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动力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济增长的动力，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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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学虽然认识到消费是经济生活的基本领域之一，但不认为消费会对生产构成障碍。传统的计划经济时代经济学界始终强调生产占先，个人消费居后，以致造成产品过剩、经济危机爆发的严重后果。“消费为本”或者说“回到消费本身”，重建与时展相适应的理论和实践体系，这是一项大胆的具有创新意义的构想，是炎黄子孙对传统经济学的重大突破，具有促进世界经济和谐发展的重大意义。

消费，是经济学中永恒的核心话题，历来为经济学界和经济理论家所关注，更为国家实际部门和决策者所重视。消费的机理表明，消费运行的良莠，对国民经济的整体运行和功效，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首先，消费是经济整体增长的最终动力。众所周知，投资、消费、外贸都是拉动增长的动力源，俗称是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我国外贸已进入高成本时期，出口率已拉升至35％的上限，不断的外贸摩擦日益凸显，且引发了人民币汇率不够稳定的国际压力，因此，扩展外贸出口的拉动作用已难有作为，拉动效应唯有依靠扩大内需。毫无疑问，投资是扩大内需的有效手段，但从长久来看，投资如果得不到消费导向和支持，投资结构和投资规模就难以优化，经济效益就得不到保障和提高，资源配置就谈不上有效率。从中长期来看，只有把投资建立在消费市场的有效需求之上，才能有效拉动内需的扩大。消费的需求效应，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最终和最关键的动力源。我国的建设与发展的实践，也充分证明，消费历来就是GDP增长的主导因素，（通常占60％左右，国外这一比率更高达70％以上），消费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以拉动GDP0.6％的增长点。我国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别指出：“要进一步扩大国内需求，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其次，消费具有独特的检测机制和反馈功能，它是度量经济运行效率和效益的“测量器”，又是引导经济运行不断改善的“指示器”。从一次循环看，生产是“起点”，分配与流通是“中介”，消费是经济运行“终点”。前三个环节的功效评价，显示在终点环节之上。消费显示和检验看经济运行的总效果，但从动态的循环看，消费又是下一循环的“起点”和“先导”，它引导着下一循环的投资方向，发展的结构和规模，通过“看不见的手”（市场），传达消费者的需求信息，并通过“看得见的手”（宏观调控），调整和改善运行功效，为下一次运行的优化提供依据。

再次，消费也决定着财政金融政策的实践效果和转移支付的实现力度。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中，必须通过财政金融手段，缩小地区发展上的差距和贫富收入上的差距，借助税收和信贷，强化落后和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和转移支付的力度，增大这一地区居民的收入水平和边际消费倾向，从“不愿消费（高收入者群体）”、“不敢消费（中收入者群体）”、“不能消费（低收入者群体）”变为“乐于消费”、“敢于消费”、“能够消费”，从而收到投资与消费“双拉动”的政策效应，实现经济运行高速、健康和可持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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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普遍认识到，创新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推动力，尤其是当经济趋于成熟、低成本劳动力优势不再的时候。未来生产率以及生活品质和生活水平的突破性改善，皆有赖于创新。

在公众的观念里，创新已成为企业成功的同义词。当今时代最成功的品牌都是创新的佼佼者。“创新”一词已成为行业领导地位的一种社会文化表达。如今流行给任何新事物冠以“创新”之名——希望凭借打上“创新”的标签确保商业成功。

创新成功可能与庞大的研发支出有一定关联。然而，可观的研发支出本身并不能确保创新。实际上，资源、合适的政策框架以及创新文化才是最重要的。在多数有活力的市场，为促进创新建立合适的政策框架，都是政府政策的制定目标，也是企业战略和投资的组织原则。

不过，不同国家之间，围绕何种政策才是建立创新经济的正确基石，以及采取什么策略实施合适的政策，一直存在分歧。而且，在真正的创新经济中，政治优先事项可能与经济及社会基本面的某些因素发生冲突。

全球创新地理格局转变

2014年，全球研发资金预计将达到大约1.6万亿美元。美国、中国、日本和欧洲的研发投入将占到全球总额的80%左右。过去10年，就全球以及特定国家内部而言，我们是变得更具创新性了，还是创新能力停滞不前？围绕这个问题始终存在争论。确实，一些国家的某些创新指标出现了令人担忧的下降，特别是，其研发投入可能落后或停滞了，科学教育面临财政压力。

尽管以广为接受的指标衡量，美国和一些北欧国家仍是创新领军者，并且仅美国自身就占到了全球研发支出的约三分之一，但全球创新地理格局正在发生变化。新的创新和科学研发中心正在兴起，特别是在亚洲。中国和韩国就是例子，其研发支出年增长达到两位数。根据可获取的估计数据，中国占全球研发支出的约17%，近年来，其在全球研发支出中的占比每年以大约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2011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研发支出第二高的国家。不过，只有12个国家的研发支出占GDP的比率超过2.5%：日本、美国、德国、韩国、瑞典、以色列（为最高，达4.2%）、瑞士、奥地利、新加坡、芬兰、丹麦和卡塔尔。

另一个地理上的变化是创新的全球化。在许多行业，要想创新，就必须借助全球而不是国家乃至区域市场，并且需要利益相关者通力合作，推动科技进步。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垄断知识或创新。在这个通信飞跃的时代，创新来自世界各地。通过网络化的平台进行合作，能够消除地理上的障碍。

创新的基石：共同的国际经验

没有单一的政策框架或商业模式能够适用于所有行业和地区并带来创新，但在最具创新力的国家，似乎存在某些类似的基石，支撑和促进创新。它们是什么呢？有四个因素值得注意：

第一，政府政策至关重要。研究发现，一些特定的政府政策能够创造一种有利于创新的环境。这包括投资人力资本（教育）、建立深厚而具有流动性的资本市场、开放投资环境、保护知识产权、施行支持性的监管政策。如果这些领域的游戏规则树立了长期信誉，人才、资本和研发平台都将尾随而至。

推行发展长期人才储备的教育政策：通过教育机构投入资源，致力于发展人才的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以及商业技能。

实行开放的投资政策：运转良好而开放的资本市场，会把资金分配到有前景的科学研发中，而不受政府的干扰。开放的投资制度允许资本跨境流动，从事风险投资活动和商业开发。这些政策可能包括某种税收激励，比如研发税收减免。

保护知识产权：对个人的积极性和所承担的风险做出奖励，保护是必要的。

实行支持性的监管政策，即既符合公众利益、又最不具有干预性的政策：既不增加价值、又不产生责任的监管应该消除。

第二，培育鼓励私营部门积极性的文化。政策应该向发展私营部门倾斜，鼓励私营部门发挥创新引擎的核心作用。私营市场的活跃发展，以及企业管理层关于通过创新提高利润的承诺，常常是进步的源泉。

第三，政府在支持优先领域的基础研究方面发挥特殊作用。基础研究常常不会带来直接或立即的商业回报。因此，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可能是私营后续开发商业应用的催化剂。

第四，为利益相关者建立联系。研究者的聚集，包括在大学和企业之间，以及科学和创业人才的合作，能够促进研究成果的商业化，促进创新性的科学发现和商业应用的开发。这种联系能够带来跨境人才。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和高速互联网服务，并建立安全的数字平台，是这一创新过程的一部分。

从制药行业看创新过程的全球化

制药和生物技术行业清晰地体现了创新过程的全球化，以及全球化给人类带来的福祉。这些行业之所以能够反映创新的价值，是因为其营收的很大一部分会回流到研发中。全球生命科学行业占全球总研发支出的约八分之一。在所有行业中，发达经济体中以研发为基础的制药行业，将营收重新投入到研发中的比例是最高的——日本为17.3%，美国为15.5%，欧盟为14.1%。

新药研发的成本非常高。据估计，从发现新药到推向市场，成本接近12亿美元。美国制药公司所考虑的每5000种至10000种试验阶段的化合物中，只有一种将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批准。每10种药品中，只有两种能够收回研发成本。研发可能需要10年至15年的时间。因此，新药研发的巨大风险，要求必须有稳定的政策来奖励科学发现，提供强大的知识产权保护，同时定价政策必须能够平衡投资回报和药价的可承担性。没有这些基本政策，公司不会进行大额投资。

国际制药行业充分注意新药研发的全球性。该行业认识到，其利益在于不同市场能够实施鼓励创新的趋同监管政策。该行业还认为，中国在这一全球舞台上将扮演重要角色，有可能参与联合开发，并降低成本。国际制药公司已经认识到，中国政府给予了生物技术优先地位，视之为战略产业，并以促进该产业创新为目标。

中国的许多大制药公司也认识到药品创新的全球性。如今，我们看到跨国公司与中国制药公司之间的合作迅速扩大。中国正在改善研发基础设施、人才基础和安全标准，并修改监管政策，使之更符合国际惯例，以期向价值链上端转移。

国际制药公司通过合作在中国市场立足的愿望非常强烈。预计未来数年，国际制药公司在中国的总研发支出每年将超过80亿元人民币。这一数字差不多是中国制药行业大中型公司总研发支出的一半。另外，中国公司也在进行海外投资。中国医药和生物技术公司在美国进行了近50笔投资和收购，总额近10亿美元。

中国生物技术未来的政策挑战

中国能否在制药创新中成为主要的全球参与者，取决于中国能否克服长久以来的政策挑战。在此过程中，以下几点需要注意把握。

第一，发展支持性的监管环境，使中国能够融入全球药品创新市场。中国监管程序的效率目前落后于其他主要市场。患者获得新药的时间平均比其他主要国家落后4年至8年。

第二，发展开放的资本市场，鼓励私人部门投资于研发，为企业承担开发新药的风险提供合理回报。

第三，实施信息和科技政策，使国内外的利益相关者能够实现互联。

第四，保护新药开发的知识产权。

中国在全球创新中的领导地位，取决于建立提升私人积极性的政策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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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效应模型

劳动力转移效益即为劳动力再配置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劳动力在不同部门之间的转移，是以不同部门间劳动生产率不同为前提的。劳动力从效率低的部门向效率高的部门转移，势必提高劳动力的总体效率。因此在测量具有不同边际生产率的部门之间劳动力转移对增长的作用时，就要比较生产率总增长率与生产率部门增长率的加权平均数，两者之间的差距就是劳动力转移效益。测算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配置效应②模型如下：

社会总产出Y，可以表示为总劳动生产率P与投入的总劳动力数量L之积：

Y＝P×L （1）

则在某一考察期t内，总产出的增长为：

ΔY＝Yt－Y0＝PtLt－P0L0（2）

总劳动生产率P与投入的总劳动力数量L可以写成如下差分形式：

Pt＝P0＋ΔP，Lt＝L0＋ΔL （3）

将其代入式（2），整理得到：

ΔY＝P0ΔL＋ΔPL0＋ΔPΔL

（4）

将公式（4）两边除以Y0，得到：

用G*表示各要素的增长率，则根据（5）式可得：

Gy＝Gl＋Gp＋GlGp （6）

这说明总产出的增长率可以分解为劳动力增长率、劳动力生产率增长率以及二者乘积之和。因此可以分别得到考察期t内劳动力增长率对产出增长的贡献率El，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对产出增长的贡献Ep，以及劳动力与劳动生产率共同作用不可分解部分对产出增长的贡献Elp，即：

为了单独考察农业劳动力从效益低的农业部门向效益高的工业及服务业部门转移所带来的资源配置效应，这里将产业部门划分为两个部门，即农业与非农业部门。于是总劳动生产率可分解为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加权平均和，权数为农业与非农业部门各自的就业比重：

式（8）中Y1代表农业部门的产出，L1代表农业部门的劳动力，P1代表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R1代表农业部门的就业比重；Y2，L2，P2，R2分别代表非农业部门的相应指标。对式（8）两边关于时间求微分，再除以P得：

Gp＝（I1Gp1＋I2Gp2）＋（I1GR1＋I2GR2）（10）

式（10）中I1、I2分别为农业与非农业部门在总产出中的比重，GP1、GP2分别代表两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GR1、GR2分别代表两部门就业比重的增长率。式（10）表明总劳动生产率由两项因素构成：一是不同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加权平均数，记为B（P）；二是具有不同劳动生产率的部门之间的劳动力流动。可见第二项代表了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之间就业变化对总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将其视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再配置效应，记为A （P）。因此，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对总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以及对总产出增长的贡献分别为：

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加权平均数B（P）对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及总产出增长的贡献分别为：

在具体测算中，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再配置效益为：

A（P）＝GP－（I1GP1＋I2GP2）

（13）

二、实证分析

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再配置效益表现为，劳动力从低效率的农业部门转向高效率的非农业部门，致使全社会总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带动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经统计分析，近20年宜昌市的劳动生产率有了长足的进步，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了8.10倍，年均增长率为13.05%；非农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了10.47倍，年均增长14.51%；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了12.77倍，年均增长15.69%。表1列示了1990―2008年宜昌市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再配置效应。

从表1可以看出，宜昌市总产出1990―2008年年均递增16.51%，劳动力增长0.71%，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15.69%。劳动力增长对总产出增长的贡献为4.31%，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总产出的贡献为95.01%，两者共同作用的不可分解因素的贡献为0.68%。可见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宜昌市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进一步地分解表明，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中，由于劳动力从低效益的农业转向高效益的非农产业带来的贡献约为10.43%。因此在总产出增长中，源于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外转移的贡献率约为9.91%。这也正是宜昌市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再配置效应。

三、结论

本文通过假定国民经济由农业和非农业两个部门构成，建立了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效应模型。通过对宜昌市1990―2008年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认为宜昌市剩余劳动力转移对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促进作用，对经济总量的增长也有显著的贡献。

分阶段来看，1990―1995年，宜昌市的经济经历了一个较高速的增长，GDP年均增长率达17.17%。全社会劳动生产率也有很大的增长，年均增长率达到15.81%。这一时期，受经济条件和风俗、本土观念等因素的影响，劳动力转移力度不大，劳动力转移对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贡献为14.40%，对整个社会总产出的增长贡献为13.26%。

1996―2000年，宜昌市整个经济成功实现了“软着陆”。由于深处中部偏内陆地区，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较小，且这一时期，三峡工程正式兴建，巨额投资对经济产生了很强的推动作用，因此宜昌经济实现了持续的快速上涨，GDP年均增长率达20.54%。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也提高很快，年增长率达21.29%。但这一时期劳动力增长出现了负增长，所以劳动力转移对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贡献仅为4.31%，对整个社会总产出的增长贡献也达到了分析期最低点，为4.46%。

2001―2005年，宜昌经济经历了一个相对低谷时期。主要原因是随着三峡工程的陆续竣工投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步降低，“十五”时期前4年为20%，比“九五”时期的平均贡献率下降了26.1%。宜昌GDP年均增长率下滑到了10.33%，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下降严重，仅为8.81%。但劳动力增长率有所回升，达到了年均增长1.4%。相比前一时期，劳动力转移对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贡献大大提高，达到了18.89%，对整个社会总产出的增长贡献也达到了16.11%。

2006―2008年，宜昌市着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提升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宜昌经济迎来了又一高速发展时期。2008年，宜昌市生产总值、工业总产值分别突破千亿元大关，实现生产总值1026.6亿元，比上年增长14.6%；GDP年均增长率达到21.54%。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也达到了21.46%，其中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30.34%。主要原因是这一时期第一产业的劳动力每年的绝对减少数在5万人左右。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劳动力转移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这一时期劳动力转移对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贡献达到了14.15%，对整个社会总产出的增长贡献为14.10%。

参考文献：

①李勋来，李国平．经济增长中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效应研究[J]．经济科学，2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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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国际惯例，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10%，或者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时，该国家或地区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2000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经达到10.33%，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必然会对经济运行产生影响，主要是通过储蓄、消费、劳动力供给、社会养老制度安排、人力资本形成，进而影响经济增长。本文主要研究人口老龄化如何通过影响劳动力供给进而影响中国经济增长。

一、文献回顾

部分学者认为，人口老龄化会导致劳动力供给减少以及劳动力年龄结构老化，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王德文认为，中国人口低增长率会导致劳动力供给的低速增长以及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而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却不断创造出大量新的劳动力需求，造成劳动力供求缺口，导致工资上升，提升劳动成本。如果没有更快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作为后盾，这种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彭秀健通过建立中国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模型结果显示，“中国人口老龄化将通过劳动力的负增长以及由此导致的物质资本的低增长减缓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杨道兵和陆杰华预测了21世纪上半叶中国劳动力老化的变动趋势，指出15～29岁的青年劳动力人口比例基本上呈下降趋势，45～64岁老年劳动力人口比例呈上升趋势，并于2035年达到峰值44.18%，随后一直稳定在44%左右。劳动力老化会对劳动生产率提高和产业结构调整造成不利影响。王金营和杨磊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劳动负担比每下降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将提高1.06个百分点。未来中国老龄化程度加深将导致抚养负担上升，可能会制约经济增长。斌和蔡东汉利用数值模拟研究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模拟结果表明，“随着人口自然增长率接近于零和劳动力参与率的下降，人口老化，老年抚养比上升对经济增长产生的负面影响突现出来，人均资本增长率迅速下降。”

另一部分学者认为，人口老龄化并不必然会对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李海明通过文献研究发现，“人口老化会使劳动供给减少，但未必使储蓄率下降；人口老化会使个体生产力下降，但未必使总生产力下降，因此人口老化并不必然对经济增长具有负效应。”翟振武和赵梦晗认为，尽管由生育率下降造成的年轻劳动力数量下降的趋势在一定时期难以改变，但是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依然很大，而且已经提高的劳动力质量不断替代劳动力数量，因此数量减少并不代表数量的短缺。

尽管国内外学者就劳动力供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一定研究，但是由于研究的方法和数据不同，至今仍未得出一致结论。这些研究或是着眼于未来劳动力供给数量减少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或是着眼于劳动年龄人口结构老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将两者综合起来考虑的研究并不多见。本文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探讨未来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变化以及劳动年龄人口结构老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人口老龄化对中国未来劳动力供给的影响

由于在人口转变时期出生率逐渐下降，预期寿命不断延长，老年人口的绝对数量及其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不断增加，导致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一方面，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会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发生改变。另一方面，劳动年龄人口的年龄结构也会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而变化。在人口年龄结构开始老化之后，经过一代人左右的滞后期，劳动年龄人口的年龄结构也开始老化。主要表现为15～29岁的青年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下降，45～64岁的老年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上升。因此，人口老龄化主要通过以下两个方面影响劳动力供给：一是通过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变化影响劳动力供给；二是通过劳动年龄人口结构老化影响劳动力供给。

1.人口老龄化对中国未来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影响

中国人口出生率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在波动中下降，标志着中国进人以“出生率开始下降，并逐步接近死亡率”为特点的人口转变第三阶段。与出生率下降相对应的是0～14岁的少年人口的比重迅速下降，从1982年的33.6%下降到2011年的16.5%。同时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缓慢上升，从1982年的4.9%上升到2011年的9.1%。与此同时，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迅速上升，从1982年的61.5%上升到2011年的74.4%。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也在不断增长：1982年为62517万人，2000年达到88910万人。2011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更是突破10亿，达到100283万人。

但是在人口转变第三阶段后期，由于出生率下降的速度比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慢，少年人口比重缓慢降低，老年人口比重迅速提高，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逐渐降低。随着人口转变过程的进行，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也会面临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的情况。近年来中国人口增长率逐年下降，尽管目前人口数量仍在缓慢增长，但是不久的将来中国人口数量会在达到顶峰之后开始下降，因此，未来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将会降低。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曾经按照中国生育率方案对中国未来劳动年龄人口数量进行预测，结果表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将于2015年达到顶峰，此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将不断下降，2030年将减少到10亿以内，为98757万人。此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将进一步减少，2050年将减少到84947.5万人，210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将进一步减少到61464.2万人。

2.人口老龄化对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结构的影响

目前，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口的比重不断提高。作为总人口的一部分，劳动年龄人口的结构也呈现出老化趋势。1991年15～29岁的青年劳动年龄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为46.28%，45～64岁的老年劳动年龄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为23.29%。2001年青年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比1991年有所下降，为32.67%，而老年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则有所上升，达到29.49%。2011年青年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和2001年基本持平，而老年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持续上升，达到33.73%。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劳动年龄人口的结构将进一步老化。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的预测，2015年15～29岁的青年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下降至31.90%，45～64岁的老年劳动年龄人口的比 重上升至36.98%。2050年青年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进一步下降至25.11%，而老年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进一步上升至44.79%（表1）。

三、中国未来的劳动力供给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1.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首先，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会导致经济增长缺乏足够的劳动力支持。劳动年龄人口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是生产力构成三要素中最重要的决定性要素。劳动力数量减少虽然可以通过技术进步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来弥补，但是目前中国企业以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在未来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的情况下，部分企业可能找不到足够的工人，造成设备空置，导致企业开工不足甚至倒闭。部分企业即使能够找到足够的工人，也会面临劳动力成本上涨的巨大压力。这不仅会对企业自身的发展造成障碍，还会影响经济增长。

其次，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不利于物质资本积累和投资。投资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储蓄是投资的重要来源。人口年龄结构是影响储蓄的重要因素之一。美国经济学家莫迪利安尼（Modigliani）和布伦贝格（Brumberg）于1954年在《效用分析和生产函数：对横截面数据的一个解释》一文中提出生命周期假说，较早认识到人口年龄结构对储蓄的影响。这一理论认为，消费者是理性的，能够根据其一生的预期总收入水平合理地安排不同年龄段的储蓄和消费比例，以实现一生效用最大化的目标。劳动年龄人口通过工作获得收入，除了用于自身消费以外，还要将一部分收入用于养育子女，并将一部分收入储蓄起来用于养老。因此，劳动人口对应正储蓄，而儿童和退休人口对应负储蓄。这表明，如果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发生变化，其储蓄数量也会发生变化。未来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会导致储蓄减少，而储蓄是投资的来源，储蓄的减少将不利于物质资本积累。同时，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意味着从事生产的人口减少和消费人口的相对增加，进而会增加用于养老和医疗保健等非生产性投资的公共投资比例，减少用于生产性投资的公共投资比例，进而减缓经济增长速度。

2.劳动年龄人口结构老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首先，劳动年龄人口结构老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取决于以下两个因素：一是劳动者的身体素质；二是劳动者工作的努力程度。劳动者的身体素质和工作的努力程度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年龄变化而波动。一般来说，刚刚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的身体素质不断提高，到达顶峰后还可以保持一段时间，之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素质不断下降。劳动者工作的努力程度也随着年龄的变化而呈现出类似的倒u型变化轨迹。比如，刚刚参加工作的劳动者在工作中努力向上，且工作能力不断提高，数年之后劳动者的工作能力到达顶峰，然后在一段时间内大致保持不变，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生理器官的老化，其工作效能开始下降，可见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随着年龄的变化先增后降。因此，劳动年龄人口的结构不断老化可能不利于整个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其次，劳动年龄人口结构老化影响技术进步。技术进步是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技术进步源于有意识的研究与开发活动。任何生产过程都是劳动者主动利用他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去发挥他的劳动能力，去使用生产工具、制造劳动工具作用于劳动对象创造物质财富。劳动者不仅是研究与开发的主体，而且是研究与开发过程中最活跃的因素。创新是研究与开发活动的根本动力。尽管老年劳动年龄人口的工作经验丰富，但是学习能力和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与青年劳动年龄人口相比略逊一筹，因此他们的创新能力可能也比青年劳动年龄人口逊色。这对于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以及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影响相对较小。而对于经济欠发达的国家以及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影响相对较大。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提高，未来中国老年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将持续上升，这样的年龄结构可能会导致劳动年龄人口的创新能力降低，进而对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造成一定消极影响。

四、政策建议

1.充分挖掘现有的劳动力资源，增加劳动力供给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未来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的趋势在短期内难以改变，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在劳动力有限供给的时代中国经济如何维持长期增长？一个很自然的想法是充分挖掘现有的劳动力资源，增加劳动力供给，减轻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减少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此应该做到如下几点：第一，政府需要采取优惠措施积极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主动转移。第二，政府、高校以及广大民办职业培训机构应当开展免费而实用的职业培训，培养下岗职工的劳动技能，增强他们的就业信心，帮助他们重回劳动力市场。第三，动员全社会力量促进待业大学生就业。第四，开发老年人口的人力资源。这主要是针对低龄老年人口的人力资源进行开发。对于那些有意愿并且有能力再次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老年人，政府和企业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些就业机会，让他们在身体允许的范围内，从事有偿或无偿的工作。以此缓解老龄化造成的劳动力短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2.根据劳动力供给数量的变化趋势，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

目前，中国企业的技术水平还比较落后，以劳动密集型企业居多。在未来中国劳动力供给数量减少的情况下，这些企业将会面临越来越严重的招工难问题，阻碍了企业的发展，经济增长速度可能因此放缓。因此要及时根据劳动力供给数量的变化趋势，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资本密集型、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如现代农业、现代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金融业等，同时对劳动密集型产业进行淘汰和升级。要加快技术创新的步伐，以技术创新带动生产力的发展，用较多的资本和技术以及较少的劳动力，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减轻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的依赖性，从根本上缓解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力供给数量减少对经济增长造成的不利影响。

3.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提高劳动者素质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之一。因此，加快人力资本积累的速度，提高劳动年龄人口的素质，替代下降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将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提供持久动力。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改善包括全民教育素质和健康素质的提高两个方面。一方面，加大教育人力资本投资力度，提高劳 动者素质。具体措施包括：不断加大公共教育投资力度，提高全国劳动者的素质；大力发展义务教育，提高未来劳动者的素质；加大职业培训力度，提高在职劳动者的素质。另一方面，加大健康人力资本投资力度，提高劳动者的劳动效率。劳动者的劳动效率和劳动者的健康人力资本存量成正比。和物质资本一样，健康人力资本也存在折旧现象，而且这种现象随着劳动者的年龄增加而愈发明显。健康人力资本存量降低会影响劳动者的劳动效率，甚至会导致劳动者永远退出劳动力市场。因此，需要加大健康人力资本投资力度，确保财政性医疗经费支出随GDP的增长不断增加，扩大医疗保险的覆盖面和保障水平，建立全面的工伤保险制度，提高劳动者的健康人力资本存量。

4.适当延长退休年龄

目前中国男性劳动者法定退休年龄为60岁，女工人的法定退休年龄为50岁，女干部为55岁。这项规定是在中国人口预期寿命较低的背景下出台的。在中国人口预期寿命不断提高，未来劳动力供给数量不断减少的情况下，通过适当提高退休年龄可以有效缓解劳动力供给数量的减少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此应当做到以下几点：首先，应当逐步延长退休年龄。例如，政府可以通过每年延长退休年龄四个月，每隔三年时间就可以将退休年龄延长一年。其次，逐步缩小男女职工退休年龄的差距。大部分50岁及以上的女性劳动者仍有较强的劳动能力，让她们退休是人力资源的浪费，因此可以考虑缩小男女职工退休年龄的差距，这不仅是男女平等在就业上的体现，也是对女性劳动者劳动权利的尊重，可以弥补劳动力的不足，满足经济持续增长对劳动力的需求。再次，有条件的单位，如医院、高校、科研院所等可以试行弹性退休制度，对于本单位具有高级职称的人员，只要身体健康，工作需要，本人提出申请，单位批准就可以推迟退休，避免“一刀切”造成的人才浪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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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内容摘要：文章在研究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基础上，分析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以及经济增长对人力资本的引致作用，并由此形成了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循环互动过程。

关键词：人力资本 经济增长 互动机理

自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提出人力资本理论之后，关于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研究逐渐拓展。20世纪80年代后，卢卡斯、罗默将人力资本作为内生的经济发展要素纳入了经济增长模型，建立了新经济增长理论，使内生性经济增长理论成为经济学家研究的热点之一。Becker（1987）则首次用传统的微观均衡分析方法建立了人力资本投资均衡模型，表明人力资本与个人未来收入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Mankiw，Romer&Weil （MRW）（1992）等利用入学率作为人力资本的指标，发现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有一种正的显著的贡献；Bils&Klenow（2000）的研究推导出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Glewwe&Hanan（2004）研究发现受教育的需求与家庭收入和财富的增加存在正相关关系，进而推导出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双向关系。

人力资本促进经济增长的机理分析

（一）基于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相互作用角度

人力资本是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物质资本是实现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和条件。但由于人力资本在社会再生产中的能动性反映，人力资本具有能动性的特征使其不仅具有生产能力，而且具有资源配置的能力，可见，人力资本的效率可以适应和推动物质资本，决定它所具有的推动物质资本的能量和力度，可以通过对物质资本的调节，使各种资本得到更有效的利用。因此，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之间存在互补关系，其本质特征是这种互补具有较高的弹性，该弹性是指每增加一个单位的物质资本投入，需要增加的人力资本投入单位数量的变化。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之间不但具有较高的互补弹性，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经济的增长，这种互补弹性还有逐步提高的趋势。

（二）基于人力资本生产功能角度

人力资本是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关键在于它具有特殊的生产功能。从生产过程角度看，它具有要素和效率两个方面的生产功能，前者是指人力资本是生产过程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或投入要素，后者是指人力资本是提高生产效率的关键因素。人力资本提高生产效率的途径是：

首先，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可以提高人力资本自身的效率。人力资本投入的增加可以提高人力资本自身的效率，也被称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人工效应，美国经济学家钟秦辉、墨菲和皮尔斯的研究（1993）证明了这一结论。劳动者的素质越高，其所具有的生产效率也就越高。高质量的劳动者的生产力将数倍于同等数量的低质量的劳动者的生产力，这里的倍数正是反映了人力资本含量的作用。因此，即使假定其他要素投入量及其效率保持不变，单单由于劳动者本身效率的提高也会导致产出的增长。

其次，人力资本投资增加可以提高其他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研究表明，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可以使物质资本边际生产率的下降趋势减缓，人力资本的提高将会使劳动者提高物质资本的使用效率，同时还会推动物质资本的更新。即人力资本的效率功能一方面表现在使其他生产要素边际产出增加上，另一方面则体现在使单位产出投入成本的下降上。而且，增加人力资本投资，还可以节约物质生产要素，这对于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模式，具有重要的意义。最后，人力资本投资所形成的知识和能力不仅能够提升投资者自身的生产效率，而且能够影响到投资者周围的人，促使他们提高生产效率。

（三）基于人力资本知识效益角度

人力资本的知识效应包括知识进步的需求效应、收入效应以及替代效应三个方面。知识进步的需求效应是指在经济发展中，有用的新知识要求具有新形式的物质资本与新的劳动技能，劳动者素质的提高能够引起物质资本等的投入，如扩大要素的投入范围，增加要素的投入种类，从而导致其产出量的增加，进而导致经济的增长。知识收入效应是指受过教育、培训具有更多知识与能力的人会具有更高的生产力，因为他们具有更高的分辨力，能随时随地抓住投资获利的机会。知识替代效应首先表现在能够通过知识的进步来增加资源，从而克服经济发展中自然资源、物质资本与“原生劳动”之不足，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知识的替代效应还表现在人力资本可以产生递增的收益，消除物质资本等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而对经济长期增长的不利影响。

（四）基于人力资本促进科技进步角度

人力资本的积累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而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源于技术创新与进步。作为生产要素的人力资本一方面直接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同时它又通过促进科学和技术进步来促进经济的增长。科学和技术进步依赖人力资本的提高，而技术进步是人力资本规模收益率提高的根本原因。当发生技术进步时，同量的投入能够带来更多的产出，从而经济能力与效率将同步改善。另外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必须由主要依赖物质资本向主要依赖人力资本转变，由于受科技发展水平的制约以及经济建设的主体――人的决定影响，现阶段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核心是依靠科教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

经济增长对人力资本的引致作用分析

（一）经济增长提升区域内人力资本存量

人力资本的形成主要有三种方式，一为学校的正规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二是“干中学”获得的人力资本，即在实际的生产活动中通过所获得的经验知识与企业对员工进行培训所增加的人力资本；三是劳动力迁移所增加的人力资本。经济增长对人力资本存量提升的引致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促进教育投资。区域经济增长带来的产出增加为人力资本投资提供了物质保障，政府出于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对高素质人力资本的需求，会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力度；企业出于抢占市场份额、增加收益的考虑，亦会增加对员工培训费用的支出。无论是政府教育经费的投入增长，还是企业加大对员工的在职培训投入，都会增加区域内的人力资本存量。

第二，提升文化素质及健康水平。经济的增长一般会带来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相应各项目的政府支出也会增加，其中对教育文化事业和医疗保健投入的增加有助于提高区域内居民的文化素质和整体的健康水平，进而促进区域内整体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

第三，促进人力资本迁移。区域的经济增长意味着该区域的经济发展较活跃，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伴随着经济发展的良好态势不断上升，这种需求不仅表现在对劳动力投入的数量需求，更主要的表现在对高质量人力资本投入的需求不断增加，从而导致了人力资本向经济增长较快的地区迁移，实现人力资本资源的有效配置，也提高了区域内人力资本的存量。

（二）经济增长提高个体人力资本的质量

据研究表明，个人收入随受教育程度和工作技能的提高而不断上涨。从理性经济人的角度出发，个体就会选择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或技能培训以增强自身的收益能力，从而在劳动供给中获得更高的收入。通常情况下，当社会对个人的价值越肯定，劳动报酬越能体现个体所蕴含的知识和技能，个体这种选择倾向就越强烈。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由于物质资本投入具有边际产出递减的效应，而人力资本则能有效的改善这种状况，故而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对人力资本尤其是高层次人力资本的需求也随之增加，进而刺激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尤其是加大了对高素质人力资本的投入，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提高了个体人力资本的质量。

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循环互动过程的形成

综合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分析，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通过其对自身效率及外部资源要素的影响促进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则通过提升人力资本存量及个体人力资本质量对人力资本投资具有引致作用。由此，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形成了这样的过程（见图1）：人力资本的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而随着经济的增长，社会对人力资本的需求愈加旺盛，同时，社会和个人也有能力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从而使得人力资本得以发展，发展了的人力资本又给经济增长以更大的动力。如此循环往复，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就是在这样的动态发展中相互促进，从而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互动过程。

结论

综上所述，人力资本是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之间存在较高的互补弹性；作为生产要素的人力资本一方面直接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同时它又通过促进科学和技术进步来促进经济的增长；经济增长则通过提升人力资本尤其是高层次人力资本的需求，从而刺激了对高素质人力资本的投入，进而提高个体人力资本的质量。其次，人力资本具有要素和效率两个方面的生产功能，其效率功能体现在于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可以提高人力资本自身的效率与其他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最后人力资本的知识效应体现在知识进步的需求效应、收入效应以及替代效应三个方面，进而导致新的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人力资本的生产力，克服经济发展中其他要素资源的不足，促进经济发展。整体来看，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通过其对自身效率及外部资源要素的影响促进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则通过提升人力资本存量及个体人力资本质量对人力资本投资具有引致作用，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就是在这样的动态发展中相互促进，从而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互动过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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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关键词】贡献 进口强国 最大投资者

根据世界银行在2005年的数据，在1985～2005年间，中国进出口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为13%。我国持续稳定提高的贡献率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年均接近10%的GDP增长速度。我国经济的增长得益于以出口为主的贸易政策和实践经验，这是开放经济和经济增长最有力的支撑。但近年来，我国主要出口市场的需求增速减缓甚至萎缩，从而导致中国经济面临巨大困难。

与中国遇到同样问题的还有世界其他几大经济体。美国国会在2013年元旦通过法案，对富人增税并减少政府支出，但由此引发的财政悬崖必定会影响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信心，进而影响对美国经济回暖的预期；日本的国内债务危机在2012年冲破了历史记录，同时，日本国内不稳定的经济状况存在引发金融危机的危险；在饱受经济危机折磨的欧盟内部，希腊、西班牙和意大利处于国家破产的边缘，而德国必须承担拯救欧元区和欧盟盟友的重大责任，不能全力以赴发展自己的经济。总之，在过去的几年中，几乎所有的市场都呈现经济下行的趋势，至今也没有全面复苏的迹象。

目前，全球经济迫切需要一个强力引擎，刺激全球生产和消费，以促进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后的经济复苏，保证持续稳定的全球经济增长。

中国有能力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

根据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定义，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是国际贸易，这个引擎主要由发达经济体的工业增长提供动力，但如果发达国家增长速度减缓，替代的是发展中国家的增长。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中国应积极参与国际贸易活动促进全球经济增长。

中国的需求一直处于旺盛的趋势。据统计，“从1983年到2012年，中国的进口总额总体保持上升状态。平均进口额为0.36万亿美元，2012年底达到历史新高，为1.8万亿美元。”此外，中国还是最大的消费品进口国。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并未影响中国消费者的信心。中国的GDP总量从2000年的4万亿美元快速增长到2012年的8.3万亿美元，支撑着中国消费者良好的购买欲望。中国的中产阶级消费者数量一直保持快速的增长。上海瑞士中心的分析专家穆西认为，中国年均可支配收入在1.6万～3.4万美元之间的城镇居民比例将从2000年的6%增长到2020年的51%。在此时期，还将新增数亿城镇人口。毫无疑问，GDP的增长和中产阶级数量的增加使中国成为全球最具吸引力的消费市场。以购买力计算，中国在2010年就已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中国有能力长期保持这一领先位置。

另一方面，中国具备强劲的生产供应能力。“从1983年至今，中国年均出口额为0.4万亿美元，2012年达到2万亿美元。”③金融危机后，中国总体的出口情况受到严重影响，但优于全球其他发展中国家，比如泰国，越南，墨西哥，巴基斯坦等。和它们相比，中国的出口供应能力稳定。根据国外学者的调查，对中国加工产品的需求要比上述其他国家高出0.8%～1.6%。近年来，全球对此类高科技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2012年增加29%。另一个利好因素是，中国持续扩大的制造产业培养了大批掌握一定技术的熟练工人，这些工人可以满足高科技产品生产的技术要求。

加快提高贡献率的途径

成为进口强国。2010年，中国商务部研究机构依据《全球贸易便利指数》和《2009～2010全球竞争力报告》中的指标提出“贸易强国”概念。该报告称，中国要想成为贸易强国，可以分成两步走：一是在2020年前，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要达到5.3万亿美元，包括贸易总额为4.3万亿美元，服务贸易总额应为1万亿美元；其中，货物出口总额应为2.4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货物进口总额应为1.9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服务贸易进出口均为0.5万亿美元，应为世界第二位服务贸易进出口国。二是到2030年，初步实现贸易强国的目标。除报告中提到的总额和排名外，笔者认为，中国的贸易强国地位还应体现在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和主要商品的定价方面，使中国拥有一定的话语权。

为了完成商务部提出的贸易强国目标，中国应优化进口商品结构。首先，在货物贸易方面，应加大资本类货物的进口比例，比如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不能在短期内生产的机械设备和科技含量高的机械设备的主要零配件，可以从较为发达的国家进口。中国的进口可以刺激国外供应商的创新能力和热情。以前，中国的零配件加工企业只能赚取少量加工费。要改变这种状况，中国的机械制造商可以根据生产需要，从其他发展中国家进口一般零配件，在中国加工装配完成，再销往全球市场，这样能够带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加工、生产企业。而且中国的生产制造企业在与发达国家同类企业的互动中能够提升自己的研发能力，掌握更多核心技术，能够独立完成全球领先的产品的设计、制造。

其次，服务贸易方面，中国同样应开放市场，引入资本与知识密集型的服务行业，包括金融服务、保险、教育等。中国的服务贸易处于初级阶段，需要政府的引导和政策支持。在中国高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上述领域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速度，经济的快速发展又掩盖了这些领域存在的问题。目前，我国服务行业从业人员普遍缺乏服务意识，相当比例的从业人员在必要的服务技能上也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大部分服务行业缺乏质量控制和监管体系。而随着经济的发展、物质水平的提高、中产收入水平消费者人群的扩大，对服务内容和质量的要求迅速提高。为此，应借助市场需求的增加，引入境外高水平服务供应商，在满足消费需要的同时，也可以扩大服务贸易进口额，完成成为贸易强国的目标。高质量的货物和服务产品的进口可以有效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同时积累必要的生产要素，满足长期发展的需要。

成为全球最大的投资者。根据中国商务部数据，2010年，中国境外投资最多的前五个行业依次是农业、建筑、文化、教育和金融，信息技术和加工制造分列第六位和第八位。关于投资区域，亚太和拉美地区一直是中国境外投资的热点；2010年在欧洲的投资比2009年同期增长一倍；北美和非洲地区则较为平稳。以上数据虽然成果显著、令人鼓舞，但中国仍应加大境外投资的力度和对相关产业投资的深度。中国的投资可以为东道国提供必要的生产资金，同时还可以提供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以上两个途径能够在短期内为贸易伙伴提供经济增长的动力。在此过程中，先进技术的广泛应用能够带动中国生产体系的整体升级，进入更为良性的循环，以便为世界经济增长做出持续的贡献。

使中国及相关国家均可受益。旺盛的进口需求和强大的生产要素供给，是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可量化的贡献。在此过程中，所有的贸易伙伴，包括出口商、东道国以及中国自身，都能获得相应的利润。许多专家和学者都曾经论证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推动作用。然而事实上进口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大于出口，进口可以加速产业升级，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提出劳动密集型产业，重新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品系列和产品组合。

中国对其他国家和经济体的投资并非捐赠和慈善。从2005年中国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以来，人民币兑美元已经升值35%。截至2012年底，我国的外汇储备为3.31万亿美元，其中约65%为美元。美元的相对贬值意味着购买力的下降，中国外汇储备的总值也会随之缩水。在找到另一硬通货替代美元前，比较明智的选择是将价格不断波动的货币变成价值相对稳定的资产。在其他国家的投资，则可以采用股权投资的方式。这种境外投资的好处是获得高新技术，缩短我国企业自己研发的时间，早日有能力争取更大的市场份额。

对于欠发达地区而言，中国的进口和投资则是兴奋剂，能够提供关键性的生产要素。在促进东道国的生产体系后，东道国将融合于全球生产体系，提高生产效率，获得利润。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中国的进口创造了需求。这种需求为他们的产品提供了广阔市场，又延长了他们所拥有的生产技术和服务经验的生命周期，从而使其可以赚取更多的利润，有能力继续进行研发和生产。此外，中国的投资可以提供时间，给予主要经济体喘息和修补的机会。

结论

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全球所有的国家都处在这个生产和供应体系当中，每一个经济体的发展状况都会影响它上下游的伙伴。同时，每一个经济体经济与贸易政策的选择都受限于它所在的发展阶段，都按照自己的节奏发展、前进。

当前，中国已跨过初级产品出口为主的阶段，已做好向下一阶段升级的准备。中国将把初级产品供应商的位置让给其他发展中国家，为发达国家提供技术含量更好的制成品，发达国家则需要放松对中国的戒备，向中国转移先进的生产制造技术，更重要的是高水平的服务技能和经验。在全球供应链中，在每一个特定的阶段，每一个经济体都有自己特定的位置。只有所有经济体共同努力，才可以创造一个和谐的全球生产供应体系。

篇7

关 键 词：劳动力就业；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就业弹性

中图分类号：F24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7)06－0010－04

实现充分就业，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也是当今世界每个国家都在努力追求的目标。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劳动力就业却未能实现与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步扩大”，就业压力不断增加。如何从宏观经济角度正确理解和处理经济增长与扩大劳动力就业之间的关系，使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同步进行，已成为我国当前具有十分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

一、我国劳动力就业的基本现状

1．总量失业问题日趋严峻

从劳动力供求形势看，我国劳动力资源极其丰富，劳动力供给总量持续增加，基本数量处于严重过剩状态。“十五”期间，我国城乡平均每年需要新增加的就业人数达2300万人，但平均每年能够提供的就业岗位数只有800万个左右，年度劳动力供大于求达到1500万人。[1]据预测，2010年以前，我国适龄劳动力人口年均增长0.6％至0.7％，每年新增1000万劳动力，几乎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总人口。与此同时，在经济每年增长8%~9%的情况下，每年新增就业岗位只有800~900万个，远远满足不了就业的需要。根据统计部门和劳动部门的共同统计，我国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及失业率不断上升（见表1）。预计今后几年，下岗向失业并轨后，如按全口径统计，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可能会达到7%的一个高水平。[2]

目前，农村尚有2亿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按照农村人口城市化每年增长1%计算，每年约有1000万人转入城镇就业，如果这批庞大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将会对城镇的就业产生更大的压力。同时，我国高等学校连年扩招，从2005年开始，毕业生数量大幅增加。根据教育部公布的信息，2006年全国有465万名普通高校学生毕业，比2002年增加了300万人，增幅达186％。与急剧增加的劳动力供给相比，国有企业的减员增效，政府部门的精简机构，事业单位的下岗分流，都将使就业岗位不断萎缩，就业压力进一步增大。[3]

2．劳动力供求的结构性矛盾突出

我国的就业压力不仅体现在总量上，而且反映在就业结构上，就业的地域性和专业性矛盾十分突出。有些人找不到工作，而有些岗位却找不到合适的人，导致“有人没事干”和“有事没人干”的尴尬局面。基层和西部地区人才紧缺，高端和技术性人才严重不足，使我国经济增长创造的就业岗位处于“虚位”状态。据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披露，北京市劳动力市场2006年第一季度最大匹配率仅为0.52，最高求职成功率为0.66。这意味着劳动力市场中仍有48%的岗位匹配不到合适的人选，34%的求职者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岗位，失业与岗位空缺同时并存。

3．就业弱势群体的竞争力越来越弱

在总量失业矛盾和结构性失业矛盾突出的同时，高素质、低就业期望值和低年龄劳动力在就业竞争中占据优势。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抽样调查显示，“十五”期间企业对技术工人的需求呈增长趋势，但在结构上出现了一些新特点：对中级工的需求仍居首位，占40％，但比重比2000年下降了3％；对初级工的需求比重为20％，下降了9％；而对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的需求普遍呈大幅度增长趋势。农村劳动力以其低成本和低就业期望值占据优势，多年来保持了比较高的转移速度，平均每年达1000万左右。此外，市场的用人需求，则以低年龄段劳动者为主，35岁以下的需求一直保持在70%以上。[4]所以，以35岁以上人员、长期下岗或失业者、无技能和低技能劳动者以及女性下岗职工为代表的就业弱势群体在劳动力市场上则越来越没有竞争力。

二、传统经济理论中经济增长与扩大就业的关系以及我国的实际情况

1．促进经济增长是扩大就业的基本前提

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Arthur M. Okun）根据美国的数据，于1962年在《国民生产总值的潜力：它的测量方法和意义》中提出了著名的“奥肯定律”。这一定律认为，GDP增长速度每提高2个百分点，失业率便下降1个百分点；反之，GDP每下降2个百分点，失业率便上升1个百分点。无论是发达国家的经验，还是我国50多年的经济发展情况，都基本上支持了这种经济增长与失业率负相关的变动关系。[5]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率越高，劳动力需求越大。

然而，经济增长并不会必然导致就业同步增长，经济增长能在多大程度上带来就业的扩大，还取决于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即就业弹性系数。就业弹性系数是从业人数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比值，即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所带动就业增长的百分点，该系数越大，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越强，反之则越弱。可见，在经济增长率一定时，提高就业弹性是增加就业量的关键。国际经验表明，一国实行不同的经济发展和技术选择战略，必然会形成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从而呈现出不同的就业弹性，带来不同的就业结果。[6]

2．我国的实际情况

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未来较长时期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力都很大。从传统经济理论上说，这种状况为我国扩大就业创造了良好的宏观环境。然而，令人担忧的是，我国的就业弹性系数却处于下降状态。据国家统计局测算，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明显下降。“九五”期间GDP年均增长8.6%，年均增加就业人数804万人，平均就业弹性系数为0.13；“十五”期间GDP年均增长9.5%，年均增加就业人数只有748万人，比“九五”时期少了56万人，平均就业弹性系数为0.11。[7]其中，2005年就业弹性系数仅为0.08，经济每增长1个百分点带动的就业增加量只有63万人。由于我国劳动力数量巨大，因此，弹性系数的轻微下降，都将导致失业人数的巨量增加，从而造成惊人的人力资源浪费和严重的失业问题。

三、影响我国就业弹性的因素分析

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经济、社会结构剧烈变动，影响就业弹性下降的因素有很多。

1．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

在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过程中，经济增长是在生产技术水平较低的条件下，主要依靠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投入来实现。这种经济增长方式消耗高、成本高，忽视了生产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而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则是建立在新的技术水平和更高效率的管理水平条件下的经济增长，从科学技术的角度看，这种增长的主要特征在于生产要素质量和生产效率的大幅度提高，而非投入要素数量的增加。因此，在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过程中，生产要素的作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质的提高取代了量的扩张，并对劳动力就业产生了根本不同的影响。[8]

借用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来说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对就业总量所产生的影响。

该生产函数的基本模型为：

Y=AKαLβ

这里，Y为总产量；K和L分别为资本和劳动投入量；A、α和β为三个参数，分别代表技术水平、资本的产出弹性和劳动的产出弹性。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经济增长是技术进步、资本深化和就业增加共同作用的结果。对上式两端取对数，得：

可见，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技术进步率与资本深化程度和劳动增长率均呈负相关关系，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意味着技术进步率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从而给劳动力就业带来一定程度的排挤，使劳动力就业数量相对减少。

其实，为了赶上世界信息化及科技革命浪潮，我国早就确立了加快改造传统产业、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大力提升产业技术层次的战略。目前我国正在走一条资本和技术越来越密集而就业弹性系数越来越低的工业化道路，从而呈现出社会资本的增长速度大大快于经济发展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速度的两难状况。从1996年至2002年，央行曾经连续八次降息，这使得我国的利率水平长期处于一种较低水平的状态。利息是投资的成本，利率的降低大大地促进了企业更多地使用资本投入来取代劳动力投入，尤其是那些受到政府的扶持、能够从银行获得大量贷款的企业，就有着更加强烈的用资本替代劳动力的愿望。根据有关统计资料，1980年至1989年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16.6%，投资就业增长弹性为0.286；1990年至1995年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6.7%，而投资就业增长弹性却降为0.063；[9]在2004年，该弹性系数已不足0.039。

2．经济结构不合理

（1）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第一、二、三产业对劳动力吸纳能力的较大差异是影响我国就业弹性变化的主要因素之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速度的不断加快，以及受土地规模的限制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第一产业逐渐释放出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与此同时，随着资本有机构成和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第二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作用明显乏力。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在就业总人数中所占比重逐年递增，从1978年的12.2%增加到2004年的30.6%。可见，第三产业对劳动力就业的拉动作用日渐明显，如表2所示。

然而，目前我国第三产业发展滞后、总量不足的问题仍较为突出。从表2可以看出，“十五”期间，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逐渐下降，与第二产业之间的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2001年二者的产值比重相差16个百分点，2004年差距进一步扩大到21个百分点。这不仅制约了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升级，而且严重影响了服务业对就业的吸纳作用。我国服务业不仅总量不足，而且内部结构也不尽合理。与发达国家服务业的从业人员主要集中在新兴服务行业不同，我国服务业的发展仍以批发、零售等传统产业为主导，从事金融、审计、社区服务、信息咨询等新兴服务行业的人员只占第三产业从业总人数的1.67％，而北欧一些发达国家从事社区服务业的人员已占全部从业人员的40%以上。

（2）企业结构不合理，中小企业相对较少。中小企业投资少，经营方式灵活，可满足各类人员的就业需要，相对于大企业具有独特的优势，是吸纳劳动力就业和再就业的主渠道。据统计分析，在我国创造一个就业岗位，大型企业需投资22万元，中型企业则为12万元，而小型企业只需8万元。同样的投资，中小企业吸纳的就业人数是大型企业的近2倍或3倍。[10]事实上，我国中小企业为促进下岗人员再就业和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然而，近年来，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主要投向基础设施建设等大项目、大企业上，形成了以资本密集和技术进步为特点的国家新型工业体系的骨干力量和龙头企业，但国家对吸纳就业量大的中小企业的发展支持明显不够，门槛高、融资难仍是制约创办中小企业的最大障碍。根据我国的经济数据分析，即使个体工商户达到中小规模企业总数的10%，2004年我国平均每千人拥有的企业数也仅为3.1个，与目前发达国家或地区平均每千人拥有40~50个企业的水平相比，差距在15倍左右。[11]

四、协调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的政策建议

1．树立多方位就业的政策理念，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适应

要协调经济增长与扩大劳动力就业之间的关系，首先必须充分认识到解决就业问题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中的极端重要性和艰巨性，树立多方位、多途径、多形式就业的政策理念。坚持实施积极的就业干预政策，扩大经济增长的就业容量，力促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2．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选择“就业优先”的经济发展战略

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对扩大劳动力就业至关重要。经济发展战略有两种不同的思路：一是经济增长优先论，即把经济增长作为首要目标；二是就业优先论，即把扩大劳动力就业作为首要的目标。[12]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一直属于第一种模式，但是，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以及失业问题的日趋严重，我们必须根据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对国民经济发展战略作出重大调整，实施“就业优先”的经济发展战略，从而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3．选择扩大就业的技术进步

经济增长虽有利于扩大就业，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对劳动力就业有一定的“挤出效应”，因此，必须选择技术进步与扩大就业能够有效结合的技术政策，做到劳动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并举。如计算机、网络、通讯及相关产业是典型的高科技产业，它们已成为主要的经济增长点，同时，它们又属于知识、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吸纳大量高素质的劳动力。可见，在促进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方面，两者基本上不存在矛盾。

4．继续加大发展第三产业力度

从产业结构看，第三产业的发展是扩大就业的主要渠道。在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向“三、二、一”模式转化的过程中，一方面继续鼓励旅游、餐饮、商贸流通等创业成本低、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传统第三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积极拓展第三产业的新领域，重点支持社区服务、信息咨询、法律服务、会计服务等新兴劳动密集型服务行业，积极采用非正规就业等灵活方式促进再就业。[13]

5．放手发展民营经济

从所有制结构看，非公有制经济是增加就业的重要途径。政府应完善民营经济发展的推进机制和服务机制，从投资、税收、融资、技术改造等多方面予以扶持，[14]全力启动民间的投资热情，引导和鼓励自主创业，形成一人创业、多人就业的乘数效应。

6．积极扶持中小企业发展

从企业结构看，中小企业是吸纳劳动力就业的主要载体。从近期和长期来看，需要高度重视中小企业的发展，一方面应简化创业的注册登记审批手续，降低企业登记的资金门槛，取消不合理的人为障碍，给创办中小企业创造一个宽松的体制和政策环境；另一方面，通过金融支持、经营指导等扶持政策，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等问题，使企业有一个正常的经营环境。

此外，应强化职业技能培训，这是缓解我国结构性失业的治本之策，也是增强弱势群体就业竞争力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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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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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胡鞍刚．宏观经济政策与促进就业[EB/OL]．中国网，2004-12-28．

[13]王少国．我国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对城镇就业的影响分析[J]．当代财经，2005，(7)．

[14]蔡．就业弹性、自然失业和宏观经济政策[J]．经济研究，2004，(9)．

篇8

关键词:经济增长;人力资本结构;创新;驱动;分析

人力资本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已经得到了世界各国学者的认同，但是在此过程中，传统的思维人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是技术和材料的创新，而忽视了在技术和材料创新到形成产业的过程中，人力资本所起到的决定作用。近年来，创新驱动体系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越发明显，因此人力资本结构的优化和整体素质的提升就显得尤为关键。

一、人力资本结构的概念与分类

(一)人力资本结构的概念人力资本系统是由各个要素组成的，每个要素之间有其特殊的作用关系，通过这个作用关系形成每种要素之间特殊的作用比例，这就构成了人力资本结构的不同类型，不同类型的人力资本结构决定了作用对象的效果和方式。根据各个要素的功能和属性以及对于作用效果及机理可以将人力资本结构分为内结构和外结构。通过各个产业间的人力资本结构的构成比、组合情况，形成了不同的产业间特殊的空间配置结构。空间配置结构是指人力资本结构要素在空间上的配置结构，包括配置比例、组合情况等。聚集效应和扩散效应是空间配置结构中两个最为重要的因素。集聚效应是人力资源和相应的要素当达到一定数量后，就会对其他要素和资源以及经济活动产生强大的吸引力，产生聚集效应，从而形成规模经济。扩散效应是指人力资源和其他相关要素在一定的地理空间上进行扩散性分布，来抵消聚集效应带来的外部性，从而使得资源和要素能够发挥其最大的作用，这样有利于均衡的发展和开展经济活动。不同的空间配置会产生不同的效应，例如在大城市或经济发达地区，聚集效应尤为显著;当在贫困地区或经济处于相对萧条的时期，扩散效应会表现得更为突出。

(二)人力资本结构的分类人力资本结构的分类方法可以有众多的分类维度，主要是通过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来进行分类，在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中，还可以依据投资效能和主体进行进一步的细分。外部结构主要是通过产业配置和空间结构分为投资主体结构和投资效能。投资主体结构是指企业、个人、政府在投资中的所占的比例，其中个人投资主要指员工个人为了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和核心素质，来换取未来更多收益的行为，主要包括再教育、医疗等投资。企业投资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为了提高生产率和经济效益对其员工和设备进行投资，主要包括员工的培训、设备升级等;另一方面主要是企业对外投资，来获取企业的收益。政府投资是满足人力资本市场以及经济宏观调控所进行的投资，主要包括场地建设、补贴、环境保障、制度监督执行等，政府投资相较企业和个人投资，政府的投资具有长期性，规模一般都较大，但是企业和个人投资的综合对于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也是不可忽视的力量。投资效能就是人力资本投入后的经济、社会效益的产出，不同的人力资本结构决定了不同的投资能效产出，投资能效产出一般包括教育资本、技术资本、健康资本。教育资本是指通过教育与培训等方式提高人力资本的整体和个人素质，是其他类型人力资本的基础和保障。技术资本是通过技术在培训的方式对员工进行技术水平的提高，使之能够适应发展，满足企业发展和盈利的需求，技术资本的投资可以有效提升为企业的生产效率、管理水平和产品竞争力，是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最核心的，也是最终的目标。健康资本，是企业对其人力资本的健康进行投资，包括定期体检、休假等，是企业人力资本结构的基本保障。

二、创新的概念及其内涵

创新是一个经济学范畴的概念，从概念上讲，有广泛意义和特定意义的区分。广义的创新表现为在不同的参与者和机构互相作用、融合，从而产生新的事物、想法等，它形成了一个网络，每一个参与者都是这个网络的节点，每一个节点都为创新提供了特定的空间，创新的产物主要表现在产品、行为、理念、思维、技术、材料等方面。而特定意义的创新是指通过新思想或者新技术、新材料到产品设计、生产、销售、售后的一系列活动。特定意义的创新主要是指技术、材料和经营方式的创新，这些创新强调新产品的研发和新的营销方式。欧美国家在给创新定义时，分为两大类，一种成为渐进式的创新，是通过不断地积累形成一种类似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在不断地小幅度创新的基础上，完成最终质变的创新;另一类是突破性的创新，常见的是某一项技术、材料取得创新，使得产品得到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快速的优化。

三、经济增长中创新的必备要素、相应功能及其运行机制

(一)经济增长中创新的要素与功能1．企业自身企业是创新系统中由创新转化为经济增长的核心主体，技术是受外部因素决定的，这里的外部因素主要是人力资本来决定的，例如某科学家发明出新的材料和技术，或者企业某位技术骨干通过刻苦钻研掌握突破技术，形成新的技术，或者受政治、军事的影响而形成的新的技术，但是新的技术、材料研究出后，民用市场化就需要企业这个纽带来完成。企业通过新的技术和材料看到了巨大的未来发展空间和利益获取，通过这些驱动力来促使企业将创新转化为生产力，从而实现利润，推动经济增长。2．各级政府组织政府在创新的过程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作用，政府不直接参与创新的各项活动，但是政府是创新活动的规则制定者和保障者，它为创新活动制定相应的规范和准则，甚至上升到法律层面，同时他也是创新活动的保障者，保障创新活动形成体系和良性循环。此外，政府的一系列政策也对创新活动起着主导作用，它可以通过产业扶持、资助、减免税收、提供场地等方式进行鼓励，从而保障创新活动的开展，所以政府的高效决定这创新系统的高效和高收益。3．高等院校以及科研机构和人才中介企业高等院校是创新活动中必备的人力资本的基地和摇篮，高素质和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是高校的目标也是任务。科研机构是进行科学研究的专业平台，是创新活动赖以发展和生存的平台，如果没有科研机构为创新提供相应的科学保障，创新体系无从谈起。其他中介机构是通过人才、技术的信息为桥梁，将人才、技术等创新要素与需求者相对接，为产业创新系统中其他主体提供有价值的信息，为企业、高校、政府、个人搭建起一个信息交流平台，促进系统内各主体要素的发展。

(二)产业创新系统运作机制创新系统的运行机制就是创新内各个要素相互所用形成的一系列规则和制度，使得创新系统顺利运行。通过技术创新带动产品创新最终实现，首先是企业通过对人力资本的培养和素质提升，实现基本技术创新，实现量变阶段，然后通过对技术的获取、加工、融合、消化、再利用等阶段，对技术实现开发运用，投入到量产阶段，实现质变过程。在这个阶段里，新的技术和产品通过不同的商务形成将产品和技术整合成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产业集群。

四、创新体系建设中人力资本结构优化的建议

(一)继续加强技术资本与人才资本的投入，实现企业自主创新继续加强对技术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入，政府和企业要加大技术资本和人才资本的投入，抓住科研机构这一平台，实现将创新成果通过企业人才的技术融合、再创新，形成可以投放市场的产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人才和产业人力资本是科学生产力的重要支柱，将创新成果转化为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量，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要元素，要形成以科技促进发展，以创新带动经济的良性循环。在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专业的知识人才已经成了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科学技术、智力资源日益成为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决定性要素，这些已经在二战后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中得以验证和实现。

(二)加强基础研究，注重长期发展任何创新都不是空中楼阁，它是在前期大量的基础研究的基础上实现的突破，所以基础研究是创新的保障，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人力资本结构水平的体现。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国通过购买、引进等方法，来实现我国科学水平的提高，但是我国在基础研究的投入远低于发达国家。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对于基础研究的投入大大增加，近几年，我国过去20年的基础研究投资开始开花结果，真正让我国实现了科技强国、科技兴国的目标，更坚定了加强基础研究的方向的正确性。

篇9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农村劳动力转移经济效应；协整；Granger因果检验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农村生产力的解放，农业生产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推动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逐渐加快，规模逐步扩大，不仅是中国经济社会全方位变革的主要推动力量，而且也成为中国经济结构转变的重要因素，直接促进了经济的增长。

一、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与其转移经济效应的测算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数量MP1978-2003年的数据来自蒲艳萍、吴永球，笔者按该方法计算了2004-2006年。农村劳动力转移经济效应是指劳动力再配置带来的经济效益，属于资源再配置效益或结构转换效益，测算时采用统一的计算方法：G=∑WidxiXi，Wi表示部门的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Xi表示i部门的劳动力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该式是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分解得到的关于劳动力结构转移的表达式。另外，需要说明的是，为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情况，本文把经济部门简单划分为农业和非农业部门。两组数据图示如下：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与其转移经济效应之间关系分析

比较上面两图，可见农村劳动力转移经济效应的趋势图与转移人口的趋势图波动周期十分相似。

从逻辑上两者形成一定的关系，农村劳动力转移经济效应的产生，是由于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部门转向生产率高的部门，使得资源配置趋于合理，其结果是产出增加，即促进经济增长。这种劳动力结构性的调整程度，或者说劳动力资源的再配置过程的强度，直观地表现在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的规模。但是两者的计算范围和基点不一样，数量上并不一定形成因果联系。转移经济效应从生产函数出发，对未知的经济增长中由于产业间生产率水平的不同而分解出来的劳动力重新配置的结构效应，不仅考虑劳动力的结构，也注重产业结构的变化，因此，它比较全面地描述了劳动力结构变化，通过改变各产业产出，从而推动三产之和―经济增长的变化，因此这部分增长率的解释是无法用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投入的多少来说明的。转移人口，它脱离于产出的变化，而纯粹从劳动力的结构出发计算而得。所以，从这些方面来看，转移人口的变化和转移人口的这种类似的吻合是否真是经济上的联系，还是数据上的趋势巧合，还有待于做进一步分析。

三、实证分析

为分析两者是否存在长期稳定关系，之间是否有因果联系，我们采用对数线性模型对该两变量展开具体分析。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经济效应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进行自然对数变换，记为：LnG、LnMP。

(1)单位根检验

表1 两变量的ADF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检验形式ADF值1%的临界值是否平稳

LnG-8.468212

LnMP(0,0,0）-2.212812-2.650145是

ΔLnG(T,0,1）-8.468212-3.699871否

ΔLnMP(0,0,0）-2.202312-2.650145是

Δ2LnG(C,T,0)-8.320643-4.339330否

Δ2LnMP(0,0,1)-4.797402-2.660720是

(0,0,0)-2.656915是

注：Δ表示一阶差分，Δ2表示二阶差分；检验形式（C,T,L）中的C、T、L分别表示模型中的常数项，时间趋势项和滞后阶数；滞后期的选择以施瓦茨信息准则（SC）为依据。

由表三可见，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LnG和LnMP二阶差分序列都是同时平稳的，所以是二阶单整序列，即：I(2)。这样就可以对这两个变量做协整检验，检验其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的稳定性。

(2)协整检验

采用EG检验，序列LnG和LnMP都是同阶单整的，做两变量的回归方程，即有：

LnGt=α+βLnMPt+εt

用和表示回归系数的估计值，则模型残差估计值为：=LnGt--LnMPt若≈I(0)，即残差序列平稳，则LnMpt和LnGt具有协整关系。

利用该方法进行转移经济效应的变换形式LnG和转移人口的变换形式LnMP的协整检验，用OLS方法估计的回归方程：

LnG=-41.30301+4.351625LnMP+ε

(-8.429153) (8.112279)

R2=0.709080 F=65.80906

令ε=LnG-41.30301+4.351625LnMP

检验残差项是否平稳，即是否I(0)序列。ADF检验统计量-3.986明显小于显著性水平为1%时的临界值-2.65，所以估计残差序列ε为平稳序列。由此表明LnG与LnMP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农村劳动力转移经济效应和转移人口之间存在长期动态均衡关系。

(3)Granger因果检验

经济时间序列常出现伪相关问题，即经济意义表明几乎没有联系的序列却可能计算出较大的相关关系，其实只是数字的巧合而已。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可以判定是否存在伪回归。它采用的方法是：先估计当前的y值被其自身滞后期所能解释程度，然后验证通过引入序列x的滞后期能否可以提高y的被解释程度。如果是，则序列x是y的Granger成因。对序列LnG和LnMP做Granger因果检验，输出结果见表4。

表2 Granger因果检验

因果关系假定滞后期数F统计量P值

LnMP不是LnG的格兰杰原因11.200160.28373

LnMP不是LnG的格兰杰原因20.204990.81620

LnMP不是LnG的格兰杰原因30.439690.72725

LnMP不是LnG的格兰杰原因40.363200.83131

LnMP不是LnG的格兰杰原因51.800240.18203

LnMP不是LnG的格兰杰原因64.673230.01612

由表4检验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转移经济效应与转移人口之间，并不存在所有滞后期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滞后6期的LnMP是LnG的格兰杰原因，说明转移人口的增长对转移经济效应在第6年产生效应；而滞后期1～5年格兰杰因果检验的效果均非常差，说明MP对G有比较滞后的促进作用，短期影响远没有长期影响明显，可见，转移人口的积累效应将有利于转移经济效应的发挥，从而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对于为何周期为6，我们可以从国家对人口转移限制的政策出台时间做一个比较，以1978年为始年，1984年我国出台政策，明确指出允许农民自备口粮进入小城镇转移；1992年中国非国有部门迅速发展，掀起了转移人口的又一波；1997年开始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对我国的出口贸易和乡镇企业发展产生了重大的负面影响，城市下岗职工增加，农民负担加重等等都影响着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到2002年又出现了转折，之后几年又呈现人口转移。因此从这几个转折年份看，平均周期就是6年。

四、结论

从以上分析，可以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并不是越多越好，它对转移经济效应的冲击正作用，一方面需要国家制度环境的许可和推动，适度放开户籍制度的限制条件，以保证农村劳动力转移循序渐进，既有利于农村发展，也给城市容纳量以缓冲的时间，共同促进转移人口在最佳滞后期发挥有利功效；另一方面通过劳动力的转移改变就业结构，还依赖于产业结构的变动，才能真正持续促进转移经济效应的增长，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单凭劳动力在产业间的结构变化而没有同步的产业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会减弱很多，时间上也会滞后比较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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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关键词：电力产出 经济增长 调整 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F416.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6）10-076-02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增长，电力作为经济增长的基础也得到了迅速的增长，但是在研究我国电力产出与经济增长两者之间的联系之时，往往无法得到一个准确的结果，而到底是经济增长拉动了电力产出，还是电力产出促进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增加。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也需要得到进一步的研究，但不管是这两种关系中的哪一种，都影响着我国对未来电力发展政策的制定。

一、电力产出与实际产出两者之间的长期关系检验

本部分主要通过对水平变量的考虑，来检验电力产出与实际产出两者是否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而在进行协整检验工作之前，首先应当对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的检验。

（一）序列单位根检验

首先应当进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判断，来进一步地进行两者之间关系检验的协整。为此可以采用ADF法进行实践序列的单位根检验，表1便是LGDP与LPOW这两组序列的ADF结果，而通过该表我们可以看出水平序列上的LGDP与LPOW两组序列都是一种非平稳的序列。而存在着截距项和无趋势项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就5%和10%这两个水平上面来进行拒绝原假设，并且将他们的一阶差分序列假设为一个平稳的序列，如下表中的ADF检验结构图所示：

（二）协整关系检验

根据相关的经济学文献，协整关系的定义为有着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变量长期均衡关系，进行协整关系的检验目的则是有效的度量出相关的经济变量之间的准确关系。

二、电力产出与经济增长两者之间的短期动态关联性分析

一般情况下会采用两种方式来进行变量之间短期关系的研究，一种是在变量的增长率基础上来进行研究，另一种则是基于水平变量的对数进行研究。而在研究过程中，一般增长率序列都是呈现出一种平稳的状态，因此通过直接建立VAR模型来考察电力产出与经济增长两者之间的短期影响关系是可行的；但是对于水平变量，在直接进行VAR模型之前必须进行协整检验，而只有变量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VAR模型才会具有意义。从上述的分析结果中可以得出：我国的电力产出与经济增长符合这协整关系的特征。因此在进行两者的短期关系研究时可以通过增长率角度与水平变量角度这两个方面来进行研究。

（一）变量增长率VAR模型的动态研究

二元变量的VAR模型如下：

其中p表示的是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在该方程中变量均为对数的差分，分别表示电力增长率gdp以及经济增长率pow。我们可以借助这个模型来进行对变量之间动态影响关系的检验，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相应短期脉冲的分析。

（二）增长率的因果关系检验

表2给出了两组增长率序列的Granger影响关系的检验结果，通过对表2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滞后1阶一直到滞后5阶这一阶段，其显著水平下对于拒绝电力的增长率虽然超过了5%，但其滞后阶数并没有对经济增长率有着较明显的影响，这也说明了电力产和经济增长的短期影响是单方面的，也就是说电力的产出对于经济的增长有着明显的影响。

（三）增长率VAR模型的估计结果以及脉冲相应分析

在有效的确定模型滞后长度的基础，才能够有效的进行VAR模型的估计，并且可以借助AIC、SC等准则来进行VAR模型的有效估计，这种准则的结果也充分表明，VAR模型在滞后阶数为1时表现为最优形态，相应的VAR模型估计结果可以做以下表示（其中括号中表现的是t的统计量）：

从估计结果上来看，第一个方程中的GDP增长率的参数在5%水平下有着显著的影响，而POW增长率对于GDP的影响系数是负的而且表示也不明显；而第二个方程式除了常数项比较显著之外，其余的参数都没有明显的变化。而通过对上述两个方程式进行分析，可以得到在短期里POW对于GDP的增长率有着负影响的关系，而经济增长率GDP的增加对于电力的增长率并没有比较明显的影响关系。

而通过下述二元结构的VAR模型的建立，可以更动态的来分析两个标量之间的影响：

而之前的Granger因果检验的结果以及VAR模型估计的结果都表示了经济增长率GDP对于电力产出POW并没有十分明显的影响。因此在图1之中，我们只给出了经济增长率对其自身以及POW增长率在10期之内的冲击响应图，其中横坐标代表的是冲击发生的时间间隔，而纵坐标代表了冲击的反应程度，其中虚线部分表示的是在1倍标准里的置信曲线，而通过对图1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GDP增长率对于自身的冲击其反应过程是一种指数递减的状态，而GDP得增长率对于POW增长率来讲，呈现的是一种反向的指数递减状态，在第二期内，其反应达到的最大负值约为-0.008，并在之后的时间里逐渐的减少，最终在第9期完全递减为0。这也表明了POW的增长率对于GDP增长率而言，有着十分明显的负相关的影响关系。

但是我们可以注意到：纯粹意义之上的电力产出增长率对于经济增长的反方向影响有着严重的失实现象，因为国内外许多研究结果都表明POW增长率对于GDP增长率有着正向相关的影响关系，而且在理论上面也无法对这种负相关联系做出一个很好的解释。而这种结论与经验研究有所区别的问题，就要求我们必须对POW增长率以及GDP增长率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的审视。

（四）基于变量水平的VECM模型动态研究

在上述的分析之中，通过Johansen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我国的电力产出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两者之间有着十分明显的长期协整关系，而在两者存在着长期协整关系的前提下，我们就可以将水平的VAR模型转化为VECM模型，并在电力产出与经济增长率两者之间存在着长期协整关系的基础上，可以将原有的VAR模型转化为具有误差修正项的VECM模型，其模型结构图如下所示：

而要想充分地进行这两者之间变量的研究，首先应当进行变量之间的短期影响关系研究，并对VREM模型来进行影响关系的检验，并且通过信息准则来对整个VREM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来进行选择，而结果则表明最优滞后阶数应当是3，因此该VREM模型应当采用滞后阶数为3。

表3则是电力产出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两者之间影响关系的检验结果，从表3中可以得出，在非Granger影响下的原假设能够拒绝，这也表明了我国的电力产出增长率对于经济增长率有着十分明显的影响关系，而反之则没有影响关系。

而通过该图，我们可以看出对于所有的GDP方程来讲，几乎所有的变量滞后阶参数都对I起有着显著的影响，而电力产出POW的滞后阶参数都呈现出一种不显著的状态，这也说明了我国的电力产出增长率能够极大的影响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但行对与电力产出增长率而言，经济增长率并没有对其造成较明显的影响，而通过VREM模型得出来的结果与Granger影响关系来检验出来的结果也是相符合的。

三、电力产出之间均衡关系的检验经验

通过上述的一系列研究，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出我国的电力产出与经济增长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长期协整关系，这也说明我国目前的电力产出与经济增长两者之间还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而国内经济产出与电力产出在其大的规模发展上面也有着相同的发展趋势。而通过协整关系的估计方程我们不难看出：电力产出对于我国的经济增长率有着正相关的边际产出，即就我国的经济增长来讲，电力产出的弹性系数为正。因此，我国的电力产出对于整个经济发展有着极强的促进作用。

其次，通过对增长率时间序列上面的关系来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现在的电力产出增长率对于整个经济增长率来言，有着十分明显的单向正影响关系。并且通过上述的Granger影响关系检验结果以及对水平变量中的VAR模型进行冲击反应函数的分析，就能够表现出来我国的国内经济产出与电力产出两者之间的短期关联性，并且能够绘出两者之间的动态反应路径，而这些研究的结果也充分的证实了我国的电力产出对于整个国内的经济增长有着很强的拉动作用，并且借助上述的这些分析研究，我们可以描绘出短时期内电力产出对于整个经济增长的一个具体的拉动过程。而通过VAR模型以及Granger影响关系的检验两者的冲击反应函数，也能够识别出来国内经济产出对于电力产出短期的关联性，并给出他们的短期路径图，这些结果全部都表明，我国的电力产出对于全国的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拉动作用。

结束语

随着我国电力企业的不断发展，电力产出对于经济的影响作用也变得越来越大。而本文就电力产出与我国的经济增长两者之间的长期均衡联系进行了一些研究，并希望能够为我国的电力企业发展与经济增长做出一点帮助。

参考文献：

[1] 李秋涛.经济高速增长背景下我国电力消费特征的计量研究[D].吉林大学，2013（04）

[2] 刘生龙，高宇宁等.电力消费与中国经济增长[J].产业经济研究，201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