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与哲学的区别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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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行为主义政治学；价值中立；事实判断；价值判断；价值情感说

[作者简介]罗爱武，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2008级政治学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2

[中图分类号]D73／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0)07－0033－05

行为主义政治学派曾是当代西方影响最大的政治学流派之一，它是在批判传统政治学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一过程又被称为“行为主义革命”。其“革命性”的总特征是强调政治学研究要摆脱传统政治学“哲学化”的研究方式，实现政治学研究的“科学化”。“价值中立”是行为主义实现其政治学研究“科学化”诉求的主要途径之一，也是其相对于传统政治学研究途径的一个鲜明的特征。这一主张既是行为主义政治学派在二战后迅速兴起和发展的原因之一，但同时也是其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快速衰落的重要原因。要理解行为主义政治学派的这一戏剧性的发展轨迹，就必须了解行为主义政治学“价值中立”观的理论基础、具体内容及其合理性和内在缺陷。

一、行为主义政治学“价值中立”观的理论基础

行为主义政治学“价值中立”主张是建立在休谟的“事实和价值两分说”与逻辑经验主义的“价值情感说”理论基础上的。

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问题又称“是”与“应该”问题、“实然”与“应然”的问题，最早由英国哲学家休谟提出，他认为在以往的道德学体系的推理方式中，普遍存在着一种思想的跃迁，即从以“是”或“不是”为连系词的事实命题，向以“应该”或“不应该”为连系词的伦理命题(价值命题)的跃迁，而这种思想跃迁是不知不觉发生的，他认为这种推理方式既缺乏相应的说明，也缺乏逻辑上的根据和论证。这个有关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法”以及价值判断不可能独立地从事实判断中推导出来的主张就是休谟问题。

逻辑经验主义运用语言分析的方法，根据意义证实标准，即一个命题是否有明确的证实真伪的方法，进一步指出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差别所在：有无认识意义。逻辑经验主义据此将所有命题分为有认识意义的事实判断和没有认识意义仅有情感意义的价值判断两类。有认识意义的事实判断对客观事实有所断定，命题本身有真假可言，这类命题又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分析命题，它根据本身所包含的那些符号的定义判断其真假；一类是综合命题，它根据经验事实判断其真假。而无认识意义的价值判断本身对客观事实没有做出断定，它只是个人情感的表达，命题本身无真假可言，“只表达道德判断的句子是没有说出任何东西的。它们纯粹是情感的表达，并且因此就不归入真与假的范畴之下”。这就是逻辑经验主义的“价值情感说”，这一观点认为价值判断纯粹只是情感和态度的表达，既不真也不假，是无认识意义的命题。

依据“价值情感说”，逻辑实证主义认为以客观地认识世界为目的的科学研究只能解答与经验相关的问题，只有事实问题才是科学研究可能解答的问题，回答事实问题的事实判断对经验事实有所断定，其真假可以由经验证据加以检验；而价值问题是科学研究无法解决的问题，它的回答对经验事实无所断定，只表达了某种情感和态度，无法用经验证据来进行检验。“科学告诉我们是什么，而不是应是什么。”逻辑实证主义认为科学研究只能回答事实问题，作出事实判断，哲学和伦理学才试图回答价值问题，作出价值判断。

二、行为主义政治学“价值中立”的具体内容

根据休谟“事实和价值两分说”以及逻辑实证主义“价值情感说”，行为主义认为政治学研究应该进行“价值祛除”、保持“价值中立”。行为主义的“价值中立”主张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从研究对象看政治学应该研究政治现象的因果联系等经验事实问题，不应该研究好坏善恶等规范价值问题；从研究过程来看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应保持“价值中立”，不应将个人的情感、价值观等混入到研究过程中去；从研究结果来看研究者应只对结论作出因果事实判断，不要作出善恶价值判断。

第一，研究对象的“价值中立”。所谓研究对象的“价值中立”是指行为主义政治学主张在研究对象上政治科学应从政治哲学中独立出来，政治科学应当只研究事实问题，而不应当研究价值问题。他们认为“科学是‘价值祛除’的……科学关心的是的问题，不是应该的问题；是经验的问题，不是规范的问题”。

传统政治哲学在研究对象上着重关注的是诸如正义、善、自然法、自然权利、国家制度、国家起源、政治权力性质等等一些抽象的政治价值和政治理想，相对忽视了对社会政治现实的研究，从而削弱了政治学的应用价值。行为主义政治学派批判了传统政治学研究对象的局限性，“从传统的角度看，政治理论可以说就是政治哲学，它坚持并鼓吹自己仅只探求和理解美好生活的本质，或者只限于把握先人对此问题的看法。高踞于理论之特权等级巅峰的是道德分析，而不是严格的经验世界的分析”。行为主义政治学家认为传统政治学局限于探讨一些抽象的“应然”问题，忽视研究现实政治的“实然”问题，这一研究对象的局限性使政治研究脱离了社会现实，对政治学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障碍，“今天政治学方面可以用来了解政治生活的知识非常不够，这种不足主要倒不是指显而易见的理想知识，而是指那种可以用手头的分析和研究工具来获取的知识”。行为主义认为摆脱这一困境的有效之举在于实现政治学研究对象的转向：从执着于“应然”问题的政治哲学的探讨转向关注“实然”问题的政治科学的研究。

因此，他们主张摒弃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范式，让政治学从传统政治哲学中独立出来，政治学研究“实然”的事实问题，把“应然”的价值问题留给政治哲学。卡特林(George・Caflin)认为政治可以被划分成三个部分，首先从原理上可以把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区分开来，但同时政治理论本身又可以分为政治科学和政治哲学两部分。在区分了政治科学与政治哲学的基础上，行为主义认为在研究对象上政治学应放弃对价值问题研究，转向关注现实的政治事实问题。行为主义政治学家也纷纷提出了他们各自认定的政治科学的研究对象。如拉斯韦尔认为，从研究对象看“政治研究是对权势和权势人物的研究”。伊斯顿认为“政治学是研究受权力分配和运用的影响下的价值的权威性分配的”。怀特(William・Whyte)主

张“政治学家应该对政治学感兴趣。他们应该把伦理学留给哲学家，他们自己首要关心的应该是政治行为的描述与分析”。罗伯特・达尔则将作为政治学研究对象的政治体系定义为“任何在重大程度上涉及控制、影响力、权力或权威的人类关系的持续模式”。关于政治学的具体研究对象他们各自的主张显然并不完全相同，但作为行为主义政治学者他们的共性也是相当明显的：即都主张将政治学研究对象由抽象的政治哲学概念、法律、政治制度、正式的政治机构等转向非正式结构和政策实施过程，通过对可观察的政治行为的研究来解释现实的政治现象。

第二，研究过程的“价值中立”。研究过程的“价值中立”是指行为主义政治学者认为，政治科学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必须“祛除价值”或“道德上中立”，避免夹杂个人的政治倾向、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念，以免影响研究的客观性要求：不管研究者怎样去理解善与恶，他们在善与恶的冲突中要保持中立。对所有政治科学家来说，他们据以进行调查和讨论的共同基础，只能通过摆脱道德判断的过程或通过从道德判断中不断超脱出来的过程来达到，也就是说，道德上的价值中立是科学分析的必要条件。

行为主义政治学者认为政治科学是研究“是”的问题而不是“应该是”的问题，是研究“实然”的问题而不是“应然”的问题，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对客观政治现象客观中立地观察研究以发现其中的客观规律。客观的政治现象是研究的对象，客观的观察、理性的分析是研究的手段，客观的政治规律是研究的结果。为了确保政治分析和结论的客观性和精确性(这既是科学的要求，也是科学的标志)，行为主义主张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应该保持“价值中立”，不应当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带人到研究中去，不应当去从事为特定人或社会服务的价值判断研究。如果某个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带入自己的价值观，那么个人的情感、价值倾向就可能会造成对研究结果的歪曲，这将有损政治学研究的客观性要求。如果某个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没能做到“价值中立”的话，行为主义政治学者就会认为这个研究者不是在就某一问题进行政治学的研究，而是在做伦理学的探讨了。“政治学的任务在阐明情况，而政治哲学则要为政治选择提供辩护。”行为主义认为政治研究不是道德哲学的一个分支。政治研究只是陈述种种条件，政治哲学才会为各种价值进行辩护。换句话说，“实然”的研究不同于“应然”的学习，分析政治冲突的过程不同于评价政治冲突的后果。政治研究中研究者必须保持价值中立，不可引入个人的价值判断。早期的行为主义政治学家卡特林(G・Catlin)也曾经指出，政治学是一种纯粹的科学，除了出于严格的假设外，它绝不应涉及价值判断。政治学家不但必须区别价值判断与政治研究间的差异，而且必须注意价值判断闯入政治研究的危险。政治学家的任务在于不动感情地研究某些能够实现特定目的的条件并且客观地检验这些条件。研究过程价值判断的介入将使研究结果也成为一个价值判断，从而破坏研究的客观性要求。

第三，研究结论的“价值中立”。研究结论的“价值中立”是指行为主义政治学主张政治学家对研究结果应只作因果事实判断而不应做好坏善恶的价值判断。行为主义政治学家认为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是有逻辑上的区别的，描述性的事实判断有经验意义，可以凭借经验和事实来断定其真伪性；而价值判断没有认识意义，仅仅是情感和态度的表达，其真伪性是无法通过经验研究来确定的，它们既不真也不假。行为主义政治学家强调只有事实的判断才是科学范围之内能够做到的事情，价值判断超出了科学的范围。

因此，行为主义政治学家强调作为“科学家”，严谨的政治学家应避免作出价值判断，也不宜对价值判断发表意见，对一切重要政治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是政治哲学家的任务，政治哲学家才总是试图作出决定、提出建议、阐发道德标准、提出价值判断来估计政治行为和政治制度。卡特林明确提出政治学关心手段，政治哲学才关心目的。不管我们大家的选择或目的是什么，我们的愿望就是要达到目的；为了达到目的就必须了解采取什么手段最为有利，提供适当的有助于实现社会政治目的的手段的知识是政治科学的唯一的功能，而且只有政治科学才能做到这一点。奥本海姆(Felix・E・Oppenheim)同样指出政治学研究应该限于作出能够由可观察证据证实的客观事实陈述，价值判断仅仅表达政治学家个人的主观偏好，它不需要也不应该介入政治学研究中来。

三、行为主义政治学“价值中立”观的简要评论

作为当代西方曾经影响最大的政治学流派之一，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快速兴起和最终衰落都与其“价值中立”主张有着密切的关系。自从“价值中立”主张提出以来围绕它的争论就没完全停止过，这一争议实际上并不局限于政治学这一学科范围内，而是围绕另一个范围更大的问题展开的，即社会科学研究中是否能够做到“价值中立”、是否应该做到“价值中立”。详细解答这一问题不是本文的主旨，仅就方法论这一层次而言，笔者认为行为主义“价值中立”主张应该说在一定范围、一定限度内是有其合理性和可行性的。行为主义政治学的问题就在于它把这一主张的适用范围过于夸大，超出了可能的限度，导致这一主张又丧失了合理性，从这一意义上说行为主义的衰落就具有了某种必然性。事实上，不仅对于政治科学，而且对于包括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等等在内的所有社会科学来说，要完全做到“价值中立”都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合理的。

第一，关于研究对象的价值中立，行为主义提出这一主张，首要的目的是为了反对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对象局限于价值问题、忽视对现实政治问题研究的弊端而提出来的，这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因为任何一门社会科学如果长期忽视现实社会问题的研究，对现实社会问题既不能指出理论上的解释之道，也不能提出实践中的解决之法，长此以往必将会危及该学科的“合法性”。从这一点看行为主义主张让政治科学从政治哲学中独立出来、政治科学研究应该关注现实政治问题，不容否认是合理的。同时，“价值中立”主张也开拓了政治学的视野，为政治学研究开辟出了一块相对独立的崭新的研究领域，对于政治学学科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正是在行为主义影响下，政治学的新交叉学科、新理论如政治心理学、政治社会学、政治生态学、政治人类学、政治系统分析理论、角色理论、团体理论、决策理论、精英理论等纷纷涌现，客观地说在促进政治学学科发展上行为主义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但所有社会科学的研究起点是现实社会问题，而现实社会问题往往是既包含事实问题也包含价值问题。虽然从逻辑上我们可以明确地对这两种问题做出区分，但在现实中这两类性质的问题往往交织在一起的，很难截然分开，因此，完整的社会科学研究应该既研究事实问题也关注价值问题。如果说传统政治哲学在研究对象上强调了对价值问题的研究而忽视了对事实问题的研究的话，那么行

为主义政治学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它强调了对事实问题的研究却又忽视了对价值问题的探讨，从这一点看行为主义“价值中立”主张的偏颇是很明显的。而且这一主张在研究实践中也带来了另一种与传统政治学相似的困境：在“价值中立”的旗号下，行为主义者往往过份关注细枝末节的政治行为，而忽视重大现实政治问题的研究，从而再次造成了政治学研究与社会现实脱节的问题，这也是行为主义最终被后行为主义所取代的重要原因之一。事实上，在行为主义内部针对研究对象“价值中立”的主张，不同的声音也从没停止过，当怀特(William・Whyte)提出政治学家应对政治学感兴趣，而要把伦理学留给哲学家时，阿尔蒙德就曾批评说，对政治学而言，公共政策是首要的依据，在对政策的后果所作的分析中，政治学家的职责是要判断一种已被认为以某种方式将会导致公共利益的特定政策究竟是否真的有效，而在讨论这些“伦理”问题时，哲学家是缺少必要的知识与技能的，而政治学家只要经过专门的训练就完全具有这种能力。因此，他认为政治学家不应把“伦理学”留给哲学家，在公共政策领域实际判别“善与恶”是政治学家的特殊职责。

第二，从研究过程的价值中立来看，行为主义提出“价值中立”是为了维护政治学研究结果的客观性，尽量做到研究过程的价值中立是保持研究结果客观性的必要条件。但从社会科学研究过程的实际情况来看，要做到完全的价值中立是不现实的，因为每个社会科学研究者都有自己的价值观，研究活动是研究者在自己价值观指导下进行的选择，而每一种选择背后实质上都有一种价值判断：研究方法的选择涉及价值判断，任何一个社会科学家只有具有某种确定的方法论才能开展研究，这本身就涉及到认为这个方法是好的价值判断，行为主义主张政治学研究要实现“价值中立”，这本身就是一个价值判断；另外，研究对象的选择也涉及价值判断，任何一种学说必须把取材于有关社会生活的某些事实或事件看作是重要的，这种取材本身也是一种价值判断。

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的客观性就不重要，研究过程就不要做到价值中立、不能做到价值中立。关于在政治学研究过程中如何做到“价值中立”，贝蒂・H・齐斯克的观点有一定说服力，他将整个政治学研究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课题的系统化；调研的设计和调研手段的发展；资料的搜集；对资料的分析和阐释。他认为在课题系统化阶段研究者往往根据自己的价值观选择那些最可能对自身的价值有所推动的问题，但“课题一旦选定(我们希望这一抉择既是在相应的价值基础上又是在理论重要性的基础上作出的)，其后的两个研究阶段的结果若要令人信服，就应该完全不抱成见”。也就是说如果说在研究的第一阶段研究者介入自己的价值观还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的话，那么一旦进人研究的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即在调研的设计和调研手段的发展以及资料的搜集阶段研究者则必须保持价值中立，客观科学地收集数据，用这些数据来客观地检验理论假设，而不应带有研究者的偏见。如果研究者在这些过程中仍带有自己的价值观的话，那他的结论可能不会得到人们的认可。因为科学的研究结论要求经得起经验证据的重复检验，那种通过选择性证据得出的有偏见的结论是经不起重复性检验的。这两阶段的“价值中立”是研究客观性的必然要求，是合理的也是必须做到的。但是如果要在研究的第一阶段和第四阶段就排除研究者的个人价值观则是不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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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学科史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6-0003-02

对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两门学科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是研究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而不研究属于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学科范畴的具体问题，是理论与学科关系层面的探讨，或可以说属于学科史研究的范畴。对于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关系，从学科史的角度予以厘清，有助于合理界定两个学科的方位和边界、正确理解学科的内涵和外延、促进人们更好地把握它们的发展变化与相互间影响。

一、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概念辨析

要进行相互关系的比较分析，首先需要考察学科的属性，即该学科是研究什么的。首先来考察政治学。政治学英文“Politics”一词源于古希腊语Polis（城邦）。西方政治学的创始人首推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提出“善”、 “正义”和他的哲学王理想。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是西方思想史上第一部系统论述政治理论及其体系的著作，他倡导以个人幸福为最高政治目标的城邦政治论，使政治学发展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其后大致经历了中世纪神学政治学、近代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的权利政治学、20世纪以来现代意义的政治学等几个阶段，①有着悠久的历史。一般而言，政治“本质上是人们在一定经济基础上，围绕着特定利益，借助于社会公共权力来规定和实现特定权利的一种社会关系。”[1]政治学，则是研究政治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

“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IR）是国外学术界比较常用的词语。在英文《韦氏词典》里对它的解释是：“国际关系是政治科学的一个分支，关注的是国家间的联系并且主要关注对外政策”。从这一定义来看，“国际关系”的属性有三点：一是在学科上它从属于政治学；二是它的研究对象是国家间的关系；三是对外政策或外交是其关注的重点。“国际关系”不仅仅是指国际的政治关系，还涉及经济、军事、科技、教育、文化、宗教、卫生、民族、政党等各种联系。也有学者认为，“国际关系是超越国家界线的国际社会关系。进入世界近现代史的国际关系主要是国家以及国家集团之间的相互关系”[2]，“严格来说，国际关系的领域集中在世界上政府间的关系，但这些关系不能被孤立地理解。这些关系和其他因素（如国际机构、跨国公司以及个体）是有紧密联系的；与其他社会结构（包括经济的、文化的和国内政治结构）也有联系；甚至与地理的和历史的因素也发生关联。国际关系学是交叠了几个其他领域的庞大学科。”[3]可见，国家间的关系是国际关系学研究的重点或主要方面。所谓“国际关系”，主要指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主要方面的联系；“国际关系学”，则可被看作是一门研究这些联系和及其规律的独立学科[4]。

二、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历史关联

19世纪，受西方实证主义思想学说影响，人们对政治学的独立地位、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有了较一致的看法，当时主要以国家政治行为、政治体制与机构、政治理论与原则、政治家的思想行为等为研究对象。20世纪早期，政治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学也产生于20世纪初，是现实国际关系发展在人们观念上的反映，是人们对国际关系认识日益加深的产物，相对来说是新学科。

传统上，国际政治学属于政治学的范畴，而国际关系学则是国际政治学的拓展。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世界范围内错综复杂的国家间矛盾的第一次总爆发，国际关系成为学者们必须密切关注的焦点。1919年，威尔士工业家戴维斯在威尔士大学资助建立了国际政治系（The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t the University of Wales），并为国际政治专业设立了伍德罗·威尔逊讲座教席（Woodrow Wilson Chair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这种设置标志着独立的国际政治学科的诞生[3]。显然，国际关系学（IR）最初是以国际政治学（International Politics）的面目出现的，并且被许多政治学领域的学者看作是政治学的子学科。1949年在巴黎，各国的政治学者共同建立了“国际政治科学协会”（IPSA），协会确定政治学研究的对象有五项：政治理论、政治制度、政党和政治团体、国际政治关系、社会舆论[4]5。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政治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国际政治研究伴随着一系列特定刊物的出现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科领域和范式。这些刊物包括：《外交》（Foreign Affairs，1922）、《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47年）、《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1947年）、《国际研究季刊》（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1963年）、《和平研究杂志》（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1964年）等，此外，英美国家都出现了国际关系方面独立的博士教程[5]5。20世纪50年代末，以国际政治现象及其规律的研究为主要内容的国际政治学成为政治学的三个主要分支学科之一，另两个是行政学和比较政治学。在学科史上，“国际关系”可以说是“国际政治”在空间范围上的延展，在时间上也存在一定的先后顺序。由于这种特征，使得“国际关系学”稍微偏离了政治学领域，与政治学的联系不如“国际政治学”与之紧密。但反过来说，国际政治始终都是国际关系学研究的重点，原因在于“国际政治”关系一直以来是各种国际关系当中最重要的一类关系。

三、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的不同

（一）学科生成、发展历程（学科史）的不同

政治学在古希腊时期就产生了，中世纪的政治学和其他学科一样，受神学统治。近代文艺复兴时期，政治学最终摆脱神学束缚，恢复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20世纪早期，政治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国际关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它的生成是20世纪的事，但这个过程几乎跨越了整个世纪。

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作为一种现象也有久远的历史。其实，不管是古代的城邦国家还是现代的民族国家，只要有国家，就存在“国际关系”。“如果把古代学者的研究，诸如修昔底德（Thucydides）研究古希腊城邦国家间关系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The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和中国记述春秋战国历史的典籍《春秋》、《左传》、《论语》、《战国策》等视为某种“国际关系”研究的话，那么这种研究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了”[5]4。国际关系学到20世纪上半叶还不能说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直到20世纪70年代，它才有了比较像样的、可称为一门学科的轮廓。

（二）研究对象与学科特点的不同

政治学以探求政治关系的发展规律作为自己的目标和任务，因此，它的视角通常会围绕政治关系，从政治行为、政治体系、政治文化等方面去阐释政治的本质，关注国家、权力、权利等核心概念，关注人类围绕这些核心价值所做的价值选择，关注对自由、正义、和谐等终极理念的追求；国际关系学的研究背景是由世界上所有国家共同构成的一个特殊“社会”，这个社会没有中央权威，国家间的互动在本质上是无政府的。国际关系的研究不仅涉及政治因素，而且涉及军事、经济、宗教、文化、法律、生态、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等多个方面，其中关注较多的是国家的外交关系和外交政策。其研究对象非常复杂，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特点，经济学、法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对于国际关系学都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它还涉及哲学、地理学、生态学、心理学乃至数学、统计学等众多学科，表现出十分庞杂的特点，但国际关系整体的运动规律仍是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对象。①

（三）研究方法的不同

在研究方法上，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都经历了传统研究方法和现代科学研究方法两个阶段。传统的研究方法包括哲学的研究方法、历史的研究方法、规范分析方法、法学的研究方法等；二战后初期，“国际关系学界大多数学者沿用政治学或法学的一些方法，注重对国家、战争与和平等问题的研究”[4]7。战后六七十年代科学主义盛行时期，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开始利用其他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铸造本学科新的研究方法，包括经济学的方法、社会学的方法、心理学的方法、系统分析方法、结构功能主义的方法、行为主义的方法、数理统计的方法等等，统称为现代科学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上的传统与现代两个阶段是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的共性。所不同的是，由于国际关系学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其研究方法也表现出复合多样化的特点，更多地具有“科学主义的”倾向，研究的问题与政治学的课题相较更为现实具体，更多采用实证主义、定量分析的方法。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大大丰富了政治学学科的资料库。笔者以为，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在研究方法上不存在根本性的不同。研究方法作为一种工具，对于某一分析课题来说只要是恰切的就可以大胆采用。

四、结语

在学科发展史上，学科之间从属、分离以及综合是学科发展内在规律的表现。国际关系学传统上被认为是政治学的一个从属学科，但随着其研究领域的扩展和深化、研究成果的繁荣丰富，国际关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地位已经在人们当中达成了共识，大家都承认它有独立的理论体系、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学科目的与学科价值。

同时，国际关系学与政治学之间也存在着相互支撑的关系。国际关系学虽然研究的是一个类似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当中各行为主体互动的关系问题，但它始终离不开政治学所提供的关于国家、权力和权利等基本概念体系的支撑，以及政治学提供的价值规范的牵引。政治学也迫切需要国际关系学在这方面的成果来大量丰富政治学研究的资料与素材，特别是在全球化的当天，政治现象常常是超越国界的。 总之，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的相互支撑与相互分离是二者间关系的主要特点和趋势，学科发展也会受这对矛盾运动的影响。

参考文献：

[1]王浦劬.政治学基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2]袁明.国际关系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美]Joshua S.Goldste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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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农村高中学生政治学术语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高考改革的进一步发展，学生答题规范化的问题日益显现和暴露出来。在目前的教育体制中，高考考查学生的各种能力最终要通过学生在答题过程中以文字的形式反映在试卷上，而且越是能力测试型的题目，对学生语言文字表达能力的要求也就越高，这需要学生根据平时学过的概念、原理，运用恰当的政治学术语言，去解释人类经济生活和社会发展中遇到的经济问题、哲学问题、政治问题。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尤其在农村中学，政治学术语言的表达能力既是教师长期忽略，也是学生所欠缺的普遍问题。

一、存在的问题

在平时的教学中，当我们几个政治教师谈到学生在政治学科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时，几乎所有的政治教师都会提到这么几个问题：“学生在回答问题时，甚至连题目都看不懂――答非所问。”“我看不懂他们的答案，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杂乱无章。”“他们写了一大堆，但没有切中要害――无中心词”；“他们明白材料要表达的涵义，但却找不到合适的词句将其表达出来――术语欠缺”……尽管每个具体的答案可能都不尽相同，但几乎所有的答案最终都会归于同一个问题――学生的政治学术语言表达能力太差。

二、分析原因

第一、政治学科的性质和农村中学的现实条件影响。政治课是一门既具有严密逻辑性又具有严格语言要求的课程，它要求学生在政治课学习中，具有全面的素质。

第二、政治学科学术语言所用的专业术语与日常生活语言有很大的区别。如果缺少广泛而真实丰富的语言体验，大多数学生都会在理解这些专业术语所包含的意义时面临困难。

第三、农村学生相对较差的基础使教师降低了原有的要求。一般来说，留在农村中学的学生尤其是高中学生，基础较差，为了能让学生更好地理解概念和原理，一方面，对于大多数农村政治教师来说，他们自己在如何使用学术语言这点上也是完全不自觉的。他们很少去分析自己在传达特殊含义和达到预期反应与回答问题时运用的技能，也很少会有人去留意自己在表达语气和立场时选择了什么样的语言，在课堂上可能更多地会使用一些生活化的通俗语言；另一方面，对于很多农村政治老师来讲，只是关心学生懂了没有，但却忽略了学生对政治学术语言的掌握。只有当语言被怀疑是学生所存在的问题的内在原因时，它才成为讨论的主体。这就导致在农村的实际教学和日常训练中忽略了对学生政治学术语言的培养，造成了学生学术语言的缺失。

三、解决方案

学生进入高中后，政治教师如何帮助学生掌握和熟练使用政治学术语言能力呢？

第一，做好示范――教师自己首先要努力实现课堂语言专业化。政治教师在政治学术语言上首先要做好示范作用。政治课理论性强，也比较抽象，尤其是一些哲学用语，学生往往很难理解，由此失去学习这门学科的兴趣。因此，为了把课讲“活”，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政治老师们常常借助大量的笑话、故事、漫画、影象资料等手段来激活课堂，这确实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也是人们所称颂的。但教师一定要牢牢抓住自己的学科学术语言，要讲求课堂语言艺术，做到“言传身教”，切忌顾此失彼，活了形象，失了本质。

第二，激发兴趣――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师生互动。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生兴趣的提高，就能导致其积极参与到课堂教学中去，学术语言表达能力就不断得到锻炼、完善。从实际情况看，学生对政治课感兴趣与否，将直接影响着思维的积极性。同时，教师对学生的讲、议给予真诚的肯定，热情的鼓励，给他们成功的体验，让他们在教师真诚热情的评价中取得成功的喜悦，受到自尊的滋养，提高讲话的信心和勇气。这样才能活跃课堂气氛，活跃思维，激发学生的兴趣和表现自己的强烈欲望，从而培养学生的学术语言能力。

第三，贴近生活――创设环境，引导学生学习政治学术语言。伟大的教育学家陶行知先生曾说过：“生活即教育”。政治课新教材时代感强，与我们的日常生活联系密切，比如广告语言、宣传语言、新闻语言等，蕴含着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它们既形象直观，也利于学生掌握。由于农村中学与农村学生的实际情况，相比于城市学生，可能缺少一点时代感，教师应该创造环境或鼓励学生多接触社会生活，积极引导学生去学习这些新鲜活泼的语言。

第四，熟能生巧――加强训练，增强学生的自信心。要把政治专业术语变为学习的工具，变为灵活的答题语言，平时要求学生对语言进行反复练习是必要的。同时，教师要强化语言运用训练，呈现一定量的材料，有选择性地让学生进行演练，训练中要起到画龙点睛的引导作用，要加大分析力度，评讲过程要注意点化语言运用技巧，鼓励学生大胆想象，敢于联系，善于否定。通过训练发现语言运用的薄弱环节，对症下药，作专题讲座或个别补救，逐步提高学生的政治学术语言运用能力。相信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学生对政治学术语言的运用自然熟能生巧，答题的信心自然也会增强。

总之，作为一名农村高中政治教师，在平时的课堂教学中一定要注意培养学生学术语言的表达能力，才能真正实现素质教育的要求和课堂效率的提高。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帮助学生掌握政治学科学术语言和熟练使用学术语言的能力，是每个政治教师应该做到的也是能够做到的。

参考文献

[1]国家教委.高中政治新课程标准，20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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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中政治 ； 教学策略 ； 素质教育

【中图分类号】G633.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2095-3089（2014）27-0076-01

一、转变教学观念是首要任务

在传统的教学理念中，大家都认为，要想学好政、史、地这些文科课程，就必须下大力气去死记硬背，只有“背”得好，才能考得好。因此，目前高中政治课堂教学更多的还是在延续着这样的教学模式，政治老师在课堂上首先是向学生进行各个知识点的解释，然后在剩下的时间里就由学生们自己进行背诵记忆。政治老师源源不断地向学生们进行政治理论知识的灌输，学生们不断地死记硬背的被动接受，实际上，在这样的教学模式下，学生们一直处于被动的地位，很难发挥主观能动性。为了贯彻落实新课改的指导思想，提高高中政治教学的效果，改善高中政治课堂的教学质量，广大的高中政治教师首要任务就是要摆脱传统的政治教学理念，积极学习新的高中政治教学理念，用先进的教学理念来指导课程教学活动的开展，促进学生更有效地进行政治学习。

二、传授知识的同时注意传授方法

由于面临升学压力，高中学生要学习的科目很多，大部分学生的学习任务很重，因此分配给高中政治的课时比较少。在有限的政治课堂上，老师很难把所有的政治题目都完全仔仔细细地给学生进行一一讲解，也不可能做到将所有学生的疑难问题都一一地进行解答，因此，政治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一定要注重对学生们进行政治学习方法的教授，使学生们在正确的政治学习方法的指导下，开展自主学习，从而使自己的自学能力和解决疑难问题的能力得到提高。高中政治老师大多数都有多年的政治教学经验，在多年的教学过程中不断总结和反思，积累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政治学习方法，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教师的主要任务是对学生进行知识的传授，帮助学生们正确理解各个知识点，但是我们必须明白，“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在对学生们进行知识传授的同时，要注重对学习方法的传授，从而可以在减轻学生学习负担的同时，还可以有很好的教学效果。

三、注重与实践的结合

理论性强是高中政治的一个十分明显的特点，因此高中政治具有一定程度的抽象性，尤其是在哲学这部分。但是，这些抽象的政治理论知识目的不是让学生死记硬背的，而是让学生们在对知识理解的基础上用来解决实际问题的，所以，在课堂的教学过程中，高中政治老师一定要注重将理论和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

1.注重时事政治。

时事政治是高中生进行政治学习的重要材料，尤其是时事评论方面的文章，可以大大的增强学生们的判断能力，并且在高考中，很多题目都是以时事政治为载体，让学生用学习过的相应的政治理论对时政进行深入分析。那么学生们如何有效的把握好对于时事政治学习呢？首先，高中政治老师在课堂开展教学的过程中要尽量的多举时政方面的例子，引导学生们把时事政治与理论知识结合，逐步培养学生用政治理论分析时政问题的能力。其次，高中学生自己本身要积极和主动，毕竟政治课堂一起学习的时间是十分有限的，因此，就需要学生们在课下自己还要多下功夫，多多的关注新闻，并试着用政治课堂上学的理论知识对事件进行分析。

2.广泛的关注社会现象。

各种社会现象的背后都隐藏着深层次的东西，如何去挖掘发现这些深层次的东西，对于个人的政治理论水平有着很高的要求。高中政治老师要多留意一些社会现象，以社会现象为基础，可以开展各类的课外时间活动，启发学生们自己去发掘社会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这样，政治课就不再是干巴巴的理论，而成为一个个活生生的例子，增强学生们学习的兴趣。

四、创设政治问题情境，吸引学生广泛参与

在高中政治课堂上，高中政治老师要鼓励学生们进行大胆的质疑，并勇敢地提出自己的问题，因为解疑的过程是学生的综合素质得以有效提升的最佳时机。高中政治老师在设置政治问题的时候，要以学生们的实际情况为基础，充分的利用好教材，设置出难易程度比较适合的问题，从而调动全体学生的参与积极性，使学生都可以参与进来，在参与的过程中彼此之间进行探讨，交流不同的观点。在思想交流的过程中，学生们的思路得到很好拓展，可以帮助学生们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各类问题，同时学生们也能够看到自己的优点和缺点，从而可以进一步的强化自己的优点，努力的克服自己的不足之处。通过交流，还使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得到有效的提升，学生的政治学习信心更加十足。

五、组织开展多样化的政治学习活动

1.组织多种多样的小型政治辩论会。

由于政治学科自身的特点，组织针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小型辩论会可以取得很好的教学效果。比如为了有效调动学生们参与的积极性，政治老师可以提前从学生们中征集辩题，学生自主进行准备，老师只是起到指挥性的作用，学生们负责整个辩论会的各项事宜。经过辩论，学生们的观点变得更加清晰，学生们的思维变得更加的活跃，同时还加强了学生之间的协作精神。

2.开展政治小论文比赛。

具有很强的时代性是政治课的另一个突出特点，因此，高中政治要想取得好的效果就必须紧跟时展的潮流，照本宣科只会使学生们的政治学习效率低下。开展政治小论文比赛，要求学生们更加深入的分析问题，同时还要组织好书面的语言。这对同学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锻炼。

高中政治课程与初中政治教学有着很大的区别，老师在教学的过程中，一定要注重对高中生政治能力的培养；同时政治学科本身有着自己突出的特点，抽象程度高，因此，老师要注意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注意引导学生们用理论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广大的政治老师，要以新课改的要求为基础，积极的尝试课程教学方面的创新，发散思维，积极借鉴和学习，促进高中政治课程教学的良好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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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政治课堂教学如果是在纯理论式教学方法的指导下进行，就不可避免的会产生课堂教学的枯燥性、机械性，无法很好的调动学生学习的兴趣，更无法加强学生的独立思维、独立分析能力，这可以说是高中政治教学必须面对的一大难题。因此，通过在政治教学中引入历史情境可以提高学生对政治学习兴趣，调节政治课堂教学的气氛。引起学生对政治理论的关注，增强学生通过历史观分析政治原理能力，加深对政治学内容在头脑中的映像，提高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这是在高中政治教学中引入历史情境的必要性之二。

除了以上二点必要性之外，在高中政治教学中注重历史情境的运用，还存在诸如：可以进一步的深化政治学习的效果，提高学习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可以进一步培养学生的正确历史观、人生观、价值观，提升爱国主义教育的实效，增强历史认同感、民族认同感；可以进一步的优化教学模式，改善教学方法，有利于教师加强教学研究，推进素质教育的开展等等。可见，在高中政治教学中有选择地、有质量地注重历史情境的运用具有众多的必要性，是提高高中政治教学效果值得进行研究与实践的教学方式。

一、高中政治教学中历史情境运用的内容

在新课标指导下的高中政治教学过程中。对历史知识的运用范围十分广泛，因此在内容上存在多样性，能运用到的历史情境包括众多方面内容.一是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状况，其中包括了社会经济制度、社会政治制度及其变革、社会阶级状况及力量对比、社会民族关系等等；二是不同历史时期的历史文献，包括了思想文献、重要历史人物的著作、法律文献、历史条约等等；三是不同历史时期的思想文化运动材料，包括思想潮流、思想理论与观点、文化特征、思想文化运动代表人物简介等等。总之，可以运用的历史情境具有鲜明性、时代性、多样性、专业性等特征，这就为政治教学提供了众多的历史内容素材，也是政治教学中历史情境运用的前提与基础。

二、高中政治教学中历史情境运用的方式

高中政治教学内容范围较广，专业性较强，既包括经济学、政治学，也包括思想、文化与哲学、科学思维方式等等。因此，在教学中对历史情境的运用内容上应该有甄别，范围上应该有区分，引用过程中应该有所详略，不能千遍一律，更不能喧宾夺主。时刻要注重政治学科教学的主体性，历史情境只是必要的补充，“政治为主、历史为辅”，历史情境的运用只是一种方式和手段，达到为政治教学服务的作用。现结合本人多年的高中政治教学实践，就如何在政治教学中运用历史情境，做出以下几个方面的探讨。

l.历史背景材料的运用。

高中政治课教学中的许多理论与观点都具有较强的历史延续性，对一理论的讲解必然要牵涉一定的历史背景，因此，在教学中不失时机的引入历史背景材料是非常必要的，它可以帮助学生了解政治现象、政治理论、政治观点的形成背景及历史条件，加深学生对教材内容的识记和掌握。上政治教学中强调历史背景的内容众多，这就使得历史背景材料介绍法在政治教学中的运用最为常见，也最有效。

2.历史变化发展观的运用。

历史是不断的变化发展与前进的，任何政治理论也有自身的产生与发展的过程，在政治教学中，许多的原理与观点都有其“前生”、“今生”与“后世”，因此，运用唯物历史发展观分析政治原理，可以有助于学生掌握该原理的来龙去脉，并探索该原理的发展方向和目标，提升学生的探究能力。

3.历史原因分析的运用。

我们在分析任何政治问题的时候都要探求“前因后果”，因果分析法是常用的分析方法，高中政治教学过程中众多问题都有其历史原因的，对政治现象、政治原理观点的历史原因分析，可以提高学生对政治内容的理解，提高其分析辨别能力，有利于对教材知识的掌握。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中注重历史原因的分析，帮助学生辨别历史的外在表像，让他们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找出内在原因。

4.历史对比分析的运用。

人类的历史是不断的前进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现象可以表现出同的本质与内涵，相同的现象也可以表现出不同的本质与内涵，我们必须对其加以对比分析，从不同的历史时期与历史背景下找出其区别，总结出其中的普遍性，这将有助于进一步的分析政治现象，归纳出正确的结论与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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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同学反映，高二政治是一个很枯燥、很难记的学科。其实，只要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政治也是很好学、很有趣的。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高二政治学科解题方法，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政治学科解题方法(经济常识)一、是什么

1、图表题(说明经济现象)：①概括材料(表头、表格横比和纵比、附注、关系因果联系和整体与部分联系);

②得出结论(问题所在+时政热点)。

2、运用经济学知识分析经济现象：经济学原理(要点+内容)+联系材料。

二、为什么

1、一般型：地位、作用、意义、现状(概括材料)。

2、意义型：两个角度(国内国际);三个主体(国家、企业、人民劳动者和消费者)

(1)国家

A、国内经济：有利于①社义根本任务、社义本质，社义生产目的;②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就业;③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完善社义市场经济，实现资源优化配置;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效益;⑤调整经济结构，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⑥具体的时政意义(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社义和谐社会、两型社会、科技进步自主创新、新农村建设)。

B、对外经济：

a、本国：有利于①对外贸易的四个作用;②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提高国际竞争力;③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优化资源配置;④促进对外贸易，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⑤促进我国现代化建设，实现共同富裕;⑥实施“走出去、引进来”战略，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b、世界：有利于①推进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各国经济交流与合作;②互通有无、调济余缺，实现资源优化配置;③有利于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推动各国和世界经济的发展。

c、区域合作交流方面：有利于①优势互补，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②促进区域经济合作交流，统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③巩固和扩大合作区域内的市场，增强区域合作地区的经济实力和竞争力;④带动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共同繁荣。等等

(2)人民：有利于①促进就业，增加收入，提高生活水平;②调动劳动积极性、主动性;③增强意识(市场和竞争等)，树立正确的观念(消费观等);④维护合法权益(生命财产安全)。

(3)企业：

(1)国内：有利于①提高市场竞争力，争夺占有市场;②改进技术，改善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③提高产品质量，优化产品结构;④树立企业良好的信誉和形象，获得更多利润和收益;⑤提高经济效益，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2)对外：有利于①互通有无、调剂余缺，实现资源优化配置;②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劳动生产率;③提高国际竞争力与产品的国际化水平。

三、怎么办(国家、企业、个人)

(1)国家

A、生产领域：①解放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经济实力;②市场经济的两只手，以市场调节为基础，优化资源配置;③国家宏观调控的三种手段(加强市场监管，完善市场环境，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④经济手段(财政/货币/消费/对外政策);⑤改革和完善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分配制度和原则、社会保障制度);⑥深化企业改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效益;⑦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积极发展第三产业，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⑧时政举措(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从宽的货币政策、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B、分配领域：①不断解放发展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增加人民收入;②坚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③坚持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的原则，逐步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④用财政、税收等经济手段加强宏观调控，取缔非法收入、调整过高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

⑤健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快教育、医疗等社会事业发展，维护社会公平，构建和谐社会。⑥在发展生产，增加国民收入的基础上，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

C、交换和消费领域：①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加强市场监管，依法打击各类经济违法犯罪。②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形成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③大力发展经济，优化家庭消费结构，提高人民消费水平。④倡导树立正确的消费观，提倡适度、科学、文明消费。⑤完善法律法规，严格执法，加强市场监管，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⑥加强宣传教育，提高消费者的维权意识和法制观念。

D、对外经济领域：①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实施“走出去、引进来”战略。②加强对外贸易，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资金，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③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则，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在平等互利的基础开展双边贸易，反对不等价交换，倡导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④推进外贸发展方式转变，优化外贸结构，提高对外开放水平。⑤运用关税等经济手段，加强对外贸易调节，促进国际收支平衡。⑥熟悉和运用世贸规则，解决国际贸易争端。

(2)企业

①价值规律作用的三个要求：a、树立市场意识，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调整产品结构,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b、改进生产技术、改善经营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生产经营者的素质;c、提高风险意识和竞争意识，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

②提高经济效益的四点：a、依靠科技进步，采用先进技术，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使企业的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b、采用现代管理方法,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以最少的消耗生产出最多适应市场需要的产品;c、企业生产要面向市场，生产优质、适销对路的产品，并注意研制开发新产品;d、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不断完善兼并和破产制度。

③提高市场竞争力，开展正当竞争的五点：a、企业要保证优质的产品和服务，不断提高产品质量，提供优质的服务;b、企业必须提高企业的形象和信誉，树立品牌意识，创立名牌产品;c、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要开展正当竞争，反对不正当竞争;d、提高企业经营者的素质，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e、自觉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市场交易原则，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④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途径：a、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把工业化与信息化结合起来;b、大力发展信息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c、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大力推进科技的进步和创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d、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正确处理工业化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3)人民

A、劳动者：①增强权利意识和法制意识,签订劳动合同,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具体权利)。②参加劳动培训，提高职业技能。③遵守职业道德，树立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精神。④转变就业观念，积极创业。

B、消费者：①树立正确的消费观，适度、科学、文明消费;树立节约和环保意识，发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精神。②增强权利意识，自觉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具体权利)。③增强法制观念，学法、懂法、用法，依法维权(维权途径)。④提高自身素质，履行义务，遵守社会公德。

四、谈认识(看法)

①是什么：现象的性质;②为什么：a.原理/内容分析;b.正面意义/反面危害及实质;③怎么办：举措(书上+材料)

政治学科解题方法(哲学常识)一、解题三部曲：世界观方法论联系实际。

二、注意答题范围：

①(辨证)唯物论、(唯物)辩证法、(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人生观与价值观、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

②哲学道理(世界观+方法论)、哲学原理(世界观)、哲学依据(世界观)、哲学启示(方法论)的区别。

三、注意答题角度

1、是什么：

①体现了什么哲学道理或运用哲学道理分析上述材料：哲学原理(名称+内容)+方法论+联系材料。

②运用具体哲学道理分析：哲学原理(名称+内容)+方法论+联系材料。

③哲学启示型：方法论+原理名称+联系材料。

2、为什么：①哲学依据(哲学原理);

②书本中的含义、地位和现实意义;③归纳材料，提炼要点。

3、怎么办：①含义;

②书本要点;③提炼材料，作为要点。

4、谈认识、谈看法(辨析题)：①下判断(正确、错误和不科学);

②正确的部分要论证(运用正确的哲学道理);③错误的部分要纠正(a、摆出正确的道理内容;b、指出错误的实质及危害);④总结一个正确的结论。

政治学科解题方法(政治常识)(关键是分清主体和客体，答题思路：原理依据+联系材料+现实意义+客体)

1、是什么：原理依据+分析材料

2、为什么：①国家机关(政府)：a.国家性质;

b.职能+原则;c.宗旨(国家机构是人民利益的执行者和捍卫者);d.现实意义：推动民主政治建设、构建社义和谐社会。

②党：a.性质和宗旨;b.地位、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c.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具体联系);d、现实意义(,构建社义和谐社会;密切党同人民联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巩固执政地位)

③国家：a.性质;b.义务(职能):维护人民的权益;c.原则。

④人民：a.关系(和谐、统一);b.地位、权利与义务;c.原则。

3、怎么办

①按国家机关：立法机关(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制定相关法律)、行政机关(职能+原则+指导思想)、司法机关。

②党：a.地位、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b.加强和改善党的建设;c.指导思想。

③国家：义务(职能)+原则;④人民：义务+原则。

4、国际问题

①分析国际形势：国际关系的决定因素;当今时代的主题(霸、强、国际新秩序);国际竞争实质;世界格局;主权国家的权利与义务(易忽视);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我国的对外政策和职能。

②我国对外活动：对外政策和对外职能+国际背景+意义

a.对外政策(名称、决定因素、基本内容);b.对外职能;c.对我国和世界的意义(现实意义：走和平发展道路，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d、当今时代的主题和国际关系的决定因素。

5、政治意义

①现实意义：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构建社义和谐社会;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建设服务型政府。

②对内职能：维护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当家作主的地位;促进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政治文明);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和荣誉。

③对外职能：

a、我国：增强综合国力,提高国际地位、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形象;维护国家主权和,增强民族凝聚力;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维护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b、世界：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推动国际新秩序的建立;促进世界多化趋势，国际关系民主化;维护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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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考政治；稳中有变；选择题；热点问题

2013年湖南高考政治试卷中试题分值依然是选择题48分，非选择题52分。政治学科内各个模块的比例分别为：经济生活占30%，政治生活占24%，文化生活占14%，生活与哲学占32%。政治选择题是12～23题，选择题四个模块所占分数为：经济生活16分，政治生活12分，文化生活4分，生活与哲学16分，比例为4∶3∶1∶4，非选择题38题和39题，共5问均为政治试题。经济生活1道，分值为14分；政治生活1道，分值为12分；文化生活1道，分值为10分；生活与哲学2道，分值为16分。2013年湖南高考政治试卷试题分值与结构总体稳定，与往年相比有所变化。

一、2013年湖南高考政治试卷试题的特点

1.稳中有变，特点鲜明

政治在命题的设问和形式上有其新特点，突出表现为以下几点：

（1）贯穿了科学发展的主题，转变了经济发展方式的主线。重点内容有：重视三农问题，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关注民生，公民权利和义务的统一，提高社会管理和服务的水平，水资源管理制度的创新，协商民主等。

（2）试题设计遵循生活中引发问题（即设问），突出了对考生探究与构建能力的考查，例如第38题的设计，以某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改制前后的对比表，引导学生围绕表格及要求，通过分析、判断、推理后作答。

（3）命题风格稳中有变。不变的是，经济生活选择题都比较难，并且难度有加大趋势，要提醒我们重视。39题和2010年全国新课标中命题风格极其相似，参考答案设置方式也相同。变化的是：选择题漫画题淡出，经济学函数图表题崭露头角，39题观点评析题是个新方向，需要引起我们高度警觉。38题材料题依然是“常规的设问，突破常规的答案”“注重答案的生成，而不是平时教师的归纳和总结”。突出考生思维能力的检验，而不是记忆能力的简单再现。

2.选择题难度加大

表现在经济生活试题开始选用比较难的函数图表，如12题，让很多考生头疼；间隔一年（2012年全国新课标文综政治没有经济学计算题），经济学计算题又开始出山，并且考了利润率这个很多考生在小学都学过却在高中阶段忽视了的一个知识点，和很多高三老师开了个捉迷藏的玩笑。另外，15、18、22题有很多考生做错，很多政治教师反映这些试题比较难、易错。学生考后反映选择题太难，一般得分为20多分。

3.热点问题冷处理

比如我们在备考2013年高考的时候应该都做了很多时政的功课，比如十生态文明、美丽中国、中国梦、城镇化等几乎都没有考，隐约涉及一些的就是十的知识点，是选择题17题对水资源的强化管理和38题十文化强国等。这启示我们，猜题押题是没有出路的，高考没有“应该考什么，不应该考什么之说”。材料只是载体，时政只是背景，能力和知识才是我们要考查的主题和主体。

二、今后高三备考需要注意的问题

1.夯实基础，注重学科能力，扎扎实实学好基础知识

能力和知识是我们高考要考查的主题和主体。高考政治备考首先是把握基本概念。用比较的方法学习概念，找出相似概念的相异点，从而做到准确把握。其次是理解基本关系。特别要注意其内在的联系，即教材文字背后的东西纵向串联、横向串联。再有便是掌握基本观点。“背”会的知识永远是外在于自身的东西，无法内化为自身知识结构的一部分，也就不可能随时转化为解决问题的基础和能力。

2.抓住主干，抓纲织网，加强知识整合，构建知识网络，从整体上把握知识

高考文科综合测试对基础知识的要求主要是把握政、史、地各科的主干知识。对政治学科来说，主要是把握最主要的概念和最基本的原理及其相互联系与区别。这就要求学生在学习中吃透概念原理，在脑子里要有一张“知识结构图”，做到点线面结合，在综合测试中才可能从不同角度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比如，《生活与哲学》复习时，应首先让学生构建“知识树”，形成知识网络。哲学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又包括辩证的唯物论、唯物的辩证法、科学的认识论，历史唯物主义又包括社会历史观、人生观、价值观。再让学生掌握每一层次内容又包含哪些观点和方法论。这样找到贯穿知识点的红线，通过比较、列表、画图等方法构筑“知识树”，形成知识网络体系，从而形成对知识的整体把握，把握最主要的概念和最基本的原理及其相互联系与区别。

3.准确把握高考命题方向，明确考试要求，掌握考试特点，做到与时俱进，提高学习的针对性

2013年高考试题贯穿了科学发展的主题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线。在复习备考时就应紧紧围绕这一主题主线多角度思考，教材中与之相关联的知识就应着重把握好。如坚持科学发展观，重视三农问题，关注民生，公民权利和义务的统一，政府职能，党的领导，自主创新，提高社会管理和服务的水平，水资源管理制度的创新，协商民主等。复习中须关注热点，掌握重点。

2013年高考中热点问题冷处理。材料只是载体，时政只是背景，能力和知识才是我们要考查的主题和主体。要求我们关注热点，掌握重点的同时，要着重提高学生联系实际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学生应具备辩证思维、理性思维的能力，看问题要全面，把社会热点问题及有地区特色的问题同课本知识联系起来，不仅要将其放入到有直接联系的科目中去考虑，还要拓宽思维，把其融入有相关联系的各个科目中去，要求学生熟练地掌握书本知识，运用教材原理多角度、多层次地理解分析，真正领会其实质，学以致用。2013年试题设计遵循生活中引发问题（即设问），突出了对考生探究与构建能力的考查，例如第38题的设计，以某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改制前后的对比表，引导学生围绕表格及要求，通过分析、判断、推理后作答。这就要求考生在复习中不能只是简单地抓课本，搞题海战术，而要积极关注新教材的提法，重视教材中有关研究性学习的内容，关注科技前沿知识，关注全球经济发展趋势，准确把握好高考方向。

2013年试题设计选择题难度加大，选择题漫画题淡出，经济学函数图表题崭露头角。39题观点评析题是个新方向，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38题材料题依然是“常规的设问，突破常规的答案”“注重答案的生成，而不是平时老师的归纳和总结”。突出考生思维能力的检验，而不是记忆能力的简单再现……这些特点对我们复习备考有导向作用。所以高三备考应该紧紧围绕高考，针对高考，改进学法，研究考法，提高考生的综合应试能力。

（1）注重对知识的理解和贯通，切忌死记硬背，千万不能因为时间紧、内容多，而对知识囫囵吞枣、一知半解。

（2）要培养对知识的变通和迁移能力，要灵活把握和运用所学知识，注重全方位多角度地理解知识。

（3）练习要精选，内容要恰当，试题要注意筛选，符合高考要求，切忌再用题海战术浪费宝贵的时间。经济学函数图表题、观点评析题在今后复习中要多练习。

（4）试题的答案要准、精。要多研究高考试题的评分标准。因为试题的标准答案无论是在答题的层次、逻辑关系，还是在答案文字的数量上都与平时有很大的不同。

（5）要精心研究综合考试标准答案中的“加分规定”，在平时的考试中要尽量向高考的标准答案靠拢，尽量争取加分，要培养自己求新、求异和创新思维的能力。

新课改是当前教育教学的大趋势，我们应该在新课程理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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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张之争以特定学科的特定学派的视角为出发点，是多种讨论方向之中的一种。但是，由于两位学者具有影响力，所以各界对于产业政策的理解可能被锁定在特定的方向之上。比如，即使顾昕以大批量地介绍不同学科的经典文献的形式加入论战，间接地提示了讨论产业政策的不同方向，各界的思考仍然主要围绕特定的议题进行。考虑到产业政策的复杂性，这种锁定效应不利于全面地理解“产业政策是不是个好东西”。

三种讨论方向：经济学、政治学与管理学

现实中的产业政策涉及经济理论、政治逻辑和管理实践。因此，重要的是如何设定讨论的起点、协调不同学科的研究的关系。实际上，关于产业政策的讨论，可以有三个起点：一是将经济学（特别是特定流派的经济学）作为起点，假设在解决了经济学问题之后，政策当局自然会决定取舍进退，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问题也会迎刃而解;二是将政治学作为起点，强调政治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是否推行以及推行何种产业政策，讨论的重点是经济意识形态、政治结构如何规定了政策选择的空间;三是将管理学作为起点，认为政治经济环境决定了后进国家必然推行产业政策，所以如何抑制政策成本、提高政策收益是讨论的关键。

产业政策具有不同的侧面，理想的讨论格局是三种方向并存。实际上，这也是国际学术界关于产业政策的讨论的基本形态。但是，林张之争及其激发的后续讨论表明，中国各界关于产业政策的讨论为特定流派的经济学主导，部分政治学家的意见没有充分体现应有的问题意识，管理学者则基本没有发出声音。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制造2025等产业政策相继推出、产业政策的经济学论战难以结束的背景下，认识产业政策的政治背景是进行讨论的前提，从管理学的角度提高政策收益是讨论的关键，特定流派的经济学主导讨论未必合宜。

经济理论：难以结束的论战 丰田代表了日本汽车行业的精益生产模式（图为丰田汽车博物馆）

林张之争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但是，这场争论只是世界范围内的产业政策之争的一个并不典型的组成部分。

在产业政策问题上，两位学者的区别主要在于政府是否应该介入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林毅夫认为，由于企业未必能够解决外部性和协调失败问题，所以有为政府的协助可能是有益的。进一步来说，他试图以有为政府和潜在比较优势的实现过程为支点，构筑新结构经济学。相反，张维迎从奥地利学派的逻辑出发，认为政府不但难以识别哪些产业具有潜在比较优势，而且介入必将扰乱市场机制并引起寻租活动，产业政策不过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工具。

需要注意的是，两者在政策层面的差别并不巨大，在理论层面也比较接近。就前者而言，林毅夫一再表明，他只是主张政府在企业已经开始生产活动之后进行介入，而且这种介入尽量不要以补贴的形式进行。在进行这种澄清之后，两者的距离已经缩小。从后者来说，如果以是否高度重视市场的作用来区分经济学流派，那么两者都属于强调市场作用的经济学家。但是，既然政策层面的差别并不明显，又具有相近的理论背景，为什么这场论战会长期持续？

实际上，尽管都强调市场的作用，但是他们的经济哲学不同。林毅夫在研究方法上借鉴新古典经济学，他的经济哲学以包括官员在内的经济主体的理性为基础。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才认为由理性官员组成的政府可能解决产业发展中的一些问题。但是，张维迎的经济哲学更接近奥地利学派，对于官员的理性以及有为政府从根本上持怀疑态度。正如经济哲学的差异导致张维迎推崇的米塞斯和在研究方法上具有新古典经济学色彩的兰格所进行的社会主义核算论争难以结束一样，林张之争长期持续的原因之一也是经济哲学的不同。

如果说经济哲学的不同让肯定市场机制的林毅夫和张维迎在产业政策问题上难以取得共识，那么对于市场的不同认识则是世界范围的产业政策之争一直存在的主要原因。

在林张之争中，张夏准的身影隐约浮现。在国际经济学界，张夏准是最为典型的产业政策论者，他主张的产业政策远超林毅夫界定的范围。张夏准的产业政策论的出发点是市场机制在后进国家无法实现资本形成，因此需要政府的介入。接下来，他主要通过比较历史分析来论证产业政策可能推动经济发展。[1]由于张夏准和张维迎代表了产业政策的经济学研究的两个极端，所以我们以假想张维迎和张夏准之争的方式来说明为什么世界范围内关于产业政策的经济学争论难以平息。

从张维迎的角度出发，无害的产业政策必须满足以下条件：第一，政府只能在企业已经进行生产，并且遇到难以克服的问题之后才进行介入。第二，介入所引发的寻租成本必须等于零或趋近于零。依据公共选择理论，寻租成本的大小基本等于政府投入的政策资金的规模。所以，这意味着政策资金等于零或趋近零。第三，政策资金的机会成本为零或趋近于零。资金的机会成本指资金投入其他用途时可能产生的收益。一般来说，只有在政策资金的规模等于零或趋近于零的情况下，其机会成本才为零或趋近于零。因此，我们可以预期，张维迎将会对张夏准提出以下两个问题：第一，政府是否能够以完全不投入或只投入很少政策资金的形式推行产业政策？第二，如果介入以投入大量资金为前提，那么如何以主流经济学家可以接受的形式论证政策的合理性？

从上文对于张夏准的分析思路的介绍来看，不伴随大量资金投入的产业政策基本不在他的思考范围之内。同时，既然出发点是对市场机制的怀疑，张夏准也就无意在主流经济学的框架内进行讨论。因此，张维迎和张夏准都将难以说服对方。实际上，国际经济学界关于产业政策的争论相持不下的原因，与本文假想的二张之争难以结束的原因大体一致。

但是，产业政策的支持者必须回应从张维迎的研究中提炼出来的尖锐问题。笔者认为，回应的要点在于跳出经济学，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和作为张夏准理论基础的激进发展经济学，引进产业政策的政治学和管理学，回到产业政策的实践之中。

与通常的分类不同，产业政策可以区分为两种类型：基本不花钱的和花很多钱的。基本不花钱的产业政策符合寻租成本和机会成本为零或趋近于零的严苛标准，而花很多钱的产业政策的可行性则可以在政治学、管理学框架之下进行讨论。在产业政策之争中，产业政策的支持者没有明言基本不花钱的产业政策，引起了诸多误解;同时，他们没有将政治学和管理学引为援军。因此，这些学者既难以用反对者们可以接受的逻辑说服他们，也难以用反对者们难以挑战的逻辑发展自己的主张。

政治逻辑：被忽视的背景

产业政策不是单纯的经济学问题，而是典型的政治经济学现象。一方面，产业政策在相当程度上基于政治逻辑而出现;另一方面，在某些产业，评价产业政策的标准不仅是经济利益，也包括政治收益。因此，政治逻辑是后进国家讨论产业政策的重要背景，尽管这个背景在林张之争中并未出现。

首先，在政策实践之中，产业政策出现的契机往往是政治逻辑。凯恩斯曾经提及，看似自由的政策制定者其实不过是已经去世的经济学家的思想奴隶。经济思想的影响的确不可小觑，但经济思想内化为官员的行为准则往往需要很长时间。同时，政策实践表明，产业政策的出现未必以经济学的突破为前提。在战后日本，最早的产业政策是所谓“倾斜生产”。当时的情况是，启动生产活动的瓶颈在于煤炭和钢铁的供给有限。为解决这一问题，政府接受有泽广巳的建议，将有限的资源重点投向煤炭和钢铁部门，首先恢复它们的生产。这种政策的理论基础显然是“生产手段部门优先原则”。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日本政府接受了左派政治经济学。同样，韩国政府大规模推行产业政策不是因为经济学家证明了产业政策的有效性，而是由于当时的政府官员具有强烈的追赶意愿。类似地，在启动市场化转型的1980年代，中国借鉴日本的经验不是因为支持产业政策的经济学家在理论上战胜了反对派。实际上，产业政策之所以在这一时期被政策部门接纳，一方面因为政府志在赶超，另一方面因为产业政策为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作用预留了空间，更容易为传统上倾向于宏观控制、同时又需要推进市场化改革的计委系统接受。在现阶段，产业政策是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完全放弃产业政策不具有可行性。

其次，由于产业政策往往基于政治需要而出现，所以评价产业政策的标准未必是单一的。在这个问题上，京东方的案例具有启发意义。过去十年间，京东方从零开始，成长为世界第五大液晶企业。其间，投资总额超过两千亿元。这一投资规模是中国工业史的纪录。无疑，这些投资和政府介入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对于这个案例，从主流经济学的角度难以做出肯定的评价。但是，政治学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关键的视角。

近二十年来，随着生产技术日益被整合进生产设备，液晶产业的竞争焦点已经转向投资能力。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国企的京东方如果发挥投资能力的优势，不但可能继续提高市场份额，而且可能将日韩、台湾地区（液晶产业的主要集聚地）的相关企业置于自身的影响之下。直白地说，如果京东方成为世界最大的液晶企业，那么东亚其他液晶企业将不得不听命于京东方。对于关注产业政策的政治学者来说，在东亚地区存在复杂的经济关系和地缘政治的背景下，这才是京东方的战略意义之所在，罔顾这种产业政策所可能具有的政治意义，只在经济学的意义上进行收益分析可能是短视的。

在中国，介入产业政策争论的主要是熟谙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学家。因此，社会各界可能认为产业政策首先是经济学（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的问题。但是，这个认识未必准确。

首先，在研究史上，产业政策可以上溯至李斯特和格申克龙，而他们的研究难以归入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李斯特和格申克龙在总结早期工业史的基础上，主张以包括政府介入在内的制度性手段启动工业化进程，发挥后发优势。尽管没有直接使用产业政策这一术语，但是他们的工作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更为重要但经常被忽视的是，他们一致认为，后进国家是否能够形成关于经济发展的积极的意识形态是开启工业化进程或实现后发优势的前提。在他们的分析框架之中，产业政策不过是这种经济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依据这个逻辑，产业政策是不是个好东西首先是政治学问题，而不是经济学问题。

其次，可能让很多读者意外的是，推动产业政策正式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主题的不是经济学家，而是政治学家;推动相关研究持续发展的主要也是政治学家和具有政治学问题意识的学者。正是这批被称为发展型国家论者的学者的研究使得产业政策在社会科学研究之中获得市民权，主流经济学家只是在1990年代之后才介入这一领域。不过，尽管发展型国家论在世界性的产业政策争论之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在中国版产业政策争论之中，发展型国家论很少被提及。[2]

发展型国家论者和李斯特、格申克龙的研究具有共同点。发展型国家论者认为，发展意愿是政府启动产业政策的前提。在这个问题上，高柏关于发展主义的研究值得一读。[3]很明显，发展型国家论者所说的发展意愿或发展主义和李斯特、格申克龙强调的积极的经济意识形态基本上是同义语。实际上，发展型国家论者和李斯特、格申克龙的理论结构具有共同点：他们都将产业政策视为由经济意识形态决定的因变量。进一步地，冲本・丹尼尔的研究表明，特定的经济组织结构推动了具有发展主义倾向的经济意识形态的形成，并和这种经济意识形态一起规定了产业政策的形态和效果。在这里，是否推行以及推行什么样的产业政策处于由经济组织结构、经济意识形态和产业政策组成的逻辑链条的末端。[4]

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认为发展型国家论者的产业政策论只是对历史事实的堆砌，没有严格地论证产业政策是否推动了经济发展这一关键问题。但是，近期的研究表明，发展型国家论存在两个研究传统，而这样两个研究传统之下的产业政策研究截然不同。

管理实践：被悬置的要点

正如批评者们指出的，发展型国家论者的主流研究试图以列举政策措施的方式来完成关于政策介入和产业升级之间的逻辑关系的论证。但是，发展型国家论者的一批被忽视的研究则构成了另外一个研究传统。在这个研究传统之下，分析的重点是政府介入如何推动了企业能力的形成。这种研究方向以阿贝格兰的著述为开端，以阿姆斯丹的研究为代表，也存在于金麟洙的著作之中。近年来，这种研究和演化经济学家以及企业史家的产业政策论逐渐合流。更重要的是，这组研究和斯蒂格利茨、罗德里克等新古典经济学的反叛者关于信息不对称、后进国家企业的成本结构的发现过程等问题的理论模型相互支撑。由于这些研究都关注企业的生产过程或管理过程，所以这些研究的发展可以称为产业政策研究的管理学转向。在世界范围内，这种转向正在成为产业政策研究的热点。[5]但是，在中国版产业政策争论之中，这种变化被忽视，管理问题被悬置起来。

在国际学术界，上述转向出现之前，大量研究集中在政策资源和产业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方面。换言之，主流研究主要关注政府主导的资源配置是否在统计学的意义上推动了产业发展。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第一，全要素生产率等常用的统计指标在发展中国家难以准确地测度。第二，正如下面的案例所表明的，在政策实践之中，政府介入和企业能力之间的关系未必能够通过回归分析的方式体现出来。

约翰逊曾经将产业政策区分为两种：企业合理化政策和产业结构政策。这样的分类对应的实际上就是前文提及的基本不花钱的产业政策和花很多钱的产业政策。企业合理化政策主要指在企业层面提高企业能力的政策，涉及协助企业引进先进管理方法、提高产品质量、稳定劳资关系、提高劳动生产率等方面。但是，在很长时期内，这种产业政策完全被遗忘。近年来的企业史研究表明，这种政策所需资金极少，以下案例典型地体现了这种政策的作用机制。[6]

众所周知，以丰田为代表的日本汽车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主要体现在精益生产方式之中，而组装厂和配件厂的高效合作是精益生产方式的要点之一。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政府在这种合作关系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1950年代初期，丰田竞争力不强。在这一时期，丰田不重视企业间技术合作，负责对配件企业进行技术支持的只有三人;配件企业技术水平不高，难以配合丰田。为解决这些问题，中央和地方政府为丰田系企业提供了管理咨询。咨询涉及配件企业的管理体系以及丰田与配件企业的协调机制。政府系管理专家依据当时汽车产业最先进的管理原则，对配件企业在具体业务环节的表现以记分的形式给予评价并提示了改进方向，指出丰田负责与部件厂联系的采购部应该增加人员并强化技术指导能力，建议增强组装厂与部件厂之间的信息交流。在这次咨询之后，丰田强化了和配件企业的技术交流。同时，政府系管理专家建议将协丰会（丰田系列配件企业的组织）的功能从联谊变为信息交换。另外，当时的丰田缺乏足够的资金切实地支持配件企业提高技术水平，而配件企业技术水平的落后影响了汽车的质量。为解决这一问题，政府在1960年代为配件企业提供了规模不大的资金支持，主要用于解决共性技术问题。考虑到在后来的精益生产方式中企业间技术合作和信息交换的重要性，可以说，上述管理咨询和有限的资金支持为精益生产方式的形成提供了部分基础。

上述案例中的政策实践基本符合关于产业政策的严苛经济学限定，其本质是以极低规模的资源协助已经进入特定产业的企业解决能力形成中的关键难题。这类产业政策存在于东亚的政策实践，正在成为越南等发展中国家学习东亚经验的新重点。但是，这类产业政策基本没有进入中国各界的视野。

在基本不花钱的产业政策之外，也存在花很多钱的产业政策。这类产业政策往往体现为政府以提供大量资金的形式推动企业进入某个新兴产业。在林张之争中，焦点就是这种产业政策。在这里，我们可以再次回到京东方的案例。

由于投资金额巨大，所以政府支持京东方的过程之中或许存在某种程度的寻租成本，巨量资金的机会成本自然也是庞大的。从产业政策支持者的思路出发，我们或许可以认为，液晶产业对于国民经济具有重要意义，而企业难以在缺乏政府支持的情况下完成如此规模的投资。但是，由于这类产业政策不符合主流经济学为产业政策设定的条件，难以为产业政策的批评者接受。

不过，管理学能够为论证这种产业政策的必要性提供参考。产业的发展归根结底是企业能力发展的结果，而企业能力的形成需要相对稳定的环境。依据这个思路，有学者根据动态能力理论和演化经济学，以技术研发和生产活动为中心，细致地勾勒了政府介入和京东方的企业能力之间的动态关系。[7]尽管关于这类产业政策仍将存在争论，但是上述管理学研究无疑拓宽了研究的思路。另外，关于如何抑制寻租成本，已经存在大量值得政策制定者参考的研究。

现实选择：三种讨论方向的综合

林张两位先生围绕产业政策的多轮交锋打破了学术界回避争论的惯例，以理性的辩论的形式让一个重要政策议题出现在舆论场的聚光灯之下。但是，如果在林张之争或产业政策的经济学的范围内画地为牢，不但会将复杂问题简单化，而且可能出现简单问题复杂化的局面。所谓复杂问题简单化指将本来具有丰富的政治学背景和管理学内涵的产业政策问题简单化为纯粹的主流经济学问题;所谓简单问题复杂化指争论的长期化导致政策制定部门无所适从，连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已经被证明有效的政策措施都难以采用。

强调产业政策的政治学和管理学，用意不在于解构产业政策的经济学。实际上，产业政策的实践之中存在大量问题，张维迎的批评有其意义。同时，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的持续发展有可能为产业政策提供理论依据。但是，正如产业政策的经济学的意义难以被完全解构一样，产业政策的政治学和管理学的价值也无法忽视。当下的局面是，在主流经济学主导的讨论方向上，我们难以对于产业政策是不是个好东西做出明确的判断;产业政策的政治学揭示了产业政策出现的背景、对于评价产业政策是不是个好东西给出了不同的判断标准;产业政策的管理学则可以对产业政策进行全新的分类，有助于提高那些已经被证明是好东西的、特定类型的产业政策的政策收益并降低其政策成本。

厘清产业政策的三种讨论方向的意义之后，现实的选择或许应该是综合三种讨论方向，具体地分析两种产业政策。首先，应该积极推进符合苛刻的主流经济学标准的、基本不花钱的产业政策。其次，对于花很多钱的产业政策，在主流经济学家的争论取得进展之前，考虑到政治逻辑决定了中国政府不可能完全放弃这种政策，更有意义的思路是结合管理学和演化经济学的相关研究，找准企业能力形成的关键点、相应地设计政策措施，尽可能地使这种产业政策成为好东西。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注释：

[1]Ha-Joon Cha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dustrial Policy， Macmillan， 1994;张夏准：《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肖炼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2]关于发展型国家论，可以参考朱天飚主持选译的比较政治经济学书系。

[3]高柏：《经济意识形态与日本产业政策：1931-1965年的发展主义》，安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4]Daniel， Okimoto， Between MITI and the Market： Japanese Industrial Policy for High Technolog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5]James Christian Abegglen， Business Strategies for Japan， Sophia University Press， TBS Britannica， 1970; Mario Cimoli， Dosi Giovanni， and Joseph Stiglitz eds. Industrial Policy and Developm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apabilities Accumul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Bruce Greenwald and Joseph Stiglitz， “Externalities in Economics with Imperfect Information and Incomplete Market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no. 2（1986）; Ricardo Hausmann and Dani Rodrick，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Self-Discovery，”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no. 2（2003）; 尾高煌之助、松茂著：《幻の政策振法：分析とオラル・ヒストリによる解明》，日本新社2013年版; Ohno， Kennichi， Learning to Industrialize： From Given Growth to Policy-aided Value Creation， Routledge，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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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比较方法的概念界定

比较研究是在全球化（globalization），跨文化和跨文明语境（intercultural and transcivilizational context）中M行多维性全方位研究的方法。比较研究主要为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其目的是进行不同领域，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之间的比较。从规范的角度看，比较法作为一种工具，对各种社会与文化现象的分类以及是否存在共有的现象，可用同样原因加以解释。对于许多社会学家和文化学者，比较法为探究和解释社会和文化的差异和特殊性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

比较分析是非常有益的智力与理性博弈。美国哲学学者里布瑞西特（U.Libbrecht）指出：“比较就是哲学的任务…比较的客观对象最首要的是了解所有文化与哲学的同等价值，并以此作为出发点。”U.Libbrecht. 2009. “Comparative Philosophy： A Methodological Approach，”in （eds）， Worldviews and Cultures：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s. Edted by Nicole Note， R. FornetBetancourt， J. Estermann and Diederik AERTS. 2009.Springer.p31. 通过文化比较，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其他文化，还可以更深刻地了解自已原本所属的母体文化。例如，当一个人在异国文化的氛围中度过一段时光，就可以了解更多有关他自身及其本国文化。比较研究能鼓励人们发展他们的批判和分析能力，遵循相互尊重和不断质疑的风气，并成为真正的“全球公民”。比较法可以让我们在一个深深植根的文化和语言差异的背景下，研究各种社会领域以及这些领域的关系。在比较研究中，社会，文化，历史和政治背景下的自我反思和批判分析是中心工作。学者们使用跨学科调查和比较方法来审视社会关系和人类生存的复杂性。在解决文化互动的过程中，比较研究要尤其注意知识，能力和文化差异的动态。来自不同背景的研究人员能够利用自己的经验和知识以及不同的思维传统，比较和评估各种文化和社会制度，识别认知与理念上的差距，并可能指向可能的正确方向。然而，不管所采用何种方法，研究人员同时也需要对各种文化元素所带来干扰的危险保持警觉，以确保没有忽略差错与误导，并防止使用可能是抽样偏差的解释因素。只要有可能，应在更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收集和研究各种材料。比较研究中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在不同的研究对象中，数据集（the data sets）可能使用不同的类别（categories），或类别的不同定义。

比较研究可以界定为经过对二个或多元的现象，遵循客观标准，掌握充分的资料而加以深入的理性与科学分析，确定其相似性和差异性，进而得到更透彻而中肯的判定。比较研究的目的就是针对某种议题，比较不同主体的异同，详述各主体的现象，并深入探讨现象的潜在意义以及与各主体之间所存在的关系。在不同研究范畴中，比较研究会扮演不同角色，如比较社会学和比较文化研究等。比较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框架建立在比较历史学、社会学、文学、哲学等跨领域、跨学科的研究，以及建构主义，交往论和系统论的思想传统等原则之上。比较文化研究的重点是理论与方法及其应用。比较研究可帮助我们确认社会生活，跨越一般性，改善考察的单一性，并可对因果关系提供多维度的解释。比较研究最大长处就是不断有效地提出新的质疑、批判、分析和刺激理论的建构和重组。

对比研究，简单地说就是比较两个或更多的事物，以期发现一些关于一个或所有的东西进行比较的行为。这种技术在一项研究中通常采用多学科的方法。当涉及到方法，大多数人所同意的是，对比较研究来说并不存在特定而刻板的方法。多学科的研究提供了灵活性，比较方法的确有机会反驳那种认为他们的研究缺乏“无缝的整体（seamless whole）”的看法。Jones， Catherine. 1985. Patterns of Social Policy. Taylor & Francis，p28. 比较研究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但两个关键因素是空间与时间。从空间看，跨地域和跨国家间的比较是迄今为止最常见的，包括比较相似或不同国家，或一组国家，或整个世界范围各个国家的横向比较。从时间看，涉及到纵向的历史比较研究，比较在不同时间框架中各种文明和文化的演变。纵向比较研究者，如一些历史学家，试图用人们在过去的眼光和假设来收集、阅读、解释和分析原始资料；横向比较研究者，如一些社会学家，则试图用各特定文化地域的视角和假设来收集、阅读、解释和分析第一手资料。比较研究力求以不同时空为轴线创建理论模式，寻找相同点或相异点。综合性的信息以相互关系或因果机制构成抽象模式，并来整合分散的特定证据。证据与模式相符合的程度其实是具体与抽象的符合程度。大多数证据经确认后形成一般的解释模式。证据链与建立在抽象模式上的解释系统，就可能肯定以致完善或否定以致摧毁一个比较研究本身的预设架构。比较研究者都试图采取一个不同的文化角度，学习理解另一种文化的思维过程及其原生的观点，同时也从一个外部观察者的角度重新审思自己的文化。

三、 比较方法的学科运用

从狭义上说，比较哲学（comparative philosophy）以中国、印度和西方三大传统为比较对象。在各文化传统不相往来之际，无比较哲学。然自交通工具及传播工具发达之後，始有比较哲学之产生。至论有系统，有方法，有独特之形式对象的比较哲学，即在今日，尚为一未经开垦之处女地。比较哲学之意义，非谓一般文化，或历史，或政治等之比较，而为三大文化传统中之哲学传统之比较。各哲学传统皆有其不同之生命观与价值观，因之各有其自己之特色。然人类具有共通之人性及相同之理性，故其基本思想与原理又有相同之处。据此可知，各哲学传统必能相辅相成。比较哲学之宗旨，不仅在於满足理智之好奇心，或扩展识见之广度，而在於从人类全体之观点，谋求世界哲学思想之整合性，以改善自己之生命观与价值观。详细言之，即对各哲学传统彻底研究并了解之後，进而指出其长短，吸收其精华，以求按照自己所处之环境，充实自己之生命，使自己之生命臻於更完善、更崇高之境界。比较哲学之方法，依莱特氏（J.Kw Swan Liat）之说，分为八种：一、语意学之方法。二、历史之方法。三、比较之方法。四、整体之方法。五、形式之评价。六、现象学之方法。七、心理学之方法。八、社会人类学之方法。入手方法m有不同，然其目标皆为从人类哲学传统整体之观点，探讨更合理、更完美之生命价值，以提升自己之精神生命。研究比较哲学者，必须深入了解各文化传统之哲学主流及其特色，并熟悉各重要哲学家之当地语言。此为研究比较哲学之主要障碍。

哲学家的一个古老想法是，通过认识他人来认识自我，也就是说自我以迂回方式通过多重比较来确认自己，例如儿童们通过模仿或争斗来发展自己。每一个人的新颖和独特只是相对的。黑格尔明确指出，意识是通过他者认识自身，同样也通过自身来认识他者。什么是真实的对个人来说比对社会更为重要。没有其他国家就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多样性实际上有利于民族自身认同的觉醒，而且是认知国民与社会制度特征的唯一元素。有学者指出：“所有的哲学都植根于生活的性质；它们可建立在不同或相同的方向。比较哲学家的的职能就是观察和发现结论与方法异同的意义。然而意义为了什么？意义就在于人类生活，而生活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P. T. Raju. 2007. Introduction to Comparative Philosophy.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cation. p. 286. “比较哲学家的任务就是将东西方哲学的思想与最充分和最完全的生活理念与宗旨相结合。”Joseph Kaipayil. 1995.The Epistemology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 A Critique with Reference to P.T Rajus views. Center for Indian and Interreligious Studies. p.60.

比较社会学（comparativesociology）的主要方法有两种：一是从不同国家和文化中找出相同点；二是找出不同点。巴比（Earl R. Babbie）强调对一个或多个社会的某些社会现象进行比较，探求其异同。在历史、跨文化、类型考察、实验法、共变法等方面都可应用比较的思维方式。在社会学中，比较研究通常指对已知社会事实的分析，因此有人在此基础上将比较法分为历史法、类型构造法和个案法三种类型。历史法是利用历史资料进行比较研究；类型构造法是以思辨的方式选择、取舍现存资料，建立抽象的类型或模式，用以与经验现象相比较；个案法是对少数单位（个人、群体、社区或事件等）的各种特征进行深入、全面的考察与比较，了解其本质特征和发展过程的方法。上述方式各有长处。比较研究在于博览、约取、分析、综合、定其异同、塑造典型；而实地研究侧重主观理解、洞察，揭示社会生活的本来面目。参见《社会研究方法》（美）艾尔・巴比，邱泽奇译，出版社：华夏出版社，2009。 里文斯东（S. Livingstone）认为比较研究可分为四类模式：一、国家作为研究对象；二、国家作为研究线索；三、国家作为分析单位；四、国家作为国际或跨国系统的一个成分。Livingstone， S. 2003. On the Challenges of Crossnational Comparative Media Research.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8（4）： 477-500. 人们为了方便，通常以国家为比较分析的单位，如中国、美国等。不过，国家虽是社会和政治界定的常用单位，但其并非比较研究的唯一单位，也并非比较研究最佳单位，因为国家界线未必和文化界线完全相符，而实际上文化或文化之间的界线更难操作，例如儒家文化、佛教文化、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等并不限定在一个国家。

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主要研究人类通过文学进行相互理解与沟通的种种历史和现状；也可说是，一个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语言、文学、文化或民族群体的学术领域。它通常是对不同语言的文学作品进行比较，也可对同一语言，但来自于不同的国家或文化的文学作品加以比较。在这个领域，研究者历来是由精通数门语言，并熟悉文学传统、文学文本和文学批评的人士所构成。这项研究具有跨学科的性质，也就是结合了翻译学、社会学、批判理论，以及文化、历史、政治、科学、经济、法律、宗教和美学研究等等。这两个术语“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经常被用来指定一个相近的学术研究。比较文学又是一门跨领域、跨文化、跨国界、跨语言与跨文体的综合研究。文学与其它艺术，如音乐、绘画、建筑、舞蹈和电影等，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最广义说，比较文学可以界定为“无国界文学的研究”，故能够超越国界，而阅读外文文本。正像所有学科的比较研究一样，研究范式（paradigms）的变革与转换是当代比较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研究范式的变化是指意象的研究（imagery research），即对某些国家以及另一种文化环境文化进行比较文学想象的新焦点，并探讨文学跨文化历史的概念，其中包括跨文学（interliterary）社区的概念。在比较文学中，由于欧洲中心论的影响，基本还是建立在欧洲模式的基础上，如英国，法国和德国的模式。这些模式注重民族传统经典自我焦点。然而，文学和读者总是要不断超越民族语言的界限，如德国文学充满了英语、法语、意大利语以及古希腊罗马文学的影响等。甚至作家本身都难以预料某种语言文字混合与互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迷人的效果。比较文学的一个基本目的是培养为了跨越语言的界限而不断发现新的焦点。传统上，亚洲，非洲以及近东等“非西方”文本长期被降格为区域性，而非主体性研究。比较文学的研究者应考察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文学文本，探索文学与历史、哲学、政治以及其他学科领域的关系，并讨论与其他文化形式，如电影、戏剧、艺术、音乐以及媒体的关系。在这个日益全球化的时代，翻译研究成为比较文学方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翻译是真正令人棘手的。在什么意义上，人们真的能够翻译复杂和细微差别的小说、诗歌和戏剧吗？文学翻译也有着自身的历史性和政治性。例如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前，对外国文献，尤其是西方文献的翻译实行过严格的政治鉴别。当前，比较文学研究的核心是全方位地比较不同文化传统的文学文本，深入引介全球文学形式和体裁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比较文学的主要的一个吸引人的方面是它的灵活性，即可以采用任何可能的选题。

1990年代以来，在美国和其他地方的比较研究学者掀起了一个新的运动，即将学科远离国家为基础的方式，而更多采取跨文化的方式。此类著述包括哈什米（Alamgir Hashmi）的《联合体、比较文学和世界》（The Commonwealth，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he World， 1988）；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的《学科的死亡》（Death of a Discipline，2005）；达姆罗施（David Damrosch）的《世界文学是什么？》（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2003）；卡萨诺瓦（Pascale Casanova）的《文学的世界共和国》（The World Republic of Letters，2007）；以及策佩特内克（Steven Ttsy de Zepetnek）“比较文化研究”的概念等。这种做法是否会证明会成功仍有待观察。鉴于发展全球化和跨文化研究，比较文学已采用比单一语言的民族国家更广泛的研究，有可能摆脱民族国家的范式。尽管在西方比较文学正面临收缩，但有迹象表明，在世界各地却蓬勃发展，尤其是在亚洲、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地区以及地中海地区。

比较政治学（comparative politics）主要研究各种政治现象。可以说，它是政治分析最古老的领域之一，而在所有的历史时期都是政治哲学的基础。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可视为比较政治学研究的开创之作。近代的比较政治研究发展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比如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和《旧制度与大革命》。以后马克斯・韦伯、孔德、涂尔干等的社会科学方法对比较政治学之研究有很大影响。但比较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之形成，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代表性的著作有迪韦尔热（Maurice Duverger）的《政党论》，阿尔蒙德（Gabriel A. Almond）、维巴（Sidney Verba）的《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比较政治是政治学中很常使用的方法，其特征是将比较建立在经验基础上。换句话说，比较政治是对国内政治，政治机构以及国家之间关系与冲突的研究，常常涉及到国家之间的比较或单一国家在一定时间内相似性和差异性的比较。有学者比较政治是一个方法论，其着重于“如何分析，而不特别强调分析的是什么？”Lijphart， Arend .1971. “Comparative politics and the comparative method”.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5 （3）： 682-693. 换句话说，比较政治不必界定其研究对象，而是通过该方法来研究政治现象。也有学者认为，比较政治学的研究重点，就在于既要进行对某些国家政治制度的实质考察，又要识别和解释这些国家之间使用共同概念的异同性。“从方法论上说，与其他方法不同的是，比较方法所使用的概念适用于一个以上的国家。”Rose， Richard； MacKenzie， W. J. M. 1991. “Comparing forms of comparative analysis”. Political Studies 39 （3）： 446-462. 当应用到具体领域的研究时，比较政治可改为其他名称，如政府比较、外交政策比较等。

当然，比较研究可以运用于几乎所有的领域与学科，如比较史学、比较法学、比较宗教学等等，但因本文篇幅有限，也就不一一列举了。

四、 比较方法的分类形式

比较研究有多种类型，如个案比较研究，文化传统比较研究，跨国或跨文化比较研究以及多国多文化比较研究等。比较研究还有多种资源，如实地考察比较，跨国调查比较，文字资料比较，量化数据比较以及概念意义比较等。比较方法的特质在于作为一种多元性的方式（diversityoriented approach），其有以下六个要点：一、可用于识别，分析和解释整个国际社会相似性和差异性的跨文化研究；二、可揭示任何跨国界的研究，应越来越多地考虑到社会文化背景；三、可提供一个在跨区域/次区域相关的具体问题和研究基础上，对全国的综合比较研究；四、可获可比的数据集，并在概念和功能等价和研究参数上达成一致；五、可找到各种问题的解决方案，包括谈判、妥协，以及对不同国家具体状况的了解；六、可在跨国工作中，加深对其他的文化及其研究过程的了解。

比较研究还有多种方式：其一，内部关系比较：比较的重点并非直接表现为与外部关系的纵向或横向的时空比较上，而是在同一特定时空中，同一研究主题、范畴或体系之中，以内部关系的各方为比较对象，如同一文化或亚文化内部各个组成部分的比较。其二，历史纵向比较：比较的重点为时间的阶段性与连续性，即在同一研究主题、范畴或体系中，某特定研究对象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过程，如宋明理学两个阶段发展的比较。其三，社会横向比较：比较的重点为空间的地域性与关联性，即在同一研究主题、范畴或体系中，某特定研究对象在不同领域或国度的现状，如当代中国儒学与日本儒学的比较等。其四，多维层次比较：比较的重点同时注重时空――结合纵向与横向两种轴线，既重视时间的阶段性与连续性，也强调空间的地域性与关联性，如大乘佛教在东亚不同地区历史演变的比较等。

比较研究必须有明确的研究主题或对象，因此在进行收集资料前，清楚地界定研究范围、课题与假设，是比较研究法的首要工作。寻找研究课题关键的第一步是确定范围，“大胆假设”，最好以已确立的思维方式和理论为基础：一是发现现实世界不合常理的现象，由此提出具刺激性的重要研究课题，形成关注焦点；二是从不同社会的相同点及差异点找出研究重点。第二步为资料的选取，最好是依据既定标准抽样，进而收集相关资料，但根据问题选择主次资料，克服前人资料的欠缺，并坚持开放性。第三步为资料的分析，依据选取资料的内容与特质，进行深入的解析，进一步探讨研究对象间的关联或异同。

在比较研究上应注意：1）被比较的各个对象或范畴必须在平衡的出发点或共同的基础观点上进行，2）被比较的各个对象或范畴必须有相同的问题焦点；3）被比较的各个对象或范畴对考察主题的重要性必须对等；4）被比较的各个对象或范畴必须具有同等的正面意义与作用，否则其所能发展的空间必然受到局限。通常在比较研究中应防止下列四种不正确的误导：首先是双重标准，即对被比较的各方采用不同的标准，如对某一国采用一种环保标准而对另一国则采取另一种标准；其次是虚假数据，即忽视或有意删除、隐瞒、夸大缩小、甚至捏造重要的信息和数据，对被比较的各方所收集的材料厚此薄彼多寡不一，如对某一国的污染数据极力夸大，而对另一国则极力缩小甚至隐瞒；再次是无可比性，即被“比较”的各方并不存在加以比较的意义，如男性与女性在某些方面是无法比较的；最后是笼统模糊，即对被比较的各方采用含混不清的抽象比较，或利用不具体的总平均数（an unspecific average）来进行比较，如称两个工厂的工人收入一样，但实际上一个工厂的工人仅每周工作32个小时，而另一个工厂则工作64个小时。

当然，在研究的方法中还有比比较方法更普遍的方法。定量分析比定性分析更被人们所频繁地使用，在大多数比较研究中使用的是定量数据。Deacon， Bob. 1983. Social Policy and Socialism. Pluto Press. 对比^研究来说，比较事物的一般方法就像我们日常比较一样是相同的，即类似的情况同等对待，不同的情况区别对待，不同的程度决定如何对待不同的情况。如果一个人真能够完全地区分这两种情况，比较研究的结论不会是非常有用。同其他一切方法一样，历史比较研究方法有其局限。由于人们对事例与数据进行选择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历史的表述和跨文化的知识往往不完善，甚至可能是偏见。历史比较研究者大多判定事件的成因是偶发论而非决定论，不同的人看相同证据经常会赋予不同的意义。因此在重构其他文化时，很容易将其扭曲。证据和解释的运用，既可完成，也可摧毁一个历史比较研究。

五、 从比较主义到新多元比较主义

在东西方研究领域，越来越多的学者试图通过西方哲学诠释学，应用新的或现代的比较主义，建立有效的范例。我们可揭示出这种比较主义的主要倾向。

斯帕维克（G. C. Spavak）认为：“当重新思考比较主义时，我们认为翻译是积极的，而非虚假的实践。我经常说，翻译是阅读最紧密的行为。因此，在最广泛的意义上，翻译作为阅读本身而存在的比较主义的新见解。 ”Spavak， Gayatri C.. 2009. “Rethinking Comparativism，” New Literary History， Volume 40， Number 3， Summer 2009， pp609-626.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P613. 登普西（C. G. Dempsey）通过回顾比较方法的历史和批判，构建了自己研究的基础，他还引用了一个新比较主义的支持者对他研究的反驳。作为回应乔纳森 Z.史密斯（Jonathan Z. Smith）对旧比较研究的批评及其为进一步加强该领域研究方法所提的建议，登普西描述了自己如何使用比较方法来查验和造就这个学科的分类与假设；还勾勒了以神圣（the sacred）作为比较多层次宗教语境的生动分类，以此揭示一种蕴含超然意义和力量并不仅限于形而上学或霸权。对他来说，“作为某种错综复杂的参考结构，当形成比较研究的宽大网络时，神圣极为有用；此外，对比较的探索提供了多面的场景，从中可以加深对神圣复杂性的理解。”Dempsey， Corinne G.. 2011. Bringing the Sacred Down to Earth： Adventures in Comparative Relig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3-20.

西格尔（R. A. Segal）认为，目前有关于神话研究的比较方法的四种类型。其中一个极端是所谓后现代的类型，它等于完全摒弃了比较。在这里假设比较方法仅关注相似之处，而否认差异，即采取对相似的东西加以比较，造成断章取义，这种相似意味着认同，因而这类比较总是肤浅的，甚至不可避免地令人反感。第二种类型不太激进，还有点老旧，它允许比较，但只是局限于某一区域或地方，而并非全球规模。这种比较被称为“受控”的比较（controlled comparisons）。这种比较主义很常见，例如对印欧主义者（IndoEuropeanists）的比较。第三种是较为新近的类型，强调更新而普遍的比较，但同时关注差异性和相似性。这就是“新比较主义”，它认为旧的比较主义只寻求共性而忽略个性是不足取的。第四种类型是“旧比较主义”，或者是曾被简称为“比较方法”。对于这种类型，比较虽是普遍的，但主要强调纯粹的相似性。 “我反对受控比较方法和新比较方法所作的假设：即只有区域性而非普遍性的相似性是正确的（控制的比较主义）以及差异性比相似性更重要（新比较主义）。 ”Dempsey， Corinne G.. 2011. Bringing the Sacred Down to Earth： Adventures in Comparative Relig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315.

贝尔申科和迪萨尔丹（Thomas Bierschenk， JeanPierre Olivier de Sardan）将比较方法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传统比较主义”，其被J作与某种封闭的体系如文化与社会等相联系；二是“当代比较主义”，其能很快地构建区域性观察与全球理论之间松散联系；“我们提倡比较主义的第三种类型，即从某种坚实的实证基础逐步向外传播：一、在一个特定领域所实行的一种密集而多点的比较主义（an intensive， multisite comparativism）…；二、 一种建立在地区性和主题关系上的比较主义，在历史上相关的地区与国家的语境中进行机构的比较……；三、一种更广泛层面的比较主义，它涉及到非常不同历史和空间语境下的相似过程。”Thomas Bierschenk， JeanPierre Olivier de Sardan （ed.）. 2014. States at Work： Dynamics of African Bureaucracies. Brill Academic Publication. pp21-22.

在凯帕耶尔（J. Kaipayil）看来，比较哲学所遭遇的难题显然是双重的。至少在其经典模型，比较哲学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即不同的哲学传统是相辅相成的，因此真正的哲学应综合东西方哲学的观点。然而，这违背了哲学的本质。哲学作为批判反思的系统，不能与多元性脱离。如果与其激进的多元主义分离，哲学本身将被取缔。比较哲学所遭遇的第二个难题是在当代哲学中东西方分划的崩溃。印度、中国和西方的哲学传统各自有数千年的发展，相互独立，因而产生或多或少的隔绝。然而，这种情况不再继续了。哲学中古老的文化鸿沟几乎在当今更加相互依存和全球化的世界中坍塌。 “比较哲学当今在程序上和哲学上所遭遇的难题要求整个比较体系的改造。比较哲学的未来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如何应对当今本学科所面临的关键问题。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全球的哲学不能完全失去比较哲学。比较哲学应该以某种形式不断提醒哲学家自己为多元文化的哲学传统和思想模式而需要对话的开放性。”Kaipayil， Joseph. 2010. ACPI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vol.1， edited by Johnson J. Puthenpurackal， 296-98. Bangalore： AsianTrading Corporation. Pp297-298.

据阿斯普瑞姆（E.Asprem）分析，人们常用两种比较，即基于家谱性（genealogy）或同源性（homology）的比较与基于类比性（anology）或纯粹结构性或功能性（structural or functional）的比较；而东西方比较方法的不同类型沿两条轴线构成：一是同源性-类比性（a homologicalanalogical axis）；另一是共时性-历时性（a synchronicdiachronic axis）。对他而言，历史研究计划一般通过同源性比较，因为类比比较仍然存疑；而且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这种局限完全是任意的。他指出，从同源比较的角度来看，历史研究也可能揭示了一些长期存在的概念问题；“这种分类提供了‘查单方式（checklist approach）...正确地应用这种启发式可作为对具有共同家谱（即基于同源性比较）的现象之间进行比较的比较基础（tertium comparationis）。相比之下，从实行类比比较而应用那些特征作为充分的必要条件，就会产生通常的错误，并由此暗示某些跨文化和非历史的类型取代了一个以历史为基础的‘思想形式'。”Asprem， Egil. 2014. “Towards a New Comparativism in the Study of Esotericism， ” Correspondences， 2.1 （2014） pp25-26.

克莱因（E. Cline）指出，在不同学科的比较研究中，常常面临着独特的挑战，即必须回答比较工作是否值得的问题；而那些差异有时作为独特目标和趋势的一部份。“尽管存在这些差异，但对各种比较研究者来说，仍然存在如哲学和宗教研究领域所面临的共同的挑战。”Cline， Erin. 2013. Confucius， Rawls， and the Sense of Justice.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P48. 克莱因不断地声称，尽管在儒家不同的伦理论述中存在一些分歧，但都承认，“美德伦理学（virtue ethics）有许多不同形式，而解释儒家伦理最好的办法就是作为美德伦理学的一种形式。”Ibid，p24.诺登（V.Norden）也认为，儒家与西方思想家对美德伦理学的论述是进行比较的良好话题，因为学习儒家美德伦理可引导我们采取美德的新观念，并了解有意义生活的方式有所不同，还因为西方美德伦理学所阐述的不少儒家思想可能会被忽视。”Ibid，p118.

Comparative Method and New Diversityoriented Comparativism

DING Zi-jia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California State Polytechnic University， the U.S.A.）

篇10

科学价值中立说

关于科学的价值中立的观点，在西方哲学思想中在较长时期内影响了占主导地位的科学观和认识论。一般认为马克斯•韦伯引入了现代的事实—价值两分的观点。他在《社会学与经济学中“价值中立”的意义》这一经典论文论述了两方面的观点[1]。第一点他吸取了休谟的思想，认为在规范与描述之间、在断言某物实际上是什么与理想上应当是什么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我们加于事物的价值不属于这些事物的真理性，科学关心的是描述实际发生了什么，并且解释为什么。自然，科学能够而且必须注意个人和团体在事实上怎样做出评价，但他们却不能从根本上真实地记录这个或那个事物是内在地有价值的，因而是在范畴上应当被评价的。韦伯的第二个论点是有规定性的。他从不认为价值是无足轻重的，也从不宣称每个人，特别是社会科学家应当总是避免价值判断。与此相反，他坚持提出指认与评价的区别，二者不容混淆。一个人在表达价值判断时，不应当自称这种判断是得到科学地确认的；因为事实上这是做不到的。当社会科学家推崇某种行动时，他们应当尽力地说明自己所说内容中哪些是科学的发现，哪些是具有很不同地位的政策建议。这是知识分子的真诚品质与尊重真理的原则所必然要求的。

20世纪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一般都竭力提倡科学与价值、描述与规范、实然与应然判断的严格区别，要求社会科学坚持价值中立的立场。亨普尔指出，有关科学的价值中立问题，可以说是围绕着两个不同的方面而展开，这就是：(1)科学家的实际研究行为，和(2)批判评价和论证科学断言和程序的方法论标准。在科学家的实际行为层次上，价值评价作为科学研究的一个诱导因素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道德的准则、审慎的思考和个性等等显然会影响科学家对所研究领域、问题和所采取的方法的选择。社会和政治价值有可能削弱研究某些特殊问题领域的努力，也可能鼓励人们赞同某些并无可靠根据的理论。当然，作为一种规律，科学研究中决定采取或放弃一个特定的假设或理论，将强烈地受到认知价值或准则的影响，这反映在他们坚持某种方法论程序的标准上。[2]

正是在构成研究行为的重要的诱导因素这个问题上，价值评价与科学研究相关联。因此，必须在心理学、社会学和科学史解释科学研究行为时考虑价值评价的作用。然而，这种科学解释在谈到科学家受价值影响的时候，并不涉及任何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它在解释科学家接受或放弃一个理论时，并不论证这个理论的合理性，或表明这是个不合理的科学程序。而合理性问题要求的是在可以获得的证据和其他系统的根据的基础上对理论进行批判的评价。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传统的科学观，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主张科学理论与证据关系有明确的客观标准，并认为这种标准可用证据与理论之间的肯定或否定的的逻辑关系来表示，由此而为科学的客观性与价值中立说提供了依据。按此观点，恰当的科学研究及其结果是独立于研究者个人的成见、信念或态度的，因而可以把某些程序看作违反了科学规范，并可以用对科学以外的价值观的过度依赖来解释研究者违背恰当的科学行为的动机。

与上述科学哲学观点相类似，现代知识社会学(或科学社会学)的鼻祖卡尔•曼海姆也把自然的与文化的区别了开来，把数学、自然科学与宗教、道德、实践领域等其他方面明确区分开来。“可以说，形式知识在本质上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其内容并不受个别的主体及其历史社会条件的影响。但在另一方面，显然存在着范围广泛的主体事务，它只能由某些主体、或在某些历史时期被接受，而且从个人的社会目的来看，这也是显而易见的。”[3]他认为，自然科学具有可重复性，而宗教道德等文化的领域则具有不可比的特征。所以他断言，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非真理的。一般来说，意识形态的特征是对其范围广泛的对象进行高度明确的阐述，对其追随者有权威的明确的命令性。与其他类型的信仰相比，意识形态更加系统化，围绕一个或数个突出的价值观而整合。它往往抵制信念的变革，它的接受或推行还往往伴随着鼓动性的宣传。谁接受它，谁就要完全服从它，谁的行为就必须完全渗透着意识形态。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产生于特定的文化中，因此它不可能与该文化的重要因素完全分开。意识形态故意掩盖人们的动机与利益，这就迫使利益与对抗着的人们相互欺骗，并用貌似普遍化的方式掩盖狭隘的局部目的和利益。意识形态不会把系统地追求真理当作自己的一项义务，因而采取取教条主义的认识态度，不愿接受新经验和真理。作为一种文化的产物，意识形态对社会科学的影响尤其明显。

曼海姆坚持认为，凡政治的或是涉及世界观的一切知识，不可避免地都是有党性的。他因此而暗含的论点是，像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均无法摆脱意识形态和党性的束缚，所以他也承认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有不同的思想。这些观点引起了美国实用主义者胡克的争论。胡克在肯定了曼海姆的开创性工作以后指出，困难在于，曼海姆承认，表现阶级立场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导致在科学意义上被认为“真”的那些关于事物性质的理论和发现，因此，问题就转移到这些“真理”是否取决于导致探索和发现这些真理的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这一点上。“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既然随着历史时期而改变，曼海姆认为这问题就成为一个知识社会学的问题。……现在假定科学的处理方法和客观性是同一的，使曼海姆感到头痛的问题是：任何一种的科学知识是怎样成为可能的？曼海姆在他的书中，不同的一页就有不同的答案，而使读者对于他真正相信什么完全感到茫然。”[4]实用主义作为一种独特形态的科学主义思想，对此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胡克实际认为，即使存在阶级或党派观点的相对性，科学(包括社会科学)仍然存在超越主观价值的客观性基础，比如根据经验基础所作的证实或证伪的判定。这是我们过去在认识实用主义时所忽视了一个重要论点。

因此，关于科学价值中立的观点，反映了西方一些思想家在科学发展以后对其根本任务的一种认识论的反思。在科学知识系统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以后，有必要主动排除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的干扰，以相对纯化的方式对待其研究，以便适应客观性的要求。

对绝对价值中立说的批评

韦伯和逻辑实证主义者关于科学价值中立说的观点，在近数十年受到了西方哲学家主要是历史主义者和科学实在论者的批评或挑战。库恩以来的历史主义学派深刻地批判了科学的积累发展观，论证了科学理论的根本转变不简单地只是对关于事实的增长了的知识作出的理性反映。而科学不同学派之间的转换更像是信仰的转变，没有太多的合理性基础可言。劳丹则提出了一种关于科学家理的适中的观点，指出理性的行动者持有各种目的和关于世界的预设信念，为了合理地接受一个信念，他必须能够限定与自己的目标和信念有关的推理范围。劳丹试图把科学合理性的一般要求与价值论、方法论和事实层次的共识统一起来。

科学实在论者普特南对事实与价值关系的看法具有某些独特的意义。他公然声称自己要为一种几乎被了的观点恢复名誉，这种观点认为事实与价值的区分无论如何也是模糊不清、无法实现的。因为事实陈述本身，以及人们据以决定什么是事实和什么不是事实的科学探究实践活动，都预设了价值。普特南指出，关于科学价值中立的传统观点是建立在科学的工具的成功和多数人的一致意见基础上的。怀疑价值判断具有认识功能的一个理由是，它们不能用“科学方法证实”，而且在福柯所讨论的伦理学观点中还强调调，在伦理问题上，人们不可能取得普遍一致或大多数人一致的意见。许多人相信科学理论的正确性可以作出使大家满意的论证。但在事实上，对于任意选取的一个科学理论的真理性，人们不可能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赞同。许多人对于科学和很多理论都是可悲地无知，至于科学的工具的成功，由于科学的意义决非仅限于它的实际应用性，故不能由此而推出科学的合理性。所以，用工具的成功与多数主义来证明科学真理的合理性和价值真理的非合理性，这是站不住脚的。[5]

普特南强调，至少有些价值必定是客观的。精确科学的理性上的可接受性取决于像“融贯性”和“实用的简单性”之类认识上的优点，因此，至少有些价值词项不仅仅代表使用这些词项的人的情感，而且代表了它们适用的那些事物的属性。如果这些词项不代表理论的性质，而仅仅代表有关人对理论所持有的“态度”，那么像“正当的”、“充分确证的”、“最有效的解释”等等，必定也完全是主观的。因为理性上可接受性不可能比它所依赖的参项更为客观。因此，至少这些价值词项具有某种客观的用法，即某种客观的正当性条件。同样，对于伦理学判断的主观方面也不能强调过分了。如果说，在科学领域坚持科学是一项客观的事业，并不等于认为每一个科学问题都有一个确定性的答案，某些科学问题也许有一些客观的、不确定的答案，那么，在伦理学领域，某些价值见解是确真的，某些是确假的。“总而言之，某些价值见解(以及某些意识形态)肯定是错误的，某些见解肯定不如其他见解，在这个意义上坚持伦理学探究是客观的，同坚持根本没有任何不确定性的情况这种愚见，是两码事。”[6]

由此可见，普特南在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上，竭力从两方面来阐述二者之间的融合、统一与制约。一方面，他不同意证实主义和旧实在论把事实与价值截然分开的观点，而坚持科学对客观真理的追求与融贯性、正当性、实用简单性和完美性等价值要求的统一，科学的客观性与多元性要求的统一。另一方面，从伦理价值的角度来看，普特南又不同意主观主义、相对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价值观，而认为至少有些伦理价值是有客观标准或依据的。就认识而言，对于概念构架的任一选择，都是以价值为先决条件的，在选择一个描述日常人际关系和社会事实的构架时，在众多的因素中首先会涉及到人们的道德价值。因此，真理理论以合理性理论为先决条件，而合理性理论又以我们关于善的理论为先决条件。

普特南试图把事实与价值、真理与价值有机地、内在地统一起来，既不放弃实在论的客观真理论的基本前提，又不接受事实一价值两分的传统观点。其观点属于一种形式的价值真理论，是对那种离开人的能动的认识过程，而仅仅在本体论上强调真理是对实在或事实的纯客观描述的传统实在论的批评。它告诉人们，追求直理的科学不是与人的价值无涉的中性活动。

那么，是否可以像相对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由此而彻底否定事实与价值、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区别呢？显然也不能。正如普特南所断言的，每一个事实都有价值负载，每个价值又都负载着某个事实。这后一命题说明，没有客观性依据的价值不能算作真正的价值。因此，这里的价值又与传统的事实价值两分观点所说的价值已不完全是一回事，因为后者主要指的是主观价值。可见对价值的不同解释预设了不同的结论。而从根本上说，价值具有主观与客观两重属性，纯粹的主观价值显然无法与客观性或科学性相统一。这里便存在不同层次的价值问题，客观性与价值只能在科学发展的高层次上统一起来。

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

前面论述了当代西方哲学有关事实与价值关系的一些基本观点，这些观点为我们合理解决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提供了借鉴。

就本来意义而言，社会科学是以社会为对象的系统的知识探究，因此它在实质上与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体系有所区别。其区别主要表现在基本立场、态度和方法上。从基本立场来看，社会科学以追求关于社会的事实知识或确切知识为基本任务，因而一般不预设立场。真正的社会科学是真诚而无畏的，无须迎合某些特定的个人或社会集团的口味，因而所采取的态度是合理的怀疑。研究无，一切似乎已成定论或天经地义的东西或结论，都可能成为社会科学家的怀疑对象。即使有可能在研究的过程中否定自己的先前结论或成见，也在所不惜，真正的社会科学家是“无我的”，不怕否定自己。因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是社会科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方法论上，社会科学多用归纳法、统计法等科学方法，以便从具体的社会现象中得出规律性的东西。尽管归纳法是不可靠的方法，但为了探究事实，社会科学家仍然频繁地使用，包括统计法等科学的归纳方法。

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的追随者则与此不同。他们固执地追求信仰，从抽象的观念、原则、口号出发，竭力为某些特定社会集团的利益服务，因而他们采取的是教条主义的顽固态度，对既成的传统和信念不敢怀疑或质疑。其方法大多为演绎法，即从抽象的大前提出发，推演出脱离现实的结论，所以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体系尽管也打着科学的旗号，但其论证方式却十分繁琐，追求华丽的词句或动听的口号，实质则空洞无物，思维也不讲究逻辑，经常出尔反尔。归纳法和统计方法在意识形态那里只具有纯粹工具的意义，事实成了任人打扮的女孩子。

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还存在一定的区别，前者指的是像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等与自然科学更为接近的学科，可以采用经验研究和统计学等手段，后者指的是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学等更具有文化特点和包含更多价值判断的学科，往往与特定文化的价值观分不开。然而，当代的一个发展趋势是日益要求人文学科也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即采用更多的科学方法和论证方式。比如，伦理学曾被认为只是关于规范价值的学问，但是，20世纪的科学主义者提出了伦理学不能与现实生活相脱离的任务，伦理价值前提应从实际生活的伦理中得出。因此，人文学科如仍停留在传统的相对价值的水平，永远自说自话，无法像科学那样可作广泛而重复的比较和讨论，那显然是一种落伍的表现。

将人文和社会科学只当作特定社会集团的学问，是其利益的集中表现，甚至提出所谓民族特色的科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等，这实际上是将这些学科降至不具普遍意义的私学的水平，与占星术、风水术没有多少区别了。一门学科只有在成为可跨文化共同研究、讨论和验证的学问时，才能成为公认的科学。社会科学也许因为研究对象的文化特色而加入了某些价值因素的考虑，从而有可能影响研究者对具体社会问题的看法，但每门科学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的公理、原则、范畴或概念，以及公认的研究和验证方法，包括共同的逻辑工具。比如政治学中的国家、政体、民主制、权利等概念及相关学说，用于民意调查的统计方法和一般数学及逻辑方法，便属于这种共同基础性的东西。

当然，如前所述，纯粹的绝对的价值中立在科学研究中也只是一种难以实现的理想，类似于乌托邦，而且正如普特南所说，从更高的境界来看，脱离客观性的价值只是主观价值，并不具有真正的价值意义。然而，这仍然不能说明科学研究丝毫不需要警惕主观价值的束缚或影响，妨碍认识客观性的实现。而且，人的认识与科学发展的高低阶段之分，在时间上也有侧重点先后的区别。可以说，只有在较低层次上解决了事实与价值相对区分的问题之后，才能实现较高层次上统一的任务。

由此来看我国当前的社会科学研究，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处于较低层次的主客不分、科学与意识形态混淆的状况。举例来说，伦理学几乎还没有脱离规范伦理的阶段，对于当前人们实际上如何处理或对待人伦关系，较少作实事求是的描述性研究，一般仍停留在从抽象规范向下推演的水平。诚然，规范伦理是伦理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但作为科学的伦理学还要从事认定事实的工作，这就需要进行某种程度上价值中立的研究，避免把伦理的“应当”误作“是”。在传统伦理的研究上更存在事实与规范不分的情况，例如有人把写在经典中的规范伦理与中国社会实际处理人伦关系的事实混为一谈，几乎不指出两者间的区别；更有人将战后日本等东亚社会的成功归结为孔孟之道，对于这些国家在长期传统中形成的带有自身特点的伦理道德作如此轻率的概括，更显出概括者社会科学研究常识的欠缺。

至于像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社会科学，也程度不等地存在着事实与价值混淆、应然判断与实然判断不分的情况。一些人不懂政策宣传与事实认定之间的区别，硬是把“应当”当作“是”，不懂得意识形态与科学并不是一回事。立场相对中立的问调查和事实报告，特别是在涉及政治、性等敏感问题上，做得还相当不够。有时候则以感情代替法律判断。例如，某个新兴小城市近年在吸引外资和城市建设及环境卫生方面做出了显著的成绩，但其干部在工作作风上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长期要求机关干部普遍加班加点，休息时间极少，在维护城市卫生时采取了一些明显违反法律规定的严厉惩罚措施等。这些都是涉嫌违反现有法律、侵犯公民权利的问题。但有研究者写文章把这些归结为“善良违法”，试图以其行为结果的某些成绩来论证其违法行为的合理性。请注意这里的“善良违法”这一提法，这是用伦理价值判断来限定事实判断。如果有点现代科学的常识，便不会这样来认识问题。因为事实首先是，这些规定违反了我国现行法律的基本精神，至于行动者的动机是否善意，则完全是另外的问题。以对动机的价值判断来为违法的行为作辩护，显然是难以服人的。

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历史上的中国社会在“百家争呜”时期多种学派并存竞争，源于民间的学问可以被某些统治者所利用，但尚未出现官方垄断学术的局面。只是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一切学问才被打上了官方的烙印。其结果是历史、文学、哲学都摆脱不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成为广义的统治术的一部分，更不用说法学和政治学了。这种情况甚至蔓延到自然科学，如天文学为皇帝订立历法服务。当西学经过外国传教士之手传到中国时，官方思想已严重僵化和落后，采取了抗拒的态度。直到20世纪初的政治和文化变革，才最终冲破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才得以在在中国生根。然而，近百年史仍然是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争取相对独立的奋斗史。实事求是的原则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真正得到贯彻，经历了百般曲折，至今仍然是项艰巨的任务。一些人习惯于唯上、唯书，偏偏不唯实，连面对现实的勇气都没有，制造了许多指鹿为马、改事实、严重脱离实际的“研究成果”，以“遵命为术”为己任。因此，解放思想是项长期的任务，需要克服传统的体制弊端，使研究者真正摆脱各种束缚，取得真知。

由此可见，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着较普遍的事实与价值不分的问题。当然，社会科学中的事实与价值，客观性与价值判断之间的区别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二者在更高层次上可以统一起来。但在较低层次，在社会科学发展的初级阶段，注意两者之间的区别则是更为重要的任务。只有解决了低层次的区分问题，才能解决更高层次的统一问题。另一方面，绝对化地理解科学的价值中立，在两者之间划出截然分明的界限，同样也会陷入乌托邦主义，因为我们只能做到大致的区分。

因此，问题正在于掌握一个合适的度。如果把纯粹的绝对的客观性与完全的主观价值当作两个极端，那么实际的研究者总是处在两者之间的某个位置上。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在相当程度上还处在靠近主观价值的一端，有必要经过艰苦的努力，更接近客观性那一端，当然，谁也无法奢望达到彻底的客观性这一理想状态，只能尽力做到比较高的客观性。反之，毫无客观性的自觉要求，让科学与主观价值混淆不清，那就连起码的科学性也无法保证。

注释：

[1]论文载于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1949年自由出版社英译本，第1—47页。

[2]亨普尔：《科学中的评价与客观性》，载科恩等编《25年概览》英文版，第277页。[3]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1936年英文版，第1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