能以相邻关系受到侵害为由寻求侵权责任法的救济。在不可量物侵害纠纷中，受害人事实上可以根据具体情形选择侵权责任请求权或物权请求权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虽然各国在处理不可量物侵害纠纷方面存在差异，但无论是侵权请求权还是物权请求权均可作为解决不可量物侵害的途径。其实，在不可量物侵害导致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侵权请求权和物权请求权各自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因此应当根据侵害发生的具体情形，承认物权请求权和侵权请求权的竞合。其中，在相邻不动产权利人之间，行为人违反国家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造成一定的妨害或损害后果且这种不可量物的妨害没有超过必要的限度，那么应当根据《物权法》关于相邻关系的规定处理。如果不可量物的妨害超过正常人的容忍限度，造成受害人的损害，那么当事人可以在侵权请求权与物权请求权中选择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最佳救济方式。此外，依照《侵权责任法》第15条关于责任方式的规定可以看出，在物权受到侵害时，受害人除可以行使物权请求权外，还可以通过行使侵权请求权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侵权责任法》第15条的规定对于不可量物侵害纠纷的处理同样适用。

结束语：环境受污染以后很难再恢复,环境污染行为严重影响人类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会给公众带来巨大的危害,而这种危害性可以持续几年甚至于几十年。借鉴英美法系的规定,在环境犯罪中实行严格责任不仅可以起到威慑作用,而且能够有效地预防和惩罚妨害公共利益的犯罪。鉴于环境犯罪的复杂性以及惩治环境犯罪的特殊性,我国应该在危害环境罪的刑事立法中引入严格责任这一形式。严格责任原则有助于增强排污者的责任感,也体现了我国环境保护以“预防为主”的重要原则。

参考资料:

[1]王世进、曾祥生：《侵权责任法与环境法的对话：环境侵权责任最新发展――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篇7

内容提要: 环境监测在环境损害赔偿纠纷处理中具有重要意义。现行立法基于受害人在举证能力上的不足等原因，规定了监测机构的强制监测义务。该规定减轻了当事人的举证负担，但无法完全克服环境诉讼中的科学不确定性。同时，立法存在明显缺陷：义务主体不恰当，忽视了监测机构类型多元的现实；义务内容不完整，法律后果缺失，监测机构缺乏责任机制的约束；权利主体偏宽泛，背离了强化受害人举证能力的价值取向；司法效应不积极，淡化了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职责。弥补上述缺陷，需要改革环境监测体制，区分行政性监测和服务性监测；合理分配监测费用；通过环境信息公开并强化法院在环境诉讼中证据调取和认定的职责，拓宽监测数据获取渠道。通过上述途径，完善强制监测义务条款，缩小权利主体，明确义务主体，扩大义务内容，增加法律责任，从而更好地救济和保障受害人合法权益。

在我国，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各种环境问题日益涌现，相应的环境损害赔偿纠纷大量发生，收集证据成为处理环境纠纷尤其是通过诉讼程序处理纠纷的关键。而环境问题的最大特色在于其涉及高度的科技背景，[1]因环境问题而产生的损害赔偿纠纷也相应地具有复杂的技术特征，一般当事人很难通过自身力量收集到这样的科学证据，往往需要借助于专业的监测（鉴定）机构加以完成。如何从专业监测机构及时得到真实准确的监测数据以支持其主张，成为环境损害赔偿纠纷处理中对当事人具有胜负决定意义的问题。在此背景下，环境监测机构强制监测义务的立法规定得以产生。

一、有关强制监测义务的立法规定及其理由

环境监测，是指人们对影响人类和其他生物生存和发展的环境质量状况进行监视性测定的活动。[2]在环境问题的个案处理和司法程序中，环境监测可以理解为对有关证据、因果关系等事项的鉴定行为。

所谓强制监测义务，是指在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纠纷的处理中，环境监测机构依据法律规定所应承担的一种法定义务，即接受纠纷当事人的委托，为其如实提供相关监测数据。强制监测义务首次规定于2004年修订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以后，已经相继在其他一些立法和文件中得到规定和体现。

2004年修订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七章（法律责任）第87条规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损害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当事人可以委托环境监测机构提供监测数据。环境监测机构应当接受委托，如实提供有关监测数据。”该条款的含义是：(1）环境监测机构强制监测义务的适用范围是适用于‘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损害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具体范围包括两类纠纷：一是关于是否承担责任以及承担责任大小的纠纷；二是关于赔偿金额的纠纷。(2）监测义务的具体内容为：接受委托，如实提供监测数据。(3）权利主体即前述纠纷中的当事人包括加害人和受害人，在某些情况下，可能还包括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

2008年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第七章（法律责任）第89条也规定：“因水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当事人可以委托环境监测机构提供监测数据。环境监测机构应当接受委托，如实提供有关监测数据。”

2009年《环境保护部规范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若干意见》第24点指出：对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纠纷，当事人委托环境监测机构提供监测数据的，环境监测机构应当接受委托。该意见是环境保护部的政策性文件。虽然它不是法律法规，但它对之前相关立法规定作了基本总结。在适用范围上，它从“固体废物污染”和“水污染”扩展到一般的“环境污染”，从而扩大了环境监测机构强制监测义务的应用范围。

规定环境监测机构的强制监测义务，一方面是因为环境监测本身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其一，它是实施环境管理的重要手段。环境监测是环境管理的“哨兵”、“耳目”，是环境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环境管理最为重要的基础性和前沿性工作。任何环境决策都离不开环境监测基础数据的支持，每一项环境管理措施的优劣成败都要依靠环境监测来验证。[3]环境监测不仅是政府实施环境管理的重要手段，也是企业开展自身环境管理的重要手段。其二，它是加强环境执法的重要依据。我国为加强环境监督管理而建立的各项环境执法制度和措施（如环境标准、排污收费、总量控制、排污许可证、环境信息公开等），以及对违法行为的认定和处罚（如超标、超总量、超范围排污、违规监测、污染事故等），都涉及到技术上的指标、质和量等问题。这些都离不开环境监测提供的技术支持。其三，它是处理环境纠纷的重要保障。环境污染具有广泛性、深刻性、多元性与继续性等特性，导致赔偿范围诊断不易或是赔偿数额难以计算等缺失。[4]因此，作为专门鉴定的环境监测就非常必要。环境监测通过环境污染事故的监测和污染纠纷的仲裁监测，可以确定环境是否受污染、污染程度如何、受何种污染物污染等，这就为正确处理环境污染事故和污染纠纷提供了技术依据。[5]

另一方面，环境监测机构比其他机构更适合作为强制监测义务的主体。首先，从当事人角度来看，受害人举证能力有限，或者双方容易对监测数据产生争议，从而无法形成权威统一的数据。目前环境污染的受害人在诉讼中最困难的问题就是证据收集。污染监测的数据基本都掌握在环境行政管理机关和排污者手中。让污染受害人去收集有关的证据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受害人没有任何监测手段，即使监测，由于没有资格认定，其监测结果也不可能被法院接受。[6]其次，从法院的角度来看，法院作为是非曲直的裁判机构，不擅长科学技术问题的判断。各级法院作为纠纷裁决机关，对那些超越于法律之外的监测数据，要求其作出精确的论断，无异于让法院进行无穷尽的科学审判，不利于纠纷的解决和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障。[7]因此，法院也不适合调查收集和判断环境监测数据。最后，从环保部门和环境监测机构的角度看，它有法定监测的职责并拥有技术优势，但是，环保部门往往不接受委托，或者接受委托监测后不给监测结果。[8]我国台湾地区亦有类似情形，因事涉高度争议，鉴定单位或机构欠缺进行鉴定的意愿。[9]

从实务部门的一些反馈来看，[10]强制监测义务规定的出台，对克服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纠纷中当事人的举证难题，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强制监测义务规定在环境侵权中的功能定位

强制监测义务规定的出台，在本质上由环境侵权及其构成要件的特殊性所决定。同时，强制监测义务的作用发挥，也基于环境侵权损害赔偿诉讼在价值和程序上的特殊要求。

环境侵权是由于人为活动导致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从而造成他人人身或财产方面损害的一种特殊侵权行为。环境侵权具有不平等性、不确定性、潜伏性、复杂性[11]和高度科技性等特点。这些特点一方面决定了环境侵权诉讼必然要涉及并且运用环境监测等科技手段来推动诉讼的正常进行，另一方面也决定了环境侵权责任的特殊构成要件。

传统侵权责任一般由过错、违法行为、损害结果以及违法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等四要件构成。而在环境领域，环境侵权责任由污染行为、损害后果以及污染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这三个要件构成，没有对行为人主观过错的要求。这就是环境侵权责任的无过错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的确立，减轻了受害人的证明责任，对环境侵权中的受害人提供了更加有力的保障。但是，环境侵权责任的成立，仍然需要污染行为、损害后果以及因果关系这三个要件的支持，而要证明这三点绝非易事。特别是在因果关系证明方面，一个普通人要进行这种证明是极其困难的。如果要求这样一种程度的加害行为与损害发生之间的因果关系的严密的科学证明，不仅受害人会被课以近乎不可能的证明义务，而且也是在要求法院作没有穷尽的科学审判，其结果就很难发挥救济受害的作用。[12]在这种情况下，法律为了进一步减轻受害人的证明责任，确立了因果关系推定和举证责任倒置的证据规则。[13]在该规则下，受害人只需证明加害人的污染行为以及受害人遭受的损害即可，转由加害人证明因果关系不存在。由此，受害人的证明责任得以进一步减轻，双方的诉讼能力差距进一步缩小。

然而，即使立法确立了有利于受害人的证据规则，也并没有完全免除受害人的所有证明责任。在上述规则分配的举证责任中，受害人仍然需要证明加害人的污染行为以及受害人遭受的损害后果。而在实践中，受害人往往为单一或分散的自然人，不可能拥有专业技术能力来证明排污行为；在很多情况下，其自身所遭受的损失大小也很难证明，或者该证明难以得到法院的认可。因此，受害人的举证能力仍然是相当弱小的。为完成举证责任，受害人仍然必须借助于拥有专业技术能力和相应资质的监测（鉴定）机构来帮助证明污染的性质、类型和程度，以及损害的范围、类型、程度和大小。

强制监测义务规定的出台，为受害人运用监测技术手段证明上述要点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可以说，强制监测义务规定，在无过错责任原则、因果关系推定和举证责任倒置的基础上，进一步减轻了受害人的证明责任，从而为受害人及时有效地得到救济和赔偿提供了更为有力的制度保障。

当然，强制监测义务规定不只是有利于受害人。加害人也可以利用强制监测义务条款来提升其举证能力，特别是通过环境监测来否定因果关系的存在，从而免除其赔偿责任。

从裁判机构的角度而言，强制监测义务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法官在科学问题上的知识“欠缺”，并且使其从对科学问题的判断中脱身而出，从而更好地利用其专业优势对案件进行法律判断，这样有助于推动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

强制监测义务规定在诉讼中并非万能。环境污染本身的复杂性、潜伏性和不确定性，以及科学技术和环境监测技术在一定时期内的落后性，导致可能无法进行监测或者监测结果充满“不确定性”，包括损害之因果关系难以确定、行为与损害之间往往有很长的潜伏期并有空间之隔离、不明污染源难以处理等等。[14]因此，强制监测义务规定无法完全克服环境侵权中的“科学不确定性”，在客观上并不能完全保证当事人及时、准确、完整地得到监测数据，从而使一方当事人的主张难以得到有力的证明。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非要仰赖科技实验与检测等科学手段得到确实论证后再依此而作出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认定，那么，侵权行为法之公平、及时地救济被害人之目的又怎可得到实现呢？[15]

因此，基于科学不确定性的客观存在，作为科技手段的环境监测的局限亦不可避免。在此情形下，要实现环境侵权诉讼中及时救济受害人的目的，还必须超越工具主义，在技术应用和诉讼程序中尽力发挥法律的价值判断功能和法院的司法能动功能。

三、强制监测义务的正当性反思

强制监测义务规定根源于环境诉讼在法律价值上对受害人利益保护的特殊要求。但是，该规定的出台，在追求受害人利益保护的同时，却面临着另外一方利益主体的拷问，即要求环境监测机构承担强制监测义务的正当性何在？

从立法的规定来看，强制监测义务的主体为“环境监测机构”。什么是环境监测机构？环境监测机构在性质上是行政主体还是民事主体，或者二者兼而有之？承担监测义务的主体是所有的环境监测机构，还是部分监测机构？对此立法条款并没有作出明确说明。在我国，长时期以来一直存在环境监测工作性质是政府行为还是市场行为之争，环境监测工作及相关机构、人员在定位上始终处于模糊不清的状态。[16]

在实践中，我国的环境监测机构具有多样性。如果我们从纯粹技术层面把环境监测机构界定为“对环境状况进行监测的机构”，那么，根据《环境监测管理办法》第21条的规定，环境监测机构包括三类：具有监测能力的排污者、环境保护部门所属环境监测机构、经省级环境保护部门认定的环境监测机构。此外，在实践中还存在未经省级环境保护部门认定的其他环境监测机构，如其他部门、行业或者单位的环境监测机构在其部门、行业或领域内也可能具有相应的监测资质和能力。[17]

上述监测机构中，排污者的监测行为属于企业内部环境管理行为，不具备对外提供监测服务的资格，因而在强制监测义务的主体范围之外，其他监测机构的法律定位并不相同。

《环境监测管理条例》第8条规定，政府部门设置的各级环境监测站是科学技术事业单位，同时根据主管部门的授权范围，对破坏和污染环境的行为行使监督和检查权力。根据该条规定，环保部门设置的环境监测机构是事业单位。《民法通则》第50条将事业单位界定为“法人”，从而使事业单位成为民法法人。[18]但是它在主管部门授权的范围内，行使部分行政权力。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施的监测行为属于授权行政行为。主管部门与监测机构属于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监测机构之间上下级属于业务指导关系。[19]可见，政府部门设置的监测机构，在性质上属于事业单位，但其在某些情况下具有行政主体的属性。在中国，事业单位同时承担政府职能是常见的现象。[20]对于其他政府部门设置的监测机构，其大致也属事业单位；[21]如果是事业单位或者企业设立的，则可能是事业单位，也可能是纯粹营利性企业。在中国，事业单位的法律定位绝非一种模式能够涵盖，既有行政管理性事业单位，也有社会公益性事业单位，还有生产经营性事业单位。[22]

问题是，立法中被赋予强制监测义务的监测机构指的是环保部门设置的监测机构还是所有类型的监测机构？法律条文没有明确规定。从法律解释的角度分析，在立法没有明确限制或排除某一类型监测机构的前提下，条款中强制监测义务的承担主体应当包括不同类型的所有环境监测机构。这种理解符合强制监测义务的立法初衷，即在更大程度上方便环境损害赔偿纠纷当事人选择监测机构并获取监测数据，从而强化其举证能力。但是，法律不加区分，强行赋予不同性质的监测机构以同样的监测义务，这样规定是否妥当？

对于环保部门所属监测机构而言，它在性质上属于事业单位，同时在某些情况下行使部分行政权力，具有行政主体的属性。因此，它在某种意义上属于公法主体。在此前提下，法律可以基于社会公共利益或者特定目的的需要，要求它承担法定的职责。可以将强制监测义务理解为环保部门所属监测机构的公法义务。但是，对于其他类型的监测机构，法律能否径直赋予其强制监测义务呢？从法理上讲，污染纠纷当事人和该类环境监测机构在法律上属于平等的民事主体，他们之间只能形成基于意思自治原则的民事委托关系，环境监测机构可以接受委托，也可以不接受委托。监测义务的产生，只能通过当事人与监测机构的双方合意而形成。在没有合意约定的前提下，法律强行赋予该类监测机构强制监测义务，正当性何在？

在民法上，强行要求平等主体的一方与另一方缔约，这种现象被称为“强制缔约”。我国台湾地区学者王泽鉴先生将其解释为“个人或企业负有应相对人的请求，与其订立契约的义务。易言之，即对相对人的要约，非有正当的理由不得拒绝承诺”。[23]强制监测义务条款能否通过强制缔约理论获得正当性？在现代社会的民事活动中，强制缔约现象比较普遍。[24]根据学者的分析，强制缔约一般发生于公用事业领域，一方当事人通常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谈判能力，在市场中处于垄断性地位，而另一方通常处于弱者地位。原来抽象平等的当事人，已经“从理性的、意思表示强而智的人向弱而愚的人”的转变。[25]如果强制缔约理论可以成为强制监测义务条款的正当性依据，那么，环境损害赔偿纠纷中的当事人真的是“弱而愚的人”吗？当事人与监测机构之间在事实上不再是“自由平等”的关系了吗？

从实践来看，环境监测机构类型多样，各个监测机构并不具有市场垄断或支配地位。在这种市场环境下，当事人自由选择监测机构的机会并没有受到限制，交易双方仍然是比较平等的，自由缔约应当能够发生。更何况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加害人，其往往拥有强大的经济和技术力量，并非“弱者”。显然，立法用强制干预来取代契约自由，用法定义务来替换约定义务，用善良愿望假想市场实践，实质背弃了契约自由的私法自治精神。因此，法律不顾环境监测机构具体性质的不同，强行要求其他类型的监测机构承担强制监测义务，欠缺足够的正当性。

四、强制监测义务规定的形式缺陷

除了义务来源的正当性欠缺，我国法律上的强制监测义务规定还存在一些形式上的缺陷。

首先，强制监测义务规定的假定前提错误。一方面，对于行政职能性监测而言，既然属于法定行政义务，那么监测机构应当依法履行，否则会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另一方面，对于服务性监测而言，面向市场的监测机构，出于经济利益的驱动，从“经济人”的理性出发，正常情况下应当会接受监测。更何况，目前我国环境监测机构的资金严重不足，业务经费非常困难。[26]如果能够通过提供监测服务缓解经费问题，何乐而不为？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基于“环境监测机构不愿意提供监测服务”这一虚假性前提而设计的强制监测义务，显属多余。

其次，强制监测义务的权利主体过于宽泛。众所周知，环境纠纷当事人包括污染者和受害人。法律规定强制监测义务的初衷是强化受害人的举证能力。但是，立法条文表述中使用的是“当事人”这样宽泛的概念，并非专门针对受害人。作为加害方的企业和其他单位也有可能利用该条款来要求监测机构提供监测服务。加害方往往经济实力雄厚，社会影响强大，它有能力也更容易寻求到更“权威”、更符合其诉讼利益的监测机构，法院往往也更倾向于采信该等监测机构提供的监测数据。这样，法律所设计的以弥补受害人举证能力不足为初衷的强制监测义务规定，在实践中完全会被强势一方的加害人利用，从而产生新的举证能力失衡现象，背离该制度设计的初衷。

再次，强制监测义务的内容残缺。它只规定了监测机构接受委托如实提供监测数据的义务，但没有规定提供监测数据的完整性要求和及时性要求。如实是对数据真实性的要求，完整是对数据全面性的要求，及时是对数据时限性的要求。这三者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即使可以认为所谓“如实”，是指环境监测机构应恪尽职守，客观地对环境状况进行监测，完整、公正地向委托人提供监测数据和结果，不能受人为因素的干扰，歪曲事实，或者提供伪造、虚假的数据，27从而将“完整性要求”纳入到“如实”义务的范畴，但是，及时性要求仍然没有规定在法定义务之中。这样，监测机构有可能刻意拖延监测或者延迟提供监测数据。

最后，强制监测义务的责任机制缺失。虽然立法规定了环境监测机构的强制监测义务，但是并没有规定违反强制监测义务所产生的否定性法律后果。对于环保部门和其他政府部门设置的监测机构而言，它违反该义务，拒绝接受委托，或者提供虚假的监测数据，能否导致诉讼？如果致讼，被告是设置监测机构的政府部门，还是监测机构本身？是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如果是民事诉讼，面临的问题就会如其他性质的监测机构一样。如果是行政诉讼，谁是适格被告？如果不能导致行政诉讼，强制监测义务又如何得到有效保证？对于其他类型的环境监测机构，如果其违反强制监测义务规定，是否应当承担法律责任？有观点认为，违反这一义务，给当事人造成损害的，应当依照《民法通则》承担民事责任。[28]那么，承担的是违约责任还是侵权责任？具体责任形式是什么？赔偿损失还是继续履行义务？如果是赔偿损失，损失如何计算？如果是继续履行义务，监测机构即使向当事人提供了监测数据，也有可能导致当事人的举证超过举证时限，这时该怎么处理？立法对这些问题均未作出回应。法律规范中责任形式和追责机制的缺失，很有可能导致监测机构回避强制监测义务。这样，强制监测义务规定的实施将大打折扣，立法者期待的解决当事人举证难的美好愿望也可能成为镜花水月。

五、强制监测义务规定对法院的影响

当监测数据作为诉讼中的重要证据时，因为法律规定监测机构负有强制监测义务，监测数据的提供自然落到当事人和监测机构的身上。这种规定极易影响作为裁判机构的法院的行为。在当事人请求法院调查收集监测数据时，法院会依据该条怂恿当事人诉诸监测机构获得相关数据，而不会依申请调查收集证据，遑论依职权主动调查收集相应的证据。

从国外实践来看，无论是英美法系体现司法消极主义的“当事人主义”，还是大陆法系体现司法能动主义的“职权主义”，两种模式既依赖司法权的被动性特征，也离不开司法能动性的发挥来加以维系。[29]即使是在司法消极主义盛行的美国，法院在环境保护事务中的作用也并不像在普通私人事务中那样消极。美国联邦法院在三个阶段的环境管制过程中都扮演了较为主动的角色。[30]纵观美国司法史，一直以来，联邦法院的能动司法促进了法律领域中的许多变革，从而为法院赢得了崇高而神圣的社会地位。

更重要的是，法院纯粹裁判的理念和做法，完全无视诉讼特别是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特点。一般而言，诉讼并不仅仅关乎“个人利益”，它同时也关乎社会公益。对此，耶林深有认识：“主张权利的人……的行动远远超出他一身的利益和效果。其行动带来的一般利益，已不只是法律的权威和尊严所自我主张的理念利益，而是任何人都感知到的极为现实、极为实际的利益。”[31]也就是说，私人主张权利的行动，虽出于主观自利动机，但会产生客观公益效果。[32]特别是，环境污染而导致的损害赔偿诉讼不同于其他普通诉讼，环境诉讼攸关整个环境品质及受害人之生存权利，与如何制止侵害连续发生之问题，涉及事业活动之公众性、社会与政治性争点，属“现代型纷争”之一。[33]在环境损害赔偿纠纷中，当事人（原告）的诉讼行为具有非常明显的正外部性（私益增进公益），即原告的诉讼请求得到法院支持后，该裁判结果会对环境保护产生积极效应，有助于遏制污染行为的扩散和蔓延。这种效应具有普惠性，其利益超出原告的受益范围，惠及当事人以外的周边广泛的社会公众。在此情形下，法院若无视私人环境诉讼所具有的正外部性，一味追求形式中立而不顾相关证据的收集，最后导致不能追究环境损害行为的法律责任，受害人亦得不到有效救济，则该裁判无异于使法院沦为社会公益受害时在一边袖手旁观的“看客”甚至间接的“纵容者”，进而招致“损害公共环境利益”的恶名，从而使其“社会公平正义化身”的形象大打折扣。显然，这样的潜在负面后果并非法院所乐见。

另外，立法以法院不擅长监测数据的判断作为赋予监测机构强制监测义务的理由之一，[34]该论证可能欠妥：一方面未加区分证据收集与证据判断的差异，另一方面可能淡化法院在收集和判断证据上的法定职责。从职能上讲，对证据真伪进行判断是法院审判的应有之义。而环境监测数据是环境损害赔偿纠纷中的重要证据，无论该证据涉及多么复杂的专业技术问题，法院都有权力并有责任进行判断。并且，法院是否具有对科学证据进行判断的能力，属于法官知识结构的问题，而不应当成为法院不进行该类证据判断的理由。法院可以通过程序审查、专家证人等制度来弥补其在科学证据判断能力上的不足。

六、完善强制监测义务规定的建议

要克服我国强制监测义务方面的缺陷，必须改革环境监测体制，完善强制监测义务规定，同时还需要加强其他方面的配套建设，多管齐下，进而克服环境损害中受害人因举证能力不足而导致的维权困境，公平处理和有效化解环境损害赔偿纠纷。

（一）改革环境监测体制

理顺强制监测义务背后相关各方错综复杂的法律关系，首要任务以及根本之道在于改革环境监测体制，区分行政职能性监测和社会服务性监测。行政职能性监测也被称为监督性监测，社会服务性监测也被称为服务性监测。[35]行政职能性监测是政府履行环境保护职能的重要技术手段，由政府部门设置的监测机构来实施，并且应当通过政府部门（主要是环保部门）授权监测机构来具体实施。社会服务性监测则是为社会有偿提供环境监测服务行为，所有具有相应监测资质的监测机构都可以提供该种服务性监测，包括政府部门设置的监测机构。而环保部门的角色主要是对各种环境监测行为的监管。这种改革的目标是使环保部门从具体的环境监测事务中解脱出来，由直接操作者转变成间接监督者，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真正成为环境监测的监督管理部门，当裁判员而不是当运动员。环境监测由政府职能转变成服务职能，为环境监测的市场化产业化和社会化创造了条件，使环保领域的服务体系更加完善。[36]

可喜的是，国家有关部门已经意识到改革环境监测体制的重要性，并且试图通过立法明确改革的目标。2009年初，环境保护部负责起草的《环境监测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第55条和第58条分别规定了不同的环境监测机构，从法律上将环境监测区分为行政职能性监测和社会服务性监测。其中，行政职能性监测由环保部门所属的监测机构来实施，其行为在性质上应视为环保部门授权的具体行政行为，其工作人员按公务员要求进行管理。在此意义上，环保部门所属监测机构具有行政法主体地位，负有公法义务或公共职责。这种情况下产生的监测数据，当事人可以依法申请环保部门提供。如果环保部门不依法提供，当事人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等方式寻求救济。而对于社会服务性监测，可以由其他类型监测机构提供，也可以由环保部门所属监测机构提供。在此情形下，监测机构与要求提供监测服务的当事人之间是平等的民事主体关系，监测义务基于双方的监测服务合同或者委托合同而产生。即使是环保部门所属监测机构，此时提供监测的行为也并非具体行政行为。

在理顺环境监测体制之后，强制监测义务由负有公法义务的环保部门所属监测机构承担更为合适。具体理由是：其一，也是最根本的，它享有部分行政职权和公法职责，由该公共职责可以衍生出其公法上的监测义务；其二，它属于政府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提供监测义务具有相应的经费保障；其三，它是专门的环境监测机构，具有足够的技术保障。当然，即使是强制监测义务，也不会改变其与监测结论需求者之间平等民事主体的法律关系。一旦发生纠纷，仍按照民事纠纷的解决方式加以解决。

（二）合理分担环境监测费用

立法虽然规定了强制监测义务，但是没有对监测费用的承担作出规定。而在环境纠纷中，鉴定工作不仅在技术上有其难以克服的困难，在时间与金钱的花费上亦相当不经济，因鉴定费用过高，当事人难以负担，甚至鉴定费用已超过求偿额。[37]因此，合理分配监测（鉴定）费用，于强化当事人举证能力并实现其诉讼请求颇有必要。

强制监测义务的承担主体是环保部门所属的环境监测机构，其具有一定的行政主体属性，负有一定的公共职责，并且其经费来源于国家全额拨款，因此它应当免费为受害人提供监测服务，在不能完全实现免费监测的情况下，至少在收费上应不同于其他类型监测机构，收费标准应大大降低。对此，立法可以比照诉讼程序中有关诉讼费用减免缓交制度，通过建立监测费用减免缓交制度，保障其诉讼权益和实体权益得以实现。将监测费用减免缓交的义务施于环保部门所属监测机构，符合其公益事业单位的法律定位。所以，笔者认为，《环境监测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第58条对环保部门所属监测机构与其他类型监测机构在收费标准上不加区分的规定，不能体现两类监测机构性质的不同，更不符合立法规定强制监测义务以救济受害人利益的初衷。

对于其他提供有偿监测服务的监测机构，应当按照市场交易规则，由当事人和监测机构双方协商确定费用承担。当然，为保证当事人能够得到必要的监测服务，国家可以制定一般的收费标准。[38]在该标准范围内，双方可以协商确定具体金额。

（三）通过环境信息公开获取监测数据

监测数据是重要的环境信息。当监测数据作为政府公共环境信息的一种形态存在时，它的获得，就不必要通过委托监测机构来获取，而是可以先行通过政府信息公开渠道来获取。

依法公开政府信息是行政机关的法定义务。[39]在实践中，发生公共环境事故或突发环境事件后，环保部门会直接或者通过委托监测机构来进行环境监测并采集监测数据，并通过公共媒体等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布环境监测数据等相关信息。因此，如果当事人属于该事故或事件的受害人，为了诉讼的需要，可以根据有关环境信息公开的立法规定，以直接通过公共媒体等方式获取监测数据，或者请求环保部门提供相关监测数据。

《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对环境信息公开作了一般规定，但没有对环境事故中监测数据的公开作出具体规定。《环境监测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在《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的基础上有所细化，其第82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获取环境监测信息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依照有关信息公开的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提供。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依申请提供环境监测信息，除可以收取检索、复制、邮寄等成本费用外，不得收取其他费用。收取检索、复制、邮寄等成本费用的标准由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财政部门制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不得通过其他组织、个人以有偿服务方式提供环境监测信息。”上述条文为解决环境事故受害人在监测数据的获取上处于弱势地位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通道。这一规定如能顺利出台，将成为环境事故中受害人获取环境监测信息的重要途径和法律依据。因此，在环境损害赔偿纠纷中，当事人可以充分利用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多途径获取监测数据的渠道，从而进一步克服监测数据不足的困难。

（四）强化法院证据调查和认定的功能

在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中环境监测数据是一种重要的证据，在调查收集该种证据时，不应当忽略法院的作用。为了弥补当事人举证能力的不足，更重要的是为了通过环境诉讼实现维护环境公共利益的目的，应强化环境诉讼中法院调查取证的职责。具体而言，法院应摒弃普通民事诉讼中在取证方面的消极态度，奉行司法能动主义，依职权主动调取相关证据；或者如有的学者主张的那样，法院负有依当事人的申请向有关机构调取证据的义务。[40]

司法能动主义（judicial activism)，是指司法机构在审理案件的具体过程中，不因循先例和遵从成文法的字面含义进行司法解释的一种司法理念以及基于此理念的行动。[41]遵行司法能动主义的法官有义务为各种社会不公提供司法救济。[42]既然当事人的证据具有局限性，那么法院调查取证就有助于更进一步接近司法实质正义，而实质正义可能比程序正义更切合当代中国民众对司法功能的预期。

法院除了积极调查取证外，还应当克服环境诉讼的科学不确定性带来的证据认定的种种困难，特别是在因果关系推定方面。目前的有关民事程序立法只是规定了因果关系推定原则，但并没有规定具体的推定方法。对此，在因为科学不确定性而使因果关系认定陷于停滞或僵局时，法院应超越环境监测的技术局限，从救济受害人和保护环境的目的出发，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法律价值为指导进行因果关系推定。在具体个案中，应当根据不同类型的环境侵权案件，适用与之相应的不同的因果关系推定方法，如盖然性因果关系说[43]、疫学因果关系说、间接反证说等[44]。同时，在被告加害人提供了较为充分的证据以证明因果关系不存在的情况下，就有可能使法官形成被告的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的心证，使案件的审判结果对原告不利，在这种情况下应允许原告进行反证，推翻被告的证据。[45]

在事关公共利益的环境诉讼中，法院更应当积极调查取证，委托有相应资质的鉴定机构对有关技术问题进行鉴定，取得相关证据材料，从而弥补当事人因技术和费用原因而导致的举证能力的不足。在因科学不确定性而陷入证据认定僵局时，应本着公平正义原则，灵活运用因果关系推定方法，避免案件审理结果纵容违法行为而损害受害人利益和公共环境利益。

（五）小结：立法建议

在完善环境监测体制、政府信息公开和法院调查取证等配套建设的基础上，现行立法应当对强制监测义务的规定作相应的补充，具体可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其一，也是首要的，将强制监测义务的承担者明确为“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所属的环境监测机构”，而不是模糊的“环境监测机构”。这样，承担强制监测义务的监测机构得到进一步明确，即仅限于环保部门设置的环境监测机构。其他类型的监测机构，包括其他政府部门设置的监测机构，因其立法定位主要在于社会服务性事业单位或者纯粹营利性机构，而且其主管部门（如果有的话）也不具有环境监测的法定职责，从维护自由平等的市场秩序出发，立法不宜将这类监测机构作为强制监测义务的一般主体。

其二，完善强制监测义务的内容，将提供监测数据的完整性和时限性要求体现在监测义务之中。参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6条，建议规定：“环境监测机构应当接受委托，如实、完整、及时地提供有关监测数据。”

其三，将有权要求提供监测服务的主体缩小限定为“受害人”，而不是宽泛时当事人。在环境纠纷中，当事人实体利益差距过大，资讯不对等、进行诉讼能力不对等，受害人处于弱势，加害人处于优势。[46]如果要求监测机构为环境纠纷的任何一方当事人提供监测服务，一方面不能体现对受害人利益的倾斜保护，不符合实质公平原则，另一方面会加重监测机构的工作压力和经济负担。将有权要求提供监测服务的权利主体限定为“受害人”，而不是笼统的“当事人”，才能更进一步体现立法对作为弱者的受害人利益的特殊保护。否则强制监测义务条款可能导致当事人之间举证能力的进一步失衡，从而偏离强化受害人举证能力的立法初衷。

其四，明确法律责任。建议规定：“监测机构不接受委托或者接受委托后不如实、完整、及时提供监测数据的，环保部门应当责令改正，可以并处罚款；给受害人造成损失的，还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其五，合理分配监测费用，将强制监测义务明确规定为无偿服务或廉价服务。

通过上述五个方面的修正，新的一般性强制监测义务条款可表述如下：“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当事人可以委托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所属环境监测机构提供监测数据。环境监测机构应当接受委托，如实、完整、及时地提供有关监测数据。环境监测机构不接受委托或者接受委托后不如实、完整、及时提供监测数据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责令改正，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下罚款；给受害人造成损失的，还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注释:

[1]叶俊荣：《环境政策与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3页。

[2]《环境科学大辞典》，环境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97页。

[3]《国家环保总局有关负责人解读〈环境监测管理办法〉》， httpl/mep.gov.cn/hjywt200709/t20070928_109703.htm，2009年4月27日访问。

[4]陈慈阳：《环境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40页，第130-131页。

[5]韩德培主编：《环境保护法教程》（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36页。

[6]王灿发：《论环境纠纷处理与环境损害赔偿专门立法》，《政法论坛》2003年第5期。

[7]孙佑海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251页。

[8] 王灿发：《论环境纠纷处理与环境损害赔偿专门立法》，《政法论坛》2003年第5期。

[9] 叶俊荣：《环境政策与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92页。

[10]笔者对广东省中山市、四川省成都市和河北省石家庄市等地环保部门的一项调查表明，强制监测义务的规定对监测机构产生了影响，监测机构一般情况下均愿意接受当事人的委托，提供监测服务。

[11]曹明德：《环境侵权法》，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1-34页。

[12][日]原田尚彦：《环境法》，于敏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6页。

[1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规定，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4条也规定了环境损害赔偿诉讼适用举证责任倒置。修订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和《水污染防治法》均作出了类似的规定。

[14] 陈慈阳：《环境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42页。

[15]杨素娟：《论环境侵权诉讼中的因果关系推定》，《法学评论》2003年第4期。

[16]《国家环保总局有关负责人解读〈环境监测管理办法〉》， httpl/mep.gov.cn/hjywt200709/t20070928_109703.htm，2009年4月27日访问。

[17]需要说明的是，环保部门的“认定”不是监测机构行为合法性的必要条件。环保部门的“认定”使得监测机构行为合法主要是指其监测数据得到环保部门的认可。有意思的是，这种合法性认可是由环保部自身的“部门规章”（《环境监测管理办法》）所规定的。据此推论，其他部门和行业的监测机构在其部门和行业内部也可以通过该部门或行业的“部门规章”而得到合法性认可。掌权者给自身赋予权力，违背了行政法治的基本理念，极易导致权力失控和权力滥用。

[18]方流芳：《从法律视角看中国事业单位改革-事业单位“法人化”批判》，《比较法研究》2007年第3期

[19]《全国环境监测管理条例》第6条。

[20]方流芳：《从法律视角看中国事业单位改革-事业单位“法人化”批判》，《比较法研究》2007年第3期

[21]如《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地质环境监测工作的通知》指出，地质环境监测机构是从事技术服务的公益性事业单位。

[22]石旭雯、任尔听：《论我国事业单位的法律地位》，《法治论丛》2007年第2期。

[23]王泽鉴：《债法原理（一）》，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7页。

[24]梁慧星等：《中国民法典：合同编条文建议稿》（总则）， tianyacn/new/rechForum/Content.asp?idltem=83＆idArticle =264486，2009年4月19日访问。

[25][日]星野英一：《私法中的人》，王闯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50页。

[26]于涛：《环境监测市场化的思考》，《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27] 孙佑海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253页。

[28] 孙佑海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253页。

[29]王建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司法能动论》，《金陵法律评论》2007年秋季卷，第65页。

[30]王小钢：《追寻中国环境法律发展之新理论》，吉林大学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1-12页。

[31][德]鲁道夫冯耶林：《为权利而斗争》，胡宝海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53页。

[32]赵红梅：《私法与社会法—第三法域之社会法基本理论范式》，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15页。

[33]邱联恭：《司法之现代化与程序法》，台湾大学法学丛书(七)，1998年9月第五版，第11-12页。

[34] 孙佑海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251页。

[35]胥树凡：《环境监测体制改革的探讨》，《中国环保产业》2008年第3期。

[36]胥树凡：《环境监测体制改革的思考》，《环境保护》2007年第10 （B)期。

[37]叶俊荣：《环境政策与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92页。

[38]《环境监测管理条例》（征求求意见稿）第58条。

[39]《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6条。

[40] 王灿发：《论环境纠纷处理与环境损害赔偿专门立法》，《政法论坛》2003年第5期。

[41]Black，Henry Campbel，l Black Law Dictionary， 6thed.WestPublish Co. 1990， p. 847

[42]克里斯托弗沃尔夫：《司法能动主义——自由的保障还是安全的威胁？》，黄金荣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2004年版，第3页。

[43][日]加藤一郎：《公害法的形成和发展》，岩波书店1968年版，第29页。转引自杨素娟：《论环境侵权诉讼中的因果关系推定》，《法学评论》2003年第4期。

[44]陈泉生：《环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35-240页。

篇8

1、装修单位没有完全履行装修合同。

未完全履行合同主要表现在：装修单位没有按合同约定的做法去装修，使用非合同规定的装饰材料，施工中无故停工，未在约定工期内完工等。

2、装修粗制滥造，施工质量低劣。

有的装修公司施工人员干活不上心，工艺不规范。表面上说得过去，但经不起验收或时间的检验，出了问题还强词夺理。尤其是“街头游击队”，质量更没有保证。

3、装修后的维修服务不完善或不履行质量承诺。

装修后应该按合同规定及时维修，但有些公司却左右推托。保修期内不保修。

4、施工中的噪声扰民。

施工中难免会发出噪音，但户主事先要与装修公司约好开工、收工时间。不要违反环保的有关规定，否则极易引发纠纷。

5、装修材料或废弃物乱堆乱放。

6、装修破坏了毗邻房屋。

7、装修破坏了房屋主体结构及承重结构。

针对装修纠纷，有关部门制订了一些规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污染防治法》和建设部[1997]60号《建设工程质量投诉处理暂行规定》、建设部[1997]92号文《家庭居室装饰装修管理试行办法》等法规。《建筑装饰装修管理规定》指出，房主或房屋使用者因装饰装修损坏毗邻房屋的，应该负责修复或赔偿。《家庭居室装饰装修管理试行办法》第十五条规定，发生了家庭居室装饰装修纠纷，可以向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指定的机构进行投诉，也可以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第十九条规定，如果装修家庭因家庭居室装饰装修而造成相邻居民住房的管道堵塞、渗漏水、停电、物品损坏等，应该由家庭居室装饰装修的居民负责修复和赔偿，如果是属于装修施工单位的责任，则由房主找装修单位负责修复和赔偿。

同时，行业内部也制定了相关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三条规定，消费者与经营者发生消费者权益争议时，可以通过下列途径解决：

1、与经营者协商解决；

2、消费者请求消费者协会调解；

3、向有关行政部门申诉；

4、根据与经营者达成的仲裁协议提请仲裁机构仲裁；

5、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

但必须注意：一般情况下，如提请了仲裁，便不得再向法院提出诉讼。

另据《民法通则》、《经济合同法》以及其他所涉及法律，解决装饰纠纷也无非以下几条：

1、当事人自行协商；

2、主管部门行政调解；

3、仲裁解决；

4、诉讼解决。

此外，行业规定对纠纷的解决也提供了诸多方法。如一些家居装饰市场规定，解决纠纷按下述流程进行：

投诉__调解部受理__质检部根据合同及图纸进行现场核查__调解部、质检部依核查结果进行调解__若双方达成协议则进行维修或返工；若未达成协议或不履行协议，申请仲裁或向法院。

对消费者而言，装修前不妨先通知邻居，打个招呼，以便大家有个心理准备，减少发生纠纷的概率。

篇9

关键词：环境公益诉讼 原告资格 环保组织

中图分类号:DF4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12-088-01

近代世界，生态危机和环境公害引发的环境侵权纠纷呈上升趋势发展。环境公益诉讼作为一种直接保障环境公共利益的法律诉讼手段，成为解决环境侵权纠纷的一种重要途径。我国有必要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明确环境诉讼的原告主体，才能有效地解决环境侵权纠纷。

一、环境公益诉讼的涵义

环境公益诉讼是20世纪中叶以来环境危机的产物，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美国得到迅速发展。环境公益诉讼是指在任何行政机关或其他公共权力机构、法人或其他组织及个人的行为有使环境遭受侵害或有侵害之虞时，任何公民、法人、公众团体或国家机关为维护环境公共利益而向法院提讼的制度。环境公益诉讼具有广泛的主体资格，长远的目的性，以及多样的救济方式。

二、我国环境诉讼中原告资格的局限性

1.民事诉讼法中的限制。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8条第1项规定:“必须符合下列条件: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见我国《民事诉讼法》对原告资格采用了“适格说”，即原告必须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直接利害关系”要求原告具有“专属性”或“排他性”，这显然不利于环境损害的受害人，在很大程度上剥夺了公民或者组织对环境公共利益受到侵害时的权。

2.行政诉讼法中的限制。我国《行政诉讼法》第41条第1项规定:“原告是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见行政诉讼的原告限于受到具体行政行为直接侵害的行政相对人，且合法权益是指原告自身的合法权益。但是，环境权益是属于社会全体成员共有的利益。当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侵害和威胁环境公益时，每一个公民都应当成为环境公益的维护者，而不论他是否与行政行为有直接的利害关系。

3.环境保护法中的限制。我国《环境保护法》第6条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但是“检举和控告”不能等同于，如果公民依此提讼的话，其主体资格是极易让被告提出异议的。

可见，由于我国法律没有直接规定公益诉讼制度，当公共利益遭到侵害时，公民只能依据与自己切身相关的权益提讼，而不能作为公益的代表人提讼，据此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受到了很大程度的限制。

三、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确定

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完善环境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要求结合我国国情，同时从诉讼经济和防止滥用诉权方面考虑，把环境公益诉讼原告主体扩大到检察机关，扩大到具有专业资质的环保组织，再到普通民众，使任何公民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成为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从而把启动环境公益诉讼的权利最终交给普通民众。

1.检察机关。法国首开国家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参加民事诉讼的先河，美国的检察官对涉及联邦利益的案件也有权。基于国外检察机关环境公诉的理论和实践，我们可以尝试赋予检察机关公益诉讼的公诉权。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能够使侵犯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处于严密的监督和有效的遏制之下，并保证标准的统一公正，实现诉讼的效率。但检察机关在环境公益诉讼的司法救济中，主要起监督和领导作用，因此只有在找不到其他权利主体，或其他权利主体没有能力提讼，或提讼难度过大时，检察机关可以以国库为财力保障，利用较强的侦察技术实力和素质较高的专职法律工作队伍代表国家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达到对行政权力制约的目的，弥补公众监督无力的不足，有利于依法行政目标的实现。

2.环境保护组织。环保组织在保护生态环境免受人类经济活动破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其组织的宗旨和目标具有超脱性而成为最具权威的环境保护者身份。在环境纠纷民间解决和仲裁解决方式中，环保组织提供咨询、进行调查、调解、和解、提供建议等；在环境纠纷行政解决中，环保组织不仅可以进行调查、提供咨询与建议，也可以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直接检举、控告、上访，要求行政机关对有关纠纷进行解决；在环境纠纷诉讼解决中，环保组织可以进行支持诉讼、咨询、调查和提出建议等。环保组织的主要功能是对其成员利益及社会公益的维护，以及对政府活动的参与和监督，当其成员的普遍利益受到侵害时，环保组织以其科技和法律上专业知识与实力强大的侵权人形成法律上的对抗和制衡。环保组织无论是在推动环境法的制定，还是参与环境管理、监督环境法的实施中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在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过程中，必须大力发展环保组织，使之成为环境公益诉讼的主要主体。

3.利益关系人。人类共享一个地球，一旦发生环境污染，每个公民的健康权、财产权和环境权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侵害或威胁。因此，作为特殊侵权行为的环境侵权，利益关系人就是享有环境权的公民，公民享有的在不被污染和破坏的环境中生存及利用环境资源的权利。在有具体的环境侵权直接利害关系人的情况下，应由这些直接利害关系人自己行使权。环境作为一种公益，应鼓励更多的人参与进来，赋予公民环境公益诉讼之诉权，从法律上保障公民对环境行政违法行为的监督权，使民主统治原则在诉讼领域真正得到落实，才能切实保护环境公共利益。

[基金项目：太原科技大学校青年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0083029）]

参考文献：

1.钟海鹰，潘志敏．谁有权掌握启动环境诉讼的敲门砖――论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原告适格问题[J]．法学论坛，2008（3）

2.宋希超，刘琦，彭婷．环境保护团体诉讼原告资格制度思考[J]．法制与社会，2008（1）

3.丁丽梅，王俊凤.浅析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J]．法制与社会，2008（12）

篇10

[关键词]环境侵权无过错责任代表人诉讼举证责任倒置赔偿损失

近年来环境污染事故频频见诸报端，先是中国最大的金矿企业紫金矿业深陷“重大污染事件”漩涡，接着又传出大连大窑湾输油管道发生爆炸，少量原油和污水流入海域。环境污染事故频发，已引起全社会的关注。随之而来的就是因环境污染事故而受损的民众应如何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根据现行的法律，受损民众可以通过刑事、行政、民事等途径追究责任方的法律责任。本文谨依据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对环境侵权的民事责任进行分析和解读。

1我国现行的环境侵权民事法律体系

环境侵权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环境侵权是指因人为的活动，致使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遭受破坏或污染而侵害他人人身、财产权益、环境权益，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一种特殊侵权行为，狭义的环境侵权概念仅指环境污染侵权。

环境侵权属于特殊的侵权行为，有着明显的特点：损害行为的间接性，损害具有潜伏性，损害行为的高度科技性及构成的复杂性，环境损害的跨地域性，损害源头、结果具有多元性。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害，往往同时伤害一人或数人的生命、身体、健康、财产及各种生活上的利益，因此经常是某一原因导致多个结果后，多个结果又变成新的原因，从而引发新的结果。

我国关于环境侵权责任的法律依据，主要包括《民法通则》、《环境保护法》及海洋、大气、水、固体废弃物和噪声等污染防治法律的有关规定以及森林、草原、渔业、土地管理、矿产资源、水土保持、野生动物保护等自然资源保护法律的有关规定。从总体上看，形成了民事基本法――环境保护基本法――环境保护单行法这样一个系统的、层次鲜明的环境侵权民事法律体系。

《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而在最新实行的《侵权责任法》中设立了“环境污染责任”的章节，对环境侵权的民事责任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规定，这些法律应是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基本法律依据。

2环境侵权的构成要件

根据传统的侵权构成理论，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包括有加害行为、有损害事实的存在、加害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等四个方面。

环境侵权作为一种侵权行为，原则上应当遵守上述的侵权构成要件。但是环境侵权是一种特殊的侵权责任，也有其自身的特点，这也使得环境侵权责任的构成也存在特殊性。

传统的侵权构成理论认为，行为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一个必要条件是，行为人存在过错，损害事实与加害行为之间要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但是在环境侵权行为中，这种理论有着明显的不足，主要表现在：第一，损害环境的污染行为往往不是即时完成的，要判断损害事实是否由某侵权行为造成的，通常比较困难；第二，污染物进入环境以后，可能与损害后果发生之间在时间上间隔较长，使因果关系表现得十分隐蔽；第三，由于环境污染危害的潜伏期较长，所以一旦产生损害，又往往因历时久远、时过境迁、证据灭失，使因果关系的证明更为困难；第四，要证明环境侵权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还必须具备相关的专门科学技术知识和仪器设备，而目前这些条件显然并不完全具备。

因此，如果完全按照传统的民事责任因果关系理论，就会使受害人得不到有效的救济，也使环境侵权行为不能得到及时制止。在这样的背景下，因果关系推定的理论被提出。因果关系推定则必须以无过错责任为前提。所以，目前各国立法均致力于通过实体法途径，对归责原则做出调整，在环境民事责任领域确立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来加强对环境侵权案件中受害人权益的保护。

《民法通则》第124 条是我国环境侵权无过失责任的基本民法依据，同时，亦是我国环境侵权行为适用无过失责任的一个概括性规定。另外，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 年12 月6 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的第4条明文规定“下列侵权诉讼，按照以下规定承担举证责任：……(三) 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这一规定为我国民法中追究环境侵权加害人的损害赔偿责任，提供了重要的程序法上的补充和保障。从而，也使得环境侵权的无过失责任原则，在我国的审判实践中得到真正的贯彻、落实和体现。

在环境侵权领域确立无过错原则与加强对受害人保护的宗旨是契合的：第一，加害人的过错难以证明。由于现代工业生产的复杂性和污染过程的错综复杂，环境污染涉及到复杂的科学技术问题，受害者难以证明致害者有无过错。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 有利于加强对受害人利益的保护，减轻受害人证明加害人过错的举证责任。第二，通常情况下，受害方与加害方力量对比较为悬殊，受害方处于势单力薄，孤立无援的境地，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根本无法与加害方相抗衡，只有将法律保护的天平向受害人方面倾斜，才能体现社会公平。第三，适用无过错责任，有利于强化污染破坏环境者的法律责任，促进其履行法定义务，严格控制和积极治理污染，合理利用环境资源。

3环境侵权的救济途径和方法

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救济途径是进行司法诉讼。由于环境侵权纠纷中受侵害对象的不特定及涉及人数众多的特点,环境侵权纠纷容易形成群体性诉讼。我国民事诉讼法确立的代表人诉讼制度就是专门处理群体诉讼的一种诉讼程序,对解决群体性纠纷有着重要作用。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 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的共同诉讼，可以由当事人推选代表人进行诉讼。

代表人诉讼的出现，弥补了传统的共同诉讼制度的不足，对污染范围广、涉及受害者多的案件，代表人诉讼的确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此外，《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二条规定， 因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提讼的时效期间为三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受到污染损害时起计算，也就是说环境侵权诉讼的时效长于一般侵权的时效。

4环境侵权诉讼的举证责任

谁主张，谁举证是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明确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依据此规定，在传统的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应就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否则就要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在环境侵权案件中，由于环境污染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常常会涉及到具有理论深度的多领域专业知识，并且环境侵权的受害人（即原告）多为普通居民，在财力、知识等多方面存在的障碍使他们收集证据十分困难。因此，在环境侵权诉讼中，如果实行传统民事诉讼的“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势必会增加环境侵权受害人的举证难度，导致其合法权益不能得到法律上的保护。

为使受害人能够通过诉讼途径保护自身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三款规定:“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新近颁布实施的《侵权责任法》第六十六条进一步明确规定：“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从法律上明确了在环境侵权诉讼中，适用证明责任倒置原则，即在环境侵权诉讼中，加害人如果不能证明损害不是其行为造成的并且不能证明其行为具有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加害人就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而受害人的证明责任仅限于证明损害事实的存在。

5环境侵权责任的承担

环境侵权作为一种侵权行为，应当根据损害客体的不同，采取不同的责任承担方式。我国目前对环境侵权的救济手段基本上适用传统的民事侵权救济制度。我国的《民法通则》第124条规定:“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治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环境保护法》第41条规定的：“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

但是，最常用的责任承担方式是赔偿损失，即支付赔偿金。赔偿损失的范围，既包括财产损失的赔偿，也包括对人身损害引起的财产损失赔偿；既包括直接损失，也包括间接损失。

这种传统的民事侵权赔偿主要是针对污染危害的直接致害人而言，并且往往是责任主体相对确定的情况下的方式。由于传统的民事赔偿制度存在着种种局限，如救济的滞后性，诉讼时效的有限性等，其对受害者的利益赔偿作用也是有限的。

为了能更好地维护环境安全，提高环境违法成本，可以考虑设立惩罚性赔偿机制。适用惩罚性赔偿原则包括以下几种情况：一是主观上具有恶意的环境侵权案件。在我国环境侵权行为中，基于主观的恶意而导致的环境污染和破坏大量存在，甚至许多加害者是经过理性的判断而最终选择侵权的。对这样的侵权行为应当进行惩罚。二是由于侵害人的污染开发行为导致受害人的人身权利受到损害，应给予精神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自然人因生命权、健康权等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偿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环境侵权行为给受害人的人格权利造成损害的同时，也造成了其精神上的损害，而且这种损害是漫长的，甚至伴随终生。对此如果不能给予赔偿显然不符合法律的公平原则。三是环境侵权行为给受害者造成的环境权益的损害也应当予以赔偿。环境权益是公民在良好环境中生存的权利，健康优美的环境不仅是公民生存发展的基础，也具有愉悦心灵的价值。然而，环境权益的损害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对这种损害给予赔偿，是对于同质赔偿原则的扩大，具有明显的惩罚性质。

6结语

我国已经建立了环境侵害民事责任的基本法律体系，在环境侵权事故中受损的受害人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的途径要求责任人承担民事侵权责任，赔偿损失。但是，现行的环境侵权赔偿责任，仍具有局限性，应当在今后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不断加以完善。

参考文献:

[1] 于爽.环境侵权诉讼证明问题研究[D].福州: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2] 武海燕.浅论环境侵权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分担[EB/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