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污染侵权的特征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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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环境污染导致的侵权纠纷中，双方当事人之间一般不具有平等性和互换性，存在着强弱之差，而且，环境污染侵权纠纷的也异常复杂和特别专业技术化[1]，导致环境污染侵权纠纷有不同于一般民事侵权纠纷的特殊证明责任，而我国有关环境污染侵权纠纷证明责任的规定比较简单，只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及《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规定：因环境污染的损害赔偿，加害人就规定的免责事由及行为与损害结果没有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以上只是规定了加害人的举证责任，缺乏对受害人证明责任的规定。所以本文从构成要件的角度论证环境污染侵权案件受害人的证明责任，借鉴国外的有关立法和判例，将利益和不利益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做有效且合理的分配，不仅直接适用于人民法院审理环境污染侵权的案件，也可用来指导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调解处理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纠纷。

一、环境污染侵权行为的特征

环境污染侵权行为具有不同于一般侵权行为的特征，这些特征决定了环境污染侵权诉讼有别于一般侵权诉讼的证明责任，揭示了环境污染侵权诉讼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和因果关系推定原则的原因。环境污染侵权行为的特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主体的不平等性、不特定性

在环境污染侵权行为中当事人双方力量悬殊巨大，加害一方常常为具有、、信息实力经国家注册许可的公司、集团乃至跨国公司，而受害人则多为欠缺规避能力和抵抗能力的普通农民、渔民或市民。与传统侵权行为相比，主体间的实力具有不平等性。

在一些情况下，侵权主体与受侵害的主体具有不特定性。环境污染是伴随经济的“副产品”，有不少是由不特定的多数人的无可厚非的日常行为蓄积造成的。如在由汽车排放尾气造成的光化学污染事件及其他复合侵权事件中，要寻找加害人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非常困难的。受害人往往就更难确定，如1986年前苏联发生的切尔诺贝利核泄露事故，造成成百上千的人患上癌症，并将危及后代人。

（二）侵害过程的间接性、复合性

环境污染是一种间接侵权行为，加害人的加害行为大多并不直接作用于受害人或其财产之上，而是通过“环境”这一中介物，对生存于其中的人或物等造成损害，其过程表现出极为明显的间接性。同时，各种污染物质来源广泛、性质各异，它们进入环境中以后，相互之间以及它们与环境要素之间往往又会发生复杂的物理、化学或生物化学反应，并通过各种发生迁移、扩散、富集等现象，从而使得损害过程变得异常复杂，具有显著的复合性。

（三）损害结果的持续性、潜伏性

污染物的不断排放，其损害后果也将持续出现，即使停止了污染物的排放，污染损害也不会立即消失，而会在环境中持续相当长的时间。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害，尤其是疾病损害，受害人往往不能及时发现，常常要潜伏很长时间，即使发现了通常也不能很快消除。换言之，受害人往往是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损害，环境污染侵权损害后果具有明显的潜伏性与滞后性。如日本70年现的骨痛病，其潜伏期就达十余年。从1955年以来，日本富山县神道川河岸的炼锌、炼铅厂不断将含镉的废水排入河内，沿岸居民饮用了含镉的水，吃了用含镉的废水浇灌的稻米，使镉在人体内慢慢积蓄起来，一直到十几年后，终于导致人们的骨骼变形萎缩。

二、受害人承担的证明责任

在环境污染侵权案件中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并不意味着受害人将一切证明责任都转移给加害人，而只是转移依传统的证明责任规则原本应由受害人承担的部分证明责任。受害人仍然承担初步的证明责任，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由受害人证明危害事实

环境污染损害的对象，一般包括人身权、财产权和环境权三部分。应由受害人证明已经发生的损害事实或存在发生损害的现实危险的事实。第一种情况是指损害事实已经发生，应由受害人对损害事实负证明责任。因为受害人对造成了哪些损害最清楚。可以请环保局、等相关部门对损害事实做出鉴定，同时也可以请公证处做出相应的公证。需要注意的是，在损害事实中，人身权、财产权所受损害较易证明，但环境权所受损害较难证明，受害人可以提供证据证明由于自己所处的环境被污染导致环境质量下降，了自己拥有健康、安全、舒适、宁静、优美的环境即可，如建筑物对毗邻居民日照权的妨碍等。

第二种情况是指已发生环境污染的行为，还没产生损害事实，但具有造成损害的潜在危险，应由潜在的受害人对该危险负证明责任。因为根据环境污染侵权的特点，如果对有造成损害之虞、但尚未造成实际损害的行为不予制止，令其排除妨害，往往有可能使危害后果扩大化、严重化，从而对公众的生命、健康、财产、环境资源等造成严重损害。根据特殊侵权行为“即使尚未造成损害，但有发生损害的现实危险时，当事人也要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的原理，[2]( p 407)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成立，并不必须以发生实际损害为要件，潜在的受害人只要经过上的判断，证明污染行为具有造成损害的危险盖然性即可。

（二）由受害人证明加害人有污染环境的行为

加害人有污染环境的行为应由受害人负证明责任。发生污染事故后，受害人要立即依照法定程序向有关方面报告，尽一切可能做好取证工作，取证应由环保监测或其它有关专业机构的技术人员按规范进行，最好是申请公证，由公证人员到场对现场取样、送样、封存和鉴定的全过程进行法律监督，并出具公证文书。

污染物的排放超过标准不作为侵权行为成立的构成要件。《环境保护法》第41条第1款明确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失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水污染防治法》第55条第1款也明确规定：“造成水污染危害的单位，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失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国家环保局(91)环法函104号对湖北环保局请示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是否以过错和违法性为条件的批复中指出：“承担污染赔偿责任的法定条件，就是排污单位造成环境污染危害，并使其他单位或者一个人遭受损失。”并指出“至于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只是环保部门决定排污单位是否需要缴纳超标排污费和进行环境管理的依据，而不是确定排污单位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的界限。”[3](p208)环境污染的形成主要取决于污染物质在一定空间和时间内的累积。当污染物质的累积超过了当地环境本身的容量和自净能力时，污染就会形成。因此，企业即使达标排放污染物质，在一定条件下（污染源较为集中的地区）也会导致环境污染的产生。易言之，企业达标排污同样可能导致危害后果的产生。

我国“最高法院”在1986年有一个与废弃物排放有关的案例：“国立台湾大学农学院鉴定报告结果栏第三项载明……结论上可确定的是工厂排放氟化物之气体造成稻谷之枯死，而被上诉人工厂所排放之废气含有氟化物之气体，均未超过政府公告之排放标准。但政府公告之空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系以维护人体健康为目的，排放之污染物未超过政府公告之排放标准，仍不能排除其所有损害农作物之可能。”本案中台湾“最高法院”鉴于被上诉人工厂所排放有害气体已对他人的生命身体健康开启了一个危险源，且该危险源唯被上诉人工厂控制支配，故所排放之废气未超过政府公告之最低标准，仍不得主张免责。[2](p254)

综上，环境污染侵权行为不应以是否符合环境保护法中环境质量及排污等标准为判断的依据，环境污染侵权行为因侵害了权利人受法律所保护的权益而具有违法性。2002年4月天津海事法院审结的孔有礼等诉迁安第一造纸厂等企业水源污染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在审判实践中确认了企业排污达标亦应承担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原则。[4]

三、因果关系推定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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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转型期；环境污染侵权；恢复原状；变革研究

中图分类号：D91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03-0188-02

环境污染是生态环境恶化的具体因素，随着社会环境意识的提升，环境污染所带来的污染成本，不仅加剧了环境治理难度，也给社会发展带来负向影响。据统计，环境污染所带来的经济损失约占整个GDP的10%，尤其是工业企业污染所占比重更大。在我国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中，除《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85条提及“恢复环境原状”外，其他法律尚无对环境污染侵权案件的适用条款说明。在我国《民法通则》第134条、《侵权责任法》第15条中，对于传统民法中的损害赔偿方法，有恢复原状和金钱赔偿两种途径。反观当前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界定，有学者提出向《侵权责任法》并轨的建议，但对于环境污染损害与救济途径，缺乏适用性。如重金属环境污染，其损害结果具有多种形式，而对于恢复原状的责任承担，则无法适用。

一、环境污染侵权与恢复原状的法学关系

从法学研究中来看，对于“恢复原状”与“金钱赔偿”，虽然两者都是一种损害的赔偿途径，但其价值与定位存在差异性。“恢复原状”是基于对被损害者的利益，旨在提供对被损害者权利或法益完整性的保障；而“金钱赔偿”则是从价值利益时尚来补偿被损害者的权利或法益[1]。从传统民法视角来看，恢复原状与金钱赔偿是相互排斥的，当恢复原状足以救济受害者损失的，则不予金钱赔偿；反之，则为了实现补偿功能，以金钱赔偿方式来保障受害者权益。可见，在环境污染侵权场合下，恢复原状更具有权益维护、功能恢复、全面补偿的特性。

（一）有助于维护受害者的利益完整性

恢复原状是传统民法中最符合损害赔偿目的的方式，如同损害事故未曾发生一样，而非对受害者的财产利益的等价赔偿。恢复原状在法学解释中，不仅包括对物质利益的保护，还包括对精神利益及其他主观利益的保护。在《侵权责任法》中，对于侵权损害，需要课以损害赔偿义务来填补损害结果，并让受害者恢复到没有损害的状态（原状）。所以，恢复原状具有保障受害者完整利益的功能，而等价金钱赔偿仅代表宏观上的财产损害。在环境污染侵权中，既表现出对生态环境的损害，又表现出对受害者健康权、财产权的损害。因此，从保障受害者利益完整性上，将“恢复原状”运用到环境污染侵权中，更能够彰显完全赔偿功能。

（二）有助于确保受害者权利的继续

从恢复原状的外在表现来看，实现了对物的功能、状态、使用价值的维系，便于确保被侵害者权利的继续。在德国法典里，将“完整利益”称为保持利益。以被损害的汽车为例，通过修复可以使汽车的使用价值得以延续，如果该汽车承载了特定的情感，其所负载的特定主观价值也实现了维持，这与等价值的金钱赔偿相比是无法实现的。同样，在环境污染侵权案件中，恢复原状不仅发挥了承担责任的方式，也实现了对被损害者权利的继续功能。如停止侵害、排除妨害、消除危险等责任承担方式被认定为预防性责任承担方式，虽未实现损害赔偿法上的恢复原状，但却是实现受害者完整利益保护的重要责任方式。以某重金属污染案件为例，由于重金属污染所带来的土地污染经济赔偿，只能补偿现实中的经济损害，但对于农民及子孙来说，金钱赔偿无法实现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维护，而因土地污染所带来的脱贫、致病等问题，则无法给予保护。另外，对于土壤污染后的修复与治理成本更高。

（三）有助于实现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环境污染侵权的危害是巨大的，尤其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更甚。同样以重金属土地污染为例，由于重金属本身具有一定毒性、生物累积性、持久性、远距离迁移性等特征，使得重金属污染物具有“致癌、致畸、致突变”等危害，对人类身体健康及周围生态环境带来严重影响。因此，面对因环境污染带来的侵权救济案件，不能仅停留在当前的人身及财产损害方面，还要兼顾未来可能的不特定人群、财产和生态危害。当前，在《固体废物环境污染防治法》第85条及《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条中，有提及对生态损害赔偿的条款，新修正的《环境保护法》第64条也提及对“破坏生态”的侵权责任的追究，这些都体现了对环境污染侵权所带来的完整利益的保护。

二、当前环境污染侵权中恢复原状面临的适用困境

（一）恢复原状在保护私权损害中遭遇可行性论证难题

从法学损害赔偿中恢复原状的适用条件来看，一是有原物存在，而对于原物不存在则只能转化为损害赔偿责任或其他形式；二是原物损害具有可恢复性，即可以通过技术性修复来保障恢复原状；三是恢复原状具有经济性，即恢复成本不能巨大或不具有可操作性[2]。可见，由于环境污染损害案件中对“恢复原状”的适用性存在现实，如缺乏恢复原状的参考标准，特别是一些重金属污染案件，本身对环境的污染具有不可逆转性，恢复原状几无可能。再者，对于可恢复性难以认定，如一些重金属污染可能带来的化学、物理、生物变化等，其直接危害、间接危害涉及范围较广，且难以评定。还有对环境污染中的“恢复原状”不具有经济性。如美国、日本、欧洲等国家，将重金属污染的治理成本放于最高位，其恢复原状的代价是高昂的。

（二）恢复原状难以对环境损害提供合理救济

从《侵权责任法》第65条中“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害”解释来看，一是包括人身上的伤害、死亡、财产损失等；二是环境上的损害，即环境私权、公权侵害。由于在学界Α八鸷Α钡慕缍还不统一，一些观点将“环境污染所带来的损害”行为界定为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失；而从《侵权责任法》来看，环境污染侵权主要是由污染物对大气、土壤、水体等环境要素超出其自净能力，使得人身、财产损害的行为[3]。因此，从立法层面来看，对于环境污染侵权损害的救济，尽管新修订的法典也提及了“破坏生态环境的侵权责任”，但对于环境损害赔偿及救济体系还不完善。如最高法指导性文件及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55条，提到了对“环境污染损害生态环境”可以提起公益诉讼，但在侵权责任及保护环境利益救济渠道上存在缺位，使得恢复原状陷入难有作为的尴尬。

（三）恢复原状被环境污染修复责任所取代

保护环境，维护生态，近年来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对一些老旧重污染企业的关停、外迁所留下的污染场地越来越多。由于企业污染物排放而导致的法学上的“污染场地”，其对人类健康及环境修复都带来严重危害。2014年环保部出台《污染场地术语》《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污染场地土壤修复技术导则》等文件，逐渐加大对污染场地的调查、风险评估和监测。但在污染场地恢复治理上，对于恢复原状责任方式，往往被环境修复责任所取代，特别是一些企业因歇业、倒闭、关停、破产等无责任承担者，使得国家负有公众利益保护的职责。

三、恢复原状适用环境污染侵权的变革建议

（一）分类构建环境污染侵权责任及恢复原状标准

从环境污染所带来的损害不可逆转性来看，在应对环境污染侵权责任问题上，结合污染物对环境的危害及威胁程度来制定不同的恢复原状标准体系。强调对私益损害的保护，在明确人身及财产损害的同时，还要明确对土壤、水体等环境有害污染物的清除标准，如《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地下水质量标准》等，对于无法彻底清除的，需要修订各类污染物质量控制标准，来进一步保障人身、环境安全。如借鉴德国、英国、日本基于风险各类的污染场地管理办法，来实现对被污染场地的修复目标，促进其可持续修复。

（二）引入恢复原状技术可行性分析

从环境污染案例中面对“恢复原状”的技术可行问题，如某重金属污染在技术上不具有可行性，则给周围生态环境、人类健康、生物多样性带来危害。对现行法学框架下“生态破坏侵权”责任方式进行完善，当面对无法修复障碍时，以最佳可得技术来进行可供选择。比如在环境围绕修复技术上，常采用组合修复技术，如螯合剂――植物修复技术、基因工程、微生物修复技术等，来降低和减少环境污染。当然，在协同最佳可得技术制度建设上，一方面借助于环境损害评估机制来进行可行性论证，另一方面通过司法裁决方式来确保环境修复方案的可行性。

（三）制定恢复原状经济合理性的例外规则

考虑到环境污染所带来的危害多样性、严重性，多数国家的立法、司法中对生态损害的恢复责任实行例外规则制定。如德国法典中将“环境责任”纳入《环境责任法》；意大利民法典第349号法律第18条专门明确了“环境损害赔偿规定”；美国超级基金法明确了“严格、连带、具有溯及力”的法律责任，对污染场地的修复责任可溯及、无限、连带责任，企业股东或管理者应该承担支付修复费的责任。2014年我国《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中显示，全国土地总污染超标率达到16%，主要污染物有镉、镍、铜、砷、铅等。对于“污染者负担责任原则”，当污染者灭失或主体消失时，国家成为履行治理责任的最终承担者。因此，应该考虑到恢复原状的例外规则。

（四）保持环境修复责任的独立性

从环境污染侵权表现上，一方面是环境污染侵权导致第三方人身、财产权益受到损害；另一方面是环境损害，对周围土壤、大气、水体等环境带来结构性、功能性破坏损害；再者是企业在经营中带来的污染场地问题。对于不同环境污染侵权的“恢复原状”，其环境修复责任应该适用不同的损害。从立法上明确环境污染侵权责任及污染者修复责任的性质，界定清环境治理中的公权、私权、公法责任、私法责任界限，才是推进生态保护的基本法律要求。

参考文献：

[1] 王志轩.明晰责任 完善制度――《环境保护法》修改刍议[J].环境保护，2013，（16）：6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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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同质性赔偿；赔偿范围

中图分类号：D91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34-0118-02

我国近年来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环境侵权事件层出不穷，然而由于侵权者于受害者之间的地位势力悬殊，且由于我国传统民法理论是以同质性赔偿为原则，而很多受害人由于诉讼成本过大，故多数的受害人的正当权益无法得到实现。基于此，有些学者主张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然而在2009年12月26日审议通过，于2010年7月1日起实施的《侵权责任法》中的第二十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财产损失的，按照被侵权人因此受到的损失赔偿；被侵权人的损失难以确定，侵权人因此获得利益的，按照其获得的利益赔偿；第六十五条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这继承了传统侵权理论，即以同质赔偿为原则。笔者认为同质性赔偿更加符合我国的现行法律与经济现状。

一、环境侵权的概念及特点

环境侵权是指由于人类活动而导致环境污染和破坏, 从而造成他人财产权、人身权和环境权受到损害, 依法应承担民事责任的特殊侵权行为。与传统的侵权行为相比, 环境侵权具有以下特征。

1.不平等性

在环境侵权中主体地位往往是不平等的，使得民法中主体平等的法律关系难以实现。

2.间接性

在环境侵权中, 即加害人往往以环境为中介间接侵害他人权益, 而不是直接作用于受害方, 这与普通侵权有很大不同, 环境侵权本身就是对诸如大气污染、噪声污染、水污染等各种环境侵权现象的集中概括, 加害人正是通过这些介质侵害受害人权益的。

3.复杂性和潜伏性

就一般的民事侵权而言，损害结果往往在行为发生时或发生后不久就显现出来，但环境污染致人损害则是例外。再则，受害人的病理发展也并非一蹴而就，由于加害人不断排污， 有害物质在人体内长期积累才最终导致病变、发作，这一般也有一个较长的潜伏期。受害人由于受到自身知识能力和信息获得条件的限制, 无力承担证明加害人有过失的责任。

4.侵权对象的广泛性

环境侵权的对象一般是不特定的人或物, 侵犯的权利也是包括生命权、健康权、财产权以及其他环境权益在内的诸多权利。

环境侵权正是基于以上特点，所以运用传统的侵权理论即同质性赔偿使受害人的权利很难得到完全实现。如“环境民事侵权是民事侵权的一种特殊形式，具体指由于环境污染的破坏而导致的对特定或不特定的人的生命、健康、财产、精神及环境权益的损害。在大多数国家中，按照一般的民事侵权同质赔偿原则，人的生命、健康、财产的损害基本可以得到赔偿;而精神和环境权益的损害则因无法确定而被排除在赔偿之外。这种现象的存在，一方面不利于受害者的救济和环境权益的保护，另一方面放纵了一些恶意或疏忽大意的环境侵权者。”

二、惩罚性赔偿的概念即适用范围

惩罚性赔偿，又被称为示范性赔偿，最早始于英国，现代以来盛行于美国。《布莱克法律词典》将惩罚性赔偿定义为:“当被告对原告的加害行为具有严重的暴力压制、恶意或者欺诈性质，或者属于任意的、轻率的、恶劣的行为时，法院可以判给原告超过实际财产损失的赔偿金。”这一定义侧重于解释侵权行为的特殊性质，即惩罚性赔偿是基于侵权行为所具有的暴力压制、恶意、欺诈、任意、轻率等特殊性质，才能超过实际损失。《LawdlCtlonaryfornon SWyerS》对其定义为:“法院判决某人承担因特定的恶意成故意方式而致人受损的金钱，这笔钱同实际损失并无关联，它的目的是作为警告并以防类似行为再次发生。”这一定义侧重于强调惩罚性赔偿的预防功能。美国《模范惩罚性赔偿法案》规定:“惩罚性赔偿指惩罚、预防或者剥夺行为人不正当获得的利益的赔偿形式”。美国《侵权行为法重述》第8条定义为:“在损害赔偿及名义上之赔偿以外，为惩罚极端无理行为之人，且亦为阻止该行为人及他人于未来从事类似之行为而给予之赔偿;惩罚性赔偿得因被告之邪恶动机或鲁莽弃置他人权利于不顾之极端无理行为而给予。根据908条的规定，惩罚性赔偿的目的是惩罚极端无理行为之人，并且阻止该行为人及他人于未来从事该类似的行为;同时惩罚性赔偿首先应该考虑的是被告的邪恶动机或疏忽大意弃置他人权利于不顾的极端无理行为。只有疏忽大意或故意地损害行为以及故意违反法律的行为才能适用惩罚性赔偿;意外事故和过失适用补偿性赔偿已足以起到预防和阻止的作用，对这些案件是否适用惩罚性赔偿原则。根据以上的介绍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惩罚性赔偿适用于故意或疏忽大意而造成的损害。

民事侵权遵循同质赔偿的原则，以受害人的实际损失为标准，不允许惩罚性赔偿的运用。环境民事侵权是民事侵权的一种特殊形式，是由于环境污染破坏而导致的对特定或不特定的人的生命、健康、财产、精神及环境权益的损害。大多数国家按照一般的民事侵权同质赔偿原则，人的生命、健康、财产的损害基本可以得到赔偿;而精神和环境权益的损害则因无法确定而被排除在赔偿之外。这种现象一方面不利于受害者的救济和环境权益的保护，另一方面放纵了一些恶意或疏忽大意的环境侵权者。美国为解决这类问题，在环境民事侵权诉讼中大量适用惩罚性赔偿。我国现存的环境侵权案件大多是以合法的形式，且多是过失的原因所致。

三、同质性赔偿原则的概念及赔偿范围

同质补偿原则是在适用民事责任时，对受害人直接救济的原则。基本特征是补偿性，即民事责任救济的同质性。据我国《环境保护法》第65条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该条款是对环境损害的民事责任具体的规定，环境侵权中赔偿范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人身损害：因环境污染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二是财产损害：因环境污染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方式计算。三是精神损害：因环境污染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四、现状分析

我国环境保护与侵权的相关法律与经济现状的关系呈现以下的特点：

1.经济发展的需要

我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经济的发展仍然是我们国家的第一要务。经济增长结构以本地的生产要素和市场需求为基础,依赖区域性的自然资源优势,发挥地区的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这势必会对相对资源产生严重的依赖性,导致相对资源匮乏,环境恶化。相对资源生产和利用是通过一定生产技术得以实现的,经济主体在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无限度地采取某项技术,也会给环境造成严重污染。这种环境问题乃至环境侵权的出现是可预知的，甚至可以说是必须付出的代价。如果当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造成了侵权的后果就要采用惩罚性赔偿制度，那么显然这些经济主体是无力承担的。

2.科学技术的有限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对于环境保护的相关科学技术仍旧很落后，以我国现在的科学技术水平，仍然有很多有损于环境的因素无法预知，在这些情况下，是否要停下发展脚步呢？答案是否定的。我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根据此条规定，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经济主体要负责举证其经济行为与损害结果没有因果关系。在行为之初并不能确定的因素，继而存在的风险已经由经济主体来承担了，即受害人因此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由经济主体即侵害人来承担，那么让他在承担惩罚性赔偿显然是不公平的。

3.法律体系格局

目前在我国基本上形成了以 《环境保护法》为核心，《环境影响评价法》、《海洋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噪声污染防治法》、《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等以传统同质性赔偿为基础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

4.以过失为主

目前我国的环境侵权案件主要是过失侵权，根据惩罚性赔偿制度的产生与发展过程来看主要是针对主观上的恶意过失而言。故如果将其原本引进的话则使该项法律处于悬空的状态；若对其加以改进，即将过失也纳入其中的话，显然对于侵害人而言是不公平的。

5.理论的不成熟性

惩罚性赔偿制度源于古希腊，形成于英国，广泛应用于美国，是经过长期的历史实践和理论研究而逐渐形成的。我国的惩罚性赔偿研究是近几年才开始的，其理论还不成熟。且现在我国在环境侵权领域也还没有形成普遍适用气候。而英美法系是惯例法，司法判例可以被以后的司法案件所直接适用，这具有普遍的灵活性。而我们国家是成文法，牵一发而动全身。

五、结语

在分析了环境侵权的基本特征、惩罚性赔偿的概念与适用范围及从我国的现状来看，至少在现阶段在环境侵权领域引进惩罚性赔偿制度是不适合的。而我国通过的《侵权责任法》所规定的环境侵权责任是有其合理性的，至少是符合现阶段我国的基本国情。

参考文献：

[1]李晓瑞.惩罚性赔偿制度研究[D].太原：山西大学,2008.

[2]刘学文.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研究[D].上海：华东政法学院,2004.

[3]范娇红.论环境侵权的民事责任[D].北京：中国海洋大学,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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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环境民事责任的定义、特征和作用

（一）环境民事责任的定义和特征

环境民事责任是指行为人违反环境法定义务实施环境不法行为致人损害应当依法承担的民事法律后果。它是民事法律责任的一种,也是侵权民事责任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它又与普通的民事责任有许多不同。它具有如下特征：

1、环境民事责任主体的多样性。依我国现行环境法的规定，一切排污单位和个人系属机关、部队，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合伙，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亦或居民，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排污行为并对他人的环境权益造成损害，行为人均应依法承担环境民事责任。

2、环境不法行为的多样性。需要承担环境民事责任的环境不法行为具有多种表现形式和途径。环境不法行为既可以在生产过程中产生，也可在生活过程中产生。同时，环境不法行为还可以水、大气、噪声，固体废弃物，放射性污染等多种污染形式通过环境介质进而对他人的环境权益造成损害。

3、环境损害后果的多样性。环境损害后果作为环境污染的结果具有多样性。它不仅表现为水、大气、声，土地环境质量下降或不再具备其应当具备的功能和作用，致使人类的生产环境和生活环境遭到破坏，还表现为直接对他人的人身、财产、精神权益造成损害和危害他人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

4、环境民事责任的同质救济性。环境民事责任，作为不法行为人对于受到环境污染损害的被侵权人所应承担的民事责任主要是财产责任。它是通过由不法行为人对于受到环境损害的被侵权人给予一定的财产补偿，弥补被侵权人所遭受的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失的方式来达到私权救济的目的。因而不同于环境行政责任和环境刑事责任侧重于保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的立法目的。

（二）环境民事责任的作用

环境民事责任作为对于受到环境不法侵害的被侵权人给予物质救济的环境法律责任具有如下作用：

1、维护环境法治。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环境法治的基本要求。而环境民事责任正是环境法治违法必究基本要求在环境法域民事责任体系中的具体体现。也是有通过环境民事责任的落实与完善，环境法域的法律秩序才能得到实现。

2、制裁环境违法行为。环境民事责任的意义不仅在于通过追究不法行为人的法律责任从而使受到损害的环境法律规范恢复其圆满状态以维护环境法的尊严与权威，而且在于通过追究违法行为人的法律责任，进而教育违法行为人本人及社会公众遵守环境法律规范。

3、保障环境权益。环境立法的基本目的就是保护环境权益和人类健康不受侵犯与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环境民事责任体系的基本内容就是通过追究违法行为人的民事责任从而使侵权人受到损害的环境法益得到补偿以保证环境权益的实现。

二、环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及免责事由

（一）环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

环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是指行为人因违反环境法定义务实施环境不法行为致人损害而应承担民事法律责任所必需的各种要件的有机统一。它包含如下内容：

1、损害后果。环境民事责任作为不法行为人对于环境权益受侵害的被侵权人所承担的财产责任，其前提和基础就是不法行为人的排污行为对被侵权人造成了损害后果。有损害则有补偿，无损害则无补偿是民事责任的基础，不同于环境刑事责任和环境行政责任是为了追究行为人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因而不以违法行为造成损害后果为法律责任的构成要件。损害后果只是违法行为人承担环境行政责任和环境刑事责任轻重的选择要件。

2、排污行为。排污行为作为特定经济技术条件下，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行为，其本身具有一定的价值性，它是单位和个人在促进经济发展和生活消费的过程，在现有经济技术条件下尚无可或缺的附属行为。但环境侵权行为作为一种特殊侵权行为，环境民事责任作为一种无过错责任，只要行为人所实施的排污行为造成他人环境权益的损害均应承担环境民事责任，而不以其主观上具有过错或客观上实施的排污行为违法为要件。盖因环境容量的有限性与生产与生活过程中产生的排污量的数量与浓度的扩张不成比例，这既是排污者实施排污行为致人损害应承担环境民事责任的基础，也是国家环境管理政策由浓度控制向总量控制转变的原因。

3、排污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排污者的排污行为与被侵权人所受到的损害后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既是行为人具有可归责任性因而应当承担环境民事责任的基础，也是被侵权人具备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资格并可向排污者提出环境损害赔偿请求的基础。唯环境损害的因果关系因其复杂性、专业性、科学技术性难以确定，故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司法解释中明确规定：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之所以在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案件中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方式，是由于因排污行为而获益的不法行为人相对于受到污染损害的被侵权人而言在经济、技术和专业方面占据更大的优势，因而更应当就其排污行为与被侵权人受到的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二）环境民事责任的免责事由

是指由环境法所规定的行为人在因环境污染致人财产或人身损害时可据以主张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法定事由。环境民事责任免责事由的属性为法定客观存在的事实，其作用是对抗或抵消受害方的赔偿请求以达到不承担环境民事责任的目的。环境民事责任的免责事由包括：

1、不可抗力。它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对于因自然或社会原因造成的非人力所能预见、避免并克服的客观情况所导致的环境损害，强行规定由排污者承担由此而产生的法律责任不仅对于责任承担者有失公正，而且也不能发挥法律责任的教育警戒作用。因而在我国环境法中明确规定：完全由于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并经及时采取合理措施，仍然不能避免造成环境污染损害的，免于承担责任，但对于虽然属于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未及时采取合理措施，导致环境污染损害的，排污者依然不能免除其环境民事责任。

2、受害人的过错。它是指行为人因为故意或者过失未尽到自身应尽的注意义务而致其人身或财产因环境污染遭受损失。对于完全由于受害人自身的过错导致其人身或财产遭受损害，由毫无过错的排污者承担环境民事责任有悖法律公正的本义；因而对于污染损害由受害者自身的责任引起的，排污单位不承担责任，但是当排污者对于损害结果也有过失，亦即污染损害是由于排污方与受害方双方的混合过错造成时，排污者则不能免责。

3、第三人过错。它是指由于排污方和受害方之外的第三人的故意或过失，使受害方的人或财产因环境污染遭受损失。对于完全由于第三人的过错导致受害方人身或财产遭受损害因而免除对于损害结果没有过错的排污者的法律责任，更符合法律伦理和公平理念。因而对于由第三者的故意或过失造成的污染损害，由第三者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当排污者对于损害结果也有过错时，排污者则不能免责。

另外，在发生侵害人与受害人混合过错的情况下，也可以减轻侵害人的环境民事责任。三、环境民事责任的表现形式及适用

民事责任的表现形式包括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返还财产，恢复原状，修理、重作、更换、赔偿损失，支付违约金，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十种，根据《民法通则》和环境保护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环境民事纠纷的处理实践，可以发现，承担环境民事责任最经常采用的方式有以下5种：

1、停止侵害。停止侵害是要求环境侵权行为人结束侵权状态的法律责任形式。它发生在侵权行为正在进行，通过停止侵权活动就能使受害人的权益得以恢复的情况下。环境侵权行为在许多情况下都具有持续性，只有行为人停止其环境污染和破坏活动，受害人的环境权益才能得到恢复。比如，环境噪声污染，使受害人难以正常工作和休息，但尚未造成财产上的损害，就只能让排放环境噪声者停止侵害。在污染防治法律、法规中没有关于停止侵害责任形式的规定，在一些资源法律、法规中停止侵害的责任形式是以责令停止破坏行为的行政处罚形式出现的，明显地带有民事责任行政化的倾向。因此，在环境侵权方面，依照《民法通则》规定，要求侵权行为人承担停止侵害的环境民事责任。

2、排除危害。排除危害是要求环境侵权行为人清除因环境侵权行为的发生而对受害人造成的各种有害的责任形式。它通常发生在环境侵权行为发生或停止后，对他人的环境权益仍然存在妨碍、损害或危险的情况下，之所以需要这种责任形式，是因为，污染和破坏环境的行为发生或停止后，其危害影响往往继续存在，使受害人的环境权益继续受到侵害。例如，某工厂将危险废物掩埋于饮用水源地，结果造成饮用水污染，如果仅仅要求该工厂停止在此地掩埋危险废物，显然无法使受害人免受污染危害。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工厂承担排除危害的责任，清除已掩埋的废物和被污染的土壤，并治理已经被污染的水体。排除危害的费用应由造成危害的人承担。

3、清除危险。清除危险是要求行为人消除对他人环境权益侵害可能性的一种责任形式。它发生在行为人的行为尚未对他人的环境权益造成现实的侵害，但已构成对他人环境权益侵害的危险或确有可能造成环境侵权的情况下。例如，某矿山企业开矿采煤，在没采取环境保护措施的情况下就开始疏干地下水，如果达到可采煤的程度，将使当地的水位大幅度下降，使当地居民无水可吃，使当地森林和其他植被全部枯死。那么，在矿山企业一开始疏干地下水时，可能受到危害的人，就可以要求其承担消除危险的责任。依照《民法通则》，要求环境侵权行为人承担此种责任。

4、恢复原状。恢复原状是要求环境侵权行为人将被侵害的环境权利恢复到侵害前原有状态的责任形式。它发生在环境被污染、破坏后在现有的经济技术条件下能够恢复到原有状态的情况下，如果环境的污染、破坏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难以恢复或者恢复原状经济代价太高，明显地不合理，则可以用其他形式代替恢复原状。

在环境法中，恢复原状的程度如何掌握，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如果要求被污染破坏的环境都恢复到原有状态，是比较困难的，有时是根本做不到的。那么，就需要一个恢复原状的标准。只要达到一定的标准，就可以说恢复了原状。这个标准可以这样掌握：对于环境污染的恢复原状，可以以被污染的环境要素在当地适用的环境质量标准为依据，只要将环境要素的质量恢复到其环境质量的要求即可视为恢复了原状；对于环境破坏的恢复原状，只要恢复到环境要素原有的功能要求即可。例如，要求复垦的土地恢复到可供放牧的状态，要求被破坏的耕地恢复到可供耕种的状态，要求被破坏的草原恢复到可供放牧的状态或当地的植被要求，等等。我国的污染防治法律、法规中没有规定恢复原状这一责任形式，一些资源法律中在规定恢复原状的责任形式时采用的是行政处罚方式，这是由我国自然资源的国有性质决定的。实际上，在环境法中应当强调采用恢复原状的责任形式。因为环境立法的目的就是要使环境保持在良好状态，只有将被污染破坏的环境加以恢复，才能达到这一目的。

5、赔偿损失。赔偿损失要求侵权行为人对其造成的环境危害及其损失用其财产加以补救的责任形式。它发生在环境侵权行为造成的环境危害及其损失不能通过恢复原状的方式加以补救或不能完全补救的情况下。赔偿损失是环境民事责任形式中应用最广泛和最经常的一种责任形式。它既适用于环境污染侵权损害，也适用于环境破坏侵权损害。赔偿损失的范围，既包括财产损害赔偿，也包括人身损害引起的财产损失赔偿；既包括直接损失，也包括间接损失。对因环境侵权行为造成的财产上的损失，不管侵权行为人主管过错程度如何，应当全部予以赔偿。对因环境侵权行为造成的人身损害引起的财产损失，应根据人身受损害的程度确定赔偿的范围。对于经过治疗可以恢复健康的一般伤害，应赔偿医药费、住院费、住院期间的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护理费、治疗期间的交通费和误工工资等；对于因环境侵权行为造成人身残废的，除赔偿必要的医疗费外，还应根据其劳动能力丧失的程度和收入减少的情况，赔偿因不能工作而减少的收入和残废者的生活补助费；对因环境侵权行为造成人的死亡的，侵权人除应赔偿死者在死亡前因医疗或抢救其生命所花的医疗费用外，还应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的必要生活费等。

以上环境民事责任形式，既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其中致人人格权益损害的应当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环境民事责任的表现形式则包括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和赔偿损失。其中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适用于正在进行的环境危害行为，其目的是为了排除危害。赔偿损失适用于造成环境损害后果的环境危害行为，其目的是为了给予受害人物质补偿。赔偿损失不仅包括对于因环境危害行为造成的人物质损失的赔偿，而且包括对于因环境危害行为造成的人身权益遭受损害引起的精神损害的赔偿。这不仅体现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中，也在司法实践中得到相关判例的支持。

三、追究公害民事责任的程序

根据《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可知，我国解决环境污染危害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纠纷的程序有二：一是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监督管理部门处理的行政处理程序。二是根据当事人的意愿直接向人民法院，由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审理。这是两种并列的程序。而且，后一种还是最终解决纠纷的程序。

（一）追究公害民事责任的特点尽管两种程序所依据的法律、处理的机关、以及法律效力等存在许多不同之处，但是，纠纷的共同性质—环境污染危害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纠纷，则使得它们有不少共同之处：

1、是平等双方当事人的公害赔偿纠纷。当事人因环境污染危害发生的纠纷属于民事性质，受害者一方因人身、财产受损害而依法享有获得赔偿的权力;致害人一方则因实施了污染危害环境的行为而依法负有赔偿他人损失的义务。

2、执法或者司法机关是以“第三者”居间对民事争议做出调解处理或者判决。这与环境保护监督管理部门对违法者实施行政处罚不同，后者是监督管理机关对相对人的单方行为，不以相对人的意愿为转移，对应当给予行政处罚而不予处罚，就是违法失职。

3、实行举证责任转移原则。举证责任是指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负有提供证据的责任，否则可能导致不利于自己的法律后果。在公害的民事纠纷中，如前所述，受害者很难提出有关证据。因此，国外不少环境保护法律早就改变了“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原则。而实行举证责任转移原则。即法律只要求受害者提出致害者已有污染危害环境行为的证据，赔偿要求即告成立，若致害人要否认，就须提出保证。

4、实行因果关系推定原则。由于环境污染危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的认定，往往比一般民事责任中的因果关系要复杂和困难得多，这使得大量的公害行为逃脱了法律的惩罚。

5、实行较长的诉讼时效。由于环境污染危害的潜伏期长、短时间难以发现;要查明致害人，提讼也需要较长的时间。因此，环境污染危害引起的民事纠纷的诉讼时效，应当与其他民事纠纷的诉讼时效有所不同。

（二）公害民事纠纷的行政处理程序指环境保护监督管理部门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对环境污染危害造成损失所引起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争议进行处理的步骤的总称。根据《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精神可知，对环境污染危害引起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纠纷的行政处理，属于行政调解的性质，即通过行政部门的引导，双方当事人对争议进行协商，相互让步，达成解决纠纷的协议。之所以可通过调解方式解决，其基础是所处理的纠纷属于平等双方当事人的民事权益争议，当事人有权对自己的权力进行自由处分。行政部门主持下的调解处理，是我国多年业解决公害民事争议的一种行之有效的程序，虽然这一种处理决定没有法律强制力。但是，时间表明，许多公害赔偿纠纷，都是在环境监督管理部门的主持下得到圆满解决。至于公害民事纠纷行政处理的具体程序，我国环境保护法至今未做具体的规定，但是，根据各地的实践，可概括为申请、受理、调查、调解、处理和执行五个阶段。

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为环境保护走向法治化、规范化、程序化的道路指明了方向，环境民事责任则为依法保护环境权益和环境管理相对人依法履行环境法定义务提供了法律保障。这都将为环境保护基本国策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贯彻与落实发挥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中国环境执法全书》解振华编红旗出版社1997年版194页

篇5

    地处渤海之滨滦河三角洲的河北省乐亭县,海岸线长98公里,滩涂面积65万亩,是全国滩涂贝类精养区之一。2000年10月上旬,来自,河北迁安第一造纸厂、迁安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等9家企业的工业污水,沿滦河河道滦乐灌渠大量排放到乐亭县王滩镇大清河、新潮河、小河子、长河入海口海域,涌入孙某等18户渔民经营的6家海水养殖场,致使即将成熟上市的文蛤、青蛤、毛奸、蛏子以及梭鱼、鲈鱼等滩涂贝类、鱼类等成批死亡,大部分绝收,经济损失2 000余万元。2001年5月,孙某等18户渔?民将迁安第一造纸厂等9家排污企业一起诉至天津海事法院,要求9名被告共同赔偿损失2 000余万元,并停止污染侵害。天津海事法院委托农业部渔业环境监测中心黄渤海区检测站对本次污染事故的原因进行鉴定,该站认定原告养殖物的死亡是各被告排放污水所致,并派出鉴定人到庭接受质证。

    [案件结果]

    天津海事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孙某等原告持有国有海域使用许可证及滩涂承包合同,具有合法的养殖资格。本案被告排放含有毒物质COD、悬浮物的污水;是造成原告养殖生物死亡的实质原因,9名被告的排污行为与原告的损害结果之间具有直接必然的因果关系,已构成共同侵权行为。于是于2002年4月12日作出判决:(1)9名被告连带赔偿原告损失136 597;5‘’元; (2)责令9名被告立即停止侵害,不得再排放污水入海,消除继续污染养殖区域的危险。

    此案经上诉审理,2003年3月24日,二审法院维持了一审法院的第2项判决,对第1项中的赔偿数额作了改判。法院认为原告等的水产品应以批发价而非零售价计算,另外原告等在签订承包合同时应考虑到上述企业多年排污的历史原因,在靠近排污河道和入海口从事养殖业有一定的风险,应自行承担由于对养殖环境风险评估不足的相应损失,最后判决迁安第一造纸厂等8家超标排污企业连带赔偿原告损失655 325;~元,迁安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被当地环保部门确定为达标排污企业,在承担民事责任上应与超标排放企业有所区别,单独承担赔偿责任14万元,不承担连带责任。

    [基础知识]

    本案是一起因海洋环境污染引发的纠纷,涉及的法律问题主要是达标排污致害的情况下,加害人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如何理解《民法通则》第124条和《环境保护法》第4l条规定上的矛盾问题,以及有关共同侵权和混合责任等问题。

    [争点与评析]

    本案首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达标排放污染物的行为是否构成免除其侵权民事责任的免责事由,也即行为的违法性是否作为环境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

    1.环境侵权行为的认定

    环境侵权是一种特殊的民事侵权行为,其民事责任构成要件与一般民事侵权构成要件有着密切关系。目前学说一般分两种:三要件说和四要件说,区别就在于对行为的违法性是否为环境侵权民事责任构成要件之一的认定。有的观点认为,环境侵权行为承担民事责任应以违法性为前提条件,仅污染环境而未违反国家有关规定者,不负民事责任,其依据是我国《民法通则》第124条的规定,认为污染环境的行为应当是“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的行为②;也有的观点认为,环境侵权行为即使没有违反环境保护法律的具体规定,但造成他人损害的,说明其违反了保护他人生命健康权的法律规定,因而具有违法性③;还有的观点认为,违法性不是环境侵权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笔者赞成最后一种观点。

    首先,行为的违法性是构成一般民事法律责任的要件,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可以例外。按照我国《环境保护法》第41条的规定,并未要求加害人只有从事了违法行为才承担赔偿责任,?而只规定引起污染危害的,不论其排污行为是合法还是非法,都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中也有类似的规定。《民法通则》第124条的规定只是我国环境保护及相关法律、法规所确定的基本原则和规章制度,而不是指具体的某一排污标准,它解决的是法律适用的问题而不是行为标准的问题,即凡是污染环境致人损害之案件,应适用环境法等专门法律法规。此外,按照“特别法优先于一般法”的法律适用规则和环境侵权适用无过错责任的原则,行为的违法性不应成为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前提条件和构成要件。

    其次,环境污染造成的危害,有些情况下是违法行为所致,有些情况下则不是。环境侵权的间接性、社会性、复杂性、潜伏性、主体的不平等性也决定了违法性不应作为承担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现行法所确定的排污标准虽然承认宁定限度内的污染行为的合法性,但其标准不完全是根据环境本身所能容纳、达到自净能力的污染容量而制订的,而是考虑到企业现有技术能力和承受能力而制订的。即使是合法的排污也并不意味着不会对周围环境造成污染的损害后果。特别是在实行污染物“浓度控制”的情况下,即使某一单一污染源所排放的污染物符合环境行政法律法规所规定的浓度标准,也极有可能因其所排放的污染物的总量超过所在地的环境容量而造成环境污染,并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再者,法律允许在规定限度内的环境污染行为,但是法律不允许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如有些企业在正常生产的情况下,符合国家标准排放污染物,不发生行为的违法性问题。但在污染比较集中的特定地区,可能因污染物超过环境容量而造成环境污染,进而造成周围居民财产或人身的伤害……在这种情况下,同样可以要求排放污染的企业承担一定的民事赔偿责任。本案的情况便是如此,9名被告中有8名被告是超标排放,1名被告是达标爿瞰,合法行为和违法行为一起造成了污染的后果,有损害就有救济,因此所有被告都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可见,在环境侵权民事责任构成要件上,违法性只是其中一部分性质,不具有广泛性,因而不能成为环境侵权责任的要件。

    再次,长期以来有一种模糊认识,认为只要污染物排放达标,获得了排污许可证,企业排放污染物的行为就是合法的,无须赔偿他人的损失,排污达标和“合法”给企业披上了保护的外衣。事实上,原国家环保局[1,991]年环法函字第104号文《关于确定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责任问题的复函》指出,现有法律法规并未将有无过错以及污染物的排放是否超过标准作为确定排污单位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的条件。污染排放标准只是环境保护部。门进行环境管理的依据,而不是确定排污单位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的界限。国务院《征收排污费暂行办法》第3条第3款亦规定:“排污单位缴纳排污费,并不免除其应承担的治理污染、赔偿损害的责任和法律规定的其他责任。”可见,污染物排放标准不是确定排污者是否承担民事责任的界限。这些解释很好地体现了环境法的立法宗旨,但在实践中,却并未引起司法机关的足够重视,以致在大多数环境污染诉讼案件中,当事人和法院都把注意力放到排污是否达标上,而很少从污染物排放总量和环境质量标准上理解达标。这样一来,排污企业可以轻易地拿出自己“达标”的证明,而受害人却很难提出反证,从而得不到应有的法律保护。本案很好地发挥了环境鉴定机构的作用,对认定被告的超标排污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做法值得借鉴和推广。

    最后,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为社会创造了物质财富,满足了人们生存和发展的要求,企业的行为无疑是正当的、合法的。有生产就一定有废弃物的排出,尽管企业采取各种技术手段,严格按照污染物排放标准排放,仍然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对环境的污染和危害。如果按照民法的理论,只有行为违法才能承担责任,那么这种合法的环境污染行为就可以不承担民事责任,既不合情理也不符合公平原则。因为排污者从事生产经营而获得经济利益,如果排污者对这种积极的、主动的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后果不承担责任,其结果势必是受污染的受害者自负损失,而不能在法律上获得救济,这显然有失公正。正因如此,对于合法排污是否承担民事责任的问题,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规定,行为人虽合法排污,但对因此造成的他人合法利益之损害应承担民事责任。如日本法院在忍受限度理论中确立的原则中包括行为人遵守排污标准只限于不受行政法的制裁,而不能成为民法上的免责事由以及污染环境行为的公共性和利益性不能成为免责事由,这都值得我们借鉴。

    2.关于确定共同侵权的标准问题

    本案一、二审的区别不仅在于赔偿数额的变化上,更重要的是认定了9名被告中8名被告由于超标排放污染物承担共同侵权的责任即连带责任,而1名被告因为被当地环保部门确定为达标排污企业,在承担民事责任上与超标排放企业有所区别,单独承担赔偿责任,不承担连带责任。尽管判决的结果都是要承担责任,但责任的意义和内容却不同,连带责任要重于单独承担的责任。

    由于在环境侵权诉讼中适用的是无过错责任原则,并不要求行为人有共同过失,只要行为人的行为客观上结合起来产生损害后果即可。从这个角度看,一审法院没有区分被告的行为是否都为超标排放而判决9名被告构成共同侵权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妥。但二审法院从宽认定了9名被告的共同侵横行为,并且从宽适用连带赔偿责任,将行为是否合法作为构成共同侵权承担连带责任的标准之一。众多被告对污染损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以其行为构成共同侵权为前提。按照传统的民法理论,认定共同侵权行为,要求各加害人之间在客观上和主观上都具有“关联共同”,具有共同故意或共同过失;而在环境污染案件中,要想证明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不同排污情况的企业存在共同过错是很困难的。本案从宽认定了9名被告的共伺侵权行为,将客观共同作为构成共同侵权的依据,克服了主观共同论的局限。这样既可以遭过连带责任让部分超标排污的企业承担全部或大部分责任,又可以促使企业重视环保,努力减轻污染危害,这符合环境法的立法宗旨。

    3.混合责任的问题

    本案的二审法院认为原告等在签订承包合同时应考虑到上述企业多年排污的历史原因,在靠近排污河道和人海口从事养殖业有一定的风险,应自行承担由于对养殖环境风险评估不足的相应损失。最后判决减轻了被告的损害赔偿责任。进是混合责任在环境诉讼中的适用。

    混合责任,是指加害人和受害人对环境污染的损害均有过错,因此均应承担责任。其法律特征是:(1)危害结果已经发生,受害人已经受到了损害;(2),双方均有过错,即损害后果并非加害人一方的过错行为引起;(3)双方的过错行为与受害人遭受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④《民法通则》第131条规定,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这里的“也有过错o、应当是不包括损害后果完全是由受害人自己引起的情况,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加害人将免除责任实际上混合责任就是根据因果联系,由加害人承担与自己行为有因果联系的损害赔偿责任,而由受害人自行承担与自己有因果联系的行为产生的责任。

篇6

一、环境损害的问题

环境侵权行为的成立并不以实际的损害结果为要件,只要经过科学上的判断,确定其事实上具有造成损害的危险盖然性即可。[1]但环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则以实际的损害结果为其必要条件,因为有损害就有赔偿,损害的发生是赔偿的前提。

环境损害的概念在学术界的观点不尽相同,有的称为“环境污染”,有的称为“社会损耗”;各国亦无统一的概念,英美法系国家沿袭了“妨害行为”的概念,大陆法系的德国采用“干扰侵害”,法国则采用“近邻妨害”的概念。[2]但不可否认的是,损害赔偿的前提是环境损害事实的发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只有在环境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况下才能请求法律救济,没有造成任何损害的行为或事件不会引起侵权民事责任的发生。所以笔者认为环境损害这个概念比较合适,一般是指受害人因环境污染而受到的人身、财产等损害后果。根据不同标准,环境损害可以分为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失等。

环境污染的直接损失是指受环境污染危害而导致法律所保护的现有财产的减少或者丧失的实际价值,即实际损失;环境污染的间接损失是由直接损失引起和牵连的其他损失,也即在正常条件下可以得到,但因环境污染危害而未能得到的那部分合法收入,也称可得利益损失。如渔民养殖的鱼虾因污染导致的死亡,这属于直接损失,而由污染导致的鱼苗死亡不能获得成鱼的收入就属于间接损失。环境污染的物质损失是指受害人因受环境污染危害所导致的财产上的损失;精神损害在民法中指侵害行为所造成的人格伤害,在环境法中则指因污染导致受害人精神利益的损害。[3]

二、损害赔偿制度的地位

在民事制裁体系中,损害赔偿居于最重要的地位,起着特殊而重要的作用:

第一,《民法通则》134条规定了10种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而损害赔偿是其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制裁方式。侵权行为大都会造成损害,因而在环境侵权诉讼中,损害赔偿的实用性最强用以弥补受害人因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失。

第二,损害赔偿兼具恢复权利性和惩罚性的功能。侵权行为法的目的在于给受害人所受损害赔偿以保护个人的民事权利,但同时也具有一定的惩罚性,这是针对加害人而言的,这种惩罚性与行政和刑事制裁方式的惩罚性有不同但是相辅相成。损害赔偿可以使受害人从加害人那里获得赔偿填补自己的利益损失,而行政方式如征收排污费或是刑事上的严厉制裁不能对受害者的损失完全补偿。因此,只有把几种手段结合起来,由国家的强制力保证受害人的损失必须由加害人赔偿。

三、损害赔偿的方式

(一)传统的环境侵权民事赔偿

我国目前对环境侵权的救济手段基本上适用传统的民事侵权救济制度。如我国的《民法通则》第124条规定:“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治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以及《环境保护法》第41条规定的: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据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处理;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这种传统的民事侵权赔偿主要是针对污染危害的直接致害人而言,并且往往是责任主体相对确定的情况下的方式。由于传统的民事赔偿制度存在着种种局限,如救济的滞后性,诉讼时效的有限性等,其对受害者的利益补偿作用也是有限的,有必要引入其他方式进行利益的填补。

(二)民事赔偿的利益填补方式

环境侵权的原因往往具有社会正当性、合法性、价值性、公益性,而环境侵权造成的损失往往受害人众多,损失严重,这就不仅仅是个别侵权行为人与受害者之间的私益赔偿,而是具有了浓郁的社会化色彩。因此论及环境侵权救济的法理学基础,须从社会法理着眼,而不能专注于传统的个人主义法理。此外,在实践中,由于环境侵害范围广,赔偿金额高,加害人因支付高昂的赔偿费导致经营受损或受害人实际所得的赔偿金额少于实际损失的事例并不鲜见,有鉴于此,各国从兼顾公平效率原则出发建立了一些社会保障制度如资金保证制度,主要包括责任保险以及基金制度等。

1. 责任保险制度

责任保险是对传统民事损害赔偿的补充性救济,指以被保险人依法应当向第三人承担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由被保险人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承诺在被保险人向第三人负赔偿责任时,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向被保险人给付保险赔偿金的保险。[4]这一制度反映了损失分摊的思想,最基本的特征是当被保险人依法要向第三人负民事赔偿责任并受到第三人的赔偿请求时,由保险人向第三人负赔偿责任。通过该制度的运作,原本要由被保险人个人独自承担的赔偿责任经由保险公司的中介变为由全体投保人共同负担。

在环境侵权理论中广泛实行无过错责任制,不问加害人的主观过错如何,只要在客观上造成了损害后果就要承担侵权责任,受害人有权请求加害人给付一定的财产以填补其所受的不利益,加害人也有义务履行这种给付。19世纪以来,随着工业革命和新技术革命的相继出现和发展,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科技进步,由此带来的公害问题却越来越严重,环境污染已经危急到千家万户的生活。这种

环境损害多是由于必要的合法活动引起,灾害的发生频率高,危害大,受害人往往人数众多。这样就产生了一个矛盾:一方面,受害者急需救济,另一方面,如果损失巨大,但凭加害人的一己之力无法负担全部的赔偿,甚至会因此造成企业停工破产的严重后果,不利于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此时若引入责任保险制度,则可以有效的缓解这一矛盾,将风险分散到每一个投保人。 责任保险扩大了侵权责任的范围和领域,在责任保险中涉及三方面的法律关系,即投保人与保险公司的契约关系,投保人与受害人的侵权赔偿责任,保险人与受害人的赔偿关系,从而将侵权责任引入合同关系,扩大了自身的范围。侵权责任正是在这种债责并存、债责交叉的情况下充分实现其功能从单纯的转移损失到多方的分散损失,这也是侵权行为法的进步。[5]

国外的保险市场发展较早,瑞典在1995年修订的《环境保护法》第65条规定:根据《环境损害赔偿法》,为赔偿某些情况下受害人的损失,政府或政府指定的机构应当按照批准的条件制定保险政策(环境损害保险)。依本法或依本法的命令从事需要许可证和需审批的活动的人,应当按照政府或政府指定机构制定的价目表缴纳一定数额的保险金。该保险金应当按照有关历法年度缴纳。明确了强制保险的政策以及应当办理保险的单位,又在第66条规定了:根据保险项目的具体规定,环境损害保险对《环境损害赔偿法》规定的下列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提供赔偿:1.依《损害赔偿法》有权获得赔偿但又不能得到赔偿或者受害人已丧失损害赔偿权的;2.难以确定伤害和损失责任人的。此外还规定了不缴纳环境损害保险金的后果以及免予缴纳的情况。法国的保险公司在70年代还有将水污染、大气污染、噪声、臭气、振动、辐射等环境损害所造成的损失排除在承保范围之外的条款,直到1977年以后才由外国的保险公司和法国的保险公司组成的保险联营以特别责任保险单承保的污染事故等,但其限制条件极为严格,而且保险公司对承保此类非突发性事故并不热心。因此作为环境侵权损害责任保险的对象较为有限,在环境保护水平不高的场合更是如此。法国和英国都是以任意责任保险为原则,仅在法律有特别规定的场合下才实行强制责任保险。[6]

责任保险目前包括产品责任保险、职业责任保险、公众责任保险、个人责任保险、第三者责任保险、雇主责任保险。由于环境损害后果在生产过程中往往具有必然发生的特点,一般被排斥在保险范围外,所以很多国家采取了强制的责任保险制度。我国的责任保险市场起步较晚,应借鉴相似国情的亚洲国家的责任保险市场的开发模式并结合我国的国情从投保方式与范围、保险费率、污染损害赔偿的确定、承保机构的特别融资功能、保险公司的选定等方面,完善污染责任保险制度以走出一条新路来。这需要国家建立相对完善的民事责任法律制度,引导和培植国民维护自己合法环境权益的索赔意识;在市场开发初期,政府应当对社会加以引导和规范管理,给予商业保险公司以一定的优惠政策,如对所开展的新型险种以适当的保护期及一定的启动支持和行政引导,必要的经费等,来提高保险人开发新型险种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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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环境侵权　公平责任　无过错责任

作为侵权行为一种新的归责原则， 公平责任引起了民法学界的广泛探讨， 而且也影响环境法领域， 有学者提出环境侵权不应只有无过错原则， 还应该有公平责任原则。在环境侵权民事赔偿责任上， 我国多数学者主张无过错责任， 即一切污染危害环境的单位或个人， 只要自己的污染危害环境行为给他人造成财产或人身损害， 即使主观上没有故意或过失， 也要对其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能否建立公平责任原则呢?笔者对此有几点质疑。

一、从法哲学角度来看， 不宜确立环境侵权公平责任

公平责任又称衡平责任， 指加害人和受害人都没有过错， 在损害事实已经发生的情况下， 以公平和正义作为价值判断标准，根据双方的经济情况和负担能力， 由双方分担损失的一项归责原则， 体现了强烈的道德色彩， 被一些学者认为是独立于过失责任和无过失责任之外的“第三种责任”。有学者认为，“在环境侵权案件中， 引进公平责任归责原则是法律所追求公平正义的价值要求， 也是现实社会的客观需要。”这种观点有待商榷。正义是法的价值追求中的永恒目标，“乃是使每个人获得其应得的东西的永恒不变的意志。”在环境侵权领域， 正义应体现为双方当事人权利和义务的平等。环境侵权是一种特殊侵权， 当事人地位存在严重的不平等性， 加害人往往是经济实力雄厚的企业， 而受害者往往是作为弱势群体， 这决定法律必须对弱势群体加以倾斜性保护， 即实行无过错归责原则。在这种法律理念之下， 即使加害人不存在过错， 其行为是合法的， 仍要承担责任。若是像那些学者所说的那样， 实行公平责任， 那结果可能有失公正。虽然这种分担是根据双方的经济情况和负担能力， 但是其充其量也只能是形式上的平等， 危及真正的公平和正义， 它忽视了双方当事人悬殊地位， 忽视加害人所应承担的更多注意义务。故从公平正义的角度来肯定环境侵权公平责任， 理论上是行不通的。二、从环境侵权的特征来看， 不宜确立环境侵权公平责任首先， 环境侵权当事人是不平等， 再加之科学技术的垄断和复杂， 使受害人很难证明对方过错。适用无过错责任， 恰恰可弥补这种缺陷， 实现实质公正。若适用公平责任， 由双方证明自己无过错， 那就可根据双方情况和负担能力来分担， 但受害人能力远远小于施害人， 那为什么不直接适用无过错责任， 免去证明之复杂过程? 换言之， 假设公平责任可以存在， 那么适用无过错责任更符合法律经济效率的价值追求。其次， 环境侵权有附带价值性，“具有相当程度的价值正当性和社会有用性， 属于一种可容许的危险。”因此在一定范围内的排污行为是合法的， 但实行公平责任也未必公平。有学者认为，“环境损害并非全由违法行为而引起， 这是公平责任产生的基础。”但在环境侵权中， 始终存在着有一方未实施任何行为却受到了损失， 有一方实施积极行为而得到巨额利润的情况， 根据“有损害， 就有救济”， 应该由施害方承担全部责任。再次， 环境污染危害极大， 后果严重， 涉及面也比较大。如日本的水俣病，“据统计， 有数十万人食用了水俣湾中被污染的鱼虾。”至今因水俣病而提起的旷日持久的法庭诉讼仍然没有完结。环境侵权后果之严重也决定法律必须对此从严惩处。若适用公平责任， 只要行为人无过错， 便可与受害人共同分担损害后果， 表面看是合理的， 但是忽视了环境侵权造成的严重后果， 也无法体现我国法律对这种特殊侵权的重视程度， 更无法保障弱势群体的利益。

三、从归责原则来看， 不宜确立环境侵权公平责任

从归责原则本身的意义和作用出发， 也不宜适用公平责任。“在法律规范原理上使遭受损害之权益， 与促使损害发生之原因者结合， 将损害因而转嫁由原因者承担之法律价值判断因素， 即为‘归责’意义之核心。”归责原则在侵权法中居于重要地位， 决定着侵权行为的分类和构成要件。确立时须考虑到多方面因素，故有必要比较无过错责任和公平责任。第一、无过错责任不要求证明行为人是否有过错， 只要发生了损害后果， 行为人就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而公平责任则要求双方都无过错， 那必然存在过错的证明， 加之环境侵权的复杂性，这种证明过程必将漫长和复杂。第二、无过错责任具有可预期性，“赔偿范围是由法律明确规定的， 且大多限额赔偿”， 如环境侵权人在排放污水或废弃物时， 他明确地知道自己的行为将带来怎样的法律后果; 而公平责任无法预见， 必须考虑双方的经济情况和负担能力， 后果又难以预测， 导致极大不确定性。“法的预测作用可以减少行动的偶然性和盲目性， 提高行动的实际效果。”但公平责任不能很好地帮助人们根据法律规定来做出合理安排。第三、无过错责任旨在使处于优势地位的一方承担更多的责任， 以保护不特定的处于弱者地位的民事主体的利益; 而公平责任重于寻求受害人和施害人之间的利益平衡， 以符合社会公平。故在公平责任中， 双方当事人的地位差异不大。可见， 无过错责任与公平责任不单在追求的价值目标上存在差异， 对当事人所起的作用也有所不同， 结合环境侵权特征来看， 无过错责任更适合作为环境侵权的归责原则。

四、从法律规定来看， 不宜确立环境侵权公平责任

有学者认为，“民法通则第106 条的规定， 是公平责任原则的法律依据。”看看该条文:“没有过错， 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 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与其将其看作公平责任， 不如将其认定为无过错原则， 只要法律规定应承担民事责任的， 无论过错， 行为人都应承担。该法条只能说明在行为人无过错的条件下应承担法律责任的特殊情形， 并未明确指明侵权行为的法律后果由当事人双方共同分担。不得不提到的是《民法通则》第132条， 即“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 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笔者认为， 这才是真正的公平责任。公平责任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价值， 可平衡当事人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但却不适用于环境侵权。而且我国对公平责任的适用范围也是有限的， 如“意外事故引起的损害”， 堆放物倒塌致人损害以及因“紧急避险致人损害”等， 可见其多适用于双方当事人地位平等的情形， 显然环境侵权与其有本质上区别。但常纪文博士提出了环境侵权公平责任适用情况，“一是当事人无过错， 且不能按过错责任处理的资源和生态破坏案件， 二是当事人无过错， 且不能按无过错责任原则处理的污染损害案件， 三是多个企业或个人的共同环境侵权行为， 四是无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致环境损害的情形， 五是紧急避险人所致合理环境损害的公平责任。”笔者对此存有疑义。以无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为例，“在公平责任出现时， 如果他们有财产， 应依照民法通则第__133 条规定， 从他们所有财产中支付赔偿金， 如不足以支付， 其监护人应适当地予以补偿。监护人所承担的补偿责任， 实质上是一种公平责任。”归责原则应着重于双方当事人如何分担环境损害后果， 在无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致环境损害中， 所解决的应是他们是否应对该后果负责的问题， 而不应牵涉到监护人。这一规定更可以看成是公平原则和公序良俗， 而非公平责任的体现。我国现有法律规定也表明这种态度。如我国《民法通则》第124 条规定:“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 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 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环境保护法》第41条:“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 有责任排除危害， 并对直接收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此外《大气污染防治法》第36 条、《水污染防治法》第41 条、《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 条以及其他环境保护条例等， 均都规定对“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造成的损害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因此环境侵权适用公平责任， 确有不妥之处。

五、结语

归责原则是整个侵权法的核心， 不仅决定了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举证责任的分配和最终责任的承担， 而且对当事人和整个社会的行为起引导作用。环境侵权领域的特殊性决定了其不能适用公平责任的归责原则， 而只能适用无过错原则， 只有这样， 才能更好地保护弱势群体， 更好地遏制环境污染和破坏行为， 从而真正减少环境侵权。

参考文献

[ 1 ]陈泉生. 环境法学基本理论. 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04

[ 2 ]邹雄. 环境侵权救济研究. 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4

[ 3 ]王立. 中国环境法的新视角. 北京: 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

[ 4 ]常纪文， 陈明剑. 环境法总论. 北京: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2003

[5 ]蔡守秋. 环境资源法教程.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6 ]曹明德. 环境侵权法.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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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规模环境侵权 证明标准 赔偿责任分担机制 因果关系

大规模环境侵权是较新兴的研究领域，可以通过分析与其具有相似特质的大规模侵权的概念去具体界定大规模环境侵权的概念。综合此类案件的特质，可以得出大规模环境侵权的概念，即基于同一侵权行为或同质，造成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损害范围巨大且受害者众多，依法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特殊侵权行为。

一、大规模环境侵权的定性

朱岩教授曾经提出，大规模侵权适用一般侵权的法律规则，具体是指：基于一个不法行为或者多个具有同质性的不法行为，对众多受害者造成人身、财产或者同时造成以上两种侵害的侵权方式。

具体可理解为：

（1）大规模环境侵权必须达到一定的数量，损害后果严重，且影响范围大。

（2）其发生原因必须是同一个侵权行为主体或多个侵权行为主体之间具有同质性的共同侵权行为，所导致受害者的人身、财产权利受到侵害。

（3）对大规模环境侵权行为应取加重责任的方式，如采用因果关系推定方式，由加害者承担更多的举证责任。

二、大规模环境侵权责任形态中外对比

（一）德国大规模环境侵权责任形态

德国也是大规模环境侵权案件频发的国家，其采用“连带责任扩大”的方式确定责任的承担。在德国民法典第840条中指出，多数人共同对某一个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害是负有赔偿义务的，应当作为连带责任人承担债务。[1]其中的“共同”，在最初其理论界是数个加害人之间存在着共通的意思联络。但由于大规模环境污染案件发生后不能立即产生作用，甚至需要多重污染共同作用才能显示其危害，许多侵权主体之间并没有共同的意思联络，这给确定谁是最终的责任承担者造成了诸多难题。为了解决问题，德国在判例法中规定了，即便侵害者之间不存在意思联络，只要不能证明对于共同的损害结果之间没有责任，就需要负共同侵权的责任。

（二）日本大规模环境侵权责任形态

由于大规模环境侵权的责任承担方式存在主观说与客观说两种学说，日本就采用了“责任分割”理论，将司法实践所确的“客观关联共通性”立场分为 “较强共同关联”和“较弱共同关联”。

而“责任分割”理论，是指因共同侵权行为给他人造成巨大损害时，侵权人应当对各自造成的全部损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较强共同关联是指，共同的侵权行为人对于其所造成的全部损失承担着连带的赔偿责任，同时不允许其中一个侵害者因部分事由减轻或者免除自身责任。而较弱共同关联则允许侵权人对于能够减轻或免除自身责任的事由进行举证，但是假如侵权者无法对自己的侵害行为反证，就必须承担连带责任。

三、大规模环境侵权预防及救济机制研究

（一）预防机制研究

传统侵权法体现着“事后救济法”的特征，[3]即法律的适用必须以现实存在损害为前提。但现代学者逐渐认识到，此类案件所造成的侵权无法避免，须在损害发生之前做好准备；同时根据法律经济学原理，通过经济手段可以较小的事前成本去弥补事后严重的损害结果，因此现代侵权法中主张事先将经济的义务施加到具有高度危险性的特殊主体，当侵害发生时，可以直接动用已经储备的经济资源进行有效救济，具体如下：

（1）加强立法。首先应当确立大规模环境侵权的立法目标，如：保护受害者权益，减少环境污染损害；其次，明确违法性责任要件，这样有利于更好的认定大规模环境侵权主体的责任，扩大侵权主体的范围，更好的保障受害者的权利；最后，明确具体的损害赔偿数额、范围，加快建立各类保险制度。

（2）加强政府的导向与制约作用。在实践中，许多案件涉及到了不同的部门，那么在执行的过程中，究竟如何处理依旧存疑。那么就应当明确各部门之间的职责，合理分工，赋予环保部门足够的监管与处罚权利。

（3）行业协会的监督与管理。行业协会是直接关系到各企业考核的社会组织，应当承担其特定的社会责任。协会应当设立企业排污标准，且范围应当比法律法规所规定的更加严格，对企业实行打分制，假如企业的排污超过了行业内部排污标准，协会有就权利对企业给予差评，从而直接敢于企业的准入与运转。

（二）救济机制研究

目前国内学者对大规模环境侵权的救济机制主要体现在大规模环境侵权救济社会化方面，所谓的大规模环境侵权救济社会化是指，将大规模环境侵权所产生的损害视为社会损害，通过责任保险、基金填补等高度设计的损害填补制度，由社会上大部分人承担和消化此种损害，使得损害填补不再是单纯的侵权人自我负担。

具体如下：

（1）设立一定的环境赔偿保证金，对企业进行专业的评估，根据评估等级缴纳保证金。同时，行业协会也应当成立专门的机构去管理环境赔偿保证金，保证专款专用，并向缴纳保证金的会员定期汇报情况。

（2）完善强制的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环境责任保险制是指政府凭借其强制力，强制要求可能造成污染的企业在事前与相关的保险公司签订协议。政府由于其本身调配资源的职能，应当更多的介入到环境污染侵权案件中，建立起强制的环境责任保险的制度，以实现其自身的职能，提高政府的公信力，维持社会秩序，保护受害者的权利。

综上所述，通过对大规模环境侵权的救济与保护，能促进经济的增长。尽管我国理论研究还处在雏形阶段，但随着学界的广泛重视，目前已经提出来了基本的理论框架，相信具体的实施方式以及操作方法在不久的将来就会被提出并适用。

参考文献：

[1]王利明.民事侵权行为法[M].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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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排除侵害法律规定的不足

目前我国的法律尚缺乏对排除侵害这一要件的进一步界定，而且没有规定“部分排除侵害”（包括限制作业时间）和“代替性赔偿”等救济方式。在我国的现实案例中，作为加害人的企业一旦被判决排除侵害，企业往往会面临减产、停业治理，甚至关闭，接踵而来的是一系列社会问题。基于这种考虑，法院不得不回避了受害人的排除侵害请求，其结果是令受害人完全承受污染危害，显失公平。

（二）排除侵害与利益衡量原则

在环境侵害的排除方面，利益衡量原则是其最基本的思考方法。所谓利益衡量原则，是指在环境侵害的排除上，综合考虑权利不可侵原则和原因行为的社会妥当性、合法性、有用性、价值性等。其所追求的目标在于维护产业活动、经济发展与居民生活安宁、生命健康乃至优适环境之间的平衡。利益衡量原则是否可以适用以及适用的程度，可以根据不同的权利类型分别加以考察。

（三）环境侵害排除方式的完善

在环境侵害的排除方式上，“中间排除侵害”、“部分排除侵害”、“代替性赔偿”即“代替性排除侵害的损害赔偿”等具灵活性的理论和制度应运而生，在环境侵害排除中更好地兼顾产业利益和保护社会公众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这两个方面的需要。

中间排除侵害和部分排除侵害的方式在实践中应用较广，中间排除侵害的制度是指国家采取立法或司法判例的方式，通过限制责任人的生产或营业时间或排污时间，或采取限制污染产生的措施，甚至禁止部分侵害行为。

部分排除侵害是指法律规定环境行为责任人对其产生环境侵害的行为加以一定的限制（而不是全部排除），同时加大受害者的忍受义务。这项制度在美国、德国比较发达。我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第30条规定，任何单位或个人在进行扰民的夜间建筑施工之前，必须要经过审批手续，如获批准，方可施工。

二、赔偿损失

（一）损害赔偿范围的拓宽

1．非财产上损害之赔偿

环境侵权非财产上的损害主要包括人身损害、精神损害、环境权益的损害以及危及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破坏。环境权益的损害是指环境因素被污染、破坏，导致环境质量下降，影响了人们拥有健康、安全、舒适、宁静、优美的环境的权利。生态破坏是指环境要素被污染、破坏，使生态环境遭受到的难以恢复或不可逆转的损害。对这两种损害的救济方式目前仅限于排除侵害和恢复原状，只有在无法恢复的情况下才考虑金钱赔偿的问题。

环境侵权的精神损害应包括因严重污染造成受害者死亡而给其亲属造成的精神上的巨大痛苦，也包括环境危害给受害人造成身体伤害甚至残疾，或是公民因环境权益受到损害引起的精神痛苦等。关于精神损害赔偿，我国立法上对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未作规定，实践中对因环境污染侵权造成的精神损害，法院一般也不认定。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是环境侵权民事责任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在司法实践中许多环境侵权案件中的受害人因为加害人的侵权行为遭受到难以弥补的精神损害，但获得赔偿的却很少，这有悖于“有损害就有赔偿”的基本法律原则。日本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便在判例中承认了有关精神利益损失的赔偿，如“大阪国际机场噪声案”。法国的规定也比较早，其民事法院历来承认精神损害，赔偿范围除了人格权、财产权外，还包括诸如生活乐趣的剥夺等精神上的损害。

2001年2月26日，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61次会议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从而正式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的一系列问题，实践中也已经有一些案例据此判决环境侵权的精神损害赔偿。但该规定只有造成严重后果的，才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这就产生了对“精神”以及“精神损害”的理解上的差异，如何衡量什么样的损害就是精神损害，损害的后果怎样才算是重，这些都取决于法官在审判实践中的自由裁量。

鉴于环境侵权对于人的精神状态、健康状况、生活条件等皆有较大影响，甚至还可通过遗传因素危及后代，因此，在民法和环境法中明文规定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是适当的与必要的。具体做法上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立法经验，如日本的相关规定。笔者认为，我国立法对环境侵害所造成的精神损害的救济亦应从这些方面进行规定。

2．惩罚性赔偿

所谓惩罚性赔偿，是指行为人因其恶意、轻率或漠不关心的行为，法院因而判给受害人超过其实际所受损害之赔偿，其目的在于惩罚不法行为人与阻止该行为人与他人在将来从事该类似不法行为。

环境侵权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侵权行为往往具有价值正当性，法律不能对其做出完全的否定评价。而对于恶意的、性质严重的污染破坏环境的侵权行为应采用惩罚性赔偿制度，主要针对的是主观上具有重大恶意的环境侵害行为。通过引入惩罚性赔偿，可以比较有效地遏制环境侵权行为，使受害人利益得到最大限度保护的同时，对环境的保护也起到很好的预防作用。

目前，我国的法律并没有对环境侵权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规定，处罚性是公权利介入私法领域的行为，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由国家权利机构予以实施。因此，笔者建议民法中增加环境侵权的惩罚性赔偿原则。

（二）损害赔偿社会化制度

传统的侵权救济只是简单地在两方当事人间进行利益再配置，而环境侵权损害的严重性、责任者的可负担性、判决的可执行性、赔偿的时效性等问题决定了受害人一时难以从加害人那里得到赔偿，同时对于加害人而言，也会因为赔偿金额巨大导致难以维持自身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更有甚者因不能负担而破产或关闭。环境侵权是社会权益害，其原因事实又具有社会有用性和公益性，某些重大危险性公害事件（如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美国三里岛核污染、印度博帕尔毒气外溢）受害地区广阔、受害人数众多、赔偿数额巨大，这些情况都使环境侵权救济不再是致害人与受害人个别人之间的问题，而成为社会性问题，需要建立社会化赔偿制度。损害赔偿社会化是指将侵权行为发生损害视为“社会损害”，然后根据国家高度设计的损害填补制度由社会多数人承担，实现受害人损失的分散和分担的社会化。目前，我国在这方面仍是空白。

1．责任保险制度

责任保险是对传统民事损害赔偿的补充性救济，指以被保险人依法应当向第三人承担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由被保险人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承诺在被保险人向第三人负赔偿责任时，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向被保险人给付保险赔偿金的保险。随着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已经危及到千家万户的生活，且这种损害多是由于必要的合法活动引起，灾害的发生频率高，危害大，受害人往往人数众多。这样就产生了一个矛盾：一方面，受害者急需救济，另一方面，如果损失巨大，仅凭加害人的一己之力无法负担全部的赔偿，甚至会因此造成企业停工破产的严重后果，不利于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对此，许多国家都对从事有高度风险的企业进行强制性责任保险。这样，因环境污染侵权而致赔偿责任时，就可通过保险的渠道将巨额的赔偿金分散于社会，从而实现损害赔偿的社会化。这既保障了企业的生产经营安全，又有利于对受害人的及时救济，避免了各种矛盾的冲突及因之而生的社会动荡。

国外的环境保险市场发展较早，瑞典在1995年修订的《环境保护法》第65条规定明确了强制保险的政策以及应当办理保险的单位，又在第66条规定，根据保险项目的具体规定。此外，还规定了不缴纳环境损害保险金的后果以及免予缴纳的情况。法国和英国都是以任意责任保险为原则，仅在法律有特别规定的场合下才实行强制责任保险。总之，环境侵权责任保险制度正日益受到各国的重视，并在环境侵权损害填补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大有成为与环境侵权损害赔偿并重的损害填补制度之势。

2．财务担保或担保制度

财务保证制度在有些国家如德国是与责任保险制度结合使用的。它是指由潜在的环境侵权责任人提供一定的资金专门用于对受害人进行及时、有效的救助的制度。依照方式不同，主要有两类，一是提存金制度（或称寄存担保制度）；二是企业互助基金制度（或称公积金）制度。

以上两种制度在公害大国日本得到了较为成功的运用，实际上这是一种通过共同协助的方式将大额赔偿转由污染者逐年赔偿的制度，其既保证了受害人及时获得赔偿，同时又保证了企业的正常运转，而且该种制度也不会将损害赔偿过多地转嫁给社会。但这种制度最大的缺陷在于其仍然必须以加害人的环境侵权赔偿责任的成立为前提，于是就有了行政补偿基金制度的建立。

3．行政补偿基金制度

基金是对污染赔偿义务人赔偿金额不足以弥补受害人损失或对受害人损失可不予赔偿的部分进行补偿。基金来源一般由从事污染危险行为中获取收益者缴纳，赔偿金额大小按受害人实际损失计算，但不包括难以量化的损失，也要有一定的赔偿限额和免责条件。一般来说，政府以征收环境费(包括排污费、自然资源补偿费等)、环境税等特别的费、税作为筹资方式而设立损害补偿基金，并设定相应的救助条件，以该基金补偿环境受害人,而且在侵权责任人可以确定的情形下，有的基金组织仍得以加害人的环境侵权民事责任为基础，保留其向加害人追索所付补偿金之权利的制度。这一制度以日本最具代表性。1973年日本之《公众健康受害补偿法》就是以“污染者付费原则”为基础，以民事责任为依据设立的对远距离、长期、多重污染所致生命、身体、健康的损害填补机制。我国应根据具体国情，适当借鉴这一立法经验，逐步建立环境污染损害补偿基金制度。除此之外，政府还可以通过财政拨款的方式设立基金。

4．社会安全体制

社会安全体制包括社会保险、责任集中和国家给付三种形式，是基于社会福利思想而建立的一种损害填补机制，其目的在于为一国公民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因此其偏重于人身损害的补偿。环境损害之所以被纳入社会安全体制内，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环境污染行为的合法性和价值性决定社会在从污染者的生产活动中获得利益的同时，也必须通过一定的方式帮助其分担风险。目前，世界上社会安全制度较为完善的国家全都是经济发达国家。

社会保险是国家为了推行社会政策，谋求社会福利而对全社会成员依法强制进行的一种保险，由环境侵权造成的疾病、残废、死亡自然也包含其中。

责任集中，是指在有复数责任主体的场合，法律只规定由其中一个主体承担责任，而其他责任人则不直接承担对受害人的损害赔偿责任的制度，该损害赔偿方式主要应用于核能损害赔偿中，如我国台湾地区“核赔法”22条的规定。

国家给付，是指因加害人以及相关的责任保险人、财务保证人的支付能力有限，致使受害人无法获得适当的赔偿时，以政府财政分担部分损害赔偿责任，从而保证给付。究其原因，仍然是因为环境侵权的特点决定了赔偿数额会超出加害人的支付能力，国家于加害人个人等的赔偿能力有所不足时出面承担部分赔偿责任，以保证社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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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公司根据法律明确规定应当承担的环境保护的义务，是公司的环境责任。为构建公司环境责任，文章认为应当进行以下制度设计：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公司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环境资源税制度、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环境责任保险制度。

关键词：公司环境责任 生产者责任延伸 公司环境信息公开 环境资源税 生态环境补偿 环境责任保险

西北政法大学学者马燕认为：“所谓公司的环境保护责任是指公司在追求股东最大利益和谋求发展的过程中，必须注意兼顾环境保护的社会需要，使公司的行为最大可能地符合环境道德和法律的要求，并自觉致力于环境保护事业，促进经济、社会和自然的可持续发展”。山西师范大学学者白平则认为，公司环境责任是指“公司在谋求自身及股东最大经济利益的同时，还应当履行环境保护的社会义务，应当对政府代表的环境利益负一定的责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法博士吴国刚在论文《公司的绿色社会责任》中将其界定为：“公司在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兼顾环境公益的要求，符合社会对公司制度的合理期望”。重庆大学教授黄锡生则认为：“企业环境责任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贯彻清洁生产的要求，合理利用资源，采取措施防治污染，在促进自身经济利益提高的同时所承担的保护环境的义务”。

笔者较赞同将公司环境责任界定为：“公司根据法律明确规定应当承担的环境保护的义务，且这种义务不因公司的终止而立即消失”。这一界定突出了公司环境责任的三大特征：第一，法定性。公司环境责任是环境法律明文规定的责任内容。第二，可实施性。道义上的环境责任很难实施，而法律层面上的环境责任就具有可操作实施性。第三，义务的延伸性。即公司终止后其环境责任并不立即免除。因为公司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并不随公司终止而立即消失，为体现法律的公平和正义，遵循《环境保护法》中规定的“污染者治理”的原则，有必要强调公司终止后的环境责任。

制度设计一：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

生产者责任延伸是指：以生产者为主导的责任主体对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的环境影响负责，重点是承担“绿色设计”责任、消费后环节所产生的废弃物的回收、循环利用和最终处理的责任等，从而实现生产者责任向“上下两极”延伸，扩展以生产者为主导的责任主体的环境责任。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的建立，有助于减少固体废物排放，提高资源利用率；促进发展循环经济，导向企业行为；利于应对绿色壁垒，提高市场竞争力；促进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

但需要注意到：公司进行污染治理和资源的循环利用是需要技术创新和资金支撑的，单靠我国公司自身的经济能力难以实现。同时，还不能忽略公司的“经济人”身份，他们必须能够与直接利用初始资源获取经济效益的生产方式在成本上取得平衡才能生存和发展。一旦承担的责任超过其承受能力，公司就会转移生产方向，反而会影响经济发展与社会的前进，也不利于环境保护。因此政府必须考虑到我国的国情，出台一些配套的辅措施，形成鼓励资源再生和循环利用的制度体系，来支持和扶助、配合与引导公司履行延伸后的生产责任。如构建废弃物回收处置体系、培育公众绿色消费理念、建立和完善有关环境税费制度以及建立环境补贴制度等。

制度设计二：公司环境信息公开制度

环境信息公开又称环境信息披露，是一种全新的环境管理手段。它承认公众的环境知情权和批评权，通过公布相关信息，借用公众舆论和公众监督，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制造者施加压力。环境信息公开制度既可以满足消费者、投资者、管理者等利益关系人对环境信息的需求，从而使得自己获得竞争优势；又可以将环境保护与经济利益结合起来，从而降低公司经济活动中对环境所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

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为环境信息公开的推进提供了基本保障，尤其是《清洁生产促进法》、《环境影响评价法》等，都对环境信息公开提出了一些要求。特别是2003年9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的《关于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公告》专门就企业的环境信息公开制度进行了规定，例如环境信息公开的主体、范围、方式、法律责任等。但现有环境信息公开仍存在很多问题，例如向公众公开的环境信息量少、信息公开手段单一、缺乏科学和系统的企业环境行为信息公开制度，以及企业环境形象还没有在市场竞争中真正发挥作用等。由于公司环境信息公开受到当地环境质量状况、公司排污情况、环境管理要求和公众环境意识水平等多因素的影响，因此各地应该建立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公司环境信息公开制度。

制度设计三：环境资源税制度

环境税收是国家为了实现宏观调控履行环境保护职能，凭借税收法律规定，对单位和个人无偿地、强制地取得财政收入所发生的一种特殊调控手段，充分体现了国家以环境保护为主体的宏观税收调控职能，是一种既重经济效益又兼顾公平的环境经济政策手段。从广义上说，环境税收是税收体系中与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利用和保护有关的各种税种和税目的总称。它不仅包括污染排放税、自然资源税等生态税费，凡与生态环境有关的税收调节手段都应包括在其中。

环境税收在国际上是一种通行的经济手段。其目的是为实现特定的环保目标，通过强化纳税人的环保行为，引导公司与个人放弃或收敛破坏环境的生产活动和消费行为同时筹集环保资金，用于环境与资源的保护，对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我国的环境政策和税收体制需要进行“绿色化”改革，按照“谁受益谁付费”的原则，建立独立的资源环境税税种，使环境税成为现行国家税收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引入环境税将环境污染的社会成本内化到公司成本与市场价格中去，通过市场机制自动调节公司的经济行为，从而更有效、更低成本地控制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制度设计四：生态环境补偿机制

生态环境补偿是指对生态环境产生破坏或不良影响的生产者、开发者、经营者应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进行补偿，对环境资源由于现在的使用而放弃的未来价值进行补偿。生态环境补偿的手段包括：要求生产者、开发者、经营者支付信用基金，缴纳意外收益、生态资源、排污等费税，由政府出面实施环境项目支持、生态保护工程、发展新兴替代产业等。

建立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有助于从生产源头上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同环境保护相协调，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制度保障。该机制可以改变公司无偿使用生态资源的习惯，迫使公司在进行商品生产时就计划到生态环境的损耗。为减少生态成本，公司必须采取措施减少环境资源的破坏、污染和占用。这样就可以达到促使公司自觉提高技术水平、改善管理模式、合理利用资源、减少对生态环境破坏的目的，从而确保生态系统对当代人和后代人的支持能力不会由于现在的经济发展受到削弱和破坏，这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和基础。

制度设计五：环境责任保险制度

环境责任保险是以被保险人因环境污染而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或治理责任为标的的责任保险。可见，环境责任保险实质上是指被保险人依法将应当承担的环境赔偿或治理责任风险转移给保险人的一类保险。其属于消极保险，消极保险之保险契约所保护者为被保险人之消极利益，所谓消极保险利益为特定人对于某一“不利”之关系，因为此“不利”之发生而使特定人产生财产上之损失。

环境责任保险是以责任保险作为防范环境污染风险的法律技术手段，是经济制度与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特别法高度结合的产物。该制度的建立，将有助于保障公众的环境权益，维护受害者的合法利益，有助于市场经济自身的发育和完善，并能强化保险公司对公司保护环境、预防环境损害的监督，最终促使公司自觉加强环境保护，走循环经济的发展道路。我建议应当从三个方面完善现有的责任保险制度：

第一，基于我国环境问题的现状，可借鉴美国和瑞典的立法模式，实行以强制性环境责任保险为主，任意性责任保险为辅的保险制度。在产生环境污染和危害最严重的行业实行强制责任保险，如石油、化工、采矿、水泥、造纸、核燃料生产、有毒危险废弃物的处理等行业。而在城建、公用事业、商业等污染较轻的行业可以实行任意环境责任保险。

第二，扩大责任保险范围。借鉴外国经验，除了将突发性污染事故纳入责任保险范围内，还应将我国责任保险范围扩大到经常性排污造成的第三人受害的民事赔偿责任。投保范围不仅应包括违反环境法的经济社会活动、意外事故以及不可抗力导致环境污染造成的人身财产损害，还应包括排污企业正常、累积排污行为所致损害以及污染所致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自然保护区损害。同时，为了促进保险公司承包，政府应当作出财政支持和政策优惠，如减免税措施、注入保险基金、由政府出面促使各保险公司联合起来承保以进一步分散风险或进行再保险等。

第三，实行环境侵权责任保险赔偿限额制。一方面，环境侵权行为造成的损耗后果是逐步显现和扩大的，实行限额赔偿，处于减少自己损失的考虑，投保人和受害人将会积极的防止和减少损害的发生及扩大，从而有利于减少环境侵权的危害性。另一方面，与普通的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相比，环境侵权责任险的保险利益则要复杂得多。由于环境侵权责任保险的保险事故之发生既有突发性的，也有累积性的，还有转化性的，从而使保险人对被保险人发生在保险单有效期内的污染所造成的损害难以把握其未来的赔偿责任。针对环境侵权的这一特征，实行限额赔偿将有利于维持保险机构的清偿能力。

参考文献：

1.马燕.公司的环境保护责任[J].现代法学，2003（5）

2.白平则.论公司的环境责任[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

3.吴国刚.公司的绿色社会责任[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

4.黄锡生，宋海鸥.论企业环境责任的立法完善[J].重庆建筑大学学报，20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