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经济发展的特征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古代经济发展的特征，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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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职校历史教材章节子目结构的解读

以人教版职校历史教材为例，首先谈谈对教材章节子目结构的解读。教材必修一政治史部分，有9章（教材称之为专题，其中5个专题是中国史内容，4个是世界史的内容）、28节（课本前言上称之为学习内容）、98个子目；必修二经济史有8个专题（其中中国史、世界史各占4个）、26个学习内容、82个学习子目；教材必修三思想文化科技史有8个专题（其中中国史5个、世界史3个）、28个学习内容、101个学习子目。教材编排先中国史后世界史，无论中国史还是世界史，学习内容又按古代、近代、现代的时间顺序安排教学，政治史、经济史和思想文化科技史之间既自成体系又相互关联，体现了编者对教材整体性、专题性、时序性的考虑。围绕教材的每个专题，编者又精心选排了子目的内容，力图以点代线，以线连面。教师了解了教材的编排指导思想，通过章节子目形成知识框架，就可以帮助学生领略教材的布局轮廓，进一步使学生形成古今贯通、中外关联的思维，从而建构起对人类文明史发展脉络的认识。

二、职校历史教材章节子目的标题例读

高明的教学者、学习者往往在关注教材编排体系的同时，还要仔细推敲、理解章节子目标题的内涵，因为标题是文章主要内容的高度浓缩，是精华，是文章的眼睛。

下面以教材专题一为例，谈谈对教材章节子目标题的解读。

专题一标题是《古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与特点》，下面几节的标题分别是《古代中国的农业经济》《古代中国的手工业经济》《古代中国的商业经济》，每个标题含义丰富，既各自独立又相互关联。

在学习这一专题前，老师要引导学生仔细解读专题的标题，可以把它分为“古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特点”三个组成部分，先界定出“古代”的时间范围，再通过让学生阅读目录和导语了解“经济的基本结构”，进而初步得出传统经济的基本“特点”。

1.本专题的课程标准

（1）知道古代中国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和土地制度，了解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

（2）列举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的基本史实，认识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的特征。

（3）概述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概貌，了解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特点。

（4）了解“重农抑商”“海禁”等政策及其影响，分析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原因。

2.本专题的知识结构

（1）古代中国的农业。①农业在古代中国被统治者看做是最基本的经济形式（农业的地位）。②比较成熟和相对完备，成为中国古代经济突出的特征之一（农业的特征）。③古代中国以先进的农业技术闻名于世，中国人在农业方面的创造对文明的进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农业发展的影响）。④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的基本形式，也是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为自给自足的中国经济的基本形态（农业的基本形式和基本形态）。⑤农业发明和技术改进在农业经济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农业发展的关键）。⑥农民承担着沉重的压力，历史上关系农业经济发展的制度和政策主要是土地政策和土地制度，统治者大多限制大地主对土地的控制，保证对农业经济的直接控制（中国古代农民的负担和土地制度）。

（2）古代中国的手工业。以一些关键部门和行业为主，历朝手工业都有严格的管理规定。

（3）古代中国的商业。商业增强了中国古代经济的活力，但由于传统重农轻商的偏见，商人的收入低，长期受到鄙视和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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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是依据《隋书・食货志》等制作的南北朝时期各地区货币使用情况示意图。该图反映出

A．长江流域经济水平总体上高于黄河流域

B．河西走廊与岭南地区经济发展速度最快

C．黄河流域的丝织业迅速发展

D．长江流域经济发展相对稳定

名师精析：此题以南北朝时期各地区货币的使用情况为命题素材，考查学生对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及其状况的了解，考生必须准确再现南北朝时期的历史阶段特征方可解答。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历史总的阶段特征是国家大分裂、民族大融合，具体表现在：政治上，南北分裂对峙，北方战乱较为频繁，南方则相对安定；经济上，北方经济发展相对缓慢，江南经济迅速发展，南北经济趋向平衡。由此可知，南北朝时期，我国的经济重心仍在黄河流域，只不过南方经济日益接近北方，所以，长江流域经济水平总体上仍低于黄河流域，排除A。这一时期，河西走廊、岭南地区的经济开发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发展最快的是江南的三吴地区（即太湖平原），排除B。当时北方乱亡相继，丝织业不可能发展“迅速”；黄河流域主要使用绢、帛作为货币，属于“物物交换”的形式，与使用金属货币的其他区域比较，表明当时黄河流域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如果“丝织业发展迅速”，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布帛必然迅速贬值，从而失去“货币”的作用，因此，凭借经济学常识也可排除C。南朝统治下的长江流域，由于社会相对安定，经济迅速开发，所以经济发展相对稳定。正确答案为D。

剖析错因：解决上述例题，学生所能调动和筛选的知识还主要局限于历史必修（Ⅱ）第一个学习主题“古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与特点”。其实，此题难度并不太大，但不少考生由于对各区域经济发展状况记忆混淆，特别是不能把各区域经济发展状况与当时对应的政治状况建立起联系，造成历史阶段特征模糊而导致失分。

在复习中，同学们所犯类似的错误不胜枚举。要想提高自己的解题能力，避免在易错处失分，同学们不妨借鉴《求学・高考易错题破解》中的指导，迅速掌握易错易混知识，修炼易错题破解宝典，赢取考试高分。《求学・高考易错题破解》是一套包揽语、数、英、政、史、地、物、化、生九大学科的系列增刊。这套增刊围绕“错题”二字，从解读命题形势、总结考纲要点、整理知识清单、分析高考典题、归纳考生错因、突破专题训练等多个角度切入，步步为营，各个击破，帮助考生识破考题陷阱、力避常见错因、掌握正确方法，从而让考生真正从错题中受益，把分数提上一个更高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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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的是，我国是一个文化大国，与其他国家相比较，我国有着五千多年的历史文化，这些文化源远流长，经久不衰，并且，它对于我国文化的发展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都有着特别的影响。在世界上，中华民族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同时，它所包含的灿烂文化更是受到了其他国家人们的关注和喜爱，到目前为止，我国许多优秀的文化都已经被传播到了其他国家。另外，我国地狱宽广，黄河、长江等都蕴藏着非常丰富的传统文化。我国各个区域的传统文化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各具特色，同时，不同文化之间又相互影响，相互交流以及相互学习，这些文化在不断地交流和学习过程中渐渐地形成了我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本文就辽金时期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关系做了简要的分析和探讨，希望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来了解我国的优秀文化。

关键词：

传统手艺；泥瓦；地方社会

在古代，由于人们所生活的环境以及生活方式的不同，我国各个地区都形成了具有当地特色的优秀文化。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和进步，我国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令人举世瞩目的成就，各种传播工具渐渐地走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从而增加了不同地区文化的交流和学习，进而使得我国的传统文化越来越趋向于丰富化。另外，我们知道，在中国这片宽广的土地上，我们将人们分为了少数民族和汉族，少数民族和汉族的文化息息相关，它们之中任何一种文化的形成和丰富都离不开另一种文化的影响。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所具有的特色对于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辽金时期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化之间更是具有其他文化所无法替代的紧密关系。

一、辽金时期汉文学的特点

（一）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自古以来，中华民族文化就有着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特点。众所周知的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有着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一直以来，这些文化广受人们的喜爱，并且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已经被人们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下来了，到目前为止，这些文化已经成为了我们民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辽金时期的汉文学更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成分，在辽金时期，由于经济发展迅猛，各个地区之间的交流非常频繁，而经济贸易更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而在进行贸易的过程中，各个民族的人们渐渐地将他们的文化以及各种文学带到了中原地区，然后，中原地区的文学家渐渐地将这些文化融入到了汉文学的创造中，其他优秀文学的引用，使得辽金汉文学的内容越来越丰富，形式也越来越趋向于多样化，从而使得辽金汉文学可以源远流长。

（二）封建伦理观念比较强烈在我国古代时期，由于受当时经济发展以及文化观念的影响，我国许多地区的封建伦理观念比较强烈，尤其是辽金时期，这种封建伦理观念表现的更加突出。而这种封建伦理观念对我国古代人们的生活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并且这种封建伦理观念的持续时间也比较长。例如，在辽金时期，人们都非常注重礼，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们都会将礼作为评价人们的指标之一，同时，它在中华民族文化形成过程中也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另外，随着我国古代社会性质的不断变化，礼的性质也发生了较大的改变。与其他少数民族相比较，中原地区的封建伦理观念比较强烈。例如，中原地区的人们始终强调男女有别，以及自古以来婚姻大事都必须由父母做主等，并且，它们始终坚持着这一原则。许多年轻人在面对婚姻大事时都不能根据自己的意愿，必须由父母来指定，而他们的父母也始终坚持着门当户对的原则，这也是我国辽金时期汉文学的主要特征之一。

二、少数民族文学的特点

（一）封建伦理观念较为淡薄在我国古代时期，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于中原地区比较落后，人们的生活水平比较低下，从而使得我国大部分少数民族的封建伦理观念较为淡薄，这也是我国古代少数民族文学的主要特点之一。从古至今，我国都非常注重“礼”，它是我国古代封建伦理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对于中华文化的形成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它来源于各种宗教祭祀等，随着我国社会性质的不断改变，它渐渐地被人们用来表明身份的等级，最后，渐渐地转变成了维护制度的行为准则。但是，在少数民族地区，由于人们的生活习惯以及所居住环境的不同，它们并不能正确地了解并且认识封建伦理文化等。与中原地区相比较，少数民族的生活比较自由，它们不愿意受各种封建伦理的约束。例如，在中原地区，男女之别以及婚姻问题被人们视为是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原地区，人们始终持有男女有别，以及婚姻大事由父母做主等观念，而在少数民族地区，男女之间并没有太严格的约束，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来选择自己的伴侣等。同时，在少数民族前期，少数民族所用来表达爱意的诗歌受封建伦理影响较小。

（二）口传文化是少数民族文学的另一个主要特质在少数民族文学中还有一个较为突出的文化特征就是口传文化，在许多少数民族地区，这种口传文化受到了人们的喜爱，并且已经成为了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众所周知的是，在古代时期，除了傣族以及彝族等几个少数民族有着历史比较悠久且应用比较广泛的民族文字以外，其他的少数民族并没有自己所特定的文字，因此，口传文化成为了他们进行日常交流的主要工具之一。口传文化就是指人们利用各种声音以及形体特征来向其他人传输他们的思想。在古代少数民族，大部分民族都会选择利用口传文化来传达各种信息、交流彼此之间的情感以及自己继承其他优秀文化等。例如，当人们在举办一些婚礼、葬礼以及采访亲戚时，人们会举行各种唱歌以及对歌活动，然后，参加活动的歌手可以在任何一个场地进行唱歌，通过唱歌来展示自己的才能，提高自己的知名度，甚至争取各种荣誉等。另外，口传文化也给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及传播带来了许多特点，我们知道，口头文学的讲述者必须要时刻面对所有的观众，并且在他们讲述的过程中，经常会有音乐或者舞蹈来伴随，然后，根据现场观众的反应，对这一作品进行评价。另外，少数民族的口传文化也促进了许多神话、诗歌以及歌谣的产生，并且，这些文学受到了后人的广泛关注和喜爱。

三、辽金时期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的关系

（一）辽金时期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相辅相成众所周知的是，在我国古代，由于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科学技术水平较低，各个民族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进行交流必须要靠长途跋涉或者马车，甚至通过书信等，但是，这种方式不仅仅会浪费大量的时间，甚至有时会造成一系列的错误等。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和进步，各个地区之间的交流以及经济贸易越来越频繁，尤其是辽金时期，中原大地与少数民族之间的贸易越来越频繁。由于两个地区的地理位置以及气候，甚至是人们的生活习俗等的不同，中原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学之间有着较大的差异，但是，这两种文化又各具特色。人们在进行贸易的过程中，人们渐渐地将少数民族的文学带到了中原地区，然后，人们对于少数民族文学有了一定的了解，进而，将许多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学引用到了汉文学中，与此同时，少数名族也大量地学习并且借鉴中原文学。最后，使得两种文学相互交流，相互融合，最终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文学。

（二）少数民族文学是辽金时期汉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辽金时期，中原大地与少数民族的交流和贸易远远比其他时期更加的频繁，正是由于这样才使得少数民族的文学大量地涌入到中原地区，然后，中原地区的文学人士渐渐地开始学习并且借鉴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学，进而，使得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得到了很好地融合。例如辽金时期，中原地区的经济发展比较快，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于是，大量的少数民族开始涌入中原，到中原地区进行贸易，从而更好地进行谋生。在他们进行经济贸易的过程中，他们将大量的少数民族文学带到了中原地区，并且随着他们贸易范围的不断扩大，它们的文学渐渐地被传播到各个地区。于是，许多中原文学人士开始关注并且学习这一文学，它们渐渐地将少数民族文学的创造方法应用到了他们的创造过程中，这就是许多汉文学具有少数民族文学特点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辽金时期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都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文化有着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对于我们民族后来的经济以及文学方面的发展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另外，众所周知的是我国各个地区的地理位置以及生活习惯的不同，使得中华民族文化所包含的文化种类极其丰富多彩，而辽金时期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时期的文学都是中华民族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们都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各种组成部分，并且它们对于中华民族文化更深层次的发展都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辽金时期的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相辅相成，从而不断的丰富了彼此的文学内容，同时，这两种文学对于其他类型文学的形成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在其他文学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辽金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的身影。

四、小结

总而言之，我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这些文化不仅仅对我国现有文化的形成以及丰富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我国许多优秀的文化已经被传播到世界各地，并且许多国家都已经开始学习我国的优秀文化，通过不断地学习和借鉴我国的优秀文化来不断丰富他们国家的文化。另外，辽金时期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之间更是具有非常紧密的联系，这两种文化相辅相成，通过不断地学习并且引进彼此文化的精华来丰富自己的文化，从而使得我国的文化可以更加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随着交通运输工具的不断便利，我国许多地区开始渐渐地与少数民族进行交流和贸易，在将我们的文化传播到少数民族地区的同时，我们也将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带到了中原地区，尤其是辽金时期，这种现象更加的频繁。

参考文献

[1]少数民族文学,思想与学术史交叉点的反思与建构———论刘大生《现代中国中少数民族文学》[J].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1).

[2]现在少数民族文学与主流意识形态[J].沈从文,老舍为中心,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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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工业遗产 文化价值 再利用对策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A

The Cultural Values and Reuse Countermeasures of Industrial

Heritag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unties

――A Case Study OF GongYi, HeNan

BO Nanlin[1], FENG Lei[2], WEI Ye[1]

([1]Art Design Department of ChengGong College, He'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GongYi, He'nan 451200; [2]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of Henan Technical College of Construction, Zhengzhou, Henan 450000)

Abstract The article analyses the cultural values of industrial heritag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unties by calculated the features of industrial heritage resources in GongYi, and then put forward the industrial heritage reuse countermeasures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and reuse of cultural resource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characteristic culture of citi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ounty economic.

Key words industrial heritage; cultural values; reuse countermeasures

0 前言

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复兴旨在强调城市历史文脉的延续性，并在城市空间建设和城市生活中重新发挥其活力。通过分析发现，目前关于工业遗产的研究主要关注在老工业城市，如天津、上海、无锡等。但在我国广大的中小县市，工业遗产资源就如颗颗繁星，分布于平凡的民间土壤中，为社会积攒了大量的文化遗产资源。河南省巩义市作为新兴工业城市，是我国中小县市的典型代表，其古代和近现代工业遗产资源具有典型的广大县市工业遗产的特征，反映出县域工业遗产面临着是否能得以生存和发展的严峻问题。而这些地区工业遗产的环境保护与活力再生研究对于县市工业遗产地的未来发展和城市更新具有重大意义。

1 巩义市工业遗产资源特点

1.1 历史价值大

据笔者统计，巩义市现存工业遗产16处，其中8处古代工业遗产，7处近代工业遗产，1处现代工业遗产。每一处都有丰厚的历史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如黄冶唐三彩窑址、铁生沟冶铁遗址、水地河瓷窑遗址等记录了我国古代手工业发展的特征，对于史学研究和工业科技研究具有重大价值。驻驾河铁路桥、孝义兵工厂旧址、钢铁大会战遗址等近代工业遗址，代表了郑州地区甚至河南省以来的工业发展事迹。

1.2 地理分布跨度大，局部集中

巩义市工业遗产分布具有以下特征：（1）零星分布，各乡镇几乎都有；（2）分布具有组团特征；（3）现代工业遗产距市区近、其他工业遗产距市区较远。第二特征的形成是受矿藏和水系流域影响；第三特征则是受政策扶持及交通分布影响，地理位置比较方便。这种分布特征对于现在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再利用非常不利。

1.3 占地面积差异大，规模差别大

16处工业遗存的规格各不相同，工业类型多样。手工业和近代工业遗存皆有，且近现代工业遗址普遍比古代工业遗址占地面积大。这要求我们在保护政策和保护措施上区别对待，既要保证价值大的重要遗址不被破坏，又要实现经济和生态等多方面的可持续发展。

2 工业遗产在县市发展中的的文化价值体现

2.1 工业遗产与城市发展定位

城市的发展首先要考虑城市的定位。巩义是一座定位于工业旅游发展目标的城市，工业是其经济发展支柱。在此情形下，合理有效的保护和利用现有的工业遗产资源，不仅能奠定城市的文化基础，修正伴随着乡村城镇化带来的农民文化、农村文化的弊端，同时能加强健康的城市形象和良好的城市公关印象，也能加强市民的荣誉感，为城市的发展做出贡献。

2.2 工业遗产与城市文化景观塑造

城市文化景观是城市文化的凝聚体，具有典型的地区差异性。工业文化作为巩义经济发展的载体，对该地区文化资源的形成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作为工业文化（下转第113页）（上接第85页）残留的工业遗产表现在城市景观方面就形成了特定的地域文化特色景观。所以巩义工业文化景观的塑造既有助于保存和理解城市工业历史，又有助于发掘城市地方文化特色、改变城市面貌。

2.3 工业遗产与区域文脉的延续与传承

工业的发展决定了巩义地区的发展和壮大，工业文化已经成为城市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成为巩义地区文化的发展动力。巩义的工业遗产文化不仅承接了真实和相对完整的历史信息，也见证了今天巩义工业发展的辉煌，极具地域性和独特性。这种工业文化的不可再生性和独特地域性正是区域文脉的表现，而其强大的生机正代表了区域文脉的延续和传承。

3 工业遗产的再利用对策

3.1 基于教育意义和商业价值的整体旅游开发

巩义市工业遗产特色鲜明，因此，对于工业遗产的利用可采取整体旅游开发对策。并且近年来，巩义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将旅游业作为第三产业的龙头重点发展，对城市发展定位来说，以工业促旅游、以工业带旅游的发展模式有利于城市经济的良性发展。同时，对古代铸造、冶炼等传统手工业的再现与宣传也具有强烈的历史教育意义，对于提升城市文化内涵作用极大。

3.2 基于功能再利用意义的单体空间重塑

巩义市近现代工业遗产主要分布于市区及城乡结合部，保存较好，一般保留有较为完整的场地设施等，地理位置优越，市民印象深刻。因此，对其利用可采取产业结构调整下的场地再开发和城市空间重塑。即将占地面积较大，厂房、设备等具有较大遗存价值的工业遗产，将其改造为公园、广场等市民活动空间；对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单体工业构筑物以及设备、设施可改造成城市景观小品，既保留了其文化价值，又为城市形象作出了贡献。

3.3 基于历史教育和文化展示意义的模拟重建

为更加准确地展示城市历史风采，再现文化生机，可将历代工业发展中的典型场景及特色工业情景通过模拟重建，塑造为城市环境中的公共文化设施、工业文化景观等，扩大工业遗产对市民和游客的文化影响力。或者在构建大型社区时，以历史人文特色为表现主题，将传统手工业场景元素与现代大机器工业模型构建为社区景观设施加以表现。这种方式的教育意义和文化熏陶意义不言而喻。

4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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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作为国家的政治、经济行为，能够集中而深刻地反映国家与社会的发展阶段、水平、性质。因此，领略中国税收的历史，可以从核心部位把握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社会生活，以及两千多年中国封建专制中央集权国家的兴败盛衰的运动过程，从而为参透中国历史“迷津”，正确把握中国历史传统，提供一个明晰的新的视角。

夏、商、周（ 西周） 三代的三种赋税形态，史称“贡”、“助”、“彻”。尽管形式上各有不同，但总的税率大致都是十分之一，即所谓“什一而税”。夏之贡近似于定 额课征形式；商之助和周之彻，均建立在井田制基础上，前者为劳役课征形式，后者为劳役向实物课征的过渡形式。共同的特点是：税率低，贡赋并重，租税合一。它反映了在国家出现的早期阶段，实行分封制政体，税收的初级形态，也反映了税收从自下而上的自愿形式向自上而下的强制形式的演化过程。三代时期的“工商食官”、“市廛而不税，关讥而不征”，到了西周后期，有了“关市之征”，即有了初始的商税。

春秋、战国时期，税制改革成为各国政治经济变革的重要内容。从鲁国的“初税亩”到秦国的商鞅变法――废井田、履亩而税，反映了土地由分封制步入国有制，由公共占有制到私人占有制，以及税制由租税合一进入税人税地的发展过程。随着商品经济的初步发展， “重农抑商”政策开始提出，加重工商税，出现了国家专卖制度。

秦始皇建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国家后，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了税收制度，以“繁 法严刑”加以保证和规范。其特点是：

第一，通过土地登记和户籍制度，“令黔首自实田”，标志着土地私人占有制的确立。

第二，施行严厉的重农抑商政策，从而把农民牢牢地固着在土地上，确保国家田赋、兵役和力役的稳定来源，为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政体构筑了经济基础。

第三，实行“急政暴虐”的极权政治，赋税达到横征暴敛的地步，《汉书・食货志》载云：“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制二十倍于古”，乃是秦朝迅即覆灭的重要原因之一。

汉代承袭和发展了秦朝的税制，特别在重农抑商方面把秦制推向极致。在抑商方面，除苛征商人的关、市等税外，从汉武帝开始，还对商人重征财产税――“算缗”；施行国家绝对垄断的盐铁专卖；国家直接经营商业、运输业，称“平准均输”；加倍征收商人的人头税和其他附加税，正如汉高祖《贱商令》所云：“重租税以困辱之”。

在所谓重农方面，汉代虽然吸取了秦朝覆灭的教训，强调“与民休息”、“轻徭薄赋”，汉高祖行十五税一，汉景帝行三十税一，而且终汉四百年而不改，但事实上，汉代施行的是轻田赋重口税的政策。

汉代的税制集中体现了汉武帝“外儒内法”的政略，把秦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体的税制加以系统化、法律化、制度化，对之后两千年的中国历史产生莫大的影响。

三国时期，各国为解决军饷和财政问题实行大规模屯田，并调整税制。最有成效者当属曹魏政权。值得注意的有两项：

一为组织军屯和民屯，把汉武帝始行的屯田制提到新的高度。官府和屯户分配额为二五中分（ 使用官牛的为分成），虽然退回到租税混一的课征，但这一举措却使大批流民有所归宿，回到土地上来。

二为实施“租调令”，把汉例三十税一田租改为计亩定额税；取消汉代人头税，改行按户征收“户调”（ 户税），户调开始成为常税。

晋统一“三国”，在全国范围实施占田、课田制和户调式。即平民计口，规定男女人口可占田地亩数；计丁规定应征田租亩数；计资分等级规定户调负担。南北朝时期，北魏统一北方，孝文帝创行一体化的均田制、三长制和新租调制。均田制等举措为北齐、北周承袭，并对隋唐两代影响至深。

魏晋南北朝，北方商品经济遭战乱、少数民族政权割据破坏严重，而南方却出现商品经济的繁荣，南方六朝的工商杂税成为政府重要收入之一。

隋文帝统一中国后，把北魏开创的均田制推向全国，并提高授田数量。在精减机构、裁汰冗员、减少国家负担的同时，实行租调制，减免田赋徭役。更难能可贵的是，着力鼓励工商――除山泽之禁，去盐铁之专利，免入市税及盐铁等税。重农抑商的传统税收政策得以空前驰放。在短短二十年间，经济迅速发展，创历代最好之财税。马端临《文献通考》称 ：“古今称国计之富者，莫如隋。”个中奥妙值得深思。

唐代把中国古代税收和税制发展到更高阶段。特别是唐初的租庸调制和唐中的两税法两次税制改革，对传统税制有着明显的突破。主要有：

1. 从实物税到货币税的发展；

2. 从税人到税物、税资的发展；

3. 徭役的赋税化；

4. 商税正式成为一项国税，工商税收占国家财政收入份额不断增大；

5. 国家税制统一，法律对税收起了重要的保证和规范作用；

6. 确立“量入为出”的财税原则，并根据经济多元发展而采取了拓宽税种、简约税制等措施。

所有这些，反映了自秦汉以来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国家已发展到成熟的阶段，反映了中国古代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与繁荣，也反映了传统重农抑商政策和非经济强制对人身束缚的弱化。

五代和宋代的税收基本上因袭了唐制。

宋代为防止五代十国割据局面的重演，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推向更高阶段，财税大权一统于中央，标志着中国古代专制主义集权制国家财税制度发展的高峰。

宋代把两税中的地税和田税划一为以田亩为标准，人称有田则有税，无田则无税，反映了当时土地买卖的自由和租佃关系的自由。

宋代大大拓宽了赋税领域，了规范商业税的《商税则例》，设立了专管商税的机构“商税务”和专管外贸及进口关税的“市舶司”。工商税收跃为国家大税，反映了商品经济特别是商业外贸的空前发展。

宋代专卖项目繁多，但突破了官本格局而演化为官商合办、官商共利的局面，也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充分发展使然。

宋太祖开始顺应历史潮流，实行“恤商”政策；而王安石新法虽有可取之处，但仍以陈腐的重农抑商为宗旨，把历史拉向倒退，其失败自是势所难免。

宋代“生不逢时”，民族战争频仍，内忧外患严重，军费开支几达税收的百分之八十。因此，宋朝虽为中国历史上社会经济，特别是商品货币经济，以及与之相关的税制发展变化最为迅速的朝代，但又是历史上财政最为困难的朝代。以后几代，在税制方面虽有深度和广度的进展，但并未见有质的方面的突破。

辽、金、元三代均属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其税制都表现为中原原来先进制度与游牧民族带来的落后生产方式和政策的混合。

元代的官府和贵族、官僚兼并了大量土地。官田因战乱、掠夺急剧增多。官田多实行屯田制，回到原始的租税合一的课征形态，而屯户事实上成为贵族与官府的农奴。私田因贵族、官僚以权占田而致集中，与宋代以钱买田而导致的集中，形成鲜明对比。元代税收因地、因户而异；政府为满足财政急需，允许大户包税；重视商业，商人可享减免税收或包税等优惠。元朝税收制度最为混乱，比唐、宋甚至辽、金都有明显的倒退。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在财税上仍从清整户籍、土地入手，先后实行“黄册”和“鱼鳞册”制度，比较有效地解决了累代积存的土地和赋税的混乱局面，增加了税收。

明代中期，朝廷为摆脱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及财税困难，先后推行过征一法、鼠尾法、 一串铃法、十段锦法等税制改革。万历九年（1581 年） 在全国颁行“一条鞭法”，将田赋、徭役和杂税合并，按地亩征银。它的简约税役、折银征课，比唐宋两税法更加彻底，因而也更适应于商品货币经济不断发展的时势。一条鞭法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农业税的至高形态。以后虽然有清朝的“摊丁入亩”，但也只在局部方面有所发展。

明代在财税问题上，集中反映了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既极权又腐败的特质。一条鞭税法在维护和巩固明朝专制集权统治上取得了短暂的“中兴”效应，但无法改变专制国家江河日下的历史趋势。

清代的税制以为分水岭，分出前期与后期。前期沿着历史传统道路发展；后期因失败、外国列强打开中国大门而被迫开始改弦易辙。

前期在税制上最突出的事件为“摊丁入亩”。明代一条鞭法没有彻底解决地丁合一问题，人丁和田赋仍是两个税目。清代经康、雍、乾三朝，摊丁入亩终于在全国铺开，完成了地与丁、赋与役一统于田亩征银的历史任务。到此，两千年来一直纠缠不清的税人与税地及人头税问题总算在法律上得以解决。一条鞭法和摊丁入亩制，应是中国古典税制的终结。

明、清两代都实行某种方式的海禁，清朝前期又实行矿禁，因而外贸税收和工商税收受到严重影响。这是对唐、宋、元开放政策的一个倒退。

后，税制开始出现质的变化，走出一条似可称为“中学为本、西学为用”的税制变更道路。即旧的传统仍保留着，但为适应国门被打开的局面，开始逐步吸收西方资本主义税收的内容和形式。这种变动的主要驱动力是外国资本列强的侵入和强制，形成一种半封建专制半殖民地的税制形态。

以后，清代税收最大的变化是：两千年来一直作为国家财政收入命根的田赋，在财政总收入中的比例急剧下降，逐步退为地方税；而五口通商后新设的海关（ 初称“洋关”） 的关税收入在国家财政总收入中的比例急剧上升，成为国家主要收入。从1842 年到清朝覆灭， 中国境内共设有60 余个海关。

税收的半封建专制形态主要表现为，在标榜“轻徭薄赋”的同时，不顾百姓死活，以各种强制手段增加传统的田赋、矿税、盐课、茶税及各种工商杂税，甚至采用借税、厘金、义谷等手段横征暴敛。

半封建半殖民地形态，在政治上主要表现为：海关自的丧失，不平等条约确定的“协定关税”，以海关作为战争赔款和政府对外借款的抵押，海关管理权掌握在外国人手中等； 在经济上主要表现为：不平等条约确定的海关低关税制，进出口税的失衡，中国人和外国人纳税的不平等……，从而为外国资本商品倾销大开绿灯，严重影响中国工商业的发展。

当然，中国旧税制的突破和对部分国外新税制内容的吸收，也意味着中国开始走上与世界近现代税收文明接轨的漫长之路。

中篇 中国古代税收历史的思考

检视中国古代二十几个朝代赋税制度的因袭变迁，我们不能不为中国作为人类税收文明重要发祥地，积累了四千年绵延不断，丰富、系统、辉煌、完备的税收文字历史而惊叹不已。但是，从历史的长河看，四千年来税制的发展，还是十分缓慢的。特别是唐宋以后近六百年间，税收体制也和中国古代政治经济的结构、制度一样，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没有质的重大突破，甚至更加保守、封闭、落后。这是值得深思的。税收体制有古典体制和现代体制。现代体制是与市场经济体制、科学技术普遍运用于生产领域、民主政治形态，以及自觉的纳税意识相联系的。中国古代税收属于古典体制。

中国古代税收体制的发展历史，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国家发展过程的一面镜子。从赋税的国家职能角度而言，这种税制可以定性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税制。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税收理所当然地是为满足朝廷和皇室的财政需要。为了收税，官府可以采取各种手段。征税与纳税直接反映着统治与被统治、强制与服从的关系。

第二，这种税制是由战国时期法家提出，秦王朝确立的。法家主张国家至上、君主至上，主张“国富民贫”。汉武帝修正为“外儒内法”，道德伦理上宣扬儒家的“轻徭薄赋”，但实际上行法家的原则，总是赋敛不已。除正税外，巧立名目征收各种附加税。以后历代统治者基本上都奉行“外儒内法”的政略。这种税制的重要特征，是中央政府统揽财税大权，没有明确的地方税，从而加剧了地方官吏的苛征苛派。

第三，这种税制是以农业为基础，把农民死死地固着在土地上，追求地产增殖的最大化，以实现国家对财税和劳力需求的稳定性。它有强烈的人身束缚性和超经济强制，税田、 税人常常搅和在一起。除田税外，还有兵役、劳役、杂役等徭役，以及户税和人头税。历代赋役制度虽有更易，但只是程度和形式上的不同。

第四，在这种体制下，国家往往还以政权为依托，垄断商业、手工业、矿业、交通运输等重要行业，其形式包括官工、专卖、禁榷、屯田、平准、均输等，兼收利税之益。可视为古代的国营企业和统购统销政策。

第五，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税收体制，必然会出现专制而不能集权的局面。于是，严重腐败现象就会出现。税收中的腐败是这种税制的必然产物。

事实上，自有国家以来，土地国有观念和国家对土地的终极所有权，是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传统。它强烈地反映在税收制度上，并制约着中国古代农业和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它的发展过程大致是：

首先，夏、商、周三代，是分封制下的土地宗族公共占有制。西周时期，国有观念已然明确。有“诗”为证：“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 可见，当时的舆论不仅认为土地属国家（ 最高统治者） 所有，而且臣民也属国家所有。

其次，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在争霸争统中纷纷进行土地、税役制度改革，其核心内容就是明确土地国有制――土地所有权归国家、土地分配权归国家。从“初税亩”到“授田制”，从“废井田”到“令黔首自实田”――这一史称“土地私有化”的运动过程，只是终结了分封制下土地的宗族公共占有制，完成了从土地私人使用权到私人占有权的转变。国家通过直接掌握土地，以保证对税赋、兵役、劳役的征调。

再次，秦汉以后，“私有化”的进程更加迅猛。汉代的土地买卖已十分普遍，到唐宋及以后各代，土地自由买卖、自由租佃关系更一发不可收；地主经济、自耕小农经济成长为农村经济结构的主体；国家对土地控制和对土地上民户的人身控制日呈弱化；税制的发展――从“两税法”到“一条鞭法”到“摊丁入亩”等，都反映了土地私有化的深入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对土地和土地上户籍的控制也并未放松，表现出国家对土地的主宰权。历代所推行的诸如“授田制”，“限田制”，“占田、课田制”，“均田制”及“方田均税法”，开展的“削豪强”、“抑兼并”、“平赋税”的运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如汉武帝通过“告缗”措施，就“罚没”私人土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此 ”（《史记・平准书》），全国的总数更可想见；官府、贵族、官僚倚仗国家权势强占民田，元代、清代入关之初实行“圈地”运动；等等。所有这些，都说明国家对公私土地具有“终极所有权”。而私人的土地所有权――从法权意义来说，还是有限的，不彻底、不完全的。

这种事实上存在的土地产权不明晰状况，顽强地反映在税收体制上，造成税制不能适应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变化的消极、被动、滞后的局面，从而成为长期困扰中国经济，特别是农村经济、商品经济发展的严重桎梏。土地国有观念和事实上存在的国家对土地的终极所有权，是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国家及其税收体制运行的重要根据。

四、“重农抑商”是贯穿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经济政策和税收制度的“主线”，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税收的基本特征和历史传统。

商业经济发展的同时， 也带来所谓社会分配不公和部分农民弃农经商的问题，使正处战争环境中的列国君主为之震惊。他们把工商业看成是对农业、对专制国家秩序的最大威胁。因为他们需要稳定的农业和农民，以满足他们对粮草（ 赋税）、兵源的需求。于是，“农本工商末”、“重农抑商”、以及“农战”、“轻重”的思潮汹涌澎湃起来，其代表人物是法家的政治思想家李悝、商鞅、李斯、韩非等。商鞅在变法中严厉贯彻了重农抑商原则，提出“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对不经批准从事工商业的农民，要罚作奴隶等；韩非更把工商业者指斥为国家“五蠹”（ 五种蠹虫）之一。

秦始皇在统一中国以后，把重农抑商（“上本除末”） 定为国策。汉代继承秦制，全面实行对商人的“重租税以困辱之”（ 汉高祖） 的赋税方针。“重农抑商”思想从此成为两千多年经济政策、税收制度的一项基本原则。

“重农抑商”之“重农”，并不是重在农业生产和保障农民利益。商鞅是重农抑商的鼻祖之一。他主张的是兵强民弱、国富民贫，甚至要农民成为“家不积粟”的赤贫。汉武帝标榜“轻徭薄赋”，但实际是轻田租而重口赋，连三岁的孩子也要上人头税。“重农”之重在于把农民世代锁定在土地上，重在稳定赋税，稳定兵源，稳定极权统治。“抑商”是历代王朝的常态。抑商的主要手段是：

第一，利用税收作杠杆，“重租税以困辱之”，这是经济上抑商的最主要手段。汉代抑商最厉害，对商人的赋税课征也最重。除市、关、资源等商业税外，还要重课各种名目的财产税 （ 缗钱税）、双倍的人头税及各种附加税。又如唐朝的“借商”、五代的“免行钱”、宋朝的 “和买”，都是对商人的挖空心思的巧取豪夺。

第二，强力剥夺。一种是直接剥夺，如秦朝对商人。一种是类似税罚，如汉武帝的“告缗”。有点像搞政治运动，发动民众告发偷税漏税的商人，结果“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国家“得民财物以亿计”。《（ 史记・平准书》）

第三，通过国家专卖（ 或禁榷）、平准、均输等方式，对关系国计民生的某些商品的生产、运销实施垄断经营，达到既利税双收，又挤压商人的目的。汉代、宋朝国家专卖都搞得很厉害，汉代是国家直接垄断，宋朝是国家吸收大商人合作，实现垄断。后者固然是商品经济发展使然，但仍严重限制着私人工商业发展的空间。这种国家直接参与、操纵、控制经济的传统，一直流传到近现代中国。

第四，国家从法律上贬低商人的社会地位，从伦理道德上损坏商人的人格，造成轻商、忌商、恶商、恐商、不敢言商的社会情绪和社会心理。这种心理，也许在今天的社会也未曾泯灭。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的结果，并不如政策制定者所想。西汉力主“重农抑商”的晁错，已经看到了“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己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己贫贱矣”。（《汉书・食货志》） 商业虽然还在发展，在持续的“重农抑商”高压下，造成了经济形态的扭曲。其后果为以下三点：

一是商人为安稳计，普遍把相当一部分资金投到农村，购买土地房宅。工商业资本相当一部分转化为田地产，工商业者兼地主，形成中国古代经济形态一大特色。其结果是加剧了农村土地的集中，而这些工商业者兼地主，往往又成为国家“抑兼并、平赋税”的对象。

二是商人并没有把土地集中起来搞规模经营，而是分割成小块，以租佃关系出租给农民。商业资本以这种方式进入农村，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基础，反而使这种封闭的落后经济更加稳固。加之大商人又以金钱收买权力，出现了商人、地主、官僚一体化，并跻身于封建专制的权力体系之中，成为国家不可或缺的一根支柱。

三是“重农抑商”之抑，从根本上说，并不仅仅损害了商人（ 或工商业者） 的利益，更主要的在于它栓塞了商品经济发展的正常渠道，不论农业还是工商业，都不能沿着正常的商品经济发展渠道发展。这是要害所在。

专制集权制的税收体制――土地国家终极所有权――重农抑商政策和工商业中的国家垄断（ 专卖） 制度，似横亘于中国古代税收历史进程中的三座闸门。认真研究、充分了解这三大存在，或是开启中国几千年税收历史“迷宫”大门的钥匙。

下篇 中国古代税收的文化传统

世界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各行各业都在倡言文化。然而，什么是文化？ 它和历史是什么关系？ 似乎很少有人认真去考虑它。

文化，从社会存在的意义上说，就是历史演进过程的积淀及其轨迹，量化为所谓传统文化，质化为所谓文化传统。

特别是文化传统，它渗透在人们的思想观念、言论著述、行为习惯中，渗透在社会关系、社会活动的方方面面之中。不论是正面或负面的，积极或消极的，也不论人们对它是自觉或不自觉的，总之，它已沉淀凝结成一种人们的活动氛围和社会环境。面对这种客观存在的强大的文化传统力量，不同的态度、不同的方针、不同的做法，后果自是不能同日而语的。正确、科学地认识它，积极地对待它，就会成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巨大历史动力；反之，就会成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巨大阻力。

税收本来就属于历史范畴，而且是社会演进、历史变迁中举足轻重的历史范畴。所以学习税收历史，把握税收文化传统，就更具有现实意义。

税收随国家的产生而产生，又随着国家的发展而发展，它的历史和国家一样悠远。

税收以国家为主体，通过超经济手段、无偿的方式，参与社会产品和财富的分配，是国家的一项主要职能。税收所得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是国家赖以存在的物质保障。

税收是国家调节社会的一根杠杆。几千年来，牵系着千家万户，牵系着国计民生，牵系着社会经济、社会活动、社会文明的发展；在一定条件下，也成为社会贫困、社会灾难、社会腐败的渊薮。税收是一个多元的历史范畴：作为国家的职能，决定于也影响着国家政治，因而融入了政治的范畴；作为特殊的社会分配方式，制约着宏观与微观经济的发展，因而融入了经济的范畴；而税收的历史轨迹、历史记载、典章制度、政策法令、言论著述、文书表格、行为规范、教育培训、信息媒体，以及文学艺术上的反映等，又融入了文化的范畴。

税收是伴随着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历史范畴。古代传统的税收，虽然也有一定的社会职能，但归根结底是为国家服务的。当国家的政治体制从专制集权政体向民主政体转化时，当经济体制从自然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化时，税收体制也会亦步亦趋地跟着转化。它的职能也会从主要为国家官僚机构服务转为主要为社会、为人民、为纳税者服务，并以公开化、法制化、规范化，严格的监督机制为其主要特征，从而浮现出现代税收体制与古代税收体制的分水岭。

什么是中国税收文化传统？ 如何看待中国税收文化传统？

中国税收文化传统的第一个特点就是，有着世界最悠久的历史，而且体制完备，内容丰富，文字记载几千年，源远流长。它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税收文化的一大宝藏。

第二，在中国税收文化传统中，最深入人心的，当属于“轻徭薄赋”、“富民强国”这一具有民本主义、人道主义的传统，而且两千多年前就已明确。先秦诸子中，如管子的“薄税敛，毋苟（ 苛） 于民”；孔子的“惠民”，“敛从其薄”；孟子的“仁政”，“省刑罚、薄赋敛”；老子的“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墨子的“诸加费，不利于民者，圣之弗为”……他们的税收思想和原则对后代有巨大深远的影响。在先秦诸子中大概只有少数的法家代表人物唱了反调。如商鞅主张国富民贫；韩非主张重税，反对足民。从思想文化而言，不是主流。汉初“轻徭薄赋”和隋初“恤商益民”的政策，都大大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虽然历史上的统治集团的贪欲总是和“轻徭薄赋”、“富民强国”思想原则相悖，而且现代学者也有人简单地把这一思想原则斥为“小农意识”，但它毕竟反映了广大民众――纳税者的愿望和要求。这应该算是中国传统税收文化中的一个优良传统。

第三，与上面相联系的又一优良传统，就是税收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思想原则。历代许多思想家、政治家都认为，只有发展生产，国家税收才能多起来。如春秋初年，辅佐齐桓公取得霸业的管仲就提出：“善为政者，田畴垦而国邑实”；孟子也认为，合理的税收能够促进生产，不仅可以富民，也有利于保证国家财政收入。他说：“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荀子也认为“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 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强调“务本节用财无极”。西汉司马迁经过长期调查研究提出“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执掌中央财政达三十年的西汉桑弘羊清醒地提出，为扩大国家税收范围，不仅要重视农业，更要促进农工商互动协调发展。他说：“工不出则农用乏，商不出则宝货绝，农用乏则谷不殖，宝货绝则财用匮”，主张“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农工商师各得所欲”。北宋王安石更明确主张，税收的基础应是发展生产，“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这种税收原则愈到后代，愈趋明确。

第四，强调税收的社会协调、社会保障的职能。就是说，税收作为国家财政收入，除用于皇室，用于养活官吏和官府的开销，还要用于社会事业，备荒、济贫、赈灾、治水、修桥、修路等。如韩非提出：“征赋钱粟以实仓库，且以救饥馑，备军旅也”；西汉的贾谊提出：“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桑弘羊主张通过盐铁官营、均输、平准，可以“佐百姓之急，足军旅之费”，可以“平万物而便百姓”。南北朝时代梁武帝还推行“凡民有单老孤稚不能自存，郡县咸加收养，赡给衣食，每令周足，以终其身，又于京师置孤独园，孤幼有归”，算是中国最早官办的孤老院、孤儿院。在历朝历代税收机制、设施和规定上，也对这种财政的分配做出一定保障，如设“常平仓”，收“义仓税”，实行“蠲免”等，在救灾、救难中发挥了有效的作用。

第五，主张税收“取民有制”或“有度”、“有常”，要求税收规范化、制度化。管仲最早提出：“取民有度，用之有止”；孔子提出税收要“度于礼”；其后墨子提出“以其常正，收其租税，则民费而不病”；孟子提出“取于民有制”。西汉初年，朝廷把“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汉书・食货志》） 作为税收原则。到了西晋，傅玄更明确提出“赋役有常”的主张，他强调“上不兴非常之赋，下不进非常之贡，上下同也，以奉常数，民虽输力致财，而莫怨其上者，所以务公而制常也”。到了唐朝，有“量入为出”和“量出制入”之争，也都是为了体现“有常”――要求规范化、制度化。

当然，中国税收文化中还有其他值得肯定的传统，如根据社会要求，对税收问题和原则开展公开争论；根据政治、经济变化开展变法改制；等等。

但是，中国毕竟有两千多年的专制主义皇权统治的历史，近百年的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近三十年的苏联模式、计划经济运行的历史。这些历史的积淀交揉融汇在一起，互为作用，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成为改革开放、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沉重包袱。

第一，税收的属性本是国家的职能，而且以强制性、无偿性为其基本特征。在几千年的中国税收史中，这种特征占有绝对统治的地位，而税收的社会性和与百姓利益的关切，则完全处于从属的微弱地位。中国古代虽不乏明君贤相，有为的政治家、思想家，他们的财税主张和措施客观上或顺应了历史的发展，也反映了人民大众一定的要求和愿望，但归根结底是为了满足以君王为代表的国家官僚机器的需求。收税者和纳税者的利益关系，从根本上是不可能一致的。

第二，过去几千年的中国，是自然经济占据统治地位的农业国。从春秋战国以来，政治家的主流思想，一直强调农业为本、重农抑商，并在税收思想和税收制度中占主导地位，从经济上压抑了商品经济的自然发展，从政治上强化了封建的专制和集权。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或与此有关。中国文化传统，包括税收文化传统中的农本主义、重农抑商的影响，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成为一大历史包袱，人们自有深切感受。

第三，“苏联模式”、“计划经济”在中国税收文化中形成的最突出特点是，税收作为国家一项职能异化为国家主义的机制。企业，公民作为纳税人没有主体性资格（ 甚至纳税人身份亦被掩盖），征纳双方的权力（ 权利）、责任和义务严重不对称。国家的征税权力被提高到绝对的程度。国家是原生物和至高无上的存在，而财富的创造者和纳税人则只是国家的衍生物。因此，在税收的立法、征收、监督等方面不需要也不可能有什么公开化、规范化、法制化，更不可能产生为纳税人服务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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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智慧和经济发展的经验总结，并在经济思想体系上，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经济理论，这些都是我们建立中国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基础。在中国古代，历来重视农业经济的发展，该思想对于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样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将传统的经济思想精髓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间结合起来，这也是中国经济学创新的必要因素。坚持立足中国的经济发展实际。中国经济学的创新发展必须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讲求一切从实际出发，也就是要从中国经济的发展实际出发。

我国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独特的历史和独特的经济制度，对于这些具体情况，我们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立足国之根本，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经济制度。我国目前正在实行的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要取得实践的成功，就必须立足实践，从实践中汲取营养，进而总结出完善的理论，实现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发展。

“范式”是指在某一具体科学领域、某一特定时间内比较占主导地位的研究学者普遍认同的概念、分析方法。1978年之前，在中国经济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苏联范式”。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经济学理论范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中国经济发展迫切需求强大的理论支撑，因此，出现了宽松的学术环境，为中国经济理论范式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氛围。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出之后，中国的经济学便以这两大理论为支撑，开始全面构建面向全球化的新理论范式。其核心概念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演变打破了传统的理论范式视角上的狭窄性和概念的同质性。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实质和特征必然要求中国经济学要全面综合古今中外的优秀的合理的经济学思想，最终构建一种能够全面科学揭示经济运行机制以及经济发展规律的经济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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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发展 龙纹 新华白族银器 楚雄彝族服饰

1 鹤庆新华白族银器与楚雄彝族服饰中的龙纹 

1.1 鹤庆新华白族银器中的龙纹 

云南大理鹤庆县新华村是“茶马古道”上一个古老的白族村寨,从南诏时期就已是云南银铜器手工艺中心,至今已有上千年的金、银、铜器加工历史。新华银器在明清时期已具一定规模。据《清代经济》记载:“凡银,中国所生,不敌云南之半,故开矿煎银唯滇中可永,凡云南银矿,楚雄、永昌、大理为最胜。”新华银器的装饰纹样中,最常见的是龙纹。1999年白族银匠寸发标因设计制作九龙壶(银器雕有九条形态各异的龙而得名)被云南省文化厅授予“云南省民族民间高级美术师”称号。此后,寸发标相继设计制作出九龙工艺捅、九龙火锅、九龙水烟桶等“九龙系列产品”,成为新华银器的代表。龙纹在新华白族银匠心目中的地位可见一斑。 

1.2 楚雄彝族服饰中的龙纹 

云南楚雄相对多山的环境较完整地保存了楚雄彝族服饰的原汁原味。楚雄彝族支系繁多,服饰各具特色,每个支系都有自己的传统服饰,形成不同风格。楚雄彝族各支系服装色彩斑斓,图案形式千变万化,但具有民族图腾崇拜的龙纹却始终贯穿其中,上到贵族、祭司,下到平民百姓的服饰中均有体现,是彝族人民喜爱、敬仰的吉祥图案。 

2 经济发展对龙纹运用的影响 

2.1 龙纹的来源及意义 

2.1.1 新华银器中龙纹的来源及意义 

龙,是云南大理白族最受崇拜的神灵之一,白族先民自称为“九龙族”之后,与汉族自喻为龙的子孙有殊途同归之义。此外,大理在历史上曾有“泽国”之称,海、河、湖、溪甚多,“深山大泽必有龙蛇”是古代人民笃信的观念,白族人民相信海、河、湖、泽必居住龙王,通过对龙王的祭祀、敬拜可以保证“五谷丰登、庆祥保安、六畜旺长、百姓安乐”,使白族人民过上好日子。大理鹤庆地区天然湖泊星罗棋布,是滇西北高原上的鱼米之乡。这里的民众对风调雨顺的丰收年景所带来的富裕稳定生活无比向往,处于三个自然湖泊之间的新华白族自然村,在湖泊出水处建有龙王庙,每年有庄重的祭拜仪式。 

新华银铜器加工已有一千多年历史,自古以来,新华银器装饰中多有对龙纹的表达,在明清时期流传下来的新华老银器中,不乏龙纹雕饰的精品。随着社会逐步稳定和经济不断发展,银铜器加工制作的种类越来越多,产量越来越大,产品甚至沿着茶马古道大量销往中国藏区、缅甸、印度、尼泊尔等地。银铜器加工制作推动经济发展繁荣、人民生活富裕;同时,经济发展又促进了银铜器产品的创新与发展,到了近现代,涌现出大批设计制作银器艺术品的艺人。银匠艺人代表寸发标谈到“九龙系列”银制品的创意选定龙纹的原因,其一便是为了纪念鹤庆龙潭湖泊星罗棋布、祭祀龙王带来风调雨顺好年景的意愿深入人心,而物质生活富足、经济发展也必然会促进文化艺术的发展。 

2.1.2 楚雄彝族服饰中龙纹的来源及意义 

彝族崇拜龙的历史源远流长,远则始自氐羌龙氏族部落炎、黄氏族,近则始自汉晋时期的西南夷哀牢龙氏族。彝族人崇拜虎龙,以龙虎为图腾,自称“罗倮”。罗,彝语为虎;倮,即为龙,意为虎龙图腾之人。白族与彝族同为古彝系民族,在古彝系民族的心目中,龙乃是主水的神,有水必有龙。彝族人民把水里的石头看做是龙的象征物,妇女在洗澡时要坐在石头上,或把衣服放在石头上,这样才能平安和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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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优越的历史地理环境是皖西古代文明萌芽的前提和基础

皖西，习指今安徽西部六安市辖境，地处大别山的东北麓，地理坐标为北纬31°01′-32°40′，东经115°20′-117°14′。皖西区域气候特征属于亚热带向温暖带过度阶段，日照时间长，雨量充沛，地表水资源非常丰富，植被生长旺盛，暖温带阔叶林向亚热带常绿阔叶林过度性特征明显。境内河流纵横，湖泊众多，塘、坑、堰星罗棋布，形成较多的湖湾区和圩畈区，分属于淮河与长江两大水系。如史河、淠河、汲河、沣河、东淝河自南向北流入淮河，杭埠河、丰乐河则自西向东经巢湖注入长江。现今两大水系之间由人工开辟的杭淠干渠沟通，且河流均以雨水补给为主。根据考古调查和发掘资料提供的信息，早在旧石器时代皖西地区很可能就有人类活动，有力的证据就是至今皖西地区仍普查登记了古遗址415处、古墓葬485处，其中2004年发现的双墩汉代王陵墓地保存最为完整。这些遗址大部分分布在河流两岸高台之地，说明当时在居住区、墓地、窑场等方面已有地理布局概念，也正如《水经注》所具有的特点：“‘因水以证地，而即地以存古。’当时，凡郡县、乡关、聚邑，皆以水道确定其方位。”从目前六安158个乡镇的名字中多含有三点水旁或带有“堰”“湾”“渡”“码头”等事实以及从实际地形地貌特征中，也说明河流等地理环境对郡县、乡关、聚邑等分布和选择的重要影响。尤其皖西先民在选择栖息地时，从生存环境、食物来源、交通条件等方面，是考虑地形地势等要素的。同时在江淮地区史前遗址发掘或探掘中，从遗址文化层一般都含有大量的动物骨骼和水生动物残骸等事实来看，也能说明当时渔猎活动盛行，而且当时渔猎工具，就有石镞、骨镞、骨镖、网坠、弹丸和投掷器等，渔猎的对象有野猪、獾、豹、梅花鹿、四不象、水鹿、獐、麝、鸡，以及鳄鱼、鱼、龟、鳖等，其中以猪、鹿数量最多。同样从考古发掘和文献资料中我们可以得知皖西地区原始农业是以水稻种植为主，如在已发掘的六安堰墩遗址、九里沟墓葬群、双墩一号汉墓等遗址中都有稻谷、动物骨骼和大量贝壳出土。因此，我们不难看出，那时皖西农业发达，主要以农业生产为主，兼营渔业、狩猎、家禽饲养等。其外，根据考古发现大量的轮制工具（如纺轮）及陶器，也说明制陶、纺织等手工业开始兴起。而这一切皆依托皖西优越的古历史地理环境，能够为皖西古代原始居民或迁来者的生息繁衍提供丰富、便捷的物质保障。正如阴法鲁、许树安在《中国古代文化史》所说：“人类对地理环境的认识和选择，着眼于人们对物质生产活动和生活的便利。特别是定居生活（主要是农业生活），更依赖于地理环境，包括资源、气候等。”

二、对外交流是促进皖西古代文明发展和繁荣的不竭动力

“早在新石器时代，由于淮河流域居于黄河、长江、汉水之间独特的地理位置，该流域便有交通四方的特点……”，无疑便捷的交通条件有利于楚国与外界进行经济贸易，更何况“兴起于淮河流域的商人原本就有经商的传统”，加之当时楚国疆域辽阔，物产丰富这一客观条件，也促进了楚人与外界在包括思想、政治、文化和经济方面密切交往。这一事实更能从已出土的文物资料中得到佐证。如根据寿县出土的文物资料，我们得知楚人创造了我国古代社会的第一种黄金货币——郢爰，说明大宗贸易在楚国当时开始兴起。从寿县出土的鄂君启节上的铭文记载来看，鄂君启拥有一百多艘船只组成的船队和由几十辆车子组成的车队来进行长途贸易，贸易的地区就包括现今的鄂、湘、桂、皖、豫诸省的部分地区，说明当时楚国与其他地区的贸易交流频繁。而且在历年来属于楚文化地理区域的广大地区，考古发现发掘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物资料，内容含盖多个领域，部分产品往往需要与外界贸易才能获得。以皖西近年来出土的大量精美的漆器制品为例，说明当时楚国与其他国家进行经济贸易往来的大致情况。比如，“楚国漆器中的红色（特别是那些仍鲜艳的）大多数用的是丹砂（朱砂），而黑颜色则是烟炱。丹砂以湖南辰州出产的为佳品，所以又称“辰砂”。历年来在皖西出土的漆器中，包括漆盒、漆盘、漆耳杯、漆奁、镇墓兽、漆木佣以及带髹漆的陶器，如壶、钫、豆、勺、钵等，不乏有颜色鲜艳、纹饰众多、彩绘精伦和表现极其丰富的漆制品，无不体现出相似相象的特征。一方面，这说明皖西需要与盛产丹砂原料的产地进行贸易，加强交流；另一方面，当时战国人口估计约二千万，荆占四分之一，是当时人口最多的国家。皖西起先作为当时楚国的重要比邻，以及后来逐渐成为楚国的疆土和势力范围，必然会与其保持密切联系（包括漆制品贸易），促进皖西与荆等地区的交往，在文明进程或文化特质方面会受其重要影响。

三、在民族或部落迁徙、融合的过程中，影响并形成皖西古代文明的多元性

皖西历史悠久，延续不断，而且民族众多，迄今皖西境内尚有29个民族聚居。早在尧舜禹时代，尧就封皋陶于皖西豫南一带，皋陶遂率其偃姓部落顺淮河而上到达皖西，自此皖西开始成为偃姓皋陶部族活动和聚居地。至西周，境内形成英、六、蓼、群舒诸方国。公元前700年前后，皖西一带为“六国”。“六国”一度属吴，公元前622年（鲁文公5年）楚穆王灭六后属楚。秦属九江郡。公元前 121年，汉武帝取“六地平安，永不反叛”之意，置六安国。至此，六安从先秦到两汉时期逐步完成了民族迁徙、融合、统一的过程，取得了相对稳定的社会基础，为多元性的皖西文化的形成、延续和繁荣发展奠定了前提。特别是战国后期，楚考烈王迁都寿春，使寿春成为楚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虽然是“暮楚”，但仍然无疑会汲取和汇聚更多的文明成果，使皖西文化的内涵得到丰富和升华，也提高皖西文明在今天研究中国古代史中的地位和作用。“不言而喻，今天我们对于皋陶的研究不仅是探索夏文化深入发展的重要课题之一，而且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发展的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李先登《略论皋陶研究之重要意义》）

四、作为一种区域文化，皖西古代文明具有独特的地域文化特征。

皖西古代在历史进程和沿革中，皖西文化表现出极大的包容性，既能融合先进文化，如龙山文化和南方越族文化，又能汲取先进文化的养分，培育萌发出具有地域特征的文化类型。如在先秦至两汉时期，在皖西这个地理区域先后形成诸如皋陶文化（法治精神）、群舒文化（舒器）、淮夷文化、楚文化以及青铜文化等独具丰富内涵的区域文化，并能得以延续和发展。

首先，比如皋陶文化的内涵和特质突出地表现在其农耕、礼乐和法制思想上。“皋陶文化是继承古东夷文化发展而成的一种区域文化。这种文化的内涵也就是东夷文化内涵的延续和发展。这种区域文化，应当说在皋陶及其后裔所代表的是一种先进的农耕和礼乐文化。”其内涵包括：兴“五教”、定“五礼”、创“五刑”、立“九德”。这也奠定了皋陶在中国法制史上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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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民族；文化；彝族；保护

一、楚雄市彝族文化产生的历史背景

楚雄市历史悠久，据考古发现，公元前4―5世纪，这里已经进入青铜时代，并有了较为发达的古代文化。在先秦、两汉至魏晋时期，居住在西南及楚雄境内的氐后裔，被称为叟、氐羌、青羌等。经过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分化与组合，到唐初出现了“乌蛮”、“白蛮”两个族群。“乌蛮”是以清寒时期的叟为主体发展而成的，其后裔主要成为彝族。“罗罗”是彝族的旧称，现在楚雄境内还有自称罗罗颇的彝族。楚雄是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汇之地，各种文化在此交融发展，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同时也有许多南诏大理文化和彝族古文化的痕迹。彝族有十三个支系，在楚雄市辖区内主要有的主要是罗罗支系，语言为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

二、楚雄市彝族文化的现状

楚雄彝族的住房大致分为瓦房、茅草房、土掌房、闪片房、垛木房和麻秆房，随着经济的发展，彝族农村住房多被砖木结构的瓦楼房所取代。住房坐像多为坐北朝南，少数因地势关系各异，但绝无向西的，因为太阳西落，意味着不吉利。

彝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其音乐舞蹈因绚丽多姿的表演形式、丰富广泛的表演内容、浓郁质朴的民族气息、激情豪放的地方特色使人如痴如醉。楚雄市境内的彝族舞蹈主要有：大三弦舞、葫芦笙舞、羊皮鼓舞、左脚舞等；歌乐主要有：酒歌、祭祀歌、阿苏、山歌、笛子调、小三弦调、葫芦笙调等，其中内容最丰富，内涵最深厚的歌舞为大三弦舞、羊皮鼓舞、阿苏、酒歌、祭祀歌。彝族的器乐也很独特，如树叶、小闷笛、月琴、大小三弦、芦笙、羊皮鼓、毕鲁等都是彝族群众喜爱的乐器。

毕摩文化是世界民族宗教文化中的一朵奇葩，是中国彝族传统文化的核心，是涉及和包容了彝族的哲学思想、社会历史、教育伦理、天文历法、文学艺术，风俗礼制，医药卫生等丰富内容的完整的活态原始宗教文化。在彝族的生产和生活中，天天有歌舞，月月有节日，每个节日都有一套完整的仪式和美丽动人的传说。例如：“火把节”的祭火神、祭天神、祭羊神、耍火把趋害虫祈求来年五谷丰登；“马樱花节”的祭马缨花、爬刀山、梅葛说古、插花；“彝族十月年”祭太阳神、庆丰收过大年。每当节日来临，彝族群众全村载歌载舞、纵情欢乐。彝族的许多史诗、古歌，大多是由毕摩祭祀口传心授以说唱的形式传承下来的，例如彝族英雄史诗《铜鼓王》，民间史诗《梅葛》，以及《五兵歌》、《茶姆》、《阿鲁举热》、《毕摩经》等都是彝族文学中的瑰宝。

古老的彝族十月太阳历是彝族群众智慧的结晶。据推测，此种历法渊源于远古伏羲，约有上万年的历史。它把中国的文明史追溯到埃及、巴比伦、印度三大文明之前。彝族十月太阳历以12属相回归纪日，3个属相周期为一个时段（月），即36日为一月，30个属相周为一年。1年10个月，360日，10个月终了，另加5日“过年日”，习称“过十月年”，全年为365天。每隔3年多加1天，即闰年（闰日），为366天。

楚雄彝族十月太阳历文化园广场中间红、白、黑等多种颜色的花岗岩墙壁上雕刻着彝族十月太阳历的发明过程和计算、换算方法，彝族的产生和发展历程以及彝族古代文明成果等，有的用文字记叙，有的用图画说明，人和动植物形象栩栩如生，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景象随处可见，可谓是一部浓缩的彝族历史。

三、楚雄市彝族文化保护与开发过程中存在的困难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彝族与汉民族的经济文化的不断融合，加上“强势文化的不断冲击，使得彝族群众的思想意识、传承观念、发生了变化，数千年传承下来的一些民族文化元素临近消亡，作为彝族外在标志的服饰和内在标志的语言也被逐步同化。

传统的民族特色逐渐被淡化，讨亲嫁娶民俗简单化，火塘文化功能丧失，以前散发着浓郁的民族气息，隆重而火热的节日，如今也简化成了商品交易。群众对传统文化意识淡薄，民族文化传承出现断层，没有形成自觉、自愿、主动传承民族文化的共识。

旅游经济发展与民族文化保护的矛盾。由于楚雄市努力打造彝族文化旅游品牌城市，在民族文化旅游经济不断成熟的同时，也使许多本来的民族特色文化逐渐丧失，转而发展成为商品化的样式。比如许多彝族村落婚丧嫁娶等都有一套本民族的原始的风俗和仪式，但由于受到旅游文化改造的影响，加上许多年轻的彝族同胞意识方面欠缺，致使本来纯朴的民风民俗也日益向着以发展旅游经济为目的的商品化方向发展，即不再遵从本来的样式，形成了一种民俗随着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改变的趋势。

彝族文化开发和利用不够。本地区对于彝族文化的开发大多仅限于对那些具有商业价值、观赏价值的文化、以及城区周边的村落文化进行开发，而不注重甚至忽略了对那些原始的、本民族内在的具有本民族内在特征的文化的开发。另外，旅游景点的商品大多是一些普遍的旅游通用商品，缺少有代表性的民族文化旅游商品，独特的民族文化品牌未形成。

四、对楚雄市彝族民族经济发展与文化保护的几点思考和建议

整合文化产业资源，加大特色文化保护中的科技投入，积极引进专业人才。在诸如文化搜集、提取和文物保护等多个环节，必须要有足够的科技和人才作后盾，才能保证在文化的开发过程中合力利用，精细分析，否则可能由于缺乏相应的科技投入和相关人才导致利用与保护出现矛盾，民族文化因此遭到破坏。另外应继续培养文化传承队伍，特别是对个别民族文化气息比较典型的村落和地区，应该加大文化传承的宣传力度，培养本地区对本民族文化的传承积极性，让民族文化得以原汁原味的传承下去。

要科学编制彝族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划清开发与保护名录。把彝族文化保护与开发规划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通过各个涉及单位之间的密切配合，科学论证、精确定位，对可以实施开发的项目精心规划、合理布局，对该实施保护和传承的项目妥善安排、加以重视。资金方面，在开发旅游项目的同时，应相应加大对保护项目的投资，以便这些传承千年的文化得以留存发展。

民族文化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相辅相成的，我们不能一味的追求经济的发展，也不能总是强调一成不变的传承民族文化，毕竟民族作为一个人们共同体自始至终都处在新旧更替的不断变化发展中。今天对于民族发展的过程来说，也只是一个阶段，而不是民族最终的形态。因此，我们不能为了经济的发展亦或是民族文化的保护而忽略了民族本身的发展。一个民族想要强大，在关注自身已有条件之外还要取长补短，不断的发展更新已有经济或是文化。总之，民族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不能以少数民族的原始落后为代价。

【参考文献】

[1]巴莫阿依，等.彝族风俗志[M].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

[2]杨圣敏，等.中国民族志（修订本）[M].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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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古代科学技术;科学思想的发展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世界科技发展史上有其重要历史地位。它的发展从远浅析古时代原始积累，春秋战国奠定基础，两汉、宋元两次，中经魏晋南北朝的充实提高和随唐五代的持续发展，至明万历以后虽比诸同时期的西方已经大为落后，但仍有缓慢进展，也出现了一系列集大成的著作，传统科学思想从高峰走向总结。

一、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科学思想的发展，既有连续性，又显示出阶段的特点

春秋战国时期可以说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全面奠基时期，也是第一次大发展时代，其成就不仅赶上而且超过了早期科学技术最发达的古希腊。

春秋末期出现了块炼铁渗碳钢，战国时期又出现了白口铁处理技术，这些冶铁技术的发明，大大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在农业方面形成了以精耕细作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传统农业以都江堰、郑国渠两个大型灌溉工程的兴建为标志，展现出为农服务水利工程设施的空前发展。《考工记》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工程技术知识的总汇。《墨经》中包含有关于力学、光学、声学、逻辑学以及对物质结构的猜测等科学成就，它不仅是我国第一部几何光学著作，而且在世界上也是领先的，比欧几里德几何光学要早百余年。

在数学、天文学与历法方面都有了广泛的发展与进步。在地学方面，人们的地理知识已从地理资料的积累，上升到进行某种形式的综合论述与区域对比。医学方面，以《黄帝内经》等著作为代表，构成了我国特有的医学体系的最初基础。

两汉时期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又一高峰期，数学算术化是其特征。今天，由于计算机的出现，算术化倾向于现代数学中的作用已日渐显著，中国古代算术的思想与方法和现代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正相融合。

历法已确立了我国后代历法体系、规范和基本内容的原始框架。《汉书、地理志》的出现，开拓了沿革地理研究的新领域。《神农本草经》是我国秦汉以来药物知识的总结，它为后世本草学奠定了基础;《伤寒杂病论》不仅确立了辩证论治的医疗原则，而且大为充实了中医药体系的内容。《汜胜之书》可以说是对农业知识的总结。

我国的科学技术自两汉而后，经魏晋南北朝的充实和提高，到隋唐五代技术发展，并呈现一股继续高涨的趋势。前者对中国古代科技的贡献，以刘徽与祖冲之的数学、裴秀地学、贾思勰的农学、王叔和、皇甫谧与陶宏景等的医药学、葛洪的化学等为标志;后者主要有李淳风、一行等的天文学、李淳风与王孝通的数学，孙思邈的医药学以及柳宗元、刘禹锡等人的天人论与宇宙观等。这种趋势困宋元时期经济发展、文化昌盛、理学形成、战争和其他需要而得到强化。

作为世界古代文明标志的指南针、火药和印刷术三大发明的出现或大规模使用均始于北宋，正是诸多尊敬的科技前辈先后在各方面的努力，不断将宋元时期的科学技术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以宋元秦九韶、李冶、杨辉、朱世杰数学四大家为代表，使宋元数学在中国古代以筹算为主要计算工具的传统数学的发展达到登峰造极的阶段。大规模的恒星观测，各种天文观测仪器的研制成功把我国古代天文学推向它的发展高峰。沈括在磁学方面的成就在当时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金元时期的四大医学学派和相应的医学流派使中国医药学得到全面发展。宋代动植物志、谱录的大量出现并形成出书，和宋景《欧希范五脏图》、所显示的解剖学上的发展，应该说这时的生物学也是成就不小的。在这一时期，地学方面的成就也很突出。杜绾著《云林石谱》的出现，反映了矿物学在宋代已较前有了很大进展。

二、经验性、描述性、实用性与本土化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一个突出特点

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特点是在封建社会初创的秦汉时期形成的，从建立与巩固新的封建秩序出发，要求科学技术直接为发展生产服务就成为必然的事，因此它更多地具有实用性的色彩。

同时，由于在延续2000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一直是社会生产的基础与主体，它对科学技术能提供的经验往往是片断而零星的，不可能有其系统性，这样，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科学抽象当然多数也就只能是经验性的;同时在这样的社会生产条件下，为科学实验与观测所提供的仪器设备，总的讲也必然是既有限又简陋的，这就使人们对自然现象的观测受到限制，对其本质的揭示只能停留在描述阶段，或者在理论上给予某些定性的说明，或者作出些天才的猜测。而这种情况，与着眼于实用要求，特别关注工艺技巧与可操作性是密切相关的。

三、与农业关系密切的学科更多地得到发展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又一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