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环境的因素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污染环境的因素，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室内空气污染；影响因素；危害；防治方法

随着市民环保意识的日益提高，家庭以及一些公共场所装修后室内空气的质量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但对于如何正确看待室内环境检测本身及结果，大多数人都会存在认识上的误区。如某办公楼，工程验收时室内环境检测合格，使用后检测甲醛小幅超标，人们对此难免会产生疑问和猜测。希望以下论述能帮助人们消除对室内环境上的认识误区，正确对待生活中有关室内环境污染的问题。

(1)室内感觉不到有难闻的气味，不代表室内的空气就没污染。对此，要说明两点：第一，不同污染物有不同的气味，人们对于不同气味的敏感程度因人而异，且相差甚远，例如，多数人的甲醛嗅沉阈为(0.06-0.07)mg／m3，而有的人可高达2.68rag／m3，这种人虽然感觉不到气味，但同样会受到伤害；第二，并非所有发出气味的物质都在室内环境检测要控制的范围内，换句话说，就是有异味，也并不代表室内环境检测一定不合格。

(2)材料虽然声称是环保的，装修以后的室内空气各项指标依然会超标。很多人认为，购买的是环保材料，装修后的室内空气各项指标一定合格。实际上，市场上的装修材料鱼目混珠，检测报告也有送检和抽检之分，生产厂家的检测报告多为送检报告，只能证明送检产品合格，既便是抽检，其代表性也极其有限，未必代表消费者购买的那批材料；如所购材料的确为环保型，也只能说明其有害物的释放量在一定的界限值以下，并非不含有害物质，即使材料本身很环保，但通过掺加一些外界的辅助材料比如说一些胶粘剂等含化学成分较多的介质，最后也会影响到室内空气的各项指标。

(3)使用相同的装修材料，室内空气测得的结果未必相同。即使同样的房间，同样的设计，使用同样的材料，但装修毕竟是手工操作，装修材料的用量不可能完全一致且房间的通风条件也不可能完全相同，因此，不同房间检测结果存在差异应属正常。即使同一房间，面积较大时，不同测点也可能有明显差异，因此检测规范对大面积房间的检测点数有相应的明确规定。当房间面积在50m2以下时检测点数为1个，面积在50-100m2之间时检测点数为2个，当面积为100―500mz之间时检测点数不少于3个。

(4)装修结束后就立即检测，检测结果不能完全代表该房间的空气质量。装修材料散发有害物质的量会随时间推移呈下降趋势，材料用量符合有关要求时，一般7－14天渐趋稳定，因此建筑、装修工程应在工程完工7天以后，家庭装修最好一个月左右，再开展检测工作。这期间应保证充足的通风，以利于有害物质的散发，使检测结果更接近于实际使用时的状况。

(5)验收检测就算合格，也不可高枕无优随便使用。工程验收的室内环境检测是监控建筑与装修工程中所用建筑、装修材料产生的室内环境污染，检测结果合格只代表在封闭1小时的情况下。由装修材料导致的空气中的污染物质会小于界限值，大量投入使用后，由于室内条件发生变化，由外购家具、生活起居等带来其他污染源，此时室内环境状况也会有所变化，不能认为彼时合格，此时一定合格。如果要了解使用时的室内环境情况，家庭检测时建议封闭8一lO小时，检测结果更接近真实。

(6)房子虽然是毛坯房，但室内污染问题依然存在。没有装修过的毛坯房是没有污染的，应该说绝大数人都是这样想的。其实不然，一些毛坯房在施工时，有些工序必不可少，比如厨房和卫生间的防水处理，建筑材料中花岗岩、水泥及石膏等所含有放射性的氡气，一些商品混凝土中掺加的外加剂，一些粉刷涂料中所含有的胶粘剂等当它们这些有害物质同时释放、叠加时，所产生的有害气体浓度就会上升，加之房产公司把钥匙交给住户时多是门窗紧闭，所以刚买来的毛坯房室内空气污染不容乐观，也是情理之中。因此GB50325-2001《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中对新建、扩建和改建的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做了强制性要求。

(7)外界环境对室内空气的质量存在一定的影响。空气是流动的，只要存在污染源，就会对周围的环境产生不良影响。一个房间有了新污染源，如购进家具，也会影响相邻房间的空气质量。很多情况下，室内环境并不仅局限于室内，如果一个家庭正在装修，也多少会对相邻家庭产生一些影响，而建筑物公共部位(如楼梯、走道、外墙)的粉刷、油漆等对其中住户的影响更加明显。我们在以往的检测中就发生过类似的问题，当我们在封闭的房间里检测时外界同时在进行外墙的粉刷和楼梯扶杆的油漆涂刷，虽然此时门窗禁闭，但检测下来的结果仍然超标。

其实虽然影响室内空气质量的因素很多很复杂，但其防治的方法也很多，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室内装修所用的材料应选用符合国家标准、高质量的健康环保建材。一般来说，人造板材是最容易造成室内污染的，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尽量选择原木建材和家具。施工工艺要尽量选用无毒、少毒、无污染、少污染的施工工艺。装修时应减少采用人工合成板，如胶合板、纤维板等。推广装饰配件根据设计图纸要求工厂内机械化生产，将成品运至现场后直接装配即可的施工工艺。

(2)消除室内空气污染，最有效的方法是通风换气。室内装修材料中污染物的释放量与室内温度、温度、通风程度以及材料的使用年限、装载度有关，在条件允许情况下尽量选择春、秋季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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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态环境 可持续发展 环境修复

文章编号1008-5807（2011）02-153-01

随着地球上人口的剧增和工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对自然资源需求水平不断提高，生产强度日益加大，有毒、有害废气物质不断的输入环境，远远超过了环境的自净能力而导致环境污染日益严重。为了解决人类面临的这个重大问题，对于大气污染和地表水污染之力的研究已十分广泛，许多技术已相当成熟并被广泛应用。

对于污染土壤及地下水的之力来说，由于其具有隐蔽性、滞后性、累积性以及难治理和修复周期长等区别与大气和地表水体污染的特点，其修复问题已成为环境科学研究日益活跃的领域，同时也是世界性难题。虽然人们已在污染土壤及地下水物理修复和化学修复领域进行了有益探索，形成了一些实用技术，但这些修复方法往往会破坏场地结构、造成二次污染，对于污染面积巨大且污染程度较轻的土壤甚至难以应用。为此，近年来，人们在污染环境的物理修复、化学修复甚至生物修复取得一定成功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生态修复的理念，并对其概念、内涵、原理、产业化途径等进行了理论上的探索和实践上应用的探索，试图以生态学的原理和方法，在污染环境的修复和治理过程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从而达到可持续发展。

一、生物修复―生态修复的基础

生物修复是对污染环境实施修复、之力的最为重要的技术之一，是正在发展中的技术，是生态修复的基础。

目前被广泛认同的生物修复定义，是指微生物催化降解有机污染物，从而修复被污染环境或消除环境中的污染物的一个受控或自发进行的过程，这是狭义的定义。

除了微生物修复外，植物修复、动物修复乃至酶学修复等方式的出现，赋予了生物修复更广泛的内涵，即生物修复是指利用细菌和真菌等微生物、蚯蚓等动物以及水生藻类、陆生植物，甚至酶及分泌物等的代谢活性降解、减轻有机污染物的毒性，改变重金属的活性或在环境中结合态，通过改变污染物的化学或物理特性二影响其在环境中的迁移、转化和降解速率。

目前使用最广、最有效的生物修复技术仍是微生物修复。

二、物理与化学修复―生态修复的构成要素

从修复原理来看，物理修复与化学修复是指充分利用光、温、水、土、气、热等环境要素，根据污染物的理性性质，通过机械分离、蒸发、点解、磁化、冰冻、加热、凝固、氧化―还原、吸附―解吸、沉淀―溶解等物理怪和化学反应，使环境中污染物被清除或转化为无害物质。通常，为了节省环境治理的成本，物理修复或化学修复往作为生物修复的前处理阶段，近年来根式作为生态修复的构成要素。无论是环境要素或生态因子，还是工程措施，对于修复生物的生命活动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影响要素。若将它们有机的结合起来，使环境条件和生态因子在有利于生物生活的同时，也有利于污染物的去除或转化，将极大地提高生物修复或植物修复的效率，这一点对于生态修复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物理与化学修复措施与生物修复的结合，是生态修复必不可少的构成要素，其利用的是否直接关系到生态修复的有效性和成败。在实际的修复过程中，把物理修复、化学修复措施更好地与生物修复结合起来，才能形成有效的生态修复技术。

三、植物修复―生态修复的基本形式

植物修复这一概念大约是1980年代前期提出来的，其最初的思想是利用超累积植物的的超量富集作用来去除污染环境中多余的重金属。

目前，植物修复这一技术已经涵盖了污染环境治理的各个方面，如城市树木、草坪乃至花卉植物对大气或室内空气的净化；池塘中水生植物通过对氮、磷等营养物质的利用而对富营养化水体的净化；污染土壤及水体中无机污染物的去除及有机污染物的讲解等。

在污染环境治理中，从形式上来看，似乎主要是植物在起作用，但实际上植物修复过程中，往往是植物、根系分泌物、根际圈微生物、根际圈土壤物理和化学因素（这些因素可以部分人为调控）等在共同起作用。因而，总的来说，植物修复几乎包括了生态修复的所有机制，是生态修复的基本形式。

利用植物对重金属如Ni、Zn、Cd、Hg、Cu、Se,放射性核素如Cs、Sr、Ur，多环芳径，石油，化学农药，有机氯溶剂如TCE，废弃炸药如TNT等的修复研究均有报道。

四、污染环境修复标准―生态修复评判基础

污染环境修复标准是指呗技术和法规所确定、确立的环境清洁水平，通过生态修复或利用各种清洁技术手段，使环境中污染物的浓度降低到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系统不构成威胁的、技术和法规可接受的水平。

近年来，污染环境的修复一直是热点领域。然而，污染环境修复标准的制定远远落后于修复方法的研究，这就很难说清楚环境修复到什么程度才可以认为是清洁的。

在世界范围内，污染土壤修复标准是一个较新的领域，一些发达国家也是刚刚制定玩土壤修复标准。从总体上来看，各国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的建立工作，均大大滞后于其大气、水环境质量标准的建立工作；各国污染土壤修复标准的建立工作，又大大滞后于去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的监理工作。

我国在土壤修复效果的评价中，一直以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为依据，但是依据背景值建立的土壤质量标准并没有给出土壤的去染污允许值，这样对于有一定吸纳污染物能力的土壤资源是一种浪费。

目前，理论和技术上可行的修复技术主要有植物修复、微生物修复、酶学修复、动物修复、化学修复、物理修复和各种联合修复等几大类。有些修复技术已经进入现场应用阶段并取得了较好的治理效果。然而，无论是化学修复、物理修复还是植物修复、微生物修复，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去点，都不能对环境污染进行根治。只有对污染环境实施生态修复，才能彻底阻断污染物进入食物链，才能最大限度地防止对人体健康的损害，从而最为有效地阻止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修复是在生态学原理的指导下，以生物修复为基础，结合各种物理修复、化学修复以及工程技术措施，通过优化组合，使之达到最佳效果和最低耗费的一种综合的修复污染环境的方法。

五、生态修复―实施与研究展望

在眼前的格局下,可持续发展不失为当代人的一种既明智又沉重的选择。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们已开始正视目前所处的困境。显而易见,倒退回去,甘于守贫,不仅于环境问题的解决丝毫无补,反而加剧生态失衡;安于现状,得过且过,只能在麻木中葬送自己。唯有通过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寓环境治理于发展之中,才是修复生态环境,实现人类社会持续发展长治久安的最终出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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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环境监测；水污染；监测；质量

前言：水污染问题在全球范围内是自然环境中一大严峻的问题，针对水污染的监测和治理，应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环境监测中对水污染的监测工作，应实现实时监测，以达到最大限度保护水资源环境的目的，加强对水污染的有效防范和治理，发挥出环境监测中监测的积极作用，保护我国的水资源环境和生态平衡。

一、环境监测中水污染监测的重要性分析

环境监测工作中水污染监测是其中关键的内容，面临着严重的水污染现象和问题，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理念愈发深入，人们对环保以及资源利用加大了关注和投入力度。针对环境监测中水污染监测工作进行优化探索，能够提高水污染环境监测的质量，由此加强对水污染实际情况的掌握，并提出合理的治理方案和计划，明确水体的正确治理方向。通过落实水污染的监测工作，相关工作人员可以获取有关水资源污染的信息，掌握水污染的具体情况、进行合理地控制，避免发生水污染恶化的问题。保证水污染监测和治理工作的合理性和科学性，结合真实、可靠、全面的水污染监测数据分析，建立起相应的水污染监测和管理机制，提高对水污染情况的掌控力，为后期环境治理以及保护水资源等各方面的工作提供切实的依据、夯实环境检测和保护的基础工作[1]。

二、环境监测中提高水污染监测质量的途径

（一）强化预先控制

环境监测工作体系中针对水污染环境的监测工作，应致力于提高水污染环境监测的质量与效率，加强对水污染的合理管控。为了提高水污染环境监测的整体水平，首先要在监测前的环节做好相应的准备，强化预先控制工作，监测人员应构建起全面、合理的框架体系，保证质量管理工作的顺利展开和运行。明确相关工作人员的职责范围，强化人员的责任意识，真正将职责落实到个人，由具备较强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工作人员进行水污染的监测工作。结合环境监测的相关标准要求，由具有丰富经验和一定专业能力的工作人员展开对水污染环境的监测各个事项，要求工作人员能够独立完成水污染环境的监测相关操作，强化预先控制有效性，保证提高对环境的监管力度。落实到实际的水污染环境监测工作中，工作人员应严格检查监测水污染时使用到的设备、仪器等硬件设施，做好对设备设施的定期维护和管理工作，保证仪器和设备的正常、稳定运行，避免发生监测数据丢失或准确性不足的问题。强化对监测前的预先控制，有利于提高水污染环境监测的整体质量[2]。

（二）建立常规监测体系

对于水污染环境的监测工作，要结合常规监测的工作内容，建立起完善的常规监测工作体系，落实相应的管理制度，保证体系的正常、稳定运行，提高常规监测工作的综合水平。环境监测部门要选择具备较强专业能力和操作能力的人才，进行一系列的常规监测操作活动，包括选择监测仪器设备、使用监测设备设施，以及针对水污染监测仪器和设备的维护管理等，均要专业的水文人员操作完成。对于水环境常规监测中的样品检验和样品储备工作环节，应结合实验室的标准规范要求进行对样品的准确检验，提高对样品的储备质量。水污染环境监测人员应制定详细、规范的工作计划，做好定时段、定期水污染环境监测措施[3]。

（三）优化样品采集

水样品的采集环节对于环境监测中、水污染环境监测的整体质量与效率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监测人员在采集水样品时，保证样品采集的良好质量，详细分析采集到的水样品信息数据，加强对水资源污染来源的准确判断，分析水资源污染原因，以此制定可行的水污染管控措施。样品采集工作应保证样品采集的过程准确、及时，结合平行式的管理模式，保障水污染环境监测工作的顺利展开和实施。采集好水污染样品时，加强样品管理，通过编码和归类，保证样品管理的规范性。对于不同地区的水污染情况，使用不同的样品编码，建立起模块化的控制管理体系，保证将水污染的情况能够系统地反映出来，样品采集的质量和样品管理有效性得到了有力的保障，为后续的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提高后期监测工作的效率，保证后期的水污染环境监测工作各项操作能够顺利展开和实施。结合不同水体特性、选择正确的采样方式，通过单独采样、混合采样等，保证采样设备的干燥、清洁，避免采样过程中有漂浮物干扰，标注好不同的水体数据信息。完成水样采集之后进行实验室检测之前，由于采集地点和实验室之间存在一定的距离，因此水样保存是重点环节，要结合具体的时间间隔，做好管理措施保证水体的质量不受破坏。采样完成后保护好水体样品，以免在运输过程中破坏样品质量，向实验室输送的时间要采取特定的保存方法，根据水样特性的不同，保证保存方法的准确、科学，以免二次污染水样，避免其他物质影响使水体质量发生变化

[4]。

（四）控制实验室质量

对于水污染环境监测工作，要在实验室质量控制方面加强关注，操作人员要在实验开始之前做好校准工作，调整实验过程中使用到的玻璃量器、分析仪器等，准备好化学试剂以及实验过程中使用到的水，提高样品检测的校准曲线绘制质量。在实际的实验过程中，操作人员要根据样品的初次检测数据为基础，通过再次的确定，利用空白实验的方式，保证样品检测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严格按照实验室的操作规范，加强对实验流程和步骤的严密控制，避免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导致实验室的水污染监测实验的准确性受到不利影响，保证准确的测验数据，提高水污染环境的监测总质量。

（五）分析监测数据

为了提高水污染环境监测的质量，要对监测数据进行合理、准确的分析，加强对细节操作的关注，数据处理作为水污染环境监测的最后环节，直接决定着水污染环境监测的准确性和全面性。工作人员要严格的审查监测到的数据，保证数据真实性、可靠性，以数据为依据制定水污染的治理措施，操作人员对数据处理过程中的各细节加强严格管控。例如，若是在水资源的采样过程中，采集到了大量的污染物，针对水样的数据分析则要根据污染物浓度的不同，选择合适的计量器具，提高测量的精准度，划分出水污染的等级，保证水污染环境监测数据分析得准确、可靠。通过分析数据，划分水体质量等级，优化水污染环境监测工作方案，为后续的水污染质量控制提供数据支持[5]。

结论：综上所述，新时代背景下的环境监测工作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随着环保理念的逐渐深入，水污染的监测工作，应致力于提高水污染监测的质量和效率。对于水污染监测的技术进行不断的改革创新，提高对水体质量的监控有效性，及时处理水污染问题，保证良好的水环境和自然生态环境。

参考文献

[1]马慧.论环境监测中如何提高水污染环境监测的质量[J].中国资源综合利用，2021，39(01):153-155.

[2]鄢文曦，潘敏.地表水环境监测进展及问题分析[J].资源节约与环保，2021(01):77-78.

[3]王玮.环境监测中如何提高水污染环境监测质量[J].山西化工，2020，40(04):222-223+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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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企业；绿色经济；创新动力；博弈分析；建议

[中图分类号] F620 [文献标识码] B

十提出优化区域产业结构，走资源节约、绿色低碳的新型工业化发展之路。作为区域经济微观主体的企业如何在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之间实现平衡，兼顾结构优化、生态和谐的发展道路，更加注重发展的可持续性、长远性，实现经济社会绿色可持续发展。

一、企业经济创新动力研究成果的回顾

近年来，绿色创新尤其是企业绿色创新作为创新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主题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关于绿色创新驱动因素的研究，一些学者从制度理论出发，研究了制度压力对于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另外一些学者从利益相关者理论出发研究了利益相关者压力对于企业绿色创新实践的影响。一方面，企业绿色创新受到来自政府、社区以及客户等环境需求方的压力。企业为了赢得这些利益相关者的认可不得不对这些利益相关者的压力做出适当响应，这些压力可能来自于消费者和规制的压力，还可能来自于公众、社区和供应商对于改进企业环境绩效的诉求。这些压力促使企业通过绿色创新减少其运营以及产品开发的环境影响。另一方面，企业在满足利益相关者对于环境质量诉求的同时，其绿色创新战略可能带来经济收益，这些经济收益的获取可能通过企业满足特定环境偏好型客户的市场需求来实现，比如，企业采取差异化战略来满足对于产品环境属性有特定需求的客户，拓展市场，同时，提高产品的溢价水平。

从内部驱动力来看，寻求持续发展进而获取竞争优势也是企业进行环境创新与管理的原因之一。战略管理理论认为企业环境创新与管理是为了获得竞争优势而主动采取的战略选择。如改进生产工艺，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生产成本，从而获得竞争优势；积极开发环境友好产品，有利于得到社会公众和顾客的认可；通过加强环境创新与管理树立企业形象。应该看到，现有研究还很少关注企业绿色创新动力影响因素，尤其是针对特定行业的研究还比较缺乏。总之，企业经营模式的变革，需要政府、企业、消费者（居民）三方相互激励，在动态博弈中实现企业绿色创新动力和谐均衡。

二、企业绿色持续创新主体博弈分析

（一）“囚徒困境”的重复博弈模型与效益转化的均衡解

假定有两个人参与的“囚徒困境”博弈模型（如表一所示）。参与人1与参与人2有合作（C）和背叛（F）两种策略选择。

通过模型博弈分析，得出结论：如果其中一个参与人1选择合作，另一个参与人2选择背叛，则参与人1将得到较低的目前收益；然而，如果参与人1选择背叛，另一参与人2选择合作策略，则参与人1将暴露自己属于非合作型，其机会成本为合作的未来收益。如果该博弈模型是多重博弈，从长远来看选择合作的未来期望收益将大于选择背叛的损失。因此，从博弈开始，理性的参与双方都想选择一个合作型的最优策略，获得合作声誉，以期得到合作的期望收益。

（二）区域经济运行中政府与企业间绿色经济创新动力博弈分析

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发展绿色低碳经济是在一定的经济体制作用下，遵循市场调节机制，充分发挥政策制定监管者（政府）、被监管者（企业）以及绿色经济参与者（居民）参与建设绿色经济的积极性；通过分析相关参与者之间博弈均衡，理顺经济利益关系，找到解决问题切入点。

博弈1：纯策略纳什均衡。博弈参与人：参与人1：绿色经济监管及维护者（中央政府）。参与人2：企业（经营者）。现假设对参与人来说有两种行为可供选择：作为经营者的企业可以选择污染环境和绿色经营，中央政府选择监管和不监管。①如果企业选择污染环境，将会得到更高的生产利润R，同时按照政策要付出较高的环境治理成本F，则参与人的净收益为R-F；②如果企业选择绿色低碳经营，只能以较低的收益r为补偿，这时只需支付较低的环境治理费用f，参与人净收益为r-f；另外我们假定政府实施监管付出成本c，放任企业污染的成本为0，且c

进行如下博弈分析：①假定政府对企业污染环境征收的治理费较低，监管力度较小。即R-F>r-f，则双方博弈的结果为（污染，监管），存在纳什均衡。相反，当政府加大监管、对污染企业征收的环境维护费较高，使得R-F≤r-f，博弈的结果不存在纯策略纳什均衡。

博弈2：混合策略博弈分析。假定政府选择实施监管的概率为p，则放任污染的概率为1-p；企业以q的概率选择低碳绿色经营策略，1-q的概率选择污染环境的概率为1-q，且0≤p，q≤1。

混合策略博弈中实现纳什均衡，中央政府所采取的混合策略X1必须使得企业在绿色低碳或污染环境之间做出选择，即应使企业选择污染环境的期望收益（Expectedreturn）与选择低碳绿色经营的期望收益相等。企业选择绿色低碳策略，则期望效用为U1（L，y）=p（r-f）+（1-p）r，选择污染环境，期望效用为U1（H，y）=p（R-F）+（l-p）R。我们令p（r-f）+（1-p）r=p（R-F）+（1-p）R。得到均衡解：p=R-r/F-f。另一方面，对于混合策略X2企业应在政府实施监管与否显示无差异，即两种情况下期望收益相等。由此，政府在实施环境监管时期望效用为U2（x，I）=q（f-c）+（1-q）（F-c），在放任企业污染时的期望效用等于U2（x，N）=q×0+（1-q）×0。两者相等q（f-c）+（l-q）（F-c）=q×0+（l-q）×0；得到均衡解：q=F-c/F-f。

从以上绿色经济创新博弈模型分析中得出，如果政府采取加强监督策略，企业以绿色低碳策略为最优，如果政府放任企业污染，企业便选择污染环境追求眼前利益。针对不同行业不同环境污染标准，政府应因地制宜，使治污标准与实际情况一致，从而对企业形成有效激励，改善环境监管效果。

（三）绿色持续创新过程中企业与消费者（居民）间的博弈

在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作为经营者企业与消费者居民之间在实施绿色经济的过程中也存在博弈关系。分析如下：

对于企业来说，企业行为价值要满足消费者（居民）的需要。如果相关产品或服务不能够给消费者（居民）带来正效用，消费者将通过转移购买进而影响供求关系来实施制裁，反之将会有利于企业销售额的增加进而实现利润；另一方面，企业还需要考虑内部生产成本，以及将内部不经济外部化问题。

博弈分析：一方面，经营者企业策略选择：绿色低碳和污染环境。情况①，如果企业选择污染环境策略，则可以较低的污染治理成本与产量换取生产利润R；情况②，如果企业选择绿色低碳策略，则收益为N（R>N）。另一方面，对于消费者居民来说，有两种策略可供选择：积极参与环境治理或不参与环境治理。通过分析发现，若政府对居民参与环境治理给予奖励，则对消费者居民来说，参与环境治理获得的净收益w/n-C>0；如果居民选择不参与环境保护为最优策略，因为R>N，企业的最优策略是放任环境污染（见表3）。

从长期来看，当公众的绿色环保意识增强、自觉参加环境治理时会给造成污染企业以压力，在竞争市场上公众会影响企业行为，优胜劣汰。为此，企业要在竞争中生存，必须考虑大众的环境保护意愿。博弈结果造成企业间的“囚徒困境”。

三、产业结构调整企业绿色经济创新动力的建议

综上，企业持续发展绿色经济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如何在经济社会参与者政府、企业与居民消费者博弈过程中找到内部激励机制，形成良性互动的制度安排。为此，结合以上博弈均衡分析，提出以下建议：

（一）对于（监管者）政府而言

首先，政府应完善绿色经济制度执行者激励惩罚机制。合理有效制度规则关键在落实，强有力的执行力需要对各利益相关者进行有效的内部激励。其次，构建合理的社会评价机制。最后，实践中要提高制度执行者的综合素质。

（二）对于经营者企业而言

要建立起对企业污染治理、绿色创新的约束激励机制。一方面企业要有绿色经营、保护环境意识，积极实施绿色经营战略，降低治理污染成本，同时保证社会利益的正外部性。另一方面，克服信息不对称、使企业行为充分受到社会监督是实施绿色经济、治理污染的必要前提。防止相关政策对企业的约束失灵，导致企业加重环境污染、粗放型发展。

（三）对于居民（消费者）而言

居民（消费者）应积极参与绿色经济建设，构建绿色经济参与补偿机制。上述分析表明消费者的行为可以形成企业“囚徒困境”的博弈结果，有利于企业在竞争中接受社会舆论监督。同时应建立消费者参与补贴机制，激发居民参与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建设可持续绿色经济的积极性。

绿色经济和创新是未来经济发展常态和持续推动力，长期来看决定全球经济格局和走向。通过完善体制机制，协调各参与主体推动绿色经济建设的积极性、创造性，从而促进区域经济合理转型与结构升级。

[参 考 文 献]

[1]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姚树荣，张耀奇.企业创新动力论[J].华东经济管理，2003.15（3）：55-57

[3]张维迎.2004.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格致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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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海洋溢油事件的危害

    从去年大连输油管道爆炸事件,到今年的中海油渤海湾漏油,我国接连发生海洋污染事故。世界各国的漏油事故也有越演越烈的趋势,海洋污染对生态破坏影响巨大,后果极其严重!墨西哥漏油事件发生后,美国卫生专家曾提出石油漏油已表明,与石油和化学物接触可能会影响肺、肾脏和脾脏功能,且因此造成的精神紧张可能会增加焦虑、抑郁,并在之后长达6年内可能造成创伤性压力。从健康角度考量有四个主要担忧问题:一是空气质量,二是皮肤与石油的接触,三是石油对海洋的污染,四是影响心理健康。还有就是漏油事件会对当地渔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同时鱼类、鸟类等生物大量死亡,损害当地海洋环境的生物链,甚至会伤害到濒危物种。而油气散发到大气之中,会影响人类身体健康;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排放的大量有毒气体,将加剧大气污染,腐蚀海岸线,影响土地肥力;还会随着台风以及洋流流入大西洋,进而影响欧洲地区。由此可见,海域溢油事故造成的环境污染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二、海洋溢油的问责维度和力度偏低

    接连发生的漏油污染事故值得我们警惕。通过与欧美国家漏油时赔偿情况对比可以看出,我国对污染环境企业的问责力度较低,将巨额的环境污染成本转嫁给政府和社会。笔者认为,对污染环境企业的问责应当包括多种责任承担方式或者说是责任种类,包括社会责任、法律责任等,其中法律责任中又可分为行政责任、民事责任甚至是刑事责任。

    2010年墨西哥漏油事件中英国石油公司(BP)对美国海洋污染损失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赔偿,BP公司已宣布向墨西哥湾灾民赔偿1亿美元,创建一笔200亿美元的基金,专门用于赔偿漏油事故的受害者。另外将会受到美国政府可能达200亿美元的处罚。而之前的漏油事故,如1999年“埃里卡”号漏油,罚款数额为37.5万欧元,同时法院判决法国道达尔集团向约100名原告赔偿高达1.92亿欧元赔款;1989年美国“凡尔德斯”号漏油,埃克森公司为此支付高达43亿美元的赔偿及罚款费用。从这些例子中就可以看到,欧美国家对于污染环境企业的问责实际上是较为全面的,涵盖了从政府机构、民间组织、司法机关等多重问责的机制,从惩罚、赔偿、恢复等多个角度确保问责的最终落实,从根本上讲,问责机制的健全也是避免今后一而再、再而三发生类似海域溢油事故的一种举措。

    而对于我国中海油蓬莱19-3油田漏油事故来说,我国法律法规规定的问责机制又是如何的呢?

    根据我国于1999年12月25日、于2000年4月1日起施行的《海洋环境保护法》第八十五条之规定,违反本法规定进行海洋石油勘探开发活动,造成海洋环境污染的,由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予以警告,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上述笔者引用的法条仅是政府行政主管部门对责任人的行政处罚,因此责任人承担的也仅是法律规定的行政处罚责任。我国对海洋污染责任企业的惩罚力度与欧美国家相差甚远,美国墨西哥湾漏油导致海洋污染面积达到23000平方公里,按200亿美元罚款来计,每平方公里罚款金额折合人民币556.5万元,假设按该标准,中海油蓬莱漏油造成840平方公里海域污染,应当受到46.7亿元人民币的处罚。这一行政处罚的力度目前来说是无法达到的,也缺乏相关的法理依据,那么在现阶段应当如何来规范环境污染企业的法律赔偿责任呢?让我们再来看现阶段法律是如何规定的。

    三、海洋溢油污染的现有法律规定

    《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九十条规定,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责任者,应当排除危害,并赔偿损失;完全由于第三者的故意或者过失,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由第三者排除危害,并承担赔偿责任。对破坏海洋生态、海洋水产资源、海洋保护区,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由依照本法规定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出损害赔偿要求。

    《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处理;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因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提起诉讼的时效期间为三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受到污染损害时起计算。

    《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侵权责任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七条规定,两个以上污染者污染环境,污染者承担责任的大小,根据污染物的种类、排放量等因素确定。

    由上可知,笔者认为该赔偿责任应当按索赔主体区分为国家索赔和民间索赔两类,这两种主体的共同点是由于海域溢油而遭受了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而不同点则在于国家索赔系由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行政主管部门代表国家向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环境污染企业索赔,而民间索赔则是由遭受损失的单位和个人向责任人进行索赔。

    四、海洋溢油损害赔偿的法律困境

    还是以我国中海油蓬莱19-3油田漏油事故为例,国家海洋局在事故发生后宣称不排除代表国家对康菲公司进行生态索赔,因此康菲公司赔偿的金额可能远远超过法律规定的二十万元的行政处罚款项。其依据的就是《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九十条之规定。

    以2005年中石油吉林石化公司双苯厂爆炸导致松花江发生重大水污染一案为例,环境部门对中石油的罚款仅为人民币100万元。但今年6月,国家环境部信息显示,5年来国家和当地政府累计投入的治理污染资金已达到78.4亿元,其影响深远和危害烈度远不是100万元的罚款所能弥补和挽救的。

    而去年的大连输油管道爆炸导致的漏油事件,最终中石油仅以“投资抵赔偿”的方案进行补偿,而实际后续赔偿工作全部由大连市政府承担,在给地方政府增加不小负担的同时,人们不禁要问,对环境污染企业的索赔制度为何会失效?

    其实,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我国目前还没有生态赔偿的相关规定,因此一旦污染发生,很难评估出环境污染导致损害的具体赔偿金额,因而无论是政府部门依据法律法规行使国家索赔权抑或是受损单位或个人的民事索赔权都无法有效行使,最后往往就是行政主管部门对环境污染企业进行一次性罚款了之,而最终为长期环境污染买单的还是政府和当地居民。尤其是在政府接手处理环境污染的后续治理事宜时,由于政府部门未能依据法律法规行使国家索赔权,而又是政府部门在为环境污染企业处理后续治理事宜,因此,受损单位或个人欲行使民事索赔权更是困难重重,限于种种压力或是环境污染企业已与地方政府部门达成“补偿方案”,受损单位或个人的维权之路实际是非常困难的。即使一纸诉状将环境污染企业告上人民法院,但法院在司法过程中又会面临如何确定受损单位或个人的主体资格、如何界定环境污染的范围以及如何明确环境污染导致的具体损害结果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这些问题既无先例可循,又无规定可依,更令人尴尬的是,连对环境污染损害结果进行评估鉴定的权威机构都没有,而现有的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规定过于抽象,无法量化环境污染事故造成的损害结果。

    《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二十条规定,国务院和沿海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保护红树林、珊瑚礁、滨海湿地、海岛、海湾、入海河口、重要渔业水域等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海洋生态系统,珍稀、濒危海洋生物的天然集中分布区、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海洋生物生存区域及有重大科学文化价值的海洋自然历史遗迹和自然景观。对具有重要经济、社会价值的已遭到破坏的海洋生态,应当进行整治和恢复。

    但就像之前所述的,如何量化这个整治和修复的费用是一大难题。也就是说,若发生该等索赔诉讼,原告如何证明该损失是源于这一次海洋溢油事故造成的污染,又如何证明污染前的环境状况抑或是污染后整治和恢复到何等程度。环境污染损害后果应当包括环境污染行为直接造成的区域生态环境功能和自然资源破坏、人身伤亡和财产损毁及其减少的实际价值,也包括为防止污染扩大、污染修复和恢复受损生态环境而采取的必要的、合理的措施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在正常情况下可获得利益的丧失、污染环境部分或完全恢复前生态环境服务功能的损害。这些金额费用的计算就应当以立法的形式加以确定。目前国家海洋局已经批准了《海洋溢油生态损害评估技术导则》,但作为一种计算标准,是否能够成为法院判决的依据,事实上还是存在争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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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环境侵权 构成要件 不法性

一、“不法性”不能作为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

法学界对“不法性”是否应该作为环境侵权民事责任构成要件一直存在颇多争议，对“不法性”采取肯定说的观点，忽略了环境侵权的独特性，存在很多不利后果。对“不法性”采取肯定说会导致很多因环境侵权的民事主体因为无法确定环境侵权人行为的违法性而不能够得到应有的补偿，也使得侵权行为人不能受到应有的惩罚，更不能对环境加以保护和保全受害民事主体的基本权利。与此同时，这也不符合我国法律的规定。

我国新颁布的《侵权责任法》第65条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这该项法条中，并没有规定不法性是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在环境侵权案件中，很多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是基于正常的目的而进行的，该行为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和价值性。并且，在一些多方达标排放污染源的行为当中，也很难以“不法性”作为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依据。像大气污染致人损害，很多家企业集中在一个区域进行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并同时向空气中排放工业废气，导致周围居民身体出现不同程度的损害。这些企业的行为都不具有法律规定的违法性，但其导致的后果却已经产生，这时以违法性作为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的话，将使这些侵权者免受民事责任，受害者的权益受到损害，不利于民法的健康发展。

但同时，我国《民法通则》第124条规定：“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同《侵权责任法》相比，两个法律有一些相冲突的地方。但是，“违反规定”这个“规定”指的是涉及环境污染的各项法律和制度，它注重的不是侵权人是否超过排放标准的问题，而是由于环境污染产生的损害后果的法律适用的问题。不论环境污染是不是超过了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只要环境侵权人做出了污染环境的行为，并且该行为导致了损害后果的出现，就可以认定为该污染行为已经构成民事侵权行为，对其做出相应的责任处罚。

所以，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中不应该包含“不法性”，它的应用具有其局限性。

二、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具体构成要件

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行为人实施了某一行为。在环境侵权案件中，行为人必须实施了污染环境的行为，才能产生环境侵权的民事责任。不侵害他人的权利是法律对每一个公民所应遵守的义务，如果侵害他人的权益，就必须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必须承担法律所赋予的责任。环境侵权的民事责任与一般侵权行为的民事责任不尽相同，侵权的不平等、广泛性、未然性，使其构成要件对行为的违法性的弱视。《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这里的规定，提到了“过错”，可见，一般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后果如果没有过错，就不必承担侵权责任。但是，《侵权责任法》第65条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由此可见，在环境侵权问题上，就没有根据行为人的过错与否来判断该环境侵权行为承不承担侵权责任，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污染环境的行为，无论其主观和其目的性有无过错，他就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在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中，过错因素在民事侵权责任中处于核心地位，当然同样是司法机关在审理案件时所依据的条件。但是在环境侵权民事责任中，采取的是无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原因如下：首先，现在有很多企业不断利用和开发自然资源，在利益的驱使下，他们就要节约资金并且利用低于环保标准的原料，向人类生活空间里排放大量污染物，导致其他民事主体的人身财产受到损害，同时，也使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无过错责任原则会对环境侵权责任归责产生积极作用，让污染企业对其侵权后果采取积极的措施，降低污染，维护生态环境；其次，由于环境侵权这种侵权行为有其不确定性和潜伏性，侵权行为是否因为侵权人的过错行为所导致也不能立即显现出来，即使显现出来，基于现在科技发展的程度，也很难让被侵权人确定环境侵权人的过错，就更不用提如何去证明了；最后，它与我国现行的法律中规定的归责原则的立法相一致，《侵权责任法》中第六十五条的规定，与我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以及《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四条的归责原则的规定相一致，都采取了无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这些法律在这方面的规定是一脉相承的。

第二，环境污染致使民事主体受到了损害。这里的损害指的是由于环境污染者的行为对被侵权人的合法权利产生的严重后果。这些权益既包括民事主体的生命健康权，也包括其所拥有的财产权，还包括其他一些权利。对于环境污染造成的严重后果通常是民事主体失去生命或者身体健康受到损害，又或者丧失财产以及产生精神上的痛楚等等。这些后果不单单局限于某一个时间点上，它既有可能是现在就已经发生了的损害后果，也可能是将来即将或是有可能发生的损害后果，所以，现实中，被侵权人受到的即时伤害是比较容易确定的，追究责任也相对简单，但在有的情形下，侵权人对被侵权人的人身财产造成的是将来可能发生的损害后果，为了使这种未然后果不会变成实际损害，侵权人此时也应该对其所实施的污染环境的行为做出补偿，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这样，才能切实保护被侵权人的合法权益，才能真正实现《侵权责任法》保护受害者利益和预防环境污染致人损害行为的发生的立法目的。

第三，因果关系。在环境侵权的民事责任中，由于环境侵权具有一般侵权不具有的特殊性质，比如环境污染过程不定期、范围宽、时间长、被侵权民事主体众多等特点，并且被侵权人自身的能力范围比较有限，让被侵权人自己去认定和证明环境污染的因果关系是十分有难度的。在过错责任原则中，想要切实对这些被侵权人的基本权益进行保护，降低他们证明因果关系的难度，就应该在一些情形中适用过错推定原则。这样，既减轻了被侵权人的负担，同时也能使侵权人处在一个公平合理的平台之上。这一原则按照法律的规定先推定侵权人的行为有错，如果侵权人无法证明他的行为没有过错，就应该按照法律规定承担民事责任。适用过错推定原则，是有其特定原因的：首先，当今社会，多种先进设备的涌现，在分工上也更为严密和专业，而且由于知识的限制，被侵权人证明侵权人行为的过错很难，如果按照正常的诉讼程序去证明，就会延长案件审理的时间，耽误被侵权人得到应当得到的补偿；其次，当有很多缘由共同导致环境侵权的后果时，不知道污染来自哪个污染源，也不知道污染来自哪一个侵权人，因果关系便很难确定，但是，依据过错推定原则，只要证明他们在时间、空间等一方面导致污染产生，就能推定该侵权人的行为构成环境侵权。

篇7

1、基因的影响，这种因素一般被认为是形成胎记的重要因素，还有生活环境和营养不良的饮食，由于在怀孕期间个人有不好的生活方式，比如饮食不规律、生活习惯不好等，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机体，导致胎儿出现胎记。

2、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外部环境因素，现在污染严重，人受到外界污染环境的刺激后，会有不同的反应方式，有时会出现胎记。

（来源：文章屋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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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环境刑法本身具备的行政从属性质

环境刑法本身具备的行政从属性质主要是指其行管的刑罚条例和环境行政法之间存在着的相互联系。具体来说在该刑法的条例中明确决定环境犯罪可罚性的判断，主要是依赖于环境行政法或该法律延伸而出的相关行政条例来决定的。对其行政从属性的研究是该刑法研究与探讨课题中的重要内容，且我国当前的环境刑法中也对行政法的遵循进行了明确的要求。所以在探讨该刑法对传统刑法观念的冲击时，首先应当对其刑法从属性质进行深入研究。环境刑法与行政法之间的相互联系主要表现为一种特定的从属关系，主要是指就环境刑法本身来说，其对于环境犯罪的客观特征并没有进行明确地阐述，明确该行为是否属于环境犯罪的判断依据主要是由行政法进行确定的[1]。所以是否构成环境犯罪，主要是通过其对于行政法的违反程度来进行明确的。例如，在行政法中有关大气污染防治的条款中明确规定：“行为人违反规定，导致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并在经济财产方面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将依法进行相关刑事责任追究。”从此列举条例中可以看出，环境刑法中关于就相关条例违反行为的规定，与行政法之间存在着具有层次衔接的关联，并不仅仅局限于依赖性的从属关系。从该刑法本身的行政从属性来看，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首先是概念层面上的，这主要是指该刑法中所规定的刑法概念，如固26卷体废物等专业名词的实际解释应当是以行政法的相关规定来决定的。其次是从违反性要件的层面上来说明的，主要是指环境犯罪的行为或者程度都应当根据行政法的相关条例进行明确。所以，该刑法的行政从属性质主要表现于对相关环境犯罪的具体行为性质的认定，并且具有一定却不绝对的行政依赖性质。从环境刑法与行政法两者间的相互联系来看。该两者之间只有在对方存在的条件下才能发挥意义。在刑法修订工作中已经就环境刑法的相关条款，实现了刑法规范性。但是就环境行政法而言，当前只是将刑事责任追究进行了简单化的规定，导致相关犯罪行为的认定依旧处于传统的行政从属性质的限制中，阻碍了该刑法的刑罚作用切实实现。所以已经有相关的学术研究者就实现解放环境刑法、将其正式引入主刑法之中提出了相应的建议。而身处于环境中的人们也逐渐意识到环境犯罪行为的严重危害性质以及潜在性的危害能力。但是就要实现对环境犯罪行为的有效惩处，其必将依附于行政法的相关条例。所以就两者关系而言，行政法在一方面为环境刑法的实现提供了基础，但同时又对该刑法的相关刑罚作用进行了有效限制。在对刑法的重要保护功能进行深入探究的过程中可以明确，相关附属刑法的刑罚规定较之环境刑法而言具有更加重要的效益。这主要是由于该行政法的规定中对于相关的犯罪名称以及法定刑事处罚都进行了明确合理地规范。该方式的形成与实现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环境秩序计划的规范性开展与实现，并充分发挥了刑法的重要核心限制功能，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该刑法的行政从属性质所导致的相关聚讼问题。所以该方式已经被多个国家广泛接受与应用。虽然就以上的环境刑法规范内容来说，其价值理念并没有被明确确认，但是该种理念的提出却对传统的刑法理念造成了不小的冲击。所以，该方式是实现环境刑法修正的重要手段，能合理地对行政处罚以及刑罚处罚进行关系协调。

2当前污染环境刑法制定中存在的不足以及对刑法理念的冲击

就当前的环境刑法来说，其针对污染环境的犯罪制定的刑法规则主要包括了重大环境污染、非法进口或处置进口固体废物等多种形式的罪名确立。从根本上看，其主要是将相关的附属刑事条款进行了再次强调。所以就当前的环境刑法中针对污染环境犯罪的相关刑法制定还存在着一定的不足，这主要是由于传统的刑法理念对其造成的严重制约。2.1主观罪过形式的重新塑造。就环境刑法中针对污染环境犯罪立法在主观罪过形式中的不足，主要表现在其关于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犯罪法律条款的制定上。从该条款的理论与实际应用两方面来看，该条例难以对可能存在的故意环境污染犯罪进行制约和处理，在对该类型的犯罪进行处罚时依旧存在态度保留。这正是由于刑法的这种传统观念的存在影响了环境刑法的深入推进与创新发展，难以切实有效地就污染环境犯罪进行处理与惩罚。根据相关条例的本身执法含义来说，在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进行处理的相关罪过形式并不能对可能存在的故意形态进行涵盖，其仅仅对该犯罪行为造成的过失危害进行考虑。虽然在修订后的刑法典中都没有就过失形态进行明确的阐述，但是其在实际理论阐述以及用法实践中都统一将该类型犯罪归为过失犯罪。这主要是根据该条例中“事故”一词存在的意义辨析进行判定的，并从心理特征以及追求结果两方面对故意犯罪形式进行排除。虽然该推理是在保证传统的立法观念上进行的，但是并不能表明立法中存在不足[2]。在传统的刑法理念中，对于过失犯罪的处罚态度并不严厉，并在追究范围以及刑法强度两方面进行了限制与制约。但是依靠传统的过失犯罪处理态度进行当前的环境犯罪责任追究，明显难以满足当前的刑事追究要求。在我国，对于过失犯罪的确定规定主要是指法律条款中没有进行明确到过失规定的犯罪行为都应当将其归类于故意成分。在其他国家的刑法中也都对过失犯罪与故意犯罪进行了明确的规定。所以要保证在实际惩处判断过程中避免由于认识不清而造成的认识分歧现象，国家在进行刑法制定时就应当对过失犯罪内容进行明确。就实际发生的污染环境犯罪事件来说，其并不仅仅是指过失行为，还包括了大量的故意犯罪行为。但是在当前的环境刑法中仅仅只对非法处置进口固体废物进行了故意犯罪的划分。所以，当前在针对污染环境犯罪的相关刑法条例制定方面依旧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加强相关条例的修订工作是当前的重要工作内容。2.2该犯罪形式中存在的危险犯形态。环境刑法对于刑法理念的冲击作用还表现在污染环境犯罪形式中存在的危险犯形态的重要冲击作用。当前就危险犯罪形态的探究主要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学术观点[3]。其一，主要是指危害环境罪本身存在着多种重大危害与影响因素，所以在立法中应当就该行为进行严格的惩处规定，在其体现重大危害结果之前及时进行控制和处理。其二，主要是指对于污染环境犯罪的明确本身是需要该行为已经造成了重大的环境污染或破坏，才能进行相应的刑法措施的开展。在该严重结果尚未明确之前，相关的立法部门应当积极采取其他形式的措施进行防治工作的展开。就我国当前的刑法规定来说，其对于危险犯已经初步进行了讨论。例如刑法中的三百三十九条的第一项规定中就这一点进行了明确，表明行为人只要违反了相关条例中关于非法进行境外固体处置的相关条例就视为已经犯罪，将受到相应的刑事处罚。这表明我国的立法机构已经正式将危险犯行为或意图进行了法律层面的限制，但也仅仅限于该项犯罪中。在传统刑法观念中，危险犯罪直接归属于故意犯罪[4]。污染环境的危害性质是十分重大而广泛的，如果仅仅在犯罪追究过程中依靠该犯罪行为造成的危害来进行相关的行政处罚，就依旧是在传统过失犯罪观念下受到的发展制约。同时由于环境污染行为本身就存在较大的潜在性危害，并且危害结果要经过长时间的发酵才能进行全面体现，例如日本发生的水俣病事件，就是在长时间下才体现出的危害性结果。虽然在科技发展复杂化的现代社会难以有效进行意外事件的避免，但是就传统刑法理念中关于过失犯罪的阐述并未将可能出现的该种情况进行纳入，将危险作为刑法责任确定的标准之一保证了相关刑法的威慑力提升，有助于刑法功效的全面体现。所以，从环境刑法对刑法理念造成的重大冲击效果的层面进行分析可以知道，其主要是将传统过失性犯罪中缺乏的危险状态的考虑进行明确补充，最大程度地促进现代刑法的价值实现，从提高威慑力以及加强刑事处罚等多方面实现了对污染环境犯罪现象的有效约束。

3环境刑法的相关保护客体

环境刑法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形成了多元化的价值观念，这对传统刑法所存在的基本构造造成了很大程度的冲击，导致架构争议性的出现。虽然现代化的环境刑法在犯罪构成和相关法律适用范围等多方面和传统刑法之间存在许多的相似之处，但其在价值理念的层面上却与之存在着明显的不同，这主要是由于其在法律应用手段方面所存在的创新与变革。传统的刑法观念中主要强调的是以人为本，对于其他生命形态或者生态系统关系的重视程度不够。在这种理论观念的支撑下是很难实现对传统刑法本质上的改革的。所以在进行环境刑法构建的过程中，仅仅就人本身对环境造成的危害进行反思是远远不够的，还应当在实现刑法局限性突破的方面进行切实的创新与改变[5]。从环境刑法本身存在的多种保护客体来说，当前所存在的不足情况主要是由于其在制定上难以摆脱传统刑法模式的限制和约束。在传统的刑法规定中是没有就环境破坏进行严格的规定的，所以其惩治方式主要依靠传统的公共安全相关制度开展。但这些法律从实质上并不能对环境污染的犯罪行为进行有效约束。依靠传统的刑法理念进行环境犯罪治理难以切实的进行问题处理，同时还会进一步暴露相关的实际问题。所以，在进行相关保护客体的刑法确立时，相关部门应当切实考虑到对于环境利益的保护工作。该客体形式与传统刑法主要着眼与国家与社会的保护形式不同，其更加全面地囊括了其他生命体以及生态环境等多种要素。从建立环境刑法的根本目的来说，其不仅仅是对环境行政法进行保护，更重要的是将保护利益进一步扩展到人类所处的多种生态环境中，对所处其中的人类进行间接性的健康保证。在已经进行的刑法典的修订工作中，在进行相关保护客体明确时已经实现了较大的突破。但依旧没有深入刑法理念的本体部分，引起了多种针对于环境犯罪的相关侵害客体的深入讨论，观点不一[6]。除此之外，当前建立的环境资源保护制度也不能对该类犯罪行为中存在的多种客体特征进行完全阐述，没有进行本质性的探讨深入，仅仅停留在相关犯罪行为的表面社会关系探讨中。所以，也必须对此进行解决。

4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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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洋溢油事件的危害

从去年大连输油管道爆炸事件,到今年的中海油渤海湾漏油,我国接连发生海洋污染事故。世界各国的漏油事故也有越演越烈的趋势,海洋污染对生态破坏影响巨大,后果极其严重!墨西哥漏油事件发生后,美国卫生专家曾提出石油漏油已表明,与石油和化学物接触可能会影响肺、肾脏和脾脏功能,且因此造成的精神紧张可能会增加焦虑、抑郁,并在之后长达6年内可能造成创伤性压力。从健康角度考量有四个主要担忧问题:一是空气质量,二是皮肤与石油的接触,三是石油对海洋的污染,四是影响心理健康。还有就是漏油事件会对当地渔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同时鱼类、鸟类等生物大量死亡,损害当地海洋环境的生物链,甚至会伤害到濒危物种。而油气散发到大气之中,会影响人类身体健康;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排放的大量有毒气体,将加剧大气污染,腐蚀海岸线,影响土地肥力;还会随着台风以及洋流流入大西洋,进而影响欧洲地区。由此可见,海域溢油事故造成的环境污染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二、海洋溢油的问责维度和力度偏低

接连发生的漏油污染事故值得我们警惕。通过与欧美国家漏油时赔偿情况对比可以看出,我国对污染环境企业的问责力度较低,将巨额的环境污染成本转嫁给政府和社会。笔者认为,对污染环境企业的问责应当包括多种责任承担方式或者说是责任种类,包括社会责任、法律责任等,其中法律责任中又可分为行政责任、民事责任甚至是刑事责任。

2010年墨西哥漏油事件中英国石油公司(BP)对美国海洋污染损失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赔偿,BP公司已宣布向墨西哥湾灾民赔偿1亿美元,创建一笔200亿美元的基金,专门用于赔偿漏油事故的受害者。另外将会受到美国政府可能达200亿美元的处罚。而之前的漏油事故,如1999年“埃里卡”号漏油,罚款数额为37.5万欧元,同时法院判决法国道达尔集团向约100名原告赔偿高达1.92亿欧元赔款;1989年美国“凡尔德斯”号漏油,埃克森公司为此支付高达43亿美元的赔偿及罚款费用。从这些例子中就可以看到,欧美国家对于污染环境企业的问责实际上是较为全面的,涵盖了从政府机构、民间组织、司法机关等多重问责的机制,从惩罚、赔偿、恢复等多个角度确保问责的最终落实,从根本上讲,问责机制的健全也是避免今后一而再、再而三发生类似海域溢油事故的一种举措。

而对于我国中海油蓬莱19-3油田漏油事故来说,我国法律法规规定的问责机制又是如何的呢?

根据我国于1999年12月25日、于2000年4月1日起施行的《海洋环境保护法》第八十五条之规定,违反本法规定进行海洋石油勘探开发活动,造成海洋环境污染的,由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予以警告,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上述笔者引用的法条仅是政府行政主管部门对责任人的行政处罚,因此责任人承担的也仅是法律规定的行政处罚责任。我国对海洋污染责任企业的惩罚力度与欧美国家相差甚远,美国墨西哥湾漏油导致海洋污染面积达到23000平方公里,按200亿美元罚款来计,每平方公里罚款金额折合人民币556.5万元,假设按该标准,中海油蓬莱漏油造成840平方公里海域污染,应当受到46.7亿元人民币的处罚。这一行政处罚的力度目前来说是无法达到的,也缺乏相关的法理依据,那么在现阶段应当如何来规范环境污染企业的法律赔偿责任呢?让我们再来看现阶段法律是如何规定的。

三、海洋溢油污染的现有法律规定

《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九十条规定,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责任者,应当排除危害,并赔偿损失;完全由于第三者的故意或者过失,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由第三者排除危害,并承担赔偿责任。对破坏海洋生态、海洋水产资源、海洋保护区,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由依照本法规定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出损害赔偿要求。

《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处理;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

《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因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提讼的时效期间为三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受到污染损害时起计算。

《侵权责任法》第 六十五条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侵权责任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七条规定,两个以上污染者污染环境,污染者承担责任的大小,根据污染物的种类、排放量等因素确定。

由上可知,笔者认为该赔偿责任应当按索赔主体区分为国家索赔和民间索赔两类,这两种主体的共同点是由于海域溢油而遭受了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而不同点则在于国家索赔系由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行政主管部门代表国家向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环境污染企业索赔,而民间索赔则是由遭受损失的单位和个人向责任人进行索赔。

四、海洋溢油损害赔偿的法律困境

还是以我国中海油蓬莱19-3油田漏油事故为例,国家海洋局在事故发生后宣称不排除代表国家对康菲公司进行生态索赔,因此康菲公司赔偿的金额可能远远超过法律规定的二十万元的行政处罚款项。其依据的就是《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九十条之规定。

以2005年中石油吉林石化公司双苯厂爆炸导致松花江发生重大水污染一案为例,环境部门对中石油的罚款仅为人民币100万元。但今年6月,国家环境部信息显示,5年来国家和当地政府累计投入的治理污染资金已达到78.4亿元,其影响深远和危害烈度远不是100万元的罚款所能弥补和挽救的。

而去年的大连输油管道爆炸导致的漏油事件,最终中石油仅以“投资抵赔偿”的方案进行补偿,而实际后续赔偿工作全部由大连市政府承担,在给地方政府增加不小负担的同时,人们不禁要问,对环境污染企业的索赔制度为何会失效?

其实,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我国目前还没有生态赔偿的相关规定,因此一旦污染发生,很难评估出环境污染导致损害的具体赔偿金额,因而无论是政府部门依据法律法规行使国家索赔权抑或是受损单位或个人的民事索赔权都无法有效行使,最后往往就是行政主管部门对环境污染企业进行一次性罚款了之,而最终为长期环境污染买单的还是政府和当地居民。尤其是在政府接手处理环境污染的后续治理事宜时,由于政府部门未能依据法律法规行使国家索赔权,而又是政府部门在为环境污染企业处理后续治理事宜,因此,受损单位或个人欲行使民事索赔权更是困难重重,限于种种压力或是环境污染企业已与地方政府部门达成“补偿方案”,受损单位或个人的维权之路实际是非常困难的。即使一纸诉状将环境污染企业告上人民法院,但法院在司法过程中又会面临如何确定受损单位或个人的主体资格、如何界定环境污染的范围以及如何明确环境污染导致的具体损害结果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这些问题既无先例可循,又无规定可依,更令人尴尬的是,连对环境污染损害结果进行评估鉴定的权威机构都没有,而现有的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规定过于抽象,无法量化环境污染事故造成的损害结果。

《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二十条规定,国务院和沿海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保护红树林、珊瑚礁、滨海湿地、海岛、海湾、入海河口、重要渔业水域等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海洋生态系统,珍稀、濒危海洋生物的天然集中分布区、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海洋生物生存区域及有重大科学文化价值的海洋自然历史遗迹和自然景观。对具有重要经济、社会价值的已遭到破坏的海洋生态,应当进行整治和恢复。

但就像之前所述的,如何量化这个整治和修复的费用是一大难题。也就是说,若发生该等索赔诉讼,原告如何证明该损失是源于这一次海洋溢油事故造成的污染,又如何证明污染前的环境状况抑或是污染后整治和恢复到何等程度。环境污染损害后果应当包括环境污染行为直接造成的区域生态环境功能和自然资源破坏、人身伤亡和财产损毁及其减少的实际价值,也包括为防止污染扩大、污染修复和恢复受损生态环境而采取的必要的、合理的措施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在正常情况下可获得利益的丧失、污染环境部分或完全恢复前生态环境服务功能的损害。这些金额费用的计算就应当以立法的形式加以确定。目前国家海洋局已经批准了《海洋溢油生态损害评估技术导则》,但作为一种计算标准,是否能够成为法院判决的依据,事实上还是存在争议的。

此外,由于造成环境污染事故的企业均属于央企、跨国公司之类的“巨无霸”企业,地方司法机关在受理、审判中必然会面临更多的压力与困难,而将此类诉讼统交由高级法院受理又必然会增加维权者的负担。因此,“小”法院如何去审理“大”企业又是一个摆在面前的现实问题。所以,处理对海域溢油事故导致的环境污染索赔纠纷、明确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赔偿责任,就必须解决前述这些问题,而这些问题,笔者认为正是我们的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亟待解决的。

另一个笔者认为海域溢油环境污染事故中法律赔偿问题的重点在于环境污染企业的赔偿能力。海域发生严重漏油事故时,企业很难凭借自身力量承担全部风险。此前的墨西哥湾漏油事故中,英国石油公司获得了35亿美元左右的保险赔偿,即便如此,该公司仍背负了巨大债务,甚至开始出售资产筹集资金。同时,他们创建了一笔金额为200亿美元的专项基金,专门用于赔偿漏油事件的受害者。这笔赔偿基金用于清理当前的油污、损失赔偿,同时也为将来可能显现的影响预留赔偿金,每年提取一定比例的资金,对受油污影响区域的清理、修复、长期生态影响评估以及技术培训等方面给予持续补助。

作为一个新兴经济体,近些年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迅速,对石油的需求量日益扩大。我国是能源相对匮乏的国家,为了保证能源安全、尽可能摆脱受制于国际巨头定价的局面,我国石油企业将通过技术输出等手段扩大海外石油资源的占有,提高石油进口量。但与此同时,石油在开采、运输等环节面临的风险将大大提高,一旦发生风险事故,漏油导致海水污染,这些跨国石油企业将按照国际标准进行赔偿,面临巨额的赔款压力。而按照国内法律规定,针对此次中海油漏油事件,责任方仅需支付二十万元的行政罚款,不会对企业的正常经营造成影响,但这并不是结束,而只是赔付的开端。

五、海洋溢油赔偿法律制度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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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近些年来，环境噪声污染问题严重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对社会成员的身心健康产生了巨大的危害，成为了社会成员急需解决的核心污染问题。由于人们的生活离不开生存环境，因而不论是工作，还是家庭事务，其休息都需要有一个适宜的生存环境，需要对城市环境噪声污染问题给予充分的重视和深入探究，否则不利于休息质量与工作效率的提高，也不利于人们物质生活水平和环境舒适度的整体提升。

1.环境噪声污染的来源概述

1.1城市交通噪声和工业噪声

随着公路建设施工项目的不断增多和人们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居民私家车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多，这给城市的道路交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交通拥堵的现象使得市区道路上喇叭声轰鸣的现象十分普遍。此外，火车的行使和飞机的起飞降落也给城市居民带来了较大的噪声影响，严重影响了居民的安宁权。城区的机械制造厂和发电厂作为工业噪声的重要来源，具有较强的振动性、持续性和较大的危害性等特点，严重影响了周边居民的日常生活，容易对人们的精神产生潜在的危害。

1.2工程施工噪声和生活噪声

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使得工程施工项目日益增多，包括公路施工、建筑施工、管道施工等工程项目，施工场地相关的空压机、压路机、转载机、打桩机等施工设备产生的噪声成为了环境噪声污染的重要来源。城市建设和改造所产生的巨大噪音对周围居民的生活环境和身心健康具有较大的危害性和持久性。[1]城市居民的娱乐活动和商业表演等集体活动产生的噪音被统称为生活噪声。城市广场舞的日益流行，使得具有较大分贝的舞蹈音响成为了环境噪声污染的重要污染源。此外，一些商家为了吸引顾客进行消费，经常在店门外播放较大分贝的音像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严重影响了周边居民的休息。

2.环境噪声污染给人类带来的消极影响探究

2.1不利于婴儿和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由于环境噪声污染对婴儿和青少年的危害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因而婴儿和青少年如果长期处在环境噪声污染环境下，会无形地延缓其生长发育，甚至会增加婴儿畸形的发生概率。经过科学研究表明，如果正在生长发育的青少年长期处在噪声环境中，其智力水平与生活在安静环境中的同龄人相比至少低三分之一，而且其注意力集中的时间也会比生活在安静环境中的同龄人短。

2.2严重影响成人的神经系统和生产生活

成年人如果长期处在噪声污染环境中，不仅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神经系统和听力系统，而且噪声污染产生的超大声波也会严重扰乱人们的脑电波，导致成人出现失眠、头晕、注意力很难集中等问题，甚至会导致成年人神经错乱，影响了成年人的工作效率和生活作息。环境噪声污染还容易增加成年人的工作压力，降低成年人的睡眠质量，增加部分职业的危险系数，严重影响了成年人的情绪调解能力，还危害了社会的公共利益。

2.3损害了人们的听力系统和神经系统

城市环境噪声污染问题对人体最直接的危害就是对人们听力的损害，分贝较大的噪声极其不利于人们的听力系统，严重者会损伤人体的耳膜，严重损害人体的耳部毛细胞，甚至容易导致耳聋问题的出现。巨大的环境噪声污染会导致人体听力能力的下降，增加不可治疗性耳聋问题的出现概率。此外，长期处在城市噪声污染环境中的社会成员，其神经系统会在无形中变得衰弱，人体脑电波的混乱使得社会成员容易出现头晕目眩、神经衰弱等症状。

3.改善城市环境噪声污染的防治策略

3.1做好具体噪声源的分类处理工作

由于国家和政府越来越注意城市的环境噪声污染问题，因而构建系统化、体系化的整治模式对缓解噪声污染问题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其中，做好噪声源的具体处理工作是改善城市生存环境的关键环节。由于环境噪声污染源分为生活噪声、交通噪声、工业噪声和施工噪声这几种，因而相关部门应当加强执法力度，对商家的宣传行为进行有效整顿，规范社区成员的文娱活动，降低环境的噪声污染，引导人们对防噪知识的重视。为了有效防止工业噪声的污染问题，施工单位应当严格按照城市噪声排放标准执行，相关部门还应当对一些噪声较大的大型车辆采取禁鸣和限速措施。[2]

3.2加强政策对环境噪声污染治理层面的引导

各地区的相关部门应当根据其具体的实际情形加强噪声防治的立法工作，为防噪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有效的保护屏障。国家也应当将现存的法律法规在执法过程中不断完善，认真落实防治噪声污染工作，实现对环境噪声污染问题的有效监管，进而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环境利益。政府的相关部门也应当对城区进行合理规划，对一些噪声较大的工厂进行迁出，合理规划道路建设工作，推广多条环城大道的建设，这样既能减少道路的车流量，适时扩大城区的绿化面积，又能实现降噪和净化环境的效果，促进降噪技术朝着科学化、产业化和规模化的方向发展。

4.结语

综上所述，城市环境的噪声污染防治工作是当前改善城市居民环境质量的重要举措，国家相关部门应当积极动员社会力量，积极树立可持续发展和环保的理念，尽量将城市环境的噪声污染对社会成员的损害降低到最低。国家可以通过一些优惠政策有效调动工厂处理降噪工作的积极性。相关部门还可以采用先进的屏障工艺降低环境噪声污染给市区居民带来的影响，对违法施工行为进行严惩，以便为城区居民创造安静舒适的生活环境。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