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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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7年到2012年，广西地区的生产总值在短短的5年中，年均增长13%，人均生产总值年均增长20.8%，经济的迅猛发展也带动了财政收入的提高。除此以外，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工业总产值、金融结构各项存款余额、贷款余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等多方面多出现了平稳快速的增长，最多的年均增长为51.9%，最少的年均增长也达到了18.3%。这种经济数据的增长和翻番，说明了广西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良好，未来的经济发展具有市场前景。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和省市官员的管理下，企业的发展有了良好的保障和基础。通过经济的发展，企业的竞争力不断提升，在为居民提供就业岗位的同时，为社会贡献了GDP，促进了广西地区经济的整体发展。

随着一批大型工业园区的建成，广西地区在冶金、石化、机械等关系到人民生活的产业上逐步发展和壮大，通过自主创新，打造出一批行业内领先的企业。通过道路铁路的建设，为地区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建立桥梁，圆满完成西气东输等国家的战略实施建设。由于地理环境等多方面的因素，广西地区的农牧业是支柱型产业，作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农牧业的发展并没有减弱的趋势，相反，通过一些技术手段，产品的质量和销量都有了一定程度上的提高。除此以外，广西地区在发展过程中结合了文明生态的理念，通过技术上的支持和产品上的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在提高资源利用率的同时，造福于子孙后代。

2.广西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评价指标及其选取原则

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评价指标能够充分反映该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而评价指标在不同的地区具有明显的差异，因此，要合理的选择评价指标。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原则。第一，系统性和全面性，评价指标能够反映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中的总体状况，满足系统论的有关观点；第二，客观性和可比性，评价指标应排除主观上的干扰，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保证经济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客观性，提高指标的横向可比性；第三，科学性和可行性，指标的制定必须建立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又要和当代的实际情况充分结合。

3.广西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因子分析

3.1因子分析法的原理和步骤

伴随着心理学的发展，分量分析法也开始不断发展，逐渐健全和完善了因子分析法，为经济发展状况的分析提供了科学依据。因子分析法是利用数学公式，对有关数据进行处理，从而揭示事物的内部联系。在运用因子分析法时最重要的一个过程就是确定具体的因子模型，只有确定了因子模型后，才能分析全部变量和变差，从中确定公共因子的作用大小，分析变量和变差之间的联系，这往往通过公共性大小就可反映出来。因子分析法能多元分析法的延伸，能够对数据进行有效处理，做到综合评价。因子分析法的步骤如下：

（1）建立原始数据矩阵。因子分析法是对相关矩阵进行的数学处理，必须将原始数据通过矩阵的方式反映出来。比如现有A个地区，B个评价指标，于是在建立原始数据矩阵时就需要建立 这样的矩阵。

（2）对原始矩阵进行标准化处理，常用的转化方法有Z-scorc法。

（3）求出标准化矩阵的相关矩阵R。

（4）对相关矩阵R求解特征值，然后根据所求解的特征值确定相应的正交化特征向量。

（5）计算特征根的累计贡献率。利用累计贡献率大于85%的原则，确定主因子的个数，根据每个主因子的信息贡献率确定相应的特征数，其大小由指标间的差异确定。

（6）说明因子含义。

（7）估计因子总得分值。

（8）计算总因子得分估计值。如果总得分越高，则该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就越好。

3.2广西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因子分析简要计算过程

对广西地区的经济数据分类计算和整理。原始数据如表1所示。

利用相关软件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建立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R。R的特征值和贡献率如下表2所示。通过表2，我们可以得到变量相关系数矩阵的三大特征根，它们分别是6.665，1.755，1.026，选取这三个特征根时，累计贡献率达到了85.871%，满足了累计贡献率达到85%的原则，具有科学性、合理性。对主分量编号，分别为F1，F2，F3，针对这三个主分量，建立原始因子载荷矩阵。然后对各个因子载荷进行有关处理，比如在结构上进行简化，这样经过处理后的载荷因子在反映数据时更加明显和清楚，在提高简洁性的同时，具有更强的说服力。在表3中，主成分方差分布在0.725到0.941这个区间内，而主因子能够对这个分布情况进行合理的解释，从而在主成分方差和主因子之间建立了联系，确保了数据的准确性和合理性，能够及时对数据进行检验，保证了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分析的效果。

将主因子对应下的数据和变量数据相乘，就可得到主因子的得分，分别计算F1，F2，F3的得分。然后根据各因子的信息贡献率，确定相应的加重全数，这样得到的分数就是综合因子得分，减少了因子之间因差异性造成的分数差距，提高了总得分的科学性、合理性。计算公式如下：

F=0.706F1+0.186F2+0.108F3

通过这个总得分的计算公式就可计算出因子得分和K-means聚类，为经济发展状况的分析提供数据支持。

3.3综合评分简要分析

综合总得分的高低直接反映了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通过表4，可以看到南宁市的总得分最高，而贵港市的总得分最低，由此可见，对于广西地区来说，南宁市的经济发展状况最好，而贵港市的经济发展状况不容乐观。通过K-means聚类分析法，对广西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分析，分类的标准是严格按照综合得分的高低划分，在第Ⅰ类中只有南宁和柳州两个城市，作为广西的省会城市，南宁的发展受到了格外的重视，而柳州是重工业基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具备了坚实的基础；在第Ⅱ中，都是新兴城市和旅游城市，具有很好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潜力；第Ⅲ类，虽然具备发展潜力，但是发展步伐较上面的城市来说不是很快；第Ⅳ类，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与其他城市相比存在不小差距，应找到经济增长点，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促进经济的全面、快速、持续、健康、良好的发展。

4.广西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启示

4.1广西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梯度有所变化

在广西地区，传统观念一般认为有三个社会经济发展梯度。第一梯度是经济最发达的地区；第二梯度是具有工业实力，经济逐步发展的地区；第三梯度是经济不发达的地区。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西部大开发等国家战略的实施，广西地区的经济发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经济发展的梯度也出现了变化。第一梯度凭借经济发展方面的经验，仍然在稳步发展，第二梯度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找到了切入点，抓住经济增长点不放，政府加大支持力度，经济呈现迅猛发展，不断缩小和第一梯度的差距，第三梯度也找到了经济发展之路，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呈现了良好的势头。但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坑洼效应”，有关政府应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通过出台优惠措施，加大人才和资金的引入力度，在减小地区差异的基础上，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只有这样，广西地区的整体社会经济才能发展。

4.2社会经济发展必须搞好战略定位和措施

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市场竞争不断加剧，广西地区应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放眼于未来，制定合理的战略定位和措施，提高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利用东引西联战略和南北钦防等战略，吸引沿海地位的企业进驻广西，一方面带来先进的管理经验，另一方面带来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提高对人才的重视程度，不断引进人才，为广西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除此以外，广西应不断创新和探索经济发展的新道路，优势重点继续发展，薄弱环节及时改善，实现经济的全面发展。另外，广西应注重铁路、港口、旅游、边贸这四个方面，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结合全球经济迅猛发展这个契机，打造出新的广西，在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中，提高广西地区的整体经济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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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市场经济；公路运输；经济管理；应用发展

中图分类号：F5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3-00-01

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公路运输凭借其运输灵活、通达性好以及覆盖面广的优势，将全国各地的交通站点联成统一的整体，并由此成为我国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基础产业之一。与此同时，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与完善，公路运输已经由单纯的运输行业转变为新型的经济增长点，凭借其优质的运输能力，在推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还吸引了更多的外资投入，在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随着我国经济市场的迅速发展，我国的交通运输市场也在不断的改革创新，公路管理工作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如何顺利市场经济发展的相关需求，加快公路运输经济管理的优化与完善，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公路运输管理中的重点问题。在此，本文从加强公路运输经济管理的必要性、公路运输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及市场经济体制下公路运输经济管理的改革措施等三个方面出发，针对当前我国公路运输经济管理中出现的问题及完善措施，做以下简要分析：

一、加强公路运输经济管理的必要性

在当前经济市场的迅速发展下，传统的经济体制也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了发展与完善。公路运输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需要结合着经济市场进行改革与完善，只有这样才能符合当前社会的发展趋势，才能更好的跟上经济的发展步伐。由此可见，完善公路运输管理是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形式，在其加强的过程中，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公路运输经济管理在改革实施的过程中，其核心在于满足当前社会的生产需求，换而言之，公路运输经济管理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实际需求，也是经济市场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必然产物，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在实践管理的过程中，必然要随着社会发展而加强、完善。其次，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公路运输作为当前经济管理改革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经济发展与公路运输之间有着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联系，良好的公路运输是经济发展的核心保障，而经济发展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公路运输的稳定发展。由此可见，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加强公路运输经济管理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二、公路运输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俗话说“要想富，先铺路”，从这句话中不难看出公路运输的重要性，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同时，还对我国各地间的区域联系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公路运输与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其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其核心基础在于公路运输，表现较为突出的在于内陆地区以及经济不发达地区。作为整个交通运输的主干线，公路运输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我国相关工程项目的建设及发展，且随着高速公路的建设成为我国交通运输行业中的“领头羊”，由此不难推出，公路在当代国民经济发展中有着基础性的作用。

其次，在公路运输发展的过程中，对公路周边区域的经济发展只有直接影响。面对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一些经济不发达地区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其核心在于完善公路建设，推动该区域与其他地区的联系。一个地区在发展区域经济的过程中，公路网的状况将直接影响着当地的经济发展；完善的公路建设，能够推动当地的经济发展。

再次，在发展地区经济的过程中，良好的公路运输能力，能够更好的吸引外资，带动地区及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以此来加强该地区与周边地区的经济往来。此外，随着城市化发展进程的加快，公路运输发展也在很多成都上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

最后，完善公路运输与经济发展在构建和谐社会主义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且作为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基础，公路运输能够有效的推动人们的日常生活，满足人们生活中各种物质需求，同时能还在原有的基础上加强地区与地区之间的联系，为促进建立和谐的公路交通体系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市场经济体制下公路运输经济管理的改革措施

公路运输经济管理的应用于发展，在符合当前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的同时，还跟上了时代的发展步伐，在我国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而在其改革措施实施的过程中，需要相关部门结合着我国社会的实际发展状况，有针对性地对其完善，使其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统一的整体。针对市场经济体制下公路运输经济管理的改革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完善公路运输管理

完善公路运输管理，是实现公路运输经济管理的核心所在，同时也是确保公路运输经济管理顺利实施的重要依据。在当前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过程中，传统的公路管理已经无法适应当前社会经济的发展需求，由此就需要相关部门能够结合着我国公路的实际发展状况，制定出科学、完善的运输管理政策，以此来促进公路运输的可持续发展。

(二)加强成本管理与控制

在公路运输建设的过程中，加强公路建设成本的管理与控制，能够在保障公路建设质量的同时，还能确保公路投入使用后产生的经济效益，与此同时，实行全面预算管理，也是公路运输经济管理改革中的基本措施。在加强公路成本管理与控制的过程中，编制工程施工预算，其核心在于完善施工项目的成本管理，并结合着公路工程的实际施工状况，使工程预算在原有的基础上更加全面、完善，在建立责任、权能、利益相结合的基础上实现各责任单位的预算体系，使其在原有的基础上通过监督、激励及分配等功能，完善施工企业内部存在的管理问题，同时完善施工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在公路工程建设的过程中，工程的预算成本也在一定基础上反映出公路施工企业的平均成本水平。在整个公路建设计划成本建设的过程中，是指结合着公路工程建设的各个环节，根据计划期内的相关资料，由相关人员在实际成本发生前预先编制出人工费成本控制计划、材料成本控制计划、机械设备成本控制计划、管理费用成本控制计划、临时工程费用成本控制计划。在公路工程实际施工中，每一项公路项目都需要专业人员进行精心的预测，并在项目开工前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并本着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精心选出合适的施工方案，严把施工原料关，在确保工程施工质量的同时，还能从根本上减少工程的成本投入，为其今后的投入使用奠定基础。

(三)积极应用现代技术，提高管理水平

在完善公路运输经济管理的过程中，可以结合着网络计算机的优势，促进信息整合。且在当前的公路管理中，多数公路已经使用了现代电子工程设备，在提高管理质量的同时，还在很大程度上完善了公路运输管理，为其今后的发展做好了铺垫。

(四)将经济管理与行政管理相结合

公路在建设的过程中，工程量大、施工周期长以及施工环节多等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公路建设的成本投入。除此之外，与其他工程管理不同的是，基于公路的社会性、公共性、规模性、非营利性以及不可替代性，在建设的过程中具备投资大、回收慢以及经营风险高等特点。由此就需要政府相关部门能够在公路建设的过程中，对其进行相应的技术指导与管理，并赋予特定企业的垄断经营权，在符合公路运营发展规律的同时，还能体现出政府宏观经济的目标要求。

四、总结

综上所述，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在当前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公路运输经济管理的应用于发展，在提高公路运输质量的同时，还能最大限度的体现出公路运输的经济效益。由此就需要相关部门在完善我国公路运输经济管理的过程中，能够结合着我国社会的实际发展状况，按照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在原有的基础上对公路运输经济管理进行完善，在提高我国公路管理质量的同时，还能为其今后的发展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王建伟,颜飞.公路运输经济管制研究的回顾和进展[J].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1).

[2]段增英.公路运输经济发展研究[J].现代商贸工业,2009(18).

[3]陈志华.对道路运输管理的若干思考[J].交通与运输,2005(06).

[4]彭春莉.浅谈我国高速公路经济管理[J].中国高新技术企业,20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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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乡镇经济的特色不够突出

农村地区有很多有特色的人文、特产以及环境方面的资源，可以用来发展乡镇经济，提升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但是目前乡镇经济特色不够突出的问题比较明显，很多地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较为盲目，企业同质化状况较为严重，这使得乡镇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很难和相对成熟的城市企业竞争，依据乡镇实际状况，发展特色经济是目前乡镇企业发展的重要路径。

（二）民营经济的发展还不够活跃

民营经济发展的越好说明民间资本越多，经济发展的水平也就越高，社会就业和群众生活水平也就越好。民营经济是乡镇经济发展的推动器，同时也是乡镇社会经济发展的温度计，民营经济发展的好坏可以用来衡量本地区县镇经济的发展状况。目前东部发达地区的乡镇经济发展速度明显的快于中西部地区，这中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东部地区的民营经济异常的活跃，带动了整个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

二、乡镇经济发展的策略探讨

（一）结合本地区经济发展状况，有针对性的发展乡镇经济

首先分析本地是否存在有乡镇经济发展的资源，了解本地区和其他乡镇比较的主要优势，这主要包含了人力资源、矿产资源、地理优势、人文特色等等。在考虑经济发展模式的时候同时还要考虑未来经济的发展方向，依据自身的优势抓住可能存在的一些发展机会。如果本地区乡镇资源没有任何的优势，则可以考虑经济发展的创新模式，积极有效的发展集体经济，拓宽乡镇经济发展的思路，或者是激发民营经济的活力，发展民营经济发展的产业集群，促进乡镇经济的健康发展。

（二）创建乡镇经济发展的品牌

发展乡镇经济要结合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积极引入竞争的机制。在乡镇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区域内企业之间的合作和竞争能够有效的推动科技和管理方面的的进步与发展，强化区域内企业之间的合作，促近乡镇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区域外的竞争与合作，则能够使得本地区的企业吸收经验，引入高效的管理方法和科学技术，促进本地区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在发展乡镇经济的过程中还注意要强化品牌意识，品牌是企业在营销过程需要特别强调的重点内容，创建乡镇特色品牌，扶植龙头企业的发展，可以提升本地区企业产品在市场上的辨识度，促进本地区乡镇经济影响力的扩大。

（三）发展乡镇经济要注意保护环境

发展乡镇经济需要吸取西方国家工业革命致使环境遭受到破坏的经验，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树立科学发展观的意识，坚持以人为本，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很好的结合起来，从而促进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

三、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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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产业经济学；物理产业；发展分析；应对措施

物流产业的发展涉及的方面很广泛，包括商品消费、流通、生产等多方面都存在显著的发展形式，因此，物理产业发展状况成为了衡量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标志；目前，我国物流产业发展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部分，与其他社会经济发展产业有着紧密的联系，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很深远的影响，物流产业的发展需要适应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转变和调整产业结构，才能保证其可以长久稳定的发展下去；在我国社会经济的全球化发展背景下，我国经济发展速度越来越快，逐渐成为世界上制造量最大的国家，促进物流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另外，在全球化经济发展趋势下，我国物流产业发展分工明确，形成了与国际产业链接轨的产业结构，在各个行业的发展运行当中都需要物流产业的支持，因而物理产业的发展是无法被其他行业所取代的。

一、物流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物理产业的发展不集中。我国许多物流公司都是遵循比较传统的运营模式，物流公司结构比较分散，使得市场物流竞争日益激烈；想要将我国物流行业发展到国际物流的水平，需要不断加大物理行业之间的竞争力，这是我国物流行业最终的发展趋势，由于这样的竞争发展模式，不仅可以有效提高物流公司之间的市场核心竞争力，还可以为我国中小型企业带来更多的机遇和挑战；就当前我国物流发展现状来看，我国物流行业发展一直不温不火的原因就是物流产业比较分散，物理大型企业比较少，为了有效提高我国物流产业的发展速度，需要将小型的物流公司集中起来发展，促进小型物流企业向大型企业方向发展下去。2.复合型物流产业导致了信息不匹配。由于目前我国物流产业结构不够集中，主要目的不是将运输与储存进行有效的结合，而是针对物流公司之间共同的目标前行，通过连接与物流产业内部相关的企业，互相之间开展相应的物理活动来进行发展成为新型复合型物流产业，就整体发展局面来看，在传统物流产业发展过程中，包含了从储存运输到客户购买、工厂生产，再到市场销售等多个方面，因为物理企业内部复杂的程度和不同的组成结构，以及不同的包装和分包装之间的互相协作的关系，使得物流企业之间的信息不能得到有效的结合，物理企业之间的信息不能进行无缝匹配，随着快递信息的不断更新，在传输过程中出现了很多不确定因素，使得物理企业供应和接收等方面存在很多的风险。3.管理的不统一。物理企业的发展关系到很多行业的发展，包括交通运输业、商品检验、税务部门、海关、城管部门、贸易行业，以及与公安部门紧密相关，通过多种多样的形式的法律法规、政策、管理、协调等多方面都需要各个行业和部门之间的积极互相协助完成相应的管理工作，但针对目前物流发展现状而言，在相关管理部门设置过程中，没有明确地设定相关物流管理部门，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始着手设定管理部门：第一，从国家到城市都会有行政管理部门，并且有明确的等级划分制度，导致管理工作没有办法统一开展，因为政府和部门之间的职责不够清晰，部门之间管理责任划分不够明确，导致政府和部门之间开展工作不能互相协调配合，无法达到管理工作的有效统一开展；第二，各个部门、各行业之间都是自行进行独立管理，只关心本部门和行业发展过程中的管理工作，行业和部门之间没哟进行统一的管理，导致物流信息不够集中，导致无法设定高效、统一的消息平台，使得与物理行业相关的企业和部门无法得到统一的管理和监督。

二、改善的建议与策略

1.加大力度培养专业的物流人才。人才培养是直接关系到物流产业进行更快、更好地发展，是每个行业和企业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因此，我国物流产业需要注重物流专业人才的培养方面，制定出完善、合理的人才专业理论知识和技术的培养体系，需要从物流基础理论知识着手开始培养，对物流基础理论知识进行分析和研究，还可以借鉴国外成功的案例研究，以及成功的使用经验，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为基础开展，对物流产业管理机制进行改进，同时在国外成功的基础之上进行相应的创新，使其更加适合我国物流产业的发展特征，因此，我国物流产业的发展过程中最关键的部分就是培养出更多的专业性物流人才，不仅拥有创新型的物流管理理念，还具备丰富的物流理论专业知识，促进我国物流产业朝着全方位、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可以满足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2.针对物流产业制定发展规划。针对我国物流产业实际的发展状况，制定出促进物流产业发展的规划主要包括以下几点：首先，我国政府和相关部门需要以身作则，就物流产业结构进行细化、整合、重等发展步骤，更好地提升我国物流产业的发展速度，针对国外物流发展成功的案例，吸取成功物流管理案例当中存在的管理经验和精髓，使得我国政府和相关部门对我国物流产业进行科学、合理的管理和监督；其次，在建立相应的物流产业发展目标的过程中，一定要保证目标是合理明确的，可以有效提高我国物流产业的发展进程，可以根据我国物流产业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分为短期和长期、最终目标三种目标，对物流产业的管理工作有针对性的进行，对物流产业的基础设施加大投资力度，使得物流产业能够更快、更好地发展。3.提升物流产业的技术创新。对我国物流产业进行创新，是为了更好地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步伐，使得我国物流产业可以与时代共同进步发展，只有拥有过硬的创新技术支持下，我国物流产业才能平稳、持续的发展下去；在新时展趋势下，我国物流行业必须要抓住发展机遇，不断对自身所原有的科学技术进行不断的改革和创新，这样不仅可以有效提高物理产业的市场核心竞争力，还可以有效促进我国物理产业的不断壮大发展，除此之外，在我国物流产业发展过程中，离不开我国政府机构和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制定相关保障物理产业平稳持续发展的体系，物流产业只有不断对物流的理论知识进行不断的分析和研究，才能为物流创新型技术的开发提供优良的技术环境，营造优良的技术环境需要借鉴国外成功案例，提取其中蕴含的成功经验，根据我国物流实际发展情况进行分析，判定物流技术标准，有效提升物流对人们的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4.调整企业结构朝现代化方向发展。物流产业的发展朝着现代化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向前进，最初要将企业和政府进行分离，建立只适用于现代化物流企业的管理体系，充分满足我国社会市场经济运行情况的要求，对物流企业开展系统化的管理模式，将我国物流产业的发展方向朝着国际化的水平前进，让我国物流产业的发展走向国际化经济发展平台；另外，在物流产业发展过程中，利用我国相关政府制度来保障物理产业的持续稳定发展，以及构建完整统一的物理产业结构，保证物流产业持续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进行发展壮大，逐渐向大型、国际化物理产业发展。

三、结语

随着世界经济发展的全球化，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也在不断地提升，大量的出口、生产制造都促进了我国物流产业的发展，同时物流产业的发展与各行业之间紧密联系，可以直接影响到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针对目前我国物流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需要进行及时的解决，并且制定出一套科学、合理、完善的物流管理和监督的体系，形成统一、完整的物流产业结构，需要在我国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才能有效促进物流产业的更快、更好地发展。

参考文献：

[1]蔡海亚,徐盈之.长江三角洲物流产业发展格局及影响机理研究——基于空间经济学的视角[J].华东经济管理,2016,(10):15-23.

[2]徐朦,郑凯.我国物流企业信用监管难点分析:基于产业经济学的视角[J].特区经济,2014,(12):202-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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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三角洲地区是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最为繁荣、参与国际贸易最为频繁的经济板块。“长三角一体化”是入世后中国经济全球化的一个缩影（汪如钢,2010），外包服务使长三角地区的国际化程度大幅度提升。然而，长三角地区16个城市间发展并不均衡。上海作为全国的领头羊，经济发展迅速；泰州、镇江、舟山等地区虽然保持了一定的发展劲头，但由于底子差、基础薄，部分地区发展速度较为缓慢。国家相关部门为了一些特殊地区能够有针对性、有重点地推进长三角地区的一体化，就必须找出各城市不平衡的原因，客观且准确地分析出各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状况，从而促进整个经济地带的协调发展。

二、评价方法

（一）评价方法

怎样科学而综合地评价一个地区的经济实力是学术界非常关注的问题。如许启发（2004）、刘喜波等（2001）提出的层次分析法和德尔菲法，魏丽、刘林（2006）提出的模糊综合评价法。主成分分析法也在很多文献中被用来进行评价，如张宏培、杨大成（2001）和任向华、刘菊红（2002），另外还有聚类分析法，如夏冬（2003）。本文作者采用了“主成分聚类分析法”，对我国长三角地区先做了主成分析，再取若干主成分对样品进行聚类分析并总结得分排序，从而针对长三角地区经济实力作出定量的综合评价。

（二）指标选取

无论哪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状况都是多方面的，不能仅仅靠一个单项指标就去概括整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更不能反映这个地区经济的整体结构、规模以及效益。目前我国开展的地区经济实力评价标准主要有：一是国家统计局自2002年9月至今采用的10项主要经济指标；二是2003年第三届全国百强县评选中建立的22个指标的评价体系；三是由《经济日报》和《经济》杂志推出的2003年中国31省级区域经济实力排行榜采用的五大类15个指标。

经过分析和比较，本文认为国家统计局的指标更具有权威性，故选用国家统计局的10个指标进行评价

三、实证分析

在此基础上，运用SPSS软件，先将16个城市的10个指标的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再根据累计贡献率大于85％ 的原则，原来10个指标可以综合成2个评价经济实力的主成分F1和F2。F1在前9个变量上的荷载值都很大，主要反映全社会经济效益；F2中X9和X10的系数远大于其他变量，主要反映收入水平。

结合各主成分得分，通过各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占两个主成分方差贡献率的比重作为权重进行加权汇总求出综合得分F。以F的大小进行排序，可得到长三角地区经济实力排序，依次为：上海、苏州、南京、杭州、宁波、无锡、常州、嘉兴、绍兴、台州、南通、湖州、舟山、镇江、扬州和泰州。其中，上海的综合得分为23.194，苏州为7.207，南京、杭州、宁波、无锡综合得分均大于零，分别排在第三到六位，其他城市均小于零。

进一步利用SPSS软件进行聚类分析，长三角地区经济实力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为上海；第二类为苏州；其他城市为第三类。

四、结论

（一）各类城市间经济实力差距较大

第一类城市上海。在构成要素的l0个指标中，上海有8项排首位（占70％），其第一主成分得分很高，而第二主成分城市间相差不大，从而在综合得分中的比例较小，所以上海的综合实力排列第一。可见长三角地区中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是上海，故应推崇上海发展模式，为周边地区起带头作用，辐射并带动周边地区一同发展，致使整个长三角地区甚至全国范围高速发展。

第二类城市苏州，其综合得分不到上海的三分之一。这类城市虽然已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但应利用已有的经济基础加大对科技的投入，并大力发挥其技术优势，发展新兴产业，来提高其实力。

与第一、第二类城市相比较，第三类地区的主成分聚类平均得分更小，仅为-2.171。这说明这类城市经济基础弱，综合水平低，要想赶上前面两类城市，必须把这些比较薄弱地区的政策扶持起来，并将这些城市的自身优点加以综合、归纳，政府给予支持并加大基础设施的投资，充分利用自身优点为经济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这样才能提高其整体经济水平，缩短与前两类城市的距离，甚至与之持平。

（二）同类城市内部的经济发展水平也有较大差异

第一类和第二类城市都仅包括一个城市，不存在地区内的差异问题。在第三类城市中，南京综合得分最高，远超过本地区平均得分。南京在固定资产投资、居民消费指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三个指标排在长三角地区的前三，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指出两个指标排在第五位。泰州各项指标基本都低于其他城市，各方面发展均滞后，故其综合得分远低于其他城市，排在第三类城市的末位。

参考文献

[1]汪如钢.长三角区域创新经济能力的对策建议[J].中国经贸导刊，2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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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喜波.安溪县县域经济实力评价及空间差异分析[J].乡镇经济，2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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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宏培、杨大成.西部大开发中的各省区区位优势的多层次的主成分分析[J].数理统计与管理，2001（5）.

[6]任向华,刘菊.我国西部省份经济实力的数量分析[J].上海经济研究，2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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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仇娟东，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学及区域经济发展。

基金项目： 陕西省软科学基金项目（编号：2011KRM58）。

摘要

新时期，土地利用的属性决定了土地利用能同时产生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而这两种效益的交互耦合进一步决定了土地利用的整体效益。本研究建立了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的耦合模型，设计了分别测度这两种效益的指标体系，用熵值赋权法计算了各指标的权重，进而计算了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土地利用中这两种效益的系数及其耦合协调发展系数。结果显示：第一类地区是我国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均较好的上海市；第二类地区主要是社会经济发展较好但生态环境建设相对滞后的地区；第三类是生态环境较好但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第四类是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但生态环境建设更为落后的地区；第五类是生态环境建设滞后但社会经济发展更为落后的地区。最后，对每一个类型的成因和未来发展思路作了说明，在此基础上，又说明了中国土地利用的整体效益仍较为有限、整体效益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区域分布特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已成为提高我国土地利用效益的现实选择等基本政策含义。

关键词 土地；社会经济效益；生态环境效益；耦合关系；熵值赋权法

中图分类号 F30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2)01-0103-08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01.017

1978年以来的30余年，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土地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也取得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同时也出现了生态环境恶化、人地矛盾突出等问题[1]。此外，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对土地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然而，中国的“十二五”规划指出：“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划定永久基本农田，从严控制各类建设占用耕地，确保耕地保有量不减少”[2]。可见，目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的非协调性和土地供求总量的矛盾性是中国土地利用中的突出问题。因此，在总量控制的前提下，如何提高土地利用的整体效益和推动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协调发展便成为管理层关心和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问题。

目前，国内学者们对土地利用效益方面的研究较多，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定性研究方面，张忠国、高军[3]认为土地资源具有经济特性和生态特性的双重属性，从而土地利用也具有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二重效益；李边疆、王万茂[4]认为区域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着复杂的、非线性的动态耦合关系，并以复杂系统理论为指导分析了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的实质。在定量研究方面，诸多学者运用动态耦合模型分析了中国不同地区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的耦合情况，并根据实证分析结果将相应区域的土地利用效益划分为不同阶段[1,5-6]；王瑷玲等[7]构建了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景观效益的指标体系，用模糊综合评价模型评价了山东省宁阳县的土地利用情况，并将评价结果分为不同等级；陈伟、吴群[8]构建了包括经济规模、集约程度、经济效益的指标体系，基于协调度模型分析了浙江省南浔经济开发区土地开发的最终效益，并得出该区域土地利用系统不太协调、开发效益较差的结论。

综观上述研究，这些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均存在一定的差异：第一，指标体系，学者们逐步建立了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环境效益等方面的指标体系，并对这些方面进行了取舍或组合，这些指标的具体衡量指标也存在一定的差异；第二，数据类型，学者们分别运用了截面数据、序列数据和简单面板数据，但以序列数据和简单面板数据居多，综合截面数据较少；第三，研究区域，主要是针对某一城市或省（区）进行分析，而对中国整体的土地利用效益水平的评价较少；第四，评价方法，除了用于评价的主体方法不同之外，确定各级指标权重的具体方法也存在差异。综上，本研究将从土地利用的基本属性出发，建立科学、系统的指标体系，以2009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土地利用数据为依据，运用耦合协调度分析法来测度各地区土地利用中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的交互耦合水平，从而为各地区土地的科学、可持续利用提供参考。

1 土地利用效益系统、评价指标及评价方法

1.1 土地利用效益系统

在新形势下，土地具有资本、资产、资源“三位一体”的属性[9]，而正是这种属性使得土地成为“经济――社会――生态”组成的复合系统，也使得土地的利用效益相应地是由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及生态效益组成的复合效益体系。在该复合效益体系中，由涵养水源、水土保持、净化土壤、改善小气候、改善大气质量、保持生物多样性等组成的生态环境效益子系统反映了土地的自然再生产过程，由食物生产和原料供应等所反映的经济效益子系统及由粮食安全、社会保障、空间及景观、科学文化等[10]所反映的社会效益系统，反映了土地的社会再生产过程。因此，根据土地再生产方式的不同，可将土地利用的效益系统分为社会经济效益系统和生态环境效益系统，而人口子系统是联系这两个系统的纽带。在人类利用土地获得社会经济效益的同时，因技术、观念、资本等各种条件的限制，会对生态环境效益系统造成破坏，从而也限制社会经济效益系统的发展；社会经济的发展通过为生态环境效益系统的改进提供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支持，从而提高人类利用生态环境的能力，而土地生态环境条件的改善也将为人类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可见，这两个系统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促进， 共同使土地成为人类赖以生存、繁衍、发展的前提和一切社会经济活动赖以展开的载体。据此认识，土地利用效益系统可简单表示为图1。

如图1所示，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系统与生态环 境效益系统的相互作用中，二者是一个相互矛盾的统一

体，因而如何扬长避短并协调各自作用中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有利及不利条件，最终达到两个子系统的协调发展，对推动人地、城乡等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具体来说，有效利用生态环境系统所提供的支持，降低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将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进一步用于改善生态环境，化解生态环境对人类活动发展所带来的约束；从而进一步提高人类的福利水平，是提高土地利用效益的整体思路与最终目标。

1.2 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指标体系是评价的基础，指标选择的好坏对评价结果有重要影响。为设计适合本研究的评价指标体系，笔者依据上述对土地利用效益系统的认识和相关文献[5-6]，初步设计了包括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四个子系统，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两个大系统的指标体系，在征询有关专家意见的基础上，最终确定了如表1所示的指标体系。

[BT2]1.3 评价方法

在表1所示的指标体系的基础上，现在需要明确各指标权重的确定方法及中国各省（市、自治区）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耦合情况的具体测度方法。

1.3.1 指标权重的确定方法

本研究拟采用熵值赋权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11]。所谓熵值赋权法是指根据各指标信息载量的大小来确定指标权重的方法，其主要原理是对 m个评价方案和n项评价指标形成的数据矩阵X=(xij)m×n，对于某项指标xj指标值xij的差距越大，则该指标在综合评价中所起的作用越大；如果xij全部相等，则该指标在评价中不起作用。可见熵值赋权法是一种客观赋值法，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主观因素带来的偏差。一般地，熵值赋权法求各指标权重的步骤如下：

（1）计算指标xij的比重Pij，其中Pij=[SX(]xij ∑[DD(]m i=1[DD)]xij[SX)]；

（2）计算第j项指标的熵值ej，其中ej=－k∑[DD(]m i=1[DD)]Pij ln Pij，其中k=([SX(]1 ln m[SX)])，可以证明ej∈［0，1］；

（3）计算第j项指标的差异性系数gj，其中gj=1－ej；当gj值越大，则指标xj在综合评价中的重要性就越强；

（4）计算指标xj的权数ωj，其中ωj=[SX(]gi ∑[DD(]n j=1[DD)]gi[SX)]=[SX(]1－ej ∑[DD(]n j=1[DD)](1－ej)[SX)]（j=1，2，3…n）；

1.3.2 耦合协调度的测算方法

一般地，耦合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现象；耦合度就是用来描述这种系统或运动相互影响的程度；耦合协调度则是衡量这些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状况好坏程度的数据。在本研究中，

耦合协

调度是反映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系统与生态环境效益系统相互作用、协调发展程度的定量数据。假设用xi(i=1，2，…，16)表示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系统的16个指标，用yj(j=1，2，…，16)表示土地利用的生态环境效益系统的16个指标，则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系统与生态环境效益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可分别表示为：

[JZ(]s(x)=∑[DD(]n i=1[DD)]aixi，e(y)=∑[DD(]n j=1[DD)]bjyj[JZ)]

其中， s(x)和e(y)分别表示社会经济效益系统和生态环境效益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ai、bj分别表示社会经济效益系统和生态环境效益系统各指标的权重。根据相关文献[12]，社会经济效益系统与生态环境效益系统耦合协调度的计算公式为：

C= s(x)•e(y) s(x)+e(y) 2 2

其中，C为耦合协调度系数，它反映了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系统与生态环境效益系统在一定条件下（即s(x)与e(y)之和一定），为使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系统与生态环境效益系统协调发展程度最高（即s(x)与e(y)之积最大），社会经济效益系统与生态环境效益系统进行协调组合的数量程度。容易证明，0C1，C越大，说明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系统与生态环境效益系统越协调；反之则反是。

然而，耦合协调度系数在有些情况下很难反映出由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组成的整体效益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特别是在多个区域进行对比研究的情况下，单纯依耦合协调系数判断可能会产生误导。因此，可将耦合协调度系数与土地利用的整体效益指数结合起来，构造耦合协调发展系数来反映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整体协同效应或者贡献。其具体计算公式可表示如下：

D＝ C•T

T＝αs(x)+βe(y)

其中，D表示耦合协调发展系数；C为耦合协调度系数；T为土地利用的整体效益指数；α，β表示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系统与生态环境效益系统重要程度的权数，具体计算公式为：

α= ω(X) ω(X)+ω(Y) ,β= ω(Y) ω(X)+ω(Y)

其中，ω(X)表示熵值赋权法确定的社会经济效益系统各指标权数之和；ω(Y)表示熵值赋权法确定的生态环境效益系统各指标权数之和。

根据上述分析，笔者依据耦合协调发展系数D的大小，将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系统与生态环境效益系统的协调发展状况划分为5大类、15种基本类型，具体如表2所示。

在实证测算得到耦合协调发展系数 （D）后，可依据表2给出的标准进行定量评判。

2 实证测度

2.1 数据的来源及其预处理

本研究拟测度中国各省（市、区）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耦合发展水平，但由于港澳台地区数据缺失，因此研究范围仅限于大陆的31个省（市、区）。本研究的各指标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0》、《中国统计年鉴2009》，当然，对于极个别的缺失数值，笔者以相应指标的平均值估计填充。

由于各指标的量纲单位不统一，即使一些指标的单位是相同的，但其实际意义也存在一定差异，加之指标体系中存在正向及逆向不同属性的指标，因此，为了消除这些量纲差异和屏蔽效应，笔者首先用极差标准化法对这些数据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具体方法如下：

社会经济效益指标：

xi′= (xi-mi)/(Mi-mi),对于正向指标

(Mi-xi)/(Mi-mi),对于逆向指标

生态环境效益指标：

yj′= (yj-mj)/(Mj-mj),对于正向指标

(Mj-xj)/(Mj-mj),对于逆向指标

其中，xi和yj分别为社会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的实际值，xi′和yj′分别为社会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标准化后的值。i和j分别为指标个数，i=1～16，j=1～16。mi和mj分别为社会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指标中的最小值，Mi和Mj分别为社会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中的最大值。

2.2 权重的确定

用熵值赋权法对经标准化处理后的数据进行计算，进而测度各指标的权重，具体测算结果如表3所示。

2.3 测度结果与分析

根据前文所述的耦合协调度测算方法，笔者测算的中国各省（市、自治区）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系数（ s(x)）、生态环境效益系数（e(y)）、耦合协调度系数（C）、整体效益指数（T）、耦合协调发展度系数（D）如表4所示。当然，根据耦合协调发展度系数（D）和表2所示的分类体系，将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土地利用效益亦可划分为不同的类型（见表4）。

如表4所示，从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的对比来看，可将中国31个省（市、区）土地利用效益划分为社会经济滞后型和生态环境滞后型两类，并且调度

以社会经济发展滞后居多。从土地利用的耦合协调发展

系数来看，中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土地利用效益主

要集中于勉强协调发展类和中度失调衰退类两类，并且以中度失调衰退类居多。将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的对比及耦合协调发展系数结合来看，中国各省区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的耦合协调发展情况可划分为中度协调发展类生态环境滞后型、勉强协调发展类生态环境滞后型、勉强协调发展类社会经济滞后型、中度失调衰退类社会经济滞后型和中度失调衰退类生态环境滞后型五种类型。本研究对中国各省（市、自治区）土地利用效益各类别的成因及未来发展对策简单解释如下：

第一，中度协调发展类生态环境滞后型。表4所示的实证测度结果显示，上海市是中国31个省（市、区）中唯一的土地利用效益处于中度协调发展类型的地区。从统计数据来看，上海市单位面积土地的财政收入、单位面积土地的二产增加值、单位面积土地的三产增加值、单位建设用地规模以上企业总产值、交通运输用地占土地面积的比重等指标均居全国首位，而其余多项社会经济指标也在全国前列，这说明上海市的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良好。相比较而言，除湿地面积占国土面积的比重、单位生产总值能耗、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指标在全国前三名外，上海市其余的生态环境指标大多居于中游水平，从而使得上海市土地利用的生态环境效益滞后于生态环境效益。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市在推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要进一步将生态建设、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作为转型发展的着力点，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技术，促进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进一步协调发展。

第二，勉强协调发展类生态环境滞后型。由表4可以看出，北京、江苏、浙江、天津、广东、山东、福建、湖南、河南等九个省市土地利用的生态环境效益滞后于社会经济效益，而耦合协调发展系数也在0.4～0.6之间，属于勉强协调发展类型。这表明，这些城市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大于生态环境效益，而生态环境仅能勉强支撑社会经济的发展。从对原始数据的统计分析来看，这些地区单位土地面积的各类增加值均居于全国前列，由城乡收入比、城镇登记失业率、恩格尔系数、人均住房面积、城镇人口比重等为代表的社会事业发展也走在全国前列。然而，这些地区的由建成区绿化面积、森林覆盖率等反映生态情况的指标并没有“绝对优势”，尤其是人均水资源占有量指标排名比较靠后；当然，这些地区的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万元产值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等反映环境状况的指标排名较为靠前。综合来看，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基础使得这些地区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排名靠前，但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产业布局的超负荷型，如大面积房地产开发中绿化的忽视、大规模工业园与产业园建设中环境承载力的超负荷等，使得土地利用中生态环境效益滞后于社会经济效益。

第三，勉强协调发展类社会经济滞后型。如表4所示，海南和江西两省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系数均小于生态环境效益系数，而耦合协调发展系数分别为0.431 7和0.418 6，按照相应标准，这两省土地利用效益属于勉强

协调发展类社会经济滞后型。海南省2009年底的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居于全国第三位、森林覆盖率居于全国第四位、城市人均绿地面积居于全国第一位；江西省2009年底的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和森林覆盖率均居于全国第二位；可见，海南与江西均具有良好的生态基础，加之居于中上游水平的其它指标的作用，使得这两省土地利用的生态环境效益系数得分较高。相比较而言，海南、江西两省的社会经济发展较为滞后，如海南省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全国最高值，加之大多数居于中下游水平的社会、经济指标的作用，表现出了这两省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滞后于

生态环境效益的现实状况。社会经济滞后于生态环境的现实，既说明了江西、海南两省的土地利用中的不足，也说明了在生态环境良好和承载力充裕的条件下，如何利用较好的生态环境优势辅以产业布局等措施发展经济及加快社会事业改革的步伐，从而推动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是这两省提高土地利用效益的有效措施。

第四，中度失调衰退类生态环境滞后型。如表4所示，河北、辽宁、湖北、安徽四省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系数大于生态环境效益系数，

并且二者耦合协调发展系数在0.2-0.4之间，因而这四省土地利用属于中度失调衰退类生态环境滞后型。从各原始数据来看，这四省土地利用的各社会经济效益指标均居于中游水平，但生态环境效益指标却大多居于中下游水平，因而使得这四省区的土地利用的生态环境效益滞后于社会经济效益，也使得这四省土地利用的耦合协调发展系数较低，而土地的利用也表现出中度失调衰退的迹象。在这种情况下，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之间的不均衡性已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已形成了一定制约，因而这四省不得不面临继续 提高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和加速改善生态环境的双重 任务。这四省的未来发展中，应提高集约利用土地的能力，也要进一步推进社会改革，从而提高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当然，这四省更要重视生态环境的培育、建设与保护，加大对废弃物的管理以及再生利用，切实改善生态环境水平，以减轻生态环境压力；也要进一步将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用于开发、投资生态环境建设，促进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的协调发展。

第五，中度失调衰退类社会经济滞后型。如表4所示，广西、重庆、四川、内蒙古、、吉林、黑龙江、陕西、宁夏、山西、新疆、青海、云南、贵州、甘肃等15个省（市、自治区）的土地利用的生态环境效益大于社会经济效益，加之本来是十分脆弱的生态环境，使得这些地区的土地利用的整体效益呈现中度失调衰退类社会经济滞后型特征。从生态环境方面来看，这些地区大多位于中国西部，由于西部地区土地面积相对广阔而人口稀少，经济、社会发展也相对滞后于中、东部地区，但该地区却是我国的能源、资源富集区，因此应加大资源开发力度，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优势，利用好生态环境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的支持。此外，鉴于这些地区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国家应加大对这些地区生态环境治理的投资，而这些地区应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中注意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也应将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合理应用于生态环境的建设。因此，这些地区仍然面临改善生态环境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双重任务，而发展的基本思路还在于进一步有效利用生态环境带来的“比较优势”，并将这些优势有效转化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达到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的良性循环。

3 结论与政策含义

第一，中国土地利用的整体效益仍较为有限。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仅有上海市的土地利用效益达到中度协调发展类，其余30个省（市、区）的土地利用效益为勉强协调发展类和中度失调衰退类，并且尚无良好协调发展类地区出现。根据熵值赋权法和耦合协调发展系数的测度方法的基本原理，这主要是由于各地区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等方面各指标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和指标体系相对庞大造成的，也就是说，各地区发展的非均衡性和土地利用系统自身的复杂性使得中国土地利用的整体效益水平显得较为有限。

第二，中国土地利用的整体效益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区域分布特征。就我国实际情况而言，我国东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要高于西部地区，其生态环境也要优于西部地区。然而，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我国东部地区土地利用的整体效益水平也较高，并且生态环境效益滞后于社会经济效益；西部地区土地利用的整体效益水平也比较低，并且社会经济效益滞后于生态环境效益。这就说明：我国土地利用的整体效益与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关系、与生态环境情况呈负相关关系，我国土地利用的整体效益呈现了明显的区域分布特征。

第三，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的协调发展已成为提高我国土地利用效益的现实选择。为了促进全国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提高土地利用的整体效益，应进一步合理引导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与升级、给予中西部地区更多的支持以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从而解决地区发展的非均衡性问题；通过进一步统筹城乡发展，切实提高农村基础设施水平和社会事业发展水平，从而解决城乡发展的非均衡性问题。在全国土地资源有限和呈现明显区域分布特征的背景下，应开发、复垦、整理等多方式并举以保证耕地的供给；在土地开发的过程中，应注意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以确保土地利用的各子系统之间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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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ment on the Benefits of Regional Land Use in China Based on Coupling Relationship

QIU Juandong ZHAO Jingfeng WU Jianshu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127, China)

Abstract

篇7

议，旨在提高公路网规划的科学性。关键词：高速公路；出入通量；经济发展；相关性中图分类号：F299.23 文献标识码：A

我们都知道，通常情况下，一个地区所产生的交通量是与其经济总量成正比的，经济总量越大，交通量也就越大。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事实上，影响交通量的众多因素中，国民经济发展状况是影响交通量增长的主导因素，而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是影响其增长的具体因素。不过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即使是同样的经济总量，对于不同的经济结构来说，所产生的交通量还是不同的。在研究高速公路出入通量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时，需要通过统计各地市从收费站上下高速公路的交通量，再结合当地的经济指标，选择合适的模型进行分析。

一、研究高速公路出入通量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的背景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而交通运输业在国民经济整体中所占的比例也持续增加，如今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中的一个支柱产业。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以及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是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日常生活的保障，可以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而要研究高速公路出入通量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首先就要搞明白交通运输发展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

（一）我国交通运输的发展现状

交通运输业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它不仅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也是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命脉所在。毋庸置疑，在如今这个全流通的时代，交通运输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是越来越重要。而我国对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力度的加强，在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进程日益加快的今天，显然不仅促进了我国交通运输业的飞速发展，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也促进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并为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都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二）交通运输与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

通常情况下，交通运输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复杂，不仅相互影响，而且相互联系。所以为了促进交通运输和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对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研究分析，提出其中存在的问题，然后据此对交通运输业的未来发展作出规划，最终提高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适应程度。一个国家的交通运输发展水平和其经济发展水平是有着密切关系的，这是因为国家经济的发展可以推动城市化的进程，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又可以加大各城市间的交流，这样对交通运输系统的要求也就会增加。所以，如果没有完善的交通运输系统做支持，社会经济的发展根本就不能够长久。

（三）交通运输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

近些年来我国一直在加大对交通运输业的投入，而国家的重视也促进了交通运输业的快速发展。另外，由于交通运输发展与经济发展是相互影响的，所以我们不难做到使交通运输和当前经济发展相互吻合。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要想要得到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就要以一个高效安全而完善的交通运输系统做为保障。因为高效安全而完善的交通运输系统可以实现各个地区经济的共同发展。如果交通运输无法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的话，就会阻碍经济的发展。一个完善的交通运输系统，可以逐步形成一个统一的市场竞争机制，为人才交流和知识传播提供有利条件，从而利于人们视野扩宽，对生产资料进行优化配置，加大不同地区的经济交流，最终也会促进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

二、研究高速公路出入通量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的思路

（一）思路详介

这里讲到的收费车型，是指高速公路在收取行驶车辆通行费时所划分的车型。在一般情况下，提到交通量时都是指由交调车型进行统计的交通量。交调车型就是公路交通情况调查统计中所采用的调查车型，即JTG B01-2003《公路工程技术标准》中所划分的车型。在研究高速公路出入通量与经济发展相关性时，可以通过人工进行分车型调查，从而获得收费车型和交调车型交通量对应的比例关系，由该比例可将统计的高速公路出入通量转换为交调车型交通量，接着再进行汇总，在汇总时，要分地市进行，将其所辖的收费站分进口和出口进行汇总，这样就可以得到各地市每年高速公路的交通量。这时候，就需要将该交通量和其经济指标进行回归分析，最终确定二者之间的定量关系。

（二）思路简介

简单来说，研究高速公路出入通量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的思路即：先由各收费站得到各收费站交调车型交通量，再由各收费站交调车型交通量通过分市区的汇总，得到各市上下高速公路交通量，最后由各市上下高速公路交通量得到交通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不过这里有几点是需要注意的：1、首先，各收费站交调车型交通量可以通过人工分车型调查得到收费车型与交调车型的转换系数后，再结合各收费站收费车型交通量得到。2、其次，交通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由各市上下高速公路交通量和该地市的经济指标进行综合分析得到的。

三、总结

影响交通量增长的因素有很多，但有两点是最重要的，一个是国民经济的发展现状，一个是经济总量与经济结构，前者是主导因素，后者为具体因素。所以，一个地区所产生的交通量是与其经济总量成正比的，经济总量越大，交通量也就越大。但是，即使是同样的经济总量，对于不同的经济结构来说，所产生的交通量还是不同的。因此在研究高速公路出入通量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时，需要通过统计各地市从收费站上下高速公路的交通量，再结合当地的经济指标来选择合适的模型进行具体分析。

[1]赵伟，周俊红.高速公路出入通量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J]. 公路与汽运，2013，03：230-231

[2]匡安乐.高速公路运营交通量增长特性及预测方法优化研究[D].长安大学，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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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前上海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风险

由于国际国内发展环境的巨大变化，上海社会经济的发展呈现出许多与过去不一样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一）作为我国重要的外向型经济城市，上海在扩大开放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面临的国际竞争压力和外部风险不断加大。2007年，上海的外贸依存度达到176.5%，其中出口依存度达到89.8%。这说明上海的经济增长严重依赖于国际市场，面临国际市场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随着对外贸易持续增长，上海已进入一个基数较大而后增速趋减和贸易摩擦加剧的时期。由此产生的贸易摩擦和潜在的市场风险也可能进一步加大。特别是随着上海金融、证券等服务业领域的开放，资本流动性和市场投机因素也会增加，竞争对手有可能达成默契或形成“战略联盟”，利用产品质量、食品医药安全问题对上海产品进行牵制、压制和遏制。由于上海抵御摩擦、分化遏制、抗衡风险的实力还不够强大，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对上海经济发展的制约也在不断加大。

（二）作为正在建设中的国际金融中心，上海的金融体系抗风险能力弱，世界金融危机波及的风险在不断加大。近年来，上海的银行系统不良贷款比例居高不下，尽管信用扩张使不良贷款比例有所下降，但其比例仍处在较高水平。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传导，经济增速回落和信用扩张后的收缩，有可能使企业兼并、破产增加和还贷能力下降，容易引发企业资金链条的断裂，增大金融风险。

（三）金融危机引发美国经济技术性衰退，使得上海面临金融危机的风险转移威胁，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遭遇严峻挑战。风险不能消灭只能转移。目前，上海面临西方国家采取“策略性衰退”方式转嫁损失的风险。一方面，“策略性衰退”采取多印钞票，投资和投机上海，廉价收购上海资产，加大人民币的流动性过剩。事实上，上海已成为资金寻求新的投资或投机的最佳市场。另一方面，近年来，随着金融机构总部不断聚集上海，各类金融风险也逐步在积累。一些管理制度不完善的机构将上海作为融资平台，将资金风险最终转嫁到上海。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发展，上海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的联系更为紧密，市场风险的跨境传递也更为迅速。譬如，外资银行在沪设立法人银行，我们虽能在监管、税收等方面带来利益，但并不能杜绝金融风险跨境传递。一旦这些机构出现经营危机，其母公司就可将风险转嫁给国内市场。

（四）作为具有雄厚工业基础的创新型城市，上海经济结构转型加快引发“双重经济波动”，使得经济发展面临更大困难。当前，上海面临世界金融危机与发展阶段性转变的“双重挑战”，引发系统性经济风险：（1）受金融危机影响，发达国家经济进一步放缓将使我国出口产品需求增长放慢，从而制约上海的出口增长，使得上海产品的外部需求出现过剩的风险。（2）随着制造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带来了产业替代断裂的威胁。如果服务业的发展速度总是落后于制造业，就不能顺利支撑上海经济未来的持续发展。（3）随着总体产业技术水平提高，越来越难以继续依靠引进技术来支撑新兴产业的发展，自主技术储备不足和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的矛盾暴露无遗，如果不从根本上增强技术创新能力，在未来一个时期内，上海的技术供给将难以适应产业技术升级加快的需要，很可能将面临技术供给的“瓶颈”制约。（4）产业结构升级和新兴产业的迅速崛起，需要进行大规模融资和发展委托关系，但缺乏社会化融资体系所需要的产权保护制度和信用体系。（5）结构升级往往伴随着企业兼并、破产和重组，容易引发企业资金链断裂，加大金融风险。这几方面的问题，有可能引发全局性的经济风险。

（五）作为吸纳就业能力较强的工业城市，上海近年来的就业压力增大，社会矛盾更加复杂。在农业剩余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尚未完成、工业部门加快结构升级、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和机器排挤替代劳动以及世界金融危机和上海经济下滑等各方面因素综合作用下，上海创造就业的能力和实际就业需求量将明显下降，使得就业与失业矛盾更加突出。主要表现为：（1）受金融危机和经济下滑影响，部分企业近期有可能出现经营困难甚至倒闭现象，上海将面临新一轮下岗失业大潮的严峻考验。而在未来几年里，上海每年劳动力供给总量将超过150万人，上海劳动力总量庞大和就业不充分的问题更加突出，劳动者的就业心理压力加大。（2）就业的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新兴产业部门拥有更高收入增长弹性和市场需求，而相当数量的劳动力（如职中、高中毕业生、退役军人等）由于不具备相应的素质和技能，表现为“短缺”与“过剩”并存。（3）就业弹性系数的下降。由于世界性的经济衰退，使得部分出口依赖型企业倒闭停产，而经济结构的调整，使得上海挖掘新增就业岗位的难度越来越大。（4）近年来，上海每年的高校毕业生多达15万人，而多数新增毕业生的就业岗位层次趋于下降，高校毕业生面临结构性就业难题。如果这些失业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就会使潜在的矛盾显性化，有可能滋生违法犯罪、请愿、游行等集体行动，危害公共安全，引发社会动荡。

二、上海社会经济的风险产生的背景及其趋势

在社会急剧变革时期，上海存在着各种风险的诱因变量和本因变量。因经济结构失衡与社会结构失衡而长期积蓄的矛盾和风险，可能在这一时期随时找到突破点而爆发出来，由风险转化为灾难，打断社会演进和转变的过程。更为重要的是，受国际金融危机蔓延的影响，国际国内的社会经济形势日益复杂，使得上海引发社会经济风险的隐患不断增多。

（一）上海社会经济风险的本因变量与诱因变量分析。任何社会风险都是本因变量和诱因变量相互作用的结果。从风险理论的角度分析，制度变迁导致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的巨大震荡，产生大量不协调性、不适应性(滞后性)、效率损失、公平公正不足而社会代价补偿滞后等问题，这是诱发上海经济社会风险的本因变量；而全球金融危机的蔓延、国内“通胀”与“紧缩”的持续与反复以及经济下滑等因素诱发的一系列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已成为上海社会经济风险的“诱因变量”。本因变量和诱因变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上海社会经济风险的发展趋势。

从本因变量的角度分析，上海社会经济风险主要源于两方面。一方面，经济社会潜伏的深层矛盾及其发展转型过程中诱发的风险。其主要包括：（1）经济发展取得了可观成果，但社会发展相对欠缺，而且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社会需求变化进一步凸现出社会发展不足，导致各种经济社会矛盾比较突出。一是政府职能转变滞后。表现为政府集裁判员和运动员、调节者和经营者的角色于一身，体制性因素使得政府“引火烧身”，而政府将本该由自己承担责任的“公共产品及服务”领域部分或全部让给了市场，政府“缺位”现象严重。二是政府社会性支出的不足。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由此损害了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扩大了社会差距，加剧了社会性的焦虑和紧张。社会事业发展不足最终会积聚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不满，使得各种社会矛盾集中指向政府，从而对政府的合法性与社会稳定构成威胁，这是上海社会经济诸多矛盾激化的深层原因。三是社会政策存在缺陷。上海的经济发展在为农民提供了非农化和进城就业机会的同时，而政府却尚未建立满足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外来人员”需要的社会服务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社会摩擦和社会冲突。此外，上海还存在容易被忽视的子女教育、社会承认、职业满足、参与程度和社会选择等一系列不均等问题。这些问题既是经济不平等的后果，又是延续经济不平等的原因，从而构成系列风险的因果链。（2）城乡二元结构调整加速，剩余劳动力转移和社会整合潜伏着矛盾。如果不注重解决这些问题，城乡各类就业群体必然进一步分化，进而发展为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和抗争。伴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任务艰巨，隐含着一个很大的就业矛盾。一旦农民工长期得不到就业和发展培训的机会，就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逐步被推到“边缘”地位，被排斥在社会主导产业和主流社会之外，成为城市现代化的“弃儿”，丧失参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资格和机会，成为社会结构中最不稳定的人群，上海蕴藏着很大的不稳定因素。此外，由于经济结构的剧烈变革，社会结构也将发生较大波动，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差别相继产生，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加剧，这一阶段往往是经济容易失调、心理容易失衡、社会容易失序的敏感时期。如果处置不当，就必然引发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

另一方面，是由社会代价支付与补偿失衡引发的风险。目前，由于社会发展的成果没有实现共享，而社会发展的代价却主要由社会普通民众特别是贫弱群体来承担，社会代价的支付主体明显错位。（1）随着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入，上海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社会普通民众的相对社会地位非但没有上升，反而有所下降。主要表现为三方面：一是就业难。失业及下岗人数在上升；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虽然有工可作，但极不稳定；大学毕业生就业压力开始显现，一些出身普通民众家庭的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其生存处境在急剧的社会变迁中显得越来越艰难。二是就医难。上海居民虽然享受基本医疗保障，由于个人要承担小病医疗部分及大病医疗费用的一定比例，随着医疗价格的迅速上升，也面临着各种困难。三是住房难。近年来，上海商品房价格连番上涨，且经济适用房、廉租房严重缺乏，其结果是普通民众尤其是贫弱群体解决住房不足的愿望变得不可企及。从普通民众承担着社会快速转型时期社会代价的客观事实中不难看出，一方面，下岗失业者、低收入者和收入水平下降者、边缘人群或者弱势人群是社会代价支付的主体，也是对社会现状不满意者的高风险人群；另一方面，社会的高收入人群、主流人群或者强势人群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赢家。社会代价支付主体的错位，已经变成造成上海社会危机的催化剂，它的迅速积累甚至有可能演化为社会动荡的导火索，或者当出现突发性事件时，这些不满情绪会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2）社会代价支付方式不断转嫁引发社会冲突。社会强势群体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不仅由于自身所具有的优势使其享有种种实惠，而且通过种种手段，向普通民众转嫁各种社会风险，使其成为社会转型代价的主要支付者。譬如，资方通过最低化投资成本，最低化人工成本，侵害职工的劳动力价格权，延长劳动时间等手段，向普通产业工人或农民工转嫁经营、投资等各类企业风险。（3）强势行业(如垄断行业)、强势产业(如朝阳产业)、强势职业也存在向弱势行业、弱势产业、弱势职业转嫁社会代价的倾向。而强势群体向弱势群体转嫁社会代价这种情况可以视为转嫁情形的集中体现。

从诱因变量的角度分析，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使得上海的经济安全面临严峻挑战。当前，突出表现为全球金融危机持续蔓延，金融危机不断加剧，国内外经济环境中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使得上海面临的经济社会风险更加严峻。（1）金融危机的蔓延使得上海面临日益严峻的经济风险。由于关税或其它贸易壁垒逐步减少，国内产业加速融入国际分工体系中，上海企业面临严峻考验，对部分行业特别是对金融业的冲击力较大。随着外资银行全面介入上海银行业务，高端客户逐渐流失，中资银行的储蓄增速也随之下降，导致中资银行的流动性迅速降低，并有可能发生支付困难，从而在某种诱发因素的作用下引发“挤兑”和社会恐慌。（2）金融危机的蔓延使得国际资本流动的负效应渐现。就长期国际资本流动而言，它寻求的是高回报和低风险，当其大量进入后，往往形成“透明化”和“问责制”的运作模式。一旦国际资本控制公司的大部分股份，这些公司就必须采用国际财务管理方式和信息报告标准。与此同时，事件和行为必须不断向国际社会披露，公司和政府造成的错误和失误将受到国际资本的无情制裁。这无疑加大了受控企业的运营风险。而就短期资本的跨国界流动而言，也会给上海经济埋下不稳定的隐忧。因为，随着上海经济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特别是随着金融业的开放和资本账户管理难度的增大，短期资本流动的自由度将不断增加，从而增加新的金融风险因素。（3）金融危机的蔓延使得上海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矛盾会进一步突出。目前，上海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的经济技术基础仍处于劣势，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将面临严峻挑战。面对跨国公司有目的、有步骤、有手段地对上海市场和企业的全面进入，如果上海不能有效提高技术水平，缺乏国际竞争力，就很难有效地应对外资的进入，这就潜伏着很大的经济风险。

（二）关于上海近期社会经济风险的性质界定。从风险灾难的形成过程来看，上海近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风险，不是近期形成的，而是长期积累的结果，是“能量积累型”风险。从经济社会风险的“能量”积累的规律来看，社会经济重大风险的“能量”积累过程，是一个由一般性的社会危机到较为严重的社会危机，最后发展到特别严重的社会危机逐步演变的过程。从风险灾难的后果及其性质来看，近期对上海经济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风险，既不是指一般矛盾，也不是指一般冲突，而是指潜在的、是对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有着重大影响、甚至有可能导致严重社会冲突和激烈社会对抗的危机因素。其特点是，多种诱因交织在一起，而且各种诱因经过较长时间的积累、叠加，形成一个临界点，由量变到质变，然后因某个突发事件“引爆”，最终酿成危机。这种突发性因素既可能是外部的突发性因素，如目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也可能是自然灾害，还可能是政府决策失误等因素。有些本来在局部性的、区域性的、某一个环节上的问题，但是，由于政府官员处置不当或决策失误而迅速扩散，形成全局性、系统性的重大风险，进而演化成具有严重社会危害的危机事件。

（三）上海社会经济风险的可能趋势。风险的诱因变量和本因变量这两类因素可能的变化，决定着上海近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风险问题存在着三种可能的趋势：第一种可能趋势是，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风险诱因变量明显或严重变坏，本因变量大致维持目前状况不变。于是，就几率而言，上海一般性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风险的发生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第二种可能趋势是，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风险诱因变量明显或严重变坏的同时，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风险本因变量也出现变坏的情形。在这样的情况下，上海社会经济发展中有可能会出现较为严重的风险。第三种可能的趋势是，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风险诱因变量全面严重恶化的同时，社会风险本因变量也出现全面严重恶化的情形，于是，上海有可能出现最为严重的、颠覆性的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风险。应当看到的是，由于上海近期社会经济发展面临金融危机、通货膨胀、经济下滑、失业及其它社会问题的严峻挑战，上海近期发生严重的、颠覆性的社会经济重大风险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如果我们能够未雨绸缪，有效应对，其发生的几率仍比较小。这是目前和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上海不存在发生特别严重的社会经济风险的基本条件。上海民众目前的基本生存条件不存在难以为继的可能性，相应地，民众也不会产生绝望的心理状态，经济秩序不可能完全丧失，政府对于社会的控制能力不可能完全丧失。因此，从目前的状况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基本判断：（1）上海社会经济发展中发生一般性的风险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可以说一般性风险与危机的爆发，是未来上海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常态现象。（2）较为严重的风险，或者说，上海社会经济发展中比较重大的风险，其发生可能性是存在的，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和特别关注。（3）上海社会经济发展别严重的、带有颠覆性的重大风险，其发生的几率非常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当然，如果我们对上海近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风险放任纵容，或者处置不当，或者应对不及时，或者措施不得力，等等，就完全有可能导致未来上海发生特别严重的社会冲突和激烈的社会对抗。因此，能否及时识别、积极防范和有效应对上海近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风险，显得特别重要。

三、防范上海社会经济风险的应对策略

防范上海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风险的关键，是要充分把握关系到上海社会经济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突出战略性、宏观性和政策性。当前，防范上海社会经济风险，首要任务是以启动内需为重点，“保增长、保民生”。具体对策思路包括如下几方面：

（一）针对金融危机的可能威胁，对宏观调控进行相机抉择。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转变过分依赖房地产业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厘清政府在这一市场中的地位与作用。要根据借款人的不同信用，分离低收入阶层到房屋租赁市场和廉租市场，健全个人及家庭财产的申报及登记制度、税收监管制度，限制预售期房的按揭贷款及开发贷款。二是完善房地产金融体系设计，重视住房抵押贷款背后隐藏的风险，将遏制房价泡沫与控制银行风险相结合，加强对商业银行的内部控制，严防贷款质量下降。同时，严格保证首付政策的执行，采取严格的贷前信用审核，避免“虚假按揭”现象。三是改革住房公积金组织及管理体制,尽快组建政府支持的住宅抵押贷款银行及住宅抵押按揭贷款证券化机构已经迫在眉睫。四是着力加强对热钱的流入流出监管，控制资本流入，防范投机资本的冲击。

（二）要实行引导科学发展的产业政策。进一步完善产业发展政策，强化产业信息引导和预警，增强产业政策与土地、信贷、环保等政策的一致性和协调性。鼓励新兴产业发展，对节能环保、自主创新的产业和企业进行财政补贴或税收减负，加大服务业特别是生产业发展的扶持力度，提高服务业在上海经济增长中的比重。完善土地一级市场出让制度、住房开发贷款和按揭贷款管理制度，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加快内需启动步伐，鼓励有利于扩大消费的投资需求。主要着力点将放在扩大消费需求上，促进经济增长由过去过分倚重“外需”向“内需”转化。一方面，积极研究国内市场的变化，主动抓住东部沿海产业、资金向内地转移的机遇，结合上海实际情况，培育壮大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提升企业竞争力。着力拓展长江三角洲周边地区、中西部地区消费潜力较大的区域市场，增进区域经济互动，强化区域合作，促进内贸良性增长，以更广阔的市场腹地支撑上海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升上海的经济辐射和聚集能力。另一方面，加快对城郊商贸一体化建设的步伐，务实地制定鼓励消费的政策，扩大工业消费品下乡试点范围，挖掘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潜力，鼓励保护有利于消费的投资需求。

（三）把扩大就业和解决失业问题置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战略优先地位。把增加就业机会和控制失业率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1）把改善就业环境、增加就业岗位作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任务和评价各级政府政绩的主要考核指标。（2）市、区两级政府要利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收入政策调控失业率，增加财政用于公共投资的项目，带动社会投资，刺激经济需求，扩大就业机会。（3）把扶持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再就业的各种税费优惠政策真正落到实处，为多种形式就业提供有利的政策环境。（4）保护就业弱势群体，把工作重点从保障下岗失业人员基本生活转到扩大就业上来。一方面要解决下岗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保障问题，另一方面要通过提供有效的培训，提高下岗和失业人员的就业能力，帮助他们尽快重返劳动力市场。此外，要彻底取消针对农民工的不合理规定，并严格防止反弹。（5）鼓励非正规就业，积极发展社区服务、家政服务；发展国际上通行的家庭办公、家庭咨询公司等；扶持受政府或公共机构业务委托的民间机构和非营利团体等。完善相关的法律资格、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税费优惠等地方性法规、制度、政策等。（6）完善政府就业服务体系建设。继续增加政府对就业培训、职业介绍、岗位购买等方面的资金投入；将扶助就业困难群体和下岗职工再就业的工作制度化，实现就业服务和就业扶持政策面向全社会的公平覆盖和规范统一。

（四）尽快出台民生政策。这些政策包括：（1）通过税费减免，进一步减轻居民医疗、教育、住房等支出负担。（2）增加离退休人员特别是企业离退休人员的退休金水平，提高城市最低收入标准和贫困群体的补助标准。（3）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财政转移支付，对低收入阶层发放消费券补贴，凭消费券直接领取实物。（4）加强市场监督，搞好对关系民生的主要食品涨价的备案核准管理，防止生活必需品的过度涨价。（5）进一步加大农副产品的生产和市场供应，全面落实一系列扶持粮食、生猪、奶业及禽类生产的政策，进一步加大对农产品的价格补贴，确保农产品的市场供给，促进郊区农民稳步增收。（6）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规范社会代价的补偿机制。一是积极探索建立有利于各类就业人员参加的养老、医疗保险制度，吸纳非国有单位和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完善灵活就业人员、困难企业及破产改制企业职工和退休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办法，构建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制，包括建立补充养老保险体系，完善社会救济、社会互助、优抚安置等社会福利政策等。二是加快建立农村特困家庭医疗救助制度，健全农村初级卫生保健体系，加强农村卫生基础设施建设，逐步提高医疗保障水平。重点扶持郊区县的县医院和中心镇卫生院建设，实现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的目标。通过多种方式探索建立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以家庭养老为主的同时，以农民自愿为原则，鼓励参加商业保险，探索多种形式的社会保险补充制度。三是关注城市贫困群体，采取有力措施防止城市贫困群体的扩大和在上海城郊结合部出现贫困人口聚集区。主要是关注下岗职工的生活。政府不仅要为城市居民建立最低生活保障线并切实执行，而且要根据经济发展状况和物价上涨的实际，不断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五）抓住政策调整机遇，完善外贸政策，积极支持上海企业参与国际资源投资。一方面，要运用出口退税政策，适度扩大出口退税政策的适用行业，确保出口稳定增长。主要是调整政策导向，由鼓励出口为主向强调进出口平衡转变，由区域性优惠为主向产业优惠为主转变，增加高科技、高附加值的产品出口，抓紧制定与国际接轨的产业标准和出口商品质量标准，完善出口品牌促进体系，引导企业提高国际化经营水平，进一步降低企业“走出去”门槛，简化审批手续，鼓励有竞争力的企业和产业参与国际分工。另一方面，应抓住国家鼓励对外资源投资政策调整机遇，鼓励有实力的大型企业集团，特别是资源加工型企业如宝钢等企业走出去，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对外矿产资源投资，充分利用国外市场和资源，促进产业链条的国际化延伸，缓解上海工业资源品短缺压力，降低企业生产成本。

篇9

1重庆市投资规模增长、投资结构演进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总体评析

1.1重庆市经济发展的基本状况和战略目标

1.1.1重庆市经济发展概况

重庆市经过二十余年的改革发展，尤其是重庆直辖和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之后，作为我国六大老工业基地之一的重庆，加大了工业经济结构和国有企业转制、改组、重组的力度，一度陷入困境的重庆工业再度获得新生，经济保持较快增长。

重庆市现已搭建起多个参与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平台，“枢纽重庆”“数字重庆”已初具规模。已建成的达万铁路和正在建设的渝怀铁路，联川入湘，打开了西南出海通道；“半小时主城”和“8小时重庆”交通畅通工程，以及渝长、渝黔、渝合等高速公路相继竣工，舒畅了城市动脉；三峡库区码头的扩建、机场的修建，疏通了“黄金水道”，架起了“空中走廊”；邮政枢纽工程投入使用，全球最大的地方电话网建成开通，形成了便捷快速的信息通道。

1.1.2重庆市投资增长、投资结构调整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意义和分析思路

投资作为一项非常重要的经济行为，是整个社会经济活动得以正常发展的保障，是社会生产和再生产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没有投资就没有经济的持续发展，更不会有经济规模的扩大。从区域经济研究的角度而言，国民经济实际上是由诸多区域经济组成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是由诸多区域的生产和再生产共同完成的。因此，对区域投资进行分析和研究，其意义不仅在于区域经济发展本身，而且关系到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区域投资是一种特殊的区域经济活动，是实现区域社会再生产扩大的过程。投资后形成的生产能力在区域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将长期发挥作用，对整个区域的经济效益有着深远的影响。

（1）区域投资是区域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区域经济的任何增长，都要以投资作为第一推动力量。特别是随着区域经济现代化进程的逐步深入，需要投入的资金相应增多。可以说，没有投资就没有区域经济的持续增长。

（2）区域投资是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目标的根本保证。区域经济的发展目标是多元化的，但是如果离开投资，任何一个目标都不可能实现，更谈不上总体目标的实现。同时，区域投资有助于促进区域经济中各种主要比例关系的协调，从而同时实现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各项目标，保证总体目标的顺利实现。

（3）区域投资是促进科学技术向生产力转化、实现区域产业结构合理化的重要手段。科学技术向生产力的转化，是以投资为主要载体的。因此，区域投资是实现科学技术向生产力转化的纽带和桥梁。区域投资的规模和方向，决定着各产业的固定资产拥有量，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再生产结构。区域投资方向合理，就能适时地建立新兴产业，促进某些薄弱产业的发展，以及产业内部结构的改善，从而建立起产业间新的比例关系，逐步改善和不断调整区域不合理的产业结构。

（4）区域投资为充分就业、改善和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创造条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实现充分就业，首先就必须增加投入，扩大投资。区域投资扩大所带来的生产性固定资产的增加，是发展社会生产、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物质技术基础。区域投资所提供的非生产性固定资产，是直接为满足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服务的。

因此，立足于国家宏观经济形势和重庆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研究重庆区域投资的规模、结构和未来的发展变化，积极探索适应重庆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的投资政策和机制，无疑具有现实而深远的意义。本章从重庆市投资增长和结构演化入手，首先动态分析了改革开放20多年来，特别是直辖以来重庆市投资规模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其次，由于在一定时期内，投资的总量是有限的，不可能完全满足各产业、各地区等投资需要，而且各产业、各地区等发展状况不同，它们对投资的需求也会存在差异，因此，必须合理地安排投资的各种结构比例关系，适应各产业、各种所有制经济发展的需要。从这个层面上讲，投资结构是决定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因素。由此，我们从投资结构的角度，按照分量的不同，从投资的部门、产业结构；投资的来源和主体结构，考察并研究了重庆市投资结构的演进现状。

1.2重庆市投资增长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动态分析

1.2.1投资增长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检验模型

投资增长是促进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演变的主要推动力，当前的经济结构是以前投资结构形成的结果，而当前的投资又决定着未来的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水平。世界各地区在经济发展、特别是在工业化过程中，都着力通过投资来建立和不断调整经济结构。投资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决定着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条件比例关系、经济的产出总量水平、产业与部门结构、供给结构、需求结构等，影响着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的质量和效益。

在现代经济中，一国或一个地区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主要依赖资本、劳动力以及扣除了资金投入和劳动投入以外其他所有能实现经济增长的因素贡献的总和，这个总和包括了技术进步、制度创新、管理决策、教育进步等要素。如果产出以Y表示，劳动投入量以L表示，资本投入量用K表示，经济增长与各要素投入量之间的关系，可用柯布―道格拉斯（C―D）生产函数来反映，其表达式为：

Y=A?Lα?Kβ（1）

其中A表示基本的技术水平。如果纳入时间因素，则C―D生产函数称为广义的C―D生产函数，即变为

Y=Aeμ?t?Lα?Kβ（2）

其中μ表示由于技术进步等综合要素而使产出增长的部分。将（2）式两边取对数，并求导得：

[SX（]ΔY[]Y[SX）]=μ+α[SX（]ΔL[]L[SX）]+β[SX（]ΔK[]K[SX）]（3）

（3）式称为索洛增长模型。其中，ΔY表示产出的增加，ΔY/Y表示产出的增长率（即经济增长率）；ΔL表示劳动投入量的增加，ΔL/L表示劳动投入增长率；ΔK表示资本投入的增加，ΔK/K表示资本投入增长率；α表示劳动力投入的产出弹性，即劳动力投入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β表示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即资本投入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运用回归分析的最小二乘估计法求出（3）式中的μ、α和β的值。在经济学中，通过这种方法得到的μ称之为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将所有的非资本和劳动要素增长因素归为技术进步等综合因素。

由（3）式又可以得到：

1=[SX（]μ[]ΔY/Y[SX）]+α[SX（]ΔL/L[]ΔY/Y[SX）]+β[SX（]ΔK/K[]ΔY/Y[SX）]（4）

用EA、EL、EK分别表示技术进步、劳动力增长、资本投入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有

EA=[SX（]μ[]ΔY/Y[SX）]，EL=α?[SX（]ΔL/L[]ΔY/Y[SX）]，EK=β?[SX（]ΔK/K[]ΔY/Y[SX）]（5）

（4）式可写为：

EA=1-EL-EK（6）

1.2.2结果分析和相关讨论

从上表可以看出，重庆市在不同时期，资本、劳动、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有较大差别的，这主要是由不同时期各生产要素的特定组合和宏观政策导向引起的。从总体来看，劳动力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小，资本投入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大，综合要素技术进步贡献率有逐渐增加的趋势，已从八十年代的20%左右上升到接近40%。说明重庆改革开放以来，主要依靠投资增长带动经济增长，同时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来越重要。重庆从1987―2009年，技术进步增长率平均为31.17%，资本增长贡献率平均为5012%，劳动力增长贡献率平均为23.38%。

从1997到2001年直辖五年来看，GDP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1.47%，其中资本投入的贡献为4.81%，劳动投入的贡献为007%，而综合要素生产率则为4.32%。综合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49%，而生产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了55%，数据表明，综合要素生产率在40%～50%之间比较符合重庆经济发展的实际。从这一阶段分析中还可以看出一个特点，就是在生产要素投入贡献中，资本投入的贡献最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了54%，这是因为1998年国家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发行了大量的国债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上，并且国债资金对基础设施项目的投入，也带动了其他资金如银行贷款、地方专项基金、企业自有资金等对项目的投入，直辖五年，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890亿元，年均增长21.3%，投资的快速增长，这使得资本对经济增长拉动的作用也日益显露出来，属典型的投资拉动型经济。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改革开放以来，重庆经济增长的主要内部动因是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它是以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即农村工业化的农村改革、在城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国有企业改革和鼓励民营企业等非国有经济的快速发展的政策，以及对外开放政策包括引进外国资本、扩大对外贸易、提高技术和管理水平等方面为主要特征的；从1987―2009年资本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时间序列数据可以看出，呈递增的趋势，这说明重庆经济的发展还是投资（资本）拉动型经济，还是属于发展中国家工业化中期前的阶段。劳动投入要素对经济的贡献一直处于较低水平，这与重庆经济在转型期间，大量过剩劳动力急待消化，就业情形依然严峻这一状况是相适应的。

2研究结论

篇10

关键词：城市发展；规划管理；可持续发展观；环境资源；局限性

Abstract: combined with the work experience summary that the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of a city depends on the city planning, and city planning as a guide in city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 at the same time, we must make scientific planning,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natur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city's own analysis of city, the main development direction and development pattern. Only in the scientific city planning guidance, to gradually realize the final goal in a city.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progress, people's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on the city more and more, city planning requirements also gradually improve.

Keywords: city development;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limitations

中图分类号：TU98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104（2013）

一、我国现代城市发展的局限性

1.1、城市规划建设存在的盲目性。

近年来，我国城市规划出现了时间明显缩短的现象，20 年的发展目标却在5 年内已经完成，这不仅使城市规划管理失去了在城市规划中的调控作用，更加使得城乡规划产生分割和脱节，城乡结合地区的建设管理机制混乱。由于规划管理不善，大部分城市污水没有经过处理就进行排放，造成了城市环境的污染；而一部分城市规划管理工作的监督和约束机制不够健全，违规建筑大量存在，城市土地被胡乱占用，使得城市环境质量逐年下降。另外，由于管理工作不到位，有的城市为了完成建设目标，则与其他城市建筑风格雷同，出现千城一面的现象。

1.2、规划和管理的手段尚显缺乏。

第一，城市规划依法审批管理制度不够健全。根据我国国务院的相关规定，在进行规划时应当由政府审批，而由于规划和管理依据不够充分，很容易造成决策失误的现象，因此而造成了个别房地产开发企业随意的改变建筑规划，产生违法超建的现象。第二，城市规划管理的主体管理智能不健全。很多城市规划管理只能被人为的分割，无法形成城乡一体化的管理模式，始终无法落实城乡一体化的城市规划目标。第三，经费的紧缺使得城市规划管理工作不能顺利进行。第四，城市规划管理人员的素质不一，部分地区的相关部门的执法管理力度不足，处罚标准的不合理，造成了执法水平与城市规划工作无法相适应的局面。

二、 基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规划

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国家的资源相对短缺，城市是我国人口较为密集的地方，各类社会经济活动高度集中，因此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而随之带来的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也变的日益突出，为此必须做到坚持以可持续发展观念作为城市规划建设的指导思想，实现城市发展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推动城市发展实现。

2.1、制定科学的城市发展规划

要想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在城市规划过程中，不仅应该包括常规规划内容，而且应该综合考虑城市自身的资源和环境问题。城市发展规划应该建立一个可以满足人们生活需要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城市构架，城市规划的制定人员应该综合考虑可能影响城市发展的各方面因素，以城市环境承载力和环境容量为城市规划的指标，将城市发展过程中资源和环境消耗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制定相应的城市发展规划，进而形成城市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的城市规划新思路，如果城市规划的初步方案超出了城市的环境承载力，需要及时进行调整，在城市资源指标和环境指标下，形成新的城市规划方案，并再次与城市的资源和环境指标进行对比分析，如果不达标需要再次改正，直到修正后的规划方案可以满足城市自身的环境和资源承载力为止。在城市规划制定的过程中应该注意三点内容，其一，城市规划的出发点应该是城市土地和空间资源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同时应该强调城市资源供给力与城市环境承载力，这是城市可持续发展对城市规划提出的要求。其二，城市规划的内容应该将城市的经济、人口、资源、社会、环境等都纳入规划计划中，保证以上各个因素相互协调促进的前提下，不断扩大城市的发展规模和发展速度。其三，城市规划方案应该以城市资源环境的承载力作为一个重要控制点，也就是说城市规划不能超出城市的资源和环境承载力， 另外，现阶段随着社会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进步，城市经济发展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治理能力都在逐步提高，所以城市的环境承载力和资源供给能力也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为此在进行城市规划方案制定时，可以不完全受城市环境承载力和资源供给力指标的限制，可以适当增加城市系统的发展规模。总之，为了保证城市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良性互动，城市规划必须引进资源供给力和环境承载力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