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经济发展的特征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古代经济发展的特征，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中国古代 流转税思想 税制改革 当代意义

所谓流转税，从现代意义上讲，是指以流转额为课税对象的税收形式。现行流转税制主要是由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关税等具体税种组成。根据流转税的内涵及其理论，在中国古代（约公元前1066年～公元1911年）属于流转税范畴的主要有关税、消费税和营业税。

中国古代流转税思想及其发展

纵观中国流转税的发展历程，自西周时期就已存在了关市税和山泽税，在漫长的古代历史时期，流转税历经变迁，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这一历史进程中所体现出的流转税思想的演变轨迹，涵括古代思想家们关于流转税的精辟论述以及古代流转税政策、制度的变迁规律，这无疑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宝贵财富。对其进行梳理，不仅是对现当代税收理论的丰富，而且还对建立当代流转税的理论分析框架和政策制度体系，以及我国的现实经济和流转税制改革提供有益的思想资源及方法借鉴。流转税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经历了漫长的演变，无论是流转税诸税种思想的演化，还是整个流转税制思想的变迁，都是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

除了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这一决定性因素外，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流转税征税的实践也是推动流转税思想发展、演化的重要因素，而纵观流转税发展历程，历经沧桑变迁，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可归纳为四个方面：

形式改变。形式改变是指流转税在发展过程中，适应经济环境变化发生的税种形式变化。在中国古代，西周时期就有了关市税和山泽税等流转税，当时的关市税往往被合称为“关市之征”，思想家在论述时也往往将二者放在一起进行探讨。其后的历史时期，关税和市税便逐渐分离，在分离的同时，各自在形式上又经历了演化的过程，如关税由内部关税，至内部和外部关税并存，再至以外部关税为主；市税在秦汉时期为“市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估税”，在唐朝为“除陌钱”，在宋元时期为“住税”，至明清时期则越来越规范，为交易税或营业税。消费税的形式也经历了一个由盐、酒、茶等专卖品收入向盐税、酒税、茶税等规范形式的转变。流转税具体税种形式的改变，反映出中国古代流转税发展由繁至简，趋向统一、规范的历史特点。

制度创新。流转税在古代的发展不但表现在形式改变上，也反映在制度创新上，即通过制度创新，来适应具体历史时期的客观经济要求。如对关市税的征收由早期的主要是地方至宋代的国家制度化、合法化，便是以关市税制度的创新，通过这一创新，体现出封建政权愈加重视财政收入的征收目的；消费税的征收由最初的“寓税于价”向“一切通商”，向二者并行，再向开中制度、纲法、票盐法等变通方式的演变，也反映出封建统治者千方百计地通过流转税制度的创新来维护其封建收入的真实目的。

所以，流转税制度的创新是对于流转税思想在中国古代各历史时期呈现不同时代特点的另一诠释。

结构调整。一方面，在中国古代，流转税在整个国家税制结构中不占有主导地位，但总体来说，流转税在封建国家财政中的地位却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另一方面，在流转税制结构内部，封建社会前期消费税占主导地位，是封建国家流转税收入的大宗；当封建商品经济的发展冲击到封建政权基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时，封建统治者不得不放弃对消费品商业利润的完全占有，采取一些官商分利的妥协政策，从而降低了消费税在流转税中的比重，同时也加紧增设其他流转税税目，极尽其裸的搜刮之能事。因此，中国古代流转税制结构的变化、调整，反映了经济结构发展变化对税制结构的内在要求，同时也说明了古代流转税思想由封建社会前期向后期演化的客观背景。

职能转换。税收职能可概括为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经济稳定三大职能，分别实现效率、公平和稳定三大政策目标。流转税作为税收体系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具有上述税收的共同职能和目标。然而不同类型的税种由于自身特点，更由于所处的制度环境，也应有不同的职能和目标侧重。在中国古代，奴隶制政权和封建制政权的特质，决定了流转税的主要职能是财政收入职能。但我们不能因此抹灭流转税收在特殊的历史时期特殊的经济背景下所具有的其他职能，比如收入分配、调节产业结构等职能。随着中国古代社会的演进，流转税职能也经历了一个转换的过程，由单纯重视其财政收入职能，至兼顾其他职能。反映在流转税思想方面，主要有不少的思想家越来越重视以流转税作为调节经济的手段，发挥其杠杆作用。

中国流转税制改革的现实思考

中国既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又处于重要的经济转轨时期，因此，中国经济具有发展经济和转轨经济的双重特征。尤其是转轨经济，在经济体制运行方式和产业结构等方面发生着急剧的变化。在此基础上，现实的流转税制演变依然在形式改变、制度创新、结构调整和职能转换四个方面基础之上进一步深化。既然我国当代征收流转税的实践并没有割断历史，那么，当前的流转税制改革从过去，尤其是古代社会汲取合理的思想因素便符合历史与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关税制度建设方面。关税思想在中国古代经过了从政治关税、财政关税向保护关税的漫长演变，而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财政关税思想，应该说封建统治者因注重关税的财政征收职能而实施的关税政策，以及思想家出于扩充税源、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角度探讨关税问题，都是有其合理的时代经济背景的，无论是先秦时期墨子对征收关税的合理性论证，还是其后各历史时期封建官府征收财政关税的实践，都验证了这一点。关税征收环节的弊端是不可避免的，封建统治者往往凭借手中的特权大肆搜刮，给百姓带来深重灾难，对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会造成负面的制约影响，遏制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加之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终于导致了保护关税思想的产生，郑观应、马建忠等人在保护关税方面的观点主张，通过关税这一经济杠杆来保护国内新兴工业的核心思想，对于当前的关税制度建设无疑仍具有重要的意义。从关税建设的长远发展考虑，应该降低关税税率，消除关税和非关税壁垒。

营业税制度建设方面。营业税思想在中国古代经历了一个逐渐规范的漫长演变，且出现了许多宝贵的制度主张，比如将征收营业税同管理市场有机结合的制度思想，营业税负担由买方、卖方共同负担的思想，革除营业税征收过程中采用包税制弊端的思想，用商业原则开辟财政收入来源的“除陌钱”思想，用较低的营业税税率刺激商业发展的思想，以营业税来通行钞法的思想，这些思想财富对于当前的营业税制度建设起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当前的营业税范畴已不完全等同于古代社会，而营业税制度建设的着眼点也应在于发挥营业税的杠杆调节功能。营业税税率的设计必须遵循以下三个原则：发挥税收的奖限作用，合理调节消费；有利于搞活商品流通，稳定市场物价；利于组织财政收入，为国家更好地积累建设资金。

消费税制度建设方面。消费税思想在中国古代经历了由“寓税于价”至“通商”的漫长演变。联系当前的消费税制度，对这一思想脉络作综合考察，便会发现中国古代消费税思想的发展变化是奴隶制和封建制经济的必然结果，而历史发展至当代社会主义阶段，客观政治、经济环境已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很难再用古代的消费税思想来直接指导当前的消费税改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古代的流转税思想对当代的消费税改革完全失去了借鉴意义，像古代思想家所提出的有关消费税征收过程中的重复课税现象和税负转嫁现象，从某种角度来说，则恰恰是当代消费税改革应合理税负的理论前提。正是由于消费税所固有的重复课税、易转嫁缺陷，才会严重干扰税收功能的正常发挥，从而带来市场运行效率的损失，为避免和减少该效率损失，政府应合理安排消费税的征税对象、计税依据和税率。消费税制应尽可能满足经济效率的原则，减少对各市场主体经济行为的扭曲效应。从长远来看，随着价格的进一步改革，消费税的转嫁机制逐步形成，消费税应从调节生产转为调节消费，从平衡产品利润转为促进间接税的累进征收，并依此作为调整消费税税率结构和征税范围的主要依据。

流转税征收管理制度建设方面。中国古代有关流转税征收过程中贯穿的包税制思想，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流转税的征收是有成本的，为了降低流转税的征收成本，封建政权采取的是往往给百姓加重税收负担的包税制、买扑制，这在当代改革流转税征收管理制度时固然不可取，但它从侧面为当代改革流转税征收管理制度指明了方向，即在市场经济运行条件下，设计流转税征收管理制度时要遵循低成本原则，这也是符合提高流转税征管效率方针的。

总之，中国古代的流转税思想不仅在古代具体历史时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即使是对当代流转税制改革也通过不同角度发挥着重要的借鉴和启示作用。（作者为上海电力学院经管学院副教授，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

篇2

关键词:古典市民社会;城市市民社会

一、两种市民社会的基本属性

要对古典市民社会和中世纪市民社会进行比较研究，就不得不先对这两个时期的市民社会的基本属性作一个简要的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一定的比较。

西方古典市民社会指的是古希腊诸城邦国家和古罗马城邦国家的统治部族生存于其间的社会组织样式。简言之，古典市民社会是由市民组成的城邦共同体社会。市民社会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是市民，而不是人口和城垣。亚里斯多德曾经指出，“城邦本来是一种社会组织，若干公民集合在一个政治团体以内，就成为一个城邦”。这里的市民指的是那些与城邦政治共同体相关的特定身份和资格。需要注意的是，在这里切不可把市民简单理解成居住在城邦内的所有人或者是达到一定年龄的自由人。之所以这里的市民不是指居住在城邦内在所有人，那是因为居住在城邦内在所有人包含奴隶，而奴隶是不具有人身自由的。可想而知，一个没有人身自由的人是谈不上其他方面的自由的，尤其是政治和经济上的自由。那么为什么市民不是指达到一定年龄的自由人呢?因为自由人中的妇女和那些不属于或未被纳入统治部族内部的成年男性是不具有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的。至此，我们可以知道，古典市民社会中的个体要想成为市民，那么他就必须具备这样一个重要条件，即拥有一般自由人所不具有的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权利。

中世纪西欧市民社会指的是西方封建社会时期的社会形态。这一时期的市民社会复兴了西方古典市民社会文明中的重要制度和思想精华，并对近代市民社会的诸多要素的形成提供了很多宝贵的资源。可以说，这是市民社会历史上一个承上启下的时期，但目前我国哲学界对此阶段却鲜有研究。而对此阶段对近代市民社会的影响更没有作出应有的重视。那么，这个时期市民社会的主体——市民指的又是哪些人呢?可想而知，到了中世纪西欧社会的商业经济和手工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随之而起的商业和手工业领域的自由人将会要求获得与自身经济地位相适应的政治地位。于是，这些人获得了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权利，并最终参与到国家的决策中来，成为新的市民。因此，中世纪西欧市民社会的市民阶层除了封建庄园的奴隶主以外，还包括新兴的商人和手工业者。

经过前面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一些重要信息:一是在这两个时期要想成为市民就必须是自由人，而且这些自由人还应该具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地位;二是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到了中世纪，市民的群体加大了，融入了新兴的商人和手工业者，为市民社会的发展增添了新鲜的血液，为将来近代市民社会的到来打下了基础。

在对这两个时期的市民社会的基本含义作了简单的比较分析后，下面将对这两个时期的市民社会的形成原因和各自所具有的特征这两个方面做出比较，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一定的分析。

二、两种市民社会的经济条件

1843年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提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命题，这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的胚芽。这里的“市民社会”主要指现实的经济生活。随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和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批判，在1844年他和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中，市民社会概念进一步具体化了，已接近于“生产关系”概念。在1845～1846年他们合写的标志历史唯物主义创立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形成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概念，明确指出:市民社会“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由此可见，市民社会主要属于经济方面的概念。有鉴于此，下面将重点分析古希腊古罗马和中世纪西欧城市这两个时期的经济对各自时代市民社会产生的影响。

古希腊文明是在爱琴文明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而古罗马文明又是在古希腊文明在地中海的殖民地文明等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这就使得两地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在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上，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已经开始广泛地使用铁器制成的生产工具。在此情况下，社会产生了比较多的剩余产品。而与此同时，家庭成为了社会中最基本的生产单位，这就导致个体对原始共同体的依赖性大大地降低。另外，受地理环境的影响，古希腊古罗马可以生产出多种不同的农业生产作物，大部分的地区都种植葡萄和橄榄等经济作物，还有小部分地区还可以种植豆类和大麦粮食作物。到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古希腊古罗马社会中不同地区具备了交换的条件。因为经济作物之间、农作物之间，以及经济作物与农作物之间可以进行交换。而事实上，由于社会的发展和人们需求的增加，家庭与家庭、氏族与氏族，以及他们与周边部族之间都要进行大量的产品交换。加上古希腊古罗马都处于地中海商业贸易的优良位置，由此就促成了发达的分工和商品交换现象。还有就是，在文明的形成过程中，古希腊古罗马发生了部族之间的战争。这就导致胜利者和被征服部族的混同，以及原有部族与新来部族的混同的现象较为普遍，致使原来纯粹自然形成的部落组织受到很大的破坏，血缘因素占据的地位遭到削弱，随之而起的是地域因素地位的不断增强。由此，农产品的商品化和血缘关系的被削弱，使原来属于公社的土地逐渐被家庭所拥有，并且家庭享有完整的所有权，而剩余的集体土地演变为城邦的公地。这种独立的家庭私有制，对确立私有家庭之间独立、平等的地位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大多数平民取得了相应土地的完整所有权，也就摆脱了通过氏族共同体对贵族和早期王权的经济和人身依附，在经济上获得了与贵族阶层相平等的地位。最终，这些平民就成为了前面所说的市民。

在中世纪西欧城市，随着外族入侵的减少，西欧的农业生产得到了复苏，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复兴。商业贸易的发展与城市的存在，一方面促进了货币关系的发展，使得货币代役租部分取代了实物和徭役代役租，使得封建庄园的手工业者获得了外出做工的机会，这就使手工业者在经济上获得自由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由于封建庄园主允许手工业者外出做工，这就为手工业者逃离封建庄园提供了事实上的可能性。这些外出和逃离封建庄园的手工业者不甘做农奴，于是也定居于城市，加入了新兴的经济关系和社区，使得城市成为自由人从事工商业活动的中心和独立的社区。这样，一种新兴的经济关系就形成了，即从事商业和手工业活动的自由人之间的自主平等的经济关系。新的经济关系必然要求城市建立自身的政治制度。于是，城市中的市民在经济独立的基础上，又具有了政治权利，最终成为前面所说的市民。

通过前面的比较分析可知，形成这两个时期市民社会的经济条件有很大的不同，古希腊古罗马市民社会的发展凭借的是家庭私有制的产生，而中世纪西欧城市市民社会的形成凭借的是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

三、两种市民社会的经济特征

由前文可以清楚地知道，西方古典市民社会的基本属性以及形成的经济条件与中世纪的市民社会是不相同的。在此基础上将重点分析下这两个时期的市民社会的不同经济特征，并在分析经济特征的基础上简要分析一下当时的政治特征。

古希腊古罗马市民社会在经济上形成了私有制经济。这种私有制经济以彼此独立的市民的家庭为基本单位，虽然家庭之间是彼此独立的，但是这些家庭的发展高度依赖于城邦这一共同体。在这种私有制经济中，社会成员对自身利益的主体资格和意识得到了确立，同时他们对他们作为国家的一份子私人利益的前提和保障的公共利益的主体资格和意识也得到了确立。有必要指出，这里的城邦共同体与之前的那些被私人人格化的封建个人王朝式国家的共同体是不相同的。这里的城邦共同体在事实和观念中都被看作是经济人格彼此独立和平等的私有者联合体，是共同的保障和事业。封建王朝式国家的共同体被私人人格化了，私有者成为了共同体实体的附属物。因此，一般私有者也不过是这个国家君主的附属物，是他们的子民，没有作为共同体的共同主人的资格和观念，有的只是服从的义务。这个时期的人们只能生活在家庭、村落乃至部落这样的社会共同体中，过着没有自由、没有幸福的生活。而处于古希腊古罗马城邦时期的人们则是生活在城市这样的政治共同体中，每一个人都是自由的，且都在努力地去创造一种幸福的生活。从上面的比较中我们可以发现， 封建王朝式国家的共同体中的人们，由于只有家庭、村落甚至部落这样的社会共同体而没有政治共同体，因此无法过上幸福而有道德的生活，只有当人们在拥有私有财产的基础上并自愿组成政治共同体时才能过上最幸福的生活。

中世纪西欧城市的市民社会在经济方面产生了一种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时期的新型的经济关系。这一新型的经济关系与当时封建庄园那种依附性的经济关系有很大的区别，它指的是从事商业和手工业经济活动的自由人之间的自由平等的经济关系。在这里，本文将把这种新型的经济关系与前文提到的封建庄园式的经济关系作一个简要的比较。在这两种经济关系中，居于其中的主体之间的关系是完全不一样的。在封建庄园式的经济关系中，农民和手工业者是依附于封建庄园领主的，是一种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而在新兴的市民社会的经济关系中，居于其中的主体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不存在依附与被依附的情况。另外，封建庄园式的经济关系中处于依附地位的群体是没有人身自由的。同样有必要指出的是，在新的经济关系及理念的作用下，城市居民从一开始就追求按平等参与的原则组建属于自己的新的政治和社会共同体。这些政治共同体是以某种全体市民共同争得的由帝王或教俗贵族授予的特许状以及缔结的共同誓约为法律根据，依法进行政治和公共利益结合的政治实体。另外，这些政治共同体是以自治共和的原则建立的，这就为近代西方社会的民主共和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从前面两段的对比分析可知，古典市民社会的经济特征是建立了以家庭为单位的私有制经济，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文明的城邦共同体。而中世纪市民社会的经济特征是形成了从事商业和手工业经济活动的自由人之间的自由平等的经济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共和为原则的政治共同体。

至此，对古希腊古罗马和中世纪西欧城市这两个时期的市民社会作了一个简要的分析和比较，但这并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希望为今后对市民社会的理论特别是黑格尔和马克思等人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基础。

参考文献

[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83.

[2](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下第7版)[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菅从进:中世纪西欧城市市民社会论要[J].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04.

篇3

［关键词］中国古代契约制度 特征

一、中国古代契约制度的历史考察

（一）西周是契约制度的萌芽时期

在西周中后期，由于私田的开垦，经济快速发展，民众生活殷实起来，大量的民事交易行为出现，交易的标的物有奴隶、牛马等，土地因为国有的原因不能进行买卖。

(二)秦汉是契约制度的形成时期

秦汉时期经济发展较为迅速，由于封建土地私有制的确立，土地在民事交易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民众交易的对象也复杂起来，不仅包括土地、农产品，还包括奴婢、房屋、牛马、铁器等，同时契约关系也复杂起来,例如买卖、借贷、租赁、担保等。

(三)晋唐是契约制度的发展时期

在晋唐时期，经济繁荣，人口众多，商事交易频繁。例如,行业种类增加，城市、邸店数量繁多，海陆贸易兴盛等。

(四)宋元是契约制度的成熟时期

宋元不再坚持重农抑商，朝中出现了代表商人利益的官商共利的主张，这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宋元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唐朝的永田制和口田制因土地兼并而逐渐衰落，这使得土地买卖和租佃制愈加普遍，而相应地，土地房屋的买卖契约此时更加规范和统一。

(五)明清是契约制度的定型时期

明代大部分民事规范以历代规范为基础，但是债务关系更加发达，债的制度设计更加全面，不动产买卖、典当程序更加简明，“契约如律令”的观念在明代仍然有着公信力。

清代商事交易逐渐频繁，民事主体间缔约行为成为常见现象。交易标的丰富多样，凡交易均以契约为证，且按照特定的格式书写。

二、中国古代契约法的伦理特征

（一）追求正当利益，天经地义

大量契约的出现表明中国古代民众在追求自我利益之时充满渴望，且为此做出不懈努力，不论处于社会底层还是上层，人们都不会因为不平等不自由而放弃对利益的追求。明清时期，吴越之地出现大量律师，这更加体现了民众为捍卫正当利益而不惜进行诉讼，请求公权力的介入。

（二）追求平等缔约

人类作为一个同类有着很多共同性，这是每个人希望彼此平等对待的客观基础。人们因为具有“人人平等”这种信念，在历史长河中，不难找到为平等而揭竿的农民起义。

（三）恪守诚信

曾子一日三省，反思自己为别人谋划考虑，尽了心没有？交朋友，有没有不信实的地方？所传授给别人的东西，自己实践过吗？这种道德上的约束外在的表现为契约，它是人们在民事交往之中逐渐形成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的交际圈正在不断的扩大，陌生人多了起来，而契约则是维护人们之间信任的最好工具。

（四）互惠互助

孔子说：君子普遍厚待人们，而不偏袒阿私；小人偏袒阿私，而不普遍厚待。 人如果没有仁爱，讲什么礼？人如果没有仁爱，讲什么乐？ 居处在仁爱的邻居乡里中才是美。

三、中国古代契约的格式特征

中国古代契约格式多样，呈现出由简单到复杂，由不规范到规范化，由缺乏管制到管制强化变化的态势。中国古代早期,人们通常订立口头协议，并以有刻痕的竹片作为信物，该信物被称作“契”，后来由于经济水平的提高，这种信物又被称作“券”。清朝时期，契约关系种类又在明朝的基础上增加了许多，并出现了以票据为表现形式的契约凭证。

四、中国古代契约的内容特征

（一）重视缔约理由

从中国古代大量买卖土地、房屋、奴婢的契约凭证中总是可以找寻到卖方出卖的理由。

（二）契约内容详略不一，但必言明权利义务

古代契约之间相互区别，各有特点，繁简不一，但一定会以权利义务的描述为重点。契约关系的客体是指双方民事主体都指向的标的即是物、奴婢等利益，为了得到这种利益，双方约定彼此的权利义务以得到心中期许的利益。

（三）契约的互惠性让位于互

我国古代法律和文化传统对于缔约问题，强调清心寡欲，互帮互助而不提倡互利互惠。因此，在古代中国，契约的互惠性让位于互源于强大的公权力干涉。

五、中国古代契约制度的经济基础

中国古代,封建土地所有制适应着生产力的发展，一直不断更新自我，这就是中国古代契约制度所根植于的经济基础。虽然人们内心有强烈的利益追求，也将其一部分需求表达在日常的民事交易当中，但是商品经济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如果这可以容忍，那还有什么不能容忍？”

六、中国古代契约的自由制度受限

契约自由是指契约的拘束力是来自于缔约双方的自由意思表示而非公权力的强制力量。契约自由有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立契自由。第二，选择自由。第三，内容商定。第四，签约方式自由。中国古代没有契约自由的制度，原因在于第一，中央集权的封建等级制度使得身份有别，人身自由随着身份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第二，官府垄断重要行业的经营，导致契约双方缺乏平等对发的平台。第三，中国古代向来重视公权力多于私权利，“官本位”的思想由来已久，民众的自由不被重视也是在情理之中。

七、中国古代契约制度的公法色彩浓厚

中国古代政权自古以来就对民间缔约行为进行着严格的法律规制和司法行政管制。西周时期，契约仅以竹片作为信物出现之时，政府就设立了专门管理契约的订立的职位如司约，还有专门保管契约副本的官职：大史和司盟。秦汉时期,违契不偿被视为犯罪行为。唐朝法律对于奴婢、土地等类似标的物的买卖管制较为严格，必须经过法定程序。

因此古代契约制度公法色彩浓厚，私法特征较为微弱。

［参考文献］：

[1]程延军,杜海英.论中国古代契约法律制度的基本特征及成因[J].内蒙古大学学报.2007,39(2):38-43.

[2]但小红.古代契约制度与现代合同制度之比较[J].政法学刊.2004,21(5):52-54.

[3]张姗姗.古中国的契约概念与契约观[D].吉林大学.2006

[4]曾代伟.中国法制史[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5]唐红林.中国传统民事契约格式研究[D].华东政法大学.2008

[6]张传玺.中国古代契约资料概述[J].法律文献信息与研究.2005,2:6-13.

[7]李泽厚.论语今读[M].北京：三联书店,2004

篇4

    一、问题的提出:港口岸线资源代际转移中存在外部

    港口岸线资源代际转移中的外部性同样表现为当代人港口岸线资源开发不足或开发过度对后代人的正外部性或负外部性的影响。

    当代人港口岸线资源开发不足,一方面,直接增加了后代人可开发的港口岸线资源数量,使后代的港口岸线资源的价格降低[1]。单从对可开发的港口岸线资源的数量而言表现为代际的正外部性。但是另一方面,港口岸线资源的开发不足,这会直接影响到社会按最优的发展速度的前进步伐,从而改变未来历史社会的发展进程,直观而言是减慢了其未来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对社会的按最优速的可持续发展而言是造成了负外部性的影响。

    当代人过度开发港口岸线资源,一方面,直接减少了后代人可开发的港口岸线资源数量,造成后代人的资源匮乏,从而增加了后代人的开发成本,表现为代际的负外部性。另一方面,按照社会发展理论,本该在后代开发的资源在当代被提前开发,当代人的开发水平对于后代人来说是落后的,这会增加后代人的维护成本、重新开发成本等等,这会直接影响到社会按最优的发展速度的前进步伐,从而改变未来历史社会的发展进程,对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言同样是造成了负外部性的影响。

    二、已有解决代际外部性的方案比选

    (1)试图依据科斯定理建立一个有效的代际产权制度的方法具有很大局限性

    有效的产权制度具有强大的规模经济的效应,因此,在一般情况下,依据产权制度而进行直接协议交易的成本会相对较低。因此,建立有效的产权制度,从而增进社会依据产权制度而进行的直接协议交易,可以有效地降低社会的交易成本,从而增进整个社会的运作效率。

    有效产权制度的这个优势特点也使得通过建立有效的产权制度从而促进直接交易协议的达成,成为了解决行为外部性问题的首选方案之一。特别是在本来就存在产权缺失或产权虚置的情况下,通过完善产权制度来克服一般性的行为外部性问题,可能会是一个相当有效的方法。

    但是,虽然代际外部性问题同样根源于代际产权的不完备性,但是,由于代际关系本身的特殊性质,由于客观存在的代际之间的时间阻隔,代际产权存在着不完备的特征是客观地不可克服的,因此,通过完善代际产权制度来克服代际外部性的方法是不可行的。另外,在代际之间充分界定产权其本身在技术上根本不可行。换言之,在代际之间充分界定产权,完善代际产权制度的交易成本无限大。因此,试图依据科斯定理建立一个有效的代际产权制度的方法具有很大局限性,是不可行的。

    (2)采取主流经济学所倡导的庇古税的方法面临新问题

    用于解决行为外部性的庇古税的方法最早由庇古于1920年在其《福利经济学》一书中首次提出。庇古认为:由于环境问题的重要经济根源是外部性,那么为了消除外部性,应该对产生负外部效应的单位收费或征税,对产生正外部效应的单位给予负税补贴。一个污染者需要负担与其排放污染量相当的税收,即庇古税。

    采用庇古税这一利益调配的方法与产权界定产权的制度方法一起被认为是解决一般行为外部性问题的两种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其后,被引入到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之中,用来解决代际外部性问题,在结合折现核算的基础上的庇古税的方法也成为用来解决代际外部性问题的主流方法。

    比如,Ono(1996)在John et al(1995)的工作基础上,在世代交叠模型中设计了最优税收制度(消费税和代际收入转移)来内生化环境外部性,以使内部化环境的代际外部性问题。在其包含环境外部性的世代交叠模型中,环境税用来内生化经济生产所带来的外部性。认为环境税会使消费者减少提供这种存在负外部性的私人品,以维持环境污染量不变,达到经济和环境的平稳增长[2]。

    但是,对于解决代际外部性问题,庇古税的方法面临以下两大新问题:

    ①庇古税的方法需要建立在对外部性准确核算与测度的基础上。确定庇古税的征收与补偿,首先必须对对外部性的影响进行准确的核算与测度。只有准确地知道外部性影响对“交易内部人”或“交易外部人”的成本与受益的影响进而对二者的利益进行庇古税的征收与补偿才能达到有效治理的要求,要做到这点非常困难。

    ②庇古税的方法具有分散性的特点,缺乏统一性,其执行成本高,效率方面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即使假设代际外部性问题对未来造成的影响是可测度的,由于庇古税的方法需要针对不同的外部性问题设置不同水平的庇古税,并且其执行过程中同样需要与分散的经济主体进行征收与补偿的交易,其执行的交易成本也将会是相当高的。

    (3)污染权或资源权市场交易的方法同样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为解决环境的外部性问题,在传统的排污收费的基础上,人们又提出了污染权交易的方法,并在西方发达国家治理环境的外部性问题的实践中已有一定的运用。

    污染权交易的方法由美国人戴尔斯于1968年在其《Pollution,Property and Price》一文中首次提出的。污染权交易的方法是指由管制当局制定总排污量上限,按此上限发放排污许可证,排污者可以将政府发放的排污权进行自由交易。具体做法是政府作为社会的代表即环境资源的拥有者,把排放一定污染物的权利进行拍卖。污染者可以从政府手中购买这种权利,也可以向拥有污染权的污染者购买,污染者相互之间可以出售或转让污染权。排污权的初始发放数量和方法是管理者根据环境保护目标制定的,排污权一旦发放即可按照规则自由交换[3]。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拍卖污染权资源权的方法是对庇古税的方法的一种改进,其强调市场自发调节的力量,通过市场化的污染权与资源权的定价的方法,来实现对污染与资源消费的自发调节,因而可以克服分散利益调节的庇古税的方法在执行成本方面的局限性,提高治理的效率,其在理论上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但是,这种污染权或资源权市场交易的方法与庇古税的方法一样需要建立在对代际外部性的未来影响有效测度的基础之上,采取污染权交易、资源开发权市场交易、环境资源市场交易的方法来治理污染、资源消费、环境资源消费等代际外部性问题,由于代际外部性的未来单向性特点与该方法在理论上不可测度与不可检验的缺陷,采取污染权、资源权交易的方法来治理环境的外部性问题在现实中同样也是不可性的。

    【关键词】补偿,机制,比选,设计,利益,转移,岸线,资源,代际,港口,

    (4)基于未来预测的影子价格的资源定价的方法仍具有很大局限性

    基于未来预测的影子价格的资源定价的方法与污染权、资源权市场交易的方法一样实质上都是对资源依据对未来影响的测度进行定价调节的方法。虽然,它可以克服分散利益调节的庇古税的方法在执行成本方面的局限性,提高治理的效率,在理论上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由于基于未来预测的影子价格的资源定价的方法一样需要建立在对代际外部性的未来影响有效测度的基础之上,而代际外部性的未来单向性特点与该方法本身在理论上不可测度与不可检验的缺陷,采取污染权、资源权交易的方法来治理环境的外部性问题在现实中同样也是具有很大局限性的。

    (5)绿色GDP核算的方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它无法有效解决影响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代际外部性问题

    针对一些国家和地区建立在高投入、大量资源低效率消费基础上的粗放型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以及现实中存在的大量资源浪费与低效率消费等严重影响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代际外部性现象,人们提出了绿色GDP核算的方法来衡量经济社会发展的质量,以纠正资源浪费与低效率消费的代际外部性问题。

    绿色GDP核算的方法以资源消费量(包括环境资源的消费)作为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指标,对传统的单计算产出的GDP核算体系加以有效补充,以对地区或国家的经济增长质量作出评价。显然,其对于解决地区或社会资源浪费与低效率消费等严重影响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代际外部性问题具有明显积极的意义,其在实践中的运用也明显取得了成效。

    但是,由于绿色GDP核算的方法其本身在核算体系的完整性、充分性方面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并且其对总体合理性水平的把握上也同样具有不可测度与不可检验的缺陷,因而绿色GDP核算的方法同样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无法有效解决影响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代际外部性问题。

    三、港口岸线资源代际转移的补偿模式设计

    本文提出补偿模式设计,即建立代际转移专项基金并开征资源环境代际补偿税。建议设立港口岸线资源补偿基金。这部分基金主要用于后代人改造以及重新利用岸线资源,例如,改造不宜建港的岸线资源,对已经遭到破坏的生态进行恢复等[4]。

    另外,本文认为,开征“资源环境代际补偿税”,对当代港口岸线资源进行开发的法人或者个人,应当依据其消耗的资源量进行补偿税的征收,一方面可以保证专项基金的来源,还可以内化一部分环境成本,减少资源浪费,迫使企业寻求资源节约型生产方法。

    对于在当代开征资源环境税,是因为其与在信息成本、征管难度以及对企业提供激励和促进新技术等方面,比行政手段的管制、排污收费制度、污染权交易制度等方面更具有可行性和操作性。

篇5

进入考古学的初步发展期(1867—1919年,自此进入现代考古学的开端),美国人庞皮利(Pempelly,R)等在中亚土耳其斯坦的考察和安努遗址的发掘研究中应用动物考古学方法研究动物骨骼,证明牛、羊、猪尚处于从野生向家养的过渡状态,丰富了早期农业的珍贵考古学资料。[6]近乎同时期,在美洲的分类描述阶段(19世纪40年代—1919年),戴尔(Dall,WH)利用在阿拉斯加贝丘遗址发掘过程中获得的脊椎动物遗存,结合狩猎工具和容器等考古遗存,按经济形态和生态环境的差异进行了科学的地层划分,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年代序列,从而开创了美洲动物考古研究的先河。[7]在考古学的成熟阶段(1919年—20世纪40年代,属于考古学分类与巩固期的前一阶段),文化生态学思想对考古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部分考古学家摆脱了以遗址为中心的文化—历史方法的束缚,与生物学家和环境学家合作,借助生态学方法,通过动物考古和植物考古研究来重建史前环境和分析史前人类的食谱,进而了解古代人类对不断变化的环境的适应过程。[8]20世纪20年代英国科学家约翰?马歇尔负责对印度河流域青铜时代哈拉帕文明的重要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并利用动物考古研究成果阐述摩亨佐达罗城市文明的经济类型。[9]20世纪30年代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PierreTeilharddeChardin)和我国古生物学家杨钟健对安阳殷墟的动物遗存进行了鉴定和统计,分析了夏商时期的气候环境。[10]杨钟健对章丘城子崖新石器时代遗址动物骨骼进行了属种鉴定[11]。

进入考古学的转变期(20世纪40—60年代,属于考古学分类与巩固期的后一阶段),从以层位学和类型学为研究手段的文化历史研究转变为以人类生态学思想指导的、大量结合自然科学方法和技术进行的古代社会重构的研究。西亚新石器时代农业起源研究就充分利用了动物考古的研究成果。[5]这一阶段在美洲出现了人类行为的文化功能解释的趋势,以环境为背景来复原考古学文化的多学科研究,就充分体现了动物考古学的作用。[12]步入考古学发展新时期的新考古学出现阶段(20世纪60—80年代),在传统考古学重建文化史(主要是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的重建)的基础上,美洲考古学家以复原或重建文化形态(生产力、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为主)、解释文化过程(主要是文化发展的动因,属于过程考古学范畴)这两个更高层次的研究为目标,以进化论、系统论和生态学理论为思想指导,通过物质遗存所反映的考古学文化的各个方面及其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来更全面、系统地解释文化发展的过程。作为文化生态系统中生物环境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动物资源利用方式和聚落形态研究中有关适应环境的生存战略(包括食物、供给、聚落和维持战略)研究,使动物考古研究的重要性进一步突出。[13]西亚的农业起源有关狩猎到饲养经济发展过程的动态研究也得益于动物考古的微观研究。[14]在考古学发展新时期的当展新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今),动物考古对于新学派中社会考古学各种社会形态经济基础的研究具有很强的说服力。[15]在探究古代人类精神世界的认知考古学有关肖像象征意义的研究中,动物考古知识的应用也获得了令人信服的成果。[16]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流派将研究重点放在人类的适应性与系统平衡上,提倡生态学、进化论和辩证法相结合,这一过程中美国学者威廉?马夸特对肯塔基西部贝丘遗址采食者的研究就体现出动物遗存研究所起的重要作用。[17]在社会学中程理论被引入到考古学后,在将其作为连接经验性考古学材料与高层次文化理论解释的桥梁的过程中,刘易斯?宾福德(LewisBinford)最有代表性的工作之一就是记录了许多影响动物组合特征和条件的自然过程,并将这些过程应用到考古记录的解释中。在这个成功的中程理论应用研究范例中,动物考古的作用功不可没①。[18]综上所述,考古学产生和发展的历程中,动物考古都不同程度地做出了贡献,在提高人类对古代人地关系的认识水平上起到了积极作用。

以北美为代表的国际动物考古学发展历程在梳理了动物考古与考古学渊源关系的前提下,根据理论与实践的特征将动物考古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重新审视一下,有利于正确评价亚洲动物考古在整个世界动物考古领域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与考古学发展息息相关,国际上动物考古研究也是以欧美发达国家起步最早,以北美的阶段性研究最具有代表性。以北美为代表的国际动物考古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形成阶段、系统化阶段、综合化阶段。第一阶段或开始形成时期(19世纪60年代—20世纪初),动物考古工作的贡献主要在第四纪地质及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年代学和地层变化研究方面[19],如揭示人类的古老性,确定早期人类如何生存以及如何获得食物并重建古环境。这些贡献主要建立在应用地质学的地层学和古生物学方法的进化论理论基础之上。这一时期环境决定论、环境可能论以及历史学方法处于全盛期,而动物材料并未被纳入考古学文化范畴当中。第二阶段或系统化发展时期(20世纪40—50年代),动物考古工作者致力于两个相关的目标,即了解动物的生物学及生态学特征以及认识人类行为的时空变化。这就要将理论及方法植根于如物理及生物等大量学科的系统性引入。大量分析性和人类学研究伴随着如下两个概念的出现而产生:中程理论和用来检验生存对策的经济和生态学模式。这一时期的一大特点是强调方法的重要性。第三阶段或综合化成熟时期(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文化资源管理的快速发展,在很多方面开展的历史时期动物考古研究以及大量开发出来的模型和预设对考古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文化生态学和人类学理论特别注重生态学和环境学议题,在动物考古实践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目的在于研究适应、生存对策以及人与环境之间的功能性关系。可以这样说,这一时期动物考古充满了所谓新考古学的思考。[20]这一时期的一大特点是逻辑推理方法由归纳转变为演绎。

动物考古的理论与方法及其回答考古学问题的研究层次基于达格拉斯?J.布尔(DouglasJBrewer)在《考古学方法与理论》所做的关于动物考古学的理论、方法与目标的论述,我们可以将各种论题按着研究层次划归到不同的组分中(见表1)。[21]从表1中可以看到,在生物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理论范畴内的各种理论框架下,动物考古学研究所涉及的考古学问题大多处于中等 研究层次,只是生物地层学及古生物学探讨的问题处于基础性研究层次;哲学范畴内,除了方法论里数据搜集处于基础性研究层次之外,绝大多数理论框架下动物考古研究所涉及的考古学问题处于高等或者极高等研究层次;文化遗产管理范畴的均变论涉及较高等层次的研究;系统论范畴的社会经济生态理论框架下探讨的考古学问题处于极高等研究层次

篇6

    关键词:历史;教学;人类;自然;和谐

    中图分类号:G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730(2003)01-0110-03 

    一部社会历史,在记载着人类内部关系发展史的同时,也刻下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烙印。从整个历史长河来看,人与自然的关系更重于人类内部的关系。因为自然是人类社会产生的前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所依赖的物质条件,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状况,体现着生产力发展水平,从整体上制约和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因此,在历史教学中,应有意识地讲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观点,培养学生热爱自然、保护自然、科学地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观念。

    原始社会这一部分的教学中,我们要讲清人对自然的依赖关系。从人类的起源到氏族社会的发展状况都反映出这种依赖关系。这一段历史要讲清以下几个观点:第一,自然是人类之母,没有自然就没有人类。

    地球形成以后,经过数亿万年的演变,地球上产生了构成我们这个世界的物质所需的很多材料,如构成地球的重金属,外层的岩石与矿物,表面的水大气层等。地球上的物质及材料在经过数亿年的化学、物理的种种变化后,一幅植物绿毡就覆盖了地球。一旦植物覆盖了大地,产生新的生命的可能性就出现了。又经过了几十亿年的种种环境的变化,动物遍布于地球上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大自然经历了新型的进化,它已经破坏并还将破坏在先前各个进化时期所建立的所有法则,由于新型的进化的各种要素动物界全都具有,如记忆和学习,甚至概念和观念等等的形成,新的事物发生了,人类从动物王国进化出来了。可见,自然为人类之母,没有自然便没有人类。其实人类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所积累的传统、观念、概念、神话、宗教都是自然界从许多方面影响了人类而产生的结果。它们来源于人对自然事变的反应,对其同胞的行为的反应,以及对于困难环境下生活艰苦的反应,甚至我们的躯体以及动物的躯体的形状也是在悠久缓慢的自然选择过程中造就出来的,它们成为几十亿年生命进化条件的见证者,人的思想与行为的传统也是环境影响下的产物。

    第二,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惟一资源。

    我们从迄今已经发现的原始人群生活的环境及留下的诸多“遗物”中可以断定,原始人群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唯一来源是大自然的恩赐。在北京人的洞穴里,考古学者发现了六十多种鸟类的骨骼,二十多种鼠类的骨骼,还有大量的朴树籽及一些鸵鸟蛋壳,骨头多半是烧焦的。其他的原始人群洞穴中所发现基本都是小动物的骨骼,也有些大型兽骨。由于原始人群生活的环境比较温暖、潮湿,林木茂盛,大自然便慷慨地提供了种类繁多的浆果、坚果和可吃的块根、嫩叶、树蕊、昆虫、鸟蛋及易捕捉的小动物等。由于生产力的极其低下,为了生存,采集就成为他们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或许也有人狩猎,但凭借的也是自然提供的简陋武器──木棒、石块和蚌壳。大自然在用“火”改造自身的同进也为人类的发展提供了里程碑的动力。自从用火后,形成中的人类逐渐确定了“人性”,创造了自己,他们学会了用树叶、兽皮做成“衣服”以御寒,用砾石做成工具进行劳动。原始人群过着和野兽差不多的生活,为了吃饭,到处流动,从事采集和狩猎,自然成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唯一资源。人类在与野兽及自然界斗争中,靠辛勤的劳动和不断积累增长的智慧,战胜自然,艰难地发展和繁衍生息下来。

    第三,人对自然的依赖关系形成了人类观念上的图腾崇拜。

    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极其低下,人类的生存要依赖于自然界的恩赐。人们对自然界种种凶猛的动物以及神秘的自然现象感到敬畏,从而产生图腾崇拜,如对熊、象、雷、电等等的崇拜,并使其成为本部落之图腾和象征。

    远古的时代,在中国领域内,居住着不同祖先的氏族和部落,从传说和神话里可以推测一些情况:居住在东方的人统被称为夷族。太白皋是其中一族酋长,姓风,神话言他乃人头蛇身(一说龙身),可能是以蛇(或龙)为图腾一族。据说灭西周的犬戎族祖先为二白犬,固以此为图腾。炎帝姓姜,神话说他牛头人身,大约以是牛为图腾。以尤为首的九黎族首领共81人,神话说他们全是兽身人言,吃河石,钢头铁额,有角能触人等,这大概是以猛兽为图腾的勇悍善斗的部落,而黄帝则人头熊身,应以熊为图腾。可见,自然又深深地影响了人类文化传统的形成。

    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这两部分的教学中,要讲清自然对人类文明进程发展的影响及人们不断认识自然、利用自然、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着重应说明以下几个观点:

    第一,自然环境的差异对人类各民族的经济文化发展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和制约作用。中国古代文明是一种典型的农业文明,并且是大陆型的农业文明。这种文明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重农抑商、封闭保守。中国古代之所以形成这种文明,与中国特定的地理环境的影响有直接的联系。中国位于亚洲大陆的最东部,东濒太平洋,西临戈壁滩,西南矗立着青藏高原,北面是荒芜的西伯利亚,在当时交通工具极其落后条件下,这种四方包围的自然屏障,严重阻碍了中国与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必然形成封闭保守,以中国为中心、盲目自大的心理特征。即便是唐宋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航海业的兴起,对外交往有所增多,但主要是周边国家来中国朝贡,中国主动向外进行经济文化交流活动少,并未改变整个中华民族的心理特征。同时,由于中原地区土地肥沃,又受到季风气候的影响,农作物生长繁茂,极适宜于农业的发展。农业立国、重农抑商也就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历朝历代的最基本国策。这一政策对后世经济发展影响深远,以致到明清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始终未能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体。唐宋以来中国对外交往频繁,但商品贸易始终局限于某些商品,如丝、瓷器等,且外人入华贸易者众,而中国人走出国门者鲜。郑和七次下西洋,但重点却是宣传所谓大明之国威,并非发展同交往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因此商品经济自始至终在封建社会都未占有重要地位。清政府骄傲自大,以为“天朝上国”地大物博,一切尽有,无需同外国交易,从而严重阻碍了正常对外贸易及工商业的发展。自然环境桎梏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因而旧中国始终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封建农业国家,难以发展成近代工业强国。

    以古代希腊为代表的欧洲古代文明与古老的中国文明有很大的差异。古希腊文明是一种开放式的重商主义的文明,这与爱琴海诸岛特殊的自然环境有关。那里四面临海,面积狭小,且土地贫瘠,不宜发展农业,但利于通商、捕鱼。因此,古希腊的海上贸易十分发达,这种经济上的开放式活动又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和开放意识的形成。而后发展起来的古罗马文明同样具有这种特征。哥伦布、麦哲伦等之所有能够利用中国发明的罗盘针作远洋探险都与这种欧洲观念有很大的关系。早在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海上贸易就极为发达,濒临大海这种自然环境极大地影响了雅典人的思想行为,雅典的奴隶主民主政治发展到顶峰,影响了整个欧洲的政治制度,而斯巴达由于是内陆国,农业发达,造成了它政治的保守和落后,形成奴隶主军事贵族专制的国家。可见,自然环境对人类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是相当巨大的。

    第二,随着古代文明的发展,人类不断摆脱自然的束缚,有目的地去认识自然、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

    从认识自然来说,中国古代从夏朝开始就有了历法,到春秋战国时期,天文学、数学及其他自然科学有了一定的发展。如中国有世界上最早的流星雨、日食的记录,有最早的天文学着作《甘石星经》,有利于农时的24节气。西周时商高提出的勾股定量特例比希腊早500年,《九章算术》记录了大量世界第一的有关数学计算方面的内容。而战国时楼房、瓦当的出现及鲁班的种种发明创造说明人们对自然的认识有了深化,对人的力量有了新的认识,不再是简单地对自然界的迷信和宗拜,而是提出了“天人合一”思想,把人的力量和自然界的力量摆在可以并驾齐驱的同等地位。张衡发明的地动仪能预测地震的方位,极大地破除了对地震的神秘和恐惧;罗盘针的发明为人们远洋航行认识世界提供了最重要的工具;《徐霞客游记》充分反映了中国古代人民对大自然的认识成就。在古代欧洲文明中,同样由于对自然界的认识不断提高,逐步克服了对“神”的崇拜,提出了“神人合一”的思想,《荷马史诗》则是反映人与自然相抗争的杰作。

    从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来说,在古代文明中,随着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的发展,特别是冶炼技术的不断提高,生产工具不断改进,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提高。金属生产工具的出现,使人们大规模垦荒种地成为可能,从奴隶社会井田制到春秋战国以后大的规模“私田”的出现,都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也体现了人们改造自然的成果。治理水灾和发展灌溉农业是中国古代人民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最杰出的成就。从大禹治水到战国时期的都江堰、郑国渠,以及汉唐治理黄河、兴修水利的工程都反映了这方面的成果。丝绸之路的开辟体现了中国古代人民征服西部戈壁滩的能力,郑和下西洋则反映了中国人民征服海洋的水平。

篇7

内容摘要：生态环境恶化、气候变暖等直接威胁着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通过可持续发展增进社会福利成为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低碳经济的提出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共识。作为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理论基础之一，外部性理论再次引起广泛的关注。伴随外部性理论发展，政府财政政策选择也处在不断发展和变化当中，为解决低碳经济发展中的外部性问题，采取什么样的财政政策值得思考。

关键词：外部性 低碳经济 财政政策

基于外部性理论发展的财政政策选择

（一）遵循马歇尔的外部理论研究发展及其财政政策选择

1.马歇尔外部经济理论的发展。外部经济是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1890年）中提出的。他认为，经济中出现的生产规模扩大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生产的扩大依赖于产业的普遍发展，即存在“外部经济”；一类是生产的扩大来源于单个企业自身资源组织和管理的效率，即“内部经济”。在马歇尔的理论中，外部经济是指由于企业外部的包括市场区位、市场容量、地区分布、相关企业的发展水平、运输通讯条件等因素所导致的生产费用的减少和收益递增。以马歇尔的外部经济研究思路为基础，杨格从“规模经济”思路进行研究，提出“产业分工―市场规模扩大―产业分工深化―报酬递增”；芝加哥大学保罗•罗默在其《收益递增与长期增长》（1986年）一文中，首次系统地建立了一个具有知识外溢效应的竞争性动态均衡模型；罗伯特•卢卡斯在其《论经济发展的机制》（1988年）一文中，明确地把人力资本的外部性效应当作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总之，遵循马歇尔的外部经济理论研究发展，主要着眼于生产的外部性及其对生产的影响，并且这种外部性是政府主观可掌控的、企业愿接受的外部经济环境，具有收益递增效应。

2.以马歇尔等外部经济理论为依据的财政政策选择。以马歇尔外部经济理论为研究思路的外部性理论发展，强调了如何将外部经济内在化或者说是外部效益的内部化问题。以马歇尔和杨格的外部经济理论为依托，政府财政政策主要着眼于生产性公共资本的提供。以罗默和卢卡斯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劳动投入中包含教育、培训而形成的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积累过程中包含着研发活动形成的技术进步，从而将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等促进经济增长的外在因素内在化，创立了内生增长理论。以内生增长理论为依托，政府财政政策的主要着眼点在于更加关注教育和科技研发投资及相应的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等措施，旨在将外部经济因素内生化。

（二）遵循庇古的外部性理论研究发展及其财政政策选择

以1920年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出版，标志着外部性理论的新发展。庇古将“外部性”分为外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两种情况。当私人边际收益小于社会边际收益时，该活动给社会带来了有利影响，具有“社会净边际收益”，即存在外部经济；当私人边际成本小于社会边际成本时，该活动给社会带来了不利影响，具有“社会净边际成本”，即存在外部不经济。针对外部性问题，庇古提出了修正性税收的解决方案即“庇古税”。当存在外部不经济时， 负的外部性导致价格偏低，转嫁了外部费用，从而给社会带来了损失，因此，征收税额为边际外部成本即边际私人成本与边际社会成本的差额（庇古税）；当存在外部经济效应时，给予额度为边际外部收益的奖励和津贴，这种政策被后来称为“负庇古税”。遵循庇古的研究思想， 20世纪70年代以来，许多经济学家对环境外部性问题进行了广泛的关注和研究。

（三）与产权有关的外部性理论发展及其财政政策选择

与产权有关的外部性理论发展，更加关注现实生活中的“外部不经济”，将污染等问题与“外部不经济”联系起来。1924年奈特对庇古的外部性问题的解决意见进行了反驳，他认为产生“外部不经济”的原因是对稀缺资源缺乏产权界定，若将稀缺资源划定为私人所有，“外部不经济”将得以克服。1943年，埃利斯和费尔纳提出了与奈特近似的看法，也认为“外部不经济”与产权有关，1960年罗纳德•科斯提出了产权界定和产权的安排在经济交易中的重要性。科斯认为外部效应往往不是一方侵害另一方的单向问题，而具有相互性，并以“交易成本”取代“外部性”。在交易费用为零的情况下，庇古税根本没有必要。通过交易成本的选择和私人谈判，产权的适当界定和实施来实现外部性内部化。在交易费用不为零的情况下，解决外部效应的内部化问题要通过各种政策手段的成本―收益的权衡比较才能确定，庇古税只是制度安排选择之一。总之，与产权有关的外部性理论认为市场就可以解决外部性问题，政府干预并不是一定必要和可行的。

低碳经济发展的外部性问题

（一）公共外部性

发展低碳经济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保护生态环境、防止气候恶化是低碳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根据英国经济学家鲍莫尔等对公共外部性的讨论，低碳经济领域的外部性首先体现为公共外部性，即地球生态环境及气候是全球性的公共物品，涉及的不仅仅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问题，还关系到国家之间的利益问题，包括国际贸易中的外部性、公共资源的外部性和国际直接投资中的外部性（林成，2007），其中，既有市场本身的外部性也有政府制度的外部性。如国际投资中，发达国家因为实施高环境标准和高环境税，这必定增加相关企业的生产成本，从而可能将现有的高能耗、高污染型产业逐出国境，转移到环境标准和环境税收较低的发展中国家，由此产生了国际外部性。

（二）代际外部性

低碳经济发展不是着眼于当代经济的发展，而是考虑子孙后代的经济发展。资源的耗竭及气候的恶化留给后代的只能是灾难，低碳经济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理念下的经济发展，因此，低碳经济领域的外部性还体现为代际的外部性，发展低碳经济需要克服代际外部性。

（三）生产和消费的外部性

低碳经济发展不仅要面对生产的外部性，还要面对消费的外部性，20世纪70年代以后，关于外部性理论的研究范围扩展至消费领域。随着人类社会由农耕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消费的外部性越来越明显，主要表现为人口的增长及伴随工业文明的人类消费的高能耗、高污染和高排放，如汽车消费的外部性。同时，基于生产和消费或供给与需求的平衡，低碳经济发展必然要求从生产和消费两方面解决外部不经济的问题，从而将人与自然的低碳协调与经济均衡发展有机结合起来。

低碳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选择

（一）增加低碳预算支出

一是鼓励低碳技术创新，实现资源利用的减量化、再循环与再利用。增加对节能减排、清洁能源开发、资源高效利用等方面的低碳技术研发支出，形成稳定的财政资金投入，为低碳经济的发展提供最根本的保障。

二是发展循环经济，建立生态工业园区。循环经济是为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统一而人工再造的生态循环圈，通过内在和外在的规模化经济，营造低碳经济的外部经济环境。实践证明，建立生态工业园区是发展循环经济的最有效途径，通过政府财政专项投入，并给予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建立生态工业园区，以大型企业为中心构建循环经济产业链条和企业集群或在一些煤炭、钢铁、水泥、造纸等大型企业集团内部首先构建循环经济链群，以重化工和资源型产业先行，大企业带动中小型企业，构造一个封闭式的外部效应内在化的低碳经济发展环境。

三是增加环保产业投资，修复自然生态环境。对于环境保护来说，资源开采及其土地占用对地表的破坏是永久性的，不存在“有效率的污染问题”，有效的环境补偿原则上应是恢复绿色，因此根本上需要环保产业发展的跟进。与一般生产投资相比，环保产业同样创造国民生产总值，同时还增加了环境效益，产生了正的环境外部性。

（二）庇古税作用的合理发挥

一是开征碳税等环境税收（见表1），从生产消费等不同环节完善消费税、资源税、碳税等环境税收体系，将环境成本内生化。以碳税为例，碳税是环境税的一种，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为目的，对化石燃料（如煤炭、天然气、汽油和柴油等）按照其碳含量或碳排放量征收的一种税，到目前为止已有1 0多个国家引入碳税。与一般的环境税相比，对于二氧化碳减排效果要更明显。碳税的二氧化碳减排征收目的更为明确；碳税以化石燃料的含碳量或碳排放量为计税依据进行征收，直接面向低碳。

二是完善税制结构，综合协调税收负担。征收“庇古税”，可以适当体现环境成本。但“庇古税”实现宏观调控作用的前提是：完备的市场、足够大的价格弹性、外部性的精确描述和量化计算，这对于发展低碳经济来说是不具备的。当资源产品价格表现出较大的“粘性”时，就不能严格地随着产量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在开征环境税等税收的同时，应注重税收协调。

三是从生产和消费两方面增加新能源产业发展的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通过财政补贴性支出可以影响企业和个人的预期收益与成本，引导和调节低碳的生产和消费行为。通过减免税、费用扣除、加速折旧、投资抵免和提取投资风险基金等方式，对从事新能源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企业、从事环保绿化的企业，实施以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为主的税收优惠政策，减轻企业低碳发展的成本费用，促进企业低碳技术研发与应用。

（三）完善低碳财政转移支付

所谓的财政转移支付是指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包括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及同级政府间的财政资金的单方面转移。在一国范围内，基于各地不同的自然环境、资源分布及经济发展状况，需要中央政府向欠发达的地方政府以及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进行资金的转移支持本在情理之中。但低碳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气候变化的全球性，加上发达国家的先发优势及由此形成高排放问题需要对全球气候变化承担应有的责任，因此还特别需要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低碳发展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体现为国家间的转移支付。

（四）积极参与低碳经济发展的全球博弈

全球碳博弈是各国排放权和发展权之争。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民生问题，另一方面是发达国家占据低碳经济发展的先发优势及想借此主导世界经济的问题。而全球碳博弈是以 “纳什均衡” 实现各国的“非零和博弈”。在低碳博弈过程中，博弈双方都会选择对自己相对有利的策略，并站在一个相同的层面上去思考和阐述问题，最终博弈双方形成均衡的“利己策略”组合。因此，低碳制度和政策选择是各国应对全球碳博弈的必要前提。如开征碳税，对外可以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种博弈策略，通过征收碳税为应对低碳经济发展的国际趋势和复杂局面，依据WTO禁止双重征税原则阻断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意图；对内通过碳税机制调整国内的碳排放行为，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向低碳经济转型。

参考文献：

1.张振凯等.外部性理论和环境价值理论在矿山排岩收费政策中的应用.中国矿业，2005（4）

2.刘笑平，雷定安.论外部性理论的内涵及意义.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3）

3.黄敬宝.外部性理论的演进及其启示.生产力研究，2006（7）

4.李世涌，朱东恺，陈兆开.外部性理论及其内部化研究综述.学术研究，2007（8）

篇8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 变化

一、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方法论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新制度经济学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对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在对新制度经济学开山鼻祖科斯论文的详细考察中发现，“其研究方法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仅仅研究现实的经济现象，不仅研究的对象是现实中出现的具体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条件也要符合现实；二是注重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重视归纳，但不排除演绎；三是从边际上入手。”诺斯也强调：“历史至关重要。……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的。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过去只有在被视为一个制度演进的历程时才可以理解。”这对后来运用新制度分析方法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产生了深远地影响。传统经济发展理论特别是新古典理论“被过度概括模型的危险……（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对启发式研究如何在特定环境适时并安置可变物进行详细说明而得到避免。”在现实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制度分析可允许我们“穿透”社会事实而不是远离事实的分析模式来对发展问题予以说明。同时，通过“跨文化的启发式研究”得到大量的个案积累，也“应该产生对不同的社会和文明内在的行动倾向理解水平”。

事实上，不同国别发展绩效的差异，只用正式制度安排往往并不能做出有效的解释，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许多情况下对发展绩效会有更大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个案研究方法的采用正是源于其对不同时空中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具有的较大异质性和特殊性的深刻洞见。新古典主义的约束条件根本不足以表达这诸多的复杂性。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是在偏好既定的假定下将对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意识形态等制度因素给排除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不仅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过度简单化倾向，而且还克服了其把经济理论置于抽象时空的历史虚无主义。

早期发展经济学家也曾就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进行过个案研究，但由于其主要是从总体上来把握有关变量，因而充其量只是一些粗糙的描述和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倡导方法论个人主义，认为“对社会单位的分析必须从具体成员的地位和行动开始”，“‘社会’、‘人民’、‘企业’或‘政党’不是再被认为是‘一个像个人一样行动的集体’”。市场可以具有不同的特征，在行动情况中的角色既面临约束也面临机会，约束和机会的存在依靠各种结构的环境所组成的要素之中。”对特定环境下个体行为的重视有可能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建立坚实的微观基础，克服结构主义微观基础建构不力的缺陷和新古典主义过于抽象的不足。

虽然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引入制度作为分析对象的前提下，基本保留了新古典主义方法的“内核”，具有与新古典主义一样的静态和比较静态的分析特征。但是，以诺斯和福格尔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则通过对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历史的考察，更具有动态特征。避免了新古典方法将静态方法用于分析发展这一动态问题的

窘境。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发展的决定因素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篇9

关键词：历史；教学；人类；自然；和谐

一部社会历史，在记载着人类内部关系发展史的同时，也刻下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烙印。从整个历史长河来看，人与自然的关系更重于人类内部的关系。因为自然是人类社会产生的前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所依赖的物质条件，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状况，体现着生产力发展水平，从整体上制约和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因此，在历史教学中，应有意识地讲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观点，培养学生热爱自然、保护自然、科学地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观念。

原始社会这一部分的教学中，我们要讲清人对自然的依赖关系。从人类的起源到氏族社会的发展状况都反映出这种依赖关系。这一段历史要讲清以下几个观点：第一，自然是人类之母，没有自然就没有人类。

地球形成以后，经过数亿万年的演变，地球上产生了构成我们这个世界的物质所需的很多材料，如构成地球的重金属，外层的岩石与矿物，表面的水大气层等。地球上的物质及材料在经过数亿年的化学、物理的种种变化后，一幅植物绿毡就覆盖了地球。一旦植物覆盖了大地，产生新的生命的可能性就出现了。又经过了几十亿年的种种环境的变化，动物遍布于地球上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大自然经历了新型的进化，它已经破坏并还将破坏在先前各个进化时期所建立的所有法则，由于新型的进化的各种要素动物界全都具有，如记忆和学习，甚至概念和观念等等的形成，新的事物发生了，人类从动物王国进化出来了。可见，自然为人类之母，没有自然便没有人类。其实人类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所积累的传统、观念、概念、神话、宗教都是自然界从许多方面影响了人类而产生的结果。它们来源于人对自然事变的反应，对其同胞的行为的反应，以及对于困难环境下生活艰苦的反应，甚至我们的躯体以及动物的躯体的形状也是在悠久缓慢的自然选择过程中造就出来的，它们成为几十亿年生命进化条件的见证者，人的思想与行为的传统也是环境影响下的产物。

第二，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惟一资源。

我们从迄今已经发现的原始人群生活的环境及留下的诸多“遗物”中可以断定，原始人群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唯一来源是大自然的恩赐。在北京人的洞穴里，考古学者发现了六十多种鸟类的骨骼，二十多种鼠类的骨骼，还有大量的朴树籽及一些鸵鸟蛋壳，骨头多半是烧焦的。其他的原始人群洞穴中所发现基本都是小动物的骨骼，也有些大型兽骨。由于原始人群生活的环境比较温暖、潮湿，林木茂盛，大自然便慷慨地提供了种类繁多的浆果、坚果和可吃的块根、嫩叶、树蕊、昆虫、鸟蛋及易捕捉的小动物等。由于生产力的极其低下，为了生存，采集就成为他们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或许也有人狩猎，但凭借的也是自然提供的简陋武器──木棒、石块和蚌壳。大自然在用“火”改造自身的同进也为人类的发展提供了里程碑的动力。自从用火后，形成中的人类逐渐确定了“人性”，创造了自己，他们学会了用树叶、兽皮做成“衣服”以御寒，用砾石做成工具进行劳动。原始人群过着和野兽差不多的生活，为了吃饭，到处流动，从事采集和狩猎，自然成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唯一资源。人类在与野兽及自然界斗争中，靠辛勤的劳动和不断积累增长的智慧，战胜自然，艰难地发展和繁衍生息下来。

第三，人对自然的依赖关系形成了人类观念上的图腾崇拜。

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极其低下，人类的生存要依赖于自然界的恩赐。人们对自然界种种凶猛的动物以及神秘的自然现象感到敬畏，从而产生图腾崇拜，如对熊、象、雷、电等等的崇拜，并使其成为本部落之图腾和象征。

远古的时代，在中国领域内，居住着不同祖先的氏族和部落，从传说和神话里可以推测一些情况:居住在东方的人统被称为夷族。太白皋是其中一族酋长，姓风，神话言他乃人头蛇身(一说龙身)，可能是以蛇(或龙)为图腾一族。据说灭西周的犬戎族祖先为二白犬，固以此为图腾。炎帝姓姜，神话说他牛头人身，大约以是牛为图腾。以尤为首的九黎族首领共81人，神话说他们全是兽身人言，吃河石，钢头铁额，有角能触人等，这大概是以猛兽为图腾的勇悍善斗的部落，而黄帝则人头熊身，应以熊为图腾。可见，自然又深深地影响了人类文化传统的形成。

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这两部分的教学中，要讲清自然对人类文明进程发展的影响及人们不断认识自然、利用自然、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着重应说明以下几个观点:

第一，自然环境的差异对人类各民族的经济文化发展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和制约作用。中国古代文明是一种典型的农业文明，并且是大陆型的农业文明。这种文明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重农抑商、封闭保守。中国古代之所以形成这种文明，与中国特定的地理环境的影响有直接的联系。中国位于亚洲大陆的最东部，东濒太平洋，西临戈壁滩，西南矗立着青藏高原，北面是荒芜的西伯利亚，在当时交通工具极其落后条件下，这种四方包围的自然屏障，严重阻碍了中国与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必然形成封闭保守，以中国为中心、盲目自大的心理特征。即便是唐宋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航海业的兴起，对外交往有所增多，但主要是周边国家来中国朝贡，中国主动向外进行经济文化交流活动少，并未改变整个中华民族的心理特征。同时，由于中原地区土地肥沃，又受到季风气候的影响，农作物生长繁茂，极适宜于农业的发展。农业立国、重农抑商也就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历朝历代的最基本国策。这一政策对后世经济发展影响深远，以致到明清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始终未能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体。唐宋以来中国对外交往频繁，但商品贸易始终局限于某些商品，如丝、瓷器等，且外人入华贸易者众，而中国人走出国门者鲜。郑和七次下西洋，但重点却是宣传所谓大明之国威，并非发展同交往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因此商品经济自始至终在封建社会都未占有重要地位。清政府骄傲自大，以为“天朝上国”地大物博，一切尽有，无需同外国交易，从而严重阻碍了正常对外贸易及工商业的发展。自然环境桎梏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因而旧中国始终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封建农业国家，难以发展成近代工业强国。

转贴于

以古代希腊为代表的欧洲古代文明与古老的中国文明有很大的差异。古希腊文明是一种开放式的重商主义的文明，这与爱琴海诸岛特殊的自然环境有关。那里四面临海，面积狭小，且土地贫瘠，不宜发展农业，但利于通商、捕鱼。因此，古希腊的海上贸易十分发达，这种经济上的开放式活动又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和开放意识的形成。而后发展起来的古罗马文明同样具有这种特征。哥伦布、麦哲伦等之所有能够利用中国发明的罗盘针作远洋探险都与这种欧洲观念有很大的关系。早在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海上贸易就极为发达，濒临大海这种自然环境极大地影响了雅典人的思想行为，雅典的奴隶主民主政治发展到顶峰，影响了整个欧洲的政治制度，而斯巴达由于是内陆国，农业发达，造成了它政治的保守和落后，形成奴隶主军事贵族专制的国家。可见，自然环境对人类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是相当巨大的。

第二，随着古代文明的发展，人类不断摆脱自然的束缚，有目的地去认识自然、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

从认识自然来说，中国古代从夏朝开始就有了历法，到春秋战国时期，天文学、数学及其他自然科学有了一定的发展。如中国有世界上最早的流星雨、日食的记录，有最早的天文学著作《甘石星经》，有利于农时的24节气。西周时商高提出的勾股定量特例比希腊早500年，《九章算术》记录了大量世界第一的有关数学计算方面的内容。而战国时楼房、瓦当的出现及鲁班的种种发明创造说明人们对自然的认识有了深化，对人的力量有了新的认识，不再是简单地对自然界的迷信和宗拜，而是提出了“天人合一”思想，把人的力量和自然界的力量摆在可以并驾齐驱的同等地位。张衡发明的地动仪能预测地震的方位，极大地破除了对地震的神秘和恐惧；罗盘针的发明为人们远洋航行认识世界提供了最重要的工具；《徐霞客游记》充分反映了中国古代人民对大自然的认识成就。在古代欧洲文明中，同样由于对自然界的认识不断提高，逐步克服了对“神”的崇拜，提出了“神人合一”的思想，《荷马史诗》则是反映人与自然相抗争的杰作。

从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来说，在古代文明中，随着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的发展，特别是冶炼技术的不断提高，生产工具不断改进，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提高。金属生产工具的出现，使人们大规模垦荒种地成为可能，从奴隶社会井田制到春秋战国以后大的规模“私田”的出现，都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也体现了人们改造自然的成果。治理水灾和发展灌溉农业是中国古代人民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最杰出的成就。从大禹治水到战国时期的都江堰、郑国渠，以及汉唐治理黄河、兴修水利的工程都反映了这方面的成果。丝绸之路的开辟体现了中国古代人民征服西部戈壁滩的能力，郑和下西洋则反映了中国人民征服海洋的水平。

在这个阶段，人总体上还是有限地利用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基本上是协调和谐的。

近现代历史，是人与自然关系发展的第三阶段。近现代史的教学，要重点讲清工业革命和科技发展空前提高了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但同时“高生产、高消费、高污染”的近代经济发展模式也有对自然的生态平衡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破坏。在教学过程中，主要应阐明以下观点:

第一，工业化的进程和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的发展，赋予了人类征服自然的巨大能力。

人与自然的关系发展到人类在很多方面控制自然、驾驭自然、改造自然的新阶段。火车、汽车、轮船、飞机的发明和运用，缩短了人类行进的时间和空间。特别是飞机的使用使人类有能力发现和到达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电的发明和运用，人类征服了黑暗，改变了世界；人工降雨可以解除旱情；家庭空调器的使用增强了人们抗寒热的能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进入20世纪以后，人类不仅征服了地球、海洋和天空，而且还向太空进军、登上了月球和宇宙空间，人们不仅能上月球，而且在宇宙中停留，开展科学实验。这些都充分反映了人类征服自然的巨大能力。

第二，在工业文明发展的进程中，也出现了许多人与自然的不和谐现象。

工业革命以来，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呈现出“高生产、高消费、高污染”的发展模式。“高生产”使自然资源遭到了过度开发和消耗，导致全球资源短缺，同时又排放出大量有毒有害的废物；“高消费”又使人类产生了大量的生活垃圾和污染物。两者结合导致人类自身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空气污染、噪音污染、水污染日益严重。地球上的森林迅速减少，大量的动植物品种在消退和灭绝。由于生态平衡的破坏、环境的恶化，反过来使人类又受到自然界的惩罚。近年来地球不断变暖，长此发展下去南极冰川会逐渐融化，世界上大量的岛国和沿海城市将被逐年上升的海平面所淹没；臭氧层不断遭破坏，人类的疾病将会大量增加；土壤的退化和沙漠化，不仅减少耕地面积，而且会使越来越多的地区处于沙漠尘暴的袭击之中；二氧化硫的无序排放，使酸雨区域不断扩大，对建筑物，农作物和人类自身健康都产生巨大的危害；水土流失会使更多的大江大河的含沙量提高，造成洪水灾害；废水的大量排放使人类可饮用水日益减少。这一切都告诉人类，征服自然的过程中要注意尊重自然规律，不能破坏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否则索取财富的过程就是自掘坟墓的过程。

第三，保护环境，坚持可持续发展是当今世界各国共性的课题。

篇10

关键词：发展经济学；经济发展；理论综述

1.发展经济学概述

1.1 发展经济学源起

发展经济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渐兴起形成的一门新兴学科。兴起原因是：其一，其实早在工业革命以后，由新动力的出现、新航路的开辟，继而全球市场的形成，催生了日不落帝国的发展奇迹。由于理论研究的滞后，再加上时代的局限，当时的经济学仍处于以资源配置为核心议题的情况，并没有对经济发展有足够的兴趣。20世纪初长达半世纪的世界大战占据了理论家们的全部注意力，期间一战后的发展起来的国家干预思想对发展经济学有一定启发。其二，其时落后国家的发展任务如此艰巨，吸引了一大批经济学家的注意。各个经济学家运用自己熟悉的理论与方法构筑了各具特色的经济发展理论体系。其三，发展中国家摆脱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实现政治经济独立，映射在经济学理论中就是，经济发展思想从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分化出来进而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发展经济学。

1.2发展经济学现状

二战刚刚结束，经济学家们热切地希望寻找到让穷国变富的秘诀。随着发展经济学的兴起，各流派都提出各自的方法，无论外国援助到还是直接投资，无论扶植教育还是控制人口，却都是在迷雾中探索。一切都没有预期效果。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取得意料中的进步，反而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有愈拉愈大的趋势。

1.3发展经济学的演变路径

首先是发展目标的演变，从最初的对GDP的追求演变为内涵丰厚的可持续发展：GDP实际人均国内总值非货币指标（人类发展指数）减缓贫困权利与能力自由可持续发展。在宏观经济增长理论方面：哈罗德―多马模型索洛增长模型新增长理论。资本积累：有形资本人力资本知识资本社会资本；国家与市场关系：市场失灵非市场失灵新市场失灵制度失灵；对政府干预的看法：规划与计划简洁的政府政府与市场互补。

2.发展经济学的基本概念

在发展经济学演变发展过程中，主流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应答把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两个概念加以区别。经济增长仅仅指一国或一地区在一定时期包括产品和劳务在内的产出的增长。经济发展则意味着随着产出增长而出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变化，包括收入结构、产出结构、分配状况、消费模式、社会福利、群众参与等。经济增长是一个量的概念，经济发展则内涵较广。对发展中国家的界定，主流教科书一般采用两种方式。其一，是直接将收入或生产力水平等的相对低下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特征，并简单地根据收入水平进行划分。其二是通过尽量罗列包括收入水平地下在内的落后国家的经济特征，来说明二者差距，然后将发展中国家定义为具有所有这些特征的国家。

3.发展经济学流派方法及逻辑

3.1早期经济发展思想总结

经济发展思想可以上溯至重商主义时代。重商主义把对外贸易看成是“增长的发动机”。威廉・配第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他提出，经济增长的源泉是土地和劳动两个因素，“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

亚当・斯密是首位对经济增长问题进行全面系统分析的经济学大师。他关于经济增长问题的基本构思是这样的：经济增长是一个宏观问题，它表现在社会财富或国民财富的增长。而国民财富的增长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和从事劳动的人数。

影响前者的是分工。从事生产劳动的人数则和人口的增减有关，更取决于资本的丰歉，进而涉及到人口、分工和资本积累等问题。在封闭社会，国民财富增长受本国资源和技术限制，通过对外贸易可以突破此限制，对外贸易问题也必须得到说明。经济增长既然是一个宏观问题，那它与国家政策密不可分。经济增长是一个长期过程，不仅要注意现状，也要适当研究未来。综上，斯密的经济增长理论涉及如下几方面：国民财富的性质、人口变动、资本积累、对外贸易、经济政策和经济增长前景。

李嘉图和斯密都认为资本积累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但斯密注重对资本积累过程的一般分析以及对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关系的探讨，李嘉图则侧重于对资本积累对纯收入分配影响的分析以及分配比例的消长对资本积累的反作用的研究。至于马尔萨斯，在供给方面，他把资本、人口、土地和技术看成决定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认为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他认为，最能促进生产的三个重要因素是资本的积累、土壤的肥沃程度和旨在节约劳动的发明。

3.2第一展经济学流派与方法

3.2.1结构主义

经济上的结构主义指的是无弹性、刚性的经济特征。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主义者及其他资本主义批评者从两方面对资本主义进行了谴责。其一，资本主义不公正、充满剥削。其二，资本主义不稳定，经济危机时有发生并终将灭亡。但其中并没有无效率的指责。20世纪三四十年代，市场失灵说的出现使古典和新古典主义遭到批评。首先，由于垄断和外部性，价格信号会扭曲。其次，劳动和其他要素对价格信号的反应是不完全的，甚至错误。再次，即使是正确反映价格信号，生产要素也可能是不流动的。支撑“市场失灵”的这三点，由此产生了结构主义一大批经济学家得出一致结论，价格机制在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像在发达国家那样运行，新古典理论对发展中国家是不适用的。

结构主义的逻辑起点是刚性结构特征。发展中国家的内部结构特点表现为发展中国家存在着部门、地理空间上的二元结构，外部结构的刚性特征则反映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不平等关系。整个结构主义的核心其实就是强调结构转换，在不同的经济学家那里，转换方式大不相同，但结构转换的落脚点最终都表现在国家政策上。

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可简要概括如下。要想有成功的机会，用于发展一个项目的资源必须达到一个最低限度的水平。启动一个国家进入自我持续增长，就像让一架飞机起飞。在飞机升空之前，有一个超越地面的临界速度，一点点向前推进。一笔最低限度数量的投资是成功的一个必要条件。

纳克斯提出“贫困的恶性循环”，即“收入低储蓄低资本投资少生产率低”恶性循环。纳克斯将其归结为“一个国家因为穷所以穷”。要打破贫困恶性循环，必须大规模增加储蓄，扩大投资，形成各行业的相互需求，使恶性循环转为良性循环，“供给创造需求”。

刘易斯把发展中国家经济划分为两个部门：一个是以传统方法进行生产的、劳动生产率极低的非资本主义部门，另一个是以现代方法进行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较高的资本主义部门，前者以现代农业部门为代表，后者以传统工业部门为代表。刘易斯认为，经济发展依赖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而现代工业部门扩张需要农业部门提供丰富廉价的劳动力。

结构主义的代表还有莱宾斯坦、钱纳里、缪尔达尔等。结构主义方法的政策取向是建立在刚性结构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工业化路径，强调空间结构的一体化和克服刚性结构的计划手段，强调物质资源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及工业化路径对刚性结构的实用性，在国外政策方面主张内向型发展战略和进口替代战略。

3.2.2新古典主义

在最大化与均衡解的逻辑起点上，新古典方法建立起与结构主义背道而驰的经济发展理论体系，运用逻辑演绎方式在被设定的经济行为与结果之间进行严密的数学论证。新古典的理论核心是市场―价格机制，新古典方法从克服刚性结构缺陷转向强调价格弹性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从计划模式转向市场模式的分析，八角证把矫正价格扭曲及价格弹性在发展中国家国民经济中的作用作为其理论分析的核心，突出了市场―价格机制在发展中国家经济中的重要性。

3.2.3激进主义

激进主义者承袭了结构主义者普雷维什的“中心―”之说，而且将其推进一步，以“支配―依附”关系取而代之。虽然激进主义本身也是派系繁杂、论证不一，对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依附形式和不平等根源以及摆脱方法，存在诸多分歧。但是，在基本分析方法中，他们都是以“支配―依附”作为各自论证的逻辑起点，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与进步制定发展战略或政策。由于世界经济体系中存在“支配―依附”的不平等关系，因此世界市场的交换肯定也不平等。激进主义经济学家在马克思经典论述的基础上，力图证明：二战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第三世界国家进行资本扩张和开拓世界市场，通过不平等交换使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所产生的剩余价值向西方发达国家转移，促进西方经济增长的同时也阻碍了第三世界的发展。

3.3第二展经济学流派与方法

3.3.1新古典政治经济学

新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新制度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上，实现对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兼容并蓄。一方面，重拾古典经济学的制度分析，通过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逻辑，把超经济影响内生化。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用翔实的实证分析和多层次的理论模式，充分论证了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指出制度是社会行为规则的体系和组织体系，可以构造人们在政治、社会和经济方面的激励机制。另一方面，充分借用新古典分析法的理论范畴和分析工具。

新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制度内生化为逻辑起点，其理论核心是交易成本论。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于对主流经济学的批评，但它只是抱着补充和发展主流经济学的态度，并采用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范式去观察和研究经济发展的各种问题。新古典政治经济学与新古典的融合表现在，其一，基本价值观和研究方法上的借鉴，如理性假设、效用分析、均衡分析。其二，其理论体系日益严密化、数学化，向主流经济学靠拢。

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观点有。首先，强调社会和经济的演化。他们认为，制度是人为的和可变的，因此很重要。各种制度总在不断产生，但其变化通常是通过有意和无意的方式缓慢进行。其次，确认社会控制及人们所展示的集团行为的重要性。第三，强调技术是推动经济体制变革的一种力量。第四，坚持认为资源配置的最终决定因素不是某种抽象的市场制度，而是各种制度。第五，制度学派的价值理论不关心商品的相对价格，只关心隐藏在各种制度、各种社会结构和行为背后的价值如何被体现出来这一过程。

3.3.2新兴古典发展经济学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杨小凯、博兰德、黄有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用超边际分析把古典经济学关于分工和专业化的思想转化为决策和均衡模型，形成了一条用现代形式化分析工具复述古典经济发展思想的新思路。他们将自己的理论称为“新兴古典发展经济学”。与主流发展经济学相比，杨小凯自称为对古典的回归，是对新经典的纠正，是在超边际分析的现代躯体中复活被新古典经济学遗弃的古典经济学的灵魂，因此，新兴古典发展经济学方法理所当然的自成一统，建立在自由主义基础上的数学化是其方法论的逻辑起点，分工演进则是其整个理论的核心。

3.4经济发展的阶段论

经济增长线性阶段论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理论产物。二战后，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学家研究了美国的经济、技术援助使遭受战争创伤的欧洲国家仅几年功夫就恢复国民经济，并使之现代化的一些经验。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库兹涅茨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索洛和罗默的增长模型本来是对发达国家的理论概括，后来被推广到发展中国家，于是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部分。经济增长线性阶段理论研究广义的发展理论，即研究世界上一切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重视一切国家经济增长的共性。（作者单位：四川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杨永华.发展经济学流派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