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社会的经济特征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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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社会性质 决定 社会主要矛盾

在最近的教学中,讲到《的影响》(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国近代现代史》上册2006年5月版)一课时,同学们对于后中国的社会性质的变化决定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的理解不是十分的清楚。有些同学甚至就直接指出了前者对于后者的决定作用。那么,怎样来看待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决定作用呢?

华南师范大学的陈向阳在《近史宏观研究若干概念的混乱》一文中,就社会性质与社会形态二者作了一些解析。认为社会性质与社会形态两个概念极为相似或相近,但他们毕竟是属于不同逻辑范畴的不同概念。社会形态概念的字面涵义是指社会的形式和样态,其逻辑涵义则是指具有特定历史内涵及相应的外在形态和样态的社会类型或社会机体；社会性质字面涵义指的是社会属性和质态,其逻辑涵义指一定社会类型或社会有机体的本质属性或根本属性,也就是社会形态的本质属性或根本属性。针对二者的异同,作者进一步指出：社会形态概念是对总体社会一定层次或较高层次的抽象概括，社会性质概念则是对总体社会最高层次的抽象概括。因此，社会形态具有相对具体、外在、直观、动态和多样的特征，社会性质则具有相对抽象、内在、含蓄、静态和单一的特征。二者都是对一定的总体社会在不同逻辑层次上的抽象概括，即具有对象的同一性。

正如陈向阳所说的:社会性质与社会形态两概念极为相似或相近,只是其逻辑范畴不同而已。社会性质与社会形态都是对一定的总体社会在层次上的抽象概括,即具有对象的同一性。如后中国社会性质与社会形态都指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早期经典作家严格地将社会性质界定于社会内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之中,即指社会形态.学者宋德华认为:“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条件下的‘半封建’,又是‘半封建’基础上的‘半殖民地’，两者相互制约,相互依存,共同形成了中国近代社会所特有的性质或形态。”

所以，在近代宏观研究中,社会性质与社会形态作为一般概念表述时,人们常常把二者直接等同起来.社会性质即社会形态,社会形态即社会性质.在具体运用时,社会形态与社会性质同时被赋予了同一涵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兼指社会性质与社会形态。

人教版的《中国近代现代史》教材中,讲的影响,说到社会性质的变化:中国有独立自主的封建社会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封建社会是人类社会五种社会形态之一,把封建社会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相对应,说明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亦指社会形态。那么,这里就使用了社会性质即社会形态一说:社会性质即社会形态，即指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整体。

显然,把社会性质的概念弄懂，将有助于理清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了社会主要矛盾。1992年聂希斌发表《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认识》一文中指出:社会形态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因此,无论是“半殖民地”,还是“半封建”,都应当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方面来把握和理解,都包含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定内容和属性。聂先生的观点很明确: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并不是单独指政治上的半殖民地和经济上的半封建,而是在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表现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一个特殊的综合体,是无法分割开来的。那么,就来看看其对近代社会主要矛盾所起的决定作用:

在经济上,近代中国,封建的生产关系始终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从土地制度来看,地主土地私有制始终占统治地位,农民依然受地主的压迫和剥削,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始终存在,且有时还很突出。从经济结构来看,自然经济之外,又出现了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经济，后期又有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经济。自然经济遭到了解体。从阶级关系来看,以后，从先前存在的阶级中又相继分化出无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这都是外国资本主义入侵造成的严重后果。所以，单纯以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来表述，就无法涵盖近代中国社会存在的矛盾，所以有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的表述。

在政治上，前，中国是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一直没有发生过改变。皇帝享有绝对的权威，臣民只有服从，国家是皇帝的财产。而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清政府在中战败求和，割地赔款，中国在司法，领海，外交，军事等各个方面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外国资本主义极力干涉和控制中国，中国开始失去其独立自主的地位。清政府腐败无能，体制腐败不堪，加上西方政治民主化之风的兴起，中国人民都为打倒腐朽的专制统治，摆脱专制而发起一轮又一轮的救亡运动。这表现在中国人民极力反对资本主义的入侵，也反对本国的封建腐朽专制统治方面，中国人民需要真正的自由……

在文化上，近代中国是外来的西方新式文化和固有的中国传统文化激烈碰撞并交融的时期。西方文化的东进，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是全面而深刻的，既有自然科学，也有社会科学。中国旧有的纲常名教、封建伦理越来越受到国人的抨击，从器物求新，道唯存旧的“中体西用”与国粹思想的较量，再到“全盘西化”的风起，在中国迫于亡国灭种的危机下，中国人民愈来愈清楚地认识到了东学与西学的真正关系。可以看到，在资本主义文化及各种观念闯入中国的过程中，保守与开放，落后与进步，侵略与反侵略的矛盾始终进行着。

从以上三个最主要的方面我们可以看出：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了社会的主要矛盾。从以前的单一的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状况演变成了近代中国社会许多矛盾交错、并相互影响的状况，而在这许多的矛盾中，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阶级矛盾和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华民族的民族矛盾成了两大主要矛盾。

总之，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两大矛盾的变化则影响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

参考文献

［1］李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若干问题的探讨》，《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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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然经济的本质特征：自给自足还是自给性生产？

经君健同志的《试论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本质联系》一文［①a］，撇开以往经济史研究中相沿已久的说法，试图从一个新的思路解决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统治与商品经济发达这种理论上的“矛盾”。他认为自然经济占统治（或主要）地位是西欧中世纪早期以庄园制为主要内容的领主经济的主要特点，至于以地主制经济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封建制度，则与商品经济有本质的联系，从总体上说来不存在自然经济占统治（或主要）地位的特点。应该说，经君健同志的这篇文章是有新意的。以往有的学者虽然也认为战国秦汉以后自然经济不占统治地位，但他们大都是从商品经济的发展（有的甚至认为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引起自然经济的瓦解来论述这个问题的。经君健同志认为，封建地主制经济根本不可能自给自足，因而也就不具备实现自然经济的条件。在他看来，中国商品经济很早就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但一直未能促进资本主义关系产生、发展，就是因为这里的商品经济与地主经济相适应。

认为地主制经济不具备实现自然经济的条件，当然也就取消了我们一开头所说的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统治与商品经济发达的理论上的矛盾。但这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因为它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难以解释的困惑。首先，既然地主制经济从一开始就与商品经济有本质联系，而与自然经济没有必然的关系，那么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类型是不是就应定性为商品经济？既然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地主制经济的发展完全适应，为什么秦汉以后历代的一些政治家和思想家要一再提出重本抑末、重农抑商的思想和主张？其次，倘若说中国封建经济结构从总体上说属于商品经济而不是自然经济，为什么这种与地主经济相适应的商品经济一直未能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再有，既然自然经济从中国地主制封建社会一开始就不占统治（或主要）地位，1840年以后，阻碍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展的内部经济因素，究竟是自然经济还是商品经济？这些问题，从理论上显然都是不容易得到合理解释的。

经君健同志的论文，用意是要破除按照欧洲中世纪的经济模式来套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实际的教条主义。从方法论上说，这无疑是应该肯定的。但是他对“自然经济”范畴的界定，却完全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欧洲中世纪早期经济生活某些特点的论述来加以概括，而没有考虑这些特点在中国封建社会是否也同样存在，这就不免削弱了他立论的用意。经君健同志承认，马克思并不曾给“自然经济”范畴下过定义。他根据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把自然经济的内容归纳为三点：

一、经济条件的全部或绝大部分是在本经济单位中生产，并直接从本经济单位的总产品中得到补偿和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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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独立人格 自我价值 生命意义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4）02（a）-0083-02

杜十娘是冯梦龙在“三言”中着力描写的一个人物，也是冯梦龙描写得最成功的人物之一。那么，从杜十娘的形象中，我们可以依稀见到作者的影子。杜十娘的身上，必然带有着作者冯梦龙的某些创作意识与思想观念。明末，小说的功用思想已由自我抒解，反礼教、崇尚自主爱情，藐视封建礼教发展到“情教观”和提倡爱情至上与主张男女平等。明末的“情教观”最早见于冯梦龙《情史》。有情疏者亲，无情亲者疏。无情与有情，相去不可量。我欲立情教，教诲诸众生。……无奈我情多，无奈人情少。愿得有情人，一齐来演去。冯氏的“情教”虽形式上类似于佛教的宗教形式，但从根本目的上说，是以男女之情来宏教化、正人伦、厚风俗、向儒家的大同世界进取。

冯梦龙生活在资本主义萌芽，传统主流意识形态面临严峻挑战，传统士大夫日趋世俗化、市民化的时代。他深受李贽等王学左派思想的熏染，在传统价值标准的失落中彷徨四顾，放浪于青楼舞榭，反叛传统，追求自我，发挥主观能动的想象力量，把自己的意念与生命感悟倾注于笔端，描摹出了杜十娘这个富有人文气质的性格人物。杜十娘的独立人格是冯梦龙沧桑一生的情感迸发，是冯梦龙一生人生理想的浓缩。我们从杜十娘的身上可以看到，冯氏“情教观”中的尚情至情、女性自主择偶意识的觉醒、男女平等要求的呼声。这些冯氏创作观中的人文意识，成为促使杜十娘独立人格形成的强有力的内在推动力量。

1 低头吟，坎坷心事更与何人说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经济结构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商品经济发展迅速。“机户出资，机工出力”，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下，资本主义萌芽茁壮成长。明代商业经济是在宋元商业经济的基础上继续和发展的。宋代，冶金、造船、纺织、印刷、制瓷、制盐等行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技术进步。农业发展，手工业繁荣，纸币流通，酒饭茶肆兴旺，海外贸易频增。元代，随着蒙古铁骑入主中原，南北大一统，结束了唐末以来的纷争与战乱，农业逐渐恢复。宋末之后，我国城乡的手工业和商业又重新焕发了生机。朝廷重视商业经营，“以功利诱天下”，商人的地位大大提高了。

明代初期，商人们的身影遍布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商人们亦开始附庸风雅，“与贤士大夫倾盖交欢”。文人士子们也逐渐改变不屑与商贾为伍的态度，留恋于市井民巷。文人仕者的身上越来越具有一种世俗平民化的特征。商人们对财富的掌控及其社会参与程度的加深使明代社会被金钱的光辉所笼罩。金钱，逐渐成为维系人与人之间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纽带。传统的儒家圣化观念已面临前所未有的猛烈冲击，传统的仁义道德、忠君守阙思想开始无条件地让位于个人主义和利欲的追求。物质至上，精神世界世俗化，传统的伦理观念和道德观念沦丧，封建宗法大厦日渐倾圮，封建社会秩序受到严重的冲击。在激烈的生存竞争和游戏规则中，金钱日益成为一种衡量人的价值标准和崇拜对象。

在她的爱情破灭之后，她完全可以带着藏有万金的百宝箱飘然离去，但她却选择了投江，保留下生命中最后的尊严。她的精神世界是独立的，她的人格亦是独立的。杜十娘13岁零落尘泥，七载之间，历过无数公子王孙，个个都不惜倾尽家财。虽有鸨儿从中盘剥，杜十娘却仍存下“装满金银翡翠，各色珍奇”的百宝箱。杜十娘为了在扭曲的社会中生存下来，不得不承认金钱的重要性，不得不喜欢金钱。杜十娘深知自己的“商品”性，自己只不过是被当作高级商品“出售”而已。因此，她“久有从良之志。”盼望着自己能够成为一个肉体与人格都“独立”的人。身为下层，却深藏万金巨富，从某种程度上说，杜十娘在经济上是“独立”的。金钱成为杜十娘追求独立人格的物质基础，为杜十娘谋求独立人格提供了可能。

2 抬望眼，香消魂断撼坼千秋世

封建社会的男性，无论公卿士族还是布衣书生，他们人生的至上追寻唯有“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封爵赐禄、光耀门楣。统治阶级的垂爱是他们获得那些无尚“光荣”的唯一的橄榄枝，当任何妨碍他们仕途经济的人或事出现的时候，他们便会毫不犹豫地将那些人或事摒弃和铲除。这种先天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是封建专制社会中的男性无法逃避的。这是一种必然。而封建专制社会中的女性只不过是男性专权下的附庸，当她们成为男性仕途经济上的阻碍或是危害男性在等级社会中健康“成长”时，她们便会被男性负心寡情地、毫不犹豫地抛弃。李甲的负心薄幸是封建宗法社会男权专制的必然和代表，李甲的负心薄幸不只是他个人的人格缺陷，更是封建专制社会的性格缺陷。

从一个侧面上看，杜十娘以纵身投江来捍卫自己的独立人格，是对男性负心薄幸的血泪控诉。可是，若我们细细品味，不难看出，这一切亦更是对金钱罪恶的锋芒指斥。杜十娘的悲剧是一个凄美壮丽、激动人心的爱情悲剧。造成她悲剧命运的根本原因是封建礼教的滔天罪恶。封建礼教对青年男女自由爱情的扼杀，本是封建时代的普遍现实，并非明代所特有，但是杜十娘爱情悲剧中显现的独立人格却孕育在明代城市经济繁荣发展和市民思想勃兴的反理学的进步思潮中，其本质是“情”与“理”的矛盾，其实质是对封建礼教、封建社会的指斥。

她用心良苦地经营自己的爱情，但万万没有想到，一年多的恩爱与海誓山盟，竟然抵不过萍水相逢的新安盐商的一番挑唆和一千两银子的蛊惑。在李甲心中，她终究是个。她痛悔自己的痴情，仇恨造物的捉弄，诅咒礼法的虚伪。杜十娘在猝遭弃掷之时化悲泣为冷静，纵身投江，说明其心已死，而此时也正是其独立人格觉醒之时。杜十娘的壮烈投江显然更具震撼力。她的独立人格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女性陈封几千年的压抑情感的爆发，她的独立人格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女性指斥男权压迫的匕首与投枪。杜十娘的沉江断魂足以撼坼千秋万世的世人之心。她的独立人格亘古未有，她的沉江悲情天地尤怜。杜十娘的独立人格谴责的是封建社会的负心薄幸、金钱罪恶，谴责的是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谴责的是宗法社会男权的专横束缚。杜十娘的独立人格之锋芒直指封建社会的主轴动脉，其社会意义广泛而深远，其历史回响持久而弥远。

3 回眸处，丰碑永驻笑傲天地间

金脂妆楼，舞袖添香，轻纱慢拢，秋波百媚。悠悠一曲青楼梦，赢得生前身后名。作为生活在封建等级社会最低层的一位青楼名姬，杜十娘的独立人格在中国青楼文学史上可称得上永镌千古、流芳万世。杜十娘的独立人格，使青楼女子乃至整个封建社会中的女性摆脱了“物品化”的囹圄。中国青楼文学发展到杜十娘形象的出现，才真正把的人格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主体意识才开始成为作家们创作实践关注的焦点。

杜十娘渴望“万里丹霄，何防携手共归去，永弃却烟花伴侣”。较之悲凄哀婉的霍小玉，私奔遭逐的李千金，麻木随波的谢天香……其人物形象的透明化、动态化、立体化展露无疑。较之前人对女性形象塑造拘于意识化、静态化、平面化的捆束，杜十娘的形象对女性作为“人”的人性化关注大大加强了。杜十娘沉宝投江的悲壮之举便是封建社会的女性对生命本质的感悟外放，生命的价值、人生的本真是人类永恒探索的不解之题，而对于身处中国古代封建宗法社会中的各式女性，人格的独立、自我的觉醒、命运的归宿、灵与肉的统一，永远是值得深深思索的。杜十娘的独立人格犹如屹然矗立于天地间的丰碑，在中国文学史上拥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作文青楼文学中的女性，其独立人格的出现使的主体意识得到充分地关注；作为独立的女性形象，其独立人格的出现为《红楼梦》中个性各异的女性群像的塑造奠定了基础，铺平了道路。

杜十娘的生命结束了，可她那炽热的、跃动的激情仍在；杜十娘的悲剧结束了，可她那执著的、真挚的追寻仍在。杜十娘以她的飒爽，思忖着她的苦短心事；思忖着她投江断魂的千古流芳；思忖着她镌刻铭诔的天地永傲。物欲横流、浊浪蔽空的明末社会，正是因为有了杜十娘的独立人格，人性的光辉才没有泯灭，而是焕然勃发为熊熊火焰照亮乾坤；束缚人欲、桎梏伦常的封建宗法大厦，正是因为有了杜十娘的独立人格，才会面临千百年来从未有过的颓然溃圮之兆；姹紫嫣红、百艳竞逐的中国文学，正是因为有了杜十娘的独立人格，女性对自我的关照才会凝眸良久、精深邃远。杜十娘的沉江悲情以其惊人的震慑力刺破苍穹，人们在慨叹杜十娘傲世独立的人格的同时，更应该关注其人格内质中所蕴涵的生命的真谛。杜十娘的生命在她的侠骨悲情中得到了慰籍，而她带给我们的关于生命的感悟与动容，也将随着那滚滚逝去的滔滔江水延绵永生永世！

参考文献

[1] （明）冯梦龙.闲云庵阮三偿冤债[M]//喻世明言：第四卷.唐松波校注.金盾出版社，2005：81.

[2] （明）冯梦龙.卖油郎独占花魁[M]//醒世恒言：第三卷.唐松波，校注.金盾出版社，2005：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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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纵观我国历史长河，可以看到许多值得追溯和深思的章节，我国的资本主义萌芽相对西方国家来说起步较晚，但却在一定时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明清时期可以说是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在这期间中国经历了西方文化的洗礼，又经过了的创伤，但是也为资本主义在中国发芽、生长提供了一定的基础条件。本文将从我国明清时期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与发展条件着手，进而分析了资本主义在我国难以发展的原因，最后得出了对我国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启示。

关键词：资本主义明清时期发展

追溯起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应该是在明末清初时期，而中外历史界也最关注明清时期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发展，因为资本主义的起源在明清时期，所以，至今仍然有大批史学家与经济学家钻研该问题。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时间，据推算应该在公园十五世纪中段，之后经过十六、十七两个世纪的发展逐渐开始有所起步。而十八世纪末期彻底打破了旧中国传统小农经济模式，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影响下，半殖民半封建中国开始步最初的资本主义歪曲的探索道路。

一、明清时期资本主义的发展

资本主义在我国确实是始终无法进行到底的一项运动，正是因为只是在封建中国短期存在过，所以资本主义在中国从未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存在，这也充分说明了资本主义其实并没有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一个固有时期的状态。明末清初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具有自身一些特点。

在明代时期，资本主义未能形成是因为一部分国内剥夺生产者的现象消失，而且社会小生产者的分化速度也逐渐变得缓慢，这段时期国外的资本主义状态还未真正形成，因为并没有一个相对集中的资本积累，此时在少数地区寥寥无几的资本主义生产力量也十分薄弱。清代时期，部分东南地区拥有着较高的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但也未能为资本主义的兴起提供充足的社会经济条件。而当时，地主阶级却拥有十分强大的经济实力，少数地主完全可以掌控所管区域的经济活动，这就是明代资本主义萌芽形成的最初形态，虽然因为封建社会的原因，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资本主义萌芽都未见起色。

二、资本主义难以发展的原因

在我国明清时期，资本主义的发展举步维艰，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其原因并不只是一方面，下面将对资本主义难以发展的原因进行详细阐述。

1、封建社会自身条件的阻碍

封建社会在中国已经存在了不止一个世纪，因此，无论明清时期的中国如何发展都无法打破封建制度与封建专制统治的固有模式。抛却封建专制制度的起源不说，封建地主制在我国却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封建制度的顽固存在并不能靠短期的经济发展就能连根拔除的，它深深地植入在每一个封建中国人的心中，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资本主义无法得到在明清时期的中国得到顺利的发展。

2、中国自身的封建社会生产力

秦汉时期以来，中国经济就开始了漫长又稳步的发展，即使在后来的唐宋元明清朝，封建中国的社会生产力都处于较高水平。但是，尽管生产水平达到了一定要求，可是封建社会生产仿佛一个圆圈，始终循环前进，无法做到向前发展。因为战乱原因的影响，导致每一次战乱后社会经济都要重新起步发展，这就形成了在封建中国要无数次零起步来使社会经济复苏，严重破坏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积累条件。

3、封统治者的建专制主义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

明清时期，中国大部分商业如纺织业、制造业等都属于清朝官府机构的御用制造厂家，无论新兴行业发展速度多么迅速，都无法逃脱被封建专制主义掌控，几乎每种产业都是作为明清朝官府机构而存在。不仅如此，明清封建统治对社会小农经济进行了严重的限制和干涉，曾经占有社会主导地位的封建手工业已经被限制发展成为副业地位。自古以来，我国封建统治政府禁止商业发展，严重的“重农抑商”政策成为了资本主义萌芽无法顺利发展的主要障碍。尤其是明清时期经济发展较好的城市往往都是封建专制主义的支配城市，它们无法自由发展，无法获得自身经济的独立。

三、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的启示

首先，我国明清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现象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经过几番周折资本主义最终无法在我国得到较好的发展，更说明了明清时期我国的封建制度顽固的根基对明清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影响非同小可。它代表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进程，也代表了明清时代社会生产力的普遍发展水平。尽管资本主义并未在我国历史上有过真正含义的发展时期，但却为后人对资本主义的研究提供了充分的历史材料。

其次，只有良好稳定的社会环境做铺垫，才能够推动社会新的生产方式的顺利运行。无论经济多么发达，仍旧需要先封建专制主义之后才能够有空间去接纳的新的社会生产方式。明确时期资本主义的发展没有长期发展下去，这在一定程度上并不是坏事，资本主义的消亡使得中国逐渐意识到自身发展道路是否正确，也为后来民族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正是资本主义的失败才拥有了今日社会主义的成功。

四、总结

综上所述，通过对我国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的浅析得到了一些启示和结果，从本文研究中可以看出人们研究历史的人不能单纯的从历史学方面谈历史，而是必须要认真学习与时俱进的知识理论，掌握大量史料，对历史学以外的其他科学领域进行深入研究。如今，我国的经济日益向前发展，而经济全球化也必定使得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贸易紧密相连。在新时期的社会形势下，中国必须勇于前进、开拓进取，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才能够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

参考文献：

[1]杨益.明清资本主义萌芽和近代资本主义间的关系[J].历史学习,2004(11).

[2]刘光临.回归传统:历史学视野中的资本主义[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

[3]广红娟.论资本主义萌芽与市场经济萌芽相互关系及其学术应用[D].西北大学,2010.

[4]殷松华.明清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J].历史学习,2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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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关汉卿 宗法思想 《窦娥冤》

中国古代艺术根植于宗法社会，宗法思想对中国古典艺术有深刻的影响。刘道广先生在《中国艺术思想史纲》前言中指出：“中国艺术思想受制于传统宗法意志和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艺术思想也在挣脱宗法意识的制约中有所变化。”元代戏剧向来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期间涌现的许多大剧作家都为后世留下了不朽的作品，其中最优秀的就是关汉卿。下面笔者以这位最优秀戏剧家的卓越代表作——《窦娥冤》为例，探究作者在进行艺术创作时对宗法思想的接受与超越。

一、宗法思想与古代中国社会的关系

简单地说，宗法思想是对宗法制度所内含的一系列社会关系进行的理论概括的总和。毫无疑问，宗法制度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最重要、最根本的政治制度，广泛存在的宗法关系是它的基础。起先，这种关系体现的只是宗族内部的组织原则，以及根据与首领血缘的远近而排列的财产分配、继承系列。特别是当国家产生以后，宗法关系就由狭隘的宗族内部关系改制为具有国家法律意义的权力再分配制度。待其逐渐成熟后，进一步对我国古代封建伦理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形成了极大的补充，主要表现在强调血缘关系和等级特权的忠君孝亲，构成了极具宗法特征的“三纲五常”道德体系，不知不觉成了中国人不可磨灭的“精神基因”的重要部分。因此，在古代的中国，不管人们处在社会的哪个阶层，也不管人们的政治意识形态有多么的迥然不同，他们的社会观相通的。也就是说，对绵延几千年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而言，家庭是社会的微缩，社会是家庭的放大，国家、社会、家庭是同构的。如此一来，没有“逃脱”，没有“幸免”，中国古代的经济、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哲学、文化等等，时时处处、方方面面都贯穿了“伦理至上”、“伦理即法”的精神。而艺术家们，或者说是中国古代的文人，他们作为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也无一不受到这一宗法伦理体系的浸染，进而他们把这种思想无形地灌注到文艺创作之中，滚雪球般地影响了更多的受众。

二、从《窦娥冤》看关汉卿对宗法思想的接受

关汉卿最重要的代表作《窦娥冤》几乎家喻户晓，作者在剧本中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角色，从中可以看出大师分明的爱憎。对于这位艺术家一心所肯定的角色，对于一些能明显看出作者流露出钦羡感情的情节，无不可以看出宗法思想在其身上所打下的深深烙印。

1.对以孝道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观念的极力称颂。

孝是宗法社会的必然要求，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精神核心。窦娥是中国封建社会伦理道德的完美体现者，是恪守妇道、处处孝顺的典范。作为童养媳，十多年来她勤恳侍奉婆婆；因为担心婆婆受刑，主动屈招是自己药死张驴儿父子；在被押赴刑场时，为了避免惊扰婆婆的痛苦，要求绕路而行；就算到最后鬼混复仇完要离开人世的时候，还请求父亲代为尽孝。关汉卿在刻画窦娥这一人物个性时，竭尽所能地夸赞她的孝道和善良，毫不避讳地体现了自己对这一伦理道德观念的极力称颂。

2.对妇女再嫁的否定与谴责，极力维护父权意识。

封建礼教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是统治者剥削、压迫人民的工具。其中包括如大家熟悉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男尊女卑。这些封建礼教的伦理纲常，都是独尊父权，表现在两性关系上，则是女子成为男子的附属品和驯服的工具。在《窦娥冤》剧本中，这种独尊父权、维护父权意识的例子俯拾皆是。作者要么借窦娥之口强烈谴责婆婆答应改嫁张驴儿父亲的“不贞不洁不守妇道”；要么把窦娥誓死不再改嫁之举作为正义的行为来歌颂；要么借窦天章之词，大谈恪守妇道、维护男权意识和封建礼教的正义性和不可违背性。显然，关汉卿正是通过这样鲜明的对比表现了自己对妇女再嫁的否定态度，体现了其男权思想的本质所在。

3.期望通过“科举”达到参与政治，实现“治世”的理想。

在中国传统社会，如果说宗法思想对女人的最大伦理道德要求是“节、孝”的话，那么体现在男人那里，更多的是“忠、义”。“忠”的要求主要体现在高中科举，荣宗耀祖，忠君报国。因此对于传统文人而言，通过科举进入仕途，转变穷困的境遇是毕生的追求。作为封建时代传统知识分子的关汉卿，他同样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渴望能够通过科举之道实现其“治世”理想。可悲的是，元朝统治者中断了长达77年的科举考试，使得他和当时广大被压迫的人一样沦为“老九”。于是他便将这种向往寄托到了《窦娥冤》里窦天章的身上，通过他窦天章成功的肯定和赞许，侧面、间接体现了艺术家受到宗法思想的深刻影响。

三、从《窦娥冤》看关汉卿对宗法思想的超越

作者通过对剧本《窦娥冤》的创作表达了这样一个思想：他原以为像窦娥这样一个贞孝两全、对封建传统伦理道德极力信奉和维护的忠诚良民，本应该得到统治者相应的表彰和嘉奖，然而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她这样一个温顺的下层女子却遭受到了最无情、最彻底的毁灭。这样的一个社会，不仅对它的反叛者没有任何包容，甚至还将魔爪伸向了它的顺民。想安分守己做下人，做奴隶都要遭到毁灭。因此关汉卿借窦娥这一形象，向她所在的吃人社会进行了严厉的控诉。可以说，在那样一个时代，作为一个毫无背景的深受宗法思想影响的艺术家能公开表达出自己对封建皇权、封建社会的不满，这无疑是一个对自身，对宗法思想的巨大超越。关汉卿是时代激越的反抗志士，也是时代冷峻的批判者。无论是反抗的高度，还是批判的深度，都体现了封建社会一个仁人志士忧国忧民、与命运作殊死抗争的过程。

四、结语

我们在评价艺术作品和艺术家时，是不能绝对超越其所生活的社会背景的。关汉卿生活在元代封建社会，必然要带有那个时代的社会属性，更何况他是一个饱读儒家经典的文人，深受儒家思想和封建伦理道德的浸染，作品中透出这些根深蒂固的思想底蕴正是其本身所无法挥抹去的主流文化意识。从这个角度来说，关汉卿及其作品都无可避免地具有了文化思想判断上的积极性和消极性。但就其敢于向强大的封建社会提出质疑和抗争这点而言，若将其置之于元代那个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来审视，则无疑是具有巨大的积极进步意义的。哲人有言：对于古人，我们不是看他比其后人少做了些什么，而是要看他比其前人多做了些什么。对于关汉卿及其作品也应当如是评价。从这样的唯物史观来看，关汉卿确实称得上是我国最早、最伟大的戏剧家。

参考文献：

[1]刘道广.中国艺术思想史纲[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9.1：176.

[2]陈国华.关汉卿《窦娥冤》的价值取向探究[J].四川喜剧，2007（03）.

[3]黎烈南.《窦娥冤》研究中一个易被忽略的问题[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5（05）.

[4]陈殿生.激越与冷峻—关汉卿思想情感浅探[J].吕梁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04）.

[5]孙叶丹.宋代家法族规与儒家伦理道德的关系[J].党史博采（理论），2007（05）.

篇6

【关键字】反叛，才华横溢，木石前盟

林黛玉，因为是受恩于神瑛侍者的绛珠草，所以才有了“木石前盟”；因为是寄居在贾府的孤儿，所以失去了嫁入豪门的资本，所以纵然她用一生的眼泪去还了宝玉的灌溉之恩，却没能与宝玉终成神仙美眷。然而这一切没有阻碍她成为一个才情美人，却相反让她在反叛的道路上走的更远。

在生活中，在爱情里，黛玉看不见未来，于是她有眼泪洗刷封建社会留给她的污秽。在那个“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社会里，林黛玉偏偏是个才华横溢的少女。

在贾妃省亲的时候，她不过是“胡乱应了”，却在众姐妹中名列前茅；在香菱为学诗而求师时，薛宝钗笑她“得陇望蜀”，而黛玉却能“诲人不倦”；尤其在对待宝玉的行为的态度上，我们更能看出林黛玉与当时封建统治阶级背道而驰的思想性格特征。

林黛玉的诗才是人所共知的，贾妃省亲命众兄弟姐妹做诗，因限于“一匾一咏”，所以林黛玉“只胡乱作了一首五言应景罢了”。贾妃的评价是“终是薛林二妹之作与众不同，非愚姐妹可同列者”。

第三十七回“秋爽斋偶结海棠社”，当探春的丫头侍书为大家备下笔纸，各人“便都悄然各自思索起来”。而这个时候的黛玉“或抚梧桐，或看秋色，或和丫鬟嘲笑”，在众人催她时，她便“提笔一挥而就”。而且众人看完的评价又是果然比别人又是一样心肠”。

而从第三十八回的标题“林潇湘魁夺诗”我们便可知道，在这一轮的诗才较量中，纤弱的林黛玉又一次技压群芳。

丰厚的民族文化的珍贵遗产，特别是优秀的古典诗歌，把本就秀外慧中的林黛玉塑造得更加风神灵秀。然而这种积淀着文化底蕴的美是为封建礼教所不容的，但被封建统治者绝不能接受的，是林黛玉的叛逆思想。

“金玉良缘”冲击着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木石前盟”，宝钗的介入，让宝黛平稳发展的感情掀起了波澜。

论风姿，一个公认有病态美，袅娜风流，一个公认有健康美，妩媚鲜艳；论才学，一个魁夺“诗”，一个讽和“螃蟹咏”；论门第，一个是侯门之后，一个是皇商之家，与贾府都是门当户对；论亲缘，都是宝玉的表姐妹，结成姻缘都是“亲上加亲”，所以二人都有资格成为贾宝玉的婚姻对象，然而贾宝玉却钟情于黛玉，原因就在于黛玉有与他同一立场的反叛精神和叛逆思想。

林黛玉从没有像薛宝钗一样，喋喋不休于规劝贾宝玉委身于“经济之道”，相反，她对贾宝玉的行为举止持一种纵容甚至支持的态度。林黛玉寄人篱下，又是个女子，这使她比宝玉更容易察觉到世态炎凉，也比宝玉受到封建压迫多一层，这也就决定了她比宝玉具有更强烈的反封建要求，同时也决定了她在叛逆道路上往往较宝玉先走一步。

黛玉从不规劝宝玉“立身扬名”，也不以“仕途经济相劝”，并且对宝玉偷读《西厢记》等书给予“果然有趣”的言语支持。从她给予宝玉这种语言上的支持我们可以看出林黛玉所追求的是一种平等自由的恋爱婚姻制度，同时，也是贾政为宝玉安排的人生道路的一种无声的反抗。

宝玉为黛玉的不顾一切的倾心，原因就在于他们叛逆思想上的同盟，而且往往林黛玉的叛逆意识还要强于宝玉，对于宝玉与丫头们厮闹，毫无主仆界限，黛玉也是持一种听之任之的纵容态度。她从来不会阻止宝玉“调粉弄脂”，袭人与宝玉的暧昧关系，在大观园里可谓是公开的秘密，大家都心领神会而不在口上相传，而林黛玉却当面对袭人说：“你说你是丫头，我只拿你当嫂子待。”在人生道路的纵容和支持，让宝玉找到了叛逆思想上的同盟。在封建思想禁锢的贾府里，林黛玉的叛逆招来的，只有贾母等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的卫道士的日渐冷落，这样的叛逆根本无法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

篇7

关键词：封建社会；经济思想；宏观经济；经济调节；政府干预

中图分类号：F09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2－0168－04

虽然从表面上看现在我们采用的经济调控政策十分的西式化，实际上很多地方都体现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影子。中国在漫长的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历史阶段中孕育出了非常丰富的宏观经济管理思想，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封建经济并不是像西方社会那样完全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系，而是一个商品经济体系。西方历史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特征表现在其最小经济单元为领主庄园，在这个最基本的经济单元中可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给自足，不需或很少与外界发生商品交换。中国封建经济体系中最小经济单元是个体农户，所谓男耕女织，大量手工业产品及非自产消费品都需要通过商品交换从外界取得，因此中国封建经济体系中历来都具有商品生产和流通因素。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持续时间长，原因除了通常所说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超稳定性，还在于具备与之相适应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体系。由于中国政治上大一统政治体系的存在，它在经济领域形成了与之相配套的经济管理方式，即国家以直接参与经济的方式管理和干预经济。第二方面的原因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始终存在巨大的冲突和矛盾，这些冲突和矛盾每当积累到达一个顶点，就以社会组织崩溃，也就是改朝换代的方式予以暂时缓解，然后进入下一个循环，矛盾因素重新开始积累。尽管封建社会进程中众多参与者最终没有能够彻底解决这些矛盾，历朝历代的当政者还是做出了自己的尝试和努力，因而为后世留下了卓越的经济思想。历史不会以断裂的方式向前演进，作为历史的后来者不应该忽视这些经济思想和历史经验。现代社会经济与封建社会经济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有必要对这些经济思想和历史经验仔细分析，加以利用。

本文试图引入现代经济理论分析工具，分析历代当政者的经济管理思想，从中梳理出中国封建社会宏观经济管理思想的大致脉络。研究方法基本上采用实证分析方法。研究对象包括管子[1]、桑弘羊、王莽、刘晏、王安石和丘浚，之所以选取当政者的经济思想作为分析对象，是因为他们都是直接分析和解决社会现实经济问题，其对策和措施都具有可操作性，同时有切实的经济运行结果或效果可以比较，这些都使得研究者更容易看清楚经济事物内在的相互关联关系。

一、封建社会宏观经济管理的指导原则

宏观经济管理指导原则是经济管理者在制定经济政策和措施时所采取的出发点和基本思路。封建社会生产力低下，人们认识水平不高，但经济管理者通过观察实践总结出不少有益的指导原则。这些指导原则总体上表达了生活富裕、国泰民安的良好愿望。管子把国家的“德”具体化为政府要做好的六件事，“德有六兴。……所谓六兴者何？曰：辟田畴，利坛宅，修树艺，劝士民，勉稼穑，修墙屋，此谓厚其生。发伏利，输（土带）积，修道途，便关市，慎将宿，此谓输之以财。导水潦，利陂沟，决潘渚，溃泥滞，通郁闭，慎津梁，此谓遗之以利。薄征敛，轻征赋，驰刑罚，赦罪戾，宥小过，此谓宽其政。养长老，慈幼孤，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此谓匡其急。衣冻寒，食饥渴，匡贫窭，振罢露，资乏绝，此谓振其穷。”[2]管子在这里给我们描述了理想社会的各种经济特征，发展生产、兴修道路和水利、低税赋、解决社会保障等等，同时我们也清楚地看到政府在这个理想社会模型中所占据的控制和主导的地位。

1．国家视角

历代当政者经济管理思想的一大特点是其国家视角，即最终目标是要使国家里的所有人都能够“各安其分，各得其所”，不能使某一阶级或阶层过于贫穷而处于危险的边缘，同时有着“治大国，若烹小鲜”的自我心理感受。一方面，这与和谐中庸的中国传统哲学理念一脉相承，理想社会的标准是“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统治者的任务正如明代文渊阁大学士丘浚所言：“为天下王者，惟省力役，薄赋敛，平物价，使富者安其富，贫者不至于贫，各安其分，止其所，得矣。”[3]另一方面，这也是当政者在处理社会经济问题时所必须采取的现实态度，因为社会中任何一部分人过贫或过富，都会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直接威胁到统治者政权的稳定性。管子在国蓄篇中就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4]

在国富和民富的相对关系认识上，封建社会经济管理者前后发生了很大的转折。早期的经济思想中是将二者对立起来，管子从维护统治秩序的角度出发，提出人君对民众财富要做到“富而能夺，贫而能予”[5]。商鞅从实施农战政策，增强国家军事实力的角度出发，提出强兵就必须使民弱、民愚，“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国强”[6]，表明当时的管理者只看到这个问题统治者强势的一面，片面地强调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和索取。到封建社会后期，经济管理者已认识到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民富是国富的基础和前提，丘浚指出：“善于富国者，必先理民之财，而为国理财者次之”[7]。通过促进生产，增加全社会财富总量，进而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有以生之而财之源生生不穷，有以理之而财之流陈陈相因，如是则在于民也无不足，而用于君也恒有余矣。”这较之孔子“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的简单论断有了很大进步。

此外，国家视角还有一重含义在君主对天下自然之物的所有权，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经济体现。桑弘羊说：“山海之利，广泽之畜，天下之藏也，皆宜属少府。”[8]而到封建社会后期丘浚提出：“天生物以养人，非专为君也，而君专其利，已违天意矣。”[9]可以看到，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们认识水平在提高，自身经济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君主所有权观念在不断淡化和减弱。

2．国家占据经济管理优势地位

在国家调节经济过程中，当政者认识到自身必须在市场中处于优势地位才有利于调节措施的进行，管子轻重论是典型代表。他指出：“轻重之大利，以重射轻，以贱泄平。”[10]“与天下调，彼重则见射，轻则见泄，故与天下调。泄者失权也，见射者失策也。”[11]管子充分利用“物以稀为贵”的经济原理，顺势而为，非常灵活地调节经济。当市场流通中有较多的谷物时，国家控制货币，则货币的相对价格高，当国家收购谷物后，市场流通中的货币较多，则谷物相对价格高，这样在货币与谷物的相对价值运动过程中，因国家占据垄断地位而总能够保持经济调节的优势地位。在这一经济调节过程中，国家事实上扮演着一个大垄断商人的角色。在对外贸易交换中，这一原则相应演变为保持对外贸易优势地位。“天下轻，我重”[12]，“善为天下者，谨守重流，而下不吾泄矣……此以轻重御天下之道也。”[13]也就是说管子认为一个国家在对外贸易中要出口相对价格高的商品，进口相对价格低的商品，借此达到在对外贸易中占据优势地位的目的。

3．经济信息的重要性

封建社会经济管理者很早就非常清楚地意识到掌握经济信息的重要性，对经济进行宏观调节，必须是在充分占有经济信息的基础上，而这恰恰是自由竞争市场调节下单个市场参与者所无法做到的。经济信息的迅速流动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国家和政府借助自身天然优势可以促进经济信息的收集、整理和传播。管子说：“田有轨，人有轨，用有轨，乡有轨，人事有轨，币有轨，县有轨，国有轨，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同时，“国轨布于未形，据于已成，乘令而进退，无求于民，谓之国轨。”[14]“国轨”是管子制定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一旦规划形成，宏观经济调节便依此展开，绝非随意而为。另外，《管子》中问篇、八观及入国等篇列明了对国民经济状况进行调查的详细问题，其设计非常细致周密[1]362－364，反映出管子作为一国经济管理者对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了然于胸。

到唐代，著名理财家刘晏第一次建立了全国商业价格情报系统。《旧唐书・刘晏传》载：自诸道巡院距京师，重价募疾足，置递相望。四方物价之上下，虽极远不四五日知。故食货之重轻，尽权在掌握。朝廷获美利，而天下无甚贵甚贱之忧，得其术矣[15]。可见政府为获得即时信息不惜花费大量开支，在实践中价格信息在政府调控经济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成功。

明代，丘浚建议：“在内，俾坊市逐月报米价于朝廷；在外，则闾里以日上于邑，邑以月上于府，府以季上于藩服，藩服上于户部。使上之人知钱谷之数，用是而验民食之足否，以为通融转移之法，务必使钱常不多余，谷常不至于不给，其价常平。”[16]由此，在政府内部建立起一个商业信息报告体系，使得政府能够及时掌握市场动态信息，相机制定决策，调节供需，平抑物价。

二、国家宏观经济调节的必要性

国家和政府是否有必要对经济进行干预，以及如何干预，在经济学发展史上始终存在分歧，直到现在仍是一个没有达成统一认识的问题。经济实践表明单独实行某一方面政策也是各有利弊。在我国封建社会历史阶段中，国家干预是主基调，封建社会管理者是在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之后才推行这一国策。

在理论层面，管子最早以朴素的方式提出了“经济人”的概念，他认为人之本性是“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得所欲则乐，逢所恶则忧，此贵贱之所同有也。”[17]然而，与西方同样是经济人的微观基础，但引出的结论却很不相同。亚当・斯密由经济人假设得出的结论是自由竞争、市场调节原则，管子得出的却是国家干预的结论，“好恶不同，各行所欲，而安危异焉，然后贤不肖之形见也”，而且“物有多寡，而情不能等，事有成败，而意不能同”[18]，故必须有政治权力（在管子看来，这是超阶级的）出而为之指导，使其避害而就利[1]303。由此我们似乎可以做一个假设，在抽象的经济人概念掩盖之下，中西方经济体系中作为经济主体的个人，存在很大的差异，导致其经济行为和社会发展模式出现明显的差异。

此外，管子还从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出发说明国家宏观调节的必要性，“岁适美，则市粜无予，而狗彘食人食。岁适凶，则籴釜十镪，而道有饥民”，“物适贱，则助而无予，民事不偿其本。物适贵，则什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19]表明在年景好与年景差时粮食价格相差十倍之多。《管子》中还有一些不同地区粮食价格差异的记载，如《轻重乙》所载：“昔狄诸侯，亩钟之国也，故粟十钟而锱金。程诸侯，山诸侯之国也，故粟五釜而锱金”[20]，表明粮食高产区和低产区粮价相差约二十倍。从以上记述中可以看出，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生产生活过分信赖自然条件，外界自然环境变化会对商品生产和商品价格造成巨大冲击，导致经济剧烈波动。在这种情况下，商品流通服务变得格外迫切。由政府出面组织调剂，本着安定百姓生活的社会公共性目标（而不是纯粹以赢利为目的），在谷物丰收时收购存贮，到谷物歉收时投放市场，或将谷物从高产地区运往低产地区，以调剂余缺，为社会经济稳定和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商人似乎不能起到稳定经济和价格的作用，他们会在商品丰裕时故意压低市场价格而后收购，或在市场商品短缺时囤积居奇，使得短缺现象更加严重，从而提高商品价格，以期在抛售时获取更多利润，这样做无疑会使商品价格波动更加剧烈，不利于生产发展和百姓生活。王安石在其市易法建议中说：“京师百货所居，市无常价，贵贱相倾或倍本数。富人大姓皆得乘伺缓急，擅开阖敛散之权。当其商旅并至，而物来于非时则明抑其价，使极贱而后争出私蓄以收之。及舟车不继而京师物乏，民有所取，则往往闭塞其蓄藏，待其价昂贵而后售，至取数倍之息。”[21]

另外同等重要的是，不论是在农业还是在工商业领域，兼并始终是经济发展的阻碍，更是社会不稳定的直接诱因，各朝经济管理者普遍持打击态度。汉代桑弘羊在主张国家经营盐铁时，指出专卖政策是为了抑制兼并，防止“豪民擅其用而专其利”[22]，“令意总一盐铁，非独为利入也，将以建本抑末，离朋党、禁侈、绝并兼之路也。”[23]王莽认为，对垄断性商品应该全面管制，防止豪民富商从中牟取暴利，剥削普通劳动人民。他说：“夫盐，食肴之将；酒，百药之长，嘉会之好；田农之本；名山大泽，饶衍之臧；五均赊贷，百姓所取平，以给澹；铁布铜冶，通行有无，备民用也。此六者，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于市，虽贵数倍，不得不买。豪民富贾，即要贫弱，先圣知其然也，故斡之。”[24]宋代王安石把抑制兼并由自然垄断行业推广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他指出：“有财而不理，则阡陌闾巷之，皆能私取予之势，擅万物之利，以与人主争黔首而放其无穷之欲，非必贵、强、桀、大而后能如是。”[29]也就是说如果国家放弃对经济活动的管制，采取放任的政策，必然产生兼并垄断，而不一定要有富豪大家存在才会产生兼并，因此他把摧抑兼并看成是封建国家的重要职能，其变法措施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摧抑兼并同时也与巩固封建统治直接相关联，这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分析。一是商业交易的核心原则在于交易双方地位的平等性，一旦商人经济实力过强，必定会对封建社会等级秩序提出挑战，从而危及统治安全性。二是富商大贾所经营事业一般规模较大，如盐铁业，必然聚众独处，时间一长难免产生脱离朝廷统治的倾向，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桑弘羊对此就曾提到：“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海为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25]，并指出：“鼓金煮盐，其势必深居幽谷，而人民所罕至。奸滑交通，山海之际，恐生大奸，乘利骄溢，散朴滋伪，则人之贵本者寡。”[26]

在讨论兼并产生的原因时，经济管理者也认识到由经济个体自身素质的高低差异带来的经济后果，桑弘羊说：“智者有百人之功，愚者有不更本之事”[27]，“道悬于天，物布于地，智者以衍，愚者以困。”[28]以后也有多人论及此点，因此，摧抑兼并也暗含了追求绝对平均的社会理想。

三、封建社会宏观经济调节的措施和目标

在中国封建社会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下，经济管理方式的独特性在于政府作为经济经营主体直接参与到经济运行过程之中，因为这样做可以将政府调节经济的公共性目标、维护政权稳定性目标和自身财政收入最大化目标三者有机结合起来，是当政者的最佳选择。而一般意义上的重农抑商国策，所要限制的是民营工商业，官营工商业则不在其列。随着朝代更迭，具体调节措施包括名称多有变化，但宏观经济调节思想和政策的核心一直没有发生改变。在封建社会中，农业占据国家经济大部分比重，因此调节政策主要围绕农业领域展开。一般常见的政策是，对农产品价格实行常平，对手工业产品实行专卖，在农业信贷方面实行政府专营。

管子提出由国家掌握生产及生活资料，贷或租与农民，同时运用价格政策，防止富豪大户兼并压榨农民。“委施于民之所不足，操事于民之所余。夫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敛积之以轻，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什倍之利，而财之扩可得而平也。”[29]由此可以看出，在管子的经济调节政策措施里，国家在市场丰裕、物价较低时购进，在市场短缺、物价高起时卖出，一则平抑物价，二则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三则打击富豪大户，一举三得。

汉代桑弘羊推出的经济政策中平准政策与管子类似，明显有变化而且直接发挥巨大作用的是盐铁酒的专卖。因为盐铁行业具有垄断性质，能够产生丰厚利润，以往富豪也多经营盐铁业。在桑弘羊实行专卖后，政府获得了巨额财政收入[30]，同时打击富商大贾，抑制兼并，巩固了封建统治。王莽所推行管制工商业经济活动的措施是六管政策，其范围非常广泛，几乎包含了当时社会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包括盐铁酒专卖、货币统一铸造、工商业征税和五均赊贷，其中五均赊贷是王莽经济管制措施中最突出的一部分。五均是指政府根据商品市场价格变动情况评定物价，并以“市平”价格作为标准采取相应调节措施，如购买和抛售商品，来稳定市场价格。赊贷则是由政府组织资金进行贷放。在这里，“强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贫”是实现了摧抑兼并，“公家有余”是扩大了财政收入，而“恩及小民”则是稳定市场价格，维护市场秩序，保护普通劳动人民利益，同样是一项政策同时实现了三项目标。

王安石在农业方面最有影响的是青苗法。青苗法是由政府拿出资金贷放于农民，其政策目标在稳定粮价和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同时，摧抑兼并，他还要求三等以上人户担负四分利息，而这些富户实际上不需要贷款，由此青苗法在摧抑兼并这一目标上走得更远。

明代丘浚非常重视商品市场价格的稳定，把“平物价”与省力役、薄赋敛并列作为“王者”的重要任务。丘浚所提稳定价格与前朝历代相同，不同之处在于他淡化了抑制兼并和扩大政府收入两项目标，表明他意识到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应当停留在保持经济体系和商品市场的稳定这一层面上，而对参与市场的经济个体不加干涉，而且政府不应当在干预经济的过程中谋取自身利益。

丘浚可谓封建社会经济调节政策的集大成者，观察论述面广，对历朝历代的各种经济政策措施悉数进行了整理，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他做出了方向性的转变，提出减少政府干预经济，只保留了“平物价”一项，同时在货币制度、财政预算、海外贸易、漕运、常平等方面提出诸多更加科学的政策主张，颇有新意，充分体现了现代社会经济管理的发展方向。在丘浚身上我们又一次看到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生生不息、推陈出新的发展和进步。

参考文献：

[1]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288；362－364；303．

[2] 管子・五辅篇

[3] 大学衍义补卷二五，市籴之令

[4] 管子・国蓄篇

[5] 管子・揆度篇

[6] 商君书・说民篇

[7] 大学衍义补卷二O，总论理财之道上

[8] 盐铁论・复古

[9] 大学衍义补卷一一三，戒滥纵之失

[10] 管子・国蓄篇

[11] 管子・山权数篇

[12] 管子・轻重乙篇

[13] 管子・山至数篇

[14] 管子・山国轨篇

[15] 旧唐书・刘晏传

[16] 大学衍义补卷二六，铜楮之币上

[17] 管子・禁藏篇

[18] 管子・禁藏篇

[19] 管子・国蓄篇

[20] 管子・轻重乙篇

[21] 续通鉴长编卷二三一

[22] 盐铁论・禁耕

[23] 盐铁论・复古

[24] 汉书・食货志

[25] 王临川集卷八二

[26] 盐铁论・复古

[27] 盐铁论・刺权

[28] 盐铁论・错币

篇8

关键词：原始社会；社会习俗；法的社会历史类型

引言

伴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类型的更迭，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相匹配的有不同的法的社会历史形态：奴隶制法、封建制法、资本主义法和社会主义法。原始社会虽然没有法，但是在这一时期存在的约束人们的行为，维护必要的社会秩序的原始社会习俗对于之后阶级社会的法的产生有着重要的作用。

一、法来源于原始社会时期社会习俗的异化

原始社会是人类发展的早期阶段。在这一时期，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生产工具相对单一且缺乏。个人的生产生活能力不足以独自对抗来自于自然界的灾害以及其他氏族的入侵，由于这种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的束缚，促使了群居成为原始社会时期人类生存的唯一方式——一种建立在原始共产制基础上的群居生活。人们共同劳动，平均分配劳动成果，没有阶级社会中阶级的划分，也没有代表阶级利益的各种机构和组织，没有政治国家和法律，其社会秩序是通过原始习俗来调整实现的。

原始社会习俗的形成具有其独特的方式。这种习俗首先是由个别人选择出来，进而被其他人来反复实践，最后被全体成员所遵从和接受。越来越多的人为了达到同样的目标，进而采取相同的手段，并在整个氏族部落之间流传开来，随着时间的发展演变成一种习惯，进而形成一种风俗。一个人想要参与一个氏族部落，就要接受这种习俗，采取这种习俗所确认的行为方式，这时才能被氏族部落所接受。在氏族部落内部，采取习俗所承认的行为方式才能被接受，违背习俗所承认的方式就要受到来自氏族部落的压力，虽然这种压力并不同于之后阶级社会的法的强制力，但确实有其约束力存在，甚至这种约束力有时更为残忍和血腥。

原有的社会习俗已经无法维护新型的社会秩序，新的秩序必须有新的社会规范来加以维护，在此情形之下，为了适应新的历史条件，原有的一部分社会习俗开始产生异化。一部分原有的社会习俗丧失了原来的属性，开始发生本质的变化，从原来代表社会整体成员的意志，逐渐的反映少数剥削阶级的意志，进而上升为国家意志。至此，原本属于体现氏族全体成员意志的习俗，变成支配着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异己力量——国家认可的习惯法。①英国的法社会学家科特维尔说：“法律起源于或者说应该起源于民德，民德渐渐演化为法律。”，“立法必须在原有的民德中选择立足点，……，立法为了自强必须与民德相一致。”②由此可以看出，最初的法是来自于原始社会习俗的异化，是来自于原始社会社会规范的异化。

二、 法的社会历史类型的释义

资产阶级法学家根据法的传统以及法的外部特征，将具有相同的历史传统以及法的外在特征的两国或者各国法律体系划分为同一法系。将世界上大概分为五种法系：中华法系、印度法系、阿拉伯法系、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但是这种法系的划分仅仅反映的是法的外在形式的划分，并不涉及法律的本质，是无法探究法的社会历史类型这一问题的。至此，法学家根据法所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以及阶级本质将法律划分为不同的社会历史类型，凡是处于同一经济基础的法并且处于体现同一阶级本质的法就属于同一历史类型的法，至此总结了人类历史上存在过的以及现实生活中正在存在着的法。而由于原始社会没有法，所以伴随着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及社会主义社会这几种社会形态的不断更迭，相应的产生了奴隶制法、封建制法、资本主义法和社会主义法。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也促进了法从低级向高级的历史发展。这四种法的社会历史类型大体上代表了法的四个发展阶段。

三、 法的社会历史类型的更迭规律

首先，法的社会历史类型更迭的根本原因是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法的社会历史类型的更迭并不是法律自身转变的结果，而是受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影响。社会基本矛盾是指，在社会这个有机体的无数矛盾中，起着本源的总制动作用的那个矛盾，也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法作为一种社会上层建筑，受经济基础所决定，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与此同时，法这种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社会的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因此法的发展规律同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密不可分，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是法的社会历史类型更迭的根本原因。

其次，法的社会历史类型更替的基本条件是社会革命。新的社会历史类型的法代替旧的社会历史类型的法不是自发地、顺其自然地产生的，而是在社会革命的过程中实现的。这种社会革命主要体现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在历史上存在的法国大革命、俄国的十月革命都是典型的社会革命的例子。经过社会革命，旧的法律制度被新的法律制度所取代，完成了旧的法的社会历史类型向新的法的社会历史类型的更迭。

四、 奴隶制法

奴隶制法是人类社会出现的第一种历史类型的法。是奴隶制国家制定或认可的，并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行为规范的总和。是由奴隶社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奴隶主阶级利益和意志的体现，是用以维护奴隶主阶级专制统治的工具。其主要有如下特征：

第一，公开的保护奴隶制生产关系。在这种社会历史类型的背景之下，我们看到的是，奴隶主不仅占有社会生产资料，同时还占有奴隶本身。奴隶主不仅直接掠夺奴隶的劳动成果，同时完全占有奴隶的人身。在法律规定上，奴隶并不是人，不是权利的主体，而是权利的客体——物。奴隶主可以随意的处理奴隶，可以买卖、赠与、继承、甚至是杀戮或是充当殉葬品，并不用承担法律责任。

第二，利用宗教迷信以及残酷的刑罚借以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将法律披上神权的外衣，将奴隶主阶级的残酷统治宣称是神的旨意。确认并且采用极其残酷的刑罚来维护奴隶主的私有制。

第三，公开的确认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差别。在法律上，明确规定了奴隶的无权地位，同时明确的划分了自由民内部的不同等级以及他们在法律上的不同地位。严格的划分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界限，维护奴隶主贵族的特权地位和奴隶主内部上下等级之间的关系。

第四，保留原始社会公社的残余。

五、 封建制法

封建制法同封建国家同时产生，是在奴隶制法之后出现的有一种私有制社会历史类型的法。是封建制国家制定或认可的，并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行为规范的总和。这一种历史类型的法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存在了很长时间，西欧从公元476年日耳曼人消灭西罗马帝国到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约1200年。中国从战国时期算起到，大约2400年。这一时期的封建制法的共同特征是：

首先，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以及农民对于封建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封建制法的所有法律规定，归根结底都是源自于保护其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封建土地所有制这个根本来服务的。

其次，确认和维护封建制的等级制度。维护专制王权。

最后，刑法极其残酷野蛮，罪名繁多。

六、 资本主义制法

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与这种经济形态相适应的法的社会历史形态也随之发展着。由于社会分工和生产者的独立所有权的发展开来，个人的主体意识加强，人们逐渐体现出其独立性，冲破了既有的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使得人们独立的创造使用价值成为可能，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转变为商品的交换关系，原先存在的“人的依赖关系”也逐渐的被“物的依赖关系”所代替，在此基础上所孕育出来的“天赋人权”以及民主自由思想都为原来的“义务本位法”向“权利本位法”的过渡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资本主义制法是在封建社会后期孕育的通过资产阶级革命而最终确立的。是资产积极国家所确立的依法治理的统治方式。它确认保障了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巩固了资产阶级同封建阶级革命胜利的成果。这种历史类型的法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关系为基础的，其所体现的国家意志来源于社会中占少数的资本家阶级。

资本主义制法的主要特征集中体现在如下的基本原则之中：

1、 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这一原则首次出现在1789年法国的《人权宣言》中：“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除非当合法认定的公共需要所显然必须时，且在公平而预先赔偿的条件下，任何人的财产不得受到剥夺。”这一原则是资本主义制法的首要原则。为交易安全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保障，对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有重大作用。

2、 契约自由原则。这一原则是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在法律上的体现。这说明法律赋予人平等的地位、独立的人格。在法律的范围内平等的处分自己的权利和履行自己的义务。在交易场合下，在双方达成合意的前提下变更彼此的权利义务关系。

3、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这一原则出现在《人权宣言》第1条和第6条：“人们在自由上而且在权利上，生来是平等的。”，“法律对于所有的人，无论保护或者处罚都是一律的。在法律面前，所有的公民都是平等的。”这一原则是等级社会和专制国家宣告死亡的标志，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义务本位法”向“权利本位法”的过渡是巨大的历史进步。这种进步无不反映了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时期，配合着相应的经济条件，法律所发生的根本性变革。那就是在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历史时期，这种以义务作为保障的法维持了“人的依赖关系”这种社会形态，而到了商品经济时期，以权利为本位的法维护了“物的依赖关系”这种社会形态。“权利本位法”并不是在法律规范或者法律关系的结构中不要义务，只要权利，而是在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上，确立权利的主导地位，确立设定义务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的保障权利的实现。

七、 社会主义制法

前三种法律制度都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之上，反映的是社会中占少数地位的剥削阶级的利益和意志，因此都是属于剥削阶级历史类型的法。而社会主义制法是建立在公有制的基础之上，反映的是工人阶级代表的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意志，因此是社会主义类型的法。从奴隶制法、封建制法、资本主义制法向社会主义制法的过渡，反映的是一种从低级向高级的法的过渡，无疑社会主义制法是人类社会最先进的法。当代中国法律制度属于社会主义历史类型的法，其主要具备如下特征：

1、 阶级性与人民性的统一。从阶级层面上来看，社会主义制法体现的是工人阶级所领导的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从具有阶级性这一点上看，社会主义制法与其他类型的法是一致的，但是不同的是这种法律制度的阶级性与人民的关系不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

2、 国家意志与客观规律的统一。社会主义制法反映的是全体人民的共同意志。这种意志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改变的，是一种同客观实际相协调一致的动态性统一。

3、 权利确认与权利保障的统一。社会主义制法在确认每个人享有平等的权利的同时，切实的保障每个人的权利。虽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种权利的保障还有很多缺陷，但是通过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这种保障可以逐步的得到提高，得到解决。

4、 强制实施与自觉遵守的统一。虽然任何法律的实施都要依靠国家强制力量来加以保证，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制法反映的是社会上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和意志，所以更多的是全体人员对于法律的自觉遵守。

5、 一国与两制的统一。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展开了“一国两制”这一基本国策。形成了以大陆社会主义制度为主题，香港实行英美法系的资本主义法治，澳门实行大陆法系传统的资本主义法治。在一个统一的国家之下，两种法律制度和平相处，共同发展，是中国当前法律制度的重大特色。

6、 国情与公理的统一。社会主义制法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基础之上的法律，是同中国基本国情相适应的法律。而在法律之外，政治、经济、文化等体系都有其内在的发展规律，这就要法律不仅符合客观规律的发展，同时要体现公理。

结语

法的社会历史形态是马克思根据历史唯物主义主义原理，以经济基础和阶级本质的不同作为划分，第一次对历史上存在过的以及现在正在存在着的法所进行的分门别类。是区别于资本主义法学家对于法所进行的只具有形式意义的法系划分的，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作者单位：吉林大学）

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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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儒家思想的起源

儒家作为一个流派产生于春秋末年，在这一时期，奴隶制处于瓦解状态，社会发生急剧变革，开始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此时的社会变革，发展了生产力、更新了社会体制、推动了思想文化的发展，造就了学术思想界中的百家争鸣。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并不被当时的统治阶级所接受，孔孟都曾周游列国，但当时社会动荡，各诸侯国割据，秦国最后以法家学说统一六国。到汉武帝时期，儒家思想登上了政治舞台，成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以后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可以说是深入到了社会的每个角落。

在进入到现代社会中，儒家思想中一些不利于社会发展的东西被剔除，但儒家思想中一些道德原则却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尤其是儒家思想中的“以义导利”利益观，是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思想道德体系，建构和谐社会的基础。

二、“以义导利”的含义

（一）“义”与“利”的基本内容。“义”和“利”都是会意字。“义”的古体为“”。从羊，从我。羊象征着善和美，“我”是兵器。“义者，宜也。” “”的本意是“我”的力量，捍卫神圣美好的东西，后来引申为道义、正义。“利”，从禾，从刀。“利”的本意是加快，从刀断禾。在甲骨文中，“利”是指用农具收割庄稼，后来引申为利益、功利。

（二）“以义导利”的内涵。在儒家思想中，利义问题是一个被高度关注的问题。学术界一般把儒家思想的利益观归为“重利轻义”。但事实上，准确的说儒家思想的利益观是“以义导利”。因为所谓“义”，就是求利的某种正当性；而被儒家思想肯定的“利”，其实就是符合某种价值取向的“大利”。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使君子可以用道德来约束，使利益追求符合“义”的要求。通过自己的努力而得到的利益是被肯定的：“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因此，可以看到儒家认为“见得思义”，“见利思义”，“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这种行为才是君子所为。儒家思想的利益观不仅仅是简单的“重利轻义”，而是“以义导利”。通过“义”来约束“利”的取得方式和途径，这在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可以说是经济活动的灵魂和基础。

三、“以义导利”利益观对现代社会的作用

（一）经济活动是人类社会中最基本的关系。在一定的社会中，人们结合起来进行生产，形成了各种经济关系。首先，人类的生存就需要食物、衣服、住房等最基本的生活资料，而只要通过生产才能获得。任何社会都不能停止生产，否则人类就不能继续生存下去。其次，只有物质资料生产发展了，政治、文化、科技、教育等活动才能得到发展，从而人类社会才能发展。可以看出，无论从哪方面讲，人类社会存在的最基本关系就是参与各种各样的经济活动。而在这些种种不同的经济活动中，正确的利益观才能使社会得到真正的发展和进步。

（二）“以义导利”利益观指导正确的经济活动。儒家思想中的“以义导利”从形式上是道德原则，但从内容上则指符合社会整体利益的行为。马克思指出：“真正道德与利益的关系，即不是从那情原的形式，也不是从那夸张的思想形式去领会这个对立，而是在于揭示这个对立的物质根源。”这里的根源指的就是社会关系中的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经济活动不免要涉及到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之间发生的冲突。在这时，儒家思想“以义导利”的优势就突现出来了。在市场经济下，个体利益的最大化是市场竞争的原动力。但在社会市场下，就要实现和维护最大人民的利益，发展国家和集体的整体利益。这时，就要求个体在依法进行经济活动的前提下，保证实现其个人利益。儒家思想中“以义导利”的味道就散发出来了。同样，在保证集体利益后，国家得到发展，个人也会得到同样的利益。可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活动如果用儒家思想的“以义导利”利益观做指导，必定是如虎添翼。

（三）良好的经济活动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

1、尽管我国现在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为基本的指导思想，但在伦理精神方面，儒家思想可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义导利”利益观使市场经济的经济活动有了保证。同样，作为人类社会活动中根本活动的经济活动，如果形成良好的状态，相信和谐的经济活动必定会带动和谐社会的发展。

2、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制度中，除了良好的经济秩序和社会主义特征外，我们也应该体现出中华民族的性格特征，儒家思想的“以义导利”思想重新解释了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并充分将两者之间协调好，使社会主义的发展有了坚实的保障，使构建和谐社会成为可能。

3、同样，在个人的心性修养和精神品质方面，儒家思想的“以义导利”思想更成为人们重视的对象。如“见得思义”，“见利思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等等，这些观念引出了培养市场经济行为主体的精神品质。这是建设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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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公共领域经历了三种形态，即：古希腊城邦公共领域、中世纪欧洲封建社会公共领域、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哈贝马斯在不同时期，不断完善的公共领域的内涵。结合实际阐述了公共领域的缺陷和矛盾。网络的出现催生了公共领域的转型与发展。

关键词：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私人领域；网络

哈贝马斯认为，历史地看，公共领域经历了三种形态，即：古希腊城邦公共领域、中世纪欧洲封建社会公共领域、资产阶级公共领域。

1.1 古希腊城邦公共领域

哈贝马斯的古希腊城邦公共领域实质上是参照了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关于市民社会的描述。亚里士多德对市民社会的描述而区分出了城邦和家庭，实际上是划分出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即城邦对应公共领域，而家庭对应私人领域。

哈贝马斯认为，古希腊城邦公共领域是针对古希腊城邦而言的，指的是城邦及其以政治生活为本质内容的公共生活。这种公共生活主要是在广场上进行，形成特殊的广场文化。这种广场文化以两种方式存在：一为言谈对话，包括讨论和诉讼；二为共同实践活动，包括战争和竞技活动。例如我们所熟知的古希腊罗马竞技场就是古希腊城邦的公共领域。在这个领域中，智者制定出的各种规范和德行获得推广和认可，古希腊城邦公共领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1.2 中世纪欧洲封建社会公共领域

哈贝马斯指出，公共领域的第二种形态是针对中世纪欧洲封建社会来说的。在这个领域，并不存在之前我们所阐述的古希腊城邦公共领域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对立模式。封建主的庄园由其自己支配，领主所有权既不是一种私有权，也不是一种公有权。

尽管如此，在哈贝马斯看来，封建制度的个别特征，如君主印玺、国王王权仍然具有公共性。在这样情况下，如果说存在一种公共领域，那么它既不是指一个社会领域，也不是指一个政治交往的领域，而是指一个代表型公共领域。作为一个公共领域，它不是从制度层面组织起来，而是纯粹是一种地位的象征。代表型公共领域只存在于封建领主、贵族阶层等上层社会中，它的出现和发展以个人的整套关于高贵行为的繁文缛节为标志，这些繁文缛节包括权力象征物的佩戴，生活习性的养成，行为举止以及修辞方式的遵守等。尽管封建主可能出现在公众之中，但这只不过是一场权力浮夸的表演秀。封建主不鼓励任何的质疑或辩证，广大人民群众要服从其统治。

1.3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

在哈贝马斯看来，无论是古希腊城邦公共领域还是中世纪欧洲封建社会公共领域，都没有作为一个批判的空间和辩证的区域而存在，因此它们都没有获致公共领域范畴的“恰当名分”。公共领域之产生只是近代的事情，是早期资本主义商业活动的结果，是在市民社会获得独立性的条件下才存在的。

早期资产阶级中存在一些有闲的、有教养的阶层，他们使用闲暇和读写能力来写书信，这些书信集成起来成为小说，小说进行批量生产，在当时的文学市场中受到广泛的欢迎。资产阶级用文雅的写作，公共地表达他们内在情绪，于是，小说开始把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联系起来了。如果说18世纪之前人们读书的话，他们读的是毋庸置疑的大家之经典著作。文学市场中新兴的小说不同于经典著作，它必将引发人们对它的辩论与辩护，文学公共领域随之形成。文学领域不断扩展，有小说、期刊、散文等表达形式，这些文学作品激发了人们对一系列实际的、科学的、社会的主题的辩论和辩护。这又常常发生在咖啡屋、沙龙以及宴会等文化讨论机构中，通过不同媒介和机构的混合，这时，政治公共领域出现了。

在哈贝马斯看来，小说、报纸和杂志等新闻出版物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咖啡馆、沙龙以及宴会等文化讨论的机构，承载起了这样的批判空间。这种全新的公共领域即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它是哈贝马斯梳理出的第三种形态的公共领域，也成为他最主要考察对象。

2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内涵

哈贝马斯在1961年出版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对于公共领域的内涵这样论述道：“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首先可以理解为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但私人随即就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自身，以便就基本上已经属于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一般交换规则同公共权力展开讨论。”而这种讨论手段是公开合理的讨论或者批判。

3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实际缺陷和矛盾

首先，公共领域并非向所有公众开放。理想地说，公共领域应当对所有人敞开，而一致意见应当通过更好的论据的力量来获得，而不是通过外力或威胁来获得，但是，这只不过是理想形态，在现实中，理想被折中了。往往排除了工人阶级以及他们的基本问题、基本利益需求等。例如，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巨大的经济利益冲突没有得到辩论，资本主义和工人阶级也存在越来越利己的倾向，各自回避对他们品味和观点的公共辩护，闭而不谈各群体的问题的存在。

其次，在文化消费中，对公共领域来说仍是基础性的交往技能的萎缩都得到了反映――辩证的缺失。现代的文化消费者除了在消费行动中尽力对其品位进行辩论之外，什么也不必再做。

最后，在政治上，公共辩论被大众投票所替代，真正的问题被压制在呈现给选民的，被简化了的选择后面。选民仿佛被蒙上了双眼，不谈论个人观点认识看法，只需在选票中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即可。公共舆论也被还原成了个人的和主观的偏好的纯粹集合，而不是对一个共同立场的公开商议和辩论。

哈贝马斯在勾画了公共领域的兴起轨迹过程中，他对于公共领域的被侵蚀并不那么悲观，历史的车轮在前进，公共领域也在发展。

4 公共领域的发展

哈贝马斯曾指出，当公众在非强制的情况下处理普遍利益问题时，公民们自由地集合，自由地表达和公开他们的意见。当这个公众达到较大规模时，这种交往需要一定的传播和影响手段，例如报刊、广播、电视甚至网络，就是这种公共领域的媒介。今天，与我们生活戚戚相关的网络的出现不仅作为公共领域的媒介，更为公共领域的发展开辟了新的路径。

4.1 更理性

网络作为新型媒介，区别于以往媒介的单向性，实现了水平多方向的传播。在网络空间中，网民可以通过多渠道获得信息，并可以进行自由讨论，通过讨论及信息的筛选整理，从而进行更加理性客观地评判，从而克服了以往传统媒介（如报刊等）的单向性普众化模式，降低了传统媒介对受众的操纵性，缓解辩论的缺失。在不断地辩论交流中，使结论更理性。

4.2 更融合

在网络空间中，其匿名性使得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融合更加容易。近年来，通过网络，我们可以更快更多的掌握最新信息，例如，在网络空间中，个体的内心世界、家庭生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地暴露给公众，从博客到微博，再到轻微博，人们可以随时随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内在情绪，并快速成为公众讨论的话题，网民之间大量辩论，不断发展出公众观点。再如，瘦肉精，一滴香，毒豆芽等社会热点问题，针对这些事情的讨论显然超出了个人私利，而是对社会民众普遍利益的关注。因此，在如此丰富、开放的网络空间中极有可能孕育出公众舆论。

网络是现代虚拟公共领域，有学者将网络空间视为公共领域又一次转型。虽然现在网络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权力机构的限制，但与传统媒介相比，网络的自主性、批判自由度、辩论机会要大很多。网络为公共领域的发展开辟了新的路径。

参考文献

［1］德特勒夫・霍斯特．哈贝马斯［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