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经济研究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农业经济研究，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1978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入，关于农业投资和农业经济增长的研究在我国逐渐开始。李京文对我国1953～1990年的经济增长情况研究后认为，资本投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75．07%，但我国的经济增长源泉与发达国家存在着较大差异。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中，投入物使用效率提高的贡献要远大于投入物数量增加的贡献，而我国正好相反［5］。倪心一通过对美国、日本、印度、巴西等国的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发展历程进行了对比研究，得出农业固定资产投资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指出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应具有的规模水平［6］。张国华等研究认为我国农业投资的持续增长对农业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但投资数量明显不足，且波动较大，农业投资机制和投资环境都不够完善。据此，政府应明确扶持农业发展的责任，并加大对农业的投资力度，明确新时期农业投资的重点，改善农业投资环境和投资机制［7］。李健研究认为农业既是基础产业，又是弱质产业。根据农业投资周期长、风险大、回报率低的特点以及我国投资主体多元化、利益主体独立化的实际，为了保持农业投资持续、稳定增长，政府在不断加大对农业投资力度的同时，还必须制定扶持、鼓励和保障农业投资的政策法规，建立和完善农业投资的保障机制［8］。向家敏研究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地区差异分析时指出，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增加生产要素投入来推动，而在所有的生产要素中，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能力最强;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和互为因果关系［9］。樊红霞选取河南省1985～2008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及固定资产投资的历年统计数据，通过建立经济计量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了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认为，河南省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并且固定资产投资每增加1%，国内生产总值就增加0．5%［10］。综上所述，虽然目前国内外有大量关于农业投资与农业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但农业固定资产投资与农业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仍停留在理论和规范研究上。鉴于此，笔者通过构建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与农业GDP的计量模型，具体研究农业固定资产投资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从而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拱依据，以期促进我国农业的持续稳定发展。

2我国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和农业经济增长的现状分析

2．1我国农业固定资产投资现状分析1991～2010年我国农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见图1。图1显示，1991～2010年我国农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总体呈上升趋势，由1042．56亿元上升到7885．9749亿元。1996～2003年间增长较缓慢，自2004年起增长较为迅速，2010年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数已达到1991年的4倍多。

2．2我国农业经济增长现状分析1991～2010年我国农业GDP见图2。由图2可知，1991～2010年间我国农业GDP的产出情况:农业GDP自1991年起呈不断上升趋势，由5342．2亿元上升到40533．6亿元。1996～2003年增长较缓慢，2004年起增长迅速，2010年农业GDP已达到1991年的8倍多。

2．3变量的相关性分析从图3可以看出，农村固定资产投资与农业GDP之间成直线相关关系，而且是正相关关系。从表1相关系数矩阵可知，农村固定资产投资与农业GDP的相关系数是0．989824，二者成高度正相关关系，并显示这2个变量自身完全正相关。从而说明农业固定资产投资与农业经济增长二者关联紧密。

3固定资产投资和农业GDP关系的农业实证分析

3．1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3．1．1模型设定。选取2001～2010年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和国内生产总值－第一产业(即农业GDP)指标作为变量来构建计量模型进行分析。

3．1．2数据说明。将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总额(AFI)作为衡量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指标，用国内生产总值－第一产业(AGDP)来衡量我国农业经济增长情况。为了消除时间序列数据异方差性，同时由于数据的自然对数变换不会改变变量之间的关系，因此对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和农业GDP进行自然对数变换，分别用lnAFI和lnAGDP表示取自然对数以后的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和农业GDP，结果见表2。

3．2实证分析

3．2．1变量序列的平稳性检验。利用ADF单位根检验法进行变量的平稳性检验，运用Eviews6．0统计软件分析，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AFI和AGDP是非平稳序列，lnAFI和lnAGDP是平稳序列(表3)，lnAFI和lnAGDP的趋势(图4)同AFI和AGDP。因此选取lnAFI和lnAGDP作为变量进行分析不影响最终结果。

3．2．2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通过Eviews6．0对lnAFI与lnAGDP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lnAGDP不是lnAFI的格兰杰原因，但是在该显著性水平上lnAFI是lnAGDP的格兰杰原因，即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是农业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表4)。这说明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增加会促进农业经济发展，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农业经济的发展也会促使农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

3．2．3回归分析。利用Eviews6．0统计软件，对表2数据进行OLS回归分析，得到回归方程:lnAGDP=2．525809+0．901177lnAFI从回归结果看，模型的拟合程度较好。可决系数R2=0．9589，表明农业GDP增长的95．89%可由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来解释。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自由度为8的t分布的临界值为2．306，而截距项的t统计量为4．551＞2．306，斜率的t统计量为13．656＞2．306，因此两参数在统计量上是显著的。斜率0．901177表明，2001～2010年我国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每变动1%，农业GDP就变动0．901177%，说明农业固定资产投资作为基础性投资，对促进农业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4政策建议

4．1寻找我国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突破口———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由以上分析可知，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对农村经济增长具有一定促进作用。因此必须增加我国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而其突破口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可以起到促进农业发展和吸引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增加的双重作用。农村基础设施主要包括农田水利建设、农村通水、通路、通电等工程，这些项目均有极强的外部性，属公共产品的范畴，理应由政府提供。一旦政府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会激发其他投资主体投资农业和农村的热情。

4．2增加政府投资，积极引导各投资主体加大投入力度首先，引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制定和完善相应政策，增加农村集体、个人对于农业的投入。保证农村集体将一定比例的积累资金用于农业;鼓励农民扩大劳动积累，搞好农田基本建设;积极引导乡镇企业增加对农业固定资产的投资。其次，积极引导地方政府加强对农业固定资产的投资。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财力不断增大，在基本建设投资中地方所占份额大幅度上升。但由于受短期利益驱动，在地方基本建设投资分配中，用于农业投资的份额急剧减小。因此，要强化地方政府的责任约束，加大地方基本建设投资中的农业投资份额。再次，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增加对农业固定资产的投入。国家的财政、金融、税务等部门都要对农民从事粮、棉、油种植，牲畜、水产养殖和农田基本建设等积极给予支持。通过发行政府债券等方式，筹集社会资金用于大中型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最后，进一步扩大外资对农业固定资产的投入力度。对外商直接投资实行政策上的优惠，保护外商投资积极性。优惠的政策措施要体现在税收、费用、产销保障、审批手续等各个方面，有限度地放开一些农产品流通领域，使外商直接投资项目在“产供销”、“种养加”、“贸工农”结合上更为紧密。

4．3完善农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投融资体制为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要完善农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投融资体制，扩大农业信贷投资。各级金融机构特别是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联社，要增加对农村的信贷投放，尤其是要加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对农业的基础性建设投资，落实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贷款、农业综合开发贷款、扶贫专项贴息贷款、重点项目建设贷款和国家财政资金相配套的重点项目贷款，充分发挥农村信用联社等金融组织的作用，强化其农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功能。

4．4建立激励机制，促进对农业固定资产的投资遵循国家确定的产业政策的基本原则，与优先发展农业的产业系列协调一致，对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实行优惠政策。在增加农业投资规模的基础上，增加预算内农业固定资产投资拨款比例。切实落实农业固定资产建设项目免征投资方向税的政策，保障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金融组织的农业贷款项目的优惠条件全部落实到农业，以优化预算外农业固定投资的外部环境。优先安排财政农业固定资产投资支出，并在财政、税收、信贷等经济政策上扶持农业事业单位增加对农业固定资产的投入，增强其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

篇2

经济波动是商业周期理论研究的主题。商业周期(Businesscycle)经典性的定义是由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创始人Burns和Mitchell(1946)作出的:“商业周期是指在主要按商业企业组织活动的国家的总体经济活动中看到的一种波动:一个由许多经济活动几乎同时扩张,随之而来类似的普遍衰退、收缩以及与下一个周期的扩张阶段相连的复苏所组成。这种周期性变化的顺序反复出现,但并不确定发生的时间。”这种表述意味着商业周期波动中存在着经济变量时间序列中数据的协动性(comovement),即各种经济活动一起上升和下降,表现在宏观经济统计数据中的各种产出等经济变量的同步变动。像Mitchell所描述的那样,Keynes(1936)则对商业周期中的另一种现象进行了研究,即商业周期波动的差异性(非对称性)。更近的研究用一些数学工具和时间序列数据对协动性和差异性进行了较为精细的分析。Stock和Watson(1989,1991,1993,1999)的一系列论文中估计了一个线性动态因素模型,发现了不同宏观经济之间的协动关系。他们使用几个宏观经济变量时间序列数据,抽象出一个简单的不能观察到的变量,并把这一变量同美国商业局的合成指数比较,发现了两者之间惊人的相似,尤其是在商业周期的时间轨迹上。JamesHamilton(1989)使用单变量的非线性模型来解释差异性(非对称性),发现美国GNP增长率趋势函数可用一阶Markdv过程在两种不同状态之间的转换来表示,这两种状态反映了商业周期的动态,一种状态是正向的经济增长,另一种状态是负向的经济衰退。Diebold和Rudebusch(1994)研究突出了协动性和差异性(非对称性)是商业周期的重要特征。尽管随后的学者进行了相关问题的更多研究,但是,目前他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二、三产业领域,特别是在第二产业上。其主要原因是第二、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于第一产业,第一产业即农业对整个国民经济波动的影响力相对较小。对于现代工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工业等省份尽管如此,但是对于农业大国,特别是农业大省来说情况并不完全是这样。为此,本文将以湖南为例,从经济周期波动的协动性和差异性特征考察农业大省农业经济波动与国民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研究农业大省国民经济运行中农业经济增长的波动特征及其一般规律,以便为农业大省国民经济的增长更好地发挥农业经济的基础性作用,以及实施农业大省转化为经济强省战略提供参考。

二测定方法及指标

从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值分析,经济波动特征表现为两种状态:短期特征与长期特征。短期特征主要是指每一个经济周期的波动状态;长期特征是指超越短期,两个或两个以上经济周期的波动态势。(一)长期波动测定分析迄今可用于经济波动长期特征的测定方法或模型很多,主要有:萨缪尔森乘数———加速数动态模型、卡尔多非线性动态增长模型、希克斯非线性乘数———加速数动态模型、斯卢茨基和卡莱茨基的随机经济周期模型、混沌理论模型、实际经济周期模型等。这些不同的模型来自于不同的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其测定结果是有差别的,我们在本文中选择了萨缪尔森线性乘数———加速数动态模型。这是一个带有动态时滞结构的模型。其中,投资函数是一个二阶差分方程。乘数基于边际消费倾向,加速数基于特定时期的生产技术水平。这个模型的特点是:当有一个初始的外生扰动时,在不同的参数域下,动态系统可以产生增幅的发散振荡、减幅的衰减振荡和等幅的周期振荡。这就是说,在特定的参数域内,经济体系将呈现持续性的波动趋势。(二)短期波动测定分析从发展和演变的动态过程来看,经济周期一般可划分为古典周期和现代周期两大类。古典周期是指经济的主要指标表现为绝对下降,即负增长趋势。现代周期主要表现为增长周期,是指经济的主要指标表现为绝对上升,即正增长趋势。对于增长周期可以按两种方法进行考察,其一是阶梯周期分析方法,其二是离差周期分析方法。阶梯周期是指经济增长速度的周期波动,是最基本意义上的增长周期。在处理方法上,它是把各经济活动水平指标的各期数值同前一期或前若干期的指标数值进行对比所得到的速度指标在时间上的波动来描述增长周期波动。离差周期是指各经济活动水平指标的数值对其特征值的相对偏离程度在时间上的周期波动。在指标的处理方法上,它要求首先消除序列的季节波动,然后求出序列在各期的特征值,最后求出其相对数,并对所得相对数进行平滑处理。两种方法的研究,其结果是有差别的。本文采用阶梯周期分析方法,引进以下参数:波动幅度、波动系数、波动高度、波动深度、平均位势、扩张长度、收缩长度。其中波动幅度即振幅,是指每个周期内经济增长率上下波动的离差,它是反映经济增长稳定性的一个重要指数,振幅越大,说明经济增长越不稳定,其分析方法是计算每个周期内经济增长率波峰与波谷的落差即振幅等于波峰的经济增长率减去波谷的经济增长率。波动系数是指国民经济实际增长率围绕长期趋势上下波动的量值,它是衡量周期波动幅度对历史增长趋势偏离程度的标准化指标,波动系数的绝对值越大,说明实际经济增长率偏离长期趋势的程度越大,经济增长越不稳定,反之,经济增长相对稳定。其计算分式为:,其中,式中!为波动系数,y为实际经济增长率,y为y的算术平均值,"为标准差,n为实际值的样本数。波动高度即峰位,是指每个周期内波峰的经济增长率,它表明每个周期经济扩张的强度。波动深度即波谷,是指每个周期内波谷的经济增长率,它表明每个周期经济收缩的力度。平均位势即波位,是指每个周期内各年度平均的经济增长率,表明每个周期经济增长的总体水平,其计算公式为平均位势,其中xn为报告期实际增长率,x0为基期实际增长率,n为报告期距基期的年数。扩张(或收缩)年度是指每个周期内扩张(收缩)期的时间长度,它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本研究使用农业总产值增长率和GDP增长率等统计指标。

三湖南农业经济波动测定分析

(一)湖南农业经济长期波动测定分析

所谓长期本文指的是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即1955年至1976年为第一个长期,从1977年至2003年为第二个长期。根据萨缪尔森的经济波动理论,引进萨缪尔森乘数———加速数动态模型。1)为产品市场的均衡公式,即收入恒等式,为了方便,也不失一般性,假定政府购买为外生变量。(2)为简单的消费函数,它表明,本期消费是上一期收入的线性函数,其中b表示边际消费倾向。对于第一个长期,根据湖南统计年鉴,1955年全省农村总消费为21.74亿元,全省农业总产出为25.83亿元,而76年全省农村总消费为46.54亿元,全省农业总产出为76.44亿元,因此,b=Vc/Vy=(46.54-21.74)/(76.44-25.83)=0.49,说明湖南在第一长期内的农村消费比重偏小,亦即国民收入中消费小于积累。而对湖南第二个长期,根据湖南统计年鉴1977年全省农村总消费为52.11亿元,全省农业总产出为77.59亿元,而2003年全省农村总消费为1067.23亿元,全省农业总产出为1425.44亿元,因此,b=Vc/Vy=(1067.23-52.11)/1425.44-77.59)=0.75,说明湖南在第二个长期的农村消费比重偏大,亦即国民收入中消费大于积累。(3)按加速原理依赖于本期和前期消费的改变量,其中V为加速数。在第一个长期,根据湖南统计年鉴1955年全省农村总投资为0.75亿元,而1976年全省农村总投资为6.53亿元,因而,v=VI/VY=(6.53-0.75)/76.44-25.83)=0.11。而第二个长期,根据湖南统计年鉴,1977年全省农村总投资为7.59亿元,2003年全省农村总投资为355.06亿元,因而,v=VI/VY=(355.06-7.59)/1425.44-77.59)=0.26。虽然改革开放后农业经济增长中的加速数要大于改革开放前农业经济增长中的加速数,但是,这两个系数均小于1,说明湖南农业收入的增长用于农村净投资的比例偏小,更多的农业收入被用于其它产业,说明农业大省的农业起着支撑其它产业发展的作用。(7)与(11)分别代表着湖南农业在第一个长期与第二个长期经济增长的总体特征。说明湖南农业经济在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内呈现出单调递增并趋向于每一个时期的均衡值,表明湖南农业在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主要由于其农业生产制度的重大变革使得其经济的“增长力”迅速增强,初始呈现出爆发性增长状态,但随后随着该制度的逐步完善,其经济的增长率又逐步趋弱,因而其“稳定性”逐步增强。说明制度创新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二)湖南农业经济短期波动测定分析

首先根据经济增长速度的高低,持续时间的长短,扩张和收缩的转变点等特征,我们对湖南自1955年至2003年①农业即农业总产值增长率进行描述,从而得到湖南农业经济增长变化的路径,即农业经济波动的基本轨迹。我们按照一个标准的经济周期包括两个时期(收缩与扩张时期),四个阶段(衰退、萧条、复苏和繁荣四个阶段)和两个转折点(经济由繁荣阶段转入衰退阶段的关键点和经济走出萧条阶段开始复苏的关键点)的基本原则,将湖南农业1955年至2003年的49年间经济波动大致划分成9轮周期,如表1。以下根据表1采用阶梯周期分析方法,引进相关参数定量分析湖南农业经济增长过程中9轮周期的增长率波动状态。湖南农业经济周期性波动存在以下特征:第一,湖南农业9轮周期平均波动幅度为21.91个百分点,波动系数为1.05,总体呈现为强幅型,它表明每个周期内经济增长高低起伏剧烈,其经济增长处于极不稳定状态,说明农业大省农业经济运行随机因素的影响很大。第二,湖南农业9轮周期波动高度平均值为22.09,总体呈现为高峰型,说明每个周期经济扩张能力强盛,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前4轮周期更为显著。第三,从波动深度来看,湖南农业所经历的9轮周期,其中前3轮均为古典型,表明其经济活动的绝对水平有规律地出现上升和下降的交替和循环,从第4轮开始,除了第8轮外开始转向增长型周期,表明其经济活动的相对水平有规律地出现上升与下降的交替和循环。其中第8轮周期表现为古典型的主要原因由于自然环境的影响,1998年、1999年湖南连续发生特大洪灾。第四,波动的平均位势由中位型转向高位型,改革前的4轮周期(1955—1976年)农业增长率年递增平均值为6.28%,改革后的5轮周期(1977—2003年)农业增长率年递增平均值为11.24%,比改革前上升了4.96个百分点。这表明,湖南农业在克服“大起大落”中总体增长水平有了显著提高。第五,波动的扩张长度平均值为2.22年,而收缩年度的平均值为3.33年,扩张长度与收缩长度之比为0.67总体呈现短扩张型,表明农业经济扩张的持续性较弱,稳定性较差。

四湖南国民经济波动测定分析

(一)湖南国民经济长期波动测定分析

首先对湖南城乡社会边际消费倾向和加速数作实证分析,根据湖南统计年鉴,1955年全省总消费为26.74亿元,总投资为3.37亿元,总产出为49.24亿元,而1976年全省总消费为67.65亿元,总投资为16.84亿元,总产出为233.23亿元,因此,这一时期的边际消费倾向b=Vc/Vy=(67.65-26.74)/(233.23-49.24)=0.22,而其加速数v=VI/VY=(16.84-3.37)/(233.23-49.24)=0.22。由于1977年全省总消费为77.66亿元,总投资为15.46亿元,总产出为256.75亿元,而2003年全省总消费为2886.03亿元,总投资为1557.00亿元,总产出为11604.82亿元,因此,这一时期的边际消费倾向b=Vc/Vy=(2886.03-77.66)/(116.4.82-256.72)=0.25,而其加速数v=VI/VY=(1557.00-15.46)/(11604.82-256.72)=0.14根据萨缪尔森的经济波动理论和上述同样的分析方法得到的结论是:湖南国民经济的增长在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内总体均呈现出衰减振动并趋向于每一个时期的均衡值的特征,表明湖南的国民经济在不稳定性增长中逐步走向稳定。

(二)湖南国民经济短期波动测定分析

首先,采取上述相关问题同样的研究理论和方法,我们分别得到湖南1955年至2003年国民经济增长变化的路径即国民经济波动的基本轨迹,如图2,和湖南国民经济从1955年至2003年波动的9轮周期,如表3。以下根据阶梯周期分析方法进行分析,其结果由表4给出。对表4作进一步分析,湖南国民经济周期性波动平均波动幅度为20.02个百分点,波动系数平均为0.84个百分点,总体呈现为强幅型;波动高度平均值为22.65个百分点,总体呈现为高峰型;从波动深度来看,其9轮周期中改革开放前基本属于古典型,改革开放后的5轮周期均属于增长型;波动的平均位势均处于高位型;波动的扩张长度与收缩长度之比为0.89,总体呈现短扩张型。

五湖南农业经济波动与国民经济波动的关系

(一)湖南农业经济波动与国民经济波动的协动性

第一,从长期来看,湖南农业经济波动与国民经济波动具有相同的发展趋势,即均从制度变革的始初的爆发性增长逐步趋向稳定性增长,呈现出增长力趋弱,稳定性增强的状态。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影响经济增长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即边际消费倾向和加速数,特别是加速数偏小的制约,使得农业经济与国民经济的增长的潜力不足。说明农业大省经济增长严重受到投资不足的影响。此外,这两者的相关度我们还可以根据表1和表3的数据建立国民经济增长率(Y)与农业经济增长率(X)之间的线性关系Y=a+bX模型进行分析,建国以来,湖南农业经济波动与国民经济波动的同步相关性十分显著,通过计算并检验。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55,说明农业大省农业经济波动对国民经济波动的同步影响十分明显。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农业大省长期以来农业经济在国民经济的组成成分中所占的比重较大,而且即使第二、三产业的增长降低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成分,但是,由于其中的第二、三产业的增长对农业的依存度较高,农业经济的波动一方面直接冲击着增长中的国民经济,同时通过农业经济对第二、三产业经济的直接冲击而又一次间接冲击着增长中的国民经济。第二,从短期来看,两者的周期性波动非常明显,两者的波动周期基本同步,尤其改革开放以来,即1977年以来其波动周期完全一致。两者的波动高度非常接近,两者都是由古典型周期转向增长型周期的发展过程。两者的波动幅度都存在改革开放后比改革开放前有所减缓的趋势,而且这种趋势在随后表现得越来越明显。说明各种因素对农业经济波动和国民经济波动的影响程度有所降低,农业大省的经济运行逐步走向平稳状态。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市场机制的逐步完善和政府政策及其调控的有效性不断增强,以及依靠科技力量而克服自然因素的负面冲击的能力不断提升,使得各种影响农业经济波动和第二、三产业经济波动的因素逐步走向趋同,从而引致农业经济和国民经济从初始的不稳定状态逐步趋向稳定状态。

(二)湖南农业经济波动与国民经济波动的差异性

第一,从长期来看,虽然湖南农业经济波动与国民经济波动具有相同的发展趋势,但从其波动过程来看,存在着不同的特征。农业经济总体上表现出长期较稳定增长的状态,而国民经济总体上表现出长期较不稳定增长的状态。这种特征主要是受到了国民经济的其它构成成分,即第二、三产业经济不断增长的冲击。第二,从短期来看,农业经济的绝对波动幅度和相对波动幅度(即波动系数)均比整个国民经济的对应值高,说明农业大省农业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明显低于国民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一方面表明农业大省的农业经济增长率除了同样受到制度或政策以及科技进步的影响外,同时更重要的是受到来自气候条件等自然因素的冲击,导致农业经济的波动性高于国民经济的波动性。另一方面表明农业大省国民经济的其它构成成份,主要是指第二,三产业的增长起到了平缓或者说烫平国民经济周期性波动幅度的积极作用。此外,农业经济的平均位势为9.35个百分点,较整个国民经济的平均位势11.65个百分点低2.3个百分点,说明农业大省农业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有逐步下降的趋势,国民经济在克服主要由于农业经济引致的“大起大落”中总体增长水平有明显提高的趋势。

六结论

湖南作为农业大省,对农业问题十分重视,始终强调必须稳定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然而,建国以来,农业基础地位的脆弱性却没有得到彻底改观,很长一段时间内,农业经济的波动对国民经济的整体波动起到了引致和助推作用。虽然随着农业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下降,这种引致和助推作用有所减弱,但对于一个农业大省来说,这种影响依然存在,并将持续较长的时间。因此,我们认为:

1.建立系统的国民经济运行监测预警体系,加强对国民经济波动状态的预测,及时了解和准确掌握影响国民经济波动的各种内外因素,特别是各时期经济运行中的消费、投资、价格、货币及其外贸等影响经济波动的内生因素的变化规律及其内在联系。加强农业大省经济增长中的长期波动趋势与短期波动趋势的分析和研究,利用经济波动不同阶段的特点,顺应经济波动规律制定相应的对策,积极有效地实施对经济波动趋势的调控,防止由于各种因素的随机变化而产生的对农业大省整个国民经济的冲击。

2.继续重视和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农业稳定是农业大省整个国民经济稳定的基础,农业的增长制约着第二、第三产业的增长。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第一产业比重的下降是必然的,但这种趋势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必须以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为前提。因此,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防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的现代化水平;充分有效的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调整产业结构,提高农业生产效益;以确保农业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篇3

［关键词］农业;循环经济;循环圈;实现路径

一、引言

我国是农业大国，但不是农业强国。长期以来，农业生产方式粗放单一，化肥、农药过滥使用，导致土地板结酸碱化、肥力下降;同时，农村环境遭到破坏很大，主要表现在:农作物秸秆焚烧或废弃污染严重，畜禽粪便污染呈加剧趋势，农村地下水位日益下降等。在此情况下，农民很难依靠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来提高收入，而农业循环经济的提出，为农业发展指明了一个新的方向。农业循环经济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资源，以更少的投入得到更多更好的产品，从而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降低环境污染，帮助农民增收。本文以我国开展农业循环经济的示范县———河北邱县为例，在对其成功经验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提出农业循环经济的实施路径。

二、农业循环经济概述

(一)农业循环经济的提出

“循环经济”一词是美国经济学家波尔丁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循环经济，是指在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的大系统内，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的全过程中，把传统的依赖资源消耗的线形增长的经济，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来发展的经济。

受发达国家循环经济和我国工业及其他社会领域循环经济实践的影响，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生态农业理论，针对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与困难，在进行有效实践探索的基础上认识到，只有把循环经济理论应用于农业发展———在农业生产消费与流通过程和农产品生命周期中减少资源、物质的投入量，减少废弃物的产生及对环境的污染，才能实现农业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的“双赢”。

(二)农业循环经济内涵及其特征

1.农业循环经济的内涵农业循环经济是把循环经济理念和技术方法应用于农业生产，在农业生产过程和产品周期中，可持续利用农业资源，并能减少资源的投入及废物的产生和排放，最终实现农业经济效益、农业生态和农村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农业循环经济可以科学地安排不同生物质在系统内部的循环、利用或再利用，最大限度地利用农业环境条件，以尽可能少的投入得到更多更好的产品。

农业循环经济遵循四大基本原则，简称“4R准则”:即以资源投入最小化为目标的“减量化”(Reduce)准则，以废物利用最大化为目标的“资源化”(Reuse)准则，以污染排放最小化为目标的“无害化”(Recycle)准则和以生态经济系统最优化运行为目标的“重组化”(Reorgan-ize)准则。

2.农业循环经济特征

(1)农业循环经济强调物质的闭环流动。与传统农业经济发展相比，农业循环经济的不同之处在于传统农业经济的流向形式是单向的，即“资源———农产品———废弃物排放”，在这种经济中，人们对农业资源的利用是粗放和一次性的。而农业循环经济倡导的是一种与环境和谐的经济发展方式，它要求把经济活动组成一个“农业资源———农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其特征是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

(2)农业循环经济不同于传统的朴素农业循环经济，是开放的经济形式。在我国传统农业中，人畜粪便、作物秸秆都是农田宝贵的肥源，轮作、间作和生物降解等被充分利用，可更新资源在低生产力水平和小的时空尺度上循环，这些都可以归为农业循环经济形态。但是，这种循环是封闭保守的，并不能使我国农业发展发生根本性转变。只有农业小循环与工、商结合，形成生产、消费、资源再利用的大循环，从小农经济走向城乡一体、脑体结合的—56—农问题才能得到根本解决。

三、邱县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分析

(一)邱县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探索历程

邱县属于河北省南部的邯郸市，地处黑龙港流域，是一个总人口只有23万的传统农业小县。2009年，全县GDP超过20亿元，其中农业及农业相关产业占总量的80%以上，这样一个资源禀赋很低的地区在开展农业循环经济几年后，取得了生态和经济的双丰收。邱县实施农业循环经济经历了一个从自发摸索到豁然开朗再到融会贯通的过程。其最初的想法是把资源尽可能多地留在县域内，完成多次增值过程，利用触手可及的生态资源，使资源实现再循环、再利用。从2002年开始，邱县以国家政策退耕还林和污水治理两项基础性工作为起点，走上了循环经济发展之路。

1.就地取材，打造产业链

邱县坚持变粗放式发展为集约式发展，打造了四条循环农业产业链。

第一条链条是“棉花———秸秆发电———工农业生产”链。邱县为充分利用全县皮棉年产量4万吨以上的资源优势，积极增上棉花精深加工项目，形成棉业集群。

同时，充分发挥棉花秸秆的潜能，引进了年发电1.32亿千瓦时的秸秆热电项目。

第二条链条是“棉籽———短绒———棉浆粕”链。该县引进建设了总投资2.2亿元的棉短绒提净加工项目，年加工棉短绒6.75万吨，产值达4亿元。

第三条链条是“种树———林下种植养殖———畜禽粪便还田”链，积极推广林棉、林菌、林鸭、林鸡等立体种养模式，形成了林下种养与树木生长的良性循环。

第四条链条是“养殖———沼气———农业发展”链。

为实现沼气建设与养殖业、种植业的良性互动，邱县积极引导农户利用牲畜粪便建设沼气池，并利用沼液、沼渣发展棉、果、菜等生态农业。

2.废物利用，构建循环圈

邱县在加大农产品加工企业的节能减排工作的同时，注重推进农业产业链条内部的资源、能源循环利用。将同一产业链条的节点企业集中放置，集群发展，实现资源再利用与再转化，使产业链首尾相接，形成闭环。邱县引进建设的总投资13.49亿元的中高密度纤维板、秸秆热电、县城供热、速生基地林四个项目，就是一个生动的实践。

3.补全缺口，激活循环网

水资源短缺是制约河北省南部地区工农业发展的瓶颈，邱县投资1亿元建设了全市首家县级污水处理厂，使90%以上的工业废水得到集中处理。水资源的循环利用能够满足农产品加工企业对于水的需求，是整个循环经济顺利运行的重要一环，同时，邱县积极谋划总投资5500万元的中水回用项目，日供中水2万吨，为华林纺织、秸秆热电等用水大户企业提供水源，年可节约地下水54万吨。

通过一系列的项目的建立和不断完善，邱县农业循环经济框架基本形成，如图1所示。

图1邱县农业循环经济框架

邱县农业循环经济真正实现了资源的再利用，大大降低了对环境的污染，保护了生态环境，并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果。2009年邱县万元GDP能耗1.1105吨标准煤，同比下降6.12%;与2005年相比，主要污染物排放指标COD削减201吨，削减率11.8%;二氧化硫削减63吨，削减率10.05%;与此同时，农民收入有了显著提高。

2009年，邱县农民人均纯收入5121元，增长7.8%;一大批农业循环经济项目的新建与开工，还有效地吸纳了退—57—王玖河王鑫:农业循环经济研究———以邱县为例出的劳动力。截至目前，邱县农业经济链条吸纳就业达到4万余人，占了全县人口的近1/5。

四、农业循环经济实现的路径

(一)一个主导

1.转变思想在发展思路上，领导干部要彻底改变以往重开发轻节约，重速度轻效益，片面追求GDP增长而忽视资源和环境问题的倾向。要树立循环经济意识，在农业经济发展上确定资源节约、环境保护、效益提高的基本方向。

2.协调控制

由于农业循环经济是一项综合性、系统性很强的工作，涉及方方面面，只有在政府统一领导协调下，才能保证各项工作顺利开展。因此，借鉴其他地区发展循环农业的成功经验，结合本地情况，制定发展循环农业的总体规划，确定出不同阶段的发展目标、建设内容和实施措施，做好与各部门发展规划的协调工作，是发展循环农业的必要条件。

3.宣传教育

政府还应加强对农民的宣传教育，转变农民的传统观念，增强农民的资源忧患意识和环保意识，普及循环经济知识，宣传发展循环农业的好处和典型事例，使农民逐步培养起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二)两个保障

农业循环经济的开展区域为科技水平相对落后，法律法规意识较为淡薄的农村。因此，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推广创新型科技是循环农业良好运作的保障。

1.制定相关法律

加快制定促进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政策、法律法规。

可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制定绿色消费、资源循环再生利用、开发安全优质农产品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在其中明确各级政府、相关部门、相关企业、农业生产者的各自职责及其违法后的法律责任，把农业循环经济法制化;实施优惠的财政、税收、信贷等政策，调动农民及社会各界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积极性;颁布政府奖励政策，奖励为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做出重大贡献的单位和个人。

2.推广创新科技

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先进科学技术的推动。

一方面，要研究多种具体的农业循环经济模式，特别是体现新型农业现代化、市场化之路的循环模式，对现已开发出来的优良循环经济模式进一步加以改进、推广;另一方面，对如何应用诸如生物技术、工程技术等高新技术手段来对各类农产品及其加工后的副产品及有机废弃物的利用加大研究、创新力度。

(三)三个支柱

1.龙头企业的带动这里所说的龙头企业指那些由农业衍生出来并直接面向市场的企业，如邱县的服装厂和家具厂等，循环经济能否运作良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企业在市场中的表现。借助于循环经济的特点，这些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具有先天优势———完成了从原料到成品多层价值链的增值，形成了链条的集成效应。因此，企业应抓住机遇，积极把握市场动向，了解行业趋势，在此过程中，可通过构建信息平台获取市场信息，与客户进行交流、探讨，不断提升企业知名度，创建自有品牌。

2.科技人才的参与

循环农业的开展，需要技术、管理方面的支撑。一方面，可以从外界聘请相关专家，充分利用其循环经济方面的知识与经验，并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做好对农业循环经济的事前评估、事中监控与事后总结，降低实施循环农业的风险，提高其运作效率。另一方面，加大自有人才的培养，对于某些高尖端技术以及管理职位，可吸纳本地区的农村大学生，这样既缓解了就业压力，又能为企业注入知识血液。

3.以循环为导向的合作

农业循环经济以节能降耗为目标，循环可大可小。

传统农业生产环节中资源的循环利用，即为“小循环圈”，如:玉米———秸秆———牲畜饲养———粪便———玉米；

以农业产业为起点，将农产品加工企业集中放置，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促进第一、第二产业之间的资源再利用、再转化，构成“中循环圈”。通过建设重点项目，补缺短板，盘活链条，为发展循环经济提供发展后劲，则可形成“大循环圈”，如图2所示。

因此，在发展农业循环经济中，加强农产品加工企业之间、农业产业链条之间合作的同时，还应将视野放宽，不能拘泥于县域内部，一个县的资源毕竟是有限的，如果能够看到其他县区的资源优势，与自身情况形成互补，构建出一个更大的循环网络，对于发展整个区域经济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所以，政府部门应加强信息收集能力，积极与其他地区洽谈、合作，将优势集成化，把循环经济做大做强。

五、总结

农业经济的发展，循环经济是出路，这是21世纪创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更体现了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邱县农业循环经济模式的成功为我国众多农业县市提供了宝贵经验，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了新范式。事实证明，只要政府加大扶持力度，结合自身情况，吸引外资，补全经济链条，逐步提升农民的循环经济意识，就能够减少资源消耗，降低环境污染，同时提高农民经济收入水平，使我国农业发展上一个新的台阶。

［参考文献］

［1］魏少丽．循环经济探讨［J］．合作经济与科技，2009(4):18－19.

［2］任鹏来，李翠霞．我国农业循环经济发展刍议［J］．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2009(3):28－29.

篇4

关键词：天津市；都市型农业；现状；对策

中图分类号：G353 文献标识码： A

近年来，以京津冀都市圈为核心的京津冀区域都市农业布局已基本形成，天津依托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积极转变传统的城郊型农业为都市型现代农业，农村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水平不断提高。随着农业科技的突飞猛进，农业用地面积的减少，天津在现代都市农业发展上仍存在产业机构不合理、科技支撑能力不足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天津市发展都市农业的对策，对天津市都市农业的发展与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天津发展都市农业的基础

天津具有丰富的农业基础。天津土地总面积为1. 19万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48. 56万公顷，占全市土地面积的40. 7%。近年来，天津利用现代高新技术大幅度提升农业生产力水平，为市民提供了大量丰富名特优、无公害绿色、营养价值高的新鲜蔬菜、水果与鲜活畜禽、水产品等农产品。随着农业生产结构的逐步调整，现代农业科技优势将逐渐显现，农业农产品的持续生产与稳定供应为天津都市型现代农业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天津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基础不断夯实。自从2008年以来，天津市的设施农业建设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阶段，新建设施种植业基地102万亩，是前十年的总和。通过实施“4412”工程，天津设施农业面积达到6. 67万hm2，建成18个高标准设施农业示范区、100个生态循环农业示范园。全年农业总产值412.36亿元，增长3.8%。

2.农业标准化生产成效显著。首先，建成了小麦节水生产农业标准化示范区，平均亩节水50m3，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其次12个区县建立了无公害生产示范小区，小区辐射面积6万亩，每个中心小区规模400亩。再次，大葱、大蒜、天鹰椒标准化示范区。完成“三辣”标准化基地建设16万亩，总增效益4800万亩。第四，2014年，天津围绕居民“菜篮子”做文章，重点实施五大农业工程，大力发展高附加值的现代都市型农业，建设100个万亩粮棉高产示范基地、55个肉蛋奶养殖基地、22个水产品健康养殖基地、40万亩放心菜基地和40万亩优质水果标准化生产基地，进一步强化本市粮食、肉、菜、蛋、奶、果、水产品生产保障能力。

3.休闲农业发展迅速。近年来我市都市型休闲旅游农业不断发展，乡村旅游和农耕体验地域、活动形式逐渐丰富。天津蓟县山区、静海的团泊洼水库、杨柳青的森林公园等自然景观旅游资源开发与当地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观光、休闲等功能开发有机结合，通过自然景观旅游带动农业功能的拓展，促进了都市型农业发展。

4.农业科技园区发展迅速。近年来，天津市投资77亿元在滨海新区建设滨海耐盐碱植物科技园，滨海海水养殖科技园区、滨海茶淀葡萄科技园区等六大现代农业科技园。2014年，加快推进种业发展，加大种业创新平台建设支持力度，扎实推进育种研究专项，完善种业基地建设贷款贴息管理办法，进一步提高蔬菜、杂交粳稻、肉羊、种猪等优势种业竞争力。推广农业新品种30个、新技术30项，建成一批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建立8000个科技示范户。

5.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显著提高。近年来，通过积极推广“龙头企业+中介组织+农户”、“龙头企业+基地+农户”和“批发市场+经纪人+农户”等经营模式，充分发挥了科技型企业、专业市场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带动作用，促进了产业化组织与农户的利益联结形式由过去的松散型逐步向紧密型发展。2014年共新认定农业科技型企业462家，总数达到2100多家，其中小巨人企业110家，领军企业10家，突破了细胞悬浮培养、禽流感DNA疫苗产业化等一批重大技术。

6.初步完成农业科技创新平台建设。近年来，天津市农业国家级产业联盟达到3家，使市级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达到8家，组织召开了国家杂交粳稻联盟、国家兽用化药联盟研讨会，推动开展国内外技术合作。组建海水种业、生物兽药等8家市级工程技术中心，使市级工程技术中心达到28家。组建葡萄育种、淡水鱼育种等13家企业重点实验室，农业企业重点实验室达到16家。初步形成了布局合理的现代农业科技创新平台。

二、天津市发展都市农业存在的问题

1.可用耕地面积锐减。近年来由于，城镇的外延扩张、各项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等社会发展需要和生活废弃物任意排放、农业自身生产的非点源污染等人为污染，造成天津市常用耕地资源逐年减少。天津的农业用地，除了担负着提供城市居民需要的农副产品生产、绿化、美化城市环境的功能外，还担负着城市建筑扩张用地和工业用地功能。耕地面积逐年减少对天津都市农业的规模化经营与产业化发展及可持续发展构成严重障碍。

2.科技参与不够，缺乏区域整体规划。与发达国家和国内先进城市相比，目前天津都市农业经济的发展科技水平较低，农产品市场竞争力不强，缺少区域整体规划和科学论证，许多项目比较粗糙，科技含量不高，农业产品结构趋同，农业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农业工程技术等高新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应用还不够，高附加值产品规模小，市场竞争力低、组织化程度低的状况十分突出。

3.农村生态环境亟待改善。在传统都市化农业进程中，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畜禽粪便的无处理排放对土地和水体造成严重污染。农业地膜使用的增加导致土壤中积累了过多的不易分解的残膜，严重影响植物根部的生长发育。此外，城市中一些耗能高、污染重、难以治理的工业企业和城市垃圾向农村转移，成为农村新的污染源。同时农膜使用也使“白色污染”日趋严重。

4.科技创新支撑能力有待加强。一是农业科技供给的总量和结构与产业升级的需求不相适应，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不足40%，已有农业科技核心竞争优势发挥不充分，沿海都市型农业发展急需的设施农业技术、农产品精深加工技术、农业资源与环境技术等新兴领域创新性成果不多。二是农业科技投入主要依赖于财政，企业和社会投入尚显不足。三是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新型科技服务体系尚未健全，缺乏有利于科技成果及时传播和转化的平台。

5.现行农业生产结构不合理。现行农业产业结构不能很好地满足居民进入小康社会后对农产品的多样化、优质化、专用化消费需求，表现为“四多四少”，即大路产品多，低档产品多，普通产品多，原料型产品多；优质产品少，高档产品少，专用品种少，深加工品种少。

三、天津都市型农业经济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1.天津都市型农业经济发展的模式选择

根据天津沿海都市型农业的发展模式从总体上看，应以经济功能的改造提高为主，逐步拓展发展其他功能，形成经济功能、观光体闲功能、文化功能、环境功能等多种功能并举的发展模式，可供选择的具体模式主要有：

海洋农业+港口贸易模式。依据天津港口城市的优势及建设现代化港口城市和北方重要经济中心的战略定位，在滨海经济带，大力提高海洋资源综合开发，围绕丰富的海洋资源，通过综合规划，全面开发海产品生产、海洋旅游休闲、海洋文化及港口贸易等产业，形成具有天津特色的滨海型都市农业。

高新科技+高附加值产业模式。建立以高新科技为基础，生产高附加值农产品以实现较高的效益的生态科技农业园区。在环城经济区域 ，开发休闲体验农业，如发展市民菜园、采摘园，旅游景点附近的农家小院等。

循环农业+农业废弃资源利用模式。随着都市农业的发展，农村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越来越多的废弃物使得农业生态环境越来越差，严重制约着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发展循环可持续的都市型现代农业经济，就要求我们将农业废弃物转换为生产资源重新加以利用。

2.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发挥都市农业规模经济效益

在发展都市型农业经济的道路上，因地制宜地制定好天津市农业产业化的整体发展规划，引导农户向社会化、专业化、市场化、规模化的农业发展，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根据现实基础、技术水平、区位优势等条件确定支柱产业，以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延伸农业产业链条，将发展领域向第二、第三产业拓展。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提高农业的科技内涵，将现代农业中每一种涉农的具有可观赏性、可参与性、可休闲性的自然资源和涉及农、林、牧、渔业的每一项生产过程，都合理纳入观光体闲农业的开发范畴，构建农业观光体闲旅游业产业集群。

参考文献：

[1]蒋黎，江晶.京津冀都市农业的发展现状与战略选择[J].农业经济经济与管理，2014（5）：32-39.

[2]陈红霞，李国平，张丹.京津冀区域空间格局及其优化整合分析[J].城市发展研究， 2011（11）：74-79.

[3]郭岩峰，王晓利.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战略思考[J].特区经济， 2011（11）： 66-67.

[4]李国平.京津冀区域发展报告[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篇5

【关键词】张家口 县域农业 财政政策

一、张家口市县域经济发展的现状

从历史的角度纵向分析，河北省张家口市各县（市、区）近年来的经济发展水平基本上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但是如果对照省内甚至国内同类县域经济的发展水平来看，张家口市县域经济的规模还是较小、实力也不够雄厚、效益也很低、同时各县（市、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也不够均衡。从县域经济的规模来看，张家口市下辖的县（市区）没有一个能够挤入河北省县域经济规模排名的前五位，更没有一个能够跻身全国经济规模百强县；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看，张家口市各县（市区）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既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也达不到河北省的平均水平；从县域经济的发展实力来看，张家口市县域经济的结构水平较低，不少县（市、区） 的产业结构比较单一，因此在面对产业结构调整时难免受到冲击，影响总体经济竞争实力的提高；从县域经济的效益来看，张家口市各县（市、区）的居民收入水平很低，人均财力约占全国县（市、区）的平均水平的80%，与经济发达区域如江苏、浙江、广东、山东等县（市、区）相比，差距很大；从县域经济的均衡发展来看，张家口市所辖的县（市、区）中，平原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而半山区其次，深山区则经济发展水平极低，地处深坝上的康保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二、张家口市县域经济发展落后的原因分析

（一）经济的发展受到了区位资源的制约

作为处于北方干旱地区的农业大市，张家口市的水资源条件较差，农业生产用水每年需要财政拨付大量资金来解决，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业经济的发展，进而影响了县域经济实力的提升。

（二）保留着粗放式经营的发展模式，利润率很低

在张家口市所辖的各县（市区）中，虽然有不少地方发展了农业产业化，但由于实行粗放式经营，大量浪费水资源，并且对环境的污染较重，所以受到国家宏观调控的制约，导致产业发展落后。

（三）产业链条不完整，制约其扩大发展

在张家口市各县（市、区）中，无论是农业，还是在农业生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各种加工业，基本上都没有形成完善的产业链条，处于孤立的发展状态，一旦受到外界市场的冲击，马上就会衰落下去。

其实，张家口市县域经济发展落后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农业财政体系的混乱。自从实行分税制财政体系以来，张家口市上划国家和省级财政的收入达到几十万，过多的上划收入使县（市、区）财政自给率严重降低，基层可用资金明显减少。然而，基层农业财政的支出负担却不仅没有减轻反而不断加重，这种情况严重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快速持续发展。由于基层长期处于财政困难状态，张家口市县（市、区）的社会事业发展也相对滞后，县（市）还没有健全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大部分县（市）的农民缺乏应有的医疗保险。

三、健全促进县域经济快速发展的农业财政政策

（一）健全农业财政的纵向调节体系，为发展县域经济提供动力

为应对现行财政体制中基层财政上划过多，基层政府缺乏必要的财力支持和保护县域经济发展的问题，必须对现行的分税制农业财政体系进行微调，以提高基层财力水平，对发展县域经济提供支持和动力。其一，现行的分税制收入应该按照事权与财权统一的原则，将财力适当地向县级倾斜，以提高县级财政的总体实力。其二，遵照财力均等的原则，适当调整现行的转移支付财政资金制度。这就需要适当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所占的比重，加大对县级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同时必须按照各县（市、区）的实际情况，按照财力均等的原则，重点解决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标准设计不合理的问题，重新确立资金的转移支付制度。

（二）健全农业财政的投融资机制，加快县域经济纵深化发展的步伐

1.充分肯定并持续保持分税制农业财政体制通过减负增收对农民产生的激励效应，继续坚持不懈地调动农民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同时通过对农民发放财政支农补贴的方式直接增加农民收入。

2.针对农业公共财政支出问题，如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费用、治理水土流失的费用、解决农民基本生产生活用水的费用等，可以采取农业财政投融资的方式解决。3.针对县域经济产业链条不完整的问题，采取财政贴息方式加大农业科技的财政投入力度，提高县域产业的科技创新能力，以促进县域经济产业链条的延伸及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4.整合财政支农资金，解决因资金分散使用而导致的效率低下问题，重点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

（三）健全农业财政的扶贫机制，保障县域经济均衡发展

据统计，截至2005年，张家口市贫困人口超过一半，在自然条件恶劣的贫困地区，贫困人口所占比例更高。这就需要建立健全的扶贫帮困机制，加大对贫困地区扶贫开发的财政投入力度。

在健全农业财政扶贫帮困机制的同时，还需要健全农业财政的公共投入机制，促进农村社会事业的健康发展。农业财政的社会性投入应重点集中到支持农村义务教育的开展、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健全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完善农民养老保险制度等方面。以保证农村社会事业的协调均衡发展，农民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农业生产，加快县域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 姜长云.发展农业生产业的模式、启示与政策建议——对山东省平度市发展高端特色品牌农业的调查与思考[J].宏观经济研究，2011（03）.

[2] 范柏乃，段忠贤.财政农业支出与农业经济发展的关系[J].理论探索，2011（01）.

[3] 李霖洁.我国财政农业支出的现状及问题分析——从东西中部农业发展的差异看财政支农的低效用[J].经营管理者，2010（19）.

篇6

关键词：甘肃农垦集团； 农业产业化；对策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0)06-0045-04

一、国内外农业产业化发展概述

（一）国外农业产业化经营研究状况

在西方国家，农业产业化被称为“农工商、产供销一体化经营”，或简称为“农业一体化”。从产业组织理论来讲，国外农业产业化属于垂直一体化或横向一体化的企业组织形式，依据利润最大化原则，通过变革旧的经济组织方式，使生产、经营、服务和利益机制发生变化，实现潜在的经济利益。这种组织方式的转变，必然要求：（1）农工商一体化以及产供销一条龙的表现形式，在农业集团内部、农业企业之间、农业企业和非农企业，通过有约束的经济协议，构建一个农业生产过程的新经营体，形成共担风险，各得利益，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共同体。（2）依照分工与协作的特点，使共同体把农业企业专业化、农业地区化专业化和农艺过程专业化包容在一起，减少交易费用，达到节约成本的目的。（3）共同体规模化，有助于社会化服务的展开，构筑起产前、产中、产后各个环节上“一条龙”的社会化服务体系。（4）利益分配机制合理化，可以将农户的价格接受者地位转变为参与价格制定者的地位，分享农产品加工和流通过程中增值的平均利润。

（二）国内农业产业化经营研究状况

我国农业产业化起步晚、底子薄，经历了20多年的探索、启动、成长和发展阶段，取得了一些较好的成绩。首先，产业化经营规模逐年扩大，整体发展水平全面提高，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在发展水平上的整体跟进，改变了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分布的不平衡状况，地区分布逐渐趋于合理，优势日益明显，利益关系日渐密切，开放程度逐步加快，已成为企业投资的热点。其次，产业化领域进一步拓宽，近些年来，农业产业化从偏窄以粮食、经济作物为主的“小农业”产业化方式，逐渐地转向“大农业”产业化经营方式，即包含有种植业、畜牧业、水产业、林业等一切以农产品为原料的一体化产业，展示了农业一体化发展的广阔前景。第三，利益分配机制逐渐合理。由政府倡导，引导公司和农民组织各种合作形式，确定利益分配格局，发挥价格调节机制，使得公司和农民产生出了双赢的利益分配局面。第四，企业和农户在各种产业化组织中，由合同、合作、股份合作等稳定的经济方式，将利益连接起来，不断地可以完善和发展连接机制，降低农户在农业发展过程中的风险，保护了农户的利益，这种合理，科学的利益连接机制推动了农业产业化的发展。第五，一体化的农业产业化发展，要求龙头企业必须采用现代企业经营和管理制度，不仅要优化资本结构，采用联合兼并、股份改造等改制方式，而且要进行制度创新，充分发挥出市场竞争中的领头作用。

二、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意义

农业产业化经营与传统的农业生产、加工是不同的，传统农业一般是从事自给自足的生产，产品转化很有限，生产力水平较低，小而散的布局很难产生出规模报酬。农业产业化经营把农户引向了市场，由市场决定农户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的问题，专业化经营又在深加工、专业化生产上具有明显优势，能够大幅度地提高经济效益，而在组织上又能够构成产供销的一条龙形式，因而提升了农业生产的现代化水平。

通常来讲，农业产业化的组织形式与垂直一体化和横向一体化的组织形式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因为农业生产有其特殊性，在挖掘农产品潜在价值时，专业化生产、系列化加工、企业化管理、一体化经营和社会化服务就显得尤为重要，无论是从农产品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来看，还是从资金、技术、人才要素的集约来看，农业产业化是达到这些目标的基本途径。

农业产业化虽然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随后传入西方发达国家，从资源条件、生产要素结构以及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来看，农业产业化的涵义虽有些差异，但其基本特征是清晰的，这些特征包括：（1）一体化生产经营；（2）专业化发展方式；（3）社会化服务体系；(4）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发展中国家也可以进行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只需要强调的是，发展中国家走农业产业化道路时，并不能摆脱农业产业化的特征，需要进行改革的是有悖这些特征的体制和机制，不断地突显出这些特征的区域优越性，争取更多的比较优势，这样才能走上独具特色的农业产业化道路。

三、甘肃农垦集团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甘肃农垦集团基本概况

甘肃农垦集团创建于1953年， 2004年5月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登记注册正式挂牌运行。50多年来，历经几代人的艰苦奋斗，农垦集团各项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农垦集团事业不断发展壮大，现已初步成为一个农林牧并举，一、二、三产业综合经营，经济和社会事业同步发展的企事业群体。甘肃农垦集团现有总人口9.7万人，职工总数3.2万人，离退休人员1.4万人。土地总面积815万亩，其中耕地68万亩，林地38万亩，牧草地315万亩。现有企业37户，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33户（按产业划分农牧场17户，工商建企业16户），非国有企业6户。

近年来，随着农垦集团事业不断发展壮大，现已形成葡萄、啤酒花、啤酒大麦、特药种植、亚麻、棉花、果品、制种、甜糯玉米的种植加工及销售等20多个优势产业链。其中啤酒花和啤酒大麦是我国最大的啤酒原料生产基地，啤酒花生产已占全国的60%以上。特种药材种植与加工为全国唯一，葡萄种植与葡萄酒加工产量全省第一，另外，还有棉花种植与加工、种子种植与加工、番茄种植与加工，果品种植与加工等产业化基地和龙头企业。水泥、化工、医药制造在垦区及全省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积累了产业化规模化生产管理的丰富经验。

在发展农业产业化的同时，垦区还重视基础设施建设，近10年间，农垦集团还改造中低产田20万亩；建成滴灌10.9万亩，喷灌、低压管灌5.4万亩，滴灌面积在全省最大；建设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80多个，完成投资24亿元，为产业化迅速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二）甘肃农垦集团农业产业经营发展现状分析

1.甘肃农垦集团农业产业化经营主要模式

（1）龙头企业带动型。农业产业化经营中，具有龙头企业的经营模式，一般都是重要的支柱型产业化模式。甘肃农垦集团有近20户这样的龙头企业，省级以上的龙头企业有9户，这些龙头支柱企业支撑了产业，形成了“龙头企业+基地+农户”的产业化组织，而且两家上市公司更是将这种基本组织延伸到了农场和周边农村，把资源开发与建设商品基地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构筑起“融资、商品基地、拳头产品、骨干企业”相组合的集约化经营共同体，不仅提高了资源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而且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

（2）主导产业带动型。甘肃农垦集团中，主导产业带动型是比较普遍的产业化经营模式，这种模式主要围绕着某种特色产业发展和产业链延伸而展开。甘肃农垦集团已初步形成近20条这样的产业链，覆盖着10.7万公顷的农场和周边农产品生产基地。在垦区内部，还存在着一些规模小、形式分散、各自为政的经营企业，依赖于各地区的特色农产品进行加工和产业链延伸，这样的产业需要进行整合，才能成为其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化经营实体。

（3）服务组织带动型。甘肃农垦集团现已形成省级和农场自设两级农业推广体系，以服务“三农“为宗旨，积极兴办各种科技服务公司，在啤酒花栽培技术研究、良种繁育、制种产业扩繁、棉花新品种引进以及农药、化肥应用和推广等方面，服务于企业，用科技力量壮大支柱产业。建成天然色素金盏花初加工厂3个和年产300吨金盏花浸膏生产线一条，发展金盏花原料种植基地2000公顷，有效地带动了凉州区、古浪县、景泰县等上万户农民进行种植结构调整，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形成了服务组织带动的产业化模式。

2.甘肃农垦集团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优势

（1）耕地资源丰富，农业发展有着雄厚的资源基础。甘肃农垦集团拥有总土地面积54.3万公顷，其中耕地4.5万公顷，林地2.5万公顷，牧草地23.1万公顷，其余为戈壁荒滩。这些为农业的发展特别是农产品基地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而也为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2）农业生产力水平高。在农业机械化方面，甘肃农垦集团农业综合机械化水平达85％，农业机械总动力达18万千瓦，种植业综合机械化程度达76.8％；在农业科技方面，农垦农业新技术覆盖率达70％，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45％以上；在规模经营方面，农场的耕地规模数万亩，家庭农场的经营规模一般都在几十亩甚至上百亩，养殖业规模也较大，粮食商品率达71.32％，农业科技贡献率达48％。规模效益、劳动生产率和农产品商品率都大大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甘肃农垦集团农业较高的生产力水平为发展农业产业化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3）职工队伍素质较高。经过50多年的开发建设，甘肃农垦集团造就了一批具有较高素质的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垦区职工的总体素质都比较高，文化科学技术水平高于农村，而且具有艰苦奋斗，勇于开拓的优良传统。这是农业产业化的重要推动力量。

3.甘肃农垦集团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取得的成效

（1）优势农产品基地建设步伐加快，产业规模化经营效应日见显现。垦区各企业充分发挥自己的土地资源、劳动力、科技、管理、集约化优势，逐步形成的各具特色的产业优势。啤酒原料、酿造葡萄、棉花、特种药材、优质牧草等优势产业已成为发展壮大甘肃农垦集团经济的主导产业，新扩建药碱、啤酒、啤酒大麦芽、颗粒酒花、葡萄酒、乳品加工、棉花加工、种子等20多个农业产业化项目，并逐步发挥经济效益和辐射带动作用。

（2）龙头企业规模不断扩大，辐射带动能力不断增强。垦区把培育产业化龙头企业作为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重点工作，强化各种扶持措施，按照发挥资源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优势的原则，以基地为依托，积极推动龙头企业发展，为农业产业化进程的稳步推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围绕发展特色农业，并按照“扶优、扶大、扶强”的原则，做强做大龙头企业。目前甘肃农垦集团拥有10户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其中国家级龙头企业5户。

（3）结构调整进一步优化。结构调整是企业增效、职工增收的重要渠道。今年全垦区以市场为导向，因场制宜，充分发挥各场的地域优势，积极调整种植结构，合理优化作物布局，已初步形成以经济作物为主，兼顾粮食和草业的三元种植业结构及农林牧综合经营的农业产业结构。大部分企业基本确立主导产品，并形成特色产业和拳头产品，真正形成特色产业和主导产品，促进企业增效，职工增收。

（4）订单农业得到快速发展。各农场以市场为导向，在稳定传统优势作物的基础上，以订单农业形式，积极寻求市场前景好、种植效益高、并能形成产业化发展的作物种植，基本形成产业化龙头企业带动基地生产的订单农业格局。

（5）“公司+基地+农户”的经营组织行业协会日趋活跃。依托龙头企业，把农产品进行了多层次的深加工，把更多的农产品变成国内外消费者需要的食品，通过这种形式，把农户与市场有效地联结起来，把小规模与大市场连接起来，有效地抵御和分散农户的市场风险。积极扶持和引导农场经济合作组织、专业协会和经纪人等产业化中介组织发展，涌现出了一批辐射面广、带动力强、服务信用好、自身效益高的经济合作组织和专业协会，农场经纪人队伍也日趋壮大，职工组织化程度不断提升。

（6）打造品牌，营造形象，产业化活力增强。公司立足河西走廊的资源优势，积极实施名牌战略，培育出了“飞龙”牌大麦芽、“莫高”牌葡萄酒、“祁连山”牌甘草制品等省内外名优产品。

（三）甘肃农垦集团农业产业经营中存在的问题

甘肃农垦集团经过多年发展，取得成效的同时，也存着不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农业产业化水平不高，产业的集中度较低，龙头企业的相对规模较小，产业链条短，初级产业加工比例大，，科技含量和附加值也较低。出现这样的状况，主要是由于农业产业化项目的源头是农业种植，各种风险多，抵抗自然灾害及市场风险的能力较弱，农产品结构不合理，市场信息不畅，产品营销环节较弱等，影响了农垦集团产业化效益的提高。

2.地理位置偏僻，属于边缘化经济地理区域，并且农垦集团企业几乎散布甘肃省绝大部分地区，相互之间联系不紧密，交通不便，信息不灵，基础设施薄弱，远离市中心，远离市场，吸收资金乏力，思想观念保守等等，都是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不利因素。

四、甘肃农垦集团加快发展农业产业经营的对策及措施

（一）甘肃农垦集团发展产业化经营的对策

1.大力培育龙头企业，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农业产业化经营，重点是龙头企业的培育。在加大对龙头企业的培育力度时，根据各个地区的实际情况，把现有的农产品加工企业进行整合，利用兼并、联合等手段，扩大企业规模，实现资产重组；立足于技术改造项目，使设备的产出能力和产品质量提高到新的水平，改革企业内部的管理体制，依照现代化企业管理制度和方式，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

在产业结构的调整中，从加快农业产业化步伐着手，首先对依托自然资源优势的加工企业和为农业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的三产企业，进行改组、改造，重点扶持，使企业的实力真正得到增强，从而成为农垦集团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骨干力量。其次，利用农产品资源丰富、批量大的优势，把加工、保鲜、贮运、销售服务作为重点，延伸产业链，加快发展二、三产业，进一步扩大总量，提高比重。

2．注重培养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充分发挥骨干作用

农业产业化经营中，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是极其重要的，企业家可以打造出农业产业体系中各种形式的优势企业，必须具有独特敏锐的创新意识，才能达到充分利用农产品资源的更高标准，才能有优势企业，才能形成企业家群体；企业家群体可使企业之间进行有效的分工协作，构成优势产业链和优势区域；因此，企业家是发展农业产业体系的灵魂和骨干。

3．利用基地建设保障产业化基础

农业产业化发展离不开基地建设，基地建设是产业化的重要环节，要因地制宜地考察和研究，从而确定种植业、养殖业、林业和园艺业等专业基地的规模，突出优势项目。做到从客观实际出发，发展宜种、宜林、宜养等基地产业，不追求盲目的投资规模和高、大、新、外项目。农产品资源基地建设中，要广泛吸收国内外科技因素，提高科技含量，利用科技兴农，使农民认识到科技的力量，自觉地加入到科技兴农的行列中。同时通过引进新品种，推广新技术，实现集约化生产，增加经济效益，增强生产基地的辐射示范作用。使产业化基地真正成为当地科技兴农的示范基地。

4．利用资本市场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

资本市场是推动企业发展的主动力，农业产业化过程中，新生事物层出不穷，热点颇多，为资本注入开辟了广泛的渠道。资本介入企业，可以很快地塑造企业，改造企业，调整产业结构，完善市场机制等。资本市场通过提供足够的资金，加速农业组织结构的优化，促进农垦集团农业与世界农业接轨，全面参与世界市场竞争。

（二）甘肃农垦集团发展产业化经营应采取的主要措施

农垦集团发展农业产业化的主要措施，要围绕区域经济、产业发展和自身条件，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建成一批现代农业示范区，引领周边地区的共同参与和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1．建设产业化龙头企业示范区

黄羊河农场作为“全国农业示范区”，应着力发挥该农场现代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作用，围绕葡萄种植和葡萄酒生产、啤酒大麦种植和加工、良种生产加工、亚麻种植和加工、特用玉米种植和加工、果品产生和销售、蔬菜种植和加工、麻黄种植和加工、观光旅游等九大产业，以产业集群化发展方式，延伸产业链，增加农产品附加值，整体提高黄羊河集团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利用科技力量，不断创造自主品牌，扩大规模效益，带动其他企业和武威市经济更快发展。

2．建设啤酒原料示范区

在酒泉垦区，建设啤酒花种植及加工的支柱产业，采用农场和乡共建示范区体制，整合啤酒花资源，组建甘肃农垦啤酒花集团。利用资本重组的方式，把河西7家啤酒花生产企业重组为一个专业集团，形成甘肃乃至全国最大的生产基地，统一质量标准、品牌、价格等，充分发挥专业集团的优势，获取整体经济效益。与此同时，可将酒泉市及周边农村的啤酒花种植者一并纳入到集团中，建立利益关联的协作体，统一行业标准，使农场和当地农户种植的啤酒花质量大幅度提高，共同创建甘肃省啤酒原料特色产业示范区。

3．建立高效园艺产业示范区

依托条山农场建设基础，整合、利用条山农场“国家级绿色农业示范区”、“国家A级果品基地”、“甘肃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国家A级果品基地”、“甘肃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白银市“绿色农业示范区“四个平台，建设万亩绿色高效果品生产基地，带动相邻地区的优质果树、果园，配套国际先进的滴灌节水设施，实施滴水、滴肥、滴微量元素的精准化管理，生产品质档次更高、果品更加优良的高效、节水绿色园艺产业示范区。同时，建设果品贮存、保鲜库存设施，延长果品保鲜期，实现果品全年供应保证，取得延期附加值，提高市场占有率。

4．建设高科技生态农业示范区

以亚盛高科技农业示范园为基地，充分利用亚盛集团博士后工作站的优势，建设全省高科技生态农业示范区。使园区成为全省农业生物工程、无土栽培、转基因作物引进繁育、工厂化育苗、生产以及生物制药研发等科技创新和研发基地，展示科技项目，推广和示范生态农业的发展样板，辅之以精准农业生产设备，自动化控制管理，使亚盛高科技园区成为省内农业高科技产业化的支柱。

5．建设生态保护节水农业示范区

在八一农场、勤锋农场、黄羊河农场、张掖农场，实施封滩育草，建造生态公益林，生态经济林，建设成以节水农业保护生态环境的示范区。大力发展节水灌溉工程，建设节水型社会，将石羊河流域综合治理工程落到实处，进一步改善生态环境和生活环境，坚持走可持续发展的农业产业化道路。

6．建设健康养殖业示范区

在平凉总场建设健康养殖业示范区，依据工厂化管理原则，规范、合理地建设以肉牛、肉羊为主的养殖业，合面推行高效、生态、健康和标准化养殖方法，转变养殖人员的观念，提高养殖水平，加快畜牧产业化建设，开发畜牧新产品，推出新品牌，大力宣传新品牌，利用品牌效应带动畜牧深加工的发展，使农场的养殖、加工更上一个新台阶。

参考文献：

［1］张志强. 甘肃省生态建设与大农业可持续发展研究［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1.

［2］王琪瑛河西地区特色农业现状与发展［J］.甘肃农业，2007，（01）

［3］于淑芳.农垦集团农业产业化的原则与对策［J］ .农业工程技术， 2006，（02）

［4］张亚中，朱艳梅. 对新形势下农业现代化特征的重新认识［J］.陕西农业科学，2006，（01）

［5］孙玉德.浅谈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趋势［J］.武夷科学，2006，（01）

［6］ 李胜昔.甘肃农垦农业产业化经营实践与思考［J］甘肃农业,2009，（01）.

篇7

1.1研究区域概况

选择在气候特征和农作物生产方面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的南京市六合区、江淮之间的泰州市兴化地区以及淮北的徐州市邳州地区3个区域作为农业气象敏感性分析的研究对象。其地理位置见图1。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属北亚热带季风温湿气候区，四季分明，季风显著，气候温和，雨量集中，常年平均气温15.1℃，平均降雨1000mm左右。其土壤种类多样，其中地带性土壤以黄棕壤为主，而非地带性土壤以人为土为主。土壤肥力中等，兼有圩区、平原、丘陵，适宜蔬菜、杂粮、中药材、经济林果生产及种草养畜等;并且，中北部地区生态条件保持较好，工业污染少，十分有利于发展绿色农业和生态农业。作为过去的传统农业大县，六合区正向着现代农业、都市农业、休闲农业转变，农业发展迅速，是南京市重点支持的农业地区。兴化市地处江苏中部江淮流域里下河腹部地区，属北亚热带湿润性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常年雨水充沛、光照充足、气候温暖、无霜期长，气候资源十分丰富。兴化是典型里下河地区水稻土，沤改旱30多年以来，从典型的沼泽土壤发展为草甸化水稻土，土壤肥沃，农作物持续增产的潜力很大，素以“鱼米之乡”著称，是全省重要的粮食基地之一、全国闻名的农业大县(市)。以小麦、水稻、棉花、油菜种植为主，并大力发展高效农业。邳州市属暖温带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季风显著，光照充足，雨热同季。农业气候资源丰富，有利于发展种植业和多种经营。邳州市作为徐州的农业大市，其土壤类型分为棕土、褐土、紫色土、潮土、砂姜黑土、水稻土六大类，地带性土壤以棕土、褐土为主。邳州的崛起源自农业的腾飞，成为全国农业大县(市)，主要有水稻、小麦、银杏、大蒜等农作物，并成为国家级无公害农业标准化示范区。

1.2气象资料

选用的气象数据是3个研究区域(58235站点、58243站点以及58026站点)1982—2009年的逐日资料(逐日平均气温，逐日降水量)，站点没有发生迁移，数据时间序列连续，具有代表性。以年为单位，通过计算处理得到的气象因子包括＞10℃活动积温(TAC)、年平均气温(T)、年降水量(P)、气温标准差(TD)、降水量标准差(PD)、春夏秋冬四季平均气温(T春、T夏、T秋、T冬)、四季降水量(P春、P夏、P秋、P冬)以及夏秋两季的平均气温(T1)和降水量(P1)与冬春两季的平均气温(T2)和降水量(P2)。

1.3社会经济统计资料

社会经济统计数据来源于《江苏统计年鉴》，主要包括1982—2009年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泰州兴化市和徐州邳州市三个地区的农业经济产出值(Y)、农业劳动力人数(L)、农作物播种面积(X1)、农用化肥施用量(X2)。

1.4研究方法

1.4.1C-D-C模型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简称C-D生产函数)是经济学领域经典的经济数学模型，用来反映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表示在既定时期内既定技术水平下，投入的各生产要素数量与所能生产的最大产量之间的关系”(Pindyck＆Rubi-nfeld，1998)。传统的C-D生产函数模型把生产过程中的自然因素视为既定不变而不予考虑，揭示的是劳动力和资本这两种经济领域的生产要素对经济产出的贡献。而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为了反映气候变化对区域农业经济的影响，将气象因子作为农业生产中不可或缺的投入要素，添加到传统的C-D模型中，更全面科学地反映农业生产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完善农业生产函数，并对气象服务做出经济量化研究。丑洁明提出改进经典的C-D生产函数模型，在农业劳动力、播种面积和化肥施用量3个经济领域的生产要素的基础上添加气象因子，建立农业经济-气候模型(C-D-C生产函数模型)，用以反映气象因子对农业产出的影响，为农业气象服务提供参考依据。经典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D生产函数)模型为:Y=A(t)LαKβμ(1)将(1)式线性化，对C-D生产函数模型两边取对数得到:lnY=lnA(t)+αlnL+βlnK+ε(2)式中，Y为生产总值，A(t)为综合技术水平，L为投入的劳动力人数，K为投入的资本，α为劳动力产出的弹性系数，β为资本产出的弹性系数，ε为随机干扰的影响。考虑到气象条件对生产的影响，加入气象因子后的C-D-C生产函数(扩展形式的C-D生产函数)模型:Y=λA(t)Lα1X1α2X2α3Wβ(3)将(3)式线性化，lnY=lnA(t)+α1lnL+α2lnX1+α3lnX2+βlnW+ε(4)(4)式根据相应行业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回归分析计算得到参数。式中，L、X1、X2分别为农业生产投入要素农业劳动力人数、农作物播种面积、农用化肥施用量，α1、α2、α3为各要素的产出弹性，W为气象因子，β为选取的气象因子W的产出弹性。由经济学概念可知，弹性系数β为一个变量对于另一个变量的敏感性度量，β为气象因素产出的弹性系数，表示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当W增加1%，产出将增加β%。在对气象条件影响农业产出的计量经济分析时，重点分析气象因子W的投入带来的影响(徐浪和马丹，2001;Wooldridge，2003)。

1.4.2构建新型的农业气象服务效益评估模型

由于区域特征和气候条件存在差异，不同区域农业的气象敏感因子不同，不同地区农业气象服务产生的经济效益也不同，因此在对农业气象服务效益进行评估时，根据不同地区农业经济产出对气象条件的敏感性分析，分地区进行评估。通过C-D-C模型筛选出气象敏感性因子，根据经济学的“产出弹性”概念，构建新型的农业气象服务效益评估模型。新型的农业气象服务效益评估的数学模型:U=Y∑ni=1Ci(5)式中，U为农业气象服务效益，Y为农业总产值，Ci为第i类气象敏感性因子对农业气象服务效益的贡献率。Ci=βiΔWiWi/ΔY()Y(6)式中，Wi为第i类气象因子，Wi为第i类气象因子的增加量，Y为农业总产值Y的增加量，ΔWiWi/ΔYY为第i类气象因子的变化率与农业经济产值的变化率的比值，βi为第i类气象因子即Wi的产出弹性系数。

2结果与分析

2.1初步验证

处理得到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泰州市兴化地区和徐州市邳州地区的农业生产总值(Y)、农业劳动力(L)、农作物播种面积(X1)、农用化肥施用量(X2)和气象因子W的28a(1982—2009年)的连续资料序列后，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对C-D-C生产函数法建模。运用SPSS软件的逐步回归法和进入法等，对气象因子进行逐一检验，通过拟合优度、显著性水平检验和F检验，筛选出符合实际经济规律和回归模型检验的气象因子进入模型。将各种气象因子分别参与建模，经筛选发现(表1):六合地区能够顺利进入C-D-C生产函数模型的气象因子最多，能够成功建模的气象因子主要有＞10℃活动积温、年平均气温、年降水量、春季平均气温、夏季平均气温、冬春两季降水量，意味着相对于其他气象要素而言，这些气象因子与六合区的农业经济产出联系更突出;其次是兴化，能够成功建模的气象因子主要有＞10℃活动积温、年平均气温、夏秋两季平均气温;最少的是邳州，与该地农业经济产出联系更突出的气象因子仅有夏秋两季平均气温。由此可见，对于不同的地区顺利进入C-D-C生产函数模型的气象因子是不同的。这与地区农业生产条件和农业产品种类有关，地区之间对气象条件的需求也存在差异，因此气象要素选取及气象敏感性因子的筛选有一定的差异性。从SPSS回归分析初步结果来看，3个地区加入了气象敏感性因子后的C-D-C生产函数模型的拟合R2值均明显优于传统的C-D生产函数模型(表2)，更接近于1，说明加入气象因子的C-D-C模型的模拟结果比不加入气象因子的C-D模型有了一定的改善。其中对比3个地区的拟合R2值发现:无论是传统的C-D生产函数模型，还是加入气象因子后的C-D-C生产函数模型，六合区的建模情况都要明显好于其他两个地区。另外，还发现:兴化与邳州地区主要是与温度类气象因子联系密切，而对于六合，除与温度相关以外，还与降水有密切联系。其原因主要是，农业与多种气象因子都存在着一定的关系，通过C-D-C模型筛选出的气象因子，主要是对研究区域农业经济产出影响更为突出的气象敏感性因子。兴化和邳州地区的农业产业化，特别是邳州地区的特色农产品生产规模位于国家前列，社会和经济要素的干扰较多;相对于其他两个地区，六合区地处丘陵地带，南靠长江，受局地小气候影响较大，且该地区的农业主要以“靠天吃饭”为主，其农业经济产出受气象要素的影响相对较大，因此有多个气象因子的建模结果都相对较理想。

2.2气象因子对三个区域农业经济的产出弹性

引入经济上的“产出弹性”概念，通过SPSS作回归分析，计算出模型中不同气象敏感性因子对应的β值(表3)。其经济含义为，六合区农业经济产出与T、TAC、T春、T夏显著正相关，如果T、TAC、T春、T夏每增加1%，六合区农业经济产出则分别提高2.187%、2.324%、1.814%和2.159%;六合区农业经济产出与P、P2显著负相关，如果P、P2每增加1%，六合区农业经济产出则将降低0.246%、0.204%。兴化市农业经济产出与T、TAC、T1显著正相关，如果T、TAC、T1每增加1%，兴化市农业经济产出则分别提高3.82%、2.99%和4.28%。邳州市农业经济产出与T1显著正相关，如果T1每增加1%，邳州市农业经济产出则将提高5.23%。这一结果说明了气象要素对区域农业生产以及农户价值的潜在影响。依据以上结论，可制定相应的服务项目，提供精细化和针对，针对地区差异和农作物品种的不同，做好对该地区农业经济产出影响明显的农业气象灾害预测和应对，指导当地积极做好防御低温冷害等准备工作，努力将灾害程度降低到最低限度，避免因天气原因造成的农业生产的可能经济损失。同时，可根据气候分析和气候预测，提前预估对农业经济产出的影响，能够预测农业产出特别是经济作物可能的经济变化，为相关决策部门制定市场决策和进行资源配置提供依据。农业气象服务不仅突破了传统的旨在提高农业生产产量的目的，而且能服务于农业市场，从气象学的角度对农业生产者和消费者提供市场预测信息，提出最优措施，尽可能地使农业生产获得最大经济效益(罗艳，2011)。

2.3农业经济产出对气象条件变化的敏感程度

引入气象条件影响农业经济产出的“极差率”(极值之差与平均值的比值)这一概念，分析农业经济产出对气象条件变化的敏感程度(戴洋和骆海英，2008a，2008b;芮珏等，2011)。对于添加了气象因子的C-D-C生产函数模型，固定社会经济因子(农业劳动力人数(L)、农作物播种面积(X1)、农用化肥施用量(X2))指标值，分别取历年平均值，将1982—2009年气象因子值代入模型，分别得到不同气象因子不同变化情况下的农业经济产出。在保持经济因子不变的情况下，农业经济产出的变化大小完全取决于气象因子的变化。计算出农业经济产出最大值Y'max、最小值Y'min以及平均值Y'ave，用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差值除以均值得出气象条件影响农业经济产出的极差率R，即:R=(Y'max－Y'min)/Y'ave(7)最终计算得到3个地区农业经济产出对不同气象因子变化的极差率。参照这一结果，应对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农业经济产出影响较大的关键气象因子，提供精细化天气预报，提高其准确率，尽可能减少气象灾害对农业经济产出造成的损失。

3农业气象服务效益定量评估

根据公式(6)，计算得到南京市六合区、泰州市兴化地区和徐州市邳州地区气象敏感因子对农业气象服务效益的贡献率(表5)，运用新型的农业气象服务效益评估模型计算得到其农业气象服务效益。受气象条件的综合影响，不同气象敏感性因子对3个研究区域农业经济产出的综合贡献率分别为3.803、2.399、1.351。根据公式(5)得到，六合区、兴化市和邳州市2009年度农业气象服务效益值分别在0.972、1.130和0.845亿元。由此可见，提供针对性的气象服务，能增加农业产值，提高气象服务效益。

篇8

随着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三农”问题的现实严峻性和极端重要性日渐凸现。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经济的稳定、协调和健康增长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解决“三农”问题都有积极而重要的作用［1］。开展对农业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研究，为加快转变农业经济增长方式、充分合理地利用农业生产要素、进行农业经济结构调整和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供政策依据，从而实现农业经济的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目前对于农业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研究所涉及的内容，有以全国层面、以省为范围的研究，以及某个农业产业增长影响因素的研究，但是以某个典型地貌类型的农业经济增长影响因素为研究对象的文献还较少。四川丘陵地区是一个历史悠久的重要农业经济区域，作为四川省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状况直接影响到整个四川经济发展的全局和小康社会建设目标的实现。在当前中央关注“三农”问题的宏观背景下，四川农业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引起许多学者的关注［3］。

四川省18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县均集中分布于丘陵地区，丘陵地区人口、耕地面积和农业增加值分别占全省的59．9％、57．9％和59．5％，粮食面积为全省的60％左右，粮食总产量占全省的80％以上，商品粮占全省的90％左右［4］。泸县位于四川省南部长江、沱江之滨，是四川省双季稻、中稻及再生稻适宜种植区域，也是四川省典型丘陵农业大县［5］。泸县作为100万人口的丘陵农业大县，常年水稻种植面积3．67万hm2，名列全省第四位，粮食总产量达50万t，其中稻谷总产量达35万t，名列全省第一位。泸县的生猪产业也是名列前茅，成为农民增收致富奔小康的主要途径，现已建成商品瘦肉型猪基地县、动物疫病示范区和动物疫情测报站。2010年末总人口为108．57万人，其中农业人口98．47万人，全年粮食总产量达53．60万t，增产0．5％；油料产量0．94万t，增长3．8％；水果3．20万t，增长5．0％；猪牛羊肉产量达12．97万t，增产4．0％，农作物生产持续稳定，继续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选取具有西部典型丘陵特点、农业经济发展又好又快的泸县作为研究区域，利用泸县1980～2009年以来各种投入要素如土地、劳动力、资金、技术等的时间序列资料，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以期为四川丘陵地区乃至整个四川省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参考。

1研究方法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是当代西方经济学中广泛应用的一种生产函数。其一般形式为：Y＝AXβ11Xβ22Xβ33…Xβnn（1）其中，Y表示产出量，A是基年的技术水平，Xi（i＝1，2，…，n）表示各投入要素量，βi（i＝1，2，…，n）表示投入要素Xi的产出弹性系数。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误差项的设定不同，则所用的测算方法与结果就有差异。我们这里假设无乘法误差，且形式为（1）式，则可对两边取对数，使之线性化，可得：lnY＝lnA＋β1lnX1＋β2lnX2＋β3lnX3＋…＋βnlnXn（2）本文选用泸县农业的长期生产函数为一个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初步确定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因素为劳动力、播种面积、化肥施用量、农业机械总动力、农业建设投资等，建立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如下：lnY＝β0＋β1lnX1＋β2lnX2＋β3lnX3＋β4lnX4＋β5lnX5＋μi（3）式中，Y表示农业经济增长；X1表示劳动力投入；X2表示土地投入；X3表示化肥投入；X4表示机械投入；X5表示资金投入。本研究拟采用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来代表农业经济增长，以乡村从业人员代表劳动力投入，以年末实有农作物播种面积代表土地投入，以年内化肥施用量代表化肥投入，以农业机械总动力代表机械投入，以农业建设投资代表资金投入。

2实证分析

2．1模型求解根据泸县统计局1980～2009年关于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乡村从业人员、年末实有农作物播种面积、年内化肥施用量、农业机械总动力、农业建设投资的统计数据，同时为了方便建模和避免异方差的出现，对原始数据进行自然对数变换后，得到样本数据。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对式（3）进行估计，计量输出结果见表2。根据表2中的偏回归系数可得到如下回归方程（4）：lnY＝13．7915＋0．2280lnX1－1．3773lnX2＋0．9844lnX3＋0．9557lnX4＋0．0496lnX5（4）

2．2模型检验及修正

模型整体效果较好，F＝128．1205＞F0．05（5，30）＝2．53；解释力较强，调整后的R2达到0．9564；在显著性水平α＝0．05下，所有参数不都是显著的，因为并不是每一个回归系数的t值都大于t0．025（30）＝2．042；DW＝1．1155，当显著性水平为α＝0．05时，n＝30，k＝5（不包括常数项），查德宾—沃森统计表得到：dL＝1．071，dU＝1．833；由于dL＜DW＝1．1155＜dU，DW处于二者之间，无法判断是否存在随机扰动项零自相关的假设H0，故需进一步进行自相关检验。由于德宾－沃森检验法中，DW处于dL、dU二者之间，无法判断式（2）是否存在自相关，改用图形法进行检验。将式（2）回归后的残差和滞后一期的残差值做散点图（图1），大部分散点落在第Ⅰ、第Ⅲ象限，则存在正自相关。利用广义差分法可以解决这一问题。进行广义差分法处理后，原模型可以修正为式（5）：lnY＝8．2693－0．2233lnX1－1．2185lnX2＋0．8777lnX3＋0．8344lnX4＋0．0562lnX5（5）T值（0．5545）（－1．1187）（2．8331）（4．0164）（1．2341）其中R2＝0．9029，调整后的R2＝0．8817，F＝42．7586，DW＝1．9402。修正后的结果，各变量回归系数的t值已有所改进，只有乡村从业人员与农业经济的关系在统计较微弱；调整后的R2＝0．8817，解释力较强；F值在5％显著水平下能通过检验，说明整个方程是显著成立的，dU＜DW＝1．9402＜4－dU，说明已经不再存在序列相关。

2．3模型结果分析

农业劳动力的弹性系数在1980～2009年间约是－0．2233，即泸县的劳动力投入对农业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这表明在当前农村劳动力已经处于饱和状态乃至过剩的状态下，也就是说在投入产出曲线上，劳动力投入已经处于甚至超过了总产量的最高点，处于总产量的下降区间，劳动力投入的增加很难对生产有促进作用，反而会增加农业经济增长的负担。同时在基层农业统计指标中，由于统计操作中的实际困难，对乡村从业人员人数的统计更多的是对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反映，仅仅是对具有劳动能力的当地户籍成年农村人口进行的汇总，并不是对实际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力的统计，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模型的结果。在当前我国西部农村劳动力往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转移的背景下，泸县作为四川省一个农民工输出大县，成年的青壮年劳动力大部分都外出打工挣钱养家，家里则仅剩下中老年人在农村务农，勉强维持农业生产，农业劳动力的弹性必然偏小甚至为负值，这种现象在西部农村具有普遍的代表性；农作物播种面积的弹性系数是－1．2185，这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作物播种面积每增加1％，农业总产值减少1．2185％，这并不说明耕地减少越快，农业经济增长就越快，反而说明越来越多的耕地没有用于农业生产，许多耕地被用在非农业领域；化肥施用量的弹性系数是0．8777，表明化肥使用量每增加1％，农业总产值增加0．8777％，因此在农业生产中使用化肥是农业总产值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农业机械总动力的弹性系数是0．8344，表明在一定条件下，农业机械总动力每提高1％，农业总产值增加0．8344％，由于泸县地处西南丘陵区，和广大的西部农业生产一样，一方面耕地高低起伏，土地细碎化，另一方面农业基础设施缺乏，难以实现规模化经营，耕地机械化的推广面临很大的困难，但从长远来看，农业机械化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显著的；农业基础建设投资的弹性系数是0．0562，表明农业基础建设投资每增加1％，农业总产值增加0．0562％，农业基础建设投资对农业经济增长作用不明显，原因在于农业基础建设等固定资产投资作用时间具有滞后性，当年的投资只能在随后几年发挥作用。#p#分页标题#e#

3建议

3．1发展现代农业，吸引农业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

传统的农业生产与其他产业相比，生产周期长，手工劳作比重大，产出率低，农产品价格低，对农民缺乏吸引力，大量的农业劳动力宁可远离家乡到沿海城市去打工，收入也比在家乡单纯从事农业生产要高。通过这几年的西部大开发，西部农村的发展已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要真正留住当地农业生产所需要的青壮年劳动力，就只有在农产品附加值上下功夫。要发展现代农业，建立和完善农业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组织体系，充分发挥其在农产品流通环节的重要作用；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农业和农村服务领域，从事农产品加工、运输、营销等农业后向。通过深加工来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改变农民长期以来仅靠销售初级产品来增收的局面，同时也避免了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利益被截留在流通领域，从而让农民真正得到实惠。

3．2转变农业经济增长方式，最大限度地保护耕地资源

耕地是农业生产的核心资源，耕地的保护刻不容缓。耕地的保护包括数量保护和质量保护两个方面，耕地质量保护体系包括培植、提高耕地的自然肥力和改善附着在耕地上的设施状况［6］。西部地区耕地后备资源有限，且多是山地、坡地及荒地，开发难度较大。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非农用地的增加及水土流失所导致耕地的损失，将使耕地有减无增。因此，在耕地面积有限且不断减少的背景下，不能忽视对土地资源的合理保护和使用，要从依靠资源消耗型生产的增长方式转向保护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应该严格控制非农业占用耕地，并加大水土流失治理及土地复垦的力度，千方百计稳定农作物播种面积。

3．3改善施肥结构，注重土壤肥力的提高

在集约化农业生产高度发达的今天，化肥对土地的替代作用越来越显著，农产品产量增长越来越依赖化肥的增产效果［7］。近年来，由于施用量相对较小的粮油作物种植面积减少，而施用量较大的蔬菜瓜果面积大幅度增加，容易导致农业面源污染的单质氮、磷肥呈直线下降的势头，代表现代施肥水平的钾肥、复合肥及其微量元素肥料的推广应用呈现发展趋势，导致化肥总使用量稳中有增。农业生产过程中，适量的化肥使用能够促进作物生长，缩短农民投入的回收周期。因此，在过去的30年里，农业生产中使用化肥是农业总产值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过分地依赖化肥来发展农业生产，不仅会带来各种面源污染，更严重的是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而有机肥则具有培肥土壤和养育农作物的双重功能。要提高地力，关键在于用地与改良土壤相结合，施肥是养地改土增产的重要措施。因此，在今后的农业生产中应增加绿肥和有机肥的投入，适当减轻化肥这种短期生产投入，更加关注土壤质量恢复和保障，减少化肥环境问题的形成。

3．4因地制宜，促进农业机械化的发展

农业机械化是提高农业生产率，实现劳动力的合理转移，促进整体经济发展的催化剂，不论是长期还是短期对农业经济的增长都会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农业机械化不容忽视［8］。由于各地自然、地理条件有巨大差异，同时，在以为基础的土地制度下，土地地块较小，规模化经营程度较低，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业机械的应用和发展。在此可以借鉴日本农业现代化的经验，即各地因地制宜地发展小型农业机械，在小地块上实现农业机械化和农业现代化。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都要加大对农机研发和农民购机的补贴，以促进农业机械化的发展。

篇9

一、农村经济发展中农业信息化建设的重要性

随着信息技术在农业领域中的快速推广和广泛应用，在农业生产和经营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多地获得各级政府部门和农民群众的重视。现代农业的主要特征是其发展已经不再是传统那种仅仅依赖农业资源投入的多少来决定生产效果，而是更多的取决于信息技术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利用程度，也就是农业信息化的程度。农业信息化是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要途径。农业信息化在改变传统农业生产方式、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收入上作用非常明显和有效。不仅如此，农业信息化在提高农村经济效益、促进农村经济规模化、产业化等方面也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一，农业信息化有利于改变农村传统生产方式和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是目前我国农村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我国“三农”问题中的一个难点。农业信息化建设对推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具有非常好的效果。在农业生产过程中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能够极大地提高农村生产过程各个环节的劳动生产率，以及实现农业资源的充分、合理、有效地利用，并能够推动我国农业生产逐渐向自动化和产业化的方向发展。同时，大量运用信息技术还能够极大的提高其生产产品的科技含量，可为广大农民带来更多经济效益。其二，农业信息化有利于构建和完善我国农业信息服务体系。是否具有一套良好的农业信息服务体系是影响农民收入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构建一套适合我国国情、合理有效的信息服务机制具有非常重要的实际意义。充分利用各种现代信息技术是农业信息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样的信息服务机制也才能够更好的、及时准确的为广大农民群众提供各种相关技术和服务支持。例如运用互联网技术能够为广大农民或农村企业家提供实时准确的市场信息，这样农民或农村企业就可以根据市场实际情况，从事各种农业生产，产品也将更加符合市场的实际需求，广大农民和农村企业也能够获得更大的经济收益。而且构建有效的农业信息服务体系对提高农民自身素质也有着重要的作用。因为，农业信息服务体系能够很好的为广大农民群众进行相关的教育和培训工作，使农民群众能够掌握更多的科学技术知识。其三，农业信息化有利于农村经济向规模化和产业化发展。规模化和产业化生产经营能够极大的提高经济效益和降低成本。在农业生产过程的各环节中，如果能够充分运用各种现代信息技术，就可以大大提高其劳动效率和降低生产过程的成本，还能提升其生产经营的管理能力，这些都是利于农村经济向规模化和产业化发展的关键因素。综上所述，农业信息化在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甚至可以说也是我国发展现代农业的最佳选择。

二、农业信息化对农村经济增长贡献率的理论模型构建

如何得到农业信息化指数，是构建农业信息化对农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模型的前提和基础。关于信息化程度的评测方法，目前在国际上主要由信息化指数法和波拉特法两种。其中信息化指数法是由日本经济学家小松琦清首先提出来的，这种方法的主要内容是通过设置各种与信息化相关指标因素的值及各指标在信息化指数评测中的权重，最后计算出信息化程度。这种评测方法在指标划分、指标权重设置及其计算方式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完善。波拉特法的主要特征是它将信息部门看作影响经济发展的一个独立因素，并通过信息部门在经济活动中产生的结果及相关信息形态的转换来测得信息产业在经济发展中占有的比例，也就是该经济形态下的信息化程度。这种方法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因为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调查的数据难以确保真实和准确，而且对信息部门的划分也不明确。目前我国农业信息化水平还处在比较低的阶段，也有着我国特殊的国情，因此在进行我国农村信息化程度的评测时，不能直接使用上述的两种评测方法。因为我国农村的实际统计数据并不完全符合上述两种测评方法。在构建模型时，为了降低模型的复杂程度，也为更清晰的说明要研究的问题，文章对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的要素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简化。在文中只考虑劳动力的数量、资金投入的多少和信息化的程度三个重要要素，这三个要素都是影响农村经济产出的关键因素，其中农业劳动力投入、农业资金投入和农业信息化程度与农村经济产出之间的关系可用数学函数表示：Y=F（L，K，I，t）（1）在式（1）中，Y表示农村经济的产出，L表示农业劳动的投入量，K表示农业资金的投入量，I表示农业信息化的程度，而t是时间变量，表示不同时期各因素对农业经济产出的影响，其中本文对时间t是以年度作为计量单位的，这也符合我国统计的实际情况。研究未对农业信息化与农业劳动投入量之间的关系，以及农业信息化水平与农业资金投入量之间的关系进行考虑。因此，可以对（1）式根据时间t进行全微分，整理后可得：YY=αLL+βKK+γII+C（2）在式（2）中：YY表示农村经济产出的增长率，LL表示与农村经济产出增长相应的劳动投入量的增长率，α表示劳动投入量对农村经济产出增加中的弹性比率，而αLL表示与农村经济产出增长相应的劳动投入量增加引起农村经济产出增加的增长率，C表示除劳动、资金和信息化三个要素之外的其他影响农村经济产出增长的各种因素综合。其中KK，βKK，γII，β，γ都与LL，αLL，α类似。通过式（2）可以清晰的知道农村经济产出增加是由劳动投入量、资金投入量和信息化水平三方面共同作用产生的。因此，只要我们知道劳动投入量、资金投入量和信息化水平对农村经济产出增长中的弹性比率，也就是α，β，γ的值，我们就可以通过计算求得劳动投入量、资金投入量和信息化水平分别在农村经济产出增长中的贡献率。而式（2）中α，β，γ的值可以运用统计学中的回归分析法估算得到，得到α，β，γ的值后，就可以获得各要素对农村经济产出增长的贡献率，其中农业信息化水平对农村经济产出增长的贡献率，用符号CI表示，其具体计算公式为：CI=γIIYY（3）

三、实证分析

实证分析的数据是以我国中部地区2009—2014年间农业领域相关数据为基础，运用该模型分析这个时间段内农业信息化水平在农村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其中，关于这个时间段内的农业信息化指数，也就是上述模型中的农业信息化水平I的值研究采用参考文献5中对农业信息化指数的计算方法。这里的信息化指数也就是上述模型中所指的农业信息化水平。由于现实的统计数据与上述模型中的指标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不能直接将基础数据放在该模型中使用。因此，在运用该模型进行测算前，文章对我国2009—2014年间农业统计年鉴中的相关基础数据根据模型的实际情况进行一定的归类和整理，并将整理好的数据信息在SPSS统计软件中运用统计学中的最小二乘法对上述式（2）进行回归分析和参数求解，得到式（2）中α，β，γ的具体数值，其测算出来的具体结果如下所示：YY=1.678LL+0.567KK+0.152II+0.068（4）其中式（3）的回归判定系数R2=0.995，说明该模型拟合的程度较好。因此，就可以根据式（3）得出2014年该地区农业信息化水平对该年农村经济产出增加的贡献率值，经过计算其结果为26%，也可以采用同样的方式得出同期农业资金投入量和农业劳动投入量对我国农村经济产出增加的贡献率值，其分别为52%和22%。而在同时期的相关发达国家中，农业信息化水平在其农村经济产出增加中的贡献率已经达到40%以上。由此可见，目前我国农业信息化水平与发达国家之间还存在有一定的差距，主要表现在我国农业经济基本上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生产率都比较低，所以我国农业信息化的发展还需要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和提高。此外，通过式（4）还可以认识到农业信息化水平指标项γII的系数γ是大于零的，可见中部地区农业信息化水平对农村经济产出的增加是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的，且促进作用还非常明显。尽管农业信息化本身没有什么固定的形式和具体的形态，但农业信息化在减轻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劳动成本、提高农民自身文化素质以及农产品的质量等方面都有着十分可观的作用。

四、结论及对策

篇10

一、科技投入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理论探讨

（一）经济增长相关理论

亚当•斯密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合理的分工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增长，通过分工，可以加强工人对该环节的熟悉，从而加快了产品生产的进度，减少因为技术能力的差异而造成的损失，从而达到资本的积累。李嘉图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收入分配的合理性有利于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对经济的增长有着促进作用。他在结合收入分配的基础上，认为经济增长的源泉要依靠于利润的实现。新经济增长理论的代表阿罗提出了干中学理论，他认为技术的进步有利于推动经济的发展，通过学习提高生产效率，实现了资本的积累。在此基础上，卢卡斯提出了人力资本积累增长模型，进一步完善了新经济增长理论。他认为在现实条件下，科学技术的进步，知识的积累和人力资源的高效利用对国家经济的增长有着重要的推动力。

（二）科技投入相关理论

马克思的技术发展理论提出，科学技术与经济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要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的进步，要加大对科学技术的投入，从而保证经济的发展。除此之外，熊彼特的创新理论肯定了技术创新对经济发展的实际意义，这有利于维持经济的长期发展。

（三）科技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

科学技术的发展体现在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随着科技化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利用好科学技术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显得格外重要。科学技术的进步要依靠与国家对实验设备、人力的投入，除此之外劳动者的素质，劳动工具都对科技活动的过程有着或多或少的影响。科技的投入对经济增长起到间接作用，在科学研究这项活动中，科研人员作为主体发挥着主观能动性，资金和设备作为必要的物质基础，辅助科研人员的工作进行。

二、农业经济增长现状和问题

（一）农业经济增长的现状

我国的农业包括农业、林业、畜牧业和渔业。在2004—2014年的数据中，我们认为农业的发展与我国的农业政策息息相关。从农业结构来讲，农业所占的比重为50%，其次为畜牧业，达到近32%的比重，渔业和林业则分别占有11%和7%的比重。然而随着社会需求的不断变动，农业的内部结构也出现了波动的情况，但总体来看是基本稳定的。针对农业经济的效益情况，2004—2014年各个指标都在上升。第一产业的总增加值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上浮，增长速度达到了14%以上。同时，我们还发现，在我国从事农林牧渔的人数逐年下降，由曾经的49%到现在只有30%左右的，这一现象的出现，也将推动我国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外加我国在科技上的投入力度不高，科研能力水平难以促进农业的新发展，面对新形势下的严峻考验，使得我国农业发展陷入困境。

（二）农业经济增长的问题

我国农业经济增长出现了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各个区域由于环境特征、技术水平的影响，差异较大。在我国东部地区，农业的发展始终保持着自身的优势，在农业结构上也优于中西部地区。另外，我国农业结构并不合理，这并不利于农业经济的增长。由于农业科技相对的落后，在成果的转化率上呈现出自己的弱势，农产品的附加值远远达不到人们的期待，对于多元化农业的发展有着很大的阻碍。除此之外，我国农业的高消耗，低产出，对农业的发展十分不利。同时，我国还面临着农业资源的不足，机械化程度低的问题，在传统的农业耕作中，浪费了很多有效的资源，对环境也产生了新的威胁。

三、科技投入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在静态实证分析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得出农业科技投入对农业经济增长有着十分重要的贡献。因此，我国想要实现农业的新发展必须增加农业科技投入。向量自回归模型对研究科技投入促进农业经济增长有着很好的角度，他通过改变系统内部的变量来对所有的滞后函数进行模型的构造，将单一变量的自回归模型应用到多元时间序列中，组成向量回归自模型。从实证分析的方法来看，很多研究人员直接从农业科技投入和总产值进行对比，通过对因果关系的检测得出结论。实证分析首先要进行的就是单位根检验。由于变量具有比较平稳的特点，而误差向量满足白噪声序列向量假设，因而我们要对时间序列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在此基础上，我们将通过协整检测，对农业科技的投入资金进行变量的排序，发现变量序列的水平值，在检验过程中寻找出滞后阶数。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建立误差修正模型。误差模型的建立有利于反映时间序列之间均衡情况，能够将短期偏离长期的均衡做出及时的显现出来，从而进行修正。因此，构建我国农业经济增长与农业科技投入序列，对我们研究农业科技投入与农业经济发展，以及合理地进行资源配置有着深远的影响。最后，我们要做的是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它可以进一步地为我们解释经济间的相互影响和对冲，因此我们认为农业科技投入变量是具有随机性的，变量的不确定性影响了农业经济的发展，最终也会反馈到自身上。

四、结论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