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阶段论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济增长阶段论，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美国外交　对外开发援助　沃尔特・罗斯托　经济增长阶段论

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与冷战的相互影响成为国内外冷战史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具体范畴包括知识与权力的关系、社会科学理论家接近决策集团的方式及其影响，以及促使政策制订者提出社会科学研究要求的相关历史背景。美国著名经济史学家沃尔特・罗斯托及其提出的“经济增长阶段论”也被当作这一范畴的典型研究对象。很多研究者从各自的角度探究“经济增长阶段论”这一发展经济学理论与美国对第三世界经济发展战略取向之间的关联。本文意在探讨“经济增长阶段论”的意识形态内涵及其影响，以及如罗斯托这样亦官亦学的理论家在推动政策制订和实施所面临的困境。

一　“经济增长阶段论”的主要内容及其意识形态内涵

1950年代上半期，苏联明显增加了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在美国看来，这是苏联以经援为手段对欠发达地区进行的“政治渗透”。这样一来，苏联经济增长模式将成为引导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潮流的航标，“自由世界”与“共产主义世界”的斗争场所开始向第三世界转移。日益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向美国提出了一个富有挑战性的课题：抑制民族主义力量推行激进改革的冲动，引导新兴独立国家走上自由资本主义的道路，从而遏制共产主义。顺应时势，部分关注全球变迁的社会科学研究者积极倡导“政策科学”(Policy Sciences)的理念，郑重宣称其研究具有与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性”，许诺可以生产出直接用于冷战斗争、塑造世界未来发展方向的知识工具。在这一宏观历史背景下，罗斯托向新古典经济学以量化标准研究短期经济趋势的方法发起挑战，提出了旨在指导第三世界国家发展道路的“经济增长阶段论”。

1952年，从事经济史研究的罗斯托出版了《经济增长进程》一书，完全摒弃了在数据统计的基础上对经济发展态势进行短期评估的新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试图重构18世纪中叶以来的世界经济发展史，揭示持续增长和自由民主之间的关联，对长期经济发展趋势做出预测。他将英国工业革命作为人类现代化的开端和模型，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家、社会和个人可以相互协调、共同发展，并对马克思提出的资本主义劳动异化的观点和苏联中央计划的经济增长方式予以驳斥。在罗斯托看来，英美经济发展模式才是欠发达国家未来现代化道路的指针，后者必然会像前者一样由“起飞”走向“自促增长”(Self-sustained Growth)。

1957年，罗斯托和米利肯共同出版了《一项建议：实行有效外交政策的关键》。这本著作的前身是其撰写的一份对外援助政策研究报告。他们首先批评了美国外援政策中的四个错误理念，即外援的任务是赢得朋友，加强受援国的军事力量，确保私企在受援国的主导地位，以及通过消除饥饿来阻止共产主义影响的扩大。他们指出，虽然任何两个国家的资源、文化、历史和政治制度都不可能完全相同，但不同国家的发展道路却具有一定的共性，需要经过“前提条件阶段”、“起飞阶段”和“自促增长阶段”。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了美国对外经济援助政策所应遵循的五个基本原则，即银行观念(根据受援国的资本吸收能力确定援助数额)；自助原则(受援国在提高有效利用资金的能力方面承担主要责任)；目的明确(援助国清楚地表明援助不附加任何政治或军事条件)；充分的国际性(推行国际通行的援助哲学和基本规则并协调各援助国的计划)；连续性(援助计划应做出相对长时间的承诺，避免美国国会的一年一审制)。

三年后，罗斯托又出版了《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经济增长阶段论”正式出炉。该书详细论证了一国经济增长需要经过的五个阶段，依次为“传统社会”、“起飞的前提条件阶段”、“起飞阶段”、“走向成熟阶段”与“大众消费阶段”。随后，罗斯托将“经济增长阶段论”用于认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他认为民族主义的发展方向大体可以分为外向(对外洗雪旧耻或扩张)和内向(巩固对地方势力的控制或推动经济、政治和社会进步)两种。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若干年后“共产主义威胁”下降，美国仍有可能受到欠发达地区朝敌视西方方向发展的重大威胁。因此，必须增加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开发援助，引导它们仿效西方工业化道路走向“起飞”并维持“自促增长”，继而成为合乎西方标准的民主国家。对于共产主义，罗斯托将它看成是“过渡时期的一种病症”(a disease of the transition)。共产主义“能使一国在没有产生足够数量的、有企业精神的商业中产阶级且领导人之间尚未达成政治共识的情况下推动和维持经济增长进程”。这种“病症”最易出现在大多数亚非拉国家正身处其中的“过渡社会”(“起飞的前提条件阶段”)和“起飞阶段”尚未巩固的时期。1950年代初以来苏联的“侵略”目光已由发达国家转向欠发达地区，在那里展开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心理攻势，以增强共产主义制度的吸引力，最终把美国赶出欧亚大陆。针对苏联的新战略威胁，罗斯托开出的“药方”是加强对第三世界长期发展的支持。

“经济增长阶段论”的内涵和逻辑明显地受到以往美国历史文化中的意识形态，特别是“自由主义传统”与“帝国主义理论”的影响。“自由主义传统”在美国由来已久，内涵相当丰富，“经济增长阶段论”继承了其中的两项――“激进主义与革命是坏东西”(radicalism and revolution are bad)和“变革与发展并非难事”(change and de―velopment are easy)。罗斯托指出，在战后新近独立的国家中，传统制度和文化正在消解，人民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预期迅速上升，且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只有通过暴力变革和否定民主制度才能实现他们的愿望。共产主义的存在使“民族国家建构”对美国来说更具威胁。他从“经济增长阶段论”出发提出了对策。在他看来，亚非拉地区的战后发展进程与18世纪后期、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其他工业国经历过的“起飞的前提条件阶段”和“起飞阶段”极为相似。因此，他十分强调打破发展中国家走向“起飞”过程中的资金和技术瓶颈的重要性，以及经济增长对于传统的政治、社会和文

化的改造作用，而相对忽视当地政治、社会和文化中阻碍经济增长的因素，尤其是殖民统治留下的各种“后遗症”。罗斯托建议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发起一个五年开发援助计划，分别提供100～120亿和20～30亿美元的资本和技术援助。若该计划延续至10年，最终可使“自由世界”所有欠发达国家的实际人均年收入每年增长至少1.5％～2％。更重要的是，外援将推动亚非拉地区的民族主义力量把主要精力用于现代化建设，继而建立一个由民主国家组成的世界共同体，为美国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存续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经济增长阶段论”中还饱含着帝国主义思想，包括传统的美国例外论、种族中心论和使命观。罗斯托在论述“起飞的前提条件”时指出，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属于“生而自由”的国家，从未受过传统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框架和价值观的深度困扰，其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面临的主要是资金和技术问题。这种观点不仅没有促使罗斯托重新思索这些国家的现代化经验是否适合战后新兴国家的问题，反而为他的种族优越感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一方面，罗斯托断定亚非拉地区战后发展进程与以往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前提条件阶段”和“起飞阶段”十分接近；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世界各地都不同形式地存在着与西方民主传统相一致的保护个人尊严的氛围，而西方民主范例特别是美国革命和价值观的感召力将使该氛围更加浓郁。罗斯托明显地将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主要发展经验看成是普遍适用的，并以此为尺度标示出欠发达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于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工业化国家便具有了“指导”发展中国家的责任，即所谓“白人的负担”。在他看来，美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有能力使“自由世界”欠发达地区的经济获得稳定显著增长的国家，必须尽最大努力以自身经验导引该地区走上自由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唯其如此，才能使美国远离孤立主义的深渊和精神萎靡不振的危境，才能使美国的“使命感”焕发新的光彩。

总结以上论述，可以将“经济增长阶段论”用“现代化”的概念包装自由主义传统和帝国主义理论，不再主张以裸的武力干预外国革命，没有从肤色等生理特征区分民族优劣，亦舍弃了“山巅之城”和“希望之乡”的“使命观”言辞，代之以通过经济和技术援助引导正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国家走上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最终建立一个民主国家世界共同体。

二　基于“经济增长阶段论”的政策倡议与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回应

罗斯托的学术追求从一开始便与现实关怀息息相关。1930年代中期，罗斯托决定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研究经济史和卡尔・马克思，以期有朝一日能回应马克思主义。后来，他进一步认识到对抗作为共产党现代化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是“社会科学研究日程表上头等重要的大事”，需要广泛调动政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分析工具方能完成。

从其职业生涯来看，罗斯托是典型的“在政府和学界之间进进出出的人”(Aca―demic／government“in and outer”)。1940年他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1941～1945年，先在战略情报局服役，后加入驻伦敦大使馆经济战办公室(Economic WarfareDivision)敌方目标小组(Enemy Objectives Unit)；1945～1946年，担任国务院德奥经济司(German-Austrian Economic Division)司长助理；1946～1947年，先后在牛津大学和哈佛大学执教；1947～1949年，担任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Economic Com―mission for Europe)执行秘书助理，1949年进入剑桥大学任教。

如许多其他亦官亦学的思想家一样，罗斯托在其学术和从政的生涯中致力于将“公共政策纳入学术研究”的同时，也极力推进学术思想在政策上体现出来。1949年春，苏联明显加强了对“美国之音”俄语广播的干扰。1950年10月，美国国务院组建了一支由20余位社会科学家和工程师构成的项目组，针对该问题展开研究，这就是著名的“特洛伊计划”(Project TROY)。计划第二阶段的主要任务之一是仿效特洛伊小组在麻省理工学院建立一个常设研究机构。1952年1月，罗斯托和米利肯联合创建了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MIT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宗旨是“通过基础性社会科学研究解决美国在当前世界斗争中面临的问题”，以及“生产马克思主义替代品”。此后，罗斯托踏上了以“经济增长阶段论”为理论依托，积极推进其对外开发援助政策倡议的征程。

(一)“世界经济计划”

“世界经济计划”是罗斯托依据其经济增长阶段思想设计的大规模开发援助项目。反过来，这一政策倡议的提出和推进也促使罗斯托进一步完善了其经济增长阶段理论。

1954年春，法国在印度支那的统治地位变得岌岌可危，莫斯科宣布通过援助加强同第三世界不结盟国家关系的新方针，但美国政府多数决策者却在一味地强调军援甚至酝酿提出“贸易而非援助”的主张，国务卿约翰・杜勒斯(John F.Dulles)为此焦虑万分。3月25日，他私下邀请即将辞去总统心理战助理一职、回归亨利・卢斯(Henry R.Lute)报业集团担任副总裁的C.D.杰克逊(C.D.Jackson)共进午餐，请求后者根据当前的冷战形势提出外援政策建议。杰克逊立即向经常与之讨论外援问题的罗斯托和米利肯求助。5月15～16日，在罗斯托和米利肯的协助下，杰克逊组织召开了由政府官员、工商界人士和经济学家参加的普林斯顿研讨会。绝大多数与会者都认为共产主义似乎为穷困者提供了一条通往繁荣富庶之地的捷径，喟叹美国缺乏足以与《共产党宣言》抗衡的现代化意识形态武器，提议由华盛顿倡导实施一项针对欠发达国家的开发援助计划――“世界经济计划”。两个月之后，罗斯托和米利肯撰写出“新的美国对外经济政策建议”报告，其主要内容为：目前的美国对外政策过分强调军事和其他“消极”手段，使美国失去了欠发达国家的信任，迫使它们转而“乞灵”于共产主义经济增长模式；为了维持自身的经济增长速度和自由的生活方式，美国必须推动日本、德国等工业化国家开辟海外市场并说服第三世界选择西方经济增长模式；美国对外经济援助政策的目标应是积极地提高第三世界的生活水平而非消极地遏制共产主义，具体做法是牵头制订一项总额为200亿美元(贷款为主、赠与为辅，美国提供100亿美元)的五年“世界经济计划”。100亿美元这个天文数字吓坏了一心维持收支平衡的艾森豪威尔乃至希望重审外援政策的杜勒斯，他们不愿为此与财政保守派和国会争执，因而否定了该建议。

尽管“世界经济计划”没有被采纳，但其蕴含的思想却广为传播。在讨论米利肯一罗斯托报告的过程中，部分高级决策者认识到改善南亚和东南亚的生活水平与维持“友好国家”的军事力量同等重要，援助不宜附加任何军事条件，应该将以当地货币偿还的贷款作为援助的主要形式。法国在奠边府战役中的溃败、印度支那“失陷”

的危险，以及随之而来的美国国内热潮为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改变外援方针提供了契机。1955年上半年，艾森豪威尔多次强调外援计划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必要组成部分，共同防卫计划的重点必须由欧洲转向亚洲，开发援助理应成为外援计划的要素之一。为了论证这一新的政策取向，他借用了以罗斯托和米利肯为代表的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的经济学家们锻造的开发援助逻辑链条理论，即大规模外部资本投资国内资本积累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善生活水平遏制共产主义。

然而，罗斯托并未从此放弃“世界经济计划”。1955年6月5～10日，总统特别助理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A.Rockefeller)将罗斯托、米利肯、杰克逊等11位高级学者、新闻界巨头和军方官员召集到弗吉尼亚州匡蒂科(Quantico)海军陆战队基地，指定由罗斯托主持会议，研究艾森豪威尔在将要举行的日内瓦高峰会谈中应持何种立场的问题。研讨小组提出了包括美苏相互检查军备情况和试探针对全球各欠发达地区设立合作经济开发基金的可能性等多项建议。受到总统采纳“开放天空”(Open Skies)建议的鼓舞，9月25～29日洛克菲勒又组织了由各领域专家和政府要员参加的第二次匡蒂科会议，就美国的军事和外交政策特别是外援方针展开了广泛讨论，最终将1954年“世界经济计划”的修改版纳入会议报告。报告认为，未来十年，根据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吸收能力，各工业国每年出资20～30亿美元(美国提供15～20亿美元)，支持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开发。但是，艾森豪威尔拒绝大幅增加外援，新版“世界经济计划”再次受到冷遇。

1955年12月，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N.Bulganin)在访问阿富汗、印度和缅甸时慷慨解囊，承诺向它们提供大量的技术援助和贷款。1956年初，艾森豪威尔宣称，为了“对付共产党主要针对欠发达国家采取的分化瓦解、利诱唆使和口蜜腹剑的新花招，”“必须将美国外援计划建立在全新的、长期的基础之上”。作为呼应，杜勒斯发表声明，敦促公众支持艾森豪威尔提出的长期对外经济援助计划建议，以迎接苏联在世界范围内发起的挑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政府和国会广泛发动各界人士重评外援计划。其中，罗斯托和米利肯提交的题为“美国经济援助政策目标”的研究报告影响最大，不仅成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参议院讨论的对象，而且受到新闻媒体的好评和公众的关注。他们在报告中指出，苏联对外战略的重心正在由公开的“军事侵略”转向以政治、心理和经济手段为主的“隐蔽扩张”，因此美国外援计划的重点也要相应地由军事和防务支持转向经济开发。向第三世界提供开发援助显然符合美国的利益，一项与军援和其他援助计划分立、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注重长期利益而非短期目标的为期二十或三十年的全面经济援助计划必将催生“稳定、高效、民主的社会”。1957年，二人将该研究报告扩充整理成著作出版，题为《一项建议：实行有效外交政策的关键》。这部著作超越了外援政策讨论中的两党之争，为华府内外各式各样的开发援助主张提供了一个辩论的命题――“现代化”。艾森豪威尔政府主要官员大体同意罗斯托和米利肯的看法，认同增加长期开发援助的必要性，决定设立开发贷款基金(De―velopment Loan Fund)。虽然无论是艾森豪威尔提出的5亿美元拨款要求还是国会批准的3亿美元实际基金总额都与罗斯托和米利肯“世界经济计划”的设想相去甚远，但美国毕竟还是在《共同安全法》(Mutual Security Act)的框架内向强调开发援助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二)肯尼迪－库柏议案

1950年代下半期，罗斯托经济增长阶段理论及其政策建议的影响日渐扩大，其中“起飞”思想一度成为参议员约翰・肯尼迪(John F.Kennedy)和共和党参议员、前驻印度大使约翰・库柏(John Cooper)促使国会通过援助印度议案的核心话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民族解放运动和1950年代上半期苏联经济增长模式在第三世界的再度盛行冲击着许多美国国会议员的思想，来自马萨诸塞州的约翰・F.肯尼迪便是其中之一。他逐渐意识到发展中地区已成为冷战的重要战场。在这场关乎自由生活方式生死存亡的意识形态斗争中，美国必须放弃反对中立主义的那套经文法器，积极地以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方式引导欠发达国家朝着现代社会迈进，消除“共产主义病毒”赖以滋生蔓延的贫困动荡。1956年，这位年轻的参议员开始就外援政策特别是印度经济发展形势问题与罗斯托交换意见。1957年11月，打算以“援助印度议案”作为竞选策略之一的肯尼迪派助手弗雷德里克・霍尔本(Frederick Hol―born)去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争取专业人士的支持，罗斯托和米利肯等人受邀成为其外交政策顾问。1958年2月26日，罗斯托借赴华盛顿参加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听证会之机与肯尼迪会面，并答应帮他撰写援印议案演讲稿。1958年3月25日，肯尼迪联合库柏向国会提交了一份议案，要求美国组织其他西方国家援助印度完成第二个五年经济发展计划。他在关于议案的演讲中阐述的主张包括：美国偏重军事反应的政策方针不足以解决欠发达地区不结盟国家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印度是名副其实的民主国家，第一个五年经济发展计划已经证明其具有实现增长的能力，它在与共产党中国的经济竞赛中究竟表现如何对第三世界来说具有重要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意义；由于外汇短缺，印度的二五计划危若累卵；当前的美援水平对印度来说只是杯水车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工业化国家必须立即向印度提供大规模经济援助；“印度的经济已然起飞，此次努力将使她在本世纪末跻身世界大国行列。……当前的印度恰如1947年的西欧，既让我们无限期待，又使我们面临严峻的考验――我相信美国人民会等同视之。”议案在参议院获得通过，然而却遭到众议院的否决。在1958年11月国会选举中的大获全胜，众多抵制开发援助的议员离去，美国政府对地区开发计划态度开始转暖，其他工业化国家在援助印度问题上也表现出兴趣，这促使肯尼迪和库柏在1959年2月19日再次将修改后的议案提交到国会。根据罗斯托拟定的讲稿，肯尼迪发表了题为“经济差距”的演讲，提出“经济差距是美国面临的最大挑战。……而我们对这一挑战做出的反应却是时断时续，畏首畏尾，三心二意。……1959年可能也应该是我们大显身手的时机。今后几个月的国会讨论将为我们提供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如果我们立即采取适当行动，经济差距可能会因此而缩小。1959年的印度经济面临两种可能性――崩溃抑或走向超越人口膨胀、实现经济稳定并为未来的持续发展和增长奠定基础的‘起飞’。”9月，国会批准了“肯尼迪一库柏决议案”，成立了援助南亚经济开发的世界银行代表团。

总而言之，由于艾森豪威尔在财政方面奉行的是共和党压缩政府支出、维持收支平衡的传统理念，不愿大规模增加对外援助，因此“世界经济计划”始终没有获得政府的支持。但这并不意味着罗斯托的努力一无所获：一方面，包括部分政府官员在内

的许多美国人理解甚至接受了罗斯托的学术思想和外援主张，“起飞”一跃成为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讨论的关键词；另一方面，罗斯托在推进其政策建议的过程中帮助肯尼迪通过了援印议案，意外地得到了肯尼迪的赏识，为后来踏入决策圈打下了良好的人际基础。

三　“经济增长阶段论”的影响

1960年，罗斯托出版了《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该书将经济增长过程划分为五个阶段，并标示出各个国家在这一进程中所处的位置。发展中国家从“经济增长阶段论”中看到的是“起飞”所需的各项条件、外援的价值、自助的重要性，以及未来的发展前景；西方工业化国家从“经济增长阶段论”中看到的则是自身发展经验的普适性、开发援助在预防和治愈共产主义这种“过渡时期病症”方面的绝佳“疗效”及其具体的操作流程。从这个意义上讲，此书是真正的应时之作。正如美国学者戴安娜・孔兹(Diane B.Kunz)评论的那样，“罗斯托主义为对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提供了知识武器，依此行事似乎可以轻而易举地阻挡共产主义的扩张。只要美国投入种子基金(seed money)，那么发展中地区就几乎一定会走上非共产主义的经济发展道路。”换言之，正因为罗斯托现代化理论的内容浅显明了，政策建议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意识形态内涵与主义相契合，所以才受到决策者的青睐，成为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对外开发援助政策的理论基础。

(一)“经济增长阶段论”与对外开发援助政策的制订

在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顾问中，肯尼迪最看重罗斯托，因为他精力旺盛，热情洋溢，总是能对咨询做出“言辞犀利、态度明确的答复。”受到重用的罗斯托亦不失时机地以“经济增长阶段论”为画笔，描绘出美国对外开发援助事业的未来图景。1960年12月，他向已当选总统的肯尼迪进言：“新一届政府上台伊始的首要任务之一是在对欠发达国家的援助方面取得突破，这对(保持或提高)自由世界的地位至关重要。”1961年3月2日，身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特别助理的罗斯托在一份有关“发展的十年”的备忘录中进一步指出：“欠发达地区相当多的国家将在20世纪60年代到达或接近起飞点，……只要我们大家埋头苦干，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印度、菲律宾、台湾、土耳其、希腊――或许还有埃及、巴基斯坦、伊朗和伊拉克――都有可能在1970年实现自促增长。”美国应努力改变发展中国家的面貌，为西方赢得人心。白宫在推进这一计划时须借用由“起飞”走向“自促增长”(Self-sus-tained Growth)的学说，只有这样国会和受援国才会相信美国的干预只是暂时之举。肯尼迪接受了罗斯托的建议，委托他撰写3月22日呈交国会的外援特别咨文。③咨文开篇便指出了推行新的外援政策的必要性，认为当前的外援计划和理念很多方面都不尽如人意，如断断续续的短期资助，毫无规划的项目取向，僵化拖沓的运行机制，以及应急近视的政治目标等等，根本无法适应美国和欠发达地区的需要；“自由欠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贫穷与动荡很可能引起现行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崩溃，这些虚弱的肌体正是“共产主义病毒的最佳入侵对象”。如此恶劣的外部环境不仅会给美国的国家安全带来灾难性的影响，而且将使美国永享繁荣富庶的愿望化为一枕黄粱；20世纪60年代是“发展的十年”，为自由工业化国家通过外援推动欠发达国家实现自促增长――至少是逐渐走向自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美国一定可以向世人证明“20世纪会像19世纪那样，南半球与北半球也并无分别，经济增长和政治民主是可以携手并进的。”为此，肯尼迪提出了一整套新的外援方针：统一外援管理机构；以单个受援国为单位制订长期开发援助计划并提供长期资金；在援助类型上特别强调以美元偿付的贷款；鼓励受援国充分动员自身资源、采取必要的社会经济改革措施并制订长期经济发展计划；尽可能地鼓励其他工业化国家提高对欠发达地区的援助水平；将社会和经济开发援助与军事援助分开。

8月31日，国会通过了《1961年对外援助法》。9月4日，肯尼迪签署了该法案。《1961年对外援助法》承认了3月22日外援特别咨文提出的大部分方针，将推动第三世界发展看成是一个需要因国而异地制订计划并确保财力支持的长期奋斗目标，认定开发援助的主要目的是促使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增长、自由民主和政治稳定，进而阻止共产主义“扩张”，防止欠发达地区因贫困而陷入混乱。11月3日，国际开发署(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成立，它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主要强调长期经济和社会开发援助的外援机构，全面接管了分散在国际合作署(InternationalCooperation Agency)、开发贷款基金、进出口银行(Export-Import Bank)和农业部“粮食换和平”(Food for Peace)计划中的各项援助职能。隶属于国务院的国际开发署下设非洲和欧洲局、近东和南亚局、远东局与拉美局，具体职责是根据对单个国家的长期开发计划审核并完成援助项目。国际开发署的援助以开发贷款为主，诸多开发计划的理论假设均来自于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论”。这一切表明，经过罗斯托数年的苦心经营，“经济增长阶段论”终于占领了“华盛顿市场”。

1963年11月22日，林登・约翰逊(Lyndon B.Johnson)继任总统。约翰逊执政期间，罗斯托先后担任国务院政策规划委员会主席兼顾问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他依旧十分关注对外开发援助问题，不断提出相关的政策主张。1964年10月28日，他在致国务卿迪安・腊斯克(Dean Rusk)的备忘录中建议，“在下一阶段，我们必须努力改变援助政策的重点，进一步强调农业发展的重要性，促使各国私人企业发挥更大的作用，增加经济和军事援助总额。”1966年10月14日，罗斯托又在致约翰逊总统的备忘录中就对外援助的未来发展方向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强调继续奉行“地区主义”(Regionalism)，以迫使当地人民在自身发展方面承担更大的责任，更加充分合理地利用援助资源，逐渐减轻美国的政治和军事负担；推动欧洲和日本加大援助力度；坚持将粮食和人口、教育、健康、提高私企作用和鼓励私人投资作为对外开发援助的四个主要方向。

部分地由于罗斯托的建言献策，约翰逊政府在大体遵照前任确立的对外开发援助政策方针的同时，也进行了一些局部调整，有重点地向最有可能取得经济进步、实现经济自立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开发援助；遵照“地区主义”，加强对以湄公河流域南俄大坝(Nam Ngum Dam)为代表的区域开发合作计划，以及非洲开发银行(African Development Bank)等地区金融组织的支持；提出“向饥饿宣战”(War On Hunger)的口号，着力协助第三世界国家提高粮食产量、降低人口出生率；竭力提高欠发达国家人民的健康水平和受教育程度；更加重视私人机构和企业在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

展过程中的作用；以“多边主义”(Multilateralism)为指导，更坚决地要求其他工业化国家增加对第三世界的开发援助。

(二)“经济增长阶段论”与“争取进步联盟”

在肯尼迪、约翰逊政府的各项对外开发援助计划中，受“经济增长阶段论”影响最大的是争取进步联盟(Alliance for Progress)。1958～1959年美国副总统尼克松的拉美之行，巴西总统朱赛里诺・库比切克(Juseelino kubitschek)发起的“泛美行动”(Operation Pan-America)倡议，以及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的上台，这些事件促使艾森豪威尔政府提高了对拉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视程度，泛美开发银行(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和社会进步信托基金(Social Progress Trust Fund)相继成立。1960年8月，总统候选人肯尼迪的外交政策和防务小组开始制订改善拉美经济状况的详细计划。时任众议院立法监督小组委员会(Legislative Over―sight Subcommittee)特别顾问的肯尼迪的助手理查德・古德温(Richard Goodwin)以“经济增长阶段论”为框架，广泛吸纳了罗斯托提出的“民主的示范效应”，“美国所取得的政治经济成就会因国际社会的认同和分享而大放异彩”，以及“经济援助理应摆脱短期政治目标束缚”等思想，为肯尼迪撰写了拉美问题演讲稿，全面阐述了的拉美政策构想。事实证明，肯尼迪作出的关于建立美拉伙伴关系和向拉美提供大规模长期开发援助的承诺唤起了西半球各国对“现代社会”的向往，收到了极佳的宣传效果。1960年10月至1961年初，肯尼迪内阁班子一直忙于设计针对拉美的大规模开发援助计划，即“争取进步联盟”。“自助”、“由起飞走向自促增长”、以受援国的“吸收能力”作为发放开发贷款的标准，以及经济增长与政治民主可以携手并行等罗斯托现代化理论的基本理念成为肯尼迪鼓舞人心和打动国会与拉美国家的话语体系。1961年3月13日，白宫举行拉美各国外交官集会。肯尼迪发表了主题演讲，号召西半球人民“加入新生的争取进步联盟――一项规模空前、目标高尚的大型合作计划，以满足美洲人民的住房、就业、土地、健康和教育需求。”美国将马上要求召开泛美经济和社会理事会(Inter-American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会议，敦促拉美各国制订旨在实现民主和取得进步的十年发展计划，主要内容为充分利用自身资源、调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发起社会改革。1961年8月，泛美经济和社会理事会会议通过了由古德温和罗斯托起草的著名的埃斯特角，“争取进步联盟”由此成立。在预期达到的12项总体目标中，有7项是由罗斯托提出来的，其他诸如要求受援国制订长期的、详细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以及强调农业改革等规定也明显地带有“经济增长阶段论”的印记。

虽然埃斯特角的豪言壮语令拉美人民心向往之，但奇迹迟迟没有出现。肯尼迪总统的遇刺使争取进步联盟的前景变得更加黯淡。约翰逊继任总统后，在国内承诺建设“伟大社会”，在国外立誓打赢越南战争，拉美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失去了以往的重要性和优先地位。作为“争取进步联盟”设计师之一，罗斯托心有不甘。1966年4月4日，他在致约翰逊的备忘录中提到，越南危机“主导着公众对总统及其外交政策的看法”，政府应该想办法将公众的注意力引向总统在外交政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例如保证和促进“争取进步联盟”目标的实现。10月14日，罗斯托进一步指出美国必须增加对拉美的开发援助。1967年3月13日，约翰逊要求国会将此后5年对拉美的援助额提高至15亿美元。4月，美洲国家组织(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峰会在埃斯特角城召开。约翰逊总统与20位拉美国家元首举行会谈，要求建立拉美共同市场并推行经济改革。会议通过了“美洲各共和国总统致美洲人民章程”，宣布拉美各国将共同促进民主，推动经济一体化进程。可是，10月罗斯托不得不在向约翰逊汇报时承认：“埃斯特角城会议后半年间，争取进步联盟并未取得明显成绩。”

(三)罗斯托与“和平队”计划

美国志愿援外机构“和平队”(Peace Corps)的建立和运作同样伴随着“经济增长阶段论”的影子。1960年大选刚刚结束，肯尼迪马上给罗斯托写信，委托他与米利肯“担负起研究和平队这个想法的责任，搞出点什么东西来，以便我能在1961年冬天予以实施”。1961年2月28日，罗斯托在呈交肯尼迪的题为“外援关键问题”的备忘录中指出，推行“新面貌”外援政策的必要步骤之一是调整技术援助的方向，重点强调提高受援国的基础教育水平，向受援国人民传授现代科学知识并对他们进行技术培训。出于这一考虑，应将拟建的和平队与这项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计划结合起来。3月1日，肯尼迪第10924号行政命令，决定组建和平队，主要职责是配合美国、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的对外援助计划，向海外人士提供培训和服务。为了保证志愿者能够完成推动第三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使命，和平队培训部不仅要求学员学习受援国的语言和文化，而且特意布置他们去阅读一些与欠发达地区未来发展方向有关的著作，其中包括罗斯托的《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约翰逊政府时期，和平队的规模达到了顶峰，人数最多时有15000多人，活动范围遍及发展中国家。然而，正是从这时起，和平队存在的问题相继暴露出来，以致遭到多个国家的驱逐。

(四)“经济增长阶段论”与“战略村”计划

美国在越战中推行的“战略村”(Strategic Hamlets)计划某种程度上也受到了“经济增长阶段论”的影响。1961年6月，经肯尼迪批准，罗斯托代表政府在布莱格堡(Fort Bragg)发表了题为“欠发达地区游击战”的政策声明。声明指出，共产党人发动的游击战是其“利用欠发达国家内在的不稳定因素”的策略的一部分，目的是通过推广自己的“民族解放”发展模式使欠发达国家相信“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帮助他们实现其获得独立、世界地位和经济进步的热切愿望”。游击队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过程中的“食腐动物”，要想消灭他们，必须加速当地的社会进步，促使其早日实现现代化。11月20日，国务院出台了一份经罗斯托修改的关于欠发达地区共产党游击战的研究报告，倡导美国应把在欠发达地区的政策目标设定为“推动现代化”、“维护法律秩序”、“催生自由政府管理理念”，以及“支持建设性外交政策立场”，一边以武力镇压共产党的“颠覆”活动，一边通过经济开发和技术援助促使当地政府推行改革。在以上思想的指导下，1962年3月肯尼迪政府开始在南越实施战略村计划。具体做法是把农民驱赶和集中到各个战略村，由国际开发署向他们提供修建新的住房所需的建筑材料及医疗设备、教育设施、牲畜、农药和食品，争取一举实现阻断

越共与农村的联系和将“与世隔绝、愚昧无知”的南越人塑造成为“现代公民”的双重目标。南越吴庭艳政权也大力鼓吹该计划，认为这是“一场适应欠发达国家的政治、社会和军事三位一体的革命，可以同时解决越南面临的落后、内乱和共产主义三大结构性问题”。但事实证明，战略村计划既没有达到割断越共与农民联系的目的，也没有实现推动南越走向现代化的理想。

争取进步联盟并未使拉美贫困人口真正受益，和平队先后被十几个国家驱逐，战略村计划无果而终，这一切不仅仅是由于美国政府没有得到本国国会和各受援国统治集团的全力配合，更重要的是因为作为这些对外开发援助项目理论假设的“经济增长阶段论”是从西方工业化国家发展历程中抽取出来的简单的线性单向发展模式，与欠发达地区复杂各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无法契合。

结论

篇2

摘 要 本文首先回顾了R&D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分析了经济学对此方面的研究成果，接着指出，长期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是与技术创新、技术进步分不开的，而R&D经费投入正是技术创新、技术进步的源动力、可是如何的技术投入，怎样的分配才是合理和最有效率的呢，在这个过程中又如何处理政府和企业的关系等。本文提出了应该根据经济发展阶段了筹划和分配政府和企业R&D经费投入的观点，并结合云南省的实际情况给出了分析。

关键词 经济发展阶段 R&D经费投入

一、相关理论回顾及其问题的提出

R&D理论是经济增长理论中最为活跃的部分，古典主义对于经济增长的悲观，使我们看到人类发展的极限，可是对现实世界的观察，却是另外的现象。通过新古典增长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使我们意识到技术进步、技术创新的作用，而R&D活动，正式这一过程中最为活跃的部分，R&D资金的投入，是对R&D活动最有效地支持，本文将着重分析云南省R&D资金投入的现状，并给出分析结论。

接下来将对经济发展阶段的理论进行回顾，并提出本文所应用的对经济发展阶段划分的方法。首先，进行经济发展阶段划分理论的概述。（1）Hoffman（1931）是研究工业化阶段发展理论的首创，根据Hoffman系数，将工业化过程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比例为5比1，第二阶段为2.5比1，第三阶段为1比1，第四阶段比例低于1。（2）Rostow（1960，1971）把经济发展阶段划分为六个阶段：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条件；起飞阶段；向成熟过渡阶段；高额消费阶段；追求生活质量阶段。（3）Kuznets（1966，1971）按照人均收入水平、三类产业占一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以及劳动力在各产业中的分布和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把工业化划分为工业化前的准备阶段、工业化的实现阶段和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工业化后的稳定增长阶段。（4）Chenery（1986）经过实证分析，通过对人均GDP的计算，将一国从不发达到发到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和六个时期。（5）Porter（1990）根据不同时期推动经济发展的要素的不同，将经济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要素推动阶段；投资推动阶段；创新推动阶段；财富推动阶段。

在划分方法上，国内学者也有相关的论述，在这里就不再一一赘述。本文所采用的划分方法为Chenery的理论，即根据人均GDP和经济结构来划分经济发展阶段。

二、对发达国家的R&D经费投入的统计分析

（一）在工业化初级阶段，R&D经费投入较少，且以政府为主

由于联合国在1993年才用GDP统计代替GNP，所以在早期的研究中通常以GNP取代GDP。通过对数据的统计研究，发现现在的发达国家在其工业化初期，政府在R&D资金投入上明显占有很大的比重。通过下图我们可以直观看到。

（二）工业化中级阶段，R&D资金投入加强，企业投入比重增大

在总量上，R&D投入继续增大，其占GNP的比重有明显的提高，有些国家已经超过2%，在投入来源上，政府仍然保持了较高的投入份额，于此同时，企业所占比例有明显的提高。

（三）工业化高级阶段，R&D投入仍进一步加强，主要来源为企业

在工业化高级阶段，各发达国家在R&D总量上的投入已经普遍超过2%，日本已经达到了3%。于此同时，政府在R&D投入上所在份额有明显的下降，普遍低于50%，企业在R&D资金投入上，显著提高。与工业化初级阶段相反，政府不再是R&D资金投入的主体，企业成为主角。

与发展组织：《OECD科学技术和工业记分牌（2005）》，北京，科学与技术文献出版社，2006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书，随着工业化发展由低到高的阶段，R&D资金投入总量在上不断提高，与此同时，政府从在工业化初期作为投入的主体，渐渐过度到以企业投入为主。

三、对云南省R&D资金投入现状的分析

通过上面的工作，在对云南省R&D资金投入的强度和来源进行分析的时候，首先我们要对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来进行确定，应用钱纳里理论的划分标准。如下：通过人均GDP和经济结构来进行确认。由于国家将R&D作为法定统计数据是从1999年开始，所以大量的R&D数据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收集，所以在划分经济发展阶段的时候，相应采用近10年的数据，以便与R&D资金投入分析相统一。

通过对以上统计数据的汇总分析，以及2009的人均GDP13539元/人，应用钱纳里的分析标准（由于以上数据的计算是以当年的价格为指标，要考虑通货膨胀，其次换算为不变美元，按当时汇率计算，所以要考虑美元的贬值情况，相应作出调整），在这里，为了应用方便，取当年汇率为标准，通过人均GDP可以看出，云南省似乎进入工业化高级阶段，但加上通货膨胀的影响，分析出云南省仍处于工业化中级阶段。其次，通过对产业结构的分析，也带有明显的工业化中级阶段的特点。在此基础上分析云南省R&D资金投入强度和来源的数据。

通过上表的统计数据，首先进行总量分析，通过对全国R&D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可以看出，从2000年之后，全国R&D的经费支出所占比例已经超过1%，且逐年增加，已经超过1.5%（具体数据见科技部统计数据），可是云南省的R&D经费投入占GDP得比重常年大大低于1%，且增加幅度很慢。个别年份甚至有倒退的现象；其次，通过对云南省所处工业化经济的中级阶段的情况来看，在政府和企业的R&D资金投入上，也存在问题，通过前面的统计，可以看出，在工业化中级阶段，政府投入虽占主导地位，但企业在R&D资金投入上应加强，但是，通过上表，可以看出，企业的R&D资金投入并没有加强的表现，随着经济的增长，甚至出现了倒退现象。且经费的投入比例各年变化较大，并没有体现出稳中有升的趋势，逐年波动明显。

四、政策建议

之所以强调R&D资金的投入强度，是与一地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持续发展的动力紧密联系的。但是同过以上的统计对比分析，可以看出以下问题：（1）云南省虽处于工业化中级阶段，但经济的内在增长动力严重不足，可持续的技术投入，基本技术发展动力有所缺乏，同时可以看出其工业化的质量有问题。（2）处于工业化中级阶段，企业的R&D资金投入不足，体现在其竞争实力的缺乏。（3）R&D经费投入比重逐年波动严重，说明缺乏经费投入的长效机制和激励机制。企业对技术进步的渴望不明显。

针对以上情况，提出相应建议：（1）政府要继续加大其R&D资金投入量，在此基础之上，应该建立经费投入的长远规划，形成技术研发的长效机制。众所周知，进步的进步，需要长时期不间断的资金投入，在一些重大的，具有战略意义的项目上，政府应该体现出其主体和先导作用。（2）加大对企业在R&D资金投入方面的刺激措施，建立起相关的激励机制。使得企业能意识到R&D投入的重要性。（3）制度创新，建立起R&D投入创新的大环境，以制度形式确立下来，通过技术创新和进步，建立起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形成产业，并形成产业链。这样，R&D资金的投入有了回报，才会带动其他企业的投入热情。

参考文献：

[1]波特.国家竞争优势.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

[2]钱纳里.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3]徐士钰,仇向洋.中国R&D投资规模与结构分析.科学与科学技术管理.19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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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金融外部经济；均衡“陷阱论”；杨格定理；产业关联；锁定效应；多重均衡；比较优势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3）05-0029-08

一、引言

虽然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性、概念的逻辑性以及具体表现等基本问题仍存在较大争议，但是不可否认，“中等收入陷阱”已经成为近年来国内最重要的经济学热点主题之一。越来越多的知名学者参与到“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讨论甚至争论之中，密集地发表了数量众多、层次较高的论著。这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经济学界对于当前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的深入探讨。同时，这些讨论已经将“中等收入陷阱”研究从现象判断、经验分析和战略推演推进至理论研讨层面。探寻“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学基础，成为研究进一步深化的关键结点。

探寻“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学基础，就是在经济学基础理论中探寻解释“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依据和模型基础，依托基础理论的框架和模型将现有研究推向深入，同时深化人们对于经济学相关理论的认识。如果“中等收入陷阱”研究所讨论的问题和思想，已经突破了现有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研究范围和解释力，那么就有必要对现有的经济学理论进行相应的发展和完善，当前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也就具有了改进经济学相关框架和模型的理论价值。因此，探寻“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学基础，是研究的必然趋势，学者们也在这一方面进行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努力。但是我们发现，就现有文献而言，当前学者们为“中等收入陷阱”所“探明”的经济学基础，尚存在很多不如人意的地方，依然存在很多不明之处。如果能够进行更为深入的探寻，将为“中等收入陷阱”研究展示一个更为可观的理论图景。通过初步研究，我们发现“中等收入陷阱”还存在一些更具理论深度的经济学基础问题尚未引起学界的广泛重视。

二、问题的提出：现有成果评析及“再发现”的必要和方向

（一）前奏、共识和理论思考

虽然明确的“中等收入陷阱”一词，最早出现于2007年世界银行在北京的报告《东亚的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思考》①，但是其基本观点却出现得要再早一些。2002年开始，国内关于“拉美化”和“拉美病”的讨论[1]，可视为当前“中等收入陷阱”研究的重要“前奏”。2004年，时任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在两会期间概括了“拉美现象”。他认为“人均GDP达到1 000美元以上，迈上重要历史台阶，但是要警惕‘拉美现象’”，即“登上这个台阶以后，经济在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前，社会矛盾突出，甚至加剧两极分化和社会震荡”[2]。人均收入1 000美元正是世界银行所划定的“中等收入国家”的界定标准②，马凯的概括已经是与“中等收入陷阱”相一致的比较清晰的表述了。当然，据此认为在世界银行提出“中等收入陷阱”概念之前，“中等收入陷阱”就已经获得全面系统的研究，甚至认为世界银行“炒冷饭”也是不恰当的。首先，由于关注的焦点集中于“拉美现象”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国内关于“拉美化”和“拉美病”的讨论，未能挺进至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研究领域，“拉美化”和“拉美病”也被视为“参照性案例”和“个案现象”，并未引发学者们对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的深入探讨。其次，世界银行将在此之前国际上已经广泛讨论的现象重新以“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提出，具有重要的新背景和新指向。这个新背景就是世界银行关于东亚经济发展现状的基本判断和预见：2006年，东亚地区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一旦越南达到了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很可能在2010左右实现），那么东亚地区将有超过95%的国家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东亚地区的未来将主要取决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和表现”。基于这一背景，如果东亚诸国也在“中等收入阶段”陷入经济增长停滞的困境，那么，就全球范围而言，中等收入阶段可能遭遇经济增长困境的现象就不再是“拉美个案”，而是全球多数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发展中国家都可能遭遇的普遍性问题。在这一背景下，“中等收入陷阱”已经演变为一个需要认真审视的东亚问题，以及需要深入讨论的可能具有普遍意义的阶段性问题和理论性问题。

另一方面，随着东亚诸国全面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全球范围内的主要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也将逐步从“低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起步问题，转变为“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在这一背景下提出“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不仅具有全局性的战略意义，也会引发深入的理论思考：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困难和麻烦，不仅仅出现在经济的低收入阶段和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

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问题集中在“低收入阶段”，解决了低收入阶段的资本积累问题，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就会“一帆风顺”，这一观点，并不是经济学家明确坚持的观点，但是至少可以视为发展经济学和经济阶段论学者习惯的“话外音”。在此我们可以简单试举两例。在罗斯托的《经济成长的阶段》中将经济发展分为六个阶段：“传统社会阶段”、“为‘起飞’创造前提的阶段”、“‘起飞’阶段”、“向‘成熟’推进阶段”、“民众的高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虽然罗斯托也认为从“‘起飞’阶段到”到“向‘成熟’推进阶段”大约需要 60年左右的时间，但是关于“起飞”的比喻还是容易将人们引入“起飞”前艰难积累与“起飞”后腾空跃进的联想。因此，提到罗斯托的“阶段论”，困难集中在“起飞”之前，起飞之后会顺利实现增长的观念，几乎成为“题中应有之意”。如果这一观念在罗斯托的表述中尚属“联想”范畴，那么，发展经济学代表人物刘易斯的表述就更加明确：“经济发展理论的中心问题是去理解一个由原先的储蓄和投资占不到国民收入4%或5%的社会本身变为一个自愿储蓄增加到国民收入12%到15%以上的经济的过程。它之所以成为中心问题，是因为经济发展的中心事实是迅速的资本积累（包括用资本的知识和技术）”[3]。刘易斯的表述很容易让人们认为，只要解决了收入和资本积累问题，或者只要度过了最为艰难的积累阶段，有了收入和资本，经济增长就不会再出现什么大的问题。另一方面，像“贫困的恶性循环”“低收入陷阱”等理论，也主要在低收入水平上讨论经济增长的困难，在解决了低收入阶段的生计问题和资本积累问题之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困难则很少被提及。从这个意义上讲，世界银行提出“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警示世界多数发展中国家可能在度过“低收入阶段”的困难之后，将遇到的新的困难，既有全局性的战略意义也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其实，也已经有学者开始讨论进入“高收入阶段”之后的欧洲所出现的“高福利病”或“欧洲病”[4]。

将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引入不同收入阶段都可能出现的阶段性的困难，消除传统上“有了收入和资本积累就会一帆风顺”的习惯认识，正是“中等收入陷阱”研究所能引发的理论思考。

（二）阶段论和陷阱论：传统提法，仍需明确方法论源头和基本模型

虽然部分学者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提法有些看法，但是对于发展经济学而言，“中等收入陷阱”的说法并非无源之水，它只是发展经济学习惯称谓的自然延续。“中等收入”标识了一个经济发展阶段，对于经济发展水平划分不同的阶段，是发展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传统之一，而“陷阱”和“低水平均衡”则是发展经济学描述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困境的习惯称谓。

除了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论，亚当·斯密的经济社会阶段划分论、李斯特的经济阶段论、钱纳里的工业化进程阶段论、霍夫曼工业化阶段论、库兹涅茨的经济增长阶段论等，都是经济发展理论的习惯划分方法。世界银行提出的“低等收入国家”到“高等收入国家”的阶段划分，是这一传统的延续和规范化。随着“中等收入陷阱”研究的展开，日本学者大野健一就从产业升级的阶段划分入手，阐述了“中等收入陷阱”问题，重视国际直接投资（FDI）的作用，以人力资本提升不足形成的“玻璃天花板”解释“中等收入陷阱”[5]。青木昌彦对于东亚经济发展“五阶段”的重新划分[6]，也被用于阐释东亚诸国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

以“陷阱”和“均衡”表述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停滞和困境也是发展经济学的习惯做法。例如马尔萨斯人口模型所强调的经济增长困境，在发展经济学中通常被称为“马尔萨斯陷阱”或“马尔萨斯人口陷阱”；纳克斯“贫困的恶性循环”也被称为“低水平均衡陷阱”③；舒尔茨所描述的落后地区的“一个便士的资本主义”，也将落后的停滞状态视为一种低收入水平的“均衡状态”。Mark·Elvin针对中国经济史的“李约瑟之迷”，提出了“高水平陷阱”假说[7]，姚洋通过动态均衡模型证明了中国土地投资回报高于工业回报的“均衡状态”导致中国错过了科技革命[8]。

综上所述，国内外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学基础的探寻还是卓有成效的。就现阶段形成的基本共识而言，“中等收入陷阱”所界定的是在中等收入阶段所面临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停滞现象，将这种可能的困境描述为“陷阱”也只是发展经济学的学术习惯使然。发展经济学的常见的“阶段论”和“陷阱论”，可视为“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学基础。

但是，把探寻“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学基础的努力停留在这个层面上，还存在明显的不足。在理论上至少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

第一，是什么方法论工具和经济学思想，能够为“阶段划分”提供一个坚实的方法论源头？换言之，“阶段论”的经济学基础又是什么呢？我们所看到的发展经济学“阶段论”，通常是学者依据其关注的经济问题，从某个视角结合历史经验所做的“阶段性分割”，将这种划分与“阶段性出现的经济发展困境”相联系，明确相应的划分标准，并将这些划分标准纳入经济学基础理论进行解释，进而形成可供操作的规范的经济学模型。这一切都需要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源头，中等收入陷阱的“阶段论”划分，同样需要一个与之匹配的方法论源头。

第二，既然经济增长的困难不仅出现在“低收入水平”上，那么，构建一个能够兼容不同阶段的周期性困难的经济学模型是必要的。在“低水平均衡陷阱”的基础上讨论“中等收入阶段”所面临的“陷阱”或“均衡”，研究框架就不能是仅停在某个收入水平上的“个别分析”，一个既能区别不同收入阶段的“阶段性特征”，又能将不同阶段的“均衡”纳入统一分析框架的规范的经济学模型，是“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学基础探寻的最终目标。

（三）比较优势论：应纳入开放条件下的重要理论支撑

通过比较优势，或“动态比较优势”解析“中等收入陷阱”是探寻“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学基础的另一个卓有成效的成果。Jan·Eeckhout和Jovanovic·Boyan认为经济增长率按人均收入水平由低到高呈现U形分布：中等收入水平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低于低收入水平和高收入水平。其原因是高收入国家具有人力资源和技术等比较优势，能够保障经济的高速增长，低收入国家则具有更为廉价的劳动力可以支撑高速的规模扩张，但是中等收入国家的比较优势则相对不足[9]。在国内，张其仔通过动态比较优势的“H-K”模型指出了我国“比较优势断档风险”[10]，成为“中等收入陷阱”研究的重要支撑。蔡昉也认为基于比较优势和动态比较优势的研究“暗示了一个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一般性理论解释”[11]。

然而，以“比较优势缺失”来作为“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学基础，也存在明显的不足。在逻辑上一国经济的“比较优势”是相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而言的，其意义在于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如果说一个国家在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易中的状态和地位，能够左右这个国家经济增长，那么，这种“外在于”国家经济增长“内在规律”的因素，是如何影响一国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显然，从“外在因素”到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两者之间还存在一个有待添补的逻辑环节：为什么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需要依赖对外开放和比较优势？对外贸易和国际市场等“外在因素”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这也说明，在“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经济学基础方面，“比较优势论”只能充当开放条件下的一个必要的理论支撑，是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理论相关模型在开放条件下需要纳入和统一到“内在规律”分析框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不能独立充当“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学基础。

（四）“再发现”的方向：源头、模型和开放性

综上所述，要对“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学基础进行“再发现”，其努力的方向需要包括以下三个方向。第一，一个能够解释经济发展阶段性差别和阶段性特征的基础性的方法论源头。第二，一个基于上述方法论源头能够兼容“低收入均衡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的统一的，同时又能标明阶段性差异的规范的经济学模型。第三，上述方法论源头和规范的模型最好能够就“比较优势”和“对外开放”的重要性及其作用机理进行较为清晰的解释。显然，这三个方面的“努力方向”和“工作要求”，都具有较大的难度，这也是“中等收入陷阱”研究难以深入下去的症结所在。

三、方法论源头：金融外部经济

比较发展经济学的经济发展阶段论和宏观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经济周期理论可以发现：“中等收入陷阱”的阶段论划分，其关键在于“结构重要”命题以及产业关联机制。将“结构约束”和“经济效率”相统一的金融外部经济，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的方法论源头。

（一）结构重要：从阶段论与周期论的比较研究开始

“发展阶段”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有很多共同之处。但是，如果关注点集中于不同发展阶段的“阶段性特征”，以及相邻发展阶段之间的过渡等问题，那么，仅仅关注“波动规律”的“经济周期”理论分析工具，是明显不足的。因此，那些在“经济周期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中被抽象掉的“结构性差异”则显得非常重要。本部分从“阶段论”和“周期论”的差别开始进行讨论，将阐明由于抽象掉了结构性差异，“经济周期理论”对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长期规律的分析可能忽略了非常关键的内容。过度依赖“经济周期理论”，忽略结构性问题，可能是经济学基础理论在“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上解释力不足的重要缘由。这为我们探求“中等收入陷阱”研究的方法论源头确定一条较为清晰的理论指向。

我们的分析可以从这样一个“总产出”公式开始：

Y=A·F（L，K），

其中Y表示产出量，A表示技术水平，L和K分别表示劳动和资本数量。

这一公式是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所普遍采用的“生产函数”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国民经济各部门的“产出规模”，被抽象为一个统一的加总的指标“Y”。相应的，经济增长理论所讨论的“经济总量”和“经济规模”的增长和波动，也是这个“总产出”的增长和波动。这种处理方式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的基本共识。很明显，这种处理已经将产业之间的结构比例抽象掉了。

然而，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历史现实却表明，结构比例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结构比例的变化，不仅是存在的，而且是显著的，这一差别一直被视为比“人均收入”更为重要的划分经济发展阶段的“关键指标”④。可以说“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抽象掉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性内容之一，也导致经济学基础模型难以有效地标识不同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差异。

当然，任何一个理论都没有必要囊括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所有特征。“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也完全可以做出类似的辩解。但是，当我们关心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困难”时，即以“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作为解释对象时，这种“抽象”将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同时被“抽象”掉的正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关键动力”或“关键困难”：产业之间的结构约束和供求关联机制。

当学者只关注一个抽象的“总产出规模”时，其假定的不仅仅是“对不同产业的结构比例不再关注”，还包括“生产出的东西都能够找到相应的交易对象进行交换”。回顾一下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总量分析不难发现，“国内生产总值”即“总产出”在市场上可能遭遇的销售困难，只来自于总支出和总需求方面，只有支出总量和需求总量的不足，才构成这些“总产出规模”在市场上的销售困难。换言之，“只要货币和收入是充足的”，不同商品之间的市场交换将不会出问题。因此，以此为基础的分析框架，必然将经济周期波动、就业不足、物价波动和经济政策的关注点集中于“货币总量”等指标上。

如果我们将各产业之间的“结构比例”纳入视野，我们将发现经济增长的另一个关键问题：并不是所有的产品都能够在市场上顺利地找到他的交易对象。这就是产业之间的“供求关联”。任何一个产业的产品，都需要与其他产业部门相交换。在一定时期内，或者说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上，各产业之间彼此的“供求关联”是相对稳定的。因此，某一个产业规模的扩充，必然要求其他产业规模的相应扩充，否则，“单独扩充”其规模的产业，将由于“交易对象”的不足，而面临更高的生产成本（上游产业生产的原料和中间品的不足）或更低的销售价格（购买其产品的部门生产的“交易物”不足）。我们可以将这种“关键困难”表述为：任何产业部门的扩张，都依赖于那些与之相关联的产业部门的“协同扩张”，否则“单独的扩张”将受到惩罚。相应地，这一机制也会形成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当与某一产业相关联的多数部门或者主要部门已经实现了扩张，那么，这一产业的扩张将是“自然的”“顺畅的”，甚至是“强制的”。这一原理意味着，从“经济结构”视角对经济总量波动、就业量变动和经济政策等基本问题，提供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根本性解释，这是“宏观经济学”和“货币经济学”长期忽略的一个根本性解释。

其实，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这种“结构因素”和“关联机制”的重要性是非常明确的。经济增长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被视为“扩大再生产”问题。扩大再生产的实现，不仅仅是总体产出的问题，不同产业之间的结构和关联问题，必须被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之中。以下是马克思关于这一问题的著名论断：

“当我们从单个资本的角度来考察资本的价值生产和产品价值时，商品产品的实物形式，对于分析是完全无关的，例如，不论它是机器，是谷物，还是镜子都行。……说到资本的再生产，我们只要假定，代表资本价值的那部分商品产品，会在流通领域内找到机会再转化为它的生产要素，从而再转化为它的生产资本的形式。同样，我们只要假定，工人和资本家会在市场上找到他们用工资和剩余价值购买的商品。但是，当我们考察社会总资本及其产品价值时，这种仅仅从形式上来说明的方法，就不够用了。产品价值的一部分再转化为资本，另一部分进入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个人消费，这在表现出总资本执行职能的结果的产品价值本身内形成一个运动。这个运动不仅是价值补偿，而且是物质补偿，因而既要受社会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相互之间的比例的制约，又要受它们的使用价值，它们的物质形式的制约。”[12]

因此“社会总产品”不再被视为一个整体的C+V+M，而是区别为两个不同部类的I（C+V+M）和II（C+V+M），无论是简单再生产还是扩大再生产，两个部类之间在结构和比例上都要服从相应的等式要求：简单再生产条件下I（V+M）=IIC，扩大再生产条件下I（V+V+M/X）=II（C+C）。违反这些比例结构将会形成“价值革命”，导致经济危机。在马克思那里，这种“结构约束”是引发危机、阻滞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而在西方经济学宏观经济理论中，货币和总需求政策问题，才是导致经济波动的关键因素。

总之，抽象掉了各产业之间的结构比例，不仅难以有效地标识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而且忽略掉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中的“关键动力”或“关键困难”。因此，要研究“中等收入陷阱”等特定经济发展阶段的“困难”，经济结构显得尤为重要，一个能够兼容结构性问题和产业关联机制的方法论工具，才是“中等收入陷阱”研究的方法论源头。

（二）金融外部经济：结构与效率相统一的方法论源头

虽然在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包含了可以处理结构问题和产业关联机制的大量有价值的经济学思想和分析框架，但是考虑到“中等收入陷阱”与发展经济学、经济发展理论之间的特殊的关系。我们还是从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脉络中明确“中等收入陷阱”的方法论源头。

金融外部经济就是这个能够兼容结构性问题和产业关联机制的方法论源头。实际上，金融外部经济也一直充当着发展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1943年，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13]，以“不可分性”表述了各产业部门之间的交互依赖。1954年，西托夫斯基[14]系统论述了“技术外部经济”和“金融外部经济”概念，并将罗丹的研究视为对金融外部经济的应用。自此，金融外部经济成为讨论不同产业、不同区域结构性依赖的关键方法论基础。西托夫斯基也被视为金融外部经济的主要代表人物。其实，正如西托夫斯基在其文章中所指出的，金融外部经济概念，是经济学家维纳于1931年提出的。

我们认为，金融外部经济是操作结构性差异、产业关联机制的关键的方法论源头。要阐明金融外部经济的方法论特性，有必要回到其原点，对金融外部经济进行剖析。

1931年，作为对经济学界20世纪20年代“成本大争论”的总结，经济学家维纳在《经济学》期刊发表了著名论文《成本曲线和供给曲线》，系统阐述了现在经济学教科书中常见成本曲线，同时也在分析中明确提出了“金融外部经济”（Pecuniary External Economies）概念。金融外部经济可以表述为，由于对服务和物质产品整个产业的购买量增长所导致的服务和物质产品价格的下降。产业A的金融外部经济可能是其他产业B的内部经济或外部经济，如果产业A购买了更多的服务或物质产品，它们的价格将下降，因为产业B可以用更低的单位产品生产出这些产品”⑤。这是金融外部经济提出的最原始的表述。从这个表述中不难看出，金融外部经济实际上是外部经济的报酬递增机制在产业关联领域的延伸和应用，是报酬递增机制与关联机制的结合体。

产业关联是各产业产出规模之间的交互依赖。而报酬递增机制则是规模与效率之间的密切关联，是指生产规模越大，生产的平均成本越低。导致这一机制的原因包括：规模扩大为更为专业化的分工提供条件，促进了技术进步和劳动技能的提升；更大的生产规模提高了对固定资本的利用效率，使单位产品分摊的固定成本减少，等等。所谓金融外部经济就是指一个部门的生产效率受到与之存在供求关联的部门的生产规模的影响。因此，金融外部经济将“产业关联机制”所描述的“规模联系”和“结构依赖”，推进至“效率联系”和“技术联动”。在金融外部经济的视角下，由于各产业规模之间的必然联系，各产业以规模扩张为基础的效率提升和技术进步，相互关联、相辅相成。

这一原理最为清晰和著名的表述是发展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基础“杨格定理”⑥，金融外部经济的表述更为贴近本文所关注的“结构因素”“产业关联”“技术进步”等内容，其模型化成果也广泛分布于高级发展经济学和空间经济学领域，因此本文选择“金融外部经济”来指代这一原理。关于这种依赖和关联机制，克鲁格曼将其表述为：“这种循环关系意味着一国可能会经历自我强化的工业化（或者无法实现工业化）”[15]。

四、基本模型：“多重均衡”破解“自我强化”和“锁定效应”

金融外部经济只是描述了各产业之间相互关联的“结构依赖”和“效率依赖”。那么，如何将这一思想模型化，使之兼容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发展障碍”呢？

实际上，发展经济学的“平衡增长”理论，例如“大推进”理论、“贫困的恶性循环”等理论，都是从不同角度模型化了“金融外部经济”的思想，同时也是对“发展障碍”问题的模型化解析。但是，这种解析并不完善，或者说并不完全符合经济学模型所要求的严谨的学术规范。由赫希曼发起的对“平衡增长”理论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宣布了这一理论的失败。其实，赫希曼的“产业关联”机制、“关联效用”和“主导产业”等理论的表述，只是金融外部经济基本思想的另一个表达方式而已。基于相同的核心思想，却陷于批判和否定之中⑦，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当时的“模型化”表述并未能够真正清晰表述其核心观点。这也是金融外部经济理论在后来需要被重新发现的原因。

（一）“多重均衡”重振金融外部经济

20世纪80年代末，以金融外部经济为基础的“大推进”理论等“超发展理论”重新被相起关注，完善的模型化成果是墨菲等人对“大推进”理论的模型化。克鲁格曼将这种模型化的成果称为“多重均衡”模型，并提出了较为简化的数理表述。限于篇幅限制，我们可以基于金融外部经济的核心思想，提供一个更为简洁的文字概括。

第一，要素弹性供给假定。将我们讨论的范围限定于效率普遍高于其他部门的城镇工业化部门，除了这些部门之外，还存在一些能够为这些部门提供弹性要素供给的低效率地区或低效率部门。这一假定并非要求以“二元经济”为前提讨论“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只要一国经济仍存在城乡差异、区域差异，存在一部分部门为另一部分部门提供具有供给弹性的生产要素，我们的分析就可以进行。由于未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发展中国家往往无法实现完全的市场化，部门之间和区域之间的效率差异普遍存在，且整体经济增长的表现主要依赖于效率较高的工业化部门，所以，这一假定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相关研究还是可以接受的。在欧盟，其劳动力、资本流动以及大量移民的事实也表明，即使是高收入国家，这样的弹性要素供给也是普遍存在的。

第二，存在产业关联机制。国民经济存在众多部门，一个部门能够获得的“回报”取决于这个部门与其他部门之间的“交换”。因此只有其他各部门产业规模都相应提高后，这个部门所获得到的回报，即收益才能相应提升。

第三，存在规模报酬递增机制和离散的技术分布。随着规模的提高，每一个产业在不同的生产规模上单位要素的产出效率提高，促进企业采用新技术，即更高的生产规模意味着高技术水平的人均产出会提高。但是，技术是离散分布的。同时，更高的技术也意味着单位要素的更高的成本，我们可以假设，要素成本的上升幅度不会高于技术所取得的产出的增长幅度，即只有在经济方面“合算的”⑧技术才会被采纳。

如图1所示，生产规模从小到大，要素使用量分别为FA、FB和FC，其中生产规模越大，技术水平越高，例如生产规模的要素使用量达到FB时，可以采用更高的技术，从而QB/FB>QA/FA，同样QC/FC>QB/FB，但是，更高的技术往往需要更高的要素成本价格，单位要素价格计为W，其成本计为C。

由于存在“要素弹性供给假定”，我们可以将分析限定在各产业部门的规模持续扩大的规模扩张式的“经济增长”背景之下。在这一背景下，依据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似乎经济增长会“一帆风顺”地进行下去：各产业的生产规模越大，单位要素的产出越高，同时产出规模的提高幅度大于要素报酬的提高幅度，工业化部门会持续扩张下去，其效率水平会越来越高，人均收入也会越来越高。但是，由于存在“产业关联机制”，模型的结果将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多重均衡”的。由于产业间存在相互依存的供求关联机制，一个产业部门在相互关联的市场交易关系中能够“换得”的产品，取决于其他产业的生产规模，这些在交易中所换得的产品，就是这个部门的“实际收入”。这个“实际收入”并非取决于这个产业自己的生产规模，而是取决于那些与之交换的各部门的产出规模。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企业采用“新技术”后“要素成本”的上涨幅度低于生产规模的上涨幅度，但是，如果其他产业部门的生产规模未出现扩张，那么，产业的“实际收入”将不会增长，因此，扩大生产规模、采用新的生产技术，反而是不合算的。只有所有产业的生产规模都相应扩张到新的水平上，新技术才是合算的。所以，经济系统并不会自然的持续扩张，绝大多数产业的规模被确定在某一个水平上时，各产业最优选择的均衡点，并不是朝向更大的生产规模和更高的技术，而是保持在原有技术水平上。

因此，随着各产业部门生产规模由小到大，经济系统“均衡机制”的结果不是生产规模的持续扩大，而是会存在多个离散的均衡点，越大的生产规模，对应着更高的均衡点、更先进的技术和更高的人均收入水平。但是，从一个均衡点到另一个均衡点，必须所有产业部门的生产规模都相应扩张，才是“合算”的，任何一个产业部门单独扩张，将会因为“实际收入”增长滞后于要素成本的增长而变得“不合算”，保持原有的生产规模才是符合“均衡机制”要求的最优选择。相对于更高水平上的“均衡点”而言，较低水平上的均衡点，就是发展经济学中所说的“低水平均衡陷阱”。

（二） “自我强化”和“锁定效应”相统一的“陷阱论”新解

有趣的是，上述墨菲等人完成“多重均衡”模型的同时，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布赖恩在“路径依赖”的基础上，系统论证了经济系统的“自我强化”和“锁定效应”。布赖恩的分析也是以“报酬递增”机制为核心的。但是由于分析方法论和研究思路的差异，布赖恩的研究更多地被视为“演化经济学”等理论的代表。在这里，我们可以借用布赖恩的术语，对于经济系统交易出现的“自我强化”和“锁定效应”提出一个基于“多重均衡”模型的解释。

任何一个均衡点，都可以通过“成本—收益”机制促使经济系统向均衡点移动。如果A、B、C三点分别代表低、中、高三种收入水平。以B点为例，当经济系统从低于B点的收入水平接近B点时，各产业之间以QB为基础的交易关系逐步形成“均衡机制”。这时，各产业所面临的市场交易规模接近于QB，其收入水平也接近QB，收益高于成本，产业规模的扩大形成“正向激励”，各产业的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平会受到均衡机制的“吸引”进入B点。这种情况下“均衡机制”的动态作用形成的“吸力”，表现为经济系统“规模扩张—技术进步—收入提高”的良性互动，形成良性循环，构成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自我强化”机制。但是，一旦经济系统进入B点，各产业部门以QB为交易量的市场供求关联最终形成，当经济系统试图继续扩大生产、改进技术、提高收入时，以B点为中心的“均衡机制”同样会发挥其“吸力”，在某些产业部门扩大生产时，需要面临其他产业部门较小的生产规模和交易量的限制，导致收入增长滞后于成本上涨，甚至收入无法增长。产业规模扩张面临“均衡机制”的“惩罚”。这种情况下，同样是市场“均衡机制”的动态作用形成的“吸力”，却表现为经济系统难以实现“规模扩张—技术进步—收入提高”的“锁定效应”。

因此，“多重均衡”模型的动态机制可以表述为：经济系统“规模扩张—技术进步—收入提高”的动态过程，随着人均收入由低到高，技术水平由低到高，经济系统将在经过不同的“均衡点”时，交替出现“自我强化”的良性互动和“锁定效应”的恶性循环。这是对中长期经济周期，尤其是伴随着技术进步的经济周期的另一个“结构性”表述。在不同收入水平下，进入均衡状态的经济系统所面临的“锁定效应”，就是各种“陷阱说”的经济学基础。

（三）“多重均衡”新模型为阶段性特性提供的理论支撑

上述分析还未在模型中引入阶段性的“结构性差异”。实际上，技术变革本身，就具有明显的“结构性差异”特征，不同的技术水平，往往对应着生产部门之间不同的分工关系，不同的中间产品链条和产业间不同比例结构的差别。

最为典型的“结构性差异”模型莫过于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模型”，在这一模型中，技术进步被处理为“资本有机构成”即C/V的提高，而这一比例的提升必然对应着生产资料生产部门，即第一部类在总产品中所占比重的提高。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虽然“产业关联”可以将这种“结构性差异”的因素引入模型之中，但是“结构差异”的引入本身，也会形成对经济发展障碍的另一个有力的解释——由于产业之间从一个均衡点到另一个均衡点，经济系统需要适应产业之间“结构比例”的变化，那么，调整的困难还将进一步增加：各产业之间的交换数量需要发生相应的调整，调整的过程中必然需要部分产业承担收益与成本变动，某些产业可能会因此而受益，另一些产业则会因此而受损。“新结构”的形成，会比原有的结构约束面临更多的风险和困难。当然，这一要素的引入也说明技术进步与结构调整具有统一性。

五、对策悖论与开放条件：“比较优势重要”的模型解释

在“多重均衡”模型中，一旦经济系统进入某一个均衡点，固守于“均衡点”就是市场机制自发作用的结果，这种情况下，经济发展对策往往会陷入“左右为难”的“对策悖论”。但是如果将封闭条件下的“均衡状态”推广到开放条件下，发挥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均衡机制”所形成的“锁定效应”将获得缓解。这也部分地解释了“比较优势重要”命题。

（一）“锁定效应”下的对策悖论

“锁定效应”下的对策悖论就是“市场”与“计划”之间的悖论，换言之，就是政府干预与否的悖论。按照“大推进”理论的逻辑，各产业在结构约束下的发展，需要产业规模“协同扩张”。然而市场机制则很难实现“有计划的协同”，完全依托自发的市场均衡机制，其作用将不是“推进”，而是“锁定”。因此，政府干预下的投资和“推进政策”成为发展经济学重要的政策主张。然而政府的推进并非是单独对某一个产业领域的支持，而是对各产业协同扩张的“大推进”，即对整体国民经济的系统干预。实践证明，这种干预在推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往往会形成对市场价格机制的破坏。除一系列“寻租”和“腐败”问题外，更为严重的负面因素在于市场机制的运行规则可能因为政府的过度参与而受到损坏，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导致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活力”下降。基于市场机制进行政府干预，利用“税收杠杆”等手段，通过市场机制施加政府的影响，也许是最佳选择。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要求政府既施加干预，又防止市场损害市场活力，其“分寸”是很难把握的。通常，这种“最佳选择”只是一种理论上的“理想状态”。

（二）对外开放克服“对策悖论”

对外开放是克服上述“锁定效应”，更具可操作性的对策。在“多重均衡”模型中，对于“独自扩张”部门进行惩罚的，正是封闭的经济系统中产业之间的关联机制。实际上，要克服这种“锁定效应”，除了要求各产业部门在生产规模上实施“协同扩张”的“平衡增长”外，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弱化甚至暂时地突破这种“关联机制”的约束。对外开放，参与国际分工，发展国际贸易，引进外资，就是突破这种“关联机制”的有效选择。

在开放条件下，具有出口潜力的部门的“独自扩张”将不再受到“关联机制”的约束和“锁定效应”的限制。生产规模扩大后，可以将更多的产品销往国外，而不必再受制于国内市场各部门所提供的“交易规模”的限制。同时，“出口部门”生产规模的扩大还会通过“关联机制”的作用，带动其他相关部门的扩张，从而拉动经济系统逐步脱离“均衡点”。当然，这种“开放政策”也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一国需要具备能够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而且这种比较优势，需要在一国在脱离“均衡点”之前持续存在，或者不同“比较优势”之间的衔接不会出现“断档”。否则，如果“比较优势”在经济系统进入到下一阶段的“自我强化”之前就被耗尽，或者其力度严重削弱，都有可能使得一国经济在脱离“均衡点”的过程中，面临重新回归“均衡点”的“锁定效应”，从而导致经济增长出现“倒退”。另外，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分工也要受到国际市场风险的影响。全球范围内的系统性风险将导致一国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经济增长，难以为继。

需要强调的是，经济增长的根本规律依然根植于一国经济自身的条件，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所提供的仅是部分产业部门生产规模的“调整”，使国民经济的“结构约束”出现一定范围的“伸缩性”。但是最终的经济发展动力必须源于国民经济自身的经济实力和市场活力。因此，过渡依赖国际市场，放弃合理的国内经济结构的“重建”和“回归”，无异于放弃了经济发展的独立性，最终会因“比较优势”的耗尽或国际市场的动荡而遭遇打击。

六、结论与展望：“中等收入陷阱”研究的理论价值和未来图景

综上所述，我们可这样概括“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学基础：将经济发展划分为不同阶段，将某一阶段上的经济发展困境描述为“陷阱”是经济发展理论的习惯用法。“中等收入陷阱”是发展经济学各类“陷阱论”在“中等收入阶段”的延伸。但是，“中等收入陷阱”也对现有的经济学理论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构建一个能够标识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结构性差异”并兼容不同经济发展阶段“陷阱”因素的统一的经济学模型。将理论源头回溯到各类“陷阱论”的方法论基础，即“金融外部经济”，同时将重振金融外部经济的高级发展经济学“多重均衡”模型应用于解释经济系统周期性出现的“自我强化”和“锁定效应”，将为“中等收入陷阱”研究提供较为规范的基础模型。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表现出的潜力和方法论优势也值得关注。另外，这种分析也揭示了另一个重要的理论发展图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再生产图式理论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结构论”，是解释经济增长、就业和相关经济政策等宏观经济学经济周期和经济波动现象的理论基础[16]。构建以“结构论”为基础的动态的经济周期理论和宏观经济理论，可以将长期分离的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空间经济学等理论实现有效的综合，对于各类经济发展问题提供坚实的基础理论模型，是一个具有良好前景的研究方向。

注释：

①也有观点认为《东亚经济半年报2006》已经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但未见明确的原文献支撑。2006年11月份的《东亚及太平洋地区经济报告》中的确涉及了东亚的“中等收入”问题，但是报告也指出，其观点引自吉尔和卡拉斯的《东亚的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思考》，即2007年在北京的报告。

②人均收入与人均GDP之间还存在较小幅度的差异，但基本水平相仿。

③速水佑次郎、神门善久：《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转引自蔡昉：《“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经验与针对性》，《经济学动态》，2011年第12期。

④受购买力平价等因素的影响，“人均收入”水平的可比性存在局限性，但是“比例”和“结构”等相对性指标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这种局限性。

⑤Viner，Jacob. "Cost curves and supply curves." Journal of Economics 3.1（1932）：23-46. Pecuniary的英文释议为relating to or involving money，与货币有关的，引涉货币的。从维纳的表述中也可以判断，金融外部经济所讨论的实际上是涉及到货币对商品和劳务购买的，产业间的供求关联。因此金融外部经济在有些场合也被译为“货币外部经济”，笔者认为也可译为“供求外部经济”或“购销外部经济”。

⑥Young，Allyn A.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progress." The Economic Journal？38.152 （1928）：527-542.这里使用“金融外部经济”而不是“杨格定理”，概括这一原理，主要考虑到“金融外部经济”与主流经济学的关联更为密切，其原理表述更接近“结构”和“产业关联”的核心思想，且以“金融外部经济”为主题的模型化努力相对较多。

⑦赫希曼认为，罗森斯坦和纳克斯的关键思想是“平均的增长”，赫希曼通过“关联机制”论证了“非平均增长”，其实罗森斯坦和纳克斯以及其先驱杨格的论述中，关联机制也是支持“平衡增长”的关键因素。

⑧至少在“生产效果”上是合算的，当然，更多的产品能否获得与之相匹配的回报，还要看市场交易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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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关键词] 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中图分类号] F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08)09-0008-04

[作者简介] 程宇航，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江西 南昌 330077)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依据

1.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早在1867年，马克思就在《资本论》中区分了外延的扩大再生产和内涵的扩大再生产两种不同的经济发展方式。特别是在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关系――人与自然的研究方面，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著名论断已被人们视为“历史性前瞻”，至今仍给人以启迪。

马克思告诫我们，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必须依赖大自然。人类经济社会系统是大自然生态系统的子系统，人类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为基础。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如果我们不认识和正确应用自然规律，不按自然规律办事，就要遭到自然界的报复性惩罚，“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1]

2.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经济增长理论。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经济增长理论有早期经济增长理论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之分。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与不同的发展阶段相适应，经济增长方式的阶段性规律直接反映在不同经济时期的增长理论上。在经济增长的第一个阶段，由于人口增长与粮食等产品增长的不同步，人口增长的扩张性与土地等生产能力的有限性之间存在着不平衡，因而产生了理论上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对于经济增长依赖于基本生产要素驱动的困境，斯密与李嘉图等曾持悲观态度。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理论上的“马尔萨斯陷阱”并没有在现实中发生。在早期增长阶段，经济的快速增长得益于资本的积累。

新增长理论的内生增长模型是对新古典增长论的完善和修正，其共同特点是强调内生化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新增长理论说明，要素投入的增加只有在其能够带来科技进步的条件下才能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科技进步必须遵循内在实现机制。

3.影响经济增长因素的研究。研究经济发展方式，首先应该研究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

对影响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当时，美国经济学家丁・克德思提出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丁・克德思指出，全要素生产是指产量与全部生产要素投入量之比。美国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丹尼麦运用克德里克的全要素生产理论把经济增长的因素分为两大类，即总投入量和单位投入量的产出量(全要素生产率)；并且指出，总投入量主要包括劳动、资本的投入量；全要素生产率主要包括知识生产、资源配置的落差、规模经济等。

丹尼麦对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被各国经济学家所关注，引起了广泛的重视。在理论界，比较公认的影响增长的因素主要有：劳动力、资本的投入，广义技术进步如新技术的发明应用，工艺水平的提高，经营管理的理论化，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产业结构的优化即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经济环境的改善(包括经济体制的效能、政府部门的效率和社会的稳定等)。在这里，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可分解为数量和质量两种，总投入数量属于经济增长的数量因素，全要素生产率属于经济增长的质量因素，经济增长方式也就有数量扩张型增长方式和质量效益型增长方式。在一定时期内，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总投入量的增加而带来的增长就是数量型增长，一般称之为粗放型增长；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带来的增长，就是质量效益型增长，也就是一般所说的集约型增长。

4.四个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增长方式。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以P・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为开端，现代经济学把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发展大体上划分为4个阶段；对应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存在着不同的增长方式。对于这4个阶段，虽然不同的经济学家有不同的命名，但他们对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增长方式内容的分析却几乎如出一辙。

第一阶段是“起飞”前阶段，即第一次产业革命以前的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特点是，经济增长缓慢并且主要依靠增加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投入来实现，农业是这一时期的主导产业。M・波特(Michael Porter)把它定义为“生产要素驱动阶段”。

第二阶段是从18世纪后期第一次产业革命发生到19世纪后期第二次产业革命开始前的“早期经济增长”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以机器代替手工业，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驱动，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成为主导产业。M・波特把这一发展阶段定义为“投资驱动阶段”。

第三阶段是l870-1970年的百年发展时期。这个阶段的经济增长方式和早期经济增长阶段的增长方式的区别在于，经济增长已经主要不是靠资本积累驱动，而是主要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来实现。这一阶段的主导产业是现代服务业、现代制造业与现代农业。S・库兹涅茨(simon Kuznefs)把这种增长方式叫做“现代经济增长”，M・波特把这个阶段定义为“创新驱动阶段”。[2]

第四个阶段是1970年以后逐步向信息时代或者知识经济时代过渡。用信息技术改造、优化、提升国民经济成为这一时期经济增长的主要内容，信息化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特征。这一时期的主导产业是渗透于各行各业的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高技术产业。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现实依据

用现代经济增长理论、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和科学发展观来解析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可以发现，我国经济之所以长期粗放而且转型艰难，在主观上，是与战略指导上的价值观、发展观、政绩观密切相关；在客观上，是与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的新变化及国际背景的新变化密切相关。

(一)战略指导上的价值观、发展观和政绩观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财富拜物教的价值观、追求GDP数量增长的发展观深刻影响着我们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这是战略指导思想出现偏差的深层次文化根源。

自18世纪第一次产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在创造出惊人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把物质财富当成了那个时代的图腾，当成了衡量一切价值的基础。而且，亚当・斯密(后来还有边沁和穆勒)把自利和对功利主义的追求，上升为社会繁荣进步的源泉。作为传统工业文明的一种主流价值观，功利主义已渗透到社会生产与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长期以来，我们把以财富拜物教、功利主义、享乐主义为主要特征的价值观当作资本主义的特殊产物，殊不知，这种价值观在社会主义中国照样大行其道。在我国，在宏观层面上，对财富的崇拜表现为对GDP增长速度的追求；在企业层面上，财富拜物教表现为对利润的最大化崇拜。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疯狂地扩大生产规模，滥用资源，将环境污染“外部化”。显然，这种价值观、发展观与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可持续发展方式格格不入，与生态文明格格不入。

(二)所处发展阶段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我国已进入工业化加速阶段，产业结构均由“一二三”演进到了“二三一”阶段，即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并且处在起飞后的高速增长期，第二产业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动力。

在这个阶段，有许多因素从正反两个方面对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产生重要影响。

1.正面影响

(1)综合国力显著增强(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四)，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坚实基础。

(2)高新技术蓬勃发展，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坚实的科学技术支撑。

(3)重视生态、重视环保的思想观念逐渐深入人心，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4)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源配置制度，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制度保证。

(5)城市化发展和城市规模效益的提高，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条件。

(6)融入经济全球化使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内外两个市场和多种资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创造了外部条件。

因此，现在我们已到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最佳机遇期。

2.负面影响

(1)在工业化加速发展阶段，能源、资源的高消耗仍将是我国经济领域的有关重要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早期经济增长理论对中国影响很大，国际背景对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影响也不可低估。为了吸引外资，全国各地纷纷出台一系列包括减免税收、廉价甚至无偿出让土地、压低劳动工资等手段招商引资，而且低设环保门槛。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的发达国家趁机把资源消耗型、污染型产业纷纷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自己则以主导者的身份占据且控制着全球价值链中的核心技术研发、品牌和销售终端等高端环节。正是在这种国际分工格局中，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我国引进了不少资源能源消耗大、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环境污染大的产业，中国成了加工制造大国。这种“低端锁定”增加了中国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艰巨性和长期性。

(2)技术结构、产业结构的低度化状况没有根本改变，技术结构、技术水平不高，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当今中国虽然已经成为“世界工厂”，但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研发设计、知识产权、材料采购以及品牌、销售渠道等高价值部分，大多掌握在外商手里，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很少，我们赚取的仅仅是廉价的加工费。这就使得我们所能获得的利润十分有限，在全球高档市场的竞争力极其有限。这也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3)中国发展的不平衡性给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增加了难度。

目前，我国的发展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性。一方面，是先进的现代大工业与大量的传统农业并存；另一方面，是现代化都市与广阔的落后乡村并存。一方面，是现代工业企业、现代第三产业与大量落后的手工劳动或落后的机械化的企业并存；另一方面，是沿海发达地区与中西部广大不发达地区和相当数量的贫困地区并存。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地区差距，现代化过程中各种利益和矛盾的冲突，使得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努力面临着极其复杂的局面，增加了难度。

(4)国际环境的新变化给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增加了变数。

我国所处国际环境的新变化，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加入WTO以后，我国经济逐渐融入全球化，对国际经济的依存度已经超过60%。美国的资本危机，美元大幅贬值，国际粮价、原材料价格和石油价格的猛涨，国际市场绿色壁垒的加强，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控制自然资源的竞争进入白热化，等等，都是当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认真面对的现实，给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增加了许多变数。

三、摈弃“灰色发展”，实现“绿色发展”

反思发达国家的传统发展战略，无一例外的都是通过对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的高消耗来支撑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对生活资源的高消费来刺激经济的高速增长。换句话说，走的都是高消耗、高投入、高增长、高污染、“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现代化道路，人们称之为“灰色发展”模式。“灰色发展”模式追求资本生产率而忽视资源生产率；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忽视对环境的负外部影响，忽视分配不公平和自然资源损耗；追求工厂规模更大、效率更高、竞争优势更强，却忽视对自然、人体健康外部环境的损害和对贫困人口的关怀；只顾大批量生产、大批量消费、大批量排放、大批量流失浪费，却不顾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环境的承载极限，以致造成了当今全球的生态资源危机，危及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的现代化战略必然要不同于传统的“灰色发展”，必须适应国情、世情的新变化新特征，跨越“灰色发展”，实现“绿色”崛起。为此，需要实现战略思想、战略目标、战略举措的变革与创新。

1.在战略思想上，必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生态观，广泛吸纳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和生态现代化理论成果，创新发展理念。

人地系统理论告诉我们，人类的生存发展依赖于大自然，同时也影响着大自然的结构。

在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生态观最具理论洞察力。马克思主义不仅强调人的社会性和个体性，同时还强调人的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马克思认为，“人直接的就是自然的存在物”，人的社会属性是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形成的，人的解放只能是在对世界规律认识的基础上去积极地顺应自然。马克思从改造自然、社会与人自身相统一的角度论述生产力，认为生产力是人与自然的横向关系，是社会力量与自然力量的协调，而不仅仅是指前者。这些关于内涵扩大再生产的理论和方法，都强调经济社会发展必须以人与自然的和谐为基础。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强调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强调集约利用资源，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生态现代化理论则要求采用预防和创新原则，推动经济增长与环境退化脱钩，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双赢。这跟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生态观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战略思想上，在理论思维上，我们必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生态观，吸纳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和生态现代化理论新成果，努力转变“高投入、高消耗、高增长、高污染”和“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观，坚决摈弃只顾追求GDP、追求“短平快”而不顾长远后果的政绩观，切实把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到人与自然和谐的基础上来，从而跨越“灰色发展”模式，实现“绿色崛起”，确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实现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

2.在战略目标上，总体上应确定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为基础的又好又快的发展目标，即实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发展，建设生态文明，实现可持续发展。

3.在战略措施上，要围绕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在统筹协调经济社会发展方面采取系统措施。这些措施包括：

(1)深化体制改革，构建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现绿色发展的制度基础。

①加快研究及实施绿色GDP核算制度。要在统计中扣除现有GDP中的环境损失成本，以便得到我国综合国力水平与国民福利水平的真实数据。这项制度创新意义深远，将带来决策观念的深刻变革，带来全新的发展观政绩观。

②将环保指标纳入各级官员的政绩考核制度，包括节能减排指标、防污治污指标、美化绿化指标、空气净化指标、水资源保护指标，等等。它们都是硬指标，可操作且可考核。这项制度将促进政府的职能转变，由过去主抓企业经济(招商引资)向主抓公共事务管理转变；由过去的重增长、轻环保向努力确保经济与环境双赢转变。

③建立环保领域的公众参与制度。环保事业需要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和监督，没有公众参与，环保工作就会变成少数人的事而最终一事无成。为此，要建立环境信息公开化制度、决策民主化制度、公益诉讼制度等，以确保公众参与环保的权益。

④建立生态补偿制度。针对目前存在的城乡、区域、人群间的环境不公平，应该通过立法、行政、市场等手段来解决上游对下游、受益地区对受损地区、高消费人群对低消费人群的利益外借，以此促进社会公平，并抑制浪费资源、污染环境、损害生态的行为。

⑤建立促进科技进步、发展循环经济的制度，包括财税、信贷制度、工商管理制度、市场投入制度等等，从制度层面为技术进步和循环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2)加强全民生态文明教育，普及生态文化，在全社会倡导科学、文明、健康的消费理念，构建绿色的社会基础。

实现以人与自然和谐为基础的可持续发展，动力之源隐藏在人民大众之中。客观地说，我国民众的生态意识还很薄弱，既缺乏生态知识，也缺乏生态自觉。人们仍然把个人消费仅仅当作个人的私事，并没有强烈意识到个人的消费实际上消耗的是社会资源。所以，应该加强全民的生态文明教育，普及生态文化，提高全民生态素养，逐渐形成全民节约资源、爱护环境的生态文明氛围。要在全社会提倡科学消费，文明消费，健康消费，在提升人民生活质量的同时，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

(3)创新绿色科技，发展绿色产业，构建绿色发展的经济技术基础。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以人与自然和谐为基础的又好又快发展，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绿色科技支撑体系和绿色产业支撑体系。现代绿色科技支撑体系主要包括环境无害化技术、资源综合利用、循环生产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生态化农业技术、生物工程技术等科学技术群。上述绿色科技群催生的现代产业群主要有微电子与信息产业、健康与环保产业、生物工程及现代医药产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等等。

上述绿色科技群、新产业是21世纪的发展方向，但要成为我国经济的主体或主导，需要一个长期过程。鉴于传统技术和传统产业仍然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要基础，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主题是，如何加速发展并利用现代绿色技术群，改造提升我国庞大的传统产业群，建立起支撑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

①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加快信息技术在各个领域的应用，特别要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升装备制造业，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建设。

②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加大教育和科研投入，特别要加大对绿色科技的研发投入，大力推进绿色技术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③加强绿色科技的研发攻关，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导的技术创新体系，组织重大专项技术开发，推动产研联合，促进能源节约与资源综合利用，推动科技成果的产业化，积极培育和发展技术市场，运用市场机制促进绿色新技术、新工艺、新产业、新装备的推广运用。

(4)推进绿色发展的国际合作。在全球化条件下，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绿色发展，需全人类共同努力。一方面，必须警惕资源环境殖民主义，保卫国家的生态安全；另一方面，要努力争取国际资源环境公平。要与世界人民一道，推动各国政府签署一系列维护世界资源环境的公约，并努力促使发达国家履行国际环境条约，承担减排责任，以弥补其超额的资源、能源和环境消耗，并为发展中国家改善环境的努力提供经济支持和无偿转让环保技术。同时，我们中国也要承担一个大国的资源环境责任，推进绿色发展的国际合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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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库兹涅茨统计分析模型 区域经济 经济发展阶段

受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家对西部建设投资力度加大的影响，出现了中东部产业西进、人才西流现象，这将促使西部区域经济发展以及产业升级再次加速。西部地区开始借调控契机，利用其独特的区位和资源优势，展现出区域经济转型发展的巨大潜力，经济发展由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理论界对经济发展阶段的理论和测度方法做出了大量研究，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库兹涅茨的经济增长统计模型以及钱纳里的“标准产业结构”模型。

一、库兹涅茨统计分析模型及钱纳里的标准产业结构理论概述

1、库兹涅茨统计分析模型

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在其代表作《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研究了现代经济增长问题，根据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全过程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了国民生产总值、生产效率、产业结构、人均收入水平等在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的变化，总结出了现代经济增长的条件、方式、内容、趋势和规律，见表1。

2、钱纳里的标准产业结构理论

20世纪60年代，一些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与结构演变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研究。其中，美国经济学家霍利斯·钱纳里(Hollis Chenery)的“标准结构”最具影响。钱纳里利用101个国家1950—1970年间的统计资料进行归纳分析，构造了“世界发展模型”，并以此模型求出一个经济发展的“标准结构”，即经济发展不同阶段所具有的经济结构的标准数值。从而为分析和评价不同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组合提供了参照规范，同时也为不同国家或地区根据经济发展目标制定产业结构转换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见表2。

二、研究区概况

按照我国三大经济地带的划分方法，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重庆等共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土面积686.7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 71.5%，人口36298.0 万(2007年底)，占全国的27.9%(如图1)。

西部地区各省近年来经济取得了较快的发展。2003年，实现地区国内生产总值22954.7 亿元，占全国的16.9%，人均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为6306元;到2007年底，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为47864.1亿元，占全国的 17.4%，人均地区国内生产总值13212元。5年内，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约108.5%，而人均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109.5%，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经济发展总体呈现出稳定增长的趋势(如图2)。

三、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统计测度

本文将利用库兹涅茨统计分析模型框架，并结合钱纳里的标准产业结构，具体分析西部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具体数据资料参考了《中国统计年鉴2008》。

1、人均收入水平

西部地广人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差距较大。2007年统计数据显示，在西部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以人均GDP排名计算，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内蒙古、新疆和重庆，排在后三位的分别是贵州、甘肃和云南(见表3)。

西部人均GDP按当年人民币汇率计算为1738.42美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2490.01美元。根据表1中库兹涅茨统计分析模型中的标准，对照分析可知西部地区的经济处于工业化后的稳定增长阶段，显然这并不符合西部地区的现实。这是因为库兹涅茨统计分析模型中的人均收入的数据是1985年的标准，没有做相应的调整。但根据钱纳里的统计标准，西部经济发展处于工业化第二阶段的初期发展阶段。因此，综合分析，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已经超越了库兹涅茨模型中的工业化前的准备阶段，进入了工业化的初期阶段。

2、西部地区产业结构

近年来，随着国家宏观政策调整以及西部开发带来的机遇，加上西部地区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廉，作为内陆的西部很好地承接了新一轮产业转移，各省区根据自身的区域比较优势发展优势产业，产业结构得以不断调整优化。

如图3，1998年以来，西部三次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优化。第一产业比重不断下降，由1998年的25.4%下降到2007年的16.0%，下降了9.4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比重稳中有升，由1998年的41.0%提高到2007年的46.3%，提高5.3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有所上升，由1998年的33.5%提高到2007年的37.7%(如图3)。总体上产业结构呈现出二、三、一的产业序列。

2007年，西部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7864.14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实现产值7645.08亿元，第二产业产值22172.11亿元，第三产业产值18046.94亿元，三次产业结构为16.0、46.3、37.7(见表4)，第二产业比重为46.3%。根据库兹涅茨的统计模型中的数据，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处于工业化的第二阶段，即工业化的实现和经济高速增长阶段。

3、劳动力就业结构和城市化水平

伴随着经济的大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西部地区各省就业状况逐步好转，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中的比重逐年变化(如图4)，就业结构不断优化。

从图4可以看出，第一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总量最大，且呈逐年下降趋势，由1998年的63.6%下降到2007年的51.4%，下降幅度12.2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总量相对最小，所占比重有所上升，从1998年的13.3%上升到2007年最高的17.9%。第三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总量相对较小，但比重呈缓慢上升趋势，由1998年的23.1%上升到2007年的30.7%，提高近8个百分点，并且从1998年起比重一直超过第二产业就业人员比重。总体上，西部地区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依然过大，第二、三产业吸纳劳动力就业比重相对较小，劳动力产业结构呈现为一、三、二序列。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发展演变规律看，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还很不协调，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

2007年，西部地区的三次产业劳动力就业结构为51.4、17.9、30.7，第一产业劳动力就业比重为51.4%，根据表1可知，低于库兹涅茨统计分析模型中的工业化准备阶段的63.3%，处在46.1%～63.3%之间。2007年城镇人口比重为36.96%，高于表1中工业化前的准备阶段的32%，处于36.0%～49.9%之间(见表5)。因此，通过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中的就业构成和城市化水平综合分析，对照库兹涅茨统计模型的经验数据，可知西部经济发展已经突破了工业化前的准备阶段，处于工业化的实现和经济高速增长阶段。

四、结论

伴随着西部大开发工作的进一步深入，正确认识西部区域经济增长阶段，一方面有利于发挥西部地区不同阶段的比较优势，成为确定未来西部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重点的依据和出发点，另一方面对于制定科学、合理、有效的产业政策，保持西部地区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科学发展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 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2]H·钱纳里等: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9.

[3] 胡建等:油气资源开发与西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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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居民消费；内需；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识码：A

一、影响居民消费的因素

（一）总量因素。凯恩斯的消费理论认为，消费（C）是可支配收入（Y）的增函数（C=a＋bY）。收入水平越高，消费能力越强。而在我国，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不仅大大低于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而且也低于同期GDP增长率。在成熟市场经济体中，初次分配后，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美国接近于70%，其他国家和地区普遍在54%～65%之间。而在我国，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虽然位居世界第三，但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反而呈下降趋势；政府年财政收入虽然保持在20%以上增长，但劳动者却无法分享到经济快速增长的成果，享受不到快速发展的福利。

（二）结构因素。莫迪利亚尼的生命周期假说理论（LCH）说明，居民消费既取决于收入，同时也取决于财富。衡量财富分配不均的主要指标是财富集中度和基尼系数。就财富集中度而言，尽管目前我国居民储蓄额约25万亿元人民币，但大部分财富集中在少部分人手中。世界银行报告称，中国0.4%的人口掌握了70%的财富，而美国则是5%的人口掌握60%的财富，中国财富集中度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并正以年均12.3%的加速度增长，是全球平均增速的2倍。就基尼系数而言，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由1978年的0.16增加到2008年的0.49，不仅超过国际上0.4的警戒线，也超过世界所有发达国家水平。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2007》提供的12个国家近年来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的指标表明，基尼系数低于中国的国家有94个，高于中国的国家只有29个，其中27个是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亚洲只有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两个国家高于中国。这种状况说明，中国基尼系数高于所有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事实上也高于中国的历史高点。

（三）预期因素。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PIH）消费函数理论表明：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不是由他的现期收入决定的，而是由他的持久收入决定。也就是说，理性的消费者为了实现效应最大化，不是根据现期的暂时性收入，而是根据长期中能保持的收入水平即持久收入水平来做出消费决策的。其将人们的收入分为暂时性收入和持久性收入，并认为消费是持久收入的稳定的函数（Ct=c・YPt）（Ct为现期消费支出，c为边际消费倾向，YPt为现期持久收入），消费者只有在拥有稳定的、长期的收入或收入来源时，其现期消费支出才可能超过其现期收入，施行超前消费。我国高收入群体消费倾向一般都很低，因为其基本消费需求大都得到满足；中等收入群体虽有一定购买力，但基于养老、医疗及子女教育等后顾之忧，不得不节制消费；而低收入群体考虑到收入较少或收入来源的不确定性和未来支出的确定性，其消费更加谨慎。自1998年以来，我国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呈不断下降趋势，目前已降至最低点0.7，居民消费增长明显乏力。

当然，消费的环境因素以及消费传统、消费习惯也是影响消费需求的其他方面。

二、为什么要转到以消费为主导力量的经济发展方式

（一）“消费-增长”的阶段性特征。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于1960年在其著名的《经济成长阶段》一书中，提出了经济增长阶段理论――罗斯托起飞模型，又称作“罗斯托模型”、“罗斯托经济成长阶段论”，是经济发展的历史模型，首次将各国经济增长过程概括为六个阶段，在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消费、储蓄、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不同的。

第一阶段：传统社会阶段。即农业社会，经济增长缓慢，消费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要低一些，消费率较高，但这一阶段的消费处于低水平。

第二阶段：为起飞创造前提条件阶段。消费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要低一些，消费率有所下降，而更多的国民收入用于储蓄，储蓄率上升较快。

第三阶段：起飞阶段。一部分人的收入大幅度增加，他们具有很高的储蓄、扩大的投资和上升的消费水平。罗斯托把生产性投资与国民收入的比率提高到10%以上看成是实现经济起飞的三个先决条件之一。

第四阶段：走向成熟阶段。经济持续增长，消费水平迅速提高。在经济增长进入到高收入阶段以后，消费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也比较大，消费率比较高。

第五阶段：大众消费阶段。越来越多的资源被引导到耐用消费品的生产和大众服务的提供，耐用消费品产业和服务业成为经济中的主导部门。

第六阶段：追求生活质量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追求闲暇和娱乐，而不是把收入增长看得最重要。此阶段，消费质量提升很快。

据其理论，结合我国目前实际来看，我国处于起飞阶段后期，为进一步完成起飞阶段，进而步入成熟阶段，我国的消费水平亟待提高。

（二）消费占比与经济发展程度。经济学家霍利斯・钱纳里认为，在一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投资率水平较高；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投资率会逐步趋缓，稳定在23%左右，消费率逐步提升至77%左右，此时经济增长由投资拉动为主转为以消费拉动。由于消费需求具有相对稳定性，短期内不容易产生大的波动，因此是稳定经济的主要力量。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消费在GDP中的占比在80%左右，经济就不会出现大起大落，运行就比较稳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均GDP保持快速增长趋势，2008年人均GDP已经超过3，0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我国已经由低收入国家步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居民消费能力不断提高。因此，扩大居民消费需求，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平稳发展的基本保障。

三、我国经济学家、经济观察者对于我国消费问题的基本观点

（一）缩小收入差距。臧旭恒、张继海的实证研究表明，居民收入差距与总消费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收入差距扩大将降低总消费。因此，解决目前我国居民消费不振需要更多地关注农村和农民收入差距问题。胡日东、王卓等认为，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对居民消费需求有抑制作用，收入差距扩大导致我国居民消费倾向及总体消费支出下降和消费需求断层，并使政府扩大需求的政策收效甚微。罗良文的实证研究则发现，城乡收入差距与城乡消费支出差距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使得相当一部分工业品的最终消费无法实现，从而导致消费需求不足。孙江明利用国家统计局农调队相关年份的农民收支抽样调查资料进行实证研究后指出，提高收入对扩大农村居民的生活消费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而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对扩大消费需求的作用更加明显。刘文斌认为，收入分配的不同制约了消费需求的增加，收入差距尤其是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会从消费结构上制约总消费的增加。高连水、邓路等则指出，不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和过大的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都与居民消费率低迷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并构成了居民消费率下降的格兰杰原因，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一个单位，则居民消费支出下降约0.6个单位。林江鹏等认为，我国农民的收入与消费支出水平呈高度正相关关系，收入是影响农民消费最直接、最具决定性的因素；采取相应措施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并推动农民收入的提高，可以提高其边际消费倾向和农村消费水平。杨天宇等的实证研究表明，即使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份额只有微弱的提高，也可以增加数百亿元的居民消费支出。因此，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加大居民收入再分配的力度，壮大中等收入者的队伍，提高农民收入，对刺激我国居民消费需求具有积极作用。

（二）消费是“短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夏斌认为，中国当前主要是结构不平衡，中国经济的主要结构问题是尽快提高“消费”这块“短板”。保消费，就是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

突出结构问题重要性的背景，是在中国经济相对于2003～2007年两位数繁荣增长后，因美国危机爆发后，外需面临两位数的陡降，中国经济还能否持续保持稳定增长的前提下讨论的，这是当前宏观经济政策分析中最主要的，也是最令人担忧的问题。假若中国能够继续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直接影响就业和社会大局的稳定。美国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迅速采取了一揽子刺激经济的政策，这是非常必要的，也是正确的。但是，实事求是地说，其结果仍是投资刺激政策起了很大作用。因为2009年前三季度GDP增长的7.7%之中，有7.3个百分点是依赖投资拉动的。然而，摆在我们面前的严酷现实是，在2005～2008年的四年中，净出口对GDP两位数增长的拉动分别为2.5、2.2、2.3和0.8个百分点，2009年前三季度GDP增长7.7%，出口拉动是-3.6个百分点。美国是中国的重要出口国之一，美国减少进口的直接影响和通过世界贸易传递的间接影响，对中国的总体影响不可低估。

（三）把增加居民消费作为长期战略。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认为，产能的投资在解决今天内需不足问题的同时，也可能使未来的产能更加过剩，应该把增加居民消费列为增加内需最终的目标并把它提升为最优先的目标之一。无论经济过热，还是经济偏冷，近十几年来我国居民消费率一直呈现持续降低的趋势。这说明，这个问题的产生有比经济周期变动更深刻的原因。因此，把增加居民消费仅仅作为反周期的宏观调控政策之一是难以实现预期目标的。我们必须制定出长期的增加居民消费的战略才能实现经济可持续的较快增长。

四、对上述经典理论以及观点的评述和结论

从文中所述国外学者的理论观点以及结合我国经济运行实际情况来看，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缩小财富水平以及收入差距、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制，是提高居民消费水平的先决条件。而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切好收入这块“蛋糕”，对于当前扩大我国居民消费尤为重要。而从我国经济学者观点看来，既有从当前经济环境出发的具体研究，也有从长期的经济发展的战略角度的考量。而学者们共同认为，对于我国当前以及未来经济平稳、持续、健康发展，缩小收入差距，扩大内需，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刻不容缓，也势在必行。

（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经济研究所）

主要参考文献：

[1]安毅，张青.扩大居民消费的总体思路与政策建议[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7.8.

[2]张海燕.拓展居民消费市场的实证分析[J].消费经济，2006.6.

[3]黄跃平.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失衡导致消费不振[J].商业文化，2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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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 “中等收入陷阱” 特征与争议

中国所谓“中等收入陷阱”( middle incometrap) 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乏力，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2010 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4400 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中国社会科学院 2011 年 12 月 13 日发布的《产业竞争力蓝皮书》中称，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已成为“中上等收入国家”。正像一些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面临着经济增长放缓、人均收入难以提高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考验。例如，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国家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后陆续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但是直到2007 年，这 些 国 家 仍 然 徘 徊 在 人 均 GDP3000 ～ 5000 美元的发展阶段。“中等收入陷阱”似乎替代“拉美化”，成为对拉丁美洲发展道路的最新解读，至今在这些国家仍见不到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希望。东南亚一些国家目前也面临一些经济发展的共性问题。这使部分研究机构和学者相信，拉美发展困境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2010 年，随着中国人均 GDP 超过 4000美元这一经济发展阶段的到来，以及人们对中国经济未来可持续增长的担忧，我国对于“中等收入陷阱”以及中国经济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展开了讨论。学者们对于中国是否可能陷入或者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担心和讨论，使得这一论题成为国内外研究机构和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本文就关于这一问题的学术观点做一文献综述。

一、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和定义

在国际上，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等跨国机构率先对“中等收入陷阱”进行了研究。世界银行在 2006 年的《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首次提出并阐述了“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之后，人们将“中等收入陷阱”引入发展经济学的分析中，指的是一国在中等收入阶段因经济、政治、社会、战略、政策等多种因素使其发展水平处于长期停滞徘徊的均衡状态。在世界银行东亚与太平洋地区高级经济学家米兰·布拉姆巴特看来，“‘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是指各国从低收入国家成长为中等收入国家的战略，对于他们向高收入攀升是不够的。从历史上看，几乎没有哪个国家能实际驾驭得了出现的复杂的技术、社会和政治挑战”。

此后，世界银行在 2007 年发表的题为《东亚复兴： 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的研究报告中也提出，“由于缺乏规模经济，东亚的中等收入国家不得不努力保持其以前的高增长率。以生产要素积累为基础的战略可能会导致持续恶化的结果，由于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下降，在几十年中，它们仍未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拉美国家和中东是最好的例证”。

2010 年，世界银行发表的题为《有力的复苏，增加的风险》的研究报告将“中等收入陷阱”概念进一步阐述为，“全球金融危机使东亚中等收入国家必须通过转变过度密集的中间产业发展来加快结构调整，成为高收入国家。但这将是不容易的。几十年来，拉美和中东一些经济体相继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面对不断上升的工资成本，它们力图通过大规模和低成本保持自身的竞争力，但是，在不断扩大的以知识和创新为基础的产品市场和服务市场中，它们至今不能提升其价值链”。

大野健一( Kenichi Ohno) 从产业结构升级角度给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从图 1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但是大野健一认为，不是所有国家的产业升级都会如此完美，许多国家由于在阶段 0 时接受的 FDI 太少而停滞在此阶段，有的国家例如现在的越南，甚至在进入阶段 1 之后很难进入阶段 2。而有的国家，如泰国和马来西亚由于无法提升其人力资本，就无法突破无形的“玻璃天花板”，从而徘徊在阶段 2 向阶段 3 的过渡中。拉美国家虽然在 20 世纪就达到了较高的收入，但是现在仍然徘徊在中等收入水平，这种现象被称为“中等收入陷阱”。大野健一认为“中等收入陷阱”仅仅是一个经济增长问题，并且仅从产业升级的角度给出定义和理解。

在我国，随着对这一问题的认知不断深入，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进行了阐释。从经济发展阶段理论的角度，郑秉文教授提出：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些发展中国家走出‘低水平均衡陷阱’之后，虽然经济发展水平超过了人均 GDP 1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行列，但却很少有国家能够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区间，他们或是陷入增长与回落的循环之中，或是较长期处于增长十分缓慢甚至停滞的状态。在中等收入阶段，有些国家和地区长期滞留在下中等收入阶段，有些国家和地区则较快走出下中等收入阶段，但却在上中等收入阶段徘徊不前。”这一认识与世界银行的学者的看法大致相同。

张平和王宏淼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发展中经济体从“起飞”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尤其是中高或中等偏上收入区间以后，会面临比之前更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挑战，这些国家如果不能正确应对，就可能在中等收入阶段长期徘徊，如同一个人落入“陷阱”而难以自拔，无法实现向高收入国家的过渡。他们认为，从中等收入迈向高收入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它是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协调发展。

从改变经济增长机制和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角度，王一鸣认为：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 1万美元。”

从社会现象角度，曾峥认为：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难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有效转变，出现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人力资本积累缓慢、城市化进程受阻、产业升级艰难以及金融体系脆弱等一系列问题，导致持续增长动力不足和社会矛盾频出，从而出现经济停滞徘徊的一种状态。”

从经济发展战略角度，马岩提出：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使各国经济体赖以从低收入经济体成长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战略，对于它们向高收入经济体攀升是不能够重复使用的，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被原有的增长机制锁定，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 1 万美元的上限，一国很容易进入经济增长阶段的停滞徘徊时期。”同时，周学在其《经济大循环理论》一书中，也采用了这一概念。

二、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特征与争议

关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特征，学者们的看法见仁见智。2010 年 7 月《人民论坛》杂志在征求 50 位国内知名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列出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十个基本特征： 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和金融体系脆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将“中等收入陷阱”的特点概括为五个方面： 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城市化以大规模的贫民窟为代价、金融体系脆弱( 资本账户开放过程中极易遭遇金融危机冲击) 、产业升级缓慢、社会服务滞后。高伟将“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特征概括为： 收入差距过大； 人力资本积累缓慢，增长模式转型不成功； 金融体系脆弱； 劳动力转移困难； 民主进程缓慢与腐败。可见，学者们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特征的看法并不一致甚至存在分歧，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 1) “中等收入陷阱”是一般规律还是国别个案？ 2007 年以来，世界研究机构和学术界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日趋激烈，观点纷呈。目前学术界对“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国家发展进程中出现的一般规律，是各个国家经济发展阶段中不可逾越的阶段。例如，胡鞍钢提出，一个国家的发展一般要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低收入到下中等或中等收入阶段，也是经济起飞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要素驱动经济发展模式；第二阶段是从下中等收入到上中等收入阶段，这一阶段是经济社会重要转型期；第三阶段是向高收入或发达经济体过渡阶段。而第二阶段即社会转型期有三种可能性：如果转型成功则会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顺利进入第三阶段；如果转型不成功，则经济会停滞不前；转型失败则可能中断经济起飞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胡鞍钢还指出：“‘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一个新奇的经济社会现象。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经济起飞的那一时期被称为‘进步时代’，同时也称为‘最坏的时代’，曾经出现过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社会贫富两极分化、政治腐败十分普遍、阶级矛盾冲突频发的现象。其他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也有过类似的过程。”龚小夏认为：“美国内部的制度因素似乎是这个国家没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最为重要的原因。”并且，其他发达国家在进入高收入国家之前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第二种观点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个案，不是每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高伟认为，“并不是所有的中等收入国家都会陷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个例，而不是通论，并非魔咒”。徐康宁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揭示了部分国家在经济发展某个阶段出现增速放缓甚至经济停滞的现象，有一定的客观性，并具有较好的警示作用。但是，并非所有的现象都能代表事物的本质，“中等收入陷阱”也只能是一种现象，并非一种规律，构不成普遍性的经济学原理。在关于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时，陈江生认为，只要我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中国经济的发展绝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高盛银行资产管理总裁吉姆·奥尼尔则表示，中国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他认为，中国现在的政策非常“周到”，像泰国等新兴经济体，它们之所以陷入这样的困境，是因为这些国家没有拥有像中国那样的强大的领导能力。

从世界经济的发展来看，拉美和中东国家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已经到达了中等收入水平。例如阿根廷，在 1964 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超过 1000 美元，在 90年代末上升到了 8000 多美元，但 2002 年又下降到 2000 多美元，2008 年又回升到 8236美元。拉美地区的许多国家，尽管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却一直没能跨越 1 万美元的门槛，仍然徘徊在中等收入的阶段，被世界研究机构和学者认为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还有一些东南亚国家在步入中等收入之后经济发展受阻，难以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而被国际公认真正走出“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行列的国家，只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少数国家或地区。因此，从世界各国的情况看，并不是所有发展中国家都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当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各种社会、经济和政治矛盾集中爆发，这是比较普遍的现象。笔者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发展中国家或一些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但是又因所处的国际环境不同、各国的具体国情不同、采取的发展政策不同，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途径、方式和时间都有不同。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是走出经济徘徊停滞的“陷阱”的一个必要前提。

( 2) 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解说。在发展理论中，有关发展中国家如何摆脱“贫困陷阱”的理论和文献很多。但是，最近提出的一个国家如何从中等收入阶段迈向高收入阶段的研究文献却不是很多，研究“中等收入陷阱”的成熟理论体系有待问世。

首先，从经典发展经济学角度，国内外学者对于“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是用经济发展阶段理论来解释和说明的。美国经济学家W． W． 罗斯托在《经济成长阶段： 非共产党宣言》一书中指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分为六个不同的阶段，即传统社会阶段、为“起飞”创造前提的阶段、“起飞”阶段、向“成熟”推进阶段、民众的高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他认为，从“起飞”阶段到向“成熟”推进阶段的过程大约要 60 年左右。从发展经济学的理论看，发展中国家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跨越的时间是漫长的。国内学者高伟根据历史统计数据归纳，提出了四阶段理论，即吸引外资、工业聚集、技术吸收和创造四个阶段。并且他认为从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的过渡不成功，就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其次，从目前发展经济学的研究看，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对发达国家、不发达国家及新兴市场经济发展史进行研究后，从微观角度提出了国家经济发展中产出增长的变动规律； 并且针对不同阶段用不同的理论来解释，即马尔萨斯均衡、工业革命理论、卡尔多经典事实下的经济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分叉四个阶段； 同时提出在工业革命后期会出现“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人力资本是后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

最后，世界银行从经济增长角度，在《东亚复兴： 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报告中提出东亚的中等收入国家将经历三种转变： 第一，产品的多样化将会减缓并发生逆转，因为这些国家的生产和就业将越来越专业化； 第二，投资的重要性下降，创新加速； 第三，教育制度将从增加工人技巧、适应新技术，转向使工人能够自己设计新产品和新流程。上述转变将是这些国家从中等收入继续前进、成功进行战略转变时的表现。

( 3) 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评价标准问题。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水平，世界银行年度报告《世界发展报告》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分为三种类型： 高收入国家 ( 地区) 、中等收入国家 ( 地区) 和低收入国家( 地区) 。低收入为年人均国民总收入 995 美元及以下，中等收入为996 ～ 12195 美元，高收入为 12196 美元及以上。其中，在中等收入标准中，又划分为“偏下中等收入”和“偏上中等收入”，偏下中等收入的标准是 996 ～ 3945 美元，偏上中等收入的标准是 3946 ～ 12195 美元。

一些学者认为，不能仅仅按照这一标准进行评判，也不能仅看一两项指标，而应看到它的“综合指数”，包括人口发展指标、经济社会发展指标、生活质量指标、教育水平指标、创新能力指标、信息化程度指标和生态化程度指标等。仅凭“中等收入”这一数据，不足以综合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

徐康宁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外延的界定含混不清，让人很难明白一个国家在什么样的经济发展阶段容易落入所谓的“陷阱”。“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提法是从世界银行开始的，中等收入国家以及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也是由世界银行划分的。中等收入国家的标准范围过于宽泛，最低标准与最高标准相差十倍以上，如果“陷阱”的边界不明确，其含义就已经失去了意义。

南非贸易与产业政策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普洛伊认为，一个国家是不是进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要看人们收入提高和能源消耗是不是同步。以南非这些年的发展来看，能源消耗提高了，但人们的收入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可持续发展依赖于人的发展、就业的增长和绿色的发展。

三、关于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

现在人们担心的是，中国在已经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后，会不会陷入这种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作为世界性大国，能否继续保持经济的强劲增长，克服经济前进中的各种发展性问题，顺利实现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的跨越？ 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影响着一些国家对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预期，同时也能够为中国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提供借鉴。

1. 关于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观点

关于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世界各研究机构和国内学术界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温家宝总理早就提出中国发展前景的两种可能性： 一种可能性是顺利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 另一种可能性就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学者们的研究则各种说法都有，现在归纳如下。

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在发展的过程中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是按照目前的发展状况，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几率较小或几近不存在。世界银行东亚区首席经济学家霍米·卡拉斯认为，中国政府很有远见，在从出口主导向内需市场发展的经济增长战略上中国表现积极，因此在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上会有很好的前景。林毅夫教授认为，“中等收入陷阱”不是必然的，它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和发展模式，对于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的中国，中国政府在宏观管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另外一些学者则提出，中国将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马克认为，中国刚刚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以及市场经济发展的广度和深度来看，经济增长的潜力还很大，短期内应该不会出现长期徘徊甚至停滞的情况。但同时他又认为，虽然中国的经济总量和规模不断扩大，但是结构失衡和扭曲的问题长期没有解决，可持续增长面临挑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应该对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保持高度警惕。

蓝庆新认为，中国今后五年内还是存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他认为，由于我国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了通货膨胀的风险，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物价上涨，政府采取抑制物价的措施可能会在经济上造成一定的衰退，也就是说中国的经济政策会在“两难”中进行。同时，王一鸣认为，中国存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六大挑战： 一是劳动力成本趋于上升； 二是高储蓄率发生调整； 三是技术创新“瓶颈”制约； 四是工业规模扩张难以持续； 五是资源环境硬约束强化； 六是收入分配差距扩大； 七是社会矛盾明显增多。

还有的学者认为，按照目前的发展进程中国将能够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但是它会存在一个调整期。例如苏海南认为，中国如果今后能够较长时期大体保持年均 7% ～8% 的增速，那么到第 14 个五年规划后期即2024 年左右，我国就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了。但是从现阶段到 2015 年，中国可能出现一个调整期。笔者认为，这种分析只是单纯地从经济增长的角度分析中国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没有从整个经济发展的角度考虑，存在一定的片面性。

2． 关于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的歧见

虽然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没有一致的结论，但是国内外学者和各国际组织对于中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风险的看法是一致的。他们研究的重点是探讨如何化解“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因为这不仅是中国一个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也是其他众多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中国问题的解决，对于其他国家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国内外许多学者从国际比较的视角，对拉美和部分东南亚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教训和日韩等经济体成功步入高收入国家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关于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目前受到更多国内学者关注的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问题。蔡昉教授认为，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基本形成良好的收入分配格局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国外学者通过对东南亚一些国家的经济研究，对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出了一些看法。大野健一通过研究得出，越南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增长主要由自由化经济和大量的外部购买力所驱动。但是随着全球经济的调整和一体化程度的加深，越南需要创造更多的内部价值继续保持增长，从而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目前越南经济增长不可能使其达到更高的收入水平，除非制定新的政策激活该国的生产能力。一种新型的领导能力成为越南产业政策制定的关键切入口，即直接服务高层的技术团队和战略联盟与国际合作伙伴。

胡永泰( Wing Thye Woo) 通过对马来西亚经济的研究，提出了重新启动知识型经济增长，即微观价格、有效的框架机构和宏观经济平衡的权利。微观价格是指政府大幅度降低干扰定价机制，撤回具有垄断地位的政府相关公司及其附属公司与家庭的政治家。联邦和州的采购系统应为公开招标系统。定价机制应该是一种经济手段，资源分配并不是一个政治工具的租赁。有效的框架机构即改革关键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的现代化的治理框架。具体来说，大规模的制度改革在印度尼西亚前总统苏哈托下台后必须探讨适合的政策，例如分散经济决策权和建立反腐败机构。宏观经济平衡的权利是指宏观经济管理遵循以下原则： 财政收支平衡和平衡预算的优先投资外部平衡。

国内一些学者通过对部分拉丁美洲国家和日韩国家的对比研究，总结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些结论。王一鸣选取经济增长稳定性、技术创新、人力资源、收入分配、社会发展和对外依赖六个方面，对被认为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韩国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马来西亚与阿根廷进行了对比，得出了拉美国家和部分东南亚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五个原因，即错失发展模式转换时机、难以克服技术创新瓶颈、对发展公平性重视不够、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偏差和体制变革严重滞后。他认为，日韩成功跨越的最根本原因是成功实现了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和控制了收入差距的扩大。

但是也存在其他一些看法。例如，郑秉文将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国家和步入高收入的东亚“四小龙”进行对比，对中国经济 30 年改革发展进行了回顾和总结，提出了中国经济经历和即将经历市场驱动、要素驱动、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四个阶段，以及三次跨越。他指出，中国目前处在效率驱动即“上中等收入”阶段，强调市场经济制度内涵的提升和社会转型，因而他提出了制度、政策和基础设施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动力组合。仪明金、郭得力、王铁山总结了拉美国家、马来西亚和韩国的经验教训，提出拉美国家失败的原因在于，这些国家错失了发展模式转换良机，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激烈、宏观经济政策偏差放大了经济的波动性，国家干预作用过于极端。而马来西亚的“新经济模式”成为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改革起点和突破点； 韩国的成功经验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产业结构转型和经济增长动力结构转型。

四、结论与思考

目前，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多集中在发展方式转变和收入分配等方面。本文认为，对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来说，核心问题在于这些国家的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导致经济增长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这使得大部分国家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但是，“中等收入陷阱”不仅仅是一个收入分配的问题，而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如何转变经济增长的动力以实现持续发展的问题。因此，结合本文中对于文献的论述，我们提出对于“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认识。第一，“中等收入陷阱”并不简单等同于收入分配恶化。“中等收入陷阱”的突出表现是原有支撑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耗尽从而使经济停滞。首先，随着原材料、资金成本和人力资源成本的上升，原有的低成本和人口红利的优势正在消失； 其次，一直依靠投资和出口两架马车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产业结构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变得极其不稳定； 最后，中国30 年的改革释放出来的制度红利正在消失，与此同时形成的各种利益集团对进一步改革形成了很大的阻力。

第二，“中等收入陷阱”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种社会现象，它体现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各个方面，表现为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就业困难、社会动荡等。中国将经济增长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相联系，以发展求稳定，同时稳定就成了中国社会的一个症结，从而忽略了改革发展中出现的社会问题，而只是一味地通过保增长来解决一切问题。

第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通常表现为社会发展从不均衡到实现均衡发展的状态和过程。这意味着，要打破现有的制度固化，正确认识和面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积极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总体来看，中国可以通过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缩短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时间。

参考文献

1． East Asia Economic Semi-Annual Report，World Bank，2007．

2． Intermit Gill and Homi Kharas，An East Asian Renaissance： Ideas for Economic Growth， The World Bank，2007．

3． The World Bank， Robust Recovery， Rising Risks， World Bank East Asia and Pacific Economic Update 2010，Vol． 2，2010．

4． Kenichi Ohno， Avoiding the Middle-IncomeT rap： Renovating Industrial Policy Formulationin Vietnam，ASEAN Economic Bulletin，Vol． 26，No． 1，2009．

5． Wing Thye Woo，Getting Malaysia Out of theM iddle-Income Trap， Social Science ResearchNetwork，2010．

6． 郑秉文：《“中等收入陷阱”与中国发展道路———基于国际经验教训的视角》，《中国人口科学》2011年第1期。

7． 张平、王宏淼： 《中国转向“结构均衡增长 ”的战略要 点 和 政 策 选 择》，《国 际 经 济 评 论》2010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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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发展经济学 发展中国家 经济发展

发展经济学是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研究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指导的一门新兴学科。其发展历程大致如下：

一、早期萌芽

经济发展思想伴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而发展起来的，早期有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创始人威廉·配第提出的从事农业的人数伴随着经济的增长比起从事工业的人数会相对的减少的“配第-克拉克命题”。亚当斯密对社会财富和产出的严格界定和针对性的提出经济增长的前景等，这些都可以视作发展经济学发展的肇始。

二、奠基、发展与兴起

虽然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了200多年，但是发展经济学真正受重视却是二战以后。1948年对于发展经济学来说是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哈罗德和多马提出将短期的、静态的凯恩斯经济周期学说长期化、动态化为经济增长模式，被人们认为开当代经济发展理论的先河，是发展经济学的第一个里程碑。

三、演变阶段

自上个世纪40年代以来，就主流发展演变阶段来说，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中期，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惟资本化、惟计划化和惟工业化。在这一阶段，发展中国家发现发达国家拥有的最大共同点是普遍实现了工业化，因此众多发展中国家将实现工业化作为提高商品劳务生产水平、改变在国际分工贸易中不利地位、提高国民收入水平的必由之路。

第二阶段，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因为上一阶段极力推行工业化，忽视农业发展导致在这一时期部分负面效应显现。上阶段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将全部身心倾注于工业化的问题，所以“绝对贫困”问题未受到重视。这一阶段，“人类的基本需要”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这一看法被广泛接受。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伴随着美国里根政府的上台和英国撒切尔夫人为代表的保守势力执掌政府，新古典主义和倡导自由市场经济力量的经济理论政策又重新被提倡。在这种背景下，前一阶段的经济发展问题可以归咎于不完善的市场结构和不当的价格政策，过于活跃的政府干预和死板的计划经济政策等。

第四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世纪末。伴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当今世界日益全球化，生产力极大地提高。然而，发展中国家虽然纵向相比获得了很大的进步，可是横向与发达国家相比，其差距反而是越拉越大，在高新技术方面表现的尤为明显。

第五阶段，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在这一阶段，又出现了对上一阶段的经济发展政策的反思和修正，以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为指导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改革和发展中遭受严重失败而使得新自由主义备受质疑。

四、体系形成

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苏联解体这一标志着市场经济完胜的事件，发展经济学遭受了近20年的悲观论调。然而，经济问题的出现总是促使经济学家去探寻问题的解决之道。在这一阶段，发展经济学的外部环境以及学术领域发生了以下几个变化：

首先，人们对于经济发展的态度和看法发生了改变。在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后，人们开始反思在以前阶段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经验教训。对于传统的将经济增长作为衡量发展的唯一标志，人们进行了彻底的反思和评判。这时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核心是既满足当代人的发展，同时也要不损害后代人发展的能力。这种发展是建立在经济、生态环境和社会持续能力的基础上，旨在追求长期永续的发展。

其次，新制度经济学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人们原有的发展观中极度强调市场经济的作用，不顾一切追求高的经济发展速度。然而事与愿违，那些片面追求高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末也遭遇了经济发展停滞或不尽理想的境地。这时，部分经济学家提出鉴于经济的外部性和信息的不完全性，经济中不光存在着政府失灵、计划失灵的问题，同样还会出现市场失灵的问题。以前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强调一切依靠市场来解决问题的思路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中的制度实际上包括一系列制度规则、规则发挥作用时的特

点，以及在执行过程中人们相互作用的行为规范。

再次，内生增长理论在发展经济学中的应用。其核心思想是认为经济能够不依赖外力推动实现持续增长，内生的技术进步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正是有这些新理论的指导，广大发展中国家又找到了一条新的发展路径与方法。这些新理论在发展经济学中的运用，标志着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成熟。纵观整个发展经济经济学发展史会发现，在发展经济学成熟后期，一定程度上可以将发展经济学看作是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的应用。

如今无论是理论发展，还是分析方法，发展经济学都有着进步和发展。理论方面如竞争性均衡的经济增长理论，新贸易理论等；应用方法和分析技术方面，如均衡方法、经济计算和平衡分析及实证研究等。发展经济学至此已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指导学科，同时也变成了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进行指导和研究的科学。

参考文献：

[1]谭崇台.发展经济学概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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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容量 经济增长 产业升级 就业增长弹性

西方著名经济学家汉森认为，促成经济进步的因素主要有三个：发明、新领土与新资源的发现和开发、人口增长。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是密切相关的，一方面，人口增长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生产力越发达，人口增长的基础就越牢固；另一方面，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反两方面作用，小基数下的适度人口增长可以推动经济的发展，过度的人口膨胀则对经济发展起阻碍作用。

经济增长对人口容量的影响

区域经济的高速增长必然会吸引大量外来人口。到2000年，常住人口比户籍人口多692万人，净流入长三角人口10年间增长18倍。

事实上，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既有正面效应，也有负面效应，两者是复杂多变的关系，而不是简单的线性相关。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总人口增长较慢而GDP增长较快，到1985年后，二者呈现出同向关系。类似情况也可以从在业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相关系数中得到体现。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业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出现了负相关，当时大批外地劳动力返乡，在业人口出现负增长，但经济依然保持相对高速增长，直到2001―2002年，在业人口的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才重新回到同方向变化。然而，就总体而言，从1978-2002年，无论是总人口增长还是在业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是相互促进的。本文将1978年到2002年主要年份的在业人口和GDP总量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两者呈高度正相关，相关系数稳定在0.99以上；将总人口与GDP总量进行相关分析，其相关系数高达0.83―0.89之间，呈高度正相关。

产业升级对人口容量的影响

根据钱纳里的标准，2002年，长三角人均经济水平为5258美元（PPP价格），处于工业化的初、中级阶段之间，江苏8市和浙江7市大致处于这一阶段，唯有上海市人均经济总量以常住人口计算为7458美元（PPP价格），处于工业化中级阶段后期，而我国则为3920美元（PPP价格），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

从三次产业构成来看，2002年长三角经济发展阶段处于发达经济的初中级阶段，第一产业占GDP的6％，低于标准水平2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占GDP的52％，与标准水平一致；而第三产业为42％，高于世界平均2个百分点。

从分地区看，浙江7城市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为8.43％，比发达经济的初中级阶段标准8％高0.43个百分点，与长三角地区第一产业占GDP6％的水平高2.43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占GDP比重低于发达经济的初中级阶段标准水平2.36个百分点，比长三角地区平均水平高2.23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占GDP比重比发达经济的初中级阶段标准水平低2.79个百分点，比长三角地区平均水平低4.7个百分点。换言之，浙江7市的产值结构处于发达经济的初中级阶段，但人均GDP与世界低收入国家相近。

江苏省8城市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为7.02％，比发达经济的初中级阶段标准8％低0.98个百分点，与长三角地区第一产业平均水平高1.02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占GDP比重低于发达经济的初中级阶段标准水平1.43个百分点，比长三角地区平均水平高1.34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占GDP比重比发达经济的初中级阶段标准水平低0.45个百分点，比长三角地区的平均水平低2.36个百分点。江苏省7市的产值结构处于发达经济的初中级阶段，但人均GDP与世界低收入国家相近。

而上海市的产业结构虽属于发达阶段的初中级阶段，但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已降至2％，第二产业占GDP比重低于标准水平3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占GDP比重比标准水平高11个百分点，与世界中高收入国家1998年的平均水平相近。

将长三角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2002年，长三角人均GDP达到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而我国的人均GDP经调整为1892美元(PPP)，基本接近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从就业结构看，2002年，长三角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为26％，低于工业化中级阶段24百分点，比发达经济的初中级阶段高6个百分点：第二产业的就业比重为41％，比发达经济的初中级阶段高11个百分点，而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为33％比发达经济的初中级阶段低17个百分点。总体判断，长三角都市带就业结构处于工业化中级阶段与高级阶段之间的水平。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注意到，长三角都市带第二产业，无论是产值结构还是就业结构，都高于工业化中级阶段的标准水平，这可能与制造业的世界性转移相关。

把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结合起来看，长三角都市带第一产业，26％的就业人数仅创造了6％的GDP，其生产力水平低下；第三产业以33％的就业人数创造42％的GDP，落后于第二产业以41％的就业人数创造52％的GDP。这说明长三角都市带的就业结构与产值结构还不协调，就业结构滞后于产值结构，并且第一产业投入劳力多、产出少、效率低。

从纵向看，2000年与1990年相比，长三角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比重下降达12.63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就业人口比重基本维持不变，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上升了12.35个百分点。同时，长三角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超过了第一产业，从第3位上升为第2位；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比重从第2位下降为第3位。按照人口就业结构模型判断，长三角人口就业结构已从传统的正金字塔型转变为过渡时期的鼓型模式。目前，长三角的产业结构基本实现了调整与合理化阶段的任务，开始进入升级与高级化的阶段。这符合世界性产业发展规律。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人口容量之间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呢?

首先，产业结构升级是经济增长的本质要求。产业结构升级将生产要素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通过平衡要素在不同部门的生产率来提高社会平均生产率水平。一般说来，生产率提高较快的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趋于上升，而生产率提高较慢的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会趋于下降。显然，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是经济增长的一个本质要求，只有产业结构升级，才能获得经济学上所谓的“集约增长效应”。而且，产业结构升级也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没有产业结构的升级，可持续发展只能是一种理想。

其次，产业结构的升级有利于区域人口容量的增扩。如前所述，产业结构的升级与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阶段密切相关。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大批农村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使第一产业的从业人员不断减少，比重不断降低，而第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迅速上升，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城市化水平提高。虽然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第二产业就业人口到高度工业化阶段逐渐趋向饱和，但是，依靠科技进步创造越来越高的劳动生产率，第二产业仍然是保证人口容量扩大的基础。加上工业化中后期和后工业化时期不断涌现的第三产业门类，以及三产本身的高度化，进一步增强了吸纳劳动力和容纳人口的能力。

将1978―2002年长三角人口增长率分别与同期三次产业产值增长率进行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第一产业产值增长率与人口增长率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11，说明人口增长越快，第一产业的产值增长速度越慢，从另一侧面说明了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的低下；而第二、第三产业产值与人口增长率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09和0.60。换言之，一定规模的人口或劳动力是第二、第三产业发展的基础，同时第二、三产业的发展支撑了区域人口和劳动力的扩容，这也正是经济效率高的大城市人口集中的原因所在。

就业增长弹性变化对人口容量的影响

就业弹性系数是研究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之间数量关系的函数，指劳动力就业的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比率，其经济含义是：

经济每增长1％，就业能增长多少个百分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表明，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就业就弹性系数不断趋于下降。索洛增长模型表明，技术进步率、资本投入增长率以及劳动与资本产出弹性均与就业增长率负相关，因为节约劳动型和资本密集型的经济增长会产生就业挤出效应，降低GDP就业弹性。

1978―2002年，长三角都市带主要年份的在业人口与GDP总量的相关系数在不同的时期里基本保持一致，高达0.99，人口总量与GDP总量的相关系数略低于在业人口，但仍高过0.8以上；若将GDP增长率与同期在业人口增长率进行相关分析，则发现二者的相关系数为0.498。这表明在过去的20多年里，长三角都市带在业人口增多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增长，但人口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关系是不确定的，有变化的。

如从1978年到1980年，或者从1980年至1985年，总人口增长率与GDP增长率是负向关系，说明从改革开放之初，到1984年国家出台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小城镇落户政策以后的一段时间，降低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镇务工经商的成本。

本文计算了1990年到2002年长三角都市带分产业的就业弹性，从中看到20世纪90年代，长三角都市带有资料的十二个市第一产业的就业弹性无一例外地是负值，表明长三角十二个城市第一产业是劳动力输出部门。

第二产业的就业弹性在长三角各城市表现不一，上海、苏州、南通、扬州、泰州等五个城市，第二产业就业弹性小于0，说明这五个城市的第二产业随着改革的深入，减人增效的国企改革效果显著，第二产业产值的增长快于在业人口的增长速度，甚至出现第二产业的产值增长与就业人数减少并存。但浙江省有资料的六个城市中，第二产业的就业弹性均大于0，尤其是绍兴市，第二产业的就业弹性高达0.3，宁波、嘉兴和舟山市就业弹性均高于0.1，与江苏、上海的负弹性完全不同，这说明浙江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劳动就业人数也在不断增加，有力地缓解了就业压力，这可能与浙江发达的民营经济有关。浙江第二产业发展仍不充分，随着世界制造向第三世界的转移，浙江民营经济必然将成为经济发展的新生增长点。

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除南通市为负之外，其余市均为正，其中绍兴、杭州二市超过0.4，上海市和湖州市的就业弹性均超过0.3，说明这些城市第三产业成为就业的新增长点，这符合世界产业结构发展的规律性，而且我国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占在业人口的比重滞后于产值结构，未来吸收外来人口或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产业将主要是第三产业。

篇10

关键词：东亚奇迹；东亚复兴；经济增长机制；区域产业循环

在研究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的方法上，我们认为，对东亚奇迹的研究必须把握东亚经济发展的共性和特性。前者主要指东亚各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中最具共性和决定性的特征，后者主要指东亚作为一个后发展地区其经济发展不同于世界上其他后发地区的特殊性。“东亚模式”实际上就是“制度模式”和“区域产业循环模式”的综合体。本文将对从二战后“东亚奇迹”的出现到21世纪“东亚复兴”这个时间段有关经济增长机制的文献，特别是从区域产业循环视角考察东亚经济增长过程的这类文献做一番梳理。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一部分对“东亚奇迹”中区域产业循环模式的文献评述，第二部分对“东亚复兴”中区域产业循环模式的评述，第三部分总结全文。

一、 “东亚奇迹”时期

从二战后到20世纪90年代，东亚经济取得了高速增长，其持续时间之长是其他国家前所未有的，因而这段时期东亚经济增长被称为“东亚奇迹”。从区域产业循环的角度看，东亚奇迹时期东亚经济增长的机制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即“滚雪球效应”、“雁行形态”和“喷泉模式”。

1. “滚雪球效应”。20世纪70年代~20世纪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东亚的经济增长对外部环境有很强的依赖性。20世纪80年代“四小龙”和东盟的高速经济增长依赖于对外贸易特别是对美贸易。美国政府扩张性政策、财政赤字的扩大和消费膨胀所提供的庞大市场，为东亚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同时，美国和日本对东亚国家的资本流入、技术开发及援助，对这些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也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而事实上，这一期间存在一个美国市场的需求拉动和日本、美国的资本供给推动所构成的“一拉一推”的经济增长模式（如图1），这种模式是“东亚奇迹”时期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机制。

2. “雁行形态”机制。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东亚模式”的特征是有一个领跑的国家，其后有数个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以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高速前进，这就如同一群飞行中的大雁所形成的阵形，故又称为雁行形态。该理论最早是由赤松要于1935年在《我国羊毛工业品的贸易趋势》一文中提出的，小岛清对其进行了更深入阐述。小岛清把产品的周期分为进口阶段、进口替代阶段、出口扩张阶段、成熟阶段、再进口阶段等五个阶段。由于各国工业发展水平不同，所以各种产品在不同国家所处阶段也不同，从而各国间形成了雁行形态。在该理论的实证方面，很多日本学者认为，从经济数据看符合日本、“四小龙”和东盟经济发展的事实。由此日本成为东亚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形成了多层次经济追赶式现象。

“雁行分工模式”本质上是东亚各国基于所处发展阶段不同而建立在垂直分工基础上的一种相似产业在区域内部梯次传递的过程或趋势，是比较优势随时间推移在东亚各国间不间断的转移过程。在这一过程中，FDI作为主导因素把某一母国丧失优势的产业或经济活动向外转移到区域内其他在该种产业或经济活动中具有优势的东道国。这样，一方面使低层次的东道国得到了经济发展所急需的资金和技术，另一方面也为母国国内的结构调整让渡了新的空间。有些学者把这一现象形象地概括为“跨国支持型结构重组”，即以FDI为核心的动态产业结构传递各国（地区）产业结构调整或优化相互间贸易流量增大各国（地区）生产规模、能力扩大，工业化水平提高经济起飞或持续高速增长更多或更高层次的产业梯次传递。其中，FDI是东亚区域内网络生产结构和“雁行提升模式”的主导力量。在实证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雁行提升模式”明显地表现为“FDI增长率贸易增长率实际经济增长率”的动态过程。以FDI为基础的东亚“雁行提升模式”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顺序即各国工业化的起点选择具有密切联系。日本无疑是上述“雁行提升模式”最初的领头雁和对外直接投资主体。

3. 喷泉模式。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东亚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单纯的雁行形态。不仅日本，“亚洲四小龙”也开始向外转移资本和技术，甚至东盟各国也开始积极开展对外直接投资，从而构成投资源多源化的现象，这导致东亚地区出现多发性的增长源。对此，学者们将20世纪80年代后东亚经济增长的模式称为“喷泉模式”或“多发性经济增长源”机制。

二、 “东亚复兴”时期

1. 亚洲经济的自我循环机制。日本经济学家渡边利夫发现，1990年~1995年，在亚太地区的进口增长额中，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占了33%，美国次之，第三是中国（18%），第四位是东盟各国（17%），日本占9%。3个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合计进口增长额在亚太进口增长额中所占的比率为68%。亚洲各国的区域内相互贸易已从1980年的327亿美元增至1990年的1 366亿美元，增加了4.2倍，进而又增至1995年的3 361亿美元，增加了2.5倍。1995年亚洲区域内贸易占亚洲对全世界出口额的37%，对全世界进口额的39%。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东盟各国的最大投资者并非日本、美国，而是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对中国的最大投资者亦是以香港为首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1992年~1995年4年间中国所引进的FDI实际利用额有58%为香港包括澳门所占据，其次是台湾，占10%，日美两国合计也不过14%。

基于以上数据，渡边教授认为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区域内需求飞速地增长，亚洲区域内物资流通的“自我循环机制正在形成”，即通过“在区域内获得出口货物的需求对象和投资资金的供给对象”这样一种“让货物和资金在区域内自我循环，亚洲获得了持续高速增长的条件”。亚洲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一方面实现了包括周边和近邻各国在内的外延的扩大，另一方面则实现了区域内分工的重组和深化。他认为这两方面表里一致，共同的直接原因是称为“双重机能”的海外直接投资的作用。这是比较劣势化的产业对海外的投资，是一种旨在通过引进外资来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的行为，将促进比较优势结构的变动。海外直接投资的“双重机能”起到了将经济活力传送到亚洲整个地区并实现再利用的“导管”作用。

2. 顺贸易志向型海外直接投资带动论。小岛清对渡边的理论进行了进一步深化研究，他认为亚洲各国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一起参与了产业结构高度化的竞争，建立新的增长机制。为此，需要顺利实行两种转换：一种是从发展模式“要素投入型”向“生产率主导型”的转换；另一种是将与此相呼应的海外直接投资的“双重机能”从以往的等级制度型向水平型转换。这种海外直接投资“能起到将经济活力传送到亚洲整个地区且实现再利用的导管作用”。小岛清将亚太经合组织15国分成两组（亚洲组和非亚洲组），对1980年、1990年和1992年的贸易和投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海外直接投资增加与贸易依赖程度同经济增长显着正相关；区域内贸易额与直接投资额迅速增加；亚太经合组织内、尤其是亚洲组内的投资联系进一步加深了区域内的贸易联系。投资和贸考试吧到了互补作用，出现了由投资所改善的贸易关系，进而又促进了投资这样一种良性循环。“顺贸易志向型”的关键在于为了扩大互补贸易而进行的直接投资必须按照比较优势模式，由投资国的比较劣势化产业开始投资，以此加强受资国的该产业的比较优势。

3. 东亚经济整体咬合、联动增长机制。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经济呈现出整体性、内部化的增长趋势，水平分工得到了迅速发展。薛敬孝认为东亚经济中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增长机制，即整体咬合、联动的增长机制，“日本、四小、东盟和中国象几个齿轮一样，相互咬合在一起，一种彼此互相牵动、互相补充的动态经济增长机制，而各个齿轮的咬合联动是以分工为基础的分工、市场贸易、投资、技术转移和经济周期阶段性因素的咬合、联动”。 转贴于

从东亚分工的角度看，薛敬孝认为东亚分工的层次性仍然存在，但是出现了四点新变化。一是出现了产业间的水平分工。表现为在“四小龙”、东盟和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间产品的相互进口，以及其它一些产业间产品的相互进口。二是产业内垂直分工的出现。如在纺织工业领域，日本和四小从东盟大量进口编织产品，而东盟从日本和“四小龙”大量进口属于资本密集型的合成纤维产品。这种形式的分工也存在于汽车业和电子、电机产业内部。三是产业内水平分工的出现。如日本、“四小龙”、东盟和中国间逐步展开的纺织业中纱与织物、电子业中的电子部件或汽车业中汽车部件等产品中间的水平分工。四是由于上面分工形式的新变化，在东亚分工中，各梯度之间的转移和推进已不是简单地从第一阶梯到等二阶梯，再从第二阶梯到第三阶梯，而是出现了各个层次的分工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各层次间动一一推拉的分工扩张、深化、演进的机制。

此外，根据东亚各国和地区之间的贸易结合度与需求乘数来分析，薛敬孝认为东亚地区内贸易（下转第101页）的紧密关系较世界平均水平要大得多，而且不对称性在缩小；从投资角度看，东亚地区有更快的资本形成速度，资本积累率一直保持在30%左右，而且形成了咬合联动的格局。在整个东亚的对外直接投资中，日本和“四小龙”占的比重较大，东盟和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在迅速增加。80年代后半期以来东盟的高速经济增长主要是由于东盟增加对外资的鼓励，以“四小龙”和日本为主对东盟的投资实质性地促进了出口的增长和投资的增加所决定的，而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和东盟也有相似的经历。

最后，从经济周期角度看，东亚地区也形成咬合联动的局面。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处于经济周期的下降阶段，而另一个国家或地区却处于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时，由于两国之间紧密的贸易与投资联系，后者使前者的经济下降幅度降低，并且提前走出下降阶段。这主要表现在90年代初，中国经济高涨对四小和日本经济周期向上的带动作用。

三、 结论

东亚模式曾经受到广泛赞扬，成为众多落后国家争相效仿的楷模。虽经历了1997年的金融危机，但对整体趋势并无影响。东亚模式随着经济发展不断完善、不断更新。这次面临全球金融危机，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在金融风暴中展示出的一些优势，是抵御冲击的有效措施。在外部环境不佳的条件下，亚洲地区应加强内部生产网络的构建，巩固内部循环机制，保持地区稳健的经济增长就是对世界经济最好的“稳定器”。

参考文献：

1. （日）小岛清. 雁行型经济发展论——赤松原型.世界经济评论，2000，（3）.

2. （日）小岛清.亚洲的直接投资主导型经济增长. 世界经济评论，1997，（3）.

3. （美）乔万尼·阿里吉，（日）滨下武志，（美）马克·塞尔登.东亚的复兴——以500年、150年和50年为视角.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4. 世界银行.东亚奇迹的反思.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5. 世界银行.东亚复苏之路.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

6. 世界银行.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