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阶段论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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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两类增长理论如果直接被用来分析和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增长路径,则存在显著的缺陷,它们的前提假设均不能完全适合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所面临的情况。一方面,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没有充分考虑资本投入异质性的情况,认为充分发展的市场中,资本投入是无差异的。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实现快速增长的阶段中,年新增投资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即社会新增的机器设备都包含着相对于现有资本存量更为先进的技术,物化性技术设备占据全社会技术进步的主要形式;另一方面,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解释的多为发达国家的增长问题,所考虑自主研发为推进技术进步的主要形式,是自身技术水平处于世界技术前沿的发达国家的情况,往往忽略发展中国家借助模仿来实现技术进步的可能性。

为扩展经济增长理论,更好地解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过程,笔者曾构造了一个新古典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综合体(《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与中国积极增长路径转换》,刊载于《中国软科学》2009第3期)。其中,市场的活动主体为逐利的厂商,可以选择模仿或者自主创新来推动技术进步,同时也考虑了资本投入的异质性,以中间产品种类的差别体现资本异质性,其中的扩展模型是基于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展开分析,当条件满足时,发展中国家能够实现赶超;当条件不具备时,这些国家就只能陷于模仿陷阱,增长停滞。在发展中国家应以模仿为主的发展阶段,创新型企业无法在竞争中战胜直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的模仿型企业,因而研发投入并不会对经济增长表现出更多的促进作用。而且,由于研发活动还要占用一定的生产资源,可能反而会表现出与经济增长负相关性。所以,在发展中国家技术水平处于较低阶段时,技术进步主要靠模仿来实现是有效率的,此时研发活动对于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较小,甚至会阻碍增长,投资特别是物化了更先进技术的设备投资,对于经济增长应有显著的推进作用;当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发达国家出于保护本国技术领先及国家安全等方面的考虑,会停止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继续模仿的成本上升至自主创新开始有利可图时,发展中国家的自主研发才会表现出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此时,设备投资不再成为推动技术进步的主要形式,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让位于研发活动了。在由以模仿主导的技术进步向以独立自主创新为主导的技术进步转变的过渡阶段中,逐利企业也会发挥主体作用,同时政府干预,向下扭曲要素价格,高估企业价值对于经济快速实现赶超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与新古典增长模型相比,不同之处在于,笔者的“模仿通向创新之路”的模型之中,融合进了内生的技术进步;而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相比,最为显著的不同之处在于推动技术进步的主导形式具有阶段性。

这样,我们得出如下基于理论分析对于中国及发展中国家未来发展的几点判断:

1.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技术进步路径具有内生的演化机制。逐利的微观主体为引导全社会推进技术进步的主要形式发生变化,由以模仿发达国家先进技术为主要形式推动技术进步的阶段,过渡到以自主研发为主要形式实现技术进步的阶段。所以,后发国家要建立起市场环境,特别是培育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这种创新精神有助于推动全社会的技术进步。

2.模仿的先进技术多数物化在机器设备当中,因而对于处在模仿阶段的国家,高投资率是更多引入先进设备,推动技术进步,从而实现经济更快增长的保障。如果国内的储蓄率过低,不足以支撑高投资率,可以借助外国直接投资的方式弥补国内投资不足。国际经验表明,相对于向国外借款,外国直接投资因无需还本付息,对于经济刚刚起步的发展中国家可能更为稳妥。但是,当一国技术水平发展到以自主创新为主要形式推动技术进步的阶段以后,外国直接投资对于本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就会下降,所以不能盲目迷信引进外资来促进增长的作用,FDI加速经济增长具有阶段性。

3.由于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并非所有国家都能够顺利实现由模仿到创新的转换,有的国家陷于模仿陷阱,经济停滞。陷于模仿陷阱的因素有很多,相应地也为政策选择留有很大余地。依靠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能够得到较快的增长速度,但并不能使得陷入模仿陷阱的国家避免经济最终停滞在较低水平的均衡处。此时,需要选取的政策措施包括提高模仿效率和降低资本使用成本,增强企业的获利能力,提高企业价值,借此摆脱模仿陷阱。

4.对于能够自发实现技术进步形式提升的国家,在本国技术进步处于模仿阶段时,可以通过高估企业价值的政策手段加速经济增长过程,缩短该国经济处于模仿阶段的时间。高估企业价值可以通过向下扭曲要素价格和本币贬值得以实现。这样的政策手段在依次创造了经济增长奇迹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中国的增长路径中,都可以或多或少地看到。

5.中国30年经济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处在模仿阶段中,低价工业化的加速效应,这在改革初期的制度变化带来的效率提升消耗殆尽后更为明显。所以,截至本世纪初,中国的经济增长都在最优增长路径上或在其附近运行。伴随着经济增长,中国实现了大幅度的技术进步,而非毫无意义的粗放式增长。

6.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路径,基本处于由模仿向创新的过渡阶段,对外模仿、吸引外资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将会出现下降,而自主研发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会显著上升。要保持经济长期稳定地增长,必须处理好模仿阶段和自主创新阶段的衔接,不同阶段支持经济增长的政策极为不同。模仿阶段政府可以有较大的活动空间,甚至可以主导经济的发展,通过向下扭曲要素价格和超贬本国汇率等手段,直接干预经济,提高企业的获利能力来加快经济增长的速度。在自主创新阶段,政府的活动空间相对减小,因为任何违背市场的定价机制从长期来看都是难以为继的,如果厂商和消费者具有完全理性,那么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在短期内也是无效的。在由模仿阶段向创新阶段的过渡期间,最优状态应该是政府逐渐减少对经济的扭曲,将生产资源的定价权逐步交还给市场。

7.由模仿阶段向创新阶段的过渡绝不是瞬间能够实现的跳跃式过渡,而是渐进式的过渡。起先是整个国家处于模仿阶段,生产中间产品的所有厂商完全向发达国家模仿;随着本国技术水平的提升,小部分能力最强的厂商开始创新,而大部分厂商仍然处于模仿阶段,此时模仿企业可能会将模仿对象转移为国内的技术领先者,特别是在国内市场需求超过领先厂商生产能力时,更为显著;当国内技术水平进一步提升,大部分厂商开始转向研发活动,只有小部分能力极差的厂商模仿,直至最后所有技术领先者均自主研发来推动技术进步。在过渡阶段中,国家支持经济增长的政策也要相应地作出调整与变动,以适应经济增长路径的顺利过渡。这就包括在模仿阶段被扭曲的要素价格和被贬低的本国币值的调整。理论与实践都告诉我们,这种调整应该谨慎对待,否则极易引起整个经济的大幅度震荡。如日元升值过于激烈,相应配套政策推出不利,致使日本的整体经济陷于停滞达十年之久。

向下扭曲要素价格,高估企业的获利能力,确实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这种增长只限于模仿阶段,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当企业进入创新阶段以后,被扭曲的要素价格也包括被低估的汇率都要回升至正常值。如果中国真的已经进入了创新阶段,或者是进入由模仿到创新的过渡阶段,那么这种价格重估就是常态,而非短期冲击。要做到两个接受:一是接受模仿企业获利能力逐渐下降的事实,二是接受经济增长率开始放缓的事实。

劳动力的价格增添了社会保障性的支出;资金价格的重新估值是恢复了资本的市场价格,或者,至少是资本价格向其自身的市场价格回归;资源价格和土地出让也不再为招商引资服务,开始体现它们应有的价值;这一切都在压缩企业的获利能力,进而降低了企业的价值。企业价值的降低宏观上相应表现在经济增长率上,就是经济增速的减缓。

当然,生产要素价格的回归幅度与速度要有优化选择,与所处的技术进步路径的状态(即模仿实现技术进步与创新推动技术进步的相对比重)相适应。特别是对劳动力的价格回归更要平稳,如果分配给消费的资源过多,就极易形成未富先老的社会状态,追求过多的社会福利将使得经济增长的速度放缓。

对于汇率升值的认识。一般理论研究认为,汇率失衡不论是汇率的高估还是低估,都会使经济付出福利和效率方面的代价。汇率低估会破坏经济的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并由此引发一系列破坏宏观经济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问题。从国民福利和资源配置的角度来看,超贬汇率实际上是全体国民和非贸易部门为出口提供补贴,以汇率低估为代价维持长期的贸易顺差是得不偿失的。但是,在本文的模仿――创新阶段论的分析框架下,本币贬值不失为加快经济增长速度的一剂良药,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陷于模仿陷阱之际,更是能够有效地帮助该国脱离困境。当然,一旦该国技术进步的发展阶段离开模仿阶段,本币贬值的这一好处也就随之消失了。继续对本币贬值就会抑制企业的自主技术创新,阻碍了贸易结构的调整和升级,降低全体国民的福利水平。因而,当一国处在创新阶段,或者是由模仿向创新过渡的阶段时,政府就要下大气力关注汇率的升值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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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增长；经济周期；自然增长率；经济长波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60（2009）02-0010-06

当经济增长接近“自然增长率”水平时，经济运行并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因此，宏观经济学理论中存在大量“自然率”命题，例如“自然增长率”、“自然失业率”和“自然利率”等 (Blanchard,et al，1989)。同时，当经济运行与“自然率”水平出现显著偏离时，不仅产生经济周期波动，造成社会资源配置的变形，还会导致宏观经济调控的经济干预 (Ginsburgh,et al，1998)。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在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显著的周期性波动，例如出现了1990年至1992年的经济低谷、1996年实现的经济“软着陆”、2003年开始的经济“软扩张”(刘金全，2003年)。步入2008年后，中国经济又开始出现了名义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双重膨胀，在通货膨胀加剧的同时经济再次进入快速增长阶段。这段已经30年的快速增长和迄今仍然存在的持续增长预期，不仅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了一轮增长型长波的主体区域，也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过程的“自然率水平”形成并稳固起来。为此，我们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自然率”属性和经济长波特征进行描述和检验，并对相应的宏观经济调控模式给出重要的对策建议。

一、接近和保持“自然增长率”是实现增长型长波的基础条件

“自然增长率”水平一定对应着经济增长的某种“自然”状态。在此“自然状态”下，经济增长过程的某些动态属性具有和谐与稳定的特征 (Apel，et al，1999)。中国经济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资源配置方式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变，由此进入了经济转轨时期的快速发展轨道。在大量投资和无弹性劳动供给条件下，中国经济开始了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快速形成和经济总量的快速扩张过程。显然，无论是总需求还是总供给的膨胀，都将带来产出和价格水平的波动。但是，中国之所以能够实现长达30年之久的快速和持续增长，其间至少经历了六个增长型经济周期的转换，这必然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机制具备了形成经济长波的内在机制和经济基础，这也预示着中国经济正在接近或达到“自然增长率”的增长途经。

显然，在不同的参照标准下，经济系统存在多种“自然率”状态，这些经济状态都与“自然增长率”有关。在物质资源得到有效使用的“自然”状态下，经济中的某些资源应该能够得到充分和可持续的利用，社会福利水平也应该得到最大的改进，经济效率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等；在劳动力资源得到有效使用的“自然”状态下，劳动力市场应该在没有“非自愿失业”下达到“出清”，劳动力市场所存在的“摩擦”或者“障碍”被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以内；金融资本以合理的利率水平进行租赁和出租，资本市场供需处于基本平衡状态，此时名义利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协调一致，呈现出“自然利率”特征。显然，经济系统中的一些“自然”状态是彼此相容或者不相容的，相容时可以同时出现或者彼此促进，不相容时则彼此冲突或者制约。因此，当稳定性的经济增长长波出现时，这些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自然属性基本上达到整体上的协同和匹配，这样经济系统才会在接近均衡状态下具有长期稳定性和持续性。

经济长波与“自然增长率”的内在关联主要出自于“自然增长率”的属性。新古典宏观模型中总供给曲线中出现的“自然率”是指实际产出的“自然率”水平或者“自然增长率水平”。新古典宏观经济模型的供给函数经常采用下述菲利普斯曲线方程或者Lucas供给函数形式 (Phelps，1967)：

πt=α(yt-y)+πet(1)

这里πt和πet分别是实际和预期通货膨胀率，yt是实际经济增长率，y是“自然率水平”。菲利普斯曲线具有多种表现形式。假设短期内无法及时调整资本要素，则劳动力投入是实际产出的主要要素，此时的“自然率”水平也对应着劳动力充分就业的“自然率”水平；当经济个体能够形成通货膨胀率的理性预期，并且该预期在短期内是完全可预见的，即πt=πet，则此时经济能够达到“自然率”水平。“自然率”假说与理性预期假说的结合是必然的，因为经济接近“自然率”水平被认为是理性预期的一种必然结果。

如果理性预期条件满足，则上述菲利普斯曲线方程可以表示为：

yt=β0+β1yt+εt(2)

其中εt=πt-πet是通货膨胀率预期中的“惊异成分”，yt是某个时期内的增长率“均值”，表示一个阶段内的“自然增长率”水平。上述菲利普斯曲线机制表明，在经济长波轨迹上，经济增长将围绕着“自然增长率”进行，此时非预期通货膨胀率，即通货膨胀率“惊异成分”对经济增长产生妨碍作用，如果一旦出现通货膨胀率预期高于真实通货膨胀率，则提前采取的紧缩性政策将降低经济增长速度，从而导致宏观调控的社会福利损失。这意味着政府在对通货膨胀进行预期诱导时，绝不能夸大通货膨胀预期，应该尽量降低通货膨胀“惊异”的作用。

显然，上述菲利普斯曲线机制所蕴涵的“自然增长率”水平与经济稳态路径要求的“自然增长率”水平密切相关。正是由于围绕“自然增长率”水平，宏观经济总量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替代关系，这才形成了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基础，也为经济政策干预提供了工具选择依据。

如果经济没有接近或者达到“自然增长率”水平，那么在长时间内将会出现经济增长的收敛或者趋同现象，即初始人均产出较低的国家将出现快速经济增长，并最终向人均资本―产出水平收敛，这种经济增长规律被称为经济增长的“收敛性假说”(Barro，et al，1995)。虽然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收敛性假说”的成立需要满足一定的经济制度和资源初始条件，但是一旦经济增长的收敛性成立，那么经济增长的收敛过程将是一个比较缓慢的过程，因而这种收敛轨迹也将形成追赶型的经济长波轨迹。因此，经济增长的“收敛性假说”也揭示了收敛过程中“自然增长率”与经济长波之间的内在关系。经济增长的收敛性保证了经济增长速度向“自然率”水平接近，而向“自然率”水平的接近则必然导致经济长波的出现。

显然，即使经济增长速度在某个时间区域内接近或者达到“自然增长率”，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必然出现稳定趋势，也随着形成增长型长波轨迹。这是因为经济周期是在不断变化的，同时“自然增长率”也具有时变性。不同的制度条件、资源条件和技术条件下，经济系统能够达到的“自然增长率”水平是不同的。因此，只要较长时间地保持在“自然增长率”附近，这样的经济增长才能有助于形成稳定的经济长波轨迹。在经济周期波动中不断地向“自然增长率”靠拢，并且不断地增强“自然增长”的惯性，这样才能为经济长波主体区位的形成打下坚实的基础。于是，当经济处于稳定性增长阶段时，该阶段的经济增长速度能够更清楚地揭示“自然增长率”的属性。

二、中国经济持续和稳定增长的“自然增长率”水平

由于经济周期波动的存在，经济增长在收缩期和扩张期之间进行转换，这种经济增长率的周期性变化，为判断和估计“自然率”水平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但是，由于在长期持续快速增长阶段，“自然率”的出现也意味着均衡经济增长的实现，此时的经济增长也对应着经济的均衡增长路径 (刘金全 等，2005)。因此，我们可以利用具有马尔可夫区制转移的均值―方差模型 (Krolzig，1997)，描述出经济波动性较低的区制状态，然后计算这些区制中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并将其当作“自然率”水平。

此时，我们假设经济增长率满足下述回归方程：

yt-μ(Ct)=∑pi=1i［yt-i-μ(Ct-i)］+εt(3)

其中，Ct=1表示经济处于“快速增长阶段”，Ct=2表示经济处于“适速增长阶段”，参数约束为：μ(1)＞μ(2)。假设随机误差εt的方差也具有区制状态，即εt~N（0，σ2(Vt))，Vt=1表示经济处于“较高波动性阶段”，Vt=2表示经济处于“较低波动性阶段”，参数约束条件为：σ2(1)＞σ2(2)。可以计算上述增长率过程相应的均值与波动性之间的取值概率和转移概率，并且据此判断和划分经济周期波动的基本态势。

图1 1992年第1季度至2008年第2季度

实际增长率轨迹

图1给出了中国1992年第1季度至2008年第2季度的实际GDP增长率轨迹，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并进行了整理，其中光滑曲线是利用H-P滤波获得的趋势曲线，而柱形图表示对应的波动成分。从增长率轨迹来看，整体上呈现一种“U型”特征，既有1992年至1996年的显著波动和快速增长，也有1997年至2002年的缓慢增长的“蛰伏”阶段，还有2003年至今开始的“软扩张”。虽然这三个周期中的平均增长率水平存在显著差异，但是平均增长速度仍然达到了10.55%，改革开放30年来的后半程构成了中国建国以来第一轮增长型经济长波的主体区位。

利用上述实际产出的季度增长率数据，我们可以估计上述具有均值和波动性双区制转移的回归模型，得到“低波动率”区制对应的估计结果（见表1）。从估计结果中可知，在经济周期“低波动率阶段”，经济出现快速增长的可能性(72.4%)大于经济出现适速增长的可能性(27.6%)。在保持稳定性的前提下，快速经济增长的平均速度为11.2%，而适速增长的平均速度为7.7%。

这意味着即使在经济波动性比较稳定的时候，经济增长速度也会出现比较大的落差，这种落差主要是因为中国经济“软着陆”后出现了两个波动性平稳的经济周期，一个是1997年至2002年的经济“蛰伏”周期，

此间平均经济增长率

表1 经济稳定和可持续增长的“自然率”水平估计

波动性增长速度估计值出现概率“自然率”水平低波动阶段适速增长快速增长

0.0770.1120.2760.7240.083

为8.6%，波动率为0.8%；而进入2003年至2007年的经济“软扩张”周期后，平均增长率提高到11%，而波动率仍然保持为0.8%。同样是波动率稳定的两个经济周期，平均增长率上却存有2.4个百分点的差距。

我们计算所有属于“低波动性”阶段内的经济增长速度的平均值，则可以得到经济稳态路径所要求的“自然率”估计，该估计数值为8.3%，这是中国经济保持持续稳定增长，并能够形成经济长波轨迹的“自然增长率”水平。

图2 1993年第1季度至2008年第2季度

的波动率轨迹

为了进一步说明“自然增长率”、经济波动的稳定性与经济长波主体之间的内在关联机制，我们利用时间序列的滚动标准差来获得中国实际产出序列中的条件波动率。选取滚动时窗为12个季度，即三年的时间间隔。我们可以得到图2给出的波动率轨迹。

从图2给出的波动率轨迹上可以清楚地看到，随着中国经济在“自然增长率”附近徘徊和经济长波主置的延伸，中国经济波动率呈现出明显的平稳迹象，已经由1991年的2.5%逐渐降低到2008年的0.3%，这是经济增长稳定性最为明确的体现。

三、中国第一轮增长型经济长波的期限结构和可持续性

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波动的“自然”状态和“自然率”水平，是一个国家稳定快速增长时期必然出现或者接近的“理想”状态。接近并保持经济增长的“自然率”水平，不仅是宏观经济调控的基本目标，也是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资源配置功能的基础。在经济增长稳定性和持续性要求下，我们初步估计出中国经济长波主体区域的“自然增长率”为8.3%，我们暂且假设这个自然率水平在短期内是不变的。为了描述中国建国以来第一轮增长型长波的期限结构和持续性，图3给出了1978―2007年的年度增长率轨迹，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在图3中，我们利用水平线标示出“自然增长率”水平，于是柱形图表示经济增长率与“自然增长率”之间的偏离。为了划分经济长波轨迹中不同区位的特征，我们利用阴影将30年的期限结构划分为四个部分，每个部分对应着具体的经济周期和经济增长阶段。

图3 中国第一轮增长型长波的初始和主置

第一，从图3中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开始的前13年，即1978年至1991年，构成了这轮增长型长波的初始阶段。这期间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十分明显，经济增长速度数次穿过“自然率增长率”直线，并且曾经在1989年和1990年分别降低到4.1%和3.8%的最低水平。由于这个阶段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面对总供给的“瓶颈”制约，经济总量的形成主要来自总供给的拉动，因此我们称这个阶段为经济增长的“总供给单因素驱动”阶段。该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市场处于供给短边状态，宏观调控以总供给管理为主。由于该阶段也处于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初期，供求关系的市场调节机能尚不完善，因此宏观经济波动比较明显，经济周期分界清晰。但是，正是在经济长波初始阶段总供给能力的提高和改善，彻底解脱了社会总供给瓶颈的桎梏，为后来经济长波的延伸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第二，从1992年开始，中国经济长波开始进入快速增长的主体区位。从图3中可以看出，1992年到1996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远远高于“自然增长率”水平，并且一直处于“自然增长率”之上。这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以来第二个快速增长的经济周期，而第一个快速增长周期则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该经济周期的结束便是中国宏观经济调控导致的经济“软着陆”。在此期间，无论是总供给还是总需求都十分活跃，为此我们称这个阶段为“总供给和总需求双因素驱动”的经济增长阶段。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双重扩张，不仅促使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同时也导致了显著的通货膨胀。正是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导致政府采取紧缩性宏观调控，致使经济实现了“软着陆”(刘国光 等，1997)。这个阶段应该是中国经济长波过程中的一个“黄金周期”，此后中国经济开始步入卖方市场为主的总需求管理时代。

第三，从1997年开始，中国经济中开始陆续出现总需求不足的现象，从而经济长波开始进入“总需求单因素驱动”阶段。经济增长在此阶段持续的能力是经济长波延续的重要基础。从已经完成的经济增长过程来看，中国经济增长在此阶段具有相当强的持续能力，这主要得益于中国众多的人口、后工业化进程和深广的市场等重要特征。目前中国经济增长已经在这个区位完成了两个特点迥异的经济周期：第一个周期是从1997年至2002年的经济“蛰伏”周期。从图3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在这个经济周期内，经济增长率几乎贴近或者稳定在“自然增长率”水平上。虽然这个阶段经济增长的惰性十足，但是这个阶段却开始凝聚了经济增长在自然率水平上的稳定性，由于总需求管理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体现出政策效应，因此这个阶段采取了短期期限结构的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而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则来自于“自然增长率”所具有的抗跌性和惯性。第二个周期则是从2003年开始至今的经济“软扩张”周期。从图3中可以看出，2003年起，中国经济开始持续加速，经济增长率一直保持轻微上扬，再次稳定在两位数水平上，形成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三个快速增长周期，并形成了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端倪 (刘树成，2007年)。这个经济周期与前面的快速增长周期相比，最大的特点就是稳定性显著提高。任何快速经济增长都是由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双重作用实现，因此伴随着实际产出的快速增长，在这轮经济周期内又出现了显著的通货膨胀，同时受到了石油价格急剧动荡、美国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外部经济冲击的影响，这很有可能导致中国经济在2008年结束这轮具有“软扩张”特点的经济周期。

综合上述经济增长过程的描述和分析，我们基本勾画出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增长型经济长波的期限结构和相应的持续能力。中国经济长波的初始阶段大约持续了13年，经济长波的主体区间已经持续了17年，按照经济周期波动的基本规律、长期趋势和长波对称性等标准来观测，经济长波的尾部阶段至少还有13年至15年的过程。这意味着在2020年之前，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仍然处于经济长波的期限之内，这也意味着这个期限内的经济增长速度仍然会维持在“自然增长率”上，这样的预期增长轨迹完全能够符合中国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 (刘金全 等，2003)。因此，2008年和2009年都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年份，只有尽量延伸经济长波的主体区位，才能够为经济长波尾部的拖长和稳定提供支持，才能够为宏观经济调控寻求更为宽松的空间。

参考文献：

刘国光,刘树成. 1997. 论“软着陆”［N］. 人民日报：01-07.

刘金全. 2003. 从“软着陆”到“软扩张”：论中国经济增长的阶段性和宏观经济调控的政策取向 ［J］. 经济学动态 (5):38-41.

刘金全,佟新华. 2005. 中国经济增长的“自然率”水平与可持续增长路径的识别与检验 ［J］. 经济学动态 (10):50-54.

刘金全,张艾莲. 2003. 中国经济增长的阶段性和“全面小康增长”的实现途径 ［J］. 社会科学战线 (2):169-173.

刘树成. 2007. 论又好又快发展 ［J］. 经济研究 (6):4-13.

APEL M, JANSSON P. 1999. System estimates of potential output and the NAIRU ［J］. Empirical Economics, 24: 373-388.

BARRO R J, SALA I MARTIN X. 1995. Economic growth ［M］. ［s.l］:McGraw Hill, Inc.

BLANCHARD O J, FISCHER S. 1989. Lectures on macroeconomics ［M］. CM: MIT Press.

GINSBURGH V, MICHEL P. 1998. Optimal policy business cycles ［M］. Journal of Dynamics & Control, 22: 503-518.

KROLZIG H M. 1997. Markov switching vector autoregressions: modelling ［M］. Statistical Inference and Application to Business Cycle Analysis. Springer.

PHELPS E S. 1967. Phillips curves, expectations of inflation and optimal unemployment over time ［J］. Economica, 34: 254-281.

The Inherent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Natural Rates of Growth

and the Main Period of Long Growth Waves

LIU Jin quan1 ZHANG Ying1,2

（1.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2.Changchun Taxation College, Changchun 13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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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产业结构高级化；经济增长；经济波动；协整；虚拟变量

中图分类号：F12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9-0-02

一、引言

产业结构转变是理解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区别的一种核心变量，也是一国加快经济发展的本质要求。国内外许多学者对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给予了广泛关注。Fabricant（1942）曾用偏离-份额法将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变迁从要素生产率中分解出来从而研究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Chenery et al.（1986）利用多国模型研究了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模型对控制变量的选择标准比较模糊，容易产生变量遗失，其产业结构的衡量方式也较为复杂。Peneder（2002）分别以产业进口和出口份额比重代表产业结构，并引入投资额和经济景气指标等控制变量研究了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吕铁（2002）指出偏离-份额法由于没有考虑规模递增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将最终造成产业结构效应的低估，并且他认为有必要针对不同发展阶段制造业结构变化的宏观效应进行差别研究。孙广生（2006）研究发现第二产业与经济波动的相关性最强，其次依次是第三和第一产业，但他对产业结构的度量同样过于简单，对金融时间序列的处理也不够精确。刘伟、张辉（2008）利用偏离-份额法研究发现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正不断减弱，但文中对产业结构变化的分析并不够细致。干春晖等（2011）研究发现经济增长率相对较低时，一定程度的产业结构不合理能够维持经济的增长，但当经济增长较快时，产业结构不合理则明显地抑制了经济增长，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为力求弥补现有研究中的上述不足，本文对时间序列和模型的处理更加谨慎，运用协整和误差修正使模型结论更加精确，并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度量指标进行了合理补充，引入虚拟变量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在不同阶段的影响效应进行了具体量化和对比，以期重点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视角探讨产业结构的宏观效应影响。

二、模型构建

（一）指标

1.产业结构合理化

该指标反映了产业间的聚合质量，刻画了产业间的协调程度，体现了资源的有效利用程度，是要素投入结构和产出结构耦合程度的一种衡量。干春晖等（2011）建议用泰尔指数TL测度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程度。

（1）

其中，Y表示产值，L表示就业，i表示产业，n表示产业部门数，Y/L即表示生产率。TL为各产业加权产值占社会总产值的比重，权数为各产业劳动生产率的自然对数，经济处于均衡状态时各产业部门的生产率水平相同，，TL=0，TL越大，表示经济越偏离均衡状态，产业结构越不合理。

2.产业结构高级化

鉴于产业结构形式由低到高的演变路径为劳动密集产业—资本密集产业—技术密集产业—知识密集产业，本文从两方面入手衡量了产业高级化，一是采用传统的高级化比率即非农产值与农业产值之比TN，集中反映前三种产业形式的发展程度；二是考虑到信息化推动下的经济结构的服务化已成为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特征，采用第三产业第二产业产值之比TS指标用来集中反映知识密集产业的发展程度。TN与TS上升时，产业结构即在升级。

（二）模型

1.为研究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的影响，我们建立如下模型（2），因变量分别为以GDP增长率表示的经济增长和以增长率的滚动标准差表示的经济波动。

（2）

2.汪海波（2008）将中国经济发展分为市场取向改革起步阶段和全面展开阶段、市场取向改革制度初步确立阶段和完善阶段。鉴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具体研究后两个阶段（1992-2000与2000-2012）产业结构的宏观效应差异，并引入虚拟变量D1建立模型（3），经计算，2000Q4lnTN和lnTS值分别为1.6742和0.3339，由式（3）各系数的显著性便可判断截距和斜率效应的结构差异。

（3）

其中， 。

三、实证分析

（一）整体阶段

1.协整检验

对模型（2）中的季度时间序列数据进行ADF平稳性检验的结果表明原时间序列均为一阶单整。E-G法和Johansen法检验均表明该模型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因此，1992-2012年间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之间均存在长期均衡。

2.经济增长

式（2）中经济增长模型结果如式（4），误差修正模型结果如式（5）：

T （-9.4194） （7.5206）

R2=0.6330 （4）

T （-20.6292） （14.3331） （-19.1144） （5）

式（5）中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短期内系统存在误差调节机制防止长期关系的偏差在规模和数量上的扩大，式（4）中非农产值与农业产值之比对经济增长率的弹性为-0.4235，第三产值与第二产值之比对经济增长率的弹性为0.6092，二者均通过显著性检验，模型的拟合优度为0.6330。这表明第一，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可以在63%的程度上对我国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做出解释，其他控制变量有37%的解释力，促进经济增长最根本的动力归根结底还是实体产业经济的发展，其中产业结构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二，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中，非农产值比重对经济增长的弹性为负，而服务信息业等知识密集产业的升级则对经济增长产生了高速的促进作用。在产业结构的路径发展中，前三阶段的发展对经济贡献不大，知识密集产业已经成为促进我国经济的主导产业，我国必须加快经济发展转变方式，促进产业结构在最后一个阶段的升级，才能真正有效的提高经济发展。

3.经济波动

式（2）中经济波动模型结果如式（6），误差修正模型结果如式（7）：

T （5.9215） （-3.8930）

R2=0.3776 （6）

T （12.4428） （-2.0618） （-3.0356） （7）

式（7）中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短期误差调整机制存在，长期存在均衡关系。由式（6）可知，第一，产业波动只能在38%的程度上对经济波动作出解释，经济波动不仅受到产业经济波动的影响，还更多受到如宏观政策、国际形势、消费信心等其他经济变量的影响。第二，TN的提高会增加经济的波动性，TS的提高会减少经济的波动性，也就是说，第二产业在历史发展时期已经积累了较多的问题，存聚了较大风险，但第三产业的发展有益于防止经济波动的产生，它对经济波动的缓释程度甚至高于TN的引发作用。综上所述，劳动、资本和技术密集产业已经不适宜作为社会主导产业来促进经济增长，1992年起我国就应该把知识密集产业作为大力发展的产业。

（二）分阶段模型

1.经济增长

T （-5.5945） （7.7564） （-0.7700） （-2.4779）

R2=0.66 （8）

由（8）可知，不显著，均显著，因此，TN的提升在第一阶段对经济增长有抑制作用，第二阶段不显著。TN截距效应差异不显著；两个阶段TS对经济增长均有显著促进作用，在第一阶段市场机制初步确立阶段， TS对经济增长的弹性达0.6747，在第二阶段中TS的弹性下降到0.4919，TS斜率差异显著。我国的第三产业发展过了起初高速发展阶段，效率有所下降，知识性密集产业作为社会应大力发展的产业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程度却变得缓慢，这对我国目前产业结构服务化和信息化的升级提出了迫切要求。

2.经济波动

（5.9953） （-4.2923） （-1.3612） （3.7610）

R2=0.51 （9）

式（9）中不显著，均显著，因此，TN的提升在第一阶段加剧了经济波动，第二阶段影响不显著。TN截距差异不显著；两个阶段TS的提升均有助于缓解经济波动，但在第二阶段TS对经济波动的缓释作用较第一阶段呈现下降趋势，缓释弹性从0.3527下降到0.0897，TS截距差异显著。我国第三产业的波动性风险提升。综上所述，可以看出，2000-2012第二阶段我国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的影响较1992-2000第一阶段存在着结构突变，尤其是截距差异效应显著。其中，TS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弹性降低，对经济波动的缓释弹性也下降，TN则不显著。

四、结论

本文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和经济增长与波动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促进经济增长最根本的动力归根结底还是实体产业经济的发展，其中产业结构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影响经济波动的因素则比较复杂，经济波动更多的受到了其他经济变量和宏观形势的影响。第二，产业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增长和波动间存在长期均衡，非农产值与农业产值比对经济增长的弹性为负，劳动、资本和技术密集产业的投入产出效率低下，并能引发经济波动，而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则对经济增长有高速促进作用，并能明显缓释经济波动。第三，劳动、资本和技术密集产业已经不宜作为社会主导产业来促进经济增长，我国已经到了把知识密集产业作为主导产业经济部门的时代。我们应理性看待产业结构高级化，不同社会需不同的产业形式去促进经济发展。第四，市场取向改革制度以来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和对经济风险的缓释作用明显降低，这也是产业周期效应的必然体现，我国应继续加大发展第三产业的力度，改善风险管理，促进效率提升，促进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和升级。

参考文献：

[1]孙广生.经济波动与产业波动（1986-2003）[J].中国社会科学，2006（03）.

[2]刘伟，张辉.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变迁和技术进步[J].经济研究，2008（11）.

[3]干春晖，郑若谷，余典范.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1（05）.

[4]Fabricant， S.，1942， “Employment in manufacturing1899-1939”， NBER， New York.

篇4

关键词：经济增长；卡莱斯基增长模型；资本存量；收入流量；有效需求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 f2008)01-0009-06

一、引言

篇5

一、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倒U型假说"

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在其《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一文中指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使收入不平等扩大的因素，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储蓄和积累在少数高收入阶层的集中，另一个因素则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工业化与城市化所引起的收入分配恶化，即农村与城市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随着收入差距扩大，还会出现一些抑制因素，使收入分配不平衡趋势逐步缓和。1，法律和行政干预。随着人们对社会收入分配关注的加强，对收入不平等的不满情绪也会增强，由此对国家的法律和政策产生压力，政府就会通过累进所得税、遗产税以及其他转移支付的方式来缓和收入分配差别扩大的趋势。这些干预措施使储蓄和积累集中的倾向受到抑制。2，人口变动因素。高收入阶层的人口增长率存在下降趋势，但高收入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是相对固定的，于是一些来自中等收入甚至较低收入阶层的人进入高收入阶层，以维持其固定的比例。这样，导致高收入阶层整体收入水平下降，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扩大。3，产业结构调整因素。由于科学技术迅速发展，新兴产业不断出现并高速增长，持有这些新兴产业资产的人，其收入增长速度必然快于那些旧产业资产持有者的收入增长速度。在总资产收入中来自新产业的比例呈上升趋势，与此相对应，旧产业所占的比例是逐渐减少的。在动态经济社会中，由于存在着上述因素，形成抑制社会收入分配差别扩大的机制。这就是随着经济发展，社会收入分配不平等先扩大后缓和呈倒"U"型轨迹的主要原因。

二、我国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实证分析

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对经济增长究竟具有怎样的作用，并不是一个始终不变的趋势，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收入分配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不同。本文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有利于经济增长，而在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则不利于经济增长。

基尼系数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于1912年提出的，定量测定收入分配差异程度，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由于给出了反映居民之间贫富差异程度的数量界线，它可以较客观、直观地反映和监测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制度发生了重大变革，计划经济体制实行的以追求平均主义为目标的分配制度。逐步转变为由市场机制主导的收入分配制度。与之相适应，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也呈现一种不断扩大的趋势。

三、收入分配差距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了较快的增长，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3645.2亿元增长为2005年的183084.8亿元，经济年增长率基本保持在7%以上，总体趋势呈现持续的高速增长。

（一）经济发展初期收入分配差距有利于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对于经济实现持续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在我国经济发展的初期，经济基础薄弱，经济规模、供给能力等都比较低，整个经济处于短缺状态，这就决定了在启动经济时，不一定要求全部人口的消费需求增长来拉动经济增长；相反，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仅容易实现，而且足以拉动尚未扩大的经济规模的增长。

（二）经济发展中后期收入分配差距不利于经济增长

20世纪末，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发生逆转，即继续的扩大居民收入差距会阻碍经济增长。从微观上来说，过去的收入差距相对于改革前的平均主义起到了一种激励作用。但是，当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会导致不同收入层之间缺乏流动，进而使得激励作用受到消解。进入20世纪的最后几年，我国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许多人面对收入差距表现为极度的无奈,SE作态度转向消极。从宏观上来看，过去相对较小的经济规模，完全可以依靠先富裕起来的一部分人的消费示范拉动而增长，但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这种作用就变得越来越小了，经济的进一步增长需要借助更多富裕的人消费拉动，而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阻碍着这样一个群体形成。消费需求作为社会总需求的重要内容，在改革开放后的一个较长时间内，因为收入差距的扩大使得消费品结构在整体上发挥了提高消费需求的作用，但当消费品结构越来越以高级消费品为主时，收入差距的扩大就会限制这种消费品结构转化为消费需求的规模。投资需求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主要依靠储蓄的增长，而收入差距在这个阶段有利于储蓄规模的扩大，但当经济发展到比较高的阶段，投资需求才改变了对储蓄规模的依赖而变为受储蓄如何转化为投资机制的约束。当收入差距扩大到一定程度后，会影响最终需求的扩大，这使得投资者预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结果大量的储蓄不能转化为投资，从而减弱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篇6

在经济学理论上,我们可以将增长的陷阱分为三类:低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和高收入陷阱。低收入陷阱又称为“贫困陷阱”,是指处于贫困状态的国家由于贫困而不断地再生产出贫困,长期处于贫困的恶性循环中而不能自拔。现在处于低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包括老挝、埃塞俄比亚。这些国家没有自然资源、没有地域优势(不靠海)、也没有FDI(国际直接投资)。现在处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是泰国、马来西亚,这些国家有FDI,有地域优势(靠海),但是这些因素不足以让它们达到高收入。处于高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有文莱,科威特,沙特阿拉伯,这些国家有自然资源的优势。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打破这三类陷阱的关键在于摆脱过分依赖外在因素,经济增长需要内生化。

根据历史统计数据,一国的经济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吸引外资阶段。这一阶段是积极的吸引外资,但是处于利用外资的初级阶段,制造业处于外商的绝对控制下。现在的越南就处于这一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工业聚集阶段。这一阶段制造业虽然也处在外资的控制下,但是出现了支柱性的产业。现在的泰国、马来西亚处于这一阶段。第三个阶段是技术吸收阶段。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已经掌握了管理能力和一定的技术,可以独立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现在的韩国、中国台湾处于这一阶段。第四个阶段是创造阶段。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可以实行全面创新,产品设计,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现在的日本、美国、欧盟就处于这一阶段。

从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的过度如果不成功,就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泰国、马来西亚、越南等国家就是典型,其原因在于没有将国外的技术、管理消化,其工业化过多的基于外部因素,而不是基于内在的价值创造。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对外开放和吸引外资可以使得它们达到中等收入,但是更高收入的取得则需要它们采取主动的政策,使私人的创造力得到激发。如果增长仅仅是由于外部因素(地域优势、丰富的自然资源、外商直接投资、政府开发援助(ODA))导致的,那么陷阱迟早会出现。

并不是所有的中等收入国家都会陷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个例,而不是通论,并非魔咒。迄今为止,国际上公认的成功突破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国家或地区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而拉美各经济体(典型的如巴西)已进入中等收入陷阱。东亚、东南亚以及东盟国家和地区(典型的如马来西亚)正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中东和俄罗斯等资源立国型国家也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几个基本特征

迄今为止,经济发展理论中有关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陷阱的文献很多,而对于一个国家如何突破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向高中等收入阶段乃至高收入阶段跨越的系统理论却很少。从既有的文献中,我们发现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主要由于以下几个原因:收入差距过大;人力资本积累缓慢,增长模式转型不成功;金融体系脆弱;劳动力转移困难;民主进程缓慢与腐败。

收入差距拉大。收入差距的扩大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由于私人消费不足而导致严重的需求不足,经济增长将完全失去动力。这一因素在拉美国家尤为普遍(智利、巴西、阿根廷和秘鲁等)。

人力资本积累缓慢,增长模式转型不成功。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指出,当物资资本增长到一定程度之后,由于资本的边际产量递减效应,经济增长必然放缓。这时技术进步(或者说人力资本的积累)就成为维持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如果能够在政策层面实现技术进步,便可继续维持高经济增长率。相反,如果经济政策不能保证这一点,就会陷入增长停滞。这一现象在东亚国家表现的较为突出。

金融体系脆弱。东南亚金融危机为这一原因提供了一个非常恰当的案例。自1997年以来,东南亚各国已建立起大量的外汇储备作为防范危机的缓冲器,但这可能会产生不良副作用,即造成经济过热和资产价格泡沫。就连上世纪的日本也因为这个原因经历了“十年”衰退。

篇7

关键词：金融功能理论；金融阶段理论；银行主导；市场主导；经济增长

金融发展理论研究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围绕两条主线展开：金融对经济的影响、经济等对金融的影响，相应形成两种理论：功能理论和阶段理论。金融功能理论探讨金融机构对经济发展提供哪些服务和功能以及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及其方向，并运用交易费用理论和信息经济学等解释为什么具备这些功能，金融阶段理论探讨影响金融机构发展的因素，发展某种金融机构要具备哪些条件，某一国家或地区具体经济发展阶段和金融机构之间的匹配关系。当某类金融机构未能有效发挥自己的功能时，就要求助于金融阶段理论：探讨哪些因素限制了金融机构功能的发挥。强调金融发展理论特别是金融阶段理论的意义在于，国内不少学者都把重心放在金融功能理论研究上面，而忽视对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发展银行、证券市场或风险投资的研究，不顾国情或省情提出大量可操作性不强的政策建议。

一、金融功能理论简介

(一)金融功能理论研究哪些问题

理论研究方面，金融功能理论研究下列问题：金融中介、证券市场和风险投资的功能分别是什么?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和银行主导型金融系统比较哪个更好?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是替代关系还是互补关系?特定的金融机构重要还是整体功能重要?金融发展是否存在门槛效应?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是否有作用及作用方向如何?能促进经济增长的最优金融系统是什么?金融机构运行效率如何?实证研究方面研究的问题包括：指标体系怎样构建?构建线性还是非线性模型?用什么估计方法?采用整个国家层面的数据还是产业或者企业层面的数据?是考察短期关系还是长期关系?

(二)金融功能理论和金融阶段理论之间的联系

金融功能理论和阶段理论的比较如下表所示。两者之间的联系在于：短期内，影响金融机构发展的因素和金融机构的功能都不会发生大的变化。长期内，两者都是动态变化的。去除阻碍金融机构发展的因素后，金融机构的功能得到发挥，金融机构和影响其发展的因素之间就会形成良性互动。

二、有关金融机构功能的观点综述

有的学者主张银行占优，有的学者主张证券市场占优，另外的不赞成把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对立起来，提出了金融服务论或金融功能论。

(一)机构观点

1　银行主导论

银行主导论者认为，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占有以下几方面优势：首先，金融中介体可以降低投资者获得及处理企业信息的成本，因而有利于资源配置和企业控制(Diamond 1984；Boydand Prescott 1986)；其次，金融中介可以聚集存储并且既投资于短期项目也投资于长期项目，可以减少流动性风险(Diamondand Dybvig，1983；Bencivenga and Smith，1991)。金融中介也能降低跨期风险(Alien and GaIe，2000)。但是，对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持批评态度的学者指出它的主要弱点是不利于创新性企业和项目的发展。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下，银行往往不如证券市场有效率(A11en and Gale，1999)。另外，由于银行对企业的特殊地位，银行对企业的监控可能倾向于非效率。

2　市场主导论

市场主导论认为金融市场有以下几方面优势：第一，证券市场流动性越强，投资者就更有动力去搜集并分析有价值的信息，企业也能获得长期资金(Holmstrom and Tirole，1993)。第二，证券市场可以为并购和变现企业家提供帮助，有利于公司监控。通过并购管理失败的公司，流动性的证券市场加强了公司治理，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schaffstein，1988；Stein，1988)。第三，允许投资者快速卖出从而降低了流动性风险(Levine,1991)。第四，市场有利于风险分担(Saint-Paul，1992)。对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信息外部性和企业监控两方面。在一个有效市场上，个别投资者不愿花费时间和资源去搜集信息，如果其他投资者也能搭便车从这些信息中获利的话(Stigliz，1985)。不仅如此，内部人和外部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降低了并购威胁的效力，使市场监控企业的作用下降。流动性市场也为投资者提供了方便的退出选择，因而削弱了他们监控企业的动力(Shleifer and Vishny，1986)。

(二)功能观点或服务观点

一些学者不赞成把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对立起来的观点，提出了金融服务论或金融功能论。主要由Mer－ton and Bodie、Levine和Beck等人提出。Melton(1992，1995)、Merton and Bodie(1995，2004)认为，银行也好，证券市场也好，其基本功能都是为企业和产业的发展提供金融服务。首要的是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及质量，而非金融体系的结构。他们指出，在提供金融服务上，银行和市场两者之间是互补而非替代的关系。因此，关心的不是银行或市场哪个更重要，而是怎样创造环境使金融中介或金融市场发挥完整的功能。Levine(1997)将金融体系的功能分为五种：便利风险的交易、规避、分散和聚积；配置资源的功能；监督经理人，促进公司治理；动员储蓄；便利商品和劳务的交换。

三、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学者们分别从国家、产业和企业三个层面进行了研究。

(一)国家层面的研究

从国家层面研究金融发展与宏观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集中在两者的相关性和因果作用的方向上面。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两变量相关并不代表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判断两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因果关系的方向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有的学者借助Grange因果检验来判断两变量之间的因果方向。Rousseau and Wachtel(1998)；Levine and Zervos(1998)；Kunt and Levine(1999)；Beck。Levine and Loayza(2000)；Levine，Loayza and Beck(2000)；Wachtel(2001)；Rousseau andSylla(2001)从国家层面进行跨国比较研究，Thiel(2001)、Levine(2005)进行了很好的综述。

1　相关性

Beck and Levine(2001)运用1976～1998年间的面板数据和

GMM技术分析了证券市场和银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坚决反对认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不重要甚至有害的观点，反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无关的论断。从计量角度讲，他们发现面板程序处理不同，结果也不同。但是在总体上，证券市场和银行对经济增长有积极的影响。他们也发现证券市场和银行对经济增长的各自独立的影响，证券市场和银行提供不一样的金融服务。Levine(1993)认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有直接的第一位的联系，甚至有证据显示金融发展水平是经济增长、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快慢的指示器。

Carlin and Mayer(1999)考察了不同国家金融发展、公司和法律系统和经济绩效的关系。他们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分开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有紧密的联系。而发达国家则没有证据显示不同类型的金融系统和经济绩效之间有明确的相关关系。Gelbard，Pereira and Leite(1999)使用纯时间序列数据对撒哈拉以南地区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做出检验，得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有正相关关系。

2　因果关系的方向

Joan Robinson(1952)认为经济增长在前，金融发展在后。Robert Lucas(1988)认为经济学家过分强调金融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Gupta(1984)是最早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因果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的学者。他分析了14个发展中国家的季度时间序列数据，发现其中8个国家存在供给引导现象，4个国家供给引导和需求带动都存在，2个国家存在双向因果关系。Menon(1988)；Bencivenga and Smith(1991)；Beneivenga，Smith，andStart(1995)；King and Levine(1993)都认为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King and Levine(1993)指出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Kant and Levine(1999)指出在高收入国家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Basssani et a1.(2001)；Garretsen et a1.(2000)；Rajan and Zingales(1998)则对Levine and Zervos(1998)的研究提出质疑。Luintei a11d Khan(1999)采用10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Shan et a1.(2001)采用9个OECD国家的数据都认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有双向的因果关系。

Graft(2001)进行了很好的综述，他认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有以下几种：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没有因果联系，观察到的两者之间的相关只是历史特征的结果(theresult of historical pecufiarity)，经济增长，金融部门也发展，但是两者之间没有逻辑关系，现代经济增长的源泉是物质要素，此类观点为新古典经济学家所主张；经济增长促使金融机构变革、发展，也同样带动金融市场发展；金融发展是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作用方向是从金融发展到经济增长[该观点又分两类：一类认为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precondition)；另一类是金融发展积极地促进经济增长。前者主要为一些经济史学家和经济理论工作者所认可，后者则历史悠久，斯密和其他古典经济学家以及sehumpeter都这样认为]；金融发展至少偶尔的或者短期内是经济增长的阻碍因素，作用方向也是从金融发展到经济增长，此类观点坚持金融市场天生是不稳定的，Keynes(1936)，Diamond and Dybvig(1983)，Singh(1997)andKrugman(1995)都持此类观点。

(二)产业层面和企业层面的研究

除了前面学者做的跨国比较研究外，Rajan and Zingales(1998，200I)；Kunt and Vojislav Maksimovic(1999，2000，2004)；Carlin and Mayer(1999)；Beck and Levine(2000)；Cetorelli andGambera(2001)；Rivaud-Danset，Dubocage and SaIais(2001)；Fis－man(2003)从产业层面和企业层面研究因果效应，得出结论：金融部门发展对人均GDP提高有明显的因果作用。CaBin andMayer(1999)采用14个OECD国家的27个产业的数据发现依赖R&D的产业受金融发展水平影响较大。CaBin and Mayer(2002)将产业分为依赖证券市场融资的产业、依赖银行融资的产业和依赖其他渠道融资的产业，并采用OECD国家27个产业的数据得出结论认为金融结构和产业类别有关，发达国家的金融结构和依赖外源融资和熟练劳工的产业的增长之间有特别紧密的联系。Rajan and Zingales(1998)研究发现金融发展对新成立企业的影响比对已成立企业的影响大；金融发展对企业数量的影响是对企业规模影响的两倍。作用机制是不均衡地促进小企业的发展。

(三)作用机制

Schumpeter(1911)强调银行对生产力提高和技术变革的影响。Schumpeter指出银行通过挑选企业来利用社会储蓄、影响储蓄的分配、而不是通过改变储蓄率来改变经济增长的路径。Diamond(1984)、Boyd and Prescott(1986)、Wiliamson(1987)、Greenwoodand Jovanovic(1990)、kingand Levine(1993)认为银行主要通过提高国内储蓄率和吸引外资来影响经济增长。Ra－jan and Zingales(1998)研究发现金融发展对新成立企业的影响的作用机制是不均衡地促进小企业的发展。Carlin and Mayer(1999)指出金融发展主要通过影响R＆D投资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资本积累只是起到一点点作用。

金融系统通过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经济增长。Beek，Levineand Loayza(2004)搜集1960～1995年间63个国家的数据，运用工具变量和GMM估计研究银行发展水平对资本积累、私人储蓄率和人均GDP的影响。认为金融系统是通过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银行对人均GDP的提高有重要作用，但是对资本积累和私人储蓄率的影响结论不一致，对私人储蓄率的影响则出现矛盾的结论。

四、评议及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经济学、公司治理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和计量经济学的发展促进了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但到目前，理论研究很难得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作用方向。

篇8

关键词：跨国并购；新建投资；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0)04-0068-08

一、引　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国际直接投资逐渐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与此同时，学术界就国际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从多种研究视角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些视角包括：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或地区，如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沿海地区或内陆地区；不同的投资主客体，如投资国或东道国。但是，很少有研究将国际直接投资本身按投资方式进行分拆，以考察和比较不同投资方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而且，将这种研究视角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不同投资主客体相结合的研究就更少了。已有研究一般仅从某一视角的某一方面人手对国际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这虽有益于研究的深入性，但缺乏同一研究框架下的比较研究。

跨国并购和新建投资是国际直接投资的两种主要投资方式。两者的特点和运作机制是不同的，这使得两种投资方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必然存在差别。当这种差别被置于不同发展阶段国家和不同投资主客体之上时，又会衍生出更多维度的关系，从而增加了研究的难度。因此，若要在区分投资方式的基础上研究国际直接投资与不同发展阶段国家、不同投资主客体的经济增长的关系，关键是要找到合适的研究样本以将多维的关系置于同一研究层面上。本文认为中国是一个合适的研究样本。首先，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国家中具有代表性，同时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和发展最快的新兴市场国家，其对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具有“准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性质。其次，跨国并购和新建投资均有两个流向，当考察中国的海外并购与海外新建投资时，中国是投资国；当考察中国的外商并购与外商新建投资时，中国是东道国。最后，改革开放以来，外商并购和外商新建投资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中国的海外并购和海外新建投资也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因此，研究中国的跨国并购、新建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具有理论上的典型意义，同时，亦可为中国企业开展跨国并购和新建投资提供实践指导。

二、文献综述

既有文献关于跨国并购、新建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源于国际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相关研究。目前来看，关于投资国(主要是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较多，关于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较少，而将国际直接投资分成跨国并购和新建投资以比较它们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更不多见。

1.国际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

多数研究认为国际直接投资会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但东道国需具备一定的条件。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指出，在全球化、市场化和服务经济出现的背景下，国际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资本形成、技术、人力资源开发、贸易和环境等五个方面。Blomstrom等的研究表明，发达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流入量与人均GDP增长之间存在显著关系，而发展中国家的这种关系则不明显。Balasubramanyam等认为，FDI可被视为资本存量、技术诀窍和相关技术的组合，可以通过不同方式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Abramovitz和Choe都认为，东道国获益于FDI的前提条件是必须具备最低限度的社会能力，这里所讲的社会能力与必备的人力资本水平、经济和政治的稳定性、市场自由化程度以及充分的基础设施相关联。Borensztein等的研究发现，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入提高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但只有发展中东道国人力资本存量超过最低极限水平，FDI才能发挥出更高的生产效率；东道国劳动力的教育水平越高，既定FDI流入量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就越大。Mello运用时间序列法对32个国家的相关数据分析后发现，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是单一的，其效果取决于FDI与国内投资的关系，只有当两者是互补关系时，FDI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才是最优的。联合国贸发会议跨国公司与投资司的研究发现，在诸多解释性变量之中，FDI流入量与教育水平相结合的变量(即FDI与教育的乘积)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最为显著。王志鹏和李子奈的研究发现，长期经济增长取决于FDI与国内资本的比例，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具有鲜明的人力资本特征，东道国特定地区必须跨越一定的人力资本门槛才能从FDI中获益。于津平认为，FDI在长期内会提高东道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主要取决于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技术进步的外溢效应。Gallagher和Zarsky的研究发现，东道国要实现FDI促进经济增长，必须使技术、人力资本、人权状况和体制环境发展到一定的水平。陈柳和刘志彪认为，在控制本土的技术创新能力之后，FDI的技术外溢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显著，但FDI与人力资本的交互作用仍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罗长远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角度出发解释外国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间接促进作用，认为相对于国内资本来说FDI对经济增长起着“催化剂”作用。

2.国际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

关于外国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已有不少学者进行了研究。李辉通过增加相关变量，扩展了邓宁的投资发展路径理论模型，研究得出中国已经处于国际投资发展的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之间，这意味着中国将从以吸收外资为主的阶段转向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的阶段。沈坤荣和耿强基于中国的数据研究得出，FDI的大量流入不仅有助于缓解东道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本短缺，加快国民经济工业化、市场化和国际化步伐，还可以通过技术外溢效应，使东道国的技术水平和组织效率不断提高，从而提高国民经济的综合要素生产率。程惠芳的研究表明，FDI流入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明显促进作用，其原因与FDI流入规模和我国的人力资本水平有关。江小涓认为，外资经济不仅推动着中国工业的持续增长，而且改变着中国工业增长的方式，提高了中国工业增长的质量。王成岐研究表明，区域差异及东道主经济技术水平等因素均强烈影响国际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桑秀国认为，FDI与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关系，但是不能说FDI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因，相反，中国经济增长是FDI流入量增长的动因。张立群的研究表明，引进FDI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明显影响，FDI对中国当年GDP增长率的影响是10:0.65，对下一年GDP增长率的影响是10:1.36 。赵果庆认为，中国的GDP与FDI是相互推动的，FDI具有增长的极限；GDP的自主增长非

常重要，这是中国国际竞争力提升的根本。

3.跨国并购、新建投资与经济增长

在国际直接投资的两种投资方式中，跨国并购具有明显的特性，因此，很多学者对跨国并购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重点研究。姚战琪认为，外国企业进入东道国的净收益是规模经济和市场势力的函数，如果并购后企业的市场势力增强，外国企业选择并购方式进入；如果并购后企业市场势力降低，关键要分析外国企业从并购后企业的规模扩张中得到的平均成本下降的程度与由于市场优势地位相对于新建投资的减弱而带来的价格优势丧失之比较，若前者大于后者，外国企业优先选择并购进入，若前者小于后者，外国企业优先选择新建投资。陆伟华认为，跨国并购主要是通过资本形成效应、技术进步效应、产业结构升级效应、人力资源优化效应及出口竞争力提升效应等来影响发展中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与发展的。王耀中和孙亚婷利用36个国家1990-2006年的面板数据，考察了跨国并购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结果表明，尽管从区域层面来说跨国并购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差异，但在全球范围它对经济增长仍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跨国并购能够通过技术外溢效应促进经济增长，但它与国内投资的联系效应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则不明显；同时东道国自身经济技术等各方面的状况，对于跨国并购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有着深刻的影响。潘勇辉通过对中美两国1991-2005年跨国并购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协整检验，验证了两者之间存在的长期协整关系和短期修正关系，并且这种关系在中美之间呈现出国别差异。

三、理论分析

跨国并购和新建投资都是由企业实施的，本质上属于微观层面的企业国际投资活动，但当这种活动所形成的生产要素(资本、技术、原材料、设备及人才等)国际流动达到一定规模时，就会在宏观层面上对投资国和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同时，投资国和东道国的经济增长水平也会对跨国并购与新建投资的流出与流入产生影响。进而，在综合考虑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投资主体的基础上，跨国并购、新建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应该存在如下几组关系：

1.外商并购、外商新建投资与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关系

外商并购和新建投资会通过本身的增量资本及相关外部效应(如资本积累效应、技术溢出效应、人力资本提升效应和制度变迁效应等)影响东道国的经济增长；同时，东道国的经济增长水平越高，就会吸引越多的外商并购和新建投资流入。

2.海外并购、海外新建投资与投资国经济增长的关系

开展海外并购和海外新建投资的企业一般具有较强的资金、技术和人才优势，当这样的跨国企业增多时，就会提高投资国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能力和效率，跨国公司会成为从国外向国内输送利益的管道，进而促进投资国的经济增长；同时，投资国的经济增长会促进国内企业发展状况的改善，同时加剧国内企业间的竞争和对国外资源的需求，这样势必会促使更多的企业通过海外并购和海外新建投资开展国际化经营。

3.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两种投资方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一般而言，跨国并购可比新建投资更迅捷地进入目标国市场，并可获得被并购企业的各类人员、先进技术、管理体系、销售网络和商标商誉等，但往往会因其垄断性和裁员威胁而受到东道国的限制；在跨国并购中，一般难以准确地评估被并购企业的价值，也可能在相对落后区位(如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易找到合适的目标企业，或者并购之后的企业往往需要经过较长时期的整合，而新建投资则很少面临这些问题。正是这些优缺点使不同发展阶段国家对两种投资方式的选择存在一定差别：发达国家之间的直接投资一般会以跨国并购为主，因为发达国家拥有大量适于并购的企业和相对成熟的资本运营环境；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一般以新建投资为主，发展中国家也倾向于吸引更多的新建投资，以拉动国内新增投资、创造就业和增加税收；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一般以跨国并购为主，发达国家对外资的投资方式一般没有明显偏好；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直接投资一般以新建投资为主。

综合以上，基于企业成长的微观需求和经济增长的宏观需求，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会对国际直接投资的投资方式进行合理选择。这样，占主体地位的投资方式就会对相应投资国或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产生主要影响，进而在投资方式与经济增长关系上表现得更为显著。

四、实证检验

为了对跨国并购、新建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本文选取经济增长(记为GDPR，用GDP增长率来衡量)、海外并购(记为MAPR，用海外并购额的增长率来衡量)、外商并购(记为MASR，用外商并购额的增长率来衡量)、海外新建投资(记为GRIX，用海外新建投资额的增长率来衡量)和外商新建投资(记为GRID，用外商新建投资额的增长率来衡量)五个变量，以中国1991-2008年的数据作为样本展开相关变量之间关系的计量检验。相关检验采用的计量软件均为Eviews5.O。

1.单位根检验

为了考察各时间序列数据的平稳性，本文采用ADF检验方法对变量GDPR、MAPR、MASR、GRIX、GRID进行单位根检验(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从表1可以看出，五个变量均为平稳的I(0)过程，可以对相关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协整检验和因果关系检验。

2.协整检验

本文采用EG两步检验法，分别对MAPR、MASR,GRIX,GRID四个变量与GDPR的协整关系进行检验。

第一步：运用OLS法进行相关变量的协整回归，分别得到四个长期均衡方程(如表2所示)。从表2的各统计值来看，方程(1)与方程(4)的回归效果要好于方程(2)和方程(3)。

第二步：利用ADF检验方法对上述方程回归产生的四个残差序列(记为e1、e2、e3、e4)分别进行单位根检验(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以考察残差序列的平稳性。从表3可以看出，四个残差序列都是平稳的，这表明GDPR与MAPR、MASR、GRIX、GRID四个变量之间分别存在协整关系，即中国的经济增长与海外并购、外商并购、海外新建投资、外商新建投资之间，分别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同时，这也证明长期均衡关系模型的变量选择是合理的，回归系数具有经济意义。

从协整方程(1)和方程(4)来看，中国经济增长与海外并购、外商新建投资之间均存在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分别为0.0002和0.0308，这表明海外并购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很小，远小于外商新建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但通过变换因变量和自变量位置回归可以推得，中国经济增长对海外并购的促进作用要大于其对外商新建投资的促进作用。

从协整方程(2)和方程(3)来看，中国经济增长与外商并购、海外新建投资之间均存在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分别为-0.0006和-0.0006，这表明外商并购和海外新建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很小的负面作用，但同上理可推得，后者对前二者的负面作用是较强的。

3.误差修正模型

为了进一步考察上述协整关系在短期波动过程中是如何实现调整和修正的，本文以AGDPR为被

解释变量，并分别以其他四个变量的一阶差分项和误差修正项(记为ECM，即一阶滞后的残差序列)为解释变量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如表4所示)。从估计结果中可以看出，在四个误差修正模型中，ECM项的系数均为负数，且至少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符合反向修复机制。ECM系数的大小反映了短期偏离长期均衡的调整力度，四个模型在反向纠正上一期非均衡的程度分别为44.51％、32.41％、39.01％和62.69％。这说明，当中国经济增长与海外并购、外商并购、海外新建投资和外商新建投资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出现偏离时，从非均衡状态向长期均衡状态的调整速度分别约为2.25年、3.09年、2.56年和1.60年。比较之下可见，中国经济增长与外商新建投资关系的短期调整是最快的，而中国经济增长与外商并购关系的短期调整是最慢的。

4.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尽管中国经济增长与海外并购、外商并购、海外新建投资和外商新建投资之间的协整关系已被验证，但是，在四组长期均衡关系中，经济增长与其余四个变量的因果关系尚未确定。本文通过建立两变量的群对象，根据AIC准则确定滞后阶数，利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对将经济增长与其余四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予以估计(如表5所示)。

5.脉冲响应分析

在分别建立中国经济增长与其他四个变量的非约束VAR模型基础上，通过构建脉冲响应函数和生成脉冲响应图，可以分析中国经济增长与其他四个变量之间的标准差新息响应特征。

(1)GDPR对其余四个变量的脉冲响应。如图l所示，GDPR对MAPR、MASR、GRlX、GRID的标准差新息，均从第2年开始具有明显的响应。其中，GDPR对来自MAPR的标准差新息的响应在第2年达到峰值，且较长时期表现出正向响应，在第5年之后逐渐消失(如图1(a)所示)；GDPR对来自MASR的标准差新息的响应在第2年为正向，此后的响应是不明确的(如图1(b)所示)；GDPR对来自GRIX的标准差新息的响应在第2---4年为正向，第5年之后逐渐消失(如图1(c)所示)；GDPR对来自GRID标准差新息的响应在第2年为负向，第3年转为正向，第4年后不再有明显响应(如图1(d)所示)。

(2)MAPR、MASR、GRIX、GRID分别对GDPR的脉冲响应。MAPR对来自GDPR的标准差新息在前2年没有明显响应，第3年达到正向响应的峰值，第4年之后具有逐渐减弱的负向响应(如图2(a)所示)；MASR对来自GDPR的标准差新息在第2年具有较强的负向响应，但之后的响应一直不明确(如图2(b)所示)；GRIX对来自GDPR的标准差新息在第2年表现为正向响应，但在第3年出现较大的负向响应，此后响应逐渐消失(如图2(c)所示)；GRID对来自GDPR的标准差新息在第2年达到正向响应峰值，在第3.5年之后转为负向，并维持较长时期微弱的负向响应，直至第8年后消失(如图2(d)所示)。

综合来看，GDPR对MAPR和GRID的冲击响应在短期内比较强烈，对MASR和GRIX的冲击响应总体上较弱；反过来，MAPR对GDPR的冲击响应较慢，MASR对GDPR的冲击响应方向变幻莫测，GRIX对GDPR的冲击响应较为强烈，GRID对GDPR的冲击正向响应较为清晰。

五、结　论

通过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增长与外海并购、外商并购、海外新建投资和外商新建投资之间均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和短期修正关系。中国经济增长与后四者之间的相关性有正有负，但无论正相关还是负相关，除外商新建投资之外，其余三个变量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均非常小，并没有许多学者在理论上所阐述的那样显著。

从变量之间关系的短期特征来看，海外并购、外商新建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短期调整较快，外商并购、海外新建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短期调整相对较慢。这反映出中国国内的资本运作环境和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即中国国内的资本运作环境不够成熟而使得外商优先选择了新建投资而不是跨国并购，同时，国外较完善的资本运作环境为中国的海外并购提供了便捷的投资机会。变量之间短期调整的快慢将影响中国外资政策调整的灵活性，如果针对相关投资方式的政策调控适时、得当和奏效，将会在长期内使中国经济增长受益。

以中国为投资国来看，海外并购要比海外新建投资好。海外并购与中国经济增长的正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得到了验证，而海外新建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有一定的负相关，且因果关系不够明确。如此看来，中国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开展对发达国家的海外并购，要比以“准发达国家”的身份开展对发展中国家的海外新建投资更能促进经济增长。

篇9

【关键词】对外贸易 经济增长 协整分析 格兰杰因果分析

在我国，由于历史和制度的原因，内贸与外贸是割裂的，不仅政府管理上是分开进行的，而且在企业运营过程中也是割裂的。为了改变这种不适应国际、国内市场对接的内外贸分割的旧体制，自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打破了两者割裂的局面，内外贸开始逐步一体化。我国多年来在对内与对外贸易管理与经营上的分割，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经济增长的效率，因此对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是十分必要的。本文主要对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计量分析。

一、对外贸易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

为了避免非平稳时间序列建立回归模型引起的谬误回归，在对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分析之前，先对其进行单、协整检验，分析其间的协整关系，然后再建立虚拟变量模型。为了消除一定的趋势和异方差，指标在进行分析之前均进行对数化。这里分别采用对外贸易额（进出口总额）与对外贸易依存度作为量化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指标，国内生产总值作为经济增长指标，分别记为Zt、Wt和Yt。

1、单整检验

首先对对数化的经济增长指标国内生产总值lnYt和对外贸易指标进出口总额lnZt进行检验。用Eviews软件分别对经过对数化的1952―2006年的进出口总额（1978年不变价格）lnZt进行单位根ADF检验，确定滞后阶数的方法采用AIC最小原则。通过检验可以得出，在95%的置信水平下 lnZt~d（1）、 lnYt~d（1），因此，lnZt与lnYt同阶单整。

2、协整检验

采用Engle―Granger的两步检验法对对外贸易额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进行检验。建立如下回归模型：

1nYt=0+11nZt+ut

采用最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回归， 根据这一步的回归结果，通过计算得出残差，对残差进行的单位根检验，通过检验可以得出，在95%的置信度下，是平稳的，即~I（0），则lnZt与lnYt ~CI（1，1），即lnZt与lnYt为（1，1）阶协整，说明1952―2006年我国对外贸易额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3、模型分析

根据上述检验分析，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所以，可以建立我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回归模型，进一步量化其间的关系。建立如下回归方程：

1nYt=0+11nZt+ut（1）

为了考察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对经济增长是否产生了阶段性的影响作用，本文将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以1978年、1994年、2000年为界划分为四个阶段，这里拟在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模型中加入虚拟变量。在加入虚拟变量之前，采用Eviews软件先对模型（1）以1978年、1994年、2000年为界，进行结构稳定性检验，采用邹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稳定性检验结果

检验结果显示，模型（1）在研究期内，结构稳定，无须建立虚拟变量，对模型（1）直接进行回归，结果如下：

=4.193+0.6521nZt

t（40.103） （41.716）

p（0.000） （0.000）

从模型可以看出，对外贸易额的增长对经济增长起着拉动作用，进出口额每增长1个百分点，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0.652个百分点，但是，在我国经济体制和贸易体制的改革下，其影响作用未发生显著的阶段性变化。

二、外贸依存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

根据上述对外贸易额与经济增长的分析，得出我国对外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没有显著性的变化，这可能是因为对外贸易额中的进口额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程度的负作用，抵消了一部分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因此，在模型中没有反映出对经济增长阶段性的促进作用。这里选用另外一个反映对外贸易发展的指标，外贸依存度记为Wt，进一步对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分析。

1、单整检验

本文对对数化的外贸依存度lnWt进行检验。用Eviews软件分别对经过对数化的1952年至2006年的外贸依存度lnWt进行单位根ADF检验，确定滞后阶数的方法采用AIC最小原则。通过检验可以得出，在95%的置信水平下，lnWt为1阶单整，即lnWt~d（1）。根据前面的检验结果，lnYt~d（1），因此，lnWt与lnYt同阶单整。

2、协整检验

采用Engle―Granger的检验法对外贸依存度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进行检验。建立如下回归模型：

1nYt=0+11nWt+ut

采用最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回归，并根据这一模型的回归结果，通过计算得出残差，对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通过检验可以得出，95%的置信度下，~I（0），则lnWt与lnYt~CI（1，1），即lnWt与lnYt为（1，1）阶协整，说明1952―2006年我国外贸依存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3、模型分析

根据上述检验分析，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然后，建立我国外贸依存度与经济增长的回归模型，进一步量化其间的关系。建立如下回归方程：

1nYt=0+11nWt+ut（2）

同样，为了考察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对经济增长是否产生了阶段性的影响作用，这里拟在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模型中加入虚拟变量。在加入虚拟变量之前，根据上一章对对外贸易的发展划分的阶段，先对模型（2）以1978年、1994年、2000年为界，进行结构稳定性检验，采用邹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稳定性检验结果

根据上述模型检验结果，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模型以1978年、1994年为界分为3个阶段。设置虚拟变量di（i=1、2），模型如下：

1nYt=0+11nWt+2d11nWt+3d21nWt+ut

其中，d=1，1978≤t0， 其他，d=1，1994≤t0， 其他，ut表示随机误差。

对其进行回归，由于1不显著，其他回归系数均显著，故将其剔除。剔除后，回归结果如下：

=7.382+0.513d11nWt+0.259d21nWt

t值（108.364） （13.736） （6.164）

p值（0.000） （0.000）（0.000）

回归系数显著。分段模型如下所示：

1978年及以前：=7.382

1978年―1993年：=7.382+0.5131nWt

1994年及以后：=7.382+（0.513+0.259）1nWt=7.382+0.772

1nWt

从以上模型可以看出，从对外贸易依存度反映对外贸易的发展角度，对外贸易的发展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以1978年、1994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78年之前，对外贸易依存度的提高对国内生产总值没有促进作用；1978―1993年间，对外贸易依存度每增长1个百分点，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0.513个百分点；1994年以后，对外贸易依存度每增长1个百分点，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0.772个百分点。可见，对外贸易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在我国经济体制和贸易体制的改革下，也是逐渐增强。

三、结论

贸易体制改革和内外贸逐步一体化措施的实施，不仅使我国国内贸易与对外贸易呈阶段性快速发展，在其影响下，国内贸易与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是逐渐变大，并且，内外贸易共同协调地促进经济的增长。可以看出，我国贸易体制改革和内外贸逐步一体化措施的实施是有效的，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是建立大市场、大流通，提高流通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前提条件，是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同世界贸易体制接轨的必要手段和内容。因此，加快我国内外贸一体化是我国贸易体制改革现阶段的主要任务。

【参考文献】

[1] 范柏乃、毛晓苔、王双：中国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实证研究，1952―2003年[J].国际贸易问题，2005（8）.

[2] 高峰、范炳全、王金田：我国进出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于误差修正模型的实证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5（7）.

[3] 何亚东：从流通对生产的决定作用看内外贸一体化带来的挑战[EB/OL]..

篇10

关键词：东亚奇迹；东亚复兴；经济增长机制；区域产业循环

在研究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的方法上，我们认为，对东亚奇迹的研究必须把握东亚经济发展的共性和特性。前者主要指东亚各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中最具共性和决定性的特征，后者主要指东亚作为一个后发展地区其经济发展不同于世界上其他后发地区的特殊性。“东亚模式”实际上就是“制度模式”和“区域产业循环模式”的综合体。本文将对从二战后“东亚奇迹”的出现到21世纪“东亚复兴”这个时间段有关经济增长机制的文献，特别是从区域产业循环视角考察东亚经济增长过程的这类文献做一番梳理。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一部分对“东亚奇迹”中区域产业循环模式的文献评述，第二部分对“东亚复兴”中区域产业循环模式的评述，第三部分总结全文。

一、 “东亚奇迹”时期

从二战后到20世纪90年代，东亚经济取得了高速增长，其持续时间之长是其他国家前所未有的，因而这段时期东亚经济增长被称为“东亚奇迹”。从区域产业循环的角度看，东亚奇迹时期东亚经济增长的机制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即“滚雪球效应”、“雁行形态”和“喷泉模式”。

1. “滚雪球效应”。20世纪70年代~20世纪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东亚的经济增长对外部环境有很强的依赖性。20世纪80年代“四小龙”和东盟的高速经济增长依赖于对外贸易特别是对美贸易。美国政府扩张性政策、财政赤字的扩大和消费膨胀所提供的庞大市场，为东亚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同时，美国和日本对东亚国家的资本流入、技术开发及援助，对这些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也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而事实上，这一期间存在一个美国市场的需求拉动和日本、美国的资本供给推动所构成的“一拉一推”的经济增长模式（如图1），这种模式是“东亚奇迹”时期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机制。

2. “雁行形态”机制。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东亚模式”的特征是有一个领跑的国家，其后有数个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以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高速前进，这就如同一群飞行中的大雁所形成的阵形，故又称为雁行形态。该理论最早是由赤松要于1935年在《我国羊毛工业品的贸易趋势》一文中提出的，小岛清对其进行了更深入阐述。小岛清把产品的周期分为进口阶段、进口替代阶段、出口扩张阶段、成熟阶段、再进口阶段等五个阶段。由于各国工业发展水平不同，所以各种产品在不同国家所处阶段也不同，从而各国间形成了雁行形态。在该理论的实证方面，很多日本学者认为，从经济数据看符合日本、“四小龙”和东盟经济发展的事实。由此日本成为东亚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形成了多层次经济追赶式现象。

“雁行分工模式”本质上是东亚各国基于所处发展阶段不同而建立在垂直分工基础上的一种相似产业在区域内部梯次传递的过程或趋势，是比较优势随时间推移在东亚各国间不间断的转移过程。在这一过程中，FDI作为主导因素把某一母国丧失优势的产业或经济活动向外转移到区域内其他在该种产业或经济活动中具有优势的东道国。这样，一方面使低层次的东道国得到了经济发展所急需的资金和技术，另一方面也为母国国内的结构调整让渡了新的空间。有些学者把这一现象形象地概括为“跨国支持型结构重组”，即以FDI为核心的动态产业结构传递各国（地区）产业结构调整或优化相互间贸易流量增大各国（地区）生产规模、能力扩大，工业化水平提高经济起飞或持续高速增长更多或更高层次的产业梯次传递。其中，FDI是东亚区域内网络生产结构和“雁行提升模式”的主导力量。在实证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雁行提升模式”明显地表现为“FDI增长率贸易增长率实际经济增长率”的动态过程。以FDI为基础的东亚“雁行提升模式”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顺序即各国工业化的起点选择具有密切联系。日本无疑是上述“雁行提升模式”最初的领头雁和对外直接投资主体。

3. 喷泉模式。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东亚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单纯的雁行形态。不仅日本，“亚洲四小龙”也开始向外转移资本和技术，甚至东盟各国也开始积极开展对外直接投资，从而构成投资源多源化的现象，这导致东亚地区出现多发性的增长源。对此，学者们将20世纪80年代后东亚经济增长的模式称为“喷泉模式”或“多发性经济增长源”机制。

二、 “东亚复兴”时期

1. 亚洲经济的自我循环机制。日本经济学家渡边利夫发现，1990年~1995年，在亚太地区的进口增长额中，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占了33%，美国次之，第三是中国（18%），第四位是东盟各国（17%），日本占9%。3个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合计进口增长额在亚太进口增长额中所占的比率为68%。亚洲各国的区域内相互贸易已从1980年的327亿美元增至1990年的1 366亿美元，增加了4.2倍，进而又增至1995年的3 361亿美元，增加了2.5倍。1995年亚洲区域内贸易占亚洲对全世界出口额的37%，对全世界进口额的39%。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东盟各国的最大投资者并非日本、美国，而是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对中国的最大投资者亦是以香港为首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1992年~1995年4年间中国所引进的FDI实际利用额有58%为香港包括澳门所占据，其次是台湾，占10%，日美两国合计也不过14%。

基于以上数据，渡边教授认为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区域内需求飞速地增长，亚洲区域内物资流通的“自我循环机制正在形成”，即通过“在区域内获得出口货物的需求对象和投资资金的供给对象”这样一种“让货物和资金在区域内自我循环，亚洲获得了持续高速增长的条件”。亚洲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一方面实现了包括周边和近邻各国在内的外延的扩大，另一方面则实现了区域内分工的重组和深化。他认为这两方面表里一致，共同的直接原因是称为“双重机能”的海外直接投资的作用。这是比较劣势化的产业对海外的投资，是一种旨在通过引进外资来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的行为，将促进比较优势结构的变动。海外直接投资的“双重机能”起到了将经济活力传送到亚洲整个地区并实现再利用的“导管”作用。

2. 顺贸易志向型海外直接投资带动论。小岛清对渡边的理论进行了进一步深化研究，他认为亚洲各国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一起参与了产业结构高度化的竞争，建立新的增长机制。为此，需要顺利实行两种转换：一种是从发展模式“要素投入型”向“生产率主导型”的转换；另一种是将与此相呼应的海外直接投资的“双重机能”从以往的等级制度型向水平型转换。这种海外直接投资“能起到将经济活力传送到亚洲整个地区且实现再利用的导管作用”。小岛清将亚太经合组织15国分成两组（亚洲组和非亚洲组），对1980年、1990年和1992年的贸易和投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海外直接投资增加与贸易依赖程度同经济增长显着正相关；区域内贸易额与直接投资额迅速增加；亚太经合组织内、尤其是亚洲组内的投资联系进一步加深了区域内的贸易联系。投资和贸考试吧到了互补作用，出现了由投资所改善的贸易关系，进而又促进了投资这样一种良性循环。“顺贸易志向型”的关键在于为了扩大互补贸易而进行的直接投资必须按照比较优势模式，由投资国的比较劣势化产业开始投资，以此加强受资国的该产业的比较优势。

3. 东亚经济整体咬合、联动增长机制。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经济呈现出整体性、内部化的增长趋势，水平分工得到了迅速发展。薛敬孝认为东亚经济中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增长机制，即整体咬合、联动的增长机制，“日本、四小、东盟和中国象几个齿轮一样，相互咬合在一起，一种彼此互相牵动、互相补充的动态经济增长机制，而各个齿轮的咬合联动是以分工为基础的分工、市场贸易、投资、技术转移和经济周期阶段性因素的咬合、联动”。 转贴于

从东亚分工的角度看，薛敬孝认为东亚分工的层次性仍然存在，但是出现了四点新变化。一是出现了产业间的水平分工。表现为在“四小龙”、东盟和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间产品的相互进口，以及其它一些产业间产品的相互进口。二是产业内垂直分工的出现。如在纺织工业领域，日本和四小从东盟大量进口编织产品，而东盟从日本和“四小龙”大量进口属于资本密集型的合成纤维产品。这种形式的分工也存在于汽车业和电子、电机产业内部。三是产业内水平分工的出现。如日本、“四小龙”、东盟和中国间逐步展开的纺织业中纱与织物、电子业中的电子部件或汽车业中汽车部件等产品中间的水平分工。四是由于上面分工形式的新变化，在东亚分工中，各梯度之间的转移和推进已不是简单地从第一阶梯到等二阶梯，再从第二阶梯到第三阶梯，而是出现了各个层次的分工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各层次间动一一推拉的分工扩张、深化、演进的机制。

此外，根据东亚各国和地区之间的贸易结合度与需求乘数来分析，薛敬孝认为东亚地区内贸易（下转第101页）的紧密关系较世界平均水平要大得多，而且不对称性在缩小；从投资角度看，东亚地区有更快的资本形成速度，资本积累率一直保持在30%左右，而且形成了咬合联动的格局。在整个东亚的对外直接投资中，日本和“四小龙”占的比重较大，东盟和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在迅速增加。80年代后半期以来东盟的高速经济增长主要是由于东盟增加对外资的鼓励，以“四小龙”和日本为主对东盟的投资实质性地促进了出口的增长和投资的增加所决定的，而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和东盟也有相似的经历。

最后，从经济周期角度看，东亚地区也形成咬合联动的局面。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处于经济周期的下降阶段，而另一个国家或地区却处于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时，由于两国之间紧密的贸易与投资联系，后者使前者的经济下降幅度降低，并且提前走出下降阶段。这主要表现在90年代初，中国经济高涨对四小和日本经济周期向上的带动作用。

三、 结论

东亚模式曾经受到广泛赞扬，成为众多落后国家争相效仿的楷模。虽经历了1997年的金融危机，但对整体趋势并无影响。东亚模式随着经济发展不断完善、不断更新。这次面临全球金融危机，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在金融风暴中展示出的一些优势，是抵御冲击的有效措施。在外部环境不佳的条件下，亚洲地区应加强内部生产网络的构建，巩固内部循环机制，保持地区稳健的经济增长就是对世界经济最好的“稳定器”。

参考文献：

1. （日）小岛清. 雁行型经济发展论——赤松原型.世界经济评论，2000，（3）.

2. （日）小岛清.亚洲的直接投资主导型经济增长. 世界经济评论，1997，（3）.

3. （美）乔万尼·阿里吉，（日）滨下武志，（美）马克·塞尔登.东亚的复兴——以500年、150年和50年为视角.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4. 世界银行.东亚奇迹的反思.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5. 世界银行.东亚复苏之路.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

6. 世界银行.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