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借贷的管辖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民间借贷的管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民间借款合同范本

甲方(借款人)：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证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乙方(贷款人)：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证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甲乙双方就下列事宜达成一致意见，签订本合同。

一、乙方贷给甲方人民币(大写)_____________________，于_____________________前交付甲方。

二、贷款利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借款期限：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还款日期和方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违约责任：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六、本合同自_____________________生效。本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

甲方(签字、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_

乙方(签字、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_

合同签订日期______________合同签订日期______________

民间借款合同格式范本3

贷款方：

借款方：

一、借款用途

张要从事个体经营，急需一笔资金。

二、借款金额

借款方向贷款方借款人民币**万元。

三、借款利息

自支用贷款之日起，按实际支用数计算利息，并计算复利。在合同规定的借款期内，年利为7%。借款方如果不按期归还款，逾期部分加收利率0.5%。

四、借款期限

借款方保证从**年*月起至**年*月止,按本合同规定的利息偿还借款。贷款逾期不还的部分,贷款方有权限期追回贷款。

五、条款变更

因国家变更利率，需要变更合同条款时，由双方签订变更合同的文件，作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

六、权利义务

贷款方有权监督贷款的使用情况，了解借款方的偿债能力等情况。借款方应如实提供有关的资料。借款方如不按合同规定使用贷款，贷款方有权收回部分贷款，并对违约部分参照银行规定加收罚息。贷款方提前还款的，应按规定减收利息。

七、保证条款

(一)借款方用自有房屋6间做抵押，到期不能归还贷款方的贷款，贷款方有权处理抵押品。借款方到期如数归还贷款的，抵押权消灭。

(二)借款方必须按照借款合同规定的用途使用借款，不得挪作他用，不得用借款进行违法活动。

(三)借款方必须按合同规定的期限还本付息。

(四)借款方有义务接受贷款方的检查、监督贷款的使用情况，了解借款方的计划执行、经营管理、财务活动、物资库存等情况。

(五)需要有保证人担保时，保证人履行连带责任后，有向借款方追偿的权利，借款方有义务对保证人进行偿还。

八、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当事人双方友好协商解决，也可由第三人调解。协商或调解不成的，可由任意一方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九、本合同未做约定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本合同一式2份，双方各执1份。

贷款人：__________________

借款人：__________________

合同签订日期______________

民间借贷合同怎么约定管辖法院

民间借贷合同怎么约定管辖法院?《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3条规定：借贷双方就合同履行地未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事后未达成补充协议，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仍不能确定的，以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债权人和债务人在约定管辖法院时要注意约定无效的情形和约定后管辖权争议的处理，下面由法律快车小编在本文为您详细介绍。

一、四种约定管辖无效的情形

在民间借贷合同签订之初，出借人具有绝对的话语权，如果能够充分利用合同主体优势，约定好管辖，将会对保障出借人的利益提供地利和人和的保障，可是出借人对管辖约定的风险确实频频产生，主要有：

1、约定不明无效

约定管辖必须明确直接，如果无法通过合同约定确定具体而且唯一的管辖法院，出现两个以上的管辖法院，将会以约定不明而造成无效。

2、违反级别管辖无效

我国法院分为四个级别，按不同的金额和标准确定纠纷的管辖级别，合同签订之时，无法确定纠纷的大小，所以也就无法确定级别管辖，稍有处置不当，就会造成约定违反级别管辖而无效。

3、表述不清无效

法律对管辖的规定是明确而具体，如果表述不能用发言发语表达，就会发生误解和分歧，有可能产生因表述不清发生的无效认定。

4、超出法定范围无效

约定管辖的前提是与纠纷本身有一定的关联性条件，如果超过这个范围，就会发生约定无效的结果。

二、管辖争议处理

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三条：借贷双方就合同履行地未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事后未达成补充协议，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仍不能确定的，以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其中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可作如下理解：可以是有给付请求权的一方所在地，也可以是实际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

1、双方均为自然人的借款合同是实践性合同，出借人给付钱款时合同成立，出借人要求借款人还款，出借人所在地为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合同履行地);

篇2

甲方（借款人）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证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乙方（贷款人）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证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甲乙双方就下列事宜达成一致意见，签订本合同。

一、乙方贷给甲方人民币（大写）_____________________，于_____________________前交付甲方。

二、贷款利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借款期限：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还款日期和方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违约责任：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六、本合同自_____________________生效。本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

甲方（签字、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_

乙方（签字、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_

合同签订日期______________合同签订日期______________

正规民间借贷合同范本二

贷款方：__________________

借款方：__________________

一、借款用途

二、借款金额

借款方向贷款方借款人民币__元。

三、借款利息

自支用贷款之日起，按实际支用数计算利息，并计算复利。在合同规定的借款期内，年利为__%.借款方如果不按期归还款，逾期部分加收利率__%.

四、借款期限

借款方保证从__年__月起至__年__月止，按本合同规定的利息偿还借款。贷款逾期不还的部分，贷款方有权限期追回贷款。

五、保证条款

（一）借款方用__________________做抵押，到期不能归还贷款方的贷款，贷款方有权处理抵押品。借款方到期如数归还贷款的，抵押权消灭。

（二）借款方必须按照借款合同规定的用途使用借款，不得挪作他用，不得用借款进行违法活动。

（三）借款方必须按合同规定的期限还本付息。

（四）乙方还款保证人____________，为确保本契约的履行，愿与乙方负连带返还借款本息的责任。

六、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

双方协商解决，解决不成，同意提交_______区人民法院（选择性条款不得违反地域管辖和级别管辖，可选择原告、被告、标的物、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

七、本合同自__________________生效。本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合同文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签字、盖章）______________

乙方（签字、盖章）______________

合同签订日期______________

篇3

关键词：民间借贷 民间融资 融资备案 民间融资利率

一、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的立法现状

2012年3月国务院将温州设为首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之一，并且确定了金改的十二项任务，其中明确将“规范和发展民间融资，制定规范民间融资的管理办法，建立民间融资备案管理制度”列为十二项任务之首。①浙江省政府对应出台12条实施细则，在上述背景下，《浙江省温州民间融资管理条例》（草案）得以立项，并于2012年11月制定完成，并通过浙江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将其列入了浙江省2013年度立法二类计划立法项目，从而使其具备了提交人大会议投票表决的资格。条例（草案）在体例篇章上涉及总则、民间借贷、私募融资、民间融资组织、民间融资服务、民间融资行业协会、民间融资监督与检查、法律责任、附则共9章117条。②如果条例草案顺利通过人大投票表决，届时，在无国家级和省级民间融资专门立法的情况下，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就将形成以《条例》为专门、直接依据，以《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国12条）、《关于加强民间融资管理的意见》（2011年8月）、《温州金融综改试验区12条实施细则》、《关于加强和改进民间融资管理的若干意见（试行）》等为间接依据的法律规范体系。据温州市官方统计，全市现有民间资金8000多亿至1万亿左右，并且每年以14%的速度递增，大体相当于温州市2012年全年GDP的2.7倍之多。如此多的民间资金如果不加监管，势必会影响金融市场的稳定，《条例》草案制定则为民间融资提供了法律保障。民间融资的有法可依为温州实现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保障。作为全国第一部对民间融资做出专门性规定的法规，也必为将来国家级、省级及其他地方立法提供参考依据和标准。

二、《条例》（草案）的创新性规定

1.明确界定了民间融资与民间借贷的界限。《条例》草案指出，所谓“民间融资，是指民间借贷和私募债券、私募基金等货币资金融通活动的总称。在温州市区域内发生的民间融资行为及其监督管理，适用本条例。”③民间融资因其自身的民间性、概念模糊性的特点要求立法部门在立法的时候必须明确界定民间融资的概念。民间借贷因其手续简单、效率高、方便快捷大量存在于民间，而民间融资作为一种游离于金融机构之外的价值转移及以本付息为形式的融资行为，和民间借贷又不完全相同，如果对两者的概念界定不准确，很容易混淆民间融资和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刑事罪名的边界。《条例》草案对于民间融资类型的列举及分类清楚界定了民间融资和民间借贷的关系：民间借贷是民间融资的一种类型，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

2.规定大额民间借贷需要强制备案。大额民间借贷涉及数额较大在事前政府公权力机构并不知情，等到事情发生以后则因为取证困难而较难通过法律的途径来保障借贷人的权利。在这次条例草案的制定中，增加了强制备案的规定：“民间借贷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借款人应当自合同签订之日起十五日内，将合同副本报送地方金融管理部门委托的民间融资行业服务机构备案：（1）单笔借款金额300万元以上的；（2）累计借款余额1000万以上的；（3）单笔借款金额200万元以上不满300万元，或者累计借款余额500万元以上不满1000万元，且涉及的出借人累计30人以上的。”④对具体备案的要求明确规定则便于公众明确具体备案的数额要求。更难能可贵的是条例草案对于大额民间借贷备案制度做了正反两方面的设计，从而确保民间借贷登记备案的实际落实。例如规定备案材料具有证据效力、合法性依据等正向鼓励规定，这就从积极的角度鼓励出借人积极主动地向备案部门登记备案来确保自己的权益。反向约束主要有：应备案未备案的，或提供虚假信息的则由金融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予以公示；情节严重的，处以罚款。通过规定不作为的行政处罚后果来告之融资双方违法的成本和后果，同样可以起到指引的作用。

3.规定设立专业的资金管理机构。这么多的资金犹如洪水一样，如果决堤后果不堪设想，这就要求建立相关管理机构来进行整体调控，通过调控来达到盘活存量资金，加速资金周转的目的，从而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为了达到规范民间借贷、有效配置资金的效果，除了备案外，条例（草案）还规定了设立专业的资金管理机构来管理民间借贷资金，让供求双方更有保障：民间资金管理企业、民间融资信息服务企业和民间融资行业服务机构。通过这三类专业资金管理机构的设立，使得从事定向集合资金募集管理的专业机构、开展融资的中介服务机构和为民间融资活动提供行业服务的机构各司其职，分工协作。

4.规定了民间借贷中介机构的资格准入制度。借贷中介机构在实际操作中乱象丛生，很多不具备资历的公司违反公司注册内容超越权限从事借贷业务，或者违规、违法进行借贷业务，也有的中介机构增设种类繁多的名目收取额外担保费用或者为了追债而不择手段。中介机构实践中往往为了追逐利润的最大化而不惜铤而走险，非常容易滋生违法犯罪问题。因此对于民间借贷服务中介的进入市场应该设置高于《公司法》所规定的的设立条件和资质要求：如《条例》（草案）中规定，“公司申领资格证书应当具备下列条件：（1）公司注册资本不低于500万元；（2）具有专业的管理人员；（3）有完善的风险管理与内控制度；（4）承诺在民间融资公共服务机构及时备案；（5）民间融资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条件。”④这样的规定是不同于公司企业的一般进入市场的条件，而且高于一般的条件，这就为民间借贷中介机构设立了明确的门槛，使那些不具备资质的公司挡在市场的门外，在另一方面也使得进入市场的机构都具备较高的资质，也可以提高专业的认可度和信赖度。除此之外条例草案还对民间融资信息服务机构和机构董高监人员的行为作了禁业性规定，例如规定这些人员不得从事吸存放贷等资金业务等等，这就在规范中介机构行为的基础上对于从业人员的行为也进行了规制，这是有利于整个市场的有序运行的⑤。

5.规定了中介监管部门及中介方违规的处罚措施。要确保良好的市场秩序，民间借贷中介的执业行为同样需要受到监督。我们不可能希冀于规定了中介机构的市场准入条件和执业人员的行为后就一定会有一个良好的市场，所以后续的中介服务行为同样需要相关部门来进行监督管理。国家的公权力部门，例如金融、工商及行业主管部门因其自身原因不便于充当这样一种监督者的角色，而无利益冲突的一个监管者更有利于实现监管的目的。所以推荐设立独立的民间监督管理机构：如《条例》（草案）中规定“温州市人民政府及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指定或设立民间融资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本区域内的民间融资行为及其相关服务实施统一监督管理。设立与民间借贷及其服务密切相关的企业，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颁发营业执照前应征求温州市民间融资监督管理机构的意见。”⑥

中介各方的责任之前是处于一种不明确的状态，这就加重了投资人的对于既定利益的不确定性，往往在中介方跑路、债务追不回时更为明显。如《条例》（草案）中规定，民间融资服务中介机构有所述九种行为之一的，将给予警告等不同种类行政处罚措施。这就通过条例的规定使得中介方明确违法违规的代价成本，从而更好地规范约束自身行为。

三、《条例》（草案）的欠缺性规定

1.民间借贷利率上限未作具体规定。民间借贷大量存在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对于高额的民间借贷利率，而在《条例》草案只作了 “民间借贷利率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但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利率的规定。”的规定。换句话讲，对于民间借贷利率的实际操作仍然执行最高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的规定，民间借贷利率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而实际上银行同期贷款4倍利率的规定远远不能满足温州的现实情况：根据现在通常银行个人贷款利率6%的规定，4倍也就是年利息24%左右。而一项中国人民银行在温州的调查报告显示：温州民众可接受的民间借贷利率为32%-48%之间。根据经济学“人们面临权衡取舍，理性人考虑边际量”的规律，必然有不少人为了追逐较大的利率而不惜视4倍贷款利率的规定于不顾，对于这样的民间融资借贷高利率在实践中是难以规制的。法律虽然有规定借贷利率超出贷款利率4倍部分无效，但该规定并不反对借贷双方当事人自愿履行，也没有规定放高利贷的刑事责任。如果没有规定民间借贷保护利率的上限，那么很可能出现民众为了追逐预期的收益而设定高于4倍甚至更高的利率，那样的话监管同样落不到实处。况且央行2002年的通知中虽谈到打击高利贷行为，但在司法实践中并未实际执行，根据民众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特点，民间高利借贷现象仍将并会长期普遍存在。

2.未涉及跨温州地区间的民间融资的规定。《条例》草案指出，“在温州市区域内发生的民间融资行为及其监督管理，适用本条例。”⑦作为一种比银行信贷更有效率的融资方式，民间借贷本身固有的手续简便、灵活方便的优势受到中小企业的欢迎，这也算是中小企业进行资金调剂的一种有效手段。浙江的温州、台州、宁波等地作为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的大量密集地，实际中由于经济的往来频繁复杂，可能大量存在跨地区间的民间融资借贷行为，而《条例》涉及不到管辖权的问题：例如温州和宁波、温州和台州之间的民间融资行为就会受到《条例》草案“温州市区域内”的限制而无法调整，起不到规范调整民间融资行为的目的。对于这类涉及到跨温州地区间的民间借贷在登记备案方面存在登记机构不明确问题，这点条例中并没有明确规定，这就导致管理部门事前不了解具体情况，事发后处理起来比较棘手。

3.合法民间融资与非法集资边界没有规定。民间融资往往因为其数额较大，动辄百万上千万，而在刑法中对于非法集资入罪标准则是比较低的。依据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规定，“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20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二）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对象30人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对象150人以上的；（三）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四）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⑧如果按照这种标准，民间融资差不多都在百万以上，那么按照高院的司法解释都应追究刑事责任，这是非常可怕的。而条例（草案）虽然规定了大量借贷应该强制备案，而且违反其规定应承担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作者认为是存在冲突的，实际操作中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行政责任竞合在一起而难以认定行为，这样模糊不清的界定对于规范民间借贷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

四、完善《条例》（草案）中不足的建议

1.对民间借贷利率的上限作出具体规定。建议《条例》增加设定民间借贷利率保护上限的条款。当然我们这里所规定的的上限不是无限高，我们可以结合实际调研中的经验和市场的情况作出合理地规定，比如根据发改委在温州调研调查48%的一个上限规定。这个上限规定是政府进行干预的一个临界点，这与司法解释中规定年利率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倍部分不予保护的规定并不矛盾和冲突。但在实际生活中民间借贷常发生在熟人间，因为手续简单方便，可以快速有效解决中小企业的资金流通问题而受到很多人的欢迎，这就好比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利率限制如果不符合人们实际期待的利率会影响放贷人的积极性， 甚至最终影响到经济发展。规定民间借贷利率不得超过48%的规定也不会与我国的法律冲突，因为法律的位阶不同；通过规定政府干预借贷利率的上限，可以在充分调动放贷人积极性的前提下又改变过去年利率过高而没有干预的局面。通过规定符合实际的实际利率上限，不仅可以起到平衡借贷双方利益的作用，更主要的是使得管理部门的监管更加阳光透明。我们立法也好、做利率上限规定也罢，关键是通过立法来防范居心不良的人利用资金优势来不切实际地抬高利率，进而影响市场的稳定，设置利率上限则可以起到维护市场秩序的作用。⑨

2.建议增加涉温州地区民间借贷的登记备案制。温州金融领域存在的民间融资问题在全国其他地区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只是温州爆发早、影响大。所以把温州作为金融改革的试点所取得经验也为其他地区的民间融资提供了借鉴，是可以推广到其他地区的。由于跨温州地区民间借贷处理起来由于地域关系往往由共同的上级部门来管理。但现在由于试点刚开始，省级、国家级层面的《民间融资法》虽然其规制地域的范围可以避免出现地区间民间融资无管辖权的尴尬局面，但是我们说温州作为试点刚刚开始无法避免出现跨温州地区的借贷。所以增设规定涉及到温州地区的民间借贷登记备案机构为温州的相关机构，这样就可以避免涉温地区民间借贷登记难的问题。

3.建议出台相应的单行刑法或司法解释。条例即使最终通过，因其地方性法规的局限性特点而可能导致对于地域间的民间融资行为和非法集资行为的界定出现截然不同的评判标准。建议出台国家层面专门的司法解释或者单行刑事法规，通过法律来明确两者的边界，来根除现实中非法集资和民间融资所现的边界模糊、模棱两可、不确定的顽疾。让民间融资在我国的法律框架下有序发展，从而使得合法的民间融资行为得到法律的保护，同时使金融投机、金融诈骗和洗钱等违法集资行为得到法律的追究。⑩

五、结束语

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民间借贷为今天的温州民营企业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温州民间借贷长期处于“地下”的状态，管理部门无法进行有效监管，等到民间借贷危机发生以后，也没有相关的民间融资制度规范来保障相对人的权利。作为全国首部规范地方性民间融资的法规，如果顺利实施，将会为温州民间融资市场提供明确的行为规范和法律保障。在目前缺乏国家级立法的情况下，《条例》将成为温州民间融资管理工作的重要依据。虽然《条例》在对民间借贷的利率上限、跨温州地区民间借贷及与非法集资范围界定上还不够完善，但作为浙江省乃至全国第一部民间融资管理法规，其前瞻性、创新性、以及针对温州民间融资地域性特点因地制宜的立法特色是值得首肯的，并将为下一步省级和国家级民间融资立法的提供参考建议。

注释：

①②金融办.温州民间融资管理条例（草案）.（2012-12-19）

③红宾、陈成建：“金融危机下民营企业与民间借贷的关联及其应对”，载《法治研究》2009年第10期，第22页。

④郑侠：“民间融资现实状态和法律规则的冲突”，载《民间融资引导与规范研计会论文集》（内部刊物）20lO年版.

⑤高晋康：“民间金融法制化的界限与路径选择”，载《中国法学》2008年第4期，第40页.

⑥王从容、李宁：“民问融资合法性、金融监管与制度创新”，《江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第92页.

⑦Heiko Scharrader，“Informal Finance and Intermediation”，working Paper，No.252，UB&SDRC，Germany，ISSN.1936—3408.

⑧最高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1.4.

篇4

关键词：民间借贷；民间金融；金融监管；法律规制

文章编号：1003-4625（2014）09-0075-06 中图分类号：F832.38 文献标志码：A

前不久施行的《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在第三章从民间借贷合同登记报备、公证等角度用了7个条文对“民间借贷”进行规范。然而，7个条文未能也无法对民间借贷主体部分之一“民间借贷”进行重点规范。针对民间借贷活动，我国法律层面的规范仍为空白。民间借贷是专业形态的民间金融中最具社会影响力和亟待法律规制的一类，下文对民间信贷规制的重点、难点和法律路径予以论述。

一、民间借贷规制的重点和难点

民间借贷从法律效力上可区分为合法借贷与非法借贷，民间合法借贷中，主要根据放贷人主体是否以营利为目的采取经营的方式从事放贷业务为标准，可将其区分为民间民事借贷和民间商事借贷。在民间合法借贷的两大组成部分中，民间商事信贷对民间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影响较大，因而当然地成为民间信贷规范的重点。同时，法律认可的民间商事借贷是商事经营性质的民间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表现为机构形态的民间金融，而我国社会中还存在大量隐性的地下经营性借贷活动，其性质是非法的专业形态的民间金融，主要是尚未阳光化、合法化和规范化的地下经营性借贷活动和经营性高利贷，成为我国民间借贷规制的难点。我国地下经营性借贷和高利贷规模膨胀速度惊人，2007年其规模介于7405亿-8164亿元之间，而根据央行数据，截至2013年4月底，其规模高达2万亿至4万亿元，占全国总贷款额的7%。实践中，地下经营性借贷活动行为人往往采取各种手段掩盖其非法经营性借贷和非法经营性高利贷的本质，例如以不同的公民个人名义订立自然人借贷合同（包括欠条等），将其放贷行为“简化”为最简单的民事借贷，一是得以逃避经营成本、工商管理和金融监管，二是得以蒙蔽公安机关和司法机关而逃避法律责任。下文对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和民间商事借贷的法律规制予以重点论述。

在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活动出现的早期，自然放贷人以其个人名义从事经营性放贷活动，通常构成非法经营性高利贷活动，经过几年的放贷活动在同一法院累积了多起案件，行为人所在地区的受案法院统计后发现，以该放贷自然人为原告的借贷纠纷案件多达十几起，甚至几十起，与该放贷自然人相关的刑事案件也有多起，通常是人身伤害案件。主审法官根据多起案件案情的高相似度、案件证据的高相似度、案件之间的相互印证和关联关系等，可以推断此人是以经营放贷为业的职业放贷自然人，其行为可能涉嫌高利贷，并且债务人在抗辩理由中也提出放贷人（通常为原告）行为系高利贷，但债务人无法提供证明材料，放贷人追讨本利时容易与债务人发生纠纷和冲突，因而与不同债务人发生了多起借贷纠纷和人身伤害案件。非法经营性借贷活动经过一段时期发展后，“业务”老练的放贷人懂得如何从行为外观和证据上将非法经营性借贷（高利贷）行为伪装成合法的民事借贷。据笔者调研得知，在法院已经审理的多起非法经营性借贷（高利贷）案件中，放贷人提供的自然人借贷合同等证据材料从形式外观上完全合法，反映的借贷事实清楚，约定的利率也不超过商业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从法院审判的角度，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对原告（放贷人）要求被告（债务人）支付本金和利息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有的放贷人还在借贷合同上约定了违约金，审判机关早期的态度是：只要约定利息加上违约金的总额不超过商业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利息数额的均予以支持；如果超过商业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的，只是对超出的部分不予支持。例如，2009年《江苏高院审理非金融机构借贷合同案件意见》第6条规定：借贷合同当事人既约定借款利息又约定违约金的，人民法院根据《合同法》第114条的规定进行调整后的违约金与利息之和不得超过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四倍计算的利息。经法院调查后的真实案情是：被告（债务人）在向原告（放贷人）借款时，从原告那里仅拿到少于自然人借贷合同上的借款金额的现金，少拿的部分作为事先支付的利息（俗称“双头息”），然后还应在债务到期日归还本金和不超过四倍的利息，逾期不还的还应支付较高的违约金（俗称“砍三刀”）。从事实上说，这种情况显然构成了高利借贷，但是被告无法举证，有口难辩，法院也无可奈何，只得依法办案，支持原告的要求被告支付利息甚至部分违约金的诉求。

近年来，实践中还存在“旧据换新据”的案例，即放贷人在实施了上述“双头息”“砍三刀”高利借贷行为之后，在债务到期日向借款人追讨本利，若借款人暂时无力清偿债务，请求宽限期的，放贷人便让借款人重新出具一份新的更高欠款额的自然人借贷合同以换回先前旧的借贷合同，约定新的还款日期，给出一定的还款宽限期。事实上，放贷人没有提供新的借款给借款人，而是在原先的本利上来了个“利滚利”。“旧据换新据”也是一种新的高利贷形式。1991年最高院《审理借贷案件的意见》第7条明确规定：出借人不得将利息计人本金谋取高利。审理中发现债权人将利息计入本金计算复利的，其利率超出第6条规定的限度时，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但是在法院审查时，根本无法看出其非法性，借款人若不能提供相反证据，只能判定借款人偿还本金，并支付利息和违约金。调研中还发现，有的地区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中采取了更加灵活的处理方法，有时也是出于无奈，因为被告（债务人）及其家人在案件开庭审理后，强调对方行为系高利贷，不肯支付高利息和违约金，通过采取在政府门前静坐、到法院闹事、绝食等各种手段要求法院对高利息和违约金不予支持。主审法官出于判决的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统一考虑，又基于公平角度考虑，若能确定该案确系多起以同一人作为原告提起的借贷纠纷诉讼案件之一，且能推断原告为职业放贷人或涉嫌高利贷行为，而原告又无法举证证明因被告的违约行为致使其利益实际受损的，则认定：“双方额外约定的违约金属于变相提高利率的行为，违反了国家有关限制借贷利率的规定，该约定显失公平，对原告的违约金请求不予支持，对双方约定的利率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的部分也不予支持。”

如今，非法经营性借贷活动行为人更加有经验：为了规避法院推断出其行为的非法经营性和高利贷特征，不再以同一公民身份对外订立自然人借贷合同，而使用不同自然人的身份作为出借人，形成非法经营性借贷和高利贷活动组织，并通过注明不同的合同签订地、异地放贷、约定异地法院有管辖权等手段达到异地管辖的目的，从而使得在同一法院以同一自然人为原告（放贷人）的借贷纠纷案件大为减少；订立“阴阳合同”，例如在其订立的自然人借贷合同之外，另行达成口头协议，对实际执行的利率重新约定，通常该利率高于国家关于借贷利率的限制，放贷人预先从交付的本金中扣除该利率计算得出的高利息，使纸面利率沦为掩饰其高利贷性质和蒙蔽法院的形式；在订立的自然人借贷合同上花心思、大做文章，例如放贷人要求借款人提供保证人，并在借贷合同上作为借款人签字；在订立自然人借贷合同上写明“乙方（借款人）承诺以自己所有的某处房产作为抵押，甲乙双方签字后生效”，虽根据《物权法》第187条尚未取得房屋抵押权，但通常可以震慑并不精通法律的借款人；订立两份自然人借贷合同，一份是借款人出具的借条，写明借款人从放贷人处借到多少金额的现金，从而有利于放贷人作为诉讼请求的证据提供，而借款人因此根本无法提供反证，但实际上到手金额少于借条金额，一份是双方订立的借贷合同，是用来约定形式上借款人应支付的利息和违约金的，变相提高借贷利率，从而有利于放贷人作为请求支付利息和违约金的证据；为了避免借款人提出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而放贷人又无法提供证据证明自己因借款人违约到底遭受了多大的实际经济损失的情况，提前在借款协议上写明“乙方（借款人）确认约定的违约金低于甲方（放贷人）的损失”，以有利于原告（放贷人）在诉讼中要求被告（债务人）支付违约金，并且被告无法向法院申请降低违约金等。这些情况给法院审判带来很大的难度，通常难以识别简单民事借贷下掩盖着的非法借贷和高利贷，即使可以察觉，也由于证据原因而在对借款人利益的保护上显得无能为力，只能叹息被告（债务人）实在不懂得保护自身的利益，然后基本支持原告（放贷人）的诉讼请求。我国现有相关法律规范存在缺陷，无法规制和避免上述实践中发生的问题，只能要求借款人在订立借贷合同时学会自我利益保护，不去借高利贷，而这只是一种消极的期待，在借款人有急迫的资金需求而又无法从正规金融或其他更好的渠道获得融资时，不得不求助于非法借贷和高利贷，放贷人往往就是利用借款人急需资金而乘人之危、趁火打劫，根本无法遏制非法借贷和高利贷，也无法有效地保护借款人的合法利益。据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法官透露，近年来该法院在审判活动中遇到大量借贷纠纷相关案件，约占全部民事案件的1/8。根据法院受理的借贷纠纷案件情况来看，社会中的非法借贷和高利贷活动越来越猖獗。

二、民间信贷规制的法律路径

（一）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的法律规制

1.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的识别和认定

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活动十分活跃，主要表现为未经许可和登记，以营利为目的长期从事经营性的借贷活动，行为主体主要包括：（1）个体形态的职业放贷自然人、个体工商户；（2）组织形态的放贷合伙、合会等；（3）机构形态的非法经营借贷业务的企业法人等。由于我国对设立金融机构实施审批制，对从事金融业务实施特许制，未经相关金融监管部门审批和颁发金融业务许可证，不得擅自设立相关金融机构或从事相关金融业务，否则根据《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和非法金融机构取缔办法》对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予以取缔。然而，实践中少见采取毫无遮掩的方式开展非法金融活动的案例，大多是在地下从事着变相的、隐性存在着的非法金融活动，以降低成本、逃避金融监管和法律制裁？因此，实际上对非法金融活动的认定和识别成为金融监管部门和司法部门打击和惩治非法金融活动的前提，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使得金融监管部门和司法部门有法可依也十分必要。对于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的法律规制而言，确立法律上的认定标准和识别方法是金融监管部门和司法部门打击和惩治非法信贷和高利贷的基础。

关于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的主要特征，实践中，民间隐性借贷以非法行为居多，包括非法经营性借贷、高利贷、非法集资类借贷，否则行为人无须通过各种手段和方式来掩盖其行为性质，更无须通过隐蔽的方式在地下开展借贷活动，并且民间隐性借贷与非法集资类犯罪行为联系紧密，是一种长期的以营利为目的的非法金融活动，故其实际上为民间隐性的非法借贷活动。通过调研和案例总结可以得出结论：隐性、以营利为目的、经营性、违法性是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的主要特征。

关于如何识别和认定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与民间合法商事借贷的区别在于其违法性和隐性，行为人通常采取各种手段和方式掩盖其行为性质上的违法性，变相地、隐性地于地下开展活动，使其行为在形式上似乎具有合法的外观或不易被发现。理论上，就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的违法性识别问题而言，不管其表现为个体形态、组织形态还是机构形态，其必然在某些方面不符合法律的规定，譬如未经登记注册擅自经营借贷业务、未获得金融业务经营许可证而无借贷业务经营资格、违反国家关于借贷利率的限制性规定、资金来源和用途不合法以及违反国家金融监管规定的其他情形，只要能够证明其行为具有上述任一情形，即可认定其非法性。然而根据笔者调研获知，司法实践中识别和认定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困难重重，主要是由于此类非法信贷是“隐性的”开展，司法认定上往往遇到证据不足和法律依据不足的问题。如上文所述，一方面，只有在少数情况下发生在某个人名下的同一类借贷纠纷案件过多，才能推断出该人是从事隐性的经营性借贷活动，并结合借款人的口供和放贷人变相提高借贷利息的具体情况，才能识别出该人从事的是高利贷活动，这确实是司法实践总结得出的一种识别方法，但不是所有法院都有足够的勇气根据该方法裁判相关案件，因为我国尚无具体认定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的法律规定或司法解释，法院在法律适用和司法裁判上显得保守。另一方面，从事经营性借贷和高利贷活动的行为人在掩盖其行为非法性方面的“反侦察能力”不断提高，司法机关受理的案件通常在表面上看起来仅是简单的民事借贷纠纷或者债权债务纠纷，从证据角度往往难以认定其行为具有非法经营性或高利贷特征。

从事经营性借贷和高利贷的放贷人之所以能够掩盖其行为的非法性，重要原因之一是借款人明知而没有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从事实上放弃了诉诸法律保护的可能。放贷人往往利用借款人急需用钱的经济紧急状况乘人之危，提出苛刻的借款条件，双方真正执行的是放贷人提出的口头“霸王借贷合同”，变相提高利率的手法包括预先扣息、“换据”“利滚利”“双头息”“砍三刀”、借款反存、设立各种手续费等，为了蒙蔽司法机关和逃避法律责任，多以公民个人名义另立一个利率合法的民事借贷合同作为“外衣”，借款人因急需用钱却融资无道，被迫接受苛刻条件，所以借款人是明知利益受损却难以做到自我保护。纠纷发生后，由于整个借贷关系中非法的部分都以口头方式进行，因而借款人在诉讼中难以提供证据证明对方行为的非法性，又由于双方当事人均以公民身份确立借贷关系，借贷合同内容简单、模糊，从外观上看仅是简单的民事借贷关系，法院也难以认定放贷人行为具有非法经营性，故法院不得不支持放贷人的诉讼请求，而真正作为受害人的借款人的利益却得不到也无法得到保护。分析至此可以得出，实践中由于受多种条件的限制，难以找到理想的识别和认定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的方法，这也是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猖獗和打击不尽的主要原因之一。要想有效地遏制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规范和促进合法的民间借贷发展，一是要提高公民的自我法律保护意识，不与非法借贷活动发生交易往来，在投融资活动中注意留存相关证据材料；二是国家提供更多的投融资渠道，让资金需求者能够从合法的途径更容易地获得融资，为民间游资创造更多、有吸引力的投资渠道；三是在对商事信贷设定最高贷款年利率的前提下，推进有利率最高限制的利率市场化进程，让资金借贷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从而降低借贷的利润空间和回报，使得资金借贷本身不再是有吸引力的投资方式；四是为民间资本进入融资业提供通道，鼓励民间资本开展合法的经营性借贷业务，打击非法的借贷活动，明确非法借贷活动的法律责任，并应将其纳入常规的金融监管视野，我国《刑法》规定的非法经营罪可以适用于非法经营性借贷，未经登记许可从事经营性放贷业务的，应予取缔并给予相应的法律制裁。

2.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的阳光化、合法化和规范化改造

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活跃了市场经济，缓解了市场对投融资的需求，为中小企业经济和部分人的生活改善提供了资金支持，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这种不受监管和无序的金融活动更多的是带来了各方面的消极作用：一是其破坏了正常的金融秩序和民间信用，可能引发“民间金融危机”，不利于金融系统稳定和金融安全，从温州蔓延开来的民间借贷危机即是典型的一例；二是其往往导致金融违法犯罪和其他刑事犯罪，容易引发非法集资、高利贷、绑架、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等犯罪，威胁着社会的稳定和人民人身、财产安全；三是整个债权债务关系从缔结到消灭都潜伏着各种风险，不利于债务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引发诸多法律纠纷，破坏了社会和谐，提高了司法成本和难度；四是作为借款人的中小企业和自然人若不能及时偿债，便面临着高息压力和人身威胁，往往导致中小企业破产和债务人自杀或逃亡的情况，反而破坏了中小企业经济的发展，增加了企业和个人的负担等。综上，我们应辩证地看待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对其法律规制也应采取辩证的手段，即以打击取缔非法借贷和高利贷、促进民间合法商事信贷发展为出发点，坚持“引导改造为主，打击取缔为辅”的原则，对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实施阳光化、合法化和规范化改造，改造能够和愿意被改造的部分，打击取缔不能或不愿被改造的部分。

（1）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的阳光化和合法化。

我国仅在相关法律法规中许可了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村镇银行、城市信用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等银行业金融机构以及小额贷款公司、贷款公司等非银行金融企业的信贷业务资格，自然人和其他组织一律不得经营信贷业务，只能从事非经营性质的民间民事借贷活动，未取得信贷业务资格的企业法人也不得经营信贷业务。实践中，囿于法律规定和资金条件等方面限制，社会闲散资金持有者为了赚取高额利息回报，或出于降低成本、逃避监管和法律责任等目的或因不符合信贷业务准入标准而无法通过设立信贷机构开展信贷业务，采取各种掩盖手段通过个体、组织、机构等形式隐性地开展信贷业务活动，根据1998年《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4条，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从事发放贷款业务的为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因此，实践中未经批准从事的隐性信贷业务活动均为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包括职业放贷自然人、经营借贷业务活动的组织、变相从事借贷业务活动的企业法人等从事的隐性信贷业务活动。我国关于民间借贷包括民间借贷的法律规范少、漏洞多，认识上有偏差，没有正确处理好金融监管、法律规制与市场投融资需求、信贷业发展之间的关系。我国要想正确处理好这种关系，必须对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实施阳光化、合法化和规范化改造，首先是要实现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的合法化和阳光化改造，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人手：

第一，扩大商事信贷经营主体范围，放宽信贷业务准入门槛。我国应扩大民间商事借贷经营主体范围以增强民间金融的主体力量，通过立法和修法许可个人（自然人、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合伙企业、其他组织等成为民间借贷经营主体，建立多形式、多层次的民间借贷经营主体结构，形成商法人、商合伙、商个人三类借贷业务经营主体并存、互相竞争又互为补充的发展局面，并针对不同类型放贷主体设定不同的准入门槛，在现有准入标准上适当宽松，使更多的隐性商事信贷得以合法化并开展阳光化运作，活跃资金供求市场。

第二，确立民间商事信贷的正当、合法地位，将商事借贷与非法借贷区别开来加以保护和促进。鼓励民间资金进入融资市场，保护由商事借贷行为形成的法律关系，对因商事借贷而取得的债权、担保物权、股权等予以保护，通过出台政策引导和促进商事信贷的发展，而对非法借贷关系不予保护，否定非法借贷行为确立的所谓权利义务关系，主要通过不当得利制度保障资金融出主体融出的资金得以返还。

第三，扩大民间融资渠道，为市场资金需求主体提供更多、更便利、更经济的融资方式，从而活跃民间金融市场，使得有偿还能力的资金需求主体无须求助于非法借贷即可快速地筹集低息贷款。非法借贷的贷款利率往往高于同类银行贷款利率以及民间商事信贷利率，非法经营者通过各种手段掩盖非法性质，通常采取预先扣息和订立“阴阳合同”等手段使得借款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障，而且其收债方式不规范，往往掺和着暴力和威胁。扩大民间融资渠道能够使得非法借贷显得毫无竞争优势和生存空间，逐渐自生自灭或转化为合法借贷。

（2）民间借贷发展的规范化。

要实现民间借贷的规范化发展，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人手：

第一，建立商事借贷业务登记制度。对职业放贷自然人、组织和法人实施登记管理，对商事借贷经营主体的格式借贷合同实行审查和备案登记制，确立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为登记机关。

第二，建立风险备付金制度，将放贷人经营借贷业务的风险控制在可控范围内。风险备付金与放贷人的经营业务范围和经营规模成比例，并不得抽回或挪用，随着放贷人经营业务范围和经营规模的扩大，梯度提高风险备付金率或额度。有必要对职业放贷自然人、个人合伙、个体工商户、合伙企业和其他组织的风险备付金率或额度提出更高的要求，对他（它）们的经营范围和经营规模也应作出相应的限制。

第三，建立商事借贷市场资信系统，建立诚信管理档案。由金融监管机构对商事借贷经营主体的资信状况、偿付能力、经营风险、风险备付金情况进行实时监控和披露，对商事经营主体和借款人的在借贷活动中的诚信情况作出记录并建立诚信档案。

第四，建立商事借贷主体的退市制度，妥善处理各种债权债务关系，最大程度上维护债务人和债权人利益的平衡，维护信贷市场的信用和秩序，维护社会和谐和金融系统稳定。在个人破产制度尚未建立的情况下，对于职业放贷自然人、个人合伙、个体工商户等经营主体的市场退出制度应作出特别规定。

第五，将阳光化、合法化和规范化改造涉及的各项举措成文化、制度化。出台“放贷人条例”或“非银行信贷法”并修订《贷款通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制定相应的信贷机构设立或职业放贷个人登记、变更和市场退出规则，确立信贷业务经营规范、信贷利率限制、风险备付金制度、放贷人资信评价制度、放贷人和借款人诚信档案制度、监管机构及其职责、法律责任与罚则等。

（二）建构民间商事借贷监管机制

我国民间借贷已经初具资金规模，不可小觑而放任不管。截至2013年7月，根据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的《银行与家庭金融行为》调查结果显示，我国民间借贷参与率高，有33.5%的家庭参与了民间借贷活动，借贷总额达8.6万亿元。问题是，占8.6万亿元大部分的是隐性开展的未与民间民事借贷区别规制的民间商事借贷，而如此之大的民间商事借贷金融规模却未纳入常规的金融监管范围，民间金融风险容易失控，不利于防控借贷危机和金融危机。鉴于此，一方面，我国应将民间民事借贷与民间商事借贷区别规制，并确立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的识别和认定规则及其法律责任，为司法裁判提供依据；另一方面，建议我国完善相关法律规定，将民间商事借贷纳入常规的金融监管视野，建构我国商事信贷监管机制。建构我国商事信贷监管机制具体应做到以下几点：其一，制定“放贷人条例”或“非银行信贷法”并修订《贷款通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确立商事借贷的认定和监管规则，加强对变相、隐性的商事信贷监管，打击、取缔未能阳光化、合法化和规范化改造的非法借贷活动，确立银行业监管机构为商事信贷监管机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金融行政部门（金融办）一起协助商事信贷监管机构及其派出机构开展监管活动；其二，在法律中明确规定监管机构的权责，由监管机构对放贷人的资信、偿付能力及其存入托管机构的风险备付金实施实时监控，对其经营行为实施适当监管，在其风险发生后及时介入并采取接管、托管、重整、并购、清算、司法破产等监管措施；其三，在商事借贷经营主体市场退出方面，商事借贷监管机构应在放贷人发生严重信贷经营风险、尚未支付不能之前介入并对其采取市场退出监管措施，保障债权人利益和金融安全与秩序；其四，在常规的监管措施上，商事信贷监管机构应对发生经营风险、风险备付金不足、不诚信记录等问题的商事经营主体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直至停业整顿、吊销其业务经营许可证、责令关闭等，对借款人的不诚信行为进行记录并通告各信贷经营主体，建议借贷经营主体对于发生二次不诚信记录的借款人不再发放贷款等，涉嫌刑事犯罪的还应追究其刑事法律责任。只有建构我国商事借贷监管机制，才能更好地规范和促进民间借贷的发展，更好地发挥商事信贷对中小企业经济发展和个人生活改善的作用，最大程度上减少非法借贷活动，形成良好的民间金融秩序，防范民间金融危机。

（三）发挥政策在商事借贷发展中的引导作用

篇5

一、借条怎么写才有法律效力

借条只要包括了出借人、借款人、借款金额、借款时间等主要内容即为合法有效。规范的借条应具备如下内容：

1、写清楚借款人和贷款人的法定全名。

2、写清楚借款时间期限，包括借款的起止年月日和明确的借款期限。

3、写清楚借款的利息，应有明确的年利率或月利率，最终应支付的借款利息总额。

4、应写清楚借款本息偿还的年月日时间及付款方式。

5 、写清楚借款金额，包括大写和小写的金额。

6、应有借款本人亲自签章、手印或亲笔书写的签字。

在书写借条时，应注意几个问题：

要弄清楚借款人和出借人的真实姓名(身份证、户口簿登记的为准)，弄清楚借款人的工作、住址、甚至收入、财产等个人情况。在借条右下角由借款人亲自署上真名。

签名等于确认借条上陈述的内容，没有签名，就等于没有确认，若借款人事后不认可，没有签名或签了假名很可能会得不到法院的支持;借条最好能约定好利息、还款期限、还款方式等事项;借条必须能清楚记述借贷的事实。

内容表达不清，或数目不清，产生纠纷时，借款人又不认可，诉讼风险是很高的。关于借款数目，最好能先用阿拉伯数字书写，然后再用大写中文数字书写一次。借条的诉讼时效问题。

约定清楚还款期限的借条，如借款人在约定的还款期限内没有还清欠款，出借人可以自还款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内向法院提出，超过两年，就超过了诉讼时效，法院不予以支持诉讼请求。

二、写借条时应如何写利率

《合同法》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利息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依照相关法律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利率，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而且，出借人不得将利息计入本金谋取高利，若是将利息计入本金计算复利的，其利率超出前述四倍限度时，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

公民之间的定期无息借贷，出借人要求借款人偿付逾期利息，或者不定期无息贷款经催告不还，出借人要求偿付催告后利息的，可参照银行同类贷款的利率计息。

因此，在民间借贷中，对利息的约定应当慎重，在约定明确的同时，要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所以，在民间借贷中，对利息的约定一定要符合法律规定，并且要约定明确，不要因系亲朋好友，碍着面子口头约定而不书面写明收取利息及利息标准。

利率利息分不清，也容易产生纠纷。如李四立借据：今欠王麻子人民币8万元，利息2分，8个月内还清。借钱是事实，但约定利息是每月2分钱，还是月利率2分，难以说清。此种情况，已有判例，认定为约定不明，为公平起见，法院判令李四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王麻子相应利息。

利率和利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将2分利率写成2分利息，或写成0.2分利息，或写成0.2%利息，都是不恰当的。利率是利息和本金的比率，主要表示方法有：年利率：用%表示;月利率，用表示;日利率，用、万表示。无论是银行还是民间借贷约定利息的时候，文字表述均应用利率，银行放贷利率通常按月计算，用表示，2分的利率就是20(即2%)，月利率五厘六即为5.6。

对于借条怎么写才有法律效力以及写借条时应如何写利率等问题的具体内容，上文中都有详细为您进行了介绍，希望这些内容能够帮助您解决您所遇到的问题。民间借款中，人们在借钱给他人时，要注意写好借条，借条中的内容要合法明确，不要有歧义，约定的利率不能超过法律的限制。在借条所约定的还款日期到期后，如果对方没有还款意向，债权人就要及时向债务人催讨，必要时可以选择诉讼的方式追讨欠款。如果您不知道该如何进行诉讼讨债，可以咨询一下债权债务律师的意见。

三、正规的借条范本

借条

今有向借到人民币大写_____万_____千_____佰_____拾_____元整。小写_____元。上述借款约定于_____ 年_____月_____日前还清，逾期不还，借款人应承担违约金_____。双方约定本纠纷由_____人民法院管辖。

借款人： 身份证号_______________

篇6

关键词：民间高利贷；犯罪化：社会危害性

关于民间高利贷，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取缔地下钱庄及打击高利贷行为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中有规定：“民间个人借贷利率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但双方协商的利率不得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不含浮动)的4倍。超过上述标准的，应界定为高利借贷行为。”民间高利贷，它不同于民间普通借款的一个显著的特征在于它是高利率，即高于银行同期指导利率的四倍。这意味着，双方当事人合意，十倍，百倍利率的高利贷都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笔者认为，从实然层面上，剖析民间高利贷行为，其在刑法的理论上完全符合间犯罪的本质特征。高利贷不仅侵害借贷方利益，扰乱正常金融市场秩序，还易引发后续犯罪。从应然层面上看，民间高利贷应当入罪，如果刑法不对其进行规制，将后患无穷。同时，将其定为非法经营罪也是非常合理的。

一、民间高利贷具备犯罪的本质特征

民间高利贷是封建社会的残渣。在封建社会里，高利贷便是剥削者压榨劳动人民的工具。这一点可以从《白毛女》中反映出来。借贷方杨白劳便是深受其苦。在当今社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达，资金流通周期短，在个人和企业融资困难的背景下，诚然，民间借贷诚如雪中送炭，暂解企业、个人资金困难。这本也是符合国家鼓励消费，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的根本精神的。但是，民间高利贷的本质已经远非民法中的自然人借款行为可涵盖，早已偏离、扭曲这一本质，成为资本睢利是图、对外肆意扩张的渠道。

(一)民间高利贷合同并非法定必然有效的合同

契约自由不能是绝对的自由，这从英国文豪莎士比亚的名著(威尼斯商人)中可以印证，如果没有鲍西亚的机智，绝对的契约自由精神将会害安东尼割肉偿还高利贷。民间高利贷合同表面上为双方合意的结果，实际上是出借方乘人之危的行为，是借贷方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两害相衡取其轻时做出的无奈选择，实际上并非其真实的意思表示。在我国，也并非所有双方合意的合同就受法律承认和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4条：“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又如(合同法)第54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从这两个条文的精神推知，法律并不认同民问高利贷合同的合法性。

(二)民间高利贷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

我国刑法理论通说认为犯罪是依照法律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一种行为构成犯罪，应同时具备刑事违法性，社会危害性，应受处罚性三个条件。其中，犯罪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民间高利贷不仅严重侵害借贷方利益，扰乱正常金融市场秩序，还易引发后续犯罪。

高利贷侵害借款人权利。首先，出借方在乘人之危的情况下自主定利率，多数利率远高于银行同期利率的四倍，有的甚至将利率定得高得非常离谱而借贷方被迫接受，只能沦入高利率的债务之中，本身是对财产权益的极大侵害。这可以说是半借半抢了。其次，许多借贷者多是黑社会成员或者与黑社会有“业务联系”。高利贷债务本不受法律保护，出借方只能借助非法私人救济来索取债务，往往采用威胁，恫吓，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等方式。这对债务人的人身自由和身体健康权利也是一种侵害。虽然有的行为，如非法拘禁，故意伤害，侵权人可能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对一些侵害债务人权利却又未达到法律管辖范围的侵害行为，可能债务人就是被白白侵害。这样，债务人权利就得不到法律切实的保护。

高利贷严重扰乱市场经济秩序。高利贷虽为民间私人之间的经济往来，但也应受“不得高于银行同期利率的四倍”以上的约束。“四倍”这个基准，一是考虑到了借贷人利益，二也是出于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初衷。正常民间借款，你情我愿，合法合理。但是，利率主要由借款人意志决定，有的利率甚至相当离谱，民间借贷市场缺乏相应的管理机制，市场人为操控，市场规律不能正常发挥作用，良性竞争难以立足，容易造成恶性竞争。而市场主体之间联系甚为密切，牵一发而动全身，资本的扩张性，其蔓延之势是十分迅速的，更易给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秩序带来消极影响。此外，高利贷的确给国家金融带来一定的竞争压力，一定程度上刺激金融机构改善自身服务，推动国家金融事业向前发展。但这种刺激，是一种恶性的刺激，是不健康的刺激，不能将民间高利贷犯罪化的行为归咎于国家资本保护主义的需要。同时需要引起注意的是，我们也不能完全排除外国资本恶意流人民间充当出借方幕后黑手的可能。因此，将高利贷犯罪化，也是出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需要。

二、民间高利贷的刑法规制

民间高利贷在我国刑法法律规范体系中没有相应的地位，关于该方面的法律规范建设不尽完善。根据我国《刑法》，有关高利贷的罪名中仅对高利转贷罪及骗取贷款罪做出了规定。民间高利贷现象，民间高利贷案件在各地并不鲜见，而由于相关法律的缺失，给各地司法实践带来了困扰，某些地方以非法经营罪对其进行打击。对这些地方的做法，笔者赞同之余，建议尽快出台相关立法，司法解释，让民间高利贷犯罪化理更直，气更壮。

不必另设“高利贷罪”，而是通过司法解释，将民间高利贷行为纳入非法经营罪进行打击。《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前三项规定了三种非法经营行为之外，第四项将“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并了进来，成为“兜底条款”。立法者正是考虑到了现实生活中的难以一一列举的非法经营行为，才有此举。主张不必另设“高利贷罪”的理由在于民间高利贷行为完全符合非法经营罪的构成要件。而立法本是一个浩大繁杂的工程，既然有现成的罪名可用，就不必再浪费成本，而制定司法解释的成本，显然低于另立新法或者修改法典。到目前为止，最高人民法院的刑事司法解释中，明确指出按《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的行为有六种，民间高利贷行为并没有被规定在其中。应当修改司法解释，将高利贷行为作为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的第七种行为，因为高利贷行为，已经到了足够让人们引起对于先前六种非法经营行为同等重视的程度了。

篇7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后，央行2011年工作会议一反常态未明确全年新增信贷及M2增长目标，而是以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取代。现在这一指标如期公布（一季度4.19万亿元），引来业界的一片喝彩，被认为是央行监控的一大进步。

根据央行调查统计司的测算，与新增人民币贷款相比，社会融资总量与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关系更加密切，与GDP也存在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其司长盛松成甚至称，可以根据GDP和CPI等指标推算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相应的社会融资总量。

既然如此，就有点奇怪了。2011年的GDP\CPI目标在两会上早已明确，既然能够推算出来，何以央行对此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目标呢？这有点不符合常规，此前央行历来都是喜欢定指标的。

全新指标

过去央行调控货币，主要指标是新增信贷和M2。几乎在每年的央行工作会议上，都会对这两项分别给出控制目标。而作为调控新指标，社会融资规模涵盖的范围要比新增信贷宽泛。

社会融资总量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央行方面阐释为：一定时期内(每月、每季度或每年)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的全部资金总额。央行当前执行的统计口径包括：社会融资总量等于人民币各项贷款、外币各项贷款、委托贷款、信托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企业债券、非金融企业股票、保险公司赔偿、保险公司投资性房地产等各项之和。

在直接融资快速发展的趋势下，货币调控更多关注与经济增长及物价指数相关度更高的社会融资总量，而不是仅止于货币信贷量。

2010年信贷扩张迅猛，仅人民币贷款就增长7.95万亿元，不过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和直接融资比例的提高，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资金供给更多体现在“社会融资总量”上。数据显示，去年共有531家公司在A股市场融资10275.2亿元，以中期票据和短期融资券为主的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达到1.18万亿元，银行信贷类理财产品发行规模也超过万亿元。

从结构看，今年一季度人民币贷款占社会融资规模的53.5%，而在2002年，这一比例高达92%。在新增人民币贷款已不能完整反映金融与经济关系之时，央行货币调控适时引入社会融资总量指标，坦承地讲这是一种进步。

统计缺陷

好事也并不是没有瑕疵。像目前对社会融资总量的统计，并不完整。

众所周知，社会融资渠道繁杂，现在央行把社会融资定义为从金融体系获得资金，其实很不妥当。像国债、外商直接投资(FDI)、私募股权投资（PE），以及规模庞大的民间借贷，其实都是实体经济融通资金的重要渠道，在社会融资中的作用不可小觑。

这些被“遗漏”的社会融资的量级到底有多大？看看下面的数据就清楚了：

创投及私募股权第三方机构清科研究中心的报告显示，2010年共有82只可投资于中国大陆地区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完成募集，募集金额276.21亿美元；当年中国共发生私募股权投资案例363起，交易总额103.81亿美元。

而来自于商务部的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FDI（对外直接投资）为1057.40亿美元，截至当年底，中国利用外资总规模超过1万亿美元。

至于民间借贷，那就更是一个庞大的数额了。央行早在2008年就开始了对民间借贷市场的调查，据其调查统计，到2010年3月末，民间借贷余额为2.4万亿元。

这些看得清摸得着的社会融资，却没能进入现行的统计口径，不能不说是一种缺失。

调控难题

对央行而言，对社会融资总量的客观可测是一大难题；而更大的难题，则是精确可控。这也是央行时时处处提“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却偏偏给不出一个“合理”的尺度在哪儿的根本原因。

有人或许认为，这是第一次统计“社会融资总量”指标，没有历史参照，所以才会这样。其实不然，央行按现有口径追溯统计历史数据，是一件相当容易的事；事实上央行也做了此项工作。

央行报告里表述：初步统计显示，从2002年到2010年，我国社会融资规模由2万亿元扩大到14.27万亿元，年均增长27.8%。是否有历史可比数据，已经一目了然。

很显然，央行在调控社会融资总量目标上打迷踪拳，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其行政能力还无法企及。拿现有口径来讲，央行能够调控货币信贷规模，但对于债券融资规模以及股票融资规模它是无力控制的，因为这些属于发改委、证监会管辖。

篇8

马年短短4个月里，全国已有20多家P2P企业倒闭。坊间有言，P2P第二波“跑路潮”将近，监管补位遂成燃眉之急。

就在“宜信危机”的同一天，银监会副主席阎庆民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明示：P2P已确定归银监会监管，相关事宜正在研究。终于，“烫手山芋”有了主儿。

过去大半年来，央行曾经高调调研监管P2P等互联网金融新业态，倾注了大量精力。

“这其中有复杂的博弈。”知情人士称，两家机构管辖权长期重叠已是事实，央行对互联网金融倾尽心力，到头来却“众筹归了证监会，P2P归了银监会，只留下‘干巴巴’的第三方支付。”

阎庆民在表示P2P由银监会监管的同时，也强调了央行牵头协调的地位。

牵涉“博弈”之中的，还有目前暂为“代管”P2P的地方金融办。浙江、江苏和广东地区数位金融办主任均直言，“P2P涉及领域太多，银监会不可能管得顺畅，很多事必须由金融办来做”。

眼下，《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从银监会非银部获悉，类银行业监管的风险备用金体制、类保险业监管的产品购买“犹豫期”等严厉举措，已提上银监会的议事日程。

金融办：“街道办”

由于P2P长期处于监管盲区，全国许多地区不得不由地方金融办来代管。

“银监会管起来有点不顺。”江苏省一位市级金融办主任说，除龙头企业外，绝大部分P2P均是“穿了马甲的民间借贷”，依靠敛钱放贷的初级手段与小贷公司、资金互助社、担保公司等机构关联，远超银监会监管边界。不仅如此，参与主体也大多为信贷渠道“走不通”的风险型企业，银监会很难知根知底。“金融办显然比银监会更接地气”。

其他地区数位金融办负责人也认同上述观点。“P2P监管不可能脱离金融办，归了银监会确实挺牵强”，一位广东省市级金融办负责人认为，参与者相比民间借贷更加低、小、散的特性，让监管难度骤增。

广东银监局副巡视员陈志清称，广东P2P行业处于超常规发展，需集合银监会、金融办、经信委等多部门才能完成这一“苦差事”。

但事实上，多数地区的金融办对P2P监管基本上还无计可施，方法不外乎事后约谈和调查，对上访案件进行协调等。一些风险高发区的金融办，尽管规定当地P2P企业须按季度上报业务数据，但执行力却大打折扣。很多金融办还更像“街道办”，每周频繁接待上访和举报。温州金融办一位处长就透露，他的工作之一就是接待上访的投资人，“再就是各种沟通会议，加强宣传和教育”。

不过，今年3月1日起执行的《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中要求相关从业的机构和企业应当在工商登记之日起15日内向地方金融管理部门备案的条款，改善了监管现状。“这在全国尚属首例”，这位处长称，迄今温州民间借贷登记中心已有三、四十家P2P企业登记在案，金融办管控力很快提升。

“我们都在学习温州。”前述江苏某地金融办主任称，他们正尝试建设本市民间借贷登记中心和区域征信系统，建成后将交由当地一家国有企业来操作运营，“这一切，都只能由金融办来做”。

铁腕银监会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从银监会非银部获悉，在监管定位上，P2P企业要“充分把自己定位于中介平台，回归中介本质，提供点对点的服务，不能直接经手资金、不能担保、不能建资金池和进行非法集资”，“在现有法律框架下，P2P平台就是民间借贷的一个信息平台”。另外，类银行业监管的风险备用金制度、类保险业监管的“犹豫期”制度，已提上银监会桌面。

目前，仅人人贷等少数几家P2P企业主动将交易额3%提为风险备用金，但更多企业还无视风险，广东、浙江、江苏等地甚至大量存在家庭式作坊，人员专业素质低下。

而所谓“犹豫期”，原指投保人在收到保险合同10天（银行保险渠道为15天）内，可将合同退还保险人并申请撤销取回全部保费。眼下银监会正考虑将类似条款纳入监管细节。

“这一旦实施，将是致命冲击。”人人贷CEO李欣贺称，P2P的优势就在于快速便捷的资金流转，10多天犹豫期很可能暴露出项目风险，改变投资者意向。如果后续还有更为严厉的资本充足率监管，则行业冲击巨大。“银监会应参考一些类银行业监管的细节，但不能照搬”。

上海交大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朱宁也表示，P2P的本源是民间性质的小规模业务，不能“管死了”。

“当然，争议较大的‘宜信模式’应予以重视，以P2P名义做大额资金业务，会造成监管标准与实际风险不对等。”朱宁称，对信息披露不透明的企业，银监会应尽早定下监管框架，“活下来的，肯定是风控能力强、合规性更好的透明平台”。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建议，监管框架应首先建立在对P2P概念的正确定义上，多种模式并存的现状亟须准确分类。一些企业其实只需加强规范，强调对监管层信息透明并及时披露资金投向、关联交易等信息即可，“阳光是最好的杀毒剂”。

但是，这并非意味着P2P监管适合负面清单制。一位匿名专家警示，中国的法律法规和金融体系非常薄弱，企业创新能力又往往快于监管层的反应速度，负面清单制将让新的风险点防不胜防。

篇9

【关键词】社会融资规模 货币供应量 货币政策中间目标

一、引言

我国自2007年起提出要用社会融资规模代替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支持这种做法的重要理由之一就是——当前的经济环境已经发展到不适合用广义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诸多有识之士已对此进行深入地分析，如盛松成【1】、聂彦军【2】等。但这些文章一方面过度夸大社会融资规模指标的优点，另一方面没有涉及针对该指标统计困难的对策。

本文尝试通过对社会融资规模与货币供应量进行对比，思考社会融资规模指标统计的困难因素，并给出相应的对策。

二、社会融资规模与货币供应量的数量差异及思考

通过比对央行提供的同期中国社会融资规模月度数据与货币供应量增量，我们得到下图：

可以看出现在的社会融资规模与货币供应量增量在数量上长期稳定于1：1的比例。所以，这不禁让我们疑惑——为什么央行要用一个在数值上如此相近的指标来替代货币供应量作为中间目标。

对此，我们的解释是当下的社会融资规模统计尚存在漏洞，并没有将一些重要的融资工具统计进来，以至于造成两者差别不大的现象。更进一步，我们觉得当下的社会融资规模指标在质量上并没有达到央行当初设计这个指标时的设想。我们认为社会融资规模指标亟需根据实际情况加以改进，以达到央行当初设计这个指标时的设想。

三、社会融资规模统计难度分析

中国的统计条件与统计手段均落后世界先进水平，而央行所呈报的社会融资规模统计涉及多方——金融性公司部门的表内业务的资产方、金融性公司部门的表外业务、金融性公司部门以外部门的负债方统计、金融性公司部门以外部门的表外业务统计——其他融资。这对中国金融统计工作者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具体而言，该挑战的困难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一）日新月异的金融市场融资手段

金融创新造成金融市场上的融资手段日益繁杂，实体经济部门可以通过更多的渠道从金融市场上融资。而社会融资规模这个指标在构成上尚没有包含一些逐渐兴起的融资手段。举例来说，典当行业务、中小企业产权交易在融资市场上有相当程度上的规模，且日益成为中小企业融资的主要平台，但是社会融资规模却没有将其包含在内。所以这造成当前的社会融资规模指标有点“名不副实”。

（二 ）逐渐增多的民间市场融资手段

虽然我国在法律制度上认为民间大额借贷属于违法行为，但是，不可否认，民间大额借贷在我国有十分大的交易量，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部分小公司、个人创业的首选途径。而民间借贷由于其隐蔽性导致其很难统计从而不包含在社会融资规模中。这就导致了社会融资规模不能很好反映部分其他部门的融资总量。

四、社会融资规模统计手段的建立

基于以上的社会融资规模统计难度的分析，我们认为亟需建立一套完整、科学的统计体系与制度，来应对这些困难以得到更有质量的数据，使社会融资规模这个指标成为合格、称职的货币政策中间目标。对于此套统计体系与制度，我们的设计是：

（一）“一行三会”统计组

由于社会融资规模统计涉及多方，所以单靠央行统计是困难的。即使成立以央行为主导的统计小组进行统计，也会由于机构之间权力的制约、对于统计科目的理解不同导致统计的困难。所以，我们认为社会融资规模统计应由国务院统筹设立“一行三会”统计调查组来进行专门统计。“一行三会”统计调查组可由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证监会各部统计工作负责人、银监会统计部、保监会统计信息部为主导的统计调查小组，共享各有关部门的统计信息，本着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进行社会融资规模的统计，直接对国务院、中国人民银行负责。

（二）定期金融市场调研

由于金融创新的快速发展，银行体系的表外业务与其他融资手段日新月异。社会融资规模统计所涉及的核算科目要保持充分的可变性，以配合金融市场的变化。所以我们认为统计调查组应当定期开展金融市场调研，了解金融市场上融资手段的变化来调整社会融资规模统计核算的科目，以较为精确地反映社会融资规模。

（三）不定期民间融资市场调研

为追求自身发展，经济主体有很强的融资主观能动性。这造成了眼下的民间融资、地下银行快速发展的局面。由于在我国现阶段民间大额融资是违法的，大部分中小企业都对此种融资进行隐蔽处理，所以民间融资的核算具有相当的难度。所以我们认为统计调查组可以不定期的以普查的方式进行民间融资的统计调查。

五、新环境下央行何去何从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现阶段的社会融资规模统计尚有较多亟待完善的地方。但我们认为最关键的地方还在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与社会融资规模之间的切合性。中央银行的实施货币政策的三大工具——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业务、再贴现率，毋庸置疑地对货币供应量有极大的影响，但是其对于社会融资规模是否能有如此的影响尚不得而知。从现在的统计数据来看，虽然社会融资规模与货币供应量的增量基本一致，但这并不意味这中央银行能像调控货币供应量的增量那样调控社会融资规模。

篇10

目前，晋城市影子银行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层次：一是存在于银行业内部具有监管套利性质的业务，主要包括银行表外理财业务；二是非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各类融资类机构，主要包括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典当行和各种投资公司及冠以投融资名义的资产管理公司；三是民间金融。

银行表外理财业务。银行表外理财产品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金融“脱媒”，募集资金从银行体系分流出来，通过非银行渠道流入实体经济，成为游离于监管之外的“影子银行”。2013年10月末，晋城表外理财产品余额为48.1亿元，较年初增加9.73亿元，同比多增21.41亿元。

小额贷款公司。小额贷款公司尽管区别于金融机构，但由于从事的是放贷业务，而且符合影子银行法律属性、金融中介属性和监管属性三个特征要求，因而小额贷款公司在实际中也扮演了“影子银行”的角色。截止到2013年10月末，晋城市共成立24家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金达10.12亿元，贷款余额为8.45亿元，占资本金比例为83.5%。2011年至2013年10月末，晋城市所有小额贷款公司累计发放贷款6.69亿元。

融资性担保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通过与银行合作，对企业提供担保，并承担大部分信贷风险，实际上也成为放贷机构，只是通过担保方式将放贷的主体由担保公司变为了商业银行。目前，晋城市共有融资性担保公司12家，截至2013年9月末，全市融资性担保公司共有实收资本6.73亿元，累计担保贷款48.9亿元，累计担保户数为954户，在保余额10.85亿元。

典当行。典当业务属于明显的金融业务。在典当业务中，不以信用为条件，只注重当户所持典当标的合法性及价值，等同于商业银行的抵押贷款业务。2013年9月末，晋城11家典当公司注册资金1.65亿元，期末典当余额为1.36亿元， 截止到2013年9月末，晋城市所有典当行已累计放贷8.2亿元。

投资公司以及冠以投融资名义的资产管理公司。在晋城，大多数投资公司及冠以投融资咨询名义的资产管理公司事实上从事着吸储放贷的业务。例如，晋城市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年化收益率14.4%的利率吸收公众资金，并承诺在指定付息日全额付息，但在付息日前无权拿回本金。据了解，这家公司先后将资金以更高的利率投资给焦作市某水泥公司用于经营和资金周转。近两年来，晋城市先后开立了多家投资公司及资产管理公司，这些公司注册资本金多为1000万元，并已拥有一定的放贷规模。截止到2013年10月末，晋城市辖区就拥有投资公司以及冠以投融资名义的资产管理公司103家，注册资本总额合计达14.79亿元。

民间金融。据对晋城市30户企业的抽样调查显示，2012年调查样本企业共发生民间借贷5笔、总金额8553万元，平均每笔借贷金额达1710.6万元，加权利率为24.23‰。晋城市民间借贷近年来规模明显扩大，利率呈快速上升态势，且短期化趋势明显。

存在即合理

影子银行是近年来利率环境条件下中小微企业融资渠道狭窄的产物。近年来，影子银行的迅速发展，其实是当前金融环境下资金供求关系作用的产物。首先，从资金供给方看，居民将储蓄资金用来购买高利率产品的意愿明显增强。近年来，由于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消费品价格持续攀升，使得实际利率水平为负，居民追逐投资高利率收益产品的意愿日益强烈。而银行发行的理财产品以及资产管理公司承诺的高利率投资产品就竞相成为居民投资抵御负利率，实现资产保值增值的重要对象和渠道。其次，从资金需求方看，中小微企业融资渠道狭窄，影子银行成为满足其融资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除贷款外，中小微企业通过银行仅有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融资等少数渠道可以融到资金，而债券融资、股票融资、理财融资、租赁融资等融资渠道门槛相对较高，中小微企业很难企及。因而，中小微企业不得不以高利率成本通过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担保公司、投资公司甚至民间借贷来满足正常的融资需求。

当前条件下，影子银行在晋城有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当前条件下，影子银行有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因为银行业金融机构在支持中小微企业过程中面临的一些制约因素，影子银行能够弥补银行支持中小微企业的不足，在满足中小微企业融资方面发挥较为重要的作用。如银行对小微企业贷款审批时间较长，特别是全国性大型银行如建行、中行和工行小微企业贷款审批时间分别为30天、30天和14天，难以满足小微企业对流动资金的时间要求。银行的贷款规模限制对中小微企业融资也形成一定制约。据晋城银行反映，2013年16亿元的贷款规模即使全部投向中小微企业，仍难以满足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对于中小微企业自身而言，信息披露不够、财务数据失真、担保难、抗风险能力弱等也限制了银行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在银行受种种因素制约不能够满足中小微企业融资需求的条件下，影子银行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银行支持中小微企业的空白，而且相对于银行贷款流程来讲，影子银行办理流程相对较快，过程相对简单，门槛要求相对较低，更为适合中小微企业对融资的客观要求。

隐形的风险

影子银行缺乏有效监管，其潜在风险隐患的可控性相对较差。站在监管角度看，影子银行处于多头或无头管理、监管难或监管缺失的状态，其潜在的风险隐患的可控性较差。以晋城市为例，银行表外理财业务归银监局监管，小额贷款公司归金融办审批和管理，融资性担保公司归财政局审批和管理，典当行归商务局审批和管理，投资公司和资产管理公司则是在工商局注册，与民间金融一样处于无头管理状态。从实际监管情况看，理财业务虽然有银监会8号文等文件要求，但晋城市的银行机构多为分支机构，一般只负责理财产品销售，不能充分了解掌握理财产品运作流程、资金流向及潜在风险，监管机构也很难从金融机构那里把控风险状况。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和典当行的审批管理机构基本只负责前期审批，很少或很难全面监管其业务风险。而处于无头管理的投资公司、资产管理公司和民间金融隐藏的风险更是处于不可控状态。

影子银行自身业务特征决定了其潜在风险较大。从影子银行业务角度看，影子银行普遍具有超短期、高杠杆负债、过度交易、在期限上出现错配等特征，从而使得流动性风险成倍放大，给整个金融体系带来极大的脆弱性。从晋城实际情况来看，各种类型的影子银行业务都存在一些值得密切关注的问题与风险。比如，银行表外理财业务，一方面，理财产品的期限较短，而其投资对象却多为长期限的资产，存在着明显的期限错配，可能面临潜在违约风险；另一方面，表外理财产品募集的资金直接或间接投向融资平台、“两高一剩”企业、房地产等限制性行业和领域，一旦被投向行业领域的投资收益多数低于理财产品的付息支出，将造成理财产品最终难以还本付息，从而出现系统性违约；再比如，担保公司、典当行、投资公司、小额贷款公司虽然都有自己的经营范围，但基本是以高利贷模式从事民间借贷，贷款利率一般大大高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违约率较高，风险较大。

如何监管

建立健全影子银行监管法律体系。金融的发展变化远远快于其他行业，所以更应加快建立与金融业务创新相适应的金融法律法规体系。应完善和健全有关监管法规，明确有关金融立法，将影子银行的运作和管理纳入法律管辖的范围；加快民间金融运作法律规范的步伐，出台相关指导意见和规定，进一步明确民间金融的监管主体；尽快出台金融衍生产品交易管理办法，将中国金融衍生产品交易纳入规范化管理范围。

完善民间资本投资金融业的法律规范。行政力量对金融的过度干预，对民间资本投资金融业的过度管制是造成影子银行规模日益膨胀的主要原因。因此，应进一步强化国家鼓励民间资本投资金融领域政策的贯彻落实，改革完善金融机构准入相关法律规范，促进影子银行体系中具备条件的非正规金融机构转为正规金融机构，促进民间资本参与投资金融业，同时要尽快实施存款保险制度，有效防范民间资本大规模进入金融业之后可能引发的金融风险。

强化影子银行机构和业务的信息批露和风险防范的法律责任。对于新兴的影子银行及产品，普通公众知之甚少。应通过法律形式强制性地要求影子银行机构披露必要事项和信息。要求对其发行的新兴金融产品必须作出详细说明，进行风险提示，除遵守一般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制度外，还应接受监管机构的要求公开其财务相关金融信息。建立公开、公平、公正而透明的金融市场，增强公众投资的信心。同时要加强金融机构内部的规章制度建设，明确影子银行的资本金和流动性要求，严格限制杠杆率，建立现场检查与非现场检查相结合的监督检查制度，避免金融风险的传递和扩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