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发展的特征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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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发展的特征

篇1

关键词:未来十年;经济发展阶段特征;有利条件;制约因素

中图分类号:F123

未来十年,中国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准确把握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和发展的内外条件,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背景,为我国制订符合实情、行之有效的经济发展战略提供客观判断。

一、未来十年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一)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经济发展方式面临转变

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4000美元,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未来十年,我国人均GDP将迈向1万美元。根据历史经验,通过推进工业化、市场化和经济开放可以使一个国家迈出“低水平陷阱”,即从低收入国家行列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二战以来,只有少数的后发国家通过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入了高收入国家行列,大部分国家陷入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因此,未来十年,我国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将面临转变,经济转型的任务更加艰巨。

(二)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产业结构升级进程加速

我国工业化处于从中期向后期过渡的阶段,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三次产业结构中,工业比重持续提高;二是工业结构中,重工业和工业制成品比重逐步提高;三是制造业结构中,接近世界技术边界产业低端工序产品的比重开始提高。未来十年,我国工业化将进入后期阶段,根据一般理论和历史经验,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服务业比重逐步提高;二是工业将向深度加工化阶段转化;三是接近世界技术边界产业核心工序产品比重大幅提高。因此,未来十年,我国工业化将继续深化,产业间结构和产业内部结构升级的进程将逐步加快。

(三)进入城市化中期加速阶段,深度城市化趋势凸显

我国城市化率已经达到50%左右,按照阶段划分,已经进入中期加速阶段。这个阶段的特征是城市化质量不断提升,城市发展逐步适应产业竞争力提升的需求。对于我国而言,未来十年,我国城市化率将达到60%左右,处于向城市化后期迈进的关键阶段,如何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以及缓解城市人口增加与城市承载力之间的矛盾,成为这个阶段推进城市化面临的主要任务,深度城市化趋势日益凸显。

(四)商品市场化程度逐步提高,要素市场化改革任务仍然较重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目前我国已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基本形成以市场为导向的市场主体基础,产品市场化的历史进程已经基本完成。但是,构成市场经济基础的生产要素配置方式仍然处于非常滞后的状态,生产要素改革已经严重滞后于整体经济体制改革,主要体现在: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的主体权属和功能存在根本问题;土地生产要素属性存在内在矛盾;资源作为生产要素远没有形成市场配置的基础;资本市场发育不完善。未来十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便是要素市场化改革,要素市场化程度将逐步提高,但改革仍然处于攻坚阶段。

(五)经济开始重塑内外平衡,结构调整步伐开始加快

金融危机后,全球进入了经济“再平衡”阶段。对于中国而言,面对国内要素成本上升、更多发展中国家深度参与国际分工体系和国外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新的情况,过去以低成本优势参与全球生产分工的模式难以长期维系,如何实现依靠内需和外需双向引擎拉动经济发展,即扩大国内消费、减少对外贸易依存度,成为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国经济发展的主题之一。在这种情形下,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将逐步加快,经济转型的难度也逐步加大。

(六)社会利益关系出现分化,经济发展环境更加复杂

国际经验表明,当一个国家和地区人均GDP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各类社会矛盾将逐步凸显。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改革与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同时,出现了阶层利益关系的失衡状态,这种失衡直接表现为收入分配领域出现了总体贫富差距、区域收入差别和行业收入差别扩大,由于收入差距和其他原因造成了社会的不公平现象,从而使得社会结构和利益出现分化,而社会结构和利益的分化反过来又加剧了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未来一段时间,随着社会利益关系的分化,社会矛盾将空前尖锐,我国经济发展环境将更趋复杂。

二、未来十年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的有利条件

(一)经济规模实力较为雄厚,为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扎实基础

经过30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我国经济总量迅速扩大。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为5.8万亿美元,一举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外汇储备超过3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与此同时,中国已经超过英、法、德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第三大股东。我国大规模经济体的优势开始显现,经济发展的回旋余地增大,经济抗风险的能力也得到了增强。

(二)经济结构调整转型渐进加快,为经济较快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随着我国人均GDP的不断增长,各类经济结构加速转型。首先,消费结构升级加快。我国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将明显下降,由过去以吃穿为主的生存型消费转向以住行服务为主的享受型与发展型消费。其次,产业结构持续升级。与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相适应,第三产业的比重将持续上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加快,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最后,城乡结构发生历史性变化,城镇化率将超过50%,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城镇化的质量也将明显提高。这些发展都将带动中国经济的增长和人均GDP水平的提高,从而为经济的健康平稳发展提供了保障。

(三)市场规模增长潜力巨大,为经济较快发展提供需求条件

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和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我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为重要的消费市场。汽车、家用电器等家庭耐用消费品销售量已居世界首位,但人均拥有量与发达国家还有差距,增长潜力仍很巨大。住房和服务性消费水平也步入发展的快车道,在家庭消费中的比重也将大幅提升。工业化和城市化深入发展也将对基础设施、城市建设、重大装备、科技研发等产生巨大需求。消费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为我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了良好的需求条件。

(四)储蓄率将保持较高水平,能满足经济较快发展的资本需求

我国是高储蓄率国家,目前社会总储蓄率在40%以上。随着人口老龄化、扩大内需政策的实施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推进,我国的储蓄率可能将趋于下降,但下降的幅度不会太大,仍将保持在40%左右的水平,与其他国家相比还处于较高水平。在投资效率不断提升的背景下,我国经济发展的资金供给仍然较为充裕。与此同时,我国继续保持了对外资的吸引力,国际优质资金供应依然充足。储蓄率保持较高水平以及外资持续流入,能满足未来我国经济继续保持较快发展的资本需求。

(五)科技和教育水平逐步提升,为经济较快发展提供智力支撑

经过多年的培育和建设,我国科技和教育水平明显提升,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2009年我国科研人力资源总量已达到世界第一,科学论文数世界第二,研发投入和发明专利授权量位居世界第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各年龄层次入学率不断上升,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断提高,劳动者素质明显提升,科技教育对我国经济较快发展的支撑作用显著增强。

(六)基础设施日益完善,为经济较快发展提供坚实依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能源、交通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跨越式发展,为构建安全、稳定、经济、清洁的现代能源产业和便捷、安全、高效的综合运输体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国一次能源生产量已居世界第一,电力装机世界第二,其中风电、太阳能、核能等新能源发展速度也居世界前列。电网和油气管网建设加快,基本建成覆盖全国的电力和油气输运体系。交通基础设施迈上了新的台阶,初步形成了以铁路、公路、水路、民航和管道共同组成的综合交通网络框架。我国高速铁路运营里程跃居世界前列,国家高速公路网快速推进,沿海建成了一批大型、深水、专业化的码头,民航枢纽机场和支线机场建设加速。基础设施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程度大大提高,为我国经济保持较快增长提供了坚实和优良的物质条件。

(七)社会大局基本稳定,为经济较快发展提供良好环境

近几年,我国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取得一定进展,教育、就业、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得到不同程度的解决,加强了基层组织建设、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建设、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新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管理、互联网管理等社会管理,在社会矛盾凸显期实现了社会大局基本稳定,将为我国继续保持经济持续较快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八)体制活力显著增强,为经济较快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经过不断改革,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建设取得积极成效,财税体制改革继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稳步推进,农村改革取得重要进展,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取得积极进展,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继续推进,非公有经济发展的制度和政策环境得到改善。未来一段时间,随着我国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潜在的制度红利仍然很大,将不断激发经济活力,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运行效率,进一步带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三、未来十年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和关键制约因素

(一)结构性矛盾仍然存在,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

我国经济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经济总量不断攀升,但是累积的结构性问题开始逐步凸显。第一,投资和消费关系失衡,投资率不断上升,而消费率不断下降,目前消费率已经不足50%,明显低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水平,由此带来了经济增长的效益不高、人民消费水平低以及产能过剩等诸多问题,我国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受到一定影响。第二,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薄弱,生产方式还远没有实现现代化;工业大而不强,技术水平、产品档次还较低,关键技术自给率低,高新技术产业占的比重较低,信息化应用不足,产业集中度不高,整体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服务业发展还比较滞后,服务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仅为43%,不但低于全球70%左右的平均水平,也低于低收入国家51%左右的平均水平,同时服务业还存在着质量水平不高和内部结构不合理等问题。这些问题极大影响了我国整体产业的加快转型和持续发展,从而使经济增长中的矛盾更为突出。第三,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城镇化水平低,区域发展存在着区域差距大和区域分工不协调的问题,地区间分工弱化,低水平重复建设、同质竞争的问题较为突出。区域发展的不协调和不平衡,不仅影响我国经济的平衡发展,而且给社会稳定带来了不利因素,从而影响整体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

(二)人口结构出现特征性转变,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消失

相关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红利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25%左右,总抚养比的下降可以较好地从人口结构层面解释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机制。到2013年左右,我国人口抚养比将出现上升的趋势,人口结构将发生转变,劳动力供给将开始减少,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将逐步消失。人口结构的变化意味着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情形将发生变化,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步衰减,中国经济参与全球分工的传统模式难以为继,经济持续快速增长面临挑战。

(三)技术引进的增长效应递减,经济增长的技术支撑脆弱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主要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资本,与国内廉价劳动力和软约束的资源环境有机结合,形成了低成本的经济增长模式。但是,相关研究表明,从2000年之后,技术引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年递减,近几年递减速度有逐步加快的倾向,而自主创新的贡献率逐步上升。然而,我国自主技术供给能力还比较弱,培育与发展也需要较长的时间。在国外技术外溢效应消退的情况下,新的技术生产方式又难以在短期内有效接续,这成为未来我国经济保持较快发展的一个重要阻力。

(四)国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利益矛盾进入激化期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受改革不彻底、制度不健全、调控不到位的影响,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主要表现在:一是劳动者报酬占比持续下降,由1995年的51.4%下降到目前的约40%,而同时资本所得明显上升,由36.3%提高到了46.1%,劳动者和资本所有者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明显拉大。二是人群间、城乡间、行业间收入差距仍在拉大。反映收入人群分配不平均程度的基尼系数持续上升,目前已经超过了0.4,在世界范围内看也属于较高的程度。城乡差距仍在拉大,目前城乡收入差距为3.3倍,比1985年扩大近一倍,同时城镇和农村内部的收入分配差距也在拉大。不同行业间的收入差别扩大,由改革开放初期的1.8倍,扩大到目前的2~3倍,垄断行业的收入水平明显高出合理水平。国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导致社会利益分化严重,社会矛盾较为突出,对经济健康平稳发展形成了障碍。

(五)资源环境约束强化,经济发展面临更多制约条件

我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资源投入,2009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是美国的2.9倍、日本的4.9倍、欧盟的4.3倍、世界平均水平的2.3倍,消费的铁矿石、粗钢、氧化铝和水泥分别约占世界消费总量的54%、43%、34%和52%。由于我国自然资源禀赋总体较差,依靠国际市场又面临着种种风险,资源约束明显强化。我国经济发展的环境代价也较大,当前很多地区环境污染严重,重大污染事件时有发生,生态系统退化,环境承载能力下降,生态环境约束进一步加剧。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的阶段,我国未来资源环境消耗程度还将保持较高的水平,在全球资源供给偏紧和环境约束强化的背景下,保持国内经济较快发展面临着诸多困难。

四、加快推进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战略调整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未来十年,从国内发展条件变化来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针对内部条件的变化和发展新阶段的特征,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应该进行适度调整。归总而言,面对新的内部发展条件,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应该进行以下几个层面的调整。

(一)战略思路由比较优势向动态比较优势转变

按照发展经济学的经典理论,过去30多年,我国处于经济发展的起飞阶段,依据要素禀赋的特点,遵循比较优势的理论原则,实施适度赶超的发展战略是这个阶段我国主要秉承的战略思路。然而,随着劳动力等充裕要素供给速度放慢,我国固有的比较优势正在发生转变,要素禀赋关系变化与充裕要素成本上升将弱化并最终改变我国原有的比较优势。因此,我国以劳动力充裕为基础的比较优势战略参与全球贸易分工的阶段已经正在走向尾声。为此,我们必须转变战略思维,通过技术创新等内生路径培育动态比较优势,加快提升要素的总体质量,提高劳动者素质和资本存量质量,推动产业和贸易结构升级,为在全球国际分工中逐步转变“低端”生产角色做好战略储备。

(二)战略目标由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发展转变

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起飞阶段都追求一个“快”字,实施赶超战略,试图在较短的时期赶上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水平。我国也不例外,过去30年实施了赶超战略的增长目标,单纯追求 “快”的数量型增长,基本上还是传统的、粗放型的战略目标。这种发展方式与我国经济发展初期阶段的环境相适应,如工业化的总体水平低、市场竞争不激烈、环境和资源约束较为宽松。然而,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全面推进,经济发展整体水平的提高,单纯追求数量型的增长目标导致了我国经济一系列的结构性问题,包括投资和消费关系失衡、产业结构不合理以及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等,不仅影响我国经济的平衡发展,而且给社会稳定带来了不利因素,从而影响整体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片面追求“快”的数量型增长的战略目标必然要走到尽头。因此,必须重新设定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目标,实现战略目标由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发展转变,更加关注经济增长的质量,注重经济的平衡、协调和包容发展,增强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三)战略模式由低成本扩张型向高效率创新型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用劳动力和资源环境等要素成本较低的优势,根据比较优势的原则,形成了“低成本竞争”的发展模式。应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种模式是我国经济保持高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随着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成本上升以及能源和其他重要资源、环境约束压力的显著加大,这种战略模式实行的空间越来越小。由此,我国需要对一个持续了30多年的发展战略模式做出实质性的调整,由低成本扩张型向高效率创新型转变,即由过去低成本的规模扩张向提高效率转变,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益,降低能耗,走自主创新之路、新型工业之路、农业现代化之路和城镇化之路,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四)战略要素由资源环境消耗型向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转变

如上所述,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实施的战略要素条件是低成本的资源和较大的环境容量,因此以资源环境消耗为战略要素的发展模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层面。鉴于此,和很多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经济增长的资源使用强度较高,环境问题较为严重。然而,从未来发展趋势看,由于资源稀缺程度上升,各国对资源的争夺更加激烈,“资源民族主义”上升,中国获取资源的成本将逐步提高;同时,随着我国环境污染程度的不断加深,加之面临气候变暖这一全球环境问题,中国高碳的能源结构使中国的发展处境极为不利,如果中国经济不能在低碳化方面取得积极进展,经济的增长空间将进一步被压缩。由此,我国战略实施的要素方式应该由资源环境消耗型向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转变,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高生态文明水平,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强资源节约和管理,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加强生态保护,增强经济、社会和自然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五)战略重点由经济主导型向经济社会协调型转变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出于经济赶超的我国战略实施的重点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即经济导向型的战略重点。但是,随着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特别是我国人均GDP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各类社会矛盾逐步凸显。首先是在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同时,出现了阶层利益关系的失衡状态,收入财富分配的不均等程度显著提高,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的步伐大大加快,社会结构和社会利益出现了分化;与此同时,各项社会事业发展不足,公共服务水平较低,教育、医疗、社保、文化等社会领域发展还比较滞后,人民能够享有的公共服务数量有限、质量不高。现阶段,收入差距大和公共服务不足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将可能导致社会矛盾激化,使经济发展丧失必要的前提和基础,经济增长有可能因此而停滞。因此,未来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点应该由经济主导型向经济社会协调型转变,积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关系,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快社会事业建设,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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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关键词:世界经济;经济增长;不确定因素;新型工业化

中图分类号:F1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07-0005-04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早已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中国经济的现实问题解决和未来的健康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世界经济形势影响。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世界经济增长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全球发展不平衡问题加剧。对世界经济不确定因素的研究必然成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面对的重要问题。

一、目前世界经济存在的不确定因素

实际上,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世界经济增长的不稳定就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世界经济的不确定因素一直是困扰各国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的外部影响。从中国经济发展的视角看,世界经济的不确定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八个方面。

(一)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

在世界经济不稳定的状态下,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是世界经济最直观的不确定因素。这一因素对各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当今的世界还不是一个能实现统一管理的共同体,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值中涵盖着各国或地区的经济增长差异,其中存在超过两位数的高经济增长国家或地区,也有相当多的长期徘徊在低速经济增长区间的国家或地区,更有少许出现负增长的国家或地区。近年来,世界经济增长的不确定已是一个难题。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至今尚未完全恢复,它们作为主导势力对稳定世界经济增长还不能做出根本的保障。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世界经济增长不确定的情况还不会有明显变化。

(二)经济合作的不确定性

经济合作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主流,但也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现阶段,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合作主要是由政府推动,从政治层面考虑经济合作的意愿比经济层面的考虑为先为重,这就造成经济合作几乎沦为政治的筹码,有时会完全失去经济合作本身的意义,这是经济合作不确定性存在的根本原因。不论是20国集团的合作,还是金砖国家之间的合作,都是很有必要的,也都能对推进世界经济发展做出一定贡献,只是这些合作本身还都很不牢固,即使没有风吹草动,也很难避免合作搁浅的局面。不论是哪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这样的经济合作中都会自觉地采取一定的防范措施,不会全力维护这种国际经济合作契约的规定。

(三)国际金融体系的不确定性

自从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世界金融市场的发展看似复杂奥妙,其实不堪一击,直到2008年,爆发大规模国际金融危机。不论是在这次危机前,还是在之后,国际金融体系始终处于动荡中,相关货币理论的陈旧已使这一领域的研究还处在相当的盲目中,各种国际货币的运作充满不可预见的风险。各国或地区实际上还没有看到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的实质性变化,依然还固守在传统的货币发行与回笼的认识窠臼中。在此前提下,国际投资与国际融资都必然充满不确定性,国与国之间的货币兑换可能留有巨大的漏洞。

(四)国际贸易的不确定性

进入21世纪后,国际贸易量巨增。我国成为世界市场中最重要的贸易国家之一,极大地扩展了国际贸易的交易量。俄罗斯、巴西、印度等国家的兴起,也使目前的国际贸易大大超过以往。但在这样的增长中,也表现出相当的不确定性。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曾给世界市场以重创,2008年以后的复苏也没有创造出新的活力。国际贸易在新兴国家还有一定增长,而在一些发达国家却迟迟未能显现新的生机。尤其在欧盟,由于债务危机频频出现,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越来越严重。而早已被各国或地区一致排斥的贸易保护主义也借此在一些国家或地区复苏,造成国际贸易中更多的不确定性。

(五)经济结构调整的不确定性

世界经济结构需要根据各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不断进行调整,更要根据技术进步对现实生产、生活的影响不断调整。这种双重动力源的调整需要科学性与及时性,不是现实社会所具备的。不要说这种调整缺乏统一部署的可能性,就是在各国或地区内部进行的经济结构调整都难以顺利进行。一方面,世界经济研究的力量严重不足,缺少精英人才的有力投入;另一方面,世界经济格局不稳定,一些国家的政局也不稳定,很难理性地进行经济结构调整,而且每个国家的经济结构调整都很难有科学的把握,全球的调整也只能是跟在自发的世界市场后被动进行。因此,没有哪一方面的力量能左右或事先准确预知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动态。

(六)跨国公司经营的不确定性

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载体,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支撑力量。目前,虽经国际金融危机的打击,全球性跨国公司的数量仍有数万家,其散布在世界各地的附属子公司已达几十万家。在20世纪末,各国或地区的跨国公司增长极快,掌握了全球海外直接投资额的绝大部分。由于跨国公司已成为经济全球化中的主导因素,在国际经济合作、科学技术创新和国际贸易中发挥最大、最活跃的影响作用,因而跨国公司的经营也成为影响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的不确定因素。跨国公司的投资投向哪里,投向哪个产业,会直接决定哪里或哪个产业的走向。但各跨国公司的投资投向哪里,投向哪个产业,这是很不确定的,或是说,也是很不一致的,甚至事先毫无迹象表露。这就使跨国公司对各国或地区的影响具有偶然性的特征,十分不易把握。

(七)政治影响的不确定性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现阶段,政治必然影响经济。因此,政治的影响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不确定因素。进入21世纪以后,国家或地区之间的政治交往更为活跃与复杂,和平的政治也充满神秘性,国家与地区之间的政治摩擦此起彼伏,对经济合作或国际贸易造成一定损失。

(八)生态环境的不确定性

人类最不可抗拒的是自然的力量,自然生态的变化对人类的经济活动具有最大的影响和最大的约束力。目前,人类对自然的认识还十分有限,即使对环境污染的认识,也很不全面和缺少有效对策。因此,在未来世界经济发展中,生态环境的不确定性最突出。

二、世界经济可改变与不可改变的不确定因素

在影响世界经济的不确定因素中,并非所有的不确定因素都是不可改变的,也并非所有的不确定因素都是可以改变的。世界经济增长的不稳定与不确定是要加以区分的,世界经济增长的不稳定可以是一种常态的存在,但对这种状态的认识今后是能够给予确定的。

世界经济的合作可以由不确定性转化为确定性。这取决于由各国政府推动的经济合作未来将以经济层面的考虑为先为重。可以说,世界经济合作中的政治影响因素是这种不确定性存在的根本原因。因此,只有消除或降低政治影响,才能消除或有效降低这种不确定性。真正的经济上的纽带关系会对世界经济的稳定产生长期影响,会促进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与繁荣。

国际金融体系的不确定性源自经济学理论研究落后于实践。这种不确定性的存在凸显了现代经济学研究对金融领域的认识还很粗浅。金融市场尤其是国际金融市场在某种程度上至今还处于自发盲目的生长状态。所以,这就要在国际范围内产生极大的不确定性。只有自觉的理性提高到能全盘把握世界金融市场的程度,那么国际金融不论怎样变换,都不会再是不确定因素。

国际贸易的不确定性更是可以转为确定性。消费决定市场,不是市场决定消费。只要各国或地区对外贸易的消费需求是可以确定的,那么国际贸易的总量及结构就是可以确定的。这就是说,消除国际贸易的不确定性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即使有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存在也不能抵挡确定的国际贸易的发展。

在经济结构调整中,不确定性源自经济理论研究的滞后。在当今时代,尽管计算机已高度普及与发达,但在经济理论的研究中,似乎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理论不应落后于实践。世界经济结构一方面需要根据各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进行必要的调整,另一方面需要根据高科技的发展不断进行相关的调整。目前,这种调整只能跟随世界市场自发变化不自觉地进行。因为没有理论能准确预知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所以这就成为一个重要的世界经济不确定因素。而目前的这种状态,必然会被未来的经济理论发展所打破,因而未来可以大大降低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不确定性。

减少跨国公司的经营不确定性也是可以做到的。只要世界政治发展状态趋于平稳和企业经营更加理性,作为当代世界经济发展中重要的企业支撑力量,跨国公司减少经营的不确定性无疑对各国或地区都是一大利好。

生态环境对世界经济影响的不确定性不同于以上可以改变的不确定性。一方面,生态环境影响的不确定性最难掌控。另一方面,生态环境的不确定性影响直接来自于自然,不像其他七个因素中的自然方面只是间接发生作用。目前,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十分有限,特别是对生态环境的认识还很支离破碎,难以起到全面掌控和有效应对的作用。在未来的世界经济发展中,各国或地区只能尽力维护全球生态环境,而全球生态环境对各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将造成的不利影响只能是不确定的。生态环境是世界经济发展中惟一不可改变的不确定因素。

三、如何从根本上应对可改变的不确定因素

对不可改变的不确定因素,也就是生态环境的影响,虽然人类历来都是尽量避免遭受其毁灭性的打击,但其不确定性的存在是不会改变的,甚至还有可能给人类社会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对于现代世界,人类所能发挥的主观能动作用,只是对那些可以改变的不确定因素,也就是对世界经济增长、国际经济合作、国际金融体系、国际贸易、世界经济结构调整、跨国公司经营、政治影响的不确定性可以发挥作用,达到减少或降低其影响的效果。具体讲,应对以上每一个不确定因素的影响,都需要各国或地区政府达成基本一致的共识,共同采取相应措施。

从根本上讲,改变这些因素的不确定性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必须深化现代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研究。21世纪世界经济的复杂性与总规模不是19、20世纪的经济状态所能比拟的,如果经济学基础理论的认识还停留在19、20世纪的水平上,那么让人们如何能用理论工具研究21世纪世界经济已经高度发展的现实?更何况,在今天看来,某些出自19、20世纪的经济学家创立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对当时的经济发展分析都是不适用的,这样的一些理论怎么可能成为认识21世纪经济现实的基础。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与其说是国际金融领域发生了震撼世界的危机,还不如说是一场表现经济学研究滞后于现实经济发展的危机。若将19世纪或20世纪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应用于减少21世纪世界经济不确定性的研究,那基本上是无效的。可以说,在新技术革命之前与新技术革命之后,人类社会已发生重大转折,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思想必须实现与时俱进,必须跟上时代的发展。否则,缺少新的经济学基础理论作为工具,对于目前世界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不可能在将来转变为认识上的确定性,减少其不确定性的影响;对国际经济合作的不确定性也不可能有效促其摆脱政治方面的干扰而降低不确定性程度;对于国际金融体系不确定性的消除,更必须依靠新的货币理论的建立,即货币理论必须要由目前的实体性货币理论向虚拟性货币理论发展,以适应现阶段全世界都已进入虚拟性货币应用的时代;对国际贸易的不确定性的减少,也需要创立新的贸易理论,不能囿于19世纪贸易理论应对新的经济全球化时代;对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不确定性的研究,更需要全面创新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缺少新的理论认识,每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结构都难于科学调整,更不要说对世界经济结构的调整做出准确的超前性认识。此外,对于跨国公司经营的不确定性以及对政治影响的不确定性,也都毫无例外地需要从根本上依赖于现代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创新,才能切实发挥社会理性作用,减少这些因素的不确定性影响世界经济的程度。

信息技术进步也将对减少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发生在20世纪中叶的新技术革命的重大意义在于,在计算机问世之后引发了一场信息革命,世界从此紧密地连接在一起。现在的问题是,直至如今,信息技术的发展还处于一种与自然、与社会沟通的初级阶段,信息的精度和针对性远远不够应对科学发展的需要,这也就使更多的可改变的不确定因素处于自发的旺盛的毫无自觉抑制的状态,在其他内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推动世界经济的运行与发展不断表现出不确定性。所以,信息技术的发展不能停留在这种初级阶段,在未来的研究中,必须由造成信息爆炸的混乱走向更加有效地处理信息的理性发展阶段,并要将新的技术更好地运用在对世界经济的应用研究中。

另外,要重视数学在现代经济学领域的应用。目前,数学尚不能在经济学研究方面得到广泛的应用,一旦数学理论取得突破,在经济研究领域得到了更为深入的应用,那么肯定会对减少可改变的影响世界经济的不确定因素起到重要的作用。

四、我国以发展新型工业化应对世界经济不确定因素影响

未来我国的发展将极大地带动世界发展,我国的稳定将对世界的稳定发挥巨大的作用,其经济发展状况在世界经济发展中举足轻重。当前,我国经济处于欠发达阶段,世界经济短期内很难有大的发展,即使存在少数发达国家,也无法改变世界总体上的不发达状态。一旦我国实现经济腾飞,世界的经济发展就将实现史无前例的巨大变化,就将会在某种程度上跟随中国经济一道腾飞。因而,未来我国经济发展中不确定性的降低或减少,也必将极大地降低或减少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

预计到2020年,我国将基本实现工业化;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实现工业化。并且,我国工业化的实现将是新型工业化的实现,在21世纪上半叶,我国新型工业化的全面实现与进一步发展,将是这一时期世界经济发展中最大的亮点。

篇3

经济全球化的概念,至今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一般说来,经济全球化是指世界各国在全球范围内的经济融合。它是世界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其推动力是追求利润、取得竞争优势和谋求经济的发展。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趋势。随着全球范围内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各种生产要素跨国界的不断流动,使得世界各国经济联系越发紧密,成为一个相互依赖的统一整体。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深远而复杂的,在提高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效率,推动世界经济的总体增长,促进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的进一步大发展的同时,经济全球化不可避免地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一系列负面影响,带来了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总起来说,经济全球化的特征主要有:(1)生产国际化。(2)贸易自由化。(3)金融全球化。

二、经济全球化的本质

生产力的发展和不断深化的国际分工,在客观上要求打破国家对资源配置的地域限制,要求对生产要素进行跨国家或地区集中生产自己具有或可以实现较大利益的商品,使生产要素配置更加合理,最终将增加产品总量和生产规模,使各国受益。各国在当代经济交往中,一直在追求经济一体化。经济全球化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趋势,它标志着先进的生产方式,是未来社会的经济基础。全球资源可以得到最有效、最合理的优化配置。全球范围内有效的分工协作可以产生新的巨大生产力,而且资源的合理配置使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成为可能,从而可以开发最先进的产品,获得最经济的成本和最贴近的市场,从而具有最大的竞争力。由此可见,经济全球化不仅是空间先进方式,而且开辟了人类更先进的生产方式的道路。它就是世界范围内的市场经济化,主张在世界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的干预,充分发挥价格和利润在市场中的作用,建立一种完全竞争的市场模式,而全球经济通过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使各种生产要素或资源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从而实现生产要素或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最优配置。

三、经济全球化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1.经济全球化与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近十几年来,全球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及其矛盾运动,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多方面质变。整个世界的经济技术水平大大提高,创造的物质财富大大增多。但是,收益分配的不公在加剧,可持续发展受到日益严重的威胁,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加剧。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比较复杂,但它们的市场经济模式不同,因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在加剧。世界经济不平衡的加剧引发了一股又一股的反全球化运动。这对于改善贫富差距扩大的不合理、不公平状况有一定促进作用。但要真正改变世界范围内的分配不公和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主要应靠发展中国家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制定和实施科学合理的战略和策略,促进自身经济的发展。

2.推动了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进程,并为世界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物质技术基础。全球化和区域化都从不同领域和范围推动了上一世纪已经兴起的科技革命进程、全球范围的电子信息技术应用和区域安排内的科技开发分工。具体表现有三个方面,一是信息技术产业在世界高新技术发展中已成为关键。二是全球化和区域化安排实现了高新技术从发达国家向全世界的扩散和转移。三是以信息技术、生命科学和材料科学为主的新技术将逐步与传统工农业结合,形成新的产业增长周期。

3.对世界经济秩序产生深刻的影响。各国、各地区间经济存在巨大差异的现实状况使全球化的进程只能是次优安排附加一系列例外。区域化方式虽然基本上解决了体制内的最优安排,但由于它严格的排它特征,使之与非成员之间又形成了新的贸易与投资壁垒。但从总体上和发展进程上,经济区域化恰恰是经济全球化的阶段性补充,而且在结果上,区域化最终将促进全球化,已有的区域化实践已经证明,区域化关税壁垒与非关税壁垒的逐步消除,扩大了成员间的贸易,其进一步的结果是随着相互间市场的开放,资本、技术、人力资源等生产要素实现了利润最大化和最优效率,促进了经济增长。而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经济的持续增长,必然增加对区域外产品和生产的需求,到这时,区域内经济就需要跨越区域界限与区域外经济交流,或者是扩大区域化的范围以实现经济进一步发展。

4.全球和地区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全球化和区域化在相关领域引起了革命性变化,实现了产业的重组,并购企业跨越国界、洲界和产业界限,各种虚拟的经济形式如雨后春笋,虚拟经济使机械化大工业变得如此渺小。世界经济全球性和区域性的经济一体化蓬勃发展,全球化和区域化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正在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的产业结构和经济运行结构。为追求贸易与投资便利化,出现了各种区域化与全球化方式,区域化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为贸易与投资提供了相对良好的经济环境和秩序,从而进一步推动了贸易与投资的发展。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完善,贸易与投资的相互促进将表现得更为充分。区域化和全球化要求金融自由化,也将导致金融风险加剧。为满足和适应生产与贸易一体化发展的要求,各国普遍在金融领域逐步放松管制,开放市场。金融自由化进一步加速了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随着经济金融化的不断演进,国际金融市场规模不断扩大,金融活动为生产与贸易带来便利的同时,国际金融的风险也同步增长。相对于软弱无力的国际金融监管,如果国际金融体制改革不能取得突破性进展,金融危机再次发生极有可能。经济的不均衡性将会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而更加突出。在全球化中发挥核心作用的发达国家及其跨国企业,以其明显的竞争优势,通过资源配置和生产要素重组,将获得越来越多的利润和超额利润,由于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金融自由化以及新技术革命的深化,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将进一步强化和完善生产国际化,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的战略选择与回旋余地极为有限。并且,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未能在经济全球化中获益,不平等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体制则进一步加大了南北差距,世界经济的不均衡性将更加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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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国际化 行政管理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3)02-0130-01

一、经济全球化的内涵

经济全球化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它是超越国界的世界经济活动。世界经济活动具体是贸易、投资、金融、生产等活动。经济全球化是全球范围的有机经济整体,它是通过对外贸易、资本流动、技术转移、提供服务,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而形成的。

二、经济全球化的动因

经济全球化是社会和经济国际化的新阶段发展生产。在发展的过程中,生产力是决定性的因素。经济全球化的国际化程度也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不断提高,进入到了世界的舞台上。这是经济发展的自然过程,客观规律,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力和经济发展。

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的发展。进入20世纪90年代,现代技术革命在更深的层次推动着世界经济朝着全球化方向演进。世界经济活动主要由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所组成,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两大源泉。

三、当今经济全球化的具体表现

首先是生产国际化。生产国际化是国际生产领域中分工合作及专业化生产的发展。这种分工方式在国与国之间进行,构成了国际生产网络体系。这种现代的分工方式已经不是在国家层次上的综合分工,而是深化到部门层次和企业层次的专业化分工。其次是产品国际化,也就是出口生产所占生产总额中的比重不断提高,具体表现形式是现代国际贸易的不断增加。几乎所有国家的众多企业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与国际商品交换。最后是投资金融国际化,随着生产和产品的国际化不断发展,使国际间资金的流动日益频繁,从而促进了投资金融的国际化。为了适应于国际化的大浪潮,各国政府逐渐放宽了对投资金融的管制,还提出许多鼓励措施,促进本国对外投资的发展。

四、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负面影响

对于我国来说,经济全球化浪潮是无法回避的现实,但是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这同样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主流观点。经济全球化对于我国的经济来说,会使我国的经济发展更快。但是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中国作为全球化进程中的后来者,承受着全球背景的巨大压力,甚至已经影响到我国经济安全的因素。

五、中国地方行政管理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对策

(一)中国地方行政管理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一个阶段性与连续性相统一的进程,在这个进程中,不断的会有问题发生,因此,需要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中国地方行政管理模式的主要问题如下:

(1)地方政府的职能转变不到位。政府职能在经过很多次的转变之后还是不完善,尚未完全转变到经济调节、社会管理、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等方面上来。

(2)地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无法适应行政法制建设。长久以来,对管理经济的手段主要是运用于行政手段,这就容易使行政管理体制在改革过程中缺乏法律保障。

(3)地方行政机构设置不合理。地方行政部门的层级过多,部门之间的职责不清,协调能力差。对于行政机构的设置、职权划分、运行方式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

(二)解决对策

健全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模式,就是要着力推进行政管理体制中,适应不断发展的经济社会的需要,以转变地方各级政府职能为重点,完善经济法律制度。

(1)中国地方行政管理模式改革的重点就是转变政府职能。社会和经济的有序运行,关键是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政府主要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有效地调控经济,做好市场监督,做到政市分开、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

(2)设置适当的规模,明确责任,结构优化的行政机构政府规模与人员应当与其担负的职能相匹配,尽可能做到规模适度。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明确各级职责,以加强经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为宗旨,建立适度规模的政府。

(3)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要理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级政府要承担各项管理和服务职能,保持各级政府顺畅、高效运行,就要理顺各级政府的内部关系、不断完善运行机制。

总之,全球化是人类文明的新阶段,是人类的生产、经济乃至社会文化活动的必然归宿。全球化的基本推动力源自于社会的物质生产活动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全球化必然伴随区域化和民族化的过程。在某种条件下全球化是通过区域化来加以体现的。

【参考文献】

[1]李琮.论经济全球化.中国社会科学,19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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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世界经济增长率 测算方法 中国贡献

面对世界经济全球化,无论是经济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还是宏观调控和微观决策,都需要有全球视角和世界眼光,及时了解和掌握世界经济发展动向,以便统揽全局,科学谋划。而世界经济增长率作为分析、预测全球经济发展变化趋势最常用、最综合、最重要的指标,倍受国际社会、各国政府以及社会公众的普遍关注。但我们发现,不同国际组织公布的相同年份的世界经济增长率是不同的,即使同一国际组织也公布了两种不同的数据。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06年《世界经济展望》秋季报告公布,2005年世界经济实际增长率按汇率法加权为3.4%,而按购买力平价法(即Purchasing PowerParilJes,简称PPPs)加权为4.9%,相差1.5个百分点;世界银行《2007年全球经济展望》公布,2005年世界经济实际增长率按汇率法加权为3.6%,按PPP法加权为4.6%,相差1.0个百分点。有关国际组织公布了4种不同的世界经济增长率数据结果,这不仅影响人们对世界经济形势的正确把握和对未来变化趋势的准确判断,而且也容易造成在数据引用和认知上的混乱。为此,本文将介绍主要国际组织关于世界经济增长率测算方法,研究不同方法对世界经济增长率数据的影响及其相互间的差异程度,并在此基础上着重分析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

一、国际上常用的世界经济增长率测算方法

世界经济增长率测算的基本原则与国家经济增长率的测算是一样的,要求剔除价格变动因素,反映不同时期世界经济实际发展情况。由于世界经济增长率的测算涉及到不同国家数据的汇总综合问题,要求将以本币表示的各国经济总量转换成可比的、可加总的统一货币,其测算过程相对要复杂些,难度也大些。它既要消除两个不同时期之间价格变动因素的影响,又要消除不同国家之间价格差异因素的影响。因此,在具体测算过程中,除了方法问题以外,还要考虑不同国家之间货币转换系数的选择问题。在国际社会,目前还尚未形成统一的、关于世界经济增长率的测算方法,它们根据各自分析研究目的、研究范围以及对统计数据的掌握情况,分别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测算,并公布不同的数据结果。国际上常用的世界经济增长率测算方法有按汇率法加权和按PPP法加权的连锁加权法和固定基期法,相应有4种数据结果。

(一)连锁加权法

首先用当年货币转换系数将各国以本币表示的现价GDP转换成统一货币,然后以此为权数,对各国经济实际增长率进行加权平均计算而得。用公式表示如下: 文章内容:

从公式(1)中可以看出,连锁加权法以当年权数为基础,实质上是帕氏指数公式。世界经济增长率是各国当年经济实际增长率、当年GDP总量占世界的比重和当年货币转换系数三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它比较精确地衡量各国经济发展速度、经济规模变化对世界经济增长率的影响程度,从而也比较客观、准确地反映了世界经济增长的现实变化趋势。该方法的主要问题是,由于采用当年权数,测算结果受各国价格变动和货币转换系数的影响较大,特别是当某一国家出现高通货膨胀或者汇率大幅震荡等异常情况时,其权数即GDP占世界的比重也相应呈现陡增或陡减,这样直接影响着世界经济增长率的高低变化。此外,当前世界各国在经济增长方式、技术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差异很大,不同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所代表的经济实质、内涵和质量是十分不同的。对于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来说,目前正处于经济发展时期,经济增长速度很快,2006年分别达到10.7%和9.2%,其增速相当于发达国家的3.4倍。在高增长背后,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相对落后,经济技术含量相对较低,并且能源消耗高、污染严重,经济每增长1%所包含的内涵和质量与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有较大的差距,不能相提并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每年保持5%以上的增速是必要的,但对于已处于经济成熟期的发达国家来说,其潜在增长率则在3%左右,超过这一限度可能会引发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等一系列不良后果。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加快,规模不断扩大,连锁加权法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高估世界经济实际增长率。如何正确反映由不同经济增长质量和不同经济技术结构国家所组成的世界经济规模和发展速度,长期以来是统计汇总、合成方法上的一大难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主要采用按汇率法和PPPs法加权的连锁加权法,来测算世界经济增长率,在其每年两期的《世界经济展望》中公布相应数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也采用该方法来测算OECD的综合经济增长率。

(二)固定基期法

首先用固定年份(如2000年)的货币转换系数把各国以本币表示的不变价(如2000年价格)GDP总量转换成统一货币,综合汇总成不变价的世界GDP总量,然后比较两个相邻年份的不变价世界GDP总量,测算世界经济增长率。这也是传统的国家GDP增长率测算方法。用公式表示如下:

从公式(3)可以看出,固定基期法是以不变价格为基础,实质上是拉氏指数公式。它用不变价格消除世界GDP总量在不同时期之间价格变动因素,用不变货币转换系数消除不同国家之间价格差异因素,反映以统一货币单位表示的不变价世界经济总量的实际增长速度。它要求不变价格和不变货币转换系数每5年更新一次,而且作为基准年份的价格和货币转换系数变化要相对稳定。该方法的不足之处在于,测算结果对基准年的选择比较敏感。在实际中,随着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商品价格在短期内变化迅速,如电子信息技术产品价格持续下降,产品更新换代周期短,能源和原材料价格动荡不稳,汇率价格短期频频变动,应用传统的不变价格和不变转换率方法测算世界经济增长率,不能及时反映经济发展现状。基准期离报告期越远,其测算结果与实际现状的偏差就越大。一般来说,价格下降的商品或服务,其报告期的实际权数大于基准期,固定基期法测算的结果会低估实际增长率,亦即所谓的拉氏公式权下偏问题。

世界银行主要采用按汇率法

和PPPSi法加权的固定基期法测算世界经济增长率,并且在其每年的《全球经济发展》和数据库中公布相应的数据。

二、关于汇率法和PPP法两种权数的选择问题

无论是连锁加权法,还是固定基期法,测算世界经济增长率都会遇到以不同货币转换系数为基础的权数选择问题。不同权数对世界经济增长率有着直接的影响。分析研究表明,不同国家汇率与PPPs的偏差程度是不同的。通常,发达国家汇率和PPPs之间的偏差较小,而发展中国家的偏差则较大。因此,在测算发达国家综合经济增长率时,选择汇率法加权,测算过程相对简单、便捷,结果也基本能反映实际增长速度。但是,在测算由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经济结构十分迥异、通胀率高低不一的国家组成的世界经济增长率时,以汇率法来加权,结果的稳定性较差。特别是,当一个国家出现金融危机或者因经济调整的需要,货币出现持续大幅度贬值时,以汇率转换的相对权重就会变小,世界经济增长率可能被低估,不能真实反映各国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比如,在2002年~2005,年期间,美元兑欧元平均汇率从1.06,降到0.803,贬值了24%,同期美国经济呈现繁荣景象,经济增长加速。如果按汇率法加权,意味着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相对下降,经济快速发展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未能全部反映出来,世界经济增长率在很大程度上也因此被低估了。同样,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受经济转型、对外开放和全球化等因素影响,许多发展中国家相继实行更加灵活、更富弹性的汇率形成机制,汇率频频调整,持续贬值。以汇率法加权,发展中国家经济在世界中的比重呈下降趋势,世界经济增长率明显低估,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加速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也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因此,以汇率法加权测算的世界经济增长率受汇率短期变动的影响,它没有完成剔除不同国家之间价格差异因素,不能客观反映世界经济实际发展。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PPPs反映各国之间商品和服务综合价格的比例关系,以此作为货币转换因子汇总世界GDP总量,剔除了各国之间价格差异因素,能更真实地反映世界经济实际规模和发展变化。在测算由经济发展程度、经济类型差别较大的国家所组成的世界经济增长率时,采用PPPs法加权要比汇率法更适合。而且,PPPs受短期变化因素影响小,稳定性较强。该方法的主要问题在于,由于各国之间服务项目、建筑产品和政府消费等不可贸易的商品和服务是不可比的,难以进行准确估价、对比。这既是测算PPPs过程中无法协调的难题,也是影响PPPs数据准确的主要原因。从实际情况看,发展中国家的PPPs数据结果普遍上偏,其经济规模在世界中的比重上升,世界经济增长率因此会被高估。当然,随着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广泛、深入,各国服务领域对外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可贸易的商品和服务范围扩大,各国之间商品和服务项目的可比性增强,相信目前在PPPs实际测算过程中遇到的许多问题在不远的将来会迎刃而解,数据准确性也必将越来越高。

经过长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国际社会对于在GDP国际比较和世界经济增长率测算中汇率法和PPPs法两者孰优孰劣的认识更全面、深入,在选择上也更趋客观、理性。它们有着各自无法替代的用途,相互补充,应根据研究目的、研究对象范围的需要进行合理选择。通常,在研究反映全球经济失衡状况的经常项目占GDP比重、分析市场有效需求这些与汇率有着十分密切联系等问题时,应选择汇率法加权来测算世界经济总量或增长率,可以确切地反映各国实际支付能力和出口商实际收益情况;在比较各国劳动生产率、分析市场潜在需求变化时,选择PPPs法作为权数可能更合适些,可能更真实地反映各国实际经济规模和购买能力。基于这一考虑,目前IMF和世界银行同时公布两种货币转换系数的各国经济总量和两种权数的全球经济增长率数据,以供用户作适宜的选择和应用。尽管如此,它们在实际应用时仍有一定倾向性。IMF、OECD以及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主要采用以PPPs法加权的世界(或本组织)经济增长率,而世界银行和英国共识公司等则主要采用以汇率法加权的世界经济增长率。有的分析预测机构应用两种货币转换系数混合加权测算的世界经济增长率。

综上所述,国际上常用的世界经济增长率测算方法有以汇率法和PPPs加权的连锁加权法和固定基期法,分别有4种不同测算结果。从数学意义上,每一种方法各有优劣,包含着独特的经济含义,在实际应用中均有各自的局限。作为经济分析研究者,应清楚地了解每一种方法的内涵、结果特征,根据研究对象范围和研究目的,选择适宜的方法,使用恰当的世界经济增长率数据,便于更好地分析研究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和相关问题,做出正确的判断,避免研究结论被不同方法测算的数据所误导。

三、不同方法测算的世界经济增长率之间实际差异分析

通过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公布的4种世界经济增长率数据分析、对比,可以发现,它们在描述世界经济发展变化时,在表现趋势上有共同之处,但在具体数值上有差异,数据结果对方法的选择较为敏感。

(一)按不同方法测算的4种世界经济增长率,所反映的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基本一致,呈现出相同的经济增长周期和变化拐点。

(二)按PPPs法加权的世界经济增长率明显要高于汇率法加权的结果,并且两者之间的差距呈扩大趋势。IMF公布的资料显示,1980~2005年期间,按PPPs法加权,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为3.5%;按汇率法加权,平均增长2.8%。两者相差0.71个百分点,其中,1980~1990年相差0.26个百分点,2001~2005年差幅扩大到1.25个百分点。世界银行公布的资料显示,PPPs法加权的世界经济增长率要比汇率法加权高出0.43个百分点。其中,1980~1990年高出0.2个百分点,2001~2005年则高出0.97个百分点。

按不同方法加权的世界经济增长率存在偏差的主要原因是,用PPPs和汇率转换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格局中表现出不同的比重变化。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内部实行经济转型、扩大对外开放,外部受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冲击,有的经历了高通胀,有的遭遇了金融危机,在实现经济高增长的同时汇率普遍贬值。据IMF统计,从1980年到2005年,中国人民币、印度卢比兑美元的年平均汇率贬值了80%以上,巴西雷亚尔和俄罗斯卢布贬值幅度则更大,汇率与PPPs之间偏离程度越来越大。在此期间,发展中国家经济平均增速为4.4%,

而发达国家仅为2.7%。但是,按汇率法估算,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却从1980年的30.8%,下降到2005年的23.4%;而发达国家经济占世界份额则从69.1%,提高到76.6%。经济发展速度与经济地位呈现不一致、甚至相反方向的变化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按汇率法加权的世界经济增长率存在低估问题。

如果按PPP法测算,发展中国家经济占世界的比重从1980年的39.3%,提升至2005年的47.7%;而发达国家则从60.7%,降低到52.3%。因此,加权结果,世界经济增长率明显提高。

(三)按连锁加权法和固定基期法测算的世界经济增长率也有所差异,但其差异程度因权数的不同而不同。如果以PPPs法加权,按连锁加权法测算的1980~2005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要比固定基期法高出0.144个百分点。这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高于发达国家、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占世界比重上升,在增长率和权数呈相同变化方向时,派氏公式存在权上偏、而拉氏公式存在权下偏,连锁加权法的结果要高于固定基期法的结果。而且,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加快,两者差距拉大。

如果以汇率法加权,按连锁加权法测算的1980~2005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则要比固定基期法低0.138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加快、而占世界的比重却降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较慢、而占世界的比重却上升。在增长率与权数变动方向出现相反的情况下,派氏公式为权下偏,而拉低公式则为权上偏,固定基期法的测算结果要高于连锁加权法的结果。

四、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的分析

为了便于分析研究,我们主要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按连锁加权法测算的世界经济增长率,来分析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并与世界主要国家进行比较。

自1980年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经济规模逐渐扩大,经济实力不断提高,在世界的地位明显上升,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也越来越大,现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量。1980~2005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8%,相当于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2.9%)的3.4倍。根据IMF公布的资料显示,按汇率法估算,中国GDP总量占世界的比重从2.6%上升到5.0%,居世界位次从第7位提升到的第4位,仅次于美国、日本、德国;按PPP法估算,中国GDP总量占世界的比重从3.5%上升到15.4%,居世界位次从第8位提升到第2位,仅次于美国。

通过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资料的加工、测算,结果表明,在1980~2005年期间,不管按何种方法加权,中国对全球经济发展的贡献不断提高,拉动作用明显增大。但贡献和拉动的程度有所不同,按PPPs法加权的中国贡献率和拉动作用要明显高于汇率法加权的结果。数据分析同时还表明,世界经济增长在地区分布上越来越广泛,增长来源日趋多极化。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加速和崛起,印度、巴西、俄罗斯等一些发展中大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和拉动作用明显增强,而美、欧等发达国家的作用相对有所减弱,特别是日本对世界经济发展的作用呈明显减弱趋势。

篇6

进入21世纪的世界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个突出现象就是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又反作用于世界经济的各个方面,其中之一就是强化了全球性的流动性过剩,进而促进金融泡沫经济的生成和发展。具有迅速膨胀和收缩的特性、全球性的金融泡沫经济正在对我国经济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所谓全球经济失衡(GlobalEconomicImbalance)是指进入21世纪以来不断加剧的一国拥有大量贸易赤字,而与该国贸易赤字相对应的贸易盈余则集中在其他一些国家的世界经济现象。这种失衡具体表现在近年来美国的巨额经常账户逆差和财政赤字,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一些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体和某些石油出口国的大量盈余。全球经济失衡是21世纪初期世界经济发展中最具有全面性影响的现象之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认为,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全球经济失衡趋势将不断加快,最终可能会引发全球的金融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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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流动性过剩(ExcessLiquidity)是指一些主要国家的实际货币供给增长率显著地超过了既定的、经验的这一增长率与其本国GDP增长率之间比例(即超货币供给增长率)的一种世界经济现象。流动性过剩加剧形成了全球过多的货币资产日益狂热地追逐虚拟的金融资产和稀缺的实物资产(并以此为基础创造出对应的金融性资产,如商品期货)的现实。流动性过剩加剧也是近年来世界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现象之一。

所谓金融泡沫经济(FinancialBubbleEcon-omy)特指金融经济(主要指以金融产品生产和交易为特征的经济)偏离实体经济(主要指以实物产品生产和经营为特征的经济)而形成的一种泡沫经济。金融泡沫经济具有的加速膨胀或收缩的特性已越来越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之一。

金融泡沫经济是在金融泡沫广泛性、常态性的基础上形成的。我们把金融泡沫定义为金融资产或金融性资产的市场价格脱离其内在价值(由基本要素决定的价值)而生成,并具有膨胀、收缩甚至破灭特性的一种经济现象"。当金融经济充分发展,发达的金融经济偏离实体经济成为现实,这时的金融泡沫从金融原生产品到衍生产品,再到金融性的其他产品,已经渗透到了金融活动的方方面面,并呈现出独立发展的态势,由此生成金融泡沫经济。金融泡沫在世界各国存在已经有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而全球性的金融泡沫经济的生成和发展,在我们看来,只是从这个世纪之交开始的。

本文将上述三者联系起来,放在一个逻辑框架里进行系统性的阐述,我们认为,通过揭示上述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可以发现,进入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正在发生的、根本性的变化,从中找到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结果。

一、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强化了全球性的流动性过剩

全球经济失衡加剧首先表现在美国与亚洲主要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失衡不断加深。

长期以来美国因其经济政策的负面效应和经济运行的弊病累积逐渐成为了全球经济失衡的主导方。美国长期以来进口超过出口,特别是现在每天必须从国外吸纳20亿美元以弥补其巨额贸易逆差。美国贸易赤字是由其财政赤字所导致,而这一“孪生赤字”又是国内公共支出膨胀、税收减免和居民过度消费、储蓄率极低的必然结果(约瑟夫·斯蒂格利茨,2006)。美国仅在2004年财政年度(2004.10~2005.9)的赤字就高达4130亿美元,经常项目赤字超过6000亿美元,据IMF的预测,在2007年其经常项目赤字将达到9590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也将从2.4%上升至6.9%。

与之相对应的盈余则集中在另一部分国家,主要是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体和石油出口国。根据IMF的统计,从2000~2005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经常账户余额增加了4倍多,特别是2005年的数据在上一年的基础上翻了一番,达到4247亿美元。IMF甚至还预测在2007年这一余额将达到6389亿美元。另据IMF的统计,全球国际储备净值排行中,排名前15位的国家和地区中,有11个来自于亚洲。

美国对付“孪生赤字”在货币体系软约束下有不断扩大货币供给的冲动,这主要是通过以下途径来实现的:第一,为了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和增加就业,美国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实行低利率政策,特别是在过去的基础货币发行量与通货膨胀之间的直接关系表现出弱化的条件下,形成了持续的货币供给的宽松,由此造成了国内消费过度旺盛使得经常账户严重恶化;第二,为了弥补不断扩大的经常账户出超,需要不断增加资本、金融账户入超,以维持国际收支平衡,美国凭借自己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地位,现在仍能吸引全球资金流入。资本、金融账户的入超越大,一国的货币供给就越大。

数据表明,2000年以来的美国货币供给增长率都要超常态地大于GDP的增长率,特别是2001年、2002年尤甚(见图1)。在“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下,现在大约有60%的美元在美国之外流通,有50%以上的美元政府资产由外国人持有。超美元供给增长率使得在美国之外流通的美元和由外国人持有的美元资产在不断增加。这种流动性扩张的势头在美联储从2004年中期开始的连续17次加息以来仍在持续。

全球经济失衡同时加剧了与美国贸易有大量盈余的对方国的货币供给面临不断扩大的压力。第一,为了实现汇率相对稳定的目标,经常账户入超国,特别是经常账户和资本、金融账户双入超国要从市场上吸纳过多的美元而投入大量的本国货币。为此,这些国家所谓的“外汇占款”在不断膨胀,冲销政策实施的成本在不断加大;第二,国际收支双入超国这时往往正处在经济发展过热和货币供给偏大时期,双顺差给所在国控制货币供给带来更大的困难。中国作为与美国贸易有大量盈余的国家,2001年以来货币供给就持续面临日益增大的流动性过剩的压力(见图2)。

与此同时,在全球经济失衡的背景下,除中国以外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包括新兴市场经济体)和除美国以外的一些发达国家的货币供给都出现了2位数的增长率,远远超过了实际GDP的增长率(见表1和2),形成了所谓的全球性流动性过剩现象。

在日趋严重的全球经济失衡和流动性过剩的情况下,世界的商品流、贸易流、资本流在为中国带来机会和财富的同时,也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从而加剧了我国的流动性过剩,仅以2005年中国外汇储备新增2089亿美元为例,当年大致形成了1.67万亿元的人民币的外汇占款。

二、全球流动性过剩加剧促进了

金融泡沫经济生成和发展

世纪之交,美国超宽松的货币政策产生的越来越多的“过剩”美元,加上其他一些国家超货币供给增长率形成全球性流动性全面过剩导致了全球性金融泡沫经济的生成和发展。

全球性金融泡沫经济生成和发展要具备以下基本条件:第一,经济金融全球化使原在一国范围内的金融泡沫超越国界,金融泡沫国际化了;第二,经济金融开放政策的推动使一国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对外开放,金融泡沫渗透到了各大市场;第三,货币自由兑换的程度越来越高,由此形成了巨大跨境货币流,其中的大部分进入了金融经济,特别是虚拟的金融经济。第四,作为最主要的世界货币———美元已大大超越了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职能,越来越多地在虚拟金融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从中美元本身也越来越虚拟化了。

全球性金融泡沫经济在金融产品的生产和交易方面的生成和发展,我们可以通过外汇市场的数据来加以说明。世界银行提供的资料显示:到2004年,全球商品交易额不到7万亿美元,而货币交易额已经超过了700万亿美元。货币交易额中只有2%多一点的与生产经营性活动相关,其余大多为虚拟金融活动,这就是说,21世纪初期的虚拟金融经济规模已经是实体经济的将近100倍。

美国双赤字居高不下及超美元供给增长率所形成的美元流动性过剩还造成了其币值不断降低的趋势。IMF在2006年7月的一份报告中认为,美元实际汇率被严重高估,尤其是在考虑到美国净外债前景恶化的情况下。IMF研究人员根据宏观经济面所做的评估认为,美元被高估幅度达到15%~35%。而这种高估大多是在金融市场上实现的,2005年美元兑欧元上涨达到15%,而兑日元上涨到19%,这时的平均日交易量达到了2万亿美元。美元对非美元的单位单日震荡幅度平均在0.8%~1.2%之间。

国际金融市场上绝大多数的、规模足够大的、非生产经营背景的货币交易及最主要交易品种美元的被高估和交易价格的大幅波动大致可以描绘出全球性金融泡沫经济中的金融产品部分。

全球性金融泡沫经济的生成和发展,在金融性产品的生产和交易方面,我们可以通过资源性商品市场,主要是原油市场的数据来加以说明。进入21世纪,在金融资本的作用下,原油市场已由传统上的以原油生产企业和消费国占主导,转向原油公司、对冲基金与投资银行、消费者三角关系形成的新格局。对冲基金、投资银行不仅进行原油期货交易,而且还通过购买原油储量、能源公司股票及相关的债券;收购和兼并能源类资产等方式参与到能源投资中。据能源经济学家小菲利普·佛利的估算,从2002年以来,对原油期货合约的投资翻了5番,已经超过了1000亿美元。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2006年中期的数据显示:以对冲基金为主的非商业交易商所持有的原油期货仓位最高时达到了32.9%,远高于以往。

投资、投机资金的进入,使得全球三大基准原油价格产生大幅波动。德意志银行同期的分析资料表明,世界原油交易中的投机活动在过去的两年中增加了一倍。美国能源部曾测算原油的成本约15美元,加上一倍左右的利润,原油的合理价格应在30~34美元之间。而2006年中期世界原油的市场价格已超过这个合理价格的一倍以上。进入8月份世界原油的市场价格又急剧下跌,高点与低点相差超过25%。OPEC在其网站上发表声明表示:市场价格的波动已经脱离了供需基本面的因素,投机开始主导价格的波动。

国际商品市场上规模足够大的、非生产经营背景的资源性商品交易及最主要交易品种原油市场价格的被高估和交易价格的上下大幅波动又大致可以描绘出全球性金融泡沫经济中的金融性产品部分。

三、金融泡沫经济的基本特征和重要影响

1.全球性金融泡沫经济的基本特征

第一,金融泡沫经济和实体经济的非对称发展有强化趋势。

现在越来越多的数据支持将世界经济中财富价值结构的“倒金字塔”形的比喻。在这个金字塔的底部是以各种实物形式存在的物质产品,然后是以这些物质产品为基础的商品交易和服务贸易,再上面是股票、债券、现金和各种商品衍生交易,最后是处于顶层的各种衍生金融工具。以此,我们来比较全球衍生金融工具的交易规模和名义GDP的规模,数据表明:2003、2004和2005年世界各个国家名义GDP的总额分别为367577.3亿美元、412531.6亿美元和444330亿美元"!;而同期全球在有组织的交易所内交易的金融衍生品交易额分别达到8811513亿、11522588亿和14084134亿美元",这表明后者远超过前者,分别是前者的24倍、28倍和32倍。同期的金融衍生品交易若加上场外产生额,那规模就更加惊人。全球金融衍生品市场上的交易规模的大规模放大,其增长率远远超过了GDP的增长率。这可以从一个侧面来说明金融泡沫经济和实体经济间呈现出的非对称发展,并表现出强化趋势。

第二,金融泡沫经济发达的国家有可能在世界实体经济中实现平衡。

当发达国家虚拟资本的积累大大超过在本国的现实资本积累就产生了货币资本国际化的要求。当在一个经济体内产生的两个资本积累严重失衡时便通过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寻找平衡,有可能使这些国家的金融泡沫经济受到了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实体经济的支撑。这样发达国家由金融泡沫可能引起的金融动荡减弱了,可能爆发的金融危机被化解了。而金融泡沫可能带来的危害被转移到了其他国家和地区。

作为世界上金融经济最发达的经济体,美国正是在以全球的实体经济的发展为基础,并正在享受全球实体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这个过程也正是金融泡沫呈现出独立发展的态势、促进全球性金融泡沫经济的生成和发展的过程。

第三,国际游资大举进入资源性商品市场,产生大量的金融性产品。

全球流动性过剩致使全球资产价格出现大幅波动,不仅涉及了金融市场上的传统产品和衍生产品,还触及到资源性商品市场。进入21世纪,我们看到原油市场、贵金属市场、基本金属和其他基础原材料市场的发展已使其交易的特征在实物属性的基础上,越来越多地体现出其金融属性,金融性产品的生产和交易势如破竹,形成原油金融市场、基本金属金融市场等新型金融市场。其主要方式就是将更多的金融工具引入这些市场,进行即期或远期的金融衍生品交易,金融资本已将原油等基础原材料作为投资组合中的一部分。过多的货币(主要是美元)要占有稀缺的世界资源,使得稀有金属、基础金属、原油等战略物资的市场价格跌宕起伏。

第四,美国在全球性金融泡沫经济中仍处于主导地位。

21世纪初期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价格走势越来越反映出主要国家央行,特别是美联储决策所形成的流动性程度。美国在全球金融泡沫经济中一是通过超美元供给增长率造成全球性流动性过剩,由此进一步汇集了全球越来越庞大的资本流量;二是通过变动利率操控了全球的流动性,影响到跨境资本的流动速度和流向的切换,而这一过程正是引起全球资产价格剧烈震荡的过程。由美国宏观经济政策变化引导着巨量的美元及其他货币的跨境游资在全球各大金融市场及各国资产市场上闯荡,加剧了市场上的投机性,资产价格上窜下跳,构成了金融泡沫经济特有的、惊心动魄的的场面。

第五,国际私人资本是全球性金融泡沫经济中主要力量。

全球流动性过剩形成了越来越庞大的私人资本,其中相当大的部分实现跨境流动。到2005年年底,私人资本的流动已占全球资本流动的1/3。一方面是巨额资金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流入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进一步放大了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流动性过剩问题;另一方面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向其他主要国家尤其是美国输出资本,维持了美国经济的繁荣。国际私人资本大多是以机构投资者的身份出现的,其中对冲基金又是最强悍的主力。据《对冲基金情报》2006年公布的调查显示,全球对冲基金总资产已经超过1.5万亿美元,仅美国就占有了其中的2/3。国际私人资本凭借其流量日益增大,流速不断加快,流向切换迅速,在全球性金融泡沫经济中越来越成为主要力量。

2.全球性金融泡沫经济对世界各国的重要影响

第一,全球性金融泡沫经济的发展加剧了世界各国经济金融的脆弱性。

近年来不断扩大的全球经济失衡风险正在蔓延,全球经济失衡导致的全球流动性过剩加剧,进而助长了金融泡沫经济膨胀的现状。美国的巨额双赤字损害了“美元本位”国际金融秩序的基础,形成了美元“找其真实价值的下行运动”,这一过程极有可能引发美元汇率大幅波动,并触动金融及金融性的资产市场价格的动荡,由此严重冲击世界经济。美国的巨额双赤字依靠其他国家来补贴的可持续性难以保证,由此产生的不确定性日益加深,形成了国际金融市场的脆弱性。这一潜在的威胁将加剧不稳定性并进一步恶化世界各国经济的脆弱性,特别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全球流动性过剩不断加剧,使得日益庞大的国际游资成为引起金融泡沫加速膨胀、收缩甚至破灭,导致各国经济发展受损的主要因素之一。全球性金融泡沫经济的生成和发展,越来越强有力地影响着各经济体,特别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其广度和深度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前所未有,各主要经济体经济金融的脆弱性进一步强化了。

第二,全球性金融泡沫经济导致了世界经济膨胀和紧缩并存。

全球性金融泡沫经济生成和发展,全球各大市场出现了美元长期贬值趋势和通货膨胀、通货紧缩并存的现象。在商品劳务市场上,特别是消费品价格持续相对处于低位,美欧等主要发达国家消耗的巨量相对低价的进口消费品,缓和了美欧国家的通货膨胀压力;在要素市场上,能源、基础金属、贵金属和其他基础原材料的价格不断上涨,新兴市场经济体,特别是中国等以消费品制造业为主的国家成本持续上升,加剧了通货膨胀的压力。由美元持续贬值引致的以消费品为主的商品劳务价格相对走低和以能源为主的要素市场的价格持续走高的双重作用下,美元汇率越是走低,消费品等价格不断走低,能源等价格持续上涨,这给基础原材料缺乏的消费品生产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篇7

贸易摩擦是指在国际贸易中,国与国之间在进行贸易往来的过程中,在贸易平衡上所产生的,一般是一国的持续顺差,另一国的逆差,或一国的贸易活动触及或伤害另一国的产业。

摩擦不仅存在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于发展中国家之间,同样存在于发达国家之间。贸易摩擦的增加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突出特征。在经济全球化日趋加速的当今世界,每个国家都把取消本国贸易壁垒作为一种换取进入他国市场利益的成本,在贸易保护思维原则下推动贸易自由化的发展。许多西方国家在其经济发展受挫时均无不强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以追逐本国经济利益最大化。故贸易摩擦和纠纷的存在有客观普遍性,并非仅就中国而言。

即便是当今领导世界贸易走自由化道路最有成就的世界贸易组织也仍对各国利益冲突持务实态度,承认贸易保护在双边和多边谈判中的重要作用,并提供争端解决机制。所以贸易摩擦在国际贸易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具有必然性。

(来源:文章屋网 )

篇8

关键词:发展广告学;广告产业;

2011年,发展广告学在大陆悄然兴起。一群学者以学术沙龙的方式,多次聚集作专题研讨。参与讨论的学者,已涉及大陆的近10所高校。从已发表的相关研究论文来看,意见尚见仁见智。发展广告学的学科内涵究竟是什么?应建构起何种科学的研究框架与分析框架?应采取何种科学的研究路径?概言之,发展广告学的研究目标是什么?又应如何努力达成这一目标?

一、发展广告学的学科内涵与研究目标

在既往关于发展广告学的讨论中,学者多以为发展广告学是建立在“发展”概念的基础之上的,重点是研究广告与广告学发展的问题。而笔者常为此疑惑。“发展”是一个包容性极广的概念,如此理解发展广告学似乎过于抽象。广告与广告学发展问题的研究,本就是广告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又何以再提出发展广告学这一问题。因此,关于发展广告学的学科内涵与研究目标的确定显得十分重要。

(一)发展经济学及其他“发展学”的学科内涵与研究目标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大部分地区迎来了久违的和平。这时,诸多新兴的独立国家和落后国家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如何快速实现国家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因此,“发展”这一词进入了学者们的视野。

在诸种“发展××学”中,发展经济学创立在先。20世纪40年代,罗森斯坦·罗丹发表的论文《东南欧工业化问题》和曼德尔鲍姆的著作《落后地区的工业化》使发展经济学登上历史舞台。发展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体系中一门综合性、边缘性的分支学科”(1)。它是在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背景下诞生的,“是一门研究经济落后国家或农业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的学问”(2)。发展经济学的创立,旨在研究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并寻求解决之道。因此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自然成为它的主要研究对象。

随后,“发展”理论范式和更多的具体学科发生了结合,于上世纪50年代起,先后在不同学科领域内部形成如发展社会学、发展传播学,发展新闻学等学科,都是借鉴了发展经济学“发展”这一学术概念而尝试建立的。如:发展社会学就是在总结和借鉴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给发展中国家在其现代化道路上予以指引(3);发展传媒学关注了传媒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4),主要研究发展中国家如何利用传媒手段,有效地帮助改变贫穷落后的现状,从而促进社会发展的问题;发展新闻学则关注于新闻传播与国家发展间的问题。

它们的问题我们可以置而勿论。但就发展广告学而言,毫无疑问,所借鉴的依然是发展经济学“发展”这一特定学术术语。

(二)关于发展广告学的学科内涵与研究目标的思考

发展经济学里的“发展”不是抽象的、无边界的,更不是泛化的,而是针对发达国家和后发达国家所共同面临的现实问题的一种关照(5)。我们有必要明确,当某一概念作为学术概念来使用,并上升为学术术语时,必然有其特定学术范畴与学术内涵的规范。

当我们使用发展经济学“发展”这一特定学术术语,在当今世界广告发展不平衡的大背景下,来讨论发展广告学问题时,我们是否可以指认:发展广告学的特定学术内涵,就是讨论世界广告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所力图解决的也是世界广告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二、发展广告学的研究框架与分析框架

对发展广告学及其研究与分析框架的思考,我们依然可以回到发展经济学的问题上来。

(一)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与分析框架

从20世纪40年代起至今,发展经济学主要经历了两个大的发展阶段:

1.关注资源与资源配置问题

在发展经济学初始阶段,经济学家们将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更多归于资源问题。资源占用的不平衡,造成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是这一时期发展经济学的基本研究假设和基本研究结论。资金、基础设备、人力资源等资源的占用不足,被认为是经济欠发达的重要原因。研究强调了经济发展中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投入的驱动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问题,认为只要占有充分的资源,经济就会快速发展。

但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成长,经济学家发现资源的占有并没有带来经济的快速、可持续增长。在取得资源的占有后,资源配置问题进入了学者们的研究视角。通过研究,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最致命的要害是没有效率,因此,如何提高经济效率水平,成为发展经济学家广泛注意的问题。

针对这一问题,新古典经济发展理论认为,只要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机制能充分发挥作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就能稳定均衡发展。新古典经济发展理论假设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特征是理性经济行为,其资源要素是流动的,供给曲线富有弹性,而制度的影响是有限的。它将资源没有优化配置的原因,归结为竞争的不充分,以及政府对市场干预过多;而结构主义经济发展理论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存在“多结构”性,因此政府有必要通过计划去干预经济,应加大制定发展计划,提倡由政府进行社会资源配置,以避免市场失效。他们认为经济起飞最重要的前提是政治方面,而市场机制的均衡力量不会自动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政府应在经济发展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值得一提的是,结构主义所强调的,是政府制定的“计划”,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干预市场,制度层面的问题还未受到学者注意。

但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进入20世纪80年代,发展经济学家们认识到,在发展中国家存在“信息不完全、高交易成本、市场不完善、外部经济的不确定性、规模报酬递增、多重均衡和路径依赖等现象”(6),市场失灵的范围超出了之前认为市场可自动调节或通过政府干预的程度。因此,这一基本研究结论并不能完全解释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于是,发展经济学进而关注制度问题,力图从制度层面来解读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2.关注制度问题

对制度问题的关注,是发展经济学发展的第二阶段,也是目前正经历着的一个阶段。经济增长的实践和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教训表明,发展中国家存在许多结构性矛盾和制度上的缺陷。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机制、政治体制、土地制度、金融机制等存在不完善的问题。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发展经济学家一直认为发展中国家只要按照工业化、城市化等模式推进,就能实现充分的市场化,从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以及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但由于“制度性”的缺陷和不足的存在,它们成为了制约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关键问题。

制度经济学的兴起让发展经济学从中得到借鉴。在这一阶段,发展经济学家以制度要素、知识要素为核心,借用各种技术性分析工具对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虽然资本积累、技术引进和创新、产业结构变化、人力资本投资等资源因素仍应得到关注,但研究发现,同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制度要素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这些制度要素包括:“政府的组织与运营能力、社会的政治适应性、公平分配与再分配制度、规范与非规范的交换协议、激励机制的设计等等”(7)。经济上成功的国家往往拥有一个有效的、稳定连贯的制度,因此发展中国家更需要制度创新、设计来满足它们相当大的制度需求弹性。

资源与制度,是发展经济学研究框架与分析框架的两个核心基点。

(二)关于发展广告学的研究框架与分析框架的思考

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与分析框架可成为发展广告学研究框架建立的重要借鉴。

1.资源问题的分析

同为资源问题,但经济发展资源与广告发展资源的资源要素却是不同的。发展经济学关注的资源问题,重在传统经济学重点关注的土地、人力、资本等重要的生产资源要素。然而就广告发展而言,最基本的资源要素却是经济资源和市场资源,即经济总量与经济潜量,市场总量与市场潜量。其他还有企业资源、媒介资源和人力资源等。正是上述各重要资源要素占有的差异,造成世界各国各地区广告业发展的不平衡。

其实,世界范围的广告研究,早已开始关注类似的问题,诸如各国各地区广告业发展核心竞争力问题的研究,所涉及的就是诸多资源占有的问题,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竞争优势与比较优势。资源问题的分析,毫无疑问应成为发展广告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

2.制度问题的分析

正如发展经济学研究所经历的一样,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资源占有优势,并不必然形成发展优势与竞争优势,这里有一个资源创新与资源优势转化的问题,这就涉及到制度。广告发展同样如此。西方发达国家,除美、德、法等国外,以英国为代表的广告业的发展,日、韩包括台湾广告业的发展,印度、巴西、俄罗斯广告业的发展,都值得我们从制度层面去思考。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广告制度造成了不同的广告产业发展现状。制度经济学以为,制度也是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制度安排的好坏,同样直接影响生产效率。制度问题的分析,同样应成为发展广告学研究的又一重要维度。

资源与制度,同样是发展广告学研究框架与分析框架建立的两大基点。发展广告学诸多问题的讨论,都应置于此研究框架与分析框架之中。

三、发展广告学的国家案例研究

在梳理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历程时我们发现,国家或地区案例研究是发展经济学研究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的最基本的研究路径。

(一)发展经济学的国家案例研究

发展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过程,当我们在解读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时,涉及到了国家与国家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发展差异,以及对这种差异的解释。由于各国的自然资源禀赋、历史文化传统、社会经济结构以及外部环境条件都有所区别,因此很难把全部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纳入到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和模型结构中讨论。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发展经济学家就开始注重所谓“类型学”分析,即:“对不同的发展中国家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根据它们的具体情况,寻求不同的发展道路”(8)。发展经济学家试图在国家或地区案例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综合比较分析、归纳整理和理论抽象,以此来修正过去研究存在的缺陷。

这样的研究就是要求经济理论更加密切地与实践相结合,实证的案例研究,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市场功能、市场与政府失灵和发展的政策效果研究将成为今后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主流。这种描述性与阐释性的研究,都是宏观层面的。需要指出的是,当经济学从微观走向中观、宏观时,经济学依然遵循和谨守其实证研究的传统。发展经济学中的国家案例研究,在实践和理论两方面实现着传统经济学实证研究传统在发展经济学中的延续。

(二)发展广告学的国家案例研究思考

如前文所提,发展广告学重点研究的是世界广告发展不平静的问题。假如这一前提成立,世界广告发展中的国家或地区的案例研究,似乎也应成为发展广告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与研究路径。唯其如此,方能有效规避如此宏观问题的研究过于空疏化,方能有效实现宏观问题研究中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的互动,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的对接,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的对话。

在中国内地发展广告学问题正式提出之前,诸多内地学者就已开始着手于世界广告发展的国家或地区案例研究,譬如:美国广告业发展路径与发展模式研究,日、韩广告业发展路径与发展模式研究,港、台广告业发展路径与发展模式研究,等(9)。这些典型国家或地区的案例研究,将成为今后发展广告学研究继续深入、拓展的基础。当然,这些问题的研究,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都还存在诸多缺陷和不足,但内地学者在此方面的努力,却是值得高度关注和重视的。

四、发展广告学的中国问题研究

中国问题研究,自然是发展广告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并非像有学者所主张的只应注重中国问题的研究。一个学科的建立,自应有世界普适意义。如果发展广告学只专注于本国问题研究,那就失却其本应具有的更广泛的学术价值。

发展广告学的中国问题研究,是发展广告学典型的国家案例研究。只有各国学者都重视本国经验的研究,才可能为发展广告学的研究提供更为丰富的实证资源与实证经验。遗憾的是,迄今为止的世界广告研究,较少有学者展开本国广告业的发展研究,在这一领域,中国大陆学者可以说是走在了世界前列。

欧美的广告研究,引领着世界广告研究,但在研究内容上,仅局限于“广告本体”,对广告进行“产业”层面的研究,至今阙如。中国学者近年的广告研究,从“广告本体”推进到“广告产业”,并在全球视域下,在国家经济发展战略框架下,着重中国广告产业的发展模式与发展路径的研究,此应视为中国广告学者对世界广告研究的一大贡献。中国广告产业研究起步于2004年,通过对广告产业相关研究论文整理后发现,至2011年底,中国广告学者就此问题在广告学、传播学的重要期刊上达413篇。武汉大学、北京大学、上海大学、西北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研究机构的广告学者对此关注最盛(10)。学者的关注视角主要集中在广告产业发展升级、产业结构、产业制度、产业竞争力以及广告市场研究这几方面(11)。广告产业的研究既回应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也极大地拓展了世界广告研究的范畴,丰富了世界广告研究的内容。

1979年,大陆广告市场重开,30多年来持续高速增长,至2010年,大陆广告市场已居世界广告市场第三位。2012年,中国广告市场营业额同比增长了30%以上,突破4000亿元(12)。然而大陆广告产业却存在低集中度和外资化倾向等严重问题。大陆广告产业的现状是:高度分散、高度弱小的本土广告公司面对着强势的外资广告公司的竞争。经计算,大陆2010年广告业行业集中度CR4=15%,CR8=22.41%,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113,这些数值都表明大陆广告市场是低集中度的竞争型市场。

这样的产业现状为学者们多从制度安排的层面来检讨问题,并着力探求大陆如何发挥自身的后发优势,选择合理的发展模式与发展路径,以期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超越提供了研究背景。广告产业的研究既回应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也极大地拓展了世界广告研究的范畴,丰富了世界广告研究的内容。大陆学者此一领域的研究努力及其成果,堪称世界广告研究的一大重要贡献。

篇9

和平、发展、合作仍是时代潮流

一是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尽管国际金融危机对经济全球化产生巨大挑战,但并没有改变全球化的基础或根本趋势。全球产业转移将再趋活跃。后危机时期新技术、新市场将形成新的海外投资热点。贸易、投资自由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潮流不可阻挡。

二是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出现新变化,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显。全球治理结构将深刻调整,与多极化趋势相互促进。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中将争取到更多的投票权和话语权。各国发展理念和道路的多样性更加受到重视,构建公平、公正、有序、包容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成为趋势。

三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孕育新突破。以绿色、智能和可持续为特征,以信息技术和新能源革命为主导的科技创新及产业发展,将成为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外部经济环境复杂多变

一是世界经济复苏曲折坎坷,可能进入中低速增长期。主要发达国家复苏放慢迹象增多,拖累世界经济复苏前景。美国、日本、欧盟等失业率居高不下,消费信心恢复迟缓,房地产市场和私营经济尚未全面启动,库存调整放慢。欧洲债务危机引发金融市场急剧动荡,欧洲各国经济复苏明显受阻。

世界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发达国家遭金融危机重创,加上人口老龄化负担沉重,未来经济增长并不乐观。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复苏较快,但通胀压力较大,经济结构矛盾突出,抵御外部冲击能力较弱,经济复苏可能发生波折,进而减弱世界经济增长动力。

二是全球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出现明显变化。为应对并跨越金融危机,主要发达国家纷纷提出扩大出口和振兴本国制造业的政策,力图引领技术创新和新兴产业发展,促进制造业升级。

全球需求结构发生明显变化,发达国家私营部门的需求恢复慢于政府刺激的投资需求,消费过度和投资不足的矛盾正在调整,发展中国家仍在努力稳住外需,同时积极扩大内需。全球供给结构调整也将引起需求结构变化,市场重心可能转移。发达国家振兴制造业和扩大出口,可能挤压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出口市场,后者面临的外需环境将会趋紧。而区域经济一体化将扩大区域内需求潜力,发展中国家和亚洲的区域合作可能降低对欧美市场的依赖。

篇10

我国面对全球化趋势,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予以应对,如修订相关法律,实施有关政策,来解决跨国公司来华投资的种种问题。

本文通过研究跨国公司在国际投资中的债务责任划分和对其不法行为的管制,而给予我国乃至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以启示。

关键词:跨国公司 责任 管制

跨国公司在当今世界经济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它们的活动对世界经济的发展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和影响。跨国公司由在母国设立的母公司和在东道国设立的诸多子公司所组成。在法律上,跨国公司母公司与子公司是相互独立的法律实体,但是,在经济上它们又相互联系着,而且母公司管理和控制着子公司。母公司为了其全球战略和整体利益,把子公司作为推行其商业政策的工具,甚至不惜牺牲子公司的利益。[1] 在中国,2005年媒体至少对哈根达斯“脏厨房”事件、卡夫饼干含转基因成分风波等12起跨国公司弱化责任的事件提出了批评。这说明在中国的市场上,跨国公司同样面临企业社会责任的挑战。由此可知,跨国公司母公司对子公司的责任问题,已经成为目前国际社会关注的重要法律问题之一。对此种法律规避行为,应该进行统一的国际监督和管制,这是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要求。[2]

1、 跨国公司的概念和特点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跨国公司,所以应明确一下跨国公司是什么,以及它具有什么样的特点。这样更便于我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1.1 跨国公司的概念

什么是跨国公司,目前在国际上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法律定义。起初,人们把跨国公司称为“多国公司、全球企业、多国企业”等等。1983年,联合国跨国公司委员会在拟订《跨国公司行为守则》时所下的定义为大多数国家接受,其为:跨国公司是指由分设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实体组成的企业,而不论这些立体的法律形式和活动范围如何;这种企业的业务是通过一个或多个活动中心,根据一定的决策体制经营的,可以具有一贯的政策和共同的战略;企业的各个实体由于所有权或别的因素相联系,其中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实体能对其他实体的活动施加重要影响,尤其可以与其他实体分享知识、资源以及分担责任。[3]

1.2 跨国公司的特征

1.2.1 跨国性

跨国公司的跨国性主要是指其以本国为基地而从事跨越国界的经营之特征,而非要求其组成实体必须具有不同的国籍。[4] 组成跨国公司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公司必须设在不同的国家,它的基本模式是母公司与子公司、总公司与分公司。一般情况下,是指母公司或总公司设在某国,并以母国作为企业集团的基地,而在别的国家(也称东道国)设立子公司或自己的分支机构即子公司。

1.2.2 战略的全球性和管理的集中性

因为跨国公司母公司与子公司分设于不同国家,所以跨国公司制定战略时,不再从某个分公司、某个地区着眼,而是从整个公司利益出发,以全世界市场为角逐目标,从全球范围考虑公司的生产、销售、发展政策和策略,以取得最大限度和最长远的高额利润。例如:在中国,国外跨国公司都十分重视运用知识产权战略与策略巩固和发展自身的竞争优势,并以此为手段抢占世界市场的制高点。特别是随着跨国公司采取以知识产权为基础的“技术—专利—标准”战略,以及策略性技术联盟的出现,跨国公司利用知识产权优势谋求市场竞争更大优势和更大利润的特征更加明显和突出。[5]

1.2.3 公司内部一体化

跨国公司的法律人格问题,应当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母公司以及组成跨国公司的诸实体的法律人格问题;另一方面是跨国公司能否作为国际法主体的问题。[6] 从中央控制和内部一体化的活动等方面看,可以说,跨国公司具有企业的特征,是一个经济实体;但不是一个法律实体。

2、 跨国公司的历史发展及其重要作用

哲学认为凡事物都有其产生发展的过程,跨国公司也不例外,既然分析研究跨国公司就要从它的发展过程说起。近几十年来,跨国公司已经在世界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们的活动对世界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和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它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并且加快全球一体化的脚步。

2.1 跨国公司的历史起源

跨国公司并非“古已有之”,而是资本主义在垄断阶段高度发展的产物,它的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的现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积累和集中过程进一步加强,在许多生产部门,特别是新兴工业部门形成少数大企业的统治。由于寡头统治,竞争对手旗鼓相当,垄断组织只有利用其资金、技术、管理能力等方面的优势,将资本转移到国外去谋求出路,而那些具有廉价原料和劳动力以及有着广大市场的国家和地区,也就自然而然成为垄断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目标。[7] 此外,随着科学技术新成果在通讯、交通、运输、生产等部门的广泛应用,国际间的经济交往越来越密切,生产社会化程度的越来越提高,加强了生产和资本的国际化,再加上国际市场上的竞争日益激烈,规模经济的需要以及大企业加速向多种经营发展,跨国的生产活动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种新趋势。

2.2 跨国公司的作用

据统计,现在约4万家跨国公司及其25万家国外分支机构组成的跨国生产与服务网

络日益扩大,正在形成一个由跨国公司组织和管理的国际生产体系。跨国公司是国际经济行为的核心组织者,并成为国际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推动者。跨国公司是技术开发的主要承担者,常常将资本、技术、培训项目、贸易和环境保护等结合在一起,进行一揽子有形和无形的综合资产,这些综合资产刺激了经济增长。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综合利用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组织管理能力使其成为潜在的、效率很高的生产组织者。因此,就经济影响来说,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的资源配置、提高母国与东道国竞争力并且推动经济一体化进程等方面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跨国公司集诸种经济活动于一身还意味着,东道国的政策需要相应地在广泛的范围内对这些公司可能作出的潜在贡献和作出敏感反应。在政策和制度方面,跨国公司生产的区域战略加快了区域一体化的趋势,一旦某些国家被纳入了这种区域生产网络,政策上更深地卷人一体化的压力也就由此产生了。这意味着邻近地区国家间更大程度上的政策协调与政策趋同。跨国公司作为一个与世界经济有许多联系的一体化组织结构内的机构,作为国际经济活动的直接协调者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8]

3、 跨国公司母公司对子公司的债务责任及其法律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