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范文
时间:2023-07-19 17:36:56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因子分析;聚类分析;判别分析:经济发展
一、引言
当今社会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社会中存在多种不确定性,所以要正确使用数据分析方法进行数据分析,有效提取信息是生活中决策的关键。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是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它关系到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的发展程度以及国家的综合国力,因此研究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非常有必要。
因子分析、聚类分析和判别分析是多元统计分析中三个重要的分析方法。本文针对2005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除港澳台地区外)的主要经济发展指标,先后运用因子分析方法、聚类分析方法和判别分析方法,进行分析评价。
二、文献综述
目前,针对区域经济的研究很多,随着研究地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定量方法被引入进来。吴玉鸣在采用因子分析法对我国31个行政区划的第三产业综合发展水平进行了评估,提出实施第三产业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梁晓俐对全国30个行政区划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主成分分析,根据因子加权综合得分进行分类排序,得到全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总体上呈现东高西低的地域分布。这几篇文章都只是对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排序,并没有很好地进行分类,不利于看出各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快慢情况。陈佳、吴润衡、刘喜波先后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和聚类分析方法针对2004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除港澳台地区外)的26个主要经济发展指标进行分析评价。王维、李仕明、肖磊先后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和聚类分析方法,对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动态分析。这几篇文献使用的数据都已经比较陈旧,不能反映近几年的经济发展。为了弥补以上不足,本文对全国2006年的经济数据进行分析,首先对所选的经济指标做因子分析,科学有效地缩减指标规模,得出三个意义较为明确的公共因子,再用聚类分析方法,得到各地区经济发展层次分布状况,最后用判别分析方法看所选方法的判断准确性。
三、样本数据
本文选取了2005年全国地区23个主要经济发展指标(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年鉴2006》):年底人口数(万人);就业人员(万人);职工人数(万人);地区生产总值(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商品房销售额(万元);竣工房屋面积(万平方米);房屋住宅销售面积(万平方米);职工平均工资(元);旅游外汇收入(百万美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各地区货物周转量(亿吨公里);各地区货运量(万吨);各地区客运量(万人);城镇居民平均每人全年总收入(元);农村居民平均每人全年总收入(元);城镇居民全年最终消费支出(亿元);农村居民全年最终消费支出(亿元);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亿元);外商投资总额(亿美元);税金总额(万元);利润总额(亿元);工业增加值(亿元)。
四、统计分析
本文采用SPSS11.5进行统计分析。
(一)对原始数据的因子分析和主成分分析
1、KMO检验与Bartlett球度检验(见表1)。KOM值是用于比较观测相关系数值与偏相关系数值的一个指标,其值越逼近于1,表示对这些变量进行因子分析的效果越好。本样本的KOM值为0.792,适合因子分析,而且可以得到比较满意的结果。而且,Bartlett球度检验的显著性概率为0.000小于显著性水平0.05,也说明适合因子分析。
2、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利用SPSS提取了三个因子,因为未经旋转的载荷矩阵中,因子变量在许多变量上都有较高的载荷,为了使因子更具直观含义,所以运用方差极大法对因子载荷矩阵旋转。因子1包括年底人口数、就业人员、职工人数、地区生产总值、房屋住宅销售面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各地区货运量、各地区客运量、城镇居民全年最终消费支出、农民居民全年最终消费支出、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利润总额和工业增加值,主要反映经济总量和人民生活水平,所以可以命名为经济总量因子;因子2包括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商品房销售额、竣工房屋面积、职工平均工资旅游外汇收入、城镇居民平均每人全年总收入、农村居民平均每人全年总收入、外商投资总额和税金总额,反映的是全社会各方面收入情况,可以命名为收入因子;因子3只有各地区货物周转量这一个变量,这个变量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所以可以命名为经济发展因子。
3、因子得分函数。根据因子得分矩阵,可以得到因子得分函数:
(二)对综合得分数据的聚类分析
对全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进行3-6类的聚类分析,类间距离为类间平均链锁法,样本间距离为欧式距离平方法。通过对比发现分为四类是比较恰当的,能够体现各省市经济发展的快慢情况。分成四类时:北京和上海属于第一类;江苏、浙江和山东属于第三类;广东属于第四类;其他属于第二类。我们分析不同类的地区时同样采用指标平均值。
通过分析各类均值结果,可以得出各类地区所选取的经济指标方面发展的水平情况,综合分析就可得出各类地区的发展水平。
(三)对各类进行判别分析
因为本身所选的样品就比较少,所以没有从中抽调一些分析,这样我们可以用交互验证的方法来判别聚类效果优劣(见表2)。
表2显示了交互验证结果。可以看到该判别函数的准确率为100%,交互验证的结果和自身验证的结果完全相同,因此该判别函数是较为稳定的。
五、结论
应该说本文的分析结果对于宏观地考察地区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对各地区制定和调整经济发展战略是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的。
从因子分析的结果来看,因子l包含了全部信息的65.136%,这说明我国经济的发展主要是经济总量的增长。
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我们注意: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额的载荷较高,所以投资热问题是我们一直比较关注的;人口因素的载荷也是比较高,说明人口因素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交通运输量相关指标的载荷很大,这说明交通在经济发展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而且从目前来看,各个城市都比较重视交通的发展。
因子2反映了一个我们现在比较关注的问题――城乡差距问题。此外,商品房和住房指标的载荷也很突出,说明2005年我国的房地产业的发展非常突出,从目前的形式来看,房地产仍然是非常热门的。
从聚类分析的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2005年,经济发展最快的省份是广东;其次是江苏、浙江、山东三省;发展中等的是北京、上海;其他省份发展相对比较慢。
从判别分析的结果来看,以上分类的结果是比较理想的。
篇2
关键词:经济增长;资源丰裕度;资源诅咒
中图分类号:F291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24-000-01
我国是资源大国,但从资源分布情况上来看,我国的自然资源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是我国矿产资源以及能源的主要集中地。理论上来说,丰裕的自然资源储备可以作为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撑,带动经济的全面快速发展,但是由于存在资源陷进,西部地区的发展水平并不及资源相对贫瘠的东部沿海地区。这一现实情况,从主观上也说明了在我国西部地区,资源的丰裕程度与经济的发展水平并不成正相关关系,也初步的说明了我国的确存在“资源诅咒”理论中的一些经济现象。
为了探讨我国西部地区资源丰裕而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客观现实,本部分通过建立省际面板数据来实证检验我国西部地区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性,为本次课题进一步的研究打下基础,为资源开发利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做出理论解释。
一、自然资源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
中国区域的发展水平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差异性的重要特征,自然资源是相对于丰裕的中西部的地区而方,这其中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于增长速度大大不如资源匮乏的东部的一部分地区。深入的来分析在于市场经济条件之下自然资源制约着我国地区经济增长的各类的传导机制,是离不开投资、创新、人力资本、腐败等这四类重要的渠道的。
是以自然资源做为主要的经济结构导致投资水平的下降问题。对于我国大部分资源的丰裕的地区而言,资源开采以及于加工行业都占有着比较大的一部的份额。严重的依赖于自然资源阻碍着人力资本的积累以及于科技创新水平的不断的提高。
我国的矿产资源产权的相关的制度是不合理,更加容易滋生腐败的现象。在国内,矿产资源的全部的所有权并未得到优化的重要保障,资源采掘业的产权制度存在着一定的弊端,地方政府以及于各级资源管理部门行使事实上的所有权,这样更加容易引发出地方政府官员以及于资源开采方进行勾结,滋生出一部分的腐败的个人行为。我国资源丰裕地区也形成了的以初级部门为主的产业的相关结构,无法进行充分的发挥着人力资本的重要作用,不能够提供比较良好的创新性的环境,因此,这样也不能够吸引、培养出比较高层次的人才以及于企业家。
二、模型实证结果与分析
模型实证结果扩散型自然资源和集中型自然资源两个变量,可以看出集中型自然资源的系数为-0.15025,虽然不显著,但也能说明扩散型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有着遏制作用。而扩赛型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关系。究其原因正如前文所分析的西部地区中大部分地区主要依靠一产来拉动经济的增长。所以森林,土地和水资源能够促进经济的增长。而集中型自然资源没有发挥它应有的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一方可能是因为像煤炭、石油等集中型自然资源更容易产生寻租行为。二是像煤炭资源,自从九三年以来,我国逐步的放开了除电煤之外的所有的煤炭的价格的管制,并且实行随行就市、企业自主的协商定价的煤价相关政策以来,虽然还是存在着短暂的下跌的情况,但是总体而言煤炭的价格上涨势头也是比较明显的。
国内投资以及于教育对于经济增长都有着比较显著的正向的促进性的作用。比较符合在现阶段的固定资产是我国各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的事实。而人力资本更是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因素。当加入这两个变量时,集中型自然资源资源仍然呈现负向不显著,扩散型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关系。
模型中创新与对外开放度对经济增长都呈现出正向不显著关系。由于西部地区受地理位置影响对外贸易方面一直较为落后。同时可能因为资源型城市的产业的结构比较单一、科技进步水平也比较低,因而破坏性的开采的操作行为造成了一系列的破坏生态的环境问题比较突出, 可见投资坏境不尽如人意。将这两个变量加入到模型中,集中型自然资源仍然对经济增长负向不显著,扩散型自然资源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
因此,通过将西部地区2003-2010年面板数据进行回归,证明了前面的分析:扩散型自然资源有助于第一产业发展,西部地区排名第一的产业仍是做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性的源泉,但是集中型的自然资源未能够发挥其应有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马宏.社会资本、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东中西部省际数据的实证检验比较[J].经济问题.2013(09)
篇3
保税区亦称保税仓库区,是一国海关设置的或经海关批准注册、受海关监督和管理的可以较长时间存储商品的区域。保税区是中国继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之后,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新的经济性区域,是我国目前开放度和自由度最大的经济区域。1990年6月,中国批准设立了第一个保税区――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后,其后陆续设立了天津、深圳沙头角、深圳福田、大连、广州、厦门、张家港、海口、宁波、福州、青岛、汕头、珠海、盐田等共计15个保税区。保税区设立可分为两期:第一期为1990-1993年的13个,第二期为1996年的2个,之后,国家没有再批建新的保税区。15个保税区均设在我国东部沿海的九个省和直辖市,上海、天津、辽宁、江苏、海南、浙江、山东各建1个,福建有2个,广东多达6个,其中深圳市有3个(成思危,2004)。
保税区最初的功能定位是出口加工、国际贸易、转口贸易、保税仓储和商品展示。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全国15个保税区的保税仓储、转口贸易、商品展示功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有的更侧重于贸易物流功能,而有的则更侧重于加工功能,自由贸易功能发展不足(刘辉群,2005)。但从目前的发展来看,保税区贸易功能相对较强,在吸引外资和发展出口制造业方面类似于经济技术开发区。根据我国保税区的发展现状,我们可以将保税区分为以下类型:综合型、工贸型、物流型和生产加工型。未来,保税区的功能定位将更倾向于与国际接轨,保税区实现区港联动,促进现代国际物流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保税区向自由贸易区转型将成为基本趋势(张世坤,2005)。
从1990年以来,我国保税区建设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经济规模增长较快,经济效益明显提高。本文根据现有统计数据,计算了2006年保税区主要经济指标(见表1)。从保税区目前发展现状看,暂不考虑各保税区管理体制、区位等差别,仅从功能定位角度看,可以初步发现,功能越齐全的保税区的经济效益往往越高,表现在产值密度、税收密度、进出口密度等指标领先于其他保税区。特别地,在引入保税物流功能后,往往会使得保税区的经济效益明
显改善。
二、我国保税区发展水平的评价
对保税区综合经济规模和经济效益评价进行定量分析,是在单指标评价的基础上进行加权综合评价,该模型强调指标的群体性,指标之间具有替代作用,即个别指标的落后对系统整体功能不会造成太大影响。
由于各指标的量纲不同,不能进行相互比较和计算,在综合分析前必须对各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所谓的指标无量纲化就是清除量纲和数量级的影响,将指标的实际值转化为可以综合的指标评价值,从而解决评价指标的可综合性。本研究采用的无量纲化的方法如下:
某行业某指标的标准化数值=(该行业该指标值-所有行业该指标的最小值)/(所有行业该指标的最大值-所有行业该指标的最小值)。
在运用综合评价模型时,按照加权求和的计算方法,设第i个指标的无量纲化指标值为xi,对应的权重为wi,则加权求和计算模型为:
ρ=Σwixi(1)
其中,综合经济规模的单项评价指标包括:工业产值、税收、进出口贸易额;综合经济效益的单项评价指标包括:单位面积的工业产值、税收、进出口贸易额。基于数据的可得性和计算的便利性,采用改进的三标度层次分析法(IAHP)计算权重wi。根据以上模型计算保税区经济规模和经济效益的综合得分,结果见图1。从中可以看出,深圳、上海保税区的综合经济规模和经济效益最高,汕头、珠海保税区综合得分最低,海口保税区居中。可见,综合型的保税区往往可以获得较高的综合经济规模和经济效益,单一的生产加工型保
税区在综合经济规模和经济效益方面的表现往往差强人意。
三、保税区发展对腹地经济的依赖
保税区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在发展国际贸易、吸引外商投资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力地促进了腹地经济的发展(王莉,2005)。本部分利用计量模型考察保税区综合经济规模与腹地城市经济之间的关系,利用计量软件EVIEWS6.0进行回归分析,模型的回归结果见表2。
注:表中单元格给出了相应的回归系数,括号内为t值。显著性水平**代表p-value<0.05。
1.腹地城市经济规模。回归模型采用腹地城市GDP指标代表经济规模,回归结果表明,腹地城市GDP的回归系数在5%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封关面积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可见,保税区的综合经济规模与腹地城市的经济总量显著正相关,腹地城市经济总量越大,保税区综合经济规模越大。上海、深圳保税区依托所在城市的经济增长,扩大了自身的产业规模。这表明:保税区经济规模的水平更多的受到当地综合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而保税区已开发面积虽然对其经济规模有正向影响,但在引入腹地城市变量之后,其影响变得不再显著。因此,未来保税区的开发和经济发展更有赖于腹地经济增长,只有腹地城市经济的迅速扩张才能支撑保税区的快速发展(赵榄,常勇,2008)。
2.腹地城市工业化水平。回归模型采用腹地城市工业产值代表工业化水平,回归结果表明,腹地城市工业产值的回归系数在5%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模型的拟合度较高。可见,保税区的综合经济规模与腹地城市的工业规模显著正相关,腹地城市工业规模越大,保税区综合经济规模越大。上海、深圳的工业化程度较高,工业规模较大,推动了两地保税区经济的较快增长。虽然张家港保税区所在城市苏州的工业产值规模很大,但是它并没有带动保税区相应的经济规模,其可能的原因是保税区与周边地区没有形成密切的产业关联。这说明:一方面,未来保税区的开发和经济发展还有赖于腹地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另一方面,保税区的产业定位必须充分考虑腹地城市的产业基础,只有与腹地城市形成紧密的产业关联,形成产业链的互动延展才能推动保税区的产业可持续发展。
3.腹地城市对外开放水平。回归模型采用腹地城市进出口贸易额代表对外开发水平,回归结果表明,腹地城市进出口贸易额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模型的拟合度较高。可见,保税区的综合经济规模与腹地城市的进出口贸易额显著正相关,腹地城市进出口贸易额越大,保税区综合经济规模就越大。可见,上海、深圳经济的外向度高,进出口规模大,推动了两地保税区经济的较快增长,而张家港保税区的综合经济规模与苏州的进出口规模并不相称。
四、保税区进一步发展的对策
1.整合产业链,推动保税区招商引资。产业链招商对于壮大一个地方的产业,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作用越来越大。从保税区的发展看,在招商引资中贯彻产业链的整合方法,就是要围绕产业定位,按照“龙头项目――产业链――产业集群――制造业基地”的发展思路,参与主导产业链各环节分工、截取高附加值环节、打造完整产业链、延伸创新产业链。要以国际产业转移为契机,引进一批投资规模大、辐射带动作用强、科技含量高、市场前景好的大项目;做好产业配套,积极承接周边区域大项目的辐射,催生特色产业链;全面提升保税区对接和控制区内外产业链的能力,建立整合产业链的集群竞争优势。
2.打造物流平台,推动国际物流业发展。保税区国际物流设施平台的构建,主要是用于解决区内进出口货源基地、各层级仓库网点及设施技术、货物流动过程、货物流动的方向和速度等重大战略问题,应该涉及对外交通运输体系、区内交通运输体系、复合运输体系、集装箱装载系统,以及仓库、堆场、转运站、成组装载系统和保税查验场地等方面,为保税区货物进出、通关监管,区港联动运作机制的建立创造有利条件。要构筑和完善以多式联运体系为核心的国际物流联运体系;要吸引航运集团共同建设国际物流园区;要构建保税区国际物流信息平台,主要包括货物跟踪子系统、电子数据交换子系统(EDI)、综合服务子系统、物流运作支持子系统等4个部分;要引进和培养优秀的物流管理人才;要选择培育国际物流运作主体及发展物流主体形式;要创新保税物流园区海关监管模式;要健全保税区物流产业政策法规。
3.加强区域合作创新,推动保税区与腹地经济互动发展。树立“大市场、大作为”的观念,了解、收集市场信息,利用各种经贸洽谈会等平台,制定保税区企业和产品的外向推广计划,支持、鼓励企业实施“走出去”、“请进来”的战略。进一步加强保税区与腹地城市产业合作与互动,推动生产要素的跨地区高效流动和资源的优化整合。保税区要围绕保税区主导产业,促进区域创新发展。创新平台是以产学研合作平台为主体、技术创新平台为核心、创新服务平台为保障的大系统。保税区要大力推进产学研结合,积极引导保税区企业与大学、科研院所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或联合协作的方式,合资、合作兴办各类技术创新机构。大力支持立足本区域覆盖腹地城市的重点产业和重点企业,组建行业技术创新中心和企业内部重点工程中心,以增强主导产业的自我创新能力,改造传统产业,带动腹地城市相关产业发展。
篇4
【关键词】学前教育;发展水平;影响因素
一、我国地区学前教育发展水平与主要影响因素
(一)我国地区学前教育发展水平
我国很多地区由于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影响,人们的消费观念存在不同,同时也影响到了学前教育发展水平,导致两者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如果将我国分成东部、中部、西部,那么就可以看出三者在经济发展上的差别,我国东部经济较为发达,学前教育发展水平也就很高;其次为中部,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相比于东部发展较为缓慢,落后于东部,其学前教育发展水平与东部相比也较为滞后;最后为西部,西部地区属于我国经济发展最为缓慢地区,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较差,也就导致其学前教育发展水平较差,很多适龄儿童都没有接受过学前教育,也有些和没有接受过正规学校教育。如果从具有指标看,就会看到,我国东部地区无论是在幼儿入园率上,还是幼师数量上都有具有明显优势,不仅比其他地区高出很多,还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很多,对于中部地区来说,由于地方财政支持力度较为薄弱,也就使公办幼儿园数量难以得到提升,而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较为缓慢,城市与农村之间差异较大,对于学前教育发展水平上的差异就会很大。
(二)影响学前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
由于我国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不同,也就导致了学前教育发展水平出现差别,总的来看,影响学前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一般在于学前教育供求情况。如果从供给上看可以得知,经济发展水平能够决定财政拨款的多少,以东部地区为例,由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较快,人们生活质量较好,生活中各种基础设施也很完善,政府在其他方面上需要投入的资金也很少,这样一来就有了足够资金用于支持学前教育,而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差,需要财政拨款的地方也很多,要是故意加大对学前教育的投入,就会使本身就有限的财政资金更高减少,地方政府所面临的压力也很大。从需求上看,主要影响学前教育发展的因素是地区人力数量和经济发展水平,对于东部地区来说,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也就带动了人口数量的增长,使得适龄学前教育儿童也就明显多于其他地区,因此对于学前教育资源的需要也在增多,政府为解决适龄儿童入园难问题也就加大了对学前教育的投入。
二、提升地区学前教育发展水平的主要措施
在我国,影响地区学前教育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是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特别是东西部地区教育发展差距较大,导致两地区在学前教育发展水平上的差距也很大,不仅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能够影响地区学前教育发展水平,人口结构。财政资金投入也会影响教育资源的实际分配情况。因此,要提升地区学前教育发展水平应从改变政府投入模式、加大教育经费以及做好贫困补助工作等三方面入手。
(一)改变政府投入模式
通常情况下,政府财政拨款的多少将直接影响到办学体制,两者具有紧密联系。一般而言,政府所提供的财政支持仅局限于公办幼儿园,尤其是重点幼儿园是其主要投资对象,因此,过度投资于公办幼儿园,使其总体建设越来越好,但非公办幼儿园其建设情况则会越来越差,这样一来就使少数幼儿园无论是在入园率上,还是在教育质量上都会得到提升,但毕竟是少数,同时这样的投入模式也不利于学前教育机会的增加,使学前教育机会受到限制。所以,对于政府来说,一定要转变这种投入模式,不仅要对公办幼儿园给予财政支持,还要对民办幼儿园给予财政支持,平衡两种不同归属幼儿园的款项,不断提升幼儿园教育质量与基础建设,从而全面提升幼儿园教育质量。
(二)地方政府应适当加大学前教育经费
对于学前教育来说,政府对其发展影响较大,因此,地方政府一定要予以教育经费支持。这就要求地方政府根据地方实际情况,适当的教育经费进行改革。地方政府应成为学前教育的主要从投资体,并根据当地实际经济情况给予财政支持。所以,对于上级政府部门来说,在对学前教育进行投入以前,一定要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当地适龄儿童数量作为主要参考对象。尤其是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的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一定要适当加大对其投入,以便转变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和人口结构不同而出现适龄儿童受学前教育机会不均等的情况。
(三)做好贫困补助工作
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还是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地区都有经济条件好和经济条件差的家庭存在,这就需要地方政府和幼儿园根据自身情况做好贫困补助工作。对于政府来说,应设立学前教育专款,主要用意补助经济困难家庭和弱势家庭的适龄儿童,让他们与其他儿童一样享有受学前教育的权利,对于幼儿园来说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每年定期收入免费学前教育儿童,确定数量,这样不仅可以提升幼儿园在社会中的形象与地位,还能使幼儿园发展得更好。此外,政府和幼儿园也可以通过宣传形式,让社会爱心人士赞助贫困适龄儿童,通过他们的帮助是适龄儿童接受学前教育中,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学前教育机会,还是能受教育儿童数量得到提升。
结 论
在我国城乡生活水平与东西部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也就使学前教育发展情况出现了不同,学前教育对于国家未来发展有很大影响,尤其是教育备受重视的今天,学前教育也受到了国家的重视,但由于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学前教育发展水平出现的差异,这样也影响到了国家的发展情况。为此,本文研究了地区学前教育发展水平及其影响因素,并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些合理有效解决办法,希望能够被相关人士采纳。但其中一定会有不足之处,希望能够得到专业教师或学者的指引,以便完善论文。
参考文献:
篇5
经济发展时空演变研究
引言:本文首先阐述了我国经济发展时空演变的研究方法,然后对我国经济发展时空演变的结果进行了分析。
一、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时空演变的研究方法
经济发展的水平与效率分析方法:
对于经济发展水平分析,就是采用现有的人均GDP、公共财政收入、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等等指标数据,采取相应的标准化处理,并且根据公式对我国的各个地区经济水平进行评价。
对于经济发展效率分析,采用的较为普遍的是DEA评价方法。而又包括CCR模型和BCC模型,CCR模型的假设往往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因为其采取的假设是规模报酬不变,进而计算决策单元的综合效率。相对来讲BCC模型测算的便是规模报酬可变情况下的技术效率,更加贴合实际。在这里,本文便采用了BCC模型来作为最基本的分析模型,其能帮助我们获得经济发展综合效率和经济发展的纯技术效率以及经济发展规模效率等三个指标。
基于以上两种分析方法的耦合分析。简单来讲,就是将经济发展水平区分高低,将经济发展效率也区分高低,从而进行整合,而得到四个基本类型。
二、我国经济发展时空演变的结果分析
1.经济发展的水平演变分析
近些年来,从我国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来看,各个地区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上海以及北京的一直处于较为明显的领先状态。而随着时间的改变,我国的各个省份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排名产生了一些新的变化。除了广东、山西、河北出现下降情况,其他省份均有不同程度的进步。例如2003年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的差距为0.612,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各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正在逐步缩小。例如在2013年经济发展水平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的差距已经缩小为0.493。
我们还应该意识到,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各个地区的持续增长,其排名产生了新的变化。北京和上海一直领先于我国经济的先进水平。而近些年来,广东、浙江、江K经济等东部地区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取得了较高的水平。重庆、湖北、河南等中部地区以及内蒙古、吉林等北部地区的经济也得到了较快的增长,而在这里需要提出的是,河北山西,黑龙江等地经济发展水平排名有所下滑,而我国南部的海南,广西等,西北部的,甘肃,等经济发展水平也取得了一定的提高。
2.经济发展的效率演变分析
通过软件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整体来看,我国经济发展的综合效率并不高。对于经济发展综合效率的最优,只有极少数的省份才能实现。而通过一些数据可以发现,近几年来最优的省份占总省份的比重基本稳定。
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的综合效率差距呈现先缩小而又增大的情况。因为近些年来,我国只有少数的省份中综合效率实现最优,而效率较高的省份与其他省份之间综合效率差距有所增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平均的综合效率只一般的水平,甚至出现了下降的情况。
近些年来,我国存在的少量最优省份中,比例较大的市依靠纯粹的技术来取得效率的最优,相比较之下,依靠综合效率以及规模效率取得最优省份的数量比例较小。并且,存在着经济发展纯技术效率得到加强,规模效率有所减弱,表明我国经济发展正由规模效率向纯技术效率方向转变。
3.基于耦合方法对我国区域类型的分析
在我国相对来讲,其具有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有效的经济发展效率省份可以单独划分为一个类型。例如2013年相关数据所显示的北京、天津、上海三个省份,便属于该类型。这一类型的省份有成熟的经济,发展水平要高于其他省份,也就是说,其经济发展具有较高的质量。
具有较高经济发展水平,但是经济发展效率却较为低下的省份,此类型的省份单独划分为一个类型。例如,2013年有2013年有江苏、广东、浙江、山东、辽宁、福建等城市,这些城市没有较高的经济发展质量。
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但是其有有效的经济发展效率的省份也被划分为一个类型。在2003年黑龙江以及河北被归为这一类型,在进几年来的相关数据中,没有省份被归为此类。
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并且经济发展效率又较为低下的省份也被单独划分为一个类型。根据一些数据可以发现,这一类型的省份有所增加,又逐渐趋于稳定。
4.基于耦合方法对我国空间格局的分析
通过对进几年来的相关数据进行比较,可以看到,我国的各个省市中,经济发展相对成熟,并且发展质量又比较高的省份少之又少,在总体中也只占很小的比例。并且都只在我国的东部地区;经济发展一般的省份,占总省份的数量便有所增加,达到了19.35%,并且其中一部分经济发展相对较高,效率却较低的省份也属于东部地区,而另一部分经济发低,效率较高的省份则很少被发现;比较之下,我国的绝大部分省份的经济发展尚且不成熟,有数据显示,其占我国总省份的70.97%,其大部分处于中部和西部地区。
三、总结
本文分别对我国的省级行政单位进行了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经济发展效率两个角度的分析和概括,并进行整合,从而分析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时空演变。所以,根据上文可以很清楚的知道,我国各个地区、省份之间存在较大的经济发展差距,很多省份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1]付正义,涂建军,李小敏,哈琳.我国经济发展的时空演变分析[J].经济地理,2016,02: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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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经济发展水平 差异性 非均衡性 农村社会养老
论文摘要:经济发展水平决定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规模、结构及社会化程度,我国农村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性较大,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收入、农村东中西部收入及各地区内农民收入差距明显。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应区分经济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落后地区分别进行设计,建立非均衡性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
为适应农村经济发展,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探索研究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新途径。然而,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农村人口众多,地区间差异大,发展极不平衡,尽管自20世纪90年代起各地都在积极探讨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但由于制度设计缺乏可行性,总是问题多多或中途流产,以致1999年国务院中途叫停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设计、建立与地区相适应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已势在必行。本文从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影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等方面着手,对我国建立非均衡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进行探讨,以求教于同人。
一、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影响
(一)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着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规模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实施中需要国家给予财政支持,实施范围愈广,保障规模愈大,所需要国家财政拨款愈多。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社会保障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较高,由此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规模较大,而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弱,其社会养老保障的规模、水平大大低于发达国家。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落后,经济发展水平低,在我国历年的国民收人中,消费基金一般占70%左右,而消费基金的大部分用于以按劳分配为主要形式的工资部分,只有大约占消费基金10%的部分用于社会保障,这一部分仅占国民收人的7%。而这部分的社会保障基金也只有小部分被用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所以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面很小,只集中在经济较发达地区。
(二)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着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结构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结构指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各种保险项目之间的比例关系。在经济发展水平低的情况下,农民的社会养老保障需求受到抑制,也只能选择低水平的保险项目,无法选择高水平的保险项目,从而使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结构表现为低层次性和不完整性。反之,如果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国家有充足的财力满足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需求,农民有缴费的经济能力,就可以选择高水平的保险项目,这种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模式就会依据社会成员多方面的需求走向项目齐全化和体系完整化。我国由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农民的财力有限,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保障水平较低,仅能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要。
(三)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着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社会化程度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社会化程度是反映其模式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因素,主要包括筹资的社会化、保障对象的社会化、服务的社会化等。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社会化程度主要是由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来决定的,当农村经济发展水平高时,农民支付能力高,保障模式水平的社会化程度就比较高,资金来源渠道多,保障对象全民化,保障的覆盖面宽。如瑞典模式,其社会化程度较高,保障对象为全体公民,实现了保障对象社会化;在资金来源上,实行个人和企业纳税并与国家财政补贴相结合的方式,实现了筹资的社会化;在资金的筹措与管理上,普遍采用了基金化、经营化、货币化的方式。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低,因而其社会化程度比较低,筹资渠道也比较单一。
二、我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
1.我国城乡居民收人差距显著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的整体经济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大多数农民生活水平仍然很低,城乡差距逐渐拉大,从表1可以看出,2004年,我国城市居民人均纯收人9 421.6元,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人仅为2 936.4元,由此可见,与城市相比,农村居民人均收人水平还相当低,而且差距显著,因此,不能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养老保险制度,只能建立不同于城镇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2.农村东中西部地区居民平均收人差距明显
党的之后,针对当时的国情,我们党提出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的经济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但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如全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极不平衡、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1978年,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收人水平基本持平,但进人1985年以来,地区收人水平差距逐渐拉大。从表中可以看出,西部和中部发展相对较慢,而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较快,1985年,东部农村家庭总收人为西部地区的142%,2004年达到169%(见表2)。
3.各地区农村居民的收人差距不断拉大
我国农村居民的收人差距也在不断拉大,收人分配极不均衡,低收人农户与高收人农户的收人差距进一步扩大。按农户人均收人水平进行5等份分组(每组各占总户数的20 0,6 ) ,2001年高低收人组农户的收人比为6.76:1(以低收人组农户的收人为1),2002扩大为6.88:1,2003年进一步扩大为7.32:1(见表3)。
由上述可见,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的许多省市的农村经济发展较快,经济发展水平已经很高,农民的经济实力也较雄厚,与发达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农村经济水平还很低。我国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决定了在目前不可能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只能进行分类设计和实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经济发展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提供物质基础,即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必须遵循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客观规律,非均衡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建立必须以一定的经济基础为前提,这种经济主导性规律是导致农村养老非均衡保障的支配性规律,其内涵是农村养老保障实质是一种经济现象,其保障的非均衡形成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性。一般而言,农村不同地区,经济愈发达的地区,社会化养老的需求愈高,保障水平愈高,而落后的地区则相反;农村同一地区,收人愈高的群体,社会化养老的需求愈高,保障水平愈高,反之亦然。
三、非均衡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设计
从当前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水平来看,大体可以分为三类:
(一)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社会养老制度
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已经具备了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经济条件,应积极地推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努力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为了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可以参照城镇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具体做法为:
1.保障项目多样化
经济发达地区农民生活比较富裕,观念也比较开放,除了基本生活以外,他们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还有更高的需求,在保障标准上,可以多设定一些档次,并适当地提高每个档次的水平,以适应发达地区农民的保险需求。
2.加大集体补助与财政支持比例
经济发达地区是改革开放的前沿,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农村集体经济的大发展,集体经济的厚实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提供了集体经济支持,集体经济承担部分农民养老保险的保费也是其责任和义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部分经济发达地区集体经济对改善当地农民生活质量和水平提供了很大的支持。但对农民养老问题却很少投人,多为直接的现时支付,应该利用集体经济这一优势条件,加大农民养老的集体经济支持力度。同时目前经济发达地区建立的农村社会保障,当地财政很少支持,保障制度抗风险能力很脆弱,必须从制度上规定连续性向基金注人适量财政资金,加大基金的公共积累水平。
3.规范缴费基数,实行与城镇一体缴费
以农村劳动力人均纯收人作为缴费基数,以与农村劳动力的收人状况相适应,一方面保证征缴的可行性,另一方面实现保障与生活水平的对等性,缴费率与城镇一致,实行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统一性。
4.向农民开征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税,实现农村社会养老的“社会性”
将现行的社会养老保险费改为社会养老保障税,解决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保费征缴困难和参保群体不稳定性问题,开征保障税在实现扩面的同时,更能强化征缴,降低管理成本,保证基金的征收和稳定。
5.健全基金的保值、增值机制
发达地区的保障资金的各种管理机制比较健全,投资的机会较多,应该健全机制,有效地实现基金的保值、增值。
(二)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经济欠发达地区是指收人水平介于贫困与富裕之间的地区,这类地区在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占据的比例较大。从收人水平角度而言,是介于贫穷与小康之间的一种收人水平和生活水平。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类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所提高,农业的产业结构有所调整,收人水平和生活水平得到了一定的改善。这表明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已经走出了贫困线,但还没有达到富裕阶段。我国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而且区域内部经济差异也很大,不完全具备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经济条件。
欠发达地区应采取以家庭养老为主体,建立多层次、多渠道的养老保障体系。欠发达地区以家庭养老为主体是指在条件不具备或不适合推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地区暂不普遍推行农村社会化养老,当一些地区满足了社会化养老条件后再实施,以及在一些已经满足了实行社会养老的特殊人群中率先实施社会养老。欠发达地区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设计过程中应注意下列问题:
1.以保障其基本生活为基本原则
欠发达地区在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时,在保障标准上,应坚持宜低不宜高,以能保障其基本生活为前提,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逐步提高保障标准。切忌保障水平超出当地经济承受能力,给国家造成困难和负担。
2.加强养老保险基金的统一管理与财政支持
养老保险基金的使用一定要建立监督机制,增强透明度。由于欠发达地区投保档次一般较低,每年收取保费较少,因此,其各级管理机构的人员工资应由财政拨付,其办公费用,每年按所收保费的一定比例由县管理处统一提取,分级使用。
3.优先保障重点对象
欠发达地区农村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还较低,社会保障能力和群众承受能力有限,因此欠发达地区农村的社会保障必须坚持优先保障重点对象的原则,包括五保对象、残疾人、优抚对象、特困户等,这对于稳定社会,促进欠发达农村经济发展,密切干群关系,加强国防建设和促进两个文明建设,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三)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村养老
我国农村经济落后地区所占比例比较大,20世纪80年代中期农村贫困线的标准为206元,在此线以下的低收人农村人口有1.125亿,占农村人口总数的14.8%,到2004年农村贫困线的标准为668元,在此线下的农村人口有2 610万,贫困发生率为2.8%,其中东部地区人口为374万,中部地区为931万,西部为1 305万。农村低收人人口为4 977万,占农村人口的比重为5.3%,东、中、西部低收人人口分别为837万、1 744万和2 396万。经济落后地区的经济主要表现在生产方式原始,生产手段落后,基础设施薄弱;农民的收人普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收人低,消费差,投人少,自我发展能力弱,生活困难;消费水平和消费质量低,仅能维持最简单的消费。由于收人水平低,有限的收人全都用于生活消费,决定了其生产的低投人,导致了自我发展能力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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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因子分析 聚类分析 经济发展 邯郸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6)01-195-03
邯郸位于河北省南端,晋冀鲁豫四省交汇处,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在春秋时期就作为一个地方经济中心的城邑见于史册。邯郸交通便利,工业基础雄厚,自然资源、旅游资源丰富,近几年其经济取得了很大的发展,由于资源、交通、人口等因素,各县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
对于各县经济发展差异,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地区经济差异的现状、原因及解决措施等方面。本文选取14个指标构建评价体系,运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以邯郸15个县(峰峰矿区、市内三区除外)为样本,采用因子分析的方法, 对各县经济实力排序, 然后在此基础上采用聚类分析的方法, 结合因子分析提取的三大公因子对各地区进行类型划分, 最后进一步分析邯郸各县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的原因,并对缩小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协调县域经济发展提出建议。
一、数据来源和指标选取
为了全面客观地衡量邯郸市各县的经济发展水平遵循指标数据的客观性、可获取性等原则,选择合适指标,建立评价模型,进而研究邯郸各县的经济发展水平。
数据来源于河北省统计局官网2013年统计年鉴中各县(市)主要国民经济指标(2012年)中提供的各项数据。
指标的选取是在考虑影响全面客观地衡量邯郸市各县的经济发展水平,借鉴相关研究成果,结合邯郸地区的实际情况和具体问题,遵循合理性、科学性、可操作性等原则下,选择邯郸地区15个县的14项指标建立指标体系,即选取X1生产总值(万元),X2农林牧渔业产值(万元),X3工业产值(万元),X4第二、三产业比重(%),X5人均GDP(元),X6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万元),X7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元),X8人均地方财政支出(元),X9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元),X10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元),X11城乡居民人均储蓄余额(元),X12常用耕地面积占行政区总面积的比例(%),X13医院、卫生院床位数(床),X14普通中学专任教师(人)等14个指标建立指标体系。
二、邯郸各县经济发展水平的因子分析
因子分析利用降维的思想,由研究原始变量相关矩阵内部的依赖关系出发,把一些具有错综复杂关系的变量归结为少数几个综合因子的一种多变量统计分析方法。通过因子分析,保证数据信息丢失较小的原则下,对原有数据进行降维简化,最终用少数几个公共因子来评价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通过因子分析,可以实现对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等级排序,避免人为评分的主观性,使评价结果更为客观。
(一)因子分析的适宜性检验
运用软件SPSS19.0,对指标数据进行因子分析适宜性检验。本文通过对数据进行KMO统计量和Bartlett’s球形检验,见表1。
由表1可以得出,KMO值=0.615>0.6,Bartlett球体检验的sig取值0.000,表示拒绝各变量是独立的假设,所选数据通过了KMO统计量和Bartlett’s球形检验。故选取指标数据适宜进行因子分析。
(二)公共因子个数的选取
从表2和图1得:前三个公因子能够反映原始指标92%的信息,且特征值均大于1,具有显著代表性,并且碎石图验证了提取前三个因子的可行性。因此,前三个因子包含了原指标的绝大部分信息,可以代替原14指标对邯郸市各县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评价。
(三)因子分析与模型建立
由于初始载荷矩阵不够简明,各因子的含义不够突出,为此,本文在因子旋转时采用方差最大正交旋转法,使各个指标在某个因子上产生较高载荷,在其他因子产生载荷较小,经过6次迭代收敛,得到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如表3(见下页)所示。
表3可知,第一个公因子F1在生产总值(X1)、农林牧渔业产值(X2)、第二、三产业比重(X4),人均GDP(X5),固定资产投资(X6)、人均财政收入(X7),人均财政支出(X8)、人均消费品零售总额(X10)、人均储蓄余额(X11)、耕地面积比例(X12)等指标上有较大载荷,这些指标是县域经济发展综合实力展示的重要指标。所以,可以将F1命名为经济发展因子;第二个公因子F2在工业产值(X3)、医疗机构床位数(X13)、学校专任教师数(X14)等指标上有较大载荷,这些指标是县域科技发展的现状和潜力的重要指标,所以,可以将F2命名为科技发展因子;第三个公因子F3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X9)等指标上有较大载荷,这个指标是县域民生发展的现状的重要指标,所以,可以将F3命名为民生发展因子。
(四)综合得分及评价
根据各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占总方差贡献率的比重作为权重并进行加权汇总,得到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得分F,其计算公式为:
F=(58.122×F1+24.493×F2+9.400×F3)/92.005
将邯郸所辖各县的数据代入,得到15个县的经济发展因子得分F1、科技发展因子得分F2、民生发展因子得分F3,以及经济综合发展水平得分F,并进行排序,见表5。
由表5可知,在经济发展因子F1上得分最高的前三个县区依次是武安、涉县、邯郸县,其中武安的得分约为2.34,涉县约为1.84,远远高过其他县区,在此项因子的得分上有11个县得分为负值,这就是说,武安、涉县经济发展能力远高于其他县区,其他县区需加大对此项因子的重视度。在科技发展因子F2上得分最高的前三个县区依次是永年、武安和大名,其中永年的得分约为2.27,远远高过其他县区,说明永年县对教育、工业、医疗等行业的较为重视,经济发展潜力较大。在民生发展因子F3上得分最高的前三个县区依次是永年、邯郸县、武安,特别是永年的得分约为1.46,农民平均纯收入远高于其他县区,生活质量较高。在经济发展综合得分F上最高的两个县区依次是武安、涉县,特别是武安综合得分约为1.92,远远高于其他县区,说明武安整体经济实力强,对经济发展的各方面都很重视。武安在经济发展因子、科技发展因子、民生发展因子都处在全市各县前三名。
三、邯郸各县经济发展水平的聚类分析
聚类分析将个体或对象分类,使得同一类中的对象之间的相似性比其他类的对象的相似性更强。其目的在于使类间对象的同质性最大化和类与类间对象的异质性最大化。常用的聚类方法有:系统聚类法、K均值聚类法、模糊聚类法等,本文采用的是系统聚类法中的离差平方和法。
(一)聚类分析的过程
在上述因子分析得到三个公因子的基础上,根据指标特征,我们选用系统聚类法中Ward法对各县经济发展水平进行聚类分析。借助SPSS18.0软件,距离上采用欧式平方距离,得到谱系聚类图如图2(见下页)。
(二)聚类分析的结果及评价
聚类分析的结果(表6,见下页)表明:邯郸市15个县按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可分为以下五类:第一类为发达县域,包括武安、涉县;第二类为较为发达县域,主要是磁县、邯郸县;第三类为中等发达县域,主要是永年县;第四类为一般发展县域,包括成安、曲周、广平、馆陶、鸡泽、邱县、肥乡、临漳;第五类为相对落后地区,包括魏县、大名。
第一类县域:武安、涉县为经济发达县域,综合得分远高于其他县的得分,特别是武安的综合得分为1.92,在经济发展因子、科技发展因子及民生发展因子的得分排名依次1,2,2;涉县在经济发展因子得分位列第二,在科技发展因子及民生发展因子有待提高。这类地区位于邯郸地区的西部丘陵地区,矿产资源丰富,旅游业发达,工厂企业众多,经济发展迅猛,为邯郸各县经济发展的典范。
第二类县域:磁县、邯郸县为较为发达县域,综合得分排名依次为第3名和第4名。这类地区经济发展拥有一定经济基础和实力,区位优势明显,邯郸县围绕邯郸市,磁县位于邯郸南部,且马头电厂与邯郸市相邻,邯郸机场就建在磁县码头镇。在经济发展因子、科技发展因子及民生发展因子的得分排名在比较靠前,各方面发展较为均衡。
第三类县域:永年县为中等发达县域,综合得分排名为第5名。这类地区位于邯郸市北部,人口和农业大县,人口超过100万,永年县城紧邻邯郸市,交通便利;近年来,永年房地产业发展较快,在蔬菜种植、轴承生产等方面有一定的特色,永年广府古城是旅游胜地,也是太极文化之乡。永年县在科技发展因子及民生发展因子的得分排名均为第一,发展潜力较大,但由于县域人口众多,在经济发展因子上得分最低,需发挥自身优势,加快经济发展。
第四类县域:成安、曲周、广平、馆陶、鸡泽、邱县、肥乡、临漳等8个县为一般发展县域。这类地区位于邯郸地区的东部,地处华北平原,各县农业较为发达,均为地域和人口小县,工业、第三产业相对落后。在经济发展因子和科技发展因子的得分均为负数,但各县应发挥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在养殖业、特色种植、招商引资等方面加大力度,增强自身的经济发展力,逐步缩小各县域经济发展的差异。
第五类县域:魏县、大名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地区。这类县域位于邯郸地区东南部,两县均为人口大县(90万以上),经济发展相对缓慢。在经济发展因子和民生发展因子得分较低,排名均在10名以后,而科技发展因子得分较高,排名均在前5名。这类县域应采取措施努力提高经济发展效益,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同时控制人口数量,发挥县域特色,比如魏县的鸭梨,大名的香油。
总之,通过上述简单的分析,结合邯郸地区自身的情况,制定各县域经济发展战略。在市政府的统一协调下,各县发挥各自的优势和特色,逐步缩小各县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实现全市各县均衡发展、持续发展、绿色发展之路。
四、结论
本文利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对2012年邯郸各县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综合分析和评价,结果表明:(1)邯郸各县经济发展主要受三大因子影响。其中经济发展因子F1贡献最大,贡献率为58%,科技发展因子F2是影响经济发展的第二大因素,贡献率为24.5%,民生发展因子F3是影响经济发展的第三大因素,贡献率为9.5%。(2)把三个公因子作为聚类分析的变量,不仅剔除了传统聚类分析中变量间的信息重叠,提高了聚类精度,而且把聚类分析和因子分析结合起来,使得分析更加全面、客观。(3)运用因子分析法对邯郸15个县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排序;运用聚类分析把邯郸15个县划分为五个经济发展区域,并提出更有针对性的经济发展政策。(4)从经济发展因子、科技发展因子、民生发展因子三个方面从发,分析邯郸各县域经济发展的特点,从而便于各县从中找出自己的亮点和不足,进而制定与自身适宜的经济发展策略,为邯郸各县域的经济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本文为2014年度邯郸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课题(2014030);2014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民生调研专项课题(20140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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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经济理论认为,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一方面,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所表现出来的产业结构状况不同;另一方面,产业结构的转换,特别是在非均衡条件下,能加速经济的增长。但对于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西方经济学者的认识是不同的。
结构主义增长理论在考察结构变量时,以新古典增长公式为起点,引入结构因素重新解释经济增长过程,其回归方程的一般式为:Gy=F(I/Y,G1,X3,Xa,Xc,Xe,Xf,Xd),其中:Gy,表示经济增长速度;I/Y表示投资同GNP的比率(资本存量);G1表示劳动力的增长;X3表示劳动质量的度量;Xa表示劳动或资本自农业转移的质量;Xe表示出口增长的质量;Xf表示国际收支逆差的度量;Xd表示发展水平的度量。这一函数关系式所考察的解释变量除劳动和资本以外,还引入了诸如资本和劳动的再分配等结构变量,因而该函数关系式表明,结构主义经济增长函数把经济增长过程看作是一个由要素投入和结构转变共同推动的结果。从而把有关结构转变的分析以及结构转变时经济增长贡献的考察被纳入到增长因素的分析框架之中,钱纳里等经济学家利用这一模型进行了回归分析,验证了结构变量对现代经济增长有显著的贡献。
库兹涅茨认为,经济增长是一个总量的过程,部门的变化同总量的变化相互联系,而且只有把部门的变化结合到总量的框架中时,才可能对它们加以适当的权衡比较,只有总量的高增长率才导致了产业结构的高变换率,没有总量的足够变化就会严重限制结构变化的可能性。
二、中国地区产业结构转换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比较分析
从地区经济层次看,地区产业结构演变与经济增长同是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侧面。经济增长从总体规模方面反映了地区经济发展的数量扩张,而结构变化则从部门组成方面反映了地区经济发展的质量演进,其实质是通过结构改善来提高产业和效益水平,二者在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密切联系,相互制约。
地区产业结构转换的最直接原因是地区各产业经济总量的增长速度的差异。一个地区其内部各产业增长速度差异大,结果是该地区产业结构转换快:反之,如果一个地区各产业增长速度相当,则产业结构转换较慢。因此,衡量一个地区产业结构转换速度可以转化为如何衡量一个地区产业增长速度差异问题,为此构造如下产业结构转换系数 ,其中:Xi是i产业的年均增长速度;Xi是GDP年均增长速度;Ri是i产业在GDP中的比重。采用几何平均数,计算各地区1978年-1998年GDP,利用上述公式计算各地区产业结构转换系数。
从表中可以看出,产业结构转换与经济发展水平呈强烈正相关关系,在地域上呈东、中、西梯度减弱之势。总的说来,经济增长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东部地区,产业结构转换速度最快,平均值为0.0724,但内部差异也最大,转换系数的标准差异为0.3646;经济增长低于全国水平的西部地区,转换速度最慢,平均值为0.0542,转换系数的标准差为0.1624,中部地区的平均值为0.0580,转换系数标准差为0.1862。
一般而言,影响产业结构演变和转换的因素有技术创新能力,需求能力,供给能力,对外贸易发展,经济政策等因素。其中,需求和技术水平是制约产业结构转换速度的主要因素。在我国,一方面,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其消费水平较高,同时城市化和经济外向化发展,也构成了产业结构转换的强大需求压力;另一方面,这些地区的技术水平高,技术创新快,形成了产业结构转换的推动力,配合需求压力,从而使结构转换较大。反之,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省份,需求压力和技术推动相对弱,结构呈现一定的刚性。
三、地区产业结构转换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的进一步解释及政策建议
地区经济增长是一个非线形的过程,呈现出阶段性的演进,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将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表现为高经济增长率与高结构变动率并存。
(1)我国地区产业结构变动和实际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同互动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几次大的产业结构调整的经验表明,经济总量增长越高的时候,产业结构变换率就越高,同样,产业结构变换率越高,经济总量的增长也就愈加迅速。实际上,经济总量增长与产业结构变动之间有联系,从发达国家的历史经济中也得到了肯定性的证实。因此通过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从而控制经济增长的产业政策在我国是积极有效的。
(2)经济总量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产业结构的状态,即人力、资本、技术设备的动员及其有效配置。从中长期来看,总量依赖于结构转换,同时,总量增长必然导致结构变动。总量增长依赖于结构转变,主要体现为总量增长依赖具有高于平均增长率的新兴产业来支撑。因为原有部门产业在经历成熟期后,会遇到市场饱和与技术进步枯竭的阻碍,增长率必然日益下降,这种结构转换对总量增长的作用,实际是一种结构效应。总量增长达到一定程度,人均国民收入发生显著变动,使消费需求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就必然要求产业结构相应发生变化。因此,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结构变动对我国实际经济的贡献率将具有巨大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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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区域经济发展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及趋势分析
(一)区域经济发展及其指标1.区域经济发展的含义区域经济发展的含义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通常用人均GDP来衡量;产业结构的升级;城市化水平的提高。研究区域经济发展主要是分析区域经济增长的过程和机制。本文以国民收入增长为核心,考查区域经济发展对国民经济的影响。2.区域经济发展影响分析的地域单元的划分和时间序列的选取本文研究采用的区域划分以省为单位,采用统计年鉴上的划分方法,把我国三十个省区划分为东、中、西三个大的区域,其中东部为沿海十一个省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八省,包括山西、吉林、安徽、江西、河南、黑龙江、湖北、湖南;西部十二省,包括内蒙古、广西、四川、贵州、,重庆、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本文是基于《中国统计年鉴》的时间序列,时间跨度是2001年至2012年。3.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度量指标和处理选择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变量是非常重要的,其中,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代表性很强。而GDP是以地域原则进行统计,所以更能反映某个区域经济发展的总体状态,且多数研究者都认为人均GDP(元)指标是最适合代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因此本文选取我国东部地区的十一个省、中部地区的八个省、西部地区的十二个省的历年GDP(元)数据,并对选取的各省份地区进行加总,得到东、中、西三个地区的历年GDP数据,然后除以各地区的总人口数,算出东中西地区的历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通过该指标探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对国民经济影响的分析更科学。
(二)区域经济发展对国民经济影响的相关性分析1.计算Pearson简单相关系数经计算,以东中西人均GDP分别与国内人均GDP计算的Pearson简单相关系数分别都是0.999,0.999,0.997,可见东中西地区的人均GDP与全国人均GDP相关性很高,进一步有力说明了东中西人均GDP与国内人均GDP的统计相关关系较强,由此可见,区域经济发展对国民经济产生了很大的积极影响。
(三)区域经济对国民经济影响的回归分析通过相关性分析,区域经济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在原来的基础上,继续探讨不同区域发展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本文又对我国东、中、西三个地区分别进行线性模型拟合。下面利用Eviews从增长速度方面对我国东部、中部、西部进行回归分析的研究。1.从增长速度方面进行的回归分析下面以全国人均GDP增长率为被解释变量,分别以东、中、西地区人均GDP增长率作为解释变量,时间序列段为2001~2012年,进行三次一元回归分析,进一步分析东部、中部、西部经济发展对国民经济的作用。回归结果见下表:参数估计的模型如下:东部地区人均GDP增长率回归模型:模型一(1)中部地区人均GDP增长率回归模型:模型二(2)西部地区人均GDP增长率回归模型:模型三(3)模型的经济意义检验:在模型一中,对回归系数的估计为,说明东部地区人均GDP的增长率每增加一个单位,国内人均GDP增长率平均增加1.0091个单位,因为东部地人均GDP大于其他地区和全国的人均GDP,所以符合实际。同时说明,平均来讲,东部地区人均GDP的增长对国内人均GDP增长率有较大的贡献。在模型二和模型三中,所估计的参数分别为,说明中部地区人均GDP的增长率每增加一个单位国内人均GDP增长率平均增加0.771个单位,西部地区人均GDP的增长率每增加一个单位国内人均GDP增长率平均增加0.795个单位。西部地区的增长率一直大于中部,所以综合来看,西部地区对国内人均GDP的增长率起着更大的作用。综上所述,从回归分析的角度看,在人均GDP增长速度方面,东部地区人均GDP的增长率要比中西部对国内人均GDP的增长率的影响要大,西部地区人均GDP增长率对国内人均GDP的增长率的影响作用大于中部地区。
二、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分析
(一)方法和数据1.本文测算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方法测算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方法有很多种,例如标准差、变异系数、基尼系数等,本文采取了区域经济的相对差异指标和绝对差异指标相结合的方法分析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变化的趋势和具体特征,从而进一步从经济发展差异方面分析.因此,本文选择下面两种计算指标来衡量经济发展差距的大小。2.数据来源及处理统计数据仍然是2000~2012年间的各地区人均GDP数据,本文所使用的人均GDP如上述是历年各地区GDP总值和历年的地区总人口计算而得。数据处理为分别计算历年东部、中部和西部人均GDP的相对和绝对差距及相对差异系数。
(二)东中西经济发展差距的变动情况和趋势1.各区域间以人均GDP的相对差距和绝对差距人均GDP能很好地反映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则人均GDP的相对差距和绝对差距可以用来衡量不同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大小和变动方向,下面分别计算东中部、东西部的差距情况。由表2可以看出,东部与中部人均GDP、东部与西部人均GDP的绝对差距都在逐年增加,且增加的幅度不断加大,但由相对差距系数的变动来看,东中部、东西部之间的相对差距出现缩小的态势。从相对差距来看,2000~2003年,东部与中部之间的相对差异系数呈现出逐年增加的特点,但增幅不大,由51.16%增加到53.60%。东部与西部地区间的相对差异系数也由58.89%增加到59.92%。在2003~2012年,东部与中、西部地区间的相对差异系数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且东部与西部之间的相对差异系数下降幅度在2个百分点之上,大于东部与中部之间相对差异系数的下降幅度。这说明,进入21世纪以来,东部经济发展水平分别与中、西部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对差距在不断缩小。综上分析,中西部地区GDP总量在全国所占的百分比将一直保持增加的趋势,东部GDP总量所占百分比将会略有减小,但所占比重依然很大,说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依然是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核心量。从人均GDP差距的变动方面来看,虽然中西部与东部发展的相对差距在缩小,但不同地区间经济水平的绝对差距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将会持续加大。
(三)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与国民经济的相关回归分析由上面的分析可知,经济增长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和贡献也存在差异,为了进一步具体研究各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下面进行相关回归分析。1.以区域GDP所占全国GDP比重为权重,将全国GDP增长率按区域进行加权分解,分别计算出各地区对全国GDP增长率的贡献率。通过表3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全国GDP增长中,东部的贡献最大,除2011和2012年之外,其他年份的贡献率都超过50%,贡献率最大是2003年,高达71.7%,全国GDP增长的14.5个百分点中,东部占了10.4个百分点。中部地区对全国GDP增长的贡献比东部低,其贡献率在12.4%~28.6%之间,西部的贡献率最低,贡献率在15.7%~26.9%之间(除2012年外),近年来西部的贡献有加大趋势,且逐渐高于中部的贡献率。2.下面以全国GDP增长率为被解释变量,分别以东中西地区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为解释变量,利用Eviews软件进行一元相关回归分析。利用SPSS计算东中西地区各自的贡献率与全国GDP增长率的Pearson相关系数,分别为0.844,0.894,0.776,结合表4可知,全国GDP增长率与中东部的贡献线性相关性最强,最低的是西部地区,东中部地区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最强。但中西部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出越来越强的趋势,东部地区占主导地位将会是长期的趋势。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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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共服务设施;地区生产总值;城镇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4)02-0066-04
无论是城市,还是乡镇,基础设施都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它不仅能够吸引资金投资建厂、促进当地就业,还能促进消费,从而推动当地的经济发展。因此,基础设施建设就成为发展经济的重中之重。然而,在基础设施建设中,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往往比例过小且增长过慢,需求远远大于供给,造成资源过度使用;而对社会生产设施投入过多且增长更新快,供给远远大于需求,造成资源的过度浪费。
国内外对于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相关研究有很多。吴友人的《城市现代化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是从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基础设施的建设比例来讨论:基础性设施对城市现代化的重要作用;[1]胡仁科的《我国小城镇基础设施融资研究》是从基础设施的融资方面来阐述如何促进小城镇经济发展的;[2]徐莹的《贵州城镇化与城镇基础设施建设问题研究》是以贵州的城镇为例,从基础设施的服务能力和质量方面入手,来分析基础设施对于拉动城镇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3]Kapar·Brian、Abate·Janet的《policy for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是从生产设施建设方面入手写其对城镇经济发展的作用。[4]
上述研究的对象多涵盖整个基础设施,很少有将研究对象定为城镇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领域。在研究思路上多是从生产到投资角度入手,从增加就业、促进再生产方面揭示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数量与城市经济发展的关系,却忽略了非生产性基础设施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公共服务设施是由公共服务与设施两个词语构成的合成词,是这些词语含义的整合。公共设施是指为市民提供公共服务产品的各种公共性、服务性设施,有基础设施和附属设施,其中基础设施是指为社会生产和居民生活提供公共服务的物质工程设施,是用于保证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活动正常进行的公共服务系统。它是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一般物质条件。“基础设施”不仅包括公路、铁路、机场、通讯、水电煤气等公共设施,即俗称的基础建设,而且包括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文化等社会事业即“社会性基础设施”。而附属设施是配套设施,使得基础设施得到更好服务、发挥更大作用、实现保值和增值功能的设施。[5]
本文以公共服务设施数量与城镇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城镇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和中国各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GDP)的比较分析,建立两者的联系。本文所有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6]
一、公共服务设施数量与投资、消费、储蓄的关系
城镇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对城镇发展所需的投资、消费、储蓄具有非常重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公共服务设施的数量对投资、消费的影响
投资和消费是经济发展最主要的动力,也就是说加快城镇经济发展最主要的就是促进该城镇的投资和消费。从对于一个城镇的投资和消费带动经济发展的方面来说,公共服务设施的数量增多对于该地区经济的发展起着积极促进的作用。
首先,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对投资的影响。对于商家投资建厂来说,一个好的投资环境是十分重要的。一般,好的投资环境必需有完善和充足的公共服务设施资源,而不仅仅是政府所建设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公路、铁路、桥等),因为社区一些公共服务设施的面向是社区居民,这会给投资建厂的商家在服务设施上减少很多资金及时间的成本投入。因此,良好的投资环境可以吸引商家来投资建厂,从而直接促进地区的经济发展。对于社区居民的投资来说也是如此,完善和充足的公共服务设施会为其解除许多后顾之忧,这样居民就会用自己手中多余的钱进行一些投资,从而间接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
其次,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对消费的影响。完善和充足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除了可以促使居民将手中多余的钱用于投资以外,也可以促进居民进行消费。一旦该地区的消费水平有所提高,商家能够获得利润,商家不但会加大投入力度,还会吸引更多的其他商家进行投资,这两方面的后续影响会促进当地居民的就业,从而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
(二)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对储蓄的影响
完善和充足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给居民解除了很多后顾之忧,促使居民将手中的钱用于投资和消费。如果居民用于投资和消费的钱增加了,在短时间内收入固定的情况下,居民所储蓄的钱就势必会减少。对于想要在此投资建厂的商家也是如此,完善和充足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会增大商家对此地区进行投资的可能性,一旦进行投资,那么商家就不会将钱存在银行,而且还很有可能从银行贷款。这两种情况都会大大减少银行的储蓄量。[7]因此,从这一点来看,公共服务设施数量的增多对储蓄的增加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
二、城镇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数量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分析
简单起见,本文只选择当地当年的地区生产总值与该地区连续两年的生产总值的增幅来分别代表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的指标。
(一)全国各地区城镇公共服务设施的数量分布及其增长速度的比较分析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6-2008)提供的数据,得到2006至2008年中国各地区城镇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统计数据不包括:港、澳、台地区),通过SPSS软件,[8]得到分布图,见图1,其中灰色柱、黑色柱、白色柱分别代表2006年、2007年和2008年该地区城镇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单位:个)。
从图中可以看出:第一,浙江、江苏两地在2006年至2008年间城镇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在全国排在第一位置,而且远远领先于其他地区。第二,上海城镇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在2006年排在中游位置,而在2007年和2008年跃居到与浙江、江苏同一阵营。第三,从地理区域上来看,城镇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最多的是东南沿海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其次是北方沿海地区、首都附近和西南中部地区。最后是西北地区和东北内陆型省份。第四,北京、天津、上海作为省级市拥有的城镇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比一些省份多,尤其是上海。于是,我们可以初步得出结论:我国东南沿海城镇的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数量远远领先其他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城镇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处于全国最低水平线。
(二)全国各地区城镇经济发展水平及其增长速度的比较分析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可以得到全国各地区城镇经济水平和其增长速度的分布与比较图,见图2,其中灰色、黑色和白色柱分别代表2006年、2007年和2008年该地区的生产总值(单位:百万)。同时对各省级行政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横向比较,以2007年各地区的生产总值和人均生产总值的数据为例,见图3,其中,灰色柱代表2007年该地区的生产总值,黑色柱代表2007年该地区的人均生产总值(灰色柱与黑色柱的单位不同,放在一起是为了分别比较各地区之间的地区生产总值和人均生产总值)。
从中可以看出:第一,我国从2006年到2008年各省级行政区的生产总值几乎都是逐年增加的。第二,我们将2008年生产总值达到2万亿的地区划为A区,介于1万亿与2万亿之间的划为B区,小于1万亿的划为C区。由此可以看出A区:广东、山东、江苏、浙江;B区:河南、河北、上海、辽宁、四川、北京、福建和海南;C区:黑龙江、安徽、内蒙古、山西、广西、江西、天津、陕西、吉林、云南、重庆、新疆、贵州、甘肃、海南、宁夏、青海和。第三,从地理区域上看,我国各省级行政区的生产总值南方省份超过北方省份,东部省份超过西部省份。从而,我们可以初步得出结论:我国经济在不断地向前发展,现代化水平在不断提高,但发展依然存在不平衡态势,有些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很快,有些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仍然缓慢。同时也应注意到,在人均方面,一些地区的人均收入过高,一些地区的人均收入过低。在生产总值方面,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其经济水平还十分低下。
(三)公共服务设施数量与城镇经济水平的相关性分析
根据2009年颁布的《中国统计年鉴》,得到2007年中国各地区城镇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和各地区的生产总值,如图4所示。灰色折线代表2007年该地区城镇公共服务设施数量,黑色折线代表2007年该地区的生产总值。
从分布图中可以看出,灰色折线和黑色折线的上升或下降的步调大致相同,各省市所对应的基本都是两个高点或两个低点,很少有对应一个高点一个低点的情况;地区生产总值的大小与地区公共服务设施数量的多少在数据上具有较强的同步性和正相关性;从区域分布上看,东西部地区城镇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和地区生产总值与中国中部地区相比较少。
(四)公共服务设施数量的增长速度与城镇经济增长速度的相关性分析
根据前面的结论,笔者提出假设:各地区经济增长的速度与各地区城镇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增长的速度具有正相关性。我们用后一年的城镇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减去前一年的城镇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来代表公共服务设施数量的增长速度,用后一年的地区生产总值减去前一年的地区生产总值来代表城镇经济增长速度。其中,服务数差1、经济数差1分别为2007年与2006年公共服务设施总量差值和地区生产总量差值的编码,服务数差2、经济数差2分别为2008年与2007年公共服务设施总量差值和地区生产总量差值的编码。
从SPSS输出结果(限于篇幅,不在文中体现)可以看出,经济差1与服务数差1的相关系数为0.678,经济差2与服务数差2的相关系数为0.658。这两个相关系数都接近于0.7,说明地区的经济增长的速度与地区城镇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增长的速度具有中等程度的正相关性,从而证实笔者的假设:各地区经济增长的速度与各地区城镇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增长的速度具有正相关性。
三、结论与现实意义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各地区的城镇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数量的多少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低具有正相关性,即:城镇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数量较多的地区,其相应的经济发展水平也较高;反之亦然。
其次,各地的城镇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数量的增长对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即:城镇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增长较快的地区,其相应的经济增长速度也较快;反之亦然。
最后,我国第一类、第三类地区与第二类、第四类地区相比,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经济增长速度较慢,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城镇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在数量上有很大差距。因此,我们应加强第一类地区和第三类地区的城镇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力度,使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协调。当然,社区服务体系建设涉及到各个部门,各级政府需要综合协调,在社区建设中建立一个综合协调机制,以推进我国社区服务体系健康、持续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吴友人.经济地理[M].北京:中国学术书刊电子出版社,2010,269-272.
[2]胡仁科.我国小城镇基础设施融资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5.
[3]徐莹.贵州城镇化与城镇基础设施建设问题研究[M].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4.
[4]Kapar brian,abate janet,standard.policy for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M].华盛顿:世界银行出版社,1995:3.
[5]唐建新?熏杨军.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理论与政策[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10.
[6]中国统计年鉴编委会.中国统计年鉴2009[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200-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