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生活的具体特征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公共生活的具体特征，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学校公共生活教育原型建构

一切学校教育活动都要按照一定规范和原则有序地开展。“育红人”经过理论与实践上的深入思考，提出了建构学校公共生活教育原型，这有利于公民教育的有效实施。

（一）学校公共生活内涵与特性

当代哲学为公共生活的研究提出了明确的理论指导。著名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指出：公共生活是一种自由的、平等的、理性的、非暴力的生活。而在另一位著名哲学家于尔根・哈贝马斯看来，公共生活具有“公共性+契约性+商谈性”等基本特性。从中可以看出，公共生活是一种以普遍性的公共伦理为基础，以“自由”“平等”“理性”等规范为前提开展的沟通、交往等实践活动。具体来说，公共生活作为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它包含三方面的基本特性：

（1）公共生活是以带有共性的，可推广的、普遍化的公共伦理为基础的生活实践。而个体的私己生活“不能产生可以推广的公共性的交往关系”。因此，在公共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不能遵循私己性的人际伦理，而要遵循具有普遍性的公共伦理，即平等对待公共生活中的交往对象。

（2）公共生活是以公民的公共交往为基本特征的生活实践。公民的公共交往并不是简单的人与人之间的交互活动，更主要的是公民与公民之间就公共事务和公共问题而展开的“协商对话”，而这些交流与沟通追求的主要是公共利益以及公共问题的解决。公共生活是受法理规范所保障的生活。

（3）公共生活应以法理规范为准绳，同时受到法理规范的保护，公共生活的交往双方都不得逾越公共法律和规范的制约，在法理规范的认可范围之内展开交往实践活动。因此，公共生活不仅体现着公民之间的民主平等性、主体性和协商性等特征，同时也深刻地体现着法理性、规范性和契约性。

在学校公共生活中，学生也应该在遵循一定“法理”“公约”的基础上充分展示自己的内心世界，与其他同学进行自由、平等的对话、协商，并可以就公共问题或公共事务无障碍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和见解，以寻求其他同学的协商共识，促进公共问题或公共事务的解决，即学校公共生活具有制度性、参与性、平等性、协商性等特性。

（二）学校公共生活教育原型的建构

学校公共生活不仅为学校公民教育提供了生活实践的基础，同时还为学校公民教育提供了理论基础。因此，学校公共生活教育原型建构要遵循学校公共生活的内涵与特性，才能有效培育公民素养。

“育红人”在总结本校开展公民教育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学校公共生活与公民素养养成的关系等问题进行理性梳理，在此基础上，架构基本理论假说，建构了学校公共生活教育原型（如右图）。

从图中可见，学校作为一个公共生活实践的场域，以“小公民实践活动”为依托，以公共事物为中介，以“对话”“协商”等公共交往为手段，以学校制度即公共伦理为调节，以公共性的形成―公民素养的养成为核心目的。其中，小公民实践活动是我校建构学校公共生活的基础；主动参与公共事务、严格遵守制度公约、积极进行平等对话、轻松学会沟通协商都是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来的，为实现公民素养养成目标建立了具体实施方向。该理论原型的建立，集中展现了学校公共生活与公民素养养成的核心要义，它的确立为学校校内外各项公共生活实践活动提供了坚实的依据。

二、学校公共生活教育实践探索

学校公共生活教育的建构，需要切实地引导学生参与公共生活的实践。学校公民教育在培育学生公民品质的过程中，可以以公共生活作为一种重要的教育途径和实践策略，在公共生活中实现学生的公民品质的培育。

（一）校内公共生活实践

1.校内民主生活

（1）“规定”变“公约”。我校为让学生养成规则意识，更好地发挥规则的价值，根据公共生活价值理念要求，我们变“规定”为“公约”，让学生自己来讨论制订班级各项生活规则，如学习公约、卫生公约、互助公约等。高年级班主任教师还在班级公共生活中进行“说理”教育实践活动，引导学生提出班级问题议案，交由班级成立的学生代表团审议，审议通过后提请全班同学进行评议表决与说理，从而逐步提升学生公民素养。

（2）“被动”变“主动”。学校发出“让学生自己行动起来”的口号，并凝练成了班级自治管理策略之“八字诀”：信任、沟通、点拨、欣赏。公共价值理念使班主任从显性的管理者转变为“隐形的思想圆心”，让学生由被动的服从者发展为“协作的同心圆”。

（3）“个体”变“团体”。学校鼓励班主任教师在班级公共生活中开展“三人行”自治与互助协作组活动，旨在创设自治的机会和互助的氛围，增强学生民主参与公共生活的能力。有些班级还建立了班级学习自治组织，如“方法策略组”“帮扶协作组”“群力攻关组”……“学生教学生，学生帮学生”成为一种常态，学生们在团队合作中体验合作共享、共同进步的乐趣。

（4）“管理”变“评理”。当前很多学校的课堂评价都是管理者自上而下的单向评价，而我校不仅对课堂评价表进行了重构，更关键的是实现了评价主体多元，让学生拥有发言权，让学生成为课堂教学的评议方之一。

2.校内社团活动

（1）“我来”。“育红人”鼓励学生积极投身于每一个公共生活时空，成为活动的主角，真正做到“我的地盘我做主”。例如，“我来学做小编辑”―育红有一份创办自上世纪的校报―《心之桥》，学生编辑成为生力军，他们广泛征集各方意见与建议，分工校对校报小样，让更多的学生参与到校报创办工作，不断积累实践经验。

（2）“我们来”。“我们来”是学生积极参与公共生活的象征与标志性口号。例如，“我们来学做管理员”―紫藤书社曾被陶行知先生赞为“看到的最好的图书馆”，在紫藤书社，学生们自由参与社长、社员的竞选，自主设计环境布置方案，积极进行图书的借阅、宣传与推荐。

此外，还有“红领巾广播台”里学校播音员、大型活动节目主持人实行的公开招聘；校园各处提供公共服务的“小红帽”志愿者；每周“走班社团”时的自主管理、自主学习……“我的地盘我做主”已经成为育红一张充满无限活力的学校文化名片。对于学生，“育红人”尽可能地放手，为学生提供公共生活中锻炼自我的舞台。

（二）校外公共生活实践

（1）优化公共生活资源开发渠道。“育红人”走进基地，开辟江南大学、太湖科教产业园等多个课外实践基地；“育红人”走进历史，利用创校先贤荣氏家族这一特色资源，开发“荣氏人文伴成长”校本课程；“育红人”还走向世界，加入“国际学校联盟”，为育红学子参与更加广泛的公共生活提供了机会。

（2）规范公民教育实践活动路径。学校将进一步规范校外公共生活实践活动六大步骤，具体如下：广泛调查，确认问题投票表决，选择问题分工协作，研究问题制定方案，解决问题模拟听证，聚焦问题总结反思，提升能力。在此过程中，逐步提高学生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3）引导学生自主建构资源平台。学生是学校公共生活的主体，提高学生的公民素养，必须敢于“放手”。我们欣喜地看到，育红的学子们经常在家委会成员的陪同下，自主选择活动主题，独立设计活动方案，约小伙伴们一起“玩趣”！育红学子公民素养在学生公共生活资源平台的自主建构中、在他们别出心裁的公民实践活动的自主设计与开展中潜滋暗长。

篇2

［关键词］公共政策 公共利益 和谐社会 伦理维度

［作者简介］聂超群（1983―），男，南昌大学哲学系2005级伦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及改革过程中各种问题的暴露，加强公共政策伦理研究已经成为公共政策研究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善政理念在公共行政研究中的广泛认可与接受，执政能力作为党的建设的一个核心内容的确立，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理念作为新一届政府的执政理念的倡扬，贫富差距问题再次成为两会的热点话题，这些都为重新审视公共政策的伦理基础提供了新的契机，也为公共政策伦理研究创造了现实性的条件。

一、对公共政策进行伦理研究的原因

（一）当代中国社会失衡问题的解决需要重新定位公共政策的价值基础。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肯定是一种缺乏动力的社会，但是一个社会如果贫富差距过大，过于不公平的社会肯定也无法维持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同时也会挫伤处于不利困境中成员的积极性，因而消解社会发展动力。公共政策是政府对社会资源配置的最重要的手段，它的合理性直接影响到社会秩序安定与公民生活计划的实现，也创造或消解社会发展动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公共政策的公平与公正是制约我们现阶段改革与发展的瓶颈。诚然，公共政策是国家了为实现某种经济、社会、文化的目标而作出的策略性选择，每一项政策都是为了某个或某些具体目标而作出的，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手段的科学选择是极有必要的。但是，任何目标的指向都只能从价值的意义上来加以把握。而且，目标本身就是一定的价值体现。所以，“任何决策都是以突出价值因素为特征的，无论怎样强调决策的科学化，都无可否认决策的价值考量和决策的价值旨归。对于公共政策的制定来说，价值考量和价值旨归无论何时都是首要的。”[1]（P59）公正政策应当具有伦理的关怀，伦理目标是任何一项公共政策所不可回避的。而公共政策本质是国家对政治价值的分配，因而如何分配这些政治价值，公民们在这一分配中获得了什么，是如何获得的，这关系到公民尊严与公民自我生活目标的实现，这是公共政策所必需考虑的问题。亚里士多德的“人是政治的动物”的论断，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人性的完满、人的自由的实现都离不开政治生活，政治生活是人类生活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政治的目标就是至善。公共政策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核心绝不可偏离这一至善的目标。一旦政策结果带来的是社会不公，必定会引发出大多数公民的被剥夺的感觉，政策合法性也就急剧下降，难以得到民众的支持，也难以达到预期的政策目标。政策的根本问题是人的全面发展问题，明确“人是什么，人的活动应当为了什么”是公共政策活动的前提，在现代多元社会条件下，只有体现公平与公正的政策才能真正调动一切成员的的积极性，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所以，通过公共政策调整社会价值分配模式，重建公平的社会秩序，是解决实践中的不公平现象最有效的方法。

（二）建设和谐社会迫切需要加强公共政策的伦理基础研究。和谐社会是指“社会生活诸要素或方面已然达到融洽互动与协调发展的社会或社会状态。”[2]（P4）公共政策是国家与政府建构社会秩序的基本手段之一，政策所涵含的伦理精神一方面可以为社会秩序和谐稳定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另一方面又对公民的道德品质与精神气质的塑造起着决定作用，因而合乎公平与公正要求的公共政策为现代社会的和谐奠定了基础。从政治社会角度而言，社会是一个合作体系，是一个由不同要素构成的多样性社会，它包括了不同地域之间、不同群体及阶层之间不同的生活要求，因而多样性是政治社会存在的本真性特征。多样性为政治社会提供了发展的动力，也为和谐有序的发展设定了前提。在多元社会的条件下，社会的和谐实质是人类社会的不同生活领域之间、不同的生活层面之间、不同的生活区域之间以及不同的生活方式与组织之间的相互融洽互动与和谐发展。因而，如何使得不同的利益要求，使得不同利益关系主体之间长期稳定的合作成为可能，这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作为合作体系的社会的基本结构建立在一种可以为社会绝大多数成员共同认可的正义观念之上。“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一种共同认可的的正义观念事实上就是平等公民在公共论坛上理性商谈与对话的结果，也是公民们就如何分配合作体系成果与负担的理性共识，它为现代化多元社会的稳定有序运行提供了伦理保障。正是基于这种理解，我们认为研究公共政策的伦理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然性要求，伦理的目标要优先于公共政策的具体目标，否则政策的公共性将会被异化。

（三）研究公共政策的伦理基础是公共政策内容不可或缺的部分。公共政策是政府对公共价值的权威性分配，是政府对公共生活的一种安排，所以公共政策应当是一门关于人的生活的学问。如果我们这样理解公共政策，那就可以明白，公共政策研究面临着双重的任务：一是确定我们公共生活的目标，二是确定在政治安排与日常行政实践中如何实现这些目标。公共政策涉及的是人类公共生活，必须遵循公共生活的伦理秩序。任何一个政治决策者首先面对的不是选择何种手段达到目标，而是首先面对着道德选择，也就是何种目标才是合理的，才是可以为公共生活所接受的问题。公共政策伦理研究就是要对公共政策的目标进行合法性的追问，以确证每一项政策所要达到目标的正当性。只有经过这一种价值的探讨，公共政策才真正体现出其公共性，为公共利益服务而不是为某个人、某些利益团体服务，否则公共政策就有异化的危险。所以公共政策研究在这两个方面都是应当同等地重视。

二、研究公共政策的现实伦理意义

加强公共政策伦理基础研究是提高执政能力的必然性要求。

首先，公共政策伦理研究有助于提高政府与执政党的政策能力，因而有助于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在这里，我们将政策能力定义为一个政府或执政党通过公共政策的制定、维护与执行，为社会公共政治生活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建构社会公共秩序，整合代表不同利益需要的社会力量，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能力。一项政策只有真正表达了公众的利益需要与追求，才可以为公众认可，并对公众形成感召力；一项政策只有从公共利益出发，才真正算是回应了公众的政策要求；一项政策也只有具备了公共性，真正体现了公众要求，实现了公开、公平，才可以与不同利益要求达成理性的协调，才具备了整合公众力量，建构公共生活秩序的能力。所以，政策能力与政策的公共性、公益性是分不开的。公共政策伦理研究就是要论证公共政策的正当性、合法性以及政策中所应有的伦理内涵，以防止公共政策异化成为社会中部分成员或团体谋利益的工具。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公共政策伦理的研究也是提高政府与执政党的执政能力研究的一个部分。

其次，公共政策伦理研究有利于提高民主意识与民主行政理念，也有助于提高政府与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民主制度建设是政府与执政党执政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只有加强民主制度建设，允许并接纳公众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保障公民的民利，才可以将不同的社会力量整合到现代化建设之中，形成良好的社会治理秩序，提升执政能力。民主的本质是“一种社会管理制度，在该体制中社会成员大体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或可以参与影响全体成员的决策。”[3]（P10）民主就是要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但是人民当家作主并不意味着人民直接参与到国家与政府的日常管理，其主要形式是通过对公共政策的参与实现的。因而，如何理解公民政策参与权利的价值，创建制度保障公民参与政策的权利与意愿是民主制度建设的核心内容。现代公共行政初创之时，韦伯的理性主义官僚制度，“专家治国”在这一时期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力。当然，理性主义公共行政对于如何达到具体行政目标是有意义的，但是，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遮蔽可能危及到民主政治的发展。一旦理性只是单向度的工具理性，就会造成两方面的恶果：一方面，在工具理性主义的指引下，政策决策者与执行者只对手段负责，只要手段可以达到目的就可以证明其合法性，至于这一目的是否合理，当价值判断被无情地排斥时，无疑易导致“专家没有灵魂、官僚没有心肝”的恶果；另一方面，在“专家治国”的理念致使技术专家与技术官僚包打天下，“一般公民即使透过最‘民主’的程序，顶多只能在不同技术专家与官僚的决策方案中作出别无选择的选择。”[4]（P409）

公共政策伦理研究从价值理性之维度，张扬公共政策的价值理念与公共伦理精神，强调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的伦理考量，强调对政策目标的伦理追问，就是要强调公共政策的公众认可性与接受性，强调公共政策的公益性，这也就要求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过程中，尊重民意，吸纳民众的政策要求。更为重要的是，公共政策的程序正义要求政策活动坚持公开、公平与参与，保障公民的人格尊严，这些理念是现代民主政治建设不可缺少的理念。所以，公共政策伦理研究的一些理念对于民主政治建设极有裨益，因而也对如何在新时期提高执政能力具有重大意义。

公共政策是政府的命脉，公共政策必须体现广大人民的利益。只有从公共性出发，坚持以公共利益为导向，按照公平与公正的要求，进行政策革新，使政策真正顺乎民意，合乎民情，才可以真正维护民众利益，才可以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

注释：

［1］张康之．公共政策过程中科学与价值统合［J］．江苏社会科学．

［2］万俊人．和谐社会的政治伦理条件［J］．与现实，2005（3）．

篇3

关键词：公共空间；公共精神；公共生活；村民自治；民间组织

一、 村庄公共空间与村民公共精神的概念

“公共空间”一词在不同的语境下其涵义也有所不同。本文所指的公共空间（也可以称为公共领域）是相对于私人领域和国家权力领域而言的。它描述的是一个介于私人领域与国家权力领域之间的中间地带，是“一个向所有公民开放、由对话组成的、旨在形成公共舆论、体现公共理性精神的，以大众传媒为主要运作工具的批判空间”①。村庄公共空间是指在一个村庄的范围内，村民获取各种公共信息，进行批判式评论，合作处理公共事务，培育公共精神等行为和观念的空间。村庄公共空间的存在从眼前看是推动了村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从长远来看则是培育了这种交流与合作的根基——村民的公共精神。

公共精神是指公民个人超越自身利益，追求一种整体的公共利益，由这种公共意识生发出对于公共事务的关怀，以及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行为。村民的公共精神是村民基于对村庄公共利益的自觉认识而关注、参与公共事务的精神，它要求村民必须具有主体意识和公共意识。即一方面应具有一种公共主体的意识和个体的独立精神；另一方面应具有一种超越精神，善于超越个体的局限，把自己与村庄整体的利益与价值联系起来。具有公共精神的村民体现出既独立又合作，既有批判精神又有守法意识，积极主动地关注、参与村庄的公共事务，促进其成员利益最大化的行为特征。例如参与投票与选举，参与讨论提出建议，对侵犯公共利益和共同价值目标的行为进行理性地批判，与其他成员合作以促进共同利益等等。村民的公共精神形成一种社会资本，有力地促进村民自治的运行。

村庄公共空间是村民公共精神产生的土壤。如果没有这样的平台，人们不能对包括自己事务在内的公共事务发言，久而久之他们就会失去关心公共利益的兴趣，而退缩至“小我”的狭小天地之中，则村民的公共精神与公民意识也就无从谈起。村民的公共精神是村庄公共空间的灵魂，没有了公共精神的公共空间至多是信息的汇集地，它无法将村民凝聚在一起，从而无法合作来提升村庄的公共福利。村庄的公共空间和村民的公共精神共同构成了农村的公共生活。

农村的公共生活在改革开放以后发生了翻天覆地地变化，国家政权开始从农村社区逐渐后撤，村庄民主自治体制正在形成。在这个过程中，村庄的公共空间不断拓展，村民的公共精神也得到了进一步地发展。通过对张高村村的走访调查我们也切实感受到了农村社区治理状态发生的变迁。

二、张高村公共生活的现状

村庄公共空间并不是物质性的实体，但它却需要借助一些现实的载体得以存在。村庄公共空间的载体是多种多样的，它可以是一些相对固定的特定空间，道口、集市、小商店、广场都使人们聚会交流的场所。进入张高村，经常可以在村内的道口看到一些老人三三两两的聚在一起，聊各种各样的话题，比如对老年人协会的意见，村内路灯安装存在的问题等等。在集市上一些买菜卖菜的村民也会热情地与我们交谈，从家中孩子的教育问题延伸到对国家的教育政策的看法，家庭琐事，国家大事，无所不包。这便构成了一种最初级的公共空间形式，也是人们进行交流的最为简单的形式。

村庄公共空间还可以借助于某种人际交往来形成，如以村落内部的红白喜事为载体的人情往来。当今村庄的红白喜事的规模越来越大，“事主不需要发出邀请，凡知道消息的人家大都会自觉地派代表参加”②。在张高村，遇到红白喜事，除了到事主家帮忙张罗，人们还通过随份子来表达自己的心意，少的五十元，多的几百元不等。一方面增进了感情，另一方面也为事主筹措了必要的经费。在这样的一种场合，大家除了单纯的庆祝和哀悼还获得了一个沟通交流的极佳的机会。而这种公共空间由于人数众多，谈论话题也比较广泛深入。

此外，各类民间组织的自主活动构成了张高村公共生活的重要载体，给村民参与提供了公共活动空间。近几年，张高村先后成立了水杏合作社、香椿合作社、老年人协会等民间组织。尽管在组织上和程序上还不是那么规范，但这些组织的建立无疑拓展了村庄的公共空间，并且对村民有了一个公共精神的启蒙教育。这些民间组织是较高层次的公共空间的形式。通过它们，村民可以获得最直接的参与管理的实践经验，培养团结与合作的精神。拿老年人协会来说，自去年成立以来它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公共活动，成为村民讨论的中心话题之一。这些活动包括：

1、参与村内公共事务的管理。就修建路灯一事，老年人协会做了大量的工作。协会的理事就路灯在村子的设置地点，电费的收缴，路灯安装后的维护等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磋商。此外，协会还对饮用水源问题，沼气建设问题等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2、开展文娱活动。文艺演出、创办村报等精神文化生活也形成了张高村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公共空间。这种喜闻乐见的方式给村民创造了一个很好的交流方式。可以说，老年人协会的建立大大的改善了村里老人的精神面貌，激发了村民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管理的热情，同时也对村干部的行为起了一定的制约作用。

对于张高村来讲，村内公共空间的存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是满足人们与他人交往的需要，增强了村民的幸福感。人既爱孤独又爱群聚，除了家庭生活，人们还渴望与别人进行沟通和交流。村庄公共空间的存在为村民的交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幸福的生活不仅仅与物质财富有关，还取决于是否有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在当前增收途径有限的的情况下，丰富的文化生活，健全的公共生活显然可以增强农民的幸福感。

二是形成公共舆论。村民可以聚在一起，就所关心的问题进行讨论，有时就某些问题可以达成共识，形成一种公共意见。“.在公共领域中，整个社会透过公共媒体交换意见，从而对问题产生质疑或形成共识”。③这样的公共意见不仅会成为村民行动的评判标准，还可以对公共权力有一定的制约作用。

最为重要的是村庄公共空间培育了村民的公共精神，锻炼了村民的公共管理能力。它使村民村民从孤立的狭隘的个人范围中跳出来，把自己与其他成员联系起来，在与其他村民交往、协商的过程中发现共同利益，由此产生了一种合作的意识和信任的基础。并且通过实践，提高了管理公共事务的能力，增强了村民的主体意识和公共意识。在张高村，大部分村民对于涉及到村民共同利益的事情能够给予一定的方式进行合作，村内公路的修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张高村内部的公路，采取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共同修建的方式。很多村民认为这是一件利己利人的好事，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捐了几十到几百元不等。如果没有村民的自愿捐款，村内的公路是修建不起来的。

可以说，一个经济发达的村庄，其成功的因素除了优越的自然条件外，更因为它们有较强的公共精神。而一个积贫积弱的村庄，与物质层面的匮乏比起来，村民公共精神的缺乏是一种更深刻的发展因素。 　三、张高村公共生活的不足之处

通过进一步调查，我们发现，尽管张高村村民对村中的公共事务体现出一定的热情并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参与，但是，从该村村民公共参与的行为和意识的特点来看，仍缺乏足够的公共精神。

从该村村委会主任的选举来看，当被问及选举某人的具体原因时，要么“谁给的钱多就选谁”，要么“他是本家的亲戚”还有的是“选谁都无所谓，都一样”。

对于村庄出现的一系列亟待解决的公共问题，如村庄公共卫生问题，路灯的维护问题，村庄的安全问题，虽然这些也都被大家认为是必须解决的问题，但如果没有村两委挑头，人们就束手无策了。

——“村内盗窃事件好几起了，我家就被盗了，村里也不管不问”。

“那您有没有想到向村支部或村委会提提建议？”

“提了也没用，都忙着个人赚钱，谁管这事”。

——关于村内卫生“也都觉得不好看，垃圾到处都是，村里也就过年时照人打扫打扫，平时没人过问”。

“那您没有想过带个头，招呼大家轮流打扫？”

“村里都不管，我们怎么管，管了人家还说闲话，再说村干部也不高兴，这才是出力不讨好呢 。有时间就打扫打扫自己家门的垃圾。如果村干部张罗，我肯定会拿钱”。

从谈话中反映出来，村民虽然意识到村内存在的需要解决的公共问题，也愿意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但是存在以下问题：一是部分村民由于主客观的原因，对于政治参与表现出一定的冷漠，他们不愿意参与政治，不愿意过问公共事务。二是存在着对正式权威的过度依赖。认为一些事情只要村两委不出面就无法开展，村民自己是无法合作来解决的，村民之间缺乏足够的信任。

四、拓展村庄公共空间，弘扬村民公共精神

造成村民公共精神缺乏的原因有很多，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经济和政治原因。但是，只要存在这种潜力，就应当进一步挖掘和培育村民的公共精神。

1、进一步拓展村庄公共空间，培养村民的自治能力和合作精神。村庄公共空间是村民参与公共管理的实践空间。通过提出建议，发表评论，做出决策等实践活动村民获得了一种自信，同时也产生了一种责任感。拓展村庄公共空间最重要的是进一步发展民间组织。民间组织能扩大村民参与村庄公共生活的范围和深度，促进政府与村（下转第69页）（上接第65页）民之间的相互沟通、协调和融合，从而增强社会的稳定性。张高村老年人协会的成立给村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与村内公共事务管理的机会，村民对于村庄公共事务的热情被调动了起来，参与能力也在不断地提高。这对整个村庄公共问题的解决，村民生活质量的提升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促动因素。当然，老年人协会要想更好地发展下去，必须有相对独立的财政，也就是说是否有稳定的经费来源会影响它的下一步发展。这一点可以参照东部地区民间组织经费筹措的方法，如可以向村里申请一定的活动经费，通过文娱演出在社区中募集资金，出租红白喜事所用的器具给村民等等。

2、充分发挥精英人物的作用。有头脑、有经济实力、有广泛的人际关系，在难以处理的村落事务中说得上话，办事妥帖这是一般村民所公认的能人形象，我们可以称他们为社区精英。精英人物具有一定的社会权威性和社会动员能力，能把分散的个体凝聚在一起，从事各种集体活动。他们对于公益事业的热爱激发了村民的公共精神。张高村也存在不少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但他们在村庄公共事务方面的作用还未充分发挥出来。可以利用他们的社会关系、资金、技术发展自质的协会。培育与助长村庄中新兴的公共服务积极分子及公共人物，从而为村庄自治人才的优化、年轻化提供内生基础。

3、通过各种途径加强村民公共意识的教育。具有公共意识意味着村民并没有把自己作为一个孤立的个人，而是把自己同整个村庄甚至国家联系在一起。加强村民公共意识的教育就是使村民成为关心公共事业，参与公共管理，成为具有合作意愿和合作能力的公民。可以运用街头剧、唱歌、快板和戏曲等传统形式达到教育目的，把法律政策、道德风尚、表扬批评，溶于这些具体的表达形式中，农民会高高兴兴的接受。运用传统的美德教育，通过趋善的教化净化人心，提高村民之间的信任度，这样村民才能有合作的意愿和可能性。

改革开放后，一方面是国家权力逐步从农村社区撤退，另一方面是农村自组织还没有完全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这导致了农村公共物品提供的匮乏和公共生活的缺乏。农民不应再消极等待下去，而是必须积极行动组织起来，这需要内生发展与外生培育相结合。在社会的共同关注下，包括官员、学者、教师以及大学生志愿者的参与，依靠和挖掘村民的公共精神和自治能力，增强村庄的公共福祉，提升村民的生活质量。韩国新村运动之所以能够成功，除了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过渡所必须遵循的社会发展规律外，更重要的是传承和凝聚了超越制度、国家、民族、文化、传统而人类共有的人文思想、和谐理念、自主正义、合作态度、公民社会、奉献精神等文明因素。进一步发展以民间组织为主体的村庄公共空间，弘扬村民的公共精神，这对于新农村建设来讲是至关重要的。

参考文献：

[1] 【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译本），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

[2]肖滨：《理解公共领域：文本与导读》，http：//gdmoa.org。

[3]吴毅：《公共空间》三农中国网，2005年2月1日。

[4]于建嵘：《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01年。

[5]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6]俞可平主编：《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治理的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篇4

关键词：公共管理；公民社会；公共治理；合作管理

一、从行政管理、公共行政到公共管理

行政管理、公共行政、公共管理，都是指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活动，尽管这三种称谓有着大致相同的指涉对象，但是它们之间却有着彼此理念的不同。

如果我们从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模式的角度去看，随着时代的发展，行政管’理、公共行政、公共管理它们依次铺就了管理模式由统治、到治理的演进之路。在公私没有区分、国家体系内部缺乏合理分工的专制社会时代，行政就是政治的落实，其功能是依靠暴力和强制负责国家政务的推行，以维护统治者的利益；公共行政出现在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相分离、行政与政治相分离的现代社会，其功能是按照代议制民主体制、非人格的法律体系、官僚制组织原则以及职业化的文官制度统揽社会公共事务，以实现统治者的统治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公共管理则出现在公民社会自治能力与要求不断扩展、市场机制不断成熟与市场力量不断壮大、政府独揽公共事务的“不可治理性”危机日益加重的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公共事务管理主体的多元化和管理方法的多样性，适应了当今时代公共事务日益复杂化及其管理民主化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公共事务管理的“公共性”与“管理性”的有机统一，无论在合法性还是在社会资源方面，都为实现和增进公共利益开辟了新途径。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公民社会的兴起与壮大等原因，治理理论出现并发展起来。公共治理逐渐成为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一种新模式，其的理念也逐渐成为了公共管理的新内涵，同时，它也使公共管理进入了区别于行政管理、公共行政的新时代。

二、公民社会在公共管理中的双重身份与多重角色

现时代的公共管理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是管理主体的多元性，它是政府与公民社会对公共生活的一种合作管理，是公共权力向社会的一种回归。现时代的公共管理有赖于公民社会的自愿合作和其对权威的自觉认同。公民社会在公共管理中具有管理主体和管理对象的双重身份，而且这种双重身份在公共管理的过程中又以其各自的特征优势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一方面，作为公共管理的主体，公民社会与政府一道对社会公共生活进行合作管理。在这个过程中，公民社会以它那种来自基层、灵活多样的特性正好弥补了政府的种种不足和有限性，从而可以大大提升管理的效率和效果。同时，公民社会在与政府的合作过程中，能够有更多的机会了解到政府的权力运行，从而可以起到对政府更有效的监督作用。此外，在公共管理的过程中，健康有益的社会组织可以得到政府和社会更好的认可，这些组织以共同目标和信念把人们聚集到一起，在这个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增强了彼此的信任、提升了公益精神，从而有利于社会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作为公共管理的对象，公民社会在参与管理的同时可以切身的感受到公共管理的效果，从而可以以公共管理接受者的身份对公共管理的效果做出判定以利于公共管理渐至最优。其次，通过公民社会组织，公民在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同时又以普通社会成员的身份为政府增强了合法性。公共管理的过程也是公民社会完善的过程，公民社会的完善又可以促进更好的公共管理。公共管理最终是要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作为当代公共管理的一支重要力量，公民社会以其特有的双重身份在这个过程中又扮演着多重的重要角色，以其特有的价值诉求与功能表达影响着公共管理的成效。

第一，公民社会是政治民主的捍卫者。公民社会的自主发展能有效的分割和制衡国家的权力，从而能有效的遏制公共权力的专断倾向；公民社会可以为公民的利益表达提供多样的表达形式和途径，保障公民利益表达的通畅，从而提升民主政治的代表性与生命力；此外，公民社会对培育公民的民主参与意识具有积极的作用，能够强化民主的社会基础从而推动社会民主的发展。

第二，公民社会是经济发展的促进者。公民社会是一个以契约、法制、自由、平等、竞争为价值准则的社会，这为市场经济的运行提供了良好的市场环境。此外，公民社会中的工会、行业协会等团体组织可以起到规范行业行为、稳定经济秩序的作用。

第三，公民社会是公共服务的提升者。由于公共需要的多样性和政府的有限性，政府并不能为社会做好所有的公共服务。而以第三部门为核心的公民社会因其具有来自基层、灵活多样的特征和其“去私存公、取私为公”的“非营利”特性以及其服务社会、自助自主的公共精神，使之恰好成为公民参与公共服务的良好渠道，并能有效弥补政府在公共服务上的缺限和不足，公民社会组织可以通过委托承包、志愿服务、自助服务等方式和途径，去做那些政府未做、不想做或不宜做但却符合大众需求的公共服务，从而使社会公共服务的水平大大提升。

第四，公民社会是公共价值的维护者。与其他领域一样，公共生活领域同样存在着对善的追求。公共生活领域的善就是公共价值，它包括公民对公共生活的态度、责任与义务，对他人的尊重与关爱，对社会正义的维护以及公民的公益思想与修养。公共管理的核心是为了增进人类的公共利益和福祉，这实际上就包含了对公共价值的追求：公民社会是公共管理的对象，它同时又是公共管理的主体构成之一，公民社会的精神与价值必然会影响到公共管理的目标和价值。公民社会所倡导的诸如参与、友爱、信任、互惠、宽容、合作、平等、公正、开放、多元等价值理念，对于维拼良好的公共价值具有重要的作用。

第五，公民社会是社会稳定的支持者。公民社会能够在个人和社会之间提供一种有益的中介结构。通过这一中介结构，它可以为不同的群体和阶层的利益诉求提供表达途径，同时又可以对他们的利益诉求进行整合；通过这一结构，它还可以为社会成员提供宽松的活动空间，满足他们多样性的愿望要求，同时这一中介结构还起到了排解社会怨气、释放社会压力的作用。可以说公民社会是一个社会和谐发展的“稳定器”、“缓冲器”和“调节器”。

三、公共管理；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合作管理

公共管理是政府与公民社会对公共社会生活的一种合作管理，在这种管理模式中，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应是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关系，通过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目标等方式对公共事务实施管理。具体来讲，这种政府与公民社会合作管理模式下的公共管理可以从以下几点进行认识。

第一，公共管理是由多元的公共管理主体组成的公共行动体系。政府并非公共管理的唯一主体，除此之外，私营部门、第三部门等公民社会组织在公共事务的管理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们在介于市场经济与公共部门之间的“社会经济”领域内积极活动并依靠自身资源参与管理共同关切的社会事务，在某些领域，公民社会组织甚至比政府拥有更大的优势。公共管理主体可以是公共部门，也可以是私营部门，可以是第三部门，还可以是三者多种形式的合作。这正如著名的治理理论研究者斯托克指出的那样；“治理意味着一系列来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它对传统的国家和政府权威提出挑战，政府并不是国家惟一的权力中心。各种公共的和私人的机构只要其行使的权力得到公众的认可，就都可能成为在各个不同层面上的权力中心。”

第二，公共管理的责任边界具有相当的模糊性。公共管理责任边界的模糊性表现为许多民营部门向传统公共领域的进军，公共领域和市场领域的区分已不像以前那样明显。在市场和公共部门之间被称之为“社会经济”的领域中，涌现了所谓非营利组织、志愿团体、社区企业、合作社、社区互助组织等大量公民社会组织，它们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大。伴随着这些公民社会组织能够满足多方需要，解决社会问题而无需运用政府资源和权威的优势日益显现以及传统上由政府执掌的部分公共管理权向这些非政府组织的转移，传统上法律和制度规定由政府承担的公共管理责任便呈现出交由非政府组织和个人来承担的趋势。

第三，多元化的公共管理主体之间存在着权力依赖和互动的伙伴关系。多元化的公共管理主体之间存在着一种权力依赖关系，因为这些公共管理主体“不论是公共部门还是私人部门，没有一个个体行动者能够拥有解决综合、动态、多样性问题所需要的全部知识与信息，也没有一个个体行动者有足够的知识和能力去应用所有有效的工具”，电们必须相互依赖，进行谈判和交易，在实现共同目标的过程中实现各自的目的。正是由于公共管理主体之间存在着这种权力依赖的关系，所以公共管理的过程便呈现为一种互动的过程。在这种互动的过程中，各个公共管理主体之间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合作伙伴关系。

篇5

住区园林实质上是一种居民户外生活的场所，是居住活动从基本居住单元向外延伸的空间，属于部分人共享的相对私密、开发程度较低的公共生活空间类型。这种功能决定了住区园林的基本特征有私密性和开放性两方面的要求，即需要同时给予处于此种空间环境中的居民自我认同和场所认同。环境提供的信息对于居民的日常生活至关重要，居民会自发地收集来自环境的信息，并判断是否满足自己对家园的需要。住区园林对于人们心中家园愿景的满足，一般来自感知景观的物质形态是否含有家园意象。家园意象有关于审美价值判断、生活方式、社会分工等一系列社会文化方面的要求与暗示，能够让居民辨认出符合自身理想家园愿景的景观特征，认同其承载的社会文化观念并认同自我，进而规范自身在住区场所中的行为。

2住区园林景观的家园意象设计原理

居民一般是通过辨认住区园林的景观营造形式来感知住区园林传达的家园愿景，因而住区园林景观形式是居民追求理想家园具象的、可触的表现符号。

2.1景观是信息传递的符号

景观的表现符号即景观的形式，是人体通过感觉器官可以直接感知到的景观元素的基本信息，如形状、色彩、体量、肌理等，这些基本信息可以通过人体的视觉观察直接传达。景观的实意符号即景观的内容，则揭示了景观更深层的含义，包括审美价值、使用功能、社会学背景等。居民从感知景观表现符号来获取景观实意信息，因此，景观的形式需要服从景观的内容，只有在形式和内容上的高度统一，才能搭建信息通畅传递的基础。

2.2住区园林景观的实意信息

住区园林是居民生活活动从私密的居住空间向户外扩展的第一级起点，也是最便捷的公共生活场所之一，除满足居民基本的户外活动需求外，还应满足人多层次的心理体验，反映居民情感的需求。因此，住区园林景观的实意信息是人向往理想家园的愿景，景观的形式是家园情感的对象化后的产物。景观成为情感对象化的形式，实质上是一种审美活动。居民的审美过程即是景观实意信息传递的实现。

2.3国内居民的审美习惯

国人的审美观念深受儒、释、道文化影响，表现在比德思想、道法自然、形外之意3个方面。中国人在追求美的过程中，喜欢将客观的“景”与主观的“情”相联成一，实现物我交融。以园林意境为例，其定义是指对身处在园林空间的游憩者被所在空间场所和物质景观引绪上的反应和联想的产生，进而与自身的生活体验或处境对比，产生的思想共鸣。它是一种由空间体验及观景而产生的精神体验和思索。这种精神体验和思索有时候是简明了然的，有时候则是复杂而难以言表的，是一种情绪、联想、对过去生活体验的回忆怀念、甚至是某种期望和欲求等复杂因素的综合。意境审美是中国人审美活动的最高境界。

2.4意象取材决定意境审美

“意象”一说大约成形在汉魏六朝，与刘勰、陆机等文论家对情物关系的阐释有关。意象可被定义为富含主体情感投射并具有物质形态的客体。因定义中有主观认定，那么即使可以被称为意象的事物涉及范围极广，但能够得到现代住区居民认同的家园意象必须具有大众性、典型性和文化传承性：

(1)大众性，即必须是具有某种普遍性和正面价值观的情感。因为住区园林的使用对象通常并非是个体而是大众，出于个人偶然经验的特殊情感往往不能为大众所理解和接受。设计者应当在大众的视野角度去体会、领悟当下时代中国人的家园愿景需求和情感传达倾向。

(2)典型性，即客体形态源于生活、贴近生活，在居住生活中有高识别度和较强代表性。

(3)文化传承性，即在民族发展历史里代代相传并保留下来，且仍有旺盛的生命力能够承载当前的社会文化内容。…“意境”是唐代美学家在“意象”基础上提出的美学范畴，并逐渐成为历代诗学审美追求的目标。意境的生成往往由多个意象的契合叠加而成，即“意象”是激发人到达“意境”审美状态的基本因子，“意象”可触，“意境”才可感。

2.5从诗学意象到家园意象

溯源意象，就是一条中国古典文艺的发展脉络。诗学意象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情景交融、借以抒怀的特点与家园意象想要实现的居民审美心理高度吻合。唐诗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精髓佳作，诗学意象丰富并大量出现描写人居生活的作品，这些作品流传至今经久不衰，依旧能让人产生理想家园的审美体验。这样的诗学意象符合大众性、典型性和文化传承性特征，能够作为现代住区园林设计中家园意象的使用。从唐诗中寻找到这样的家园意象，再转化塑造为园林景观的物质形式，即是景观设计中一种有价值的审美客体营造手法，实现了现代居民的家园愿景情感的传达，可供现代住区园林景观建设的参考、借鉴和使用。

3基于白居易诗歌中可用于住区景观设计的家园意象

3.1基于白居易诗歌的原因

唐代文人常以山水人居入诗，对自然风貌和人居景象的鉴赏普遍具备一定的能力和水平。许多著名文人不仅参与公共景观的开发和美化，而且还动手建造自家宅院。这方面的集大成者有比较全面和深刻的园林造景观，诗人白居易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员。他的园林观不仅融入儒、道的哲理，还注进了佛家的禅理，参悟了禅理与园居生活的契合。白居易曾先后主持经营四处私宅：洛阳履道坊宅院、庐山草堂、长安新昌坊宅园和渭水之滨的别墅园。因而以白居易的诗歌作例，有较强的研究价值。

3.2白居易诗歌中适用的家园意象归类和剖析

根据《白居易全集》卷五至卷八闲适诗部分反映人居生活的作品，其反复出现的有代表性的意象如附表所示。从附表诗歌中提取的家园意象的归类，基本可见白居易所处的中唐时代社会中上层人居生活的侧影。受农耕文化和文人风骨的影响，既有亲近土地的建造生养，如家畜、筑池、柴荆；又有追求雅致的情趣逸兴，如观竹、弹琴、饮酒。而将这些单个意象实体具体应用在住区园林设计上，从分析成功作品及实践经验积累出发，其应用形式大约分为3种方式或途径：

(1)直接的复制和套用，例如植物配置以竹为主、水景池塘的营造等；

(2)把意象素材转化为艺术形态从而间接应用于设计，例如公共艺术雕塑、匾额和对联题咏、书法碑刻景墙等做法；

(3)把合适的意象运用于整体园林布局以及空间处理之中，这是一种深层次的思想文化运用，对设计者和使用者都有较高要求，稍稍处理不当或不到位就可能难以实现思想传达。

4结语

篇6

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她认为，如果没有个体的再生产，任何社会都无法存在。然而，与每一个体的生存息息相关，而又无言地孕育和滋养着人类社会的衣食住行、饮食男女的日常生活世界，却长期处于哲学社会科学的视野之外，成为人们熟知的但又熟视无睹的背景世界，一种与物换星移、花开日落无异的自然氛围。把日常生活世界从背景世界中拉回到理性的地平线上，使理性自觉地向生活世界回归，是20世纪哲学的重大发现之一，胡塞尔、维特根斯坦、许茨、海德格尔、列菲伏尔、哈贝马斯、赫勒等许多理论家从不同层面推动了这一哲学转向。对我国哲学界而言，生活世界的概念已经不再陌生，但是，回归生活世界的真实含义，以及这一转向对于哲学社会科学范式转换的重大意义，还远远没有开展出来。

生活世界之被遗忘是在两个层面上完成的。首先，在社会结构层面上，历史的进展呈现出从日常向非日常的演化趋势，即从原初的、未分化的衣食住行、饮食男女、婚丧嫁娶、礼尚往来的日常生活世界中逐步分化出哲学世界、艺术世界、科学世界、政治系统、经济体系等非日常世界。相应地，人类社会和历史发展的重心也由日常向非日常转移。其次，在理性反思的层面上，哲学和历史科学的关注点越来越被非日常世界所吸引。近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经历了“自然科学化”的过程，习惯于把自然科学所揭示的因果现象、必然性、线性决定特征、还原性、可计算性、普遍性等，放大为统一的、一元的、无限的世界的普遍规律，由此建立起以理性逻辑、绝对真理、普遍规律为核心的形而上学、认识论和各种社会科学体系，人真实地生活于其中的日常生活世界则被完全从理性的视野中放逐。一种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生成了：哲学成为描述普遍精神和绝对理性的纯粹意识哲学，历史学表现为环绕着政权更迭和国家兴亡的宏观史学，政治学表现为以政治权力和制度安排为核心的宏观政治学，经济学成为揭示基本经济运动规律的国民经济学，等等。

应当说，这种以追逐普遍性的宏大叙事为特征的哲学社会科学范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因为，理性的反思性本身就具有抽象性和普遍性的本质特点。在人类历史由自发走向自觉的时代，对日常的微观的生活现象进行理论抽象，有助于在偶然的、差异的、个别的、多样化的社会现象中把握人类历史运行中的某些规则性和普遍性的机制。但是，当宏观的哲学社会科学把人具体地生存于其中的生活世界完全视作无足轻重的、平庸的日常琐屑而加以蔑视时，当以价值和意义为特征的人的生活世界完全被以必然性和普遍性为特征的自然世界所消解时，这种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之弊端就充分显现出来。

弊端之一：否定差异性和个体性。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的根本缺陷是用普遍化的方法来研究文化和社会现象，从而否认差异性、个别性、主体性和自由。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甚至断言，在精神的普遍性已经大大地加强的时代，“个别性已理所当然地变得无关重要”，而绝对理念的普遍性要求统治一切。

弊端之二：忽略社会发展的文化内涵。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对差异性和个体性的否定，实际上是对生活世界的内在文化内涵和意义结构的排斥。结果，在这种宏大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不仅生活世界和伦理道德世界的特殊性和个别性被抽象掉，变成数学化和理念化的无限自然世界图景中的一个案例；而且，从原初的生活世界中分化出来的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科学世界等非日常世界，也变成没有内在文化规定性和价值约束的机械的、冷冰冰的自然领域，历史成为“无主体的”自在运动。

弊端之三：理论研究的抽象化顽症。马克思关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强调思维中的具体，即思维中包含“许多规定的综合”和“多样性的统一”。恩格斯曾断言，任何一种社会哲学，它的研究结论如果没有包括“使它得以成为结论的发展过程”就毫无价值。我们发现，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的根本特征正是在普遍的知识和原理中抽象掉这些多样性和过程性，从而形成空泛的、大而化之的理论结论。目前，这种抽象化的毛病不仅在哲学研究中而且在社会科学各个领域中普遍存在。

因此，“回归生活世界”有着更为深刻的内涵和意义。真正的日常生活批判范式是要使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真正回归到不同时代、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具体的生活世界，回到日常生活世界的衣食住行、饮食男女、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礼尚往来的具体活动，回到生活世界内在的价值、意义、传统、习惯、知识储备、经验积累、规范体系，等等；是要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批判地考察每一时代每一文化中的个体是如何展开自己的消费、交往、思考和生存，如何形成自我同一性，如何把这些文化背景带入公共的社会生活之中，还要考察生活世界内在的图式、知识储备、规范体系等是如何同社会公共生活和制度安排形成互动。不难看出，这种意义上的日常生活批判范式代表着哲学社会科学范式的深刻转变。

首先，日常生活批判或生活世界理论极大地拓宽了社会历史理论的视野。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唯物史观的内涵要比我们的教科书体系更为广泛。他们反复强调一个重要的出发点：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社会活动。因此，人的生存需要和满足需要的生产，以及人自身的繁衍和家庭等是社会历史运行的深刻基础和社会历史理论的基本主题。然而，后来的理论体系并没有对这些日常生活予以关注，而是围绕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非日常领域而展开。如果我们把衣食住行、饮食男女等日常消费、日常交往、日常思维活动纳入社会历史理论的视野，认真考察日常生活世界和非日常世界在不同历史时期此消彼长、支撑、制约、互动的关系，我们就可以构造出更为完整的人类世界图景，对社会历史运动肯定会有更为深刻而全面的理解和把握。

其次，日常生活批判或生活世界理论提供了一种微观哲学社会科学范式，一种文化批判的理论视野。日常生活批判并不是对于具体的日常活动及其要素的非批判的描述，而是对于生活世界的内在文化结构和活动机制的分析，特别是对经济、政治、科学、艺术等非日常活动的日常文化根基的挖掘。哈贝马斯把世界划分为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而由文化、社会和个性构成的生活世界不是世界的一个独立的组成部分或领域，而是为行为主体提供给定的文化传统力量（知识储备）、规则体系和价值支撑的条件和背景世界。作为交往行为主体的主体间性的生活世界实际上是以文化的解释力量内在地与所有其他三个世界相互交织和相互影响，或者构成所有这些对象领域的内在的文化机理。在这种意义上，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法学、教育学等在微观层面上开展日常生活的解读与批判，无论是挖掘生活世界内在的价值和意义以抵御技术理性的异化，还是拆解前现代的日常生活世界的自在自发的、经验式的和人情化的文化图式以铺平社会公共生活和社会运行中现代性启蒙的文化地基，或是把生活世界当作全球化交往和世界历史背景下交往行为合理化的文化基础而加以重建，都会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供新的研究思路。

篇7

人的存在是一种不完美的存在，这种不完美是与生俱来的，这种不完美不仅体现在作为个体的“人”上，还体现在作为群体意义的“人”中。个体的人的不完美自出生起，其机体就被各种不自由束缚，群体的“人”，其存在也是一个由混沌走向有序、由不完美逐渐走向相对和谐的状态，正因为“人”的不完美，所以追求完美成了人的一种诉求。人追求完美的过程即人寻求自由的过程，然而，追求完美之路是一条曲折的矛盾之路，它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学生作为人发展的一个特殊身份，客观上被人的先天不完美挟制，具体表现在：首先，学生身体机能的不完美。学生的身体器官还处于生长发育阶段，机体功能的最佳状态的到来需要特殊营养和照顾，否则健康成长、成才的先天物质保障将会大打折扣。为此，教育者要从有利于学生身体健康的角度，为学生选择适合的营养、运动、环境等，而不能任由学生随意而为，特别是年龄越小的学生，越需要教育者的干预。在班级生活中，班主任为保障学生健康成长，带领学生开展适合于学生年龄特点的教学活动，禁止学生吃不健康食品、从事危险活动，这种外在他律不能仅仅视为班主任行使其职责，其中包含教师对学生的关爱、对教育事业的沉甸甸的责任。其次，学生的认知发展不完全。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已经证明了人的认知有四个阶段，即：感知运算阶段、前运算阶段、具体运算阶段和形式运算阶段。同样，科尔伯格的儿童道德发展的三个水平和六个阶段也证明了儿童道德认知发展要经过：前习俗水平、习俗水平和后习俗水平。因此，班主任在进行德育时，针对儿童认知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实施适当的他律，帮助学生利用最佳资源结合自身发展的阶段性特点，使学生认知、情感的发展少走弯路，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再次，班集体的建构需要一定的规约。自从夸美纽斯提出班级授课制度以来，班级不仅从最初单纯的提高教师教授学生的效率上被人们认可，更为重要的是班级是以年龄相近、智力相当为原则组建起来有益于学生共同学习和成长的一个特殊组织而被世人认可，它为学生的成长提供了一个最好的场所。然而，班级仅仅是学生的聚集之所，而非学生的心灵归属之所，由“聚众之所”的班级走向“心灵栖息地”的班集体，是班主任工作的一项重要更目标。营造班集体的过程中，班主任要引领班级成员处理好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学习与生活、娱乐等关系。在错综复杂的各种关系中，如何让每个学生都能自由成长，班主任必须借助一定的规约，引导学生在民主的前提下制定班级规约，这是对班级成员的约束，更是对班级健康成长的保障。班级是班级成员共同生活的场所，因此，班级的共性特征，要求学生处理好“公”与“私”的关系，如果每个学生都从一己私利出发行事，则必然会造成公共生活的混乱。显而易见，公共生活的混乱反过来不利于学生个体的生活。这样的矛盾困境中，调和性的公共契约是对公共生活有序进行的保障。

二、科学民主的他律是为了自律

如陶行知所言：“教是为了不教。”当下的他律是为了形成儿童的自律，他律与自律是纪律的两个方面，他律是来自外部的纪律，自律是来自内部的纪律。只有依循教育规律制定的他律符合科学民主的要求，才能真正实现自律。教育中符合教育规律的他律的表征有：

1.他律的动机是为了学生自律。

作为外部纪律的他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对人的压制，它限制了人的随性而为的行动。班主任借助他律实现班级集的健康成长是班级管理中必不可少的措施，但是班主任如果简单从自己工作的效率出发，无视学生的成长需求，片面强调外部纪律“不是引导他们去制定使他们遵守的规则和纪律，或与他人一起改变这些规则和纪律，而是把一种现成的制度和要求即绝对服从的命令强加给他们……因此，儿童的服从有时是屈服于外界的遵从思想”这样的他律只是一种表面的、暂时的、脆弱的他律是不可能发生持久的作用”。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动机是行为的先导，班主任制定外在他律的动机如果是为帮助学生培养自律意识、自律能力，那么即使偶尔采取的行为方式并非为学生所理解或认同，但他的行动不会偏离轨道太远。如果班主任仅仅从自己工作的方便出发，制定各种规章制度而无视学生的身心承受，这样的外在他律从客观上来说都不具备道德的意蕴。

2.他律纪律的内容必须是道德的。

外部的纪律必须是道德的，体现在外部纪律的内容道德、形式道德、程序道德之中，其中内容道德是核心。从逻辑上讲，没有道德的内容无法培育出具备道德素养的人，之所以强调他律的内容必须是道德的，是基于现实中存在太多不道德的他律。主要体现在：（1）措辞非人性。很多的班规只见“禁止”不见引导。例如：禁止放学后在学校逗留。（2）具体内容非人性。例如某班规定“禁止课间游戏”，这显然违背了儿童游戏的天性。这些非道德的他律都是从教师的外在权威着手，基于对儿童“本恶”的人性假设，而采用的简单以恶制恶的方式管理学生，其导致的后果是教师与学生的对立和学生奴性人格的增长。更有甚者打着“为了学生好”的道德标杆，从事非道德的教育和管理，如：下课禁止学生走动（上厕所向老师报告），这样的规定，班主任言之凿凿为了学的安全，实际上是为了自己的管理不出事，而用非人性、非人道的方式对学生进行囚禁。

3.他律的程序必须是民主的。

民主的他律即是在教师引导下，与学生民主协商，自下而上共同制定符合学生需要的制度规则。民主不仅是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它还是一种生活样态，班级是培养学生民主意识、民主生活能力的学习场所。正如杜威认为“民主主义它不仅是一种政府的形式；它首先是一种联合生活的方式，是一种共同交流经验的方式”，“纪律必须通过自由而获得”，民主是自由的表现形式，对学生的自由而言，不是要不要纪律的问题，而是要怎样的纪律和以怎样的方式形成纪律。与民主相对立是专制，即他律的程序、内容完全自上而下来自教师，教师以所谓的“为了学生好”而放弃了让学生在生活中学习过好生活———民主自律的生活，这是与现代教育理念背道而驰的教育管理方式。

三、他律走向自律的桥梁

班级管理由他律走向自律，让学生自由人格得以彰显，是学生对班级文化认同、内化和践行的过程中逐渐过渡的。从科学、民主的管理学角度分析，营造健康、向上向善的班级文化，班主任的着眼点有很多，但人性制度的创建、一视同仁的制度落实和自律精神的养成，是帮助学生由不自由的他律走向自由的自律的一种可行路径。

1.人性制度：他律走向自律的制度保障。

班级是学生学校生活的主要场所，为保障班级生活的正常运行，制度存在的必要性具有“自明性”。制度不仅仅是对学生的一种外在规约，更应该是一种强有力的教育力量和教育手段，发挥制度的育德功能。人性制度即是制度产生育德功能的前提，人性制度意味着制度的出发点必须基于“儿童”立场，基于儿童的立场要求制度的内容是学生现阶段能够理解和能够承受的；基于儿童的立场就要求制度与儿童的发展相一致，而不是背离儿童的发展；基于儿童的立场就要求考虑到儿童成长的身心特点，而儿童立场只是基础终结点在于“成人”———把学生培养成为健康、积极向上的国家公民。在此基础上他律才具备“合法性”，制度、学生、道德之间才可能彼此融合，实现最终学生班级生活的他律走向自律。

2.制度落实：他律走向自律的实践。

制度不仅仅是以成文的形式展示于班级墙面成为班级环境的摆设，更应该将师生之间、生生之间达成的这种契约在班级生活中实践，才有其存在的价值，方能真正帮助学生形成自律。写得好的制度如果不去执行，那么永远只能成为摆在墙壁的装饰，不会对学生的生活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为此，制度的落实，是将制度从空中落到实处产生实质性效果的关键。制度落实中涉及制度执行过程中的公平性问题，涉及制度的监督性问题，处理好这些关系，才能确立制度的公信力，才能让学生在大环境的影响下看到他律对自身带来的益处，而不至于对外在他律排斥。

3.自律精神的养成：自律人格的生成。

他律虽然是基于人的不完善的需要而提出的，但终归是对人的一种“不信任”的表达方式。自律才是人之为人的表征，自律之人才是最终自由之人，才能最终成为自己的主人，否则将永远生活在他人编制的藩篱中，最终的结果是作茧自缚。所以形成自律人格，要依赖他律这种方式，但更应该从他律之外寻找出路，教育者可以充分激发学生主体意识，挖掘学生心灵中自律的种子，让学生在行动中体会由自律所带来的快乐与成就，逐渐使学生从感知自律的喜悦走向主动寻求自律。自律是学生成熟，成为自由之人的必要条件，没有自律意识的人是一个不自由的人，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

四、结语

篇8

关键词:公共艺术 关联性

公共艺术(Public Art)又被称为公众的艺术或社会艺术,它不隶属某一类艺术流派或艺术风格,也不单指某一类艺术形式,它存在于公共空间并为公众服务,与社会中存在的各个因素相关联,体现了公共空间中文化开放、共享、交流的一种精神与价值。

一、公共艺术概念的理解

现阶段,很多人对公共艺术的理解都比较陌生。其实,公共艺术没有一个固定的、简单的定义,它的定义具有易变性、积累性和渗透性等特点。但它有其明显的公共性和互动性的特质。它也许会和建筑物合为一体或会导致一个新的建筑学空间诞生;也许是新的公共空间、景观美化、艺术围墙和艺术栅栏、艺术砖砌、艺术大门、艺术窗户、休闲空间、游乐场所或结构;或许只是艺术字体雕刻及墙面装饰的薄金属板或瓷片等。它也有可能是采用织锦挂毯等纤维艺术;也有可能是艺术雕塑、陶瓷;此外还可以是大地作品、摄影、版画、影像、高科技艺术、表演、事件、诗歌朗诵、音乐舞蹈等等;公共艺术也可以表现一个故事或文章,可以是装饰性的、幽默性的、敏感性的或有争议性的;可能事反思我们的历史遗产或是对未来的憧憬,也可能是强调地方特性和特殊问题等等。可见,它所囊括的范围之大,关联之大,不一而足。

二、公共艺术的文化关联性体现

所谓公共艺术的文化关联,是指它的生存、发展与其外在文化因素之间的连带性及互动关系。

与之相对立的独立的私人性质的纯艺术或架上艺术存在,更显出它与外在社会因素的关联特性。如:从呈现的内容上看,纯艺术作品的表现内容可以是个人的、具体的、情绪化的、偏激的,同时也可以是公众的;但公共艺术作品通常在内容上更加接近公民的思想和地域的文化,它总是平等的、公开的,整个创作过程就是一个开放的过程。客观事实证明,当一种艺术的存在方式与其所在时代的社会公共生活产生了广泛的关联,它才可能在历史中产生实在的影响和深刻的记忆。

总的看来,公共艺术的关联性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与大众权力相关联;第二,与城市相关联;第三,与艺术家个体相关联。

第一,与大众权力相关联

公共艺术与大众权力的密切关联,是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现象。

权力,是一种强制性的社会支配力量,是一个人或许多人的行为使另外一个人或其他许多人的行为发生改变的一种关系。现实中的权力有很多种,其中重要的使政治权、经济权和话语权。公共艺术是一种话语权,但这种话语权与其他一切话语权一样,要收到政治权和经济权的制约和支配;创建公共艺术的过程就是运用权力队社会成员进行控制和影响的过程。

大众权力,是指普通人应该具有的基本权利。

由于体制、观念等多方面的原因,我国公共艺术的实施过程中,大众权力容易被忽视。而大众权力是我们国家发展公共艺术不容忽视的一个条件。

公共艺术所涉及的领域,正属于大众福利的一部分——和谐的公共生活和文化享受。“公共艺术开始逐步自觉的伴随着城市经济和公共环境等社会福利化建设而强调了艺术——为人们大众服务;为多元化的当代市民文化和社区生活服务。”从社会生活的本质看,只有精神享受才是人类最高的福利,而大众想获得这种最高的幸福,离不开公共权力的保障。

在公共艺术中,大众权力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享用艺术资源,一个是参与艺术生产。这意味着人民不但有权欣赏公共艺术的创作成果,还有权参与公共艺术的创作过程,也就是体现了公共艺术的参与互动性。也只有决策者(政府或投资人)、公众和艺术家共同携手,才能创造出完美的公共艺术作品。因此公共艺术能促进市民之间、官民之间的对话,拓展积极、民主的公共生活,提升人民的环境艺术和审美素质。“正因为如此,公共艺术符合社会的迫切需要,提供了一个重新定义我们时代艺术的机会。”

第二,与城市相关联

城市是公共艺术的载体,公共艺术属于城市,它随城市而生,为城市而存。

如果城市是一本书,公共艺术只是书中的插图和花边,它没有主导阅读的力量,但却能够增添美好的细节,让我们的心灵丰富而敏感。

1.从发展的角度讲,城市是变化的,公众对城市的需求也是不断变化的。在现代城市的发展历程上,以经济为核心的现代主义世界观使许多城市失去了他们曾经拥有的人文精神资源,而新兴的城市由于缺少文化的积淀,也逐渐沦为环境和精神的沙漠,而对自然资源的过渡开采和对环境的无情破坏,使得城市变得更加无情与冷漠。城市的扩展已越来越远离艺术化生存的理想,越来越远离令人愉悦的美感,越来越远离它建设的初衷。正因如此,城市的片面发展已经引发了人们对文化的诉求,唤醒了人们对艺术化生存的回归。文化内涵逐渐成为城市的核心要素,艺术开始走向更广大的人群,走向生活本身,而公共艺术则代表了艺术与生活、艺术与城市、艺术与大众的一种新的取向与融合。

2.从功能的角度讲,公共艺术是现代城市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城市文化和现代城市生活理想的一种体现。相对于纯艺术和架上艺术,公共艺术的公共性特质必然使得公共艺术的文化表现性要强烈得多,它承载着更多的社会的、文化的乃至政治上的功能。艺术来源于生活又服务于生活,现代公共艺术就是还城市以美感,让人体会生活于其间的真正乐趣,让城市成为人诗意栖居的理想场所。

3.从文化本身来讲,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和内涵,是一个城市的品格的象征。城市文化是城市的生动写照,反映着它所处的时代的社会面貌、经济状况、科学技术、生活方式、哲学观点、审美取向、宗教信仰所有文化问题,城市也成为当代人观察世界、完善自身、展现自身的天地和舞台。

没有文化的城市是没有灵魂的城市,世界上的城市千差万别,根本的差别就在于城市文化的不同。一座城市中有没有富有创意与代表性的公共艺术和公众参与的相对宽松的艺术氛围的存在,有没有适当比例的充盈着艺术气息的文化交流与审美及休闲娱乐的公共空间,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城市文化品质高低的重要指标,它们的多寡和繁荣与否往往体现着这个城市居民的生存样态、审美趣味乃至整体的文化精神。如果说建筑是城市里的“面”,道路是城市里的“线”的话,那么公共艺术就是城市中的“点”,它们凝聚着它们特有的灵性,展示着它们特有的语言,诉说着每一个城市的每一个观念,让人们品味着一种独特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和文化情怀。

篇9

【关键词】礼仪修养 人格品质 个人礼仪

【中图分类号】d6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09(2010)06-0-02

个人礼仪从表象上来看是社会公共生活中个体的行为的礼仪准则,是个人仪表、仪容、言谈、举止、待人、接物等方面所涉及到礼仪的具体规定,从深层来看则是个人精神面貌和内在修养的外在体现,其核心是律己敬人,表里如一。修养即修身养性,“修身”就是按照一定的道德标准,不断改变自身,不断地消除、克制自己内心的各种非道德的欲望。“养性”就是对自身素质的培养、教育、发展和提高。个人礼仪修养的结果在于使人们养成良好的礼仪行为,使交往活动中对于礼仪原则和规范的遵从变成为一种良好的习惯,形成一种持之以恒的风格。这种教育和培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要求人们认识“秀外惠中”的人生道理,努力加强道德修养和文化修养,自觉培养内外和谐的个体气质,努力调控行为与情绪,最终提升自身的人格品质。

1 认识“秀外惠中”的人生道理

个人礼仪在个人整体形象塑造中有着很重要的地位,它传达出最直接最生动的第一信息,反映着个人的精神面貌。个人形象的美可以用六个字概括:“形于外,慧于中”。“形于外”是指一个人音容笑貌等外观气质特征。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需要出席各种场合,扮演各种角色。当一个人以某种特定角色出现时,在仪容仪表方面就要符合社会对这个角色所规定的要求。“慧于中”指的是一个人的容貌美,不仅仅是指标致的五官,而更重要的是指一个人的神情、气质所反映出来的精神面貌。一个人的外表包装是简单的,而提高和改善人的修养和内心世界却是复杂、深刻和全面的。外在美只有与内在美达到和谐统一,神情才会超凡脱俗,“慧于中”才能“秀于外”,一个人如果没有道德、情操、智慧、理想等内在美作为基础,那么再好的先天条件,再精心的打扮也只能是一种肤浅的美。所以一个人在注重个人仪容、仪表修饰的同时,必须不断加强自己内在素质的培养。

首先,个人礼仪必须以个人修养为基础。个人礼仪不是简单的个人行为表现,而是个人的公共道德修养在社会活动中的体现,它反映的是一个人的内在的品格与文化修养。若缺乏内在的修养,对于个人礼仪的具体规定,也就不可能自觉遵守、自愿执行。只有“诚于中”方能“行于外”,因此个人礼仪必须以个人修养为基础。

其次,个人礼仪必须以尊敬他人为原则。在社会活动中,讲究个人礼仪,自觉按个人礼仪的各项规定行事,必须奉行尊敬他人的原则。“敬人者,人恒敬之”,只有尊敬他人,才能赢得别人对自己的尊敬。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下,个人礼仪不仅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和友好合作的新型关系,而且还可以避免或缓解某些不必要的个人或群体的冲突。

再次,个人礼仪必须以长远为方针。个人礼仪的确会给人们以美好,给社会以文明,但所有这一切,都不可能立竿见影,也不是一日之功所能及的,必须经过个人长期不懈的努力和社会持续不断的发展,因此,对个人礼仪规范的掌握切不可急于求成,更不能有急功近利的思想。在人际交往频繁的社会活动中,必须时时处处注意自己的整体形象,无论是仪容、服饰,还是言谈、举止,都应该在礼规的指导下,一以贯之地形成自己的风格。

2 努力调控行为与情绪

人必须要在社会竞争中获得生存发展,并得到社会对个人价值的承认、评价和认可,以满足于个人的精神需要。一般来说,当个人行为符合社会道德要求时,他就能获得社会的认可。在社会发展竞争中,如果个人智力水平相当,那么个人成功起决定性的往往是非智力因素,其中,个人品行修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可以说,加强自身修养,提升人格品质,塑造自身形象是个人成才、发展未来事业成功的重要保证。而个人礼仪是以培养个人内外和谐的个体气质为目标的,它要求人们遵循社会和谐的原则、尊重他人的原则,按照个人礼仪的文明标准行动,塑造个人的自身形象,展现个人的精视风貌,使个人形象日臻完美。

社会规范作为联结社会和个人行为的媒介因素之一,像棱镜一样折射着社会对个人的一切影响,直接引导和限制着个人的态度和行为。因为,规范来源于人们的行为实践,是对人们行为一种指导,社会规范在社会成员的共同活动中一经形成,便具有一种公认的社会力量,通过不断内化为人们的心理尺度,而在个体社会化的过程中发挥出积极的作用。社会规范主要表现为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法律规范具有强制性,而道德规范是依靠社会舆论的监督和人们内心的信念而产生的自觉行为规范。礼仪属于非法律规范,是一种道德规范,如违反礼仪规范,只构成失礼,不构成犯罪,而失礼本身一般不会引起责任,只会受到舆论的谴责。所以,遵循礼仪规范,很多时候表现为一种自我约束的过程,它需要努力调控自己的行为与情绪,将礼仪规范化转化形成为一种自觉的行为。

遵循个人礼仪规范,也少不了自我克制和自我约束。这种克制和约束自体现为严格按照一定的个人礼仪标准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我国古人云:“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概而言之就是要“立于礼”。洛克指出:“礼仪的目的与作用使得本来的玩梗变柔顺,使人们的气质变温和,使他敬重别人,和别人合得来,”“没有良好的礼仪,其余一切成就就会被人看成骄傲、自负、无用和愚蠢。”(转自李鸿军《交际礼仪学》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2年第8次印刷)当今社会,人与人之间交往频繁,往往在一举手、一投足间若失了分寸,就会引起别人的不快乐和不舒服。因此,在社会交往活动中,要坚持“宁可让人待己不公,也不可自己非礼他人”的美德(美国作家爱默生语)。

在人的一生中,会面对形形的问题,处理多种多样的矛盾。要创造一个和谐、融洽的人际环境,使人生更为成功,就应遵循一定的个人礼仪规范。处理好人际关系是生活工作的一个最重要的环节,也是一门较强的艺术。要做到对所有的人都采取礼遇的态度,对于别人的失误或习惯、个性上的弱点应宽容对待,做到体谅、宽宏、尊重。应该避免以为已之所好人亦爱之,以为已所恶人亦厌之,有意无意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或行为,与人交往应遵循以诚相待的准则,应做到相互理解、相互尊重、不即不离、信守诺言、待人以诚、宽容大度。要善于与人沟通,不能只从自己单方面的动机出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而应遵从一定的礼仪规范,达到双方交流信息、沟通心灵的效果。要牢记人际感情能否沟通,关键取决于人的言谈举止。适度的言谈举止,得体的礼貌和风度能使交往双方感到轻松愉快,否则只会令人尴尬和反感。在培养一个有教养的人的过程中,训练行为与情绪的控制能力,保持优美高雅的言谈举止,养成内外和谐的个体气质是非常重要。

3 让良好的修养为品质增色

良好的礼仪体现的是一种修养。日本学者松平靖彦说过:“礼仪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为保持社会正常秩序所需要的一种生活规范……礼仪本身包含了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应予遵守的道德和公德,人们只有不拘泥于表面的形式,真正使自己具备这种应有的道德观念,正确的礼仪才得以确立”[1]。人们在评价一个人是否具有具有良好的修养时,往往会从他的礼仪行为上去加以检验。个人礼仪要求人们待人文明,举止有礼,与人为善,这些都是个人修养的主要内容。在社会生活中,一定要加强个人礼仪修养,让良好的修养为品质增色。

首先,要安分守己,不妨碍他人。所谓“安分守己”,就是在公共场所依照公共生活要求而行事,把自己只当作普通的一员,守住自己与他人的界限,从而使每个人得以顺利进行公共活动。每个人在社会生活中都有他的“分”,只要社会有分工就存在每个人的“分”。从社会公德的意义上说,“安分守己”是指在社会公共生活中,要与他人共同遵守公共规则,必须洁身自好、不特立人群、不妨碍他人,保证公共生活持续、平稳地继续。安分守己,不妨碍他人,是社会公德对个人在公共生活中的行为规范与要求。个人礼仪要求在社会生活中要言谈文明礼貌,相互尊重、相互体谅等等都是安分守己,不妨碍他人的行为体现。

其次,要行为有序,遵守共同规则。行为有序,遵守共同规则,指人们在公共生活中,个人行为和活动必须自觉维护公共道德要求。凡是有公共生活的地方,必有相应的公共秩序与规则。公共场所是人们相互交往、沟通、存续的载体,每个人都要借助公共活动完成他的各种社会需求。公共秩序是社会生活保持相对稳定与和谐不可缺少的因素,只有遵守共同规则,公共秩序才能井然有序。所以,社会公德要求人们的具有较强的纪律观念,行为举止要有较高的律己自控能力,以维护正常的井然有序的社会公共生活秩序。个人礼仪规范是“行为有序,遵守共同规则”的具体行为体现,是社会公德的具体践行遵循个人礼仪规范,也就是遵循于社会公德。

再次,要友善待人,促进相互沟通。友善待人是一种待人的态度。待人要与人为善,与人交往要有情谊,极力促成互助、互谅的社会氛围。个人礼仪要求个人出现在公共场所时,必须衣着整齐、仪态大方、举止庄重、行为检点,待人谦和、谈吐文雅。我国传统礼仪特别强调儒家的“谦敬”之德,谦即自谦,虚以处己;敬即敬人,礼以待人。谦敬是个人自身修养的美德,也是待人处世的道德要求。礼仪是为了使得社会生活有序、和谐,为了协调人际关系。如果破坏了这种有序、和谐,造成了人际关系的不协调或破裂,就是违反了礼仪规范,也是不道德的。“谦敬”是礼仪的原则,是礼仪的精神内涵和心理基础。个人礼仪与“谦敬”之道要求是一致的,它可以更好地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友好交往。所以说,良好的个人礼仪修养可以为品质增色。

篇10

关键词 大学生;双重人格;时代征候;教化

当前中国正处于一个深刻的社会转型期,经济结构、政治体制、社会关系、教育制度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等都处在巨大的变革之中。多元文化的冲击使得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处于焦虑或阵痛之中。这种变化也波及到高等教育领域,大学生的道德人格①处于冲突与困惑的境地。双重人格②即是这种困惑的集中表现。

当代大学生的人格现状可以概括为:强烈的自我意识、开放的人际关系、多样化的行为取向、丰富而外露的情感表达、冲突对立的价值观念。这些人格现状反映在道德人格上,则表现为自我道德与他人(社会)道德、现实道德与理想道德、道德认识与道德行为等方面的两极对峙。这种对峙导致了大学生群体中双重人格的出现。个人道德与公共道德的抵牾、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的断裂、学校道德教育与社会道德教育的隔离、科学素养与人文涵养的对立、自我意识与集体观念的冲突、功利意识与道德意识的失重等是这种双重人格的基本表现。反映在日常生活世界,言行相悖、知行不一、明迎暗拒、名实相离的现象在大学生群体中较为普遍;反映在道德价值判断与选择上,则表现为热情与冷漠相容、希望与困惑并存、进取与彷徨相伴、认同与失落交错、实然与应然悖离的矛盾心态。有学者将大学生道德价值的矛盾心态归纳为“权威解构与自我觉醒、改造冲动与自我失落、价值取向的自我中心与价值标准的实用化、价值多元与现实具体”的冲突以及“自我与社会、理想与现实、精神与功利”[1]的对峙。

大学生双重道德人格现象的发生是社会转型时期各种复杂而矛盾的道德价值观在大学生身上的具体表现。只有深入客观地分析、阐释这一现象,才能寻觅化解这一矛盾人格的教育措施。

(一)个人道德与公共道德的错位: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中的道德冲突及其教化

市场经济主导的经济文化铸就了大学生群体独立、进取、开放、多元的道德人格,但现代市场经济的发育也造成了大学生功利主义价值观念和工具理性思维方式的盛行。拒斥传统、蔑视道德、躲避崇高、不要规则、怎么都行的相对主义道德价值观在大学生群体中较为常见。许多大学生在道德人格上陷入了困惑和迷茫、矛盾和冲突的境地,重智轻德、重个人道德轻社会公德的双重道德人格倾向已露端倪。

国内有学者对大学生价值观结构的实证研究表明:当代大学生的价值取向按重要性由高到低分别是法律规范取向、舆论从众取向、道德良心取向;而大学生目标实现的手段倾向按重要性由高到低依次为:知识努力取向(知识、实力、努力、毅力),智慧机遇取向(智慧、机遇、天赋、社会支持),人格品质取向(诚信、自信、坚强)。[2]当代大学生的自主性、独立性逐渐增强,社会责任感、集体观念逐渐淡化,道德敏感性有降低的趋势。

大学生道德价值取向的一个最明显的变化就是重视自我道德的表现而缺乏社会公德的意识与行为,这使其道德人格在日常生活中产生错位或失重。许多大学生自我中心意识强烈,热衷于自我设计而忽视了自我设计的社会意义与道德意义;注重自我需要的满足和自我利益的追求而忽视了他人的主观感受和利益需求;注重自我道德的建设而忽视了公共道德的构建。无论是在公共生活领域、公共卫生领域、公共秩序领域还是公共资源领域,大学生公共道德行为失范的现象都极为常见。这种滞后于智力发展水平的道德失范现象反映了大学生公德意识的薄弱和公德修养的残缺。早在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先生就曾批判中国人只讲私德、不讲公德的行为,他在《论公德》中如是说:“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在公共生活日益频繁的当代社会,公共道德的缺失使得个人的道德最终失去了意义。

社会公德反映的是人们在公共生活领域与陌生人相互对待时的道德表现,它是一个人参与社会生活最基本的底限道德行为要求,是社会文化的基本反映。遭致大学生个人道德与社会公德错位的原因,从社会的外在制约性看,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主体意识和功利意识凸显的社会反映;从其价值观深处看,乃是大学生个人本位主义和道德实用主义在日常生活中的体现;从其形成的文化机理看,则是依附性的保守的生活方式在道德行为中的体现(大学生习惯于学校生活、班级生活、宿舍生活等熟悉场域中的道德交往,而对日常公共生活领域及其规则较为陌生,从而导致了公共道德与个人道德的失重以及道德人格的失范);从教育机制看,公民教育特别是公民道德教育的缺失导致大学生缺乏在公共生活领域中与社会、他人和谐共处的能力,最终导致大学生的道德水平与文化层次的背离。另外,也是学校道德教育习惯于注重集体活动而忽视对大学生个人修养的培育与引导的结果,一旦集体的教育流于形式,不仅难以形成大学生的集体意识、社会公德意识,而且也不可能培植其良好的个人道德,只能导致其道德意志的非自主性和道德行为的从众性。

大学生道德人格的双重性是其道德缺乏自我同一性(self-identity)的表现,是其主观自我与客观自我的冲突――即主观的体验者与客观的被观察者的冲突的结果。因此,高校道德教育应当立足于大学生道德的自我同一性的建构与发展这一关键点,积极引导他们正确看待个人发展与社会进步、自我设计与社会性成长、个体自由与道德责任、个人道德与社会公德的关系,通过加强有针对性的公民道德教育和形式多样的集体活动,培育大学生公民意识与个体意识并重、个人修养与社会修养并举的和谐而完整的道德人格。

(二)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的断裂:内心世界与外在行为中的道德冲突及其教化

实践性是道德的本质规定性,知行统一是和谐道德人格的理想境地。然而,在大学生的道德人格世界里,道德认知和道德行为却存在相互脱节、彼此分离的现象。

在大学生身上,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通常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不对称性、矛盾性或不一致性。如在道德认知上,他们忧国忧民,对社会的不良现象愤恨不已;然而,在日常生活行为上,却又表现出举止的随意性、唯我性。在道德认知上,大学生都认可互帮互助、集体利益至上的道德观念,但在具体的日常生活中却秉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处事原则。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与错位。一项关于大学生道德认知状况与道德领悟内涵关系的实证研究显示,大学生对诸如勇敢、节制、勤勉、公正、忠诚、友善等道德图式单元的理解普遍较为准确(约占63%,且男女生没有显著差异),而其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的相关度则不明显,表现出“对道德概念进行认知和判断的过程往往只是逻辑判断而缺乏价值判断与善恶判断的参与”意识与行为倾向以及“道德认知与道德责任和义务相分离”的倾向。[3]也有人对目前大学生的道德人格现状进行了调查,认为大学生群体的道德意识与道德判断都呈现出较高的水平,但在具体的生活行为中却表现出考虑个人多、讲实惠(约占57.4%),组织纪律与集体观念差(约占43.8%),幼稚、偏激(35.1%),眼高手低(64.3%)等道德倾向。[4]

大学生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的脱节,导致两种结果:道德认知的闲置或过剩;道德行为的滞后。由道德认知的闲置而导致的道德认知与行为的脱节,造成道德教育资源和劳动的浪费;而由道德行为的滞后导致的道德认知的无效、无用,则直接预制了学校道德教育的失效。如若理性的道德认识与道德判断不能转化为生动的道德实践与道德行为,则理性就成了多余的点缀或装饰。

导致大学生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脱离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道德教育的知性化倾向以及道德教育对道德行为的根本性忽视;二是大学生自身道德人格发展的特质。就前者而言,我们的道德教育囿于知识本位而忽视了对学生道德行为的养成教育,忽视了道德知识转化为道德行为的中介环节,致使其道德行为滞后于道德认知。知性道德教育仅囿于“是什么”的传输,而疏于“为什么”“应该如何”的疏导,这使得道德教育很难触动学生的心灵,从而导致了大学生道德认知的“消化不良”。就大学生自身人格发展的特质而言,大学生的人格特别是道德人格发展水平仍处于成长、变化之中,关于道德的自我意识、自我评价、自我控制仍处于两极分化等多种可能性之中。这主要表现为,一方面,大学生由于缺乏基本的社会阅历和经验,看不到社会问题的复杂性、长期性,表现出急于求成、偏激的思想与心理倾向;另一方面,社会的变革和自身的心理期望使得大学生的人格处于种种困惑与矛盾之中,表现为独立与依赖、开放与闭锁、理想与现实、自尊与自卑、理性与情感、自由与责任、权利与义务、反抗与屈从等心理矛盾。这些矛盾制约着大学生群体道德人格的发展。

知行合一是改进大学生道德人格的基本原则,也是化解其内心世界与外在行为的道德冲突的基本策略。高等教育特别是道德教育应当引导学生树立这样的道德观念:知识并不等同于教养,只有把知识转化为自己内在的精神品质和实践行为才是教养。因而,应当在教育过程中强化道德自律机制,加强大学生道德主体人格的引导与建构,引导大学生进行自我教育、自我反思、自我提高、自我约束、自我改造、自我陶冶、自我锻炼、自我完善。在实践层面,高等院校应充分利用校园生活中的海报、广播台、刊物、社团等舆论媒介,形成扬善抑恶的思想氛围和舆论导向,挖掘校园内的道德教育资源,对大学生的不道德行为进行道德鞭挞和舆论谴责;同时,通过课堂的道德教育活动引导和强化大学生的道德判断能力,规范其日常生活中的道德行为模式,使其学会在日常生活中知善、爱善、求善、行善,养成嫉恶如仇、从善如流的道德意识与行为习惯。

(三)学校道德教育与社会道德教育的隔离:学校生活与社会生活中的道德冲突及其教化

当代大学生双重道德人格的另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学校道德生活与社会道德生活的隔离。与学校道德生活的崇高、朴实相比,大学生在社会生活中的道德表现则多为世俗、实用、灵活。道德生活以及道德行为的境遇化,使得大学生在道德人格方面呈现出矛盾性。

大学生道德人格的矛盾性,使其在处于不同的环境、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时难以表现出一以贯之的道德品质与行为。不少大学生在毕业之初雄心勃勃,志向高远,抱有积极投身社会实践的信念,但当遭遇真实的社会生活特别是社会不良道德现状时往往信心锐减,不得不“退而独善其身”。学校教育不能照料社会生活的现实,还易于导致大学生在道德观念上采取对人对己的双重标准――对他人高标准、对自己低要求;对自己只求权利、不尽义务,而对他人和社会则表现出苛刻、严格的道德期望与道德评价。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大学生习惯于把关注的重心投向自我,表现出较强的自信心、自尊心、优越感、独立感,但也易于导致学习与生活中的自我中心倾向。一旦这种自我中心倾向与过强的自尊心、唯我独尊的心理特征相结合,就会表现出过分的、扭曲的、失去道德指向的自我中心倾向。当这种扭曲的自我中心与功利性诉求相结合时,就会导致一种欲望扩张与心理准备不足间的冲突与矛盾,从而使其人格处于某种困惑之中。因而,我们常常看到,大学生一方面因交往意识的增强(特别是借助于便捷的网络交际媒介)而“朋友遍天下”,另一方面又时常莫名地表现出内心深处的孤独;渴望人与人之间真诚的友谊,却又逃脱不了功利的驱使和人际关系的物质化、庸俗化;渴望道德的崇高,但又往往为达到某种功利性目的而不择手段,表现出明显的投机行为。

学校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不同的道德面孔与行为表现,也造成学生道德人格的结构性混乱。在学校教育中,大学生的道德世界表现出价值取向的多元化、道德原则的功利化、道德价值实现的个性化以及道德生活的虚拟化或网络化;而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则呈现出极强的功利性、实用性、唯我性、两面性等道德人格表现。有研究表明,大学生对自我和大学生群体的公民道德状况评价较高,而对社会公民道德状况评价较低,这反映了学校道德教育与社会道德教育的差距。[5]总体来看,当代大学生的道德价值取向带有较强的理想色彩,呈现出理想性有余而务实性不强的显著特点。

学校道德教育与社会道德教育的隔离是导致大学生道德观念与道德行为脱节的重要原因。长期以来,高等院校的德育习惯于宣传造势、集体学习,而忽视了对学生的教化与启迪,即使开展的道德教育也普遍存在重理论教学轻实践锻炼的缺陷,而理论的教学又习惯于灌输给学生一些理想化、空泛化、高标准的道德目标,而忽视了学生自身的基础道德素质和文明行为习惯,忽视了真实的社会生活对大学生道德修养的挑战与要求。诚如有学者所言:“当代大学生大多没有经过艰苦环境的摔打和社会生活的磨练,单一的学校生活使得他们对社会缺乏了解,缺乏顽强的意志品质和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使他们往往在政治上缺乏辨别能力,在思想上缺乏认识能力,在情感上缺乏控制能力,在心理上缺乏调适能力,在行为上缺乏自主能力,在生活上缺乏自理能力。”[6]学校道德教育与社会道德教育的隔离也易使学生的自我认同产生某种危机,当通过学校教育所获得的理想的道德目标与社会现实生活中的不良道德现象相互抵牾时,大学生易于表现出两极化的思想行为:或怨天尤人,自暴自弃;或批判挞伐,盲目发泄。这既不利于其道德人格的自我确证,也不利于其道德人格的社会性发展。

因此,加强学校道德教育与社会道德教育的有效连接,是促使大学生道德人格健康成长,防止其双重道德人格现象的重要举措。首先,在教育过程中,通过对社会现实生活中真实的道德问题的讨论,引导大学生明辨是非,形成关于是非善恶的正确的集体舆论和扬善抑恶的道德规范意识。其次,引导青年学生参与到社会实践中去。人的道德经验是在社会实践中自主建构起来的。仅靠劝导和讲述并不能有效地改变学生的品格与行为,只有经常组织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才能提高其从容不迫的心理适应能力和正确解决道德问题的能力。道德教育是以行动为基础、为了行动的教育,“只有通过行动,青少年才能如实地评价自己与他人的关系,才能在超越世俗意义的原则上形成他们的道德自我同一性。”[7]社会实践活动可以锻炼学生的社会技能,培育相互信任的关系,形成道德规范意识和道德的自我同一性。“道德教育只有通过给个人作出道德决定的具体经验和懂得实践推理技能的机会,才能促进人的发展。”[8]

(四)人文涵养与科学素养的对峙:学校人文教育与专业培养的道德冲突及其教化

人文涵养与科学素养的对峙、人文生活与专业生活的隔离,也是导致大学生双重道德人格的重要因素。当代的大学生,忙于科学知识的获取、职业技能的锻炼和各种考试的准备而疏于人文素养和人格修养的提高,致使其素质结构单一,文化涵养失调。而一旦青年学生的人文涵养陷入淡薄、低下、庸俗的境地,则其生活的意义、生命的价值以及人之为人的精神诉求便被搁置。人们不难发现,在高等教育生活领域,许多大学生逃避教育、鄙夷学习、远离学术,而耽于对物质生活的享受和新奇刺激的追求,生活承受力十分脆弱;高等教育又热衷于职业技能、专业知识、升学预备的培训与引导,疏于对大学生人文素质的教育,忽视其心灵的教化和道德人格的培养;即使开展的道德教育也囿于高尚理想、高端行为的硬性灌输与机械培塑,忽视了个性化、生活化的个人道德行为习惯和社会公德意识的培养。有些高校,即使开设了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也仅仅是为了满足学生获取学分的需要,学生逃课现象较为普遍,人文课程仅成为一种虚饰或点缀;不少高校的人文课程内容陈旧、方法落后、模式单一,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教育效果极不理想,根本无法发挥人文素质教育之于塑造大学生优良道德人格的作用。

人文素质教育的低效乃至匮乏仍然是当下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基本现实。过窄的专业教育导致了学生视野不宽,学术基础不牢;过弱的文化熏染导致了学生的人文素质和人性涵养不高;过强的统一要求和共性制约导致了学生缺乏个性发展的动力。而这些都限制了学生完整的文化素质的发展和完善人格结构的形成。文化是人格的外部投射,是人格的放大;人是文化的创造者,亦是文化的创造物。对任何人而言,文化都具有某种“先在的给定性”。人创造了文化,而文化又塑造了人之为人的核心――人格。文化影响并塑造着人格。人格的生成与文化的演进是双向互动、同构共契的,“人创造文化意味着人的出现,同时文化又作为人的生活环境,反过来规定着人性……人通过自己的活动和主观精神感悟、认识、了解、同化已客观化了的周围文化,把文化中的内在精神原则汲取和积淀于自己的人性之中”[9],形成人的道德人格。

高等教育缺乏行之有效的人文关怀和人文精神的培育,是导致大学生道德人格的缺失以及双重道德人格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要改变青年学生的双重道德人格,高等教育必须着力加强有精神含量和学术内涵的人文精神教育,以提升当代大学生的人文素质。人文素质与人文精神是对“人之所以为人”的深层思考,是对存在意义与生命价值的理性态度,是个体的知识、能力、观念、情思、意志等多种因素综合而成的内在品质,是指示一个人的人格、气质、修养、精神的重要表征。通过人文素质教育将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特别是道德文明的智慧传递给学生,是纯化大学生的人格、气质、修养,形成相对稳定而高尚的道德人格与内在品质的有利途径。“一种人文思想如果不能进入‘教育域’,就很难说是彻底的思想,因为所有人文思想都应该是关于人的思想,都涉及人的思想实践,只有被实践,思想才能实现自己。”[10]借助于人文素质教育,可以引导青年学生学会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如何与人和谐相处,而这也正是道德教育的重要任务。

与知识教育相比,人格教育更深沉,更能决定人的存在意义与生命价值。因之,高等教育应该形成一种教养比知识、品格比才能、态度比天资、努力比能力更具价值的新的教育理念。高等教育必须切实改变重科学教育轻人文教育、重专业设计轻道德人格、重职业培训轻综合素质的沉疴痼疾,通过开设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以及开展人文素质教育的系列讲座、报告和深度的学术对话等人文活动提升大学生的综合素质,以实现工具与价值、生活与意义、知识与精神、理性与人文的相互渗透、相涉相融。

注释:

①本文中的人格是指人的道德品质、气节操守、精神修养的道德人格。道德人格是个体人格的道德规定性,即支配和决定个体的道德行为并通过动态的、一贯性的道德行为趋势表现出来的道德规定性。

②即主体的内在人格与其外部言行相背离的人格特性,或人格的内在状态与外在形态之间存在的差异性或二重性,它是人格的一种分裂或异化。

参考文献:

[1] 姚本先.新时期大学生价值观演变的轨迹、特点及原因[J].高等教育研究,2007,(9):80―85.

[2] 辛志勇,金盛华.大学生的价值观概念与价值观结构[J].高等教育研究,2006,(2):89―96.

[3] 顾春雨.对大学生道德认知特点的探索[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10):144―148.

[4] 李英林.高校学生道德人格现状的文化解析[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06,(4):30―31.

[5] 王志勇,等.大学生公民道德状况及其特点分析[J].社会工作,2007,(8):30―33.

[6] 杨芷英.当代大学生道德观念与道德行为的分离与协调[J].教学与研究,1997,(2):58―60.

[7] 杨韶刚.西方道德心理学的新发展[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343.

[8] R.T.霍尔,戴维斯.道德教育的理论与实践[M].魏贤超,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3:175.

[9] 刘进田.文化哲学导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