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借贷的流程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民间借贷的流程，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民间借贷；中小企业；可持续发展

关于民间借贷，司法解释是公民与公民、法人、其他组织之间的借款。就目前而言，民间借贷行为在法律上尚没有合法明确的地位，而规模却愈发壮大。近两年，我国民间借贷增长规模有所放缓，人们风险意识有所加强，整体利率水平趋于稳定，但存在不少问题。

一、民间资金现状及对经济运行的影响

据市工商联估算，广州作为民营经济发达地区，2012年约有2000-3700亿的民间借贷总量。广州金融街2013年9月6日公示数据显示，广州民间借贷现行利率为：1个月的借贷利率为17.59%，3个月为19.72%，6个月为17.62%，1年期为16.87%，1年以上的为24.08%。由于小额贷款公司的利率不能十分准确地反映民间实际借贷利率，并且目前样本量较少，以及中间管理费用的存在（多为2%/月），因而估算民间实际借贷利率应在此基础上浮2-4个百分点。

民间借贷资金主要用于生产经营和消费，对弥补金融机构信贷不足，进行资源分配方面具有积极作用。但由于其自发形成，存在于监管体系外，银行和政府机构难以获悉本地资本市场状况和资金具体流向，如果民间资金集中于热点行业和投机行为，就会导致大量资金流出，致使经济发展失衡。而且民间借贷利率较高，中小企业一旦处于高息负债的情况，不利于其资本积累和产业转型。再者，需要转型或经营不良的企业在正规金融机构中得不到支持，倘若借助民间融资，将使这些企业“苟延残喘”，影响国家产业调整政策，不利于社会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另外，民间借贷规模巨大，如果资金链断裂，将引发连锁经济反应。

二、民间借贷发展的因素

（一）民间借贷成为一种投资方式

我国的金融市场不够完善，居民缺少良好的投资渠道，投资需求通常难以满足。访谈时暨南大学李庚寅教授认为近几年CPI偏高，而银行储蓄利率偏低，在经济形势不利好的情况下，民间资本可选择的投资渠道十分有限。通货膨胀率甚至会导致存款贬值，民间投资知识水平有限的人群，会将民间借贷当成一种投资保值方式。事实上，通过民间借贷可以获得比在金融机构存款高得多的收益。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取银行历年12月份一年定期存款利率，用名义利率减去CPI指数，计算2007年-2012年实际利率分别为-0.66%、-3.75%、2.95%、-0.55%、-2.1%、0.4%，大多数年份实际收益基本为负，致使存款贬值。民间借贷月息多在2%至5%之间，因此民间闲置资金不愿存入银行，更倾向于民间借贷。

（二）资金供求关系的失衡

市场资金配置不合理，国有大型企业贷款利用效率低下；而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却在正规金融体系中得不到满足。经广东省外经贸委测算，2012年广东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达2万多亿，但实际融资总额为1.16万亿。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不匹配，就酝酿出民间借贷市场。

（三）金融机构放贷状况

许多中小企业存在担保不足和信用记录缺失、财务报表不规范等情况，而我国信用体系并不健全，贷款风险难以衡量。银行放贷成本较高，风险也较大，因此中小企业从正规金融体系中融资困难。其次，金融机构信贷程序过于繁琐，而往往小额信贷资金都是用于临时资金周转。2011年77.3%的中小企业从民间融资，对银行贷款的满足度不足40%（安起雷，2012）。民间借贷申请和放贷手续相对简便，资信不足而又短期资金紧缺的企业只能选择民间借贷。

（四）金融制度和法规不完善

我国金融制度与民间借贷不兼容，金融管理制度过度保护正规金融。如《银行管理暂行条例》规定个人或非金融机构不得经营金融业务。而我国银行为大型企业和国企服务的倾向明显，因此民间借贷作为一种融资手段，却活跃于“灰色地带”。还有是法规不完善，对非法集资、吸收公众存款和合法的民间借贷定义不明。由于缺乏法律依据，基层银监部门无章可循、无法可依，自然不能有效监管和引导。

三、民间借贷风险及管理措施

（一）民间借贷存在的风险

1.民间借贷的信用和投机风险

民间借贷缺少有效的监督和保障机制，借贷信息不对称，作为民间组织或个人，放贷人难以了解对方资信情况，“一物多贷”、“东贷西还”的情况在民间借贷中时有发生，易造成违约风险。另外，用于放贷的资金多是通过支付高额利息从散户中筹集，存在集资成本过高的情况。更有部分被用于投机炒股，一旦投机失利或资金套牢导致资金链断裂，将引发纠纷（叶茂，张志远，2009）。

2.民间借贷的合法合规风险

由于法制观念薄弱，违法借贷行为屡见不鲜。比如放贷利率过高，超出国家规定的基准利率4倍；或是采用复利计算，发放“利滚利”高息贷款；以及采用“利息先收”方式，扣除利息再放贷，如贷款一万元实得九千元；还有将合法贷款转贷，或是运用房产抵押贷款资金放贷获取利差的行为，都违反了相关法规，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二）防范民间借贷风险的管理措施

1.科学的信用体系和投资渠道是市场正常运作的保障

民间借贷可弥补正规金融机构的不足，应通过有效的机制引导其可持续发展。茅于轼（2011）曾明确表示，民间借贷比银行体系具有更高的资金效率，借贷利率应遵循市场规律，存在问题应从制度入手。民间借贷需要建立一个良好的制度框架，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金融部门要积极推进社会征信体系的建设，以降低调查成本和减少程序，从而提供简便的贷款服务。事实上，在发达的欧美地区，其企业融资渠道相当健全和便利，很大因素是基于其完整的信用体系，省去了许多调查程序。另外民间资金应有序进入投资领域，政府可与金融部门合作，开拓多种金融交易市场，放开投资渠道。

2.完善法规和监管，加强对非法借贷行为打击力度

要通过法律法规的强制力规范、保护合法借贷行为，引导民间借贷健康发展，必须要完善民间借贷法律体系。在这方面，《温州民间融资管理条例》已率先进入立法流程，在地方性法规上做出了突破。法律提供制度保障，更重要的在于运用法规进行监管。首先要依据法规定性民间借贷的合法范围；其次要对放贷资金进行登记，对其用途进行跟踪，引导民间借贷资金用于合法用途；最后则是加强对非法行为的监管和打击。银监会应切实担负起金融监管职责，取缔和改进地下金融机构；还要特别关注权力部门介入民间借贷的利益链条，对参与民间借贷行为的政府或国有机关单位人员要严肃查处，杜绝行为。

四、国际小额信贷先进模式借鉴

科学的模式，需要我们通过借鉴优秀经验，根据客观实际充分论证，然后试点实行。国外优秀的小额信贷模式，我国可以结合实际加以借鉴。

（一）孟加拉格莱珉模式

该模式采用连带责任和强制性存款担保形式发放贷款，定期开展例会和技术培训。连带责任是让经济水平相近的农户组成小组共同承担贷款责任；强制性担保是小组每周都要在账目上存入一定保证金作为贷款利息（吴晓灵等，2011）。

中国约有7亿多农户，他们大多缺乏专业知识，且其农业生产对资金有刚性需求，国家应专项处理，在扶贫的基础上开展贷款。这就可以借鉴该模式，在每个或数个农村中心设立小额贷款的机构（或由农信社开设），并对前来贷款的农户提供建议和技术培训，既不用进行繁琐的还款能力调查，又提供了技术培训。

（二）美国富国银行模式和德国IPC中小企业贷款信贷技术

富国银行模式主要面向中小企业发放贷款，90%的信贷额度用于无抵押贷款。其基于社会征信体系设计的风险和信用评分制度，取缔了表单审核方式，精简了贷款流程。德国IPC信贷技术具有针对性激励机制，绝不允许违约，但积极还款的客户再贷款则可获得优惠条件；对信贷员工则运用责任追究制度（吴晓灵等，2011）。

中国中小企业数目繁多，资金需求庞大。参照富国银行模式，国家可对民间借贷活动较活跃地区试点，进行小范围信用体系建设和贷款程序设计，简化放贷流程，降低监管难度，严格执行并坚持后续调查监管，在发展和完善至一定程度后再继续扩大范围，为各种经济信用调查提供支持。同时可以加入德国IPC信贷技术的激励机制和责任追究制，与信用体系相配合，加强中小企业的信用意识，降低征信难度。

五、民间借贷可持续发展模式探究——以广州为例

要发挥民间借贷积极作用并实现可持续发展，能够有一定程度的盈利是最基本的要求，其次是法规的保障、完善的体系或政策支持，最后是在这此基础上实现对风险的有效控制。广州率先在这方面进行改革试点，建立了广州民间金融街。

广州民间金融街的金融商务区将金融核心和服务部门、管理部门整合在一起，有利于发挥和健全服务功能、统一治理和监管。金融区专门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引入了多家金融机构，并对其贷款利率进行公示，希望形成定价机制。为保证机构的风险承受能力，规定了1000万元注册资本金的准入门槛；为加强服务能力，也开展了许多特色服务，如允许以存货作抵押物，对经常周转资金的商户放贷。

该模式做了较为健全的构想，但是仍有不少问题亟待解决和改进。第一，目前街内各贷款金融机构数量过少，资金需求豁口较大，在样本量较小且放贷能力较弱的情况下，其公示的利率水平就不够代表性，难以有效引导实际的市场利率；第二，准入门槛要求过高，虽然能有效加强风险承受能力，但对于大多数资本金不高却活跃于地下市场的民间放贷中介而言，不能藉此“浮出水面”规范化，正规与非正规金融借贷机构仍“各行其道”，不能从根本上引导民间借贷的可持续发展；第三，服务机制及金融制度不够完善，借贷信息存在一定的不对称，各机构贷款流程和要求不统一，比价和服务渠道较少；第四，在现行金融体制下，一旦要求调整利率，所有机构必须同步调整，无法实现市场利率自由和发挥其调节功能。金融机构如果在紧缩政策下大量回笼资金，许多企业还是只能寻求民间融资，地下市场依旧存在（陈有西，2012）。

针对这些问题，本文在现有金融街运营模式基础上提出几个构想。第一，加大力度引入各类金融机构，允许金融机构通过正规途径从外部募集资金，增加样本数量和加强放贷能力；第二，降低注册资金准入标准，引导非正规金融中介机构规范化；出于风险承受能力考虑，可以按资本金大小分类划分贷款项目和额度限制，并统一登记监管，加强财务报表审核；第三，改进小型微型企业金融服务，健全服务渠道，例如参照国内外Zopa、prosper等平台的先进经验，发展P2P网络借贷平台，统一和简化贷款流程标准，便于服务和监管；大额资金进行贷款后续跟踪，由专业人士对贷款投资用途不合理的企业提供投资管理意见；第四，允许民间资本经营现代金融机构，发展民营乡镇银行体系，促进金融市场的公平竞争和金融机构改革，提高金融市场运作效率；为应对风险设置准入门槛，重视资本充足率，可在小范围内形成微型金融区；第五，深化金融改革，建立多层次和多元化的金融市场，放开利率管制，实现利率市场化。

六、结束语

民间借贷体系化和规范化，将对我国充分发挥市场资源配置功能、稳定市场利率、推动市场有序竞争和促进金融体系变革有着积极作用。本文对近几年我国民间借贷现状、尤其是广州地区进行了分析研究，在成因、风险方面做了一定程度的剖析，借鉴国外经验，以广州金融街模式为例，对民间借贷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和模式提出设想，旨在为我国民间借贷改革提供一定启发，加快我国金融制度的改革进程。

参考文献：

[1]叶茂.张志远.当今中国民间借贷现状研究[J].硅谷时代，2009（11）.

[2]邰子龙.我国民间借贷现状及其未来发展趋势[J].中国市场，2010（6）.

[3]安起雷.对民间借贷问题的探讨与建议[J].宏观经济管理，2012（1）.

[4]茅于轼.理性和全面地看待民间借贷[J].中国科技投资，2011（8）.

[5]吴晓灵.焦瑾璞.中国小额信贷蓝皮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

[6]陈有西.民间金融风险成因及其出路[J].中国经济报告，2012（2）.

篇2

关键词：民间借贷；风险；监督；引导；规范化

中图分类号：F2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35-0195-02

民间借贷指个人向集体及其互相间提供的信用，一般采取利息面议、直接成交的方式，民间信贷主要发生在非正规金融机构的个人、企业及民间借贷组织之间的以货币为标准的价值让渡和本息偿付活动。民间借贷作为一种金融活动，具有自发、高效、手续便捷等特点，在金融欠发达地区、中小企业集中地和农村地区较为活跃，对资金供给和需求有一定的存在意义。

一、闽东地区民间借贷概况

近年来，民间借贷市场越显活跃，借贷规模不断扩大，借贷用途日趋多样。据宁德惠鑫金融公司调查显示，闽东地区民间借贷无论从规模和利率方面都呈现阶段性上涨，此外，一些经济相对不发达的县、市也已出现民间借贷市场泡沫化的局面，参与民间借贷的人员和借贷组织数量不断增加。

笔者通过走访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发放130份调查问卷，收取117份有效问卷。统计后显示，对于资金需求。约22%的民众选择银行贷款，78%的人乐于向亲朋好友、金融公司和“草根放贷人”借入资金。为进一步了解需求构成，对这78%的人群进一步了解，结果90%为短期资金需求，并根据市、县、乡等不同区域，对资金的用途、借出资金占收入的比例和利息率做了调查，如表1所示。

据表1中所示，资金用途总体表现为商用和房屋建造（购买），对于医疗等不确定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民众对民间资金的需求，反映出民众对民间资金的需求倾向于急需、数额较大等项目，而这类需求是正规金融难以提供便利服务的。另一方面，民众对自有资金的贷出（投入民间借贷市场）约占收入的3成，利息率多为10%以上，民众参与民间借贷市场的热情度较高，且急需此类收益较高的金融理财方式。

二、闽东地区民间借贷规范化的紧迫性

（一）案件频发，隐藏高风险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至2012年共受理涉及民间借贷、公司、企业的各类纠纷案件10 887件，上升60.6%，涉案金额19.9亿元人民币，上升207% 。案件的频发暴露出民间借贷市场巨大的风险，主要体现为：一是泡沫破裂后资金链的断裂。民间借贷往往伴随着高利率、高收益和不断扩大的借贷泡沫，当借贷资金几经转手后利率倍增，资金的最终使用者一旦无法支付高额利息，将使借贷资金链断裂，引发一连串的借贷纠纷。二是存在违法融资行为，加剧民间借贷市场动荡。在纠纷案件中有近3成具有诈骗集资和骗资性质，发起人以畸高的利息为诱饵，组建民间借贷组织，骗取民众参与，集资后往往不能偿还本息。另外，由于民间借贷市场信息不对称，民间借贷组织借出资金后难以有效监督资金用途，因此资金易被违法使用难以收回本息。

（二）利率畸高，危及经济稳定

宁德市顺鑫担保公司统计显示，2012年各月份宁德民间借贷的综合年利率约20%。而目前的实体经济正处于下行价段，多数中小企业年利润不到10%，长期运用民间借贷等同于“慢性自杀”。根据市场规律，以逐利为目的的资本最终只能选择从实体经济中抽逃，转而加入民间放贷的行列。由于金融是不直接创造价值的，一旦形成这样的惯性，将反作用于实体经济并产生负面影响。事实上，这样的风气正在逐渐形成。

（三）新旧债交替，引发恶性循环

民间借贷方便、快捷，是解决资金短缺的有效手段，但如果使用者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出现问题，难以按时偿还民间借贷债务，再次从民间借贷市场借入资金，新债还旧债，通过利息的滚动，资金成本将会大大增加，给资金需求者背上沉重的包袱，且容易引发债务纠纷。同时如果民间借贷市场与银行信贷嫁接，易造成银行难以掌握民营企业资金状况的局面，从而难以做出正确的决策。

三、闽东民间借贷规范化路径选择

（一）规范借贷程序，减少借贷纠纷

根据问卷调查，60%的借贷参与者认为应当订立一份标准化的借贷合同，以便于对民间借贷行为进行监管；47%的借贷参与者认为应当尽快让仲裁机关介入民间借贷行为，并对民间借贷办理公证；43%的借贷参与者认为民间借贷的整体流程应由指定机构进行登记和备案。因此，政府应为民间借贷流程提供契约自由与契约权益的保障，增强民间借贷市场的可预期性，和稳定性。具体措施为：（1）订立规范化的民间借贷合同和凭证。内容涵盖借贷双方的权利、义务付款期限和付息等要素，减少民间借贷纠纷发生的可能性。（2）建立民间借贷行为信息登记库。凡是合理、合法的民间借贷行为均须在相关的监管机构登记和备案，并且对登记和备案的民间借贷行为应提供法律上的保护，同时间接的引导民间借贷从以往的地下金融模式转为阳光化金融模式，并接受监督管理，提高对此类“草根金融”的可控性，为国家的金融宏观调控奠定基础。（3）引入民间借贷仲裁制度，为民间借贷纠纷提供仲裁和公证。由于仲裁程序较司法程序更为便利，对当前频发的民间借贷行为较为适用，应鼓励借贷双方通过仲裁进行公正，防范风险扩大化，避免纠纷的蔓延，减少民间借贷纠纷成本。

（二）政府主动介入，加强监测与管理

在民间借贷逐渐阳光化的今天，政府已不能仅作为旁观者，而应当依照相关法律，适时介入民间借贷市场，加强风险监测预警工作，切实提出有力措施对标会加强引导和管理。一方面，政府部门可以对民间借贷组织进行依法登记，按区域将标会组织者进行集中管理，约束会首，同时加大经侦部门的监察力度；另一方面，政府应适时介入民间借贷市场。长期以来，政府的融资难度相对较低，国有大型银行机构的资金占有占多数，今后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对于短期融资，政府可尝试向民间借贷市场“拆借”，类似做法20世纪九十年代初在闽南地区已有出现。“拆借”是银行同业之间为解决资金的短期不足，而采取的期限短、高利率、高灵活性的借贷行为，政府可仿照此做法，尝试事先与规模较大，信用度好的民间借贷组织订立合同，一旦企业遇到短期流动性不足，由政府引导，参考银行同业拆借利率，借入民间资金，解决资金的短期流动性问题。由于政府引导的利率具有一定权威性，并通过“拆借”行为与民间借贷组织进行嫁接，对市场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这一做法对于缺乏信息来源的民众，能依据这一“官方”利率，有效判断当前民间借贷市场的风险和收益。

（三）引导借贷组织，使之成为金融业的有益补充

从闽东区地民间借贷开展的形式来看，民间借贷组织数量的不断增长，借贷组织之间资金的相互交叉流通，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在经济欠发达地区鼓励发展合作金融，以农村信用合作社为范本，尝试在民间设立在金融监管前提下的会员合作制的民间金融机构，是引导民间借贷走向规范化、阳光化的一条道路。在闽东地区，民间借贷组织（标会）占比例最高，应规范引导民间借贷组织（标会）的运作，使其运营模式走向合理化。具体做法为：一是加强宣传教育，普及金融知识。参与民间标会的民众对于市场利率及金融运转规律缺乏必要的了解，其参会目的均为高收益的诱惑，与收益相对应的金融风险缺乏有效的认识，有一定的盲目性。应通过报刊、杂志以及社区集中学习等方式，让民众有效的理解金融投资与风险知识，更合理的分析标会的运作，进行理性投资。二是坚决打击非法集资、集资诈骗等行为。民间标会长期以来作为“地下融资组织”，在发展过程中难免鱼龙混杂，存在一些非法融资行为，利用高额的利息欺诈性融资，形成宝塔式甚至带有非法传销性质的集资行为。经侦部门应加大查处和打击力度，维护民间借贷组织的健康运作。三是尝试实行资产抵押制度，增强交易可靠性。民间借贷案件的纠纷由来已久，常有资金借入者由于经营亏损且未实施抵押担保，导致资金借出者即使胜诉也难以追回款项的事情。事实上资产抵押在多数正规金融产品的交易已十分普遍，但对于民间借贷组织，闽东标会的入会提供抵押物的现象还不甚普遍，多数是以个人诚信为基础，部分有请信用较好知名度高的人作担保，卷款逃跑的会员大多无抵押担保物，标会将面临资金链断裂的危险，尝试引入贷款担保和抵押品，并通过法律，保护合法的抵押贷款行为。

（四）加快村镇银行建设，疏通民间资金流

村镇银行作为新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主要试点机构，拥有机制灵活、依托现有银行金融机构等优势，能够有效填补民间金融的空缺，对民间借贷市场具有引导效应，其发展能有效规范民间借贷市场的交易行为。自2007年以来，村镇银行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为民间借贷市场资金的流动提供了渠道，同时也是解决金融供给不足、竞争不充分、金融服务缺位等“金融抑制”问题的创新之举。这对于促进闽东地区投资多元、种类多样、治理灵活、服务高效的新型区域金融体系有积极意义，进而也能更好地改进和加强农村金融服务，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和进步。2007年，宁德市第一家村镇银行福鼎恒兴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2012年3月，中央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鼓励民间资金设立或参股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组织。这给闽东地区村镇银行的建设带来了新的契机，村镇银行的“鲶鱼效应”能够激活农村金融市场，打破农村信用合作社在农村信贷市场的垄断地位，并且稀释民间借贷市场不断膨胀的资金量。

民间借贷市场的发展是对金融市场多元化的补充。当前，闽东地区民间借贷有参与者多，资金数额大且自发性、创造性和便利性的共性，但其非理性、盲目性、泡沫性、高风险性和易于扰乱正常金融竞争秩序的弱点也逐渐显现。为此，要坚持在相关法律的框架内，加强对闽东地区民间借贷活动的监管、引导和疏通，逐步推进闽东地区民间借贷的规范化、阳光化运作。

参考文献：

[1] 王惠嵩.我国民间借贷透析与制度构想[J].软科学，2010，（8）.

[2] 宁德市三届人大二次会议报告.http：///宁德网.2013-01

[3] 陈元章.闽东机电行业[N].闽东日报，2013-05-10.

[4] 宁德市工商多举措扶持小微企业发展[EB/OL].宁德工商网.http：///web/assembly/action/browsePage.do？channelID=1194316285009&contentID=1333673770546.2012-05-03

篇3

2012年1月5日，温州市政府下发《关于规范引导民间借贷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实施意见（暂行）》，这是去年9月温州爆发民间借贷危机以来，政府出台的规范民间借贷市场较为全面、具体的行动方案。

针对民间借贷市场的杂乱无章，该方案最重要的制度性安排是，将成立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下称中心）列为十项具体措施的重中之首。据《财经》记者了解，中心的实施方案几易其稿，暂行方案已于去年底下发。目前，首家中心已开始组建。

一位参与方案讨论和组建工作的人士透露，首家中心将以公司化方式运作，以“温州市民间借贷登记服务有限公司”的名称进行工商注册，计划于今年3月底正式挂牌营运，这比原计划推迟了近三个月。

温州市政府将中心的成立列为金融改革、规范民间借贷的重要举措，国家有关方面也将其视为温州国家金融综合改革实验区方案中少有的、具有亮点的制度安排之一。

浙江省、温州市政府一直在积极推动温州金融改革实验区在国家层面的审批工作，知情人士透露，国务院已原则批复，目前正在相关部委会签，这将进一步推动民间金融改革进程。

但在利率双轨制尚未破除，资金定价扭曲的背景下，业内人士担心，中心很难有效收编庞杂的温州民间金融活动，达到预期效果。目前，中心成立在即，但未来进驻机构的功能定位、业务覆盖范围、运营模式等诸多细节尚无定论，各方仍在激烈商讨中。

搭建阳光化平台

去年12月中旬，温州市鹿城区工商联（总商会）召开主席会议，区政府高层、金融办公室官员和区工商联30多位主席和会长参加，会议的核心话题是：成立温州市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

经多次讨论，由鹿城区工商联（总商会）牵头，鹿城区优质民营企业主导组建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

参与当天会议的鹿城区工商联主席、温州开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跃胜对《财经》记者证实，鹿城区总商会下属22家民营企业将作为发起股东，出资组建温州市民间借贷登记服务有限公司。公司初期注册资本500万元左右，计划今年3月底正式挂牌营运。

公司由温州市地方金融监管服务中心审查核准，成立后配合该监管中心对场内市场主体行为进行日常管理，维护市场秩序。

温州市组建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的想法最早始于2010年。2011年初，温州市政府出台《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试行）》中明确提出，“探索组建民间借贷登记服务平台，在民间借贷活跃的地区探索引导和规范民间融资健康发展的新路子。”

一位接近温州市金融工作办公室（下称温州金融办）人士表示，虽然设想提出很早，但进展缓慢，直到去年9月民间借贷危机爆发，政府部门才被迫快速启动该中心的建设工作。

在推动该中心组建过程中，为了统一管理，温州市政府于去年11月初设立温州市地方金融监管服务中心，承担地方金融组织监管和检查工作。该机构级别为正县级，是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归口温州市政府金融办管理，由现任温州金融办主任张震宇兼任主任。

去年12月初，《关于开展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试点的实施意见（暂行）》（下称《实施意见》）的文件下发，市政府指定在温州市鹿城区先行试点，并将具体工作移交至鹿城区政府。

《实施意见》对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试点的性质和原则、试点内容、风险控制、监督管理和政策扶持方面提出了整体思路：初期在市区和瑞安、乐清两市先行试点；中心为民间借贷机构和相关配套服务机构提供场地、综合信息汇总和、借贷登记等综合服务；并通过相应的进驻机构为个人、机构、企业提供资金供需撮合以及融资信息、第三方鉴证、资信评价、信用管理、金融产品经纪、融资担保等专项服务。

《实施意见》规定该中心服务流程为：建立资金供求信息库，提供中小企业融资需求和提供民间资金的供给信息，通过信息服务系统实体和虚拟平台进行信息配对和对接，安排资金供需双方面谈，协助其办理手续并登记备案，最后整理借贷资料归档，并向主管部门备案。

但这只是总体原则，并不是具体实施细则，参与该中心组建工作人士表示，该平台更像是一个实体市场或者交易所，由政府出面“招商引资”，将大批相关机构引驻到该大楼内。

上述参与组建工作人士表示，由于温州此举是中国民间的首次尝试，并无参照，各方建议始终难统一。他透露，组建工作在市政府催促下艰难推进，但目前各方可以明确的是，先由鹿城区政府主导并搭建平台，剩余细节和争议部分，随后再逐步协商解决。

改造民间借贷模式

作为温州地区已经运营的民间借贷融资的电子信息网站，温州民间借贷网为借贷双方牵线搭桥，促成资金需求双方完成交易，为急需资金者寻找合法的资金来源。

该网站发起人温州攀远律师事务所主任颜贻潘看来，温州民间借贷网是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的雏形，初步具备该中心功能。温州民间借贷网自2010年5月运营以来，完成撮合20余笔借贷业务，累计借贷金额约3000万元。

据了解，温州民间借贷网在具体业务操作过程中，完成撮合交易借贷额单笔最低为30万元。从资金供需双方信息到最终完成撮合交易，最快需七天，前提是借款利率能直接匹配，且有足额的抵押品，否则时间会更长。

颜贻潘认为，中心的成立，可以解决兄弟亲友间难以启齿的借款利息、还款拖拉、手续不到位等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效率和手续上将更加繁琐，原本快捷、灵活、广泛、具有人情味的民间借贷行为面临模式上的转变。

多年的实践表明，民间借贷最大的特点是快捷，数额较小的资金数小时内可以完成，借贷关系大多数只需口头承诺或者出具借条。快捷的特征适应了中小企业使用资金通常没有缜密计划所造成的资金临时缺口。

民间借贷通常在固定的范围和地域内、在亲缘网络和熟人圈子中进行，具有风险共担，互惠互利的综合功能。借贷双方所在的以亲缘、地缘为中心的人际关系网络，是民间经济活动最根本的信用基础，虽然没有任何成文规定，但是参与各方都遵守约定俗成的惯例。民间借贷具有很浓厚的人情味，借贷期限较短的或者关系较亲密的，甚至可免息。

倘若按照温州市政府的设想和规划，将参与各方逐步引入到公开的操作平台，交易完成后备案登记，这将改变传统的民间借贷非公开的服务模式。上述直接参与组建工作的人士表示，中心并无强制职能，为自愿参与，成立后有多少资金供需方会通过此渠道融资，连政府部门也没有十足把握。

更为关键的规定和争议是对利率水平的限制，《实施意见》要求中介机构必须严格执行法律规定的民间借贷利率，及借贷利率不得高于同期银行借贷利率的4倍，职能部门将监控资金交易利率和场内交易中违规行为，并及时处理。

但对于逐利热情高涨的民间资金，依靠中心撮合发放贷款，并非最优选择，最直接的损失就是利差。据人民银行温州支行官方统计，2011年9月，当时温州地区的民间借贷的年利率在40%左右，此利率水平相当于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的6倍多。

而熟悉温州情况的金融界人士则认为，上述统计可能仍然存在误差，他们所感受到的温州地区实际民间利率远高于40%的水平。对这些可以获较高利益的放贷人而言，是否主动纳入官方的协调管理体系，事实上有不少难度。

此外，一些可能涉及资金来源存疑的灰色民间借贷关系，更不会轻易浮出水面。

细则仍待完善

政府试图整顿金融秩序的良好愿望，还面临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问题，尤其是在指导意见的执行过程中，许多操作细节可能导致政策设计的初衷走偏。

多位直接参与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规则和组建工作的人士均表示，在政策层面，政府提出了原则性的指导意见，明确了基本框架，但在操作层面，涉及到该中心组建内容的细节、运营模式、业务流程等方面的细则仍不明晰，还在商讨过程中。

最核心的问题是哪些机构入驻该平台，尚未确定，而相关的选择标准，有可能陷入争议之中。

根据《实施意见》要求，试点初期，从事民间借贷撮合的投资（咨询）公司等中介机构先行入驻，其次引导非融资性担保公司、寄售行、旧物调剂行等中介机构进入，随后逐步引导从事民间借贷的一般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进场登记管理。

据了解，目前人人贷、宜信等网络借贷中介都在考虑进入该平台，浙江当地全球网、温州民间借贷网也计划与该中心接口。

温州市金融办主任张震宇在2011年底曾透露，2012年将引入三家到五家P2P（Peer to Peer 简称“人人贷”）企业入驻该中心。但据了解，在温州政府该中心的实施细则尚不明晰的情况下，此类机构还在观望。

《实施意见》规定，市场相关各方进场后自愿达成交易，如借贷发生违约，该中心不承担任何责任。对此杭州全球网执行董事高红冰认为， 1对1的借贷交易，中介机构撮合即可完成，如果出现违约，中心可不必承担法律责任；但如果是1对多的交易，中心的角色不再局限于1对1交易中的简单撮合，这种情况下，违约发生后的法律责任如何界定，还需讨论。

其次，《实施意见》明确提出，中心由国有公司主导或者当地优秀民营企业发起组建，采取市场化方式运作，以向会员和进场机构收取一定的服务手续费为赢利模式。

既然中心的发起人股东往往带有利益诉求，如何平衡该中心的公共服务职能和商业赢利要求。参与组建工作的人士表示，应该提前出台相关政策，确定收费标准。而目前温州相关部门尚未明确具体标准。

此外，接近温州市金融办人士透露，中心业务服务范围界定也未明晰，是服务温州地区，还是面向更大地域，各方还存在争议。

该中心能否像设计者期望的那样发挥强化监管的作用，业界部分人士对此仍存疑虑。

温州市提出成立该中心的最终目的是规范民间借贷行为，给民间资本提供合法、阳光的平台，打击非法高利贷行为。为此，《实施意见》规定，资金供给方所出资金必须为自有资金并提供相关证明，严禁银行资金流入、非法集资和吸收公众存款。

但是2011年温州借贷危机的动因之一便是，大量银行资金流入高利贷市场，起到推波助澜作用。一位国有大行温州分行人士表示，银行往往只能监控信贷资金流出的第一账户。据该行统计，该行温州地区中小企业贷款95%的信贷资金流入非实体经济领域。

篇4

[关键词]民间借贷中心；网络金融：企业合作机制；策略研究

引言

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作为温州金融改革的产物，自其建立以来已初具成效，温州民间借贷在其引导下也逐渐在向规范化道路发展。然而就引导民间资本“阳光化”、“规范化”这一方面，“中心”的基本运营模式已无法满足加快民间借贷规范化的需求，因此推动“中心”步入转型期成为当下金融机构及相关学者竞相研究的重点。近期，“中心”多方面探索转型渠道，初步尝试与网络金融企业进行合作，并取得了良好的绩效。

一、“中心”与网络金融企业合作的必要性

（一）提升“中心”对民间融资规范化引导效率的需要

“中心”与网络金融企业的合作在理性与实践层面都是利大于弊。从理论层面上来讲，“中心”与网络金融企业合作的可能性在于双方的非直接竞争关系以及差异化的比较优势，这种合作可能性的存在为“中心”引导民间资本“阳光化”以及未来互联网金融的良性发展都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从实践层面上来看，“中心”与网络金融企业从简单的业务交叉到契约合作，能够为更多的民间借贷客户提供便利，扩大“中心”的知名度，能够提高“中心”信息披露效率，引导温州民间投融资规范化进行。

（二）扩大网络金融企业客户量的需要

主流客户非重叠性，以及各自在金融领域具有的独特优势是“中心”与网络金融企业之间开展合作的重要依据，具体而言一方面，在温州地区，网络金融企业凭借其对日常生活的强力渗透和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在成本、时间上占有极大优势，因此吸引了众多投融资者：另一方面，“中心”凭借其政府设立、市场化运营模式建立起的良好信誉形象，也积累了一定的客户源，而这两方面的主流客户既是非正规金融的借贷客户又具有非重叠性，因此，“中心”与网络金融企业的合作能形成客户资源互补，促进信息共享，也能为双方提供实现共赢的空间。

（三）完善民间征信系统的需要

“中心”与网络金融企业合作的必要性还体现在完善民间征信系统的需求方面。网络金融企业具有风险高、可信性差、融资成本高等不足，而完善的“中心”监督体系可以规范网络金融企业的发展，防止网络借贷公司风险的积累与增长，避免金融体系风险外溢影响整个实体经济发展。而网络金融企业凭借其便利性，掌握了大量中小微企业的真实交易数据、营业状况和现金流量情况，这些信息对民间征信系统的建立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中心”与网络金融企业的合作能够有效的完善民间备案登记信息，加快民间征信系统的建立与完善。同时，“中心”还能通过借鉴网络借贷的组织形式和信息处理技术，来促进自身业务创新和结构转型，突破发展“瓶颈”。

二、“中心”与网络金融企业的合作机制

（一）民间融资征信方面的合作

“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P2P网络借贷平台”这一创新模式，是在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开业后对其运营的观察中发现，要构建合理的运行机制，隐私保护、利率管理、资金安全保障模式这三个方面缺一不可。“中心”成立之初就与多家P2P网络借贷平台进行了初步 合作，而实践证明，该尝试是成功的，值得进一步加深合作。翼龙贷、人人贷和拍拍贷等7家P2P网络借贷平台是最早一批入驻“中心”的网贷平台，发展至今已出具成效。以翼龙贷为例，资金借贷双方分别经过翼龙贷的风控部进行客户资信调查后完成登记注册，于网络借贷平台公布自己的投融资需求，在平台的撮合之下建立借贷关系，通过面对面签订借贷合同后，要去“中心”进行备案登记。因此经过“中心”与P2P网络借贷平台的合作实现的民间借贷违约风险更小，而且P2P网络借贷平台可凭借其便捷性为“中心”提供更多客户的征信信息，有利于形成优势互补，推动民间征信体系的完善。

（二）民间融资监管方面的合作

基于“中心”的运营探索与需求，温州民间融资服务行业协会应运而生。协会聚集了P2P网贷平台、众筹、第三方支付、金融中介、股票配资等公司，“中心”作为协会的重要组成成员，在其中扮演着监管者的角色，互联网金融机构的运行都要在“中心”的监管之下。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网络金融借贷的风险，规范了网络金融企业的投融资行为，促进全市民间融资行业阳光化、规范化发展。通过这种合作机制，“中心”有利于将线下民间金融与线上互联网金融进行对接。加强“中心”对网络金融企业的监管的同时，还能开拓“中心”的市场职能，使得民间借贷服务中心逐步向财富管理、信用查询、应急转贷等方式拓展。

（三）民间融资业务开发方面的合作

建立初期，“中心”只是一个撮合借贷需求双方的中介机构，提供备案登记服务但不涉及投融资业务，然而随着市场需求以及资金配置效率需求的逐步提高，“中心”开始尝试与多种融资渠道结合。例如瑞安民间投融资服务中心，将民间借贷登记业务、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瑞安企业挂牌孵化基地、浙江股权交易中心瑞安运营中心融合在了一起。这种合作机制不仅让市民和企业的融资更加方便，服务中心的创收也更多元化。综合性的“中心”能够给企业资产配置提供多种组合可能，可以对接资本市场用股权融资，也可以配置部分民间借贷资金，提高资金的运用效率，满足民间借贷需求。

三、“中心”与网络金融企业合作中存在的问题

（一）二者合作的立法基础滞后

网络借贷尚处于新兴行业，现在很多投资者、投机者都纷纷涌向互联网借贷寻求高风险下的高收益。2015年十部委了《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但是这还尚不足以规范网络借贷的行为和程序。互联网金融企业和借贷双方都没有可以依据的法律法规，投机取巧者很容易钻取法律的漏洞从事不法交易，对于中心和网络金融的合作进展造成威胁。

（二）二者合作易放大金融风险

金融本身具有一定程度的风险，还具有其他行业不具有的外溢性。如果风险发生，互联网的普及将会导致金融风险迅速地漫延到其他行业。互联网金融的净利润比较其他行业增速较高。据统计网贷机构已达到2612家，但是有问题的平台就达到1000多家，约占总数的30%。且金融诈骗、非法集资等现象在互联网金融领域层出不穷，且涉及到的资金都非常庞大，对借贷者造成极大的损失。

此外，互联网金融与中心的合作还提供一种新式贷款――购房者可以向某些互联网金融企业寻求资金拆借，用于支付首付。这种方法会使购房者杠杆被放大，金融风险也随之加大。虽然互联网金融提高了交易效率、降低了交易成本，但是其风险也是很高的。网络为金融的发展铺垫了道路，但是如果网络金融自身运营并不健康，这将对民间借贷中心的稳健发展造成极大的隐患，其高风险势必会渗透到中心中去。

（三）二者合作的监管存在漏洞

互联网金融与中心合作的过程中，虽然为双方都提供了相当程度的便利，但是其操作流程却不受监督，存在监管漏洞，尤其对于互联网金融企业，并没有行之有效的监督体系，第一，经营的范围边界模糊；第二，客户资金安全缺乏有效保护，一旦资金通过第三方支付手段进行转账后，很难通过有效手段掌握后续状况；第三，投资者保护机制不健全，现存的一些针对贷款人违约的情况，投资者还没有完整的机制来保护自己的利益。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急需正规的金融监管当局对其监督。

四、提升二者合作成效的对策措施

（一）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政府要重视互联网金融公司的作用，尽快出台相关的法律章程，让这些互联网公司有法可依。有关部门可以在已文件的基础上，通过法律条文的制定优化互联网金融公司的生存发展环境以及借贷的大环境，一方面规范化借贷的操作流程，另一方面也能对贷款者的行为形成约束，重视信用的作用，震慑试图投机取巧的投机者与违法者。

（二）合理设计合作业务的风险自控底线

中心和网络金融企业的合作中，主动积极地向国外成功网站借鉴经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再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不断地完善自己的机制，尤其是风险控制机制，保证整个合作在可承受风险中进行，以减少可能会发生的损失，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同时，政府或者有关部门要严厉打击各种利用网络借贷进行的违法活动，要加强信用和网络金融的宣传力度，提高公众对互联网金融的认识，避免被不法分子利用从而造成损失。创造一个优质的互联网金融的大环境，是网络借贷和中心的合作有序进行的强有力的保证。

篇5

经营游离主业，热衷于挣“快钱”

主要表现为：经营趋于多元化，对外投资额与其规模实力明显不相称。企业经营基本游离主业，经营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或投资性行业，或外流外迁，甚至转向国外，在高息利益驱使下，热衷于挣“快钱”，将利用实业平台谋得的银行贷款，挪用作诸如资源、房地产开发以及股票、贵金属、艺术品等跨界领域投资，或直接转手用于民间借贷等。

业主行为不端，负面信息多

主要表现为：涉及民间借贷的企业或业主经常以各种名义诱导员工办理个人贷款或集资，与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典当行、财务公司等过从甚密，上下游企业反映其行为反常，媒体报道、征信系统显示企业或业主涉及民间借贷的相关负面信息，甚至有些经营者其直系亲属已移民国外，本人也玩起“失踪”、“跑路”。

经营不善，管理失范

主要表现为：法人代表经常更换，生产经营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向银行借款后不能提供有效的证明真实贸易背景的支付凭证，申请的贷款金额明显超出实际有效需求，拖欠员工工资或货款，遭债权人上门逼债、财产遭哄抢等。

账户往来异常，财务信息失真

主要表现为：与已确定存在较大民间借贷风险的企业、个人或民间借贷高发区域较多账务往来，自主支付的贷款资金流入与生产经营无关账户，还款资金来自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典当行、财务公司等不合理账户，与关联企业账户来往甚密；现金流量与生产经营规模明显不符，资产负债表中的银行借款规模与利润表中的财务费用明显不符等。

民间借贷风险产生的原因

为缓解资金压力，涉足民间借贷，导致信用风险过度膨胀

一些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集团有了一定的产业基础后，为获取高额经营利润或投资收益，不顾投资风险涉足陌生领域，盲目扩大经营和业务规模，不仅无法获取正常收益，反而陷入资金困境。为缓解资金压力，在无法获取更多银行信贷资金情况下，企业则通过高利贷性质的担保公司或者典当行，以高出银行几倍的利率，借入民间资金，导致企业的资金负担加大。另外，在资金周转紧张的情况下，如果银行大笔贷款到期，企业为能够一次性还清银行贷款后续贷，往往涉足民间借贷借入大笔资金先把银行的贷款还掉，再等银行的续贷手续完成后，把民间借贷的资金还掉。如果银行续贷无法及时落实，企业的资金负担也会增加。一旦企业涉足民间融资，无论金额大小，企业的信用风险都将因此而急剧膨胀，资金链十分脆弱。

为牟取高额利润，涉足民间借贷，导致信用风险快速蔓延

目前专门从事民间借贷业务的融资机构主要是典当行、投资担保公司、物资调剂商行、中小企业行会等，尽管名称各有不同，但其主要的法人股东一般都是创业成功的大集团和知名企业。这些企业为牟取民间融资丰厚的收益而涉足其中，利用各种途径和多种手段进行非法集资，专营民间融资业务，获取高额民间借贷利息。有的集团公司甚至通过实际控制的多家关联企业进行民间融资，成立资金结算中心，操纵地下钱庄资金链，形成民间融资业务独立运作的经营体系。这些民间融资运作体系结构复杂、规模庞大，资金规模少则几千万，多则数十亿。如果其中一家企业出现了资金链断裂，信用风险将迅速蔓延到其他关联企业，并波及对其有授信的银行。

商业银行防范民间借贷风险的对策

针对民间借贷存在的问题和可能引发的风险，商业银行应提高警惕，规范员工执业行为，切实按照银监会颁布的《商业银行授信工作尽职指引》要求做好各项尽职调查工作，认真落实贷款“三查”制度，将风险意识贯穿整个信贷流程，严加防范民间借贷风险向银行体系蔓延。

切实做好贷前调查，提高尽职调查的深度和广度

1 定期收集行业、市场信息，跟踪经济周期波动对当地企业、行业的影响，分析了解当地资金市场动态及企业融资习惯，关注企业资金需求的融资主渠道。必须了解授信客户是否存在通过民间高息融资满足到期贷款归还、投资高收益项目、解决临时资金周转或长期资金需求等现象。

2 充分利用工商企业资信网、央行征信系统等公共信息渠道，切实了解授信客户的外部信息。关注工商、法院、海关、税务等部门对企业的信息披露，了解授信客户是否涉及民间借贷、涉讼、涉税等相关负面信息。

3 依托账户分析，审核企业财务报表的真实性。通过到企业生产经营场所实地考察、实地查账、抽调原始凭证、核查库存商品等方式，查验企业账表、账实是否相符，必要时应要求企业提供对账单、纳税凭证、购销合同等相关资料及资产权属证明。还可通过跟踪分析企业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短期借款等科目、财务费用支出明细等情况来分析掌握企业有无民间借贷、借贷金额大小等信息。同时还应关注企业是否存在第二账本。

4 实地掌握企业的生产经营及对外投资情况，通过核实水费、电费、税费缴付、员工薪酬支付等情况分析企业生产经营是否正常，是否存在停产或半停产状态。通过核实投资收益、长期投资及直接或间接向企业职工、上下游企业、企业主的亲戚朋友等了解企业的多元投资情况，尤其了解企业是否与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典当行等存在资金往来，有无拖欠工资和货款，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包括债权人上门逼债、财产遭哄抢等情况。

5 实施企业主行为调查，高度关注企业法人代表本人的品行素质，加强对法人代表日常行为的监控和信息搜集工作，了解掌握企业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赌博等不良嗜好，本人及直系亲属是否持有国外绿卡等。

通过上述尽职调查工作所掌握的情况，商业银行要真实、全面反映经营者素质、企业有效资产、现金流和资金链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对企业经营财务状况做出客观分析评价。对于参与高利贷等非法金融活动、企业经营者素质低下、经营财务信息严重失真、资料弄虚作假的企业授信申请不予受理。

审慎进行授信审查，有效识别和防范民间借贷向银行体系传导

结合当前涉及民间借贷企业的风险特征，着重把握好以下几点：

1 企业资信状况的审查。对有不良信用记录、外部信息披露涉及民间借贷或刻意隐瞒实际控制人等要素信息、串通中介机构伪造财务报表等恶意行为的企业不予介入。

2 实际控制人及主要经营者个人综合素质的审查。包括但不限于文化程度、道德品质、经营管理能力等，关注是否存在“跑路”、“失踪”及参与赌博等现象，对有违授信准入底线的不予介入。

3 多元化经营或股权关系复杂、关联关系隐秘的民营性质客户的审查。要在理清关系树的基础上，着重分析其资产分布、资金来源和资金链状况等，避免过度授信、授信偏离主业、授信用途不明、授信用于归还民间高息借贷等现象发生。

4 企业财务报表的审查。对银行借款规模与财务费用明显不匹配；主业经营状况急剧下滑、银行授信趋紧、现金流紧张；其他应收、应付对象异常等现象，应进一步调查分析、了解原因与情况核实，有效识别和防范民间借贷风险传导。

严格落实贷款新规，提升贷后管理水平

1 认真执行“实贷实付”制度，防止信贷资金挪用。贷款支付优先采用受托方式，贷款支付前，首先确认借款人是否符合贷款发放条件、支付对象是否符合借款合同约定用途、支付事项是否与提交的交易合同资料一致；贷款支付后，要加强客户账户大额资金划转的监控分析、信贷资金流向跟踪，做好交易合同、发票、单据等具有真实贸易背景的资金支付凭证资料的收集工作，确保信贷资金需求测算与实际有效资金需求的一致性。防范对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等相关联的企业的贷款，严防信贷资金通过各种途径流入民间借贷市场。

2 加强贷后管理，动态掌握企业经营情况。要提高实地查访频率，关注企业开工情况，关注其销售渠道和销售数量的变化情况，分析掌握客户经营、财务变化情况和行业风险情况，了解客户的负债相关情况，分析和掌握客户还款能力、还款意愿和担保能力的变化，评价授信风险严重程度，及时掌握异常情况。

3 加大排查力度，提高对民间借贷风险的识别和管理能力。一旦发现客户现金流入持续减少或现金流与经营情况不匹配等风险预警信号，应引起高度的重视，及时调整授信策略，采取冻结额度、降低敞口、加固担保、减持退出等措施，及时防范和化解民间借贷风险的传导。

加强员工合规教育、规范员工执业行为

针对部分银行员工直接或间接参与民间借贷，充当资金掮客，给银行资产造成重大风险和损失的情况，商业银行应加强日常教育，采取措施，严防违纪违规及各类案件的发生。

篇6

[关键词]温州民间信贷　中小企业融资问题　对策

一、温州民间借贷与中小企业融资

1.温州民间借贷产生的原因

温州以民营经济发达，民间资金充裕，民间金融活跃著称。据统计，温州拥有超过40万家企业，其中以中小规模企业为主，企业对于资金的需求巨大。温州地区众多的中小企业特别是微小企业很难通过官方渠道筹集资金，所以为了满足对资本的需求，这些选择在民间资本市场寻求出路。据推算，温州地区民间闲置资金规模超过8000亿元人民币，数额巨大的闲置资金是促成民间借贷形成的先决条件。2011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温州支行了《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数据显示，温州民间借贷的市场规模达1100亿元人民币，约占温州全市银行贷款额的20%。资金持有者为了获利将资金贷给融资困难的中小企业，使得温州地区民间借贷市场得以发展。

2.民间借贷融资方式面临挑战

民间借贷是正规金融融资有益和必要的补充，有助于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有利于增强经济运行的调节和适应能力，但也存在着借贷风险难掌控、资金流向难监测、债务纠纷易发生等潜在风险。由于面临通胀压力，银行紧缩银根，提高贷款利率。2011年上半年，浙江省金融机构新增贷款同比减少925.2亿元。商业银行对企业贷款利率普遍上浮了20%至30%，原本困难的贷款途径又因高企的利率将中小企业拒之门外。由于紧缩的货币政策，导致了资金的供不应求，民间借贷的利率相应提高，企业的资金使用成本也在不断增加。据中央人民银行的《2011年浙江省金融运行报告》显示，2011年温州地区前三季度民间平均借贷综合利率分别为24.46%、24.48%、24.97%，呈量价齐升的态势。温州中小企业多从事小商品生产加工与服装制造行业，其毛利率一般在3～5%之间。高昂的借款成本与微薄的利润势必造成企业无力偿还债务。自2011年4月起，温州地区很多民营企业面临资金链断裂的窘境，频现企业主欠债失踪的事件，这也将民间借贷的问题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二、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原因

1.中小企业内部因素

(1) 中小企业的高倒闭率与经营不确定性

尽管温州地区中小企业数量不断增加，但生命周期能够达到三年的中小企业仅占总数的一半。与此同时这些企业产品技术含量低，规避风险能力差，造成了中小企业经营前途的不确定性，这导致了企业收益难以估算，偿债能力难以衡量的问题。高倒闭率与经营的不确定性使外部出资者面临着巨大的风险，特别是银行不愿意向该地区中小企业提供资金。

(2)中小企业缺乏足够的信用保证

银行等金融机构在贷款时一般要求借款人提供固定资产抵押，而中小企业受规模限制，很难提供符合要求的抵押品。目前温州地区大部分中小企业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企业规模小、生产设备落后、可用的土地使用权有限。在没有足够的抵押能力也没有符合条件的担保人为企业担保的前提下，银行很难发放贷款给中小企业。

(3)中小企业管理不够规范

温州地区的中小企业多是私营企业，很多企业在管理上存在着缺陷。这些企业很多是家族式管理的企业，存在企业主一人说了算的情况。缺少现代化的管理方式，企业在组织管理上极其混乱，也不免有不良企业为了获得贷款谎报财务数据。银行在不能准确了解企业经营状况的条件下，为了降低贷款的风险，在给中小企业发放贷款时慎之又慎，甚至不给中小企业提供贷款。

2.外部环境因素

(1) 中小企业融资渠有限

截止至2011年年底，温州地区仅有7家国内上市公司和2家境外上市公司。直接融资的高门槛将绝大多数中小企业拒之门外。在间接融资方面，中小企业贷款金额小，银行贷款所要支出的单位成本与管理费用较高。商业银行之间缺乏竞争，也导致了银行更愿意为大客户提供大规模贷款。对于民间借贷的融资方式，虽然可以较容易的获得资金，但是高利率使企业负担着沉重的贷款成本。尽管融资渠道很多，但是针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是非常有限的。

(2)国相关法律和政策还不完善

世界上大部分发达国家已经实施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帮助中小企业融资。如美国的《小企业资本保障法》和日本的《小型企业供给法》、《信用金库法》等。但是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保护中小企业的法律体系。在政策方面，我国还未形成完整的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体系，现行政策多倾向于国有大型企业，没有针对中小企业的融资系统，不利于中小企业获得资金。正是政策与法律的不完善使中小企业在融资上面临重重困难。

三、解决温州地区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对策

1.完善法律法规及金融政策

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最根本要素是完善法律及政策体系。笔者认为在法律层面应给予中小企业保护，确保在融资问题上的公平待遇，并且落实明确融资过程的具体操作法规，做到有法可依。在金融政策方面，政府应给予中小企业一定政策优惠，如在税收方面给予优惠或进行一定补助等，使企业获得更多的收益。除了这两方面，政府还应成立专门的监管部门，加强对中小企业的监管。法律化、规范化的融资体系会降低中小企业融资的难度。

2.提高中小企业自身水平

企业竞争力的强弱也会影响其融资的难易程度。温州地区的中小企业主，需摒弃家族式管理模式，学习先进的管理方法和管理模式，规范经营，完善财务及管理制度。与此同时进行产品机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进行转变，使产品具有尖端性、优质性、无可替代性。温州地区现有中小企业所从事的行业较为集中，各小规模企业之间可以通过合并、兼并、重组等形式组成规模较大的企业，以此解决人才、技术、资金等方面的问题，提高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力从而达到吸引资金的目的。

3.促进民间借贷正规发展

温州地区民间借贷已经成为中小企业融资的重要方式，因此要加强对民间借贷的监管，增强民间借贷的风险防范能力。2012年3月29日，温州市民间借贷登记中心成立，这对规范民间借贷，降低风险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心目前服务功能还较为单一，笔者认为应尽快完善登记中心的功能，优化民间借贷登记的操作流程，这是发展规范化、低风险化民间借贷的前提。与此同时，政府应从试点开始降低温州地区一些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的准入门槛，使其合法化、阳光化。在严格监管下的正规化民间借贷方式，会大大降低中小企业融资的难度。

参考文献：

[1]中央人民银行温州支行，《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2011年7月

篇7

[关键词] 民间借贷中介 合法性 法律模糊空间

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企业(包括其他组织)之间,一方将一定数量的金钱转移给另一方,另一方到期返还借款并按约定支付利息的民事行为。它是一种古老的借贷方式。近几年,随着银行储蓄利率的下调,不少人在为手中的闲散资金找收益高的理财途径,另一方面,中小企业担保公司因准入门槛提高而丧失融资功能,因此在理论上可以提供双赢的民间借贷在全国各地又活跃起来。而民间借贷中介,一种专为民间借贷的借、贷双方提供“搭桥”服务的职业中介组织,应运而生并日趋活跃,它使传统分散的、不透明的民间借贷行为出现了组织化、公开运行的特征。

一、民间借贷中介的生存空间

民间借贷中介是伴随着民间借贷的活跃而应运而生的。一方面,民间借贷的出借方即资金供给方日趋活跃,成为民间借贷中介的催生剂。从2003年末起,我国重新步入负利率时代,居民储蓄存款利率过低,必然要流出银行体系寻找新的投资途径,民间借贷中介的出现,使投资人很容易地找到借款人,并获得高收益。据徐州市某民间借贷中介公司在网上的信息披露:2003年该公司为某投资者投资100万元(放贷),年收益12万元,2004年收益20.16万元,2005年收益48万元。银行存款的低收益与民间借贷的超过10%的高回报形成巨大落差,使民间借贷成为一般资金持有者的理想投资方式之一。

另一方面,民间借贷的借款人即需求方也日趋庞大。他们也需要民间借贷中介。两个层次的原因造成了民间借贷的需求市场。一是从银行方面看,自2004年起,国家针对投资增长过快、能源、粮食价格大幅度上涨等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些不稳定因素,加强了宏观调控,银行信贷资金紧缩,使大部分中小企业从银行贷款困难。另外,中小企业贷款具有小、急、频、险的特点,户均贷款额只有大企业的1%左右,贷款频率是大企业的3～5倍,对于银行来说,中小企业贷款管理成本高,风险高,而收益率并不高。这就直接造成了银行不愿意将过多资金投入到中小企业贷款业务。同时,随着各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审批权限上收,基层信贷权限十分有限,减弱了基层信贷发放的积极性。二是从借款人方面看,民间借贷可以跨越程序障碍。中小企业周转金贷款、个人消费类贷款、助学金贷款等银行贷款手续繁杂,审批时间较长,为节约时间成本,为应急而转向容易借到的民间借贷中介求助的情况越来越多见,民间借贷中介成为短期紧急借款人无奈而又实用的选择。

总之,民间借贷承担着国家银行借贷之外的辅助融资功能,对刚性的金融资源配置方式形成有效的补充,一定程度上优化了我国金融资源配置,其自发性和互对社会稳定与发展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民间借贷中介作为民间借贷的桥梁,可以方便出借人和借款人建立较规范的借贷关系,具有灵活性和互的本质特征,在巨大的市场需求下,具有较大的生存空间和盈利空间。目前我国大部分省份都出现了民间借贷中介,其中,山东省青岛市是民间借贷中介较早出现并发展较完备的。据青岛民间借贷网数据显示,从2003年,青岛市成立第一家民间借贷中介公司成立开始,经过短短的三四年时间,民间借贷中介业便以不可阻挡之势迅猛发展起来,目前登记的民间借贷中介公司已经超过了60家。青岛模式――以房产抵押来抵御借款风险的模式,也作为成功的典范被业内广泛效仿。

二、目前民间借贷中介的运营模式

目前,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的民间借贷中介的名称主要有:民间借贷公司、资产经营管理公司、民间抵押贷款中介公司、投资管理公司、投资咨询公司、投资担保公司等。这些公司在从事民间借贷中介业务时,主要的经营方式有:

1.桥梁型

撮合借贷双方成交,收取服务费。由中介机构介绍借贷双方会面,共同磋商借贷数额、利率、借期、担保形式等,促使双方签订借款合同、进行公证并履行,并作为见证人签章。中介机构以借款数额为基数从借款人处收取服务费。服务费的数额为借款数额的2%～6%不等。

2.担保型

中介机构直接以本公司名义为借款人提供保证担保,当借款人不按期还款时,放款人可以要求中介机构承担保证责任。以北京为总部的宜信公司为例,在还款出现问题时候,宜信从保证金里支付给放款人本金和利息,保证放款人不受损失。

3.受托放款型

放款人将款项存于中介机构,委托中介机构寻找合适的借款人并对外放款。中介机构如果发现合适借款人即通知放款人前往订立合同。

4.吸款放贷型

中介机构与放款人之间订立借款合同,中介机构支付一定的利息从放款人处收取款项后对外放贷。在此类模式中,借款人与放款人之间没有联络,放款人将款项交与中介机构,从中介机构获取利息,中介机构选择并确定借款人,从中获取利息差额。

三、目前民间借贷中介的法律模糊空间

由于民间借贷的资金多数属于民间个人自有的闲散资金,由此决定了民间借贷具有自由性和广泛性的特征,也正因为如此,法律法规对民间借贷的规定并不十分严格,而是让当事人拥有较多的自利。而目前我国有关民间借贷中介的法律法规仍是空白,对民间借贷中介合法性仍然没有确认,因此,民间借贷中介的活动始终处于法律的边缘。

本着“法无禁止皆自由”的原则,民间借贷中介开展业务时,只要坚守最高法院于1991年8月颁布《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规定的“不复利、不四倍、不集资”就是合法的。

那么,民间借贷中介做到“三不”了吗?笔者认为并没有。

首先,民间借贷中介拥有“集资”与“不集资”的模糊空间

从目前借贷中介的运营模式来看,第一、二、种运营形式,理论上应该是比较纯粹的借贷平台。其所提供的合法服务有:信息平台服务,有专门的人员负责借、贷信息的收集、筛选,一般还会建立网站等借贷信息平台。有效的符合借贷要求的信息平台会提高民间借贷的成功率和借贷效率,使得出借人和借贷人的愿望可以快速达成。审查服务,对借贷人及提供材料进行初步审查,主要审查其身份情况、抵押财产、商业信誉、还款能力、贷款来源、借款用途、提交材料等,确定其是否符合借贷条件,是否符合公证条件等。法律服务,民间借贷中介会提供比较完善的服务协议、借贷合同;并根据公证或律师见证的需要,提供配套的法律文书、文件。程序操作服务,全程协助借贷主体办理签约、抵押、公证(或律师见证)等借贷事宜。协助借贷人签订借贷合同,并协助其办理抵押、公证(或律师见证)的材料准备、业务办理等,以协助借贷主体安全、高效地进行民间借贷。

通过民间借贷中介在民间借贷中所提供的服务,可以使民间借贷主体更加安全地进行民间借贷,并通过民间借贷的全程服务,更加优质、高效地进行民间借贷,更好地保障民间借贷的合法权益。而民间借贷中介提供这些服务并收取一定的手续费,是完全合法的。

即便中介服务就是局限在上述合法范围内,其非法集资的实质还是会隐蔽在其服务过程中。判断中介的行为是否属于上述合法服务范围的标准,就是要判断其订立的借贷合同是否是三方合同,即放款人、借贷人和中介(担保人),而不是两方合同,即中介公司和贷款人作为甲方乙方或者是中介公司和放款人作为甲方乙方的两方合同。在后面的情况中,中介公司已经脱离了中介的范围而成为了放款方或者是借款方,这样它就不再是作为中介人、见证人或担保人的中介角色存在,而直接成为资金运营主体,具备了“准银行”的性质,通过吸款和放款取得利息差而盈利,成为违法的“私募资金”,从而超越了合法空间。

目前不少民间借贷中介表面上服务范围没有超越“中介”的范畴,但是,考察其真实的合约和运行流程,会发现它们吸引投资人进入后先签订一个投资合同,并让投资人将款项打入中介账户,之后会通过信件告知投资人其款项的去向。或者,中介提供借款人资料征得放款人同意后将款项放出,但是这些借款人信息是中介掌握的,放款人并没有考察能力,而由于时间因素等,同意或者不同意放款,也基本通过电话等口头协商决定,所以,事实上还是没有放款人和贷款人的合同,而只有投资人和中介的合同。而放款人对款项的真正流向也并不会真切了解。再或者,虽然签订的是三方合同,但是放款人和借贷人是不见面也不认识的。借款和放款还是只和中介公司商定完成,实际上还是放款人人和借贷人只和中介单线联系。这样,比起放款人或者是借款人来说,中介是掌握全面信息的惟一一方。所以事实上募集资金如何处置还是由中介决定。构成”集资“的几个要素:没有特定募款对象,募集到的资金流向由集资人决定等,在中介借贷业务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笔者在青岛一家著名借贷中介和北京宜信公司实证调查结果,都证实了这一点。可以说,中介是在打着“平台”之名,行“私募”之实。而非法集资的高欺诈性对公众财产的高危害性是众所周知的。

即便中介严格控制服务在合法范围内,其服务本身也存在很多法律隐患:对于这类公司从事民间借贷中介业务所需要的资质、人员、技术等要求,国家没有规定,并且在其从业期间,缺乏有效的动态检查和跟踪措施,对其收取中介费的收费标准、收费方式、中介行为所享有的权利和义务、对其中介行为的事后监管等均没有规定,金融监管机构更没有任何管理权限和措施。各中介各自为政,缺少诚信,诸如在借贷合同生效前先行从借贷人处收取中介费,不按合同约定期限、约定数额提供借款,在促成借贷合同订立后,收取中介费和放贷者先行扣息行为相混淆、不向借贷人明确说明其所扣款项的用途等等现象不一而足,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借贷人的利益。

再来看第三和第四种运营方式。委托放款和吸款放款本身,就是基金公司和银行的主营业务,一家基金公司需要至少上亿元的资金才能成立,商业银行的注册资金则需要10亿以上。而民间借贷中介的注册资金基本都不超过1000万元。所以,委托放款和吸款放款根本就是超出法律规定的中介公司的经营范围,本质上完全是“私募资金”的性质,是违法的。民间借贷中介公司的监管主要由工商局管理,其营业范围由工商局确定,这使得它们可以游离在金融监管之外,即便有私募资金行为,也比较难确认和跟踪监管。

总之,从“不集资”这一点上看,中介并不能真的做到。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和跟踪监管不力,法律模糊空间较大,使得不少表面上是撮合型担保型的民间借贷中介走上了以平台做伪装的”私募资金“之路。

其次,民间借贷中介拥有“复利”与“不复利”、“四倍”与“不四倍”的模糊空间。

1991年8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中第6条对民间借款利息做出了如下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

但是在笔者随机调查的2009年7月13日民间借贷网的133例借贷需求客户样本中,执行的月利率从1%到5%不等,如果一年到期,按照月利率计息就是复利。相当于年利率12%～60%。目前的银行基准利率一年期按照5%来计算,那么民间借贷中介的利率不应当超过20%。但是在133例样本中,一年期限的有64例,年利率从10%～30不等,超过20%(含20%)的有20例,占一年期贷款客户的三分之一。

不复利不四倍的规定,实际是控制高利贷的产生。但是事实上,民间借贷中介并没有严格执行,还是有相当一部分超出了4倍的最高限制。

究其原因,“不四倍”的规定,只是1991年最高法院的审案意见,它并不是利率主管机构的明确规定,而且对违反“不四倍”的行为也没有相应的处罚措施,所以民间借贷中介在自行商定利率的借贷基础上,把不复利不四倍的限定也当成了一个可守可越的模糊空间。

民间借贷过高的利率会破坏正常的金融秩序。据湖南省人民银行分支机构2008年问卷调查显示,2006年民间借贷中介样本从金融机构和民间借贷渠道获取资金分别增长51%和48%,几乎是自有资金的2.5倍。这说明民间借贷中介开始更多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取长期低息贷款,然后转手将资金高息借出,从中获得利差回报。而这种转借行为,使低息的银行贷款变相成为高息民间借贷,使本来可以正常的资源配置变为不正常的资源配置,对经济发展是有害的。同时高利率还会诱发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违法现象频发。

四、结论和建议

综上所述,民间借贷中介具有较大的法律模糊空间,对这一行业进行规范迫在眉睫。笔者的建议是规范和打击要并重。

一是需要明确相应的监管职能部门,作为借贷中介应该受金融监管部门的管理。

篇8

关键词：温州金融危机 信贷配给 民间金融 中小企业

2011年9月底，由民间借贷引发部分中小企业资金断裂以致企业倒闭、老板“跑路”甚至跳楼等连锁反应的温州金融危机，引起了各方的高度关注。温州金融危机的发生，是民间借贷的盛行和资本投资的盲目性共同作用的结果，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民营企业的发展得不到正规金融机构规范性的资金。民间借贷相比正规金融机构虽然在手续简便、操作灵活、方便快捷方面具有优势，同时也具有自发性、盲目性、逐利性的缺点，这些缺点在本次区域性金融危机的形成中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联系此次的温州金融危机，本文从信贷配给的角度分析温州中小企业的信贷配给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一、温州金融危机发生的背景

1.温州金融特点

温州民营企业大多是以血缘、亲缘或地缘关系为纽带结合起来的“前店后厂”式的家庭作坊式起步，这种家庭工业组织的优势有效地降低了协调成本，实现了利益内部化。这类家族式企业比较容易进入技术含量不高、市场准入的必要资本量壁垒较低的行业，如皮鞋、服装和低压电器。于是就造成了今天温州企业的的格局。规模小、数量众多，技术含量较低、产业结构以轻工产品为主，再加上我国既有的资源禀赋结构，决定了温州以民营经济为主、中小企业发达的经济格局。

2.民间借贷在温州盛行

温州发达的民营经济、专业化的块状集群经济和强烈的创业投资意识等经济发展特点促使温州成为我国民间金融的活跃地区，民间金融形式多样，资金流量庞大。富余的民间资金积累与狭窄的资产增值渠道也推动了民间金融进一步活跃。

此外，在温州地区，民间借贷依靠亲情网络和特有的信用观念，通过迅速的信息传递、稳定的人情关系和良好的个人信用意识，降低了资金富余者和资金需求者之间的交易成本，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率，相应地使得近年来温州地区的民间资本一直处于主导地位。2008年以来，国家的政策倾向有利于民间金融，对于民间信用的重视程度明显上升，成为民间金融扩张与创新的积极推动者而不是阻挠者。

但是，民间借贷由于其非正规性，缺乏法律体系的保障和管理，单纯以市场为导向，自身也存在很多的问题。

温州民间借贷的利率持续高于官方利率，且不乏高利贷。2011年以来，温州民间借贷利率一直处于阶段性高位。据中国人民银行温州支行的数据显示，至2011年9月，温州民间月度综合利率达到25.44%。这样的高利率势必会增加企业的成本支出，使原本就实力不强的中小企业承担过高的负债风险。同时，民间借贷本身的盲目性、自发性和隐蔽性等特点，使得大部分资金都流向门槛低、短期内能看到收益的行业，增大了金融风险，不利于该地区的金融稳定。当民间借贷的资金配置与国家产业政策、经济政策相抵触时，国家出台的宏观调控政策就难以落到实处。此外，由于民间资金未纳入国家统计范畴，金融监管部门、经济综合部门不能及时掌握其具体动向，容易影响国家对宏观经济、金融运行的准确判断，造成决策的偏差（郑明明，2007）。

二、关于温州地区中小企业的信贷配给状况

1.信贷配给的内涵

信贷配给的内涵古今学者给出的定义表述各异，但表达的意思是一致的，即由于贷款者运用信贷配给标准配给信贷资金，使大部分借款人愿意支付现行利率，当不能按照这种利率获得贷款时，就称其受到了信贷配给的限制（刘艳华，2009）。

就宏观上的信贷配给而言，它是指在确定的利率条件下，信贷市场上的贷款需求大于供给。就微观角度而言，它又包括两个方面：1）在所有的贷款申请人当中，一部分人的贷款申请被接受，而另一部分人既使愿意支付高利率也得不到贷款；2）贷款人的贷款申请只能部分被满足。

2.温州民营企业的信贷配给情况

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单看“贷款余额”这一项，温州金融机构的贷款规模是不断壮大的。图2-1显示了这种发展趋势。2000年温州金融机构的贷款余额为595.30亿元，而到了2011年则达到了6394.96亿元，年均增长率高达24.09%。从这一指标来看，温州金融机构的经营规模在持续扩张。但和存款规模相及其增速比较，就可以发现问题。

而最为直观的反映温州地区存在信贷配给的数据便是存贷差。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到，温州地区存在存款大于贷款的现象，且存贷差出现了逐年递增的趋势，表明温州地区存款余额的规模和增速都超过了贷款余额。这便是信贷配给存在于温州地区最为直观的反应。

3.温州地区的信贷供给结构

从存贷款的规模、差额来看温州信贷供给的规模是从“量”的角度阐明了正规金融机构对民营企业信贷支持的状况，要分析信贷供给的“质”还得考虑信贷供给的结构。本文从温州金融机构的中小企业贷款占比来考察其信贷配给“质”的问题。

（1）金融机构存贷百分比

存贷比是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的比值，即金融机构资金运用占资金来源的比重，反映了金融机构对区域经济的贷款投放力度和金融支持程度。存贷比越大，金融机构的贷款投放力度越大，对经济的支持程度越大。需要申明的是，尽管存贷比是结构性指标，但它不是贷款结构的范畴，而是贷款供给范畴，因此可以用来作为贷款供给的指标（刘艳华，2009）。

从图2-2中可以看出，温州金融机构的存贷比呈较缓的曲折上升趋势，且均低于1。这说明随着金融机构存款规模扩展速度远大于贷款的速度。据此可以推论，温州地区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贷款的扶持力度弱，导致了中小企业发展资金的匮乏，致使信贷配给现象产生。

（2）金融机构中小企业贷款占比

温州金融机构的中小企业贷款占比是指金融机构提供的中小企业贷款占其所发放的总贷款的比重。这一指标表明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发展的信贷支持程度。占比越低，说明温州金融机构对企业的信贷支持偏好越弱，对中小企业进行信贷配给的可能性越大

数据来源：《温州统计年鉴2003-2010》。2003年以前的数据应“中小企业贷款”该项核算方式不同，故对2003年以前的数据未进行采用。

从图3-1来看，温州金融机构的中小企业贷款占比始终自2004年以来都没有超过50%,这说明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并没有成为温州金融机构的主要经营目标，而是将一半多的贷款投向了其他领域。2008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小企业贷款占比最低，还不到40%。此外，中小企业贷款占比不增反而是呈现较缓的下降趋势的。从2003年至2011年这9年的时间里，中小企业贷款占比下降了3.76个百分点，年均增长率为-0.95%。通过对温州地区信贷配给的结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该地区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供给是不足的，不能适应其经济发展的需要。

三、从信贷配给角度看此次的温州金融危机

近年来，由于银行渠道贷款控制较严及现行的国有银行的信贷规则和运作模式，出现贷款排队现象，国企和政府性质的大项目永远是贷款的重点。中小企业资本规模较小，抵押担保能力较差，即便他们愿意接受银行的贷款利率和抵押条件，本着控制风险的目的银行仍不愿意贷款给他们。只有少部分中小企业、民营企业能够从银行中取得贷款。歧视性的放贷政策在银行和中小企业打交道时并不少见。银行过高的门槛客观上致使越来越多的企业出现资金周转困境，不得不通过借高利贷维持运转。

银行即便知道当前信贷市场上存在大量的需求得不到满足，但因其信息不充分，不能判断贷款机会的风险高低，所以宁愿放弃高利率水平上的借款。目前我国总体融资环境紧张，同时利率管制的政策也在给国有银行施加着压力，所以他们更倾向于大型国企、国家重点工程项目及地方政府的重点项目，它们信贷规模大且贷期长。尽管上级出台了不少要求扶持中小企业的文件，但各家银行为了不影响不良资产率，实际上仍然对中小企业的贷款需求置之不理。

在信贷配给的状况下，中小企业向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的成本实际上还应加上行贿、公关等寻租成本，对于融资额较小的中小企业、私营企业和个人来说，寻租成本相对于其融资额来说往往是一笔不菲的开支，从而使得从正规金融部门的实际融资成本与民间民间借贷成本大致相当（叶茜茜，2011），他们当然更愿意采取更简便的手段获得资金。

温州中小企业是贷款的极大需求者。2011年国家为控制通胀预期，信贷政策收缩，市场流动性吃紧，但市场融资需求依旧旺盛，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资金饥渴导致对资金的需求更为迫切，资金供需之间的平衡失调增大。

同时，我国的民间财富已经积累了相当规模，老百姓手中的闲钱缺乏有效保值增值渠道，形成了民间金融的资金来源。多数具有风险偏好、手头有较多盈余的富裕居民，由于其在受投资股市专业知识缺乏、信息不对称等条件的制约，民在市场供需两种力量的推动下，他们只能选择具有一定道德约束和信用了解的民间借贷以谋取较高的利息收益。于是，当正规金融不能满足众多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的需求时，民间金融便有了填平正规金融贷款资金水位的机会。

此外，金融机构贷款创新不足也是一大问题。例如当企业提出愿意以产品质押、原材料采购质押等担保方式申请贷款，这种理论上银行风险相当低的贷款形式，但银行无法提供与之相适应的贷款品种，而在民间金融里这样的担保方式是可行的，因此企业也会转向民间金融，而银行则会失去获利的机会。

四、联系温州中小企业中的信贷配情况，关于温州危机的建议

1. 引入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制及建立专业化的信用担保体系

信用担保在解决中小企业信贷配给的问题上显得尤为重要。专业化的信用担保机构以信息资源为经营对象，通过信用担保的形式为中小企业的债务履约风险提供保证，从而降低了中小企业融资的风险水平，弥补了其信用不足；同时也分散了包括大银行与中小银行在内的整个金融系统的风险，促进了融资交易的发生。

可在温州地区设立专业的融资担保机构，使“金融机构-中小企业”之间的信贷关系转变成“金融机构-担保机构-中小企业”之间的融资保证关系，这样通过专业化经营信息资源和专门技术的研究开发，对使用担保的中小企业进行甄别和监督中小企业抵押物品不足、缺乏信用记录的情况下，降低信息搜集与处理的成本，有助于分散风险（王传东、王家传，2006）。

中小金融机构与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两者的作用路径是不同的，因此两者之间不存在替代关系，而是一种互补关系。这样互担保的组建同时也需要政府的认可和推动，这样才能保证银行与信用担保机构保持长期、密切的协作关系，有效弱化金融机构与中小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2.完善有关民间借贷的法律体系，规范其操作行为

多年的实践证明，对民间借贷要承认其在金融体系中的合法地位，给民间金融一个活动平台。但对于非法民间借贷应严厉，并且需要加大对高利贷等非法融资行为的惩处力度。国家有关部门应制定出台规范民间借贷的法规文件，正确引导民间借贷行为。

同时要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建立适合民间借贷发展的监管机制，尤其是建立一种有效的民间借贷信息收集机制，定期采集相关数据，全面掌握民间借贷的运行情况，并以此制定适合的政策法规。通过法律和行政手段相结合使民间借贷逐步走向契约化和规范化的轨道，引导成熟的民间借贷组织逐步演化为规范化运作的、定位于中小企业融资服务的民营金融机构的民营金融机构，为中小企业创造更好的融资环境。

3.增强金融产品创新

中国金融机构绝大多数的贷款都需要抵押物，而中小企业往往缺失抵押资产。从发达国家的银行业务来看，它是真正深入到工商活动的整个流程当中，如物流银行，企业整个生产的流程、中间接订单的信息，包括上游企业、下游企业的经营状况都可以作为银行征信的保证（赫凤杰，2011）。我们可以借鉴国外银行的经验，提供除上所述的信用担保外，还可以考虑接受中小企业以产品质押、原材料采购质押等担保方式来申请贷款。

4.中小企业要加强自身建设

许多中小企业不能取得银行的信任往往是由于管理不规范、财务制度不健全、信息不真实、融资渠道狭窄等因素造成的。因此，中小企业首先应当通过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健全企业的各项规章制度、增强企业信用意识、保证对外信息的真实性等措施，来改善中小企业自身的融资条件以赢得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支持。加强企业自身的信用建设是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根本途径。

参考文献：

[1] 郑明明.我国中小企业民间融资现状分析及对策[J].广东财经职业学院学报，2007（6）

[2]刘艳华.中国农村信贷配给及其绩效研究[D].山东农业大学经济管理系，2009

[3]赫凤杰.放松货币政策难解“钱荒[J].金融博览，2011（14）

[4]王传东，王家传.信贷配给视角下的农村中小企业融资担保[J].农业经济问题，2006（6）

[5]叶茜茜.正规金融借贷对民间金融利率的影响分析——以温州为例[J].生产力研究，2011（6）

[6]李世新，张耀谋，李力，郑才林.我国当前民间借贷成因、问题与对策[J].区域金融研究，2009（5）

[7]陈彦恺.中小企业融资困境与民间借贷[J].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2009（4）

[8]吴国联.对当前温州民间借贷市场的调查[J].浙江金融，2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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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鄂尔多斯民间借贷基本情况

（一）民间借贷的发展：民间借贷作为经济快速发展时期金融体制的重要补充，满足了多种经济成份和不同经营形式的资金需求，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早在唐朝都城长安的西市形成了中国最早的金融市场。改革开放后民间借贷在东南沿海一带更是得到了迅速发展。鄂尔多斯是近10多年，才得到空前发展的。大量民营企业的发展基本是依靠民间借贷，借助于煤炭产业和房地产业的发展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从而推动了鄂尔多斯经济的迅猛发展，创造出了闻名中外的鄂尔多斯现象。

（二）民间借贷的特点： 一是以煤炭行业和房地产行业为主的内生循环性。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能源需求的迅速增长，引发煤炭价格的飞速上涨，为煤炭和与煤炭经营相关的产业带来不菲利润。加之城市建设迅速推进，带来大规模的旧城拆迁改造，居民巨额的拆迁补偿资金大量增加和房地产价格连续多年的一路猛涨，累积了巨大资本，同样以民间借贷的方式被跟风式的投入到煤炭和房地产行业中形成体内循环。二是特殊的“近缘”传导性。 民间借贷以血缘、地缘、亲缘关系的方式扩散。企业、个人有资金需示的，也是首先考虑在血缘、地缘、亲缘关系里面寻找放贷人。且这种关系是建立在高度信任基础上的一种借贷关系，并由此引发传导效应。

二、鄂尔多斯民间借贷的规范管理

（一）从国家维度来讲：应借鉴国际经验，从美、日、韩等国家民间借贷的研究可以看出，这些国家和地区一开始都是不加区分地予以打击或取缔，但其结果却未能从根本上清除民间借贷的发展。此后，各国政府转而引导和扶持部分正规的民间借贷，并取得了不错的成效。因此，必须正确认识和评估民间借贷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应大力规范支持民间借贷的发展。引导和规范民间借贷合理有序的流动，对民间借贷施以有效的政策措施，制定相应的法律和规范提高民间资金的使用效率。

一是采取堵疏结合的方式，既要防止地下钱庄无序发展，又要正确疏导，促进民间借贷市场的健康发展。国家应该规范对非正规金融的监管，在市场机制下使供求得到自由均衡的发展。一方面，民间借贷市场的产生和发展产生的原因在于客观存在的资金供求矛盾；另一方面，有效解决中小民营企业的融资困难，应该降低民间金融的准入门槛，并使门槛降低到能有效解决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对资金的需要，真正发挥民间借贷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让非正规金融浮出水面，真正实现阳光化运作。另外国家应该优化民间金融市场发展的环境，为民间金融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使非正规金融的发展能真正按市场规则的运行。

二是积极引导民间资金进入金融领域。鼓励有一定经济实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的参与主体，发起设立股份制村镇银行或社区银行。加大小贷公司转村镇银行的立法程序和运转速度，使民间资金投资阳光化。特别是结合鄂尔多斯实际，鼓励有一定经济实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的个人或组织，发起设立股份制村镇银行或社区银行。加大小贷公司转村镇银行的运转速度，规范、保留部分管理有序、风险可控、资金实力雄厚的各类借贷公司合法合规经营，促进民间借贷更加健康有序的运行 。充分发挥民间金融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三是建立在国家统一指导下的具有各地特色的监管制度。国家要制定完善合理的民间借贷法律、法规，并应明确银监会对非正规金融机构的监管职责，引导和规范民间借贷行为，政府应放宽民间资金向政府主导的赢利性项目的投资条件，鼓励民间资金向政府项目投资。同时对民间金融市场进行正确的引导，推进民间借贷市场的健康有序地发展，充分发挥民间借贷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四是站在发展的角度来认识民间借贷的利弊得失。美、日、韩等发达国家和我国温州及鄂尔多斯的发展实践表明，民间借贷在推动地区经济发展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发展方面，填补了正规金融服务缺失的“空白”。应该从法制的角度，给民间借贷以明确的身份和合法的地位。同时，制订符合民间借贷有序运行的规则和办法，使其向公开、正规、透明的方向发展，充分发挥其对经济发展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从地方维度来讲：结合鄂尔多斯实际，从主要集中在房地产领域的民间借贷风险化解，从不同层次和不同角度入手，以转变经营管理方式为切入点，确保地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一是地方政府应从破局的角度出发，在规范民间借贷的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首先破解目前商品房滞销、资金被套的困局，盘活被套的资金。应停、缓对商品房项目审批和新建保障性住房，尽可能地消化回购已建成的过剩商品房，作为地方政府的保障房、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减少各方的资金损失。其次是从清理三角债入手，促进资金循环。通过清理三角债，使企业家们深入了解什么是市场经济，什么是资金流动，什么是市场产品积压；深刻认识推进市场经济发展的关键是规则。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不是像商品、销售场所等这类的硬件，而是那些无形的交易规则、契约原则和信誉等软件。

二是房地产企业要正确面对当前房地产行业面临的窘境，多种渠道筹集资金，千方百计盘活楼盘。一方面完成在建商品房的收尾工作，不留“烂尾楼”，以免给企业带来更大损失。另一方面要认清当前房地产市场遇到的严峻形势，消除房价居高不下的心理，对已建成的商品房，采取折价销售，尽快回笼资金，以免遭更大的损失。

三是借鉴国内外的成功经验，疏通投融资渠道，建立数据共享平台。从供需双方来考虑政策设计，积极为供需双方提供中介服务，通过设立民间金融行业协会，为借贷双方提供咨询、指导等服务工作；同时应建立健全金融联盟的运行机制和各项运作规则。鼓励各借贷主体按股份结成区域性金融联盟，从而增强资金实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四是政府成立专门机构，加强对宏观经济政策、行业发展趋势、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及时向社会公布有关信息。加强风险管控体系的建设，实施风险管控量化管理，突出制度的流程化和风险程度指标化。加强内部各业务板块的协调联动机制，实现资源共享，业务互补，增强整体风险防范能力。

五是加大对企事业单位职工和居民投资理财的宣传教育，提高居民投资理财的法制意识。增加宣传渠道，扩大普法范围，充分利用现在推行的双休日大讲堂和开设的百姓大讲堂，为其进行理财知识和投资安全及法律知识的培训与宣讲。教育居民群众调整心态，积极妥善应对风险，科学合理地投资理财。通过教育使其认识任何投资、理财都有合理的利润空间，收益和风险是相匹配的，高风险相伴高收益，不能见利就为，盲目跟风。要理清思路，踏踏实实，回归到投资兴办实体经济的轨道上来，靠自己的勤劳和智慧赚取合理之财。

篇10

作为广东从事民间金融行业的先行者之一，钟期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涉足与探索民间金融领域，近20年来，亲身见证了民营资本如何打破垄断进入金融业，在如何规范、健康发展民间金融方面，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从传统典当到金融中介

“我之所以认为传统典当行业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逐渐消失，是自己的亲身经历所致。2010年5月《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公布，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发起设立信用担保公司，鼓励民间资本设立金融中介服务机构。这势必对传统典当行业形成巨大的冲击。”广东百业投资集团董事长钟期说。“古老的典当行业必定会逐渐被众多新兴的私营银行、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金融服务等低利率、手续便捷的金融机构取代，以适应未来社会金融领域的发展需求。”

百业成立之初，曾经把典当作为主业之一。2003年开始到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随着国内紧缩银根政策的推行，银行准备金率不断上升，许多中小企业主不断求助于典当行。一些民间投资者也到典当行借款来炒房、炒股。一开始，百业的典当业务发展迅速。以惠州为例，从2004年开始，典当业务量每年都在以同比10% 以上的速度增长。但是，典当始终是一个存在高风险的行业。对典当行来说，典当抵押的经常是实物例如土地房屋等，存在变现难、过户手续复杂、保障性差等一系列问题。

“常常有不少做企业的朋友向我诉苦说，他们的资金一直很紧张，从银行贷款时间成本很高、程序多，即使贷款审批通过了，放款也要排队等二、三个月。而民间借贷虽然资金充裕，他们又不敢尝试，一方面典当借款成本高，另一方面不够安全可靠，抵押物可能有去无回。”钟期对此深有感触，“一方面是有闲资金出不去，一方面是缺钱企业喊口渴。能不能在这中间搭建一个平台，这样既让民间闲资不会闲置，又让融资企业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让双方都找到自己最需要的东西。”

有了这种想法，大家开始琢磨：怎样为手中持有闲余资金的投资者提供一种安全、合法、可靠、收益可观的理财新方式？怎样为急需资金者提供一种比典当更方便、快捷、低成本的阳光融资新渠道？

钟期回忆说：“带着上述课题，我们了解到山东、江浙、上海一带已从2006年开始探索发展金融中介服务， 2006年，青岛市成立了第一家金融中介服务公司，后陆续成立了100多家。所以我们决定北上青岛，先摸摸底，学习取经。”

2010年3月，百业到青岛“学艺”，从业务流程、风险控制到内部业务培训，整整两个多月，他们把这个行业的“底儿”摸得一清二楚。从青岛一回来，便开始谋划在惠州推出金融中介服务业务。

民间资金“婚介所”

2011年5月，经过一年多的精心筹备，惠州百业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下称“惠州百业金融”）成立。

“我把自己的这种模式称为‘惠州探索’，我们提供民间借贷服务，实际上等于民间资金的‘婚姻介绍所’，让借款者和投资者‘速配’，以低的利率、较低的风险和便捷的方式去解决困难企业的一些实际问题。”钟期如是概括。

当时的广东，对民间金融服务还没有一种明确的态度，包括一些政府部门和民间对此都颇有顾虑。钟期坦言，在这种情况下，惠州百业金融选择只做不说。一开始，公司的业务来源主要还是通过朋友介绍，口碑效应。

但是，麻烦也随之而来。

因为惠州百业推出的金融服务远远比商业银行灵活度大，充分地满足了中小企业对资金的旺盛需求。这相当于抢了银行的“饭碗”，引起有关方面的误解，一些人还去投诉。他们认为，民间借贷有很大的缺陷，会造成混乱，影响整个社会的安定平稳，影响经济的发展。而且，由于当时法律法规制度不健全，一时之间惠州百业金融陷入困境。

2011年11月，温州宣布全面实施“1+8”地方金融改革创新战略，从体制、机制上推动当地中小企业的资金债务危机问题，并以此为试点，实现温州全面转型升级。再加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当前金融提供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等政策的出台，无疑给中小微民营企业打了一支强心剂，也给民间融资性担保及中介服务规范健康发展带来了新的希望。

正是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百业开始打造独特的惠州模式：审核借贷双方提供的信息后，帮助资金的供需方进行无缝对接，惠州百业金融作为第三方金融中介，本身不参与吸收资本和对外放款，借款方的抵押物直接抵押给出借人，出借人的资金直接打入借款方账户。惠州百业金融在整个过程中只提供信息和其他服务而不经手他们的资金交易，这种纯粹、中立的中介服务也能够降低投资者的投资风险和借款方的融资成本。

钟期告诉记者，在提供金融服务过程中，惠州百业金融进一步给自己明确了“底线”：第一，不吸存、不放贷，只做中间人，既对融资者负责，又对出借方负责，完全以中立的态度对待每一笔业务；第二，绝对不做没有抵押的贷款，即使还款能力再强，没有充足的抵押物为担保，绝不配对放贷；第三，利率严格按照在国家法定范围之内执行。

惠州市民曾先生是惠州百业金融的一位“回头客”，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从2011年5月开始，通过惠州百业金融这个平台，他已经借出了4笔款，每笔金额在20万元到100万元之间，目前，这4笔业务都已经成功完成了交易，业务本息都按照约定成功收回了。

“对新鲜事物，我一开始还是有点疑虑的，但和惠州百业金融的工作人员接触之后，发现他们做得是比较规范、专业的，开始他们会向我介绍借款人的详细情况，带我们去看抵押物，组织我们双方交流，给我们专业的建议。最后从合同签订及办理抵押登记到监督双方的款项发放及回收，整个流程他们都有专业工作人员全程跟踪以及专业律师审核鉴证，操作相当专业，整个过程也让我们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曾先生说。

“有困难，找钟期”

钟期的父亲钟宣是马来西亚归国华侨，在惠州文化界和经济界很有名望。过去，惠州文化界曾流传着一句话：“有困难找钟宣。”现在，惠州的一些中小微民营企业者说：“有困难找百业金融。”

截至2012年12月，百业集团为4000多家公司提供了各种业务服务，积极培养扶持惠州地方中小微型企业。

钟期很欣赏晋商乔志镛，认同“义、信、利”的经营之道，坚持国家大义、爱国守法；对朋友义气、诚实守信；相信“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准则。

自2001年正式创业以来，百业连续12年被惠州市工商局授予“守合同重信用企业”称号，以及被称为“国家A级守信企业”。企业规模也从创业当年50万投资的惠州市百业咨询策划公司，发展到注册资金1亿元的广东百业投资集团。同时，钟期热衷慈善公益事业，10年来向社会捐资1000余万元，把企业40%的财富都回报给了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