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阶段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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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济增长的阶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经济增长 产业集中度 相关性
一、1978年～2010年三次产业分析
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处于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645.2亿元增加到401202亿元，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了115%，同时，三次产业所占比重也在不断变化中，其具体比重情况如下图所示：
通过上表可以看出，三十多年来第一产业在我国所占比重不断下降，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不断上升，而第二产业所占比重则一直保持稳定，一直在我国全国总产值中达到40%～50%的水平。因此，第二产业（包括工业和建筑业）在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中一直处于重要地位，可以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有一半是依赖于第二产业的。而在第二产业中，各细分产业的产值情况发展如何，就是本文重点分析的。
二、第二产业各产业集中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工业产业集中度情况
对于产业集中度，采用CR4、CR8来进行衡量，在本文中，这两个指标分别表示第二产业中细分产业中产值所占比重前四、前八的产业在第二产业产值中所占比重情况。
通过计算2004年～2010年7年的CR4、CR8，得到如下表的结果：
分析可以发现，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在七年中所占比重一直都很高，尤其是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在所有行业中的排名一直都处于前两名的位置，其他的包括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在CR4中都有排名，从总体的CR8来看，可以发现，除了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外，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在全国的排名也占据了前八位，而通过CR4、CR8在7年的数据来看，可以发现工业行业的集中度的走势是比较稳定的，前八个行业的产值在第二产业的产值贡献率在7年中均超过了一半，当然在发展的过程中也还是存在一定的变化，也在不断的出现轻微的波动。
（二）经济增长情况
本段分析中，为了上段与产业集中度的相关情况相对应，仅研究2004～2010年7年的增长率进行分析。
观察可以看出2007年我国经济增长率达到最高，之后有所减缓。这从整体经济情况来看，与2007年所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有重大的关系，之后由于受此次危机的影响波及，我国经济情况一度受到压制，但是2010年我国的经济又有所回升，增长率达到17%，尽管不能说我国已经摆脱这次危机的影响，但是我国的经济也开始显示出回暖的势头。
（三）产业集中度与经济增长率
在本部分分析中，均采用变化率来进行研究，以使得分析结果更加符合我国目前实践情况，其变化情况如下：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明显看出经济增长率与产业集中度变化率呈现出负相关，即产业集中度越高，经济增长速度越慢，甚至可能是负增长。从经济学角度来讲，这是因为集中度越高，那么垄断程度就越高，这样不利于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会影响总体的经济运行。
三、对实践的意义
本文通过对2004～2010年间数据的处理分析发现如下几点：
第一，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在我国所占比重一直很高，其原因有多个方面，本文主要分析经济学方面的因素，具体而言有如下：首先，该产业属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而我国是人口大国，劳动力成本低，因此，该产业在我国发展迅速，并且在近年来呈现出由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转移的趋势；其次，由于我国现代化趋势加强，我们正在积极的运用先进技术来改善我国的现实情况，这就要求我们有足够的人员、技术、资金投入这个产业，因此产业在全国所占比重高也是必然的。
第二，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这三个产业在我国排名均在前8位，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贡献。
第三，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在全国比重也在前8位，其原因为该产业对我们而言是生产生活所必需的，因此对其的依赖性很强，在我国的比重很高，对经济有着重要的影响。
第四，对经济增长率和产业集中度变化率之间的分析，可以明显的看出，两者之间存在负的关系，即经济增长越快，产业集中度应下降，反之亦然，而这一点也与我们在经济学中所学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这是因为，产业集中度越高，那么表明这个国家的垄断程度越高，这样就不利于市场竞争，会造成资源浪费、效率低下，导致消费者剩余遭受很大损失，从根本上来说是占有了消费者的权益。从理想状态下，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是最优的，但是在现实中由于各方面的因素制约，不可能存在完全竞争的环境我们只能希望市场环境向着完全竞争的情况发展，以使得各种资源都得到最有效的利用，最大限度的引导市场向着服务于人民、服务于社会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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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投入。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资金、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的粗放投入实现的。这固然同人口增加，生活质量提高，经济规模扩大有关，但也同粗放的增长方式有关。从资金投入看，我国投资率一直保持较高水平，并呈不断上升的趋势。按照与国际可比的支出法核算，我国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1980年为34．9％，1995年为40．8％，*年为36．4％，*年高达42．7％，大大高于美国、德国、法国、印度等一般20％左右的水平。“六五”、“七五”、“八五”、“九五”和“十五”前三年，每增加一亿元GDP需要的固定资产投资分别是1．8亿元、2．15亿元、1．6亿元、4．49亿元和4．99亿元。这里虽然有土地市场化加快、价格上涨和基础设施投资比重提高等一些不可比的因素，但仍可反映出，高增长在相当程度上是靠高投入支撑的。土地和劳动力也同样存在着粗放投人的问题。
(二)高消耗。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消耗大量物质资源实现的。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我国单位产出的能耗和资源消耗水平明显偏高。从主要产品的单位能耗来看，火电供电煤耗比国际先进水平高22．5％，大中型钢铁企业吨钢可比能耗高2l％，水泥综合能耗高45％，乙烯综合能耗高31％。从主要耗能设备的能源效率来看，机动车百公里油耗比欧洲高*％，比日本高20％，比美国高10％；载货汽车百吨公里油耗比国际先进水平高l倍以上。单位建筑面积采暖能耗相当于气候条件相近的发达国家的2～3倍。
从水资源利用来看，我国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且时空分布不均，但水资源浪费严重，利用效率低下。农业灌溉用水利用系数为0．4，是国外先进水平的一半左右；工业万元产值用水量为100立方米，是国外先进水平的10倍；多数城市供水管网跑冒滴漏损失率超过20％。从矿产资源的消耗强度看，在现行汇率下，我国每万美元GDP消耗的钢材、铜、铝、铅、锌分别是世界平均水平的5．6、4．8、4．9、4．9和4．4倍，即使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也高出许多。
(三)高排放。高消耗换来的高增长，必然是高排放和高污染。小机组发电比例高，耗煤就多，粉煤灰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就多；立窑水泥比重高，矿山利用率就低，废石和粉尘排放量就多；草浆造纸比例高，耗水量就大，废水排放量就多；低效磷肥比例大，磷矿利用率就低，废渣和废石就多。我国废弃物排放水平大大高于发达国家，每增加单位GDP的废水排放量比发达国家高4倍，单位工业产值产生的固体废弃物比发达国家高10多倍。*年我国工业和生活废水排放总量453亿吨，其中化学需氧量排放1348万吨，居世界第一；二氧化硫排放量2120万吨，居世界第一；二氧化碳年排放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目前，我国每年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近10亿吨。
(四)不协调。经济学有一个著名的“木桶定律”，是说木桶的实际容量，不是取决于桶壁上最长的那条板，而是取决于最短的那条板，那些高出最短木条的部分是无效部分。同样的道理，经济结构不协调状态下的增长，会有相当一部分是无效增长。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中，无论是三次产业结构、产业内部结构、企业组织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还是城乡结构、地区结构、重大生产力布局等都存在不合理的问题，有些方面还比较突出，严重制约着经济的整体增长和总体效益的提高。
从农业来看，我国农业基础依然薄弱，“三农”问题长期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农业的“短板”，直接影响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进而影响农民的消费水平和农村市场的开拓，并进一步制约其他产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
从服务业来看，目前我国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只有32．3％，不仅低于全世界平均64％的水平，而且低于低收入国家平均45％的水平。服务业不发达，就不能为其他产业提供便捷、高效的物流服务，质优、价廉的信息服务，以及高效的融资、市场中介等服务，就难以促进其他产业的专业化分工和技术创新，降低运营成本，提高经济效益。服务业的“短板”，影响其他产业的竞争力和发展水平，并最终降低经济增长的效益。据估算，我国社会物流总成本占GDP的比重高达20％，比发达国家高出近1倍。
从工业来看，虽然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我国工业的整体水平已有了很大提高，但传统产业、低技术含量和低附加值的产业仍占主导地位，高技术产业发展相对滞后，装备制造业的水平不高。许多关键设备都要依赖进口。据统计，我国光纤制造设备和60万千瓦发电站控制设备的几乎100％，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装备的85％，石油化工制造装备的80％，轿车工业装备和数控机床等的70％都被进口产品占据。装备制造业基础性强、关联度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生产消耗水平和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益。技术装备水平落后，能源、原材料消耗就高，产品的层次和附加值就低，产业的竞争力就差，增长的代价就大。这些行业的“短板”，特别是关键技术设备受制于人，必然会减缓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进度，增加结构升级的成本，削弱在国际竞争中的主动权，从而制约增长质量和竞争力的提高。
从企业组织结构看，我国企业组织结构相对落后，“大而全”、“小而全”在某些行业依然突出，专业化分工不够发达，行业集中度不高。不合理的企业组织结构，影响劳动力、技术、资金等资源的优化组合，会造成人力与物力资源的浪费，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增加企业的成本，削弱整个产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竞争力。
(五)难循环。从资源流程和对环境影响的角度考察，增长方式存在着两种模式：一种是传统模式，即“资源一产品_废弃物”的单向线性过程，创造的财富越多，消耗的资源就越多，产生的废弃物也就越多，对资源环境的负面影响就越大；另一种是循环经济模式，即“资源_产品_废弃物_再生资源”的闭环反馈式循环过程，可以更有效地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以尽可能小的成本，获得尽可能大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
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模式，在一些发达国家取得了明显成效。目前，全世界钢产量的1／3、铜产量的1／2、纸制品的1／3来自于循环使用。水的循环利用更为普遍，一些发达国家在17个产业部类的生产中，水资源的消耗速率已达到“零”增长，有的已实现负增长。国外钢铁企业采用高炉喷废塑料、余热余压发电等资源综合利用技术，不仅减少了污染，还提高了企业的经济效益。美国用铝废料生产的再生铝占其铝产量的50％以上。巴西铝饮料罐的回收率高达85％，日本为82．5％，美国为55．4％。
目前，我国资源回收率还比较低，综合利用率不高，许多可以利用或再利用的资源却成了废弃物。我国能源利用效率为33％，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为55％，矿产资源总回收率为30％，分别比国外先进水平低10个、*个和20个百分点。煤炭资源综合回收率为30％左右，其中大中型煤矿为40％～50％，小型煤矿只有10％一15％。我国每年产生上亿吨的粉煤灰，历年积存量已有30多亿吨，目前的综合利用仅限于生产水泥、墙体材料或者铺路、建坝等，大量高附加值的物质没有开发利用。我国每年约有500万吨废钢铁、20多万吨废有色金属、1400万吨的废纸及大量的废塑料、废玻璃等没有回收利用。
(六)低效率。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的增长，必然是低效率。我国全社会从业人员的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的1／46、日本的1／41、法国的1／34、德国的l／32。剔除农业人口多的因素，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也只相当于美国的1／30、日本的1／18、法国的1／
16、德国的1／12和韩国的1／7。我国水泥企业的人均年产量不到500吨，世界先进水平一般在8000吨以上。我国重点煤矿原煤生产效率是每人每天3．4吨，而美国为44吨，德国为11吨，俄罗斯为9吨。
资源产出效率大大低于国际先进水平。按现行汇率计算，我国单位资源的产出水平相当于美国的1／10，日本的1／20，德国的1／6。每吨标准煤的产出效率，我国只有785美元，相当于美国的28．6％，欧盟的16．8％，日本的10．3％。每立方米水的产出效率，世界平均是37美元，我国只有2美元，英国是93美元，日本是55美元，德国是5l美元。即使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我国资源产出率大大低于国际先进水平，也是不争的事实。
篇3
关键词：产业结构高级化；经济增长；经济波动；协整；虚拟变量
中图分类号：F12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9-0-02
一、引言
产业结构转变是理解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区别的一种核心变量，也是一国加快经济发展的本质要求。国内外许多学者对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给予了广泛关注。Fabricant（1942）曾用偏离-份额法将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变迁从要素生产率中分解出来从而研究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Chenery et al.（1986）利用多国模型研究了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模型对控制变量的选择标准比较模糊，容易产生变量遗失，其产业结构的衡量方式也较为复杂。Peneder（2002）分别以产业进口和出口份额比重代表产业结构，并引入投资额和经济景气指标等控制变量研究了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吕铁（2002）指出偏离-份额法由于没有考虑规模递增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将最终造成产业结构效应的低估，并且他认为有必要针对不同发展阶段制造业结构变化的宏观效应进行差别研究。孙广生（2006）研究发现第二产业与经济波动的相关性最强，其次依次是第三和第一产业，但他对产业结构的度量同样过于简单，对金融时间序列的处理也不够精确。刘伟、张辉（2008）利用偏离-份额法研究发现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正不断减弱，但文中对产业结构变化的分析并不够细致。干春晖等（2011）研究发现经济增长率相对较低时，一定程度的产业结构不合理能够维持经济的增长，但当经济增长较快时，产业结构不合理则明显地抑制了经济增长，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为力求弥补现有研究中的上述不足，本文对时间序列和模型的处理更加谨慎，运用协整和误差修正使模型结论更加精确，并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度量指标进行了合理补充，引入虚拟变量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在不同阶段的影响效应进行了具体量化和对比，以期重点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视角探讨产业结构的宏观效应影响。
二、模型构建
（一）指标
1.产业结构合理化
该指标反映了产业间的聚合质量，刻画了产业间的协调程度，体现了资源的有效利用程度，是要素投入结构和产出结构耦合程度的一种衡量。干春晖等（2011）建议用泰尔指数TL测度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程度。
（1）
其中，Y表示产值，L表示就业，i表示产业，n表示产业部门数，Y/L即表示生产率。TL为各产业加权产值占社会总产值的比重，权数为各产业劳动生产率的自然对数，经济处于均衡状态时各产业部门的生产率水平相同，，TL=0，TL越大，表示经济越偏离均衡状态，产业结构越不合理。
2.产业结构高级化
鉴于产业结构形式由低到高的演变路径为劳动密集产业—资本密集产业—技术密集产业—知识密集产业，本文从两方面入手衡量了产业高级化，一是采用传统的高级化比率即非农产值与农业产值之比TN，集中反映前三种产业形式的发展程度；二是考虑到信息化推动下的经济结构的服务化已成为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特征，采用第三产业第二产业产值之比TS指标用来集中反映知识密集产业的发展程度。TN与TS上升时，产业结构即在升级。
（二）模型
1.为研究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的影响，我们建立如下模型（2），因变量分别为以GDP增长率表示的经济增长和以增长率的滚动标准差表示的经济波动。
（2）
2.汪海波（2008）将中国经济发展分为市场取向改革起步阶段和全面展开阶段、市场取向改革制度初步确立阶段和完善阶段。鉴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具体研究后两个阶段（1992-2000与2000-2012）产业结构的宏观效应差异，并引入虚拟变量D1建立模型（3），经计算，2000Q4lnTN和lnTS值分别为1.6742和0.3339，由式（3）各系数的显著性便可判断截距和斜率效应的结构差异。
（3）
其中， 。
三、实证分析
（一）整体阶段
1.协整检验
对模型（2）中的季度时间序列数据进行ADF平稳性检验的结果表明原时间序列均为一阶单整。E-G法和Johansen法检验均表明该模型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因此，1992-2012年间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之间均存在长期均衡。
2.经济增长
式（2）中经济增长模型结果如式（4），误差修正模型结果如式（5）：
T （-9.4194） （7.5206）
R2=0.6330 （4）
T （-20.6292） （14.3331） （-19.1144） （5）
式（5）中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短期内系统存在误差调节机制防止长期关系的偏差在规模和数量上的扩大，式（4）中非农产值与农业产值之比对经济增长率的弹性为-0.4235，第三产值与第二产值之比对经济增长率的弹性为0.6092，二者均通过显著性检验，模型的拟合优度为0.6330。这表明第一，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可以在63%的程度上对我国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做出解释，其他控制变量有37%的解释力，促进经济增长最根本的动力归根结底还是实体产业经济的发展，其中产业结构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二，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中，非农产值比重对经济增长的弹性为负，而服务信息业等知识密集产业的升级则对经济增长产生了高速的促进作用。在产业结构的路径发展中，前三阶段的发展对经济贡献不大，知识密集产业已经成为促进我国经济的主导产业，我国必须加快经济发展转变方式，促进产业结构在最后一个阶段的升级，才能真正有效的提高经济发展。
3.经济波动
式（2）中经济波动模型结果如式（6），误差修正模型结果如式（7）：
T （5.9215） （-3.8930）
R2=0.3776 （6）
T （12.4428） （-2.0618） （-3.0356） （7）
式（7）中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短期误差调整机制存在，长期存在均衡关系。由式（6）可知，第一，产业波动只能在38%的程度上对经济波动作出解释，经济波动不仅受到产业经济波动的影响，还更多受到如宏观政策、国际形势、消费信心等其他经济变量的影响。第二，TN的提高会增加经济的波动性，TS的提高会减少经济的波动性，也就是说，第二产业在历史发展时期已经积累了较多的问题，存聚了较大风险，但第三产业的发展有益于防止经济波动的产生，它对经济波动的缓释程度甚至高于TN的引发作用。综上所述，劳动、资本和技术密集产业已经不适宜作为社会主导产业来促进经济增长，1992年起我国就应该把知识密集产业作为大力发展的产业。
（二）分阶段模型
1.经济增长
T （-5.5945） （7.7564） （-0.7700） （-2.4779）
R2=0.66 （8）
由（8）可知，不显著，均显著，因此，TN的提升在第一阶段对经济增长有抑制作用，第二阶段不显著。TN截距效应差异不显著；两个阶段TS对经济增长均有显著促进作用，在第一阶段市场机制初步确立阶段， TS对经济增长的弹性达0.6747，在第二阶段中TS的弹性下降到0.4919，TS斜率差异显著。我国的第三产业发展过了起初高速发展阶段，效率有所下降，知识性密集产业作为社会应大力发展的产业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程度却变得缓慢，这对我国目前产业结构服务化和信息化的升级提出了迫切要求。
2.经济波动
（5.9953） （-4.2923） （-1.3612） （3.7610）
R2=0.51 （9）
式（9）中不显著，均显著，因此，TN的提升在第一阶段加剧了经济波动，第二阶段影响不显著。TN截距差异不显著；两个阶段TS的提升均有助于缓解经济波动，但在第二阶段TS对经济波动的缓释作用较第一阶段呈现下降趋势，缓释弹性从0.3527下降到0.0897，TS截距差异显著。我国第三产业的波动性风险提升。综上所述，可以看出，2000-2012第二阶段我国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的影响较1992-2000第一阶段存在着结构突变，尤其是截距差异效应显著。其中，TS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弹性降低，对经济波动的缓释弹性也下降，TN则不显著。
四、结论
本文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和经济增长与波动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促进经济增长最根本的动力归根结底还是实体产业经济的发展，其中产业结构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影响经济波动的因素则比较复杂，经济波动更多的受到了其他经济变量和宏观形势的影响。第二，产业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增长和波动间存在长期均衡，非农产值与农业产值比对经济增长的弹性为负，劳动、资本和技术密集产业的投入产出效率低下，并能引发经济波动，而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则对经济增长有高速促进作用，并能明显缓释经济波动。第三，劳动、资本和技术密集产业已经不宜作为社会主导产业来促进经济增长，我国已经到了把知识密集产业作为主导产业经济部门的时代。我们应理性看待产业结构高级化，不同社会需不同的产业形式去促进经济发展。第四，市场取向改革制度以来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和对经济风险的缓释作用明显降低，这也是产业周期效应的必然体现，我国应继续加大发展第三产业的力度，改善风险管理，促进效率提升，促进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和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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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30多年来，多位海外经济学家对中国当代改革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青木昌彦就是其中一位。他参与了中国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经济体制改革，至今仍然密切关注着中国改革的进程。
作为比较制度理论的大家，青木昌彦对中国经济学家有深刻的影响。他在公司治理理论方面也贡献卓越，全球所熟知的“内部人控制”概念就是由他发明的。近日，青木昌彦在北京参加学术会议期间，接受了《财经》记者近两个小时的专访。76岁的老人侃侃而谈，思维缜密。
目前中国经济面临转折期：一方面经济增速不断下降，持续多年的高增长成为过去;另一方面中国试图通过新一轮市场化改革，使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获得一个稳定的基础。由于国内外的不确定因素很多，人们对于经济改革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在青木昌彦看来，“中国政府完全有能力完成增长阶段的转型，中国能够避免经济硬着陆。”
青木昌彦用国际经济学界的新理论――“统一增长理论”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指出中国经济正在从一个经济增长阶段向另一个经济增长阶段转型。“我不同意靠刺激政策来拉升经济增长速度，因为它是不可持续的。”他说。
青木昌彦提醒道：“中国不可能再维持像以前那样的高速增长了。中国正在进入新阶段，中国应该直面新挑战。”
“我更倾向于‘新阶段’这一术语”
《财经》：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连年下滑，引起许多人士的焦虑。2008年为了应对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中国政府进行海量投资，成功拉升了经济增长速度。现在一些中国经济学家认为，中国需要再次使用这种刺激办法。你是否同意这种观点，为什么？
青木昌彦：我不同意靠刺激政策拉升经济增长速度，因为它是不可持续的。要看到，中国经济正在转向一个完全不同的新阶段，经济增速不可避免地会放缓，我认为可能至少下降2%。
《财经》：你所说的“完全不同的新阶段”，就是“新常态”吧？
青木昌彦：中国学者和政府都在谈论“新常态”，但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更倾向于“新阶段”这一术语，因为中国正在从一个经济增长阶段向另一个经济增长阶段转型。在讨论中国经济问题时，许多人仍然习惯于用所谓的“三驾马车”理论框架来分析。其实，中国经济是一个长期的问题，不是“三驾马车”理论框架能够解释的。在我看来，特别适用的一个分析框架是“统一增长理论”。根据“统一增长理论”，经济增长会从一个阶段进入到另一个阶段。一个经济体的现代化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从农业为主的增长阶段，发展到以现代制造业、服务业为主的增长阶段，再过渡到基于人力资本的增长阶段。
《财经》：那么，从统一增长理论来看，影响经济增长的变量是什么？
青木昌彦：影响经济增长的，不是人们经常说的“三驾马车”，而是五个重要变量。首先是劳动力从低生产率行业流动到高生产率行业，特别是从传统农业经济过渡到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由于劳动生产率提高，直接提升了经济增长速度，我们可称之为“库兹涅茨过程”。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通过研究经济发展历史发现，一个国家从事农业的人口数量的增长和经济发展速度呈反比。你看战后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日本从50年代到70年代，韩国从70年代到80年代，中国从80年代一直到现在，都是大量就业人口从农业进入工业和服务业。不过，当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劳动人口的比例降到20%时，经济增长速度就开始下降了。日本在70年代，韩国在80年代中期，都达到了20%的转折点，经济增长速度下降。
《财经》：中国是否达到了这个拐点呢？似乎很难确定，因为流动人口的大量存在，所以中国的农业就业人口数据很不统一。
青木昌彦：我研究了中国的一些数据，发现农业就业人口已经低于总劳动人口的20%。这意味着，中国的上一个经济增长阶段结束了，开始了另一个增长阶段。影响经济增长的第二个因素是“人口红利”。日本在“二战”以后，韩国在朝鲜战争以后，中国在“”之后，动荡结束，这些国家相继进入了人口生育的高峰。当高峰出生的人口成为劳动力的时候，就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二动力。当人口红利减少的时候，经济增长减速也就不可避免。
《财经》：研究表明，从2013年开始，中国劳动力供给开始绝对地减少，而劳动力新增需求依然稳定在每年1000万以上，中国未来的就业问题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供给不足。
青木昌彦：当人口红利减少的时候，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就来自人均生产率。而人均生产率由两个因素构成：一个是对机器、工厂等的资本投资，另外一个是对人力资本投资。
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是影响经济增长的第三个、第四个因素。中国过去30多年有大量的资本投资，大量资金流入提高了工人生产率，中国资本回报率一度很高，但是近年来资本回报率大幅下降。如果人力资本没有相应提高，会导致资本回报率进一步降低。
人力资本的增长对经济增长有益，但也有成本，如教育、时间以及父母对孩子的照顾。人力资本越宝贵，成本越高，所以现在人们要孩子的数量少了。
《财经》：中国生育率长期偏低，这和长期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有直接关系。
青木昌彦：当人力资本重要性增加，女性的生育率就会下降。这是统一增长理论强调的一个普遍规律。即使现在开放计划生育政策，我预测中国人口也不会有太大的增长。
劳动人口在整个人口中的比例是影响经济增长的第五大因素。过去十年中国的实际劳动参与率在降低。一方面劳动人口减少，另一方面由于医疗、营养水平等提高，人民的平均寿命不断提高，老龄化社会给经济增长带来非常大的挑战。
《财经》：中国已经“未富先老”，步入了“老龄化社会”。研究表明，到2030年中国将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
青木昌彦：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孩子数量的减少，劳动人口在整个人口中的比例下降，任何经济体迟早都会面临老龄化社会的严峻挑战。由于独特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的老龄化问题加速到来，给中国带来的挑战似乎更为严峻。
总之，按照“统一增长理论”，影响经济增长的五个因素，中国已经发了巨大变化，因此中国经济正在经历重要转折期。中国经济不是进入“新常态”，而是进入一个“新阶段”。“新常态”并不包含变化的因素，特别是数量的变化。
“中国能够避免经济硬着陆”
《财经》：“新阶段”经济增长速度会下滑。日本经历了“失去的十年”，人们担心中国也存在类似的风险。自2012年以来，安倍政府推出“安倍经济学”，实施一系列刺激经济政策，效果如何，你怎么评价“安倍经济学”？
青木昌彦：我认为，“失去的十年”实际上更多是心理层面的。考虑到老龄化和日本经济发展的新阶段，GDP增长放缓是不可避免的。心理因素是“失去的十年”的重要因素，因为人们对未来感到不确定，对于过去的辉煌和高速增长的消失感到失落。
安倍经济学也许不是非常有效的经济政策，但它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地解决了人们的心理问题，人们会说“情况也许没那么糟”。人们的心理也很重要。
《财经》：现在世界经济正在复苏，有些中国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出口会逐渐好转，如果政府继续进行海量投资，还能够维持经济高速增长10年或者20年，你怎么评论这种观点？
青木昌彦：中国不可能再维持像以前那样的高速增长了。中国正在进入新阶段，中国应该直面新挑战，而不是维持现状，回避挑战。那些发达经济体，如美国、日本、西欧各国，都在致力于应对一些巨大挑战，比如财政预算、社保体系、人口老龄化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也是中国不得不面对的。
《财经》：在你看来，为了顺利转入经济增长新阶段，中国应该做什么？
青木昌彦：为了完成经济阶段的转型，中国应增强教育。教育对人力资本的提升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将来随着孩子越来越少，必须要加强人口的质量，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只有这样，中国经济才能实现从数量增长到质量增长的转换。此外，要增加社会投资，比如说城镇化过程中要提高交通、自然环境、垃圾处理等这样的一些社会基础设施投资，使城市更适合人们来居住，更利于吸引人才流入。
《财经》：中国确实要转向人力投资，但中国经济正处于下降过程，而人力投资代价大、时间长，人们担心的是，在阶段转变的过程中，经济会不会突然出现崩溃式下降？尤其中国现在地方政府债务庞大，当人力资本还没发挥作用的时候，会不会从“断崖”上摔下去？
青木昌彦：我相信，中国政府完全有能力完成增长阶段的转型，中国能够避免经济硬着陆。
新阶段的最大特点，就是以人力资本投资为主。人力资本投资的领域，首先应该是学校教育，包括职业教育也非常重要，它有利于中国的产业升级，政府应该加大投资。我注意到，中国学校的招生数量在增长了，尽管它在短期减少了劳动者数量，但是长期来看，随着人力资本的积累，未来的生产率会提高，这样才能实现“第二次人口转型”。
另外，现在很多40多岁的农民工回到户口所在地，原因是他们对于未来缺乏安全感和对孩子教育的考虑，这会造成人力资本的流失。从某种角度说，这是“逆库兹涅茨过程”，因为他们从生产率较高的岗位又回到乡下。尽管这可能平衡一下城市和农村的生产率水平，但是无论如何，应该取消户口制度等限制人口流动的措施，提高农民工待遇，妥善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等问题。总之，要拆除壁垒，让农民工不用担心未来或者孩子教育等问题，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这将有助于增加劳动力供给。
《财经》：中国在2012年达到了劳动力的高峰，日本早在90年达到了劳动力数量的峰值。据我所知，日本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上世纪70年代设计的，它是如何应对老龄化问题的呢？
青木昌彦：如何用过去的社保体系来应对一个老龄化的社会？日本现在站在挑战的最前沿。日本已经有很大的制度变革。20年前日本人的退休年龄是60岁，现在有很多公司延长退休年龄，或者给老人提供第二次工作机会。所以，日本现在有10%的就业人口年龄在65岁以上，而美国是5%，欧洲仅有1.02%。
我提出，为了提高劳动参与率在整个人口中的比例，日本应该推迟退休年龄，提倡男女就业机会平等，提高女性在高生产率岗位上的参与度。日本还有一个选择，就是要开放移民，吸引有更高劳动技能的人力资本，办法之一是日本的大学吸引外国留学生，特别是亚洲留学生。所以，将来日本和中国有可能争夺人力资本阶段，我们称其为“第二库兹涅茨过程”或“全球化的库兹涅茨过程”。
《财经》：中国老龄化人口的劳动技能不高，所以老龄人口劳动参与率的提高不一定会提高经济增长。
青木昌彦：但是我认为，随着退休人口越来越多，他们的劳动技能越来越高。中国退休年龄提高是一种趋势。
《财经》：法国经济学家皮克迪在新书《21世纪资本论》里提出，如果退休率的增长超过了经济增长，那么收入差距将会增大。
青木昌彦：这个观点也得到了经济数据的支持，但这些数据只研究了最富有的1%人口。皮克迪的理论区分了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但如果劳动者能够通过政府或雇主投资养老或社保基金，他们就能从将来的资本回报中受益。这种情况下，不应该区分资本家和劳动者。
为了防止出现不断加大的收入差距，中国应该是对养老退休体系进行改革，覆盖所有的人口。 “让制度与社会现实进行互动”
《财经》：经济增长阶段的变化是世界经济体发展过程中的共同现象，政府政策应该作出相应的改变，但是中国作为转型经济体，和这些国家还是有一些明显不同。
青木昌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中国经济增长正在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新阶段，这符合世界各国的普遍规律。但是出于各种历史原因，各个经济体转型的时间、长度都不一样，也有可能是一个阶段和另一个阶段相重合，这就需要制度的介入，让制度与社会现实进行互动。
对于统一增长理论而言，除了经济变量和人口变量这两个因素之外，还有制度变量，这三个因素共同作用才可能更好地解决问题。
《财经》：中国转型需要制度建设，你一直研究比较制度，从制度角度看，你对中国现在进行的改革如何评价？
青木昌彦：改革是非常重要的。现在中国是“一个国家，两种经济”，农村和城市二元经济结构。只有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中国才能进入到经济增长的新阶段。所以，户口制度要取消，因为它只会成为经济增长的障碍。另外，社会保障制度要覆盖所有人口，而不是区分农村和城市户口。
《财经》中国除了城乡二元经济之外，还有一个国有经济和私营经济的二元存在。
青木昌彦：中国的国有经济早在上世纪50年代-70年代，也就是在的时代就开始发展，主要是把农村的农业产出剩余转移到工业领域，而没有经历人口流动的“库兹涅茨过程”。没有人口流动，所有的农业剩余被投入工业中去。
中国应该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可以把国有资本变为社保基金，更多地回馈全体人民。其实，这是90年代国企改革时就应该进行的。现在看来，国企改革的难度很大。
《财经》：你对中国经济问题了解非常深刻，多年来一直追踪研究中国改革的进程。2013年底中国制定了一个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案，一年以来，你对中国改革的进展有何观感？
青木昌彦：中国尽管推出了改革方案，但是我还没有看到巨大的变化。因为中国正在进行的是全方位的改革，需要时间，而且改革要克服许多挑战。例如，户口制度的改革就涉及政治、社会等方面的重要改革。
篇5
关键词:经济增长;波动;经济结构;增长动力;新常态
1.引言
在宏观经济学中，经济增长通常被定义为产量的增加。具体理解，经济增长包括两层含义:(1)经济增长是指一个经济体所产生的物质产品和劳务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持续增加，即实际总产出的持续增长;(2)经济增长是指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实际产出(人均实际产出)的持续增加［1］。中国在过去的近30年保持了增速较快的发展阶段，但是在近几年增速开始下滑。这些现象与经济增长理论和模型中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有关，也与中国自身特殊的国情息息相关［2－6］。在下面，将逐步分析经济学的增长理论和模型的特点，并根据相应的经济学增长理论，分析中国近30年增速较快以及最近几年增速下滑的原因，并给出展望。
2.中国近30年增速较快的原因
中国近30年经济增长一直保持了较快的经济增长，并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可以分别从新古典增长理论和增长核算方程的因素理论来加以分析原因。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角度，在于总量资本增长、总量劳动增加以及技术进步提高了劳动效率提高。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至今，改革开放的范围持续扩大，市场在资源的配置中占有逐步重要的作用直到开始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对外开放扩大了利用外资和台资、港资的资本，经济体制和结构上改革，建立和发展了金融体系，银行体系不断成长，证券市场确立和成长，货币投放不断增加，居民储蓄维持高位，这些都增加了总量资本，也为产业的快速发展、调整和从三大产业的不断增长以及动力转换提供了存量资本和动力［6－9］。在总量资本推动产业的发展中，工业化快速发展，国内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和资本市场的发展是具有重要影响的因素。在过去30年，中国的总量劳动也快速增加，这也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在从1980年到2010年的30年中，中国的人口总量继续增长，更多适龄人口进入劳动年龄人口阶段，劳动力人口持续增加，总量劳动供给持续增加;同时，由于人口受教育年数的延长和大学教育从1998年的扩招，适应复杂劳动的高端劳动力总量增加，掌握专门技术和各种行业技能的人员的就业，也适应了中国劳动效率的提高，适应了工业化快速的推进;随着主导产业的转换，劳动人口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的工业转移，再进一步向第三产业的服务业转移;这使得折合成简单劳动计量时，总量劳动供给数量十分巨大，成为促进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快速增长的第二个重要原因。在过去近30年，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愈发重要，技术进步带来的劳动效率的提高也在经济增长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技术进步在农业、工业、服务业中得到了全面的反映，先进的工业技术、信息技术在生产和生活中层出不穷，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这为制造业、城镇化、能源供应和利用、工业化、基础设施和交通运输业，金融业和广泛的现代服务业提供了劳动效率提高的手段和新的工具，也使中国在过去30年基本变成工业国，并在东部沿海向后工业化阶段迈进，并大幅度提高了城镇化率。这三个方面是过去近30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最主要的原因。我国在过去30年的技术进步、资本形成、劳动投入增加和建立了促进经济增长的制度，是我国过去30年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8］。在核算理论中，产出增长率的提高也依据于资本增长的贡献、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和劳动增长的贡献。改革开放的制度红利为我国过去30年的产业结构转化，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的快速推进，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和技术、资本以及劳动的供给增加和发挥作用提供了保障。在我国的资本形成与增长，技术进步和应用以及劳动投入增加以及劳动者素质提高的共同作用下，促进了中国过去30年的较快经济增长。
3.中国最近几年增速下滑或波动的原因
中国最近几年经济增速出现下滑，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角度可以分析原因。近几年，随着我国进入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阶段，东部地区进入工业化后期或后工业化阶段，全国总体工业化进入中期或后期，服务业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已开始超过农业和工业的占比，经济发展速度开始下滑，是经济发展阶段转化和增长动力转换所致的［10］。我国的总量资本增长更多的是表现在货币进入房地产业、服务业、新兴产业和金融业;传统的工业化速度放缓，大量重化工业部门出现产能局部过剩，尤其是在钢铁、煤炭等领域产能过剩明显;受全球外部经济增长乏力的不利影响，出口乏力，内需消费的动力的成长还在过程中，投资增速下滑，新旧增长动力还在转换过程中;我国的城镇化率增长速度在东部已开始放缓;消费总需求增长放缓，储蓄率偏高;环保和生态约束提高使过去的粗放增长的企业进一步提高成本。这些方面是总量资本增长放缓以及经济结构问题导致的中国近几年增速下滑的原因。在总量劳动增长和技术进步促进增长方面也可以进一步说明中国经济近几年增速下滑的原因。中国人口总量、劳动人口总量、人口结构和老龄化的新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增速下滑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始于过去30年的人口控制政策的持续发力，中国人口的增长率得到了有效控制;新增劳动人口供应量持续放缓，人口老龄化持续加重，劳动力的刘易斯拐点在近几年已到来，这些不仅推高了用工成本，同时还降低了人口对国内住房和消费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我国经济在消费领域的消费能力，对经济增长起到了放缓的作用。技术进步对传统工业产业的劳动效率的增长的贡献比重已降低，目前也无新的革命性的技术进步突破带来某几个大体量的新兴行业的经济增长改变经济版图;虽然人工智能、信息技术、互联网、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但是还无法对冲传统工业经济增速下滑的体量，导致技术进步带来的劳动效率的提高对经济的贡献作用有限。同时，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看，经济发展具有周期性和规律性。中国的最近几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下滑，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的自然结果，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自我调整，是经济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的表现。
4.中国经济的展望
对中国的经济的展望可以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中国经济的发展轨迹做出。未来一段时间的国内总量资本、总量劳动和技术进步带来的劳动效率的提高会深刻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速率。中国经济在未来十年到十五年的时期会在很大概率上呈现出L型的增长率轨迹。我国的经济结构处于持续调整阶段，服务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已超过工业占的比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发展阶段，供给侧改革和结构调整将深刻影响未来一段时期的经济发展。中国经济的未来结构将进一步变化，金融、服务业、消费、产业升级、高科技产业、城镇化、生态环保、基建、大健康和制造业升级将进一步加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增长速度将会持续保持，经济增长质量和结构会继续优化;一直到与欧美日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质量差距趋于平衡或孕育新的技术革命突破和新的重大人类与社会需求的出现，中国经济在未来温和向好增长的趋势不会有大的波动。中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前景和迈向中高端发达经济体的趋势是必然的。在未来，中国成长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并有着进一步发展的广阔空间。
5.结论
通过应用宏观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对中国经济近30年的较快增长速率以及近几年的增长放缓进行了解释，并对未来给出了展望。中国经济近30年的较快增长与总量资本、总量劳动和技术进步的贡献推动了经济增长因素的持续加强呈正相关，也与社会发展阶段和经济结构、经济动力有关。近几年经济增速下滑是由于总量资本、总量劳动的下降以及结构转型、技术贡献率推动降低等因素的作用。展望未来，中国经济将会在新的经济增长动力下持续增长，直到切换到新的平衡状态或获得新的强大增长动力，才会发生经济增长状态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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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关键词：跨国并购；新建投资；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0)04-0068-08
一、引 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国际直接投资逐渐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与此同时，学术界就国际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从多种研究视角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些视角包括：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或地区，如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沿海地区或内陆地区；不同的投资主客体，如投资国或东道国。但是，很少有研究将国际直接投资本身按投资方式进行分拆，以考察和比较不同投资方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而且，将这种研究视角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不同投资主客体相结合的研究就更少了。已有研究一般仅从某一视角的某一方面人手对国际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这虽有益于研究的深入性，但缺乏同一研究框架下的比较研究。
跨国并购和新建投资是国际直接投资的两种主要投资方式。两者的特点和运作机制是不同的，这使得两种投资方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必然存在差别。当这种差别被置于不同发展阶段国家和不同投资主客体之上时，又会衍生出更多维度的关系，从而增加了研究的难度。因此，若要在区分投资方式的基础上研究国际直接投资与不同发展阶段国家、不同投资主客体的经济增长的关系，关键是要找到合适的研究样本以将多维的关系置于同一研究层面上。本文认为中国是一个合适的研究样本。首先，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国家中具有代表性，同时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和发展最快的新兴市场国家，其对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具有“准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性质。其次，跨国并购和新建投资均有两个流向，当考察中国的海外并购与海外新建投资时，中国是投资国；当考察中国的外商并购与外商新建投资时，中国是东道国。最后，改革开放以来，外商并购和外商新建投资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中国的海外并购和海外新建投资也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因此，研究中国的跨国并购、新建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具有理论上的典型意义，同时，亦可为中国企业开展跨国并购和新建投资提供实践指导。
二、文献综述
既有文献关于跨国并购、新建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源于国际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相关研究。目前来看，关于投资国(主要是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较多，关于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较少，而将国际直接投资分成跨国并购和新建投资以比较它们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更不多见。
1.国际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
多数研究认为国际直接投资会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但东道国需具备一定的条件。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指出，在全球化、市场化和服务经济出现的背景下，国际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资本形成、技术、人力资源开发、贸易和环境等五个方面。Blomstrom等的研究表明，发达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流入量与人均GDP增长之间存在显著关系，而发展中国家的这种关系则不明显。Balasubramanyam等认为，FDI可被视为资本存量、技术诀窍和相关技术的组合，可以通过不同方式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Abramovitz和Choe都认为，东道国获益于FDI的前提条件是必须具备最低限度的社会能力，这里所讲的社会能力与必备的人力资本水平、经济和政治的稳定性、市场自由化程度以及充分的基础设施相关联。Borensztein等的研究发现，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入提高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但只有发展中东道国人力资本存量超过最低极限水平，FDI才能发挥出更高的生产效率；东道国劳动力的教育水平越高，既定FDI流入量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就越大。Mello运用时间序列法对32个国家的相关数据分析后发现，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是单一的，其效果取决于FDI与国内投资的关系，只有当两者是互补关系时，FDI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才是最优的。联合国贸发会议跨国公司与投资司的研究发现，在诸多解释性变量之中，FDI流入量与教育水平相结合的变量(即FDI与教育的乘积)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最为显著。王志鹏和李子奈的研究发现，长期经济增长取决于FDI与国内资本的比例，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具有鲜明的人力资本特征，东道国特定地区必须跨越一定的人力资本门槛才能从FDI中获益。于津平认为，FDI在长期内会提高东道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主要取决于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技术进步的外溢效应。Gallagher和Zarsky的研究发现，东道国要实现FDI促进经济增长，必须使技术、人力资本、人权状况和体制环境发展到一定的水平。陈柳和刘志彪认为，在控制本土的技术创新能力之后，FDI的技术外溢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显著，但FDI与人力资本的交互作用仍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罗长远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角度出发解释外国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间接促进作用，认为相对于国内资本来说FDI对经济增长起着“催化剂”作用。
2.国际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
关于外国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已有不少学者进行了研究。李辉通过增加相关变量，扩展了邓宁的投资发展路径理论模型，研究得出中国已经处于国际投资发展的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之间，这意味着中国将从以吸收外资为主的阶段转向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的阶段。沈坤荣和耿强基于中国的数据研究得出，FDI的大量流入不仅有助于缓解东道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本短缺，加快国民经济工业化、市场化和国际化步伐，还可以通过技术外溢效应，使东道国的技术水平和组织效率不断提高，从而提高国民经济的综合要素生产率。程惠芳的研究表明，FDI流入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明显促进作用，其原因与FDI流入规模和我国的人力资本水平有关。江小涓认为，外资经济不仅推动着中国工业的持续增长，而且改变着中国工业增长的方式，提高了中国工业增长的质量。王成岐研究表明，区域差异及东道主经济技术水平等因素均强烈影响国际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桑秀国认为，FDI与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关系，但是不能说FDI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因，相反，中国经济增长是FDI流入量增长的动因。张立群的研究表明，引进FDI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明显影响，FDI对中国当年GDP增长率的影响是10:0.65，对下一年GDP增长率的影响是10:1.36 。赵果庆认为，中国的GDP与FDI是相互推动的，FDI具有增长的极限；GDP的自主增长非
常重要，这是中国国际竞争力提升的根本。
3.跨国并购、新建投资与经济增长
在国际直接投资的两种投资方式中，跨国并购具有明显的特性，因此，很多学者对跨国并购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重点研究。姚战琪认为，外国企业进入东道国的净收益是规模经济和市场势力的函数，如果并购后企业的市场势力增强，外国企业选择并购方式进入；如果并购后企业市场势力降低，关键要分析外国企业从并购后企业的规模扩张中得到的平均成本下降的程度与由于市场优势地位相对于新建投资的减弱而带来的价格优势丧失之比较，若前者大于后者，外国企业优先选择并购进入，若前者小于后者，外国企业优先选择新建投资。陆伟华认为，跨国并购主要是通过资本形成效应、技术进步效应、产业结构升级效应、人力资源优化效应及出口竞争力提升效应等来影响发展中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与发展的。王耀中和孙亚婷利用36个国家1990-2006年的面板数据，考察了跨国并购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结果表明，尽管从区域层面来说跨国并购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差异，但在全球范围它对经济增长仍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跨国并购能够通过技术外溢效应促进经济增长，但它与国内投资的联系效应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则不明显；同时东道国自身经济技术等各方面的状况，对于跨国并购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有着深刻的影响。潘勇辉通过对中美两国1991-2005年跨国并购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协整检验，验证了两者之间存在的长期协整关系和短期修正关系，并且这种关系在中美之间呈现出国别差异。
三、理论分析
跨国并购和新建投资都是由企业实施的，本质上属于微观层面的企业国际投资活动，但当这种活动所形成的生产要素(资本、技术、原材料、设备及人才等)国际流动达到一定规模时，就会在宏观层面上对投资国和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同时，投资国和东道国的经济增长水平也会对跨国并购与新建投资的流出与流入产生影响。进而，在综合考虑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投资主体的基础上，跨国并购、新建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应该存在如下几组关系：
1.外商并购、外商新建投资与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关系
外商并购和新建投资会通过本身的增量资本及相关外部效应(如资本积累效应、技术溢出效应、人力资本提升效应和制度变迁效应等)影响东道国的经济增长；同时，东道国的经济增长水平越高，就会吸引越多的外商并购和新建投资流入。
2.海外并购、海外新建投资与投资国经济增长的关系
开展海外并购和海外新建投资的企业一般具有较强的资金、技术和人才优势，当这样的跨国企业增多时，就会提高投资国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能力和效率，跨国公司会成为从国外向国内输送利益的管道，进而促进投资国的经济增长；同时，投资国的经济增长会促进国内企业发展状况的改善，同时加剧国内企业间的竞争和对国外资源的需求，这样势必会促使更多的企业通过海外并购和海外新建投资开展国际化经营。
3.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两种投资方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一般而言，跨国并购可比新建投资更迅捷地进入目标国市场，并可获得被并购企业的各类人员、先进技术、管理体系、销售网络和商标商誉等，但往往会因其垄断性和裁员威胁而受到东道国的限制；在跨国并购中，一般难以准确地评估被并购企业的价值，也可能在相对落后区位(如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易找到合适的目标企业，或者并购之后的企业往往需要经过较长时期的整合，而新建投资则很少面临这些问题。正是这些优缺点使不同发展阶段国家对两种投资方式的选择存在一定差别：发达国家之间的直接投资一般会以跨国并购为主，因为发达国家拥有大量适于并购的企业和相对成熟的资本运营环境；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一般以新建投资为主，发展中国家也倾向于吸引更多的新建投资，以拉动国内新增投资、创造就业和增加税收；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一般以跨国并购为主，发达国家对外资的投资方式一般没有明显偏好；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直接投资一般以新建投资为主。
综合以上，基于企业成长的微观需求和经济增长的宏观需求，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会对国际直接投资的投资方式进行合理选择。这样，占主体地位的投资方式就会对相应投资国或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产生主要影响，进而在投资方式与经济增长关系上表现得更为显著。
四、实证检验
为了对跨国并购、新建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本文选取经济增长(记为GDPR，用GDP增长率来衡量)、海外并购(记为MAPR，用海外并购额的增长率来衡量)、外商并购(记为MASR，用外商并购额的增长率来衡量)、海外新建投资(记为GRIX，用海外新建投资额的增长率来衡量)和外商新建投资(记为GRID，用外商新建投资额的增长率来衡量)五个变量，以中国1991-2008年的数据作为样本展开相关变量之间关系的计量检验。相关检验采用的计量软件均为Eviews5.O。
1.单位根检验
为了考察各时间序列数据的平稳性，本文采用ADF检验方法对变量GDPR、MAPR、MASR、GRIX、GRID进行单位根检验(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从表1可以看出，五个变量均为平稳的I(0)过程，可以对相关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协整检验和因果关系检验。
2.协整检验
本文采用EG两步检验法，分别对MAPR、MASR,GRIX,GRID四个变量与GDPR的协整关系进行检验。
第一步：运用OLS法进行相关变量的协整回归，分别得到四个长期均衡方程(如表2所示)。从表2的各统计值来看，方程(1)与方程(4)的回归效果要好于方程(2)和方程(3)。
第二步：利用ADF检验方法对上述方程回归产生的四个残差序列(记为e1、e2、e3、e4)分别进行单位根检验(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以考察残差序列的平稳性。从表3可以看出，四个残差序列都是平稳的，这表明GDPR与MAPR、MASR、GRIX、GRID四个变量之间分别存在协整关系，即中国的经济增长与海外并购、外商并购、海外新建投资、外商新建投资之间，分别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同时，这也证明长期均衡关系模型的变量选择是合理的，回归系数具有经济意义。
从协整方程(1)和方程(4)来看，中国经济增长与海外并购、外商新建投资之间均存在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分别为0.0002和0.0308，这表明海外并购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很小，远小于外商新建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但通过变换因变量和自变量位置回归可以推得，中国经济增长对海外并购的促进作用要大于其对外商新建投资的促进作用。
从协整方程(2)和方程(3)来看，中国经济增长与外商并购、海外新建投资之间均存在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分别为-0.0006和-0.0006，这表明外商并购和海外新建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很小的负面作用，但同上理可推得，后者对前二者的负面作用是较强的。
3.误差修正模型
为了进一步考察上述协整关系在短期波动过程中是如何实现调整和修正的，本文以AGDPR为被
解释变量，并分别以其他四个变量的一阶差分项和误差修正项(记为ECM，即一阶滞后的残差序列)为解释变量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如表4所示)。从估计结果中可以看出，在四个误差修正模型中，ECM项的系数均为负数，且至少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符合反向修复机制。ECM系数的大小反映了短期偏离长期均衡的调整力度，四个模型在反向纠正上一期非均衡的程度分别为44.51％、32.41％、39.01％和62.69％。这说明，当中国经济增长与海外并购、外商并购、海外新建投资和外商新建投资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出现偏离时，从非均衡状态向长期均衡状态的调整速度分别约为2.25年、3.09年、2.56年和1.60年。比较之下可见，中国经济增长与外商新建投资关系的短期调整是最快的，而中国经济增长与外商并购关系的短期调整是最慢的。
4.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尽管中国经济增长与海外并购、外商并购、海外新建投资和外商新建投资之间的协整关系已被验证，但是，在四组长期均衡关系中，经济增长与其余四个变量的因果关系尚未确定。本文通过建立两变量的群对象，根据AIC准则确定滞后阶数，利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对将经济增长与其余四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予以估计(如表5所示)。
5.脉冲响应分析
在分别建立中国经济增长与其他四个变量的非约束VAR模型基础上，通过构建脉冲响应函数和生成脉冲响应图，可以分析中国经济增长与其他四个变量之间的标准差新息响应特征。
(1)GDPR对其余四个变量的脉冲响应。如图l所示，GDPR对MAPR、MASR、GRlX、GRID的标准差新息，均从第2年开始具有明显的响应。其中，GDPR对来自MAPR的标准差新息的响应在第2年达到峰值，且较长时期表现出正向响应，在第5年之后逐渐消失(如图1(a)所示)；GDPR对来自MASR的标准差新息的响应在第2年为正向，此后的响应是不明确的(如图1(b)所示)；GDPR对来自GRIX的标准差新息的响应在第2---4年为正向，第5年之后逐渐消失(如图1(c)所示)；GDPR对来自GRID标准差新息的响应在第2年为负向，第3年转为正向，第4年后不再有明显响应(如图1(d)所示)。
(2)MAPR、MASR、GRIX、GRID分别对GDPR的脉冲响应。MAPR对来自GDPR的标准差新息在前2年没有明显响应，第3年达到正向响应的峰值，第4年之后具有逐渐减弱的负向响应(如图2(a)所示)；MASR对来自GDPR的标准差新息在第2年具有较强的负向响应，但之后的响应一直不明确(如图2(b)所示)；GRIX对来自GDPR的标准差新息在第2年表现为正向响应，但在第3年出现较大的负向响应，此后响应逐渐消失(如图2(c)所示)；GRID对来自GDPR的标准差新息在第2年达到正向响应峰值，在第3.5年之后转为负向，并维持较长时期微弱的负向响应，直至第8年后消失(如图2(d)所示)。
综合来看，GDPR对MAPR和GRID的冲击响应在短期内比较强烈，对MASR和GRIX的冲击响应总体上较弱；反过来，MAPR对GDPR的冲击响应较慢，MASR对GDPR的冲击响应方向变幻莫测，GRIX对GDPR的冲击响应较为强烈，GRID对GDPR的冲击正向响应较为清晰。
五、结 论
通过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增长与外海并购、外商并购、海外新建投资和外商新建投资之间均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和短期修正关系。中国经济增长与后四者之间的相关性有正有负，但无论正相关还是负相关，除外商新建投资之外，其余三个变量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均非常小，并没有许多学者在理论上所阐述的那样显著。
从变量之间关系的短期特征来看，海外并购、外商新建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短期调整较快，外商并购、海外新建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短期调整相对较慢。这反映出中国国内的资本运作环境和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即中国国内的资本运作环境不够成熟而使得外商优先选择了新建投资而不是跨国并购，同时，国外较完善的资本运作环境为中国的海外并购提供了便捷的投资机会。变量之间短期调整的快慢将影响中国外资政策调整的灵活性，如果针对相关投资方式的政策调控适时、得当和奏效，将会在长期内使中国经济增长受益。
以中国为投资国来看，海外并购要比海外新建投资好。海外并购与中国经济增长的正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得到了验证，而海外新建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有一定的负相关，且因果关系不够明确。如此看来，中国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开展对发达国家的海外并购，要比以“准发达国家”的身份开展对发展中国家的海外新建投资更能促进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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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产业结构；经济增长；灰色关联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1）35-0071-04
一般认为，长期的经济增长是由技术推动的，而短期的经济增长是由要素增加来推动的。然而在要素、技术固定的前提下，由于各个产业之间是彼此联系的，不同的产业结构会导致不同的总产出。根据灰色系统理论，经济增长就是一个灰色系统，产业结构是构成这个系统的要素之一。但是，目前通过灰色系统理论验证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之间关系的论文不多见。所以，本文以灰色关联理论为基础，对云南省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定量分析。
一、云南省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的概况
云南省经济经过近50年的发展，三次产业结构出现了巨大变化，发展水平取得了重大成果。如表1所示，1952年的三次产业结构是“一、二、三”的形式，其中第一、第二、第三次产业所占比重分别为61.71%，15.45%，22.84%；到了2009年产业结构转化为“二、三、一”的形式，其中第一产业下降了53.04个百分点，变为7.67%，第二产业上升了39.39个百分点，变为54.84%，第三产业上升了14.65个百分点，变为37.49%。在产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的同时，云南省的GDP指数（1952年为100）也出现了大幅上升，上升到8 367.3，翻了近83番。云南省经济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52―1975年），整个经济发展以农业为主，是个典型的农业社会，但是第一产业下降了21.16%，第二产业上升了28.69%，第三产业下降了6.1%。这个阶段云南省实际GDP增加了97%（1952=100）。第二阶段（1975―1990年），在1978年，整个经济进入了“二、一、三”阶段，经济结构开始以第二产业为主导，农工业为主体的发展阶段。但是，这个阶段工业发展的速度很慢，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而第三产业却取得了大幅度的发展，上升了12.21%，达到了28.95%，超过了第一产业的22.24%。第三阶段（1990年至今），经济是“二、三、一”的发展形式，经济的发展主体由一、二产业转化为二、三产业。2009年三次产业产值增加值比例为7.67: 54.84 : 37.49。
参考文献：
[1] 刘思峰，党耀国，方志耕，谢乃明.灰色系统理论与应用[M].北京：科学教育出版社，2010.
[2] 刘思峰，汤耀国，王庆丰.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理论与实践[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
[3] 刘懿洋.甘肃省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灰色关联分析[J].企业经济，2011，（5）.
篇8
国家繁荣的前提是经济持续增长，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是企业绩效提高，而企业绩效提高的关键在于企业家能力。正如熊彼特所说资本主义的灵魂是企业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灵魂也同样是企业家。企业家能力与企业家精神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改善经济增长方式，甚至提高城镇化质量。分析企业家能力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既是对企业家能力的宏观效应探究，又是对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检验。尽管企业家能力与企业家精神被看作是重要生产要素，但直至内生增长模型产生，企业家能力与企业家精神才被引入经济增长理论。研究者们大多从两个角度研究企业家能力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一是关注企业家能力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作用机理，将企业家能力引入内生增长模型，证明企业家能力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发现企业家能力通过知识溢出、市场竞争、产品多样化等多种机制促进经济增长;
二是关注企业家能力配置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企业家会在生产性行为与非生产性行为之间配置能力，当制度水平较低时，他们可能将其能力更多地配置在寻租等非生产性行为，从而降低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尽管关于企业家能力与经济增长的文献较多，但现有文献仍存在一些问题。首先，企业家能力不仅存在配置效率问题，还存在发挥效率问题。前者指的是企业家将部分能力配置在非生产性行为，使得生产性努力相对减少; 后者指的是企业家只将部分能力发挥出来。
尽管从结果看，这两种企业家能力的损失最终都会降低企业家能力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但两种机制的作用途径是不同的。现有研究主要关注了前者对企业家能力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影响，较少关注后者对企业家能力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影响。其次，现有研究多采用宏观数据如自我雇佣比例、企业进入比例、创业者人数等衡量企业家能力，尽管这些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家精神，但这些宏观数据相对来说都是间接的，并不能直接反映企业家能力这一复杂概念。
并且，这些指标大多源于欧美文献，并不适用于当今混合所有制经济全面发展的中国。例如，自我雇佣比例指的是自我雇佣者占劳动力的比率，这一指标将国有企业的企业家排斥在外。由于控制变量在影响经济增长的同时，还可能影响企业家能力，这意味着扰动项与企业家能力可能相关，从而产生内生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面板数据中的固定效应方法只能消除解释变量和个体固定效应的相关性问题，无法解决模型的内生性。为此，选择两阶段差分 GMM 估计方法，采用两阶段-纠偏-稳健型估计量对经验模型重新进行两阶段 GMM 估计。采用所有控制变量的滞后变量作为工具变量，以消除内生性问题，回归结果( 限于篇幅，略) 并无明显变化。
篇9
市场和政府各占多少的问题和经济学一样古老，因此，政府规模对经济与社会的影响一直是备受关注的话题。由于对发展认识的不同，政府规模研究经历三个主要阶段的变化。从庇古时期的“守夜人”的政府，到凯恩斯主义时期的全能政府，再到公共选择理论的适度规模政府。政府规模的研究首先经历了研究政府规模大小及其理论解释阶段和适度政府规模研究阶段。虽然研究的内容有一定的区别，但这两个阶段政府规模的研究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所关注的最终目的都是经济增长。
新古典主义理论从需求和供给方面来解释政府规模的扩大问题。政府规模的扩大是由于纠正市场失灵和社会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因此政府规模扩大对经济和社会产生积极影响。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规模的扩张尤其是投资的扩张会对其他部门产生挤出效应。政府选择过度参与和监管经济，损害经济增长和公民生活质量。但是这些理论只解释了政府规模如何影响经济和社会，却解释不了政府规模大小也好、适度也罢。这种调整最终要达到的目标应该是什么。
依据生态经济学的观点，经济增长是有限的，而质量的改善是无限的。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人的发展和国民生活质量的改善，那么政府规模的大小就应该与国民福利的增长联系起来。因此，新的阶段政府规模的研究应实现转型，不仅仅限于研究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国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规模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方面。但是政府作为社会福利的主要推动者，政府规模的扩大应该与社会福利的增长密切相关，即评价政府工作的好坏应该是看社会福利的改善，而不是看GDP的增长。因此，有关政府规模的研究应实现面向福利增长的转型。
基于这些认识，本文深入研究了国内外有关政府规模研究的相关文献，并依据政府规模研究的理论解释将其分为三个阶段，提出新阶段政府规模的研究应该，向注重福利提高转型。并论述研究转型的理论根据和意义。
二、政府规模研究的演进
(一)政府规模的概念及界定
广义的政府规模指以职能和权力配置为基础，按一定组织原则建构的政府各个组成部分的总和。政府规模包括内在规模和外在规模。内在规模指政府职能和行政权力的范围及结构，即职能规模和权力规模。外在规模是指政府机构设置、人员配置的数量、结构以及行政成本消耗的数量，即机构规模、人员规模和费用规模。”
政府规模对经济与社会影响的主要方面。表现在政府所掌握和调控的经济资源的规模和大小。国际上的研究主要采用政府总支出或各项目支出占GDP的比例作为衡量政府规模的指标。
(二)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转型前的政府规模研究及理论解释
考察国内外相关的文献，根据其依据的理论，政府规模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或层次。
第一阶段，对政府规模大小的研究和解释。早期对政府规模的研究主要侧重于研究政府规模的变化及探讨背后的理论解释。主要结论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规模逐渐增大。德国经济学家阿道夫，瓦格纳注意到一个经验规律，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部门逐渐增大，即瓦格纳法则(Wagner's Law)。鲍莫尔(Baumol)则推测，由于政府部门生产率低于其他部门，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部门的产出成本将大于其他部门，而社会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价格无弹性，意味着随着需求的增长。只能以政府规模的扩大来满足，即所谓的鲍莫尔成本。
研究者依据新古典主义理论，从需求和供给方面来解释政府规模的扩大问题。大多数认为政府规模的扩大是需求导致的。一方面由于要纠正市场失灵。要求公共部门进行干预：另一方面随着收入的增长，社会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也增长，因此政府规模扩大对经济和社会产生积极影响。Kauand Rubin认为政府规模的扩大是由于供给增加。因为技术进步使纳税经济活动增多及税收成本降低，从而使政府收入增加及劳动力供给增加，如果需求不变，则政府规模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大。
在实践上，现代政府早已摆脱庇古时期政府“守夜人”的角色，凯恩斯的大政府论在20世纪30年代金融危机之后备受推崇。总之，对于政府规模大小的争论永远不会停止，当经济高速增长。市场运行良好，人们就希望政府退回“守夜人”的角色。管得越少越好：而每当经济危机袭来，人们又很自然地期望政府充当“救市者”。
第二阶段，经济增长的适度政府规模研究。虽然公共选择理论同样很好地解释了政府规模扩大的原因，例如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利益集团、官僚体制和财政幻觉导致了政府规模的增长。但公共选择理论对政府规模研究的最大贡献是指出政府过度参与和监管经济会损害经济增长。公共选择理论指出政府中的官僚也是经济人。是效用最大化的追求者。官员函数中包含的变量包括薪酬、所在机构及人员规模、权利及地位等，这些变量与政府预算成正相关。因此，追求政府预算最大化是官员的目标。这种官员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行为导致了“政府失灵”，从而使经济和社会福利恶化。公共选择理论主张限制政府的干预，反对凯恩斯主义。Borcherdingand Lee认为，政府规模的扩张尤其是投资的扩张会对其他部门产生挤出效应。政府规模的研究转到关注经济增长的适度政府规模阶段。
Ram、Rubinson和Kormendi and Meguire总结出政府规模和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关系，扩大致府的规模将促进经济增长。而Landau和Barro的研究认为。政府规模扩大会降低人均收入，不利于经济增长。Folster andHenrekson发现，政府规模和经济增长存在负相关的关系，过度扩大政府的规模会造成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进而影响经济增长。
对于上述结果的不一致，一些学者发现政府规模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非只是单调的关系。Grossman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分析和证明了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存在一种非线性关系。Armey证明并用曲线表达政府规模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称阿米曲线。而更进一步，Vedder and Gallaway、Pe，den等还证明了政府规模对经济增长存在最佳规模。
国内有关政府规模的研究并不多，而且主要侧重于研究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这与经济增长理论仍然占主导地位是分不开的。马栓友、李国柱、马树才和刘方等学者以政府支出占GDP的比例为政府规模指标，研究并估计了我国相对于经济增长的最优政府规模水平，得出大致相近的结果。
三、从经济增长到生活质量：政府规模研究的福利转型
在新古典增长理论占主导的情况下，对政府的评价是根据GDP和GDP的增长来判断的。但在发展已经定义为人的发展和福利提高的情况下，政府作为社会福利的主要推动者，政府规模的大小就应该与国民福利的增长联系起来。国际国内的研究者已经从实证上做出了尝试。
第三阶段：政府规模与福利关系的研究。近两年，国际上
关于政府规模研究的新动向是学者们开始关注政府规模与生活质量的关系。美国学者Antony Davies研究了政府规模对福利的影响。使用政府消费支出和政府投资支出分别占GDP的比例作为政府规模指标，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指数(HDI)作为衡量社会福利的指标，利用154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得出结论，相对于以HDI表征的社会福利，存在最优政府规模。发达国家DHI最大化的政府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为17％，政府投资支出占GDP比例为13％。总的最佳规模为30％。而发展中国家政府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与HDI正相关，政府投资支出占GDP的比例只有达到40％以后才对HDI有促进作用。
Christian Bi・rnskov等人采用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WVS)中生活满意度作为福利指标，用政府总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作为政府规模指标。实证分析74个国家的政府规模是否有利于或不利于生活满意度。研究结果表明，生活满意度随着政府总消费支出的增长而下降。
国内有关政府规模与福利关系的研究，刘长生等首次研究政府支出规模与社会福利的关系。作者构建了社会福利指数，以政府总支出占GDP的比重作为政府规模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和最优规模估计，估计出我国最优政府总支出规模为39.21％。潘雷驰对政府支出的增长率和HDI两个时间序列进行分析，得出政府支出增长率的变动对人类发展指数变动的影响不显著。这些研究虽然使用的指标与国际上的研究相似，但没有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因此，值得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深入系统的研究，为我国政府规模与福利关系研究提供更全面的实证结果和理论基础。
四、政府规模研究福利转型的理论根据
(一)生态经济学是政府规模福利转型的理论基础
新古典理论从需求或供给方面可以解释政府规模扩大的原因，公共选择也可以说明过度的政府规模会对其他经济产生挤出效应，从而影响经济增长。但是这些理论只解释了政府规模如何和为什么会影响经济、社会，却解释不了政府掌握和调控经济资源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政府规模大小也好、适度也罢。这种调整最终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新崛起的生态经济学，作为对传统经济学的反思，在经济发展的目的和政府调控目标上可以解释上述问题。
1 新古典理论及传统增长理论是建立在以下两个主要假设基础上的，但是这些假设遇到了挑战
假设一：经济增长可以持续地带来福利增长。
假设二：福利的提高需要加强政府干预和扩大政府规模，以便纠正市场失灵。
第一，许多研究证明经济增长并不能带来福利的持续增长。Manfred Max-Neef提出“门槛假说”，即“在每一个国家似乎存在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经济增长带来生活质量的改进到达一个点，即门槛点，超过这个点，如果更多的经济增长，生活质量可能下降。”之后，生态经济学家的研究证明了经济增长存在福利门槛，超过这个门槛经济增长不再导致福利增长。
为了克服GDP作为福利测量的不足，Daly and Cobb提出了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Index 0f SustainabIe EconomicWelfare，ISEW)，Cobb又提出真实进步指标(GenuineProgress Indicator，GPll作为GNP替代指标来测量福利，发现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GNP持续增长但ISEW开始下降。之后ISEW被应用到英国、荷兰、澳大利亚和意大利等国。计算不同国家的ISEW发现，ISEW随着GDP的增长会达到某一点，超过这点ISEW的增长出现停滞甚至下降。原因是经济增长引起的环境和社会问题使得经济增长创造的财富没有全部转化为福利，并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福利。生态经济学家将这种现象成为经济增长的福利门槛。这些研究显示经济增长不一定可以持续地带来福利增长，至少在发达国家是这样。
第二，相对于福利的提高，并非政府规模越大越好，最新研究显示存在福利增长的适度政府规模。前面介绍的Antony Davies的研究结论，即相对于以HDI表征的社会福利，存在最优政府规模。Biornskov等的结论是，生活满意度随着政府总消费支出的增长而下降。这些结论构成了对假设二的挑战。
2 生态经济学可以很好地解释评价政府的标准是什么
1977年赫尔曼・E・戴利fHerman E.Daiy)发表了《稳态经济学》，重新将经济和物质世界联系起来。在《稳态经济学》及之后的著作中。戴利反驳了传统经济理论将经济过程与能量和物质资源脱离开来，提出了为古典经济学家所不熟悉，但被新古典经济学家和主流经济学家完全排斥的概念：增长的极限。戴利指出，经济理论和实践遵循热力学第二定律(熵定律)，用熵定律可以解释经济过程。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将潜在的、有用的能量和物质转化为这样那样的商品，商品经过一定的时间被用光或损坏最终被抛弃。因此。所有的商品是将低熵的资源转化为高熵废物的中间物。由于地球本身不能增长和以不变的比率接受太阳能。所以。以无限制地将能量和物质输入经济过程。无限制地向环境输出废物为特征的无限经济增长是难以为继的。那么，政府一味追求经济增长虽然在一定阶段、一定程度可以解决发展中的问题，最终仍然缺乏根据。政府作为社会福利的主要推动者，其规模的调整应该以福利最大化为目标，即评价政府应该使用福利标准，而不是GDP或GDP的增长。
(二)生态经济学对福利衡量的反思是政府规模福利转型的推动力量
自从庇古区分了经济福利和非经济福利的概念，指出非经济福利是不可测量的，经济福利是福利中能够用货币加以量度的部分，国民收入(GDP或GNP)就一直是福利的代名词，
但是，GDP作为福利测量存在许多不足(Costanza)。生态学家对如何更好地测量福利进行了许多探索。Dalv和Cobb等先后提出了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ISEW和真实进步指标GPI。Pearce和Atkinson提出了真实储蓄GS(Genuine Say-ings)的概念。
阿马蒂亚・森发展了福利经济学，认为人的福利主要取决于人获取福利的能力。人获取福利的能力与健康、知识和收入密切相关。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0年人类发展指数(HDI)作为衡量福利的新指标与阿马蒂亚，森的贡献分不开。阿马蒂亚・森认为，HDI是广泛认可的用于比较国际之间福利的指标。
从福利研究的进展可以看出，经济增长不能等同于福利，而且仅靠经济增长单一手段也不能持续地推进福利增长。那么，政府规模研究仅仅考虑经济增长是不够的，政府规模的研究应该实现福利转型。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人的发展和国民生活质量的改善，政府作为社会福利的主要推动者，其调控经济资源的最终目的应该有利于国民福利的提高。
五、结论
篇10
增速适度回落是好事
欧债危机再度恶化、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放缓、国内房地产市场进入调整阶段等，导致中国短期需求明显收缩，这是今年以来经济增长面临下行压力的主要原因。
但同时也要看到，在经过了30多年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之后，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性条件发生变化，如人口结构和劳动力供求关系转变、技术引进消化吸收空间缩小、基础设施投资的潜力下降、区域增长格局发生变化等，中国中长期潜在经济增长趋于下降。当前经济增长持续回落、明显偏离过去的平均增速，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从过去的高速增长阶段向中速增长阶段的转换。
近期中国经济运行出现的一些新变化，表明中国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可能已经开始。
一是基础设施投资的潜力和空间明显缩小。2010年以来，基础设施投资增长明显回落，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从近十年来的接近30％下降到目前的20％左右。
二是东部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明显回落。北京、上海、广东、江苏、山东、浙江等省市，去年以来工业生产、投资增速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些地区的人均GDP已经达到增速下降的时间窗口，增长阶段率先转换是符合逻辑的。
三是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市场风险非常明显地增加。人们对这些领域投资回报率的担忧，实质上是对其增长潜力的担忧。
另外，城市化尚有较大空间，但由于中国经济规模大幅提升的基数效应，即便城市化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左右，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在明显降低。这些都可能预示着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也预示着本轮经济调整不同于以往的短周期调整。即便下半年出现回升，经济增速不大可能也不宜回到原有高增长轨道。
就宏观政策与增长阶段转换的关系而言，宏观政策要顺应而不是抵触增长阶段的转换，防止过度放宽宏观政策，造成经济重回以往高增长轨道的倾向。
从日本、韩国的经验看，一旦潜在增长率下台阶，扩张性政策并不能拉高增长速度，反而会推动经济泡沫化，积累新的风险。同时也要看到，增长阶段转换也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宏观环境，宏观政策也需要适时适度调整，防止在多重因素作用下短期内增速过快下滑。
从中长期看，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已经不是短期宏观经济政策和外延式增长所能解决的，必须从体制、机制等方面入手，通过改革的实质性推进，在有效防控风险的同时，加快中国增长动力从要素投入为主向创新驱动为主的转变。
中国人口众多、就业压力大，就业状况明显恶化常常成为政策调整依据，宏观经济政策强调保增长，其实就是保就业，而保就业就是保稳定。近年来，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速度明显下降，“民工荒”、“招工难”也反映了劳动力供求格局正在发生转变。
在本轮持续较长的回调过程中，就业压力尚不突出。国家统计局调查失业率5月反而有所降低，实际调研中也没有发现大量解雇职员的现象，宏观经济政策为保就业而保增长的压力明显得到缓解。
从经济增长与就业、社会稳定的关系看，短期宏观调控应容忍经济增长的适度回落，并引导经济增速逐步回归到中长期潜在增长率水平。显然，今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下调为7.5％是合适的。
从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与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看，经济增速适度回落，有利于抑制需求过度扩张和短缺而引起的通胀，有利于增强需求约束，促进行业兼并重组和优胜劣汰，加快结构调整步伐和发展方式转变，也有利于逐步与“十二五”规划确定的7％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相衔接。
短期过快下滑有风险
从近期和以往较长时期的经验看，经济增速下降将直接影响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在现有增长模式下，中国企业具有典型的“速度效益型”特征，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速度与规模。
在经营方式和赢利模式未能根本转变之前，增速一旦短期内明显回落，企业效益也会相应下滑，并将波及到财政收入和金融资产质量，从而引发系统性财政、金融风险。
在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伴随着经济增速短期内过快下滑，都出现过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企业效益大幅度下降的情况。1996年以来，经济增速最低的四个季度分别为1998年一二季度、2008年四季度和2009年一季度，GDP平均增长6.9％，财政收入增长2.4％，税收收入零增长，工业企业利润负增长34％，亏损额增长82.5％。
由此可见，当经济增速降低到7％或更低水平时，企业亏损面和亏损额将会大幅度地提高，财政收支压力明显增强，经济稳定的基础十分脆弱。因此，需要正确认识经济增速与结构调整的关系，避免将速度和结构调整对立起来，忽视速度与效益、速度与风险之间的转化关系。
速度下降本身会倒逼市场主体调整结构，但当增速短期过快下滑时，经济关系绷得很紧，风险陡增，也就失去了调结构的有利时机。特别是在速度效益型赢利模式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适当的经济增速显然是必要的。
今年1月-5月，全国财政收入和税收收入分别增长12.7％和9.4％，增幅比上年同期回落19.3个和21.4个百分点。其中，5月全国财政收入和税收收入扣除不可比因素后分别仅增长5％和4％左右。1月－4月，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1.6％，亏损企业亏损额同比增长78.2％。
这种状况如果不能及时扭转，可能出现增速回落——效益滑坡——过度悲观预期——生产和投资收缩——增速下降的恶性循环。实际上，在高速增长阶段，各种矛盾和风险往往可以被高增长、高效益所掩盖；经济增速回落，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下降，各种矛盾和风险则可能集中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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