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的发展历程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乡村治理的发展历程，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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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城乡一体化

Abstrac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China's urban and rural two yuan system defects, combined with China's typical pilot areas of rural land reform practice experience, to adapt to the rural land management system reform of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of the basic principles, direction and measures were discussed.

Keywords: rural land management system reform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中图分类号：F32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104（2013）

我国城乡二元体制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计划经济时期，上世纪80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城乡二元体制，尤其是土地的城乡两元化管理已经成为制约三农发展、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

1.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村土地利用中的突出问题

1.1现代农业发展与农地经营规模狭小矛盾的普遍性

农地流转与我国的城镇发展问题、粮食安全问题、社会稳定问题等关系密切。2007年,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要建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2008年召开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对农地流转的方向和基本原则又做了进一步明确的阐述,由此使得农村土地流转问题更加受到各界关注。但现实中的城乡二元体制影响，致使农村土地流转不畅，我国农地经营规模普遍表现出狭小、破碎的特征。据权威数据统计，当前我国农地流转规模仅10%左右，即便在经济相对发达的江苏省也只有16.1%，而在农业连片经营条件良好、便于规模化集中经营的黑龙江省，更是仅有8%。2007年，全国农户家庭人均经营耕地仅2.16亩。

1.2农民增收与其土地财产性收入不足矛盾的显著性。长期以来，我国消费率一直偏低，多数年份徘徊在60%左右，远低于70%的世界均值。有资料显示，2011年我国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34万元，折合美元2130元，不及美国同时期人均消费规模1.56万美元的1/7。拉动内需尤其是农村内需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从国际经验看农民增收最大的前景还在于财产性收入，主要是依靠承包地、宅基地等财产获得的收入，理论上是农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较大增长空间。但从我国农村居民的收入构成看，无论是从总量还是比重，土地财产性收入还远远未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十一五”前四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持续增加，年增幅达18.5%，高于人均纯收入名义增长率。但从绝对量看，我国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依然偏少，在农民收入中的比重提升缓慢，对农民增收的贡献有限。2009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仅为167元，只占到农民人均纯收入的3.2%，与1995年比仅提高0.6个百分点。。

1.3节约集约利用与土地资源非市场化配置矛盾的突出性。2005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用地达133平方米，远高于一些发达国家82.4平方米的水平；我国城市的容积率仅为0.33，而国外一些城市达到了2.0；农村存量建设用地更是达到2.7亿亩，是城市的5倍。

1.4城乡统筹与城乡二元土地市场矛盾的尖锐性。由于城乡土地分割管理，为谋求土地利益最大化，各种以非正规方式谋求土地财产权益的灰色市场，在诸如城乡结合部等地区迅速发展，如各地大量存在的小产权房、城中村等。

2.城乡一体化对当前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的要求

2.1加强农民权益尤其是农民土地财产权益的保护。明晰农村土地产权关系，实现城乡土地“同地、同权、同价”，以此盘活城乡之间要素的市场化流动，促进农业和农村区域非农经济的深入发展。

2.2坚持和完善严格的土地用途管理制度。确保18亿亩的耕地保护红线，加强农村自然生态的保护和改善。同时，通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制度创新，保障建设用地的合理需要。

2.3制订和完善农村土地利用的管理规范。从农村土地的确权登记、用地标准、规划控制等方面保障农村土地的节约集约利用和市场化进程的有序推进。

2.4严格农村土地管理。完善农村土地管理体制，提高基层土地管理人员的素质，强化基层土地管理的信息化、规范化水平，创新基层土地管理的模式，提高农村土地管理的效率。

3.我国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创新的实践

3.1成都土地“确权赋能”。2009年成都市给农民发放“四证”，即《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集体建设用地使用证》《房屋所有权证》《集体林地使用权证》和“两卡”（耕地保护卡、养老保险卡）对土地确权，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保护耕地，使农民可享受耕地保护金，以及因为承担耕地保护责任而享受农民养老保险补贴，从而调动农民保护耕地的积极性。

3.2苏州“三置换”。即通过“集体资产所有权、分配权置换社区股份合作社股权”、“承包经营权换股权”或“社保”、“农民宅基地换住房或合作社股权”，帮助“农民”顺利变身“市民”，让已经离开农业、离开农村、从事二、三产业的农民自愿进城。

3.3嘉兴“两分两换”。将宅基地和承包地分开，搬迁与土地流转分开；以承包地换股权、换租、换保障，推进集约经营，转换生产方式；以宅基地换钱、换房、换地方，推进集中居住，转换生活方式。一方面，使在城镇已就业且有社会保障的农民转为城镇居民；另一方面，通过宅基地的置换及土地流转，腾出更大的用地空间。

3.4天津“双置换”。2009年3月份起，葛沽镇开始尝试通过“宅基地换房”、“土地换社保和补偿”，先把全镇土地收归镇政府，整合后将农地转为国有再招拍挂出售。葛沽镇25个村庄拆迁后建成容纳25个行政村、5.1万村民的楼房，腾出约3000亩建设用地。

4.应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的思考

4.1改革的基本原则

4.1.1坚持依法管地原则，在《物权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法》等框架下进行，对于法律没有详细规定的，根据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原则要求，积极探索。

4.1.2坚持明晰产权原则，加快推进农村集体土地的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实现农村集体土地登记发证全覆盖。

4.1.3坚持集约高效原则，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和节约集约用地制度，走出一条建设占地少、利用效率高的土地利用新路子。

4.1.4坚持维护农民土地权益原则，把保障农民土地权益作为衡量改革成败的重要标准，同时兼顾国家、集体和农民个人三方利益，这是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4.2改革的基本方向与配套措施

4.2.1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法律体系，完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

首先要明晰农村土地产权关系，对农民承包地、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林地等，进行确权登记，为市场配置土地奠定基础；其次要在农地物权化的基础上，探索农户对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和部分处置的权利，保证农民土地产权收益的实现；三是在符合土地利用规划下，允许改变农地用途直接入市，实现与国有土地“同地、同价、同权、同场交易”；四是加快对集体土地流转和土地征收制度改革的立法工作，从源头解决农村土地流转合法化问题。

4.2.2完善土地市场体系，促进城乡统一市场体系的形成

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将非农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全面纳入土地有形市场建设，通过招拍挂流转；积极探索农民参与和共享集体建设用地收益合理分配机制；加大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力度，更多地引入招标和拍卖等土地出让方式使农村土地的配置完全遵循市场的供求变化。

4.2.3规范政府管理职能

首先，强化规划管理，真正落实“土地用途管制”，也只有在用途管制法律制度下，才能保障农村土地有序流转。其次，引入市场操作，公开投标定价，杜绝以行政方式从中获取超额利润的“越位”行为。再次，变干预为服务，更多的在为农村土地流转提供信息、中介、登记、公证等方面做好服务。第四，政府应严格监督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依法维护保障土地流转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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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小流域河道 防洪堤坝 人工湿地 治理方案

现阶段，各个地区有许多小流域河道作为该地区人民生产和生活的重要水源基础正在使用，河道流经范围较小且水量不大，多为冰雪融化或山泉渗滤而形成的水源，在严重干旱时可能干涸。因水资源对于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水资源匮乏可能导致区域生产、生活受限，影响整体经济的发展。目前小流域河道面临的问题是缺少资金维护和地方政府及群众的重视，一些地区将生产和生活中的废水直接排放至小流域河道中，形成脏水河道，丧失了提供水源、改善生态环境的功能，并加剧了小流域地区水土资源的恶化。

小流域河道治理的发展历程

回顾小流域河道治理的发展历程，早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便开始了对小流域河道的治理探索，并在陕西、山西等地区开展了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相结合的小流域河道治理试验，这可以说是我国开展小流域河道综合治理的基础。1956年，支毛沟流域综合治理成效得到了进一步肯定，黄河水利委员会将这一经验逐步推广到全流域的水利治理工作中。进入上世纪60年代后，我国水土资源生态治理工作逐渐转向以农田建设为核心的时期，开始将水、堤坝、梯田、滩地等工程作为主要治理对象，改善了区域农业生产条件，但因缺乏小流域河道的综合治理技术和可行方案，治理效果并不理想。上世纪70年代，水土流失治理工作人员总结和以往的小流域河道治理经验及教训，逐渐认识到以小流域河道为单元维护水土资源的成效和实践意义。

直至上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小流域河道治理工作在量和质这两个方面都发生了明显改观，不仅有一定的治理规模，且群众基础十分广泛，一批效益显著的河道治理工程成为建设典型在各地区推广、借鉴。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的背景下，小流域河道的综合治理也面临着新的困惑和挑战，使小流域河道治理的总体经济效益并不明显，群众参与治理的热情也受到了较大影响。面对上述问题，各地区总结多年的小流域河道治理经验，提出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在治理的同时结合区域经济发展，积极拓展出一条发展水资源保持特色产业的道路，并不断付诸实践，使小流域河道的治理逐步纳入市场经济的发展轨迹。

小流域河道治理的主要技术与方案

1、防洪堤坝

现阶段河道治理防洪标准要求，农田防洪按照每5年一遇暴雨的标准设计，村庄则按照每10年一遇暴雨的标准设计，城镇按照20年的标准进行设计。小流域河道的治理，通常情况下，同一条流域内采用统一的防洪标准进行工程规划设计和管理。其次要根据近几年的天气变化，如暴雨发生几率大，成灾因素显著，则防洪标准也要进行相应提升。最后小流域河道的截弯取直要从河道的坡降、经济效益等因素进行分析。

如上图所示，在修建防洪堤坝时，设计必须按照相关建设标准，制定如图2的施工设计图纸，因为工程开工必须建立在施工图纸的基础之上进行，在开工前，还应当依据所修建河流的地形特征，参照施工设计方案，制定出相关的效果图，让整个整个工程最后能达到的效果直观的体现在人们的眼前，最后参照图一的模式开始进行施工

防洪堤坝作为小流域河道治理的主要建筑物，需要按照小流域河道洪灾特点进行设计，并符合堤坝“防冲不防淹”的建设原则。在实际工程运行中应注意在同一设计过水流量下，需结合两岸的高程考虑河床被降、河床糙率、河床宽度、防洪堤坝高度等进行经济比较，尽量降低堤身高度。同时防洪堤坝的波浪爬高与安全超高要根据河床坡降确定。

2、人工湿地

人工湿地是人工建设和监督控制的同沼泽相类似的湿地类型，其主要是利用自然生态环境中的生物、物理、化学三方面的协作作用，实现对区域污水进行净化的新型生态工艺。人工湿地在改善水质方面有十分显著的作用，但利用湿地改善区域水质并不是一个新的发明，在污水排放的过程中，湿地就开始对水质进行净化，如果污水直接或间接的排放到洼地中，也会加速湿地的形成，从而构建成一种天然的污水净化工程。直至今天，单独的房屋住所和乡村农产所排放出的生产、生活污水还在居住地附近通过沟渠等设施进行过滤处理，并在污水排放地形成典型的湿地。

无论是自然形成的人工湿地或人工规划建造的湿地都包含透水性机制、易在饱和水与厌氧基质中生产的植物、水体、具有好氧和兼氧或厌氧的微生物、无脊椎或脊椎动物这五个部分。人工湿地系统是在一种有一定长宽比和地面坡度的哇池中，由土壤、填料混合而成的填料床。生产或生活污水在床体填料缝隙或床体表面流动，床体表面由成活率高、生命周期长、抗水性优良并具有一定生态和经济价值的水生植物组成，形成特有的动植物生态体系，对污水与废水进行系统处理，使水源得意再利用，与此同时，湿地中的水生植物也可用于经济生产，有利于提高区域的经济水平。

3、多目标、多功能治理方案

当前小流域河道的治理应逐渐向“高、深、细”的方向发展，满足较高的土地利用率和蓄水保土能力，力争达到高治理、高开发、高产出的治理要求。同时确保小流域河道治理和发展的一体化，结合生态环境保护目标和经济发展目标，使治理方案最大限度的优化，促进区域整体生态环境的提升和经济的持续发展。并且在小流域河道的治理和维护过程中，进一步完善规划设计方案和施工组织，对于工程建设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育合理总结，做好经济效益的分析与资料的管理。基于小流域河道的综合治理模式，现阶段区域小流域河道的治理主要由林粮草立体种植、有机废物循环利用、桑基鱼塘等子模式向种植、养殖、有机循环利用的一体化综合治理模式发展，以取得更多的生态效益和社会经济效益，使小流域河道得到长期有效的可持续发展。

结束语

作为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数十年来在防治水土流失的长期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中最宝贵的就是上世纪80年代提出的小流域河道综合治理。小流域河道的治理是以水土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满足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多样化需求。小流域河道的治理，减缓了水土流失速度，改善了区域经济环境，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十分有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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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朱晓柯.群众参与水土保持的做法[J].人民长江，20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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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水系连通;水美乡村;评价指标体系

1概述

农村水系是指位于农村地区的河流、湖泊、塘坝等水体组成的水网系统，该系统承担着行洪、排涝、灌溉、供水、养殖及景观等功能。农村水系不仅是农业生产的基础，还是农村水环境的重要载体和乡村自然生态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近年来中央财政支持地方对农村水系开展了多项整治工作，2019年10月11日，水利部、财政部下发了《关于开展水系连通及农村水系综合整治试点工作的通知》，启动水系连通及农村水系综合整治试点工作，2020年4月公布了全国55个第一批水系连通及农村水系综合整治试点县名单，各试点县通过水系连通、污染源控制、河湖管理等系统治理措施，恢复农村河湖功能、改善人居环境，取得了良好成效。2021年4月7日，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及财政部农业农村局联合下发了《水利部规划计划司财政部农业农村局关于开展2021年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设试点的通知》，继续开展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设项目，2021年上半年公布试点县30个，下半年公布试点县42个。辽宁省深入贯彻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积极践行“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方针。主要大江大河基本已形成库堤结合的防洪体系，中小河流和山洪沟达标河段长度稳步提升;重大水库工程相继建成，重大引调水工程大伙房水库输水、重点供水工程稳步实施，水资源配置网络已具雏形，正在开展空间均衡水网规划工作;农村水利保障体系稳固提升，生态保护与修复效果显著。党的五中全会提出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对标适应“三新一高”和“乡村振兴”战略要求，辽宁省高度重视农村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设工作，2020年以辽西干旱丘陵区的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和辽南滨海河口平原区的盘山县为水系连通及农村水系综合整治试点，2021年以辽东山区的本溪市南芬区和辽中北平原丘陵区的康平县为试点，探索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水美乡村建设路径和方法。随着农村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设工作被越来越重视，对其工程建成后的效果评价，目前国内还没有关于农村水系连通性评价的统一标准。本文参考已有评价指标成果，针对农村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设，建立评价体系，通过定量评价得出其建设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可为现有及拟开展的水系连通工程的效果评估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2水系连通性评价体系研究方法

国内外的研究方法主要为:①利用水文－水力学模型对河湖水系连通性进行模拟研究。②利用景观生态学法分析连通性指数的计算方法。③利用图论法及生物法对河网水系连通性实现定量化分析。

3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

依据已有诸多水系连通评价的指标，选取适宜农村水系连通的相关指标，应遵循以下原则:(1)突出重点。指标的选取应突出水系连通工程的特点，并与水系连通主要实施内容相符合。(2)定量与定性结合。选用的指标应给与量化的标准和方法，同时应结合水系连通工程的实际建设内容保证结果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保证评价的准确性。(3)具有可操作性。选取的指标值的获取应较为便利，指标评价方法较为可行，便于实际操作。

4评价指标体系

充分参考已有成果中的指标，综合考虑农村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设的重点是通过河湖水系的互联互通，实现生态修复，改善生态环境，同时创造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助推乡村振兴，因此确定3个主要评价要素，共6个评价指标，见表1.4.1指标计算方法(1)河网密度DR河网密度是指单位面积上的河流总长，表示河流长度内河床发育程度。计算公式为:(2)水系环度α水系环度表示河网中现有节点形成的环路存在程度，是河网水系真实成环水平的指标。计算公式为:(2)式中，L—连接线数;N—节点个数;α取0～1，0表示水网中无环路，1表示具有最大环路。(3)河流水系达标率河流水系达标率为水质达标的考核断面占总考核断面的比例。

4.2指标评分标准

总结已有相关研究，制定适用于辽宁省农村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设的指标评分标准。对于定量指标，按照计算成果，参照已有标准确定评分;对于定性指标，根据产生效果的显著程度，确定评分标准，见表2。

4.3总分评分方法

从水系连通项目成果中得出相应的所需数据，依据相关的计算公式确定指标值，并根据评分标准为各项指标赋分，最后结合各项要素及各项指标的权重进行加权计算获得项目的综合评分Z。当Z＜6时，认为工程合理性较差;若6≤Z＜8，认为工程合理性良好;若Z≥8，则可认为工程较为优秀。需要指出的是，可根据工程特点，调整个别要素和指标及其权重，且如果个别指标难以获取基础数据，可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相似指标确定。随着后续农村水系连通工作的进一步开展，结合更多的工程实践，应不断完善本指标体系。综合评分Z的计算公式为:Z=βAA+βBB+βCC(3)A=βA1A1+βA2A2(4)B=βB1B1+βB2B2(5)C=βC1C1+βC2C2(6)式中，βA、βB、βC—单类要素在综合评价中所占权重;A、B、C—单类要素在综合评价中的得分;A1、A2—A类评价要素中单个指标得分;B1、B2—B类评价要素中单个指标得分;C1、C2—C类评价要素中单个指标得分;βA1、βA2—单个指标在A类评价要素中所占权重;βB1、βB2—单个指标在B类评价要素中所占权重;βC1、βC2、—单个指标在C类评价要素中所占权重。

5评价指标体系的应用

应用本文建立的评价体系对已实施的辽宁省盘山县水系连通及农村水系综合整治工程进行评价。经计算连通性要素指标，河网密度Dr=3.23，水系环度α=0.03。盘山县地处“九河下梢”，境内主要河渠共31条，其中有辽河、大凌河、浑河、绕阳河4条大型河流，中小型河流17条，主要灌渠10条。现状水系发达，境内有大型灌区盘山灌区，灌区排干网络成熟，河网密度较高，但水系之间的成环水平一般。经计算生态环境效益要素指标，盘山县内水质监测断面共12个，2019年水质达标率为25%，经水系连通治理后，河流水质达标率为100%。通过盘山县水系连通项目，解决了80万亩芦苇湿地和11.7万亩人工湿地的缺水困扰;保护了699种野生动物及赖以生存的栖息繁殖地、越冬地和众多迁徙鸟类的驿站;改善数十万只水禽生物栖息条件，提高了生物群落多样化。社会经济效益要素指标，盘山县水系连通项目促进盘山县芦苇湿地、蟹虾淡水养殖、立体生态现代化农业、农产品储运物流等产业发展，每年可增加经济效益7.56亿元，产业提升效益显著。水系连通项目传承了盘山水利百年的发展历程，挖掘盘山水文化的灵魂，打造了水文化展览馆，形成了生态湿地旅游精品路线，促进盘山水文化和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每年增加效益1.2亿元，文化旅游效益显著。将定量、定性指标对应评分标准为每一项指标赋分，按照各项指标和要素的权重计算综合评分，最终辽宁省盘山县水系连通及农村水系综合整治工程综合评分为9.28，见表3，该工程为优秀。

6结语

通过参考已有评价指标成果，针对辽宁省农村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设项目，建立评价体系，并应用于已建项目，首次定量评价项目建设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据不完全统计，辽宁省目前还有锦州凌海市，铁岭清河区，营口大石桥市、鲅鱼圈区、老边区、盖州市，鞍山台安县，丹东东港市、宽甸县，辽阳灯塔市，沈阳新民市、辽中区、沈北新区、法库县，盘锦双台子区等县区已申报竞争立项或正在储备中，本文研究成果可为现有及拟开展的水系连通工程效果评估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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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生态可持续性。我国近几年来一直提倡可持续发展，但可持续发展往往对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环境有很高的要求。它要求保护生物多样性，这样才能使得整个生命支撑系统和生态系统变得完整性;保护自然资源，以长远的目光利用资源，避免掠夺性开发，保证可再生与不可再生资源以可持续的方法被利用，使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地球承载力保持平衡;控制环境污染，比如我国大部分地区出现的雾霾天气相当严重，这严重危害了人们的身体健康，因此我们必须积极保护环境，制定各种法律，提高人们环保意识，使得被污染的环境得到治理。

第二，经济可持续性。所谓经济的可持续性，是指必须改变传统生产和消费模式，实施清洁生产和文明消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生态可持续性发展相似，它鼓励经济增长，并且更加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经济的可持续性可以用优化配置，节约资源，降低消耗，减少废物，提高效率等来实现，这样也可以增加国家与企业的效益。第三，社会可持续性。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目的就是为了改善和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从而促进社会公平、公正文明、、安全、健康的发展。因此，它强调必须要控制人口的数量和增长，提高人口的素质和质量;合理调节社会分配关系，消除两极分化、消除贫富差距、消除失业等等;大力发展教育、文化和卫生事业，提高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保持社会稳定。

1原生态民族文化保护存在的问题

文化是人类与生存环境关系的体现，人类在自然中所创造的一切，都是对自然环境的社会适应。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属于自然生物圈，人的文化创造也是在自然生态环境中进行和实现的，自然生态对于人类，对于人类的文化实践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自然不仅为作为一个生物物种的人类的生存提供了资源———人类生存在自然中，与自然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首先，自然养活了人类，并且为人类的生物性生存提供了保障。同时，人类的进化发展也是自然为其提供了可能，正是有了自然这个巨大的空间，人类才得以在其中进行文化创造，而人类的这种文化创造，最终让自然成为“人的作品与现实”。马克思说:“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类的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也就是说，人类虽然在自然中生存实践，但却获得了一种超越自然的能力，不仅能够将自然作为一种对象进行观照，而且，人类在自然中创造了人类自己的世界，并在“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自然创造了人类，而人类则在自然中创造生活，创造文化。

历史告知我们，千百年来各民族在自身发展历程中，亲和大自然、适应大自然创造出各自独特而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是多么富有魅力。它是人类知识体系中的瑰宝，有许多是不可再生的资源。在历史长河中，文化对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保护生态环境，本身就是强大的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尤其是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加快的时代，文化是一种生产力，文化水平和文明程度的高低，是评判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保护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纵观历史，我们不难看出，农业文明甚或更古老年代里的一些在工业文明时代被认为是落后的东西，以知识经济时代和可持续发展观的要求来看，却往往具有超前性和先进性的价值。这种落后和先进的问题分歧恰恰是出在长期以来我们总是以工业文明的价值体系来判断一切事物。因此，我们认为强调可持续发展观，首先在思想认识上要彻底改变我们的价值观和评判标准，一定要按照时代前进的方向来判断事物的好坏真伪。

2原生态民族文化保护与继承的策略建议

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历史因素和自然环境的影响，社会发展极不平衡，并且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贫困面又比较大。这种情况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状况十分相似，同处于资源优势、文化多元、生物多样和贫困集于一体的生存状态。同时也因为，贫困的困扰和面临现代文明强烈冲击，传统文化正在受到巨大威胁，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相对贫困呈现出进一步加剧的危险。为此，如何在多民族地区实现民族文化、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已成为全人类共同关注的问题。

2．1多元民族文化与边疆民族地区和谐社会构建

跨境民族文化既是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组成部分，同时又是世界多元文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它的深入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我国西部地域大，少数民族多，因此在西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民族文化资源是促进文化多元发展的首要问题。首先，要对民族文化资源进行民族志的普查;其次，发展中保护，民族文化资源的价值是在开发、保护、传播及其与主流文化的交流中体现出来的，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走文化可持续发展道路。随着国家西部发展战略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早期西部大开发中优先发展经济遗留的问题也越发突出。为此，需要一种新的发展理念来指导西部地区的发展，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正好为解决西部大开发中出现的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发展理念。科学发展观强调人、社会、自然之间内部的和谐，倡导三者和谐发展。在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注重的是人的自我发展和社会的发展。对于西部大开发中所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人的问题，作为发展的主体，人的行为是受特定的文化模式影响与支配的，所以在构建边疆民族地区和谐社会的战略中，边疆地区的多元民族文化就成了一种软资源，必须受到社会以及国家方面的重视。

2．2乡村旅游促进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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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外发达国家农村环境保护经验与做法

1.1 欧美发达国家

目前，欧美发达国家城镇化水平都达到了70%以上，农业人口比例很低，通常不到总人口的5%，民众环境保护意识很强。农村环保工作起步较早，多数国家建立了以政府为主导的农村环保投入机制，成立了具有综合决策和协调能力的环境管理机构，制定了完善的补贴、税费等环境经济政策，同时配合以法规标准、治理技术、监管执法、教育培训等措施，形成了较完善的农村污染防控体系。

设立农村环境保护专项资金欧美发达国家大多采取了积极的农村环境保护投入政策，对沼气、水源保护、污水和垃圾处理、养殖业污染防治等农村环境基础设施建设，通过直接投入、补贴、优惠贷款、税收减免等措施予以大力支持。例如，美国政府每年从农业联合税中拿出几十亿美元，专门用于开展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和资源保护工作，对治理项目投入补贴70%〜80%。各州政府也都将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列入专项开支。

制定环境经济政策，引导农民采用环境友好生产方式法国从1999年开始实施“农场土地合同”计划，农场主和政府自愿签订合同，合同中规定农场应该达到的环境目标，政府提供相应的补贴。瑞典、芬兰制定了化肥税等约束性政策，税收专项用于农业环境保护。欧盟制定了政府补贴政策，对农民为农业环境改善所做的贡献给予补偿。

实施严格的农村环境监管在多数欧美发达国家，环保部门是农村环境的统一管理机构，负责制订农村环境标准，环境立法和执法，开展环境监测，环境信息等。美国环保局还在法律授权下管理农药。多数国家建立了覆盖全国的农村环境监测体系，对环境执法能力建设十分重视。例如美国国家环保局是一个独立的执法机构，拥有自己的警察队伍，具有一定的调查取证权和处罚权。

制定门类齐全、操作性强的农村环保法规美国自从早期移民开垦土地，造成农业生态环境破坏以后，就着手立法，加强对农业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作，实施了最大日负荷计划、农村清洁水实施计划等。欧盟颁布的水框架指令、硝酸盐指令、污染预防和控制综合指令等，在各成员国农村环保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建立农村污染治理技术从研发到推广服务的全程体系发达国家十分重视农村环保技术的研发、推广和对农民的指导培训，在农村环境保护方面有一支强有力的技术服务队伍，特别是基层农业技术单位要直接与农场主打交道，帮助解决现实难题。美国环保局对农药施用者要进行严格培训，并发放使用许可证。此外，欧美国家注重通过宣传教育提高公民的环保意识，美国1990年颁布了《国家环境教育法案》，为大力实施环境教育提供了法制保障。

1.2 日本和韩国

目前，日本农村自来水和污水处理基本实现全国覆盖，韩国农村生活污水则有一半以上能够得到有效处理。日韩与中国国情较为接近，发展历程也很相似，经历了工业化和城市化高峰期所带来的城乡不均衡发展问题，但在国家发展转型期适时加大了农村环境建设投入，推进工业反哺农业战略，使农村环境获得明显改善和提高。

将农村环境保护作为投资重点领域之一，推动城乡均衡发展韩国于1970年开始倡导“新村运动”，以扭转工农业发展失衡问题，政府提供水泥、钢筋等物资，改善农民的生活环境和生产条件。初步估算，仅1971—1984年投入的财物总量就高达7万亿韩元，其中政府投入占50%左右。日本自1975年开始加大农村污染治理投入，其中30%为政府出资，农村生活污水、垃圾等处理设施日益完备。

制定全方位的农业环境补贴政策韩国在20世纪80年代后，通过价格调控支持农村环境保护，以土地整治引导农民科学种田，通过直接补贴保护环境敏感地区，并计划到2013年把直补占投融资的比率提高到20%以上。日本也制定了比较全面的环境补贴政策，对“化肥、农药减量栽培”、“废弃物再生利用'“有机农业”等环境友好型农业生产模式予以扶持。

发挥基层农民组织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日本政府十分重视农民组织建设，农业协会是最重要的基层组织。农协在日本是一个代表农民利益的实体组织，有自己的加工场所、技术开发和培训基地。多年实贱证明，农协在贯彻政府农业政策、保护农业环境、促进农业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将科技作为推动农村环保的重要推动力日本和韩国在农村环保技术方面进行了大量研宄，形成了许多世界领先水平的农村污染治理技术模式。十分重视发展有机农业，到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已有1/3左右的农协生产有机农产品。同时，日本还注重通过建立环保型农业典型，宣传推广农业环保技术，成效显著。

重视发挥法律法规的强制约束作用20世纪70年代，日本养殖业造成的环境污染十分严重，此后日本便制定了《废弃物处理与消除法》等7部法律，对畜禽污染防治和管理做了明确详尽的规定，使养殖业污染得到明显控制。韩国颁布了《亲环境农业培育法》，明确了环境友好农业的法律地位以及政府、农民和民间团体应履行的责任，环境友好型农业得到大力推广。

2.国内农村环境保护的有益探索

2.1 江浙经济发达地区

江浙地区区位优越，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是中国城镇化和工业化最为迅速的地区。近年来，江浙地区以城乡一体化发展作为解决农村环境问题的主线，发挥政府在农村环境保护方面的主导作用，积极探索运用市场化机制推进农村污染治理，取得了较好成效。

制定城乡一体环境保护规划，将环境基础设施和管理体系向农村延伸浙江编制了城乡垃圾处理和污水处理设施专项规划，探索实施“户集、村收、镇转运、县市处理”城乡一体化垃圾处置模式。因地制宜开展农村污水治理，对城市污水处理厂邻近的村镇，延伸截污纳管，实施统一处理；在欠发达、交通不便的乡镇、村，实施分散与集中相结合的污水治理模式。

地方政府加大农村环保投入，制定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扶持政策从2007年起，江苏省政府每年安排3000万元用于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对涉及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程的税费，采取减免措施。在不增加农民负担的前提下，发动农民投工投劳，积极参加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探索农村污染治理市场化运作模式运用市场机制吸引社会资金参与农村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管理。垃圾处理厂由政府与环保企业出资共建，各乡镇设中转站，各村按规模大小设1个以上垃圾收集站，每村配备保洁员，建立起乡镇和村两级垃圾清扫、收集、运输系统。乡镇（街道）可与专业保洁公司签订协议，由保洁公司负责日常保洁，实现专业化管理。

2.2 中西部欠发达地区

多数中西部地区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不高，地方财力有限，贫困人口较多。虽然面临诸多困难，一些地区立足本地实际，积极探索农村环保的有效途径。

优先开展农村环保基础能力和制度建设中西部地区农村环保基础工作十分薄弱，监管能力缺失严重，基础能力和制度建设成为许多地区的优先切入点。甘肃省平凉市在全省率先开展农村重点乡镇环保机构建设工作，湖南省长沙市探索建立了“村民环保自治模式”，开办了全省第一所农民环保学校，推出了“环保乡规民约”，农村环保转变为农民的自觉行动和自治行为。

以生态产业带动农村环境保护中西部地区贫困人口较多，但生态环境相对较好，通过发展有机食品、农业循环经济，促进当地农民群众增收的同时，使当地生态环境获得改善。四川成都市依托农村生态资源优势，大力发展乡村生态旅游和农业循环经济，涌现了花楸村、三圣乡“五朵金花”等以生态产业带动农村环保的典型。

探索低本高效的农村环保实用技术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限，农村污染治理资金更为缺乏，因此，许多地区都十分重视低本高效的农村环保实用技术研发。例如，广西、四川等山区农村探索建立了分散式人工湿地污水处理模式，治理成本大为降低。

3.国内外经验的有益启示

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当前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基本国情、发展道路与中国存在明显不同，但追溯这些国家的发展历程，均或多或少出现过与中国目前类似的农村环境问题，因此，系统总结多年来国外农村环境保护成功经验和做法，对于刚刚起步的中国农村环保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结合当前农村环保形势和国家宏观政策导向，今后一段时期，建议着重推进以下7方面的工作。

在城镇化与工业化进程中统筹城乡环境保护发挥城镇的集聚、辐射和带动作用，制定城乡环境保护规划，把村镇环境建设纳入城乡发展总体规划中；创新环境管理模式，加强区域环境管理体系建设，实现城乡环境资源共享；发展生态产业，以环境保护优化城乡经济发展。

抓住国家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机遇，加大农村环保投入按照中央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工作部署，结合农村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项目实施，增加政府在农村环保领域投入，尽快改变农村地区环境基础设施严重不足的现状。积极引入市场机制，解决部分农村环保资金匮乏问题。

尽快完善农村环保政策法规体系建议尽快制定有机肥补贴、秸杆和畜禽粪便等废弃物综合利用、有机农产品发展、化肥农药税的财政政策。完善农村环保目标考核机制，推动各级政府把农村环保工作纳入重要日程。尽快制定颁布土壤污染防治、畜禽养殖污染防治、防止城市和工业污染向农村转移等农村环保法律法规。

落实“以奖促治”，全面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采取综合措施，对农村环境问题突出地区开展集中整治，改善农业生产和村镇人居环境。开展“以奖促治”配套政策、规划的研宄和制定工作，及时总结项目实施情况和各地治理经验，逐步扩大整治范围。

实行“以奖代补”，深化农村生态示范建设进一步深化环境优美乡镇、生态村建设工作，完善工作机制，发挥示范作用。对经过建设，达到生态建设标准的村镇，实行“以奖代补”，以巩固和提高生态建设成果。通过发展农村生态经济，稳定和增加农民就业。

建立农村环保实用技术研发和推广体系积极推动农村环保科技创新，重点研宄、开发和推广农村生活污水和垃圾处理、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农村面源污染防治等方面的实用技术。建立农村环保适用技术制度。加强农村环境保护基础科学研宄，设置一批国家科研攻关项目，解决农村污染治理关键技术难题，包括连片村庄污染治理技术、村镇地下水源污染防控技术、水土复合污染治理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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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县域经济 创新 突破口

1.陕西省县域经济发展的原则与思路

陕西省县域经济的发展历程，总结各地发展的经验，进一步发展和壮大县域经济，应把握以下原则：

1.1因地制宜和敢于创新原则

各个县的地理区位、资源禀赋、交通条件、劳动力素质、科技教育和经济发展程度各不相同，必然形成各自的优势和劣势，决定了各自的发展思路和产业开发的重点。选好主导产业，找准突破点，从资源优势中培育特色，从传统产品中筛选品牌，打造自己的特色产业。

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使县域经济充满活力。一是观念创新。要把解放思想作为永恒的主题，树立敢为人先、与时俱进的观念。二是制度创新。坚持农村市场化取向的改革，修改不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则的制度，创造一个有利于县域经济稳定发展的环境。三是领导方法和方法创新。创建服务型政府，变直接干预为提供服务，便忙于应酬为超前筹谋，做到心中有数，追求实效。

1.2走开放带动和城乡互动原则

放手引进大中城市和发达地区的资金和技术，引进并购资金，弥补当地生产要素的缺口。鼓励农民进县城，聚集镇，走出去，充分调动农民投资兴业的热情，带动本地经济的发展。最重要的是选好并推出好项目，全力以赴搞好招商引资工作。

城乡互动解决现阶段“三农”问题，繁荣农村经济，通过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之对县域经济的投入，使城市和农村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实现城乡人民共富裕。

1.3可持续发展原则

实施可持续发展，必须处理好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的关系，从源头抓起，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严格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依法保护农民合法权益，激发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2.陕西县域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2.1增强县域创新能力

第一，创新思想观念，提高市场化程度。陕西县域经济发展必须以转变观念为先导，首先，应扩大交流、博采众长，树立开放的观念；其次，应除旧布新，具备不大胆进取的精神，积极采用新技术，开发新产品，开辟新市场，树立创新的观念；再次，应勇于挑战，树立竞争的观念；最后，讲求实效，树立效率的观念。

第二，创新体制，提高县域经济竞争力。提高县域内人力资源的整体素质，制定积极的人才政策，吸引、凝聚人才，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把高新技术、基础理论研究的成果积极运用于县域经济的开发领域，为县域经济注入新的活力。

2.2县域三大产业一体化发展

第一，培育和发展县域特色经济，积极推进农业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

培育和发展县域特色经济，是发展县域经济的战略选择。经济基础比较好的县，重新整合生产要素，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实施工业强县战略，全面提升竞争力。产业相同或相近的县域，要打破行政区域界限，加强协作，促进共同开发。在明确县域经济发展目标的基础上，各打各的优势仗，各唱各的特色戏，努力形成以果业、畜牧业为龙头，各种特色经济合理布局、竞相发展的新格局。

第二，扶持壮大龙头企业，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

龙头企业的发展状况决定了整个农业产业化的进程、质量和效果。选择发展势头好、具有一定知名度的企业，提供必要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增强其核心竞争能力，使之成为产业化的脊梁；对现有经营状况一般但有发展潜力的企业，引进有资金实力、有较好品牌的企业进行改造，注入资金，引入机制，使之尽快壮大起来；鼓励引导城市各类工商企业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为农业产业化增添新活力。

第三，全面实施科教兴农战略，努力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

健全和完善县、乡、村和民间农技组织共同发展的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体系，鼓励农技人员带薪参与技术承包、技术入股，领办、兴办农业科技示范园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2.3着力发展民营和劳务经济

第一，放手发展民营经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随着县办企业和乡镇企业的普遍改制，民营经济快速发展，大大增强了县域经济的活力。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拓宽民营经济的融资渠道。引导民营企业树立诚信敬业、守法经营的观念，充分发挥民营经济在县域经济中的生力军作用。

第二，发展劳务经济，引导农民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

切实加强与省内外特别是发达地区经常性的联系和沟通，有序组织劳务输出，有条件的还应逐步拓展国际劳务输出的渠道。同时加强对农民进城务工的管理和服务，切实维护民工的合法权益。

规范和完善城镇管理，强化社会治安、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服务功能，为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拓展空间，创造条件。逐步取消农业与非农业的二元户籍制度，促进农民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

2.4大力发展小城镇，走乡村城市化道路

根据区域空间发展的结构状况对发展不平衡的部分进行补充和完善，形成合理的城镇体系，从而使大城市形成区域的经济中心，充分发挥它们在区域中的辐射作用，其次可以通过各类城市在功能上的互补形成城市化的网络体系，实现大中小城市和城镇的有机结合；再次还可以通过城镇体系发展区域经济，进一步推动农村工业化，乡村城市化，农村现代化以及城市现代化。

参考文献:

[1] 许经勇.中国特色城镇化、农民工特殊群体与发展县域经济[R].厦门大学经济学院,2006

[2] 李松志,刘叶飚.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可持发展障碍与对策[J].资源开发与市场,2007.

[3] 孙柏军.内蒙古宁城县域经济发展研究[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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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都市农业城市可持续发展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都市农业的必然性

1、都市农业符合现代化城市发展的趋势

现代城市的功能和空间组织结构具有多样性、综合性的特征，普遍存在着居住及交通过度拥挤、环境恶化等问题。现代城市生态环境恶化是都市农业兴起的重要原因，城市人口密度大、生活空间小，对人的身心健康有负面影响，特别是城市工业和城市生活产生的废气废水和废物造成的城市环境污染加剧了城市环境的恶化。对优美环境的渴望促使人们把目光转向城郊，转向距离城市较远的农村地区，这便形成了对城郊和农村观光旅游业的需求。由于城市结构的特点，一些污染是无法克服的，城郊则不同，通过对污染的治理环境质量可以明显优于城市发达国家的。政府在治理环境中都普遍注重城郊环境的改善，为城郊产业结构调整创造了条件，在都市农业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反映了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以及人类对新时代农业的一种探索，因此，融合都市农业对于建立优美的城市已经成为一种内在的需要。

2、都市农业顺应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潮流

城市可持续发展是指在一定的时空尺度上，以长期持续的城市增长及其结构进化实现高度发展的城镇化和现代化，从而既满足当代城市发展的现实需要又满足未来城市的发展需求。从宏观上讲城市可持续发展是指一个地区的城市在数量上的持续增长，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从微观上讲城市可持续发展是指城市在规模结构等级功能等方面的持续变化与扩大。总而言之，城市可持续发展是城市的数量规模和结构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由不协调到协调、由非可持续到可持续的变化过程。因此，它要求与之相关的各个环节都能够相互协调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城市经济的一个环节都市农业所追求的是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和谐统一,即可持续发展。因此，它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农业经营方式，也是一种潮流。

3、都市农业是农业结构战略调整的客观要求

发展都市农业并推进产业化，面向市场推出特色产品或精品，是调整农业结构的重要内容。都市农业及其产业化的推进要以城市工业信息服务业等为依托，以城市技术和人才为支撑，表现为工农互动、城乡互动的发展过程。都市农业将促进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极大地缩短。农村与城市的距离使农业具有与工业相同的交通、信息、电力等基础设施，具备优先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条件，因为城市强大的工业技术物资装备和科学技术十分容易向农业渗透。城郊所聚集的一定质量和数量的人力资本，是都市农业兴起的重要条件，而农民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是都市农业发展的根本条件。都市农业所具有的高科技高投入和科学化管理的性质，对人力资本有更高的要求。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下，农业生产领域高水平的人力资源首先在城郊兴起。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趋于均衡，一般农村的人力资本水平提高后，都市农业必然由城郊向农村扩张。都市农业能便利地利用城市工商业资本和科技成果，通过集约化和工厂化的生产方式有效地提高农业生产的空间，同时也会带动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这也是都市农业对农业结构调整提出的客观要求。

二、都市农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1、都市农业土地使用问题

由于许多国家实行的是土地私有和土地公有两种所有制形式，而我国则是土地的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土地的所有权是被垄断的，固而国内外都市农业土地使用存在的问题存在着差异。在国外，都市农业可利用的土地一应俱全，从狭小的住宅空间(窗沿、容器、栅栏、屋顶、墙角和围墙上)，到公娱用地、公共设施和交通要道两边，再到郊区的公共和私人用地。大部分以生存为目的的都市农业在非私有土地上进行，在公路两旁，河边、铁路两旁的空地，闲置的私人土地和公园等。总的来说，利用这类土地只是暂时性的，使用者的权益无法保障。

而在我国目前还没有完善的乡村土地和土地使用权市场，没有健全的乡村土地使用权市场交易机制，都市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实现困难。目前，我国农业发展均限于农村和郊区，城市土地紧张，地价高昂，地方政府绝大多数无财政能力专门征用土地变性后留出一部分出租供都市农业使用。

2、观光农业的问题

经济发达地区的人民消费水平和消费层次较高，为观光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温床，观光农业在都市农业中占了较大的比重。但是观光农业的发展缺乏宏观控制和指导，基本上是以乡村和企业自主开发为主，造成了投资决策的随意性和开发的盲目性，其发展缺乏科学规划和市场定位，难以形成自己的特色占领市场。而且体现现代科技的观光农业前期投入成本很高，经营期间还需要很高的运营成本，其产品的销售收入和旅游收入有限，收回投资遥遥无期。许多项目要么转产，要么依附于其他产业，其长远发展令人堪忧。

3、都市农业中的农民问题

都市农业发展的瓶颈是农民的文化素质问题。都市农业发展中教育体制落后，农民文化素质普遍很低，组织化程度很低，农户经营行为协调性很差，农业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及服务水平很低，农民集体谈判能力低，不能满足农业信息化发展的要求。一些地方成立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虽经可以有效地解决郊区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小规模农户和大市场之间的对接问题。但是由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缺乏应有的法律主体地位，开展业务受到限制，服务内容单一(技术、销售、原料等单项服务)，缺乏严格的制度规范。而且基层政权对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会进行过度干预，导致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不能发挥有效的作用。

三、国外都市农业发展对我国都市农业发展的启示

1、差异化的都市农业发展路径

从世界城市都市农业的发展历程和模式来看，都市农业作为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统筹城市与乡村发展、保护农业资源环境、应对社会危机和保障城市和谐等方面的目标是统一的，但发展路径却因地域而异。阿姆斯特丹的园艺农业、设施农业开创了创汇农业的先河，这与其粮食市场的高度开放密切相关；伦敦的绿带既是大伦敦规划的生态环境绿地，亦是都市农业的主要载体。我国北京、上海等国际大都市在向世界城市迈进的过程中，应确保农业的粮食保障、生态保障的基本功能，在此基础上结合文化、休闲、旅游的资源环境优势，发展休闲农业、创意农业等特色都市农业。

2、都市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市场化

专业化、市场化是世界城市都市农业发展的必经之路。世界城市稀缺的土地资源和产业发展的比较优势是都市农业科技化、产业化、市场化发展的内生需求。因而对于北京等世界城市的建设，突出农业文化特色的基础上，一方面要提高农业企业化、专业化程度，建立和完善有效的开放市场体系；另一方面要通过先进的科学技术提高都市农业技术含量，早日实现高度智能化、农业信息化、生产科技化。

3、培育都市农业的多元功能

世界城市的都市农业不仅具备一定的粮食保障功能，而且具有丰富的生态保障、休闲旅游、科普教育等功能。并且世界城市土地的多功能利用正是建立在都市农业多元功能的基础上，例如：将农业与儿童看护和教育的设施相结合；芦苇种植与休闲活动和废水处理相结合；水产养殖业与水资源存储和休闲活动相结合；用于生产奶酪、果酱、化妆品等的高附加值农产品的生产与休闲活动和旅游相结合；城市林业（提供微气候环境、增进公众健康）与能源作物种植和休闲活动相结合，实现人口密集区土地的多功能利用。

【参考文献】

[1]许仪番禺区大石镇都市农业综合评价及其发展对策研究[学位论文]硕士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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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业产业化；政府；寿光市

中图分类号：F3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3）15-0067-02

一、问题的提出

国外农业产业化最早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美国哈佛大学的John M.Davis和Roy A.Goldberg出版的著作开创了农业产业化研究，当时他们提出的概念是Agribusiness，我国翻译为农业综合企业。它是以国内外市场为导向、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以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为目标，对当地农业的主导产业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服务、企业化管理，把产供销、贸工农、经科教结合起来，形成产前、产中、产后一条龙的经营体制。

国内学者普遍认为，农业产业化要以市场为导向，以农户为基础，以龙头企业为依托，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系列化服务为手段，不断地拉长产业链、扩大行业链、改善品种链，使农业战略性结构调整进入高级形式。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核心是实现农业及其相关产业的联合经营，关键是培育竞争力强的龙头企业，并让农民参与，本质是发展市场农业，使农业向现代化迈进。

本文通过对寿光市自1980年以来农业产业化发展创新过程的分析，试图厘清寿光市政府在农业产业化的发的展创新进程中取得积极成果以及存在的问题，从而对今后其进一步的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二、寿光市农业产业化现状

寿光市是山东省潍坊市所辖的一个县级市，位于山东半岛中北部，渤海莱州湾南畔，总面积2072平方公里，辖14个镇、街道，975个行政村，总人口102万。寿光南北自然条件差异较大，互补性较强，中南部土壤肥沃，人均占有耕地较少，但该区地下水资源丰富，总储量31.15亿立方米，年可开采量2.3亿立方米，为当地农业生产提供了良好的水利条件，是寿光粮食、蔬菜、水果主产区，温室蔬菜大棚就发源于这里。

寿光交通发达，是胶东半岛入京、去省城济南的必经之路，济青高速公路，潍高、新海公路横贯东西，昌大、羊临、羊田公路和羊益铁路纵贯南北，其他国道、省道、环城路、县级、乡镇公路四通八达，在全省率先实现了村村通柏油路，公路通车总里程2700千米，较为发达的交通优势使得寿光的农产品更好的接近市场，为寿光蔬菜的面向市场化提供了极大地便利。

目前寿光市已形成了商品化、专业化、社会化、科技化的现代农业格局。健全了市乡村三级良种繁育供应体系、农业信息服务网络、产品质量检测体系等，技术研发方面就成立了12处研究所和技术中心。民办服务机构发展迅速，尤其专业技术协会达228个，会员8700多人，成为集科研、科普、开发、销售、服务于一体的新型科普实体，农业良种覆盖率达90%以上。寿光农业树起了品牌形象，文家等5处被农业部和省定为无公害蔬菜基地。

三、寿光市农业产业化的创新实践

寿光市是国家、省确定的蔬菜、果品、水产等综合商品基地，著名的蔬菜之乡。改革开放后，寿光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

1980年～1991年是农业产业化的起步阶段。寿光市根据当地蔬菜生产传统，开始发展商品生产，蔬菜面积迅速增加，1982年达16.8万亩，为1980年的近两倍。随之市场发育滞后、农产品加工能力弱等矛盾暴露出来，1983年秋菜因流通不畅而烂掉5000万公斤。全县由此重视流通，逐步建设了以蔬菜批发市场为重点的农产品市场体系。1989年为提高蔬菜效益，三元朱村王乐义发明了冬暖式蔬菜大棚。该村当年建17个大棚，每棚收入2万多元，引发了全国的“白色革命”。

1992年～1996年是农业产业化大发展阶段。1992年寿光市明确了农业产业化的思路，即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对支柱产业和产品，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服务、企业化管理，逐步实现生产的专业化、商品化和社会化。全市先后建设大型专业市场30多处，培植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近40家，实现了小生产与大市场的有效衔接。1996年粮经作物种植面积比例6：4，蔬菜总产225万吨，水果17.9万吨，菜果发展为支柱产业。

1997年后为农业产业化深化阶段。1997年寿光市制定农业现代化方案，把产业化、标准化、国际化有机结合。一是科技示范园建设。全市实施5大示范园建设，包括稻田镇两个国家级示范同。至2000年各乡镇共建成农业现代化示范园区85处，带动全市增加经济效益5亿多元。二是优化农业结构，2000年粮经种植面积比例4：6，瓜菜种植78.4万亩，总产35亿公斤。三是科技兴农。开展与国内外的合资合作，投资2.5亿元，建成7.5万亩的农业高新技术走廊，借此引进生物液肥等无公害蔬菜生产新技术，推广300多个蔬菜新品种。引进外资建成以色列海泽拉实验农场等现代化农场，科技进步在农业增长中的比重达58.6%。四是标准化生产，解决产品安全卫生问题。进行产品产地环境治理，推广高效低毒的化肥农药。健全农产品质量检测体系，投资1000多万元建立市农产品质量检测中心，无公害蔬菜基地均建立蔬菜质量检测室。五是开展现代化营销，组织蔬菜基地或龙头企业，发展直供直销、连锁经营和配送服务。

回顾寿光市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历程，可以清晰地发现，政府在寿光市农业产业化创新历程中始终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农业产业化进程实施总体规划，建立了完善的服务体系，给予农业发展给予积极的政策支持，为农民的自主创新搭建了一个完善的创新平台。具体地说来：

1、农业产业化的成功离不开政府的规划和推进。在三元朱村王乐义发明了冬暖式蔬菜大棚这一新型农业生产方式之后，政府立即介入，大力推广，积极扶持，认真规划。这是后来该市农业产业化大发展的重要原因和前提。

2、农业产业化需要政府构筑一个让农民和农业企业家发挥创造性的交易平台、创新平台。寿光市政府出资修建大型蔬菜交易市场，为农民卖菜提供了保障；每年举办蔬菜博览会，加大同国内外市场的交流。掌握市场动态，做好市场定位，推广寿光蔬菜走向世界等措施；政府积极宣传指导，鼓励支持农户自主创新搞生产，尊重农民的创新成果；大力宣传推进民间融资，解决农户生产融资难问题，同时政府、企业、农户三位一体，建立农业产业化联动体系，合力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

3、农业产业化需要大量有知识、有创新意识的农民。政府出资建立各类新型农民学校，提高农民知识文化水平，倡导科学种田。寿光市是我国拥有高等院校的少有的几个县级市之一。

四、寿光市农业产业化存在的问题

1、政府没有建立统一高效的信息平台，农户难以有效的获得最新的市场价格信息。寿光的蔬菜产业化主要为市场导向型，有时价格难以控制，“谷贱伤农”现象依然存在，农民难以把握市场需求，生产的盲目性问题突出。

2、政府长期忽视农产品深加工企业的建立与发展，而寿光市农产品多为直接销售，深加工链条不够，没有经过加工的直接原材料式的农产品销售，效益比较低下。大型龙头企业少，难以满足农产品深加工的需要，农产品精深加工比较少，出口创汇少。而且，龙头企业少也导致了难以形成有效地规模经营，市场竞争力大为下降。

3、农业生产者整体素质不高，技术观念比较落后，难以有效抵御产业化经营的风险。大多数农民是由普通的传统的农业中直接转化而来，没有经过较为专业的现代产业化经营培训，在经营过程中多数靠自己的不断积累经验和摸索，发展的成本较高而且进步缓慢。

4、蔬菜质量水平不高，虽然近年来不断涌现出多种多样的新品种，但是由于生产过程中对农产品质量不够重视，传统的生产方式大量存在，例如，大量使用农药化肥的现象突出，导致蔬菜质量水平不够，与市场需求的绿色无公害蔬菜要求有一定差距。

6、相关的维护农民利益的法规不够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和服务体系不健全。风雨暴雪等自然灾害的防御措施不够到位，受自然影响较大。农民一遇上自然灾害就无能为力。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本文通过对寿光市1980年以来农业产业化创新历程和政府引导政策的分析，试图厘清阐发寿光市农业产业化的创新历程和寿光市政府在推动农业产业化进程中的作用。认为该市农业产业化发展程度高，政府在农业产业化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经过30多年的探索和发展，寿光市已形成了商品化、专业化、社会化、科技化的现代农业格局，农业产业化硕果累累。政府的推动和引导在农业产业化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成熟，政府部门在农业产业化进程中的缺位和政策的问题也日益显露出来。无法有效促进利民政策快速落地实施，创新乏力。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相关规章制度也有待完善。

（二）政策建议

1、建立服务性政府。在坚持的基础上，实现土地经营权的合理流转，大力推进规模化经营。鼓励企业建基地、联农户，发展公司+基地+农户或公司+基地模式；政府在加大财政支持力度的同时，引导促进民间融资，维护好民间融资市场秩序，解决农户资金短缺问题；推动龙头企业的产生和发展。设立自然灾害应急专项资金，完善自然灾害预警、抗灾体系，加强相应的规章制度建设。

篇9

[关键词]乡村旅游质量;游客感知;少数民族地区

一、问题的提出

乡村旅游是以乡村社区为活动场所,以具有乡村性的自然景观、文化环境和生活场景为资源,融多种旅游功能为一体的专项旅游活动。它已逐步发展成为我国国内旅游市场上重要的旅游形式。国内已有很多旅游研究者对其概念、特征、类型等进行了探讨。根据开发形式和资源禀赋特点可将其分为乡村农家乐、农庄或农场旅游、乡村民俗风情旅游;根据地理区位和目标市场等特征的不同又将其分为城郊型、景郊型及老少边贫型。随着国家新农村建设步伐的推进,人们发现发展乡村旅游对新农村建设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作为乡村旅游市场消费主体的游客研究,主要集中在其行为特征、出游动机、旅游满意度等方面。

研究者利用顾客感知价值理论中“感知利得—感知利失”的价值维度划分方法,对城市周边型的乡村农家乐旅游游客的感知价值模型进行了研究。游客对少数民族地区城郊型乡村农庄旅游产品质量感知的要素有哪些?农家乐旅游与农庄旅游虽同为乡村旅游,但在开发的规模与经营尺度及旅游功能与吸引物等方面存在差异,作为组合乡村旅游产品其质量各要素的游客感知水平是否相同?带着这些问题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本文从乡村旅游产品消费流程中筛选出游客质量感知较敏感的代表性因子构成测评体系,以实证研究的方法探索上述问题的答案。

二、乡村旅游质量感知概念结构

游客乡村旅游质量感知是指游客在乡村旅游产品消费过程中形成的对质量属性表现的综合评价。一些早期的旅游质量感知研究倾向于将旅游产品单纯地看作是一系列旅游服务的组合,从而把感知旅游质量的评价内容局限在旅游服务的表现上,事实上,旅游产品综合形象及其资源特征也对旅游质量感知有积极的影响。由旅游质量感知而形成的旅游景区游客满意度是游客对旅游区的旅游景观、基础设施、娱乐环境和接待服务等方面满足其旅游活动需求程度的综合评价。

综合文献回顾资料,根据游客休闲农庄旅游经历中接触的外部综合形象、核心吸引资源、接待服务态度与质量、农庄旅游基础设施等质量影响因素,设计出游客调查问卷。其中,外部综合形象感知是指游客对乡村旅游经历的景观、环境卫生、文化氛围、安全性等方面的优秀程度的总体判断;核心吸引资源感知包括本地区传统民族餐饮、土特产品、交通便捷程度等特色旅游资源的感知;接待服务态度与质量感知以农庄商品经营人员、管理人员及食宿服务人员的服务态度感知进行测评;农庄旅游基础设施通过引导标志系统、公共休息设施、公共卫生设施等的使用感知来测评。

本文采用访谈法、田野调查、抽样问卷调查法、观察法等方法,对新疆城郊型乡村农庄旅游质量游客感知进行了调查研究。论文基于两个基本假设展开论述。假设一:所有相关指标题项是相互独立的,且所有相关指标题项在旅游者的游玩过程中都是受关注并可感知的;假设二:旅游者在消费中的旅游质量感知具有相互关联性。

三、实证研究分析

本文采用访谈、田野调查、抽样问卷调查等方法,对新疆城郊型乡村农庄旅游质量的游客感知进行了实证研究。

1 调查对象

新疆是我国国土面积最大的省级区域。农牧业经济成分所占比重较大。新疆昌吉州与首府乌鲁木齐毗邻,具有良好的区位优势。200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旅游主管部门确立了其乡村旅游发展示范区的地位。

杜氏农庄是该地区乡村旅游发展中一个典型案例。农庄位于新疆昌吉市北郊,成立于1996年,距昌吉12千米、乌市36千米,总占地面积1800亩,是全疆发展最早、规模最大、游玩项目最多的康体、娱乐乡村旅游地,属国家4A级着名乡村旅游景区,自治区五星级农家乐、自治区乡村旅游示范点。景区按8个功能区划分为:野炊区、哈萨克风情园、荷芳园区、渔村烧烤区、运动康体健身区、农家院区、古街观赏购物区、养殖区,具有同时容纳1000人以上住宿及5000人游园的承载能力。同时,新疆杜氏旅游农庄首开新疆“四季旅游”的先河,休闲娱乐活动十分丰富。农庄开设了龙舟、游船、竹筏、射箭、网球、(独轮、双人、三人)自行车、乒乓球、羽毛球、沙滩排球、马车、织布、磨米、磨面、绿荫足球等20多个娱乐项目;在此可以住在农家四合院,体验睡农家炕的感觉,感受邻里和睦的亲情;可以吃上地地道道的农家饭菜;占地60亩的畜牧养殖小区,采取原始的放养方式,不仅为游客提供绿色无污染的畜产品,而且为游客提供了畜牧养殖观光。2006年,杜庄旅游度假区接待游客10万人次,旅游收入800万元。

本文选择此点为研究地点,以在此地游玩的旅游者为调查对象,辅以景区内部管理人员及服务人员访谈法,研究该景区游客的社会特征及游

客对其旅游经历质量感知的评价。

2 问卷设计

通过访谈和实地考察掌握的一手资料,结合文献研究设计出了游客调查表。内容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游客社会统计特征资料。第二部分是乡村旅游景区游客感知评价资料,该部分采用李克特5分量表格式,用20个陈述句分别描述了外部综合形象、核心吸引资源、接待服务态度与质量、农庄旅游基础设施及旅游后的满意度等不同质量层面的个人感知。所有测评题项均表述为积极措辞,这有助于降低受测者出现默许、断言和一致性偏见的可能性。请受测的旅游者填写对20个陈述句的同意程度,1代表完全不同意,3代表既不同意也不反对,5代表完全同意。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240份,收回224份,经检查剔除漏填、绝大多数答案一致等问卷,获得有效问卷200份,有效率为89.3%。

3 调查过程

本次调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现场实地考察阶段,时间为2007年6月10日至12日,笔者分别对昌吉州旅游局和杜氏旅游度假村进行了实地调查研究,主要任务是进行管理人员访谈,了解本地区乡村旅游发展现状,同时对典型示范点的旅游过程进行实际考察。掌握了昌吉州乡村旅游发展的基本 概况及杜氏农庄旅游的发展历程及目前经营状况。第二阶段为游客问卷预调查阶段。时间为2007年6月20日至25日。笔者结合文献资料与杜氏农庄旅游的特点设计了游客问卷调查表,在景区及工作单位附近随机发放了30份问卷进行了预调查。根据预调查反映出的问题修正了问卷设计中的缺陷项,最终形成较合理的调查表。第三阶段为游客现场抽样调查阶段。时间为2007年7月10日至8月20日。期间采用调查人员现场发放并收回问卷和委托景区服务人员发放并收回问卷两种方式,对现场的旅游者进行了随机抽样调查。

4 分析方法

采用SPSSll.5和EXCEL统计分析软件。统计方法主要有(1)信度检验,采用克朗巴哈(cronbach)a系数检验其内部一致性;(2)KMO测度及巴特利特球检验,用于量表因子的效度分析;(3)因子分析,用于量表的探索性因子分析。

四、结果分

析

完成数据的整理与统计后,进入结果分析阶段。首先对本次调查的游客基本特征进行描述,对问卷量表的信度和效度进行检验,然后进行游客感知质量分析,主要从感知指标总体水平和单项感知维度的两个层面,通过游客社会特征与感知水平的比较及中西部游客感知质量的比较进行分析讨论。

1 游客样本描述

旅游者的社会特征是旅游地市场营销中目标市场选择的重要细分标准。调查结果显示(见表1),昌吉州乡村旅游者中性别比例基本平衡,男性略高于女性。年龄结构方面以中青年人数最多,其中18—45岁的旅游者占总量的78.5%。受教育程度方面大学学历人数比重最大,其次是高中/中专及职高层次。月收入水平方面1201—2000元人数最多,其次是601—1200元及2000元以上旅游者并列为第二位。职业构成方面企业职工所占比重最大,达44%。最值得关注的是乡村旅游者的家庭所在地构成,从数据资料来看,昌吉州乡村旅游者中乌鲁木齐地区人数比例最大,占到50.5%,其次是昌吉地区,占32%,这两个主要客源地总和达82.5%。由此可见,昌吉州乡村旅游客源以乌昌地区城镇居民为主体,家庭型聚会和企事业单位组织出游形式占主导。

2 信度与效度检验

利用SPASSll.5对量表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采用克朗巴哈(Cronbach)a系数检验其内部一致性,用KMO进行效度检验。结果显示克朗巴哈(Cronbach)a系数为0.9031,表示量表有较高的可靠性;KMO为0.898,大于0.7的可接受水平,巴特利特球检验显着,说明研究可适用于因子分析。

3 调查结果与分析

(1)感知指标总体分析

对问卷中的感知指标总体进行描述统计。由结果可知,乡村旅游质量20个题项的游客感知总体均值为3.28,其中题项“我喜欢这里的乡村田园景色”的感知均值最大,为3.71,说明景区点的乡村旅游环境得到游客的认可;购买乡村土特产品的感知题项值最小,为2.85,表明在乡村旅游特色商品的开发、生产、销售方面等尚有较多不足。结合游客本次旅游经历是否满意的调查题项分析,发现满意度总体均值为3.39,选择满意程度为一般和同意的分别占44%和38%(见图1)。这些都说明游客对本度假村的整体感知水平为良,在产品开发经营等方面尚需不断完善。

(2)感知维度分析

在SPASSll.5中对量表进行因子分析,利用主成分法进行因子提取,其中旋转方法为方差最大正交旋转法,共旋转了25次。根据旋转后的因子负荷矩阵,以特征根大于等于1为抽取原则,选择题项因子负荷值大于0.4为标准,得到由18个题项构成的4个因子,每个因子的特征根都大于1,累计方差贡献率达58.15%,将4个因子分别命名为旅游者感知价值的4个维度。具体结果见表2。

在这4个感知维度中游客对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旅游核心吸引资源的感知水平最低,总平均值仅为3.0475,这就要求本地乡村旅游经营者及管理者在资源特色的挖掘与产品的开发方面加强力度。具体来说,一是应大力开发和生产乡土特色的旅游商品,二是注重乡村旅游产品开发中对回族民族文化的挖掘与展示。相对而言,游客对本农庄的旅游基础设施和整体外部综合形象感知水平较高,说明经营者在乡村环境基础上进行的旅游卫生治理、旅游安全管理、游览解说服务建设与游客对乡村旅游需求是相匹配的。

(3)旅游质量感知差异分析

游客的年龄、性别、收入等社会特征会对其质量感知的形成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限于篇幅本文主要对游客的家庭所在地、性别和月收入水平因素对质量感知的影响展开分析研究。

A 收入水平对感知的影响

个人收入水平是产生乡村旅游需求的前提,也是实现旅游活动的物质基础,它决定着游客出游的消费水平和结构。以个人收入水平为自变量,以感知因子为因变量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见表3。

总体来看,收入水平较低的游客(600元以下)其旅游质量感知的4个维度水平最高(均值为3.612),收入水平在601—1200元之间的游客感知的均值却最低(均值为3.157)。结合分析中方差分析的显着性检验值来看,不同收入水平的游客对少数民族地区乡村农庄旅游核心吸引资源质量的感知差异较大,收入水平在2000元以上的游客感知水平最低,而对农庄旅游基础设施质量,不同收入水平游客感知差异不显着。对于乡村农庄旅游综合外部形象感知的娱乐活动丰富程度的感知收入水平差异较显着。对接待服务态度与质量维度,不同收入水平游客的感知差异较显着。

分析其原因发现,处于两端的游客收入水平与感知均值呈反向变化与出游能力有关。收入水平较低的人平时旅游的机会较少,对旅游产品的消费经验少而预期期望值较低,相对而言,调查地旅游经营整体水平较好的条件下其感知水平较高,而收入水平高的游客平时出游机会多,见多识广而比较出的感知水平不高;收入水平中等偏下的游客有过一定的旅游经历但总体出游机会少,对乡村旅游怀有较高的期望值,游玩中某些方面的不尽如人意就会对其质量感知带 来较大的影响,调查时段正处于本地乡村旅游旺季,游客量较大,农庄旅游接待方面的漏洞较多,投诉量增加,因此影响到这些类型游客的感知。

B 家庭所在地与性别对感知的影响

乡村旅游是本地短途休闲旅游的主要方式。调查发现乡村旅游游客群体主要集中在昌吉和乌鲁木齐地区,其他地点人数所占比重较小,因此重点分析昌吉和乌鲁木齐地区游客对本农庄旅游的感知。统计结果见表4。

由表4可知,乌鲁木齐地区游客对乡村农庄旅游质量的旅游基础设施、外部综合形象、接待服务态度与质量维度的感知水平高于昌吉地区游客,而对乡村旅游核心吸引资源维度的感知水平低于昌吉地 区游客。这一结果主要是由于旅游点位于昌吉市境内,昌吉地区游客对其资源特色有自豪感,感知水平较高,对其他维度要求的期望值高;乌鲁木齐地区游客在此游玩的消费水平高,参与项目多,获得的旅游经历较多,而表现出感知水平高。

性别方面,女性对本地乡村农庄旅游质量的4个维度感知水平都高于男性(见表4)。这一结果可能与女性对外界环境变化较为敏感的特点有关。与日常生活环境差异较大的乡村旅游经历给她们带来的心理刺激强于男性,参观乡村生产生活方式、品尝少数民族风味饮食等多种旅游项目产生了较强的愉悦感,因此形成的整体旅游质量感知水平高于男性。

4 与中部经济发达地区游客乡村旅游质量感知比较研究

乡村旅游质量的游客感知在我国经济基础不同地区表现性的对比研究,有助于少数民族地区改进乡村旅游供给质量,提高整体供给水平。国内学者张迪(2006)对浙江临安白沙村和安吉大溪村的城市周边型乡村农家乐旅游游客感知进行了实证研究。本文选取了其研究量表中与本次调查相同的旅游需求六要素项目进行了比较研究(见表5)。

结果表明,本次调查中乡村旅游接待的购物、交通、住宿、餐饮方面游客感知水平低于中部发达地区。分析其原因主要在于中部地区经济发达,旅游基础条件优于新疆,同时经济发展的差异又带来个人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等的差异,如游客样本特征方面,中部地区个人较高收入水平所占比率高于新疆乡村游客,中部地区月收入在2500元以上者占42.4%,而新疆乡村旅游游客中月收入在2000元以上者仅占25%。这些差异对质量感知的影响就表现为少数民族地区游客对住宿、餐饮价格的感知较为敏感,整体水平低于中部游客。另一方面,这种经济基础的差距也造成了新疆旅游经济发展缓慢,乡村旅游购物品开发滞后,从而影响游客对乡村土特产品感知水平。

调查还显示,新疆乡村旅游游客在乡村田园风光、乡村旅游卫生条件、娱乐活动丰富性和乡村旅游解说介绍方面的总体感知水平优于中部发达地区。分析其原因发现,因双方在乡村旅游游客抽样的调查地点及乡村旅游经营类型的选择上有较大差异。新疆杜氏农庄旅游度假村位于乌市近郊,场地规模大,经营规范,内部管理统一有度,投资额较大,开发了诸如水上拓展训练、农家生产生活方式体验等多种形式的游览项目,整体经营水平较高。中部地区调查地点位于浙江省临安地区,为乡村农家乐经营模式,其多为小规模家庭经营,综合开发与营销能力有限,整体经营水平不高。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新疆少数民族地区乡村农庄旅游点为对象,对其旅游质量的游客感知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第一,影响游客城郊型农庄乡村>:请记住我站域名/

这一结果对经营者而言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经营者可以根据旅游质量管理和游客感知要素设定相应的管理层次,通过清晰的管理边界及有效措施,提高旅游服务质量;另一方面,通过调查所得到的各要素因子的游客感知水平分析,农庄的经营管理层可以发现现实中存在问题的环节,采取对症下药的有效措施,提高经营质量。

如通过分析还发现旅游农庄中乡村土特产品购买是游客感知水平最低的一项。现场调查也发现农庄中设计的几处购物点所销售的主要是新疆民族手工艺品,种类与新疆多数旅游景点或旅游集市上相同。访谈中了解到到此游乐的城镇居民想在此地买到的是新鲜、绿色瓜果蔬菜等农副产品,对现场陈列的旅游购物品不感兴趣。鉴于此,农庄应对其购物点销售内容进行重新设计,在提高感知水平的同时,也创造更多效益。在4个感知要素中还要关注的是农庄的餐饮服务质量。因旅游旺季游客数量较多,中午就餐排队等位现象较严重,也引起游客的不满。建议经营者采取设计临时就餐点或提供不同档次餐饮品种等措施解决这一质量节点问题。

第二,对比分析表明,游客收入水平对接待服务态度与质量和核心吸引资源的总体感知水平差异较大;而家庭所在地方面表现为乌鲁木齐地区游客总体质量感知水平高于昌吉地区游客;性别方面表现为女性的乡村旅游质量感知水平高于男性。

收入水平对比分析的结果提醒农庄经营者,游客收入水平决定其消费水平。在基本功能性要素如餐饮接待、土特产品购买等方面,应提供高、中、低等不同档次的产品,如设计“全鱼宴”、“农家福”等高档餐饮品种,既能满足一部分高收入游客求新求奇的消费需求,又能减弱前文所述的午餐拥挤现象。

家庭所在地及性别对比分析的结果也为农庄经营者提供了有益的营销信息。针对乌市及女性游客感知水平高的特点,经营者可采取多种形式,积极拓展乌鲁木齐这一新疆最大城市居民市场,并可增加设计一些适合女性游客的参与性游乐项目,吸引更多游客。

篇10

在中国现有条件下，与城中村相伴生的、具有鲜明过渡性意涵的都市村社型共同体是农民城市化的一种“新型社会空间”，是弱势的非农化群体“小传统”得以依托、行动逻辑得以体现的社会场域。这种组织化共同体是农民城市化进程中非常值得注意的“社会空间”。笔者提出的都市村社共同体概念，为村庄研究增添了“走向终结型的村社共同体”类型。

1990年代末以来， 大有燎原态势的城中村日益成为中国城市化中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这里的城中村是指在城市化过程中，已经实现非农转化的村社区的组织及其社会关系网络等能在城市经济社会关系中延续下来，从而形成一种特殊的城市社区。由于已经或者正在形成的城中村与一些比较严峻的城市问题（如治安、流动人口管理、城市“景观”）直接或间接地关联在一起，因此，无论在当下政府、公众抑或学界的视野里，城中村都在相当程度上被建构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化现象。本研究立足于广州城中村个案，在调查分析的基础上，就城中村依存的都市村社共同体的承续与变异逻辑进行探究。这既可以在理论上深化理解城中村现象，又可以在实践层面和政策层面上提供一条不同的思维路径。

在城市化的村庄研究中，非农化的“工业村”是比较集中的研究论域。 王颖通过对1990年代上半期广东南海乡村再组织的经验研究，指出非农化即乡村社区的工业化，这种新基础上的社区化是“集传统家族文化、地缘关系、群体基础结构、行政组织单位、社会实体、情感归属与社会归属于一体的综合性概念”，是“新集体主义”在社会意识、关系模式、组织方式上的现实化。（注：王颖：《新集体主义：乡村社会的再组织》，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65页。）折晓叶、陈婴婴则通过自然城镇化中产生的“超级村庄”的研究，发现这种村庄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内源性的发展，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既是工业化的社区，又保留着乡土社会生活秩序与原则”的社区组织。（注：折晓叶、陈婴婴：《社区的实践——“超级村庄”的发展历程》，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9页。）这些具有代表性的非农化村庄研究发掘出，乡村城市化过程中，非农化虽然改变了原有的社区传统与结构，但传统与现代要素之间存在着许多相互融合的关系，传统与本土可以成为创造与促进现代社区发展的资源。

城中村是中国城市化特有的现象， 西方经典理论在阐述由乡村向城市的转型过程中，并没有涉及过渡形态的“亦城亦村”共同体组织的存在形态与城市化意义，更没有着重涉及在周边已经完全城市化的社会情境下，“走进”都市的村社型共同体的变异与生存逻辑。在国外关于城市外来移民聚居区的研究中，如关于华人聚居区唐人街的研究中，有研究者注意到，这种“民族文化聚居区”是“深具社会经济潜质”的社区，在承担具有浓厚原乡本色社会文化“庇护所”的同时，更提供了让各种融入主流社会的因素得以发育与崛起的社会空间（注：周敏：《唐人街——深具社会经济潜质的华人社区》，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263页。）；关于非精英群体移民的社会融化研究指出，非精英群体更倾向于用乡土性的资源，更热衷于通过群体的内聚来为其社会融入提供服务（注：王春光、Jean-Philippe BEJA：《温州人在巴黎：一种独特的社会融入模式》，《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这些研究表明，传统乡土性资源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社会融化中具有独特的价值与地位。

都市村社共同体是本研究提出并借诸分析的一个核心概念。 这种新的村社共同体特指与传统小农村社共同体相对应、相区别的一种村社型组织，是以行政村庄为边界，建立在非农产业经济基础之上，并在非农化过程中依赖自身的经济、权力、历史、文化和社会心理等资源进一步凝聚起来的共同体组织，具体包括工业化的新型村社共同体与后工业化的新型村社共同体。由于本研究关注的城中村是完全进入城市地域、经济结构上也已经“去”工业化的特殊城市社区，因而，本文是关于一种特定类型的新村社共同体的研究。

一、缘起：“走进”都市的村社型共同体

石牌村是本文关于都市村社型共同体及其运作逻辑得以展开的实体空间， 同时也是笔者关于城中村立论的重要现实场景。

石牌村是广州市建成区内的45个城中村之一。 石牌村原是广州市近郊的一个普通乡村，1980年代初开始，它的农地逐渐被征作非农用途，村民聚落周边的农地逐渐被标准的城市建筑取代。1987年，为配合城市东移策略的实施，天河区在原石牌村域内成立了石牌街道办事处，村因此成为街道办事处辖下的一个行政村，并同时成为广州市第一个“街带村”、“街‘管’村”的农村社区。到1994年，村庄农地差不多全部征用完毕，在不断拔地而起的城市建筑的重重“包围”下，村域范围与村民聚落基本合为一体，形成内外特征均自成一格的城中之村。

城中村的发育成型过程， 同时也是原来的村社组织“走进”都市并成为都市村社型组织的过程。村庄非农转化中与非农化以后，随着村域优势级差地租的形成与房屋租金的刺激，依托于低成本的村民私宅，逐渐形成一个流动人口聚居区。1994年，入村租屋居住的流动人口已达万人，超过本土常住居民的人数。其后，流动人口数量不断增加，到1990年代末，石牌村已成广州市声名显赫的流动人口聚居区。据2000年统计，区内共有本土居民9181人，3139户，外来入村租屋居住的流动人口4.2万人。近年来，流动人口一直比较稳定地维系于这种规模。异常复杂的流动人口聚落的形成，客观上对社区提出巨大的“治理”要求，原村社组织在诸多紧迫“问题情境”下顺乎自然地获得了崭新条件下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因此，进入都市以后，甚至到撤村转制以后，石牌村仍被称为“村”。一直都在治理着这个社区的，依然是村社型组织。也恰是在这一意义上，数量上几倍于本土居民的庞大外来人口只不过是“嵌入”这个村社型组织的一个重要变量。石牌村是一个在人口数量上以外来流动人口为主，但在经济社会结构上却以本土居民为主的特殊城市社区，村社型组织是该新型社区的治理主体。

在村社组织成为新型城市社区治理主体的同时， 也在进行着自身的“拟单位制”的建构。与许多非农化村庄一样，石牌村集中了大部分农地非农转化的补偿资金与相关资源，以此为基础发展出实力雄厚的社区经济；并以社区经济为基础，推动了包括村民福利（如居民生活补贴、社区合作医疗、社区养老、社区助学等）在内的社区公益事业的发展，逐渐建立了一个“拟单位制”的社区生活体系（注：许多研究者都注意到，村庄组织在非农化过程中，建构了一种类似于原来城市社区中普遍存在过的“单位制”组织，如毛丹提出的“单位化村落”，李培林提出的“单位制”村落社区。但笔者发现，城中村社区组织的“单位化”现象与一般城市的“单位制”有着本质区别，它的前提是社区组织拥有的公共经济在市场竞争中的承受力，因此，充其量只能称为“拟单位制”的建构。），形成以行政村社组织为框架、成员与其从属的组织有着高度利益关联与社会心理凝聚的共同生活体。

值得关注的是， 进入都市的村社型共同体还“闯进”撤村改制以后的城市化发展之中。1990年代中期以后，城市闹市区内仍然还有称之为“村”的社区，这与周边的城市氛围很不协调。1997年，经天河区委区政府批准，石牌街道办事处对石牌村进行了撤村改制的变革。改制的主要内容是：第一，集体经济公司化，组建了三骏企业集团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第二，撤销村党总支，成立了企业集团党委；第三，撤销村委会，原村委属下的27个经济社在行政管理上改组为27个居民小组，分五个居委会直接归街道办事处管理。显然，改制是要通过改革，实行对庞大村庄经济的公司化管理，通过居委化实现对非农化村民及居住地的城市化管理，由此实现制度与体制上的城乡一体化，把村民转变为市民，把农村社区转变为城市社区。

按照这一制度设计，改制既能够让原村民更充分地分享城市化利益， 同时又能够实现政府城市管理的策略，是一举多赢之策。社区经济的公司化，是要把繁杂的社区行政与社会事务“剥离”出来，转移到街道与居委会，这既可以节约原村委投资于办社区的大笔开支，又可以引入规范的公司化运作机制，从而推动经济效益的提升，让社区居民（同时还是公司股民）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而居委化则可以通过强化政府相关职能机构对城中村事务的介入，强化街道与新组建居委会的联系与管理力度，优化流动人口聚居区的社区治理。按理说，这应该是一场上上下下都会有高度“共识”的制度性变革。

然而，事实并没有这么简单。石牌村改制由于启动较早而未经村民公决， 但村委就撤村改制事宜给石牌街道办事处的一份报告中声明，“石牌村的村民虽然转为居民，但不论从人的素质，生活习惯，对事物的认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属农村型的”，并且还特别强调，“长期以来，村委会的自治组织形式已被广大村民接受且运行良好”（注：见石牌村委于1997年4月11日给石牌街道办事处的一份报告。），可见，在村一级的认知中，至少还没有产生出内在的需求。因此，这种改制还称不上是达成“共识”的变迁。无独有偶，1999年，天河区着手对附近的另外10个村进行改制。其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已正式颁布实施，当中明确规定，撤村建居必须经由村民会议讨论同意，报经县人民政府批准才能付诸实行。起初，10个村的改制都遇到了来自村民与村干部的阻力，不少村第一次投票未获大多数通过，后经深入做工作，并经两次投票才得通过。邻近石牌村的猎德村本来也预定参与改制，但因抵触思想严重，两次投票都未获通过，最后只好暂时放弃。

石牌村的改制经历了七年多， 在政府具有明确定位的公司化与居委化的改制方案中，表现出明显的“非预期后果”。最具实质意义的是，多年来，在原村民委员会基础上新成立的几个居委会与一般城市社区居委会不同，它们由于经济利益、历史文化、社会关系网络等因素，共同组成一个以三骏公司为核心的都市村社型共同体，三骏公司也因此成为这个城中村社区事实上的“当家人”。而且，该现象至少在广州已实行改制的城中村中不是个别现象，这些改制公司因此被人们称为城中村社区的“影子内阁”。

如此“成熟”条件下的村改制为何得不到最主要“受益”群体的大力拥护与支持，公司化与居委化的“分离”性举措为何遭遇到村社“顽固”的“抗争”？改制中的这种上下分歧与“非预期后果”（注：默顿：《社会研究与社会政策》，林聚任译，三联书店，2001年，第310页。），反映出政府行为之下、城市化过程之中的一个独特社会场域行动逻辑。

二、理论分析框架：布迪厄的场域理论

村社型共同体“闯进”都市，并能在撤村改制以后得到再延续。毫无疑问， 其生命力得到体现与释放的真正原因还在于它自身的场域逻辑。在布迪厄跨越诸多学科边界的繁杂理论体系中，场域理论是其精髓。其中，有三点意涵值得关注。

第一，场域是客观社会关系的网络结构。场域的诸构成要素中， 本质性的是把各要素联结起来的客观关系，因为“场域都是关系的系统，而这些关系系统又独立于这些关系所确定的人群”（注：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引论》，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145页。）。第二，场域是具有自身动力机制的网络结构。在布迪厄的场域动力机制中，社会资本占有重要地位，他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复合体，那些资源与对某种持久性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这一网络是大家所熟悉和公认的，而且是一种体制化的网络（注：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引论》，第202页。），场域中的关系网络赋予每人以集体拥有的社会资本，且通过制度性联结得以加强。而社会资本累积对于历史延续的依赖、对于群体性关系网络的依托都反映了场域的运作特点。第三，场域的逻辑是“实践的模糊性逻辑”。场域结构中有着人们不可完全贴近的、属于自身的“逻辑”，并因此表明场域变迁与实践活动之间的关系特征。

相对独立的网络结构与动力机制以及“模糊性”的逻辑存在， 决定了场域生存发展中的自我逻辑性；同时意味着，具体场域并不单纯地属于总体社会安排中的“零件”，而是有着自身的目标、追求与价值，从而在社会格局中有着自身的发展路径与作用。具有启发意义的是：第一，作为客观关系网络结构的场域，它存在着自身的运作逻辑与动力机制，是在历史累积中形成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社会空间。由此提醒我们，一个场域的存在及其结构隐含着“生产性”能力的内生资源体系，在发展进程中往往具有独特含义。第二，场域是主观与客观、个人与社会处于无止境“双向解读”的关系之中，任何自主性都是这一过程的体现，但场域实践的逻辑意味着存在理智无法企及的地方，因此，“非意图”因素与“自然秩序”在实践中具有重要地位。第三，场域是自身历史发展的结果，对于场域，要特别关注它的历史生成过程、历史文化因素与现实功能的联系，以及这种联系在现实活动中的价值。第四，场域的相对自主性过程在实践中还提醒我们，不同社会场域都具有推动自身发展的内在力量，只有在充分开发与利用这种力量的过程中，社会才具有更充分的基础性推动力。

三、都市村社共同体：农民城市化的特殊社会场域

都市村社共同体的场域逻辑使得非农化弱势群体在实现城市化的过程中， 拥有了能够最大化自身多层面利益的社会场地。基于此，都市村社型共同体获得了新条件下的生命活力。

（一）建构守护型的经济模式与弱性的内部市场保护机制， 从而建构了共同体得以凝聚的经济基础。

在地理区位已经进入城市且经济社会格局越来越强地受到城市辐射的背景下， 石牌村能够继续凝聚成一个村社型共同体，其独特的社区公共经济（即原村集体经济，后改制为三骏企业集团，到目前为止，该经济的功能仍呈现出浓厚的社区公益色彩，笔者称之为社区公共经济）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进”到城市的新条件下，它所建构的社区公共经济恰是与城市市场经济相接轨的一种经济类型，因而，这种经济具有一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正是倚赖这种经济资源的支持，共同体组织才能够不断地生产与再生产着自身的能力。

社区现有的公共经济中，绝大多数都来自与土地资源密切相关的物业出租， 而这些出租的物业，或者由征地补偿款直接转化而来，或者由留用地（征地时政府按一定比例返回的土地）转化而成，或者由征地补偿款与留用地相结合转化而成，由此形成规模庞大的物业出租经济体系。历经20多年的发展，目前已建成的各类物业，总面积达到25万平方米，年租金收入一亿四千多万元，占到三骏公司总收入量的七成以上。我们暂且把这种以物业出租为主的经济模式称为守护型的经济模式，因为这种经济的最重要特点是安全第一、保守经营。

社区经济的这一特点意味着它拥有与众不同的生存逻辑。 由于尽可能外移出去的市场风险和相对简单化的经营管理与效益衡量标准，守护型经济模式明显地体现着村庄共同体在面临巨大市场化动力和压力下更深层的社区生存的理念。不难想象，在城市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中，石牌村这样的社区经济，无论从发展视野、经营管理策略角度，还是从人力资本资源等方面都处于绝对劣势地位，这些因素的存在与共同作用随时都有可能把它推向“风雨飘摇”的生存境地；而且，村庄不仅是“弱势”的经济共同体，同时还是“弱势”的社会共同体，它在经济层面的生存与它在社会层面的生存是不可分割地关联在一起的。在这样的内外条件下，要真正改变产业结构，通过追求产业升级来促进经济效益的全面提升确实很难。因此，人们实际奉行的原则是“安全第一，效益第二”。经济发展与一般意义上的创业不同，它所做的是把国家征地后的资源以最简单的方式开发出来，从而，以最保守的方式尽可能地稳定住市场利益。显然，在社区组织的现有条件下，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是一种最为理性的选择。而恰是这一理性选择，社区共同体的生存发展基础与城市市场经济才取得了相对的平衡。

为适应内外环境的巨大变化， 村庄在这一过程中还建构了一整套具有社区自身特点的市场保护机制。这可以借助黄宗智研究中国农村经济时关于“过密化”与“反过密化”的观点来认识。（注：黄宗智：《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规范认识的危机及出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5页。）村庄的自我保护倾向是村社共同体的一种本能，而村庄经济保护机制的建构只是村庄自我保护在经济层面上的演绎。在石牌村各种经济合同与文档中都可以发现，只要在可能的条件下，它都会有意识地把村社区的利益诉求融会到每一个事项以及与合作者的关系之中，从而实现村社区的整体发展。在村内，从保护性的产业到保护性的职业乃至保护性的业务都是存在的。比如，村内的物业建筑是村庄经济发展中非常活跃的同时也是利益比较大的行业，这一领域的集体项目一般是走不出村庄的，村内不仅有个建筑装修的四类企业，而且还有一支人数不少的村人“包工头”队伍，两者几乎独揽了村内大大小小的集体工程项目。可见，即使面临异常强大的市场作用力，社区经济同样建构着自我保护机制。

不同的是，在石牌村还有着强大的“反过密化”力量与这种保护机制抗衡， 因此，社区经济的自我保护机制呈现出弹性与弱性的特点。首先，村庄经济结构本身便内含着抗“过密化”的因素，这是最具杀伤力的“武器”。物业出租经济由于经营管理比较简单，对劳动力的吸纳非常有限。随村庄经济规模的扩展与向第三产业转型，村里的就业不仅没有提升，甚至还出现一定幅度的下滑。1987年与1982年比，营业总收入增长了将近10倍，从业人员反而减少了140人；2000年总收入又比1987年增加了将近20倍，而村社区经济能够解决的村内就业人数与20年前差不多。兆隆公司是三骏公司最大的下属公司，拥有上亿资产，经营项目全是物业出租，管理人员包括总经理在内仅4人。物业出租这一特定产业对劳动力吸纳有极大的局限，同时，比较低下的村人综合素质与比较高的就业要求，客观上抑制了村社区经济保护机制赖以发挥的空间。其实，作为物业主的社区组织在与物业承租方签订各种租赁合同时，一般都会尽可能地提出符合自己利益的要求，但承租方往往出于节约成本和便于管理的考虑，在合约制定或执行时表现得弹性甚强。太平洋电脑城是村里的效益“明星”物业，与承租方约定大楼的保安员与保洁员全部雇请村人。但现在的情况是，保安员已经没有村人，保洁员仅存10多个村人。“亮点”物业尚且如此，遑论其它。

城市市场经济中，石牌村这样的非农化群体无疑是竞争中最为脆弱的群体， 它们的自我保护机制会在强大外在环境的推动、侵蚀下发生流变，形成独具特色的保护模式。在石牌村社区公共经济飞速发展的20多年间，“过密化”力量总是伴随着“反过密化”的力量，自我保护机制的建构总是伴随着“解构”，并且，后者的压力与动力远远大于前者。正因为如此，才形成了既富于弱质、又充满弹性的内部保护市场；进而石牌村的社区经济也才没有像“一些乡镇企业，特别是办在村域内的乡镇企业”（注：折晓叶、陈婴婴：《社区的实践——“超级村庄”的发展历程》，第385页。）那样，扩展的速度高于所得效益，陷入难以摆脱的困境。

守护型经济模式与弱性内部市场保护机制， 共同构成社区经济运作的两大特点。正是由于这两者的协同作用，才使共同体的生存逻辑与市场经济的竞争规则实实在在地走到一起，才使原本是市场竞争中最为弱势的群体，能够在并不如意的内外环境下，最大限度地规避市场风险，以最稳妥的方式保持住城市化与市场化的双重利益，避免了经济层面上群体性地陷入“无地农民生活的困境”。因此，这一经济模式在农民城市化过程中是一种深具发掘价值的经济模式。

（二）建构经济关联型与拟家族化相结合的权力运作模式， 从而建构了具有自身特点与功能的社区治理能力。

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发展伴随着个人利益本位日益凸显的社会变迁过程，也伴随着群体性合作与社会组织的再整合过程。基于此，村社区在建构自己经济能力的同时，也建构了社区公共权力在新条件下的运作能力；此外，由于这是一个具有深厚家族文化传统的社区情境，传统家族化的治理资源自然成为共同体能够借助并获得认同的资源。由于它能有效地以民间自组织的方式分担城市社区治理的职能，而且，由于这是适应市场机制与借用民间深度认同基础上的职能分担，所以，创造出了一种新的社区治理模式。

经济关联型的社区权力运作是共同体组织权力运作的一大显著特征。 都市村社共同体这类民间组织天然地缺乏足够的强制力，同时，经过市场化的大扫荡，经济理性已成为人们生活中至关重要的准则，各种社会关系网络在这一基础上进行着重新的编织与梳理。这些都决定了，在治理能力再造中，只要具备条件，就有可能通过经济资源的注入来实现社会变迁背景下微观单元的自发调整与适应。在社区组织内，许多制度性与非制度性的规定往往都带有经济性的处罚与激励。几乎所有公共活动的参与（小到出席一般的村民会议，大到代表村参加龙舟大赛）以及所有涉及公共荣辱的事件（小到拿文凭考上学，大到参加国际比赛拿国际大奖）往往都与社区经济“奖励”或者“处罚”联系在一起。而且，效果往往还很明显。

许多研究者注意到， 在历史上华南村落强大的宗族组织与其令人诧异的自组织能力之间，宗族公共财产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稳定的经济来源既是宗族存在发展的基础，又是宗族活动具有吸引力的前提条件。波特在对香港新界屏山邓氏的研究中指出，缺乏经济基础的宗族组织将无法发挥其传统社会功能，单凭情感和祖先崇拜仪式是不能强有力地把族人凝聚在一起的（注：Jack M. Potter， Capitalism and the Chinese Peasant.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8，p.68.）。

这种经济关联型的权力运作，是在社会变迁条件下， 以一种类似于市场化的方式对组织体系进行再梳理，其权力能力主要来自组织成员之间的密切利益关联。这一治理模式，与一些地方成功地采用经营式动员的道理具有一定相通性。其之所以有效，“在于运用了一种类似于市场的方式对这些权力和组织因素加以使用”（注：马明洁：《权力经营与经营式动员：一个“逼民致富”的案例分析》，载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编《清华社会学评论特辑》第1辑，鹭江出版社，2002年，第47页。）。当前，在中国社区公共经济发达的村庄中，这种治理模式并非少见。在这些村庄中，社区公共经济与人的经济理性的结合成为村社组织最容易挥动的“权力之棒”。这种权力的运作方式实际上是以村社正式组织为基础，借助于社区经济资源与内部利益的联系来实现的。该治理模式中，除共同体的公共经济资源外，利益相关的内部组织化联结本身便是有效的治理资源。

在这一拥有历史文化渊源的社区组织情境中， 它拥有一般现代城市社区难以具备的本土化资源，这些资源在每个治理细节中都发挥着它的功用。比如，对家庭和家族影响力的开发与利用是社区公共权力运作的重要特征。“户代表会议”是目前石牌村社区广泛发动的重要途径，当有关事项需要进行全体动员时，此村常常以“户代表会议”的形式达到目的。

借助宗族性关系依然是社区权力有意或无意采取的一种策略。 宗族制度下的权力运作曾经是村社区权力运作的最重要方式。虽然已经时过境迁，但在社区“心灵”深处，它依然是协调社区资源配置、实现社区正常运转的因素。在实际最高权力层“两委会”成员构成中，大姓氏池、董、潘姓大体上是平衡的。三姓称大与照顾三大姓的平衡是村里的老规矩，这对于协调群众的心理平衡有好处。社区组织的宗祠重修活动，先是池氏宗祠重修，继而潘氏宗祠重修，接下是董氏宗祠重修。社区权力就是在包容、顺应与利用本土化与民间化的规则过程中自发地实现着传统心理与现代社会变迁的交流，同时创造着新基础上的社区权力认同。

在这个熟人与半熟人化的社区人际关系网络里， 正式与非正式权力关系呈模糊化状态，它们的相互依赖与相互利用在促成权力寻求内部合作、推动社区事务的运转上起着微妙而重要的作用。正式权力与关系的非正式利用、非正式权力与关系的正式利用同时存在于社区权力的逻辑中，并渗透到社区共同体生活的所有方面。诸如民间舆论、熟识信任、身份认同、父老权威等，所有这些都时不时进入正式权力实现秩序的过程中。虽然社区公共权力的非正式运作与社区结构中的一些内在紧张直接相关，但它同时又是推动社区秩序实现的力量。

村社区实现秩序的权力运作， 主要还是一种具有家长制色彩的拟家族化的治理模式。在分配人们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以及调解人们之间的资源分配与利益关系时，它主要依赖于长期以来形成的一套关系网络；其效力来源于对本土化知识的熟悉以及与“特殊主义的关系结构”联系在一起的机制（注：梁治平：《论清代的习惯与习惯法》，载于杨念群主编《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37页。）。其中，无论是权力之下流露出来的脉脉温情，还是权力之上显露出来的赫赫威严，往往都没有脱离家长制的韵味。林南在论述天津大邱庄发展模式时也指出，地方政治权力结构不一定因市场转型而发生根本变化，因为该结构的基础是家族网络（注：边燕杰主编《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社会学者分析中国》，三联书店，2002年，第28页。）。同样可以看到，在石牌村这样的城中村社区，自主权的复得为社区权力的发挥提供了一定的社会空间。利用扎根于村庄记忆中的权力运行方式就成为一种便利的而且是相当合理的选择。

在这种都市村社共同体的治理模式中，有两个因素值得关注。 一是关于社区经济与治理的关系问题。学者对社区经济与治理效果的正相关关系已经达成一定共识。二是对这类社区治理模式的评价问题。非农化村庄研究表明，这些村庄已有的治理成果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对社区内社会资本等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深度非农化的城中村社区事实上已经从村民自治向城市居民自治过渡。如何对这类特殊社区的治理模式进行定位？有学者论及社区建设的目标模式时指出，善治与重建社会资本是中国社区建设的双重目标，政府能力有限性和社会资本的下降或丧失并不仅仅存在于城市社区，乡村社区与城乡边缘社区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因此，实现善治与社会资本重建是整个国家的一种战略性政策（注：赵孟营、王思斌：《走向善治与重建社会资本》，《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城中村社区因为都市村社型共同体的存在，是社会资本相对丰盛的所在。虽然，社区的城市化与市场化瓦解了部分社会资本，但它也继承、创造或者强化了一些社会资本，特别是利益关联性的社会资本。如果在进一步的社会资本增值路径中实现社区治理优化，更会显示出共同体组织网络的重要性。

显然，经济关联型与拟家族化结合的社区权力运作， 其有效性与合理性都深深地存在于这个具有经济实力与历史文化根基的共同体中。社区公共经济与本土性资源基础上构筑的社区治理模式，在特殊城市社区找到了赖以安身立命的秩序法则；它在大量分担政府治理成本的同时，还能够在这块弹丸之地准备着完全融化于城市的种种条件。需要说明的是，这种社区治理模式本身会有它内在的一些问题：有些是固有的，有些是派生的。这种成长于大都市里的特殊社区毕竟不是孤岛，都市脉搏的每一次跳动都会给它带来深深的颤动。石牌村的权力与秩序结构随时面临着挑战，对挑战的应对也正是这个过渡性社区权力与秩序格局的自我进化过程。

（三）走向现代的生活方式与文明的建构

在厚实的社区公共经济与独特的治理模式基础上组织起来的都市村社型共同体，在非农化农民群体对于城市生活的适应中到底有什么作用？

文化人类学研究显示，关系网络不仅涉及工具理性与理性计算，也涉及社会性、道德、意向和个人感情；它既是权力游戏，又是一种生活方式。（注：阎云翔：《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李放春、刘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5页。）共同体生活中，隐含与依附的、已经存在的与还在“生成”的内在质素，随时都能够被发掘出来，并派上实际用场。这些早已结束传统农业生产、往往又被现代市场竞争排斥于就业边缘地带的人们，如何找寻富有意义的闲暇生活，在其行动体系中凸现出重要性。而在这一行动特点的凸显化过程中，历史累积中形成的潜在资源，随时随处都可能成为可以借助的现实资源。宗族性联谊是城中村异常活跃的民间活动，在参加祭祖典礼、观赏庄稼长势、共述两地情缘的交流中，在类似这些血缘和历史情缘的联系中，所实现的不仅是历史的延伸，而且还在实现着城市化、市场化中人们的心理认同与社会认同，以及社会视野与社会关系的扩展。从派生出的少量经济活动中还可以看到，历史与现实的融合能够嫁接出现代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崭新生长点。

现代文明生活核心的理性精神与文明生活方式的培养，同样发挥着特有的作用。因为共同体组织的存续，农民在城市化过程中急需的现代文明与理性化精神，才有条件以组织化与群体化的方式传播并被农民接受。实际上，无论是天河区发起的村民素质教育，还是广州市推行的殡葬改革、居民普法教育等活动，主要都是通过共同体组织的力量和网络得以实施和实现的。其中，村民素质教育推行的力度大，持续的时间也长。1999年3月，石牌村根据区委区政府文件，制定了村民素质教育方案，并以公司董事长挂帅方式成立了村民素质教育领导小组，分批对村里16—40岁的中青年村民进行全面综合素质培训。培训内容包括文化基础课、法制教育课与专业技术课，经费统一由三骏公司负担。为保证正常的教学秩序，公司制定了一系列与经济奖惩相联系的制度规定。许多参加学习的学员都顺利通过学习。不管这种形式的素质教育有何局限，在让村民转化为真正市民的素质训练中，它都具有独到的效果。

都市村社型共同体由于特定的社区背景， 其经济社会结构已经全面地渗透经济理性的价值观念；同时，它还拥有传统村社价值合理性的深刻土壤。两者共存共融，使得它在马克斯韦伯的工具理性与实质理性的紧张关系中、在两者的博弈中能够达到相对“中庸”的境界。该境界无疑为这一时期人们的生活方式注入崭新因素，同时又存留了满足心理认同的原生文化因素。许多人承认，迈入城中村以后，生活状态尽管有它的不足之处，但生活质量却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这是社区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在城市化过程中，他们还能保持传统社会文化网络，这是这一时期能够贴上“黄金”称谓的重要原由。日本学者内山雅生指出：“那些过去的惯行的继续存在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农民生活本身是依存于农村社会的各种关系中的。”（注：转引自李江涛、吴重庆《村委会选举与乡村社会的自组织资源》，《中国农村研究》2001年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61页。）

学者在广州都市村庄南景村的调查中也同样发现， 生活在都市中的原住南景村民没有产生如台湾都会区原住民的自卑感、精神的失落和内心的郁闷，没有造成文化弥合中的深度困扰，而是在不同层次上划定着认同的边界，在村庄的认同中，分享着组织化的管理与经济利益；在地缘、血缘与历史文化的认同中，寻找着往日的亲情、友情与社会心理的满足（注：孙庆忠：《都市村庄——广州南景村的人类学追踪研究》，中山大学2001年博士学位论文（未刊稿），第115页。）。它在与都市文化的交流中，维系着一些固有的行动方式与交际网络，同时又在建构着新型的社会关系与价值观念。城市化的深化过程也是两种文化先糅合继而又逐渐疏离的过程，由此没有形成激烈的社会心理与文化冲突。

弗朗西斯福山认为，社会资本带来的好处远远超越经济领域， 对于创立一个健康的文明社会与社区至关重要（注：福山：《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刘榜离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20页。）。这一具有社会资本性质的组织化共同体，在社区可持续性的经济利益创造之中，在获得认同的社区治理模式建构之中，在适应城市化与满足本体需求的生活方式选择之中，均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它是实现农民城市化利益最大化的独特场域与“新型社会空间”。 　四、关于都市村社共同体的进一步阐释及政策性思考

经典的“理想型”范畴中，滕尼斯（Tonnies，F）区分了乡土社会与法理社会，认为前者是简单小型的社区社会，后者则是复杂大型的个人取向型社会；迪尔凯姆（Durkheim，E）区分了机械团结社会与有机团结社会，认为前者是“集体意识”基础上联结起来的共同体，后者则是复杂分工基础上联结起来的共同体；雷菲尔德（Refield，R）区分了俗民社会与都市社会，认为前者以传统规范、全面人际关系互动为特征，后者则以多元化价值观与片面人际互动为标志。纵观这些城市化与社会变迁的二元分类法与解释范畴，村落与城市都各自拥有一套规范与文化意义系统，它们是如此不同乃至相互排斥着；因此，若以这种分类视角看，村落终结型的变迁是颠覆性的一种社会变迁。然而，在转型得以发生的并非“理想型”的具体情境中，后生文化形态总会拥有前者文化形态的沉淀。在城市特质与农村特质、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如果有使过渡平缓发生的场所，那么，巨大的差异与冲突就能够消融于逐渐的演变之中。都市村社型共同体恰好为这样的转变搭起了一个时空“平台”。

因为都市村社型共同体的生成和它所发挥的作用，在由“村”向“城”的转化中，石牌村并没有采用以“城”去同化“乡”的方式，而是采用以村社型共同体的组织架构和本土化的资源去吸纳“城”、实现与大都市融合的路径。此种转型没有根本意义上的组织重组，无论是向城市社区组织转型的居委化，还是向现代经济组织转型的公司化，都是寄居于本土组织的。令人关注的是政府力量对这种方式的介入。石牌村改制五年后的居委会换届选举，街道仍然下文让三骏公司去做，类似这样的事例还有许多。这里反映出一个深刻的矛盾：一方面最贴近民间的基层政府部门常常体会到借助本土力量进入工作的便利，因而在实际工作中，会通过各种途径有意识地保护这种力量，如三骏集团公司的董事长还曾一度兼任街道党委副书记；另一方面，上级政府出于更具普遍意义的理念，以及对本土性力量感知的弱化，更倾向强化政府本位的权力，由此招致文本制度与实际工作的矛盾。

这一转型表明了村社型共同体组织及其本土化资源对农民城市化的意义。 因为这些本土性资源是寄居在共同体组织网络之中的，因此，共同体组织便成为“小传统”依附并发挥作用的社会场域，该组织本身也成为最重要的本土资源。通常，具有弱“势能”特质的社会群体与文化是以自己的“小传统”为“桥梁”，进入或者融化到具有强“势能”特质的“大传统”中去的。而农民是通过他们的“小传统”进入到“大传统”中去的（注：米格代尔：《农民、政治与革命——第三世界政治与社会变革的压力》，李玉琪、袁宁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15页。）。在这个意义上，都市村社型共同体是特定“农民”群体城市化的实质性依托。

学者指出，应该对我们的现代化理论、现代化策略与政策进行深刻反省， 发挥与发掘诸如宗族、宗教与习惯法等传统资源在社会与社区发展中的作用；即使一些“社区记忆受到市场化与现代化冲击会趋向弱化，但在短期内，它仍然与地域传统文化和其他一些特殊原因密切联系在一起，与市场化程度不可化约”（注：贺雪峰、仝志辉：《论村庄社会关联》，《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学者甚至一致认为，“小传统”中的不少因素都可以发挥社会资本的效用，因为，社会资本的特征是“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而“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是否拥有社会资本，决定了人们是否可以实现某些既定目标”（注：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邓方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354页。）。对于农民这一在整体社会结构中最为弱势的社会群体，动员与利用自身具有的社会资源更是他们走向城市社会生活的有效的与便捷的路径。

都市村社共同体是群体成员可以借助的惟一重要社会资源。 在城市强势力量的“围攻”下，脱胎于农民、又不得不进入城市生活的城中村民普遍一无技术、二无文化、三无特殊优势，是城市生活中最缺乏竞争能力的群体。目前中国还没有建立起规范化的弱者保护机制，这些人的诉求与利益随时都有可能遭到忽视。由于都市村社共同体具有长期正式组织的合法性，同时又根植于农民的历史文化以及种种正式与非正式的关系与制度，所以，这类共同体拥有实现这一群体需要的不可替代的能力与潜力。

事实上，村社共同体借助自身的组织化机制， 建立了应对城市“围攻”的适应性经济模式、治理方式与生活方式。在此，因为已有组织化网络的存续，所以大小“传统”才有机会进行多层面的交流。在这里，发现以下情况并不意外，即城中村民在拥有一份衣食无忧生活的同时，还能以自己的方式分享、编写民间社会的历史文化，实现着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并因此没有产生进入城市生活的严重困扰与大规模的失范行为，没有陷入城市生活与社会心理的双重“边缘化”状态。这与许多征地转居后陷入“社会排斥”与“社会边缘化”的农民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