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定量研究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公共管理定量研究，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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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方法论； 定量分析； 定性分析； 公共管理； 价值取向

中图分类号：C9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3）01-0064-08

研究方法的选择一直都是科学研究的重点。经济学被誉为“社会科学皇冠上那颗最为璀璨的明珠”，重要的原因就是研究方法的明确和成熟，经济学已经发展出一整套分析框架与工具，并正在向着更为精密与恢弘的体系演进。德国当代著名法学家卡尔・拉伦茨先生指出，法学之成为科学，在于其能发展及应用其固有的方法[1]。中国法学知名学者徐祥民先生也指出，一门学科有没有科学完整的方法论，不仅是其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而且是它能否得以顺利发展的基本前提和必要条件[2]。

公共管理同样如此。但是作为管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公共管理学在研究方法的探求方面可以说是空白①，并不是公共管理的研究不使用研究方法，追溯公共管理学的起源，学者们一致认同公共管理学来自于公共行政学，虽然对于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的关系国内外学者存在着不同的观点。纵观百年公共行政发展过程的方法论，个人主义的理性思维与经验的实用分析方法是其显著特征[3]。理性思维的理论基础是期望效用理论、边际效用递减理论，这些理论是一种标准化行为理论，目的是为理性决策提供一套明确的基本假设或者说是公理，但是决策研究者们通过期望效用理论计算出的定量结果与管理者的真实行为有相当大的差距。如果管理者违背这些公理，期望效用理论便无法使用，或者期望效用无法达到最大化。近年来行为经济学的大量实验研究批驳了以期望效用理论为基础的理性思维，但并未动摇以理性思维为基础的定量分析方法在经济学与管理学上的地位。如果说以理性思维为基础的追求效用最大化、收益最大化的定量研究方法成就了经济学“帝国主义”，使得经济学处于“科学”的保护之下，对于定量研究方法在公共管理中的地位学者们则没有一致的认同。时而定性，时而定量，当二者解释的结果出现冲突时，无所适从。这种对方法论的随意性和漠视，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公共管理研究现状的派别林立、乱象丛生公共管理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研究角度或理论，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常常从自己的学科出发对公共管理进行研究。1993年，Bozeman概括了三种研究公共管理的角度：政策学派的角度（ P）、工商管理的角度（ B ）和一个尚难鉴别的角度（X ）。Kettl和Milward在《公共管理的现状》一书中，将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列为公共管理的学科基础。在《公共行政手册》中，Liou认为公共管理的研究方法包括政治科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法学、管理学、哲学等学科：政治学是公共行政分析最早使用的方法，它为公共行政中的官僚治理与官僚责任的分析提供了重要依据；法学是欧洲大陆公共行政的基础；哲学则用来研究政府官员的伦理问题；近期，经济学与管理学在公共行政中扮演着主要的角色。公共管理目前在运用各个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来研究公共部门 （包括政府与其他社会组织）的问题。 。

定量与定性的方法论之争，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已经拉开了帷幕，80年代末期，几乎成为一场“战争”[4]。抛开其他的细枝末节，定量与定性之争存在三个主要的观点：定量与定性之间是根本对立的；二者之间存在区别，但是区别不一定构成对立；在认识论上互为补充，研究者应该研究如何为我所用。当赞同第三种观点的人数越来越多的时候，定量与定性分析的方法论之争似乎渐渐平息下来[5]。持第三种观点的人（实用主义者）认为，哲学家、理论家注重的是“理”，研究者注重的是“用”。人类在科学研究方面关心的无外乎两个问题：一是什么是知识；二是怎样获取知识。而这两个问题又最终地统一于为人之用。因此，如果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那么，一切研究方法，无论它们的性质、操作形式有何区别，只要能为研究目的服务，就可分而用之或合而用之。从这个意义上说，定量还是定性的探讨没有什么价值，但是目前公共管理学界对于定量的过分重视与依赖，为了定量而定量渐渐模糊甚至改变了研究者对公共管理基本价值观的认同。在公共管理中，治理工具、分析工具、政策工具的选择无不体现了管理者的价值观念，因此，对在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中过分推崇定量的现状进行批判十分必要。

公共管理研究中定量分析究竟应该占据什么地位？什么决定了它的地位？当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的结果出现截然不同的矛盾结果时，应该遵从哪种方法？正是笔者探讨的主要内容。

一、定量分析的地位，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溯源

所谓定量分析，是指运用数学语言进行相关的描述，借助数学模型、统计数据等进行量化的分析。自“理性人”假设提出之后，定量分析日渐成为学术界所推崇的重要研究方法，部分学者甚至以能否引入定量分析作为衡量一门学科是否为“科学”的主要标准。这种衡量标准使得可以定量分析的自然科学无可争议地被认为是“科学”，而不能进行定量或者尚没有定量研究的社会科学被质疑是否为“科学”。马克思曾说过“一门学科只有使用了数学之后，才能称之为科学”。这种衡量标准的广泛认同，使得部分社会科学学科开始尝试运用定量分析来突出自己的理性思维。经济学就是其中之一，自萨缪尔森将数学引入经济学之后，“经济学帝国主义”攻城掠地，其他相关学科也开始注重定量研究，公共管理作为其相近学科，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

笔者也使用定量分析，统计了9年（2001-2009）来发表在《中国行政管理》杂志社上的所有文章，定量分析显然受到研究者的推崇（图1）。同时分析了《公共管理学报》近3年来的文章，使用定量分析的文章数占总文章数的比例分别是41%、59%、75%。为什么选择这两个期刊？首先，《中国行政管理》在公共管理学界有较高的影响力，在由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主持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简称CSSCI）中，《中国行政管理》一直是CSSCI的来源期刊，中国知网中《中国行政管理》的复合因子为2.725，在所有期刊中排63位。其次，《公共管理学报》是公共管理领域的后起之秀，《公共管理学报》于2004年创刊，2008年就进入CSSCI期刊之列。在短短的6年时间中，她从无到有，并快速发展成为公共管理学界最为认可的期刊杂志之一。中国知网中《公共管理学报》的复合因子为2.342。基于此，笔者选择这两个期刊，作为新老公共管理领域的代表来分析其中的文献资料。对这两个期刊的统计结果表明：定量分析方法在目前公共管理一级期刊中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甚至超过定性分析，占据分析方法的主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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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著名的哲学家休谟最早提出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问题，他视价值中立与价值的问题为“是”与“应该”或者“实然”与“应然”的问题。休谟认为以传统道德学为基础的逻辑推断总是将“是”与“不是”作为命题判断的标准，这种判断逻辑既缺乏相应的逻辑基础，也没有实证论证的支撑;所以这种判断标准具有天然的缺陷，故价值与价值中立之间存在必然的哲学界限，两者的区分问题也尤为重要。此后，价值与价值中立问题以及休谟对因果关系的普遍、必然性进行反思所提出的问题便被康德称之为休谟问题。伴随着休谟问题在学界的发展与扩展，在传统公共行政学的漫长研究历程中，价值中立与价值之争也骤然上演。在公共行政学界中，韦伯首先继承休谟的遗风，进一步探究价值与价值中立的关系。韦伯将价值看做一个主观选择的问题，如果一个事物是好的，那这个简单的判断中就带有主观的意识成分，个人的主观意愿作为个人价值的根本基础，而对于科学的研究来说，个人的主观意愿与想法又远非科学的解决范围，科学致力于解决事实的问题。同时，个人的主观喜好也截然不同，不同的个体对于同一事物具有不同的价值判断，而价值判断无法衡量对错，因此价值判断并无对错之分，而科学则不同，符合客观规律的事实才能称之为科学。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认为韦伯的这一观点是可以接受的，并指出之所以可能的原因“尽管在描述一个具体现象的时候，作为科学分析之主题的，并不是该现象可体验到的事实的全部整体，而是一个选取的部分;但历史的个体如它构成的那样，所包括的诸事实都是客观的和可以检验的……。”［1］韦伯对于价值与价值中立的理想性分离最终使他构建起统治公共行政学科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科层官僚制理论。在韦伯看来，官僚制的设计机制完全能够实现公务人员的价值脱离，个人的任务与职责通过规范性的条例得以体现，公务员仅需按照规则办事，价值的影响便无处藏身。

韦伯设想中的管理体制成为传统公共行政学科发展的经典模式，对于后来的组织机构的设计与发展都产生过重要影响。纵然，组织结构与组织制度伴随社会形势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进行不同模式改良，但是韦伯官僚体系的根基与设计理念仍未彻底性改变。在其设计的科层官僚模型中，韦伯给予休谟问题以更为实践性与组织性的阐释，他不仅仅热切拥护休谟所坚持的事实与价值的分析，而且在实践层面通过一种科学性的制度构建试图化解事实与价值、价值与价值中立之间的复杂缠绕关系。而传统公共行政学对于“价值中立”的挚爱则显然深受政治行为主义流派的深刻影响。谈论起价值与价值中立的纷争与纠缠，偏爱政治科学与价值中立的行为主义学派关于价值与事实的理解也受到广泛地关注。“对于任何科学研究来说，如果其要想获取成功，就必须向公众说明其获得的知识是有效的”［2］，为了证明知识的有效性，社会科学学者都纷纷提出不同的方法论。行为主义的方法论作为一支难以忽略的重要流派，对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发挥重要影响。行为主义的方法论秉承逻辑实证主义的价值导向，将科学研究的范围紧紧锁定在回答事实问题，而非做出价值判断。因为在逻辑实证主义看来，价值判断隶属于哲学与伦理学的问题范畴。行为主义忠实遵从“价值中立”的方法论导向，试图通过科学的研究方法与研究实践，将价值从行为主义的研究中“祛除”。随着行为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话语权的逐步扩张与盛行，其对于“价值中立”原则更加推崇有加。打着“科学主义”的理性旗帜，行为主义的方法论与价值观曾一时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主导者，成为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学科走向科学化的首要方法论选择。行为主义的发展趋势难以抵挡，而作为主要价值根基的“价值中立”原则也在学者们的不断争论中获得发展与完善。经历长期的理论塑造与自我完善，行为主义的“价值中立”原则也发展成为一种较为完美的系统理论。社会科学研究者，为了实现“价值中立”原则，他们致力于在研究对象、研究过程与研究结论三者之中都贯穿“价值中立”，企图以此来实现价值中立的实证主义科学梦想。在对于研究对象的分析中，“价值中立”原则倡导科学与哲学的分离，科学是要解决事实的问题，而哲学是回答“应然”的问题。

其次，在研究过程中，价值中立原则力求研究者规范地依照科学的研究精神与实践伦理，将个人的情感、价值与主观偏见等统统抛弃，而不让这些主观的感受干扰正常的科学研究;最后，在研究结果中，价值中立原则将事实判断作为科学的终极目标，而将价值判断彻底拒于科学大门之外。行为主义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带来了一场新的革命，其将社会科学看作与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理论，视个人的实证研究与经验观察作为研究的基础，妄图将社会科学的研究从抽象、思辨与形而上的哲学方法论中解脱出来，使其彻底迈入科学的领域。在行为主义鼎盛时期，社会科学学者终于可以摆脱来自自然科学学者的方法论攻击，可以自信坦然地成为科学智库中的重要一员。行为主义的强势发展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革命，公共行政学也不例外。公共行政学既然源自政治学，其发展也必然存有较为浓烈的行为主义政治学因素。行为主义政治学带着政治学研究者的雄心试图实现政治学的“科学化”，行为主义政治学派认为先前的政治学缺乏对于现实的关照，而毫无现实基础的政治学研究则是空洞与思辨的。传统公共行政学在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熏陶之下，再次将价值问题提出来。鉴于公共行政学科的具体情况，公务人员的价值处理也成为早期行政学者探索的关键性议题。不可否认，带有个人偏见与狭隘色彩的价值习惯必然有损于公共组织的合法性基础，而价值中立便成为传统公共行政学者给予公务人员的终极价值评断。

二、从“价值中立”到“价值回归”:当代政治哲学与当代公共管理研究的悄然转型

对于整个十九世纪来说，自然科学的突出成就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了诸多变革，经验理性为基础的行为主义学派占据学术话语的主流，这些都对于传统的政治哲学合法性造成了巨大挑战。“在十九世纪，公共管理的概念与理论都伴随着时间与背景的不同而发展，而其发展的宗旨就是将公共管理学科发展成为一种真正的科学，使其从非科学中摆脱出来。”［3］然而，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并没有促进人类社会比例性的发展，科学家在为人类生活带来便利与安毅的同时，也为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增添了诸多困境。人类社会中的公平与正义问题并没有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而得到长足发展，而由公平与正义等价值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挑战着行为主义研究范式的存在基础。社会科学的研究正在酝酿着一场崭新的转型与革命，当代公共管理学科的也面临新的历史机遇与发展挑战，其研究范式也正在进行着悄然变化。早年沃尔多曾指出，“事实”与“价值”、“是”与“应然”的分离为社会科学家制造了麻烦，“一方面，社会科学家通常都背负着从过去得到的道德信仰的包袱，这些信仰构成了自由民主的观念。另一方面，这些信仰原初的哲学基础依然消失，但没有一种哲学能够得到普遍的接受并成为一种适宜的替代性选择。”［4］

对于公共管理学科的研究价值转型，伊斯顿的《政治科学的新革命》一文功不可没，其在该文中公开质疑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研究价值取向，并对于行为主义的研究范式进行猛烈抨击。他认为政治科学并非政治学家的唯一使命与追求，责任性也同样必不可少，学者们应该在研究方法与研究事实的选取中充分重视“价值”的作用，该文警示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者对于价值的忘却，并致力于再次唤起学者研究的价值回归。此后，建立在逻辑实证主义基础之上的价值中立原则也受到学者们的批判。哈贝马斯甚至把实证主义的错误归结于价值中立，他认为把价值与事实分离，便意味着使抽象的应当与纯粹的存在对立起来。同时，公共管理学界有不同的学者对于以价值中立为基础的韦伯官僚模式也报以怀疑态度，并认为作为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的公务员来说，实现纯粹意义上的事实与价值分离似乎过于天真。而作为当代政治哲学复兴之重要标志的罗尔斯的经典巨著《正义论》则进一步将对行为主义研究范式的批判推向。罗尔斯提出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中，社会的正义应该被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价值诉求。对于正义论的演绎与推论，罗尔斯采取的是一种契约论的理论工具，踏着康德的哲学足迹，其试图构建一种实质性的政治哲学。罗尔斯竭力构建的政治哲学大厦是从根本上来说是对于行为主义政治学范式的批判，其对于社会公正与社会正义的价值追求也有力地激励着现在公共管理学科的范式发展，而结果也着实证明公共管理学科的范式发展也与罗尔斯的政治哲学密切相连。

在传统公共行政学时期，价值中立的制度设计理念与规划带来的是一种效率至上的实践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价值中立的组织价值适应了西方国家工业时期发展的道德与实践要求，并对于促进西方国家工业化的持续发展与实现西方国家长期的经济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对于传统公共行政研究来说，价值中立的原则也具有较为现实的作用，其保证政府管理建立在一种规范化的系统至上，并在制度构架与组织设计之中始终贯穿效率的指导原则，这些都促使建立在韦伯科层官僚体制基础之上的政府体制运行畅通。价值中立作为传统公共行政阶段的一种重要理论遗产在整个传统公共行政时期都深刻地影响着公共行政学者的研究。而罗尔斯《正义论》的问世与传播对于传统公共行政时期的支柱理论基础———价值中立原则产生致命性的冲击，对于价值中立原则所倡导的效率第一原则进行根本性的否定，将政府的代表性、回应性、参与性与社会公正的价值作为公共行政者的首要价值选项。政治哲学复兴时期兴起的新公共行政学，可谓是公共管理发展历程中对“价值回归”呼吁和追求的典范，纵然新公共行政学最终未能成为像新公共管理运动一样成为公共管理发展历史长河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学派，然而新公共行政学以公平与民主作为目的及理论基础，主张政治与行政、事实与价值关联;重视人性和行政伦理研究，倡导民主主义的行政模式以及灵活多样的行政体制研究。例如Frederickson认为，在20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基于种族之上的不公平与不正义现象十分常见。美国政府的行政官员并没有依照宪法的意愿促进社会公民的实现，因此，为了修正这种理论与实践的不足，我将社会公平作为公共行政的第三个支柱，使其成为与经济与效率一样重要的价值。［5］只是由于“新公共行政学”缺乏概念和理论上的连贯性，并未最终生根立足，未能最终立足而取代传统的公共行政学“范式”。

三、“价值”与“价值中立”的联姻:当代公共管理价值理性的研究反思

罗尔斯的巨著《正义论》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带来了政治哲学研究的复兴，使公共管理学者的研究视野重新回归到社会政治价值理性之中，其对于社会正义的阐释也促进西方国家社会契约论的成熟与演进。然而，就如同对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研究态度一样，对于罗尔斯的自由民主理论也从来不缺乏批评的声音，比如以麦金泰尔、桑德尔为代表的社群主义者就对于罗尔斯的自由民主理论进行过猛烈的抨击。对于公共管理的实务者与理论者来说，将公共价值作为审视政府行为的重要准则也已经成为他们的共识，公共价值既作为公共管理学界对于新公共管理的回应，同时也对于我们分析公共部门与公共管理者的行为提出了新的视角。［6］

随着人类社会整体迈入20世纪90年代，公共管理的理论与实践都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治理与善治理论、网络治理理论、政策网络理论、协商民主理论、参与式民主理论、强势民主理论以及公民治理理论等诸多公共管理与民主政治理论流派的兴盛均为现代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气象与血液。这些缤纷多彩的理论丰富了人们对于现代公共管理的认识，并且将这些新的理论运用于国家的公共管理实践之中，产生了极为积极的效果。然而，这些理论范式的发展与引入仅仅对于现存的公共管理理论基石与政府管理实践产生深入影响，对于学者们和政府行政人员创新性地解决现存的政府管理问题同样具有革命性影响。可对于公共管理方法论研究来说，这些新的理论都并没有对于文化、国家与社会关系等问题进行细致透彻的分析。在这些新兴理论范式看来，这些传统的议题已经丧失了其探讨的价值与意义，社会文化等因素仅仅作为研究框架中的单一变量，科学性的理论能够突破社会与文化的局限，达到对于社会现象的正确理解。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对于这些新兴理论的核心观点提出挑战，而且许多国家的现实实践已经证明公共管理的若干实践范式并未产生理想的效果，此时，新的公共管理研究范式呼之欲出。公共管理到底应该追求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范畴?现代公共管理学者都在孜孜不倦地寻求着答案。在公共管理研究范式转变过程中，罗伯特•D•帕特南的研究具有跨时代的意义。帕特南对于民主等问题的回答并不是如同行为主义研究者一样仅仅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与图表分析来解答意大利的民主发展问题，对于帕特南来说，这些看似简单的分析结果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文化价值。［7］如今，帕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逐渐成为一种有价值的分析工具去解释不同国家的民主实践问题，而社会资本理论更为重大的意义则是将公共管理研究范式中的“价值”与“价值中立”进行珠联璧合的完美融合。弗雷德里克森等著名的公共管理学者所倡导的“公共行政精神”更是将公共管理对“价值”的诉求推向了新的，正如弗雷德里克森所言，“理性的假设和社会科学的研究传统，对于创造可靠的、经验的公共行政理论是必不可少的。但单纯来自理性假设和社会科学方法中所产生的理论还不能解释这个领域的重要力量。”［8］公共行政精神的孕育与成长也是公共管理研究范式更为挚爱价值理念与价值理性的深刻体现。

进入21世纪以来，社会科学便致力于实现这样一种理想的目标:建立一种可以复制的、客观的与普遍性的科学，而且可以通过量与数学的方式进行衡量。这些科学性的理念也逐步根植于公共管理的研究之中，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公共管理学者的研究中，他们仍然缺乏一种共识，尤其是对于科学的构成以及公共管理研究的本质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事实上，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类的三种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都经历过周期性的身份危机，不可否认的是，身份危机也同样困扰着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9］公共管理的研究特征与方法特性直接影响公共管理的身份确认。纵观公共管理学科的历史演变，价值与价值中立的分分合合与整个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演变趋势都密切相连。社会科学学科的方法论演变也经历着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的争论，而且量化研究所基于的哲学基础与价值中立颇为相似，作为一个科学研究者，应该在科学研究中避免情感因素的干扰并力求实现研究事实的客观呈现;对于质性研究来说，其对于社会意义的关注与重视也与价值原则的诉求有所联系，两者都将社会意义作为社会现实分析的重要参考。对于社会科学学科方法论的发展来说，价值与价值中立、定性与定量研究也似有融合之势。Brower认为“近十几年来，公共管理学者对于方法论的科学性进行不断的争论，诸多学者都认为定量研究应该作为定性研究的作用，从而取代定性研究。而有的学者却持相反意见”。［10］Omar等人曾对于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进行过分析，他认为:“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区别主要通过数据收集与分析方式而得以区分开来。然而，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在科学调查与目的与范式方面也存在不同，定量研究将社会看做一种客观存在，而定性研究将社会现实看做是一种社会构建。”［11］对于公共管理研究而言，近十年来，学者们对于定量研究方法论的僵化性进行过批判，并提出用定性研究来替代定量研究。［12］然而，学者们虽然对于定性研究的重要性与价值有所认识，并且致力于实现一种公共管理定性研究的振兴，然而，学者们在不断的研究实践中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单一追求定性研究在公共管理学科的普及难以适应现实公共管理实践的发展，因此公共管理学者重新思考定性与定量研究方法论的结合，将定性与定量方法的融合也被学者戏称为一种“联姻”。［13］

如今在公共管理的研究中，更多的学者开始倡导一种“混合型”的研究方法论［14］，试图将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结合起来，在同一项研究中，使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充分结合，并最终实现定性与定量的研究价值。

四、结语与反思:公共管理研究价值融合的继往开来

如何实现公共管理价值融合的持续性的发展是公共管理学者在未来研究中急需解决的一项根本性研究命题，“对于公共管理学者来说，我们需要从发展公共管理学科的范式中走向一种持续性发展的公共管理道路”［15］，“实现公共管理学科的可持续性发展，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才是根本之道。”［16］公共管理学科首先应不断探求新理论、新方法，将理论创新作为自身适应政府管理实践的根本基础;同时，公共管理学科也不断强化其应用性价值，因为在如今的政府治理情形下，僵化、单一与滞后性的政府管理体制已经难以应对复杂与多变的社会发展，公共管理作为一门科学性的学科，在理论发展与实践探索领域，其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发挥重大深远的影响和作用。

从公共管理发展历史银河中诸多理论范式革新与多次声势浩大的政府管理改革实践运动之中，公共管理学科都已经向我们昭示出其强大的学术活力与生命价值。对于任何一门社会科学来说，社会问题的发现与社会问题的解决始终是社会科学学者要面对的主要问题，如何发现与解决社会问题始终是社会科学学者难以回避的现实议题。社会历史的实践发展也充分说明，如果一门科学不能解决社会实际问题，那么它的价值也将大打折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对于社会现象的理解逐步摆脱了哲学的抽象方法论，两者都开始探索适应其发展的方法论。自然科学最终还是走向了实证主义的路线，妄图通过量化的研究做出对于社会现象的理性解读。默顿指出:“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完全可能因为另外一组理由而不愿意考虑社会环境对科学的作用。他们可能担心自己工作的高贵性或完整性会由于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的内在含意而受到损害……”。［17］

由于自然科学在理解社会现象与创造人类物质文明中的巨大作用，使其长期以来霸占科学的名号，并对于社会科学的科学地位不予认同。同源于哲学体系的社会科学为了应对自然科学的强势地位，其首先对于实证性的研究方法论提出质疑，并且抨击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在社会认知与文化发展等方面的不足;在两者的不断争论中，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方法论都在其固有的基础上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对于自然科学学者来说，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与多次技术故障之后，开始着力于反思自然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对于人类社会的伦理价值与社会意义。而对于社会科学学者来说，长期以来被视为脱离实践与缺乏现实关照的无用之学，也开始尝试借用自然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来解析社会现象。作为社科科学中一名新成员，公共管理学科的延续与更新也必将从方法论做起。透过归于科学方法论的归纳与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对于价值与价值中立原则辩论与争吵，我们也能给予较为清醒与客观的认识，价值倡导对于人类社会的关爱与回应，鼓励科学的发展不要放弃人类社会这个基本实体;价值中立钟爱真实、纯粹与客观，致力于将人类社会在一种极度清晰的事实与价值之间实现发展。而价值中立与价值交叉融合才是公共管理研究漫长道路的最终价值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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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绩效管理 政府绩效

中图分类号：F273. 7 文献标识码：A

一、政府绩效管理内涵略论

绩效可认为是成效、效益、效果或效率，指“从过程、产品和服务中得到输出结果，并用来进行评估和与目标、标准、过去结果以及其他组织的情况进行比较”。绩效管理是“明确组织绩效目标并收集绩效相关信息，定期对组织绩效目标的完成情况予以评价和反馈，最终提高组织整体绩效”。夏夫里茨和卢塞尔认为绩效管理是“组织系统整合组织资源达成其目标的行为，绩效管理区别其他方面纯粹管理之处在于它强调系统的整合，包括了全方位的控制、监测、评估组织所有方面的绩效”。美国绩效评估衡量小组将绩效管理定义为“利用绩效信息协助设定同意的绩效目标，进行资源配置与优先顺序的安排，以告知管理者维持或改变既定目标计划，并且报告成功符合目标的管理过程”。本文所说的政府绩效管理指通过制定政府提供指导和服务的长期目标、达成目标的策略、评估绩效的标准，而对政府的公共产品行为和服务的管理活动，以期达到提高政府生产力，满足社会需求结果的一种管理行为。

二 、新公共管理理论对于政府绩效管理的基本主张

（一）市场取向。

新公共管理提倡在公共服务领域引入竞争机制，使公共服务市场化。

（二）绩效管理。

新公共管理理论是以经济、效率、效能、公平和环境作为其基本价值，突出了其对对经济价值优先性的强调和绩效的关注。

（三）引进私营部门管理理念。

新公共管理主张引入绩效测评、战略管理、全面质量管理等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举措。

（四）掌舵而非划桨。

新公共管理理论既主张政府拥有掌舵的职能，又主张将其原来拥有的管理职能通过签订合同的方式外包给下级公共组织、非政府公共组织甚至私营部门，使政府不再划桨。

（五）责任政府。

新公共管理理论主张由错误责任制走向成就责任制。新责任制主张双向回应， 即高层公共管理者对政治家负责，公务员对公民的需求保持灵敏的反应。

三、我国政府绩效管理的现状

随着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绩效管理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从总体上看尚处于起步阶段。实践中还存在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政府绩效管理理论研究欠缺。

政府绩效的公共性，决定了很多内容难以量化。在政府绩效管理方面，针对中国实际而进行的系统的、全面的和具有操作性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加上我国政府绩效管理起步较晚，现在基本处于萌芽状态。已有的关于政府绩效管理的学术文献针对中国的国情民意很少，研究成果大都注重引用西方国家这一领域，以至政府绩效管理的实践带有很大的盲目性。目前政府绩效管理的研究主体是高校等科研机构，政府部门的主动参与甚少。

（二）缺乏科学化的绩效评估体系和评估机制。

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缺乏具体可操作的政策性指导，更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作为制度保障。当前各地各部门采用的绩效管理和评估活动多数都处于无监管状态，缺乏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依据和保证。从目前我国政府实施的实际情况来看，法律建设相当薄弱，只有当政府本身问题复杂、困扰多、社会抱怨强烈时，才会采取手段进行专项检查以求有所改进，争取上级或民众的理解，也俗称为“形象工程”，使政府的绩效管理处于零散或放任自流的状态，也造成政府绩效管理由于主观性较强而有失公正性，难以使政府绩效管理得到长期有效的发展。

（三）绩效管理的目标错位。

政府绩效管理的目标是提高政府行政效率以改进政府服务水平和质量，要通过政府工作人员的业绩、政府与公民互动情况等体现出来。但我国政府绩效管理还处于初级探索阶段，没有将绩效管理作为一项长期的系统加以贯彻实施，造成政府绩效管理的目标设立错位。不能针对具体的政府事务设立相应明确的绩效目标，或者是设立的目标没有规划性和系统性，由此出现目标错位的局面。

（四）政府绩效管理的体系不完善。

首先，评估主体不齐全。从评价的参与者来看，政府绩效评价只重视自我评价，漠视社会评价，或者只注重社会评价而忽视自我评价。其次，科学的评估指标体系尚未建立。我国目前的绩效评估存在片面地将经济业绩等同于政绩，将经济指标等同于政府绩效的评估指标，指标单一缺乏科学性。再次，评估方式存在误区。从评估的方法上来看，政府绩效评估存在着重视定性评估，忽视定量评估的误区，从评估手段上来看我国对政府部门的评估主要是定期进行评估，缺乏严格的监督制度。

四、完善我国政府绩效管理制度的对策

（一）注重引进西方绩效管理工具。

对于政府管理来说，提高政府效能，在当前更需要的是解决技能分析和事务操作的问题。而西方国家兴起的绩效管理在一定意义上能够满足我们这一需要，为我国政府管理效能分析提供一个有效的工具。只有将政府实践与学术研究结相合，才能保证绩效管理实施过程的科学性和严谨性，提升公共部门绩效管理的水平。

（二）健全和完善地方政府绩效考核评价体系。

目前我国各级政府都在积极探索一套新型的考核办法，力求构建科学合理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和评估机制。当前绩效考核指标的设计要结合各级各地政府部门行政改革的实际。在统一、规范的原则和要求基础上，以科学发展观点为指导，保持以GDP为核心的经济指标考核的同时相应地增加体现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指标，增加设立政府应对公共危机和突发事件的指标考核。

（三）科学设计政府绩效管理的评估指标。

绩效评估指标是政府有效实施绩效管理的标准，也是政府绩效管理的核心问题。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构建合理的指标体系，政府绩效管理所确定的各项指标必须要针对政府事务而展开，还要对各个方面作充分调查，对指标进行相关分析，在此基础上对指标的信度和效度综合测量，保证其可靠性、有效性，指标的确定要根据其主次轻重，确定各项指标的权重，从而降低政府成本、减轻社会公众负担。绩效指标要能够全方位的体现政府职能，不仅要重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效益，更要重视指标的公平合理，指标的确立还要实现定性与定量的结合，既要具有可操作性又不能过于抽象或笼统，这样才能科学分析政府的绩效，促进政府绩效管理的有序发展。

（四）构建合理的绩效管理监管系统。

一要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充分利用新闻媒体、出版物公开政务信息，还要推进电子政务建设，开通各级政府门户网站、微博，设立网上特色栏目，公开政务信息。二要充分发挥政府各职能部门的作用，推行公众满意的服务项目，明确各部门的人事考核机制，促进政府绩效管理的民主化。三要尽快建立完善的绩效管理信息系统，对政府各项工作做到信息及时收集分析、工作及时分配落实、结果及时控制反馈、成就及时积累推广，通过改进政府工作作风、提高办事效率来实现政府绩效管理持久发展的目标。

五、总结

当前我们许多部门更迫切需要做的是科学制定和规范管理编制，整合机构职能，优化行政流程以及提高公务员综合素质等工作。政府绩效评估要在具备条件的地方和部门由点及面地逐步试行，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政府绩效改革的目的。

（作者：贵州财经大学2012级研究生）

参考文献：

[1]J.E.莱恩，新公共管理[M].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

[2]丹尼斯.缪勒，公共选择理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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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课程教学；教学质量；因素分析；调查研究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9-0226-02

一、研究方法和资料的收集

本文采用分层抽样设计，以全校在职教师为调查对象，以各院系为分层单位，以各院系教师人数进行样本配额，设计样本容量为300人，通过学校教务处下达到各院系教务员组织发放实施。考虑到在一所大学里，教师的同质性程度是比较高的，根据调查经验设计这样的样本容量既能够满足调查质量的信度、效度要求，又关顾到调查的经济性和可行性。回收有效问卷217份，回收率达到72.3%，达到基本要求。对于这些有效问卷，利用社会科学统计分析软件SPSS19.0展开问卷数据的录入、编辑、审核和整理，并展开统计分析。

课程教学质量影响因素调查变量设计如下：（1）网上评教（1=90分以上，2=80～89分，3=70～79分，4=70分以下）；（2）指导毕业论文成绩（1=A类，2=B类，3=C类，4=D类及以下）；（3）教学奖励类型（0=无，1=教学成果奖，2=精品课程，3=优秀教材奖，4=优秀教师，5=教学名师）；（4）教龄；（5）工龄；（6）年龄；（7）文化程度（1=本科，2=硕士，3=博士及以上）；（8）职称（1=讲师，2=副教授，3=教授）；（9）年均工作量（单位：学时）；（10）教学班型（1=大班课，2=大小班皆有，3=小班课）；（11）教学语言（1=双语教学，2=单英语教学，3=单汉语教学）；（12）科研满意度（1=非常不满意，2=较不满意，3=说不好，4=较满意，5=非常满意）；（13）教材更新（1=一年更新一次，2=两年更新一次，3=三年更新一次，4=三年以上更新一次）；（14）教师类型（1=教学型，2=教学科研并重型，3=科研型）；（15）教学方法（1=传授式教学，2=单向传授和双向互动兼有，3=互动式教学）；（16）教材使用（1=自编教材，2=自编与他编混用，3=他编教材）。

二、结果与讨论

根据上述教师课程教学质量变量设计，将“网上评教”、“指导毕业论文成绩”、“教学奖励类型”三个变量的得分按照逻辑方法进行汇总构成一个新的变量“教师课程教学质量”。然后，将“教师课程教学质量”变量与其他变量如年龄、工龄、教龄、职称、文化程度、教学班型、教学语言、年均工作量、教材更新等进行Spearman相关分析。分析结果汇总成表1。由表1可知，在这些变量中，相关分析Spearman相关系数显著性水平检验除了教学类型与教学方法外都在0.05以下，说明具有95%的置信度，反映这些有关各因素与教师课程教学质量之间关系的判断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和说服力。其中，教龄、年龄和工龄反映出的是时间因素，与教学质量呈现正相关性，随着年龄的增长，表现出教学质量逐年提高，反映教学阅历、教学经验的重要性（Smith et al.，2005；Goodsell et al.，1992；Ken Brain，2004）。职称越高，教学质量越高，但文化程度则令人意外，学历越高者教学质量反而越差，呈现负相关性，高学历的教师教学质量反而不如低学历的教师。究其原因，高学历者往往是年轻人，他们往往缺乏教学经验，以至于在教学质量评价上失分；反而低学历教师往往是在教学一线摸爬滚打了很多年，具有较为丰富的课程教学经验，所以，教学质量反而较好。在教学班型因素中，很有意思的是，大班上课的老师教学质量反而优于小班上课。这说明，小班上课的这种尝试还没有能够普遍在教师和学生中获得认可。如果小班上课不能激发学生的活动力，无益于教学质量的改善（John Caldwell Holt，2007）。教材更新速度慢的教学质量反而越好。这说明，如果从提高教学质量方面来说，不能一味求新，追求贴近前沿而强调教材更新速度，要求及时跟踪最新前沿内容时，将带来教学质量的下降。而对于使用双语教学的教师，教学质量评价普遍高于单语教学的教师。教材使用方面，使用自编教材的教师教学质量评价明显好于他编教材者。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自编教材者对教材内容会更熟悉，教学经验也会更熟练，会带来更好的课程教学评价。

但就教师类型和教学方法因素来说，都没有达到95%置信度水平，不过教师类型通过了90%的置信度检验，说明在90%以上信度水平上，可以说，教师类型变量与课程教学质量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判断还是可信的。具体来说，教师类型越趋于教学为主型者，其教学质量评价越高；反之，越是科研为主型的教师，教学质量评价越差。这反映专业分工的差异，教学为主型的老师，越会看重教学，无论是教学态度还是教学方法都会更优化，导致教学质量的提升。不过，尽管教学方法变量与教学质量间关系没有通过90%置信度检验，但也有一定意义，说明教学方法与教学质量之间有一定的正的相关性，越趋于互动教学的越会带来教学质量的提高（p=0.125）。这也符合现代教研教法研究（Rudolph et al.，2009；Prince，2004；Prather et al.，2011）。

三、对策建议

根据以上相关分析，针对如何提高教师课程教学质量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1.要想真正提高教师教学质量，必须从源头上把握教师教学质量的影响因素，展开调查研究，有的放矢，以改善教学质量。

2.针对广大教师年轻化、经验不足的趋势，应该有针对性地开展教学培训工作和教研教法的探讨工作，以改善教学质量。

3.小班上课并不必然比大班上课教学质量高，必须有其他配套措施，才能保证小班上课质量。

4.教学知识的更新并不必然带来教学质量的提高，寻求在教学知识更新与教学质量提高间的平衡措施，既促进教学内容的知识更新，又须保证教学质量。

5.应大力鼓励双语教学，促进双语教学机制发展，以图教学质量的改善。

6.鼓励互动式教学方法的广泛开展，有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

7.建立教材编写基金，鼓励广大教师自编教材授课教学，有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

8.提倡科研有消解教学质量之虞，寻求教学与科研的平衡机制，既能有效保证广大教师集中精力进行教学工作，又能科研反哺教学。

总之，需要开展广泛的、形式多样的教学管理体制改革大讨论，百家争鸣，凝聚智慧，让多方形成合力，形成有利于提高教师课程教学的管理体制、机制，达到改善高校教师课程教学质量的目标。

参考文献：

[1]Prather，E.E.，L.Rudolph，& G.Brissenden.“Teaching and Learning Astronomy in the 21st Century.”Physics Today 62（10）：41.

http：//csupomona.edu/～alrudolph/professional/publications/PrathRudBriss PT Oct09.pdf，2009.

[2]Ken Bain.如何成为卓越的大学教师（What the Best College Teachers Do）[M].明延雄，彭汉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3]陈永国，公共管理定量分析方法[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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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现代城市；市政管理规划；信息化发展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许多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市政管理规划日益复杂，这导致了市政工作展开的困难。市政管理规划是一项需要大量信息的工作，并且信息的有效性对于市政决策和问题解决方案都有很大的影响。但传统的市政统计方法和调查方法无法满足现代城市管理的需要。因此市政部门必须采取先进的信息化技术和设备，建立高效的城市数字信息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市政部门对于各种市政数据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从而对城市人口的增加和城市发展、城市资源的利用进行合理的分析，并可以更好地进行城市化监测工作和城市市政政策研究。市政管理规划的信息化发展可以为市政决策部门提供大量的城市经济发展的数据和信息，并将这些信息及时提供给有关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从而确保城市管理规划的正常进行，并对城市发展进行有效监督。

一、现代城市市政管理规划概述

现代城市市政管理规划的主要内容是城市信息的管理，通过利用人工调查、遥感调查、数据库调查可以做到有效的社会调查与社会统计并对整个城市的人口信息进行定期采集并对城市居民的基本信息和城市自然环境信息、城市资源信息等内容进行有效的调查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信息数据库和数字城市模型，从而更好地进行城市市政管理规划。以下从三个方面出发，对现代城市市政管理进行了概述。

1.从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城市市政规划管理

每个城市都有自身所独有的特点和城市发展中的一些独特的资源。并且所有城市的自然环境、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城市的社会生活、历史传统都具有自身特色并具有自身的优势和劣势，这些因素在整个国家和地区发展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每个城市的发展模式和市政管理规划模式都是不同的。因此城市的现代化发展是需要遵循自身的特征和城市本身的实际情况，市政部门在进行城市市政管理规划中应当注意扬长避短避并充分发挥城市自身优势，进行科学部署和各种基础设施的实用配置，同时重点发展城市的优势项目，从而积极的促进整个国家的发展。

2.保证城市管理规划的高效性和高质性

城市市政管理的高效性和高质性能保证城市高度的社会化和合理社会分工的进行，从而促进城市整体的科学、知识和文化的的发展，并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水平的进步起到重要作用同时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水平的提高有重大影响。因此市政部门在进行城市市政管理规划时不仅要注重城市发展水平，还要注重市政管理规划的高效性和高质性并对城市发展质量更好地进行提升。

3.注重城市区域网络的建设

城市市政管理规划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周边地区的支持，城市作为一个地区的交通枢纽、经济中心、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对于周边其他地区功能的实现都有着重要影响。因此城市的发展和市政管理规划的有效性离不开区域的建设。同时，市政部门在进行城市市政规划时应当注重其他城市发展的辐射效应，在其他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和辐射效应来实现自身的发展。从而更好地实现城市分工的高效化，促进城乡和谐发展的同时促使整个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二、市政管理规划现状

相对于其他国家，我国的市政管理规划管理具有准备时间短、规划思路狭窄、规划方式过于复杂、规划成本过高等缺陷。以下从几个方面出发，对市政管理规划的现状进行了分析。

1.规划质量较差

在我国市政管理规划的过程中存在着规划质量较差、信息化水平不足等短缺。这造成了城市市政管理规划中短板的存在并导致许多规划无法顺利的进行，除此之外许多不合理的管理规划也造成了诸多建设项目无法符合我国的相关规定，这对我国城市市政管理规划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2.市政管理规划的非理性

实际上在市政管理规划过程中存在着许多非理性因素。许多市政管理规划人员在进行城市市政管理规划实并没有从实际出发进行规划，而是从非理性的角度出发过于强调速度，这造成了市政管理规划与现实的严重脱节和城市市政管理规划工作难以顺利开展。

三、市政管理信息化的重要性

市政管理规划也称城市规划，是城市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市政建设和市政管理的依据，市政是指市政府根据国家法律并通过与市民和群体之间的互动，实现城市自身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市政管理规划通过制定城市运行规则和公共政策并主要通过行政手段保障城市公共事务运行的有序性。以下从三个方面出发，对市政管理信息化的重要性进行了分析。

1.有助于监测城市化进程

城市市政管理规划通过对市政数据进行定性和定量测量并对城市信息系统进行周期分析，在以往的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基础上进行特点总结，分析了现行的国家和社会环境以及城市本身的自然环境以及城市环境的变化趋势。并对市政部门的信息管理提供大量的城市经济数据并及时的给市政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提供信息，从而确定研究方向和发展趋势，并对城市转型进行有效监测。城市市政管理规划通过正常的社会调查与统计方法和先进的辅助技术对城市人口的周期性流动、资源采集信息和自然资源分布进行分析。城市信息化构建对于城市信息数据库的量化是必要的，通过建立城市市政管理规划的数字模型建立并在此基础上对人口信息进行处理可以对市政工作进行更好地提升，因此城市市政管理规划工作人员应当清楚的意识到信息化对管理系统的促进作用，从而有助于监测城市化的发展并为我国城市化建设更好地提供依据。

2.有助于城市经济发展

城市市政管理规划可以建立有效的数字模型并对城市经济建设水平和城市人口的增长进行合理分析。城市市政管理规划工作是一项复杂的、巨大的、细致的管理工作，需要工作人员精密的计划、组织、协调、管理能力。城市市政管理规划应当始终以促进城市经济发展为第一目标。并清楚自身职责所在。这对于提高更好的公共服务水平、促进现代管理方法的应用、透明公共管理责任机制的形成、坚持以人为本进行城市市政管理规划都有着重要影响。并对城市市政管理规划的创新和积极实施新的管理方法有着重要作用，城市市政管理规划人员在进市政管理规划时应当促进民主化的业务推广，对于管理模式和岗位职责的改进进行进一步革新。除此之外城市市政管理规划对整个区域的的城乡经济协调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3.进行城市功能的合理定位

信息化的城市市政管理规划可以对城市功能进行合理定位，在市政管理过程中促进职责的分工明确并保证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城市市政管理规划作为关系到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重要工作应当充分利用计算机技术对城市功能进行合理定位。随着我国城市功能的不断发展，城市市政管理规划对于城市功能的定位作用已经引起许多人的注意。为了更好地适应信息化发展的要求并促进城市规划管理的发展，市政管理规划部门应当在进行基础信息管理建设的前提下对城市规划提供足够的信息资源并促进市政管理机构相关计划和行动的有效开展，同时也为城市规划和城市经济政策的执行提供了科学依据。

四、现代城市市政管理规划的信息化发展

城市市政管理是整个国家政权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公共事业、公共事务的管理进程有着重要的影响。如今城市规划的信息化发展已经同市政体系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城市市政管理规划活动已经变成了一种信息化活动。在我国“数字城市”项目启动成功数年后，城市市政管理的信息化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数字城市”市政设施有一个专门的信息管道，可以有效地降低市政管理规划中的失误。当发生紧急的市政事故时，可以通过这一管理进行相关信息的快速检查并在平均6小时内拿出解决方案，从而缩短了处理市政管理规划问题的时间，同时对于市政工程中的信息控制和信息管理工作也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不同城市的城市规模、城市结构、城市功能都各不相同，城市市政管理规划是这许多元素的综合和集成系统，尤其是大城市的城市结构复杂、维修工作的困难，这些都要求城市市政管理规划进行信息化革新从而对大城市进行合理规划和科学管理。除此之外，市政管理规划对城市信息和各种材料的大量需要使得信息化发展对于城市管理规划的决策合理性、解决方案的有效性都有重要提升。在市政管

理规划实践中，信息化对于城市市政部门工作人员管理规划经验的提升、市政统计调查方法的改进、现代城市管理需要的有效了解都有重要影响。市政部门工作人员必须清楚市政管理规划工作的目标，在复杂的项目管理中进行周密的计划、组织、协调和管理活动。从而促进市政部门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并加强市政管理规划的透明度，同时对于建立有效的市政管理规划绩效评估方法和激励方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五、结语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的不断进行，城市市政管理规划的信息化程度也越来越高，同时市政管理规划中信息化技术的应用已经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为了更好地进行现代化的城市规划管理规划工作，市政部门应当适当引入信息化手段并促进市政管理规划项目的高效性和高质性，从而促进我国市政管理规划水平的不断进步。

参考文献：

[1]刘飞.市政管理信息化规划的探讨[J].建材与装饰.2013，1（2）：4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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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碳交易平台为碳金融发展创造稳定的制度环境。目前全球有四个交易所专门从事碳金融交易,包括欧盟排放权交易体系（EU ETS）、英国排放权交易体系（ETG）、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和澳洲国家信托（NSW）。荷兰银行(ABN AMRO)、巴莱克资本(Barclays Capital)、高盛(Goldman Sachs)、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等很多知名金融机构均活跃在这些市场上。加拿大、新加坡和东京也先后建立二氧化碳排放权的交易机制。各国通过建立碳交易所，促使交易价格公开透明，最大程度减少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交易风险。市场化比较完善的国家还通过碳交易所进行排放信用的期货交易，并利用套期保值保证价格波动下自身利润的相对稳定。

2.推动碳市场和碳金融互动并实现共同繁荣。2003年成立的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是全球第一个自愿参与温室气体减排量交易，并对减排量承担法律约束力的市场交易平台，也是全球唯一同时开展二氧化碳、甲烷等6种温室气体减排交易的市场。2005年4月，欧洲气候交易所推出与“欧盟排碳配额”挂钩的期货，随后又推出期权交易，使二氧化碳排放权如同石油等商品一样可自由流通，丰富了碳交易的金融衍生品种类，增加了碳市场的流动性。2007年9月，与核证减排量挂钩的期货与期权产品也相继面市。此外，日本成立了碳金融机构（JCF），在世界各地大量购买和销售碳排放权。挪威碳点公司、欧洲碳基金、亚洲碳交易所，甚至非洲、印度等国的碳金融交易也非常活跃。

3.通过基金、股票、信托等方式直接融资。目前世界银行已设立10只“碳基金”，总融资额超过25亿美元。2007年末，私募资本主导的基金数量超过政府机构主导的基金，如挪威碳点公司、欧洲碳基金等。纽约―泛欧交易所2008年推出低碳100欧洲指数，标准普尔等也建立了低碳环保指数；一些金融机构在这些指数基础上创建了ETF（Exchange Traded Fund）基金。此外，2001年，英国成立了碳信托有限公司，累计投入3.8亿英镑，主要用于促进研究开发、加速技术商业化和投资孵化器。

4.金融机构创新模式多方位参与碳金融。一是为碳交易提供中介服务。荷兰银行作为碳交易领域排名世界前十位的交易商，为碳交易各方提供信息等中介服务，以此获取中间业务收入。英国标准银行参与CDM项目获取减排量后，通过卖给终端消费者等委托人、其他贸易商等获取中间收入。二是开发碳金融产品。2006年10月，巴克莱资本率先推出标准化的场外交易核证减排期货合同。2007年，荷兰银行与德国德雷斯顿银行均推出追踪欧盟排碳配额期货的零售产品。荷兰银行还设计了气候和水资源环保理财产品。三是直接投资参与。2006年10月，摩根士丹利宣布投资30亿美元于碳市场；2007年3月,参股美国迈阿密的碳减排工程开发商,间接涉足清洁发展机制的减排项目。

二、我国碳金融发展面临机遇和挑战

1.我国碳金融发展前景广阔。目前，我国温室气体排放占整个发展中国家排放总量的50%，占全球排放总量的15%。国际能源机构估测，到2025年前后，我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很可能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位。2009年11月，我国宣布碳减排目标为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要比2005年下降40%～45%。据有关专家预测，我国在2030年二氧化碳减排可达20亿～30亿吨，超过欧洲国家减排量的总和。据此计算，我国每年在清洁能源上至少要投入1万亿元人民币。另外，据国家发改委的《节能中长期规划》测算，“十一五”期间，我国节能投资总额累计可达6000亿元，如果按50%的资金来源于银行贷款测算，节能融资市场就有3000亿元规模。

2.我国碳金融发展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我国CDM项目的业主由于缺乏专业能力和交易经验,对碳市场交易动态掌握不足,承担了较大的开发与交易风险,在合作中处于不利地位。一是国内企业和金融实体对碳金融认识存在差距。目前国内企业和金融机构对碳金融的价值、战略意义、操作模式、交易规则等了解不够，未充分认识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和碳金融蕴含的巨大商机。碳金融活动主要局限于各类“绿色信贷”业务，CDM项目建设才刚刚起步。除少数几家金融机构试水外，投行、PE、交易所等金融实体鲜有涉足。二是我国碳金融体系发展及配套机制建设存在差距。碳减排额在CDM机制下交易规则十分严格，开发程序也比较复杂，销售合同涉及境外客户，需要专业中介机构执行。我国中介机构与第三方核准机构尚处于起步阶段，难以进行CDM项目评估及排放权购买等工作，也缺乏专业技术咨询等中介机构进行分析、评估和规避风险。此外，我国作为碳排放的出售方，与国外比较成熟的碳排放权购买方之间交易时，往往可能因为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而丧失定价权。三是金融机构对CDM项目的风险规避能力存在差距。CDM项目审批程序复杂，开发周期较长，涉及风险因素较多，金融机构对此准备不足。如来自国际减排政策变化的政策风险；减排单位不仅需符合认证要求，还要满足项目国政策和法律限制的法律风险；项目评估和工程建设中的项目风险。

三、碳金融项目操作模式与风险管理

1.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CDM）的由来。CDM是《京都议定书》为有效应对气候变化设计的以市场为基础的三种灵活合作机制之一。其他两种为国际排放贸易机制（IET）和联合履行机制（JI）。CDM是唯一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的互利机制，该机制允许发达国家企业通过协助发展中国家减排温室气体，换取核证减排额（CERs）以抵减本国的温室气体减排义务。根据《京都议定书》的规定，中国在2012年之前不需承担温室气体的减排义务，但中国可以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参与CDM项目的开发。因此，中国目前的碳金融业务主要是通过开发CDM项目，接受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支持，将项目产生的核证减排额（CERs）出售给发达国家（在一级市场进行），并没有直接参与全球碳市场交易（二级市场交易）。在全球碳交易市场中处纯粹卖方的地位（一级市场）。在CER价格上,中国限价为8欧元/吨,近年来实际成交价在10欧元/吨左右,但欧洲气候交易所公布的二级市场上CER再出售的价格达12欧元/吨以上,特别在2008年9月更高达21欧元/吨。

2.CDM项目的操作模式。一是单边模式。这种模式中企业独立完成整个项目的CDM开发申请后寻找买家。越到开发后阶段销售，业主获得更高价格可能性越高。但业主需要承担开发前期的资金投入及其带来的项目注册等风险。二是双边模式/多边模式。项目开发之初就寻找、确定买家，大多以固定价格签订购买合同。买家可以在项目开发过程中给项目以资金和技术方面的支持。但是，固定价格使得业主无法从有上升趋势的市场中获益。三是提供服务，获取中介费。该模式银行不介入项目本身，而是仅给碳交易各方牵线搭桥，提供中介服务和技术支持,不占用银行的资本金。四是背对背买断式。由于CDM项目的买家只能是发达国家，这一模式仅适用于外资银行。例如，外资银行总行与买家签订协议，同时其上海分行作为总行的与卖家（业主）签合同，且合同主要条款一致。在买断卖家项目后立刻转给买家，这一过程几乎不需占用银行的资本金，即使占用也是由总行承担。总行通过买家信用额度管理，衡量和控制买方违约风险。五是单边开发模式。该模式中银行承担开发前期成本投入（审定费和注册费）。有应用这一模式的银行规定，如果项目未能成功注册，项目业主无需归还银行为项目发生的前期投入。银行保证业主最低收益，即保证业务最低利润分成底价不低于同期以双边模式销售的固定价格。如果销售价格低于双方协商指定价格，银行不享受与业主利润分成，仅从买家处收取基本项目开发费。两年内，在项目仍在单边的情况下，银行有权以指定价格购买或指定项目业主能够接受的其他买家购买项目减排量。六是现金流贴现模式。这一模式仅适用于对已经成功注册的CDM项目组合进行现金流贴现，而非对单个项目，起到分散风险的作用。银行对组合预期总量减排量的前50%进行贴现（如果项目逐步运行，则按实际投入运营的产能比例折算）。贴现供方根据预期收益以现金买断一定量的将来收益。这种模式有助于CDM相关项目投资的顺利进行，提高企业资金周转速度和现金流管理。七是后京都期权银团拍卖销售。这是有些银行预计采取的后京都市场交易方式，即2012年底《京都议定书》到期以后的交易模式。对已经成功注册的CDM项目组合打包拍卖，即通过银团拍卖方式，CDM项目业主出售一个权力给买方，使其有权利但非义务购买后京都时期的CER。银行一方面帮助业主提前锁定未来的潜在买家，一方面将以后的资产以现在的形式体现其中价值，获得一定的经济收益（期权费）。

3.CDM项目主要风险。一是政策风险。与气候变化相关的一个巨大新兴产业呼之欲出，如何对这块未来的大蛋糕做出政治分切，关系到各国未来的商业利益。CDM的发展与国际气候政治博弈息息相关。尤其是《京都议定书》的第一个减排承诺将于2012年结束，2012年后京都时期政策不明朗，CDM在2012年以后的发展和面临的变化都是未知数。面对这种情况，有银行在合同协议中都注明了对应政治政策变化等不可抗力，买卖各方的免责条款，避免纠纷。二是项目风险/CER交货风险。这一风险主要表现为工程建设风险（如项目是否能按期建成投产），经营业绩风险（是否风能水能可以按照预期产生），商务合作方风险（如买方是否如期付款），运营表现（如项目是否按开发时的描述运营）等。有些银行在每个项目开始之前都进行尽职调查、完成现场评估报告，并且在每个项目开始之后定期监控项目进程、掌握项目进度。三是市场风险。银行通过缩短项目持有期来控制预防市场风险带来的收益波动，即对于购进的项目会在短期内出售，减少银行持有的时间。据了解，CDM项目在注册前必须上报发改委审批。在实际操作中，发改委对CDM项目有不成文的最低价规定。四是项目开发风险。项目开发风险直接影响到项目在联合国通过注册的可能性。银行通过项目开始前的尽职调查以及开始后的日常监控确保项目的合规性。我国立项项目在合规性方面存在普遍不。据CDM公开资料显示,截至2010年7月，在CDM注册的项目数达1946 个,自2006 年7 月以来,共137个项目遭拒,其中一半是来自中国、印度和巴西的项目。五是法律风险。银行通过ERPA(购买协议)条款，以合同方式约定与买方或卖方之间的权利义务，以及合同价格、总量，付款方式，违约条款等重要内容。

四、构建我国碳金融发展体系设想

1.建立碳金融发展框架，提供制度保障。一是将碳金融发展纳入国家气候变化、防灾减灾和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框架，使碳金融成为节能减排和推动我国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型的重要政策工具。完善碳金融支持政策，营造宽松环境。二是政府和相关部门制定投资、税收、信贷等方面的扶持政策，引导社会资本向低碳产业聚集。资本市场融资方面，优先发展低碳经济企业的上市融资需求，支持企业发行债券融资。税收方面，通过降低CDM项目有关税率、适当延长免税期，提高项目经济强度；对金融机构开展碳金融业务的收入实行税收优惠。财政扶持方面，通过财政拨款成立专项基金，为CDM项目贷款提供利息补贴。货币政策方面，对节能减排项目等予以信贷倾斜。监管方面，可采取扩大CDM项目贷款利率浮动范围、降低CDM项目贷款资本金要求等差异化措施。此外，积极推进人民币在碳交易计价中的国际化进程。三是尽快出台与碳金融相关的法律法规，健全碳交易法律和监管框架。建立和完善气候变化数据库和碳风险评价标准，为碳金融稳定发展创造政策环境。

2.健全碳交易市场机制，构建交易平台。借鉴国际碳交易机制经验，通过建立环境产权交易所、能源交易所等多元化、多层次碳交易平台，为碳排放权供需双方搭建沟通和议价场所，实现公平合理定价；探索排放配额制度和发展排放配额交易市场，有效配置环境资源；尽快制定碳市场交易规则，建立类似于欧盟排放交易机制下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促使我国逐步拥有碳市场定价权。定价权决定了银行在这一新兴市场上的话语权和主动地位。CDM项目往往需要两个甚至多个国家的金融机构之间合作，中国的商业银行可以借此提高参与国际业务的议价技巧，加强与国际金融机构之间的业务往来，不断积累国际化经营的经验。虽然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没有减排义务不能参与排放贸易,但目前CDM和欧盟排放贸易体系(EUETS)等市场的交易规则并不排斥发展中国家直接参与高级市场交易。我国商业银行则可以拓展业务,通过申请欧洲交易所席位或委托在交易所拥有固定席位的经纪公司直接进行CER二级市场交易。如国内商业银行在附件一国家注册投资公司,并取得相关资格,便能够以境外买家的身份参与境内CDM项目,并可在欧洲二级市场直接进行交易。这样便可以有效缓解一二级市场上CER价格差给中国金融市场带来的利润损失。也可以积极争取在这一市场上的定价权。

3.创新碳金融参与模式，拓展多样服务。建立不同模式以满足不同需要。借鉴国内外碳交易发达银行的先进模式和做法。模式的建立应以满足业主需要，风险可控原则为基础。积极将CDM项目要求和金融工具联系起来。CDM项目中蕴含着对金融中介服务巨大的需求。目前国内CDM市场比较混乱，各类中介机构鱼龙混杂，其中甚至不乏国际骗子。由商业银行来从事这项中间业务，对于国内企业来说是可信而稳妥的，比如银行与一些国际大公司合作，帮助企业去联系国际买家。另外，商业银行通过提供融资租赁、财务顾问、资金账户管理、基金托管等业务，可以拓宽中间业务收入来源，逐步优化商业银行的收入结构。如开展以CDM项目现金流为主要还款来源的CDM项目融资；开发与碳排放权挂钩的理财产品；联合国际专业机构，提供CDM项目开发、交易和管理的“一站式”金融服务；利用所属金融租赁中心，为CDM项目提供设备融资或融资租赁服务；凭借信息优势，为CDM项目业主提供合理CER报价等咨询顾问服务；商业银行还可以借助其海外分行推荐买方,进而带动银行的海外业务发展。不断探索建立为碳管理服务和低碳技术投资的碳基金，开展碳掉期交易、碳证券、碳期货、碳基金等各种碳金融衍生品的金融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