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行政的精神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公共行政的精神，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哈贝马斯认为，公共性本身表现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即公共领域，它和私人领域是相互对立的。他认为这里的"公"代表国家，"私"代表家庭和市民社会。公共性作为公共行政中管理活动的重要工具，贯穿于整个公共管理过程的始末，弗雷德里克森在本书的一开始就给我们提出了关于公共的五种观点："1.公共是利益集团（多元主义的观点）2.公共是理性选择者（公共选择的观点）3.公共是被代表者（立法的观点）4.公共是顾客（服务提供的观点）5.公共是公民"[1]我国有的学者从伦理价值，公共权力，公共部门的运作参与，利益取向以及理念表达上这五个个方面来概括公共性内涵。 [2]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公共性既是一种精神也是一种能力，认为公共性是共同利益，共同参与。 [3]

对比书中弗雷德里克森关于公共性的内涵与我国学者的观点，虽然有些不同，但是可以看到两者之间有本质上是有一致性的，都坚持认为公共性代表了一种民主，公正，平等，责任。我倾向于学者付翠莲的观点，认为公共行政是一种精神，这种公共精神应该包括四个方面："民主的精神，即人民的意愿是政府合法性的唯一来源；法的精神，它意味着政府的一切活动应受到预先确定并加以宣布的规则制约；公正的精神，即承认社会公民应具有平等的权利并不受公共权力所侵害；公共服务的精神，即政府的公共服务应尽可能公平分配，政府的施政过程应平等、公正透明。"[4]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不小的成绩，为了在公共事物管理中更好的发挥作用，公共管理者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权力。与此同时在经济人假设和行政自由裁量权的交互作用下，公共管理中的公共性出现弱化甚至丧失的危险，给公共利益造成很大的破坏。

二．公共性丧失的表现及原因

（一）政府的自利性

多元主义者认为，公共是利益集团，对利益的最大化追逐必然走向公共性的反面--政府的自利性，国内也有学者认为自利性是政府公共性缺失的根本原因。现代政府是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者、社会公共产品的提供者，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提供公共产品是政府的基本职能之一，它体现了公利性这一现代民主政府的本质属性，离开了这种公利性，政府从根本上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与合法性。然而由于公共精神的缺乏，政府的自利性成为不可避免的必然结果。

政府的自利性是政府自利性是政府在实现其公共性的过程中，政府自身、政府部门机构和政府行政人员具有的追寻自身利益的倾向性，政府自利性的内容包括三个层次的利益结构，分别为政府自身的利益、政府部门结构的利益和行政人员的利益。

1.经济人假设

作为社会的经济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需求。爱尔维修说，"利益是我们的唯一推动力。人们好像是在牺牲，但是从来不为别人的幸福牺牲自己的幸福。河水是不向河源倒流的，人们也不会违抗他们的利益的激流。"政府组织成员也是一样，只不过他们的利益是通过公共组织来实现，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权衡就变得至关重要。现实是"经济人"往往战胜"公共人"，于是出现政府与民争利，，损公肥私，自利害他，这种私欲的无限扩张导致"恶无限"，最终必然导致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和公共权力的动摇。"个人追求快乐的利己打算取代了公共的善,个人利己的打算成为了衡量政府绩效的界标,政府的公共性为个人及机构的私利性所取代。在普遍利益的外表下,政府的公共性就淹没在利己主义的打算之中"。[5]

2.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混乱

受计划经济时代的影响，我们的政府还停留在"管制型政府"阶段，尽管国家一直致力于转变政府职能，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但是时至今日，政府职能的转变还没有完全到位，市场经济的驱动反而使政府变本加厉的追逐经济利益。政府与市场关系仍然没有理顺，政府仍然承担了许多本应该由市场行使的职责，"政府权力仍然对社会和经济生活进行过多的直接干预，对资源配置进行过多的垄断，出于部门利益或地方利益的非正当行政行为依然存在"。[6]政府利用手中的权力甚至垄断市场，与市场相结合进行权钱交易，腐化了行政权力，侵害了公共利益，进一步驱使了政府自利性的扩张。

3.行政权力的激励和奖惩机制不合理

从激励机制来看，我国我国长期以来调动行政人员积极性的做法主要是靠政治思想和道德上的宣传教育，强调公共行政人员要为人民服务，要有奉献和牺牲精神，而对公共行政人员的物质报酬和利益激励则不是很看重。不可否认，这种做法对公共行政人员的公共精神的塑造起到了积极的效果，但是这种做法无法对公务员起到激励作用。从惩罚机制上看，当前我国对公共行政人员的惩罚措施不够严厉，对违反法律法规的公共行政人员行政问责也没有到位。总之，"从我国情况看，激励机制和惩罚机制发生扭曲是产生腐败的一个重要诱因。具体而言，公务员阶层名义工资水平不高，是引发'灰色收入'、'黑色收入'的原因之一；公务员录用、晋升、奖惩、退休等尚未充分体现功绩制原则，是导致用人腐败、贪污受贿、'59岁现象'的原因之一；财政拨款缺口和'创收'任务，是公共部门经商办企业、有偿服务、乱收乱罚等问题难以杜绝的原因之一；查处案件效率不高、惩罚力度不大，以行政处分代替法律制裁，是腐败分子'铤而走险'、'前腐后继'、'集体腐败'的原因之一。"[7]

（二）社会不公平

公共性缺失在社会领域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社会的不公平，弗雷德里克森认为"公平是维持社会群体团结的黏合剂"，公平正是新公共行政的核心价值，"把效率和经济作为公共行政的指导方针是有必要的，但仅此是不够的，必须加上社会公平作为公共的第三个理论支柱，使公共行政能够回应公民的需要"。而在功利主义和个人主义盛行的今天，贫富差距，收入分配不公，资源分配不合理，公民权利义务不对等等种种不公平现象愈演愈烈。政府决策时仅仅是表达了掌握社会较多社会资源的人的利益，而掌握社会20%资源的80%的人的利益没有充分表达出来，各种听证会、制度往往流于形式，公民的平等表达权受到侵害连申诉的渠道都只是形式，这样的情况下又怎么会公平。

另外书中弗雷德里克森所说的公平还包括代际公平，他明确指出 "把后代的公平作为社会公平的一个领域是否有充足的理由，答案也是肯定的"，罗尔斯也认为每个人都拥有享有最广泛，和他人一样的基本自由的平等权利，不同代的人应该与同代的人一样，彼此间承担义务与责任。现代人不能随心所欲，而要受到原初状态下选择的用以界定不同时代人之间的正义原则的约束"，因此牺牲后代人的利益换取当代短暂的幸福是不可取的。

（三）公民身份理念的缺失，角色定位偏差

公共管理者不仅是"代表性公民"还是某个组织的公务员，因此自己的角色是公民还是职业公务员成为管理者困惑。正如书中给出的丹麦与纳粹德国的例子中，在冲突面前是选择坚持职业责任还是维护公共利益，是效忠组织还是坚持自己的爱国信仰，即"职业主义"与"乐善好施的爱国主义价值"之间的冲突。当公共意识缺乏的时候，往往职业操守要远远大于价值信仰。

公共管理者首先是公民，"如果公共管理者是代表性公民，那么他们的角色就会有细微的而且是重要的差异；这样的人会少一些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和傲慢，而更多一些民主和信任感"，根据这一观点，正如泰瑞·库伯所言,"公共管理者受雇于公民，代表公民的利益，执行和管理公共事务。作为我们其中的一部分，公共管理者是公民和公共组织之间联系的主要桥梁。"那么什么是公民，亚里士多德曾给公民下过这样的定义，他说，公民是一个"进能治国，退能守法"的人，所以作为代表性公民，公共管理者必须寻找用于治理国家和遵守法度的合法的个人权威和制度权威。这就明确要求公共管理者要秉承乐善好施的公共行政的精神服务于公众而不是某个组织。公共管理者一定要清醒的认识到他们的义务就是公民义务，无论合适，当发现所供职的机构疏于为公民利益着想，更没有为公民的最大利益着想时，所有的公共行政人员都有责任抛弃职业主义的操守而维护公民的利益。做不到这一点就违背了作为人民的公仆的责任，更违背了作为公民的责任。

三．公共性回归的措施

（一）约束政府自利性

政府机关应该秉承公共服务的精神，坚守行政伦理，将诚信责任、忠于职守、廉洁奉公、遵纪守法、人性关怀等这些行政人员应该具备的最起码的道德精神贯穿到公共管理的各个方面，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关系，自觉提高行政人员的职业素质和专业化程度；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由"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合理界定和划分政府职能。政府不是划桨者而是掌舵者，政府要把原来由政府拥有的一部分资源和权力通过经济方法释放给市场组织和非营利组织，这样不但能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而且公共权力也得到增强；完善相关激励制度和行政问责制度，"制度设计对增强政府公共性具有根本性的作用"，对行政人员的自力行为加大惩治力度，对侵害公共利益的行为追究责任。

（二）社会公平

政府应该以维护人民的利益为最高价值，畅通反映民意的渠道，切实反映社会弱势群体的意愿，让每一位公民都平等的参与到社会事物中来，政府与公民之间进行平等的对话，倾听公民的呼声，建立一种政府与公民共同参与、共同关注平等的交流与互动。第一，政府要增加社会产品供给，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关心弱势群体。要进一步扩大城镇覆盖面，尽快实现社会保障的城乡全面覆盖；高度重视解决教育公平问题，改变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切实解决贫困子女上学难的问题，；大力发展公共卫生事业，实现全民医保的目标。第二，"理顺收入分配关系,使收入透明化,依法取缔非法收入,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要严格市场收入和非市场收入的界限。"[7]通过税费改革，纠正收入严重不均的现象。第三，引入绿色GDP，不能以破坏环境高昂代价，牺牲后代人的利益，盲目的追求高GDP。

（三）树立公民精神倾向，纠正角色偏差

要树立公民精神倾向，纠正公共管理者的角色偏差，自觉把维护公共利益作为自己服务公众的唯一宗旨，自觉把公民的公共意志和社会的公共利益作为永恒的追求目标。第一，树立公共行政人员的公民责任意识。公共行政人员的公民角色和公共组织的雇员角色不可避免的会发生冲突，"作为一个公民，公务员要为其他公民承担义务，同时作为一个公共组织的雇员，公务员又要为组织承担义务，当这两种义务发生冲突时，更为根本的义务是对公民的义务。"[9]弗雷德里克森把为公民负责的意识和工作的崇高感联系起来论证了为公民负责的重要性，"在民主政治环境下，公共管理者最终应向公民负责。正是因为这种责任，我们的工作才显得崇高神圣"。第二，深化公共行政人员的道德取向，培养"乐善好施"的爱国主义理想。如果说公民责任意识是对公共管理者低层次的道德要求，那么乐善好施的爱国主义精神则是我们追求的崇高理想，一种积极的、主动的和真诚的奉献精神和关爱精神。"我们必须真诚地关爱公民并与公民一道工作；我们必须关爱和相信我们的宪法和法律；我们既要对良好的管理充满激情，也要对正义充满激情。我们称之为'乐善好施'，它意味着一种对公民的广泛的和问心无愧的热爱。同时，乐善好施也意味着一种服务于更大的公共利益、公平地照顾公民的需要的承诺。"尽管正如弗雷德里克森所说，就现在而言理想与现实之间还有差劲，但是我们不能今昔否定乐善好施的公共行政精神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就让我们满怀希望向乐善好施的公共行政精神前进。

参考文献：

[1]（美）乔治·费雷德里克森．公共行政的精神[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 王乐夫、陈千金．公共性：公共管理研究的基础和核心[J]．社会科学，2003，(4)．

[3] 宋锋．公共行政的公共性和民本性分析[J]．消费导刊，2010，(1)．

[4] 付翠莲． 公共管理中公共性的缺失与回归[J]．经济与管理，2009，(7)．

[5] 张洪武． 论政府公共性的产生、流失与实现[J]．广州行政学院学报，2009，(4)．

[6] 翁祖彪．再探政府自利性的原因与对策[J]．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09，(2)．

[7]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课题组．建立权力运行制约机制的理论分析和构想［J］．中国行政管理，2002，(4)．

[8] 龙德灿．论政府在实现社会公平中的责任[J]．四川行政学报，2006，(5)．

[9]（美）特里·L·库伯.行政伦理学：实现行政责任的途径［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227．

篇2

〔关键词〕 政府治理现代化，“匠人精神”，公职人员，政府组织，制度机制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5）06-0082-04

推进政府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政府组织自身进行一次从头到脚、从精神到体系的全方位变革，仅仅关注体制和治理模式的创新是不够的，更要关注实际中遇到的政府组织中“人”的问题。当前，“技术成了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根源。然而，我们在近代以来所形成的依赖技术的惯性又一时无法改变，反而在问题成堆的地方更加增强了对技术的期待” 〔1 〕。面对政府治理创新的课题，我们不仅需要在技术层面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在组织层面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同时，我们应该更加关注公职人员的精神层面，关注“公共人”的重塑，关注新政府治理精神和政府“匠人精神”的塑造。

一、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需要“匠人精神”的理念和动力

“匠人精神”又称工匠精神（Craftsman’s spirit），是指工匠对自己的产品精雕细琢，追求完美和极致，对精品有着执着的坚持和追求，精益求精的精神理念。“匠人精神”的内涵包括专业敬业、精益求精、专注耐心、一丝不苟与坚定不移。具体来说，真正的“匠人”可以为了自己的产品花费数十年时间，“十年磨一剑”，一个企业更能够用上百年研究、制作一个产品，赢得世人的倾心。因而，事物被匠人制作成艺术品，被赋予匠人的灵魂，匠人也在制作工作中体会工作、职业的价值和意义，感受人生的酸甜苦辣。毫无疑问，“匠人精神”来源于人类社会的专业分工，社会劳动分工是“匠人精神”萌发的最重要前提。从政府发展角度来看，“匠人精神”之于政府也同样弥足珍贵。自政府组织成为与其他社会组织不同的独立组织、公共行政管理成为一种独立的职业开始，政府就担负着创造和维护公共利益、处理公共事务的社会责任，这种基于公共事务的社会分工让社会对政府“匠人精神”的期待成为可能。当前，在公共服务领域，尤其是在地方基层政府一级，直面社会并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公职人员秉持什么样的职业态度和职业品格是影响政府发展和治理的基本问题。政府公职人员所应塑造的“匠人精神”，不仅仅要求“关注产品与服务”、“精益求精”，同时也赋予了“吃苦耐劳”、“甘于寂寞”、“乐于奉献”等公职人员的职业精神。总之，在政府内塑造的“匠人精神”，既突出“匠人精神”的本质，也包含了公职人员的“公共人”属性和职业精神，同时，也更凸显了社会对政府公共服务最基本的期望。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是要从小事做起，从细处抓起，改造政府，追求“善治”。政府欲善其治，必先善其政。善政应当具备民主、服务、责任、质量、效益、专业、透明和廉洁八个要素，此八个要素几乎都是“匠人精神”所聚焦的重点。其中，责任、质量、服务、专业和廉洁是善政对我国政府建设的要求，更是我国政府治理现代化对“匠人精神”的直接诉求。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匠人精神”正是我国政府所欠缺的品质，推进政府发展和治理现代化，需要以“匠人精神”的理念来改造和建设政府。

（一）责任：塑造富有“匠人精神”的现代政府，就要使政府真正专注于治理责任。明确政府责任，建设责任政府，明确和重视政府的回应性，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在当前社会发展阶段，政府所面对的公共事务和管理问题愈加复杂化，政府治理继而变得更加碎片化。碎片化的政府治理并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政府治理难度的增加，难以科学有效地履行政府的治理责任。塑造富有“匠人精神”的现代政府，就是要以专注于细节的“匠人精神”来提高政府公职人员的责任意识，在纷繁复杂的公共事务面前，使政府真正专注于治理责任，做好每一件事;同时，富有“匠人精神”的政府是习惯于“自我较劲”的政府，塑造“匠人精神”就是将履行责任真正作为政府根本责任的内化过程，将“回应顾客”作为政府的根本责任并提升到精神层面，完善政府履责的机制，提高政府履责能力。

（二）服务：“匠人精神”将服务内化于人心，让服务成为政府“匠人”的工作追求。“政府的责任就是以最有效益的方式提供使其顾客满意的服务和功能” 〔2 〕11，我国政府治理现代化将政府服务职能的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将服务从责任体系中抽出，坚定地推动服务型政府的理论和实际的建设。政府治理对于“服务”这个现代政府基本理念的追求，需要“匠人精神”在思想上作为推动政府服务完善和发展的重要基础。首先，强化政府的服务属性，就是要建设一个“办事的政府”，而不仅仅是“发声的政府”。建设富有“匠人精神”的政府，就是将政府的工作重点圈定在为人民服务的实事上来，使政府公职人员更加聚焦于自身服务职责和工作，排除多余干扰，“多做而不多说”。另外，所谓“事在人为”，我国服务型政府的改革绝不应脱离公职人员的“自身革新”，我们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服务型政府的关注也绝不应停留在组织建设方面，更应当关注“为事之人”。服务型政府将服务定位为政府公职人员的最基本职责，“匠人精神”则将服务内化于人心，使工作职责与人更好地结合起来，从而真正让服务成为政府“匠人”的工作追求。

（三）质量：“匠人精神”专注于工作结果与质量，成为政府公共服务的质量保障。理查德・桑内特将“匠人精神”定义为，“为了把事情做好而把事情做好” 〔3 〕76，“所有领域的匠人精神都需要自我约束和自我批评;标准最为重要，对质量的追求理想地变成其自身的目的” 〔3 〕76。公共组织也不例外，我国政府要推行善政，必须关注政府行为的结果，重视公共服务的质量。“匠人精神”专注于工作结果与质量，这是最基本的特点。在我国政府中塑造“匠人精神”与善政的要求相互契合。我国政府治理追求治理结果，以服务质量为价值标准，尤其需要“匠人精神”为政府公职人员带来一种“因成果而自豪”的意识，将自我所提供和产出的公共产品作为个人心理满足的载体，将提供更加优质的公共产品作为自身不懈的努力和追求。正因如此，塑造“匠人精神”才会成为良好治理的助推力，成为政府公共服务的质量保障。

（四）专业：“匠人精神” 是治理行为的规范化和专业化追求，与政府治理的专业化相契合。俞可平说，衡量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是否现代化，有五个标准，即公共权力运行的制度化和规范化、民主化、法治、效率及协调 〔4 〕4。我们在政府中塑造的“匠人精神”既是效率的表现，也是一种有效的协调，更是一种治理行为的规范化和专业化。《中庸》写到，“致广大而尽精微”，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无论是协同治理理论，还是协作性公共管理的实践，都对公共事务管理工作提出了更为细化分工的要求。不仅仅是在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个人之间的分工协作方面，而且在政府内部治理的专业化发展方面也愈加趋于细化。政府更为专业化的分工，要求公职人员改变在纷繁复杂的公共事务面前僵化的思维，而要求其专注于服务工作本身。如此，“匠人精神”与我国政府治理在对更为专业化的追求上契合起来。推动我国政府治理现代化，要求更为负责的政府、规范的体制和专业的公职人员，这种专业化的诉求无论在组织安排上，还是在政府治理的思维变化中，都体现了“匠人精神”所秉承的基本内涵。分析表明，专业化不仅是我国政府治理的发展趋势，也是塑造“匠人精神”的基本要求。

（五）廉洁：“匠人精神”是一种“安静”的为政理念和方式，有助于廉洁政府建设。“公生明，廉生威”。我国政府治理现代化，最为突出也是曝光率最高的问题就是政府的廉洁度问题，面对这个问题，我国政府同样可以取经于“匠人”。“匠人精神”在我国政府对廉洁度的诉求中，所能提供的精神资源是一种“安静”的处世之风。由于对工作本身的专注，对结果的悉心追求，一切外在因素都不足以影响“匠人”对于完美的追求。塑造“匠人精神”，就是要营造出这么一种专注于工作的“安静”而“忘我”的环境，“匠人精神”就是以这样一种近乎于“愚”的方式，将人与工作结合起来，安静享受工作带来的尊严与荣誉，克尽职守。我国政府应有的“匠人精神”不仅要关注产品本身，“自我较劲”，关注质量，它更是一种“安静”的为政理念和方式，是一种对职责的长期默默地坚持。坚守职责，克尽职守，安静做事，低调做人，这对于我国廉洁政府的建设是有百益而无一害的。

二、打造符合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匠人精神”，要厘清三个关系

我国政府治理现代化与“匠人精神”有诸多紧密的契合点，塑造政府的“匠人精神”，对于推进我国政府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不无裨益的。不过，将一种经济体系中甚至是传统手工业模式下的相对传统的精神理念作为推进我国现代政府发展的助推器，又必然会出现许多理论和现实的质疑。所以，将“匠人精神”理念借鉴过来以推进我国政府的治理能力现代化，在理论和现实中需要梳理清楚以下三个关系，解答塑造我国政府“匠人精神”的各种质疑。

（一）“专业精神”与潜质通才的关系：专注于做事与培养通才并不矛盾。专业分工与潜质通才问题一直是行政组织管理的难题。必须承认，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及公共事务复杂化和碎片化，现代行政管理、现代政府治理所需要的并不仅仅是行政专才，通才同样影响着政府行政的效率和治理的成效。所以，“匠人精神”将专业分工提升到理念高度，近乎迷信地要求政府治理专业化，重视专业人才，忽视潜质通才，这都是必须承认的事实。同时，还有观点认为，“匠人精神”是强调一种“客观化”的精神，而这种客观化的含义就是：由于过分专业的态度而只专注于产品和结果，忘记了自我，事物被制造成“物自体”。

不过，这样一些批判并不客观。所谓“物自体”的制造过程，并非一个单纯将“专业精神”发扬至极限的过程，它同样是一个个体精神升华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个体技能与思维的提升都将得益于匠人专注的精神，政府治理也一样，只有细致的专业分工，才会有更加完美的治理与更为杰出的公职人员。必须指出的是，在专才还是通才的问题中，对“匠人精神”是有一些误解的。专注于做事与培养通才并不矛盾。“匠人精神”强调专业分工，但并不排斥潜质通才;它推崇精益求精的工作，但并不圈定职位。“工作”与“职位”在这里是不同的，“匠人精神”只限定工作的“精细”过程与结果，并不限定个体对多元职业的追求。所以，富有“匠人精神”的政府，并不是内部职位固化的官僚制金字塔，而应当是负有“公共人”责任感的公职人员的职位集合。

（二）“精益求精”与政府绩效的关系：将精益求精的严谨态度扩大到治理时效中。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论述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优化政府组织结构时指出，政府机关应“严格绩效管理，突出责任落实，确保权责一致” 。政府的绩效管理问题同样是我国政府治理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政府绩效问题就是在政府治理中突出经济、效率和效益的问题，就是追求政府治理“帕累托最优”的问题。所以很显然，在塑造政府“匠人精神”的过程中，“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与政府绩效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过分专注完美治理的政府显然会在治理过程中花费更多的时间与资源，时效性也就成为重要问题。

对此，应当承认“匠人精神”与工作时效所存在的这种客观冲突问题，但并不能完全否定塑造富有“匠人精神”的政府对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的积极作用。富有“匠人精神”的政府是一个追求卓越治理的政府，在追求卓越的过程中，确实有以牺牲时效性而换取优质公共产品的可能。所以，面对这种问题，政府治理应当明确强调过程与结果并重，保证公共产品质量前提下创造更多的“过程价值”。换句话说，塑造政府的“匠人精神”，应当将精益求精的严谨态度扩大到对待治理时效中，严格按照时间要求、质量要求来评判政府治理的效度，这是克服这个问题最为直接的办法。

（三）“细化分工”与整体政府的关系：分工与合作其实不是对立物，良好的“匠人精神”反而会起到粘合组织的作用。“匠人精神”与现代政府的另一个实际问题与矛盾是“细化分工”与整体政府的问题。当前，各国政府从实际问题出发，面对碎片化的公共问题，越来越多地采用整体思维进行思考和解答，推动整体政府的构建来应对公共问题。我国政府治理现代化同样也将整体政府的建设提上日程，“无缝隙政府”“跨部门管理”等理念更多地被理论界提及，得到了政府的更多关注。在这种情况下，“匠人精神”这种基于“细化分工”的工作理念仿佛在政府治理中并不合时宜。政府分工越细化，越难捏合为一个整体，府际治理也更难以落实，整体政府将为“匠人精神”所累。

虽然如此，我们仍需要转换一种方式来看待这个问题。“细化分工”与整体政府的问题其实是分工与合作之间的契合问题。在现代政府理论中，整合部门资源，追求府际无缝隙联动的思想是积极进步的，但并不能因此忽视塑造政府“匠人精神”的紧迫性。“事实上，分工所产生的道德影响，要比它的经济作用显得更重要些;在两人或多人之间建立一种团结感，才是它真正的功能。……它总归在朋友之间确立了一种联合，并把自己的特性注入其中。” 〔5 〕20分工与合作其实不是对立物，良好的“匠人精神”反而会起到粘合组织的作用。正因为明确分工，才会有更多的协作，有了“匠人精神”，有了更多的相互尊重，政府才会更像一个整体。所以，塑造政府“匠人精神”影响政府整合的看法是幼稚的，“细化分工”与整体政府的问题其实在理论和实践中都是一个伪命题。

三、多措并举，塑造政府治理现代化中的“匠人精神”

塑造政府的“匠人精神”，有利于推动我国政府治理现代化的进程，有利于推动我国政府治理理论的深化发展。在我国政府中塑造“匠人精神”，让“匠人精神”成为推动政府治理的精神力量，应从公职人员、政府组织和制度机制这三个角度来探讨。

（一）加强公职人员的职业道德及组织认同感。人是政府治理的第一要素，公务员是政府最重要的治理主体，也是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最重要的践行者。塑造怎样的人，培育怎样的公务员队伍，树立怎样的工作精神，是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中之重。所以，塑造政府“匠人精神”最重要的途径应当从公职人员本身的角度出发去探讨。首先，应当努力树立“公共人”的职业道德，使“匠人精神”成为公共组织职业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职业道德来自于长期的道德训练，以及个体的尊严意识。另外，任何职业的“匠人精神”也都来自于从业者对于职业的好恶程度。所谓“嗜之越笃，技巧越工”，从政府的“职位-人员”匹配角度出发，增加“对不同工作的倾向性”在选人用人中的权重，重视个体在职位工作方面的心理倾向，应该也是培养“公共人”职业道德、塑造政府“匠人精神”的有效途径。其次，要重视强化政府内部的组织认同感。组织认同感是一种人和组织之间的心理契约。在政府组织与成员之间，同样存在这样一种组织心理契约。这种政府内部的组织“认同”所重视的并不是成员的所作所为，而是成员属于哪里、什么职位。从涂尔干的《社会分工论》中，我们就可以理解个体附加于归属感之上的巨大价值，这种价值来源于个人对组织的认可，而个体对组织的认可则又与对工作本身的接受度相互影响。所以，重视政府组织认同感，就是关心公职人员的工作幸福感，归属感的提高，工作认同度的提升，对于塑造“匠人精神”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二）注重政府组织的现代化模型、结构及运行。组织是政府治理的第二要素，构建怎样的政府组织，对于塑造政府的“匠人精神”具有重要意义。首先，从政府组织发展角度来看，越来越多的公共服务职能使得政府组织改革必须朝着“扁平化”、“灵活化”的方向发展，所谓“整体政府”“无缝隙政府”也都是灵活的、扁平化政府组织的具体模型。从这个角度出发，塑造我国政府的“匠人精神”，要求政府更多地以公共事务作为组织结构调整的基点，以工作带动组织发展，关注公共事务本身，创造良好的工作平台。其次，从政府组织的功能角度来看，以理性官僚体制为基础的传统政府组织结构绝不能全盘放弃，组织的发展同时也会带动官僚体制的发展，这并不是一个新与旧的问题，而是适应性的问题。在塑造政府“匠人精神”方面，稳定的理性官僚制结构同样可以发挥应有的功能，稳定的组织程序、稳定的内部环境，这些都是孕育“匠人精神”所不可缺少的基本条件。再次，从组织的运行角度来看，塑造我国政府的“匠人精神”，应当适当打开组织的“枷锁”，赋予公共服务职能更多的自由，让更多的“公共匠人”能够充分发挥作用，让政府自身和社会都能够接受这种公共服务中的“匠人”行为。

（三）做好具体的、科学的制度与机制安排。塑造我国政府的“匠人精神”，在政府公职人员和组织两方面都有了具体的安排，最后则需要将组织与个人的两套系统有机整合起来，这就需要我们从制度机制角度来思考政府“匠人精神”的问题。从制度机制的角度出发，塑造我国政府的“匠人精神”需要具体的、科学的制度与机制的安排。首先，从制度出发，要重视我国政府治理的制度化建设，尽可能地将制度外的规则、规范纳入制度之内，完善制度体系，给政府治理创造一个稳定的制度环境，为“公共人”的塑造提供制度保障。由此，政府的“匠人精神”才有可能得以孕育，“公共人”的塑造才会更加制度化。其次，从机制出发，完善我国政府的各种组织机制是塑造“匠人精神”的有效手段。从选人用人机制开始，培训机制、激励机制、奖惩机制，甚至整个政府的管理机制，都要以塑造“匠人精神”为参考，对事对人的一系列管理流程要以塑造公职人员的“匠人精神”为目标。有了一整套制度机制的保障，并使之得到认真切实地落实，塑造我国政府的“匠人精神”将事半功倍。

总之，“匠人精神”这样一种产生于手工业时代而又盛行于高科技时代的理念，将在我国政府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起到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将对我国政府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在我国政府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融入“匠人精神”，虽有理论与现实的具体问题，但只要切合我国政府发展的实际环境，寻找到我国政府治理现代化与“匠人精神”的有效契合点，就能形成推动政府改革的崇实务实支点。毫无疑问，这方面也提出了今后政府改革的任务，也是政府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直接课题。

参考文献：

〔1〕张康之.论高度复杂性条件下的社会治理变革〔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4（4）.

〔2〕李军鹏. 责任政府与政府问责制〔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美〕理查德・桑内特. 新资本主义的文化〔M〕.李继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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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间社团；公益精神；理论

1 民间社团公益精神培育的概念诠释

1.1 民间社团

对于社会团体（也称社团），我国官方在《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中定义其为：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在国际上，与社团组织类似的代名词有非政府组织、志愿组织、非营利组织等，它们虽然称谓不同，但在本质上都是指向政府组织和市场组织之外的那部分公共领域。关于“民间”一词，在我国的文法用语中习惯将其与“官方”做明显的区别，本文中民间社团的概念并不是独立于社团概念之外，它与社团的概念仍然是互通的，强调民间是考虑到我国不少社团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成立和发展起来的，如共青团中央、妇联等组织虽具有社团的性质但由于其特殊的政治、法律地位通常被划归于人民团体而不属于民间社团的范畴。

1.2 公益精神

公益的概念从不同的学科角度解释可以得到不一样的内涵。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有广义和狭义的两种理解。考虑到本文的研究对象，以下是从狭义的角度来使用公益这一概念，即“公益”主要是公益主体以非政府的形式进行的、具有非营利性、非强制性、救助性和社会性的一切公益活动的总和。公益的基本特征得以显现：①非政府性，它的行为主体不是来自于政府，而是来自于社会公民的自发组织。②非营利性，它是以满足社会公众需求，推动社会发展为目的的，而非营利。③非强制性，即实践公益的主体是通过自愿的行为来进行参与的。④救助性，即帮助或者扶住弱势群体是公益产生的最主要的出发点，这些弱势群体不仅是社会公益事业服务的对象也公益事业存在和发展的社会条件。⑤社会性，这代表着公益实践是一项社会性的活动。

公益精神中的“精神”是比较抽象的概念，它在哲学上是指人们在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活动中产生的的观念、思想上的成果，它不仅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而且具有对客观现实的能动作用。结合起公益的特性我们在此可以将公益精神的内容定义为：公益主体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出于关怀意识、公共意识、利他意识，为促进社会群体和人类共同发展，而有所施为的一种高尚的人格品质和价值观念。

1.3 民间社团公益精神培育

公益精神属于社团的文化层面。它是在社团这个特定群体中所体现出来的，对与公益精神的价值判断，并由此在各项实践活动中所作出的行为选择。具体是指社团成员具备的以高度的责任感，出于崇尚的人文关怀和利他意识，自愿的参与促进社会公共利益和各项事业发展的精神，公益活动是其参与表达的一种方式。而社团公益精神培育正是打造社团精神文化，推动社团公益行动的重要桥梁。

2 民间社团公益精神培育的理论基础

2.1 新公共服务理论为民间社团公益精神的培育提供了内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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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教学必须遵循和体现以上所阐释的公共政策的学科性质和特点。但在当前的公共政策教学过程中还存在着以下主要问题:

第一，公共政策学的教学综合性不强。公共政策的教学没有充分整合各种学科知识，利用政治学、法学、行政学、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学科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对公共政策进行全面系统地教学。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公共政策学的教材内容综合性不强。从当前公开出版发行的公共政策学教材来看，绝大多数教材的综合性还有待进一步加强。有的教材内容偏向政治学，侧重从政治系统、政治权力、政治制度、政治文化、政治统治等方面讲解公共政策。把公共政策学编写成为了政治政策学。有的教材内容偏向行政管理学，侧重从政府职能、行政体制、行政决策、行政执行、行政效率等方面编写教材，把公共政策学编写成为了行政决策学。大多数的教材没有把法学、社会学、经济学、伦理学、历史学等的内容有机整合到公共政策的内容中去，对公共政策过程进行全面分析研究。二是公共政策学的课堂教学综合性不够。从授课教师来看，绝大多数的教师是行政管理、政治学或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出身的，拥有较强的专业知识，但对于公共政策涉及到的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知识却知之甚少，在教学过程中对公共政策知识的讲解缺乏全面性和系统性。目前，全国只有北京大学、吉林大学等极少数大学有专业培养公共政策学的博士学位授予点。公共政策学的专业人才非常稀少，大多数的授课教师往往是在自学公共政策的基础上进行教学，缺乏专业训练和学习。因此，绝大多数的公共政策学授课教师往往把公共政策学有意无意地讲授成为了政治政策学或行政决策学。三是公共政策学培养学生综合能力的功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公共政策学不仅要培养学生学习掌握知识的能力、思维判断能力、理性反思能力、洞察问题的能力、分析问题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还要培养学生的理论批判能力、决策能力、创造能力、道德能力和公共精神、公共责任感等。但在当前的公共政策教学过程中，往往只注重向学生灌输公共政策学的有关知识，注重考查学生的记忆知识的能力，没有充分培养学生综合能力素质的功能。

第二，公共政策学的教学实践性不突出。这主要表现在：首先，课堂教学中缺乏对学生实际能力的培养。在当前的公共政策教学中，绝大多数教师把注重学生实际能力的培养简化为在课堂教学中进行案例教学，又把案例教学简化为举例子，用例子来论证说明公共政策知识理论。有的老师根本不知道案例教学的实质和宗旨，也没有真正掌握案例教学的方法，无法把真正的案例教学法贯彻运用到课堂教学中去。其次，公共政策教学与社会实际生活联系薄弱。在公共政策的教学过程中，有的教师往往照本宣科，完全按照教材的内容进行讲授，没有把现实社会生活中的政策实践问题融入到教学之中进行分析讲解，使政策科学理论与现实政策实践相脱离。同时，也使学生片面地感觉到公共政策实践离自己很遥远，只是极少数的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的事情，与自己没有直接关系。再次，公共政策教学实践实习环节缺失。在当前的公共政策教学计划安排中，没有教学实践的环节。既没有聘请党政部门的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对学生进行定期教学，也没有安排学生到党政部门进行考察调研或实习，学生缺乏对政策实践活动的切身真实体验，对公共政策实践活动存在着神秘感。

第三，公共政策学的教学活动不重视公共性价值取向的强调与培育。公共政策存在的基本前提之一就是其公共性，缺失了公共性的政策就是非公共政策，是私人政策。这种轻忽公共性价值取向教育的倾向主要表现在：其一，在教学中强调公共政策工具理性，忽视公共政策的价值理性，即注重向学生传授公共政策制定、执行、评估、调整等方法的传授，而对公共政策制定、执行、评估、调整等背后所蕴含的价值取向的揭示和强调欠缺。其二，有的教师缺失公共精神，也缺乏批判反思意识能力，因此，在教学过程中也就不可能向学生强调和灌输这些价值理念。例如，有的教师缺乏平等、公正、民主等意识和精神，有的教师甚至向学生有意无意地灌输等级观念、官本位思想等，使学生的价值观受到误导。缺失公共性教育的公共政策教学，使学生无法领悟和掌握公共政策学科最根本最重要的宗旨和精髓，也失去了公共政策教育的终极目的。

第四，公共政策学的教学科学性不足、艺术性缺失。在公共政策学科学性教育方面，有的教师缺乏对公共政策的研究，对公共政策基本规律的领会把握不够深刻、准确，在课堂上只能照本宣科，更谈不上通过教学向学生灌输公共政策过程中的科学追求与科学精神，甚至有的教师有意无意地向学生灌输一些有悖科学真理的迷信思想观念，使学生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迷失了方向。在公共政策学的教学计划安排上，许多学校都存在着教学时间安排不合理的问题，大多数专业把公共政策课程安排在大二上学期，这与该课程的学科性质特点不相符合。同时，公共政策的教学评价体系不完善、不科学，没有围绕学生能力培养需要进行教学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重教学评价的形式，轻教学评价的实质。

现行的学校教学评价中，常常忽视了它的教育与发展，片面重视其管理，使教学评价难以发挥其基本的功能。在公共政策教学科学性缺失的同时，对公共政策教学艺术性也缺乏基本的关照与兼顾。在现行的公共政策教材中，绝大多数教材都没有涉及到对公共政策过程中的非理性因素的探讨，没有介绍政策主体的情感、意志、偏好、个性等非理性因素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因此，在公共政策的课堂教学中，大多数的教师也就没有向学生讲授相关的内容，使学生所掌握的公共政策知识体系存在残缺。

第五，公共政策学教学对当前中国现实社会公共问题关注不够。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在公共政策的教学过程中，没有注重中国特色的政策实践活动，也没有应用普遍性的政策原理来深入分析中国的实际政策问题。有的教材虽然尝试提出了中国公共政策的决策模型，但却与实际的决策相差万里，是学者们模仿西方的决策模型，坐在书斋里臆想出的东西，这些所谓决策模型理论让人如坠云雾。另一方面，在公共政策教学过程中没有结合现实的政策问题。在我国，区域差距极大，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地区、东北老工业地区以及西部地区，区域发展极不平衡，政策问题的现实差异突出。在公共政策教学过程中，各地区的教学内容和课堂教学并没有与所在区域的现实政策问题联系起来进行分析讲解，因此，难以使学生把公共政策与自己生活、学习的区域生态政策环境联系起来进行思考、学习、体验，从而更好地掌握和领悟公共政策的基本原理和知识。

二、公共政策教学模式优化的基本路向

当前公共政策教学中所存在的问题直接影响着公共政策学科功能的发挥，使其难以充分发挥提高学生政策科学知识素养和决策能力的作用。为此，必须根据公共政策的学科特点，优化公共政策的教学模式。其一，强化公共政策教学的综合性。加强公共政策学的综合性是培养学生综合能力素质的基础。首先要强化公共政策学教材的综合性。在公共政策教材的编写过程中，应该认真整合多学科的知识理论，全面深入分析和阐述公共政策的基本知识原理。运用政治学、行政学、管理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伦理学等学科的知识对相关的政策问题和原理进行论证阐释。编写公共政策学教材是一项系统工程，单靠一己之力或某一专业之学是难以编好的，应该组织政治学、行政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专业的学者在一起讨论研究，集思广益，发挥各自专业优势进行编写，把相关学科知识有机地进行有机整合，用来系统分析和研究公共政策问题。其次，加强公共政策课堂教学内容的综合性。授课教师应该加强学习，对公共政策学所涉及到的学科知识进行系统学习与熟练掌握，在课堂教学中，把相关学科知识用来准确具体地阐述公共政策问题，在对公共政策进行全面系统分析与研究的基础上，使学生全面了解和掌握公共政策的基本原理和技能。再次，加强学生综合能力素质的培养。在公共政策教学过程中，教师不仅要准确全面向学生传授公共政策的理论知识，让其把握公共政策的基本规律，使其掌握比较扎实的公共政策专业知识，而且要想方设法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紧密联系社会现实问题，通过课堂讨论、案例教学、调查研究等方法，教师应用公共政策理论对相关社会问题进行政策分析，使学生养成关心社会重大问题的习惯，联系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实际，从中发现与之有关的政策问题，并与学生一道进行深入分析研究，使其掌握政策分析的方法，掌握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和技能。

其二，重视公共政策教学的实践性。加强公共政策教学的实践性是促使学生掌握决策基本方法和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重要环节。一方面，教师要真正熟练掌握案例教学的基本方法，认真选择、整理、编写、改造案例材料，设置近似真实的政策实践情境，使学生在仿真式的政策实践情境中开动脑筋，调动所学习的政策知识方法思考解决问题的对策，同时，让学生把自己的解决方案与真实的解决对策进行比较，再通过教师的讲评分析，使学生在模拟情境决策中感受体验到公共政策各个环节的基本方法，掌握一般的决策方法与技能。另一方面，要重视公共政策教学的实践环节，把公共政策课程的教学实习纳入教学计划之中，可以聘请党政部门的领导干部定期讲授公共政策过程的实践状况以及存在的问题，使学生了解我国党政部门公共政策的运行情况，对公共政策形成一定的感性认识。同时，也可以把公共政策实践在实习阶段予以明确要求，即在学生的实习计划安排中，把公共政策实践的具体内容进行细化和明确，要求学生在党政部门的实习锻炼中，按照实习计划的要求，对所在实习的党政部门的有关公共政策状况进行调查研究，写出调查报告，把其内容纳入到总的实习报告之中，并进行相关考核。

其三，把公共政策价值取向教育纳入教学过程之中，对学生进行公共精神教育。公共精神是公共政策的灵魂，如果不加强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教育，培育学生的公正公平、民主法治、公共利益、公共责任等理念和精神，公共政策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首先，作为教师应该具有公共精神，把传授知识、创造知识、发现真理、传播真理作为自己教书育人的历史使命，在教学过程中秉持公平公正、法治民主、公共责任感等理念和精神。要使教师具有公共精神，一方面要加强对教师的连续教育培训，另一方面，在教师的选择聘任以及考核评价中，要重视公共精神的标准和要求，把公共精神作为严格把握好教师入口关的重要标准之一。其次，在公共政策的教师教学考评中，应该把教师是否具有公共精神作为考评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指标，使学生、教师和管理者能够通过考评促进公共精神的发育，自觉或不自觉地激发培养公共精神。再次，在公共政策教学中，要把公共精神的教育作为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不能仅仅只向学生传授公共政策的知识和方法。在公共政策学的教材编写时，应该把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作为一个重要内容编写进教材中。在讲授公共政策时，注重向学生传授系统的知识内容，并把公共精神的培养贯穿到教学的全过程之中，把公共精神的培育作为公共政策教学的主要目的之一。

其四，注重公共政策学的科学性，兼顾公共政策学的艺术性。公共政策的科学性是其有效性的前提。把公共政策作为独立的对象和一门科学进行研究，这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结果，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主要表现。因此，加强公共政策教学的科学性是不言而喻、理所当然的。在公共政策教学过程中，作为教师要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力，提高理性思维水平，不能把公共政策学讲授为对党和政府的政策的宣传解释，而应该把现实的公共政策问题和所有政策作为客观的研究对象进行思考、质疑、分析，发现存在的问题，探究问题产生的原因，不断优化政策制定体制和政策质量。在公共政策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培养和提高自己的科学精神，用严谨的科学态度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传授公共政策知识，绝对不允许向学生宣扬迷信思想。如果发现有向学生宣传迷信思想的教师，教学管理部门必须立即进行批评教育，严肃处理。在公共政策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注重向学生传授公共政策的基本规律，使学生掌握公共政策学的基本原理。同时，及时调整公共政策教学计划，提高公共政策教学计划设置的科学性，把公共政策课程安排在大学三、四年级，使学生能够学习掌握政治学、行政学、管理学、经济学、法理学、社会学、历史学、伦理学等基础课程及其研究方法之后，更好地领会公共政策的基本原理和掌握公共决策的基本方法，并将公共政策与各种基础课程有机结合起来学以致用。同时，以学生综合能力培养为中心进行公共政策教学评价指标体系的科学设计，强化教学评估的导向性、奖惩性、管理。最后，在注重公共政策教学科学性的同时兼顾其艺术性的教育，向学生讲清楚公共政策过程中非理性因素的影响机制，并且使学生了解这些非理性因素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功能，掌握减少和避免非理性因素对公共政策活动产生消极影响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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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媒体；大学生；公共精神；培育

一、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公共精神培育的迫切性

公共精神是作为“公共人”和“自然人”都应具备的最基本的道德和政治价值，是“衡量一个国家公民素质和社会风气的重要标志，更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重要体现”。当前正处于新媒体迅猛发展的时期，对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公共精神缺失的原因进行分析，并找出促进大学生公共精神培育的举措，是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素养的需要，也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不懈动力的需要。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公共精神存在缺失的部分，主要表现在社会责任感欠缺、价值观念偏差、实践参与能力弱化、自律精神缺乏、公共精神欠缺等方面。当前大学生公共精神的缺失，有着复杂的原因：既有内在自身因素，也有外在环境因素；既有历史因素，也有现实因素。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在新媒体环境下采取合理措施培育大学生公共精神，就显得极为迫切。

二、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公共精神培育的对策建议

要认真贯彻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提出的“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针对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公共精神缺失的表现，坚持从实际出发，有效地利用新媒体所带来的便利，促进大学生公共精神的培育。

（一）加强环境建设，培育有利于大学生公共精神的校园环境和新媒体环境1.建设和谐校园，创造优良公共精神培育的“线下”环境对大学生而言，校园是其学习成长十分重要的场所，是其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重要领域，更是培育其公共精神的重要领域。因此，必须努力创造和谐的校园环境。第一，加强和谐校园文化宣传。为培育大学生公共精神，必须努力加强和谐校园文化宣传。高校管理者要创新管理理念，努力引导全校师生员工讲和谐、促和谐；教师要将建设和谐校园文化贯穿于教授课程的始终，要对大学生进行学业指导和思想引领，点滴创造校园和谐环境。第二，加强和谐班风建设。要鼓励大学生班级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致力于班风、学风的建设，努力通过班级活动的开展增强其集体观念和责任感，培养大学生公共责任感。第三，加强学生组织建设。要不断加强对学生组织的引导和管理，鼓励大学生积极参与校园组织的活动，并对学生干部进行有针对性的思想政治教育，以期提升大学生的主动参与度、合作和奉献等公共精神。2.优化新媒体平台建设，创造文明的公共精神培育的“线上”环境以微博、微信、博客等为代表的网络新媒体在大学生群体中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且对大学生的日常学习、思想、行为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为高校开展大学生管理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了挑战。因此，在当前网络新媒体技术普及的时期，要为大学生公共精神的培育营造良好的“线上”新媒体环境。要注重对新媒体平台内容进行积极、健康的引导，对大学生进行网络道德教育，使其增强网络自律意识，增强识辨能力，从源头上净化网络新媒体环境；要加强对新媒体平台的监管，建立诸如网络舆情分析、网络舆情监督等机制，对大学生应用新媒体情况进行及时、全面的了解，一旦出现问题，立即予以纠正，对违规散布不良信息、不当言论的学生进行必要的纪律处分，以起到“治病救人”的目的。

（二）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注重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示范引领作用我国对大学生进行公共精神培育的主要途径是思想政治教育，这与西方国家开展的公民教育是不同的。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要注重发挥不同教育主体的作用。1.重视课堂教育必须发挥好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渠道作用，依据大学生实际、创新教育形式，帮助其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必须经常性地引导大学生了解国内外形势，提升大学生的使命意识和历史责任感；必须使每门课的任课教师都能够做出表率，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专业课等课程的学习当中，起到“润物细无声”的作用。2.重视自我教育“没有自我教育的教育不是真正的教育”，自我教育对于大学生公共精神的培育而言至关重要，是大学生公共精神塑造的关键途径。首先，大学生要增强学习的积极主动性，通过课堂、网络、实践等多种途径进行思想政治理论学习；其次，大学生要经常性地自我反省，对学习中、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困惑和问题及时反思；再次，大学生要积极参与实践锻炼，在活动过程中培养公共责任意识，提升公共参与能力。3.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教育和管理水平的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的主体是学校党团干部、任课教师、思想政治辅导员和导师班主任。为了更好地达到教书育人的目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必须以身作则、做好表率，不断加强思想政治理论学习，提升自身专业技能，对国内外形势有清晰的认识和把握，以提升自身理论水平、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加强思想道德修养、增强社会责任感，言传身教，为大学生公共精神的培育做好引导者和指路人。

（三）加强制度建设,形成大学生公共精神培育的长效机制学生公共精神的培育，需要加强相关制度的建设，也只有依靠制度的完善，才能形成一种无形的约束力，才能促使大学生公共精神的培育形成长效机制。第一，建立激励机制，对于能够带头发扬公共精神、展现良好思想政治素养并能够在实际行动中积极传播社会正能量的行为，给予精神上或者物质上的奖励，以引导其他大学生向其学习。第二，建立惩罚机制，对于那些言行上违反公共精神并造成恶劣影响的学生进行必要的惩戒，以使学生明确错误言行对自身的危害和对他人造成的不利影响，同时，达到警示其他大学生的目的。第三，建立监督机制，监督的对象不仅包括网络新媒体运营者、信息者，而且包括每个在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监督的内容不仅包括在网上的言论，还包括在课堂上、在活动过程中、校园内发生的违背公共精神培育的言行。

（四）加强自律，促使大学生真正实现公共精神的自我培养大学生不仅要进行自我学习、自我修炼，努力做到道德自律，而且要将这种道德自律内化为负责任的行为自律，通过“修身”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第一，大学生要准确定位自我，加强道德自律。大学生要在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找准角色定位，加强思想政治学习，努力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努力将外在强制转化为内在自觉，养成良好的道德自律意识，并自觉践行，主动抵制错误思潮的侵袭。第二，大学生要严格要求，加强行为自律。大学生在加强学习锻炼、参与公共事务和具体实践过程中，要增强识辨能力，在错综复杂的信息中甄别出对自己成长成才有利的信息，为我所用；要加强自我控制，合理利用网络而非沉迷于网络；要及时进行自省，对思想上、行为上的不足之处进行反思，并予以改正；要自觉践行道德自律，使道德自律真正内化于具体行为之中，不在网络上错误言论，学会用正确的方式表达意愿，并对自身言行负责。

（五）注重实践，提升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大学生公共精神培育的最终目的在于提升大学生在参与社会公共事务过程中展现出的责任感和公共情怀、致力于公共利益实现的能力，但这种能力的提升离不开大学生积极参与实践和社会责任感的提升。因此，为了培育大学生公共精神，应号召大学生注重参与社会实践，“应尽量培育个人责任感”，提升社会责任感。一方面，学校要加大对大学生进行社会实践的支持力度，对表现优秀的学生予以奖励，激发他们参与社会实践的热情，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志愿服务等活动；另一方面，大学生要珍惜难得的实践机会，志存高远，将个人梦想与伟大中国梦相结合，不断提升社会责任感。

参考文献：

[1]徐锋华.“90后”大学生公共精神培育的路径探析[J].教育探索,2013,(1).

[2]杨瑞杰.网络新媒体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方面的影响和对策分析[J].新媒体研究,201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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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关键词 公民意识 宪政精神 公民社会

    宪政是与人类政治文明密切相关的一个概念,宪政建设是实现政治文明的必经之路。宪政简单而言即为“限政”,强调对政府和国家的权力的限制和规范。而良好宪政秩序的建立不仅仅要求制度建设,更要求作为理念和信仰的宪政精神的培养。公民意识是在公民社会的发展和培育过程中长期形成的。在理念和思想层面上发现公民意识与宪政精神的契合点,发现公民社会与宪政建设的契合点,有助于实现宪政建设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的转变。

    一、公民意识与宪政精神的概念界定

    公民意识的概念由来已久,我国不同的学者对公民意识有不同的认识。马长山认为“公民意识是对公民在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双重组织生活中权利义务关系的价值判断及规范化认同。”焦国成认为,公民意识是“公民个体对自己在国家和社会中所处政治地位的现实感受和应有的认识。”但是无论哪种认识,都在以下问题上达成共识:首先,公民意识是公民在与国家的关系网络下对其所处的社会地位和权利义务关系的认识。其次,公民意识在一定的公民社会的背景下讨论的,主要集中在社会、政治领域。根据公民意识的概念界定,公民意识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主体意识;主体意识即公民作为独立的个体对自己与国家和社会的权利义务关系的认识,是作为有独立人格的、独立意识的真正的人对其在国家和社会的地位和身份的认识,而不是作为集体和单位的附属的人的认识。以主体意识为基础还延伸出权利意识和参与意识。其次是责任意识;这里的责任指公民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对社会和他人的责任,责任意识既要求公民利益的追求要以公共性为指导,不能以损害公共利益为代价,又要求承担其作为社会主体的公共义务和责任。再次是参与、协商意识;参与政治生活和公共生活是公民意识的直接行为表现,作为相对弱势的公民参与国家事务长期以来探索出了诸多协商的模式,这也是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最好方法。主体意识、责任意识、参与协商意识是对公民意识的三个角度的解读。

    宪政即立宪政体,指政府的权力和行为必须受到宪法和法律的约束的政体。宪政的基本理念是以“限政”为基础建立民主、法治、公正的宪政秩序,从而维护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宪政不仅仅是制度设计,“更为重要的是它的内在价值和精神气质等柔性的结构性要件。”这就是宪政的精神层面。根据宪政的要求,宪政精神主要包含三个方面:一是对个体的自由保障和权利保护;二是有限政府,即对权力的约束;三是宪法至上。

    公民意识与宪政精神的契合在逻辑关系上可以表述为:公民意识与宪政精神在内容上有共通之处;公民意识中某种意识的提高恰恰能促进宪政精神的培养;公民意识与宪政精神共同促进宪政建设。

    二、公民主体意识符合宪政精神中权利保护的要求

    公民的主体意识首先要求公民是作为独立的个体出现在社会、国家的关系网络中的而不是作为集体的附属出现。长期受儒家伦理的影响,在改革开放以前,集体是社会的主体而不是组成集体的个人,WenfangTang在其《中国民意与公民社会》一书中指出,儒家伦理对公民社会和民主政治的发展会带来一些政治障碍,第一个可能发生的障碍就是群体取向。而宪政的首要精神就是防止个人权利被权力侵害。因此培养公民独立的主体意识对我国的宪政秩序的建立具有重要作用。

    首先,公民主体意识的增强加快了个体摆脱传统身份制束缚的步伐,有效的保护个人的权利。我国传统社会中长期形成的宗法血缘制和等级身份制严重压抑了人的主体性和积极性,身份制和宗法血缘制使得每个个体都被容纳在国家这个大的体系中,社会被国家化,作为社会主体的个人丧失了进取的动力和争取权利的机会。公民主体意识的增强,独立的意识增强、权利意识的增强是对自然经济的否定、对人治的否定、对特权的否定,也就是对身份制的否定;是对市场经济的肯定、人人平等的肯定和法治的肯定,也就是对宪政精神价值理念的肯定。

    其次,基于主体意识的平等意识对特权的否定为公民权利提供保障。现代社会每个人都是独立的社会主体,人和人之间不存在隶属关系,每个个体应该是平等的,这种理念是对特权的否定。每个个体都应具备罗尔斯所讲的基于平等自由原则的平等自由权利,每个人都有平等的追求权利的机会而不被特权所干涉和阻碍。正是主体意识和平等意识使得公民敢于向特权挑战。

    再次,主体意识中的理性思维有效防止混乱秩序对权利造成的损害。人之所以称之为人是因为有可以理性思维的大脑,主体之所以称之为主体是因为其具备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否则就依附于他人或者集体。因此作为社会主体的公民参与政治生活时应该具备判断是非的能力和理性思维的能力,具备起码的民主素养,而不是容易被说教成功和煽动,从而导致政治狂热和盲目的个人崇拜。而长期依附于群体或者集体的个人是缺乏理性的,极易被权力者的宣传所迷惑,从而助长了权力的专断,而对个人权利造成损害,正是公民自己损害了自己的权利。正如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说到的一样:“群体永远不欢迎理性,一切文明的主要动力也并不是理性。”因此应该尽可能的摆脱个人对群体的依赖,摆脱群体对个人意志的影响甚至决定作用。应该强调个人的主体性,从而保障基于主体意识的理性思维,进而约束和限制权力的滥用,从而保护公民个体的权利。

    三、公民责任意识符合宪政精神中的权力监约的要求现代社会的发展不仅仅强调对于权利的尊重和保护,同时强调公民应该具备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梅因曾指出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在一点是一致的,在运动发展过程中,其特点是家族依附的逐步消灭以及代之而起的个人义务的增长。这种个人义务就是指作为社会主体的公民应该承担的对国家和社会的公共责任。公民责任意识对权力监约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基于公民责任意识而建立起来的权力执行者的责任意识。权力执行者首先是社会公民,本身作为公民的责任意识可以催促权力执行者的责任感的确立。“相信行政人员作为人性的存在,相信他可以为善的本质,就会呼唤他的善的信念和道德良知,通过制度化的行政道德机制的建设,去把行政人员的行政行为引导到道德化的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共同体公共性的方面来。”从而推动责任政府的建立。责任政府有两个含义:一是行政制度意义上的责任,即对行政体制内部的负责;二是宪法体制意义上的责任,即对选民或者代议机关负责。公民的公共责任意识推动政府对更大范围的“公共”负责而不是只对内部的“小公共”负责,实现由行政体制的责任到宪法体制的责任的过渡。

    其次,公民责任意识的提高促使公民加强对政府权力的监督,推动公共政府的建立。公民责任意识的增强会为公民对权力进行监督提供内在动力。基于公共意识的监督有利于减少权力执行者的特权意识,增加其公共意识,推动全能型政府向服务政府的转变,加强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威,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对于一府两院的监督力度,避免权力的暗箱操作。从法律层面上讲,政府是独立具有意志的主体,但是从政治层面上看,政府只是社会契约下的代理人,“政府对社会而言只具有工具价值”。作为权力执行者的政府应该具备公共人的意识,表达公共意志,尽可能的排私人意志在公共生活中的影响。因此以公民责任意识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监督正是宪政精神所要求的。

    再次,责任意识指导下的社会团体的建立实现了政府权力的分散和社会权力的回归,从而实现有效的社会治理。随着公共服务的市场化和社会化,非政府组织承担的社会职能也越来越多,也就要承担相应的公共责任。但也不乏另外一种情况,即在公民责任意识指导下的公民联合建立起社会慈善组织、社会维权组织等非政府组织,这些非政府组织建立后要必然承担一定的社会职能。随着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入,这些组织便获得了相应的“社会权力”,也就实现了政府权力的分散,从而有效防止在全能政府模式下的权力寻租和权力滥用的情况的出现。因此由公民责任意识的提升推动的政府权力的分散、社会权力的回归正是宪政实现对权力监约的必然要求。

    四、公民参与协商意识与宪政的宽容精神相契合

    何为宪政宽容?要理解宪政宽容就要理解宽容的含义。按照《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的解释,宽容就是指“一个人虽然具有必要的权力和知识,但是对自己不赞成的行为也不进行阻止、妨碍或干涉的审慎选择。”宪政宽容是指权力对于作为权利主体的公民的自由的保障,而不擅自干涉。宪政宽容的主要表现一是允许公民为维护权利进行利益表达和参与公共生活,二是政府与公民以协商的方式解决参与中出现的问题,而不是简单命令和一言堂。正如有学者所言“宽容是在价值多元的大背景下,自认无法形成理性共识之后的一种妥协、一种无可奈何。”而正是这种无可奈何为公民权利保护提供一种机制。协商意识与宪政的宽容精神的契合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以权力和权利的关系为媒介。参与意识与协商意识都是以个人权利意识为前提的,只有充分的权利意识才有可能促使公民参与公共生活,而妥协和协商又是尽可能维护自己权利的最和平、最有效的方法。宪政建设的核心在于处理公权力和私权利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严复所讲的“群己权界”。权力如果不受约束就会导致对权利的损害和自由秩序的破坏,而对权力最好的约束来自于权利本身,因此宪政宽容本身也是权利对权力倒逼的结果。所以权力与权利的关系使参与协商意识和宪政宽容有了内在的逻辑关系。

    第二,以制度为媒介。公民协商意识的增强促进了近代民主体制的诞生,西方的议会制、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与公民协商意识的提高不无关系。而宪政宽容恰恰体现在这些制度中,允许不同意见的表达,为自由、平等提供制度保障,这也就是有些学者所称的“政体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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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学术界对民主的界定众说纷纭各有侧重，但在其核心内容上基本达成一个共识，即民主就是按照人民的意志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制度。公众需要能为自己提供服务的政府，政府是公众需要的受托人，其存在目的和意义在于维护公共利益，满足公众需要。

让民主精神贯穿于政府治理过程始终，其实就是要求政府的各项活动应该而且必须将公众的利益和要求放在首位，政府从主体地位撤离，做到名义与形式的“还权于民”。民主精神意义下的政府部门实质是一个社会稳定器，在对社会的治理过程中，根据内外环境的变化不断调整支点位置从而实现社会管制与公众需要之间的动态平衡。

二、公共部门绩效管理中的民主精神

民主精神与目前的一些政府改革理论与模式是契合的，或者说，目前很多具有革新精神的治理理论与治理模式实际是一种供求关系的反映，由公众对民主的诉求发展而来，公共部门绩效管理就是其中的代表。无论公共部门绩效管理追求的目标还是整个绩效管理各个实施环节表现出来的特征，都很明显地贯穿着一条主线发扬民主精神。

（一）从绩效管理的目标来看，民主精神的影响作用一直延续。

绩效管理强调结果和产出，追求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收益。公共部门绩效管理在此基础上追求为公众谋取最大公共利益。

在政府部门绩效管理过程中发挥民主作用可以最大程度地实现效率，有效促进公共利益。政府部门对公众要求的回应性程度大幅提高，回应速度大幅提升，公众可以在短时期内实现自己的愿望或是成功维护自己的权益，对政府部门更加信任，更愿意参与到公共管理的过程当中，反过来又对政府部门行政效率的提高产生良好的推动作用。

（二）从公共部门绩效管理的特征来看，民主之贯穿显而易见。

1．绩效管理是一个整合过程，强调组织总目标、功能目标、小组目标和个人目标的整合。政府部门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是在一定计划与目标发表下完成的，如果没有明确的结果导向必然会导致政府部门内部管理混乱和低效，公共利益也就无从实现。政府治理追求的目标实际是各个分目标之间进行妥协与互补之后形成的整体目标，是“最大公约数”。因此，发挥民主精神是实现各方基本满意的有效途径。

2．绩效管理是一种共识基础上的契约式管理，强调组织成员与管理者之间平等对话、协商和相互学习。当前，“以人为本”的思想正逐渐成为我国各级政府进行社会管理的出发点。实现全面“以人为本”首先要关注政府部门内部的管理和运行，工作应围绕政府内部管理者和普通公务员的能力和需要展开，以此调动各方工作积极性。必须要建立一种共识基础上的契约式管理，管理者注意倾听下属人员的声音，接受下级人员的合理意见和建议，普通公务员要将自己置身于管理团队之中，顾全大局同时发挥主观能动性，实现自身与组织的共同发展。

3．绩效管理强调依靠团队精神来提高组织绩效，实现组织内部民主。“众人拾柴火焰高”。在组织中强调团队精神可以给每个人提供发挥个人能力的机会，同时，在一种彼此信任、精诚合作的气氛下，凝聚个人智慧，得到“1+1＞2”的效果，保证组织效率。

4．绩效管理的双重监督机制可以让每个行政人员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和责任感，对公众的诉求及时给予回应。内部监督一方面可以避免管理者个人意志的横行。另一方面，下级因上级的督促而更好地工作。上下间的良性互动，能够有效推进政府部门开展工作。外部监督来源于公民社会，是建立在广泛社会关注之下的监督，每个普通公民都的利益都与政府政策密切相关，为了实现自身利益，必须要对意愿实现的人进行监督，并不断对偏差进行纠正。双重监督机制实质也可以说是在组织内部和组织外部的民主作用的发挥。

三、如何将民主精神更好地贯穿于政府治理过程

政府治理发扬民主精神，发挥民主作用的落脚点在于实现治理形式意义上的民主。历史和实践证明，传统官僚制治理模式容易使政府官员及公务员产生高高在上的思想，独立独裁，为所欲为，逃避责任。因此，要保证政府治理对公众的民主承诺，必须打破官僚制，将民主精神贯穿到整个体制之中。参考各治理理论的核心观点，可以尝试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

（一）强化行政参与，促进公共利益

1．公民的个人利益只有通过自己才能被感知，只有通过参与的讨论才能顺利表达出来。政府部门有责任为公民提供顺畅的意愿表达渠道，并对表达结果进行整合与采纳，制定出真正符合公众实际需要的政策。2．让行政以外的公民、组织和团体参与政府治理的政策决策和执行过程。3．实行代议官僚制，尽可能充分地开放担任公职的许可。使各层级公务员具有更广泛的社会代表性，能够反映不同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的利益要求，实现最大范围内的民主，保证政府决策具有最普遍的代表性。4．分权化。政府部门内部的分权可以实现组织中每一个成员的权责一致，有利于培养公务员的“主人翁”意识，从而调动其工作积极性，提高政府办事效率，促进组织效能。5．“阳光行政”。包括两方面：一是政务公开，公开政府的行为及其结果，发挥公民社会的监督和督促作用；二是给予公民建议自由和反对自由，公民可自由提供行动步骤供政府参考。

（二）加强政府官员伦理道德建设，完善监督体制，强化官员民主意识和责任感

1．腐败主体一般也是权力主体。虽然政府官员的权力来源于公众的赋权和委托，但在形式上，他们是掌握权力的一方，如果政府官员素质不高、道德品质不健全就容易产生腐败问题。因此，建立健全民主决策机制是目前我国政府部门处理社会转型期各种复杂社会问题和形势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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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同志在第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会上强调，要着力树立正确政绩观，切实按照客观规律谋划发展。胡锦涛同志的重要讲话为领导干部应该树立什么样的政绩观念，为谁创造政绩，如何争创人民满意的、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政绩，留什么样的政绩，以及由谁来评价政绩，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期望。

领导干部要清醒地认识到，什么样的政绩才是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人民群众满意的真正政绩，要以什么样的标尺检验政绩。胡锦涛同志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按照客观规律谋划发展，要求真务实、埋头苦干，察实情、讲实话，鼓实劲、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努力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这些要求为各级领导干部树立了检验政绩的一个标尺。作为领导干部的政绩或绩效，可以说是对领导干部的领导实践活动过程和目标客观考评的结果。积极创造并关注自己的政绩，是每一个领导干部树立良好社会形象的动机需要，是每一个领导干部的重要社会责任。有的领导干部在发展观念上存在重“显绩”轻“潜绩”、重当前轻长远、见物不见人、甚至制造虚假政绩等问题。作为一名领导干部，要在脑海里进一步巩固并强化树立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政绩观，即领导干部的政绩要能够达到显性绩效和隐性绩效的有机统一。从表面上看，显性绩效容易得到人们的认可和赞扬，而社会发展的实践证明，隐性绩效往往比显性绩效更有生命力，更能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考验。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政绩观，要求领导干部真正以科学的、发展的、多维的眼光来审视和对待自己的政绩。对此，领导干部要有敬畏之心，一要敬畏历史，使自己的工作能经得起实践和历史的检验;二要敬畏百姓，让自己做的事情对得起养育我们的人民;三要敬畏人生，将来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感到后悔。

领导干部的政绩活动要体现出公共意志和优秀的公共精神。公共性表现为一种价值取向，一种精神理念，一种行为方式和行为结果。领导干部在履行领导活动的过程中，要以为公众服务为出发点，强调以社会民主、公平、公正、参与和责任为内容的公共精神。公共精神是公民在公共生活中应该具备的基本精神，是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关注社会共同体中每个人的权利和尊严。领导的政绩要体现出公共精神的思想。社会的和谐发展是公共精神得以孕育的前提，这既是公共精神的内在要求，也是和谐社会的本质使然。领导干部政绩涵盖的公共精神主要包括社会公德意识、公仆意识、奉献意识、民本意识、公平正义、共享共建、自治自律的行为规范等社会价值理念。要由单纯重视货币资本的意识向重视人力资本的意识升华，从以物为中心回到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由物欲冲动的诱惑向公益心和社会责任感升华，使政绩建立在一种更高的道德层面之上。由片面追求对大自然的索取和征服向给予大自然报答和回归升华，坚持科学技术与人文伦理精神有机统一，由片面追求个人政绩向社会的和谐发展的理性追求升华。领导干部只有认清自己的重要使命，充分觉悟所肩负的社会责任，自觉地为执政行为提供智力支持，才能确保其政绩实践活动更加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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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代公共精神尤为重要，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公民素质高低和，公民精神的集中体现，对大学生成长和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关键词】大学生；公民精神；青年志愿者

我国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正在积极推行，政府正逐渐改变包办一切社会事务的做法，把过去部分属于政府的权力转移给社会，如果没有具有自主参与公共生活的良好国民来接管这些权力，那么将会导致社会混乱。大学生在未来的社会管理中承担着重要的责任，因此，探讨大学生的公共精神，培育大学生自主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精神、信念，在当前显得尤为迫切。

1 我国大学生缺失公民精神的表现

公民精神是指作为具有独立主体人格和平等权利义务的个人，自觉主动参与社会公共生活，关心他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并勇于维护自身正当利益的一种的积极态度和精神风貌。然而，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大学生的公共精神普遍较显缺失。这主要表现在：

1.1 社会公德意识缺失。在食堂、校园等公共场所，经常可以看到喧哗、拥挤的学生，没有自动排队，遵从的行为规范是谁先抢到谁就是胜利者。乱丢垃圾、随地吐痰在校园里也是常见。校园里的公共设施也经常被弄得遍体鳞伤。

1.2 诚信守诺意识缺失。在我国当前的社会生活中，许多人想着的是如何不折手段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些也影响到了大学校园。一些大学生在校时申请的助学贷款毕业后不按时还贷。大学生的论文抄袭之风也相当严重。

1.3 社会责任意识淡薄。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似乎已成为过时的名言。大学生们没有了主动承担国家社会发展责任的意识，对关系国家社会发展的国际国内大事可以不闻不问，参与投票、选举、监督是只是形式的应付应付。

1.4 公平正义意识缺乏。尊老爱幼、扶持弱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然而今天大学生的社会正义感也严重缺失。可以眼睁睁看着偷盗抢劫发生而不动声色，甚至对处于困境中的人们可以见死不救。

2 大学生缺失公民精神的主要原因

大学生公民精神的缺失，有着深刻的和复杂的原因。这里既有历史的原因，又有现实的因素；既有经济的原因，更有深刻的社会文化原因。具体地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中国长期在伦理价值方面的浮夸式建设，导致公共精神的扭曲、虚化。传统儒家学说宣扬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忠、孝、节、义”思想，其实质是一种个人的私德伦理修养，培养的不是具有公共精神的独立个体。与传统政治以“尊卑从属”的纲常伦理为依据竭力将普通民众排斥在公共事务外的做法相反，当代政党政治则是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名义下，通过一场一场的运动将民众的私生活最大限度地纳入公共事务的控制范围。

2.2 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造成的影响。市场范围的扩大，为人们开放、自由、平等地交往提供了有利条件，但市场经济本身并不是完美的，还有其方面影响。我国市场机制还很不完善，其负面影响对我国大学生的冲击更大。市场经济是以供需、价格、竞争等机制为运行规则的经济体式，在优胜劣汰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理性的个体都可作为“经济人”进行行为分析。大学生们在利己欲望的驱使下追求个体效用的最大化。

2.3 我国公民社会的特别不发达与公共空间的狭窄。公民社会是指介于“国家和家庭或个人之间的一个社会相互作用的领域及与之相关的价值或原则。”我国在管制行政的行政理念指导下，政府行为范畴十分宽泛，大至国计民生，小至针头线脑，都由政府做出明确的计划安排，一切都在政府行政的辐射范围之内。就连一些群众团体、基层自治组织、社会中介组织也不同程度地行政组织化，成为基层政府的逻辑延伸或“准政府”。

3 大学生志愿者活动对于培养公民精神的作用

从“5.12”地震到舟曲救灾，从北京奥运会到上海世博会，几年来志愿者们以亲历者的角色参与了中国几乎所有的“大事件”。在北京奥运会举办期间，170多万名奥运志愿者以真诚的微笑、热忱的服务给给国友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展现了国人良好的精神风貌。刚刚结束的上海世博会，200万名世博志愿者给世界各国游客提 供了无私的帮助，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在这两次大事件中，有大量的大学生参加了志愿者服务活动。大学生志愿者在自愿、无偿地奉献爱心的公益服务实践中陶冶了情操，提升了公民精神。

3.1 大学生志愿者活动与公民精神的契合性所谓公民精神，亦可称为公民意识、公民德性或公共精神，就是公民经由对公共事务的自由参与而表现出来的对社会公益关爱与负责的精神品质。在理论渊源上，不同学派对公民精神的内涵有不同的诠释。如自由主义学者强调公民精神中的自由平等意识和权利意识等公民权利向度；而社群主义学者则注重公民精神中的参与意识、公益意识和公共责任意识等公民德性向度。

作为公共领域的价值核心，公民精神是民主法制社会和市场经济的产物，是在公共活动的交往中生发出来的。作为公共生活的一个重要领域，大学生志愿者活动是大学生志愿者本着自由意志和对社会负责任的态度，以助人、利他的博爱精神，以组织形态提供的社会公益服务，以表达对社会的积极关怀。而大学生志愿者活动所彰显的自主意识、参与意识、公共责任意识和利他精神就构成了大学生志愿者活动的内核。

3.2 志愿活动是培育大学生的公民精神的载体。从内部效应看，志愿活动培养了大学生志愿者之间合作和团结的习惯，培养了公共精神。大学生志愿者之间具有平等的权利。承担平等的义务。通过志愿组织内部的事务管理和其他社会组织的互动，大学生们学会了民主管理、自我约束、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既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也充分享受了应有的权益。大学生志愿活动中培养的自我克制、责任心、参与的主动性、公共伦理以及理性等品质，正式公民精神的核心内涵。

3.3 志愿活动是大学生志愿者参与意见表达的平台。公民社会是介于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中间地带。志愿组织就是这种公共领域的组织场所，它是大学生志愿者参与和形成公共意见的平台。参与性是公民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大学生志愿者通过参与具有广泛总类的志愿活动，能够关注和参与到自己所关心的社会事务领域中来。大学生的公民精神必须有相应的表达渠道，大学生想要为社会尽职尽责的时候必须通过相应的组织，通过群体的力量才能实现。另外大学生志愿者在信息收集、处理方面有着自己特殊优势。

3.4 大学生志愿者是公民社会与国家沟通的中介。大学生志愿者是公民社会与国家相互沟通的中介，促进公民社会和国家合作的最主要形式，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大学生志愿者对民主的推进能够有效地提高政府的合法性。大学生志愿者通过合法的渠道参政议政，监督政府。在促进政府决策民主化的同时也增强了公民的政治认同感，改善了政府的形象，从而提高政府的合法性。二是大学生志愿者的活动可以提供公共服务，扩大社会公益服务。

大学生志愿者活动的兴起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曙光。公民社会已经成为全球化领域势不可挡的一种发展趋势，而我国大学生志愿者的“独立意识”已经凸现，脱离对政府的依赖、寻求多样化的支持途径成为大学生志愿者团体发展的主流方向。我们相信，在此种趋势之下，大学生志愿者活动和公民社会的成长与发展能够对政府主导的社会治理结构产生影响，促进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大部门的均衡发展，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和政治良性发展的催化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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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草根社区自治组织；公民治理意识；公民精神；Logistic回归

〔中图分类号〕D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2）02－0032－06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地方政府生态管理与绿色社区志愿者组织成长的互动关系研究” （71173099）；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基层政府信任与社区志愿者组织成长的内在关联性研究”（70903002）；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江苏绿色社区志愿服务研究” （11SHC009）；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地方政府社会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的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研究”（09YJC810022）；2011年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

〔作者简介〕梁莹，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博士，江苏南京 210093。

巴伯曾说过：“民主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结果；民主是一项持续性的实验，而不是一系列固定的准则。” 〔1〕民主的理念在当代社会很少被公开质疑，然而无可否认的是，民主仍是社会科学领域中最具争议的议题之一。〔2〕在迈向人类民主化的治理宏图中，政治理论家与实务者都将民主作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旅途中的至高使命。古代雅典、罗马的民主印象成为政治学者挥之不去的美好期待，有过挫折、有过喜悦，政治民主化总是在这种交替与缠绕中缓缓前行。作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历史的见证者，公民担负着回归政治本身的切实责任。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公民治理意识、公民精神将会燃起公民追逐逝去梦想的热情，催促人类开创民主治理的新境界。

一、公民治理意识、公民精神之理论回眸与意涵解读

人类的智者从柏拉图到托克维尔都认为由于西方国家的权力获取需要得到公民的支持，因此对于统治者来说，理性地说服人们就非常关键，只有让公民从理性方面获得认同，才能有利于权力的稳固。〔3〕19世纪30年代，当托克维尔初次踏入美国大陆时，深深表达了如下感受：“不论老幼、不论贫富、不论性格差异，美国人总是在不停地结社。” 〔4〕由此可见早年托克维尔非常欣赏美国公民的自治精神对美国民主政治的推动作用。Adam则进一步深入指出自治的原初含义是任何人对于合法的秩序都有统一的偏好，然而由于不同的价值、利益与标准的冲突，这一假设受到挑战。但是自治的固有逻辑却未发生变化，自治强调如果决策执行代表了集体的偏好，一个集体或者共同体将对于个体公民进行管理。〔5〕“公民治理”很接近于早年托克维尔笔下的美国传统的公民自治精神和Adam所言的公民自治的深层意涵――公民直接参与各类公共事务的合作治理，而不是通过政府这个中介；或者直接与政府进行良好的合作互动，使政府制定的公共政策最大限度地体现自己的美好诉求，最终达到公民治理公共事务的理想目标。

早在1976年，Higgins和Richardson就曾预言：“更大程度的参与与协商已经成为所有层次、所有组织决策的一个必要因素，促使这种参与运动的动力如今没有看到消失的迹象，而且在不久的将来这种趋势定会更加明显”。〔6〕学者们似乎对于将来的更为广泛的公民参与性治理充满着无限的憧憬与期待，然而不少学者也批判性地注意到未来的更为深刻性的公民参与急需一种载体，如果缺失了这种承载公民参与的物质基础，那么所有的公民参与性设想只能付诸于空想。在Clarke 和Newman看来，我们应该更多地发掘社区的潜力，重新发现社区，将社区作为提升公共领域的一种重要途径。〔7〕 通过公民直接控制与通过社区论坛与社区议会等形式，给予公民参与的权力，从而决定影响社区发展的议题，〔8〕而这种理念的发展被后来的学者视为一种走向公民治理的路径选择。“公民治理”在公共管理领域并不是最为前沿的词汇，公民治理的倡导者理查德•C •博克斯的《公民治理：引领21世纪的美国社区》一书在几年前就已经做为译著出版了，但是公民治理的确是我国社区草根民主成长的未来方向。在公民治理模型中，社区居民是他们自己社区的“提供者”，所以，他们应该做出必要的决定以确定应该提供什么样的公共服务以及如何运营这些公共服务。选取代议者以及公共服务职业者在社区公共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他们的角色应该是提供帮助和支持，而不是成为公民的上级，他们应该和公民一起，这才能形成为一个社区。〔9〕

公民治理理论汲取了传统政治学与行政学中的三种价值理念，即地方控制、小而回应性的政府以及作为顾问的公共服务职业者，并试图建构一种公民型政府，这种公民型政府主要由公民、选任代议者和公共服务职业者相互协作而形成。博克斯认为公共组织的发展将经历四个阶段：精英控制(Elite control)阶段、民主(Democracy)阶段、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阶段、公民治理(citizen governance)阶段。〔10〕同时，为了应对政治合法性的危机与社会的不信任危机，公民与政府的合作治理理念已经成为政治学者研究的热点，学者们普遍认为广泛性的公民参与和合作治理能够挽救传统民主治理的危机。〔11〕而另一位公民治理理论支持者巴伯认为现代社会普遍采用的代议民主制最多只能是趋近于民主，称为“弱势民主”。据此，他提出了“强势民主”的概念，在看到传统代议制的弊端之后，巴伯对于强势民主推崇有加，他认为：“强势民主不仅仅要追求选票，而且要求好的理由；强势民主不仅仅追求观点，而且也重视理性的辩论”。〔12〕

肇始于美国的公民治理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以解决代议制代表性不足为目标，以顺应并推动公民自治意识和公民精神为宗旨，促进公民对于各类社区事务的直接参与。公民治理不仅仅是要实现效率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实现一个公民自己设想与自己执行的社区愿景。〔13〕而对于实现真实的公民治理图景而言，公民治理意识与公民精神是最为重要的内源性基础。公民治理意识顾名思义即为公民治理活动中所体现出的公民自治意识、民主意识、自由意识、平等意识与参与意识等各种现代公民意识。

“公民精神”可谓是公共管理学科发展历程中始终形影不离的词汇。早年新公共行政学就极为倡导公民精神的复兴。作为“新公共行政”的代表人物，乔治•弗雷德里克森教授提出经济和效率虽然是公共行政的价值和追求的目标之一，但决不是其核心价值。罗伯特•登哈特等人也同样认为，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发展带来了诸多理论的更新，建立在民主公民身份理论、公民社会理论与话语理论基础之上的新公共服务、公民精神复苏等理念成为公共行政的重要价值诉求。 〔14〕后现代公共行政语境中的话语民主理论与盛行于当代中西方行政学界的“善治”理论，都被视为是复兴了新公共行政学派的对于公民精神的价值追求。Grindle认为，善治呼唤公共部门所有方面的改进，不仅仅要求改进政治与经济互动的规则，改进公共议程设置的决策机构，改进公共部门资源配置方式从而有效回应公民需求，而且善治也低于社会共同价值的实现提出的新的要求。 〔15〕而除了“善治”理论之外，“政策网络”、“多中心治理”等公共管理领域盛行的诸多理论，也是将很多注意力集中于关注公民参与意识、公民自治意识、公民美德与现代公民精神等等。

与公共行政的精神一脉相承，参与精神、民主精神、权利意识、平等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等成为公民精神的重要体现。在我国，由于长期深受臣民意识与臣民文化的深入影响，很多公民极为缺乏公民治理意识与公民精神，缺乏参与公共事务与社会政策的治理，缺乏维护公共利益的意识。犹如帕特南描述的社会资本，公民治理意识与公民精神可以看成是一种典型的社会资本，任何社会的发展与运作都依赖于此种社会资本，因此实现社会良好治理需要持续地挖掘与利用这种社会资本。在1996年时，提出公民治理弥补政府中公民参与的缺失，在美国的83237个政府机构中，没有一个政府是纯粹意义上的公民治理。〔16〕公民治理意识与公民精神极为强调草根社区自治组织与公民个人在草根民主中所获得的真实发展空间，很难想像在一个缺乏积极、信任、合作、真实、自治的场景中能够催生出真正的民主图景。

二、自下而上孕生的草根社区自治组织：研究问题与研究概况

当今的世界发展使公共参与的范围急剧扩展，公民为中心的合作型公共治理越来越成为新时代的主要治理议题。〔17〕Melucci认为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全球治理背景下的政府所面临的不再是实现一种合理完美的制度，对于公民的文化教育与素质培育也将被提至重要议程。〔18〕现代公民治理意识与公民精神的发展与培育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与之发展程度相对应的公民治理与草根民主的逐步形成与最终建构。

公民治理意识、公民精神所具有的这些核心价值理念，从理论层面而言与我国当前城乡社区田野之间的草根社区自治组织与草根民主的成长历程有着某种契合和共性。社区自治组织在我国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依靠政府行政力量自上而下推动发展起来的社区自治组织，这类社区自治组织出现比较早且带有“官方化”的特征；另一类则主要依赖于社会民间内生力量的不断壮大，进而自下而上地推动而形成的社区自治组织，这类社区自治组织具有“纯民间性”的特点。本文主要研究和考察的社区自治组织归属于纯民间性类型，也就是草根社区自治组织。我国诸如“社区邻里互助中心”之类的草根社区自治组织的成长，都在推动中国草根公民社会的发展。但是资金、资源等有限及其他种种制约条件也使得它们还不能在整体上成长为独立发展的巨大动力。如依据2006年在南京市展开的关于草根NGO的相关实证调查中的数据统计结果，笔者通过《社区公民参与草根NGO：现状与阻滞因素分析――基于对南京市的实证调查》（2007）等论文中基于对南京市城乡若干社区的实证调查，对南京市城乡社区草根NGO成长的现状进行了深入解析，通过研究结果可以发现城市社区居民对草根NGO的参与程度并不理想。在调查结果中可见过半的社区居民表示从未参与任何形式的草根组织；从草根NGO整体参与来看，其中公益服务类NGO的参与情况呈现出非常低的状况，相对而言政治领导类NGO的参与程度却相对偏高。〔19〕

我国是一个历来就缺乏民主氛围的国度，城市社区中草根性的治理意识、公共精神的成长仍然较为孱弱，而孱弱的公民精神、淡泊的公民治理意识对于草根社区自治组织的成长而言，是否存在着较大的影响呢？本文将通过对长三角地区的三个城市南京、杭州和苏州的实证调查，深入考察真实世界中公民治理意识与公民精神成长之现状，在此基础上更加深入地进行分析与研究，进一步揭示公民治理意识与公民精神的社会价值和社会意义，重点分析与研究公民治理意识与公民精神对草根社区自治组织良性发展的深刻影响，深入探究培育社区公民公共精神的发展渠道与推进草根社区自治组织与草根民主成长的美好展望。本次调查的数据资料来源于2009年在长三角地区的三个城市南京、杭州和苏州所作的实证调查。调查对象为参加过社区自治组织的社区居民。调查过程中主要采用多阶段抽样法，多阶段抽样过程中又结合简单随机抽样法、分层抽样法、系统抽样法、定额抽样法、判断抽样法等多种抽样方法。在抽样框中，根据已有的资料和研究，考虑了总体的性别构成、年龄构成、职业分布、地区分布等多种因素，整个调查均采用较为简短清晰的结构式调查问卷，此次调查共派发1200份问卷，收回982份，回收率为818%；采用幅度检查和逻辑检查对初始问卷进行严格筛选，除去16份无效问卷，保留966份，最后有效回收率为805%。本文期望能够对我国其他地区城市公民治理、公民精神与草根社区自治组织的实践模式提供借鉴与参考价值。

三、公民治理意识、公民精神与草根社区自治组织的成长

尽管目前我国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民主化改革，但是传统的臣民文化依然不可避免地束缚和制约着人们的思想与行为。例如中国比较突出和典型的传统臣民文化――“官本位”、“权威崇拜”和“与世无争”等政治心理，发展至今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惯性地影响和制约着人们的政治观念和政治行为，这极大地抑制了社会公共空间和公民的主体地位。由于我国与西方的民主、法律等多种文化价值系统存在较大的差异，公民的民主与法治等公民精神与公民意识至今仍难以深入我国的民主法律文化土壤。

调查中，对于“我参与的社区自治组织对社区社会政策的决定，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力”、“我必须在平时多参与社区自治组织，这样能够有效监督社区社会政策的执行”、“参与社区自治组织的收获在于可以使我了解并参与社区问题的改良，使社区生活更加美好”、“通过参与社区自治组织让我对社区更有信赖感和归属感”、“参与社区自治组织越积极，越有益于推动草根民主的发展”这些说法，均只有半数左右的被调查公民表示比较赞同，而相当一部分公民对于这些说法是表示不认可的。通过数据调查统计发现，部分公民对社区自治组织的自治型参与比较缺乏。 〔20〕而从中也折射出被调查公民的公民治理意识和公民精神相对较为淡泊和孱弱。

公民治理意识、公民精神的发展与成长直接为草根社区自治组织和草根民主的成长与发展提供鲜活的动力和源泉，其内在关联性在于公民治理意识、公民精神的成长本身是草根社区自治组织和草根民主发展的重要表征，还体现在公民治理意识、公民精神的成长对于草根社区自治组织和草根民主的成长有着较大的促进作用。下文即对公民治理意识、公民精神对草根社区自治组织成长之影响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本研究中通过公民对于“我参与的社区自治组织对社区社会政策的决定，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力”、“我参与社区自治组织越积极，越有益于推动草根民主的发展”等客观论述的看法来测量公民治理意识与公民精神。这里将测量公民治理意识与公民精神的指标转化为虚拟变量，比如对“每个人都应积极参与社区自治组织，为社区尽一份力”这一观点，公民选择 “很不同意或不太同意”设定为0，选择“无所谓”或“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则设定为1。而因变量“事实上，您是否经常参与社区自治组织”则将公民选择“不经常参加”设定为0，选择“经常参加”设定为1，通过Logistic回归进行分析，其结果如下：

表1 Binary Logistic回归模型Ⅰ

Variables in the Equation

BSEWalddfSigExp(B)

Q1我参与的社区自治组织对社区社会政策的决定，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力a2585420000

无所谓002203570004109511022

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109703569473100022995

Q2为了有效监督社区社会政策的执行，我必须在平时多参与社区自治组织b3056320000

无所谓1946042520970100006997

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24490446301061000011577

Constant-2837031481598100000059

Model Chi-square=263344，df=4，Sig= 0000

-2 Log likelihood=1063334，Cox & Snell R Square=0240，Nagelkerke R Square=0320

Correctly Predicted Percentage =719%

a参照变量：不太同意或很不同意Q1中的说法

b参照变量：不太同意或很不同意Q2中的说法

如表1所示，模型卡方值(Model Chi-square)为263344，P=0000

从Exp(B) 值即发生比率OR值可以看出，居民对Q1中的这种说法表示 “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则经常参与社区自治组织的发生比是“不太同意或很不同意”这种说法的公民的2995倍。接着，公民对Q2中的这种说法表示“无所谓”与 “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其经常参与社区自治组织的发生比分别是“不太同意或很不同意”这种说法的居民的6997倍与11577倍。以上的Logistic回归分析说明公民精神与公民治理意识越强，公民经常参与草根社区自治组织的比例也就越高。

进一步对公民治理意识、公民精神与草根社区自治组织成长之影响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依然是将测量公民治理意识与公民精神的指标转化为虚拟变量，例如对于“参与社区自治组织可以使我了解并参与社区问题的改良，使社区生活更加美好”这种说法，居民回答 “不太同意或很不同意”的编码为0，回答“无所谓”或“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则编码为1。而因变量“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您是否愿意经常参与社区自治组织？”将“很不愿意或不太愿意”的编码为0，“比较愿意或很愿意”的编码为1，Logistic回归的分析结果如下：

表2 Binary Logistic回归模型Ⅱ

BSEWalddfSigExp(B)

Q1参与社区自治组织可以使我了解并参与社区问题的改良，使社区生活更加美好a3071720000

无所谓124704437940100053480

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2153043924069100008609

Q2参与社区自治组织可以增强我对社区的信赖感和归属感b3262120000

无所谓104903588600100032856

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1899035328878100006681

Q3我参与社区自治组织越积极，越有益于推动草根民主的发展c3830720000

无所谓1548040514609100004702

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23350397346551000010332

Constant-4513049184404100000011

Model Chi-square=277623，df=22，Sig= 0000

-2 Log likelihood=889178，Cox & Snell R Square=0254，Nagelkerke R Square=0359

Correctly Predicted Percentage =773%

a参照变量：不太同意或很不同意Q1中的说法

b参照变量：不太同意或很不同意Q2中的说法

c参照变量：不太同意或很不同意Q3中的说法

表2中的回归模型的卡方检验具有统计学意义。而由Nagelkerke R2可知，全部自变量可以解释因变量的245%。这进一步表明公民治理意识、公民精神对于草根社区自治组织的成长有较大的影响。 从Exp(B) 值即发生比率OR值可以看出，公民对Q1中的这种说法表示“无所谓”与 “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的公民，其愿意经常参与社区自治组织的发生比是“不太同意或很不同意”这种说法的公民的348倍与8609倍。接着，对Q2中的这种说法表示“无所谓”与 “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的公民，其愿意经常参与社区自治组织的发生比是“不太同意或很不同意”这种说法的公民的2856倍与6681倍。 最后，对Q3中的这种说法表示“无所谓”与 “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的公民，其愿意经常参与社区自治组织的发生比是“不太同意或很不同意”这种说法的公民的4702倍与10332倍。这说明公共精神与公民治理意识越强，公民愿意经常参与草根社区自治组织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程度也越高。

Pollettta认为参与式民主具有两层含义：一种指代政治形式，另一种指代特定的政策制定规则。〔21〕社群主义的主要代表者之一戴维•米勒则认为，社群主义的主旨就是将集体的尊严与价值内化为全体成员的意志。前文的分析很大程度上向我们昭示，公民治理意识与公民精神是草根社区自治组织与草根民主形成之精髓，进一步解析发现我国城乡社区公民治理意识与公民精神的发展现状比较孱弱，并成为草根社区自治组织与草根民主成长较为缓慢的最为重要之因素。

四、公民精神与草根社区自治组织的孕育生长：漫长而遥远的历程

在人类社会正在走向后工业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在人类社会治理方式正在跨入全球化治理时代，公民治理代表着人类对未来社会中治理关系最美好的价值追求。如巴伯所言，“强势民主并不对个人管理自身的能力抱有无穷无尽的信心，但是它同意马基雅维里所认为的大众从整体上讲是和君主一样的或者比君主更有智慧的，它也同意西奥多•罗斯福德观点，即‘忙忙碌碌的大多数平民管理自身所犯的错误比任何想要管理人民的小机构的官僚所犯的错误更少’”。〔22〕21世纪，就在公民越来越深入地参与社区事务，要求公共服务的职业者承担更多公共责任的过程中，公民也许更明确地意识到，他们需要选择优化的，适宜他们的制度结构，以创造社区的政府。

面对现代社会公共领域的衰弱与公共空间的急剧缩小，西方的学者曾为此深感忧虑，阿伦特等人认为没有公众参与的政治生活将是缺乏生命力的，而且，Nanz和Steffek等人的研究发现，有组织的公民社会将会产生新的公共空间，公众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将极大提升公共领域。〔23〕而本次调查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公民治理意识与公民精神成长之现状距离公民治理所要求的现代公民治理意识与公民精神似乎还有很遥远的距离。对于“我参与的社区自治组织对社区社会政策的决定，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力”、“为了有效监督社区社会政策的执行，我必须在平时多参与社区自治组织”、“参与社区自治组织可以增强我对社区的信赖感和归属感”等说法，均只有半数左右的被调查居民表示比较赞同，而相当一部分居民对于这些说法是表示不认可的。接着对公民治理意识、公民精神与草根社区自治组织成长之影响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后，则可以发现公民治理意识、公民精神对草根社区自治组织成长有着较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而综合前文的分析，可以发现被调查社区中公民美德、公民精神与公民治理意识的心理体认和民主实践还存在着诸多难以克服的问题，有些问题不仅对于草根民主的成长与发展具有消极作用，更为严重的是对国家的民主体制建设具有潜在的负面影响。深入分析草根社区自治组织与草根民主成长迟缓的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努力培育积极的公民资格、公民精神与公民治理意识，为公民治理创造坚实的草根社会基础，是草根社区自治组织与草根民主成长的漫长而遥远的历程之中亟待完成的必要而艰巨的任务。

社群主义者如今更多地从社群之中寻求问题的解决，他们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不仅仅要考虑私人化与新自由主义的策略，公平与正义等理念也需要在社群的道德规范中得以体现。社群主义的发展与公民身份密切联系，公民的志愿服务成为公民身份发展的道德源泉。 〔24〕政治学者在探索民主这一议题时，都给予民主不同的定义。虽然意见纷杂，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民主不是一整套固定的规则，也不是形式上的、直接性公众的直接参与，民主没有特定的形式，而且民主也是一个不断发展与变化的漫长历程。在人类民主化发展的遥远道路中，公民治理意识与公民精神就显得弥足珍贵。通过本研究的分析，被调查公民的治理意识正在伴随民主化的进程不断演进，我们不能不切实际地希望公民的治理意识与公民精神跨越式地发展，更不能对于现阶段公民治理意识与公民精神淡薄而感到绝望。公民治理意识与公民精神的前行也将是漫长的、艰辛的过程，西方国家的政治实践已经证明。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政治理论家将政治教育作为一种公民政治赋权的重要手段，“自由民主社会中的政治教育不仅仅限制在政治社会化与道德教育，政治教育还应教会如何获取政治权力、如何应对政治权力等议题。” 〔25〕

Nancy Fraser认为在当今社会中，社会公平的重要性已经不言而喻，对于社会公平的讨论也逐渐主要分为两个重要的阵营，一种主流观点认为实现社会公平是政府的重要使命之一，因此，通过一种补偿性的资源流动形式，来实现不同地区的同等发展；另一种观点认为如今社会处于一种身份政治时代，要实现社会公平，就必须要保证社会中少数人的观点、信仰为他人所熟知，得到他人的认同。〔26〕而政府与草根社区自治组织在良好合作的过程中更应遵循公平合作的原则。例如对于草根社区自治组织的发展而言，政府还应进一步健全草根社区自治组织发展的注册登记制度，尤其是完善电脑注册系统。另一方面，还应建立科学的草根社区自治组织绩效评估计量体系，加强对草根社区自治组织成员的培训与教育，建立草根社区自治组织共同治理的资源共享的信息平台。然而受政府对社会控制的减弱的深刻影响，蕴涵着现代公民治理意识与公民精神的草根社区自治组织自身要有足够的能力来帮助社会实行自我治理。草根社区自治组织自身充当网络治理中的桥梁作用，维护和捍卫各种特殊群体的利益，支持社区的网络治理的多元格局。概而言之，公民治理意识与公民精神的培育是一个漫长而遥远的过程，是一个随着法治与民主制度的逐步健全、公民自身素质提高而不断成长与发展的冗长历程，也期望本研究可以为当代中国城乡社区草根民主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尽其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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