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新阶段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济发展新阶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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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改革要服务于实体经济

金融必须服务实体经济，这是金融学强调的基本观点，这个观点自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得到了强化，所以当下讨论金融改革问题，必须按照这个理念展开。

中国经济学界可以进一步沉下心讨论中国究竟需要什么样的金融，归根到底就是怎么样来推进中国的金融改革。过去有一些金融改革政策由于脱离国情没有成功，现在有些已经得到了纠正。金融改革不能仅仅体现在美国等发达经济体怎样设置我们就怎样设置，改革必须要符合国情，必须要符合中国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不符合国情不符合实体经济需要的，再好也不能用。所以说，实体经济未来的变化决定了未来哪些改革措施是应当做的，而且是具有可操作性的。其次，对于金融改革与发展绩效的问题，是以其是否有助于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为考察标准的，金融发展与改革规划的核心线索是国情和服务实体经济。这两点决定了需要从实体经济的变化来探寻金融改革的路径。

整个经济学体系分为实体世界和货币世界两块内容。在经济学中，实体世界指的由物质资源、人口、产品、劳务、劳动生产力技术等实体因素构成的经济世界，包括农业、工业、交通通信业、商业服务业、建筑业等物质生产和服务部门，也包括教育、文化、知识、信息、艺术、体育等精神产品的生产和服务部门。货币世界指的是货币资金的运动所构成的经济世界，包括股票、债券、商品期货等衍生的虚拟产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因为所有的社会经济活动都由交易展开，凡存在交易就需要有货币世界，就要有金融融通，这就使得货币金融活动深深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以这样的两分法为基础，经济学分为了三个学问体系：关于实体经济的学问体系、关于金融自身的学问体系、金融和实体经济相互关系的学问体系。

五大内外变化挑战金融改革

未来实体经济方面大致有五个方面变化会影响到金融发展，分别是国际经济、国内经济、中国人口、中国的城镇化和工业化。

（一）全球经济危机呈长周期化

解决它的实体经济因素是科技进步，而且要是革命性的科技进步。只有发生了这样一场革命性的科技进步，改造了工业生产的面貌，改变了生产的方式，才能终结危机，所以周期会是比较长的。

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许多国家以及一些国际组织均采用了大量的非常规的刺激政策。这些政策或许会有短期阻止危机急剧下泻的作用，但在客观上有延缓经济恢复，损害经济长期发展基础的负作用。发达经济体普遍陷入了两难困境，要想真正走出危机，必须在实体经济、金融和财政等多层面上动大手术。但是，治理债务问题的任何举措，都将严重拖累经济恢复的进程。这使得危机的恢复过程具有了长期性。

（二）中国经济进入结构性减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GDP保持了平均9.8%的高速增长，近年来相比过去经济增速显著下滑，进入了较低的增长。李扬把这个状况概括为中国经济开始结构性减速。这种结构性减速是一系列结构性因素导致的，这些因素中最主要的有两个。第一个结构是产业的结构，以往中国经济的发展依赖于制造业，现在制造业的就业达到峰值，经济增长开始转向依靠服务业的方向。第二个结构是生产要素的结构。过去农村有过剩的劳动力，在城里发展制造业可以把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吸收过来。但是到了现在，未充分就业的劳动力已经基本耗尽，人口的快增长已经近乎停止，总人口中的劳动年龄人口开始下降了，这些导致了工资成本的上升。

经济减速会带来一系列后果，第一个后果是国民储蓄率下降。经济减速进一步的后果是自然利率上升。与储蓄率下降相一致，银行存款增长率将下降，这将抬高银行的资金成本，增大流动性风险。第三个后果是银行规模扩张的模式将走至末路，金融体系的竞争因素将因此加剧。

（三）中国的人口结构正在发生趋势性转折

人口结构变化的金融影响是导致储蓄率趋向下降，与此同时，养老压力不断增大，这迫切需要金融体系建立一个稳定且有效的跨期配置储蓄机制。现在的金融业有配置功能，但是跨期配置能力有限，基本是现收现付。将来需要对从20多岁到80岁之间进行跨期资源配置，因此固定收益产品的需求将大大提高，对金融产品收益率的稳定性要求也会提高。与此对应，社会对金融产品的风险偏好将下降，债券市场将迎来发展的黄金时期。同时，以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为主的契约性储蓄机构，即在合约的基础上按期、定量取得资金并进行长期投资的金融中介机构，也将获得较大发展。

（四）城镇化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引擎

因为要城镇化，所以投资主导的增长模式还会持续，但是投资领域会发生重大变化，投资的商业性质发生变化，最主要的变化是兼有公共性和商业性的混合型产品投资将占主导地位。因为项目性质发生变化，于是就需要大规模的长期资金，商业模式会变化。与城镇化带来的问题相适应，金融业要进一步深化改革予以配合。

（五）积极应对第三次工业革命

全球危机的持续深化显示，全球经济正进入长期结构调整时期，调整的实质是发动新的科技革命。中国进一步的工业化应该是以创新为导向的。中国正处于高新科技产业化并通过这一过程来从根本上改变产业结构的时代。谁抓住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机会，谁就能率先走出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需要支持创新的体系，因此需要大力发展以市场为主的金融体系，并鼓励各类交易市场的发展。

未来金融改革的要点和方向

（一）宏观政策理念应从需求管理转向供应管理

需求管理或能发挥扩张需求总量的作用，但显然无助于结构转型与结构优化。其次，由于需求管理政策长期过度使用，其效率已然递减，已经产生副作用，恰似强弩之末。加之在国际金融范围内都在使用需求货币管理，也就是发行货币债，现在货币债越演越烈，需求管理已经行至末路。供应管理不是产业政策，真正供应管理体制机制的变化，真正的供应管理是加强经济市场化的程度，减少政府干预，让市场发挥更多的作用。一方面，它旨在通过降低市场准入门槛、降低税负、降低融资成本等一系列体制、机制改革，激发企业主体的活力，让它们承担起变革的责任；另一方面，它致力于通过解除各种僵硬的体制机制约束，提高劳动力、资本、土地等要素市场效率，借以全面提升经济体系的竞争力。

（二）建立宏观审慎的政策体系

随着金融业的发展，传统微观审慎政策逐渐失灵，宏观审慎政策就成为了新的选择，但因为它没有独立的理论和工具，只是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所以对于中国来说，宏观审慎政策的应用问题应该归结到体制变化的问题上，也就是要建立机构间的协调机制。宏观审慎有两个要点，一方面，在实施微观审慎监管过程中要有宏观视野，要高度关注各种监管政策的宏观效益；另外一面，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基于对微观结构审慎的理解，并注意基于市场微观结构的政策传导机制。

（三）完善市场体系

这包括三要点。第一个要点是，培育市场价格基准体系，推进利率改革和汇率改革这两个基本价格的市场化。第二个要点是，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改革，建立真正的以券商为中心、以经济商为核心的真正的场外市场。第三个要点是，建立长期资本的投融资体系，中国的现状就是缺乏长期资本。

（四）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面对更为复杂和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建设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体制机制问题必须尽快提上议事日程。两大政策体系协调配合的主要渠道或者说关键点大致有五个方面。

其一，政策配合态势。众所周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至少有松、紧、中性三种状态。选择何种组合，并使之有效达成宏观调控的总目标，就是一个既有科学性亦有艺术性的大题目。如此看来，中国行之十余年的“积极+稳健”的提法就显得过于简单了。其二，国债政策。国债作为弥补赤字的筹资手段，主要是财政政策，但一进入市场，便广泛地进入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形成各类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的资产，这就成为货币金融政策的调控对象。鉴于此，财政和货币当局在国债政策上密切配合当属题中应有之义。其三，国家外汇储备的管理问题。官方外汇储备管理以及相应的汇率政策的责任归属等，历来是一个需要极大智慧方能有效处理的大问题。其四，中长期政策性资金筹集和投资机制。长期资金的筹措相当程度是地方性的，地方政府的政策就是财政政策性，金融单是金融的问题，所以它们之间的配合存在很大问题。其五，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机制。形成前瞻、全面、统一、连续的宏观经济政策体系，并据此同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寻求磨合甚至进行斗争。

影子银行

创新的源泉和监管的重点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一个新的概念，影子银行体系，突然跃出水面并成为国内外金融界关注的焦点。金融界将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近年来货币政策日渐失效归咎于影子银行体系，加强监管的利剑于是很自然地直接指向它们。

深入研究影子银行体系的源流及其运行机制便不难发现：影子银行体系的发展，与金融界多年来一直倡导并引为生命力源泉的金融创新有关。深一步分析，影子银行体系的发展，还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业的重大战略性转型密切相关。传统金融业长期以融资中介为主要功能，并依以进行经济资源的配置。在这种业态下，金融部门作为金融产品的供应者，相对于资金的需求者而言，居于占优的垄断地位。现代金融业则完全不同，它全面地转型为服务业。

影子银行体系的发展昭示我们，为了在中国创造良好的金融创新环境，我们首先必须全面更新理念，将金融业从高高在上的金融资源的垄断者的地位上“下凡”到为企业和居民服务的现代服务业的新平台上；必须从以融资为能事的金融中介功能，全面转移到以收集、生产、分配和使用信息为根本要义的新机制上；必须从满足于存、贷、汇、兑，全面转移到为客户提供“量身定做”的金融产品和多样化的金融服务上；必须从热衷于兴办机构，转移到激励交易、向提高流动性要效率的现代金融发展的道路上；必须从主要依循政府设计、批准和运动式推进的极具行政化色彩的老路，转移到依靠市场机制和微观经济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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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发展阶段　人均　GDP　新疆

一、引言

正确估计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是合理确定各种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前提。目前比较通行的判断方法，主要是从经济发展的水平(人均GDP)和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等1的变化来研究经济发展的阶段。下面将采用上述三个指标对新疆的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进行判断。

二、新疆经济发展阶段的判断

(一)基于人均GDP的发展水平的判断

近现代经济发展主要是以工业化为标志，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与工业化过程密切联系。发展经济学家H?钱纳里等人曾运用多国模型对人均经济总量与经济发展阶段进行深入的研究。按照H・钱纳里的分析，现代经济发展分为三个大的阶段，即准工业化阶段、工业化实现阶段和后工业化阶段(见表1)。

新疆改革开放后，人们生活水平得到较大的提高，经济实力快速增长。为了正确判断新疆的经济发展阶段，本文利用了H・钱纳里等对人均经济总量与经济发展阶段划分的研究成果。

对照H・钱纳里的人均GDP经济发展阶段划分表，1996年新疆人均GDP值约合1315美元，小于工业化实现阶段的上限1456美元，说明在1996年之前新疆仍处于准工业化阶段。1997年人均GDP值达到1457美元，超过工业化初级阶段的上线1456美元，说明到1997年新疆开始步入工业化中级阶段。直到2006年，人均GDP值约合2450美元，一直处于1456―2912美元的工业化中级阶段区间，说明1997--2006年间新疆处于工业化中级阶段。尽管2006年人均GDP值进一步提高，达到2450美元，但其人均GDP水平仅处于工业化中级阶段标志的下限区域附近，故目前新疆的经济发展阶段定位应为工业化中级阶段。

(二)基于产业结构发展情况的判断

根据经济学家钱纳里等人的研究成果，工业化往往是产业结构变动最迅速的时期，其演进阶段也通过产业结构的变动过程表现出来。在工业化初期和中期阶段，产业结构变化的核心是农业和工业之间“二元结构”的转化。在工业化起点，一产比重较高，二产比重较低。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当一产比重降低到20％以下时，二产比重上升到高于三产，这时候工业化进入了中期阶段；当一产比重进一步降低到10％左右时，二产比重上升到最高水平，工业化进入后期阶段。

由新疆三产统计数据显示，直至1997年，第二产业增加值所占比重上升至37.1％，首次超过了三产的35.7％，但一产比重未能降至20％以下，所以还不能完全说是达到了工业化的中级阶段。新疆直至2001年第一产业增加值所占比重才下降至19.3％，首次向下突破20％的关口，但第二产业比重未能超过了三产，因此也不能说是进入到了工业化的中级阶段。2005年第一产业增加值所占比重才下降至19.6％，第二产业比重为44.7％，超过了三产的35.7％，这标志着新疆从工业化的初级阶段过渡到了工业化的中级阶段。所以，根据产业结构的发展演化可以判断，新疆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定位为工业化中级阶段。

(三)基于就业结构角度的分析

C.G.克拉克根据威廉・配第的观点，得出以下结论：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当人均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便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如表3)。该表中的1、2、3、4、5大体分别对应准工业化阶段、工业化初级阶段、工业化中级阶段、工业化高级阶段和发达经济阶段，又称配第一克拉克定理。该定理通过工业化过程中劳动力由生产率低的部门向生产率高的部门的转移，表明就业结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

从新疆的实际情况看，三次产业从业人员构成，从1978年的72.06：14.33：13.61转变为1980年的70.01：14.84：15.15；其中，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下降了2.05％，二、三产业就业比重分别上升了0.51％和1.54％，且三产超过了二产。根据上述不同产业就业结构变化特征及2006年的值，可以得知目前新疆工业化处于配第克拉克定理第2、3阶段之间，但更靠近3阶段一侧，因此，根据就业结构可判断新疆的经济发展阶段目前处于工业化中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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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阶段的解放思想，是顺应我国发展阶段性变化的选择。当前，我国开始由生存型社会进入发展型社会的新阶段。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大体要经历两个大的发展阶段，即生存型社会阶段和发展型社会阶段。从经济发展水平看，2007年，我国人均GDP就达到2456美元，超过1000美元；从消费结构看，2007年，我国恩格尔系数城市和农村合在一起为40％左右，超过恩格尔系数低于50％的标准；从产业结构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第一产业的比重已下降到9％，已低于国际上第一产业不过10％(亚洲国家为15％)的生存型社会和发展型社会分界线；从就业结构看，2007年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为40.8％，低于50％；从城镇化率看，2007年我国的城镇化率是44.94％，超过40％。从这些指标看，我国确实已经进入发展型社会的新阶段。

新阶段的解放思想，就是要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改革发展的主题。我国进入发展型社会新阶段，发展型的压力主要表现在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性、迫切性全面增强。当前，我国社会面临日益突出的两大矛盾，都与人的全面发展密切相关。第一，由于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与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以低成本维持高增长的时代已经过去。解决资源环境约束问题，从表面看，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问题，是发展方式转变的问题，但实质上是人力资源的问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就是要用人力资源替代自然资源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第二，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与基本公共产品短缺、公共服务不到位的矛盾，使得经济增长“一俊遮百丑”成为历史。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体现了发展型社会的规律性，就是人在解决了温饱之后，迫切需要追求自我发展，追求与自我发展相关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

新阶段的解放思想，就是要更加积极主动地推进改革开放。近年来，从总体上说，我们对阶段的变化、形势的变化是有所察觉的。2003年SARS危机中，中央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提出了改革攻坚。但从实践的层面来看，我们的认识还远不适应变化的新情况。例如：我们对阶段的变化有所估计，但估计不足；政策有所调整，但调整不及时。当前，经济社会产生的各方面矛盾和问题，重要的在于近些年的改革开放相对滞后于发展阶段的变化。一是改革滞后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一方面，原有的制度红利在递减。比如1994年在广东开始启动的财政税收体制改革，这个制度改革的红利应该说递减的差不多了。新的制度安排特别是以资源价格改革为重点的制度安排没能抓住机遇，错失良机，这是造成今天经济生活突出矛盾的重要原因之一。二是改革滞后于社会转型。虽然在2003年SARS危机后，中央一再强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并采取了相关的措施，但同新阶段的实际需求仍有较大差距。比如，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安排近几年有一定进展，但仍然严重不到位。另外，社会组织的发育程度远不适应社会发展阶段变化的需求。三是改革发展理念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进程。我们高度重视创造经济总量，却有所忽视创造国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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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完善社会经济管理体系。建立健全的社会经济管理体系,完善经济管理机制是保证经济管理工作科学开展的重要内容“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经济管理目标,保证经济管理的顺利实施,全面的掌握经济管理目标的实际动向,协调经济管理和社会管理、经济发展等主体间的权责关系,建立健全社会经济管理的体系,科学的、规范的统一部署,加强各项工作间的联系,提高社会经济管理研究的水平,保持经济管理的稳步前行与创新意识相结合,以完善的体制约束和规避经济管理中不协调的因素,提高加强经济管理的意识,完善经济管理的机制,以规范的制度促进社会经济管理的发展。加强社会经济管理中的经验积累。

加强社会经济管理工作是一项长期的,利国利民的的措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管理中出现的问题、情况日益增多,加强社会经济管理中的经验积累,有助于合理的化解经济管理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不断的积累经验也是一种学习和总结的过程,同时也是一种创新的过程,参考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方式,经过探索和实践,提高了对社会管理中人人参与的主动性,增强了各企业、行业间的责任意识,在学习中探索,在探索中积累经验,总结社会经济管理的根本规律,从中找到新阶段社会经济管理的有效思路方法。不断的积累经验,勇于创新是社会经济管理发展的有力措施。

加强社会经济管理的质量、实效。加强社会经济管理的质量,在于提高研究成果的质量和水平。在研究中,要按照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要求进行工作。要坚持全方位研究、深入研究、创新研究,要严把好对经济管理研究成果的质量关;要讲求实效,。在经济管理研究中,要注重阶段性目标的实现,在充分利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研究、创新和提高,而不是一切都从头开始研究。在研究中,要基本理论研究与应用性研究兼顾,侧重于应用研究,把研究重点放在为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服务上。加强社会经济管理的科学水平。新阶段的社会经济管理与传统的经济管理有较多的不同,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经济管理模式。

新阶段的社会经济管理特点必然要遵循新阶段社会发展的特点。加强经济管理的科学化水平,按照高标准、高质量的要求来督促社会经济管理的进一步发展,同时加快培养新阶段社会经济管理人才,以现代科学的方法,提高社会经济管理的科学化水平。对经济管理工作进行多方面的研究和创新,建立与社会经济管理发展相配套的现代化科技水平。以长远性经济发展为目标,科学的规划,社会经济管理工作,以科学促发展,以管理带效益,实现有新阶段特点的科学的社会经济管理的的稳步发展。

建立健全社会经济管理体制,改善社会经济管理中存在的不足,为社会的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面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阶段、新情况,必须对社会管理基本理论、社会管理存在问题等进行深入研究,立足中国国情,借鉴世界上一切有益的社会管理经验,提出加强和创新我国社会管理的思路与对策,为党和政府完善社会体制、制定社会政策,推进社会管理,提供科学决策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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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专家认为，全面推进农村综台改革，切实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巩固完善支农惠农政策，着力解决农村民生问题，是深化新阶段农村综合改革的重大任务。

一些专家指出，虽然农村改革发展进入新阶段，但新阶段农村改革仍面临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没有根本改变：(2)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没有根本改变，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闻的合理流动还面临许多体制性的障碍：(3)农村上层建筑方面的改革相对滞后，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突出。农村基层行政管理体制不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乡镇政府职能转变远没有到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仍显薄弱，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不适应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

一些专家提出，判断农村综合改革的措施是否有成效，要看“三农”发展迫切需要的各种资源是否从城市向农村流动，要看是否在建立并不断完善“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体制和机制，要看是否在从制度上冲破城乡分割的二元制度，实质性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

对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有专家指出，除了城乡收入差距和消费水平差距外，城乡社会事业发展差距也很显著。当前，统筹城乡发展面临着很多挑战和困难，需要着力解决体制。这需要我们完善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和制度，探索逐步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的路径，尽快完善农村综合改革的社会保障支撑，加快建立“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体制机制，积极探索建立“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社会机制。

与会专家普遍认为，在进入新阶段后，我国农村潜在的基本公共需求开始变成全面的现实要求。适应这个变化，为广大农民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已成为新阶段统筹城乡发展的重大任务。这里包括保障农村公共服务重在加快体制机制建设，推进农村教育事业发展，全面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全面落实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积极开展农村养老保险的试点，为农民工提供基本公共服务。

与会专家认为，由于确保基层政权运转是硬约束，促进经济发展是硬指标，县乡财政困难最突出地表现为农民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服务的薄弱财力。

有的专家指出，农村税费改革以来，尽管中央不断加大对县乡政府的转移支付力度，但县乡政府财力不足、运转困难的问题始终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由县乡财政承担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要支出责任的局面，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矛盾将进一步突出。这要求政府加强农村基层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财力，并把提供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作为转移支付的首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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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多年来，多位海外经济学家对中国当代改革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青木昌彦就是其中一位。他参与了中国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经济体制改革，至今仍然密切关注着中国改革的进程。

作为比较制度理论的大家，青木昌彦对中国经济学家有深刻的影响。他在公司治理理论方面也贡献卓越，全球所熟知的“内部人控制”概念就是由他发明的。近日，青木昌彦在北京参加学术会议期间，接受了《财经》记者近两个小时的专访。76岁的老人侃侃而谈，思维缜密。

目前中国经济面临转折期：一方面经济增速不断下降，持续多年的高增长成为过去;另一方面中国试图通过新一轮市场化改革，使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获得一个稳定的基础。由于国内外的不确定因素很多，人们对于经济改革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在青木昌彦看来，“中国政府完全有能力完成增长阶段的转型，中国能够避免经济硬着陆。”

青木昌彦用国际经济学界的新理论――“统一增长理论”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指出中国经济正在从一个经济增长阶段向另一个经济增长阶段转型。“我不同意靠刺激政策来拉升经济增长速度，因为它是不可持续的。”他说。

青木昌彦提醒道：“中国不可能再维持像以前那样的高速增长了。中国正在进入新阶段，中国应该直面新挑战。”

“我更倾向于‘新阶段’这一术语”

《财经》：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连年下滑，引起许多人士的焦虑。2008年为了应对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中国政府进行海量投资，成功拉升了经济增长速度。现在一些中国经济学家认为，中国需要再次使用这种刺激办法。你是否同意这种观点，为什么？

青木昌彦：我不同意靠刺激政策拉升经济增长速度，因为它是不可持续的。要看到，中国经济正在转向一个完全不同的新阶段，经济增速不可避免地会放缓，我认为可能至少下降2%。

《财经》：你所说的“完全不同的新阶段”，就是“新常态”吧？

青木昌彦：中国学者和政府都在谈论“新常态”，但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更倾向于“新阶段”这一术语，因为中国正在从一个经济增长阶段向另一个经济增长阶段转型。在讨论中国经济问题时，许多人仍然习惯于用所谓的“三驾马车”理论框架来分析。其实，中国经济是一个长期的问题，不是“三驾马车”理论框架能够解释的。在我看来，特别适用的一个分析框架是“统一增长理论”。根据“统一增长理论”，经济增长会从一个阶段进入到另一个阶段。一个经济体的现代化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从农业为主的增长阶段，发展到以现代制造业、服务业为主的增长阶段，再过渡到基于人力资本的增长阶段。

《财经》：那么，从统一增长理论来看，影响经济增长的变量是什么？

青木昌彦：影响经济增长的，不是人们经常说的“三驾马车”，而是五个重要变量。首先是劳动力从低生产率行业流动到高生产率行业，特别是从传统农业经济过渡到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由于劳动生产率提高，直接提升了经济增长速度，我们可称之为“库兹涅茨过程”。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通过研究经济发展历史发现，一个国家从事农业的人口数量的增长和经济发展速度呈反比。你看战后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日本从50年代到70年代，韩国从70年代到80年代，中国从80年代一直到现在，都是大量就业人口从农业进入工业和服务业。不过，当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劳动人口的比例降到20%时，经济增长速度就开始下降了。日本在70年代，韩国在80年代中期，都达到了20%的转折点，经济增长速度下降。

《财经》：中国是否达到了这个拐点呢？似乎很难确定，因为流动人口的大量存在，所以中国的农业就业人口数据很不统一。

青木昌彦：我研究了中国的一些数据，发现农业就业人口已经低于总劳动人口的20%。这意味着，中国的上一个经济增长阶段结束了，开始了另一个增长阶段。影响经济增长的第二个因素是“人口红利”。日本在“二战”以后，韩国在朝鲜战争以后，中国在“”之后，动荡结束，这些国家相继进入了人口生育的高峰。当高峰出生的人口成为劳动力的时候，就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二动力。当人口红利减少的时候，经济增长减速也就不可避免。

《财经》：研究表明，从2013年开始，中国劳动力供给开始绝对地减少，而劳动力新增需求依然稳定在每年1000万以上，中国未来的就业问题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供给不足。

青木昌彦：当人口红利减少的时候，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就来自人均生产率。而人均生产率由两个因素构成：一个是对机器、工厂等的资本投资，另外一个是对人力资本投资。

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是影响经济增长的第三个、第四个因素。中国过去30多年有大量的资本投资，大量资金流入提高了工人生产率，中国资本回报率一度很高，但是近年来资本回报率大幅下降。如果人力资本没有相应提高，会导致资本回报率进一步降低。

人力资本的增长对经济增长有益，但也有成本，如教育、时间以及父母对孩子的照顾。人力资本越宝贵，成本越高，所以现在人们要孩子的数量少了。

《财经》：中国生育率长期偏低，这和长期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有直接关系。

青木昌彦：当人力资本重要性增加，女性的生育率就会下降。这是统一增长理论强调的一个普遍规律。即使现在开放计划生育政策，我预测中国人口也不会有太大的增长。

劳动人口在整个人口中的比例是影响经济增长的第五大因素。过去十年中国的实际劳动参与率在降低。一方面劳动人口减少，另一方面由于医疗、营养水平等提高，人民的平均寿命不断提高，老龄化社会给经济增长带来非常大的挑战。

《财经》：中国已经“未富先老”，步入了“老龄化社会”。研究表明，到2030年中国将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

青木昌彦：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孩子数量的减少，劳动人口在整个人口中的比例下降，任何经济体迟早都会面临老龄化社会的严峻挑战。由于独特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的老龄化问题加速到来，给中国带来的挑战似乎更为严峻。

总之，按照“统一增长理论”，影响经济增长的五个因素，中国已经发了巨大变化，因此中国经济正在经历重要转折期。中国经济不是进入“新常态”，而是进入一个“新阶段”。“新常态”并不包含变化的因素，特别是数量的变化。

“中国能够避免经济硬着陆”

《财经》：“新阶段”经济增长速度会下滑。日本经历了“失去的十年”，人们担心中国也存在类似的风险。自2012年以来，安倍政府推出“安倍经济学”，实施一系列刺激经济政策，效果如何，你怎么评价“安倍经济学”？

青木昌彦：我认为，“失去的十年”实际上更多是心理层面的。考虑到老龄化和日本经济发展的新阶段，GDP增长放缓是不可避免的。心理因素是“失去的十年”的重要因素，因为人们对未来感到不确定，对于过去的辉煌和高速增长的消失感到失落。

安倍经济学也许不是非常有效的经济政策，但它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地解决了人们的心理问题，人们会说“情况也许没那么糟”。人们的心理也很重要。

《财经》：现在世界经济正在复苏，有些中国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出口会逐渐好转，如果政府继续进行海量投资，还能够维持经济高速增长10年或者20年，你怎么评论这种观点？

青木昌彦：中国不可能再维持像以前那样的高速增长了。中国正在进入新阶段，中国应该直面新挑战，而不是维持现状，回避挑战。那些发达经济体，如美国、日本、西欧各国，都在致力于应对一些巨大挑战，比如财政预算、社保体系、人口老龄化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也是中国不得不面对的。

《财经》：在你看来，为了顺利转入经济增长新阶段，中国应该做什么？

青木昌彦：为了完成经济阶段的转型，中国应增强教育。教育对人力资本的提升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将来随着孩子越来越少，必须要加强人口的质量，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只有这样，中国经济才能实现从数量增长到质量增长的转换。此外，要增加社会投资，比如说城镇化过程中要提高交通、自然环境、垃圾处理等这样的一些社会基础设施投资，使城市更适合人们来居住，更利于吸引人才流入。

《财经》：中国确实要转向人力投资，但中国经济正处于下降过程，而人力投资代价大、时间长，人们担心的是，在阶段转变的过程中，经济会不会突然出现崩溃式下降？尤其中国现在地方政府债务庞大，当人力资本还没发挥作用的时候，会不会从“断崖”上摔下去？

青木昌彦：我相信，中国政府完全有能力完成增长阶段的转型，中国能够避免经济硬着陆。

新阶段的最大特点，就是以人力资本投资为主。人力资本投资的领域，首先应该是学校教育，包括职业教育也非常重要，它有利于中国的产业升级，政府应该加大投资。我注意到，中国学校的招生数量在增长了，尽管它在短期减少了劳动者数量，但是长期来看，随着人力资本的积累，未来的生产率会提高，这样才能实现“第二次人口转型”。

另外，现在很多40多岁的农民工回到户口所在地，原因是他们对于未来缺乏安全感和对孩子教育的考虑，这会造成人力资本的流失。从某种角度说，这是“逆库兹涅茨过程”，因为他们从生产率较高的岗位又回到乡下。尽管这可能平衡一下城市和农村的生产率水平，但是无论如何，应该取消户口制度等限制人口流动的措施，提高农民工待遇，妥善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等问题。总之，要拆除壁垒，让农民工不用担心未来或者孩子教育等问题，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这将有助于增加劳动力供给。

《财经》：中国在2012年达到了劳动力的高峰，日本早在90年达到了劳动力数量的峰值。据我所知，日本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上世纪70年代设计的，它是如何应对老龄化问题的呢？

青木昌彦：如何用过去的社保体系来应对一个老龄化的社会？日本现在站在挑战的最前沿。日本已经有很大的制度变革。20年前日本人的退休年龄是60岁，现在有很多公司延长退休年龄，或者给老人提供第二次工作机会。所以，日本现在有10%的就业人口年龄在65岁以上，而美国是5%，欧洲仅有1.02%。

我提出，为了提高劳动参与率在整个人口中的比例，日本应该推迟退休年龄，提倡男女就业机会平等，提高女性在高生产率岗位上的参与度。日本还有一个选择，就是要开放移民，吸引有更高劳动技能的人力资本，办法之一是日本的大学吸引外国留学生，特别是亚洲留学生。所以，将来日本和中国有可能争夺人力资本阶段，我们称其为“第二库兹涅茨过程”或“全球化的库兹涅茨过程”。

《财经》：中国老龄化人口的劳动技能不高，所以老龄人口劳动参与率的提高不一定会提高经济增长。

青木昌彦：但是我认为，随着退休人口越来越多，他们的劳动技能越来越高。中国退休年龄提高是一种趋势。

《财经》：法国经济学家皮克迪在新书《21世纪资本论》里提出，如果退休率的增长超过了经济增长，那么收入差距将会增大。

青木昌彦：这个观点也得到了经济数据的支持，但这些数据只研究了最富有的1%人口。皮克迪的理论区分了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但如果劳动者能够通过政府或雇主投资养老或社保基金，他们就能从将来的资本回报中受益。这种情况下，不应该区分资本家和劳动者。

为了防止出现不断加大的收入差距，中国应该是对养老退休体系进行改革，覆盖所有的人口。 “让制度与社会现实进行互动”

《财经》：经济增长阶段的变化是世界经济体发展过程中的共同现象，政府政策应该作出相应的改变，但是中国作为转型经济体，和这些国家还是有一些明显不同。

青木昌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中国经济增长正在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新阶段，这符合世界各国的普遍规律。但是出于各种历史原因，各个经济体转型的时间、长度都不一样，也有可能是一个阶段和另一个阶段相重合，这就需要制度的介入，让制度与社会现实进行互动。

对于统一增长理论而言，除了经济变量和人口变量这两个因素之外，还有制度变量，这三个因素共同作用才可能更好地解决问题。

《财经》：中国转型需要制度建设，你一直研究比较制度，从制度角度看，你对中国现在进行的改革如何评价？

青木昌彦：改革是非常重要的。现在中国是“一个国家，两种经济”，农村和城市二元经济结构。只有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中国才能进入到经济增长的新阶段。所以，户口制度要取消，因为它只会成为经济增长的障碍。另外，社会保障制度要覆盖所有人口，而不是区分农村和城市户口。

《财经》中国除了城乡二元经济之外，还有一个国有经济和私营经济的二元存在。

青木昌彦：中国的国有经济早在上世纪50年代-70年代，也就是在的时代就开始发展，主要是把农村的农业产出剩余转移到工业领域，而没有经历人口流动的“库兹涅茨过程”。没有人口流动，所有的农业剩余被投入工业中去。

中国应该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可以把国有资本变为社保基金，更多地回馈全体人民。其实，这是90年代国企改革时就应该进行的。现在看来，国企改革的难度很大。

《财经》：你对中国经济问题了解非常深刻，多年来一直追踪研究中国改革的进程。2013年底中国制定了一个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案，一年以来，你对中国改革的进展有何观感？

青木昌彦：中国尽管推出了改革方案，但是我还没有看到巨大的变化。因为中国正在进行的是全方位的改革，需要时间，而且改革要克服许多挑战。例如，户口制度的改革就涉及政治、社会等方面的重要改革。

篇7

【关键词】特大城市 金融业 辐射力 路径

城市辐射力是指城市产业集聚到一定程度后，基于自身基础对周边区域发展产生的影响力和推动力。基于此，可以把特大城市金融辐射力定义为特大城市金融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以金融机构和市场机制为依托，对周边区域金融发展产生的影响力和推动力。在此可以将发挥金融辐射力的城市定义为中心城市，而周边区域城市即为腹地城市。努力提升特大城市金融辐射力，一方面有助于区域金融的发展，另一方面有助于我国金融市场的完善。

一、新阶段外部环境与内部环境特征

目前，受市场因素及政策因素等多方面影响，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都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既给我国特大城市金融业发展和金融辐射力提升带来了极大挑战，同时也提供了难得机遇。新阶段兼有以下特征：

（一）后金融危机时代

发生于2008年的金融海啸席卷全球，对我国经济形成巨大冲击的同时也阻碍了处于经济核心地位的金融业的发展，更对我国特大城市金融机构产生了极大影响。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依然面临着很大的内外部压力。外部，欧美国家恢复缓慢，新兴经济体实行紧缩政策，全球范围内风险控制和金融监管加强，金融市场流动性匮乏；内部，金融危机对国内金融机构的影响还未结束，市场不安情绪还未消除，治理危机导致的地方政府债务危机、近期显露的乡镇债务危机和持续性通货膨胀正在肆虐，银行信贷紧缩和存款流失问题还在持续。然而，危机后监管体制的完善和各种扶持政策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也会给金融业发展提供难得机遇。

（二）国际债务危机时代

近期，美国债务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的持续扩散引发全世界对于经济二次探底的担忧。从美国信用评级下调到希腊救助计划的多方博弈，再到意大利陷入僵局，国际债务危机愈演愈烈，全球市场持续震荡。一方面，虽然各国政府出台了一些暂时性措施，可以对债务危机稍加遏制，但长期隐患依然存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与欧美往来密切的我国金融业必将长期受到国际债务危机影响。另一方面，资本项目开放前的过渡性制度如QD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的推出使得我国金融机构与经济部分绑定，这可能会加速危机向我国金融机构的传导速度。由此，城市金融辐射效应也必然会受到影响。

（三）“十二五”规划时代

2011年3月14日批准的国家“十二五”规划中指出，“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完善功能、以大带小的原则，遵循城市发展客观规律，以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为重点，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从宏观层面对我国提升特大城市辐射力给予政策指引。而各特大城市对此也有相关说明，例如北京在市“十二五”规划中指出“扩大生产业的辐射带动”、“着重提升首都生产业的辐射服务能力”，并提出要把丽泽金融商务区打造成“具有全国辐射力的新兴金融功能区”。进入“十二五”发展重要时期，受益于相关政策支持和金融环境改善，我国特大城市金融辐射力必将得到极大提升。

（四）总部经济发展时代

目前，我国城市总部经济已经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国内外公司总部集聚到特大城市，对特大城市的经济发展以及产业结构调整产生较强正外部性的同时，也会给特大城市金融业的发展，乃至金融辐射力的提升带来一定机遇与挑战：一方面，总部集聚区优质的经济金融环境吸引金融机构大量进入，有助于特大城市金融功能区的建设；另一方面，总部经济发展必然要求与之配套的金融服务机构，因此我国特大城市必须注意基于总部经济的金融业优配问题。

二、制约特大城市金融辐射力提升的现存问题

我国金融业完整意义上只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时期，离成为真正的金融强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目前中心城市和腹地城市在金融发展方面存在着一些具体问题，制约了特大城市金融辐射力的提升。

（一）腹地金融业发展缓慢

腹地城市保险业、证券业、信托投资和其他金融服务市场发展相对滞后，金融机构集聚程度不高，且金融市场不够完善，地方融资结构不合理（融资方式主要是以借贷融资为主的间接融资，通过证券市场直接融资比重小）。因此腹地城市金融业发展速度较为缓慢，金融业对经济增长的支持作用尚未充分发挥，例如2010年北京市金融业总量为1863.6亿元，占GDP比重为13.2%，相比之下，经济腹地唐山市金融业总量为98.25亿元，占GDP比重仅为2.2%。中心城市与腹地城市金融业的发展是金融辐射效应发挥作用的基础。因此，腹地城市缓慢的金融业发展速度会对特大城市提升金融辐射力形成制约。

（二）外国资本供需不平衡

相比之下，国外资本倾向于向经济发展和财政实力较强的特大城市集聚。由于本身资金相对充足，外资大量进入使特大城市金融市场过分膨胀，导致资本非正常流动、投机行为抬头等一系列问题。而腹地城市则由于环境、制度等各方面因素，缺乏对外资的吸引力。这样，资本充足市场和资本匮乏市场同时存在于区域中。而目前没有形成一个完善的城市间资金引导机制，特大城市不能利用自己的外资聚集优势为腹地提供资金支持。

篇8

一、我国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是新阶段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面临的基本国情和特定背景

我国新时期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需要考虑基本国情和特定背景：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通过利用市场机制有效地克服了私人产品短缺的状况，相当多的私人产品由短缺走向过剩，我国已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

1. 随着公共产品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公共产品短缺的矛盾凸显。从国际经验看，人均GDPS3000一6000美元之间，与人的自身发展相关的公共产品需求会呈现全面快速增长的势头。2010年，我国人均GDP已超过4000美元，进入中上收入国家行列。在这一特定时期，随着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老百姓上学贵、看病贵、养老无保障、就业难、住房无保障等公共产品短缺问题，成为城乡居民普遍面临的生活难题。

2. 政府在公共产品上的投入偏低。2009年，国家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三项公共产品上的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重合计只有28.73%,与2007年人均GDF在3000美元以下的国家和人均GDP在3000一6000美元之间的国家相比，分别低近14和25个百分点。以公共教育为例，2008年，我国公共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重约为3.4%,而发达国家在4%—6%之间，巴西、墨西哥、泰国等发展中国家也在4%以上。

3. 公共产品存在制度性短缺。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在解决私人产品短缺上很成功，但在解决公共产品短缺上，还没有形成一套有效的制度安排。按照经济学的经典定义，公共产品是指在消费过程中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特征的社会产品。从这个标准看，我国相当多的社会产品，在制度安排上，都难以符合公共产品性质。在多数国家被作为公共产品供给的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公共就业服务、基本养老保障、基本住房保障等，在我国的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因户籍、居住地、距离权力中心的远近、公民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有很大的差异。

二、“十二五”时期以増加政府公共产品供给能力为重点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创造有利条件

“十二五”规划提出了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的改革发展思路。但从现实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多方面对有效克服公共产品短缺提出新的要求。如果公共产品短缺的局面不改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目标将很难实现。未来五年，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着眼点放在增加政府公共产品供给能力上，将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创造有利条件。

1. 有利于使多数人的实际福利随着经济增长同步提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最本质的问题是，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多数人的实际福利水平提高并不快。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公共产品短缺。近年来由于经济增长速度很快，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也很快，但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上的支出费用增长速度更快。以医疗保健为例，1990—2008年的18年间，城乡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年均增幅分别为21%和15%,比同期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增幅分别高出7和4个百分点。3]也就是说，对多数中低收入群体来说，增加的收入还不够满足公共产品消费需要。增加政府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可以有效地提高广大中低收入者的实际福利水平。

2. 有利于提高消费预期，实现由生产大国向消费大国的历史性转变。我国由中上收入阶段顺利迈向高收入阶段，一个重要条件是实现由生产大国向消费大国的历史性转变。这样才能克服国内生产过剩的矛盾，有效化解国际经济再平衡带来的外部风险和不确定性。但由于公共产品短缺，一方面，中低收入者对未来养老、住房等预期不稳定，不敢多消费；另一方面许多公共产品是付费的，挤压了私人产品消费。在这个背景下，我国消费率呈逐步下降趋势，2000年为62.3%,2009年急剧降至48.C%，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水平。低于“金砖四国”中巴西、印度和俄罗斯联邦2008年80.9%、67.1%和63.7%的水平。如果政府能够提高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将为我国形成消费主导的新格局产生重要而积极的影响。

3. 有利于提高城市化水平，实现由制造业大国向服务业大国的历史性转变。从国际经验看，一个国家在工业化中后期这个特定阶段，要从中等收入阶段迈向高收入阶段，需要收益高于工业的服务业快速发展并在经济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在工业化中期以后，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开始加速发展，城市化所造成的大量人口到城市居住，给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和载体。正是因为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带动了服务业的大发展。我国的问题是，由于公共产品短缺，农民工难以享受到城市居民享受的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无法成为真正的城市人口，形成了特有的“半城市化”格局，严重制约了服务业发展。2010年，我国城市化水平为47.5%,低于世界平均水平（49.5%)也远低于同为金砖四国的俄罗斯（72.5%)。服务业的世界平均水平为60%左右，而我国长期徘徊在40%左右。提高政府的公共产品供给能力，我国在“十二五”时期将有条件使城市化水平超过50%,服务业在三次产业中的比例超过50%形成服务业主导的新格局。

4. 有利于实现由物质资本主导向人力资本主导的历史性转变。从国际经验看，一个国家要从中等收入阶段迈向高收入阶段，需要实现物质资本主导向人力资本主导的历史性转变。工业化中后期，还有一个客观趋势是，物质资本的投资收益逐步递减，人力资本的投资收益逐步递增。只有大幅度增加与人力资本相关的公共产品供给，形成人力资本投资快速增长的势头，一个国家才有条件由中等收入国家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公共教育、公共卫生与基本医疗，是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在这些领域的公共产品短缺，使得政府难以在推动人力资本投资中扮演应有的角色，从而制约了人力资本主导新格局的形成。当前，我国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体为35%,而发达国家的比率大体为75%。[4提高政府的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将大大提高我国人力资本的投入水平，为形成人力资本主导的新格局创造有利条件。

三、増加政府的公共产品供给能力，需要通盘整合优化公共资源配置

我国政府公共产品供给能力不高，主要不在于可供利用的公共资源过少。与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政府整个收入占GDF的比重是偏高的。按照周天勇的估算，2009年我国预算内财政收入68476.9亿元，加上预算外表内收费和表外收费、社会保险金、土地出让金等，共计114885.04亿元，占当年GDP37313.4亿元的34.06%,高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收入占GDP匕重为18%—25%的范围。5]问题在于，公共资源配置过于分散，没有被政府整合起来集中用于公共产品供给。要增加政府的公共产品供给能力，需要通盘整合和优化公共资源配置。

      1. 国家财政收入增长大大快于GDP增长速度，但财政资源用于公共产品领域的比例过低。1994年，国家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为10.83%,2010年这一比重增加到20.88%。2002-2007年，我国GDP年均增长10.6%,而财政收入年均增长21.09%,增速是GDF的两倍以上。即使在经济最困难的2009年，国家财政收入仍实现11.7%的增长。由于现行财政体制的不合理，财政资源用于经济建设的支出比例过大，而且行政成本支出居高不下，导致财政资源用于公共产品领域的比例过低。从现实情况看，“十二五”时期进一步削减经济建设支出，压缩行政成本，将更多的财政资源配置在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更具有积极带动作用的公共产品领域，具有很大的现实性和可操作空间。为此，应明确公共产品投入增长不低于财政收入增长，并确定各类公共产品财政投入的约束性指标。通过5—10年的努力，使财政在公共产品投入上的比重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

     2.  土地增值收益大量向地方政府集中，但这些公共资源多数在财政预算之外，并未在增加政府公共产品供给能力中发挥作用。2001—2003年，全国土地出让金达9100多亿元，约相当于同期全国地方财政收入的35%;2004年，收入近6000亿元；2009年达到1.5万亿元，相当于同期全国地方财政总收入的46%左右。一些县市的土地出让金占预算外财政收入比重已超过50%,有些甚至占80%以上。大量的土地出让金依靠公共权力获得，属于公共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些土地出让金却在财政预算之外，其使用方向并不规范，也缺乏应有的监督，造成公共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十二五”时期，应当尽快出台相关改革条例，尽快将土地出让金纳入财政预算，接受财政预算监督。规范土地出让金支出方向，将更多的土地出让金运用于公共产品领域的投入。

3. 国有资产扩张速度也快于GDP增长速度，但国有资本并未在公益性领域充分发挥作用。例如，2005—2009年，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从25.4万亿元增加到53.5万亿元，年均增长20.5%,同期GDP年均增长速度为10%左右。有资料显示，银行信贷资金大约有80%左右贷给了国有企业。例如，2009年近10万亿信贷资源90%流向了国有企业，提供90%就业的中小企业只获得了10%左右。6]国有企业是一个国家重要的公共部门，其存在服务于国家的整体战略安排。我国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一方面，老百姓急需的公共产品处于严重短缺的状态，社会保障出现巨大缺口，但另一方面，大量的国有资本却配置在与民争利的领域。“十二五”时期，如果能够在国有垄断行业改革上有重要突破，将更多的国有资本配置在公益性领域，将大大增强政府的公共产品供给能力。

四、确立公共部门整体改革的新思路，实现行政管理体制、财政体制、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在内的联动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已进行了六轮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也取得了不少成绩，但在整体优化公共资源配置、提高政府公共产品供给能力上未有实质性突破。其中，重要的原因是行政管理体制、财政体制、国有企业资本、事业单位等各项改革各自为政，主要是部门改革，没有把这些公共部门的资源有效地统筹起来、整合起来，服务于国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需要。因此，新阶段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需要确立公共部门整体改革的新思路，制定总体方案，统一部署行政管理体制、财政体制、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等领域的改革。

1. 在公共部门整体改革中把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从“十^一五”时期的改革实践看，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如果“孤军深入”的话，很难在提高公共产品供给能力上有所作为。“十二五”时期，应当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心放在强化公共产品供给职能上。与中央地方财税关系改革联动，建立中央地方公共产品分工体制，有效地激励地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把大部制改革的重点放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供给部门，在大部门内部实现公共服务决策、执行和监管分开，与事业单位改革联动起来，实现事业机构的“政事分开”和“管办分离”。这样，新阶段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才能在优化公共资源配置，提高政府公共产品供给能力上有重要突破。

2. 在公共部门整体改革中把握财政体制改革的重点。我国已提出建设公共财政体制的目标，但从改革实践看，财政体制改革同样不是孤立的，如果不同其它公共部门联动起来，同样难以实现建设公共财政体制的目标。既然整个公共部门改革的取向是增强政府的公共产品供给能力，财政体制改革就应当把重点放在增强公共支出能力上。可以考虑将包括土地出让金、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在内的国有资本纳入财政预算，形成全口径的财政预算体制。各级政府要向同级人大报告，提请同级人大审议年度财政预算和财政资金使用去向。调整财政支出结构，降低经济建设费支出比重，降低行政管理费支出比重。使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增长的速度快于财政收入和GDPf长速度，并将此作为各级政府的约束性指标。

篇9

一、全社会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

中国由生存型社会进入发展型社会，一个突出的表现是生存性压力明显减小，发展性压力全面凸显。从社会层面看，发展性压力集中反映在人的自身发展上。广大社会成员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以后，对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基本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提出了新的要求。在物质财富快速积累的新阶段，如何实现公平正义的分配，让社会成员平等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成为我国当前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

1、消费结构变化体现公共需求增长的趋势。当前广大社会成员的消费结构呈现两个重要变化：一是食品与衣着等基本消费支出的比例不断下降，从1990年的67.61%下降到2006年的46.15%；二是医疗保健、教育等消费支出比例不断上升，城镇居民在这方面的支出比例从90年代初的10%左右上升到2006年的30%左右。这一结构性变化表明，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已成为经济社会生活中不容忽视的重要趋势。

2、利益关系的变化对加强公共服务提出新要求。中国面临空前的社会流动和社会变革，使传统计划经济时代相对简单的社会结构逐步演变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相对复杂的社会结构。社会结构的变化，伴随着利益关系调整、利益主体多元化等深层次的问题。当前的突出问题是城乡差距、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困难群体增多，财富总量的增长与民生问题突出并存。新时期利益关系的变化增加了改革发展的复杂性，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和公共服务体制创新提出更为现实的要求。

3、发展理念的转变伴随公共需求的增长。30年来，中国的发展理念经历了由“物质本位”到“以人为中心”的转变。进入发展型社会的新阶段，人们越来越关注发展对自身的促进作用，从以满足基本生存为主转向以追求自身发展为主。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为人的自身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但人的自身发展更直接地表现为对基本公共服务的实际需求。

二、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重在制度建设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扩大公共财政覆盖面，让全体社会成员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制度安排。新阶段公共需求快速增长的趋势，对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创新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目前中国基本公共服务存在着水平低、不均衡、体系建设滞后等突出问题，究其根源，都与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缺失相关。例如，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严重失衡，根源是城乡二元的公共服务制度安排不够合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滞后，很大程度上反映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到位的问题。因此，新阶段基本公共服务的制度建设尤为重要。

1、尽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服务制度。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失衡，已成为新阶段统筹城乡发展的突出问题。长期以来，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主要不是靠公共财政，而是靠农民自己，由此造成城乡居民基本权利和发展机会的不平等，加剧了城乡结构失衡，使城乡差距制度化。这种差距在1.2亿农民工群体上得到集中体现。由于受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和公共服务体制的限制，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仍然面临诸多问题，如劳动权益得不到充分保障、劳动收入长期偏低、基本社会保障欠缺、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困难等。在快速工业化、城镇化的背景下，为农民工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服务，已成为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的焦点问题。从某些现实条件来看，当前改变城乡二元公共服务制度的条件已经成熟，建立城乡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势在必行。

2、加快建立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绩效评价体系。近年来，关注民生、保障民生已成为各级政府的重要任务，但由于基本公共服务缺乏严格的考核评价体系，其在执行中大打折扣。事实上GDP的政绩观还在发挥作用，一些官员仍然习惯于抓经济总量、抓投资项目，而缺乏公共服务的概念。必须尽快建立基本公共服务绩效评价体系，从而约束、引导政府部门和官员的行为，提高公共部门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方面的效率。具体而言，应当尽快把基本公共服务数量和质量指标纳入政府绩效考核体系中，并且大幅度提高其权重；建立严格的基本公共服务问责制，将基本公共服务绩效评估与干部选拔、任用和内部激励相联系，在此基础上建立相应的问责机制。

3、建立基本公共服务的社会参与机制。与市场力量相比，大多数社会组织具有非盈利性的基本特征，其主要业务范围与基本公共服务项目具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而且社会组织还可以利用其组织形式灵活多样、活动具有自发性等优势，在某些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环节起到更重要的作用。就现实情况看，中国社会组织的现状远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以这次雪灾为例，社会组织的作用可以说微乎其微，灾后社会慈善救助力度也十分不足。灾害是对社会应对紧急突发事件的能力和政府公共服务体系的考验。这次雪灾给我们思考有关公共服务体系和社会组织发育等问题提供了很好的案例。

三、基本公共服务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构建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任务十分艰巨，也带来某些压力。需要强调的是，基本公共服务除了对于人的发展具有本体性的基础作用之外，更重要的是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1、有助于推动经济可持续增长。一方面，在健康和教育领域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有助于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替代物质资源的投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效率，降低经济增长对物质资源投入的依赖。另一方面，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特别是基本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增加居民对未来的稳定预期，减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促进消费，扩大内需，增加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份额。这都是新时期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因素。当前以公共服务为重点的政府消费已成为政府宏观调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政府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增加与民生密切相关的公共产品供给，既可以有效降低投资，减少政府支出对竞争性领域产生的“挤出效应”，又可以拉动消费，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

2、是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手段。当前，民生问题与基本公共服务直接相关。保障全体社会成员的基本公共服务，有助于缩小初次分配可能造成的不平等；有助于减少绝对贫困，为贫困人口和有可能陷入贫困的低收入群体提供基础的保障，有利于形成有效的社会安全网；有助于弱势人群获得基本的经济机会，防止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为全社会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服务，是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关键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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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霍尔城市演变模型；郊区化；广州；新阶段

郊区化兴起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发达国家，我国郊区化雏形是八十年代末率先在北京、上海、广州、沈阳、大连、苏州、杭州等大城市出现的。改革开放以来，广州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城市建设改革，旧城更新，工业区外迁，城市边缘居住区等，逐渐由原来的向心集聚转变为离心扩散发展，郊区化趋势日渐明显。但是随着2005年广州行政区划的调整，中心区、近郊区、远郊区的划分及新时期下郊区化判定需要重新考量，郊区化程度有待深入研究。通过探究广州郊区化发展新阶段来更好的为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服务具有理论和实际两方面的意义。

一、模型和郊区化概念

世界著名城市规划学家彼得.霍尔（P.Hall）提出的城市演变模型是认识城市发展阶段与鉴定城市郊区化的经典模型，认为城市中心区出现人口负增长是城市郊区化的典型标志。该模型根据大都市中心区与郊区间聚集的向心力和扩散的离心力比较，把城市发展演变过程分成5个阶段：（1）绝对集中阶段。郊区人口向城市中心区聚集，使城市中心区人口高速增长；（2）相对集中阶段。中心区和郊区人口同时增长，但向心聚集增长高于离心扩散增长；（3）相对分散化阶段。郊区人口增长高于中心区，离心扩散占据主导；（4）绝对分散阶段。中心区人口负增长，离心扩散明显；（5）流失的分散阶段。中心区出现“空心化”，人口流向郊区及非都市区，进入严重的郊区化及逆城市化阶段。

应用霍尔的城市演变过程理论，可以通过第三阶段相对分散化和第四阶段绝对分散中中心区人口负增长来判定郊区化的前兆和初期现象，郊区化也是城市发展的必经阶段，是中心区与郊区之间集聚与扩散关系发生逆转的阶段，当离心力超过了向心力，那么城市发展便进入了郊区化。而郊区化具体表现是城市中心和建成区的人口、就业、工业、商业、服务业逐渐向郊区迁移的现象。奥沙利文在《城市经济学》一书中归纳了郊区化的形式，即人口郊区化、制造业郊区化、零售业郊区化以及办工业郊区化。

二、广州1982-2010年间郊区化进程的霍尔模型检验

本文选取1982年之后广州的户籍人口数据，为判断霍尔城市演变模型下城市发展阶段做以人口增长计算。将广州市各区县分为中心区、近郊区以及远郊区三个部分。中心区包括荔湾区、越秀区、东山区以及海珠区的西北部；近郊区包括芳村区、天河区、海珠区东南部、白云区、黄埔区以及番禺区的北部；远郊区包括番禺区南部、花都区、增城市和从化市。但是由于2005年5月广州市对其行政区划进行了调整，将广州老城区内的越秀区和东山区合并，荔湾区和芳村区合并，原有的东部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南部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均升格为行政区，成为新的萝岗区和南沙区。调整区划后的广州，整体上仍保持10个行政区和两个县级市。而本文的重点就在于调整后新时期下的广州是否还具有霍尔模型下郊区化的典型数据结构特征。

对1982-2004年及2004-2010年的各区县常住人口变动进行统计，得出人口每年增长率或年均增率，综合整理后结果见表一及表二。表一中的四区县即远郊的番禺区、花都区、增城及从化。表二中的荔湾区、越秀区为2005年调整后两区，萝岗区和南沙区为新设立行政区。

1982-2000年，城市中心区的荔湾、越秀区出现了负的年均增长率（见表一），海珠区增长率也基本低于近郊和远郊的其它区。根据霍尔模型，这是城市发展第三阶段相对分散化阶段，郊区化的典型标志；2000-2004年，越秀区保持人口负增长，中心其它区增长率也明显低于近郊区增长率，近郊的天河区这20年来每年保持着远高于其它远郊区及中心区的增长，满足模型第三阶段特点。调整区划后的广州，2005到2010年人口增长率与之前的趋势有所改变（见表二），除了荔湾区出现过短期的人口绝对减少，其它各区都保持了不同程度的绝对增长（表二中2005年增长率栏出现较大差异，主要由于区域部分剥离等原因造成，此处仅作为参考）。2006-2010年均增长率显示，天河区年增4.46%，远高于全市1.44%，成为近郊区中离心扩散的代表，这组数据还显示与以往不同趋势的结果：首先，中心的越秀区出现连年的人口绝对增长，不过增长率远低于近远郊区，这是霍尔模型第二阶段的特点。其次，远郊区人口增长势头迅猛，如番禺、白云南沙以及以高于全市一倍的2.92%增长率仅次于天河区。最后，近郊的黄浦区增率却只有全市的一半，仅高于荔湾与越秀区，这也与模型第三阶段近郊区增速应高于远郊有出入。

三、新阶段模型结果分析——结合郊区化发展特征及动力机制

广州2011年达到城市化率近90%，远超过全国的50%，而郊区化发展也同样迅猛。近郊区基本处于霍尔城市演进模型中的第三及四阶段，广州的郊区化趋势延续并且程度日益加深，如天河区保持了近30年的高速增长。广州郊区化发展特征主要是工业先于人口，带动人口的郊区化特征，先后出现了工业郊区化、人口郊区化、商业郊区化。所以尽管2005年前广州出现了霍尔模型绝对分散特征，但是随着郊区化动力机制中户籍改革、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旧城改造、住房制度改革等动力因素发挥作用的减弱，以及新时期下广州作为中国南大门的经济发展及产业升级等原因，无论是中心区还是近郊远郊区都出现了绝对增长，出现了霍尔模型第三阶段相对分散甚至是第二阶段相对集中阶段特征。不过，新时期下，广州郊区化发展新阶段也有其更突出作用的动力机制，可以为模型结果的不同趋势做以分析。首先，产业调整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以及交通通讯水平的发展。多条地铁线路的相继开通，连接远郊的交通更加便捷，使得远郊区增长迅猛。其次，市民居住观念改变以及环保意识的加强，私家车的增加。越来越多人变被动为主动地迁移到郊区居住，享受更好的生活居住环境，如番禺区近年来商品房成交量巨大，位于全市领先地位。再次，城市整体规划的变动。如大学城、新城亚运村等的建立，经济开发区进一步开拓使得远郊区发展同近郊区齐头并进。最后，由于本文选取的数字是常住户籍人口，这与实际居住人口数字存在一定差距，比如有人住在郊区可是户籍仍留在中心。总之，模型检验的早些时期结果和新时期结果趋势虽然稍有不同，但是总体上理论和实际是相符合的。广州郊区化发展返回霍尔模型第二阶段的状况正是广州郊区化程度加深，范围更广的体现，是城市演进中波浪式前进的新阶段特征。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