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经济增长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国内经济增长，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动力；外国直接投资；金融发展

一、关于经济增长源泉和动力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者对我国经济增长源泉和动力因素的研究一直没有停止，其分析大多利用索洛提出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或其改进模型，将经济增长归因为要素投入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两方面。国内多位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要素投入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和动力，而全要素生产率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有限。由于研究期间和数据处理方法不同，研究结论亦不尽相同。沈坤荣(1999)运用增长速度方程对1953—1997年我国经济增长源泉进行分解，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主要是由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量带来的。王德劲(2007)运用误差校正模型分析方法估计了我国1952～1998年期间扩展的索洛模型，得出物质资本存量是经济增长主要因素的结论。董直庆等(2007)认为，我国约70％的经济增长来自于资本和劳动投入，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等在经济发展不同时期或不同阶段，对经济增长有着不同影响，即要素对经济增长作用存在阶段性变化特征。种观点认为，资本投入增加是我国经济增长最主要的源泉，由于我国劳动力供给相对过剩且劳动边际效率较低，有关劳动投入增加的贡献相对较弱。一些学者认为，考虑结构调整、要素投入与技术内生情况时，要素投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幅下降。樊胜根等(2002)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研究期间我国17％的经济增长来源于结构变化，TFP带来4.2％的年增长率，要素投入增加解释了41％的增长。迟巍等(2007)研究发现，在1996～2004年间，一个地区高水平的人力资本能吸引固定资产向该地区的投入，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固定资本投资为内生，对经济增长并不起决定性作用。这说明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已有很大提高，已在按照发达国家的内生性经济增长的模式发展。孙超等(2004)研究发现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增长率对我国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

二、关于FDI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一)通过计量模型直接检验外商直接投资(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魏巍贤(1997)应用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研究我国经济增长与FDI的关系，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与FDI增长之间具有双向因果关系，但经济增长与FDI之间不存在长期稳定关系。贺红波等(2005)认为，我国FDI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FDI是经济增长的单向Granger原因，且两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这表明FDI在促进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经济增长不是FDI的Granger原因，表明我国经济增长不是吸引FDI的直接原因。魏后凯(2002)利用1985～1999年时间序列和横断面数据，将FDI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落后地区之间GDP增长率的差异约有90％是由FDI引起的。王成岐等(2000)运用计量模型考察了影响我国FDI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诸因素，认为经济技术水平和政策因素均强烈影响FDI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萧政等(2002)从我国和其他23个发展中国家总量时间序列资料的分析中发现，稳定可靠的组织机构和城市化的发展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代谦等(2006)在利用我国1979～2003年数据检验FDI对经济增长的效应时发现，国内投资和人力资本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FDI的增长效应集中在短期，人力资本则有明显的长期效应。

(二)从不同视角研究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

首先，从需求效应和供给效应角度研究。房汉廷(1996)通过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社会总需求的拉动力和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后认为，FDI推动了我国经济加速增长。沈坤荣(1999)认为，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需求效应和供给效应都十分明显。其次，从“挤出”效应角度研究。杨海燕(2005)通过对我国1998～2003年FDI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分析后认为，由于利用FDI过程中存在外资利用结构引发的对国内投资的挤出以及国内储蓄的低效利用，削弱了FDI对GDP增长的正向效应。杨新房等(2006)对FDI对我国国内资本的“挤出”效应和“挤入”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FDI虽然对我国国内资本有“净挤入”的效果，但从资本形成的角度看，FDI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第三，从资本效应和外溢效应角度研究。胡翊竑等(2001)认为，FDI有助于改善我国资本形成质量、推动人力资源开发、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推动技术进步，进而对经济增长起到积极的作用。张海星(2005)对外商直接投资和国内投资的增长效应、资本积累效应以及技术进步效应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FDI和国内投资对经济增长都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但国内投资贡献较大，且二者促进经济增长的路径亦不相同。庞英等(2008)在对转型期中国民族资本与FDI企业生产效率测度的基础上，具体研究其生产资源配置效率与技术效率。结果表明，民族资本的效率优于FDI。因此，民族资本是推动我国未来经济持续高效增长的主要动力。第四，从地理空间结构角度研究。郑月明等(2004)研究表明FDI在地理空间上的非均衡分布及其变动趋势对我国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和持续增长产生了深远影响。陈柳等(2006)通过1987～2003年27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综合分析了本土创新能力与FDI技术外溢两者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认为本土的技术创新能力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面作用；在控制本土的技术创新能力之后，FDI本身产生的技术外溢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并不显著，但FDI与人力资本的交互作用仍能促进经济增长；创新能力在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比东部地区更强；本土创新能力的差异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原因。第五，从传递途径和其他效应角度研究。周春应(2007)研究了FDI如何通过进出口贸易、国内资本积累、R&D、产业结构升级、就业、人力资本、市场化程度等途径影响经济增长及影响强度的大小，结果表明，FDI通过不同的传导途径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赵娜等(2008)对外国直接投资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六种效应进行研究，结果显示，FDI可通过资本积累、出口促进、投资拉动、技术溢出、产业结构优化和制度变迁六种具体效应来促进我国经济增长；FDI对各种不同具体效应的时滞期各不相同。三、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关系

殷醒民等(2001)研究表明，我国股票市场规模的扩大、交易率的提高增加了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加快了企业的技术进步，推动了我国经济更快的增长，因而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性。刘柯杰(2003)的研究结果表明，股票市场分散风险功能的提高能显著促进长期经济增长。范学俊(2006)运用最大似然协整分析法及1992年第一季度至2004年第三季度数据检验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股票市场与银行部门在长期都对经济增长有正的影响。康继军等(2005)使用基于误差修正模型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研究我国金融发展与GDP增长的长短期因果关系。结果表明，在短期，GDP增长和股市发展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在长期，金融中介发展和股市发展都是GDP增长的单向动因。

(二)我国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显著或存在负相关关系

林义相(1999)指出，我国股票市场功能由于定位在为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融资，使得股票市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相当有限。唐齐鸣等(2000)实证研究的结论是我国股市还不能充分发挥货币政策传导功能，因此股票市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显著。赵振全等(2004)研究指出，股票市场由于融资利用效率低下和资源的逆配置，对经济增长几乎没有作用。韩廷春(2001)采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联机制的计量模型，运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有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表明，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是经济增长最为关键的因素，而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极其有限。陈伟国等(2008)利用VAR因果关系检验和方差分解探索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不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属于需求追随型。

四、经济增长问题研究的不足及改进思路

(一)经济增长问题研究的不足

尽管国内学者对经济增长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但由于理论的复杂性，许多经济增长理论方面的问题至今没有达成共识，有待进一步研究。首先，经济增长源泉和动力研究的不足。国内的研究多运用静态分析，强调静态要素贡献，而很少涉及不同发展阶段下要素贡献变化问题，即只集中于静态而非动态的分析。同时，多数文献的实证检验只关注某类样本，或不将样本进行分类对比，无法有效分离和认识不同要素贡献的差异。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高贡献率只有在经济进入低速成熟阶段才会出现，简单地根据TFP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大小不能判断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其次，FDI与经济增长研究的不足。目前国内关于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研究不全面系统，多局限于FDI对经济增长的某个或少数几个效应进行分析，计量方法和指标的选取也存在不同程度的瑕疵，而对能反映FDI真实作用机制的时滞效应研究很少涉及。再次，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问题研究的不足。一是研究方法上，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简单的回归分析时，多违背回归方法的基本原则，包括数据是非平稳的，变量之间具有相关，尤其是金融发展的各个指标之间具有高度相关，从而产生共线性问题等，因此研究结果可能是建立在伪回归的基础之上；而运用多元VAR方法研究时，一些至关重要的滞后期的选择比较简单，因此研究结论缺乏稳健性。二是关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实证研究方面，现有模型没有很好地控制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其他因素，从而放大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三是几乎所有文献都在检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或因果关系，其实证检验一般都选取GDP或GDP增长率的绝对值或对数值作为因变量。而事实上，经济增长并不一定意味着经济效率的提高。因此，研究结果也就无法说明金融对增长的贡献是源于金融的资本积累效应还是资本配置效应。四是没有深入分析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没有全面探索金融发展的内在关联机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对金融体制改革缺乏政策操作性。

篇2

关键词：对外贸易；国内贸易；广东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0594(2008)09-0034-04

收稿日期：2008-04-22

作为我国改革的前沿阵地，广东省在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实力、市场环境得到了大幅提升和改善。目前广东省的GDP总额已经占到全国的1/8，多年排名全国第一。在我国出口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下，广东省在对外贸易方面更是走在了全国的前列，进出口贸易额对外贸易顺差额均排名全国第一，2007年广东省进出口贸易额占全国的30％，外贸顺差占全国的4成。同时，广东省的市场化程度与其他省份相比也比较高，藏富于民的发展模式使其内需相对旺盛。对外贸易和国内贸易都对广东经济产生了促进作用。随着我国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的不断推进，我国的外贸顺差不断扩大，由此带来的贸易摩擦不断蔓延，从而引起外贸的不确定性增大，这就为高度依赖出口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一定的风险，政府一直引导启动内需降低对高度依赖外贸可能带来的风险。因而有必要重新审视对外贸易、国内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这一点对于国内经济排头兵的广东而言意义更为重大。

一、文献回顾与评析

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中十分活跃的研究领域，也是一个基础性问题。理论上讲，对外贸易可以通过发挥不同国家在资源禀赋上的比较优势，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对外贸易来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增加就业，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但由于各国的具体条件不同，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尽相同，有的甚至刚好相反。特别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在理论上存在着“贸易促进论”与“贸易促退论”之争：Sachs ect(1995)认为，发展中国家通过国际贸易可以吸收外国的先进技术和人力资本，从而减少失误，形成一种特殊的赶超效应，从而可以使本国的经济迅速地得到发展。Prebish等人则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在对外贸易中所处不平等地位，贸易产生的收益大部分为发达国家获取，对外贸易已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进步的阻力。国内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分析更多地体现在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上，还没有专门的、成熟的理论对国内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探讨。

实证方面，如Balassa(1978)利用11个工业国家1960-1973年间的数据，得出出口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的结论。Jung Peton&Marshall(1985)发现只有4个国家的出口引致经济增长，而37个发展中国家并不符合传统的假设。Kamnaratne(1994)、Sachs和Waner(1995)等人的研究也得出了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但在后期，经济学者们采用时间序列数据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如Helleiner(1996)、Bleaney(1997)等人的研究，得出了对外贸易并没有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此外，Chow(1987)、Dutt和Ghosh(1996)等人的实证检验得出了中性的结果。国内学者对此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对国内经济增长与贸易的时间序列数据的检验上。林毅夫、李永军(2001)利用回归分析来估计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结果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贸出口增长10％，基本上能够推动GDP增长1％。邓平宇(2006)、杨秀琴等(2005)从进口总额、出口总额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角度实证分析了广东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得出进出口都对广东的经济增长产生了促进作用。徐映梅、田静(2005)就国内贸易与经济增长做了研究，得出了国内贸易是经济增长发展原因的结论，但该研究对所运用的数据并未进行任何处理。云松(2007)研究了国内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出国内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比较密切的关系。

理论上，对外贸易和国内贸易都可以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但由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不同区域在对外贸易与国内贸易中所处的地位不同，两种贸易形式可能对区域经济的作用大小会有所不同。广东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对外贸易已经得到了充足的发展，广东的经济实力、市场化程度，以及藏富于民的经济发展模式可能会使国内贸易对广东经济增长的作用比较明显，因而有必要将对外贸易与国内贸易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进行比较。

二、实证分析

(一)检验方法

本文将比较对外贸易、国内贸易与广东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依次通过对各变量进行相关性检验、因果关系检验以及回归分析来考察对外贸易、国内贸易与广东经济增长的关系。

(二)变量、数据选择

本文广东的经济增长用广东的GDP增长率来表示，对外贸易用进出口总额来表示，分别用进出口增长率、进口增长率和出口增长率来表示，国内贸易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表示，其变动使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表示。GDP增长率、进出口增长、进口增长率、出口增长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都采用水平数据自然对数的一阶差分来衡量，即分别用lnGDP、lnJCK(进出口增长率)、lnJK(进口增长率)、lnCK(出口增长率)、lnCNMY(国内贸易)表示。

在进出口数据上，由于存在海关统计口径和外经贸委外贸业务统计口径，两个统计口径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对外贸易中能够获得较为一致的数据为1987-2006年之间的数据。数据来源于1996～2007年各期广东统计年鉴。

(三)实证分析。

1、相关性分析。

首先看GDP增长率与各变量之间的关系。使用EVIEWS软件计量见表1：

仅仅从相关系数看，广东GDP增长率与国内贸易的相关系数高达0.9，远远高于其与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进口、出口之间的相关系数；GDP增长率与进出口、进口、出口之间的相关系数比较接近，都不是很高；进口与出口之间相关系数也较高，达到0.66；国内贸易与进出口、进口之间的相关系数高于其与出口之间的相关系数0.36。

2、各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相关性并不代表因果关系，这就需要因果关系检验，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前提是各变量是序列平稳的，需要对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使用常用的ADF单位根检验，滞后阶数根据AIC和SC准则来确定，经过反复检验本文发现各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结果见表2：

由于各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因而无法检验其

格兰杰因果关系，只能进行协整检验。

3、协整检验。

进行协整检验首先对各变量进行简单的回归，再检验其残差的平稳性，如果残差是平稳的，则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如果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则需要建立误差修正模型(ECM)对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

对各变量进行简单回归后的结果见表3：

仅仅从简单的回归结果看，国内贸易对广东GDP的解释力远远高于无论是以进出口总额、进口还是出口衡量的对外贸易变动，其R2高达0.819。

下面进一步对表3回归方程中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以期发现GDP与各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滞后阶数根据AIC和SC准则来确定。经过反复检验，结果见表4：

结果表明，各回归方程的残差都通过平稳性检验。这就表明，广东的GDP增长率与进出口总额、进口、出口、国内贸易之间都存在着协整关系。进一步对表3中的回归方程建立ECM模型，结果见表5：

从ECM模型的计量结果看，误差修正项系数均为负，符合反向修正机制。这表明无论短期进出口总额、进口、出口，还是国内贸易的短期变动对GDP存在正向影响，并且短期调整系数都是显著的，这表明在仅仅考虑对外贸易的情况下，广东每年的实际发生的GDP与长期均衡值偏差中的约40％可以被修正：仅仅考虑国内贸易的情况下，广东每年实际发生的GDP与长期均衡值偏差中的80％可以被修正。

三、简要结论和建议

(一)结论

通过实证分析，本文得出：相对对外贸易而言，广东的GDP与国内贸易的相关性要高得多。国内贸易的变动可以解释广东GDP变动的约82％，而对外贸易的变动仅能解释广东GDP变动的40％左右：广东GDP与国内贸易、对外贸易(无论是进出口、进口还是出口)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进口、出口对广东GDP相关系数、促进作用区别不大。这似乎表明广东的经济增长更多地是依靠国内贸易。但由于国内贸易与对外贸易之间的互动关系，特别是对外贸易中通过引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提升自身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后对区域内消费水平、产业结构等影响最终作用于国内贸易和经济增长。可能还需要进一步深入讨论对外贸易之间对国内贸易、消费、投资的影响。相对于国内其他省份，广东市场化程度较高、藏富于民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使国内贸易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从数据上看，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二)建议

鉴于上述分析，本文对广东经济发展和外贸政策提出以下建议：

继续扩大内需，深度开发国内市场。开发国内市场可以降低因国际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广东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在经济实力、技术水平、市场化程度上已经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同时又是珠三角地区的领头羊，不仅要扩大省内的市场需求，还可以依靠自身在技术、管理、市场化程度等方面的优势，深度开发国内市场，充分发挥内需这一经济增长第一引擎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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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它国家相比，中国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的比重并不高，仅为35%，这表明消费并未受到抑制。中国投资占GDP的比重（逾45%）也高得离谱。这使得许多人提出了一种实现“再平衡”的标准解决方案：中国必须增加消费，抑制投资。

问题在于，这种观点是静止的，而增长则是不平衡变化的。重要的是变化的方向。不错，过去15年间，中国私人消费占GDP的比例下降了15%。但许多东亚经济体、甚至20世纪工业化期间的美国都是如此。尽管存在着种种警告，但在储蓄率下降或劳动力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上升之前，消费占比都不会开始增长。

不过，在一个可靠的社会保障体系确立之前，中国的储蓄率是不会下降的。增加劳动力的收入占比，也不是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矛盾之处在于，随着更多的劳动力从农业转向工业――这是件好事――劳动力占比将会下降。与预期相反，由于私人部门相对于公共部门的角色越来越重，工业内部的劳动力收入占比也在不断下降――但这也是应该欢迎的。

在更多有关增长失衡的讨论背后，隐藏着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经济迟早会发生改变。随着农村劳动力供应的减少，以及国企和私企的相对比重趋于稳定，消费占GDP的比重将开始增长。同时，那种中国投资过多的看法也存在误导性。实际上，过去十年中国的大部分投资都是用于住宅建设，试图弥补时代在这方面留下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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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内贸易；经济增长；计量分析

[中图分类号]F06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3）46-0118-03

1引言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国际贸易对一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我国的出口疲软，在新的国际经济环境下如何保持我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成为了大家关注的问题，大家不约而同将研究的目光转向了国内市场。有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1978年的15586亿元上升到了2012年的210307亿元，增长了超过130倍，国内贸易的快速发展对经济增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2文献综述

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在一国或一个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是同时存在的，在该国或该地区经济增长中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可是，学术界对这两种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的研究热度却相差很大，主要集中在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上。国外有关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外贸上，而研究国内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相对而言却不是很多。Helliwell和Verdier以加拿大为样本，运用人口加权平均测距法来研究贸易的省界效应，他们发现，规模较大的省份有较强的省内贸易偏好，而规模较小的省份这种偏好则相对较弱，也就是说，贸易的省界效应因省份的大小不同而不同。Frankel和Romer以德国为样本进行研究发现，对于拥有更多国内贸易机会的大国来说，控制国际贸易将更有利于其收入水平的提高，国内贸易如同国际贸易一样是通过增加资本积累和提高资本产出率来提高收入的。

在我国，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国内贸易发展较快，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与日俱增，但有关二者关系的研究却相对不足。高国力认为国内区际贸易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区域经济增长的不平衡程度。熊贤良较早且较为深入地研究了二者的关系。他指出：如果我国轻易放弃适合于自己的贸易与发展战略，将可能为自己的长期发展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铸成“历史性的错误”。周怀峰认为国内贸易对产品、产业以及国家竞争力提升具有重要作用。上述文献主要从理论方面对发展国内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可行性、重要性及方式、方法进行分析。在实证分析上，徐映梅、田静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协整检验验证了国内贸易对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正向作用。而沈坤荣、李剑运用逐步回归、残差分析等方法进行研究，发现国内贸易比重和人均产出呈现显著的负相关性。云松研究了国内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得出国内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比较密切的关系。

本文通过对各变量进行相关性检验和多元回归分析来考察国内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比较国内贸易、固定资产投资和进出口等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3实证分析

31模型介绍

国内贸易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唯一原因，所以有必要分析其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此，进行多元回归分析。

32数据说明

本文分析中，采用GDP（Y）代表经济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X1）来代表国内贸易，对于投资用固定资产投资（X2）来衡量，而进出口是用进出口额来衡量的（进口总额为X3，出口总额为X4），对这些数据取自然对数以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所有分析用的数据都来源于相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分析时间段为1991—2011年。

33相关性分析

首先看各变量之间的关系，使用Eviews计量软件分析见表1：

从相关性系数看，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都很大，其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固定资产投资的相关系数高达09931，固定资产投资与进、出口总额的相关系数都在098以上，进口总额和出口总额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相关系数比较接近，同样也很高。这说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进口和出口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各变量之间存在着高度的正向相关性，同时，也表明各变量之间很有可能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34多元回归分析

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比较多，因此我们需要分析其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来与国内贸易这个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进行比较。我们在做多元回归之前，都需要看这些变量之间是否具有相关性，也就是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

我们可以通过方差膨胀因子（VIF）来检验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

四个解释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都大于30，表明模型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这些自变量的相关性很高，且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在自变量存在多重共线性时，估计量的误差往往会变得很大，造成估计不精确，甚至无意义。为此需要寻找一个能够克服多重共线性的分析方法，处理多重共线性的方法有很多，比如逐步回归法、岭回归法和主成分回归法。因为本文分析的所有变量都是具有经济意义的，所以采用主成分回归法。

因此可得主成分表达式：

从回归方程可以看出，各变量对经济增长都起着正向的促进作用，当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X1）增加1亿元时，GDP（Y）平均增加0499亿元。同理，当固定资产投资（X2）、进口总额（X3）、出口总额（X4）增加1亿元时，GDP平均增加05亿元。国内贸易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前些年相对比较弱势的国内消费日渐壮大起来，这也表示促进国内消费是重要且正确的举动。

4结论与建议

本文主要运用定量研究的方法来对相关变量进行分析，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国内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长期稳定的关系。为了进一步了解国内贸易对经济的影响程度，因此在原来的基础上加入了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投资、进口和出口。通过实证分析，可以得知经济增长与国内贸易的相关性非常高，同时也说明两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现实情况也与之相符合，在经济保持平稳发展的同时，全国消费品市场也保持了稳定的增长态势。国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大，固定资产投资次之。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位居第三。因此，在关注国外市场的同时，对国内消费应该给予更多的引导，提高国内贸易的水平，改变过去依赖出口、投资来带动经济增长的做法。根据前面的分析，可以知道我们国内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比较密切的关系。因此，为了加快经济增长，在继续开展国外市场的同时，应该主要着力于国内贸易水平的提高，为此给出以下建议。

41积极发展农村消费市场

随着我国经济持续较快的发展，国家对农村支持力度也在不断加大，农民收入相应稳步增长，农村消费状况逐渐改善，消费水平也逐步提升。可是与城市消费市场相比，农村消费市场的总体水平依然偏低，城乡之间的差距仍旧明显。我国农村约有8亿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近2/3，却只消费了全国1/3的商品，由此可以看出农村消费市场潜力巨大。2009年以来，为应对金融危机，国家实施汽摩下乡、家电下乡等一系列政策，使得农村消费市场潜能得到开发，发展农村消费市场的政策效果比较明显。广大农村消费市场的启动，将会成为推动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快速增长的重要力量。

42促进零售业态发展

鼓励和引导连锁经营企业采取多种投资方式，促进连锁经营规模的迅速扩张。重视各种超市、折扣店、购物中心、便利店、百货店、专卖店及专业店等为代表的各类零售业态的发展。同时，鼓励和吸引国内外流通主体向我国投资、到我国发展。

43重视国内贸易，科学发展对外贸易

从世界其他国家内外贸发展历程来看，内贸发展一般是先于外贸，内贸是外贸的基础，外贸是内贸的补充和扩展。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现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使得我们需要依靠和发展外贸，但作为大国拥有大国优势，贸易应当立足国内，优先发展内贸，因此，发展贸易要讲求科学合理。

44完善信用体系，创新国内贸易方式

信用是市场经济的灵魂，完善的信用体系是贸易得以发展的必要条件。完善国家信用体系有利于促进国内贸易发展，在完善信用体系的同时，要积极借鉴国际贸易经验，创新国内贸易方式，从而平衡信用体系建设滞后对内贸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

参考文献：

[1]云松国内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计量分析[J].世界经济情况，2008（2）.

[2]胡延平，范洪颖对外贸易、国内贸易与广东省经济增长关系解析[J].国际经济探索，2008（9）.

[3]徐映梅，田静国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J].统计教育，2005（11）.

[4]陈颖国内贸易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J].科技广场，2007（8）.

[5]卢名辉，周明生中国内贸易与经济增长均衡关系研究：1952—2007[J].社会科学报刊，2009（2）.

[6]卢名辉，周明生中国国内贸易、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互动研究[J].南京师大学报，2008（5）.

[7]王凯，庞震国内投资、出口贸易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2008（1）.

[8]高玮天津贸易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机制的实证研究[J].沈阳工业大学学报，2010（1）.

[9]张晓峒Eviews操作指南与案例[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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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内旅游；经济增长；协整；单位根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

中图分类号：F5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0-0-0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旅游业得到了迅猛发展，旅游业的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增加了就业，增强了文化交流。山东省旅游业2011年实现旅游总收入3736.6亿元，比上年增长22.1%。其中，国内旅游收入3573.7亿元，增长22.6% 。对于山东省这样一个人口大省来说，国内旅游是一块不可割舍的大蛋糕。国内旅游消费与经济增长互为推动，在短期内国内旅游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并不显著，而从长远看其推动作用显著增强。那么山东省的国内旅游是否随着地区经济的发展而增长，国内旅游的发展是否又促进了地区经济的增长？ 本文选取山东省1990-2011年国内旅游收入和GDP的数据，来分析山东省国内旅游业与经济增长两者之间的关系。

一、变量选择与数据处理

本文从《2011年山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1山东旅游统计便览》和《山东统计年鉴2011》中选取1990年-2011年的名义GDP和国内旅游收入数据。为了消除价格因素，将名义GDP和国内旅游收入除以相应年份的价格指数，得实际GDP和实际国内旅游收入（DR）。由于对数变换不改变原序列协整关系和短期调整模式，还能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对实际GDP和实际国内旅游收入（DR）取自然对数，记为LGDP和LDR，相应一阶差分序列记为和。

二、研究方法

本文首先对预处理后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确定 GDP与国内旅游收入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接着对平稳时间序列利用Engle-Granger 两步法进行协整检验，来估计二者之间长期均衡关系；最后，使用Granger因果检验确定GDP与国内旅游收入之间的因果关系。

三、实证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本文采用ADF检验来考察数据的平稳性，主要运用不含常数项和时间趋势的检验方法，见表1：

ADF 检验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检验统计量LGDP 和LDR的值均大于临界值，接受有单位根的假设，故LGDP和LDR序列都是非平稳序列。继续做一阶差分检验，发现在5%显著性水平上有单位根，因时间序列是不平稳的，而在5%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因此时间序列是平稳的。继续做二阶差分检验，发现、在5%显著性水平上没有单位根，因此 与 时间序列是稳定的。综上所述，水平序列是非平稳序列，而二阶差分序列为平稳序列，所以LGDP、LDR都是二阶单整I（2）序列，均通过单位根检验，可以进一步检验它们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协整关系。

（二）协整检验。

第一步：计算协整回归方程：

拟合度R2=0.949279，括号内为相应参数的t检验值。协整方程表明国内旅游每增加1个百分点，能拉动山东省GDP约0.5个百分点的增长，说明国内旅游对经济增长有拉动效应。

第二步：对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本文选取无常数和趋势项对回归方程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见表2：

结果表明，残差项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假设，残差项是稳定的。因此，LGDP 和 LDR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

（三）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

由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滞后阶数的选择很敏感，因此分别取滞后1-4期。根据以上单位根检验的结果GDP和DR的二阶差分为平稳序列，所以在经过二次差分处理后，得到的新变量数据和 适合做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见表3：

检验结果显示，在滞后4期后，与都不是相互的格兰杰原因。

四、研究结论

（一）协整分析表明，从长期来看，短期内尽管山东省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与国内旅游之间都不具备平稳性，但两者存在着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国内旅游收入增加1%，能够拉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5%，表明国内旅游的发展对山东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较为显著。

（二）Granger 因果检验表明，山东省GDP与国内旅游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这表明国内旅游在山东省还没有得到足够的发展。从比较来看，2011年国内旅游收入在GDP中占的比重，山东省是7.87%，而江苏、上海、北京、浙江分别是11.37%、14.52%、17.90%、11.22%。国内旅游在山东省的上升空间还是很大。

参考文献：

[1]冯茂娥.论山东省旅游商品与齐鲁文化的融合开发[J].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5）：114-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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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发展 经济增长

一、国外研究综述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是经济学界永恒的话题，随着经济的发展，两者间的联系愈加紧密，国内外学者对此做了大量的研究。

（一）国外理论研究综述

熊彼特（1912）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从金融与创新的视角探讨了金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认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企业家的创新，而企业家要实现这一职能，要有金融体系的融资服务。Patrick（1966）提出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来阐述：金融发展过程中存在“需求拉动”和“供给推动”两种模式。1973年，Mckinnon和Shaw分别提出了“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主张实行金融自由化，以使实际利率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自动的趋于均衡水平，从而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上世纪80年代内生增长研究的兴起，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理论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契机。Romer（1986）和Lucas（1988）等人把货币金融因素引入了内生增长模型，经济增长是经济体系内生的因素，而不是外生力量推动的结果，尤其强调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Levine（1999）指出政治、法律、管制及社会其他因素都是金融发展的决定因素，而这需要更为广泛的、包括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在内的跨学科研究。

（二）国外实证研究综述

Goldsmith（1969）是进行两者关系实证研究的第一人，通过对35个国家金融发展与经济活动的有关数据，得出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是同步进行的，认为经济的快速增长一般伴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高速增长。20世纪90年代，相关实证研究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主要有：King（1993）和Levien（1993）搜集了80个国家1960～1989年的数据，他们对这些数据进行了跨国的回归分析，得出金融中介通过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来影响经济增长。Stiglitz（2001）利用60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回归分析，实证表明金融运行效率是影响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Rousseau（2009）通过计量经济学图形化方式来研究当前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通货膨胀对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影响，研究表明高通货膨胀会抑制金融业发展。

二、国内研究综述

20世纪90年代，我国大量的学者也加入到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中，伴随着计量经济学和统计方法的进步，无论是定量还是定性的研究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一）基于国家层面研究

谈儒勇（1999），运用1993～1998年数据通过OLS方法，对我国金融中介发展与经济增长进行检验，研究表明两者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而股市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不明确。史永东等人（1999）利用我国1978～1999年的年度经济数据，并对其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后发现，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互为因果关系。曹源芳（2010）基于月份数据，运用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我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我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是相互背离的。

（二）基于区域层面研究

随着国内研究的深入和我国各地区间的巨大差异，国内学者将研究视角逐步转移到了具体区域上来，尤其是近几年研究区域进一步细化。艾洪德等人（2004）在对我国区域性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发现东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而中西部地区存在负相关关系，过度开放金融市场和推行金融自由化反倒对落后地区不利。肖建国（2004），运用多变量向量自回归（VAR）方法，研究了中国东、中、西部三个地区金融中介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发现了东部和中部地区金融中介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双向因果关系。杨胜刚（2007）基于中部六省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与误差修正模型，表明中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具有长期的均衡关系，金融发展能够为中部崛起提供有利的支持，但在短期则无明显关系。匡飞华（2007）实证研究表明，广东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相关性，在相关分析的基础上，利用VAR模型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发现广东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而经济增长却不是金融发展的格兰杰原因。除了对省域的研究，最近国内学者还将研究视角放在了县域，魏雪洁（2012）对浙江省近58个县（市）金融发展对县域经济增长所产生的支撑作用进行研究。实证结果表明县域金融发展水平是影响县域经济长期发展收敛性的重要因素。

三、总结与启示

本文梳理了国内外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成果，可以看出国外学者早期主要从定性方面进行研究，后期主要是进行实证研究，我国学者借鉴国外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对我国整体和各区域进行了实证方面的研究。国内研究主要存在以下缺陷：第一，研究手段比较单一，未突破国外现有理论框架；第二，指标选取比较单一，由于指标选取的差异，得出的结论往往大相径庭；第三，基于区域间差异的比较研究较少。随着经济发展资本化和金融证券化程度的加深，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间的关系更加密切和复杂，因此在以后的研究中，应该关注理论方面的探究、方法的改进和指标选取的丰富化，注重区域的差异化与比较，将金融制度创新和契约架构加以考虑，才能使研究更加规范全面。

参考文献

[1]Goldsmith.R.W.Financial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New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9.

[2]Levine.R， Law， Finance， and Economic Growth.Journal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Vol.8， P36-67.

[3]King and Levine.Finance and Growth：Schumpeter might be Right[J].QuarterlyJournal of Economics，1993.

[4]Rousseau，Peter Inflation.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Growth：A Trilateral Analysis.[J] Economic Systems，2009：310-324.

[5]谈儒勇.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1999（10）：53-61.

[6]艾洪德，徐明圣，郭凯.我国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财经问题研究，200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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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经济形势对内蒙古煤电产业会产生重大影响

(一)全国经济形势对能源需求的影响

自2000年起，中国经济进入了长达8年的经济增长上行区间，然而，进入2008年后，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回落，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为10.6％，同比下降1.1百分点；上半年增长10.4％，同比回落1.8百分点；前三季度增长9.9％，同比回落2.3百分点，至此，经济增长速度已连续五个季度下降。受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全国煤电产业发展呈现了“两降一升”的态势，具体表现在：

一是电力增速回落。据中电联的数据显示，2008年以来，全国规模以上电厂发电量增速在3月份达到高峰，此后开始逐月回落，8月份的增速比3月下降11.5百分点，仅为5.1％。与此同时，社会用电量增速也在3月份达到高峰后一路下滑，8月份增速比3月份下降9百分点，降至5.4％。

二是煤炭库存上升。由于我国电力以火电为主，2008年1-8月份火电发电量占全国发电量的83％，因此，电力增速的回落极大地影响到了煤炭市场。截至9月26日，全国煤炭市场“晴雨表”――秦皇岛的存煤量已经突破940万吨，距离极限1000万吨只差60万吨。据铁道部统计，截至9月17日，全国353家主要电厂存煤2933万吨，大大超过电厂存煤2300万吨至2400万吨的一般水平，创下全国主要电厂存煤量历史新纪录。这充分反映出煤炭供应量相对加大，电力需求量相对减弱的态势。

三是煤炭价格下降。据中电联和煤炭运销协会统计，2007年全国发电用煤平均每吨提高25元；2008年以来，又连续两轮上涨近60元，到6月份，两年累计每吨上涨80多元。而从9月初开始，煤炭价格在持续高涨的态势下出现了下降，在秦皇岛港实际报价中，发热量为4500大卡／吨的普通混煤由9月1日的700―750元／吨逐周下调，到18日，已经下调至660元／吨左右。发热量为4000大卡／吨普通混煤、5000大卡／吨山西大混等另外两种煤，每吨价格也都下调10―20元不等。

(二)全国经济形势对内蒙古煤电产业的影响

从我区情况分析，一方面，煤电产业在我区具有重要的地位。2007年我区煤电工业实现增加值787.19亿元、利润198.5亿元，税收125.1亿元，分别占规模以上工业的33.3％、44.2％和23.8％。同时，我区的煤化工、冶金、建材等优势特色产业都是与煤电产业高度相关的。可见，我区经济的整体发展对煤电的依赖性很高。另一方面，我区煤电产业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2007年煤炭产量达到3.5亿吨，居全国第2位，其中外送煤炭量达1.92亿吨，占全区煤炭产量的55％；电力装机达4150多万千瓦，居全国第6位，其中外送电量达685亿千瓦时，占全区发电量的37.6％，是全国外送电量最大的省份。可见，我区能源供给的外向度相当大，也就意味着我区能源发展与国内能源需求密切相关。

从目前情况来看，全国经济增长的回落对我区煤电产业发展的影响已略有显现。2008年1―8月份，全区原煤产量2.98亿吨，同比增长25.9％；发电量1405.9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4％，分别高于全国同期水平11.2百分点和6.5百分点。但从各月增速来看，发电量增速除7月份以外，总体上呈逐渐下降的态势，8月份增速比4月份下降5.9百分点；煤炭产量增速远远高于发电量的增速，8月份原煤产量的增速高于发电量增速22.3百分点，这与目前全国煤炭供应大，库存增加；电力需求小，增长回落的态势基本是一致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影响将会逐步加大。

受出口增长下滑、制造业投资放缓、消费增长缓慢等因素影响，有关专家预计2008年全国经济将难以保持两位数的增长速度，经济增长进入下行通道。考虑到国内生产总值与能源需求之间的高度关联性，预计能源需求增速将会走低。2006―2007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与煤炭产量、发电量的弹性系数分别是0.62和1.29，按此计算，如果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从2007年的11.4％回落2百分点，达到9.4％，则煤炭产量增长5.9％，较2007年回落0.5个百分点；发电量增长12.2％，回落2.3百分点。

从我区煤电外运量分析，2007年外运煤炭量占全国煤炭产量的7.5％，外送电量占全国发电量的2.1％，按此计算，我区煤炭外运量将增长5.9％，外送电量增长12.2％。从区内煤电需求量分析，2006―2007年我区国内生产总值与区内用煤量的弹性系数为1.63，与区内用电量的弹性系数为1.87，按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8％计算，区内用煤量增长29.4％，用电量增长33.7％。综合计算，煤炭需求量增长17％，发电需求量增长26％。随着节能减排力度的加大、科技水平的不断提升，能源弹性应呈现下降趋势，也就是说经济每增长1个百分点，所耗用的能源是下降的，从这个方面来讲，煤电需求的增长会低于上述预测值。而2008年1―8月份我区的原煤产量增长速度为25.9％，发电量为17.4％，因此，在近期内我区应适度控制煤炭产量。

二、新形势下确保内蒙古煤电产业稳定增长的对策建议

(一)积极推进煤电一体化，减少由煤炭价格变动给煤电行业发展带来的影响

目前，我国实行的是“市场煤”和“计划电”的价格双轨制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对于独立的煤炭和电力企业来说，煤价下降，有利于发电企业降低成本，但会减少煤炭企业收入；反之，煤价上涨，有利于煤炭企业创收，但会增加发电企业成本。这意味着只要煤炭价格变动，就会对其中一方造成不利影响，这就势必会影响能源安全。

因此，应进一步推进和深化我区的煤电纵向一体化。一是合理规划、统一实施，整合现有煤、电企业。凡是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已建、在建坑口燃煤电厂，必须与规划配套建设的已建、在建电煤项目联营，重新调整股比结构，组建新的煤电一体化项目法人；严禁批准独立的燃煤发电和电煤项目，对于新建的燃煤发电和电煤项目，必须组建煤电一体化项目法人实施。二是制定鼓励煤电纵向一体化发展的财税政策。对于符合实施煤电一体化条件的发电、煤炭开采企业，凡是不按规定实施煤电一体化联营的，一律征收煤电一体化调节基金。采取有保有压、择优扶持对策，对于进行煤电一体整合的企业，给予一定期限的税收优惠。

(二)抓住通胀调控取得成效的时机，积极争取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的建立

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的开征有利于煤炭产业收益分配的合理化、产业结构的优化、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改善。2007年国家批准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在山西全面开征，并指出在条件成熟后逐步在全国实施。2008年上半年，物价上涨压力较大，国家正处于控制通胀的关键时期，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基金的征收将会推动煤炭价格的上涨，进而会推动物价的上涨，因此提出建立基金的时机不是很成熟。而从9月份情况来看，CPI指数回落到4.6％，创15个月来的最低，说明控制通胀的宏观调控政策较为成功。如果CPI指数下一阶段运行平稳，就会使能源价格上调的压力减缓。

我区应做好申请建立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的准备工作，适时开征煤炭基金。一是要成立工作机构，做好前期研究工作。借鉴兄弟省区的经验，结合我区的实际，研究适合我区煤炭产业发展的基金征收标准和相应的征收、使用办法。二是应积极争取国家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国土资源部、国家环保局等相关部委的支持，推动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试点在我区展开。

(三)抓住我国重构煤炭市场体系的机遇，做好争取在我区建立区域煤炭交易中心的准备

目前，国家正在研究重构我国煤炭市场体系，《国务院关于煤炭工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加快建立以全国煤炭交易中心为主体，以区域和地方煤炭市场为补充，以网络技术为平台，有利于政府宏观调控，市场主体自由交易的现代化煤炭交易体系”。虽然我区是全国第二大煤炭生产基地，但在煤炭市场中的影响力却较小，不具备相应地位。建立和完善煤炭交易市场，提升我区在全国煤炭产业分工和价格形成过程中的“话语权”，是增强我区煤炭产业竞争力，提高煤炭产业在全国地位的重要手段。

应紧紧抓住国家重构煤炭市场体系的这一大好机遇，积极争取在我区建立区域性煤炭交易中心。一是成立专门课题组，进一步研究在我区建立区域性煤炭交易中心的可行性。二是尽快成立我区煤炭市场建设前期工作小组，组织有关的前期工作。随时跟踪国家煤炭市场体系建设，并积极向国家有关部门汇报我区建设煤炭市场的有利条件。三是提前完善煤炭市场建设所需的软硬件条件，为争取区域煤炭交易中心的建立创造条件。

(四)牢牢把握国家产业政策的鼓励方向，推进能源结构的优化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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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的全球视角看，国内廉价劳动力背景下的制造业以及欧美国家鼓励消费的经济模式，共同决定了十几年来国际经济中“中国制造，欧美消费”的格局。仅从国内经济增长来看，有两个因素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人口红利和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主要框架的国际贸易秩序，前者可归结于丰富的生产要素禀赋，而后者强调了制度之于经济的作用。

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之后，人口红利的潜力被充分挖掘，大量劳动力从农村涌入沿海城市，从事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工作，中国经济也在工厂兴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房地产投资等刺激下飞速发展。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发展经济学领军人物威廉・阿瑟・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很好地解释了过去十几年中国经济增长的路径：在二元经济条件下，以农业为主的农村劳动生产率显著低于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城市劳动生产率，在农业人口源源不断向城市工业转移的过程中，带来了生产效率的极大提升，同时带来了庞大的投资需求。

但中国经济从2010年开始出现持续性下滑，GDP增速从2010年一季度的12.1%下降到2013年度的7.7%。美国的金融危机以及欧洲的债务问题是国内经济下滑的导火索，在一定程度上切断了“中国制造，欧美消费”经济循环的可持续性。更为重要的，中国经济本身结构不平衡的问题也开始相继暴露出来，过分倚重投资使得国内经济对债务问题变得越发敏感，同时消费不足的问题意味着经济转型面临艰难挑战。

下降的经济增速、国内债务总量的上升以及城市房价爆发似的上涨，都使人们对经济增长的风险因素空前关注。“城镇化”也正是在这个恰当的时候跳入人们的视野，被政府以及一些学者委以拉动经济持续增长的重任，引导人们开始修正略带悲观的经济预期。

新一届政府上台以来，比以往任何一届政府都更加频繁地提及城镇化。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2012年按常住人口统计的城镇化率也只有52.57%，与发达国家70%以上的城镇化率水平还有很大差距。假定城镇化率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便意味着每年会有超过一千多万人口从农村迁移到城镇，这意味着巨大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需求以及其他可持续的消费性需求，且这个过程可以持续近20年。

在众多学者以及媒体对城镇化的渲染之下，我们往往会产生一个错觉：过去我们所强调的国内经济结构的种种不平衡仿佛突然之间不再是问题，对国内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怀疑也仅是悲观者的论调，而这一切变化都源自“城镇化”这个概念。

问题是，当我们把希望都寄托于城镇化，且地方政府开始集体性地对村庄、旧城镇进行大规模改造时，我们是否对经济强加了太多主观意愿？再者，我们究竟对城镇化本身了解多少？

在好的制度框架之下，经济增长只是一种结果，当我们过多地在经济增长出现问题后开始寄希望于某个经济增长点时，我们真正该反思的正是经济运行体系本身，而不是持续地去寻找经济增长之源。相应的，城镇化应是一个经济发展的自发结果，从长期看，对经济增长过多的干预也很难起到作用，同时往往会伴随着一定程度上的经济系统性风险。当然，我国的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城镇化的自发过程，但我们能对城镇化做的最好的事情也仅是在制度上去除城镇化的障碍，剩下的事情应该交给市场。在户籍制度的羁绊不再突出，土地流转制度得以建立的前提下，依靠经济个体的自发选择、自由交易才能形成城镇化最优的、可持续的路径。

城镇化并不会解决国内经济结构不平衡的问题。城镇化意味着大规模的投资需求，也正是基于此，其被提高到空前的高度。但靠投资为主的经济结构很难持续，据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白重恩教授测算，2012年我国调整价格之后的税后投资回报率降到了2.7%的新低水平，而被大肆宣扬的“城镇化”向开发商以及地方政府释放了极为乐观的经济信号，一旦地方政府开始主导整个城镇化大规模建设，而城镇化速度不达预期的话，便意味着大量的重复建设以及难以收回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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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优结构

在“新常态”的经济发展背景下，我国正在面临着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从国内的产业结构上看，第三产业也就是服务业会逐渐成为国内的产业主体。相关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国内服务业的增长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增加，2013年超过第二产业。同时，国内服务业还保持着持续稳定增长的长期趋势，会逐步成为我国的产业主体。从需求结构的相关资料中可以看出，消费需求逐渐成为国内的需求主体；国内消费对国内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于2012年超过了投资对国内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这表明，我国人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有了明显提高，消费需求也日益增长。以国内的铝材市场发展为例，现阶段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铝资源开采产品研发产品加工产品销售的现代产业链，已经突破了依靠廉价劳动力进行铝材加工的传统发展模式。铝材行业发展的重点在于，提高国内的自主创新能力，建立产品研发中心，打破发达国家对专业技术的垄断，在稳定国内市场的同时，积极开拓国际市场。

(二)新动力

从驱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上看，在新常态的经济发展形势下，高新技术和产业集群逐渐成为国内经济的主要驱动力。从相关的统计数据上看，国内大型工业企业的年收入增长速度在逐渐放缓；而电信业、物流业等新兴产业的年收入增加迅速。国内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急需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或生产转型，依靠国内廉价劳动力推动经济增加的局面一去不复返。近年来，我国资源、能源、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价格逐年攀升，需要在短时间内大力发展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新产业，主要以知识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

(三)多风险

在新常态的大背景下，国内经济发展的风险因素也在增加。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里，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果，各行业间的联系也在逐渐紧密。风险具有客观性和不确定性，其存在和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以近年来社会关注的楼市为例，2014年炒得火热的楼市终于出现了“降温”现象，全国商品房的销售数量也有了明显的下降。在楼市降温的影响下，房地产投资商会暂缓购买新的土地，开发新的楼盘。这对于以拍卖土地为重要财政资金来源的地区来说，会导致当地的财政紧张，会相应增加地方债务的风险。同时，房地产交易的不景气，导致开发商无法及时回款，就会相应增加贷款银行的金融风险。

(四)中高速

从国内经济增长的速度来看，从过去的10%左右的高速增长模式转变为7%～8%的中高速增长模式的新常态最突出的特征。相关研究指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在度过一段高速增长后，增加速度会逐渐放缓；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在经历过8%的高速增长后，放缓至4%。有经济学学者指出，中国是一个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各个产业会持续发力，蕴藏着持久而巨大的经济发展能量，中国有望在7%～8%的“中高速”经济增速中发展一段时间。

二、新常态背景下可持续发展中国经济的措施

(一)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有关资料显示，第三产业占国内经济总值中所占的比重超过了第二产业，会逐渐成为国内的主体产业。面对国内第三产业持续稳定增长的情况，国内有关部门应该顺应国内的市场发展趋势，积极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在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充分肯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政府有关部门应该加强引导，不断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竞争，提高资源配置的合理性。我国应该积极鼓励自主创新，保护知识技术产权；积极发挥自主创新能力在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中的作用，加强企业与科研单位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实现市场信息的共享；积极建立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提升产业整体技术水平。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提高能源资源的使用效率；使用现代信息化技术发展工业，提高工业生产效率，减少能源资源的消化；处理好发展与环境的关系，保护环境，发展绿色产业；统筹城乡发展，加强农村的基础设置建设；以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

(二)积极推动业务集群的建设——以物流业发展为例

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积极推动业务集群的建设；只有这样才能够建立统一规范的产业园区，实现技术和信息的共享，提高整个行业的发展水平，实现经济的产业化发展，为国民经济的增长做出贡献。在本节中，以近年来国内平稳较快发展的物流产业为例，简要介绍物流业业务集群的建设。国务院于2014年又了“物流业中长期发展规划”大力促进物流业的发展，并致力于提高物流业服务于制造业的管理水平，希望以物流业来促进制造业的发展，提高制造业的生产效率和生产水平。目前而言，中国物流业的发展远远落后于世界水平，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并不能有效促进制造业的发展以及满足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需要。中国物流行业的发展，需要改变现有的粗放经营模式，建立集约型发展管理模式。集约型发展模式的建立，离不开物流产业集群的发展。主要的发展措施就是推动物流产业园区的建设，有关部门及人员需要科学规划物流园区的发展布局，合理选址，提高物流基础设施的利用效率；鼓励物流企业入驻园区，园区内部给予税收、土地等政策性优惠；促进信息和管理经验的交流与共享，为物流企业提供发展机遇。中国物流业发展的专业化程度还很低，技术水平也较为落后；必须加大物流技术的创新和投入。积极推广现代信息技术，如GPS或RFID等，建立现代化物流服务的网络系统；促进物流行业的服务转型，建立现代化、多层次、综合性的服务体系；提高物流业与制造业的联动程度，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三、结束语

篇10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东盟国家经济增长出现了较大的波动起伏。1997年东盟国家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1998年各国经济普遍陷入严重衰退,1999年和2000年却出现快速复苏或强劲反弹,而到2001年多数国家经济又急转直下,甚至呈现负增长。2002年初,东盟国家经济再次出现复苏的态势。在战后东盟经济发展历程中,这种经济增长的轨迹是不多见的。

据东盟五国的官方统计显示,1996-2002年,印尼经济增长率分别为8%、4.5%、-13.1%、0.8%、4.8%、3.3%、3.7%;马来西亚经济增长率分别为10%、7.3%、-7.4%、6.1%、8.3%、0.4%、4.2%;菲律宾经济增长率分别为5.8%、5.2%、-0.6%、3.4%、4%、3.4%、4.3%;新加坡经济增长率分别为7.7%、8.5%、0.1%、5.9%、10.3%、-2%、2.2%;泰国经济增长率分别为5.9%、-1.4%、-10.8%、4.2%、4.4%、1.8%、3.6%。2003年,据近期各国的预计,印尼经济增长率为3.5-4%、马来西亚为4.5%、菲律宾为4-4.5%、新加坡为2-5%、泰国为4.5%。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有关的国际机构和官方部门普遍预测,东盟国家经济将陷入长期严重的经济衰退,经济复苏将是缓慢痛苦的过程。东盟国家经济将在低谷徘徊较长时间后,才能走出低谷呈现U型复苏。然而,1999年东盟国家经济竟在短时间里出现迅速复苏,呈现V型的强劲反弹。不过,当时就有人警告东盟国家经济V型复苏的基础脆弱,随时有变成V型危机重返的可能,以至出现W型的经济波动。因为东盟国家经济从严重衰退到快速复苏主要是拜世界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的繁荣,特别是全球电子业景气循环之赐。但是,各国遭受金融危机冲击后经济基础依然脆弱,结构性矛盾仍未解决,国内外投资继续下降,银行不良资产居高不下。一旦国际经济形势出现逆转,这些国家经济将重新陷入衰退之中。

1996-2002年东盟五国经济增长率(%)

附图

2001年,东盟国家经济急转直下,再次出现普遍衰退。不过,此次东盟经济衰退与1997年金融危机时的情形有所不同。它主要表现在:一是各国经济衰退的程度不同。1997年金融危机中泰国、印尼、马来西亚是重灾区,新加坡所受冲击相对较小。而2001年新加坡经济衰退的幅度最大,它是新加坡自1965年建国以来经历的最严重的经济衰退。据统计,1964年新加坡经济增长率曾出现-4.3%,其后是在1985年经济萎缩1.6%,而这次经济衰退的幅度要大于1985年;二是生产和出口部门受冲击最大。1997年金融危机中受冲击最大的是金融业和房地产业,而2001年经济衰退中深陷困境的则是制造业的生产和出口部门。该年新加坡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2%,其中制造业部门增长率为-12%。马来西亚同年的出口贸易下降11.5%,泰国全年出口贸易也下降4.9%;三是电子业衰退尤为严重。1997年金融危机的导火索是国际金融投机,这次经济衰退则是国际电子产品需求急剧萎缩引起的。目前,东盟国家经济高度依赖电子业的生产与出口。2000年,马来西亚电子产品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新加坡为19%、菲律宾为9%。这些国家电子产品生产与出口的骤然下降,必然导致国内经济的急剧滑坡。

2002年,东盟国家经济再次出现复苏的态势。与1999年该地区的经济复苏有所不同,此次东盟经济复苏主要得益于美国经济开始回升和各国采取扩大内需政策效应的双重作用。由于美国电子信息产品需求的增加,东盟国家电子产品的出口已经趋于回升。在经济衰退期间,各国采取扩大内需和刺激经济复苏的政策已初见成效。许多国家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大力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扩大信贷规模,增加农民收入和扩大农村市场需求。当然,目前各国内需扩大还远未能成为其经济复苏的主要动力来源,因而其经济复苏仍然十分有限。

二、东盟国家经济增长波动的原因探析

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东盟国家经济经历了金融危机后的严重衰退、迅速复苏、再陷衰退和又呈复苏的增长轨迹。东盟经济增长的急剧波动,究其原因主要是在经济全球化下受到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周期波动的冲击和金融危机后国内经济转型与结构调整的拖累。

首先,经济全球化与信息化进程的加快,促使东盟国家经济增长波动增大。

尽管有充分的数据表明参与全球化程度高的国家其经济增长速度较高,但是同时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的波动性也增大。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各国经济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更加密切,经济增长波动的同步性愈益增强。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算,发展中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与发达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相关系数为0.4%。在东盟国家,这种经济增长影响的相关性更大。例如,据新加坡贸工部的研究显示,美国的经济增长对新加坡经济的影响最大,美国经济每增长1%,新加坡经济就会增长0.96%。(注:新加坡贸工部:《2001年新加坡经济调查报告》。)另据美国着名的所罗门美邦公司的研究,日本的经济增长对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经济的影响分别为:日本经济每增长1%,新加坡经济就会增长0.24%、泰国经济就会增长0.17%、马来西亚经济就会增长0.13%。

发达国家的经济波动向东盟国家的传导,是通过世界市场扩散的。按照传统的经济理论,在国际商品市场上,发达国家的经济波动向发展中国家传导,是通过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的变化实现的。但是,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促进了新的国际分工发展,东盟国家已经成为制成品生产国和出口国,该类产品已占东盟国家商品出口的50-90%。因而,国际商品市场的价格传导已经从初级产品价格为主转向以制成品为主。近年来,国际市场上制成品价格下降,不但包括劳动密集型产品,也包括高技术产品。东盟国家紧跟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发展新经济的步伐,大力扩展以芯片为核心的信息技术产品生产和出口。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该类产品出口比重分别高达65%和64%,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分别高达25%和19%。菲律宾、泰国和印尼的相应比重也很高。据计算,1992-1999年电子信息产品价格 下降对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造成的损失部分相当于它们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部分的6.46%、3.13%、1.03%和0.87%。2000-2001年,全球电子信息产品销售额从年增长30%到下跌30%,导致东盟国家的出口贸易和经济增长急剧波动。例如,2000年新加坡经济增长率为10.3%,而去年则下降2%,其中约有12个百分比的大幅波动。据新加坡贸工部的研究显示,世界半导体工业每下降1%,新加坡经济增长就会下降0.12%。而2001年全球半导体工业增长波动达60个百分点,它对新加坡经济增长的影响高达6.8个百分点。同期,美国经济增长率下降对新加坡经济增长的影响为2.4个百分点。(注:新加坡贸工部:《2001年新加坡经济调查报告》。)

国际金融市场变化对东盟国家经济的影响,不仅在于流入这些国家的资本流量减少,更在于金融资产价格,主要是股价和汇率变动的传导。近年来,东盟国家引进外资的规模持续萎缩,1996-1999年东盟国家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从163亿美元降至73亿美元,它对以投资—出口推动的东盟国家经济产生较大的影响。同时,近年国际股票市场价格和美、日货币汇价的剧烈波动,也引发东盟国家金融市场的动荡,并危及国内经济的稳定增长。据美国所罗门美邦公司的研究,日元汇率的变动对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经济的影响分别为:日元每贬值10%,泰国经济就会下降0.3%、新加坡经济就会下降0.22%、马来西亚经济就会下降0.21%。

日本经济和汇率波动对亚洲经济的影响

日本经济增长1% 日元增值10%

新加坡 +0.24% +0.22%

马来西亚 +0.13% +0.21%

泰国 +0.17% +0.30%

中国 +0.09% +0.15%

香港 +0.12% +0.10%

台湾 +0.04% +0.03%

亚洲 +0.10% +0.16%

资料来源:美国所罗门美邦公司。转引自新加坡《联合早报》2002年12月11日。

其次,金融危机后东盟国家经济的脆弱性,使之难以抵御世界经济周期波动的冲击。

在经历了严重的金融危机之后,东盟国家仍未完全摆脱危机的阴影,各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依然尖锐。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乏力,国内外投资持续低迷,银行金融体系重组艰难,国内公司治理进展缓慢,因而政府的反周期经济政策收效甚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