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公共管理新方法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当代公共管理新方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英国著名的哲学家休谟最早提出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问题，他视价值中立与价值的问题为“是”与“应该”或者“实然”与“应然”的问题。休谟认为以传统道德学为基础的逻辑推断总是将“是”与“不是”作为命题判断的标准，这种判断逻辑既缺乏相应的逻辑基础，也没有实证论证的支撑;所以这种判断标准具有天然的缺陷，故价值与价值中立之间存在必然的哲学界限，两者的区分问题也尤为重要。此后，价值与价值中立问题以及休谟对因果关系的普遍、必然性进行反思所提出的问题便被康德称之为休谟问题。伴随着休谟问题在学界的发展与扩展，在传统公共行政学的漫长研究历程中，价值中立与价值之争也骤然上演。在公共行政学界中，韦伯首先继承休谟的遗风，进一步探究价值与价值中立的关系。韦伯将价值看做一个主观选择的问题，如果一个事物是好的，那这个简单的判断中就带有主观的意识成分，个人的主观意愿作为个人价值的根本基础，而对于科学的研究来说，个人的主观意愿与想法又远非科学的解决范围，科学致力于解决事实的问题。同时，个人的主观喜好也截然不同，不同的个体对于同一事物具有不同的价值判断，而价值判断无法衡量对错，因此价值判断并无对错之分，而科学则不同，符合客观规律的事实才能称之为科学。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认为韦伯的这一观点是可以接受的，并指出之所以可能的原因“尽管在描述一个具体现象的时候，作为科学分析之主题的，并不是该现象可体验到的事实的全部整体，而是一个选取的部分;但历史的个体如它构成的那样，所包括的诸事实都是客观的和可以检验的……。”［1］韦伯对于价值与价值中立的理想性分离最终使他构建起统治公共行政学科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科层官僚制理论。在韦伯看来，官僚制的设计机制完全能够实现公务人员的价值脱离，个人的任务与职责通过规范性的条例得以体现，公务员仅需按照规则办事，价值的影响便无处藏身。

韦伯设想中的管理体制成为传统公共行政学科发展的经典模式，对于后来的组织机构的设计与发展都产生过重要影响。纵然，组织结构与组织制度伴随社会形势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进行不同模式改良，但是韦伯官僚体系的根基与设计理念仍未彻底性改变。在其设计的科层官僚模型中，韦伯给予休谟问题以更为实践性与组织性的阐释，他不仅仅热切拥护休谟所坚持的事实与价值的分析，而且在实践层面通过一种科学性的制度构建试图化解事实与价值、价值与价值中立之间的复杂缠绕关系。而传统公共行政学对于“价值中立”的挚爱则显然深受政治行为主义流派的深刻影响。谈论起价值与价值中立的纷争与纠缠，偏爱政治科学与价值中立的行为主义学派关于价值与事实的理解也受到广泛地关注。“对于任何科学研究来说，如果其要想获取成功，就必须向公众说明其获得的知识是有效的”［2］，为了证明知识的有效性，社会科学学者都纷纷提出不同的方法论。行为主义的方法论作为一支难以忽略的重要流派，对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发挥重要影响。行为主义的方法论秉承逻辑实证主义的价值导向，将科学研究的范围紧紧锁定在回答事实问题，而非做出价值判断。因为在逻辑实证主义看来，价值判断隶属于哲学与伦理学的问题范畴。行为主义忠实遵从“价值中立”的方法论导向，试图通过科学的研究方法与研究实践，将价值从行为主义的研究中“祛除”。随着行为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话语权的逐步扩张与盛行，其对于“价值中立”原则更加推崇有加。打着“科学主义”的理性旗帜，行为主义的方法论与价值观曾一时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主导者，成为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学科走向科学化的首要方法论选择。行为主义的发展趋势难以抵挡，而作为主要价值根基的“价值中立”原则也在学者们的不断争论中获得发展与完善。经历长期的理论塑造与自我完善，行为主义的“价值中立”原则也发展成为一种较为完美的系统理论。社会科学研究者，为了实现“价值中立”原则，他们致力于在研究对象、研究过程与研究结论三者之中都贯穿“价值中立”，企图以此来实现价值中立的实证主义科学梦想。在对于研究对象的分析中，“价值中立”原则倡导科学与哲学的分离，科学是要解决事实的问题，而哲学是回答“应然”的问题。

其次，在研究过程中，价值中立原则力求研究者规范地依照科学的研究精神与实践伦理，将个人的情感、价值与主观偏见等统统抛弃，而不让这些主观的感受干扰正常的科学研究;最后，在研究结果中，价值中立原则将事实判断作为科学的终极目标，而将价值判断彻底拒于科学大门之外。行为主义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带来了一场新的革命，其将社会科学看作与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理论，视个人的实证研究与经验观察作为研究的基础，妄图将社会科学的研究从抽象、思辨与形而上的哲学方法论中解脱出来，使其彻底迈入科学的领域。在行为主义鼎盛时期，社会科学学者终于可以摆脱来自自然科学学者的方法论攻击，可以自信坦然地成为科学智库中的重要一员。行为主义的强势发展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革命，公共行政学也不例外。公共行政学既然源自政治学，其发展也必然存有较为浓烈的行为主义政治学因素。行为主义政治学带着政治学研究者的雄心试图实现政治学的“科学化”，行为主义政治学派认为先前的政治学缺乏对于现实的关照，而毫无现实基础的政治学研究则是空洞与思辨的。传统公共行政学在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熏陶之下，再次将价值问题提出来。鉴于公共行政学科的具体情况，公务人员的价值处理也成为早期行政学者探索的关键性议题。不可否认，带有个人偏见与狭隘色彩的价值习惯必然有损于公共组织的合法性基础，而价值中立便成为传统公共行政学者给予公务人员的终极价值评断。

二、从“价值中立”到“价值回归”:当代政治哲学与当代公共管理研究的悄然转型

对于整个十九世纪来说，自然科学的突出成就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了诸多变革，经验理性为基础的行为主义学派占据学术话语的主流，这些都对于传统的政治哲学合法性造成了巨大挑战。“在十九世纪，公共管理的概念与理论都伴随着时间与背景的不同而发展，而其发展的宗旨就是将公共管理学科发展成为一种真正的科学，使其从非科学中摆脱出来。”［3］然而，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并没有促进人类社会比例性的发展，科学家在为人类生活带来便利与安毅的同时，也为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增添了诸多困境。人类社会中的公平与正义问题并没有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而得到长足发展，而由公平与正义等价值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挑战着行为主义研究范式的存在基础。社会科学的研究正在酝酿着一场崭新的转型与革命，当代公共管理学科的也面临新的历史机遇与发展挑战，其研究范式也正在进行着悄然变化。早年沃尔多曾指出，“事实”与“价值”、“是”与“应然”的分离为社会科学家制造了麻烦，“一方面，社会科学家通常都背负着从过去得到的道德信仰的包袱，这些信仰构成了自由民主的观念。另一方面，这些信仰原初的哲学基础依然消失，但没有一种哲学能够得到普遍的接受并成为一种适宜的替代性选择。”［4］

对于公共管理学科的研究价值转型，伊斯顿的《政治科学的新革命》一文功不可没，其在该文中公开质疑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研究价值取向，并对于行为主义的研究范式进行猛烈抨击。他认为政治科学并非政治学家的唯一使命与追求，责任性也同样必不可少，学者们应该在研究方法与研究事实的选取中充分重视“价值”的作用，该文警示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者对于价值的忘却，并致力于再次唤起学者研究的价值回归。此后，建立在逻辑实证主义基础之上的价值中立原则也受到学者们的批判。哈贝马斯甚至把实证主义的错误归结于价值中立，他认为把价值与事实分离，便意味着使抽象的应当与纯粹的存在对立起来。同时，公共管理学界有不同的学者对于以价值中立为基础的韦伯官僚模式也报以怀疑态度，并认为作为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的公务员来说，实现纯粹意义上的事实与价值分离似乎过于天真。而作为当代政治哲学复兴之重要标志的罗尔斯的经典巨著《正义论》则进一步将对行为主义研究范式的批判推向。罗尔斯提出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中，社会的正义应该被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价值诉求。对于正义论的演绎与推论，罗尔斯采取的是一种契约论的理论工具，踏着康德的哲学足迹，其试图构建一种实质性的政治哲学。罗尔斯竭力构建的政治哲学大厦是从根本上来说是对于行为主义政治学范式的批判，其对于社会公正与社会正义的价值追求也有力地激励着现在公共管理学科的范式发展，而结果也着实证明公共管理学科的范式发展也与罗尔斯的政治哲学密切相连。

在传统公共行政学时期，价值中立的制度设计理念与规划带来的是一种效率至上的实践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价值中立的组织价值适应了西方国家工业时期发展的道德与实践要求，并对于促进西方国家工业化的持续发展与实现西方国家长期的经济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对于传统公共行政研究来说，价值中立的原则也具有较为现实的作用，其保证政府管理建立在一种规范化的系统至上，并在制度构架与组织设计之中始终贯穿效率的指导原则，这些都促使建立在韦伯科层官僚体制基础之上的政府体制运行畅通。价值中立作为传统公共行政阶段的一种重要理论遗产在整个传统公共行政时期都深刻地影响着公共行政学者的研究。而罗尔斯《正义论》的问世与传播对于传统公共行政时期的支柱理论基础———价值中立原则产生致命性的冲击，对于价值中立原则所倡导的效率第一原则进行根本性的否定，将政府的代表性、回应性、参与性与社会公正的价值作为公共行政者的首要价值选项。政治哲学复兴时期兴起的新公共行政学，可谓是公共管理发展历程中对“价值回归”呼吁和追求的典范，纵然新公共行政学最终未能成为像新公共管理运动一样成为公共管理发展历史长河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学派，然而新公共行政学以公平与民主作为目的及理论基础，主张政治与行政、事实与价值关联;重视人性和行政伦理研究，倡导民主主义的行政模式以及灵活多样的行政体制研究。例如Frederickson认为，在20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基于种族之上的不公平与不正义现象十分常见。美国政府的行政官员并没有依照宪法的意愿促进社会公民的实现，因此，为了修正这种理论与实践的不足，我将社会公平作为公共行政的第三个支柱，使其成为与经济与效率一样重要的价值。［5］只是由于“新公共行政学”缺乏概念和理论上的连贯性，并未最终生根立足，未能最终立足而取代传统的公共行政学“范式”。

三、“价值”与“价值中立”的联姻:当代公共管理价值理性的研究反思

罗尔斯的巨著《正义论》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带来了政治哲学研究的复兴，使公共管理学者的研究视野重新回归到社会政治价值理性之中，其对于社会正义的阐释也促进西方国家社会契约论的成熟与演进。然而，就如同对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研究态度一样，对于罗尔斯的自由民主理论也从来不缺乏批评的声音，比如以麦金泰尔、桑德尔为代表的社群主义者就对于罗尔斯的自由民主理论进行过猛烈的抨击。对于公共管理的实务者与理论者来说，将公共价值作为审视政府行为的重要准则也已经成为他们的共识，公共价值既作为公共管理学界对于新公共管理的回应，同时也对于我们分析公共部门与公共管理者的行为提出了新的视角。［6］

随着人类社会整体迈入20世纪90年代，公共管理的理论与实践都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治理与善治理论、网络治理理论、政策网络理论、协商民主理论、参与式民主理论、强势民主理论以及公民治理理论等诸多公共管理与民主政治理论流派的兴盛均为现代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气象与血液。这些缤纷多彩的理论丰富了人们对于现代公共管理的认识，并且将这些新的理论运用于国家的公共管理实践之中，产生了极为积极的效果。然而，这些理论范式的发展与引入仅仅对于现存的公共管理理论基石与政府管理实践产生深入影响，对于学者们和政府行政人员创新性地解决现存的政府管理问题同样具有革命性影响。可对于公共管理方法论研究来说，这些新的理论都并没有对于文化、国家与社会关系等问题进行细致透彻的分析。在这些新兴理论范式看来，这些传统的议题已经丧失了其探讨的价值与意义，社会文化等因素仅仅作为研究框架中的单一变量，科学性的理论能够突破社会与文化的局限，达到对于社会现象的正确理解。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对于这些新兴理论的核心观点提出挑战，而且许多国家的现实实践已经证明公共管理的若干实践范式并未产生理想的效果，此时，新的公共管理研究范式呼之欲出。公共管理到底应该追求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范畴?现代公共管理学者都在孜孜不倦地寻求着答案。在公共管理研究范式转变过程中，罗伯特•D•帕特南的研究具有跨时代的意义。帕特南对于民主等问题的回答并不是如同行为主义研究者一样仅仅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与图表分析来解答意大利的民主发展问题，对于帕特南来说，这些看似简单的分析结果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文化价值。［7］如今，帕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逐渐成为一种有价值的分析工具去解释不同国家的民主实践问题，而社会资本理论更为重大的意义则是将公共管理研究范式中的“价值”与“价值中立”进行珠联璧合的完美融合。弗雷德里克森等著名的公共管理学者所倡导的“公共行政精神”更是将公共管理对“价值”的诉求推向了新的，正如弗雷德里克森所言，“理性的假设和社会科学的研究传统，对于创造可靠的、经验的公共行政理论是必不可少的。但单纯来自理性假设和社会科学方法中所产生的理论还不能解释这个领域的重要力量。”［8］公共行政精神的孕育与成长也是公共管理研究范式更为挚爱价值理念与价值理性的深刻体现。

进入21世纪以来，社会科学便致力于实现这样一种理想的目标:建立一种可以复制的、客观的与普遍性的科学，而且可以通过量与数学的方式进行衡量。这些科学性的理念也逐步根植于公共管理的研究之中，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公共管理学者的研究中，他们仍然缺乏一种共识，尤其是对于科学的构成以及公共管理研究的本质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事实上，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类的三种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都经历过周期性的身份危机，不可否认的是，身份危机也同样困扰着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9］公共管理的研究特征与方法特性直接影响公共管理的身份确认。纵观公共管理学科的历史演变，价值与价值中立的分分合合与整个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演变趋势都密切相连。社会科学学科的方法论演变也经历着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的争论，而且量化研究所基于的哲学基础与价值中立颇为相似，作为一个科学研究者，应该在科学研究中避免情感因素的干扰并力求实现研究事实的客观呈现;对于质性研究来说，其对于社会意义的关注与重视也与价值原则的诉求有所联系，两者都将社会意义作为社会现实分析的重要参考。对于社会科学学科方法论的发展来说，价值与价值中立、定性与定量研究也似有融合之势。Brower认为“近十几年来，公共管理学者对于方法论的科学性进行不断的争论，诸多学者都认为定量研究应该作为定性研究的作用，从而取代定性研究。而有的学者却持相反意见”。［10］Omar等人曾对于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进行过分析，他认为:“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区别主要通过数据收集与分析方式而得以区分开来。然而，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在科学调查与目的与范式方面也存在不同，定量研究将社会看做一种客观存在，而定性研究将社会现实看做是一种社会构建。”［11］对于公共管理研究而言，近十年来，学者们对于定量研究方法论的僵化性进行过批判，并提出用定性研究来替代定量研究。［12］然而，学者们虽然对于定性研究的重要性与价值有所认识，并且致力于实现一种公共管理定性研究的振兴，然而，学者们在不断的研究实践中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单一追求定性研究在公共管理学科的普及难以适应现实公共管理实践的发展，因此公共管理学者重新思考定性与定量研究方法论的结合，将定性与定量方法的融合也被学者戏称为一种“联姻”。［13］

如今在公共管理的研究中，更多的学者开始倡导一种“混合型”的研究方法论［14］，试图将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结合起来，在同一项研究中，使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充分结合，并最终实现定性与定量的研究价值。

四、结语与反思:公共管理研究价值融合的继往开来

如何实现公共管理价值融合的持续性的发展是公共管理学者在未来研究中急需解决的一项根本性研究命题，“对于公共管理学者来说，我们需要从发展公共管理学科的范式中走向一种持续性发展的公共管理道路”［15］，“实现公共管理学科的可持续性发展，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才是根本之道。”［16］公共管理学科首先应不断探求新理论、新方法，将理论创新作为自身适应政府管理实践的根本基础;同时，公共管理学科也不断强化其应用性价值，因为在如今的政府治理情形下，僵化、单一与滞后性的政府管理体制已经难以应对复杂与多变的社会发展，公共管理作为一门科学性的学科，在理论发展与实践探索领域，其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发挥重大深远的影响和作用。

从公共管理发展历史银河中诸多理论范式革新与多次声势浩大的政府管理改革实践运动之中，公共管理学科都已经向我们昭示出其强大的学术活力与生命价值。对于任何一门社会科学来说，社会问题的发现与社会问题的解决始终是社会科学学者要面对的主要问题，如何发现与解决社会问题始终是社会科学学者难以回避的现实议题。社会历史的实践发展也充分说明，如果一门科学不能解决社会实际问题，那么它的价值也将大打折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对于社会现象的理解逐步摆脱了哲学的抽象方法论，两者都开始探索适应其发展的方法论。自然科学最终还是走向了实证主义的路线，妄图通过量化的研究做出对于社会现象的理性解读。默顿指出:“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完全可能因为另外一组理由而不愿意考虑社会环境对科学的作用。他们可能担心自己工作的高贵性或完整性会由于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的内在含意而受到损害……”。［17］

由于自然科学在理解社会现象与创造人类物质文明中的巨大作用，使其长期以来霸占科学的名号，并对于社会科学的科学地位不予认同。同源于哲学体系的社会科学为了应对自然科学的强势地位，其首先对于实证性的研究方法论提出质疑，并且抨击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在社会认知与文化发展等方面的不足;在两者的不断争论中，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方法论都在其固有的基础上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对于自然科学学者来说，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与多次技术故障之后，开始着力于反思自然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对于人类社会的伦理价值与社会意义。而对于社会科学学者来说，长期以来被视为脱离实践与缺乏现实关照的无用之学，也开始尝试借用自然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来解析社会现象。作为社科科学中一名新成员，公共管理学科的延续与更新也必将从方法论做起。透过归于科学方法论的归纳与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对于价值与价值中立原则辩论与争吵，我们也能给予较为清醒与客观的认识，价值倡导对于人类社会的关爱与回应，鼓励科学的发展不要放弃人类社会这个基本实体;价值中立钟爱真实、纯粹与客观，致力于将人类社会在一种极度清晰的事实与价值之间实现发展。而价值中立与价值交叉融合才是公共管理研究漫长道路的最终价值追求。

篇2

2005年，公共管理专业成为教育部学科设置中的一级学科。在看到进步和成绩的同时，也必须看到其中的“隐忧”。首要的无疑是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状况。在这一方面，我们认为，目前存在以下值得重视的问题:

1.发展时间较短，知识积累尚嫌不足。如前所述，公共管理学科是上世纪80年代才出现的。虽然威尔逊1887年《行政之研究》一文的发表已经标志着行政学的诞生，但是由于公共管理实践的阶段性特征鲜明，以前的行政学研究范式对当前公共管理实践的指导意义有限，因此，作为适应上世纪80年代以来市场化改革潮流发展的需要而出现的公共管理学科(也可称为公共行政学研究的一种新范式)，却是最近才形成的一门“新兴学科”，难免存在知识积累不足的问题。一些研究者和学习者感到，就90年代以后国内兴起的公共管理学科而言，其包含的知识还不够丰富，重要的理论、学说较少，整个学科没有像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一级学科那样各种理论层出不穷、异彩纷呈、引人入胜的状况。在教学活动中，不同课程往往有重复的内容出现，而有些课程又内容浅显、欠缺学理性，难以引起学习者知识探究的兴趣。换言之，与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发展成熟、积累深厚的一级学科相比，公共管理学科还显得单薄，没有形成由多种理论、学说构成的丰满的知识体系，分支学科尚未孕育出来，学科的基础还不够深厚和稳固。

2.理论更新跟不上实践发展。公共管理学科自兴起以来，形成了公共产品理论、多元治理理论等新理论，对科学界定政府职能，改善政府管理绩效，发挥政府和市场、公民社会的功能，协同解决“公地悲剧”难题发挥了有益的作用。但是，经过十几年的教育和传播，这些理论已经为许多人所熟悉，一些观点、主张也已经为政府或社会所实行，公共管理学科的理论成果似乎正在失去初创时期的新鲜感，实践指导作用和思维启迪作用下降。理论要指导实践，就必须走在实践的前面，这是一般的道理，尤其对公共管理这种与实践结合紧密的学科来说更是如此。然而，与快速变化的社会现实相比，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显得滞后，对社会变化的反应迟缓，理论更新的速度慢于社会变迁的速度，不能不引起该学科专业人员的重视。

3.知识积累不足，学科独立性不强。公共管理学科是在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交叉学科，许多内容都吸收了这些学科的知识，对这些学科的依赖性较大。但是，对于一门新兴学科而言，尽管可以而且应该吸收其它学科的知识，但却必须将其作为“引玉之砖”，展开对自己学科研究对象的多角度、多方法分析，建立起自己的基础理论和知识体系，并形成自我维持、自我发展的机制，否则，学科的独立性必然受到影响。但是，国内公共管理学科目前的发展显然没有做到这一点。比如，在教学过程中，我们感到，虽然该专业的好几门课程都涉及到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主义、交易成本等知识，但只是介绍一些最核心的观点，而如何从这些理论出发，展开对社会公共性、公共事务、公共问题治理的深度分析，建构起属于公共管理学科的基础理论和分析框架，则进展不大，迄今也没有纯粹的公共管理基础理论出现，更不用说不同理论间的争鸣了。当然，有人可能认为，公共管理学或公共行政学从科学管理主义、官僚制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中都获得了改善公共管理学科的启示，分析了这些理论对于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意义，但是，笔者这里想问的是，像政治学中的各种国家理论、民主理论和经济学中的自由竞争理论、国家干预理论那样，纯粹属于公共管理学科的基础性理论有哪些?这些基础性理论揭示了公共事务的什么特性?相互之间有没有激烈的争鸣?公共管理学科又为其它学科提供了哪些可以借用的概念和分析框架?如果不能对这些问题给予肯定的回答，就说明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还不够成熟，对整个社会科学的贡献率还有待提高。

4.理论本土化不足。在公共行政学发展的早期，人们曾经致力于发掘具有普适性的管理规则、规律和组织构造的原则与模式。到了20世纪60、70年代，人们开始对这种研究思路进行了反思。公共管理范式的兴起，本身也是对这种观点的纠偏，因为它同样坚持理性的有限性，反对一成不变的管理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讲，公共管理这门学科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必须适应本土环境，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符合其“注重管理的外部效果而不是内部构造”的自我期待。但不幸的是，目前国内公共管理学科的基本理论、观点都是直接搬用国外的成果，本土化的成分太少，与公共管理学科注重实践的属性相悖。毕竟，中国社会与西方国家有很大差异，公共管理面临的突出问题、可以依赖的资源、解决公共问题的习惯方式、文化传统和社会心理都有所不同。因此，如何建立中国本土的公共管理学科?如何使公共管理学科的普遍理论与中国社会的实际更好地结合?如何增强理论的应用性、针对性?在经过20年左右的学习和引进后，中国的公共管理研究者该思考这样问题了。以上这些问题形成的原因，既和公共管理是一门新兴学科、发展时间较短有关，又和它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交叉学科、视野相对狭窄、研究主题集中且受到时代的较大限制有关，更和国内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落后有关。可以说，主要由于“目前我国公共管理学科的教学与研究仍然比较落后”，才导致了“学科边界模糊，学科视野狭窄，基础不牢，学科知识体系单一，研究方法陈旧单一，知识创新不足，理论研究落后于实践发展，针对性、应用性不强，对国外公共管理领域的新思潮、新流派、新理论和新方法的跟踪研究还不够等方面的问题”［1］，造成了公共管理学科目前这种不能令人满意的局面。另外，指出存在的问题并不代表我们怀疑公共管理学科的价值。实际上，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公共问题越来越多，资源和制度的公共属性日益强烈，甚至以前被认为供给无限的空气、水、外太空领域，现在也有科学管理、合理分配的必要了。因此，可以说现在正是公共管理学科大显身手的时候。具体到国内，社会转型带来的复杂矛盾更对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提出了迫切的要求。从理论角度看，公与私、义与利、个人和社会、权利与权力等自古以来就是人类关注和思考的重要问题，公共管理只不过是这些话题在当代语境下的再现而已。这些问题的恒久性，也决定了研究公共管理的恒久意义。只有加快学科的发展，为社会贡献更多有创见的理论成果，才能赢得公共管理学科应有的地位。

二、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的基本要求与存在的不足

公共管理人才，即具备公共管理的先进理念和公共服务精神，掌握公共管理的知识、方法和能力，从事公共管理职业的人才。公共管理学科的价值和意义，既通过运用本学科知识、提供智力服务、促进公共管理实践表现出来，更通过培养和输送大量受过专业教育的公共管理人才，从根本上提高公共事务的管理水平表现出来。那么，公共管理人才需要具备哪些素质?在人才培养方面，目前又存在哪些问题?

(一)从事公共管理活动的专业人才应该具备的素质

1.具有公共服务的精神和品格。这里的公共服务精神和品格，不同于一般理解的公而忘私、献身集体、自我牺牲等崇高的个人品德，而是指关心公共事务、乐于服务社会、善于与人合作、具有较强参与意识和志愿精神，自主、理性、自信的“公民精神”。在公共管理学科的视野内，崇高的个人品德固然可贵，但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公共事务要真正得到良好的治理，就不能将希望寄托在良好的人性上，而必须基于复杂的人性这一现实，培养普通公民具有“恰当理解的个人主义”意识(托克维尔)。也即:认识到公共的事务、公共的利益不是与己无关的，而是自我利益的一部分。因此，关心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就是在关心自己的事务和自己的利益。具有了这种意识，才知道与他人联合的必要性，自主、理性地参与公共事务的治理，在维护自己权利的同时主动承担作为公民的责任。只有这种“公民精神”在全社会真正扎下根，公共事务的治理从根本上才是可以向往的。对于公共管理学科所培养的人才来说，经过了几年的专业教育，即作为公共事务的专业管理者要为社会服务，必须具有更多的“公民精神”。他们应该更具有服务社会、关心公益、自主自信、善于合作、尊重和勇于维护权利、自觉承担公民责任的品格。具有“让人民变得伟大，而不是只想着为人民做伟大的事情”这种适应公民社会需要的为政理念［2］，实现从传统的依靠士大夫的一己美德与个人智慧治理公共事务向现代社会依靠千百万成熟的公民自我治理公共事务的理念上的转变。

2.掌握公共管理的原则、方法和能力。公共管理与一般的管理行为在管理对象、管理目的、管理原则、管理方法、管理效果等方面都有所不同。它的管理对象具有广泛性(包括人的广泛性和事务的广泛性);管理目的具有多元性(追求公平、民主、效率等多重价值目标);管理原则包括必须服从公共意志、必须依法管理、具有严格的程序、必须接受监督、保障公民的权利等;管理方法包括要发挥政府、非营利组织、企业、社区、公民的作用实行多元治理，引进市场机制实现多种方式供给公共产品，以及管理理论中所讲的其它具体方法;管理效果具有影响的广泛性、效益的间接性、收益的公共性。所有这些特征，决定了公共管理相对于一般的管理行为来讲，过程更加复杂，程序更为严格，更加依赖管理队伍整体的作用，也对公共管理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应该对民主政治下政府的职能、活动方式与原则以及政府权能的有限性有更加清楚的认识，对公共社会有更高的期待，更具有法治观念、程序意识、权利观念，更加自觉地接受社会的监督，更能包容批评意见，更加相信科学决策并掌握其方法。至于其它的组织指挥能力、沟通协调能力、表达动员能力等，更是无需多言。

3.真正了解社会。与其它管理活动相比，公共管理是一种与社会结合最紧密的管理活动。公共管理者要接触社会各个方面的人群，要依靠社会资源、按照社会认可的方式处理社会矛盾和问题，要由社会公众对自己的工作做出最终评判。因此，熟悉民情，了解民意、民愿，认清社会发展的潮流，清楚群众的心理，能够洞察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具有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能力，总之，能够更深刻地理解社会，才能做好公共事务的管理，也即公共管理专业的人才必须更能读懂社会这本大书。

(二)目前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养存在的不足

与这些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应具备的素质相对照，可以看到，当前公共管理专业在人才培养方面存在的不足:

1.公民精神的培养不足。公民精神或公民美德是公共事务能够得到良好治理的根本依靠，这是众多思想家反复阐述过的道理，也被人类历史的发展所证明。道理很简单，社会是政府及其它社会组织赖以存在的土壤。如果社会构造得不好，那么，无论什么形式的政府和多么巧妙的管理都难以产生良好的结果。在中国公民社会加速形成的背景下，公民精神的培养或公民教育是一项全社会都必须高度重视的基础工程。作为专业研究公共事务治理问题的公共管理学科，更要把公民精神的培养作为学生素质养成的基本任务，切实做好，否则，我们培养的学生将会从一开始就是不合格的“半成品”。但是，据我们了解，在现有的公共管理人才培养过程中，公民精神的教育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只是在有限的几门课程中，涉及到公民教育的内容，但也只占很小的比例。而其它课程，都是将专业知识的传授作为重点，甚至是唯一的目标，很少将公民精神渗透在其中。诚如罗尔斯所说，“政治哲学的永恒主题是公民社会”［3］。公共管理教育如果不能为使社会———而不单是政府———变得更加优良做出自己的贡献，那么，可以说就是它最大的失误。但是现在，我们的许多学生，甚至一些老师，对于公民精神都不甚了了，这不能不说是严重的问题。

2.实践锻炼的机会不足。公共管理学科的实践性很强，本身就是为了应对政府或公共事务管理过程中的问题而产生的应用性学科。因此，对于公共管理专业的学生来说，接触公共管理的实践，接受实际的公共管理训练，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可是，在目前的公共管理人才培养过程中，学生缺乏实践锻炼机会的现象比较普遍。(1)学校与政府及其它公共部门的“距离远”，学生难以真正参与到这些单位的工作过程中去。即使在这些单位实习，也只能从事一些最简单、最基本的工作，如接听电话、打字、收发文件等，了解不到真正重要的工作内容。(2)教学活动中实践课程少，理论灌输占了太大的比例。最多是请政府部门的领导来做报告或到这些单位去参观，了解到的仍然是比较肤浅、表面的情况。(3)非常重要的毕业实习环节在一些学校有形式化、走过场的现象。(4)案例教学的开展情况不佳。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除了学校、教师的责任以外，现有的职称评审制度中对教学的轻忽、大学生的就业压力、浮躁的社会风气等也是重要因素。此外，公共管理总是包括人、资源、问题、环境等要素在内的真实过程，就像其它社会科学一样，不可能人为制造一个场景，让学生亲身进行“管理”。但是，尽管有以上原因，却不能成为学生实践机会不足的借口。相反，正因如此，我们才要克服困难，尽可能为学生接受实践锻炼创造条件。

3.专业著作的阅读不足。每一门社会科学都有大量必须阅读的专业著作。这些著作大体包括两类，一类是各门社会科学的治学者都有必要阅读专业的经典著作，另一类是在本学科具有重要地位的专业学术著作。经典著作是人类社会历经千百年大浪淘沙留存下来的具有重要思想启发价值，甚至影响了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著作，是人类思想宝库中的“精华”。研读这些作品，无论对于哪个学科，都具有启发思维、启迪心灵、加深对社会和人性的认识，从中寻找精神和智力资源解决特定领域里问题的作用。专业学术著作是在专业领域具有重要地位和较高声誉，在研究范式、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等方面有重要创新，从而对一门学科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的著作。研读这些著作，能够深化对专业问题的认识，获得教科书所不具备的教益，对于专业学习和专业研究有重要作用。大学生活期间，大学生的心智已完全成熟，又没有家庭的压力和拖累，专门用四年甚至更长时间进行专业学习，如果不阅读大量经典著作、学术专著以及论文，对问题的认识程度势必只停留在教科书的层次，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损失［4］。但是，据我们了解，目前，公共管理学科的学生，一方面与其它专业的学生一样，花费大量时间用于背诵英语单词、考托福、考GRE，考各种资格证书。另一方面满足于教材知识的掌握，临考试前突击背诵老师的课堂笔记，以应付考试，或者满足于短平快的“快餐类”期刊杂志，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4.接触社会的机会不足。社会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大书。要成为真正合格的公共管理人才，就必须经常、深入地接触社会。随着高校扩招、大学生自主择业以及互联网的发展，应该说，现在的大学生已经不像改革开放初期的大学生那样，完全将自己的大学生活局限在校园内了。他们与社会交往的途径更多、主动性更强。但是，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来说，接触社会应该有一定的目的性，即带着发现问题的眼光、研究问题的头脑，有准备地去接触社会，而这样想法的人就不多了。繁重的考研、考证压力，浮躁的社会风气，重理论轻实践的教学方式，本科教育由专业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变带来的专业与职业之间的脱离趋向，甚至学校对学生人身安全的考虑，所有这些，都限制了学生从专业角度真正接触社会。

三、结语

篇3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教育体制的变革以及大学生思想观念的转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难题和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新的工作思路应运而生，将公共管理学的原理应用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二者相互交融，共同服务于大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中。新方法的开辟，对于认清当前教育工作面临的难题和挑战，找出问题的根源，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重大意义。

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

随着时代的发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环境产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大学生自身的思想观念也出现了新的特点，总结出目前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现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市场经济使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难度加大，市场经济重视物质利益，加剧了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难以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2.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被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所迷惑，对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产生动摇。

3.高校教育队伍的素质有待加强，大学生思想教育队伍的素质高低，直接决定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好坏。

4.认识不到位，大多数把重点放在教学规模、设备更新等方面，而忽视了思想教育工作。

5.大学生思想观念、学习生活方式、价值取向等都发生了变化，他们思想更加开放，精神文化复杂多样，观念不断更新。大学生就业困难依然突出，普遍感到前途渺茫，导致学习积极性不高，思想产生懈怠。

总之，这方面的因素有很多，如何深入研究，切实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具有重大的意义。

二、公共管理理念下存在的问题分析

1.教育管理理念落后

目前，我国高校教育模式是一种“命令式的教育”，通过榜样、训练、惩罚等方法，强化灌输效果。在这种模式下，采用“保姆式”的管理，教育工作者不仅要了解学生的思想、学习的状况，还要掌握了解这种状态的背景因素，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监督学生的发展。这种模式忽视了学生的主动性，使思想教育工作陷入单方面的僵局。当代大学生面临的是开放的世界，信息量急剧扩大，接触的事物广泛，视野开阔，他们的思想更加自由，对于社会意识形态有自己的看法和理解。当前的教育模式满足不了广大学生的需要，所以，尽早转变教育观念，确立思想教育新模式是当务之急。

2.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专业化水平较低

高等教育的普及，使在校大学生的人数在急剧膨胀，使得优秀的教育工作者严重缺乏。大多数的教师缺乏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视，职业化、专业化程度很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方法和经验严重不足，从而使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效果不明显。根据这个要求广大教育工作者们按照德育的规律和学生的特点，掌握科学的方法和理论，将与学生利益相关的需求结合起来，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提高思想道德水平，努力做好造就人、培养人的本职工作。因此，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的建设，使之成为一支以专职为主、素质高、功能互补、业务精湛、信念坚定的队伍，使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更加专业化、职业化。

三、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公共管理理念下的对策分析

新阶段，国家相关部门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高度重视，先后召开了几次教育工作会议，总结了以往的经验和不足，并结合实际探索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途径，在各学科相互交融的背景下探索新模式、树立新观念、形成新机制，从而使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进入良性发展，主要概括有以下几点：

1.结合系统理论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观念

系统理论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科学和艺术并为管理决策服务，系统理论被广泛的应用于生物、和系统工程、经济和公共领域的研究。因此，借鉴系统性原理树立系统观念，将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大系统，各部门相互协作形成完整的体系。构建服务、教学与管理相结合的全方位的德育体系，要建立各级管理人员为骨干、广大教师共同参与的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工作体系。加强社会实践、诚信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合格人才，这也是加强思想道德教育的目的。

2.结合人力资源管理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现代公共管理活动的基本原则是以人为本，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和作用，进而围绕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动性进行管理活动。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是人，这一工作的目的就是提高人的认识和觉悟能力。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突出学生的主体意识和个性发展，师生互动、明主和谐、教学相长的教育环境，引导学生确立远大的理想，坚定信念，让学生自己管自己提高教育工作的针对性。

3.完善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的激励机制

激励是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对人的行为有重要的引导作用能够激发人的潜力使其产生一股动力向着目标迈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通过实行物质和精神这两种激励机制提高当前的工作水平，把大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队伍建设成一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奉献、特别能战斗的队伍，防止因为个别人的问题而挫伤了大多数人的积极性。不断提高他们的业务素质、政治素质和工作热情，最大程度激发他们的创造性和积极性，让他们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感到有作为、有奔头、有干劲，从而提升这支退伍的战斗力和凝聚力。

篇4

[关键词]企业 生态经济管理 政策系统 可持续发展

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生态环境问题变得日益重要,不论是历史沿袭百年的传统经济还是近几年崭露头角的新经济,都无法回避企业经营中所面临的环境挑战。面对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带来的种种弊端和矛盾,尤其是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问题,人们提出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新经济发展模式――生态经济模式。

在生态经济的视野下,如何将生态经济管理从限制企业发展的因素转化为融入整个企业发展系统中的积极因素,在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中设计一个新的政策管理系统,并为企业创造出竞争优势、增加企业价值成为企业一直努力实现的目标。

一、推动企业生态经济管理的政策系统研究的重要性

就我国发展现状而言,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生态经济的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大多数企业也仍处于高消耗、高污染的生产方式和纯经济型管理方式之下,还未实现自身的生态化转变,这就造成我国在生态竞争力方面明显落后于发达国家。

在这种形势下,企业生产方式正在由“资源―产品―污染排放”的传统模式向“注重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生态经济模式转变,这也是随着工业的发展,全球性资源短缺和生态蜕变,环境自身净化能力的削弱的严峻形势下的必然选择。

基于此,节能环保、可持续发展体制必然使企业实施生态管理,现代企业经营目标是在生态经济约束下的企业经营方式,这样才能满足各方利益要求,促进现代企业制度建立,有利于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因此,企业只有寻找到有效实现“生态管理经济”的路径,积极探索推动企业实施生态管理、实现生态转型的有效途径,才能将企业真正建成生态型企业,促进生态经济的深入发展。这样不仅对现阶段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企业自身的长远发展也有着深远的实践意义。

二、推动企业生态经济管理的政策系统建设的措施

(一)有效地运用政策法规,完善和创新经济手段

市场经济条件下,灵活多样的经济手段将对企业推行生态管理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产生显著的激励效果。为此,需加强生态环境资源的市场化建设,依靠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来调节、引导企业行为;需加快税收体制的改革,向环保倾斜,引入环境友好税种,加大资源使用和污染的税收负担;需适度增加环保投资,促进金融绿化,扩大对企业生态管理的信贷支持力度,帮助企业克服生态管理上的资金障碍,进行经济手段的创新,为环境管理实践提供新思路、新方法。

(二)组建生态经济管理组织,健全政策管理制度

企业生态经济管理的实施离不开有效的政策组织和制度保障。通过有效的政策组织和制度保障,生态经济管理理念才能得到贯彻和落实。

(1) 组建生态经济管理组织。目前在管理体制上,可以成立企业生态经济管理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由它决定和解决企业的生态生产、生态设计、生态销售等重大问题;实行企业内部分级管理,整合企业各个职能部门的力量,层层抓好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共同做好企业的生态经济管理工作;建立企业各级专职环保职能部门。

(2) 建立生态评价制度。生态指标是一个包含减少能源消耗类指标、控制污染类指标、环境改善投入类指标在内的指标体系,它是企业行为的指挥棒,它引导着企业的行为。因此,企业应该积极构建生态评价指标体系,以监督企业的生态经济管理行为。

(三)推动企业生态管理,促进循环经济深入发展

由于生态环境问题的外部性,企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一般不会主动实施生态管理,这就必须要有一个主体来代表社会充当生态环境这种特殊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并通过一系列强制性措施和激励手段,来弥补“市场失灵”、约束企业行为,并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推进循环经济的发展,显然,这个主体只能由国家政府来承担。

通过政府的参与和调控,建立起一种新的制度框架,把生态环境纳入政府的公共管理范畴,形成鼓励资源再生和循环利用的政策体系、制度体系和社会机制,创造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新的环境管理机制,使发展循环经济的外部效益内部化。外部环境的这种变迁必然会对企业形成一种新的约束或激励,企业可将这些变化内化到自己的内部,进而引导企业生产经营行为的生态化转变,推动企业追求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管理新模式。

发展生态经济是我国未来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佳模式。企业的竞争,是技术的竞争,是提高资源与能源效率的竞争。生态经济要求企业有效地运用政策法规,完善和创新经济手段、组建生态经济管理组织,健全政策管理制度、推动企业生态管理,促进循环经济深入发展,推动企业向生态经济经营转变,向内涵发展转变。

因此,新时期我国的企业要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更加注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高节能环保水平、加快形成可持续发展体制。用生态经济观念来规范企业管理方式,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从而实现企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企业自身的长远发展。

参考文献:

[1]陈浩.生态企业与企业生态化机制的建立[J].管理世界,2008.

[2]赵绘宇.论技术创新生态化的法律制度安排[J].当代法学,2009.

[3]汤谷良.战略平衡管理工具的比较与提升[A].当代管理发展,2007.

篇5

【关键词】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意义

一、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概述

首先要了解什么是公共服务。“公共服务”的概念非常重要，但是学术界对如何界定“公共服务”的概念存在争论，没有形成一致的定论。“公共服务”这一概念据李军鹏教授的考证最早是由法国的莱昂・狄骥提出来的：任何因其与社会团结的实现与促进不可分割，而必须由政府来加以规范和控制的活动，就是一项公共服务。在我国，公共服务的特点政府运用其管理公共事务所具备的各项职能向社会大众提供服务，使得人们的某种直接需要得到满足，例如人们的衣食住行等，公共服务的良好建设就意味着对公众某种需求的满足。通常认为，现代社会中的公共服务，是指政府运用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向公民（及其被监管的未成年子女等）所提供的各项服务。公共服务包括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无形产品，也包括基础设施、道路交通等有形产品。

针对什么是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许多国家普遍认为是公共服务合同外包，即政府通过与营利或非营利组织签订承包合同的形式来提供公共服务。国内学界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相关表述很多，但基本观点相同。大多认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政府出资，把市场管理手段、方法、技术等引入公共服务中，让营利或非营利组织参与公共服务的提供，通过购买的方式间接地向公众提供公共服务。王浦劬和萨拉蒙认为，所谓“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是指政府将原来直接提供的公共服务事项，通过直接拨款或公开招标方式，交给有资质的社会服务机构来完成，最后根据择定者或者中标者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来支付服务费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可以说是一种“政府承担、定向委托、合同管理、评估兑现”的新型的公共服务提供方式。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制度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新模式，它并没有改变公共服务的性质和目标，只是改变了公共服务的提供方式。这种公共服务提供模式有别于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其实质上是公共服务供给的契约化管理模式。

二、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意义

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政治制度与社会环境，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政策可以被不同国家所接受，并在国外实践中取得了一定成效，产生重要影响，那么，我国政府积极推进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有何重大意义呢？大量实践表明，通过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对政治、经济、社会等层面都有着深远的影响，也对建设生态型政府、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有着深层次的意义。

（一）优化政府职能，强化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政府改革和职能转变的关键之一，就是政府要从“事无巨细全方位包办”的全能型政府转变为主要提供最核心、最优势公共服务的有限型政府。政府职能转变的核心是强化政府的服务职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举措则是优化其服务职能的有效方式。一方面，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在公共服务的生产环节引入竞争机制和合作机制，即政府将其所承担的某些公共服务的职能进行委托、分解和转移，将政府从这些公共服务的生产环节中分离出来，政府退出后将其交由社会组织、机构和企业等进行生产，这样既可以避免直接生产过程所带来的弊端，又转变了过去的单一的行政方式。另一方面，政府向社会购买公共服务，也就构建了一种公共服务机制，提供公共服务的运行机制，随之转变为政府、社会和市场三者有机结合的机制，这一机制以市场为纽带，联系了政府与社会组织。政府与社会应当形成良性互动的关系，并在二者之间建立起公共事务管理的责任分担和利益共享机制，以有效地满足公众的需要。十明确提出，要深入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和政社分开，积极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实现政府职能转变的关键之举。

政府、社会和市场三力合一，有利于实现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的和谐共生。只有把政府能力、社会动力、市场活力都激发出来，才能顺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总理力积极推进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有利于改善政府施政、更新观念、提升能力。社会组织通过竞争获取公共服务的生产权，市场机制的竞争性、激励性和约束性，使得政府和社会组织都具有较强的内生力和灵活性，政府职能的转变与优化能够最大限度发掘自身、社会和市场的优势与潜能，合理配置公共资源。而且，通过这种模式购买公共服务的过程是透明的和公平公正的，也说明这是有利于优化政府职能的方式。

同时，这些成果都是实现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基本需求。服务型政府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高效、精简，为公民提供更多、更优质和更为满意的公共服务的政府，这一方法正好符合这一理念和目标，则会顺理成章的强化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不断发展和完善我国生态型、服务型政府的蓝图。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能够将政府和社会力量的各自优势相结合，既能够将竞争引入公共服务的供给活动，又能够预防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市场失灵问题，保证社会长远利益和公众的整体利益。因此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对于政府职能的优化和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理论价值。

（二）低成本高收益，推进社会建设

政府财政赤字的压力是政府经常面临的问题，其解决方法可以通过增加收入和压缩成本。但是要在短期内增加收入并不容易，也缺少降低成本的内在动力，由此，压缩成本、减少开支往往成为政府缓解财政压力的首选。我国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对现在仍有着一定的影响，政府对公共服务的成本投入大，然而产出效率却不高。总理以经济为推手，凝聚社会力量，吸收有资质的社会力量来解决此问题，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能降低政府的财政成本，节约公共财政支出，增加社会收益。

政府自削资源，自我革新，节约财政资金和降低行政成本，引进的竞争机制也相对提高了政府的透明度，将有效抑制腐败。总理主动打开闸门向社会释放资源，推进购买公共服务，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推动力；也是考虑民生福祉，吸纳更多就业的良好政策。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对于扶持民族产业、扶助弱势群体、保护小微企业方面也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及其产生的这些积极效应，对于政府部门和行政管理运行，也产生了相应的示范作用。2013年8月9日根据当前中央推行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政策，贵州省中小企业局正式启动贵州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网络建设工作，以更好服务群众。实践中，实施购买公共服务的地方政府，其责任意识、服务意识和公民需求导向意识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强化。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是推动政府改革的表现，对推进社会建设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对当下的中国完善社会治理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三）提高公共服务效率，提升公共服务质量

目前，我国的大部分公共服务是由政府自己立项，自己实施，自己评价，而社会需求既繁且多，不同地域的民众又各有所需。由于其在一些公共服务领域缺乏专业的人才和技能，并不具备技术上或是专业上的优势，决定了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都较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可以在这方面弥补其不足。

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改善民生，本来就是众人之事，聚集社会力量是理所应当的。一方面，社会力量来自于社会，根植于社会，具有灵活性、迅速性和专业性等特点，也就能提供公共服务所需要专业技能和人力资源。政府生产的公共服务没有招标和竞争，没有社会创造性参与，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在市场和社会机制的运作下，社会力量能够根据自身的资源和政府提供的资金自由灵活操作。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实质是在公共服务的生产过程中引入竞争机制，让社会参与到公共服务的供给，利用专业的人才、技术和管理方法为公众提供低成本、高质量、高效率的专业化的公共服务，实现公共资源的最大价值。理性经济人则会发挥他们最大的潜能，生产效率会在市场竞争机制下得到大幅度提高，最大的发挥社会力量的比较优势，使公共资源的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

另一方面，政府存在的合法性和价值表现的一方面是通过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来实现的。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专业的社会组织运营管理能够充分利用资金和资源有效地针对居民需求提供人性化的、个性化的以及多样化的服务，公共服务的质量也因此得到提升。例如，南京市鼓楼区辖区内15家农贸市场的卫生保洁“脏、乱、差”的问题一直没能够妥善予以解决。2008年政府通过招标，选择了信誉好能力强的物业公司，彻底解决了之前存在的问题，如今农贸市场门前及周边的卫生环境焕然一新，群众对环境卫生现状都赞不绝口。

由此可见，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确实能够有效的解决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效率低、公共服务质量差的弊端；解决了基层公共服务缺乏人力资源和技术专业的实际问题，通过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提高了公共服务的效率，迅速、灵活和专业的提供公共服务这是传统公共服务提供模式所办不到的。这就是通过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带来的低成本、高收益的双赢，可见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意义，也充分体现了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的必要性。

（四）拓展社会力量的发展空间，加强政府与社会的合作伙伴关系

总理主张厘清和理顺政府与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市场能办的，多放给市场。社会可以做好的，就交给社会。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适应时代的产物。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对探索新型政社关系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政府将一些属于自身承担的公共服务职能，转移给社会，让社会力量有更多自由发展的空间，也拓展了社会与政府合作交流的渠道，让社会力量充分参与事物的管理，增加了社会自主性和决策性，最大限度的发挥社会优势。

政府财力有限，但民力无穷，政府要重视合作、伙伴和协商关系，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则加强了彼此的协作互助。政府应协调与社会力量的交流与发展不和谐的因素，以此解决市场失灵问题。政府与社会力量之间并非是争夺经济活动控制权的对手，政府的作用不是为了替代，而是合作伙伴关系。由于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的能力有限，就决定了社会公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仅依靠政府单方供给是难以得到满足的。通过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刺激了社会组织、机构和企业的能力、拓展了其发展的空间，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推行将会引进更有实力和更有潜力的社会力量来完成满足社会公众对公共服务需求的任务。有更多的社会组织来参与，同时政府购买又给这些社会组织、机构和企业等以更好的发展机会，推行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会为社会力量的发展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契机，在实践中到处都有社会组织活跃的身影，社会力量必定会在社会性、公益性和服务性的社会职能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应该说，要让社会力量成为社会建设的参与者、持份者。政府通过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有效地推动了社会力量的发展壮大。这些社会力量在提供民生服务、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已经或将发挥独到的作用。新时势下，政府因势利导，推行购买公共服务，发展社会力量，加强双方的良好互助关系。经验表明，多中心供给比政府单干更能满足社会公共需求、更加富有效率，所以说，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可以促进社会力量的发展，让政府与社会的协作关系更加和谐、默契。

（五）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达到社会和谐与持续发展。

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缩小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以及地区间不均衡发展的重要途径，但我国基本公共服务的非均等化问题比较突出。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不失为向广大农村地区和乡镇地区提供基本公共服务，逐步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衡化的探索性途径之一。无论是经济发达地区还是经济欠发达地区，都离不开通过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手段来实现均等化提供。通过竞争购买，调动社会一切积极因素，优化资源配置，达到社会各方利益协调，逐步实现社会公平。差距缩小，矛盾也就减少，有助于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对和谐社会的构建以及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起着十分必要的作用。

三、结语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改革过程，不是一个轻松的过程，这要在条件成熟的基础上稳步、逐步推进。学者们通过对西方和中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实践的探讨，得出我国少数地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取得了良好效果，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还存在许多问题，政府向企业所购买的数量和规模远远超过了向民间组织购买服务的数量和规模。总体而言，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仍处于初始阶段，社会各界的认识普遍不足，市场发育不完善。因此更要大力推进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只有解决这些问题，在各环节做好细致准备，购买公共服务的才能大规模的实施。要进一步积极推广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需要不断的总结西方和我国成功的购买实践经验，建立法律、监管和竞争性招标等框架，并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完善，深入探讨研究。

对此，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仅仅是将公共服务的提供方式社会化，并没有将政府应该承担的责任社会化。政府只是不再作为公共服务的惟一提供者，而是更加注重与社会的合作，提供质量可靠、覆盖广泛的公共服务依旧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职责。但首次了解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政策的深层次意义，对我们以后开展的工作有重大帮助。指出当前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所面临的问题，归纳出实践经验，并提出建设性意见，将对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发展具有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 王浦劬，[美]萨拉蒙.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研究：中国与全球经验分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 郑晓燕.中国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多元发展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3] 安健飞.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法律规制[D].辽宁：东北财经大学，2012.

[4] 王春婷.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绩效与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D].湖北：华中师范大学，2012.

[5] 王亚凤.我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模式研究[D].河南：郑州大学，2012.

[6] 苏明，贾西津，孙洁，韩俊魁.中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研究[J].当财政研究，2012（1）.

[7] 潘兴子.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研究[D].辽宁：东北财经大学，2011.

篇6

【关键词】大数据 互联网 社会研究方法 社会治理模式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互联网革命引发的社会研究方法革命和社会治理思维变革

社会解释与社会治理实践是社会治理的两个密不可分的重要方面。正确的社会解释是有效社会治理的必要条件和理论基础，而社会治理则是社会解释所产生的现实成果。社会解释的任务需要通过社会研究来完成，它的使命是发现和认识社会运行的本质与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以往社会治理的经验与教训，为当下的社会治理提供有效的理论指导与最佳的方法及路径选择。

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与对自然界和物质世界的研究相比，我们人类对自身行为与社会运行规律的研究，总体上说还处于比较低的水平。这是因为，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的巨型系统，它比世界上任何其他系统都更加复杂和迷离，其规律也难以完全为社会所知晓和掌握。

同时，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它受到一定社会主导性思维方式和科学技术水平的影响。从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再到当代的所谓信息社会或大数据社会，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不断更新和发展，研究范式不断更新，研究技术手段不断进步。但是，我们不难发现，大数据时代与以往最大区别在于，人类社会被计算机和互联网纳入到了一个具有无限空间和行为可能性的体系之中，任何人离开这个体系都将无法生存。处于这个体系中的人与组织，最重要的生存和发展技能是信息处理能力。对此，人类社会已经形成了高度一致的共识，这就是“社会的信息处理范式”（information processing paradigm of society）。在已经形成“信息处理社会范式”的大数据时代，社会科学研究最有效、最符合时代要求的范式只能是“社会科学的计算范式”（computational paradigm of social science）。于是，计算社会科学（computional socail science）与计算社会学（computional sociology）应运而生。

2014年8月，美国社会学界举办了“新计算社会学研讨会（New computational sociology conference）”，与会者来自哈佛、MIT、斯坦福等名校。这次学术会议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跨学科的学术研讨，既有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的专家，也有来自计算机科学、生命科学、信息科学等学科的学者，谷歌（Google）和脸书（Facebook）的技术专家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新计算社会学”在社会学研究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进行了全面创新，除了大数据的获取与分析之外，还在质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融合、互联网社会实验、计算机社会模拟、新型社会计算工具的研发等方面展开探索。

“新计算社会学”试图创造性地运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所提供的新方法、新技术、新工具，克服既有社会学研究的局限，以达到对人类行为与社会运行规律的真实认知与科学解释。

大数据带来的不仅仅是研究方法的革命，更是对社会治理思维的冲击，就如我们不能把数学仅仅看成一个计算工具，而应认识到它是一种思维方式―通过把握事物的量的关系来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联系；同样，我们不能仅仅把互联网和大数据看作是一个新工具，仅仅是对传统研究方法和测量方法的突破，而更应该意识到它将带给我们的是一种新的思维方法。

让数据成为知识

尽管互联网与大数据的作用如此之大，但使其真正发挥效力却绝非易事。大数据真正“落地”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数据准备；二是“硬实力”，即计算能力强大的服务器集群；三是“软实力”，即先进、高效的大数据处理技术。

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已经生成了海量数据，并且还在加速增长之中，数据准备已经不是问题。我国政府正积极推动云计算平台的建设，许多企业正在就此展开战略布局，云计算技术可以充分调动互联网上的计算机资源，使普通用户能够以相对低廉的价格获得强大的计算能力，对于用户来说，分析、处理大数据的计算机资源已经初步具备，并且将越来越强大和完善，就目前情况而言，硬件资源的能力也已经不是问题。

大数据运用的短板是“软实力”，我们首先遇到的难题是数据的挖掘（Data mining）。互联网上生成的大数据是“自然数据”，它不会按照研究者的意愿而有序、有条理、有逻辑地排列。它是海量的、模糊的、随机的、有噪声的。要运用大数据，必须先使数据成为知识，否则这些数据就与一堆垃圾无异；对海量数据的处理自然不是人能够完成的，必须借助计算机高速、强大的运算能力，也就是借助于计算机数据挖掘。

数据挖掘是通过分析，从海量数据中寻找其规律，设计适合的计算机算法，从而自动搜索隐藏于其中的有价值的、潜在有用的信息和知识的过程，是数据库知识发现（Knowledge-Discovery in Databases）中的一个步骤。在大数据时代，数据挖掘是最关键的工作。

由于问题不同，所需数据也就不同，而不同的数据有不同的种类和结构，必须根据具体的情况来设计计算机算法。例如：互联网舆情挖掘，以微博、博客、论坛等为挖掘对象，主要是通过文本分析、自然语言理解等技术来搜集、分析数据；而在电子商务中，则以电商交易平台中的浏览、交易等行为踪迹为主要挖掘对象。前者是对某一政策的社会反应进行调查，后者是对人们的购物行为进行分析。

当前数据挖掘应用主要集中在电信、零售、银行、电力、医药等方面，虽然看似广泛，但实际上还远远没有普及。在社会研究和治理方面，需要挖掘的大多数都是非结构性数据，其难度很大，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一直在大力开发这类挖掘工具，我国的这项工作起步不久，亟待深入和提高。

政府机构、一般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用户大多不具备从大数据中发现知识的专业技能，要使大数据真正服务于社会，这是必须解决的难题。我们对此必须高度重视，否则很可能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各种数据已经可以有偿或无偿地获取，大大小小的云计算平台已经星罗棋布，但是用户却不知道如何利用这些条件获取自己想要的东西。目前的情况是：数据量在高速增长之中，云计算平台正在紧锣密鼓地建设，而另外一个条件的准备却行动缓慢，即将成为发展的瓶颈。三者的发展已经不平衡，很可能造成资源的闲置和浪费。

互联网对社会生态的改变和对社会治理模式的冲击

互联网使信息的传递彻底突破了空间限制，不仅传播信息的速度快，并且可传播信息量越来越大，传递的成本还越来越低廉，此外，互联网的信息传播模式越来越表现出实时互动性的优势：传统的公众信息传播媒体（如报纸、广播、电视等）很多是单向的，只能是一方向另一方传递信息，另一方被动接受，而互联网具有信息交互性。

由于互联网的这些特点和优势，它正在改变社会生态，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人类社会从信息匮乏转变为信息爆炸；二是信息垄断正在被打破，互联网的存在使人为的信息封闭越来越困难，甚至在很多情况下成为不可能，三是人类社会的整体性正在加强，互联网把世界连成了一体，对任何一个局部来说，它与整体和其他局部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已经无法排除其他局部对自身的影响；四是“蚁聚效应”，互联网使普通人获得了更多的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个人力量因“网民聚合”而增强。以往，单个普通人的言论和行为对社会的影响一般是微不足道的，现在却可能通过“网民聚合”发挥出过去不敢想象的力量；五是“蝶翅效应”，在互联网上，一件局部的微不足道的小事可能成为公众事件，一则利用公众心理精心编造的谣言可能引发一轮汹涌的舆情；六是“众筹效应”，通过互联网，政府、社会组织甚至一个普通人都可能调动社会力量，获得社会的某种支持和帮助。

互联网对社会生态的改变，在很多方面给我们带来了发展的机遇。在政治领域，互联网和大数据正在改变传统的政治生态，“网络政治”已经显出雏形；互联网带来了公众监督力的提升，这对社会治理有不可低估的积极意义，公众监督能力如果得到充分发挥，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分担政府自身监督的任务，克服自身监督的不足之处。同时，大数据可以使政府变得更有智慧，通过数据的分析，能够使政府有一双“慧眼”，准确地认识社会问题；利用互联网这一高速信息传播平台，可以使公共管理信息的、传播更为及时、高效；互联网的交互性也使政府能够快速获悉民众对政策的反应，民意、民情调查的准确性可以大大提高。政府利用互联网的“众筹效应”，可以集思广益，择善而从。

在经济领域，互联网和大数据已经成为一种强大的经济资源，并且催生出新的经济形态。从经济学的观点看：降低交易成本的行为将提升竞争力，亦即高交易成本的营销模式将被低交易成本的营销模式所取代，在过去的10年中，电子商务的出现和发展印证了这一原理。互联网和大数据帮助企业更为科学、更为高效的分析市场、汇集资源、制定计划，改变原有的营销模式，其中尤为受到企业的重视的是预测市场需求和降低交易成本。

在教育领域，人们对“云课堂”已经不再陌生，“云上课题”更为充分地发挥了有限的教育资源的作用，并使适配式教育成为可能。

在医疗领域，从疾病预防、疫情监测到药品管理、医务监督，从医疗专家系统到线上预诊服务，互联网和大数据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并且其应用面还在持续扩大。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不仅帮助我们降低医疗成本，提高医疗效率；并且还有望在治理医疗腐败、缓解医患纠纷这些棘手而又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大有作为。

当然，任何新生事物的到来，在带给人类美好的馈赠的同时，也会不同程度地带来麻烦。互联网和大数据一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以前不可能具有的条件和能力，另一方面也给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问题。传统的社会治理思维已经难以适应互联网带来的迅速而剧烈的变化，因此必须在很多方面及时作出调整。当前最迫在眉睫的主要有数据安全问题和网络污染问题。

一是数据安全。与互联网和大数据如影随形而至的是数据安全问题，一些数据（个人隐私数据、关系国家安全的数据等）如果被恶意利用，将会对社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危害，严重的甚至会危及国家安全，这是必须予以高度重视的问题。涂子沛在《大数据》一书中曾提及美国警察滥用个人隐私数据的真实事例：

密歇根州的一些警察，利用警务数据库“猎艳”：他们在街上邂逅漂亮的女性之后，就跟踪她们，记下她们的车牌号码，然后通过查询数据库，获得该女性的住址等个人信息，再人为制造进一步接触的机会。此外，还有警察利用数据库查询政治对手和上司的信息，对相关人员实施威胁。在2001年前后的5年间，涉嫌滥用警务数据库的警察共有90名之多。特拉华州还有政府官员将公民的个人信息泄露、出卖给赌博公司，帮助他们追债、开发新的顾客。

1995年，欧盟颁布《关于涉及个人数据处理的个人保护以及此类数据自由流动的指令》，2014年，欧洲法院裁定普通用户的个人隐私拥有“被遗忘权”，要求谷歌公司按照当事人的要求删除涉及个人隐私的数据。

据刚刚出现的数据交易业称，我国数据的获取在一定程度上还处于“法无禁止皆可为”的状态。虽然这有助于推动互联网和大数据的发展，但其中潜藏着巨大的隐患。我们应该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对数据获取和使用的权限应进行全面深入地研究，制定、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尽早将数据获取和使用纳入正常、良性的运行轨道。

数据安全不仅关系到个人隐私、企业商业机密，还可能直接影响国家安全。一些看似寻常的数据，如果由专业人员进行汇集分析，可以获得一些极为重要的情报。因此，一些公司的“过度追踪行为”引起了各界高度关注。

2014年，我国成立“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这表明我国政府深刻意识到互联网发展对国家、安全、发展利益提出的挑战，深刻意识到数据安全对于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已经把数据安全提升至了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

二是网络污染。由于互联网强大的传播能力，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信息污染，大量虚假信息泛滥成灾，治理、控制网络污染成为信息管理的新难题。

互联网上的言论是复杂多样的，既有民意的期盼，也有不负责任的流言；既有真知灼见，也有无稽之谈；既有对现实问题理性冷静的思考，也有非理性的情绪发泄。这些言论会不同程度地对公众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此外，某些境外势力把互联网作为谋求其文化霸权的工具，有组织、有策划地“引导舆论”，欺骗公众，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试图破坏我国的社会稳定。因此，互联网也是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交锋的战场，我们对此必须有高度的警觉，要充分认识、研究互联网舆论战场的规律，沉着应战。

面对互联网带来的这一挑战，政府方面应先准确辨别言论的性质和动机，然后根据具体的情况积极应对。各级官员应不断从互联网上倾听公众的声音，推动社会治理的进步，凡事先行一步，临变快速反应，避免在“倒逼”下被动应付。近些年来的一些网络事件表明，大多数严重后果是因反应不及时和应对失误所造成。

篇7

关键词：竞技体育；软实力；提升路径

中图分类号：G8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08)07-0874-03

中国从1984年第23届奥运会上实现金牌“0”的突破以来，仅仅用20年的时间，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金牌总数达到32枚，比第1名的美国仅少3枚，超出俄罗斯5枚，呈现出超俄赶美之势。中国竞技体育的巨大进步是客观条件的硬实力加上主管条件的软实力之和。在过去的奥运备战征程中，我们已经围绕如何提高中国金牌的硬实力，在科学训练、科学竞赛、科学保障方面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但凡重大的攻坚项目，光有硬实力的提升，没有软实力的提升，并不能取得一个好的成绩。中国体育界已经深刻认识到竞技体育软实力对于指导奥运备战，造就政治坚定、意志顽强，敢于和勇于胜利的威武之师，对提高中国竞技体育综合竞争力有着重要意义。

1软实力与竞技体育软实力

1.1软实力软实力(soft power)这个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约瑟夫・奈(JosephNye)于1990年提出。按照约瑟夫・奈的观点，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即包括由经济力量、科技力量、军事力量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这种硬实力表现在一个国家通过依赖经济“胡罗卜”诱惑或军事“大棒”来威胁、利诱别国去干他们不想干的事情。除此之外，还有一种间接的使用力量的方法，即包括以文化、意识形态吸引力、政治价值观、民族凝聚力所体现出来的“软实力”。这种软实力就是能让其他人做你想让他们做的事的特殊力量，它强调与人们合作而不是强迫人们服从你的意志。约瑟夫・奈把软实力概括为导向力、吸引力和效仿力，是一种同化式的实力――一个国家思想的吸引力和政治导向的能力。软实力的核心部分主要是文化价值观、政治价值观念的认同及其影响力［1］。

软实力主要是指一个国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认同力、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吸引力、基本路线和发展战略的执行力、国民的凝聚力、民族的创造力、文化的感召力以及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等。它是相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科技实力等“硬实力"而言的。综合竞争力既包括由经济等方面表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意识形态、制度等体现出来的软实力，要充分发挥软实力在促进经济发展、推动社会进步、提高人的素质、增强综合竞争力中的作用。换言之,软实力依靠的是某种思想、文化的吸引力和根据特定的价值标准和政治制度设置别人的议程的能力,是说服别人相信和同意某些行为准则、价值观念和政治制度,以促使他们产生预期的行为，它无需耗费代价高昂的传统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就能屈人之兵，经济又实惠［2］。

1.2软实力与硬实力的关系从软实力和硬实力的关系看，硬实力是软实力的有形载体、物化，而软实力是硬实力的无形延伸。离开了硬实力的增强，软实力就无以附着，无以发挥其功能。在当前经济全球化浪潮、信息革命和网络时代的大潮下，硬实力的重要性显而易见。软实力则具有超强的扩张性和传导性，超越时空，对人类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产生巨大的影响。软实力不仅仅是说服，它是引诱和吸收的能力。软实力和硬实力的提升同时推进，软硬配合，相互促进。

通常认为，硬实力是指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力量；软实力所指的就是精神力量。硬实力是构成综合实力的物质基础，软实力则决定硬实力利用发挥的效率，同时反作用于硬实力，对硬实力的加速聚积具有积极作用。老子有云：“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无间。"意思是说，天下最柔软的东西，能战胜天下最坚硬的东西，无形的力量能穿过没有间隙的东西。而软实力就具备这种超强的穿透力。

1.3竞技体育软实力根据矛盾普遍性原理来分析“软实力”概念可以看出，它已经大大超出了国际政治领域而成为更高层次的概念,并获得了更为丰富的内涵。一旦我们跳出约瑟夫・奈所关注的领域,便会发现,竞争并非一种仅局限于国际政治领域的现象,它始终与人类社会相伴随。在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竞争更是渗透到各个领域,并在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关注。为了在竞争中取胜,竞争主体必须具备一定的实力,对这种实力作进一步的分析,自然会得出“软实力”的概念，由此我们可以认为,软实力具有十分丰富的理论内涵,它是一种普遍存在于所有竞争主体之中的精神性的力量,能够有助于主体参与竞争并对竞争结果产生直接的影响［3］。

竞技体育按照国家与地区的不同，形成不同的竞争主体。过去我们一直重视竞技体育的运动成绩、训练方法、经济投入、运动员数量、场地器材设备等物化层面的硬实力挖掘，而与其相对的竞技体育软实力的开发不够深入。竞技体育的软实力是指竞技体育在发展过程中形成并具备的竞技体育的思想与文化的吸引力、价值标准与政治制度的感召力以及人性修炼与精神文明的影响力等内在的、人化的综合竞争能力。竞技体育的软实力主要集中体现在体育文化与体育管理体制等方面。竞技运动成绩的提高，外在需要科学的训练与竞赛，内在依靠文化建设与体制创新。

2竞技体育软实力的作用

2.1复合作用竞技体育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关联，由不具有物质形态的因素所构成的复合体，包括政治与文化、法规与政策、思想与观念、体制与机制、管理与服务等内容，代表着一个有机的整体。软实力与硬实力共同构成竞技体育发展的“复合要件"，两者互为依存，相互促进。竞技体育软实力能对竞技体育发展产生强大的推动效应，但却不能脱离硬实力而独立发挥作用。

2.2双赢效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体育投资者希望市场发育成熟、群众基础好的项目，可以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政府部门恰恰可以利用良好机会发展体育产业，减轻财政压力，这样为竞技体育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增强了竞技体育的软实力。软实力的增强有利于促进体育经济新的增长和长远发展，反过来，体育经济的发展又促进软实力的优化，软实力是一种能够长期互利共赢的实力。

2.3先导引领竞技体育的软实力包括了体育文化、体育精神、体育价值、管理制度等多种内在内容，而这些内容却决定了我国体育发展的方向、速度、规模、效率等等方面。竞技体育作为一项社会活动，软实力建设是灵魂，因此，竞技体育的发展一定要有软实力作引导，指挥其科学发展。随着人们认识的不断加深，竞技体育软实力的内涵和外延都将会不断得到充实和扩展，人们对软实力的认识也有品位、上档次。随着经济建设的逐步深入，国际间、地区间的软实力竞争越来激烈，过去认为是良好的可能会“落伍"，现在认为是优化的可能不久就会落入“俗套"，竞技体育软实力始终在一个动态的优化之中。

3我国竞技体育软实力的提升路径

3.1竞技体育价值认同竞技体育的组成是由双方面构成的，一是运动员的竞技表演；另一个是观众的观看与欣赏。竞技体育是否成功、表演是否精彩、水平是否提高，观众是最好的尺度标准。精彩的表演、高水平的发挥，观众自然积极性高涨，能较大限度地吸引观众，竞技体育才能说得上成功。如果比赛或表演大失水准，对不起观众，观众怎会买帐呢？试想没有观众的比赛或表演会是什么状况？竞技体育主要功能是为人们提供观赏娱乐，运动员找到运动感觉，观众才有欣赏和娱乐的感觉，这正是竞技体育的价值所在［4］。公平竞争、尊重对手、尊重自己、积极进取、不言放弃，这是我们崇尚的体育的核心价值观，也是体育运动风行全球并深得民众喜爱的基础。

在我国由于在相当长的时间过分强调体育的政治任务，使其政治属性过于突出，许多运动员和教练员还是坚持“提高水平，为国争光”的思想，国家也在实践“奥运争光计划”。难道运动员辛苦地训练就是要争冠军、夺奖牌、升国旗、奏国歌吗？如果是这样，为什么刘翔在110 m的决赛中会因为没有约翰逊同场竞技而感到有些遗憾呢？如果仅仅是为了金牌，为什么还有“虽败犹荣”呢？长久以来，由于历史原因，中国观众衡量体育价值的标准仅限于荣誉感、责任感、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而随着社会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和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公众的体育价值观也在悄然改变，变得更加开放、平和。

国家以奥运争光为导向，省市以金牌为标准，个人以名次论英雄，导致竞技比赛重输赢、看结果、没过程，在运动场上出现许多不和谐的音符，例如十运会的“孙福明让赛、邢惠娜挤人”事件。竞技体育的价值集中体现在竞赛表演上，运动员关于竞技体育的价值体现在于竞赛的过程，观众当然在乎过程。如果有精彩的表演过程自然会有出色的结果。观众重视比赛结果，但更重视比赛过程。如果比赛没有了悬念，谁还会去看呢？现在，我们的观众依然追求荣誉，但更看重获得荣誉的途径、方式乃至成本。近几年来，社会大众对让球、兴奋剂、裁判腐败等体育消极现象口诛笔伐，反映了社会的成熟理性。哪怕曾经是至高无上的奥运会金牌，也无法再一俊遮百丑。

竞技体育价值观要求我们的运动队根据时代特征、项目特点和运动员个体差异，创造鲜活的行之有效的新方法来把运动队思想道德建设的成果转化为2008年奥运会的生产力和战斗力。知荣明耻，人之根本；明辨荣辱、国之大策，广大备战工作者在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指引下，必将用软实力激活硬实力并弥补硬实力的不足，在全社会迎奥运、讲文明、树新风的过程中，树立起中国竞技体育的崭新价值观。

3.2竞技体育文化建设竞技体育文化建设作为竞技体育的根据地，是宣传思想工作实力的标志，是意识形态工作的“战场”，是增强竞技体育凝聚力的阵地。现代竞技体育发源于西方，我们学习了西方竞技体育的运动方法、掌握了竞赛规则，但与之运动形式相比，将这些外在的运动表现与内在的文化积淀交融，结合我们东方传统文明，形成具有中国风格的竞技体育文化成为重要研究课题。如果说中华民族精神是熔化在中华各族人民血液中挥之不去、化之不开的浓厚民族感情、优秀民族品格和民族志向，那么我国竞技体育折射出的就应该是一个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集中体现，是民族文化的深层内涵。而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科学求实、遵纪守法、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中华体育精神继承了中华民族历久弥新的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

在我们国内可以观察，凡是具备较好文化建设的运动项目，运动成绩也非常优异而稳定，例如我们的“乒乓文化”、“女排文化”等等。为了建设良好的竞技体育文化氛围，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与强化人文教育显得尤为迫切。

“以人为本”将成为新世纪人类发展体育的共同理念。“以人为本”是人类发展观向“发展目标的社会化”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即从传统的以物为本位的发展转向以人为本位的发展。健康体魄是“人的全面发展”所依附的基础，健康长寿是人类发展的基本标志，这些都已是人类社会普遍共识。随着人类发展观从“物为本位”转向以“人为本位”，作为人类健康事业的体育亦将溶入“以人为本”的基本发展理念，使其成为新世纪社会协调与可持续发展中的一项重要事业。

人文教育的目标是提高学生的文化修养、理论修养、道德修养和人文修养，就是教学生如何做人与做事。纵观国际在人文教育方面的主要特点，着重强调两方面：一是强调关心他人、关心集体、关心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二是在道德教育方面注重社会责任感的培养，不仅重视对他人、对民族、对国家的责任感，也重视对世界、对人类的责任感。人文教育须承诺知识的授受和智慧的开启，竞技体育也须承诺身心的教训和人生境界的润泽与点化。

3.3塑造竞技体育品牌竞技体育软实力的提升需要实施品牌战略，增强竞技体育的吸引力与感召力。体育品牌，承载着弘扬体育主旋律的使命，是时代的投影、精华的浓缩、质量的结晶，是竞技体育软实力的标志性工程。在我国竞技体育快速发展的同时，我们要尽可能的塑造属于我们的运动品牌、体育明星。我国的乒乓球、女子排球、跳台跳水、射击、举重等优势项目，要变成世界竞技体育品牌，就像一提到篮球，人们自然会想到美国的NBA一样。中国目前像姚明、刘翔这样的体育明星还是太少，争取多些项目出一些世界级的体育明星，将中国的竞技体育文化发扬光大。

我国的优势项目在国际赛场上已经具有一定影响，要很好利用群众基础好、影响面大、“人气”指数高等优势，通过国内以及国际赛场，打造出我国竞技体育的品牌，产生品牌效应，更好的发挥出品牌优势。我国的乒乓球运动是最具代表性的运动项目，不仅是我国的国球，也是国际竞技体育舞台上势不可挡的长盛不衰项目。

伴随着体育意识不断加强，体育运动的高竞争性和高娱乐性产生了具有一定号召力的体育明星。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杰出体育人才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的不断提升，赋予了竞技体育日新月异的反作用力，促使许多人加入到体育实践中，扩大了体育的群众基础，培养了一批批的杰出的体育人才。高水平的赛事和备受关注的体育明星的魅力、风采与赞助企业的产品联系在一起，能够使体育品牌形象化。

3.4管理体制的创新竞技体育软实力的提升，需要一种有生气、有活力、有巨大优越性的管理体制，这也是软实力提升的焦点。我们现在进行的体育管理体制改革，是增强我国竞技体育软实力的内在要求，是完善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保障。

我国竞技体育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举国体制的优势，尽管举国体制对中国体育的发展起到过重要的积极作用，然而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它表现出与社会环境日益滞后性。因为竞技体育中的“举国体制”是指把体育理解为人民和国家的事业，因而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在现阶段只存在于竞技体育中的公共部分，政府管理在竞技体育中也只能在此部分尽其责任与义务。反之，竞技体育的有些方面就不适用于“举国体制”。需要指出的是，竞技体育中的职业体育不能实行“举国体制”，因为它具有明显的产业性质，靠市场经营赢利，采用出售门票、电视转播、赞助广告等多种手段获取利润。因此说，如果市场化运作可以带来更高效益，并非政府投入不可，那么也就可不实行“举国体制”［5］。如对于非奥运项目或预期难以在奥运会上有突出表现的体育项目，如马术、蹦床等，政府就不应投入过多，而且，部分运动项目的发展是否必须由政府办才能实现预期目标还有待琢磨，这些项目若实行“举国体制”则会事与愿违，内耗太大，得不偿失。另外，就场馆设施来说，只有公益性工程的建设与维护需要政府投入，其他许多则可以置入市场体系之中，其开放运营也是如此。鉴于竞技体育体制改革任务的必要性、紧迫性和艰巨性,试图一步到位是不现实的。我们既要从完成第29届奥运会的任务角度出发,又要对6～8年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景有足够的估计,来论证改革的可行性与可操作性,设计改革实施方案和步骤［6］。

举国体制作为我国体育领域中一种重要的管理体制，有其存在与发展的社会环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着独特的功能与作用。在中国现阶段，举国体制指向的目标应是竞技体育的公共管理部分，向人们提供公共产品服务，例如市场发育不成熟或没有进行市场运作的竞技项目。而在公共领域以外的部分，主要权力要移交社会，由社会管理营利性质的体育，即凡是能通过市场运作得以发展的项目，都不在举国体制范围之内。政府与社会在管理实践中，要区分角色并合理定位职能，行使管理权力，将各自管理之手伸到该伸的地方。政府与社会这两只手都要伸出来，虽各有分工却又密切配合，这也正是体制变革的关键所在。

竞技体育软实力建设，为全国竞技体育树立了一面旗帜，在备战2008年奥运会的重要时期，必然要接受新的考量，也必将作为一种时代精神发挥其辐射和影响力。我们应以更强的危机感、紧迫感、使命感和责任心，来提升竞技体育软实力，我们就会从胜利走向胜利。

参考文献：

［1］ 董立人，寇晓宇，陈荣德．关于中国的“软实力”及其提升的思考［J］．探索，2005（1）：143-146.

［2］ 张晓慧．软实力论［J］．国际资料信息，2004（3）：25-28.

［3］ 黄牧怡．关于“软实力”的哲学思考［J］．哲学视野，2004（12）：13-15.

［4］ 苗治文，秦椿林．当代中国体育的价值观［J］．体育文化导刊，2005（6）：20-22.

篇8

关键词：税收管理创新

伴随着新税制的实施和税收征管改革的不断深人，我国税收管理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但是。税收管理中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特别是加人WTO后，传统的税收管理理念、管理模式和管理体制正面临新的挑战，迫切要求加快税收管理的改革创新，实现传统型管理向现代型管理转变。

一、税收管理的理论创新

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创新税收管理理论是变革税收管理的前提。由于历史的原因。长期以来，我国对税收管理理论研究不够重视。税收管理理论的发展远远落后于税收改革与发展的实践，也落后于其他一些重要社会科学领域。

我国税收征管改革摸着石头过河走了10多年。税收征管改革从一开始就缺乏科学的理论准备和理论指导。税收征管改革基本上是凭经验和直觉进行。在解决改革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中徘徊。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末，进行的“征、管、查”三分离或二分离的摸索，还是新税制实施后，对传统专管员制度全面改革，所形成的“以申报纳税和优化服务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集中征收，重点稽查”的新征管模式，以及进人21世纪后，采取科技加管理措施，以信息化推进专业化的深化税收征管改革，基本上都是在理论准备不足的情况下进行的，未能从理论上对税收管理改革目标体系进行深人系统地研究，在科学把握税收管理的本质、规律、原则等基本理论问题的基础上，形成税收管理改革的基本理论框架，给予税收管理改革坚强有力的理论指导。因此，在改革的目标方向上，缺乏准确清晰的定位。目标设计缺乏系统论证，征管改革的框架和基本模式一直处于变化之中，对征管改革的方向经历了反复探索和较长时间的认识过程；在改革的思路上。始终循着相互制约的指导思想，沿着职能划分的思路。把分权制约过多地寄望于征、管、查职能的分解上。追求税收征管的模式化；在改革的范围上，侧重于税收征管的改革，忽视税收行政管理的改革。未能把对以纳税人涉税事项为主要管理对象的税收征收管理和以征税机关、征税人为主要管理对象的税收行政管理作为改革的整体进行系统设计，忽视人力资源的配置管理和开发利用；在改革的进程上，对不同地区制约征管改革的因素研究不够，缺乏整体规划。常常处于走一步看一步，造成各地改革进度不一。带来征管业务的不规范、信息技术应用的不统一。由此导致税收管理改革走了一些弯路，浪费了不少人力、物力和财力，增大了改革成本。

当然，税务部门在改革实践中也进行了一些理论探索，但主要还是停留在对改革方案的修修补补。疲于寻求解决具体问题的措施上，缺乏在税收管理改革实践基础上理论创新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要解决税收管理改革中的问题和矛盾，加快建立现代化税收管理体系，提高税收管理水平，必须创新税收管理理论。

推进税收管理的理论创新，首先要转换传统税收管理的理论视野和研究方法，注意在改革实践中进行税收管理的理论探讨，善于总结经验教训，把成功的经验系统化、理论化；其次，要注意研究借鉴当代西方公共管理理论和工商管理领域发展起来的管理理念、原则、方法和技术，结合我国税收管理的实际，创造性地加以吸收和运用，形成适合中国税收管理特点的新思想、新方法、新体系，并在指导税收管理改革实践中加以丰富和发展；还要注意不断研究税收管理的内在规律、原理和发展趋势，善于抓住揭示税收管理内在客观性的发现性认识，创造税收管理科学的前沿理论。通过寻求税收管理理论突破与创新，推动税收管理的组织创新、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彻底改变我国税收管理改革目标不明、方向不清的被动局面，彻底改变税收管理理念僵化、管理方式陈旧、管理手段单一的落后局面，实现传统税收管理向现代税收管理的根本转变。

二、税收管理的技术创新

科学技术是税收管理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创新税收管理离不开现代科技手段的支撑。信息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对税收管理正产生着革命性的影响，为创新税收管理开拓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创新税收管理技术，以信息技术和通迅技术为基础，实现税收管理信息化是深化税收管理改革，提高税收管理质量和效率，实现税收管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伴随着税收征管改革的深入，我国税收管理信息化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人脑到电脑、从单机运作到网络运行的历史性跨越，信息技术对税收管理的支撑作用日益显现，税收管理技术有了重大突破。但不容忽视的是，我们不惜重金投入，购置相当数量和一定档次的计算机技术装备，与应达到的应用程度和应用效果仍有相当差距。在推进税收信息化建设过程中存在着不少问题，突出表现在税收信息化建设缺乏总体规划，软件开发应用杂乱无序，信息系统平台不统一，数据处理缺乏层次性和综合性，形成许多“信息孤岛”；信息资源利用不充分，集中分析监控能力不强，导致高技术与低效率并存，高成本与低产出共生，造成人财物的极大浪费。对此，我们应当认真总结和吸取过去在税收信息化建设中留下的深刻教训，从战略高度推进税收管理的技术创新，加强对信息化建设工程组织学的研究，克服盲目性和随意性，加强对税收管理技术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彻底改变机器运作模拟手工操作的状况，挖掘信息网络技术的潜在效能。

创新税收管理技术，实现税收管理信息化，是科技与管理相互结合、相互促进，推动税收管理发展，实现税收管理现代化的过程。目的是要使人工管理与机器管理组成的整个管理体系效能最高。实现税收管理的技术创新，推进税收管理信息化应突出四个重点：

其一、坚持按照一体化原则，遵循“统筹规划，统一标准，突出重点，分步实施，保障安全”的指导思想，进一步完善优化信息化建设的总体方案和具体规划，逐步实现业务规程、硬件配置、软件开发、网络建设的一体化，在税收管理信息化建设整体推进上求得新突破。

其二、从管理思想、管理战略上突破传统观念和管理方式的束缚，适应现代信息网络技术发展的要求，实现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的互动，在现代技术和科学管理有机结合上求得新突破。通过税收管理的技术创新，改造管理流程，重组职能机构，变革管理方法，优化资源配置，规范权力运行，把整个税收管理工作有机地联系和带动起来，形成上下级之间、同级之间的互动响应机制，构建起与信息技术发展相适应的管理平台。

其三、利用先进的通讯和网络技术，建立多层次有针对性的税收服务技术体系。一方面大力推进网上申报、电话申报、磁盘申报、银行卡申报等多种电子申报方式，大力推进税、银、库联网，实现纳税申报和税款征收信息的网上流转，最大限度方便纳税人及时快捷申报纳税，为实现集中征收奠定基础。另一方面全面建立税法咨询、税收法规、涉税事项的计算机管理系统，包括提供电话自动查询和人工查询系统，电子化的自动催报催缴系统；利用电子邮件向纳税人定期提供税收政策法规信息，向特定纳税人进行有针对性的纳税辅导。利用互联网提供税收法规查询，与纳税人沟通交流，实行网上行政，网上办理涉税事项，接收对偷税违法行为和税务人员廉政问题的举报、投诉等等，使信息技术在方便纳税人，提高办税质量和效率，降低税收成本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其四、以先进的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为依托，把税收管理全过程纳入完整、统一、共享的信息系统，实施全方位的实时监控。一是建立高度集中的数据处理系统。在统一数据结构和标准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征收信息向地市局和省局集中，进而再向省局和总局两级集中，克服信息传递中封锁、变异和沉淀，提高征收入库操作的规范度，实现数据管理效率和质量的全面提升。二是建立以信息收集分析利用为重点的税源税基监控系统。从信息经济学角度分析，管理薄弱是与信息获取能力不足相伴而生的，只有信息完备才能实施有效管理。因此，在加强纳税申报信息采集管理的同时，要加快与工商、银行、技术监督、海关、公安等部门的信息交流和共享，以增强税务机关获取外部信息的能力。三是建立以依法行政为重点的管理流程控制系统。在将税收管理全过程纳入计算机管理系统的基础上，利用信息技术控制业务处理流程，减少自由裁量的环节和幅度，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参与税收管理质量的控制和改进，实现对执法行为的监督制约，使税收管理全过程每个环节责职、每个权能行使、每项工作绩效，都能通过网络透明地呈现在管理决策平台上，提高依法行政的透明度。

三、税收管理的组织创新

税收管理机构是根据履行国家税收职能需要，围绕税收行政权力设置、划分和运行而形成的组织体系。设计科学的税收管理组织结构是有效实施税收管理的组织保证。税收管理组织结构是否合理，直接关系到能否履行好国家税收职能，能否为纳税人提供优质高效的纳税服务，影响到税收管理质量和效率的高低。

回顾我国税收征管改革历程，有关方面一直在寻求建立一个科学高效的税收管理组织体系。每次征管改革几乎都离不开对征管组织机构的撤并调整，特别是新税制实施后，征管组织机构处在不断的调整变化之中，有的撤销税务所，按区域设置全职能分局；有的在分局下还设有中心税务所；有的很快又取消全职能分局，按征、管、查职能外设征收局、管理局和稽查局等专业局；有的仍留存着一直游离于机构改革之外的外税局、直属局。总的说来，这些改革措施始终没有打破原有征管机构的层级，没有跳出按征、管、查设置机构的框框，没有冲破地区行政管辖范围的界限，没有发挥运用网络技术构造组织结构的优势。税收管理组织机构庞大臃肿，管理层级环节过多，机构设置不统一，职能部门交叉重叠，权力结构过于集中，管理组织过于分散，资源配置不讲成本效益，组织结构效率低下的问题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甚至有些更为突出。

要从根本上解决征管组织结构问题，提高税收管理组织合理化程度，必须大力推进税收管理机构的改革创新。随着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建设步伐的加快，税收管理信息化水平的日益提高，税收管理机构改革创新的着力点应放在依托信息网络技术，打破部门约束和层级限制，根据税收管理的内在规律，优化管理资源的配置，使传统封闭的机械式组织向现代开放的网络化组织方向发展。

一要减少管理层次，收缩征管机构，确立税收管理机构改革的总体目标和基本框架。现代管理组织理论和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要提高组织结构效率，必须减少行政管理层次，精简管理机构，实现组织结构的扁平化。我国目前税收管理组织结构，从总局、省局、市(地)局、县局到基层分局有5个层级，除基层分局外，有4级行政管理层。世界上很少有这种5级架构的征管组织体系。要创新税收管理组织结构，必须打破这种僵化的5层“宝塔”结构，冲破行政区划的约束，根据经济区域、税源分布、规模大小，设置税收管理机构。从改革的渐进性考虑，税收管理机构改革的近期目标可以定为实行总局、省局、市局、县局4层组织结构。今后条件成熟时，对省级局还可以进一步考虑打破行政区划，根据经济区域进行撤并，设置跨省大区局，如像人民银行跨省设置分行机构。

二要统一征管机构设置，实现基层征管组织结构的扁平化。根据企业组织理论学的研究，企业管理组织机构设置通常有四种模式，即以产品为基础的模式、以职能为基础的模式、以客户为主的模式和融合前三种的矩阵模式。按照前述税收管理机构的改革目标和国外税收管理机构设置的做法，适宜采用按税种类型和职能分工相结合的模式设置内部机构。在基层局(县、区局和将来实现征管实体化的地市级局)适宜按职能分工和纳税人类型相结合的模式设置机构，除稽查局可作为外设机构外，其它专业局都应全部转为内设机构，同时还应撤销过去外设的直属局、外税局，实现对内外税、不同行业、不同预算级次企业的统一管理。基层局的主要职能是对辖区内税源税基的控管。分类管理是专业化管理的基础，对纳税人实施分类管理是国际上许多国家的成功做法。

三要构建与信息化相适应的税收征管运行机制，实现税收征管的信息化。利用信息技术改变税收管理的流程和组织结构，建立一种层级更少基层管理人员权责更大的管理体制。在县(区)局内部，根据税收征管和信息化的内在规律，重新设计和优化税收征管业务和征管流程，将咨询受理等纳税人找税务机关办理的涉税事项集中到前台办税大厅实行全方位服务，解决纳税人多头多次跑的问题；将纳税评估、调查执行、稽查审计等税务机关找纳税人的所有管理事项，集中到后台实施分类管理，解决税源税基控管薄弱的问题。

四、税收管理的制度创新

深化税收管理改革，既需要消除不适应现代税收管理发展要求的制度，更需要针对解决新情况、新问题作出新的制度安排。优化税收管理制度设计是税收管理改革与发展重要内容，也是从制度层面解决当前税收管理存在问题的必然要求。税收管理的制度创新应当紧紧围绕提高纳税人税法遵从度和税务机关管理效能，降低税收风险即法定税收与实际税收之间差额这一税收管理目标，在税收管理制度体系优化设计上求得新突破。

当前税收管理制度创新应当突出两个重点。

(1)要着眼提高纳税人的税法遵从度，促使其如实申报纳税，解决税务机关与纳税人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一要建立以纳税人为中心的税收服务制度。税收服务是保证纳税人依法纳税的重要条件，必须按照新征管法的要求，尽快将税收服务从过去的道德范畴上升到行政职责，构建起以纳税人为中心的税收服务制度体系，为纳税人提供享受各种税收服务的制度保障，包括设立多渠道政策的制度，确保所有公民享受和获得税收知识的权力，使纳税人有能力自觉、及时、准确申报纳税，减少无知性不遵从；设立以客户为导向的程序制度，确保办税公平公开，程序简便规范“一站式”服务到位，使纳税人减少“懒惰性”不遵从；设立完善的权益制度，确保客观公正开展行政复议，主动实施行政救济，保障纳税人合法权益，减少情感性不遵从。

二要建立以纳税评估为基础的纳税信用等级制度。纳税信用度的高低直接体现着税法遵从和税收管理水平的高低。实施纳税信用等级制度，根据纳税人纳税诚信度实行差别管理，对信用等级低的纳税人严加管理。制定鼓励诚信守信，制约惩处失约失信的政策措施，促使纳税信用成为与纳税人生存发展紧密相联的无形资产。让依法纳税者受到社会广泛尊重，使诚信纳税者得到实惠，增强忠诚性遵从的荣誉感；让失信违法者付出利益代价和荣誉代价，促使纳税人诚信纳税。同时要把建立纳税信用等级制度与建立纳税评估制度紧密结合起来，建立起科学的纳税评估机制。

三要建立“轻税重罚”的违法处罚制度。增大违法成本是强化税收管理的重要举措。对外要健全偷逃税处罚管理制度，增大偷税成本；严惩知法违法者，对不按规定履行纳税义务，该罚的要罚，该判刑的要判刑，减少纳税人自私性不遵从，增加预防性遵从。

(2)要着眼提高税务机关内部管理效能，约束税务人员寻租，对工作业绩进行有效激励，解决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一要建立科学的税收管理绩效考核制度。考核税收管理绩效是促进税收管理水平不断提高的重要手段。税收管理绩效考核导向至关重要。要彻底扭转过去绩效考核重收入轻管理，重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轻机关内部考核的倾向，从组织收入型向执法保障型转变。要以正确实施国家税收政策，降低税收风险为目标，将绩效监控和评价贯穿税收管理全过程，使绩效考核成为加强管理的有效手段。可以考虑从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和机关内部两个层面建立绩效考核制度。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的绩效考核，应从税收风险、执行政策、服务质量、人力资源利用、成本效益等方面，通过客观科学地制定考量目标和指标体系，准确评价下级税务机关税收管理的成效和不足，激励先进，鞭策落后，使之明确税收管理的改进方向。对机关内部工作人员的绩效考核，应重点围绕行政行为、行政过程和行政结果等方面进行考量，可采取事项与岗职相结合的绩效考核办法，通过定岗位、定职责、定事项、定人员、定目标、定指标、定奖惩等方法，充分运用计算机网络对税务人员工作业绩进行有效的监控和评价，使个人工作绩效与集体组织绩效高度关联，激发个人和群体奋发向上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