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范文

时间:2023-07-20 16:40:02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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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节约用地 集约用地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

中图分类号:F3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3)01(a)-0238-02

“耕地减少、投资房地产、拆迁”这些词汇在当代中国成了热词,种种词汇都指向“土地”。从中可以看出,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土地资源在逐渐的减少,如何保障我国的土地资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前提下得到优化利用,成了当今社会讨论的重点。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带动市场经济的发展下,节约集约用地随之兴起,是当代中国进行的一个重要成果,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有着重要关联。因此,要把优化土地资源与高度的经济化结合起来,充分的利用现有的土地来促进经济的高速发展,莫让土地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2012年6月25日是第22个全国土地日,其宣传主题是“建设高标准基本农田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其中的口号“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落实节约优先战略,促进发展方式转变”,我们可以看出集约节约土地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性。

1 节约集约用地的基本内容

1.1 节约集约用地的概念

其含义指的就是采取措施更充分有效的使用土地,用最小的土地成本,实现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等多方面的需要。

1.2 节约集约用地的内涵

1.2.1 节约集约用地的原因

第一,节约集约用地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它能帮助建立节约型的社会,能够运用最小的土地资源,实现最大的经济效益,而且能够促进环境保护,推动社会和谐发展。第二,我国的国情决定了要节约集约用地,因为土地供求矛盾剧烈:土地资源逐渐减少但是需求却日益增长。第三,我国存在粗放型的土地利用模式,浪费现象严重危害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1.2.2 节约集约用地的方式

第一,遵守基本国策,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第二,国家要严格用土审批制度,对土地的总量进行宏观控制,引导地方节约用地,由传统的粗放型用地转化为节约用地模式。第三,对各项建设用地实行严格控制制度,保护耕地不能减少,防止土地大面积消耗。第四,提升人民对节约集约用地的意识,尤其是土地有关部门要做好决策部署工作,认识到土地节约集约的重要性,从实际行动中落实各项节约集约措施。

1.2.3 节约集约用地的具体内容

文章所称节约集约用地,是两方面的结合,即节约用地和集约用地。两者方式是有些差别的,节约注重用地结果,集约注重用地的方式。

土地节约的主要手段既然是土地集约,那么集约方式就得引起足够重视。土地集约可以分为资金集约型、劳动集约型和技术集约型。土地集约方式并不是在各个地方统一适用的,因此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寻找最佳的集约方式,使得当地的土地资源与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共同提升。现在我国社会面临着城镇化的发展,城镇化的住宅、工业和其他基础设施的建设都需要占用大量的土地,普遍出现的现象是占用大量耕地,导致耕地迅速减少。不光是耕地需要集约,我国的森林、草地、河流等用地也是需要规划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集约用地的全面贯彻。而且还要注意,土地集约利用不是一个静止的过程,它会随着不同的地理环境而有不同的要求,也会根据当地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而采取不同的方式,比如现在农村出现“有房子但不居住”的状况,就导致了对土地资源的浪费。因此,必须根据不同地区的土地实况,来采取不同的节约集约方式,使得每种方式都能最大程度的发挥节约集约作用。

2 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我国经济正逐步从粗放型向集约型方向发展,促进节约集约用地必能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实质是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它依赖生产要素的质量和效率以及他们之间的优化重新组合,来提高劳动者的整体素质,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提高设备原材料的投入产出量,以此来实现经济增长。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主要依靠扩张生产要素,增加人力、财力、物力的投入,而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提高生产的效率和效益,不仅能够降低投入还能增加产出。相比如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增加新项目和扩大经营规模,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大多采用保持原有基础,不是增加新的,而是充分利用旧的,运用创新等方式,对旧的进行改造和发展。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表现为经济的整体持续、快速、健康、有效、有序地发展,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总体要求,适应和谐社会的构建内容。但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只是一种波动性增长,没有什么实质内容。为了更好的推动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要更加关注资源能源的节约以及合理使用,应用新技术来推动节能资源的使用,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在全社会倡导节约能源资源的意识,形成节约能源资源的生活态度,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

3 节约集约用地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社会经济发展与社会资源是有一定关系的,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资源就会相应的减少,这样也会倒逼经济发展方式由传统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向集约型增长模式转变,促使资源配置更加的合理、公平。只有推动节约集约用地,才能促进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我国正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也处于转型的关键期。随着目前建设用地的不断增长占据越来越多的土地,我们必须采取措施来节约土地资源。对于城市来说,应该合理布局房屋建设与工业等的用地,对人口密集度进行重新的设置,以便节约用地。要明白土地节约集约有利于减少城市建设的土地投入,降低成本,因此能够在投资一定的前提下更多的将资金投入到城市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上,保障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提高幸福感。

由此可以看出,节约集约用地能够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向集约方向发展,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进一步促进节约集约用地,保证经济赖以发展的土地资源能够持续存在。两者是相辅相成、互为前提条件的,不能把两者割裂开来,也不能单独强调某一方面。

4 强化节约集约用地措施,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4.1 对节约集约用地进行宏观指导,提升集约型经济增长幅度

土地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能够推动土地资源重新有效的分配,实现土地的更高价值。要充分利用市场的价格机制来刺激土地市场建设的健康发展。在土地开发的整个程序当中中,要做到“四个严”,即严格设计规划、严格项目落实、严格土地审批、严格规划实施,改变对土地利用的粗放形式,利用高科技手段等提高土地节约集约水平。具体操作步骤就是:通过严格的土地设计规划,能够形成一个对节约集约用地的宏观指导体系,能够明晰各地区的总体土地规划,防止一些任意滥用土地的现象发生;在申请土地建设时,要严格审核,看申请是否在地区总体规划的范围之内,一旦不符合总体规划,坚决不能依靠其他方式给予审核通过。有了土地利用的宏观指导体系,能够完善土地利用的结构,使得住宅区、工业区、商业区能够形成合理的布局,对整个地区经济发展有重要的作用。

4.2 严格管理节约集约用地,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保驾护航

也就是防止、制止对土地资源的浪费。为了防止浪费严重,应该采取以下措施:第一,重视土地开发利用规划,要根据具体项目的实际土地需求,来进行规划,做到投入既有产出,能够合理充分的应用地区的每块土地,提高土地质量,防止出现空心建筑。第二,对土地使用设置一定的标准,而对一些小的、污染环境、经济效益低的项目则要适时的限制用地。第三,项目用地标准要与其产出相对应,提前做好项目的预测,防止一些“豆腐渣”工程出现,不仅造成经济效益的降低,还会浪费土地的充分利用率,破坏环境。第四,对于一些工程项目,一旦审批了土地利用,就要监督其开工、实施过程,防止出现“占地荒废”现象的出现。第五,根据市场对土地利用的观察,逐步加大对土地市场利用率高的投入,撤销一些占地面积大但效益差的项目,推动土地调整与整个集约型经济增长相适应,充分利用现有土地资源,实现经济的最大化收益。

4.3 创新现有土地利用手段,深度挖掘土地潜力

要促进经济的集约型发展,就土地而言,就要努力提高土地利用的集约化水平,保证每一寸土地都能发挥功能,获得相应的经济社会效益。因此,不光要利用产出效益好的耕地资源,也要对产出比较差的土地(如戈壁、沙漠、荒地)进行开发使用,能利用这些土地的就尽量不要占用耕地;要对农村地区的空心房进行开发利用,防止闲置的房屋阻碍土地资源的再次开发升值,因为随着市场竞争不断向更激烈的方向发展,一些收益不好的企业可能就会被淘汰,如果其他企业接受不及时的话就会形成一大批荒废的厂房,占用的土地就会被荒废,对土地的节约集约利用形成阻碍。所以,要对这些闲置土地进行重新开放利用,整治成耕地或者其他高效益的项目用地。再次,要保护现有的土地资源,就要针对水土流失、耕地沙漠化现象进行调整与控制,可以采取种植树木来组织水土流失,改造山区,利用地形展开特色“护土工程”,突破当地经济发展的瓶颈,保证农业用地的可持续发展。针对一些地区建立的功能区,可以最大限度的发挥其地形、地貌优势,将工业区与住宅区分开,充分利用水流资源来建设依山傍水的功能区,使得工业发展能够顺势而成,也使得居民能够生活在美丽、幸福的社区。

5 结论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而且在自然资源中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一旦消耗殆尽将不会再生,它是我们经济社会发展所必须的资料。不过,现在随着我国城镇化的不断发展,出现了土地供应不足的问题,面临这种人地关系冲突,为了保证经济的发展,必须要采取积极措施,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认真研究经济发展与节约集约用地之间的关系,通过节约集约用地来促进经济发展由粗放型向集约型发展转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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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发展方式 衡量方法 实证分析

经济发展有两种基本类型:一种主要是要获取更多产出的比较单一的经济增长;另一种主要是谋取经济发展质量全面提高的经济发展。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从发展过程来看,前者具体表现为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和经济总量的扩大;后者主要表现为产业结构逐步优化、经济运行质量稳定提高、促进经济增长的各要素相互协调、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经济发展过程同时也是全体人民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过程等,就是今天我们说的“又好又快发展”。

一、经济发展方式衡量方法概述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般认为是指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成以全面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为目的的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在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速度很快,然而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低下。因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有效地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将原有的和现存的忽视质量和效益、片面追求数量扩张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根本性地转变到高质量、高效益的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上来。

那么如何衡量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从中外研究成果来看,判断经济发展方式及其转变的方法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比较不同时期要素投入量的增长和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相对贡献程度大小,如果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在50%以下,则基本上属于粗放型的经济发展;达到和超过50%,则属于集约型的经济发展。第二种是用相关指标体系的变化来判断经济发展方式的变化趋势和变化程度。第一种方法比较简单、笼统,但是更多的是考虑经济增长的问题;第二种方法比较全面地考察了经济发展及其密切相关的问题,但是其复杂的理论内涵和考察使用的指标体系经济学家们还在继续深入研究。本文根据第二种衡量方法,试图选取几个最主要的指标来进行分析。

二、道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现状――实证分析

为了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测量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需要用一套科学的指标体系。因为今天我们追求的经济发展方式,不仅重视经济规模扩大和效率的提高,而且更加强调经济增长过程的协调性、可持续性和增长成果的共享性。结合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程度的测定的需要,全面反映经济增长涵盖的经济结构、经济效益、技术水平、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等主要方面,以推动道真县建立“低投入、高产出、低消耗、少排放、能循环、可持续”的集约型经济和节约型社会。

(一)经济结构

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途径和重要内容。从三次产业占GDP的比重可以大致了解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趋势。见表1。

表1 道真县三次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表

单位:%

注:本表中数据来源于《道真自治县县志》。

从表1可以看出,产业结构在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发生着明显变化,第一产业对GDP的贡献在持续下降,第二产业对GDP的贡献率缓慢上升到2005年以后,也逐年有所下降,但不明显。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在逐渐稳步上升,2010年达到52.10%,超过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三产业占比(43.1%),成为吸收劳动力就业的重要渠道。可以看出,道真县产业结构逐步得到优化。

但是,我们也应注意到,2010年第三产业虽占GDP的52.10%,但依然大大低于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和地区。有关统计资料显示,美国服务业占GDP的75%以上,欧洲服务业占GDP也在60%以上。

我们还应清醒地认识到,第三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较高,也与道真经济发展较落后的现状有很大关联。近年来,我县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外出就业,导致第一产业在地区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迅速下降;同时,由于地理环境、交通不便等原因,我县工业经济一直不能得到有效发展,也使得第二产业在地区生产总值中占比一直较低。

(二)经济效益

经济效益是从投入产出的角度评价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所带来经济质量和效率的提高。经济效益的提高,有利于资源合理配置,减少浪费;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现在我们从居民、企业和政府三方面来考查道真县的经济效益水平。

1、居民从经济发展中分享的成果。要了解居民从经济增长中分享的成果,就要比较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与地区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之间的关系。从总体上看,国际上一般要求收入增长略低于或同步于经济增长,这样的居民收入水平才能既充分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又使得经济进一步的发展有物质基础作保证。

表2 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的对比表

注:增长速度按可比价格计算;因缺乏准确数据,2009、2010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根据全年从业人员总报酬除以当年全县非农业户籍人数估算得出。本表中数据来源于《道真县财政志》。

表2表明,上世纪90年代末我县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较快;但近年来,我县无论是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还是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和GDP增长速度相比较,都显得较慢。这说明近年来,我县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不太妥当,居民从经济增长中分享的成果相对较少。这与全国的总体形势也大致相同。

另外,无论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来看,还是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来看,都远远低于全国水平。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2010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9109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5919元。

2、政府从经济发展中分享的成果。政府从经济增长中分享的成果可以用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县地区生产总值比重来反映。

表3 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县生产总值比重表

注:本表中数据来源于《道真县财政志》。

由表3的计算可以看出,上世纪90年代地方财政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较高,本世纪初这一比例较低,但最近几年显著回升。从表中可看出,无论是从绝对数来看,还是从相对数来看,政府从经济发展中分享的成果都越来越多。

(三)持续发展

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必须建立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基础之上,脱离于此的经济发展方式都不是我们需要的。所以,可以利用“三废”排放强度和资源利用程度等方面来考查道真县经济发展方式。

表4 “三废”排放强度表

注:本表中数据来源于道真县环保局。

表4表明,道真县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废物的年排放量在下降中又不时地出现反弹。而在县环保局的资料库中,固体废物的利用率一栏为空。这说明道真县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同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了生态文明的建设,但重视程度远远不够。

三、对道真县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情况小结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道真县域经济发展方式已经基本上由粗放型转向了集约型,但是集约型的层次还比较低、还远不够稳定。特别是根据指标体系分析,动态地、横向地看道真县的经济发展过程和现状,尽管绝大多数指标都表明了其发展和原来比较更加具有协调性、可持续性和增长成果的共享性,但是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的痕迹明显存在,离经济发展质量全面提高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

参考文献:

[1]道真县自治县年鉴编组委员会.道真县县志(2000-2007)[M].2007

[2]道真县自治县年鉴编组委员会.道真县年鉴2008[M].2008

[3]道真县自治县年鉴编组委员会.道真县年鉴2009[M].2009

[4]道真县自治县年鉴编组委员会.道真县年鉴2010[M].2010

[5]道真县统计局.道真县2008年统计资料手册[M].2008

[6]道真县统计局.道真县2009年统计资料手册[M].2009

[7]道真县统计局.道真县2010年统计资料手册[M].2010

[8]道真县财政志编纂委员会.道真县财政志(1996-2006)[M].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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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自主创新经济发展创新型经济

一、经济发展的现状分析

1、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当前,中国处于人均GDP由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重要发展阶段,国际经验表明,在这个阶段,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动非常活跃,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出现递减趋势,技术创新的重要性将明显上升。从现在起到2020年如果不能大幅度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和科学技术贡献率,实现到2020年国民经济总量翻两番的目标是非常困难的。如果仅仅靠进一步挖掘矿藏资源和出卖矿藏资源,采取资源型的发展模式来实现中国经济翻两番的目标,把我国的资源和国际上可供给的资源加在一起都不够。

联合国统计署出版的《综合环境经济核算手册》中正式提出的绿色GDP概念的计算公式是:绿色GDP=GDP-固定资产折旧-资源环境成本。逻辑上GDP数值应当是正值,但在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和“先污染、后治理”的状况下,治理环境污染发生的成本可能远远超过GDP创造的价值。由北京工商大学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编制的《中国300个省市绿色GDP指数报告》呼吁绿色GDP应成为考核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该报告将北京作为基准城市,不仅是因为北京具有直辖市和一般城市的双重特征,而且是中国第一个进入服务经济文明的城市,连续两年在《中国200个省市管理效率指数报告》中排在第一位,其经济发展水平超过了英国平均水平,是国内绿色发展的先进标杆。报告认为,统计的273个城市绿色指数平均值只有0.1469,水平比较低,意味着这些城市资源环境效率平均只相当于北京资源环境效率的14.69%,多消耗了85.31%的资源环境,存在着巨大的资源环境浪费隐患。以这种方式实现的经济增长,消耗较高,成本较高,产品质量难以提高,经济效益较低,属于粗放型经济。

2、我国经济发展由粗放型向集约型发展过程中碰到的问题

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指主要依靠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即增加投资、扩大厂房、增加劳动投入来增加产量,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又称外延型增长方式。其基本特征是依靠增加生产要素量的投入来扩大生产规模,实现经济增长。粗放型经济是与集约型经济相对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是指在生产规模不变的基础上,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改进机器设备、加大科技含量的方式来增加产量,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又称内涵型增长方式。其基本特征是依靠提高生产要素的质量和利用效率来实现经济增长的。以这种方式实现经济增长,消耗较低,成本较低,产品质量能不断提高,经济效益较高。在当代,提倡的是集约型经济。对我国正在探索的经济体制转型,我国经济学家吴敬琏坚持认为应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构建节约型的产业和消费结构。同时他认为我国今后的经济体制应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发展服务业,以效率来拉动经济发展,减少环境污染的同时才能实现和谐社会。

多年来,我国坚持的是一种高投入、高消耗的方式支持经济高增长,数量上的低水平扩张。目前,钢铁、水泥、有色金属、轻工纺织等产业都是采用这种增长方式,这种粗放式的方式是以不计成本、效益,以浪费资源、污染环境为代价使经济获得增长。以广东为例,自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尤其是珠三角地区凭借灵活的政策优势以及地缘、人缘优势,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的提高。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5.7倍,年均增长13.4%,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黄华华在2005年初召开的广东省经贸工作会议上指出,广东省工业重型化趋势日益明显,中海壳牌南海石化、茂名乙烯扩建、广州本田汽车扩建、丰田30万台发动机等一批重大项目正在加快建设中。“广东是全国最大的原材料消耗地”,2004年1—10月份,广东省进口乙烯780万吨;2004年广东钢材消耗量为3000万吨,原料油、成品油消耗3300万吨。”黄华华还强调,经济发展的重点就是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广东经济增长方式一定要从粗放式向集约式转变。循环经济是1996年诞生在德国的一个概念,它的核心就是将以往“资源——产品——废品”的单向流动,变为“资源——产品——再生资源——产品”的双向流动。据统计,广东省的GDP每增长一个亿,所需投入的资金逐年增加;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所需投入的土地也逐年增加。同时,随着国家扶持政策的减弱,广东的经济发展竞争力有下降的压力。2009年5月厉以宁率队调研广东民营经济,对广东经济转型提出建议:“转型势在必行,晚转不如早转,不然就会落后于长三角、渤海新区。”

二、自主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1、自主创新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

当前,我国正经历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在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有一种现象却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医药生物技术领域,几乎所有药物专利均为发达国家拥有;DVD行业,大批企业交不起国际专利费而纷纷倒闭;汽车制造领域,真正的国产车仅占10%。由于缺乏核心技术,缺少自主知识产权,我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仍处于低端位置。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将难以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强劲的动力支持。国家一再强调,必须更加坚定地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推动力量,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中心环节,把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面向未来的重大战略。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对我国来说,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既是保持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支撑,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支撑,又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支撑,提高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的重要支撑。所以,自主创新是我们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2、自主创新是可持续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以微电子术、生物工程、航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迅猛发展,至今方兴未艾。新科技的发展,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产生越来越深刻的影响,使人类社会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以如此巨大的力量、以空前未有的速度改变着人类生产与生活的面貌。科技革命以及以科技革命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竞争,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重要特征和发展趋势。

本世纪头20年的机遇期对我国的发展来说至关重要。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一时期大国之间加强协作,使我们有可能争取到相对较长时期的和平发展环境;现代科技发展突飞猛进,为我们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乘势而上提供了条件;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特别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使我们能够更全面地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广泛利用国外的资本、技术和市场,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世界多极化趋势在曲折中发展。当今世界,科技进步已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最主要内容和标志,它不仅关系到人们生产的增长和生活的改善,而且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因此,自主创新的科技革命为各国发展经济、调整产业结构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3、自主创新是向服务型、创新型经济的必然要求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大转折中最突出的特征。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不可逆转的客观进程,它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深刻地影响着国际关系和世界格局的变迁。进入新世纪,经济全球化继续发展,为我们加快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机遇。中国企业可以根据中国市场的特点做创新。比如在视听领域,如果没有在前面的兴起创新,中国提出的TD-SCDMA其实也就很难生存。现在的问题是中国企业需要更加努力的自主创新,只有创新才有出路,企业才更有生命力,并且这种创新更要符合服务型、创新型经济的转变要求,现在企业有个行话,创新不一定有出路,但不创新一定没有出路。每个企业都要有自己的特殊的创新领域,独特的企业产品,打造出自己的一片天地,让企业立足于不败之地,抗衡目前世界经济的风波。

三、实施自主创新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举措

1、科技创新

科技创新,具有明显不同于以往的科技进步的特征,最主要的有以下三点。一是新科技发明发现的速度大大超过以前。希腊德库西亚迪斯教授认为,20世纪从50年代到80年代期间,30年内开发出来的知识、技术、信息的总量与前1970年的总量相等。英国科学家詹姆斯认为,人类的科学技术,19世纪,每50年增一倍;20世纪中叶,每10年增一倍;20世纪70年代,每5年增一倍;20世纪80年代,每3年增一倍;预计到2020年,每73天信息量增一倍。二是科学技术新成果转换为生产力、应用于社会生活的速度大大加快。据统计,19世纪一项新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时间大约为10年,20世纪前半期为5年,20世纪50—60年代为1—3年,80年代为数月,90年代为数天,21世纪可以达到数小时。三是综合应用,集成发展。现代科学研究不断综合着数学、基础自然科学、技术科学、思维科学的众多分支的新成果,广泛应用于生产和生活。在技术创新上,企业应当加大技术研发的投入,注重自主技术与关联技术。

2、品牌创新

品牌创新是指打造知名品牌,世界名牌,生产高附加值的新产品,生产具有核心技术价值的商品,注重企业品牌宣传和培养,提升品牌的影响力,不能再像改革开放初期低成本低价值的贴牌经营。创新能力是制约一个企业发展的非常关键因素,所以我们需要创新,打造知名品牌和核心技术。成功的产品不只是来自于技术,还至少有一半来自对市场的理解,有了产品开发能力就可以把对本土市场的理解转化为产品的特定性能来获取竞争优势。品牌创新也是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全面提升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也必须加快培育自己的跨国公司和国际知名品牌。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适应形势变化,不断完善相应的战略和政策,不断提高企业国际化经营水平,在参与激烈的国际竞争过程中提高跨国经营企业的实力、能力培育具备核心竞争力的国际知名品牌。

3、服务创新

管理服务理念的创新,以IT市场为例,从以产品为中心过渡到以用户为中心,一切必须以用户的需求为导向,服务理念创新还包括摒弃一些不合理的理念,创新用户服务模式。在战略创新方面,需要IT企业根据市场环境以及用户需求的变化及时调整企业的发展战略。比如前几年IBM提出的随需应变的战略以及HP共同成长企业战略。

4、管理创新

在管理体制方面,我们要变革企业人才制度,加大人力资源投入。在产品创新方面,我们可以根据市场的需求,进行产品升级换代,加快产品更新频率。同时,关注细分目标市场,开发符合用户需求的产品。通过应用的创新,可以实现从产品提供商向解决方案提供商转型,提供一些基于互联网开发的新应用。

5、文化创新

企业文化理念的创新,是企业核心文化先进文化理念的转变,一个企业成功与否的核心竞争力价值文化的体现,面向未来,特别是面向实现小康社会目标对创新的需求,必须实现一些发展思路上的重大转变,从路径上、体制上、方式上的部署都要转变。发展路径要从跟踪模仿转变为自主创新;创新体制,要进行深入改革,建立完善的企业创新体系;创新方式,要由单项技术创新转变为集成创新。

6、结构创新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必须大力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的目标是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优先发展信息产业,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加快信息产业发展是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关键环节。坚持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大力振兴装备制造业。加快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服务业是现代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大力发展服务业是加快工业化、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综上所述,自主创新可以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赢得市场地位,扩大市场的份额;从整个经济产业发展来看,通过企业自主创新可以带动产业链上更多企业的创新,提升我国经济竞争实力,促进我国经济由粗放型向集约型发展顺利转型。

【参考文献】

[1]李广杰:切实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J].山东经济战略研究,20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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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贸易模式变迁、专业化分工深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交互关系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伴随着科技的进步与经济社会的发展,专业化分工逐步拓展与深化,贸易模式也相应地不断发生变化。与此同时,贸易模式的变迁又反过来促进了专业化分工的进一步深化,进而促进了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

在过去的近两千年中,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以后,伴随着科技的进步与经济社会的发展,专业化分工逐步拓展与深化,贸易规模稳步扩大,贸易模式也不断发生变化。

贸易模式变迁的路径

贸易模式的变迁既包括贸易方式的变迁,又包括贸易主体范围与贸易客体结构的变迁。当然,贸易模式的变迁并不是指由新的贸易模式完全取代原有的贸易模式,而主要是指新的贸易模式的不断产生与发展。纵观人类经济的发展历程,贸易模式的变迁路径主要表现为以下特征:

(一)在贸易的广度上,贸易主体范围的不断扩展

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自贸易(交换)产生以来,贸易活动在空间跨度上呈现出不断拓展之势。贸易模式的变迁大体上表现为从城乡间贸易到城邦(区域)间贸易再到国家间(国际)贸易的变迁路径。

早期部落社会,由于受生产力水平的限制,人们基本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贸易行为只是偶发现象。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剩余产品不断增加,贸易活动变得逐渐频繁。贸易活动的增加与市场容量的扩大,为那些具有一定技艺的工匠专门从事手工劳动提供了可能。随着手工业者从村落中的分离、商人的出现以及他们在空间上的集聚,最终形成了城市。此时,城乡之间的贸易是贸易的主要形式。但由于受运输等交易成本的限制,贸易半径有限。

技术的进步、运输工具的发展和交通条件的改善,降低了自然贸易壁垒,使得贸易半径不断扩大。然而,封建割据成为贸易范围进一步扩大的障碍,城邦(或诸侯国)为贸易活动设置了许多人为的壁垒—捐税、过境税、限额等,这就使得贸易活动很难超出城邦(或诸侯国)的领地范围。当然,随着自然交易成本的进一步降低,城邦与城邦之间的贸易也有所发展。

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建立,打破了封建割据的束缚,贸易活动在国家内部变得活跃起来,贸易半径空前扩大。而国家之间的人为贸易壁垒,成为当时贸易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障碍。为了打入国外市场,获取贸易收益,很多国家利用各种手段(包括军事手段)降低甚至消除他国设置的贸易壁垒,贸易活动变得更具全球性。

(二)在贸易的深度上,贸易客体层次上的不断深化

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细化,贸易活动在贸易客体的层次上呈现出不断深化的趋势,贸易模式的变迁主要表现为从产业间贸易到产业内贸易再到产品内贸易的变迁路径。

16世纪到18世纪60年代的殖民地开拓,建立了宗主国和附属国之间的制成品生产与原材料生产的分工体系;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60年代,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英国等少数国家垄断了先进工业,并把落后的农业生产转移到亚非拉落后国家,逐渐形成了工业国与农业国之间的分工体系;19世纪70年代到二战前,在科技革命的影响下,发达国家产业升级,并将夕阳产业转移到亚非拉国家,形成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工体系。二战前的国际分工主要是以产业为界限的,与之相对应的是产业间贸易模式,即不同产业间产品在不同类型国家间的单向流动。

二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国际分工由垂直型向水平型转变,分工领域由产业间深入到产业内部产品间,逐渐形成了以产品为界限的国际分工,即产业内国际分工。发达国家在维护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传统垂直型国际分工的同时,扩大和发展了与其他发达国家之间的水平型国际分工。在国际贸易方面,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逐渐超过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成为国际贸易的主体。在贸易模式上,则表现为产业内贸易(即同一产业的替代性产品在国家间的双向流动)模式的迅速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发展,促成了全球一体化市场的形成和交易费用的进一步下降,给分工的深化提供了空间;而更加激烈的全球竞争也为分工的深化提供了现实的推动力,跨国公司纷纷将非核心业务分离出去,集中精力于核心业务,以培育和强化核心竞争力,维持竞争优势。国际分工逐渐从产业内深入到产品内部不同价值链环节之间,出现了全球性的生产协作,原来在一个国家完成的生产现在分散到了不同国家。这种非一体化生产模式也促进了产品内贸易模式的形成与发展。

(三)在贸易方式上,由一般贸易方式向要素流动、加工贸易和外包方式的转变

随着生产国际化与投资自由化的发展,为了利用当地相对廉价的丰裕资源、降低生产成本,或者出于绕过他国贸易壁垒、降低交易成本等目的,跨国公司纷纷采取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贸易方式上,表现为产品跨国流动向资本、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跨国流动的转变。为了充分利用国际市场资源,降低经营成本,经过对自己生产的成本与从外部购买的成本的比较权衡,越来越多的企业纷纷将非核心业务环节分离出去,由市场来承担。这在国际贸易方式上也表现为一般贸易方式向加工贸易方式转变。另外,受益于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与生产者服务业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采用外包方式实施其全球化生产战略,对产品生产工序进行垂直专业化分工,把各工序分别外包给最具优势的企业,充分利用全球资源,以实现企业利润的最大化。这就促进了外包业务的快速发展,由此产生了垂直专业化分工和跨国外包的新型生产分工与贸易模式。

贸易模式变迁的原动力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决定交换方式。贸易模式的变迁是分工模式演化的体现,而分工模式的演化又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微观经济主体出于对经济利益的追求,通过将外部交易成本与专业化收益的比较,决定通过何种方式获得所需,并决定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专业化。专业化程度的加深与贸易模式的变迁,也正是外部交易成本降低与专业化收益提高的必然结果,而外部交易成本降低与专业化收益的提高又源于科技的进步以及基础设施与制度的完善。

(一)科技进步与基础设施完善降低了自然交易成本

造船技术和航海远洋技术的进步、新的交通工具的发明与改进以及交通网络体系的完善,逐步提高了交通运输的速度和效率,降低了贸易中的运输成本负担;通讯技术的研发与进步,如电话、传真、广播、电视的发明与普及以及计算机、互联网、电子邮件、可视会议等全新通讯方式的出现和改进,大大降低了信息传递与交流成本,使得企业能够以较低的通讯成本交换信息,有效降低了业务拓展中的贸易洽谈成本和业务协作中的组织协调成本。

(二)体制的完善降低了人为交易成本

除了自然交易成本外,约束贸易开展的交易成本中还包括各经济主体设置的各种贸易壁垒带来的人为交易成本。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统一了国内市场,有效消除了地方割据所制造的各种贸易负担,促进了一国内部贸易的开展。随着贸易自由化进程和多边贸易体制的建立,国家(或地区)之间达成了各种形式的优惠贸易安排与协定,有效降低了国家之间设置的人为贸易壁垒。另外,越来越多的新兴国家(或地区)不断加入到世界贸易体系,这些新兴国家(或地区)在融入世界的同时,其丰富的资源也为世界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

交易成本的降低使得专业化分工可以在更加广阔的范围内进行,一方面,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比较优势效应,实现更加有效的资源配置;另一方面,也扩大了经营的规模并带来规模经济效应。同时,经营规模的扩大带来累计产出数量的增加,这就产生了学习效应,即通过积累经验、提升技能而带来的成本降低和效率提高的利益。比较优势效应、规模经济效应与学习效应都带来了交易收益的提高。此外,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使得企业对降低成本的要求更加迫切,促使企业寻求更加节约成本和提高效率的生产经营模式。

贸易模式变迁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

一方面,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决定了贸易模式的变迁,贸易模式变迁是专业化分工深化的体现;另一方面,贸易模式的升级变迁又反过来扩大了市场规模、推动了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发展,进而促进了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

(一)贸易模式的升级变迁扩大了市场规模

贸易活动在空间跨度上的不断拓展,通过扩大市场交易主体的规模增加了总的市场容量。在贸易模式从城乡间贸易到城邦间贸易再到国家间贸易的变迁过程中,经营者所面对的市场首先从一城一乡市场扩大到整个城邦,然后又扩大到整个国家,最后扩大到整个世界,市场总容量不断扩大,这就为企业规模的扩大提供了可能。贸易活动在贸易客体层次上的不断深化,提高了企业在其所专门经营的产品或工序上所面对的市场规模。

例如:假设整个世界共有A、B、C三个国家;A国为劳动丰裕国家;B、C两国完全相同,均为资本丰裕国家;三国市场需求均为每年2000辆卡车、2000辆轿车和2000套服装;并假设A、B、C三国分别有两家完全相同的企业供应市场。在不存在国际贸易的阶段,每家企业每年都要生产1000辆卡车、1000辆轿车和1000套服装。在产业间贸易阶段,劳动丰裕国家A国的两家企业分别生产三个国家所需的共6000套服装(劳动密集型产品)中的3000套;资本丰裕国家B、C两国的每家企业每年分别生产1500辆卡车和1500辆轿车,其中三分之二供应本国市场,其余产品供应A国市场。在产业内贸易阶段,A国的两家企业还是分别生产3000套服装;B、C两国的每家企业每年会专门生产3000辆卡车或者3000辆轿车,企业在特定产品(卡车或轿车)上面对的市场规模比产业间贸易阶段时的1500辆扩大了一倍。在产品内贸易阶段,则可能出现B、C两国的每家企业每年专门生产6000辆卡车(或轿车)的零部件或者装配6000辆卡车(或轿车)的情形,企业在特定工序(生产零部件或者装配整车)上面对的市场规模比产业内贸易阶段时的3000辆又扩大了一倍。

(二)市场规模的扩大有利于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和集约型经济增长集约型经济增长源于生产效率的提高,生产效率的提高根源于专业化分工的深化。贸易模式的升级变迁扩大了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的扩大推动了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和集约型经济的增长。

专业化分工程度受到市场规模的限制。市场规模越大,专业化分工深化的可能性就越大、分工程度越深。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发展有利于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形成与积累,进而实现集约型经济增长。随着分工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企业可以将资金和精力集中在越来越细化的特定领域,促进了技术研发能力的提升,有利于实现技术突破。另外,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发展有利于带动相关产业部门,促进整个经济的增长。一方面,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带动了上下游产业的发展,对上下游产业产生了技术溢出效应;另一方面,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带动了相关生产者服务业(如仓储、物流、咨询等)的发展。通过对相关产业的带动作用,实现了在更大范围内提高生产效率,从而实现整个经济的增长。

市场规模的扩大,使得资源配置可以在更大广度和更深程度上得以优化,从而推动生产效率和产出总量的提高,最终实现集约型经济增长。企业由多产品的全过程经营逐步转向某一产品、某一工序的专业化经营,可以提高经营的集中度并降低经营成本,有利于实现企业经营规模的扩大。企业面对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有利于实现规模经济效应,使得特定资源能够得到更加充分的利用,资源得到更加有效的配置,资源的优化配置有利于节约资源,相对增加了资源供应数量,进而增加了社会产出总量。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带来了更大范围内的市场竞争。一方面,这有利于打破了相对较小市场上的垄断格局,会使得无规模的低效率企业退出市场,从而提高了全行业生产效率,实现集约型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为了获得竞争优势,企业增加了对更加专业性的人才的需求,促进了人才专业技能的提高,使得专门化的企业家和研发人才不断涌现,进而促进了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

另外,吸收外资、技术引进、加工贸易、承接外包业务等贸易方式的开展,产生了技术外溢效应,直接促进了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

贸易模式变迁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启示

贸易模式变迁的路径,反映了经济的历史、预示着经济的未来,也启迪着经济的今天。在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经济低弥的新环境下,为了继续保持我国经济良好的增长势头,我国必须顺应经济历史潮流,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收益,推动我国的贸易向更广、更深的方向发展,以充分享受贸易利益,实现经济快速增长。为此,我国需要具体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推动科技进步、完善基础设施

贸易活动的开展受到交易成本的限制,交易成本既包括自然原因所造成的交易成本,又包括社会原因所造成的人为交易成本。基础设施的完善与科技的进步,特别是交通运输技术、信息交换技术的进步,有利于降低贸易中的运输、商务洽谈、组织协调等自然交易成本。为了降低自然交易成本,我国要在积极做好立体交通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切实加大对交通运输技术、新能源技术、通讯技术的研发投入力度。

(二)搞活国内市场、开发国际市场

搞活国内市场、开发国际市场,有利于降低人为交易壁垒,并扩大市场规模,提高专业化分工的收益,使我国企业能够在一个良好的竞争环境下参与专业化分工,并实现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经济增长。国内市场分裂的弊端可以从19世纪初的德国略见一斑。当时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尚未建立,各邦国使用各自的货币,对货物流动分别办理过境手续并征收关税。这就为邦国之间的贸易带来了沉重的贸易壁垒负担,严重阻碍了德国内部贸易的开展。为了搞活国内市场,我国首先要消除内部壁垒,建立一个统一而完善的市场体系。为此,政府应该采用积极措施实现国内经济的合理分工布局,避免各地区的重复建设和无序竞争。同时,要加快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切实实现政企分离,根除地方保护主义。另外,我国还要在巩固传统出口市场的基础上,积极拓展新兴市场。通过贸易谈判方式,达成双边或多边的优惠贸易安排或协定,建立多种形式的贸易组织,以降低贸易壁垒,活跃与这些市场的经贸往来活动,使我国企业能够面对更加广阔的国际市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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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徐新伟.贸易模式结构变化与我国经济增长.特区经济,2009.2

篇5

关于“粗放”、“集约”概念的使用,最早见于农业经济学中,当时称“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后来才被引申到整个经济领域。最初,粗放经营的含义是指一定量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分散投在较多的土地上,进行粗耕简作的经营方式;集约经营则指在一定土地面积上集中投入较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进行精耕细作的经营方式。前者通过扩大耕地面积,广种薄收,增加总产;后者借助增大投入,精耕细作提高单产。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地租理论中也论及到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的内容,他指出“可以耕作的土地面积很大……对耕作者来说不用花费什么,或者同古老国家相比,只花极少费用。”这种“只需投资很少的资本,主要的生产要素是劳动和土地”的经营方式“就是粗放经营。”(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56页。)“在经济学上,所谓耕作集约化,无非是指资本集中在同一土地上,而不是分散在若干毗连的土地上。”(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0页。)在研究级差地租时,马克思认为,粗放经营和级差地租第一形式直接联系,而集约经营则与级差地租第二形式紧密相关。级差地租的第一形式是由“两个和资本无关的一般原因造成的:1、肥力……2、土地的位置。”级差地租第二形式则是“对同一土地连续追加投资造成的不同生产率引起的。”(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6页。)

首次使用“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术语的是前苏联经济学家。苏联在1928年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其经济增长速度直到50年代末期一直保持高于世界经济增长水平的记录,此后,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表现出恶化趋势,令人不解的是,其经济增长的恶化是在它保持了非常高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率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就不得不使苏联的经济学家对其经济“增长方式”展开了研究。当时,他们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上述提示,把增长方式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依靠投入实现产出量增长的“粗放增长”,另一种是依靠提高效率实现产出量增长的“集约增长”。并且指出,苏联过去的高速度增长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倾全力动员资源和增加要素投入的结果,然而由于资源的有限性,随着可动员的资源的日益减少,在忽视提高要素生产率的情况下,必然导致经济增长水平的下滑(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

“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概念于60年代从苏联传入我国(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在此之前,我国经济学界尽管没有使用经济增长方式的概念,但对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种种低效率,高浪费现象进行过大量的分析。此后,特别在1979—1980年我国对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展开了全面深入的讨论(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广泛使用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概念是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之后。

二、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定义

从经济增长方式概念形成的渊源看,经济增长方式是经济增长过程中对生产要素的分配和使用方式。虽然国外学者不常使用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概念,但对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或原因的分析,实质上也是对经济增长方式的研究。关于这一点,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曾作过比较,就我国学者们而言,尽管对粗放和集约型增长方式概念的解释不尽相同,但经济增长方式的含义是明确的。因此,经济增长方式就是指一国总体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所依靠的因素构成,其中增长因素包括土地、劳动、资本、技术进步、经营管理、资源配置、规模经济等。通常把土地、劳动、资本的投入称为要素投入,其余因素的总和称为综合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地,根据要素投入与综合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大小,把增长方式划分为粗放型经济增长和集约型经济增长,主要由要素投入增加所引起的经济增长称为粗放型经济增长,主要由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所引起的经济增长称为集约型经济增长。为了能定量反映经济增长的粗放程度或集约程度,笔者引入粗放度概念。所谓粗放度是指要素投入增长率的贡献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值(注:对于一国总体来说,土地是固定的。因此,在考虑要素投入的增长率时,舍象掉了土地要素的影响。),用公式表示为:

δ=αL''''+(1-α)k''''/Y''''

式中的α表示劳动的贡献份额;

(1-α)表示资本的贡献份额;

L''''表示劳动投入增长率;

K''''表示资本投入增长率;

Y''''表示经济增长率。

当δ≥0.5或δ<0且Y''''<0时,增长方式为粗放型;

当0≤δ<0.5时,增长方式为集约型。

对于粗放型增长方式又可按不同的粗放程度划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类型:当0.5≤δ<0.7时,为低度粗放型;

第二类型,当0.7≤δ<0.8时,为中度粗放型;

第三类型,当0.8≤δ<1时,为高度粗放型;

第四类型,当δ≥1或δ<0且Y''''<0时,为超高度粗放型。

三点说明:

1.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关系。

经济增长是指一国或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内人均实际产出量的增加和实际生产能力的增加。经济增长特指更多的产出,而经济发展不仅指更多的产出,还包括随着产出的增长而出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变化,经济增长是一个数量概念,而经济发展是一个既包含数量又包含质量的概念,所以经济发展包含经济增长。从经济增长方式的定义可知,经济增长方式是获得经济增长的手段、途径和方式。

2.经济效率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经济效率是指资源的优化配置。具体讲包含二层含义:其一是指全社会以优化的资源配置获得较好的经济增长;其二是指生产单位如何把得到的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有效地组合起来,以最少的资源耗费创造最多的产出。经济效益的高低可以用综合要素生产率来度量。所谓经济效益,则是指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由经济效率所引起的相应的收益或收入。那种不是由于提高效率而增加的收入,就不能叫作效益,而只能叫作收益或收入。因此,经济效率是经济效益的实质,经济效率高意味着经济效益好;反之,经济效率低则意味着经济效益差。

3.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明确三个层次的问题:第一,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第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标志;第三,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程度。关于第一个问题,学术界的认识比较多,而第二、三个问题则涉猎的比较少。本文旨在通过对粗放度指标的划分,拟解决第二、三个问题。

δ=0.5作为划分粗放和集约经济增长方式的标志。当δ<0.5时,经济增长为集约型,当δ≥0.5时,经济增长为粗放型,这与我国经济理论界对粗放与集约型经济增长的解释是一致的。把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又细分为低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和超高度粗放,是为了便于研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程度。

三、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分析模型

1.模型。

本文测算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所采用的模型为:Y''''=A''''+αL''''+(1-α)K'''',这是由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求导后得出的,其中Y''''代表经济增长率,A''''代表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K''''代表资本要素投入增长率,α为劳动产出弹性系数,αL''''为劳动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α)K''''为资本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因此,粗放度的公式为:

δ=αL''''+(1-α)K''''/Y''''

2.研究对象。

本文研究1953至1993年四十一年的经济增长方式,按三种不同的时期来测算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及粗放度:一是按一年期,二是按五年计划期,三是按改革时期。需要说明的是,改革时期从1979年算起,由于资料所限,我们仅考察到“八五”前期(1991—1993)为止。

3.对统计指标的说明。

(1)经济增长率指标Y''''。我们均采用国民收入增长率指标。

(2)劳动要素投入L。以历年全社会劳动者人数计算各时期劳动投入量增长率,而舍象掉象劳动质量、劳动强度的大小和劳动时间的变化情况。

(3)资本要素投入K。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的K值应为直接和间接构成生产能力的资本总存量,它包括直接生产和提供各种物质产品及劳务的各种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也包括为生产过程服务的各种服务及福利设施的资产。关于K值,有的同志已估算出有关数据(注:参见张军扩:《“七五”期间经济效益的综合分析》,《经济研究》1991年第4期。),其具体作法是:先估算基期年1952年的资本总量;再估算各年的净投资额(以积累额代替)并扣除价格指数;然后根据投资转化为资本的时滞系数计算各年的新增资本数量;最后,用上年的资本总量加上当年新增资本,得出各年的资本总量。

(4)资本与劳动的产出弹性。所谓生产要素的产出弹性是指要素投入每增长1%所带来的产出增长的百分比。西方经济学家们认为直接估算产出弹性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在进行增长因素分析时,通常要作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以劳动与资本的收入份额来代表它们的产出弹性。然而既使要计算劳动与资本的收入份额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涉及到多方面的内容和某些比例的分割。在我国情况就更为复杂,首先,我国实行的并非市场经济,不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其次,由于缺乏必要的统计资料,要全面计算劳动和资本的收入份额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长期以来经济中存在着大量潜在劳动力的过剩现象,与资本要素投入增长的贡献相比,劳动投入增长的贡献十分有限。所以,我国经济界通常把劳动的产出弹性取为0.2或0.3相应地资本的产出弹性取为0.8或0.7(注:史清琪等:《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本文采用0.3和0.7。

表1

时期国民收入劳动投入的贡献率aL''''资本投入的贡献率(1-a)K''''

增长率Y''''L''''aL''''K''''(1-a)K''''

一五0.845.04

(538.92.87.2

-57)(9.4%)(56.6%)

二五0.517.07

(583.11.710.1

-62)

恢复

时期1.023.57

(63-14.73.45.1

65)(6.9%)(24.3%)

三五1.14.13

(668.33.75.9

-70)(13.4%)(49.8%)

四五0.635.53

(715.52.17.9

-75)(11.5%)(100.5%)

五五0.635.32

(766.12.17.6

-80)(10.3%)(87.2%)

六五0.994.97

(8110.03.37.1

-85)(9.9%)(49.7%)

七五0.786.23

(867.62.48.9

-90)(10.3%)(82.4%)

(910.611.34

-93)12.72.016.2

(4.7%)(89.3%)

改革

前时0.785.18

期(536.02.67.4

-78)(13.7%)(90.9%)

改革

时期0.816.65

(799.32.79.5

-93)(8.7%)(71.5%)

(530.785.74

-93)7.12.68.2

41年(11%)(80.8%)

时期要素投入的贡献率综合要素生产粗放资本的产出系数

aL''''+(1-a)K''''率的增长率A''''度Y''''/K''''

一五5.883.02

(530.661.24

-57)(66%)(34%)

二五7.58-10.68

(582.45-0.31

-62)

恢复

时期4.5910.11

(63-0.312.88

65)(31.2%)(68.8%)

三五5.243.06

(660.631.41

-70)(63.2%)(36.8%)

五四6.16-0.66

(711.120.70

-75)(112%)(-12%)

五五5.950.15

(760.980.80

-80)(97.5%)(2.5%)

六五5.964.04

(810.601.41

-85)(59.6%)(40.4%)

七五7.010.59

(860.930.88

-90)(92.7%)(7.3%)

(9111.940.76

-93)0.940.78

(94%)(6.0%)

改革

前时5.96-0.26

期(531.050.81

)-78(104.6%)(-4.6%)

改革

时期7.461.84

(79)0.800.98

-93)(80.2)(19.8%)

(536.520.58

-93)0.920.87

41年(91.8%)(8.2%)

注:不带括号的数字为各要素对经济增长所贡献的百分点,括号内的数字为贡献的百分点占经济增长率的百分比率。

3.对我国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分析。

我们分别计算了1953年—1993年41年的粗放度并根据粗放度的五种类型作了统计整理,整理结果如下:

表2(单位:年)

粗放度类型超高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中度精放型低度粗放型集约型

时间

41年1386212

改革前26年943010

改革以来15年44322

从表2中可知:在41年里,有13个年份属超高度粗放型,8个年份属于高度粗放型,6个年份属于中度粗放型,2个年份属于低度粗放型,12个年份属集约型。粗放型增长的年份占整个年份数的70.7%,集约型年份占29.3%,表明我国从总体上看属于粗放型增长方式。由于超高度粗放型占整个年份数的31.7%,集约型占29.3%,高度、中度、低度分别只占整个年份数的19.5%、14.6%、4.9%,也说明粗放度的波动幅度比较大,集约型增长的稳定性较差。如果把改革时期与改革前作一比较,则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所占的比重由改革前的36%,降低为改革以来的25%;高度粗放型由16%上升为25%;中度粗放型由12%上升为18.8%;低度粗放型由O上升为12.5%;集约型年份由38.5%下降为13%。尽管改革以来粗放型增长的年份由改革前的64%上升为81.3%,集约型增长的年份由29.3%下降到18.7%,但改革以来的粗放度的波动幅度明显减弱稳定性增强。

由表1所示,1953—1993年间的平均粗放度为0.92,属于高度粗放型,此间国民收入的增长率达到7.1%,其中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就占了91.8%,表明41年来的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的结果。改革前的平均粗放度为1.05,属超高度粗放型;改革以来的平均粗放度为0.80,属高度粗放型。国民收入的增长率由改革前的6.0%上升到改革以来的9.3%;要素投入的贡献率由104.6%下降为80.2%;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由-4.6%提高到19.8%。说明改革以来的平均粗放度减弱,要素投入的贡献率降低,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提高,改革为经济注入了活力,促进了经济效率的提高。

按计划期计算的粗放度有四种类型,分别是集约型、低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超高度粗放型。恢复时期的1963—1965年的δ值在区间[0,0.5)之间,属集约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高达68.8%,要素投入的贡献只有31.2%,经济效率高,效益比较好。“一五、三五、六五”时期的δ值在区间[0.5,0.7),属于低度粗放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分别达到34%,36.8%,40.4%,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分别为66%,63.2%、59.6%,表明由要素投入增长所带动的增长成份比较低,由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所带动的增长成份比较高,因此,这三个时期的经济效率比较高,经济效益也比较好。“五五”、“七五”、“1991—1993”时期的δ值在区间[0.8,1)内,属于高度粗放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分别只有2.5%,7.3%、6.0%,而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却分别高达97.5%、92.7%、94%,表明经济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的贡献,经济效率比较低,经济效益比较差。“四五”时期的δ值大于1,“二五”时期的δ值小于零且国民收入为负增长,均属于超高度粗放型,经济效率很低,经济效益最差。

综上所述,尽管我国在某些年份或某些时期表现出集约型增长方式,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属于粗放型增长,要素的投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较小,经济效率低,经济效益差。

四、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分析的结论

1.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外延式的扩大再生产。

通常把新建扩建项目视为外延扩大再生产,更新改造项目视为内含扩大再生产,因而我们用基本建设投资指标以及更新改造投资指标来反映外延和内涵的扩大再生产情况。表3是根据1953—1993年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构成计算出的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投资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从基本建设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重看,外延式扩大再生产的趋势是不断缩小,内涵扩大再生产的比例不断增大。但从整个年份看,

表3

时期一五二五"1963-1965"三五四五五五六五

基本建设投96.292.384.580.777.573.564

资所占比重%

更改投资%3.87.715.519.322.526.528.1

时期七五"1991-1993"改革前改革以来

基本建设投58.858.881.360.2

资所占比重%

更改投资%31.828.318.729.3

国有单位的固定资产投资中绝大部分用在了基本建设投资上,用在更新改造上的投资,其最高值也未超过32%。而美国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更新改造投资所占比重1947—1950年为55%,1971—1978年提高到77%,其中机器设备投资中更新投资分别占51%和81%(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5页。)。实际上,我国还存在着以更新改造投资为名而进行的基本建设投资,如1981年以更新改造投资为名完成的二百多亿元投资中,新建项目占10.2%,扩建项目占38.5%,真正用于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的只占一半左右(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有的省市更新改造投资中用于新建扩建的竟达70%以上(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因此,我国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外延式扩大再生产。

2.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

表1可见,我国国民收入的增长率主要归因于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在要素投入中又主要是资本要素起着重要作用,因此,我们用资本要素的产出系数即Y''''/K''''的比值来衡量投入与产出的效果。当资本投入的增长率K''''大于国民收入的增长率Y'''',即资本的产出系数Y''''/K''''<1时,经济增长就表现出高度或超高度的粗放型特征,如:

“二五”时期,Y''''/K''''=-0.31<1,则δ=-2.45,超高度粗放型;

“四五”时期,Y''''/K''''=0.7<1,则δ=1.12,超高度粗放型;

“五五”时期,Y''''/K''''=0.8<1,则δ=0.98,高度粗放型;

“七五”时期,Y''''/K''''=0.88<1,则δ=0.93,高度粗放型;

“1991—1993”Y''''/K''''=0.78<1,则δ=0.94,高度粗放型;

“改革前”时期,Y''''/K''''=0.81<1,则δ=1.05,超高度粗放型;

“改革”时期,Y''''/K''''=0.98<1,则δ=0.80,高度粗放型;

整个时期,Y''''/K''''=0.87<1,则δ=0.92,高度粗放型。

为了进一步地考察资本的投入产出效果,我们分别计算了41年的资本产出系数,并根据不同粗放度类型作了统计整理,如下表:

表4

粗放度类型集约型低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

资本产出系[1.64,3.48][1,24,1.47][0.97,1.15][0.70.0.92]

数所在区间

粗放度类型超高度粗放型

资本产出系[-3,0.69]

数所在区间

表中反映出不同粗放度类型对应的资本产出系数值。显然,粗放程度越高,其对应的资本产出系数值越小,也就是说越粗放,资本的投入产出效果越差,效率越低。具体到我国能源与物质的消耗情况,如果仅就我国自身纵向进行对比,每万元国民收入消耗的能源以及每亿元基本建设投资平均消耗的钢材、木材、水泥量呈不断下降趋势,改革开放以来,每亿元国民生产总值主要生产资料平均消费量也呈下降态势。但与世界其它国家相比,我国在能耗与物耗上的差距是很大的。根据世界银行《1995年世界发展报告》资料:1993年,能耗产出率最高的是贝宁,每千克石油当量GDP产值为20.4美元;最低的是蒙古,只有0.2美元;我国为0.6美元,在全世界121个有资料可比的国家(地区)中居第113位。从不同收入国家看,低收入国家平均每千克石油当量GDP产值为0.9美元,中等收入国家为1.0美元,高收入国家为4.4美元,全世界平均为3.1美元。可见我国能源产出率不仅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另据有关方面作出的比较分析,我国钢材、木材、水泥的消耗强度分别为发达国家的5—8倍,4—10倍和10—30倍。因此,我国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

3.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强烈波动。

关于经济高速增长的数量界定,有人把高速度与低速度的临界值定为4%(注:刘彪、王东京:《经济发展阶段论》,《经济研究》1990年第10期。),也有人把它定为6%,还有人认为3%以下为停滞,3—6%为低速增长,6—9%为中速增长,9—12%为高速增长,12%以上为超高速增长(注:赵磊:《对当前经济高速增长的若干看法》,《经济研究》1993年第1期。)。我国在1953—1993年间,国民收入的平均增长率为7.1%,改革前为6.0%,改革以来达到了9.3%。如果按4%或6%的划分标准,我国经济已属高速发展之列,即使按最后一种划分标准,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也可进入中高速之列。再看实物增长情况,1993年比1952年,人均粮食增长1.34倍,人均煤炭增长8.17倍,人均钢增长32.07倍,人均发电量增长55.52倍,人均石油增长160.06倍(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6年第41页有关数据计算而来。)。

我国在1980—1993年的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是低收入国家平均增长率的2.9倍,中等和高收入国家的4倍,即使与发展速度比较快的韩国相比也高出0.2%,可见我国的粗放型增长是以其高速度为特征的。

如果考察不同粗放程度与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关系方面,从我们分别计算的41年的粗放度可知:在超高度粗放型增长的年份中,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在绝大部分年份都低于高度粗放型。同样地,高度粗放型低于中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低于低度粗放型,低度粗放型又低于集约型。如下表:

表5

粗放度类型越高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低度粗型集约型

国民收入增-1.85%7.9%9.7%10.65%16.1%

长率的平均值

国民收入增长率与粗放度之间存在着反向变动的关系,即粗放程度越高国民收入增长率就越低;反之,粗放程度越低则国民收入增长率就越高。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在我国长期快速增长时期集约型所表现出的是高速度,高效率,越粗放,其速度越低,效率越差。

如果更进一步地考察粗放度的波动与经济周期的波动情况,则不难看出:经济增长率周期的波峰恰好位于集约型年份或粗放度较弱的年份,而周期的波谷位置恰好处于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改革前,我国粗放程度是两头多中间少,即超高与集约型年份多,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少,这种粗放程度的巨大落差的反复出现必然使经济增长大起大落。改革前国民收入增长率的波动幅度为53%,五个周期的振幅平均为23.4%(注:关于经济周期的划分参见刘树成:《论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新阶段》,《经济研究》1996年第11期。);改革以来,粗放度的稳定性增强,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增多,超高与集约型年份明显减少,相应地,改革开放以来四个周期的平均振幅为9.9%,国民收入增长率的波动幅度也降为12.1%。因此,粗放度的稳定性是影响经济增长稳定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4.粗放型增长表现为居民消费水平的缓慢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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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发展方式 管理转型 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贯坚持的以增长经济为核心的发展目标,是我国经济在近二三十年来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各项事业发展迅速,不断提升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但在这些发展成果的背后,经济的飞速发展也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只注重经济的增长而忽视了环境问题,只看到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忽略的资源的有限性和重要性。这种问题存在于我国多年的经济发展之中,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不适应当前的经济结构和市场状况,在社会结构转型时期,要积极实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发展方式,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行管理转型。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转型管理思路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一)资源环境问题的加剧促使经济发展方式和管理思路亟待转变

我国过去的经济发展过于追求发展成果和速度,忽视了资源和环境问题,使得现在资源告急、环境污染严重,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矛盾在不断加剧,在没有找出新的、有效的替代能源之前,就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同时在经济发展管理思路上要实时加以改变和转型。我国目前还存在相当多的企业依然在采用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方式,过于依赖资源,在发展中很多都是采用高能耗的方式来换取经济利益。一是对资源浪费严重,二是对环境污染加剧,这样的发展之路是不能够长久的,也是不科学的。

(二)经济快速的发展加剧了城乡的两极分化

城乡的两极分化具体体现在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差距不断增大、城乡的经济发展程度差异也越来越大两方面,这种不断拉大的经济距离与经济的发展方式有着重要的联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发展管理思路,合理调整城乡经济发展手段,着力加大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持,逐步缩小城乡差距。

(三)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致使市场需求得不到相应发展

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浪费了资源、污染了环境,致使企业在市场环境中不能取得良好的发展,没有竞争力,市场需求不断萎缩。企业要加强对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性,实行集约型的经济发展方式,改变经营管理思路,不断适应市场发展需要。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管理制度的途径

(一)转变管理对象,合理定位管理方向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管理制度的科学和完善是保障经济有效发展的重要方法,要转变管理制度的对象,找准管理方向。具体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在管理中心方面,要从重工业经济转变到服务业经济。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经济水平,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第二产业在经济发展中所占的比例在逐渐下降,第三产业的市场份额会不断增多。

(2)由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转变发展,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过程中,要将依靠投资发展的经济转向依靠消费增长经济的发展方式。

(3)转变单一的发展方式,实现发展方式的多样化。从依靠技术资源的发展方式努力转变到人与技术两者结合的科学发展方式。

(4)最重要的一点,由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到集约型的经济发展方式,由过度依赖资源和污染环境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和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方式。

(二)针对不同的管理对象应采取相应的管理形式

在经济结构不断发展和转变的情况下,对经济发展中各个对象的管理要加以区分,并针对不同的管理对象制定相应科学的管理方式,而不能将一种管理模式运用到各种各样的对象中,一方面对影响管理的效果,另一方面也会降低管理对象自身的效益。优秀的管理模式往往会取得良好的管理效果,目前较为科学的管理模式有以下几种:所有者与管理者的委托和管理模式、国家安排的委托与管理模式、公众共同所有权决定的委托管理模式等。

(三)对企业主体和组织进行积极的管理和转变

积极对企业的主体加以转变管理,促进企业在多变的经济环境下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具体从以下两个层面入手:

(1)转变企业内部人力资源的管理思路。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方法和手段已经逐渐落后,不能适应当前快速发展的经济环境,新的经济时代对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也有了更高的要求。转变对企业内部人力资源管理的方式,利用新的技术手段加以细致管理,不断满足社会发展需要。

(2)转变企业的管理模式。企业要依据市场变化实施改进和完善企业管理模式,发展企业经济,促进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

三、结束语

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相关的资源问题和环境问题,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严重成了经济发展中不可回避的话题和问题,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还导致了城乡差距的不断增大等问题。企业需要改变以前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向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为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和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环境而不断努力,同时,也要加强经济管理思路的转型,实现科学良性的经济发展方式。

参考文献:

[1]郑英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管理转型问题研究[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02)

[2]刘学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管理转型问题研究[J].财经界(学术版),201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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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际贸易趋向高端化

自20世纪80年代我国开展国际贸易始,我国信息化技术也正式起步。随着我国国民经济逐步发展,科学技术研究飞速进步,我国顺利进入了信息化时代,经济的发展增添了更多活力。目前,国家间交往越来越频繁,信息技术更新换代,进一步推动了我国国际贸易走向了高端化。首先,在国际贸易中,高新技术占据的比重逐渐提高。据相关统计资料显示,从90年代开始,我国研发制造的高新技术产品逐渐受到国际社会民众普遍关注,高新技术产品生产总量、出口量都呈现出了明显的持续上涨趋势,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在整个国际贸易产品结构中也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次,国际贸易结构逐渐趋向高端化。科学技术、信息技术等关键要素的进步,进一步优化了国际贸易的内部结构,促使国际贸易中原有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比重逐渐下降,新型技术产品、制造业产品比重不断提高。

2.利益格局发生变化

当前,国际贸易主要包含两个交易主体,一个是发达国家,另一个是发展中国家,且两个交易主体间的经济发展实力呈现出悬殊差异,促使整个国际贸易的利益分配格局趋向两极化。据相关资料统计结果显示,当前,在国家贸易的整体利益分配格局中,发达国家约占80%以上的利润,特别是位居领头地位的美国,其拥有的国际贸易利润就达到了利润总量的1/3以上。这种利益分配失衡局面,导致发展中国家在享受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的同时又不得不打起十二分精神应对严峻的考验。总体而言,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更具利润分配优势。

二、国际贸易发展遭遇的困境

1.粗放型经济无法满足新时代要求

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改革开放力度不断加大,开放范围越来越广,这使得我国国际贸易的发展速度迅速加快,国际贸易规模上升到一个空前高度,国家整体外贸水平持续上升。从形式上看,我国国际贸易已取得非凡成就。但若将已取得的成就进行细化就会发现,当前,我国所达到的国际贸易发展水平还远远无法与发达国家相比,距离新时代要求还差一大截。这主要是因为,一直以来,我国实行的都是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增长速度慢,国际贸易量多质低,导致我国国际贸易结构始终无法优化,外贸产品质量难以有效提升。纵观当前,我国粗放型经济下的进出口产品层次依旧保持低水平,创新力强、自主知识产权到位的高端经济产品少,且产品几乎不具备品牌优势。

2.外贸经济环境越来越不理想

国际贸易是我国贸易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水平直接影响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纵观当前,我国参与国际贸易的主体主要是中小外贸企业。然而,我国政府部门等职能机构却未给中小外贸企业提供国际贸易便利条件,促使中小企业在积极开展国际贸易过程中频频遭遇困境。如我国出台的一些行政管理条例严格限定了中小企业的国际贸易规模;税收政策明显偏向大型外贸企业,导致中小企业频频受挫。如我国中小企业需比“一般纳税人”缴纳更多的税收额;与国际贸易有关的法律法规未针对中小企业的发展威胁进行适当的法律保护,如我国出台的《企业法》、《公司法》等法案制定的条例过于笼统,且在细化条例中,满足中小企业特殊性要求、鼓励中小企业积极参与国际贸易、保障中小企业国际贸易合法权益的法案少之又少。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中小企业参与国际贸易的环境变得越来越不理想。与此同时,我国各级政府部门过分聚焦大型企业与国有企业,甚至出台了税收优惠政策、资金筹集政策,土地使用优惠政策等多方面特权优惠政策来鼓励这些企业积极参与国际贸易,导致国际贸易发展资源配置出现不合理局面,整体外贸经济环境越来越不理想。

3.国际贸易的风险程度不断加大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愈演愈烈,国际贸易涉及范围逐渐扩大,国际贸易深化程度显著提高。尽管我国国际贸易受此影响获得了更多向前发展的机遇,但同时,我国国际贸易各主体需承担的贸易风险也在不断增加。首先,我国主要向其他国家输出资源密集型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初级产品,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小,而高技术含量产品出口量则相对较少。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国际贸易产品层次低,产品技术含量小,企业难以取得较大利润,外贸各主体极容易在激烈的国际贸易竞争中被剔除。其次,由于我国出口其他国家的产品比重越来越大,引起其他国家的防范,导致我国国际贸易风险加大。如近年来,俄罗斯等国家多次对我国出口产品开展反倾销调查,使我国出口产品品牌、出口企业信用在无形中受到打击,客户忠诚度显著降低,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的占有率逐渐降低,加之各国为保护本国消费增加了越来越多的贸易壁垒,使得我国国际贸易风险被迫逐渐加大。

4.本币升值势头持续向上攀升

从国家保护本国国际交易的角度来看,若本国币值减小,则国际购买本国国际贸易产品的费用降低,各国对本国产品的需求量将进一步加大,本国国际贸易产品将以量取胜,获得更多经济利益。相反,若本国币值提高,他国购买本国出口的产品就需花费更多的费用,顾客对本国出口产品的需求量将骤减,本国国际经济利润空间被压缩,甚至有可能直接拖延本国国民经济发展速度。近年来,我国向国际社会输出的产品越来越多,国际客户越来越多,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利益空间,以至于这些国家开始寻求多种借口或手段,如“砍断”我国境外进口商的资金链、恶意拖欠我国贷款、实现大幅度的贸易保护等来逼迫我国人民币升值,促使我国人民币升值势头持续向上攀升。尽管2015年我国曾多次对人民币实行贬值,但外部驱动人民币升值风险依旧存在。

三、促进国际贸易发展的对策

1.转变我国现行的国际贸易增长方式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易浪费资源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已不适应我国新时代经济发展要求。这也意味着我国必须要进一步转变当前的国际贸易发展方式与增长方式,全面推进我国国际贸易实现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对此,可逐渐在国际贸易中贯彻落实集约型经济。集约型经济是一种追求产品高附加值,增加贸易利润的增长方式。而要在我国国际贸易中实行集约型经济,首先要细化市场,鼓励不同市场积极进行自主创新,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增加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其次,进一步落实品牌战略,加强出口产品的品牌宣传,向国际客户宣扬出口产品的优势之处,增强国际客户的购买欲望;最后,不断优化我国国际贸易产品格局,尽可能加大高端产品的出口比例,降低低附加值产品的出口,真正以产品质量取胜国际市场。

2.持续推动我国国际贸易向前发展

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不断国际社会如何变化,国际贸易结构如何调整,都必须要将国际贸易的重点放在推动国际贸易经济向前发展上。尤其是在我国高度强调落实“稳定压倒一切”现实方针下,必须要严格遵守原有的发展方针与原则。否则,若经济发展出现不稳定现象,我国社会将陷入一个严重的经济危机中。而要推动我国国际贸易经济向前发展,首先要不断调整我国现行的国际贸易经济体制,优化并落实税收政策,适度强化政府对国际贸易的政策等支持;其次,要构建与完善为我国国际贸易服务的各个信息服务机构。因为我国的国际贸易对信息资源具有较大的依赖性,若能构建与完善信息服务机构,帮助企业快速获取对称性信息,将有利于我国国际贸易取得更大市场优势,同时,信息服务机构的建立与完善,还可有效扶持我国中小企业等外贸主体不断向前发展,为我国经济经济的稳定发展贡献力量,进而增强我国国际贸易的整体竞争力。

3.强化国际贸易的法律体系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速度加快,国民经济蓬勃发展,市场经济体制构建与完善,都让我国逐渐意识到了完全法律法规体系的重要性。然而,就目前而言,我国大部分法律法律主要聚焦国内经济贸易,而在国际贸易方面却还未出台系统化的法律法规,这也使得我国国际贸易过程缺乏法律保障,贸易风险层出不穷。对此,我国有必要强化国际贸易的法律体系建设。首先,立法机构要积极了解国际贸易标准,并将部分国际贸易标准引入我国国际贸易规范与法律体系中,防止我国国际贸易在出现纠纷时处于劣势;积极研读我国现行的国际贸易法律与国际贸易协定、条约,并对比两者之间的差异,不断完善我国现行的国际贸易法律体系,进而增强法律保护的可行性;最后,组建专家团研究应对其他国家的反倾销控诉,尽可能从法律的角度规避他国对我国实行的不正当反倾销活动。

4.改变收付货币方式并丰富避险工具

对于专门开展国际贸易业务的外贸企业而言,人民币升值是其业务发展不可避免的潜在风险。不少外贸企业也对此感到非常焦虑。但事实上,人民币升值风险并不是不可避免的。首先,外贸企业可适当地更改现行的货币收付方式。如当前,美国依旧是我国最大的对外贸易伙伴,虽然美国为规避债台高筑风险有使美元持续走弱趋势,但基于美国金融霸权地位,美元贬值不易。因此,我国外贸企业可采取收美元等升值空间大的货币、付人民币等升值风险大的货币来降低企业经营风险,确保企业发展利润与行业利润;其次,我国外贸企业可适当丰富自身的避险工具,防止汇率风险冲击。如目前,我国大部分国际贸易都是无法实现立即支付与收取的,交易存在一定的时间汇率风险。此时,我国外贸企业可与他国企业、消费者签订远期合同,灵活使用买卖外汇期货等方式来套期保值,以防范交易时间内人民币汇率变动风险,并由此保障我国国际贸易利益,推动我国国际贸易持续稳定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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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军事经济资源 组织制度 知识资源 金融资源

近些年,军事经济资源的概念一直受限于自然资源、资本和劳动力这三个基本要素的范围。然而,现代军事经济的发展经验显示,劳动力和实物资本对军事经济发展贡献的比重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包括技术进步和教育发展在内的知识要素已把资本要素取代,成为新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时代的第一要素。新经济增长决定因素的出现,对以传统资源概念为根基的军事经济发展理论提出了挑战。现行的军事经济资源概念不能够清楚说明新军事资源要素对于军事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因此,在理论上将“军事经济资源”这一概念重新定义是研究军事经济理论的关键。

一、新的军事经济资源的概念

军事经济资源是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所供给的可用于军事领域的商品和服务的能力,是由这个国家在一段时期所持有军事经济资源的规模、品质、种类及其相互关系决定的。劳动力、资本和固定供给的自然资源总量决定了军事经济实力,因而狭隘的“三要素”军事经济资源观就自然而然地流传下来。应该说,传统的军事经济资源观点对军事经济的潜在生产能力同军事经济资源之间关系的认识并没有特别的错误,失误的地方只在于这种资源观不加分析地接受了传统的生产要素理论,我们要对“军事经济资源”概念重新界定,首先需要对一些相关的概念进行辨析。

1、军事经济资源的存量与流量

慨括地说,任何一期的存量等于前一期期末的存量加上该期的净流量之和,而任何一期的流量则都要由该期期初的存量本质来决定。如果把军事经济资源当作一般军事经济分析当中的一个先行变量,它在任何一个节点上的存量性质都是确定的。同时,许多种类的军事经济资源在一段时期中发生变换的流量性质也是明显的。有了存量和流量的概念中蕴涵着的时间和积累的思想,就能够提高人们对于军事经济资源普遍存在着的狭隘的认识。美国经济学家哈维・莱宾斯坦在他的落后国家经济增长理论中指出,除土地、资本、劳动力之外,一个国家的资源存量还应包括习惯、传统、目标、技艺等。可见,用存量与流量观点来考察军事经济资源的概念有助于人们超越对这个概念的认识。

2、军事经济的静态资源与动态资源

静态资源是指那些在军事经济分析中不作为变量考虑,但是在实际军事经济活动中需要的军事经济资源,例如过去的“三要素”军事经济资源观中。自然资源不作为变量考虑。还有一种关于静态资源的解释是,在任何一个节点上其资源存量都可以假定为常数的那一类军事经济资源。静态资源给一国军事生产能力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它自己并不参与其中。同静态资源相对应的是以不同的方式起作用的动态经济资源动态资源是军事经济理论分析当中的变量,一国军事生产能力的变动受到了动态资源的变动,可以依据存量与流量的观点来考察这些变量。

3、军事经济的静态效率与动态效率

静态效率和动态效率是美国经济学家保罗・格雷戈里和罗伯特・斯图尔特提出的。他们指出,效率是指一个经济体制在特定时点的静态效率或一定时期内的动态效率,对可得到的资源有效利用。在格雷戈里和斯图尔特的分析中,静态效率和动态效率主要作为区分和衡量不同经济体制效率的指标。本文对这两个概念的理解在含义上有所拓展,因为仅仅用体制效率来解释生产可能性曲线边界的移动过于笼统,我们感兴趣的是以动态效率递升的方式来决定生产可能性边界的那些基本构成。对“军事经济资源”概念的重新思考,就是以这种经济关系的存在为基础的。

二、现代军事经济发展的实质

同过去的军事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实物资本和劳动力要素的投入增加来推动不同,现代军事经济发展主要通过新资源因素的积累和改进来推动。通过降低军事经济体系宏观和微观层次的生产成本、交易成本和资源配置成本,新资源因素以效率改进的方式来促进军事经济的发展。因此,现代军事经济发展是一种效率改进型、集约型的发展结构。这种结构突破了以传统资源为基础的、遵循要素报酬递减规律的粗放型军事经济发展结构的局限性,表现为一种要素报酬递增的、集约型的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军事经济发展。

军事经济发展之所以是一种集约型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其原因在于构成军事经济发展的新资源因素都是具有历史积淀性质的动态资源。对新资源因素的边际投入成本远远不大于其积累存量所能产生的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新资源因素与传统资源因素相结合,使社会生产具有递增的边际生产率,从而为军事经济提供了不断递增的收益报酬率。这种递增收益不仅源于新资源因素本身的积累增加,而且也包括传统资源因素的不断知识化、高效化带来的递增收益。这样增长本身就是新的军事经济发展的源泉和动力,从而使得军事经济不断获得长期持续增长的能力。现代军事经济发展与新资源因素积累之间的相互推动机制构成内在的良性循环,推动了军事经济实现无需外生因素推动的长期发展,克服了以传统资源因素为基础的军事经济发展极限,形成为一个在历史维度上没有极限的发展。

三、新军事经济资源因素对军事经济发展的作用方式

新军事经济资源因素与传统军事经济资源的不同点在于,它们对于军事经济发展的作用方式不同。军事经济体系的内涵资源因素包括组织制度、知识技能和金融体系,主要是通过提高军事经济系统的效率的方式来促进军事经济的不断发展。降低军事经济活动的内在成本是这些新资源因素为军事经济发展作贡献的主要途径,不过在具体的实现形式和途径方面,这些资源的侧重点不尽相同。

1、组织制度主要以降低军事经济活动交易成本的方式,来提升军事经济系统的运行效率。军事经济中的交易成本产生的原因是军事经济行为主体的行为结果在未来的不确定性。而要想减少未来不确定性对于军事经济活动的冲击,就要付出交易成本时间成本和信息成本来尽可能充分把握有关未来的信息,或者通过制度安排来降低未来的不确定性。如果降低军事经济的未来不确定性,则军事经济行为主体所需付出的交易成本就减少。因此,组织制度资源的实质是通过降低未来不确定性的方式来降低军事经济体系运行当中交易成本的。

2、知识资源主要是通过改进其他资源因素的素质,提高要素生产率,降低成本的方式来完成军事经济发展的。知识资源降低成本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以实物资本为载体,使得在实物资本中实现的知识积累、知识变更构成生产过程的技术进步,促进新的实物资本的形成,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军工企业生产过程的生产成本。二是以人力资本为载体,通过知识创新和各种专业知识与技能的改进来提高军事经济行为主体的综合经济行为能力,从而降低整个军事经济的社会生产成本。知识密集型产业的第一生产要素是人力资本,根据世界银行的报道,现在世界上的财富由人力资本构成。可见,以人力资本为载体的知识将成为知识经济时代一国财富的主要来源,哪个国家拥有了“第一流”的头脑,哪个国家就拥有了取之不尽的财富源泉。

3、金融资源对军事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的主要有两种,一是以降低宏观资源配置成本;二是微观交易成本的方式。作为金融资源,良好的金融体系会合理地配置军事经济资源以形成高效率的产出能力;反之不良的金融体系则会把资源分配给低效率的部门。同时,金融体系还必须监督资金的运用,以保持资金运用具有持续的效率,这时金融的功能就扩展到减少风险、增加流动性和传递信息等方面。所有这些功能的发挥都会促进其它动态军事经济资源的形成进而促进军事经济的发展。

四、21世纪我国军事经济资源发展的思路

目前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正经历由粗放型经济增长向集约型经济增长的转型,未来军事经济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将不再是自然资源、劳动力和实物资本。现阶段中国军事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将来源于效率的提升,而效率提升取决于以新资源因素为代表的效率因素的历史积累。就我国目前实际的军事经济资源状况而言,能够推动和保证军事经济以内涵型、集约型的现代增长方式运行的新资源因素的历史积累存量相当匮乏,远远不能满足军事经济发展的需要。所以,为了实现新世纪我国军事经济发展的战略宏图,根据新资源因素具有历史积累和动态发展的特性,我们应从战略的高度对新资源因素的存量积累主动进行培育和发展。同时,由于动态资源的边际积累受到当期有限资源条件的约束,面临着资源配置竞争的问题,在制定新世纪军事经济资源发展战略时,应尽量将有限的边际资源流量投向组织制度安排、知识技能创新和金融体系完善等新资源因素的积累方面,而那些同传统的军事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军事经济资源则无须过多开发。

参考文献:

[1]高鸿业主编.《西方经济学》(第五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2]刘化绵主编.《中国军事经济学教程》.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

[3]朱庆林,王新华,张忠义著.《军事经济基本理论研究》.黄河出版社,1993

篇9

1.1精明增长理念

精明增长理念是20世纪90年代由西方发达国家提出,为解决城市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进程中暴露出的一系列问题而被各国所借鉴,成为指导城市发展的主流思想。“精明增长”是一种实现城市集约型增长的发展理念,它注重城市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优先考虑将城市新增用地需求引导至已经开发建设的区域,强调对城市存量空间的挖潜,加强社区改造和污染废弃工业用地的开发再利用,提倡城市集中组团式建设,充分发挥已有交通基础设施的功能,鼓励低碳出行,保护城市农田绿地、开阔空间、自然景观以及重要环境区域,以实现降低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目标。这种融合城市生态体系,坚持集约化、高密度、土地混合使用相结合的城市发展理念为城市发展低碳经济和实施土地集约利用提供了新的思路与启示。

1.2相关概念及其联动关系

1.2.1相关概念低碳顾名思义低度排放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伴随着工业经济的发展,由资源消耗和生态恶化导致的灾难性问题频发,为了缓解提高GDP与控制碳排放之间的矛盾,实现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低碳经济作为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开始被人们所认可。低碳经济是以低排放、低消耗、低污染为特征,以制度改革、产业优化、技术创新为手段,以实现经济社会高效益、高效率、高效能发展和人居生态环境提升为目的的绿色集约型经济新模式。土地集约利用与土地粗放利用是相对应的,起初应用在农业研究上。随着城市发展和人口规模的扩大,用地混乱、交通拥堵、空气污浊等一系列城市问题骤增,于是土地集约利用被引入到城市发展的范畴中来。笔者认为,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含义是在城市范围内,结合当时当地土地利用与城市发展现状及特点,遵循政策法规的导向,通过增加城市土地投入,挖掘土地内部潜力,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改善城市经营管理,提高城市经济、社会和生态的综合效益,以实现城市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集聚和示范作用。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是一个区域性、阶段性和综合性的动态发展过程。

1.2.2联动关系城市土地的粗放利用是碳排放增加和资源能源消耗加剧的重要原因之一。城市盲目扩张使建筑与硬化路面规模急增,农用地和园林绿地面积骤减,造成城市土地碳汇量降低的同时也导致空气粉尘、悬浮颗粒的增加。而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是实现低碳经济的重要载体,可以通过调整用地结构、产业布局和发挥土地供应的调节作用等方式有效降低资源能源消耗,减少碳排放量,使生态环境的破坏被降到最低,使土地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生态价值得以充分发挥,从而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作为一种绿色集约型的新模式,低碳经济是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基础和支撑,为其实现提供了新的思路。低碳理念引入城市发展中,利于城市的良好定位,指引城市结合自身优势实现发展。同时,将低碳经济指标引入和落实到土地集约利用指标体系中,必然从城市人口规模、科学技术支撑、能源结构和环境承载力等方面引导土地利用向集约化发展。总而言之,低碳经济发展与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之间存在内在联系,通过彼此相互作用促进对方的发展,而这种互动关系是实现城市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持续协调发展的基础,因此低碳经济发展与土地集约利用在城市的科学规划和可持续发展中是一脉相承、有机统一的整体。

2研究方法

2.1综合评价指标的选取及权重的确定

为了准确评价低碳经济发展与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两大系统,按照指标设置的可行性、合理性、科学性及全面性原则,结合低碳经济和土地集约利用的实质与内涵,最终形成了由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社会支撑、环境质量等4项Ⅰ级指标和人均GDP、产业非农化率、单位GDP能耗、园林绿地面积等16项Ⅱ级指标所构成的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由土地投入强度、土地利用程度、土地利用效率、土地利用生态环境质量等4项Ⅰ级指标和地均财政支出、人口密度、地均GDP、人均园林绿地面积等16项Ⅱ级指标所构成的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程度综合评价指标。每一项指标对系统的影响程度不同,所以需要为各项指标确定相应的权重以反映这种差异。为了减少人为因素对指标权重合理性和科学性的影响,采用熵值法和德尔菲法相结合的方法确定了指标权重(表1)。

2.2指标数据的量化处理

指标体系里的各项数据主要来源于2006—2012年的《河北省经济年鉴》、《石家庄统计年鉴》、《河北省土地调查统计年鉴》、石家庄市统计局网站等,部分数据通过公式计算间接得到。由于两系统指标的计量单位和量纲不同,因此,为了增强指标的可比性和结果的合理性,需要对其进行标准化处理。本文采取min-max标准化法对数据进标准化,假设有a项指标,则x1,x2,…,xa是表示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有b项指标,则y1,y2,…,yb是表示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程度的指标,min(xj)和max(xj)分别表示各指标中的最小值和最大值,正向指标采用正向指标公式进行标准化处理,负向指标则采用负向指标公式进行标准化处理,公式为[7]:正向指标:Zij=xij-min(xj)max(xj)-min(xj)(1)负向指标:Zij=max(xj)-xijmax(xj)-min(xj)(2)

2.3综合评价模型的建立

2.3.1耦合度评价模型耦合可以简单理解为两个及两个以上的系统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动态联合关系。结合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数和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程度综合指数,根据耦合度的内涵,构建两者的耦合度评价模型:C=A(x)B(y)〔A(x)+B(y)2烅〕烄烆烍烌烎25(3)式中:C———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程度的耦合度;A(x)———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数;B(y)———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程度综合评价指数。C介于0和1之间,C越接近1,耦合度越大,系统内各要素之间达到良性共振耦合,系统将趋向新的有序结构,C越接近0,耦合度越小,系统内各要素之间没有相互关系,系统将趋向无序发展。

2.3.2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耦合度C可以反映系统内部要素之间相互协调关系,对低碳经济发展和土地集约利用两者之间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指导意义。但是一般情况下,它无法准确反映系统之间的协调水平。耦合度相同,但是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和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有所不同,从而致使同样是协调,却可能存在高低水平之分。为了正确反映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程度二者的综合协调水平,在此建立了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程度的耦合协调度模型:R=槡C×P(4)式中:R———耦合协调度;P———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程度的综合评价指数,且P=λA(x)+θB(y);λ———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的权重;θ———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程度的权重,在此假设低碳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程度同等重要,即λ=θ=0.5[10]。根据公式可知,R介于0和1之间,R越大,耦合协调度越高,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程度的总体协调水平越高,R越小,耦合协调度越低,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程度的总体协调水平越低。耦合协调度模型综合了二者的协调情况,比耦合度模型更具适用性和操作性,可以对不同阶段的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程度之间的耦合协调程度进行定量分析。

3实证分析

3.1研究区域概况

石家庄市地处河北省中南部,冀中南经济区,市区面积达455.81km2,建成区面积达210.47km2。作为因铁路开通而崛起的省会城市,现已成为该省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金融、交通物流中心和第一大城市。作为全国著名的生物产业基地、纺织基地和华北地区重要商埠,具有广阔便利的市场环境和投资平台。河北省资源能源丰富、通讯交通便捷、工商业发达、基础设施完善等优势使石家庄市成为京津冀都市圈内最具投资吸引力和未来发展潜力的经济增长极。中央政策的扶持、京津冀经济区的整体推进、省会地位的强化、城市交通体系的优化升级等诸多积极因素推动石家庄市步入一个城市快速扩张、产业调整优化、都市区整合发展的新阶段。

3.2定量分析过程

根据min—max标准化法对石家庄市2005—2011年低碳经济发展和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里的各类数据进行量化,计算得出各项指标的标准化值。

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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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现代企业;经济管理;管理问题;解决方法

激烈的市场竞争让现代企业面临着严峻的经营压力,企业必须要从自身出发,积极查找自身管理存在的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解决。企业才能认清自身发展的不足,积极完善优化经济管理工作,让经济管理推动经济效益的提高。

一、现代企业经济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缺少创新意识

在绝大多数企业中,企业对于经济管理的认知水平比较低,在运行经济管理体制的过程中,投入的人力、物力以及财力十分有限,管理体制的科学性还有待提升,体制和企业实际情况也不够匹配,使得企业经济管理所取得的效果十分有限。企业经济管理由于缺少创新意识,也就失去了发展和完善的动力,在这样的环境下,企业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阻碍。

(二)管理组织落后

经过多年的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制度获得了极大的完善,但是企业中没有形成完善的经济管理组织,企业经济管理效率十分低下。在大多数企业中,普遍存在单一的管理组织,受到计划经济极大的束缚,让企业经济管理水平十分落后。企业经历了计划经济,没能跟上经济体制的改革,企业无法完整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做出的决策缺少合理性。企业提供的服务和产品并不能达到市场的要求,导致企业陷入发展瓶颈期。另外,企业经济管理多是由领导管理人员展开,管理职责得不到科学分布,管理质量受到限制。

(三)管理水平较低

目前我国企业中缺少人员调动机制,企业内员工的责任不够明确,效率较低,在一定程度上让企业人工经济负担有所增加。企业为了控制人力成本,缩减了员工岗位培训,员工由于未能及时提高自身知识水平,工作质量必然受到影响,经济管理水平无法提升,企业经济管理整体水平也相对较低。

二、现代企业经济管理问题的解决方法

(一)重视创新管理制度

企业要想解决经济管理问题,需要具备一个创新管理理念,在思想上指导经济管理。企业领导管理人员尤其要更新管理理念,建设一个良好的管理环境。在创新管理理念的同时,要融入战略发展意识,使用战略发展观念展开经济管理。企业要进行经济管理适用范围相对广泛,要在科学指导下准确评估风险,方便企业大胆实践经济管理创新方法。在现代社会,企业作为社会经济的重要组织,必须要不断进行经济管理制度的创新。一方面需要对企业组织中存在的模式问题进行解决,另一方面要积极创造企业长远发展的条件。经济管理制度根据企业需求导向,及时修整制度内容,让经济管理水平得到保证。企业要对经济管理的权利和职责进行确定,制定更加科学的奖惩制度,保障经济管理制度的落实。在现行的经济管理制度中,企业领导负责决策和指导,各职能部门进行制度的执行。因此需要增加评审环节,定期分析经济管理制度存在的问题,保证企业可以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对经济管理部门也要执行绩效考核机制,对经济管理制度的员工、工作质量以及工作效果展开全面的评审。

(二)优化经济管理组织

对于经济管理工作而言,经济管理组织有着重要的作用,企业使用的管理模式各种各样,选择经济管理模式还需要结合企业的具体情况,评审管理体系并展开优化。评审工作可以使用分解评审的方式,根据全方位的评审结果优化管理模式。在评审过程中发现经济管理存在的长期问题,则需要展开有针对性的改革和完善,从而对经济管理体系展开优化。评审经济管理体系还需要引进绩效考核机制,让项目评审内容可以落实到经济管理部门以及管理人员身上。在评审之后可以确定出责任主体,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从而让改革工作获得有力保障。管理组织的优化也要注意提高人员的综合素质,企业通过提高员工的素质水平,优化管理组织能力。企业首先要提高员工的选拔标准,对专业对口的优秀人才优先录用。招聘过程中,需要开展专业知识以及技能的测评,对人才的思想道德情况以及社会背景展开全面考察,细化招聘工作。其次要在企业中执行培训制度,需要定期展开管理人员岗位培训,有针对性的提升管理人员自身的业务能力。最后要在培训体系中加入政治素养、职业道德的系统培训,保证员工可以在经济管理工作中保持严谨作风,以认真负责的态度投入工作。

(三)调整经济管理模式

在企业经济管理工作中,对管理模式的调整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在企业目前的发展过程中,经济管理方式直接影响着经济管理效果,真实有效的管理方式能够发挥出事半功倍的真实效果。伴随企业规模的扩大,企业必须要注意调整经济管理的方式,将粗放型经济管理转变为集约型经济管理,让企业经济管理可以和社会经济环境相融合。所谓集约型经济管理,主要是利用提高管理水平来实现提高生产质量和生产效率,让社会经济得到增长。以这种方法推动经济的增长,可以以较低消耗、较低成本达到目标,让产品质量提升的同时,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推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另外,经济管理模式的调整要融入财务风险意识,在市场经济体制中,企业面临着经营风险。管理人员需要建立从风险防控意识出发,对经济管理风险进行预防,展开经济管理。

三、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先是对现代企业在经济管理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主要包括缺少创新意识、管理组织落后以及管理水平较低的问题。其次提出了现代企业经济管理问题的解决方法,企业要重视创新管理制度,不断优化经济管理组织,积极调整经济管理模式。

参考文献

[1]时玉娟.现代企业经济管理模式与企业经济活动分析[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下旬刊),201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