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污染特征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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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水环境；污染源；污染负荷；特征；水源保护区；排放量；黄浦江

中图分类号 X5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7)01-0072-05

黄浦江上游是上海市最主要的饮用水源，上游水源保护区和准水源保护区是由中心城区边缘向远郊区延伸的条带状区域，城镇的建设发展表现出较大的地域差异性。水源保护区内先后实施污染源整治、总量控制、排污许可证和排污交易制度，并进行了两轮畜禽牧场治理。这一系列措施使得水源地工业污染源、畜禽污染源控制取得一定成效，但随着上游区域的进一步开发，水源地仍然面临严峻环境压力，如果缺乏对这些变化的环境响应进行科学的评估和调控，势必影响到黄浦江上游水源地水源保护工作的有效性。本文通过调查，了解了黄浦江上游地区的水环境污染各种来源、污染负荷及其特征，为环境保护参与综合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本次调查的污染源种类主要分为4类：工业污染源、事业污染源、生活污染源和畜禽污染源。资料源于上海市环保局提供的黄浦江上游区域污染源资料，资料在空间上覆盖了松江、青浦、金山、奉贤、闵行、浦东各区。

1 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污染源及其负荷

1.1 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污水年排放量分析

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污染源年用水量为450万t/a，年污水量为372万t/a。其中工业污染源16个，工业废水排放量为48万t/a，占12.9％；事业污染源157个，事业单位污水排放量为118万t/a，占31.7％；生活污水排放量为193万t/a，占51.9％；畜禽污水排放量为13万t/a，占3.5％（见表1）。

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污染源年排放CODCr 1 757t/a，其中工业为占5.9％；事业为占27.0％；生活占33.0％；畜禽占34.1％。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污染源年排放BOD5为827t/a，其中工业占3.1％；事业占25.6％；生活占35.1％；畜禽占36.2％。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污染源年排放NH3-N为130t/a，其中工业占1.6％；事业占26.9％；生活占44.6％；畜禽占26.9％。

1.2 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污染源排放去向分析

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污染源排放去向，主要分为4种：一是直接排入河道，污水量为352.8万t/a，占94.9％；二是进入市政泵站后排出，污水量为2.7万t/a，占0.7％；三是经污水处理厂处理后排出，污水量为16.3万t/a，占4.4％；四是通过合流污水收集系统排出，污水量为0.0万t/a，占0.0％。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污染源废污水量排放去向分析表明，96.2％的CODCr、98.1％的BOD5、98.9％的NH3-N直接排入河道；0.6％的CODCr、0.6％的BOD5、0.6％的NH3-N进入市政泵站后排出；3.2％的CODCr、1.3％的BOD5、0.5％的NH3-N进入污水处理厂处理后排出；0.0％的CODCr、0.0％的BOD5、0.0％的NH3-N通过合流污水收集系统排出（见表2）。

1.3 上游水源保护区污染源及其负荷

1.3.1 上游水源保护区污水年排放量分析

上游水源保护区内污染源年用水量为5 868万t/a，年污水量为4 908万t/a。其中工业污染源144个，工业废水排放量为2 520万t/a，占51.4％；事业污染源1262个，事业单位污水排放量为1170万t/a，占23.8％；生活污水排放量为1 153万t/a，占23.5％；畜禽污水排放量为65万t/a，占1.3％（见表3）。

上游水源保护区内污染源年排放CODCr 16 091t/a，其中工业占14.6％；事业占30.2％；生活占21.5％；畜禽占

33.7％。年排放BOD5为7156t/a，其中工业占8.4％；事业占29.6％；生活占24.1％；畜禽占37.9％。年排放NH3-N为1 009t/a，其中工业占8.5％；事业占34.0％；生活占34.3％；畜禽占23.2％。

1.3.2 上游水源保护区污染源排放去向分析

上游水源保护区污染源排放去向，主要分为4种：一是直接排入河道，占61.7％；二是进入市政泵站后排出，占4.7％；三是经污水处理厂处理后排出，占21.9％；四是通过合流污水收集系统排出，占11.6％。上游水源保护区污染源废污水量排放去向分析表明，69.1％的CODCr、70.3％的BOD5、66.1％的NH3-N直接排入河道；5.2％的CODCr、5.4％的BOD5、6.8％的NH3-N进入市政泵站后排出；23.9％的CODCr、23.0％的BOD5、26.0％的NH3-N进入污水处理厂处理后排出；1.9％的CODCr、1.3％的BOD5、1.2％的NH3-N通过合流污水收集系统排出（见表4）。

1.4 准水源保护区污染源及其负荷

1.4.1 准水源保护区污水年排放量分析

准水源保护区内污染源年用水量为15 876万t/a，年污水量为12 474万t/a。其中工业污染源192个，工业废水排放量占45.3％；事业污染源2 334个，事业单位污水排放量占21.4％；生活污水排放量占32.7％；畜禽污水排放量占0.6％（见表5）。

准水源保护区内污染源年排放CODCr 34 071t/a，其中工业占15.3％；事业占32.3％；生活占35.9％；畜禽占16.5％。年排放BOD5为15 018t/a，其中工业占8.9％；事业占31.6％；生活占40.8％；畜禽占18.7％。年排放NH3-N为2 844t/a，其中工业占21.6％；事业占26.9％；生活占43.0％；畜禽占8.5％。

1.4.2 准水源保护区污染源排放去向分析

准水源保护区污染源排放去向，主要分为4种：一是直接排入河道，污水量为3 782.9万t/a，占30.3％；二是进入市政泵站后排出，污水量为449.4万t/a，占3.6％；三是经污水处理厂处理后排出，污水量为2554.1万t/a，占20.5％；四是通过合流污水收集系统排出，污水量为5 688.3万t/a，占45.6％。准水源保护区污染源废污水量排放去向分析表明，42.8％的CODCr、45.4％的BOD5、41.6％的NH3-N直接排入河道；4.2％的CODCr、4.1％的BOD5、3.9％的NH3-N进入市政泵站后排出；25.2％的CODCr、26.2％的BOD5、24.4％的NH3-N进入污水处理厂处理后排出；27.8％的CODCr、24.2％的BOD5、30.2％的NH3-N通过合流污水收集系统排出（见表6）。

2 黄浦江上游区域污染负荷特征

2.1 黄浦江上游水源保护区污水年排放量分析

黄浦江上游水源保护区内污染源年用水量为22 196万t/a，年污水量为17 755万t/a。其中工业污染源352个，排放量8 222万t/a占46.3％；事业污染源4 108个，排放量3 962万t/a占22.3％；生活污水排放量5 427万t/a占30.6％；畜禽污水排放量144万t/a占0.8％。黄浦江上游水源保护区内污染源年排放CODCr 51 920t/a，其中工业占14.7％；事业占31.5％；生活占31.4％；畜禽占22.4％。年排放BOD5为23 001t/a，其中工业占8.5％；事业占30.8％；生活占35.4％；畜禽占25.3％。年排放NH3-N为3 984t/a，其中工业占17.6％；事业占28.7％；生活占40.9％；畜禽占12.8％（见表7）。

2.2 各级水源保护区污染源排放量比较

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年排放污水量为372万t/a，占全部水源保护区的2.1％；上游水源保护区年排放污水量为4 908万t/a，占全部水源保护区的27.6％；准水源保护区年排放污水量为12 474万t/a，占全部水源保护区的70.3％。并且CODCr、BOD5、NH3-N等各项污染物的全年排放量均有如下规律：准水源保护区最多，上游水源保护区次之，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最少（见表8）。

2.3 黄浦江上游水源保护区污染源排放去向分析

黄浦江上游水源保护区污染源排放去向，主要分为4种：一是直接排入河道，污水量为7 164.5万t/a，占40.4％；二是进入市政泵站后排出，污水量为685.2万t/a，占3.9％；三是经污水处理厂处理后排出，污水量为3 645.4万t/a，占20.5％；四是通过合流污水收集系统排出，污水量为6 259.7万t/a，占35.3％。黄浦江上游水源保护区污染源废污水量排放去向分析表明，52.8％的CODCr、55.1％的BOD5、49.7％的NH3-N直接排入河道；4.4％的CODCr、4.4％的BOD5、4.5％的NH3-N进入市政泵站后排出；24.1％的CODCr、24.3％的BOD5、24.0％的NH3-N进入污水处理厂处理后排出；18.8％的CODCr、16.2％的BOD5、21.8％的NH3-N通过合流污水收集系统排出。

直接排入河道的污水量中，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上游水源保护区、准水源保护区分别占到4.9％、42.3％、52.8％；进入市政泵站的污水量中，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上游水源保护区、准水源保护区分别占到0.4％、34.0％、65.6％；经污水处理厂处理的污水量中，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上游水源保护区、准水源保护区分别占到0.4％、29.5％、70.1％；进入合流污水收集系统的污水量中，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上游水源保护区、准水源保护区分别占到0.0％、9.1％、90.9％（见表9、表10）。

3 结 语

本次调查表明，黄浦江上游的3级水源保护区中，污染源排放量为准水源保护区最多，上游水源保护区次之，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最少；污染源排放去向分析表明，直接排入河道的污水量占相当比例（40.4％）。

黄浦江上游地区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将是上海市的重要饮用水源地之一，区域将以休闲旅游、生态农业、绿色工业为主导产业，强调经济发展与水源保护相协调，注重水资源的合理开发与保护，确保区域的可持续发展。从生态功能区划的角度来考虑，在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自水源地敏感区域由内向外依次设置植被防护区、生态农业区、产业控制区。产业控制区强调对水产养殖用地、畜牧生产用地、工业用地的控制；生态农业区以耕地为主，控制化肥、农药的使用量，以发展生态农业和观光农业为主；植被防护区侧重于利用河流滨岸带进行面源污染的控制，从而达到粗颗粒泥沙的去除、面源污染物质的削减以及滨岸生态系统修复等目的，在植被防护区中可按距水体远近由内向外依次分为1、2、3级，第3级用于改变地表径流的水力特性，去除其携带的粗颗粒泥沙；第2级用于削减面源污染带来的污染物；第1级与水体直接接触，对水体环境产生影响，改善水体小环境。

参考文献(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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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 of Water Environment Pollution Load in Upper-reaches Area of Huangpu River

HUANG Shen-fa WU Jian-qiang YANG Ze-sheng

(Shanghai Academy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Shanghai

200233)

Abstract [STBZ]By knowing clearly the various water environment pollution source,pollution load and its character, to supply the scientific gist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anagement to hold in pollution and improve water environment quality in upper-reaches area of Huangpu River. There were four kinds of pollution sources: industrial pollution source, enterprise pollution source, domestic pollution source and livestock-poultry pollution source. In water resource protection zone, water consumption was 221 960 000 ton/a, and sewage discharging was 177550000 ton/a. Am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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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度变化特征分析

本溪市城区共设置6个空气自动监测点位，能够比较全面科学的反映我市城区的环境空气质量状况。2009-2013年期间，本溪市城区三项主要污染物浓度变化呈下降趋势，下降最多的是PM10，大气污 染治理实现了历史性突破，环境空气污染状况得到了有效控制，环境空气质量显著提高，优级天数由2009年的30天增加到2013年的115天，创下了历史新高，轻污染以上天数由2009年的22天下降到2013年13天，均呈逐年下降趋势。达标率由09年的93.97%上升到2013年的96.44%2009-2013年期间，本溪市环境空气质量明显改善，达标天数逐年上升，优级天数是逐年增加，3项指标全部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1996）中二级标准。

2按季节变化的特征

项污染物浓度值属冬季污染最重，夏季最轻；采暖期明显高于非采暖期，采暖期SO2均值为0.091毫克/立方米，是非采暖期的3.79倍，污染特征明显。NO2浓度四季变化不明显，四季均无超标；PM10污染高峰期也主要集中在冬季和春季，即冬季（3-6月）和春季的沙尘常发期。总之，每年夏秋季空气质量好，冬春季环境空气质量较差，呈典型的北方煤烟型空气污染特征。

3环境空气质量变化趋势

2009-2013年期间，通过采用Daniel趋势检验法，使用Spearman秩相关系数，对本溪市区环境空气质量变化趋势进行检验。结果表明，SO2和NO2年均值无明显变化，变化趋势无显著意义，PM10呈显著下降趋势。。

二影响环境空气质量原因分析

1受地理位置及气象因素的影响

气态污染物的稀释扩散过程与地形、气象条件密切相关，直接影响着环境空气质量。而我市位于太子河中上游河谷盆地内，地势由东北向西南倾斜，城区周围群山环绕，不利于气态污染物的扩散，并且城区环境空气污染呈现典型的煤烟型污染特征，烟尘污染较为严重。主要气候特点为寒冷期长，约180天；降水集中在七、八月，降水量约占全年的50%；相对湿度约在65%左右，气候地方性差异明显。

2受重点污染源的影响

本溪钢铁集团公司是我市最大的污染源，其烧结、炼铁、炼钢、发电等工艺排放大量的空气污染物，占全市污染物排放总量的40%左右，该污染源位于市区西南部，当刮西南风的时候，对我市城区的环境空气质量影响非常大，污染物浓度明显上升。采暖期时供暖企业也是较大的污染源，影响着我市冬季二氧化硫污染严重原因的之一。其次，建材行业及冶金行业重点企业的无组织排放源、市区居民燃煤炉灶、地面二次扬尘和建筑施工扬尘，这些都对空气质量有着直接影响。

三污染防治措施及对策

1污染防治措施

2013年蓝天工程重点污染治理项目66项，预计总投资约4.7亿元，削减烟粉尘约6900吨，二氧化硫约1.85万吨，氮氧化物约4000吨，有机挥发性气体（VOC）50吨。截止2013年年底已完成本钢炼铁厂1、2号265平烧结机尾除尘设施改造项目、本钢炼铁厂6号高炉出铁厂除尘设施改造项目、本钢炼铁厂T101、T102运焦通廊新建布袋除尘改造项目、本钢炼铁厂2号265平烧结机脱硫及本钢北营公司530立高炉矿槽建设4500平布袋除尘等治理项目56项，占全部项目数的85%，投入治理资金约3亿元。为加大扬尘污染整治力度，我市建委、市综合执法局集中开展建筑工地扬尘污染、地面污染及料场、堆场等大型尘源的专项治理工作。检查建筑工地20余家，对30多个施工建筑单位存在的问题责令限期改正，建筑工地扬尘污染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有效控制。

2污染防治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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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江苏省环境与健康监测现状分析

从江苏省的环境监测现状来看，典型区域环境与健康综合监测体系尚未构建。尽管江苏省已开展了全省污染源普查、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饮用水源地基础环境调查、饮用水源地有毒有机物调查等多种专项调查，但这些调查和人群健康结合较少，且分别进行、调查目的不同、设计和方法不统一等原因，在说明环境污染对人群健康影响这一问题上难以相互支持，加之环境与健康综合监测尚未纳入常规工作，对人体健康影响更为直接的重金属、有机污染物等基础数据缺乏，不利于政府部门实时、动态和准确把握江苏省环境污染对人群健康损害的状况及变化趋势，也不利于有针对性地调整相关政策及措施。

2典型区域环境与健康综合监测体系构建

环境与健康监测是一个综合性的监测，关于环境质量方面的数据由环境保护部门负责，有关疾病方面的数据由卫生部门负责。典型区域环境与健康综合监测体系是在充分利用现有环保、卫生部门的相关监测网络和监测力量，结合日常监测工作，完善监测设备，培养环境与健康专业人才，不断充实和优化监测内容的基础上逐步构建的，主要包括环境污染监测、暴露监测、健康效应监测、环境污染与健康风险相关性分析与评估4个方面的内容，见图1。

2.1环境污染监测环境污染状况监测包括污染源监测及污染源主要可能扩散介质如大气、水、土壤及其他介质的环境质量状况监测。（1）污染源监测污染源监测包括排放特征污染物的历史源及现状源。历史源是指在调查年已关停并转、且排放过拟调查特征污染物的污染源。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工业企业所用燃料、原辅材料、生产工艺、产品产量、主要污染物种类与通过各种途径的排放量、环保常规监测数据等，调查时间段自建成投产至关停或搬迁年。现状源指在调查年仍在生产经营且排放拟调查特征污染物的污染源。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工业企业的基本情况、燃料、原辅材料、生产工艺、废水与废气排放方式、污染处理设施等，调查时段原则上自建成投产日起至调查年，重点关注近10年。污染源监测可采用现场实测、排污系数估算、历史回顾与反演等方法，以确定特征污染物进入环境的主要输入途径，定量计算进入环境的污染负荷通量、时间过程、空间分布。（2）环境质量状况监测环境质量状况监测应尽可能兼顾环境和健康监测点位的匹配性，满足评价试点调查期间环境质量时空变化趋势的要求，根据污染物进入周边环境的主要途径及调查点的实际情况，选择重点调查的环境介质。调查环境介质征污染物的水平，主要包括：大气、水、土壤环境质量及环境生物样品监测4个部分。大气应重点监测人群密集居住区的室内、室外空气，同时根据污染物可能的主要暴露途径，考虑室内室外尘土的采样；水体重点监测饮用水源、灌溉用水和养殖水，同时对应采集水体沉积物；土壤重点监测与暴露有关的农用地土壤、人群活动区域土壤，兼顾其他类型土壤；环境生物样品重点采集本地生产的初级农产品，包括农作物、畜禽水产品等。

2.2暴露监测暴露监测包括外暴露监测和内暴露监测。对人体暴露情况进行测量是判断环境污染物与健康损害之间因果关系的重要依据，对暴露水平的定量测量是判断剂量-反应关系的关键。（1）外暴露监测外暴露监测主要针对与人体接触的环境介质中的污染物浓度和含量水平进行监测，可以通过问卷调查、环境监测、个体暴露测量获得。应重点了解特征污染物人体暴露的特征，包括：暴露途径（如通过呼吸道、消化道、皮肤接触等方式）、暴露时间、暴露频率，确定特征污染物人体外暴露量（如：通过室内空气、饮用水及家庭消费食品监测获得的暴露量）。具体应根据特征污染物的主要排放形式，确定选择以经呼吸吸入还是经口摄入为主，重点开展监测。（2）内暴露监测内暴露监测指对目标人群体内的污染物负荷水平进行监测，可以通过检测体内生物标志物来实现。生物标志物分为暴露生物标志物、效应生物标志物、易感生物标志物3类，应遵循科学性、可靠性、实用性等原则选择合适的生物标志物开展监测。一般情况下，多选择血液、尿液征污染物及其中间代谢产物的浓度水平进行测量。

2.3健康效应监测人群健康效应监测主要是对环境污染物造成的生理、生化、结构、功能改变进行定性和定量评价的过程。环境污染物导致的健康损害效应可以分为特异性损害、非特异性损害和蓄积效应3类。（1）特异性损害环境污染物对机体造成的损害具有某种典型的临床表现和特征，污染物可以引起机体特异的症状、体征、生理、病理、X-线片的改变等，具有特异的观察或检测指标。可通过资料收集、问卷调查、医学检查等方法开展。（2）非特异性损害环境污染对机体健康的影响不是以某种典型的临床表现出现，而是表现为生理功能、免疫功能、抵抗能力、劳动能力、健康状况等的下降，对有害因子的敏感性增强，以及某些常见病和多发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增加等。主要通过调查对象的基本健康信息、进行体格检查、实验室检查等医学检查方法开展。（3）蓄积效应环境污染物连续、反复进入机体后，其吸收速度或总量超过机体代谢转化排出的速度或总量，污染物质在体内逐渐增加并贮存，造成机体的损害，或者污染物的量不在体内蓄积但其在靶器官靶组织产生的有害效应却可以逐渐累积，最终造成机体的损害。常用的健康损害评价生物标志物有：重金属效应标志物（金属硫蛋白、抗氧化酶类、还原性谷胱甘肽、外周血清转氨酶、免疫标志物）；农药效应标志物（胆碱酯酶、对氧磷酶、烷基磷酸酯、羧酸酯酶、植物酯酶）；有机物效应标志物（混合功能氧化酶、谷胱甘肽转移酶、谷胱甘肽过氧化酶、超氧化物歧化酶、DNA加合物、蛋白质加合物）等。

2.4健康风险相关性分析与评估通过特征污染物暴露途径与暴露水平的监测结果，实际人群饮食结构、生活习性等的问卷调查获取当地人群对特征污染物的暴露参数，计算特征污染物经呼吸道、经口饮食等途径的外暴露剂量。根据污染物的毒理学性质，确定参考剂量，分析特征污染物对调查人群健康风险的关联性。在健康风险评估的基础上，根据健康监测与内暴露检测结果，进一步分析环境污染与人群健康指标是否存在统计学上的关联性。

3典型区域环境与健康综合监测体系的应用示范

3.1应用示范过程2011～2012年，在综合考虑相关基础数据分析、媒体关注情况以及专家现场勘查的基础上，课题组选择了农药原药生产量大、公众反映强烈、受影响人群较为集中的某农药厂，开展典型区域环境与健康综合监测技术体系的应用示范。围绕该农药厂，考虑周边居住人群情况，按照环境与健康综合监测技术体系的要求，制定调查实施方案。调查内容包括基础资料收集、与特征污染物毒死蜱相关的污染源调查、环境质量状况及暴露调查、人群健康状况调查以及环境污染与健康风险相关性分析与评估。污染源调查在收集农药厂排放的历史资料、原辅材料、生产工艺、产品产量、主要污染物种类与通过各种途径的排放量、环保常规监测数据、环境污染事故发生情况的基础上，对废水总排口进行了采样监测。环境质量与人群外暴露调查主要了解环境空气、尘土、土壤、地表水、地下水、粮食果蔬和肉禽蛋类等特征污染物含量水平，综合评价评估调查区特征污染物的环境污染现状，共采集环境样本300多个，取得各类环境质量指标实测数据800多个。内暴露调查主要对目标人群体内的污染物负荷水平进行调查，包括血液中毒死蜱残留水平与尿液中毒死蜱代谢产物三氯吡啶醇的含量检测；共采集污染区成人血样、尿样、儿童尿样各208份，对照区各238份，内暴露共获得1300多个数据。健康调查方面，根据毒死蜱的毒理学特性，通过污染区人群危险因素的问卷调查、体检及肝肾功能能检查、血样毒死蜱及尿样TCP检测，分析健康损害风险，共获得各类有效数据21万多个。

3.2应用示范结果基于该监测体系的调查结果表明，该农药厂周围1km范围内毒死蜱污染严重，大气和地表尘土可能是人群健康影响的重要暴露途径，周边污染居民人体血样及尿样中毒死蜱代谢产物检出率较低，但距厂界越近，外环境中毒死蜱浓度越高，对人体健康指标影响更为明显，农药污染对周边环境及人群健康的影响值得关注。通过本次应用示范，说明该监测体系能为环境与健康研究提供有力支撑。

4结论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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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科技的广泛运用在环境监测中有了新的广泛运用。环境监测对环境污染损害鉴定有着重要的作用。该文将主要阐述环境监测的重要意义以及环主要指标的筛选，并对环境监测的实施过程和损害鉴定的实现进行论述。

关键词：

环境监测；环境污染；损害鉴定

在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广泛应用的环境下，与环境污染相关联的一系列鉴定流程以及评估过程，均由定性判断向着定量判断方向发展。通过计算机处理相关的监测数据，来作为评估的依据。在当前正规的环境监测流程中，对相关的赔偿金额做出了调整，将环境成本体现出来。在环境监测之下，体现了环境污染的风险，加大了应急状态下的处罚力度，这对缓解污染具有积极意义。

1环境监测的主要作用

1.1运用有效监测构建完整的污染损害鉴定体系环境监测是评估鉴定个的基础，是技术分析层的主要支撑。当前，计算机与自动化技术相结合的环境下，环境监测与鉴定评估体系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同时，新的技术也代替了旧有的管控思路，在推行新的环保政策方面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环境监测与污染鉴定评估体系拥有多重的控制指标，需要多层级的成套管理方式才能有效实现。

1.2明确了环境监测体系内的根本权益多层及的区段污染评价指标，在量化污染造成的损失方面具有精确性，对有效的实现赔偿十分有利。在增进公众的环保意识和污染鉴定的关联领域也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1.3环境监测与污染损害鉴定息息相关在环境污染鉴定评估中，监测的原数据是后续相关工作的根本参考依据，这类数据具有技术特性，是在常规环境鉴定框架内评价的数值。在环境监测和管理控制中，有利于加快污染损害鉴定的效率。基于现代计算机与通信技术的新型环境监测与污染损害鉴定体系，对区域环境的过程监测与控制密切相关。

2环境监测中的相关指标选择

2.1大气污染监测指标当前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时工厂废气、供暖、发电和运输等带来的排放气体。主要是燃烧排放，根据污染形成的机理可以分为：氧化特性损害、气体还原危害、酸碱危害和粉尘危害。在筛选这些指标的过程中，应慎重考虑，注重工业密集区的同时也要重视居民生活方面的排放。气体污染物中主要有硫化物、氧化物、其他污染气体以及碱性气体和粉尘等。其代表性指标有甲醛、二氧化硫、硫化氢、氯气、臭氧、二氧化氮、氨气以及重金属和粉尘等其他氧化物。

2.2水体污染检验指标水体污染的路径较为复杂，主要有大气附带着的杂物随同降水排下进入水环境；工矿废水、农药污染，固体废弃物流入水体也会造成污染。水体污染的主要检测指标有酸碱度、总盐分含量、溶氧量、生化必备氧量以及氰化物、还有重金属含量。这里的指标筛选需要采用双重的步骤，先收集样本，采用色谱仪器获得相关的数值。再由计算机仪器设备所显示的相关数值进行多层级的定量指标筛选。

2.3土壤污染监测指标重金属关联污染是土壤污染的主要来源，在监测土壤污染的过程中，还需要对比水体和大气污染的指标。土壤污染的监测在样本选择方面更加的复杂，检验过程更加的繁琐，需要消耗诸多的化学制剂来进行解析和实验。故结合土壤污染监测的特征，在筛选样本的过程中，可首先明确区域内的土壤污染现状，再筛选相关指标。

3环境监测的实施过程以及环境污染损害鉴定

3.1监测点布设精准在监测大气污染的过程中，考虑到李东态势下的线性排放，固定点的排放都密切关系着作物的生长。监测点的布设应凸显典型性特征，能够代表相应区域的污染表现特征。同时，在布设监测点的时候还应考虑到风向、扩散浓度，以此选择定位最优的监测点。显然，监测点布设的精准程度与监测数据的准确性是息息相关的。同样，在布设水体污染监测和土壤污染监测的过程中，也应考虑到实际的监测环境。在选择水体污染监测点时，需要拟定多重机井，综合考虑深度以及水体本身的特征。同时还需要有效的收集区域内农田使用农药和化肥的现状。对残存的农药进行估算，以此为参照，对监测结果进行帅选，进一步设定细化的指标。在设定土壤污染监测点的时候，因结合大气、水体监测的情形，并考虑到土壤污染具有长期累积和持久污染的特征，对监测结果进行有效的处理，获取关联的监测数据。而在作物生长的时节与作物收获之后的时间，对土壤污染的监测应进行持续的监测，并进行对比分析。下列表1、2、3即为监测点获取的相关数据。

3.2选择最佳监测频次鉴定污染损害根据不同对象监测的相关特征，在环境计划监测之前，便应根据相关的数据分析，对大气、水体和土壤的监测进行基本分析。比如：土体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并未受到污染，那可以在下一年度再去进行监测；若是某区域新增工矿企业，便需要加强对这一区域的监测频率。并结合相关的、投诉来增减部分区域的监测密度。而对区域环境污染的损害鉴定便是结合这些相关的数据而进行进一步的计算和分析。在当前计算机运用技术日益先进的情形下，环境监测对环境污染损害鉴定的影响越来越大。譬如：环境监测中的生物监测对环境污染损害鉴定十分敏锐。

参考文献：

[1]戴中华,薛琦,蒋鹏,张华.论我国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推进的困境与发展建议[J].广东化工,2014(10).

篇5

关键词：中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范围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是基于环境污染赔偿责任的一种商业保险行为，是以排污单位发生的事故对第三者造成的损害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标的的保险。在这种保险机制中，排污单位作为投保人，向保险公司预先缴纳一定数额的保险费，保险公司则根据约定收取保险费，并承担赔偿责任，即对于排污单位的事故给第三人造成的损害，直接向第三人赔偿或者支付保险金。随着现代工业的蓬勃发展和科学技术存在的局限性，即使是正常的生产作业也可能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巨大的损失。而环境污染责任的认定实行的是无过错责任原则，就形成了污染企业对受害人的侵权之债。但由于环境污染损害往往会造成近天文数字的赔偿金，侵权企业常常无力负担，为了适当转移和分散这种污染赔偿责任，从而既使污染受害人能够得到补偿，也确保生产单位的经营活动能够继续进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机制应运而生。

一、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构建的理论支持

1.环境污染侵害由私法救济到社会化救济

由于当代社会环境侵权行为的特殊性，不论是侵权行为法遇到的理论困境还是现实问题，都导致在解决纠纷、填补利益的过程中面临诸多问题，要摆脱上述困境，就必须超出“损害要么由加害者承担，要么由受害人自担”的狭隘眼界，构筑环境损害赔偿社会化制度，即环境侵权所产生的赔偿责任不再由加害人独自承担，而是还要由国家、社会、法人组织或者社会上不特定的多数人来分担赔偿责任，使“传统的自己责任、个人责任原则下的损失转移转化为现代的社会责任原则下的损失分配、损失分散”，将环境侵权行为所生损害与责任保险、社会安全体制等密切衔接，从而使环境侵权损害的填补不再是单纯的私法救济，既及时、充分地救助环境受害人，又避免环境加害人因赔偿负担过重而破产。

2.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贯彻

可持续发展实际上需要有效地解决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之间的冲突。国家通过环境法来为环境污染或环境破坏设定可以容忍的限度，其目的即是为了满足整个社会对经济效益的追求。然而在追求经济、促进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环境污染的发生不仅频繁而且后果严重。单个污染企业承担责任的能力有限，致使污染受害者和公共环境损害往往得不到应有的赔偿。为分散企业环境污染赔偿责任，最大限度地保护受害者。尽量减少社会和国家的损失，有必要探索建立我国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从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实现更加抽象的社会正义。

3.和谐社会实现的保障

发展保险业是完善社会保障体制，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谐社会的构建着眼于方方面面，对于民生的基本保障和实现是其追求基本价值之一。如前所述，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就是对复杂的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的一种合理机制。这一制度的构建不仅可以分摊污染者的赔偿责任，避免他们因无力赔偿而即将面临的悲惨命运，而且可以使被害人在损害一发生时就及时向保险人提出请求，迅速获得理赔，以填补其遭受的损失。这样既节省时间和金钱，又避免了求偿无门的情形，还能减轻司法诉讼量，及时解决法律纠纷，从而实现高效诉讼的价值目标，最终达到双赢的局面。

二、中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承保范围需明确的问题

（一）关于持续性环境污染事故能否纳入承保范围

目前在各国理论和实务中，对于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属于承保范围已成定论。难点在于对于渐进性或累积性污染事故是否应该承保的问题。

1.从理论上探讨对于持续性污染是否属于可保风险的问题。

依照我国保险法律和保险实务，“可保风险”以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为其根本特征。持续性污染，从无限制的长期来讲，污染积累到一定程度，污染事故必然爆发，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合同与一般的保险合同一样，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会在合同中约定保险责任期间。在该期间保险事故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危险的发生并非保险人和投保人在订立合同时完全可以确认的必然事情，因此，符合“危险的发生存在可能”的特征。同时，累积性污染事故发生的时间也是不确定的、事故造成的后果严重性程度也是不确定的，这符合可保风险的偶然性特征。

2.实务中将累积性污染事故纳入中国环境责任保险的范畴是否可行

当然，将所有的环境侵权行为都纳入责任保险的范畴无疑是最理想的。但一项法律制度的实际效果，既与其法律规范的完善程度有关，更与其满足社会生活的需要程度，以及在程序上的可执行程度有关。考虑到中国目前环境责任保险所依托的相关法律规范并不完善，而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实施和完善也需要一定的进程，再加之中国保险业特别是责任保险还很不发达的情况下，将累积性污染事故纳入环境责任保险的范畴条件尚不具备。

（二）关于生态损失是否应纳入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所涉及的损失赔付范围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所涉及的损失赔付范围有以下几种：第一，因环境污染而造成的第三人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坏、灭失而产生的损失；第二，因环境污染事故而产生的救助费用和诉讼支出，以及为查明和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和保险标的的损失程度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第三，由于环境污染而导致被保险人的财物损失；第四，因环境污染而导致的生态破坏而引起的损失。一般来说，对于第一种损失列入损失赔付的范围是毫无疑义的。从我国保险法的相关规定来看，对于第二种损失列入损失赔付范围也是有法律依据的。我国《保险法》第42条第2款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为防止或者减少保险标的的损失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该法第49条规定：“保险人、被保险人为查明和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和保险标的的损失程度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该法第51条还规定：“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因给第三者造成损害的保险事故而被提起仲裁或者诉讼的，除合同另有约定外，由被保险人支付的仲裁或者诉讼费用以及其他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但是，对于第三、第四中损失是非应当乃如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范围呢，目前尚未有定论。

三、中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范围的思考

（一）中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承保范围的思考

环境污染的发生形态有突发性和持续型两种。突发性的环境污染在发生前没有明显的征兆，一旦发生损害立刻显现，受害人的受损程度的认定也较为容易。持续性环境污染事故侵权持续时间长，侵权原因复杂，往往是多种因素复合累积的结果。受害人对侵权行为的存在往往缺乏深刻的认识，以至对侵权行为何时发生、侵权人为何人都不知晓。因此，对持续性的环境污染事故造成的损害进行救济是较为困难的。

环境责任保险作为对环境污染损害的救济方式，将所有环境污染损害都纳入环境责任保险的承保范围，无疑是最为理想的。但鉴于我国保险业的发展水平、环境污染的现状及相关民事法律的完善程度，目前仅将突发性的环境污染事故纳入环境责任保险的承保范围是较为适宜可行的。待条件成熟后，再将持续性的环境污染事故纳入承保范围。这类似于法国“分步走”的做法。当然，扩大承保范围是大势所趋。但这势必会增加保险公司的风险，使它们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有可能不愿承保。所以为了避免和鼓励保险公司承保持续性的环境污染事故，就需要政府在政策上予以扶持，对此中国在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可以采取以下几种做法：（1）注入保险基金；（2）由政府主持成立由多家保险公司组成环境责任保险集团以分担承保的风险；（3）效仿法国的做法，成立一个专门负责环境责任保险的机构；（4）建立一个法定的环保监测部门，专门从事对有关环境责任保险承保范围内的环境侵权行为的监测，分担保险公司在辨别、确定理赔范围时所花费的时间、费用及人力等资源，减轻保险公司的业务负担，使其成为保险公司的一个隶属部门专为环境责任保险这项保险业务服务，发挥其良好的补充减负之功效。

（二）中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赔付范围的思考

对于前面所提到的“第三种损失”，笔者认为，根据责任保险的特征原则上应该属于除外责任，比如因污染而引起的被保险人自己所有或照管的财物损失，以及由于环境事故而导致工厂全部或部分停产而引起的损失，被保险人自己的损失不是我们这里所要讨论的问题，可以从企业财产保险的险种设计上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但对于自有场地污染应该借鉴发达国家的立法实践及其环境责任保险的发展历程纳入到损失赔付范围之内。美国的判例一般认为公众的健康与安全较保险单的任何明示约定更为重要，当被保险人污染了场地而又无力治理时，损害的又会是公众环境权益了，所以从环境法的公益性出发应该将自有场地污染纳入到环境责任的赔付范围当中。

至于生态损失，笔者认为目前尚不宜纳入损失赔付范畴。当然，随着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在法律体系的渗透，以及人类对于生物多样性、环境权的日益关注，生态损失的赔付将会成为法律所无法回避的一个难题。当然考虑到我国目前环境责任保险才刚刚起步，不顾及实际情况将所有损失不加区分都纳入赔付范围很容易引发保险人因资金缺乏而无力支付巨额赔款的支付机制恶化，这不仅使环境责任保险无以为序，而且也极容易引起保险市场乃至整个金融市场的混乱。所以对于生态损失的保险赔付要依托于相关理论的进展，法律制度的完善以及高度发达的保险业。

参考文献：

[1]周珂,杨子蛟.论环境侵权损害填补综合协调机制[J].法学评论,2003,(6).

[2]CodeofFederalRegulation,Title40,Chapter1-EnvironmentalProtectionAgency,SubchapterI-SolidWaste,264.140.

[3]汪劲.环境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篇6

关键词：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公益性强制性

一、责任保险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责任保险是以被保险人依法对第三者应承担的民事损害赔偿责任为承保对象的保险产品。习惯上把责任保险分为以下种类：公众责任保险、产品责任保险、雇主责任保险和职业责任保险。近些年来，随着环境问题的突出以及政府和公众环保意识的加强，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是以企业发生污染事故对第三方造成的损害依法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它属于责任保险，具有责任保险的一般特征，承保的是被保险人依法应向第三方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此外，环境污染保险具有其特有的两个特征：1主体的特定性。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主要是企业，且该企业必须依法成立，有自己的名称和组织机构，有自己的财产，能以自身的名义独立进行民事活动；2保险赔付金额的不确定性。环境污染侵权受害地域广阔、受害人数众多且不确定、赔偿数额巨大。一般不确定固定的保险赔付额。有些国家会规定总的赔付上限或者对单一个体的赔付上限。

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功能

当前，我国正处于环境污染事故的高发期。一些地方的工业企业污染事故频发，严重污染环境，危害群众身体健康和社会稳定，特别是一些污染事故受害者得不到及时赔偿。引发了很多社会矛盾。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以下功能，决定了它在应对环境污染事故上的优越性。

(一)分散企业风险

由于环境污染事故影响范围广和损失数额巨大的特点，单一企业很难承受。通过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可以将单个企业的风险转移给众多的投保企业，从而使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害由社会承担，分散了单一企业的经营风险，也能够使企业迅速恢复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二)发挥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

保险产品和保险公司的职能之一就包括社会管理功能，这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上体现得尤为突出。保险公司可以利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费率杠杆机制来促使企业加强环境风险管理，提升环境管理水平，同时也能够提高企业的环境保护意识。

(三)有利于迅速地使受害人得到经济补偿，有效地保护受害者

目前我国对于环境污染造成的人身财产损害的赔偿，主要由国家财政承担，由于权力机构的复杂性，使得受害人不能在最快的时间得到损失补偿，从而甚至激化社会矛盾，而且也会增加国家财政的负担。利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来参与环境污染事故的处理。有利于使受害人及时获得经济补偿，稳定社会秩序，减轻政府的负担，还可以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

三、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强制性分析

基于以上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功能的分析，可以看出该险种具有很强的社会公益性。保险产品本身就具有社会管理和保障的功能，可以被看成是一种社会公众产品，而责任保险的这种职能体现得尤为明显，在责任保险中，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又是其中社会性比较强的险种之一。因此，其具有社会公益性这一事实毋庸置疑。目前来看，环境污染事故频繁发生，公众的环保意识逐渐增强，而企业方面对自己造成的环境污染赔偿义务，或无力支付，或不自觉不主动不愿意支付：另外，企业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意识还远远不够。因此，环境污染保险的购买就必须带有强制性，特别是对于那些重污染、高风险的企业，只有这样才能迅速有效地应对企业经营活动造成的环境污染事故，更好地体现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体现该险种的社会公益性。

四、从国外的经验看我国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日趋成熟和完善。目前，国外主要由三种运行模式：第一种是以德国为代表，采取强制责任保险与财务保证或担保相结合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第二种是以美国为代表，采取强制责任保险为原则的保险制度，该强制责任保险主要针对有毒物质和废弃物的处理可能引发的损害赔偿责任；第三种是以英国、法国为代表，以自愿保险为主、强制保险为辅的制度，一般由企业自主决定是否就环境污染责任投保，但对于法律规定必须投保的企业则强制投保。

我国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在投保方式上应采用以强制保险为原则、以自愿保险为例外的制度。由于我国企业在投保上的不积极，应该对易于发生环境侵权行为的行业和企业进行强制投保，而对那些不容易造成环境污染事故的企业则采取鼓励自愿投保的方式。当然，首先需要对这些企业进行界定。

篇7

 

基于其广泛的分布性和强大的破坏力，政府从未停止对其展开积极防治与管理措施，以期研讨出适合我国发展国情与实际需求的新型海洋污染防控体系。本文主要介绍了当前海洋环境污染特征，藉此提出了此类污染防控的治理思路，希望通过与国外先进经验的结合实践能够有效改善我国海洋环境。

 

0引言

 

海洋环境污染问题由来已久，多由人类活动给所带来的各种直接或间接的污染，其中污染危害主要侧重于对海洋内部环境自身产生的破坏，比如污染指标超出了海洋的自净能力而造成水质的下降，水域污染带来的海生物变异和死亡，沿岸固态污染导致的海岸线后退、海洋面积的锐减等现象，且这些污染现象都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和持久性。由此，积极展开海洋环境污染防控治理研究不仅具有极大现实意义，也是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要求。

 

1当前我国海洋环境污染特征

 

(1)污染源种类多且数量大，治理措施复杂。我国海洋环境污染源主要来自于人类生活和工厂生产两个部分，仅这两个部分即已包含各式各样的各种污染源。其中来自生活污染源的数量与形式举不胜举，如生活垃圾的沿海堆积、生活污水的肆意排放、填海造陆带来的材料污染、人类沿海实验基地造成的核泄漏等。

 

国海洋污染则主要分布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其中造成工业污染的主要来源当属石油污染、重金属污染和海洋有机物污染，且这些污染源的数量极其巨大的，所以面对海洋环境污染的治理措施相当复杂，且难度极大。

 

(2)与人类生活相关度较大，根治难度极高。根据近年来我国海洋环境污染统计数据和图表现实，以人类生活为切入点作分析，其生活污水排放和沿岸固态垃圾占据了污染源的相当大比例，然而这些污染的来源都与人的生活离不开。即使努力治理，像生活排污、农药使用、固态垃圾堆放等污染都是在所难免的，极尽所能也只是可以从一定角度进行限制，根本无法完全将其杜绝。

 

同理，正如前文所提及的石油和重金属污染也很难得到有效根治。因石油产业和重金属开采行业是我国重要经济产业来源，对其调整和治理需要更为尖端的科学技术辅助，稍有不慎就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对国家工业生产和人民正常生活造成损失或不便。因此，对海洋环境污染的治理一定要结合实情，准确把握方寸，慎重而为。

 

(3)污染物危害间接性较大，扩散相当迅猛。由于空气污染会直接促使人呼吸不畅，引发呼吸道疾病;光污染会通过折射和散射直接损坏人的视网膜，造成短暂性失明等严重后果;相对于这两类污染而言，海洋环境污染距离人们日常生活较远，其所产生的危害多为间接性质，故而短期内不会对人类造成直接危害，对工业生产也并无明显影响。

 

究其原因，是因为单凭海洋环境污染还不足以直接、快速地影响人类生活，其可怕之处是在于得不到有效治理而带来的附加隐患，如污染源的迅速扩散和二次污染的形成，石油原液、核物质、有机化合物等液态污染源一旦融入水中，就会借助风势以难以想象的速度扩散至无尽海域，轻则只是对海水质量和周边环境造成污染，重则会导致海洋生物的种族灭绝甚至整个生态系统的紊乱。

 

不仅如此，二次污染相较于一次污染更具杀伤力，它在破坏环境的同时让人类在无形中麻痹，产生对环境污染置之不理等消极的情绪。

 

2有效控制我国海洋环境污染的治理思路

 

(1)完善海洋环境信息公开制度。不少研究海洋环境的学者都存在这样一个疑惑：为何在海洋污染高清洁率的当下，仍有越来越多海域被污染?越来越多海洋生物濒临灭绝?经对比近年各地方官方出具的海洋环境污染治理调查表与实地考察数据得知。

 

两者在环境污染恢复数据报告上存在较大偏差，可想而知我国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症结所在。由此，亟待相关部门端正并强化环保意识，秉持自我剖析、自我反省的精神，使之形成一种自上而下的强大的内在推动力，建立健全环境信息公开制度，提高人民环保意识和责任感。

 

(2)提高海洋污染损害赔偿标准。许多公司尤其是一些海外石油公司在其他国家的海域出现污染物泄漏等现象时通常会逃避责任、相互推诿，甚至一些国家也出面来维护本国货轮的利益。表面上看这些国家是将货轮的损失降到了最低，保住了本国的利益，但这种纵容海洋污染而不予以严惩的行为本质上是害人害己。

 

由此，必须建设并完善有关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法律体系，切实做到有法可依，同时树立高度的责任感，在海洋污染事件发生后勇于承担责任，积极参与污染的治理和海洋环境的修复。

 

(3)加强国际海洋环保交流合作。海洋环境污染的治理和环境法体系的建设从始至终就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不仅因其涉及到各个国家之间的利益，更是由于海洋环境污染在国际交往中的重要地位。因此，国家必须加大宣传力度，增强国际友好往来，树立共同的奋斗目标，积极筹办和组织国际交流与合作，早日实现对海洋环境污染的治理和海洋环境法律体系的完善。

 

3国外海洋环境防污的治理对我国的启示

 

发达国家现代工业的起步和发展早于我国多年，因而也较早的进入了环境污染带来的困境之中。从宏观上讲，发达国家的环境治理体系与我国并无实质差异，只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各有长短之处。以美国为例，该国针对环境的保护与立法不仅历史悠久，经验丰富，且覆盖范围相当广泛，甚至可说不存在显而易见的法律漏洞。

 

因其在最初治理环境问题时，便将环境保护与污染治理及责任处罚等明确纳入法典，清晰划定了“何种行为造成了对环境的污染”、“何种污染行为构成了违法”、“违法后如何承担责任”、“由哪些部门来负责追究责任”等问题，这一先见性和涵盖性相当值得借鉴，正所谓“预防永远胜于治疗”，由此，为弥补我国目前海洋环境治理过程中存在的显著问题，首要提高公民环保意识，制定严谨全面的法律，最大范围展开对海洋环境的保护。

 

4结语

 

综上所述，限于篇幅有限难尽述细末，笔者希望藉此引起社会正视当前我国海洋环境污染面临的严峻形势，对海洋环境污染投入更多关注，集合众力共同促进海洋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实现。

篇8

环境损失计量是企业根据环境污染状态进行环境损失的实物量化与货币化，并对货币化的环境损失按照会计的要求进行确认与记录的过程。

环境损失计量应以环保部门公布的环境监测数据和企业从环境交易或事项中取得的环境状态数据为基础，其概念构架包括四类变量：环境污染状态、环境污染导致的实物型损失、实物型损失的货币化、实物型损失的确认与计量。以这四类变量为基础，逐渐形成三个计算过程：①根据环境污染状态计算环境污染导致的实物型损失；②将实物型损失货币化；③对货币化损失进行确认与计量。需要指出的是，这四个变量和三个计算过程均具有时变性，即：环境损失的发生时间及其计量过程具有时序性与动态性特征，发生空间、表现形式与计量方法具有多样性与变化性特征。

二、环境污染计量的四类变量

1.环境污染状态。①以污染物排放量形式表现的变量，如厂区的二氧化硫和其他有害气体的浓度、污染物产生速度等；②企业权责范围内的污染物排放量，如“三废”的排放量等；③企业权责范围边界的污染物流出量与流入量，如环境责任主体因污染破坏造成的影响程度。污染状态变量决定了企业因为环境污染导致的实物型损失变量的大小与权责份额，是环境损失计量的起点。

2.环境污染导致的实物型损失。①急性实物型损失，如有毒液体的排放导致的森林树木毁坏、有毒气体的排放导致的人员伤亡和野生动物灭绝等；②慢性实物型损失，如浓度较低的有害气体和液体，由于长时间的排放导致的水土流失、气候恶化、土质改变等；③尚未完全确认的实物型损失，如地表下陷、气候恶化等导致历史文物的毁损和风景资源的破坏等。其中①、②类大多是具有可视性或者是可测性的显形损失，能够而且必须计量；③类是可视性和可测性较低或很低的隐性损失，不容易准确计量。

3.实物型损失的货币化。其在内容上包括伤害型损失、防御型损失等；在价值构成上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在计算方法上可以采用现实市场价格法；在计量模式上可选用名义货币或一般购买力计量单位，选用历史成本、现行成本、现行市价、可变现净值与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等计量属性。

4.实物型损失的确认与计量。实物型损失的确认：要求在企业的环境责任与经济效益范围的基础上，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以及可定义性、可计量性、可靠性与相关性等标准进行初始确认与再确认。实物型损失的计量：要求在对其确认的基础上，选择合理的计量方法与计量模式，按照可定义性、可计量性、准确性、一致性、有用性、可靠性与效益性等标准对引起环境损失的交易或事项进行货币化与分配，它具有间接性、异质性、模糊性、差异性和可验证性的特点。

三、环境污染计量的三个计算过程

1.根据环境污染状态计算实物型损失。污染破坏程度一般是用污染物浓度来反映的。该计算过程的关键是建立污染物浓度与导致各种实物型损失之间的函数关系。这些函数关系的类型取决于环境污染的三种主要形式：①扇式影响，即一种环境污染产生多种影响，使函数表现为叠加型；②链式影响，即一种环境污染产生的影响沿其因果链依次传递，使函数表现为关联型；③网式影响，是扇式影响与链式影响的综合，使函数表现为关联叠加。

2.实物型损失的货币化。实物型损失的合理货币化是保证环境会计信息可靠的又一重要环节。该计算过程应重点考虑污染可能造成的价值损失，如水污染会造成农田污染损失，农田污染又会加剧水污染的损失。实物型损失的货币化函数应用十分广泛。

3.货币化损失的确认与计量。企业应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划分资本性支出和收益性支出等原则的要求对货币化损失进行确认与计量。其日常账务可用待摊方法和预提方法进行处理：①待摊方法。在企业发生污染损失金额较大且受害期较长时，按总损失扣除残料价值、可收回的赔偿款后的金额，借记“待摊费用”或“长期待摊费用”科目，贷记“银行存款”、“应付环保赔偿款”、“应交环保税”等科目；分期摊销时，借记“环境损失-污染损失”科目，贷记“待摊费用”或“长期待摊费用”科目。②预提方法。逐期预提环境损失支出时，借记“环境损失-污染损失”科目，贷记“预提费用”科目；实际支付时，借记“预提费用”、“应付环保赔偿款”、“原材料”等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企业还应在期末或至少每年年终，对环境污染造成的生态资源、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存货等减值计提准备。

四、环境污染计量模型

1.环境污染治理模型——外部负效应分析。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外部负效应是指一个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过程中对另一个经济主体造成了额外的成本。换句话说，如果行为的实施者造成了额外成本，由此产生的就是外部负效应。

假定某社区有一大型重工业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产生了大气污染和水污染，造成该社区居民健康受到损害，医药费用开支增加，如果将这种费用开支的外部负效应计入企业的总成本，它的生产量就会减少，同时污染也会减少。外部负效应产生一个外部边际成本，产品产量越大，造成的污染越严重，外部成本也越大。这时，整个社会为生产该产品所花费的社会边际成本应等于该企业的边际成本与外部边际成本之和。因此，该产品的有效率的均衡产量和均衡价格应由社会边际成本与市场需求状况决定。显然，企业不计算外部负效应时将过度生产，从而造成严重的污染。

2.限制污染排放模型——最优排放量分析。环境污染并不是工业化、城市化的必然结果。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就是为了保持城市的环境目标值，将排入城市环境的主要污染物控制在环境容量所能允许的范围之内。

我们可以用边际分析法来确定污染物的最优排放量。一般来说，各种污染产生的边际损害是递增的，即污染越多，其边际损害也越大，而社会的边际收益则因污染的排放而递减。污染的最优排放量由其边际损害和边际收益变化曲线的交点所确定。当污染排放量低于最优排放量时，社会的边际收益超过边际损害，污染排放就是符合标准的；当污染排放量高于最优排放量时，污染的边际损害大于其边际收益，污染排放则是有害的。

3.环境绿化管理模型——外部正效应分析。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外部正效应就是指一个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中对另一个经济主体造成了额外的收益或好处。换句话说，如果行为的实施者造成了额外的收益，使得其他经济主体（厂商或个人）无偿地获得额外的好处，由此产生的就是外部正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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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增长；环境污染；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石家庄

基金项目：石家庄市科技局计划项目：“石家庄市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关系的实证研究”（项目编号：145790375）；河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河北省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关系研究”（项目编号：SQ151117）

中图分类号：F29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5年4月22日

近年来，石家庄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经济发展的进程中，以资源的高投入、环境的破坏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方式，导致经济与环境的关系日益紧张。因此，对石家庄市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对1998～2012年石家庄市环境经济数据的经济计量模型研究，得出了石家庄市工业“三废”排放的EKC，并根据该曲线特点，提出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关建议。

一、石家庄经济与环境现状

石家庄市是河北省省会，石家庄市地处华北平原腹地，与北京、天津、济南三大都市几乎是等距相望，地理位置十分优越。现辖8个区、11个县、3个县级市和1个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总面积1.58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038.6万人（2012年底人口）1998～2012年17年间，石家庄市的地区生产总值从656.4亿元上升到4，863.6亿元，实现了经济总量的高速增长，但产业结构变化不明显，第一产业比重不断下降，第二产业基本保持不变，而第三产业比重提高不明显，一直保持“二三一”产业格局。（图1）

环境污染主要来源于工业“三废”的排放量，第一产业对环境影响较小，第三产业对环境影响最小。近年来，石家庄市环境污染日趋严重，水资源日益短缺，地下水严重超采，地表河流沿途受工业污染源污染；大气污染更为严重，京津冀的雾霾天气已经引起了普遍关注，环境问题日益严峻。

二、石家庄市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计量模型分析

（一）指标量化及计算结果。选取人均生产总值（GDP）、废水排放总量、废气排放总量以及固体废弃物产生总量作为分析石家庄市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水平关系的指标，搜集石家庄市1998-2012年的经济与环境数据，其中GDP采用1998年不变价计算。采用无量纲化方法分别对以上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

Mi*=（Mi-Mmin）/（Mmax-Mmin），（i=1，2，…，15） （1）

其中，i表示年序（1998年记为1，以此类推），Mi*为标准化后的数值，Mi为指标初始值，Mmax为指标最大值，Mmin为指标的最小值。

定义人均GDP标准化后的数值为Xi，即第i年经济发展水平指标。环境指标标准化后的数值为Yij，即单指标污染水平。

由废水排放总量、废气排放总量以及固体废弃产生总量建立综合指标――环境污染水平。用来表征环境污染综合水平：

Yi=■Yij/3，（i=1，2，…，15；j=1，2，3）

式中，Yi为第i年的综合环境污染水平，j为污染物状态类型，Yij为第i年第j种污染物排放量的标准化值。以1998～2012年统计数据为依据，进行计算，结果列入表1。（表1）

（二）石家庄市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分析。根据表1中的计算结果，绘制石家庄市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图2、图3）研究时段内石家庄市环境污染状况随经济增长呈现波动变化，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大体呈现 “倒U形+U形+倒U形”的变化特征，及M形，与传统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倒U形”不同。其中“倒U形”环境库兹涅兹曲线的峰值出现在2006～2007年间，人均GDP21，500～24，000元，这个时期的环境污染程度较高；而“U 形”的环境库兹涅兹曲线的低谷出现在2008～2009年间，此时人均GDP为21，800～30，000元之间。这个时期的环境污染程度较低，与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有密切关系。第二个“倒U形”的峰值出现在2011～2012年间，随后开始出现下降趋势，2012年京津冀地区严重的雾霾天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市委、市政府也加大环保工作力度，因此出现了环境污染水平有所缓和，但是整体水平依然较高。

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固体废弃物产生量单项指标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分别呈现“W形曲线的上升阶段”、“倒U形+U形”即N形、和“倒U形下降阶段”特征，即M 形，从图2和图3可以看出，综合环境的污染与废气排放量的形状基本一致，说明大气污染是石家庄污染的主要污染源。

三、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通过实证研究可以看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只是一个客观现象，而不是一个必然的规律，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EKC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研究结果只反映的是石家庄市这一阶段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局部变化，而不是整体的变化趋势；根据石家庄实际情况，近年来废水、废气排放量有上升的趋势，今后应加强对废水、废气防治和治理工作。同时，逐步降低第二产业以及第二产业中重工业的比例，减少污染物的排放量，使得环境污染水平逐渐下降。

（二）建议

1、加快产业结构转型。环境污染主要来自工业污染物的排放，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加快转变经济的增长方式才能从根源上改变工业污染的排放源，从而控制工业污染的总量。

2、优化工业行业结构调整，加快技术进步。工业内部的行业结构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工业污染排放量，调整产业结构以及工业内部行业结构，对减少工业污染至关重要。因此，在工业化进程中，必须促进工业增长方式的转变，引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加快旧设备的更新换代的能力和速度，推行工业低排放的清洁生产，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3、加大环保投入。在保证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增加环保投资力度，提高污染治理投资在GDP中所占的份额，完善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的能力，同时发展环境科技，创新环保产业，使环境质量得到进一步改善。

4、加强环境保护意识。提高全民的环保意识，加大环保教育的财政投入，向社会公众普及环保的科技知识，开展环境保护教育工作。推进企业环境行为信息公开化，建立严厉的奖惩制度。扩展公众参与渠道和制度，全民监督污染排放，全民参与环保。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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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镇化；经济发展；环境污染；VAR模型；门槛效应

中图分类号：F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4）04-0026-07

一、引言

当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建设上走的是西方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为经济总量的增长付出了惨痛的环境代价，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也不例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以年均10%左右的速度高速增长，GDP总量从1978年的3645亿元增长到2012年的519322亿元，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特别是2013年以来全国大范围雾霾天气，让全社会以一种最直接而深刻的方式感受到了环境与经济的尖锐矛盾、减排与治污的迫切需求。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以及环境污染问题日趋严重，已经引起了结果，经济发展表现出高能耗、高污染、高投入以及低效率等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种种特点。

本文将从城镇化的角度来审视经济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因为城镇化在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均起到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2013年6月，新一轮城镇化规划正在制定中。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2年城镇人口为71182万人，占总人口52.6%，比上年末提高1.3个百分点。这是一组非常重要的数据，表明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已经出现了质的变化，开始进入以城市为主体的发展阶段。

中国正在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数亿农民转化为城镇人口将会释放更大的市场需求，不断扩大的内需将成为我国经济增长强有力的助推器。但是我们也要意识到，城镇化进程在给经济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因此本文从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视角，揭示城镇化、经济与环境之间的密切关系，挖掘出三者内在的深层含义。这将有助于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不断完善并突破发展过程中的瓶颈，走出绿色的城镇化道路。

二、文献综述

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是同一系统中的两种因素，但他们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经济学家争论的焦点。环境是经济增长的制约还是经济增长的动力，经济增长是造成环境破坏的罪魁祸首还是改善环境质量的灵丹妙药，这些问题逐步进入国内外学者的视野。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针对环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与实证文献层出不穷，国内外学者专家在宏观和微观理论的框架下构建模型，试图探讨环境质量改善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双赢条件。

（一）国外研究现状

20世纪70年代以前，人们普遍认为经济增长同能源、原材料以及自然资源的消耗呈正相关关系。然而，20世纪90年代初，Gene Grossman 和 Alan Krueger 在分析NAFTA（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环境效应时，首次发现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并非总是线性关系，例如、烟尘以及一些污染指标与人均GDP呈现倒U型的曲线关系，即在经济发展初期，环境质量随经济的增长而下降，然而当经济增长达到某点以后，环境质量则随经济的增长而逐渐改善[1]。不久，Panayotou T（1993）运用跨国数据对环境质量与经济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进一步证实了 Gene Grossman 和Alan Krueger的研究，认为环境污染物的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确实存在类似库兹涅茨曲线的倒U型关系，并首次将这种关系称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 Kuznets Curve）”[2]。Grossman 等人对环境与经济关系的开创性研究，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伴随着各种计量经济分析方法的发展，经济与环境关系研究如雨后春笋一样涌现出来，且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研究重心也由资源耗减转移到污染排放。

另外， Dinda S（2004）讨论了经济快速增长和环境质量的关系[8]；Mazzanti（2007）分析了意大利的环境――收入关系；Caviglia-Harris J L， Chambers D， Kahn J R （2009）进行了环境退化的综合分析等等[9]。

由表1可看到：国外对环境与经济的研究，数据选取主要以面板数据为主，且大多数学者都验证了倒“U”型曲线关系的存在；除此之外，大部分学者倾向于研究与环境污染相关的空气、水环境等同经济增长的关系，或单独研究某一污染物（例如so2、co2）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从整体环境质量出发，研究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较少。

（二）国内研究现状

基于国外的研究，我国在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但相比西方国家起步较晚。主要研究有：张晓（1999）采用时间序列数据对我国 （1985-1995）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空气污染物排放量、大气污染物浓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 EKC倒 U 型特征，但这一特征并不明显[10]；范金（2002）采用面板数据对我国81个大中城市1995―1997年度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总悬浮颗粒物（TS）浓度和年人均降尘量进行环境Kuznets曲线检验，发现除氮氧化物浓度外，其余污染物与收入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11]；黄莹， 王良健， 李桂峰等（2009）采用空间面板模型并结合固定效应分析，对中国29个省级区域1990―2006年间工业“三废”密度同人均GDP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在空间效应的条件下，我国工业废气、固体废物与人均GDP之间的关系皆呈现出EKC倒U型曲线特征[12]。但是，实证结果同EKC假说不成立的研究也有不少，相继出现了 U 型、N型、倒 N 型、单调递增或单调递减型等多种曲线关系形态。例如李达，王春晓（2007）基于面板数据对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1998―2004年）的三种空气污染物排放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这三种空气污染物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并不存在传统的倒U型曲线关系[13]；丁继红等（2010）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把六类主要工业污染物排放量整合成反映江苏省整体环境污染水平的综合污染指数，探析江苏省（1985―2006年）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发现环境污染综合指数与人均GDP之间呈现“N”型曲线关系[14]。

然而，变量有离散型和连续型两类，对连续型变量进行分组时就会存在不确定性，在环境与经济关系的研究中也存在以连续性变量作为样本分组的现象，因此，能否找到一个恰当的门槛值作为分组变量是确定样本分组的一个关键问题。Hansen（2000）的“门槛回归”（Threshold Regression）模型则可以解决相应的问题[15]。韩玉军、陆（2008）采用“门槛回归”方法，以108个国家和地区作为横截面数据，对影响“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多个因素进行了门槛效应分析，结果发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收入水平、工业发展水平和贸易开放程度都存在着“门槛效应”[16]。

但是，上述研究却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往往只是从环境中具体的某一方面出发研究其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很少从多个因素综合考虑出发来研究论证；二是大多数研究为了论证倒U型曲线是否存在，往往采用的是EKC曲线模型，模型中包含人均GDP和人均GDP的平方，这样的计量模型一方面是建立在人的主观猜想之下，另一方面在实证分析中变量之间多重共线的程度会很高，导致建模的失败；三是很少有研究从城镇化的视角出发来审视城镇化、经济发展与环境三者之间的关系。

基于以上原因，本文第三部分在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基础上，运用其脉冲响应函数的方法从全国的角度出发，首先研究了环境污染对第一产业的影响以及第三产业与环境之间的动态关系，从动态的角度研究了环境与三次产业之间的关系；本文的第四部分，首先利用因子分析的方法，将多个环境指标进行加权综合并最终形成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其次利用静态面板门槛模型研究了城镇化、经济发展与环境三者之间的关系，检验了双门槛效应是否存在，并分析了各省市城镇化水平是否通过了单门槛和双门槛；本文的第五部分分析论述VAR模型与门限模型的实证结果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

三、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一）指标和数据的选取

我们分别用（今年污染量-去年污染量）/去年污染量来作为环境污染指标，记为Y；由于用第一产业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第二产业与GDP的比值，第三产业与GDP的比值更能反映三次产业的发展规模，因此本文用以上指标分别代表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依次记为X1，X2，X3。

VAR模型实证分析所选取的数据来源于统计年鉴、中经网数据库，取样时间段为1991―2010年，所用到的软件为EVIEWS7.2。为了消除数据的波动和异方差性，本文对数据进行了对数化处理；为了反映消除物价影响后三次产业与GDP的真实比值情况，本文将按照现价计算的三次产业增加值和GDP分别转化为按照不变价计算的三次产业增加值和GDP。

（二）单位根检验

由于本文所采用的是时序数据，在对模型进行相关的计量分析前，应对模型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的方法是单位根检验。

通过表2可知，时序变量Yt、X1t、X2t、X3t都是平稳序列，符合做VAR模型的变量条件。

（三）模型的稳定性检验和滞后阶数的选择

经过的相关检验发现，所有变量的单位根都小于1，即都在单位圆内，所以模型是平稳的，可以进行相关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选取VAR模型变量滞后阶数一般采用AIC和SC原则，通过表3可知，AIC和SC准则选取的最佳滞后阶数都为3，因此本文选取的滞后阶数为3。

（四）广义脉冲响应分析

在实际应用中，VAR模型是一种非理性模型，所以，在VAR模型分析中，当一个误差变化或者受到某种冲击时对系统的动态影响，我们称这种分析法为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法。脉冲响应函数衡量来自随机干扰项的一个标准冲击对内生变量当前和未来取值的影响。本文着重分析了环境污染对第一产业的影响，以及第二产业对环境的影响状况，具体如图1、图2所示。

首先我们观测的是第一产业对环境污染的响应情况及其响应路径，如图1所示，受到环境污染一个标准差的随机新息冲击后，第一产业首先产生了负效应，并在第3期负效应达到最大化，之后随着时期的发展，虽然呈现出一定细微程度的波动，但一直保持这种负效应。

其次，研究环境随着第三产业的响应情况和响应路径，如图2所示，环境受到第二产业一个标准差的随机新息冲击后，在1-10期之间出现了正负效应交替出现的状况，且波动比较剧烈，在第2期达到最大正效应，在第7期达到最大负效应。

四、面板门槛模型设定与估计方法

（一）指标的选取与说明

1.环境污染综合指数的确定

（1）变量的选取

度量环境污染水平的指标有很多，但是一个变量只能反映污染现象在某一方面的数量特征，为了能够较全面反映环境污染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我们构造了环境污染综合指数。

环境污染水平的度量指标可大致归为两类：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与污染物排放强度指标，鉴于本文主要目的是考察在城镇化视角下，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总体水平的影响，此处采用排放总量指标对环境污染综合指数进行度量。同时，由于反映污染物的指标有空气质量指标、水质量指标和其它环境指标，且构成环境威胁的污染源主要来自工业生产，另外，考虑到部分指标数据统计年份较晚，存在数据缺失等问题，因此，本文选取1991―2010年工业废水排放量（万吨）、工业烟尘排放量（万吨）、工业废气排放量（亿标立方米）、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万吨）、工业粉尘排放量（万吨）和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万吨）六个指标来测度我国历年各省、市、直辖市的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其中，各污染物指标原始数据均来自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