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和文学的关系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影视和文学的关系，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论文摘要：文学史的对象和范围从来就不是固定和单一的，而是不停到变化着。既然戏剧、小说都已经进入文学史，那么弱势群体的电影也应该进入文学史，被平等看待。将电影纳入正统文学史有三大理由。

我们谁都没有看到过真正的电影，我们所看到过的只不过是配有画面的小说而已。

——英国电影导演彼得·格林纳韦

从1905年任景丰拍摄《定军山》开始到现在，电影在我国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中国文学史与电影所处的地位极其微妙。电影文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文学的发展。但是，目前很多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很少提甚至全书不提一字电影文学，这是十分不合理的。笔者认为，中国电影文学应当直属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

一、文学史的对象和范围的不稳定性

文学史的对象和范围从来就不是固定和单一的，而是不停到变化着，其本身是一个常说常新的问题。现代形态的文学史产生以来，文学史的对象和范围一直被许多文学史家及理论家所更改。正如韦勒克·沃伦在《文学理论》中所提到的：“这种变化，部分是由于内在原因，由文学既定规范的枯萎和对变化的渴望所引起，但也部分是由于外在的原因，由社会的、理智的和其它的文化所引起的”。[1]随着文学史研究的现代化进程，更多学者的理论与编纂实践体现出拓展文学史研究对象和范围的必然趋势。

在中国，文学的本体和正宗是散文。先秦时期主要包括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在内，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包括辞赋在内，唐宋以来包括诸多抒情写景的散文在内。宋元人有“诗为文余、词为诗余、曲为词余”的“三余”说，就表明了正统文学界对诗词曲乃至之后的小说戏曲的“小道”的蔑视感。近代以来，中国人受到西方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四分法影响，这才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狭窄的文学观念。由此出发，中国文学才不可逆转地将脱胎于话本等口头文学的小说戏曲归为文学主体，从而完成了中国文学从散文本位到小说戏曲本位的延伸。另外，如许多文论家由对通俗文学的漠视到开始关注通俗文学。但是，至今中国的电影文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没有地位。

二、关于电影文学与正统文学史的关系

在西方，当卢米埃尔拍摄《火车进站》或《工厂的大门》的时候，没有人预想到它会让当时还风光无限的作家们注定在未来黯然失色。然而，随着摄影机摆脱了定点摄影的理念，电影叙事迅速由机械再现客观现实转变为展现人类的感情与经验的主观世界。电影很快就取得了艺术家族中的显赫位置。当看到文字的力量从属于另一种更耀眼、更粗俗的力量时，我几乎总是难于摆脱一种令人痛心的屈辱感。”[2]在中国，电影是现代科技的产儿，是商业运作，是投资人种下的摇钱树。在电影技术还不成熟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人们对待电影的态度常常停留在消遣娱乐的层面上，这也从客观上导致在商业牟利为主的电影市场上，许多文论家不给电影文学以合适的位置。同时，作为俗艺术中的俗艺术，电影使艺术获得空前的民主化，受到大众的喜欢。以往的所有艺术都是社会少数分子参与的活动，只有电影获得了世界性的、全民性的成功。人们藉此获得了许多接触艺术的机会。很多文论家不愿意把它当作文学的一个类别来看待，在现代文学史上不提也就很正常了。哪位理论家把电影放入文学家族进行研究就被看成是不务正业。笔者认为既然戏剧、小说都已经进入文学史，那么弱势群体的电影也应该进入文学史，被平等看待。对于这种文论家的接受心理，也是需要一个调整过程的，就像小说和戏剧当初进入文学一样。

应该说，将电影纳入正统文学史有以下理由：

第一，电影作为一门综合艺术，从文学中汲取养分和艺术经验，远比其他艺术多，其本身带有很强的文学底蕴。把叙事性文学作品中的叙事因素，用文字写成具有一定文学价值的电影剧本的出现，正是电影艺术趋向成熟的重要标志。正因为它综合了各门艺术的多种元素，并经过自身的主体性整合而呈现出特有的艺术表达功能，故它集视与听、时与空、动与静、表现与再现于一身。正如法国理论家乔治·萨杜尔所说：“一种艺术决不能在未开垦的处女地上产生出来，而突如其来的在我们眼前出现必须吸取人类知识中的各种养料，并且很快地就把它们消化。电影的伟大就在于它是很多艺术的综合。”[3]因为“在电影诞生之前的时代，恰恰是文学成为主导艺术形态，只有文学能够最充分地反映异常复杂的生活矛盾，满足更加广泛，更多层次，‘多声部’地把握显示的迫切需要。”[4]也就是说，电影是在文学充分发展之后利用现代工业的科技手段才蓬勃兴起。

我们来看看中国早期的电影，电影传入中国的第一个名字叫“影戏”，从这个名称上，我们可以看出电影虽然作为综合艺术，与声光科技有着密切联系，但它的确和文学有着很深的渊源。中国第一部电影是1905年的《定军山》，全部影片拍下来是一部活动的相册。但《定军山》并没有所谓的文学剧本和导演，而且任景丰也是一名照相技师。真正拥有完整剧本的第一部黑白无声片是1913年由郑正秋编剧、郑正秋和张石川共同导演，亚细亚影片公司出品的《难夫难妻》，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拥有文学剧本的电影，在中国电影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郑正秋编写的《难夫难妻》是中国第一个文学剧本。话剧在中国从产生到成熟大约经过了30年，电影因为有中国文学氛围的整体转换为根基，从最初的形态到接近于成熟所需的时间大大缩短了，但其过程与话剧相一致。《春蚕》也是早期电影中的佳作，《春蚕》有很好的文学底本，人物、情节、题材意向，都为电影剧本的创作提供了可利用的文学资源，电影的成功理所当然了。30年代后期以后涌现了一批较为成熟的电影，文学底本更加好，像《渔光曲》、《新女性》、《十字街头》、《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等。看惯了小说的读者，欣赏这样的文学剧本没有任何障碍。正是电影文学的不断成熟，促使电影完善。电影文学最初都来源于著名的戏剧文学家，如郑正秋、欧阳予倩、、洪深、侯曜、、阿英、等，他们既是著名的戏剧家，也是现代文学史上很重要的电影文学作者。优秀的电影又能带动优秀的小说。电影本身的成熟就是随着电影文学的成熟而成熟的。进入八十年代以后，小说《红高粱》是作家莫言的成名作，在导演方面还没有任何名气的张艺谋把它拿来做摹本，拍出了他最初的、也是他迄今为止最响亮的奖项之一——柏林金熊奖。虽然他对小说进行了大删减，但那依据文学底气所塑成的人物还是流露出掩饰不住的“莫言的光辉”。《霸王别姬》有李碧华原著的支撑，陈凯歌虽然为了照顾大陆方面做了很大的修改，但是古老艺术和新生政权的冲突，依然会紧紧扣住观众的心灵。

一部文学性强的剧本孕育出一部好的影片。剧本体现作家的思想和意图，是电影基本的构思，直接指导影片的生产。综观世界上大多数的影片，都是从剧本起步，经过导演、演员、摄影、剪辑等人的再创作，把剧本里无生命的幻想，变为银幕上有生命的东西，变成集体智慧的结晶，才搬上银幕放映。美国影人温斯顿说：“创造性的电影制作所包括的不是一个而是几个过程或阶段。这些阶段，通常叫作写作，导演和剪辑。”[5]1980年召开的导演总结会上，张骏祥首先提出了“电影的文学价值”，他说“针对某些片面强调形式的偏向，我要大声疾呼：不要忽视了电影的文学价值。”[6]他并提出电影的“文学价值”有四条：“思想性或哲理性，人物典型形象，风格、样式、气氛、节奏，文学技巧和手段。”[7]电影剧本兼有电影性和文学性，它不仅能供拍摄，而且可供阅读，它既是一部电影作品，又是一部文学作品，其本身所具有的娱乐性和审美性使得人们在潜移默化中去领悟影片中人物情感宣泄的美感教育。我们这里所叙述的电影的文学性，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而是冲破传统文学叙事的方式，创造出一种以电影的独特视听思维来构思和写作的崭新文学形式。电影本身的语言、内容、表现手法都是具有文学性的。 第二，从电影的使命上来看，它也具有文学的功能。孔子认为文学具有“兴观群怨”的功能，梁启超认为文学具有“熏浸刺提”的功能。电影和文学一样，也具有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审美功能、娱乐功能。认识功能方面，人们由于生活的时间、空间以及生活经历、职业特点等方面的原因，对于社会生活的了解总是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这就需要通过一定的方式去了解生活，而电影在这方面就提供了很好的方式。在电影中，人们能够很轻易了解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以及不同生活的了解。教育功能方面，电影在反映现实生活的时候，总是要寄寓编剧人的理想、愿望和追求，总是要显示编剧人的态度和倾向、判断和评价，包含着一定的哲学、道德、宗教、政治等价值观念和价值评判内容，导演希望通过作品中的艺术形象将价值观念和价值评判内容传达给观众，用这种价值体系去影响观众，让观众在价值观念上达到与编剧人的认同。审美功能方面，编剧人除了在表达自己对于社会生活的认识和理解、显示自己对于社会生活的态度和倾向之外，自己还要确立一定的审美理想，即以审美情感为核心而使审美要求达到系统化，在此基础上形成一定的原则和标准，这种审美理想往往能够对人们的审美趣味、审美要求、审美观念、审美能力产生有力的感召和塑造作用。对于娱乐功能，电影能够很方便使人们得到赏心悦目的和愉情悦性的享受。由于电影作为审美活动带有非功利性和非现实性，使人们能够摆脱实际生活状况和物质条件的束缚，在超现实的境界中得到一种自由自在的精神享受。

第三，电影能促进其它文学体裁发展、扩大其影响。它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对传统文学的取代和覆盖。最令人欣慰的事，莫过于电影文学对其它文学体裁的大举引进和形象诠释。电影作为图像艺术给文学的最大馈赠应该是那种强烈的画面感、对细微事物的放大镜式的审视目光，以及画面蒙太奇后产生的特殊效果的。

一个时代拥有一个时代的主流文学样式，就像《诗经》中的四言诗发展为后来的五言诗、七言诗，诗歌又发展为词，词发展为曲，在现代社会的快节奏生活里，长篇小说的处境也多少有些无奈。但是大众们即使拒绝了诗歌和小说，但是他们无法拒绝电影的魅力。电影作为当代文学的一种体现样式，开阔了人的艺术表现视野，进一步拓展了人的艺术表现能力。可惜目前，全国各高校使用的文学史教材以及学术界所推崇的文学史著作，都不重视电影文学。举例来说，钱理群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洪子城《中国当代文学史》，朱栋霖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二卷本），杨匡汉主编《共和国文学50年》等，都闭口不提电影文学。据笔者所知，有的文论家正在进行提高电影文学领域内的一些局部拓荒工作。贺圣皓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上下册）下卷第五章“戏剧影视文学专题”的第五节和第六节，专门讲述十七年的电影文学的成就和新时期电影文学的艺术追求。[8]张炯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十卷本）第十卷第一部分，专门讨论建国初至上世纪90年代电影文学的演变过程。[9]周晓明主编《中国电影文学史》（上下册）比较详尽地介绍电影文学的发展历程。[10]笔者认为，这两本书比较可贵，文学史写作应当把电影文学考虑在内，给电影文学以应有的历史地位。笔者在此强烈建议，文学史的写作应该把纳入电影文学，还原电影文学本身的历史地位。

参考文献与注释：

[1]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第309页，三联书店1984年版。

[2]转引自茂莱：《电影化的想象——作家和电影》，第289页，第186页，中国电影出版社1989年版。

[3][法]乔治·萨杜尔：《世界电影史》，中国电影出版社1982年版。

[4][俄]日丹：《影片的美学》，中国电影出版社1992年版。

[5][美]温斯顿：《作为文学的电影剧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3年版。

[6]张骏祥：《用电影表现手段完成的文学》，《电影文化》1980年第二期。

[7]张骏祥：《对当前电影创作的一些看法》，《电影新作》1980年第五期。

[8]贺圣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篇2

关键词：语文教学；能力；听说读写

中图分类号：G623.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2-1578（2013）11-0072-01

好成绩是练出来的，这是很多老师都认识到的一个客观事实。近几年来，随着教学理念的不断更新，还时间给学生的教学思想不断深化，我逐步尝试着把时间还给学生，课堂上我尽量少讲，少占用时间。为了提高学习效率，提高教学质量，我就尝试着让学生在课内练阅读，在课外练随笔，在课内练默写，在课外练书法。在教学过程中，重视学生对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训练，有利于夯实语文基础，提高学生的语文综合水平，从而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语文成绩。可以说，加强训练的教学尝试，让我收获颇多。总结自己的教学经验，我可以具体地归纳为以下几点，特于此撰文提出，以与广大同仁切磋交流。

1.重视阅读，扩大学生的阅读面

在实际的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在语文课堂上，老师如若满堂灌式地讲，学生若愿意听你讲，有时候获得的也是支离破碎的信息。学生若不愿意听，那将是一无所获。然而如果把时间还给学生，指导学生主动地去阅读文学作品及字词句篇，学生就会很积极主动地去学习。因此，在实际的语文课上，教师大可不必堂堂讲，而应开辟出两堂甚至更多的阅读空间，让学生自己阅读课文及自己喜欢的文学作品诗词歌赋。剩余的课堂，每节课的前10分钟，也可以让学生去阅读名句名篇字词成语。用一定的时间阅读文学作品，厚积薄发之后，可以提高学生的文学修养写作能力及阅读兴趣。用10 分钟时间阅读背诵名句名篇，即活跃了课堂气氛，又锻炼了学生的记忆力。而阅读背诵诗词歌赋，不但锻炼了学生的记忆力，也培养了学生的审美能力，因为诗词歌赋和谐的节奏，优美的旋律，无形就是审美教育的最好教材。对生词成语的阅读记忆，利用零碎时间效果最好，因为这符合化整为零，个个击破的记忆规律。通过恰当的阅读训练，即提高了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又夯实了语文基础知识，提高了语文成绩，何乐而不为呢？抓住了阅读训练这一环节，也就离成功不远啦。

2.让学生养成随笔记取所见所闻以及灵感的习惯

作文是语文的半壁江山，在语文学习过程中的地位不可忽视。但作文水平的提高却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而是需要长时间训练积累然后才会厚积薄发的事情。学生没有一定的阅读量，想提高写作能力，那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学生进行大量阅读之后，此时指导学生写随笔，可以说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开始训练时，任务量要少，哪怕学生写三行两行也要肯定，一周练一次两次也要鼓励。学生慢慢有了兴趣，养成了习惯，那时让他们一次写上几百字甚至上千字都不是难事。练随笔将是学生爱好写作的敲门砖，铺路石，若能持之以恒，长期坚持，那么写作文将不是难事，同学们将告别那种写作文时苦思冥想搜肠刮肚的窘境。练随笔是学生我手写我思的过程，没有题目的束缚，没有字数的限制，这样的训练过程是一种自由轻松的创作过程，是学生自我肯定的过程。实践证明，这项训练在语文学习过程中是行之有效的。

3.在课内外重视培养训练学生的默写能力

语文学习中，双基训练很重要，不可忽视。而现在的学生，课业负担普遍较重，平时数理化生的学习任务已经挤占了他们绝大部分的学习时间，他们很少有课余时间学习语文。再加上语文学科自身的特点，学生学了进步也不明显，不学退步也不明显，因此学生对语文知识往往犯有眼高手低的毛病，不进行实际操作，很多学生不知道自己学过的知识是否有漏洞。课堂上，在阅读背诵之后，用五分钟时间进行默写竞赛，将是查漏补缺的有效训练。默写训练，可以默写名篇名句，生字成语。通过默写训练，能让学生全力以赴学习所要默写的语文基础知识，提高他们的竞争意识，同时也提高了他们书写的准确性，一旦有默写错误的地方，就会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有助于牢固掌握这些语文基础知识。课内五分钟的默写训练。时间虽短，但效果明显。为了竞赛获胜，为了这五分钟的竞赛，学生可能会准备很多五分钟。在不知不觉中，这五分钟的竞赛活动，激发了学生学习语文的积极性，提高语文成绩当然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4.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强化读、写、听、说训练

写是学生在倾吐生活的体味和感悟，只有深入观察生活、分析生活、体验生活，才能在纷繁复杂的外部表象中把握生活的本质，揭示生活的真谛，描绘出生活的主旋律。观察事物，搜集材料，确立主题，取舍材料，写作修改文章，既是写作过程，又是思想教育过程。随着写作的深入，写作者的思想认识也会不断地深化。听说是人类最基本的语言活动。随着科学文化的发展，听说活动显得尤其重要，将德育寓于听说训练之中，使思想感情借助圆满的口语形式进行交流。听，要听懂对方所说的内容，作出相应的反应。说，要适应听者，传达出自己的思想感情，说服感染对方。训练中，可以采用诗歌朗诵会、故事会、辩论会、演讲比赛等多种形式来锻炼听说能力，培养良好的听说习惯和态度，提高思考能力和辨别是非的能力。

5.运用多媒体技术，培养学生的感悟能力

篇3

【摘要】 目的 对比观察益气温阳活血方和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CSF)对心肌梗死模型大鼠骨髓干细胞的动员作用和左室重构的影响。方法 结扎冠脉前降支造模，检测模型鼠造模当天、第5天和第10天外周循环血干细胞数，计算治疗第8周大鼠心脏重量指数、室壁变薄率和膨胀指数。结果 中药组外周血干细胞数在造模5 d后显著升高(P

【关键词】 心肌梗死；骨髓干细胞；左室重构；益气温阳活血方

Abstract：Objective To contrast and observe the bone marrow stem mobilization induced by Yiqi Wenyang Huoxuefang and G-CSF， and the influence to left ventricle reconstruction. Methods Model rat was made by ligate LAD， quantity of circulation stem cells (CSC) at the first， fifth and tenth day was detected. After be treated 8 weeks， the heart index， the expansion index and the thinning ratio were calculated. Results The quantity of CSC of Chinese herbs group increased at the fifth day (P

Key words： marrow stem cell；reconstruction of left ventricle；Yiqi Wenyang Huoxuefang

目前人们认识到：心肌细胞的丢失是心肌梗死后心衰发生的主要因素，心肌细胞数量的减少与病理性的心室重构导致心功能恶化是心衰发生发展的基本机制。如何促进梗死区内心肌细胞再生和减少梗死邻近细胞的凋亡、防止心室重构，成为防治心梗后心力衰竭发生及降低心梗后远期死亡率的关键。本实验对比观察了益气温阳活血方和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CSF)对骨髓干细胞的动员作用及其干预左室重构的作用。

1 实验材料

1.1 药物

基因重组人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rhG-CSF)购于山东格兰百克制药有限公司。益气温阳活血方由人参10 g，黄芪15 g，制附子5 g，毛冬青30 g，益母草10 g组成，购自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上述中药常规煎煮后离心，取上清液，水浴浓缩成1 mL(含原药材1 g)，4 ℃保存备用。

1.2 仪器

L-200型电子分析天平(SHZMADZU Corporation KYO to JAPAN Altra)，流式细胞仪(Beckman Counter.U.S.A)，BI- 2000图像分析系统(成都泰盟科技有限公司)，切片机(日本樱花株式会社)，HH.W21.Cr42型恒温水浴箱(广东汕头医用设备厂)，TDL-5A型飞鸽牌离心机(上海安亭科学仪器厂)等。

2 实验方法

2.1 动物分组和造模

纯种SPF级SD大鼠40只，4周龄，雌雄各半，体重(180±10)g，广州中医药大学实验动物中心提供。40只大鼠先随机分出10只作为正常空白组，余下30只参照文献[1]方法结扎冠脉前降支造模。造模后用卡西欧计算器给出的随机号随机分为3组：模型组、G-CSF诱导组(西药组)、益气温阳活血方诱导组(中药组)，每组10只。

2.2 治疗方法

造模当天开始治疗。正常空白组：正常喂养，不作治疗；模型组：皮下注射生理盐水0.2 mL，生理盐水5 mL灌胃；西药组：生理盐水5 mL灌胃，皮下注射rhG-CSF 10 μg/(kg·d)[约0.2 mL/(鼠 ·d)]；中药组：皮下注射生理盐水0.2 mL，中药煎剂5 mL灌胃。均为每日1次，连续5 d。

2.3 检测指标

2.3.1 骨髓干细胞动员的观察

造模后24 h、治疗第5天和第10天，眼眶取血，流式细胞仪检测血液中CD34＋细胞数量，按下式计算表达CD34＋的细胞数量[2]。骨髓干细胞数=(测得CD34＋数/测得微球数)×(微球总量/样本体积)。

2.3.2 左室重构的观察

治疗第8周，各组大鼠称重，麻醉后取出心脏，冰盐水冲洗后吸干水分，称取心脏重量，计算心脏重量指数。心脏指数=心脏重量(mg)/体重(g)。

剪除双侧心房及右心室，沿左心室长轴由心尖到心底部切成两半，以10%甲醛固定，乙醇脱水，石蜡包埋。每隔100 μm切取2 μm厚的全心脏长轴面切片1张，共切6片。冲洗后，HE染色，用BI-2000型图像分析系统进行图像分析，逐片测量下列参数：梗死区横断面积(IA)、梗死区室壁厚度(IT)、室间隔厚度(ST)、左室壁横断面积(LVA)、左室腔横断面积(LVCA)和左室腔周长。按下式计算膨胀指数(Expansion Index，EI)和变薄率(Thining Ratio，TR)。EI=(LVCA/LVA)×(ST/IT)；TR=6张切片梗死区厚度之和/6张切片室间隔厚度之和。

2.4 统计学方法

数据均采用SPSS11.0软件包进行统计处理，以x±s表示，先行正态检验和方差齐性检验，再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和t检验。

3 结果

(见表1～表3)表1 各组大鼠不同时段循环干细胞数(略)注：与正常空白组比较，*P

4 讨论

心肌梗死后骨髓干细胞动员能自行迁移到心肌损伤部位，在心脏微环境中横向分化为心肌细胞、血管内皮细胞和平滑肌细胞。而且骨髓干细胞分化来的心肌细胞能与周围宿主心肌细胞形成有效的电-机械偶联[3]，从而参与坏死心肌组织再生，改善心功能，实现心肌在结构和功能上的整合。然而，一般情况下进入到外周循环血中并迁移到心梗区域的骨髓干细胞数极少，对坏死心肌组织的修复作用极为有限。因此，采用骨髓干细胞动员剂将骨髓干细胞“驱赶”到外周血，增加外周血干细胞数量，则有可能促进心肌组织的修复。大量研究证实急性心梗后经动员的骨髓干细胞参与了梗死灶的组织修复和血管重建。

常用的动员剂有G-CSF、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基质源性生长因子-l(SDF-l)等。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这些动员剂多有发热、乏力、皮疹、胃肠道反应等不良反应，发生最多也最为严重的是“骨痛”，临床应用受到一定的限制[4]。

目前，国内外还没有应用中药动员骨髓干细胞治疗心肌梗死的研究。本实验将益气温阳活血方对骨髓干细胞的动员作用与目前研究中普遍采用的G-CSF做了对比研究，结果显示：治疗5 d后中、西药组外周血干细胞增长了10倍，与Dulua[5]的研究结果相符合。中药组循环干细胞数量少于西药组，但二者之间无统计学差异，说明中药也具有良好的动员干细胞作用；停药5 d后，中药组外周血干细胞数虽有下降，但仍维持在一个较高水平，与西药组相比差异显著。提示中药动员干细胞作用较持久，这可能是中药组防治左室重构作用优于G-CSF组的原因之一。

动员自体骨髓干细胞迁移入缺血心肌中，骨髓干细胞将发生“环境依赖性分化”，分化成心肌样细胞、血管平滑肌细胞及内皮细胞。相应地，在骨髓干细胞聚集的区域也形成一个特殊环境，原有受损的心肌细胞将发生“环境依赖性变化”，可能不发生或只是轻微玻璃样变性和凋亡的发生，心肌发生瘢痕化程度也较轻，也就是说，骨髓干细胞被动员并迁移入缺血心肌后从2个方面了防止了心肌细胞数量的减少。

本实验从宏观上观察到益气温阳活血方对心肌梗死模型大鼠左室重构具有良好的干预作用，其具体作用机理还不清楚，可能与下列情况有关。①药物动员的骨髓干细胞在心肌微环境中分化为心肌细胞，直接增加了心肌细胞数量，替代坏死心肌发挥功能；②定向迁移到损伤心肌处的干细胞形成局部微环境，减少了梗死相邻区域心肌细胞的凋亡，间接增加了心肌细胞数量；③可能通过分化为血管组织改善血供，最终抑制了梗死区室壁的变薄、延展，减少了存活心肌的代偿性肥大，抑制了心室重构。从实验结果看，中药组防治左室重构的作用有优于西药组的趋势，提示研究应用中药动员骨髓干细胞防治心肌梗死后心衰具有良好的前景。

【参考文献】

[1] Martinez L， Carmona L， Villalobos-Molina R， et al. Vascular alpha ID-adrenoceptor function is maintained during congestive heart failure after myocardial infarction in the rat[J].Arch Med Res，1999，30(4)：290.

[2] 王建中.临床流式细胞分析[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 589.

[3] Tang Y L， Zhao Q， Zhang Y C， et al. Autologous mesenchymal stem eel transplantation induce VEGF and bovascularization in ischemic myocardium[J].Regul Pept，2004，117(1)：3－10.

篇4

文化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自20世纪初以来，不少领域的专家都曾试图从各自学科的角度来界定文化的概念，然而迄今为止仍没有获得一个公认的定义。可见，给文化下一个严格和精确的定义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据统计，至少有两百多种有关“文化”的不同定义。人们对“文化”一词的理解差异如此之大，恰恰说明了界定“文化”概念的难度。但在对文化不同的阐释中，人们都认可文学和文化是紧密相连的，文学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的载体和表现形式。“‘文学’决不是一个自在自为的封闭系统，不论是文学的内容，还是文学的形式，甚至文学创作的全部过程，都是文化的产物，受到文化的影响和制约。”[1]

因此，从文化角度研究文学，不仅有助于发现和证实文学在文化系统中的独特价值，还可以拓展文学研究的潜能和无限可能性。外国文学史其实就是外国文化系统中的文学史，在一个文化研究已越来越热的时代里，单纯的、狭隘的文学研究和教学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外国文学教学已越来越多地与外国文化联系在一起。

一、电影辅助外国文学教学的可行性

21世纪用“视觉时代”来描述是再恰当不过了：视觉信号和视觉技术已经渗透到了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它们正从根本上改变着我们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从内容到方式决定着我们对外部世界的感知，规划着我们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也定制着我们对外部世界的反应。而视觉时代的另一个说法就是“读图时代”。我们不再单纯、甚至不再主要依靠文字来传递、接受、理解和处理信息，而是越来越多地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图像，使图像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功能，也使图像的应用范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大，图像技术和艺术也正在超越文字技术和艺术，成为时代的新宠。

电影作为现代科技的产物，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它综合运用声、光、影技术，形象逼真地表现文本，并以极为直观、方便的欣赏方式走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影视的传播方式和对受众的覆盖面，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难以与之抗衡的。“美国著名的批评家詹姆逊曾指出，后现代社会是一个形象社会或景观社会，视像对人们的影响已超过甚至取代了文学。”[2]在这样的背景下，电影也就成了很多当代大学生了解外国文学的一个重要途径。加之时代背景和文化差异等原因，很多学生在阅读外国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曾遇到过不同程度的障碍。且看外国文学史的一些经典著作，如《荷马史诗》、《战争与和平》、《尤利西斯》等，它们或篇幅过长，或叙事节奏缓慢，或语言晦涩，对于90后学生而言可读性不强，学生普遍阅读兴趣不浓。而据名著改编而成的电影却比原著对学生有着更大的吸引力，有不少学生表示，他们是先接触到《乱世佳人》这部电影，才去看《飘》这本小说的。

这并不是说可以用观看电影来取代对文学作品的阅读。然而在读图时代，用影视资源来弥补作品阅读的不足、重新培养学生对外国文学作品的阅读兴趣，不失为一个选择。

二、电影在外国文学教学方面的优势

正因电影具有丰富的视觉效果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在进行外国文学教学时，运用影视媒介不仅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活跃课堂气氛，还可以给学生营造一种特定的语言环境和文化环境，有助于他们了解外国文学作品所涉及的地域风情和社会习俗，从而更好地理解作品的主题及价值观。在外国文学教学方面，文化潜力还没有被充分发掘出来，利用电影进行文化教学将大有助益。

（一）加深对外国文化的理解和接受

外国文学包括欧美、亚非拉许多国家民族的经典作家作品、文学思潮和文学流派，时间跨度大、地域涵盖广、内容丰富庞杂。因此，学生学习外国文学的首要困难来自于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

文学作品是社会生活的能动反映和艺术再现。外国文学形象再现了各个国家和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政治、经济、文化等状况，描写了不同阶层人们的精神面貌和内心世界。而这些与我们自身的文化传统必然会表现出明显的文化差异和文化隔膜，这就造成了一定的接受困难。而电影，则可以营造一种特定的语言环境和文化氛围，提供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感受和了解到文化的差异。

在电影中，环境、风俗、礼仪、服饰、言谈举止等一系列感性印象替代了抽象的文化符号，原本不可触摸的“文化”被置换成了具体可感的场景，有利于学生对外国文化的理解。如在电影《傲慢与偏见》中，我们在轻松愉悦中感知到了19世纪初处于保守和闭塞状态下的英国乡镇生活和世态人情；电影《名利场》通过具体的场景和形象使我们看到了19世纪英国中上层社会名位、权势、利禄原是相连相通的，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出身寒微的蓓基·夏泼要不择手段飞上高枝了；而2013年由巴兹·鲁曼导演的《了不起的盖茨比》，不仅还原了小说中描绘的1920年代的纽约的质感，甚至找回了那种“爵士时代”的某种耽美和玩乐主义的感觉。电影以最为直观和生动具象的方式反映了一个国家或民族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这种身临其境的文化情境，无疑有助于学生体会外国文学作品中更深层的文化内涵。

（二）促进对作品主题的理解和反思

在外国文学中，有些经典作品尽管声名远播，却由于种种原因使中国读者望而生畏，如美国当代作家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海勒曾以这部小说迅速走红文坛，产生了震撼性效应。这部小说是海勒为读者精心设计的一座文字迷宫，“小说自然时间序列被破坏，因果关系也缺失，各章节、各段落可以相互取代，可以从任何位置开始，也可以在任何位置结束。”[3]这种刻意为之的“混乱无章”对于很多追求情节生动曲折的学生来说无疑是一次艰辛的阅读旅程。而借助于迈克·尼克尔斯导演的同名电影，则更有利于学生对小说主题的理解。观影中，我们感知到了整个飞行大队士气低落的气氛，士兵们有的酗酒闹事，有的开小差，有的找胡混，有的架了飞机作超低空冒险飞行解闷。尤索林地站在队伍前接受勋章，丹尼卡医生活生生地变成了一个“死人”，这些画面不仅给观者以一种忍俊不禁的感觉，又传达出了作品中愤世嫉俗的深层含义，令人悲伤，引人沉思。

三、运用电影进行外国文学教学的注意事项

如上所述，电影对外国文学的文化教学大有裨益。但这并不是说可以用电影赏析来代替正常的教学内容，更不能把外国文学课程当做影视鉴赏课来上。结合教学实践，在运用电影进行外国文学文化教学时，还应注意以下两点。

（一）选取优秀影片

在外国文学史上，有很多经典文学作品被改编成了电影，从网络上流传甚广的一个帖子《88部电影，外国文学史不用愁》就可见一斑。但影视和文学作为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它们在创作方式、表现方式、存在方式和受众接收方式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区别。有些作品在文学史上默默无闻，却因为被改编成电影而带动了相关图书的热销，如F·S·菲茨杰拉德的《返老还童》，原本不为人们所注目，却因2007年上映的、由大卫·芬奇导演、皮拉德·皮特主演的同名电影而名声大噪；而某些由经典作品改编而成的影视作品却反响一般，如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曾被数次改编成电影，其中1958年上映的同名电影在当年的奥斯卡中获得了最佳原创音乐奖项，以及最佳男主角奖和最佳摄影奖提名，但海明威本人却很不认同演员的表现，很多观众也反映影片比原著要逊色很多。在外国文学史上，有不少名著也被不同国家、民族、时代的导演们搬上屏幕，如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有多个影视版本：1940年版、1980年版、1995年版及2005年版，其中，1995年BBC的6集迷你剧是公认的迄今为止最好的版本。而这首先得益于它忠实于原著，不过多地烘托男男女女的情感悲哀，通过对话来刻画世俗的人物形象，那些琐碎的、奥斯丁式的幽默被保留了下来。

面对这种现象，在外国文学文化教学中，要慎重选择影片，尽量选取那些忠实于原著的、文学性较强的影视作品。

（二）进行有效赏析

由于课时的限制，在课堂教学时间内放映整部电影是不切实际的。因此，一方面，教师可以布置学生在课外进行完整的电影赏析；另一方面，为了在课堂教学中更好地达到教学效果，教师可以把最能体现外国文化、民俗风情的片段剪辑出来，在课堂上适时展示。这样既丰富了学生的课外活动，又丰富了课堂教学，激发学生对外国文学课程的兴趣。

另外，在课堂教学中，决不能仅仅把影视欣赏当作娱乐消遣。教师在上课前，要做到“四熟”：对教材内容熟悉、对作品内容熟悉、对影片内容熟悉、对学生学情熟悉。只有这样，教师才能对文学文本和影片之间的内在联系形成整体的认识，在播放影片时进行恰当的点评和讲解。而在欣赏之后，教师还应引发学生进行思考。或单纯从影视欣赏角度出发，探讨中外文化的差异；或从影视改编的角度出发，探讨影片有哪些创造性叛逆以及对作品主题的影响。这种思考可以在课堂上以小组讨论、主题发言的形式来体现，也可以通过观后感的形式来抒发。如此，学生不仅通过影片欣赏巩固了文学知识、丰富了文学素养，还提升了自己的思考能力和钻研精神。

尽管电影在外国文学教学中有很大优势，但它也只是了解原著的一种工具和手段，远远不能代替对文本的直接阅读。“对外国文学名著文本的直接阅读依然是外国文学教学最基础的环节，也是最有效果、最为直接的学习方法。”[4]因此，教师要利用电影这一媒介帮助外国文学找回失去的读者，使学生通过观看影视作品产生对原著的阅读兴趣，在影视和文学作品的有效结合中，达到外国文学文化教学的目的。

参考文献：

[1]曾艳兵.跨文化语境中的外国文学教学研究[J].外国文学研究，2006，（02）.

[2]胡亚敏.比较文学教程[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3]徐练宏.《第二十二条军规》结构特色评析[J].宿州学院学报，2005，（12）.

篇5

[关键词] 跳接; 文学;影视艺术

一、必然篇:影视与文学跳接之背景

影视艺术从一开始就与文学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里的所谓“跳接”其实是电影的剪辑术语,“指两个镜头之间不遵守传统的镜头规范和蒙太奇手法的一种连接” [1]。本文借用“跳接”一词,来说明影视与文学艺术之间的主导倾向的变化和力量的此消彼长的相互关系。

人类传播的历史证明:在印刷传媒的主流语境中,人们往往忽略了视觉的功能,一味沉浸在语言的世界里;而当以影视为主的大众传媒凸显视觉的盛宴时,生活在图像时代的人们又在怀念语言艺术的无穷魅力。传媒技术之间这种跳来跳去的转换,不顾传统、不讲规范,往往又能制造出惊人的效果。在看似无序的现象背后,却隐藏着社会发展的各种合力的必然。

当下大众传播中的某些游戏因素的扩大,使得酒神似的迷醉与狂欢取代了真实,甚至走向“恶俗”。与此相随,这种泛娱乐化的狂欢也为某些批判大众文化的评论家所诟病。近年来,大家似乎都在谈大众文化对文学的侵扰,且很多学者都力图恢复文学的神圣地位。于是,几乎所有的文学都在追忆曾经辉煌的似水年华。

其实,早在1990年电视连续剧《渴望》热播的时候,这种焦虑不安就已经产生了。作为一个标志性的文化事件,它的轰动效应表明了大众文化在中国独立文化身份的确立。于是,令人惊叹的“人文精神失落”的讨论开始了。人们从社会发展的各个角度来探究文学的危机,有的索性将文学式微的原因完全归咎于大众传媒。诚然,文学的发展与时代风气p社会环境和审美观念等外在因素不无关系。但是,文学主要是作家个人心理活动的产物,是作家情感、思想和精神的综合展现。因此,文学要想永葆魅力,首先要超越自身,才能实现全面升级。

俗语云“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一时代也有一时代的主导艺术形式。正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2]这概括了我国古代各个历史时期的主要艺术类型,充分说明艺术是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发展的。

二、实然篇:合理性与特殊规律

影视文化的兴盛本质上是社会和经济转型的必然结果。它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人的欲望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对社会民主化、个性自由、思想多元化都有积极意义。而作为现代化传媒的影视,又是先进生产力的象征,各种艺术一旦与之攀上关系,其影响力和覆盖面就会大大增强,新的生机和活力也会随之产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影视文化在某种层面上已成为人们的“文化主餐”,而绝非仅是“快餐”。

(一)娱乐――影像狂欢中的审美召唤

以姚斯为代表的接受美学家们认为,那种以印刷媒介的静观方式来关照影视的观点,在视觉文化冲击下早已破产了,且违背了审美活动发生的规律。因此,接受美学在主体心灵共契的基础上,对娱乐做出了新的文化阐释,从而为以影视为代表的大众文化进行辩护。

1.商业性:影视的“先天”属性

“商业性”是影视的先天特性。电影从19世纪发明以来就是源于商业需求。商人为了赚钱才去拍电影,才使电影有了发展,才成了今天反映人类总体生活的艺术。可见,电影作为商品的命运,在它诞生之日就已经注定了。无论怎样发展,电影的艺术性总是附属于它的商业性的,纯粹的艺术电影几乎是不存在的。

影视完全没有必要去作茧自缚,舍弃自己的本性而顺从传统。固然,文学传统是不可或缺的,但它们也很少是完美的。“文学传统的存在本身就决定了人们要改变它”[3],因此,只有不断变革才能有新的更大的发展。

2.接受语境对娱乐的“召唤”

随着消费社会的来临,城市化进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强度急剧膨胀,民间喜剧性文化与大众消费文化“不谋而合”,自然而然的派生出一种消费享乐主义,喜剧取代悲剧,世俗取代崇高。“影像狂欢”的情景充斥着人们的生活。人们已经习惯用现代的欲望来投射和解读现实,认为生活的本真即是如此。

在接受美学家看来:在观众的无意识深处有一种稳定的情感欲望,这种原始的生命力促使人们要寻求一个发泄和释放的途径。而紧张与压抑一旦被释放出来,就会产生生理的和谐,进而促进心理的平衡,即心理学的“愉快原则”。这种心理的愉悦作为一种审美经验,是“熔铸了欣赏者全生命,全人格的‘整体震颤’,是调动整个丰盈的生命力总体投入的‘高峰体验’……消解了其间的对峙和鸿沟,达到一种‘瞬间同一’的境界。” [4]审美愉悦就“召唤”着观众陶醉于美轮美奂的影像世界中乐而忘返。

冯小刚的贺岁系列正是抓住了观众这种审美心理,才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票房神话。正如冯小刚自己所说:“电影就是把人的欲望拉出来,然后想办法解决掉,这是电影的一个功能……让人们能够宣泄掉欲望的时候,就能使观众产生。” [5]

(二)改编――文学传播的陌生化

“陌生化”是20世纪初俄国形式主义文学批评的一个概念,是把人们切近的和熟悉的事物或现象故意描写成生疏的,仿佛人第一次见到或听到,给人以新奇感。在文学式微的今天,影视改编的文学作品,恰恰是以一种突破传统的,打破陈规的陌生化方式,促进了文学的传播,扩大了文学的影响力。

那些向来仅为少数人问津的古代经典和现代名著,经过影视剧的改编纷纷快捷而轻松地来到观众面前。电视剧《围城》播出后,钱钟书先生的原著小说在书摊遂成为热销,而此前仅为文人知晓;金庸、琼瑶、海岩等人的小说也都是伴随电影或电视剧相继成为读者的案头之物。“全国除了张艺谋,没人看小说”虽是句笑谈,却从另一个角度验证了:影视使文学传播的效力得到了大大提升。

而且,影视艺术的发展,使得它成为最有潜力的艺术形式。本雅明在描述电影意义时提出了视觉无意识:“它本是指电影摄影机借助一些辅助手段……通过分割和孤立处理,通过放大和缩小,便能展现我们平常视觉不能觉察到的东西,这是其他门类的艺术所达不到的。”[6]这正是小说创作中“意识流”的手法的来源。可见,影视艺术在有些方面已经走在了文字的艺术形态前面。

(三)蒙太奇――影视艺术的叙事手法

“蒙太奇”是影视艺术中的一种特殊的组合剪辑方法,最初的含义是一种镜头组接的手段,其雏形显示了一定的叙事潜能,经过不断的理论实践,现已成为影视艺术中最重要的叙事手段。

1.文学功能的延伸

麦克卢汉说“媒介是人体的延伸”,影视艺术就在一定程度上延伸了文学的功能。影视镜头的组接,画面的时空切换,景物和独白的技巧,把瞬息万变,纷纭复杂的人类精神世界呈现出来:有时是一个念头,有时是一种情绪,有时是一些画面……其中有些是语言文字难以表达的。陈凯歌在拍摄《孩子王》时坦言:“阿城在小说中已经写得很好的就不用我拍了,我要拍他没有写出来的意思和意境。”[6]事实上影片中砍刀上山的那条道以及其最后烧坝的寓言力量,以其视觉奇观和一组组特写镜头让人震撼,成就丝毫不逊色于小说。

2.文学内蕴的另类表达

文学具有内蕴性,但内蕴性不是文学独有的特性。由小说家玛格丽特•杜拉斯和罗勃•格里叶分别担任编剧的《广岛之恋》和《去年在马里昂巴德》这两部影片,都成功地将人类复杂而微妙的心理活动直观地表现了出来,实现了所谓的“意识银幕化”。这充分证明了,影视也可以像小说一样致力于揭示人类的内心世界,探索内心的奥秘。

一部《泰坦尼克号》曾让多少人感动,大难来临时的人性百态让观众受了一次心灵的洗礼。这种生命意识的追求是最能引起与观众的心灵交流和情感共鸣的。荧幕上一幕幕“悲剧”把人类的整体生命价值推向一个个新的高峰。另外,蒙太奇手法将文学的含蕴和丰夥运用图像进行文化编码,创造了许多“象外之意”“意外之境”。

三、应然篇:互动与借鉴

文学是一种话语文化,它以抽象的语言文字为核心,是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之间有距离的一种观照和欣赏,即美学上所说的“静观”。而视觉文化则使审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距离消失了,主体直接进入客体,或成为客体的一部分。美国电影理论家乔治•普鲁斯东曾形象地说:“小说与电影像两条相交叉的直线,在某一点上重合,然后向不同的方向延伸,在交叉的那一点上,小说和电影几乎没有区别,可是当两条线分开后,它们就不仅不能彼此转换,而且失去了一切相似之点。”[7]可见,文学与影视之间既有公约性,也存在明显区别。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是促进二者共同发展的最佳途径。

从文学的角度来讲,应该放低姿态,抓住大众传播的有利契机,以影像的语言来推销自己。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艺术,文学在很多方面还是有自己的特殊魅力的,如果能充分利用影视传播的新途径,文学将会迎来又一个自身发展的春天。

从影视艺术的角度看,影视作品应不断从文学中汲取养料,提高品位。文学就像影视艺术的一个储备库,可以为影视的发展提供坚实的后备资源。影视作品文学性的提高,无疑提升了影视的价值和品格,促使它们突破单纯娱乐的狭窄空间,取得更广阔的文化认同。综上所述,影视艺术和文学只有相互借鉴、相互补充,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

四、结 语

影视艺术与文学的关系,是个永远说不尽的话题。可以预见的是,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今天的主流文化完全有可能成为明天的非主流。反之亦然。因此,任何艺术形式都没有高下之分,每种形式和体裁都可以取得理想的艺术效果,关键看怎么创作。文学文本中有很多经典作品,影视艺术同样有震撼心灵的不朽之作。追求艺术的美是人类艺术永恒的追求。而美的真谛在于和谐,但和谐不是形式法则,不是清规戒律,不是等级划分,更不是怀旧抑新,而是表达方式与内容上的高度的统一,是相互借鉴相互融合的共同发展。

今天的文学只有借助于大众传媒(尤其是影视)才能获得更广阔的发展,而影视艺术只有蕴涵文学性才能走得更远。在新的形势下,应该综合影视与文学各自的长处,促进文学的声像化,增强影视的文学性。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影视与文学的互补与双赢,才能促进人类文明和文化的深层次飞跃。

[参考文献]

[1] 东西.小说与影视剧的跳接[J].上海文学,2009(03).

[2] 王国维.人间词话[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3] 希尔斯.论传统[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4] 胡经之,王岳川.文艺学美学方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5] 饶曙光.中国电影分析[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

[6] 周月亮.影视艺术哲学[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

篇6

绪言

费雷里赫《银幕的创作》里说过：“电影可以说是发生在其它艺术的交叉点上，它同绘画和雕塑的相近在于视觉形象的感染力；同音乐的相近在于通过各种音响而构成的和谐感和节奏感；同文学的相近在于它能通过情节反映现实世界的一切联系和关系；同戏剧的相近在于演员的艺术。”费雷里赫在这段话中对影视艺术综合性特征的概括颇为精到。它汲取戏剧、文学、音乐等多种艺术的长处和特点，化为自己的有机语言，借以丰富自己的艺术表现力，这使得电影艺术成为艺术的综合体。

电影与文学

美国电影理论家乔治・普鲁斯东指出：“小说与电影像两条相交叉的直线，在某一点上重合，然后向不同的方向延伸。在交叉的那一点上，小说和电影几乎没有区别，可是当两条线分开后，它们就不仅不能彼此转换，而且失去了一切相似点。”从某种角度讲，文学对于电影有一种决定性的意义，因为立足于文学的影视文学剧本总是被称为“一剧之本”，电影就是文学――用电影表现手段完成的文学。

1.电影与文学的相似性

早在默片时期，美国著名导演格里菲斯就执导了一部根据托马斯・狄更斯的小说《同族人》改编的电影《一个国家的诞生》。他沿用了小说的结构和规模，并将小说史诗般的背景运用到影片当中，通过一个受难中的家庭的不幸遭遇反映美国南北战争的历史故事。他第一次开创了以电影的语言创造性的复活小说故事的叙事转换。在沿用原作的结构和素材时，强化了它们的视觉和情感魅力。

2.电影与文学的差异性

影视和文学对叙事空间的处理更加鲜明的体现了两种艺术形式的不同叙事特质。小说的叙事具有很明显的历时性的特点，虽然用插叙、倒叙的手法，读者仍旧能从中辨别清晰的时间脉络。读者在感知某个空间场面时，也有一个文字到影像的时间转化过程，。而影视的叙事特点是空间共时性的冲击，在观众面前展示一个个富有纵深感的画面，当转变叙事时间时，用空间影响模糊观众对时间的感知。

电影与戏剧

电影和戏剧之间最显著的区别，与叙事文学和叙事影片之间的区别一样，就在于着眼点不同。看戏是受众看主观想看的，而看电影则是看导演想要表达的内容。戏剧演员是以声音进行表演，电影演员则是用脸进行表演。甚至是最熟悉情况的戏剧听众也很难理解那么广泛的表演。而电影演员则要感谢配音，甚至不需要配音，对话可以事后加上去。

1.电影和戏剧的时空差异

电影和戏剧中时间的基本组成单位是不相同的，戏剧以场为基本结构单位，电影以镜头为基本单位，比如在表现紧张快速的剧情时，电影可以通过剪辑把大量的短镜头组接在一起，从而产生延长或者压缩时间的效果，这是戏剧无法比拟的，戏剧的时间只能是不断向前延展的。

第二，戏剧的空间是基本不变的，演员大部分情况都处于电影中景和远景的位置。在电影中，虽然观众的位置不动，但电影通过“在同一场面中改变观众和银幕之间的距离而使场面的面积在画格和画面构图的界限内发生了变化”。

2. 电影和戏剧的表演差异

著名电影导演克莱尔曾经指出：“一个盲人也可以领会大多数舞台剧的要点，而一个聋人也可以领会一部影片的要点”。影视艺术强调视觉造型，在需要的时候用无声来强化视觉感，例如《拯救大兵瑞恩》中，上校目睹士兵们被炮弹猛烈袭击的惨状，电影采取静音，既是他暂时的失聪，也是所有观众的集体失聪，这种处理给予观众极大的震撼，让观众深刻体会到他内心深重的绝望和无声的呐喊。

戏剧、文学叙事对电影叙事的影响

电影之所以能够区别于其他艺术而成为独立的艺术，很大程度上是由电影叙事的独特性决定的。媒介的不同带来了各种艺术类别在叙事话语、叙事语法、叙事逻辑和叙事结构等方面的差别，但电影叙事在叙事方式上深受戏剧叙事和文学叙事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1.戏剧叙事对电影叙事的推动

电影叙事和戏剧叙事的相同之处在于两者都是融导演、美术、音乐、建筑、灯光、布景为一体，同时作用于观众的视听感官方式进行讲述故事。其次两者都是在时空转换中通过演员的表演再现故事。电影吸收戏剧编造情节、讲述故事的特征，戏剧的”三一律“则限制了电影发挥蒙太奇的作用。

2.文学叙事对电影叙事的影响

文学叙事推动了电影叙事的结构技巧和表现手法的发展，在叙事时间上采用闪回、插叙、中断等叙事方法，颠覆传统叙结构的统一性和完整性，赋予影片更丰富的结构张力。其次，文学叙事影响了电影叙事观点的运用和实践。视角的选择寄寓了叙事者的价值判断、情感取向和审美追求。在电影叙事的镜头背后潜藏着叙述者，无声的引导和制约叙事的进程。而多重的叙事视角丰富了电影的表现技巧，增强了故事性和层次感。

结束语

电影是一种视觉表现的艺术，同时又发展成为一种用影像讲故事的艺术，它必须汲取各种艺术门类中的有用元素，有效运用戏剧、文学、美术、音乐、摄影等多种艺术的有益手段，创新的完成文学叙事到电影语言叙事的承袭和艺术转换，电影才能获得斐然而璀璨的艺术魅力，成就光辉不朽的艺术传奇！

篇7

论文摘 要：目前，文学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本的热浪一浪高过一浪，以影视为代表的大众文化与古老的传统文学之间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就是在此基础上，了解这种文化现象的现状，分析此文化现象的成因，从而预测文学的发展趋势。

引言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民众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着市场经济社会带来的各种新鲜事物，其中正面临着一个更深层次的困扰，即伦理道德、价值规范和文化观念的急剧变化的问题。

我们应当关注中国文化的发展趋势，在社会市场经济和功利心态的引导下，人们放弃了以传统精英文化为代表的深度文化，取而代之的是以现代大众传播媒介为依托，以此时此刻为关切中心的消费文化，即大众文化。以下就此文化转型中的一种文化现象作具体分析，透过这种现象来探求这场文化转型的深层原因。

一、影视文化中文学作品改编的现状

“从小说到影视”是一个常说常新、屡谈不厌的重要话题。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影视艺术创作中对文学作品的借鉴和改编，带来了影视剧丰富多彩的形态，特别是当代生活内容、生活观念及生活状态的丰富多彩，使影视剧的改编和创作呈现出多元化的风格，从内容到主题涉及到当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了影视艺术一道重要的风景线。

文学作品中的深刻思想，畅销小说中的动人情节，成为不同导演所钟情的改编对象。[1]经过改编而成的影视剧，不仅在当代影视界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在世界大奖的评选中不同凡响。德国施隆多夫的《锡鼓》，美国的《克莱默夫妇》，我国的《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等都是世界影坛上不可多得的精品。由此可见，即使在影视技术与艺术走向成熟的今天，改编仍然方兴未艾，正继续创造着一个个动人的“银幕神话”。他们独特的艺术魅力在向我们招手，吸引我们深入其中，探究一二。

目前影视改编创作呈现以下几种状态：

（一）对古典名著的改编

中国古典小说创作最繁盛的明清时代，已聚集了众多改编者的目光。四大名著被首先请上银屏，一饱国人眼福。此外，《聊斋志异》、《封神演义》、《三言二拍》等一系列古典名著也不甘落后地在银屏上创造着各自的世俗神话。不难看出，观众对其喜爱程度和观赏热情远远超过了根据外国名著和现当代名著改编的影视剧。从这一方面恰恰可以看出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强大的生命力。

（二）对历史题材的改编

在《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这几部古典名著被逐一品尝后，改编者开始逐个朝代寻找可供改编的历史素材。于是接踵而来的《末代皇帝》、《秦始皇》、《唐明皇》、《康熙大帝》等历史剧争相出台，它们多以长篇电视连续剧的面孔出现，极尽述说之能事，由点及面，极力铺陈。从当今上映和正在拍摄的历史题材的电视剧来看，数量之多，规模之大令人咋舌，而且每一部都在数十集以上。在中华民族浩浩荡荡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改编者可谓“溯洄从之”，没有一个朝代不曾被涉猎。

（三）对当代畅销小说的改编

畅销小说一直是影视剧改编所钟情的对象。“畅销”意味着通俗，流行，意味着被当时的社会大众所接受和欢迎，意味着有较高的商品价值。这一切都是影视剧作为大众传媒本身所需要的。因此，影视剧和畅销小说似乎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对畅销小说的改编往往使影视剧更为畅销，而且经常会产生国际影坛的扛鼎之作。如《辛德勒的名单》（根据托马斯·肯尼利同名纪实体小说改编），《侏罗纪公园》（根据迈克尔·克赖顿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阿甘正传》（根据温斯顿·格卢姆同名小说改编）。

二、改编热潮的深层原因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文化转型不可逆转的趋势呢？

本雅明曾把历史和文化的发展分成三个阶段：传统的乡村社会，资本主义阶段以及二十世纪高科技社会，对应着的分别是故事——现代主义语言与诗歌——传播媒体。这一观点说明了文学艺术从讲故事的口传方式，经过特别的文学写作发展到机器作为媒介的传播方式。[2]

因此，在当下，以大众媒体为核心的电子媒介必将对文学秩序产生强烈冲击。正如有学者认为，在高度信息化、技术化、商业化语境中，世纪之交的社会已从“读写时代”进入了“读图时代”，而影视即为“读图时代”的典型代表。究其原因：

其一：文学隐藏在单一的语言载体中，而影视是把建筑、雕塑、绘画、音乐、文学、戏剧的诸因素综合起来，故事和戏剧情节是图像的动态，音乐伴随着图像，图像隐含了思想，反映着生活。[3]读文学，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文字；看电影、电视，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图像，听到的是声音。因此，“读图时代”的来临也标志着社会文化由文学主体转变为影视主体。

其二：文化主体两个向度的变化，无疑给由传统延伸而来的文艺受众带来接受方式的改变，而最直接的改变，就是由欣赏型转化为消费型。[4]从某种意义上说，消费心态是90年代文艺受众的最主要的艺术意识方式，“消费”已成为话语中心，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消费者的消费倾向日益凸显，“看不见的消费之手”不仅是外部环境的制导因素，更直接渗透到文学的组织、生产、流通与接受过程中。纯文学生存的空间越来越窄，经济时代的文学从写作到出版再到评审，已经越来越难以抵抗商业化与消费主义思潮的冲击。

其三：在文学中，形象和思想通过文字这一载体间接地表现出来，而形象和思想又源于作者的心灵，可以说文学的白纸黑字始终是由心灵来灌注的。而电影、电视都是以一种技术力量在改变着文学所依托的那种自古而来的观念体系，在影视文化中，从表层到深层，从现象到本质，已经不同于心灵活动的微妙，不同于文学表现的诗意，而是一种能“看”得见的图像，它带来了新的时空观和本质观。在影视中，图像是主体，任何人都可以看图像，而在文学中，只有识字的人才能读文学。

三、改编热潮的发展趋势

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影视艺术创作要实现自身的审美价值必须通过观众的欣赏。如果一部作品不能为广大观众所喜闻乐见的话，那么它的审美价值就不能得到实现，也就没有任何美学意义。欣赏它的观众，层次越宽广，人数越多，它的审美价值和意义所能发挥的作用也就越大，文学作品也是如此。[5]因此，在当前社会，不论文学家还是影视编剧或导演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得到大众的喜欢，自然而然，他们就把“雅俗共赏”作为自己作品的美学追求。

那么，我们如何正确理解“雅”和“俗”呢？不同时代不同阶级有不同的理解。我们理解的“雅”是指符合艺术审美特点的规律，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有深意和艺术创造性的作品；我们理解的“俗”是指通俗易懂、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作品。高雅之作其优点是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缺点是可能不易为广大群众所接受。通俗之作其优点是能为广大群众欣赏，缺点是可能浅显，缺乏深意，甚至流为低俗。因此，最好是能使二者结合，各取其长去其短，既能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又能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这就是雅俗共赏的好作品。

总论

现代文学艺术由于其日渐显露的商品化形式，使得现代艺术、现代科技与工商业生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文学作品为代表的高雅文学在面向更广大的读者的“大众化”过程中，也放下了“正统”的架子，不断地向普及教育的方向发展。人们需要在激烈竞争的工作之外享受到一些轻松、愉快，而影视文化也在做大量的文学和文化的普及工作。高雅文学主动向大众文化靠拢，而大众文化主动向高雅文化提升，这两种“主动”就是现在文学最清楚的格局。我们说大众文学也好，高雅文学也罢，其目的是使读者在娱乐的同时提高文化素养和知识涵养，在陶冶情操的同时得到精神的力量。因此，我们必须正视大众文化已初见端倪这一事实，通过良性地引导高雅文学（以传统的文学作品为代表）和大众文学（以影视文化为代表）的整合，在普通民众的生活世界深处挖掘和培育出现代化的人文精神。

注释：

[1]赵凤翔，房莉：《名著的影视改编》，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233—234页。

[2]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14—315页。

[3]张法：《走向全球化时代的文艺理论》，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91—192页。

篇8

【关键词】文学传播 报纸 期刊 影视 网络

媒介是传播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同时也是文学重要的构成要素。大众媒体目前对文学的生产与传播，已不再是单纯的载体或介质，这主要体现在对文学发展走向的影响上，但由于各种媒体自身处境和形态的差异，它们于其中所起的作用不相同，在既有的文学传播格局中地位自然也不一样。

一、作为纸媒的报刊是文学传播的最重要的载体

从总体上讲，报纸不管是对文学新闻还是文学作品的传播，均在反映文学的外在生态层面，而非文学的主体；但它却是文学在社会文化结构中消长沉浮的一面镜子，也是人们感知文学状况的一扇窗口。中国报纸百年历史中，有过许许多多有名的副刊。其中四大副刊不仅在五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还与《新青年》杂志等刊物一起成为新文学的议题设置和建构者。副刊的独特，一在于它既属大众传播同时又是文学的媒介。在大众媒体的功能上，它必须以受众为本位，尽量满足他们的阅读需求；而作为一种文学媒体，它的话语精神又趋向于精英的小众趣味。大众文化时代的到来使媒体的运作方式和运作规则发生了许多根本的改变，副刊以各类消遣娱乐性信息为主的传播定位彻底颠覆了传统文学副刊的传播内容结构，在中国报业发展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的文学副刊的经典形态，随着报业的发展和信息传播手段的丰富，地位和功能反而日渐萎缩。

文学期刊是纯文学的生产与传播最具体制化特征，同时也是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形式，它所形构的文学空间至今仍是其他任何媒体所无法取代的。所以，文学期刊所遇到的种种问题在被认为是文学自身状况的某种反映的同时，也被提到了关系文学长远发展的高度来认识。

首先从外部环境上说，文学从社会的中心退至边缘已经成为被普遍接受的事实。但是国家的文化政策和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相对滞后，决定文学期刊生存的体制性境遇并没发生根本变化。另一方面，刊发纯文学作品，给作协培养出来的写作人才提供发表的园地，是这些国家拨款的纯文学刊物的办刊宗旨。其次，从文学生产的角度说，文学期刊在组织文学生产的能力和文学传播效力上也受到了多种挑战。一是出版业的版税制度使文学出版整合文学资源的功能得到强化，同时出版业市场取向改革比文学期刊先行一步。二是媒体多元化为文学传播提供了更多的途径。网络文学就是一个例子，通过网络成名的作家已经很多，这也消解着文学刊物的权威和信誉。三是由于文学期刊的策划和命名很少具有社会效应，而大众媒体的炒作既有影响力号召力，也可能引发新的阅读时尚，反而影响了文学刊物的编辑取向。文学刊物自身缺乏市场的敏感和开拓市场的能力，就把大众媒体的议题误作了市场的信号，比如“美女作家”成为吸引眼球的娱乐新闻后，一些刊物上这类作品就多了起来，而被认定的小资读者群到底存不存在还是个问题。在内忧外困的局面下，除《收获》、《当代》、《十月》、《中国作家》、《花城》等以不变应万变或稍作变化外，文学期刊纷纷探索重生之路。

综观文学期刊这些年的改革，基本上是走了一条大众化的路子。一方面是对文学疏离读者的修复，因为80年代中期开始文学期刊上的作品大多呈现出一种形式上的探索与试验姿态，在叙述语言的层面上，破坏旧有的秩序，颠覆人们业已习惯和熟识的阅读经验。造成了读者与文学关系的疏离。形成了一代读者对文学的“刻板印象”。新世纪以后的文学书写虽然在修补与读者的关系，但不会短时奏效。另一方面，是基于大众文化转向的语境压力。文学期刊主动走向市场即使没有体制上的障碍，对它自身的能力也是一种考验，因为现在文学期刊的生存问题已非走出体制所能解决，改革只是第一步，最主要的是如何改。

首先，文学期刊作为文化消费品不能回避发行量和社会影响力。其次，细分读者市场的重要性已成为文学刊物定位时须认真考虑的因素，现在大多数文学期刊在栏目名称上已进行灵活的改变，但内容上仍只有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评论几个门类，基本上是雷同的模式，这就造成了期刊之间的同位竞争。第三，除了《收获》等少数老牌刊物积累了较厚实的文化资本形成了自己的品牌，也就是核心竞争力以外，绝大多数文学期刊缺少核心竞争力，生存基础非常脆弱。还应该指出，刊物定位事实上并不具有独占性，或者说，并不具备持久的、不易被复制的特性。而一个刊物所形成的核心竞争能力却具有不易被模仿、替代与超越的特点。因此，错位竞争也好，同位竞争也好，关键在于是否具有相应的核心竞争能力以及如何保持与不断增强这种能力。

二、文学与影视的互通交融

在整个大众传播的环境中，文学与影视的互通交融同样令人注目。文学作品改编为影视剧使文学实现跨媒体传播，文学由文字转向了视听多种表现形式，扩展了文学空间，这一事实已无可争辩。但对其中蕴含的诸多可能却有着种种阐释，一是随着媒介权利的移位，影视将市场优势转化为挤压文学的符号资本，文学不可避免地变成弱化的艺术类型甚至最终被取代；再是文学作为影视的文化根基，不但源源不断地为其提供素材，而且将自己的表现手法渗透进影视的叙事中去，促其成为文学的图像化翻版。

事实上，文学与影视关系这一论题有着不同的逻辑层面。在建国后十七年的银幕上，现代文学名著，如《祝福》、《林家铺子》、《早春二月》等，革命战争与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如《青春之歌》、《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红岩》等等，影片改编都以正剧形式共享纸质媒体提供的内容。新时期以后，国产片多从同时期小说“嫁接”而来，谢晋、张艺谋是最典型的。

影视对文学大规模的几乎同步改编，实现着由文字到图像的转换，使其成为人们了解和感知文学的重要方式，在中国文学史上，这是又一次深刻的文学传播的媒介转换，而且由于早时期的影视改编普遍以忠实原著为旨趣，所以说文学几乎是坐享其成。文学与影视的主从关系发生变化，是从张艺谋、陈凯歌、黄建新、吴子牛“第五代”导演群体开始，他们对高度欣赏的文学原作除了基本内容和叙事框架在改编时适当保留外，更注重影视自身美学精神和主体意识的张扬。影视作为大众文化产业的属性被不断强调以后，影视对文学开始由艺术的互动变为内容资源的发掘与利用，这时候市场和观众的接受成了影视改编的出发点和归宿，原作的内涵和韵味如果与其相左，那牺牲的肯定是原作。如李少红执导的《雷雨》成了极具观赏性的家庭伦理剧。影视对小说文本的巨大需求和转化能力以及带来的利润使作家的写作立场、审美方式、艺术形态等诸多层面发生了变化。这种现象被称为“作家围着导演转，笔尖跟着摄像机走”，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准影视脚本风格的小说文本。

小说被改编为影视，影视的成功则又带来了原作或其衍生读物的热销，这是最近20年来文学传播的新动向。最初是《围城》的热播使这部知识分子趣味浓厚的小说成为一时的阅读热点并畅销数年不衰。以后，即使小说一直默默无闻，只要改编的影视剧火了，小说原著、影视脚本、影视小说等相关内容必定能够红火一阵子。影视的成功对图书销售产生了不可低估的拉动效应。但观看完影视后的阅读，与首先接触文字文本肯定有所不同，因为前者是带着规定情景，图像已为阅读的联想预设了方向，这是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影视脚本、电视小说基本上可以当作其衍生物看待，如果没有影视它们就不可能存在，所以不能以纯文学的规范来评价这种介于文学与影视之间的新文体。以线性的文字阅读直接转换为流动的画面或重温曾历的视觉记忆，是这类文本力图达到的接受效果。

三、网络文学的出现

互联网的出现及其带来的全新传播模式，使文学传播面临全新的局面。一是在网络新媒介环境中，文学的传播将使过去精英主导的文学书写和传统媒介建构的文学体制重新组构，文学的生存与生长空间得到极大拓展，文学活动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二是在互联网的信息海洋中，文学传播处于明显的弱势。文学可能因为赶不上网络科技的脚步，陷入更大的危局当中。

文学需要更多读者，网络日益成为阅读的重要通道和纯文学延伸空间，但网络文学传播所面临的问题让人感到它与现有的文学传播通道相比，还显得初级和原始。网络文学传播的新机可能孕育于以下各环节的跨越和突破上：一是发挥网络媒介大量传输与储存的优势，提供更丰富多元和整合性的文学性作品；二是创作出更多的多媒体文本，加入互动性阅读结构，激发阅听人使用网络媒介的热情；三是提供更具个人性的媒介内容，这个媒介优势尚有很大的开发潜力，比如可以依照文类不同提供更细分的服务；四是原创文学新闻消息的，这类内容也不容忽视，目前尚不能期望专业的文学网站拥有建构文学议题的能力，但要创建新的文学传播路径以抗衡平面媒介的传播霸权，没有大量的权威文学信息流通也是不可能的。

篇9

作为中文系的基础理论课程，文学理论在中文系体系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我在文学理论课程的教学实践中将教学目标确立为：使学生通过学习掌握文学理论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知识，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理论分析、评价文学作品、文学思潮和文学现象，使学生以审美的方式关注社会、人生及自我的发展。而为达到这样的教学目标，通过教学实践，我感到以下的做法是行之有效的。

一、欣赏优秀文学文本。关注具体文化现象

高校的文学理论课程通常开设在大二或大三学年，在此之前，学生已经上过古代文学课程和现代文学课程，学生对文学知识的把握仅仅停留在文学史的知识层面上。而且，近十多年由于社会传播媒介的变化，影视音像技术的强劲发展，学生课余受到优美的文学文本的熏陶机会明显减少，对文学作品缺乏直观的、感性的直接认识，文学阅读量小，阅读面窄。这给教学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在教学中，如果不能联系实际的文学作品，那么理论教学会显得十分枯燥。因此，我在教学中十分注意引导和培养学生对于经典文学作品的阅读兴趣，扩大他们的阅读量。比如。在讲到“扁平人物”与“圆整人物”的问题时，我举了《聊斋志异――画皮》作品中的人物进行分析。不少同学在课下阅读了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画皮》，并在阅读中思考人物的塑造问题。有的甚至还阅读了包括《画皮》以外的其他章节，并提出了一些见解。比如，有的同学就从中举出一些篇目，来说明古代小说中的人物塑造也有相对比较圆整的。

看到同学们如此浓厚的阅读兴趣，我趁热打铁，安排了一节讨论课，讨论的内容是比较文学经典名著与由名著改编的影视文学作品，进一步思考当代社会的审美意识问题。其教学效果又是出乎意料的。因为由于当代学生对改变后的影视作品比较熟悉，而对于文本比较陌生。因此，不少同学重新找来了文学文本，比如张爱玲的小说《色戒》与影视版的比较、红色经典系列的比较《铁道游击队》、《小兵张嘎》等。还有被当今选秀之风拉动起来的《红楼梦》的阅读。总之，有了学生这样充分的准备，使得后来讨论进行得十分热烈，不少同学甚至走上讲台结合着所学到的理论知识发表自己的看法。课堂效果收效良好，而我也从学生的发言中获益良多。这种激发学生阅读优秀文学作品兴趣的方法，使得文学理论课的学习生动而富有趣味，从而使学生进一步产生了对于理论学习的渴望。

二、秉承应用性的教学理念，培养分析问题的理论素养

文学理论兼具了指导性与工具性的性质。虽然它是一门理论学科，但其教学目标绝不仅仅是概念和原理的阐释上，而是应该秉承应用性的教学理念，切实地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理论思维素养和提高理论写作的能力。

随着当前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人类社会生活方式包括文化生活方式正发生着重大而深刻的变化。纯文学与杂文学的关系，专业写作与非专业写作的关系，纸介质文学出版物与互联网上文学作品之间的关系，都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文学创作方式、传播方式和接受方式，都产生了一些新的因素。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鼓励和启发学生正视新的现实，通过观察与思考，逐步引出新的见解，并落实到具体的理论写作实践当中，从而将文学理论应用性的教学理念贯彻到底。为了达到这样的教学目标，我认为可以分为两步走：开放的讨论，严谨的写作。

比如，关于手机文学的问题，这是教材当中没有作为教学内容的部分，但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已作为一种新型的文化形式，其阅读方式和文学特点几乎颠覆了以往的传统文学形式。对此，我提前给同学们布置了几个问题，打开他们看问题的视野，请同学们在课下大量搜集各种手机文学现象，这对于21世纪的大学生是极富有吸引力的工作。然后，再接下来的教学中组织他们进行讨论。讨论中，我对大家的发言适时做出相应的评论或进行更深入的提问，鼓励他们各抒己见，而不做倾向性的对错判断，将学生们引入到一个开放有序的讨论氛围当中，使他们在这样的讨论中提高自己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以讨论的方式来进行的课堂讲授有助于形成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紧接着讨论后，请某些持代表观点的同学接受其他同学的提问和补充，这样既可以对某些问题进行全面而明确的把握，也能发现理解过程中的普遍性欠缺。教师在这个时候可以针对重点问题进行点评，引导学生更好地理解相关内容。这种互动式的交流，可以强化学生的理解，也可以促进学生的进一步思考。

篇10

【摘 要 题】观点与流派

【关 键 词】视觉文化/文学的终结/电影小说/日常生活审美化

【正 文】

二十一世纪是一个技术狂欢的时代。视觉文化，是一种在数码技术、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推动下立足于视觉因素，以“形象”或是“影像”主导人们审美心理结构的崭新文化形态。视觉文化的兴起，是当今文化生活中一个极其重要的事件。它似乎将已有的文字的传统阐释功能和表现功能排斥殆尽，而引发了“图像”与“文字”之争，使曾高居“象牙塔”中的文学艺术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那么，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冲击之下，“图像”能替代“文字”吗？文学会走向“终结”吗？本文主要以电影(电视)与文学的关系为个案，试图探讨这些问题。

问题的提出

在西方，不少理论家们惊呼“图像”已然战胜了“文字”，认为“文字”屈从于“图像”已是不争的事实。如，海德格尔认为，近现代社会是一个“技术时代”、“世界图像的时代”（注：海德格尔：《世界图像的时代》，《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72、73页。）。丹尼尔·贝尔声称：“目前居‘统治’地位的是视觉观念。声音和景象，尤其是后者，组织了美学，统率了观众”；“我相信，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一种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注：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蒲隆、任晓晋译，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56页。） 詹姆逊则指出，在现代主义阶段，文化和艺术的主要模式是时间模式，它体现为历史的深度阐释和意识；而在我们所处的后现代主义阶段，文化和艺术的主要模式则明显地转向空间模式——一种以复制与现实的关系为中心，以及以这种距离感为中心的空间模式。他在一次访谈录中说：“我用时间的空间化把这两组特征(表面与断裂)联系起来。时间成了永远的现时，因此是空间性的。我们与过去的关系也变成空间性的了”；换言之，种种“类象”或“影像”的文化逻辑是一种空间意义的联系，它们将众多历史性的片段摊到一个平面之上，彼此之间没有历史的纵深感（注：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陈清侨译，《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55页。）。面对机械复制技术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渗透和形象的垄断性推进，法国哲学家居伊·德波在《景象社会》中指出“景象”是当今社会的主要生产，而大胆宣布了“景象社会”的到来（注：Guy Debord，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New York: Zone， 1994) ， 4～5. ）。后来的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本雅明提出了“机械复制时代”文明的阐释。接着，利奥塔在肯定了图像形式所表现出来的生命能量的同时，提出了“图像体制”问题，并对这一体制进行了批判。稍后的博得里拉又提出了“类像时代”的概念，并指出这是一个由模型、符码和控制论所支配的信息与符号时代；他说：“景象决不能理解为是视觉世界的滥用，抑或是形象的大众传播技术的产物，确切地说，它就是世界观，它已变得真实并在物质上被转化了。它是对象化了的世界观”；它的“基本特征在于这样一个简单事实，即它的手段同时就是它的目的，它是永远照耀现代被动性帝国的不落的太阳，它覆盖世界的整个表面但永恒沐浴在自身的光辉之中”（注：居伊·德波：《景象的社会》，肖伟胜译，见《文化研究》第三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在《图像的威力》一书中，法国思想家勒内·于格更是对人们膜拜与迷恋图像的文化景观作了一个极其生动的描述：“尽管当代舞台上占首要地位的是脑力劳动，但我们已不是思维健全的人，内心生活不再从文学作品中吸取源泉。感官的冲击带着我们的鼻子，支配着我们的行动。现代生活通过感觉、视觉和听觉向我们涌来。汽车司机高速行驶，路牌一闪而过无法辨认，他服从的是红灯、绿灯；空闲者坐在椅子里，想放松一下，于是扭动开关，然而无线电激烈的音响冲进沉静的内心，摇晃的电视图像在微暗中闪现……令人痒痒的听觉音响和视觉形象包围和淹没了我们这一代人。图像取代读书的角色，成为精神生活的食粮。它们非但没有为思维提供某种有益的思考，反而破坏了思维，不可抵挡地向思维冲击，涌入观众的脑海，如此凶猛，理性来不及筑成一道防线或仅仅制作一张过滤网。”（注：勒内·于格：《图像的威力》，钱凤根译，四川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21页。）

面对信息技术的幽灵，法国后结构主义者雅克·德里达借《明信片》中主人公的惊人之口说：“所谓的文学的整整一个时代，即便不是全部的话，都不能活过电传的特定技术制度(在这方面政治制度是次要的)。哲学或精神分析学也不能。爱情信件也不能。……”美国加州大学学者J·希利斯·米勒举电讯媒介、因特网对文学、对全球化、对民族国家权力、政治施为行为的影响与渗透为例，得出了一个令人忧虑的结论：“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再也不会出现这样一个时代——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撇开理论或政治方面的考虑而去单纯研究文学……文学研究从来就没有正当时的时候，不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注：以上引文见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围绕“图像”与“文字”之争，影视与文学的关系是研究者的主要关注点之一。与西方学者的思想同步，国内学者也相继提出了“图像化转向”，以及我们已进入“图像时代”，传统的文学与文学研究即将“终结”的论说。

可以断言，影像的诞生是当代文化生产的一大转折。麦克卢汉说：“电影的诞生使我们超越了机械论，转入了发展的有机联系的世界。仅仅靠加快机械的速度，电影把我们带入了创新的外形和结构的世界。”（注：参见《麦克卢汉精粹》，何道宽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页。） 而继电影之后，电视更是大规模地扩大了影像生产的规模。这些影像正在强有力地介入、包围和控制着人们的生活，而印刷文化的中心地位则岌岌可危。布尔迪厄就注意到了电视对报纸一类传统文字媒介的有力挑战，他说：“今天，在新闻界围绕着电视展开的斗争是主要的斗争……有迹象表明，与电视相比，文字新闻业在渐渐地萎缩：电视增刊在各家报纸中的比重不断增大；文字记者们最关心的是自己的作品被电视所采用(当然，也一心想在电视上露面，这有助于提高他们在报社的身价。任何一个记者，若想要有影响，就必须上电视做节目；这样一来，某些电视记者反而在报社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从而对文字这一行的特殊性提出了质疑；如果一个电视女主持人朝夕之间就可以成为一家报社的主编的话，那人们就不得不发出疑问，一个文字记者的特殊技能到底何在)；被美国人称为‘agenda’的东西(即议事日程，那些必须讨论的东西，如社会的主题，重大问题等)越来越受电视的左右(在我作了描述的信息的循环流通中，电视的影响是决定性的，文字记者推出一个主题，如一个事件，一场论战等，一定要被电视采用，重新策划，拥有某种政治效力，才会变得举足轻重，成为中心议题)。文字记者的地位因此而受到威胁，这一行业的特殊性也就遭到了质疑。”（注：布尔迪厄：《关于电视》，许钧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7～58页。） 记者的文字不过是结构上依附于电视的信息，文字记者被边缘化了。这里，电视的威力也就是图像的力量。在当代文化中，“图像”似乎已然凌驾于“文字”之上。

受到西方理论家的影响，国内有学者也提出，“图像时代”的到来，意味着电影的进攻和文学的退缩；“在这场美学革命中，电影以其逼真性对于艺术的规则进行了重新的定义，在资本经济的协同作用下，作为艺术场域的后来居上者，它迫使文学走向边缘。在此语境压力下，文学家能够选择的策略是或者俯首称臣，沦为电影文学脚本的文学师，或者以电影的叙事逻辑为模仿对象，企图接受电影的招安，或者以种种语言或叙事企图冲出重围，却不幸跌入无人喝彩的寂寞沙场。……文学的黄昏已然来临。”（注：朱国华：《电影：文学的终结者？》，《文学评论》2003年第2期。） 其言外之意是，文学将让位于电影，“图像”将替代“文字”，文学将不可避免地走向“终结”。

影视与文学的联姻

在我看来，影视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并没有那么简单。作为两种有着不同的表现形态和艺术特质的艺术样式，影视与文学有着各自不同的生存方式与发展道路，它们之间有着非常复杂的关系。

电影艺术兴起之初，为了摆脱“杂耍”与“游艺场玩艺”，电影虚心地向经典的文学著作“求教”。“当时的电影缺乏想象力……为了从不景气的情况中摆脱出来，为了把那些比光顾市集木棚的观众更有钱的人吸引到电影院里来，电影就必须在戏剧和文学方面寻找高尚的题材”（注：乔治·萨杜尔《世界电影史》，中国电影出版社1982年版，第73页，第77页。）。通过大量地改编、演绎文学名著，依赖这些原作的权威地位，早期的电影俘获了大批的观众。于是，法国电影导演阿培尔·冈斯在1927年就热情满怀地说：“莎士比亚、伦勃朗、贝多芬将拍成电影……所有的传说、所有的神话和志怪故事、所有创立宗教的人和各种宗教本身……都期待着在水银灯下的复活，而主人公们在墓门前你推我搡。”（注：转引自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王才勇译，浙江摄影出版社1993年版，第8页。）曾有人做过细致的统计，自有电影以来，大约70％以上的中外故事片都改编自文学名著(主要是小说)，而且文学名著一改再改，像法国文豪雨果的《悲惨世界》，曾被改编高达17次。难怪前苏联的电影理论家波高热娃感慨道：“没有莱蒙托夫和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巴尔扎克的作品的改编，那么电影的历史也是不堪设想的。”（注：李晋生编：《中国电影理论文选》上册，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版，第503页。）尽管如此，人们在观赏了这些改编的电影之后，还是有相当多的人愿意甚至更喜欢阅读原著，其中重要的原由是原作精神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王安忆就表示：“我觉得电影是非常糟糕的东西，电影给我们造成了最浅薄的印象。很多名著被拍成了电影，使我们对这些名著的印象被电影留下来的印象所替代，而电影告诉我们的通常是一个最通俗的，最平庸的故事。……电影特别善于把名著平庸化，大众化，变成一种可使大家广泛接受的东西。”（注：王安忆：《心灵世界——王安忆小说讲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1页。）

显然，在影视对于文学名著的改编过程中，作为文学作品的原作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并影响着人们对于影视作品改编成败的评判。我们知道，电影受到时长、摄制技术和观众的生理要求等诸多因素的限制，对于作品复杂人物关系和社会状况的表现往往力不从心，而无法与文学作品中那种运用文字以持续不断地铺陈、描写、刻画而带给读者的审美体验同日而语。如，电影《红楼梦》尽管尽量忠实原著，总会挂一漏万，使千百万观众不满足。此外，影像文本能否改编成功，很大程度上还决定于编导对于原著和作者的理解深度，只有和原著有着精神的共鸣和沟通，才能改编成令人信服的作品。如，电影《城南旧事》，抓住了林海音原作中那种淡淡的感伤情绪，改编获得了成功。而电影《骆驼祥子》，编导出于对祥子的特殊喜爱，草率地变动了祥子的堕落结局，不仅破坏了祥子性格的发展逻辑，而且削弱了影片社会历史的内涵价值。

也有些影视所选取的文学原作并非文学名著，这些文学原作的名气远远不如名著，或仅仅是在文学圈子里为人所知。影视艺术家以它们为素材进行再创作，使它们为一般大众所接受，而形成了广泛的影响。如，电视剧《围城》播出后，钱钟书先生的原著小说在书摊上成为热销，而在此之前并不大为人所知；琼瑶、金庸、老舍、二月河、张平、海岩等人的小说也都是如此，它们都伴随电影或电视剧相继成为读者的案头之物。同样，电影《哈里·波特》、《指环王》以及斯蒂芬·金的电影引入中国后，这些翻译作品也迅即风靡了大江南北。在这种改编过程中，不可否认，影视艺术家起了主导的作用；但是，他们仍然遵循着从原作到剧本到拍摄，即从“文字”到“图像”的路径。

还有一些影视是对文学原作的戏说，它们是借助于一种与原作格调的对比和张力关系，而有意脱离文学原作所进行的自由创造。这些影像文本离文学原著越来越远，甚至于面目全非。譬如，在大陆与香港合拍的电影《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大圣娶亲》里，编导不过是借了《西游记》的躯壳来编织自己对于爱情与人生的梦想，其中根本就没有多少原著的影子。

但是，前苏联的著名导演C·格拉西莫夫说得好：“一个电影导演是可以从崇高的文学典范中学到很多东西的。这两种艺术之间存在着联系，而且这种联系应该得到加强。伟大的文学所积累的经验能够帮助我们电影工作者学会怎样深刻地去研究复杂多样的生活。”（注：转引自《历史积淀与时代跨越——中国现代文学名著影视改编透视》，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2年第一期，第41～49页。）

这让人想起了中国电影史的一段佳话：1947年12月14日，由张爱玲编剧的电影《太太万岁》在上海各大影院同时上映，据记载，在连续两周里，即使大雪纷飞，剧院仍是场场爆满。上海各报竞相报道这一盛况，有“连日客满，卖座第一”；“精彩绝伦，回味无穷”；“本年度银坛压卷之作”云云（注：参见1947年12月13日～27日上海《大公报》、《申报》、《新闻报》等报章报道。），关于《太太万岁》的评论热潮直到第二年才渐趋平淡。《太太万岁》成功的原因很大部分应归于张爱玲，她坚持在剧本创作中沿袭了自己一贯关注小人物平淡人生的视角，以及淡淡的“含着微笑”的艺术风格。有评论者谈及这部影片时指出，无论是影片的选材，还是在表现方式(如影片中的场景处理、细节安排等)上，都带有典型的“张爱玲风”——“它的风气是一股潜流，在你的生活中澌澌地说着、流着，经过了手心掌成了一酌温暖的泉水，而你手掌里一直感到它的温暖，也许这缓缓的泉流，有一天把大岩石也磨平了。”（注：参见《文华影片公司新片特刊·〈太太万岁〉中的太太》，《大公报·大公园》1947年12月13日。）

影视与文学的疏离

不可否认，影视一直在追求自己独立的探索与发展道路，试图把自己的触角伸向各个领域。目前的电影制作就出现了通过高科技、大投入、大场面以追求视听感受的发展趋势。如，风靡全球的《侏罗纪公园》、《哈里·波特》、《指环王》和《功夫》等影片都是靠着让人匪夷所思、叹为观止的声音和画面效果让观众如痴如醉，而创造了不菲的票房价值。沃卓斯基兄弟1999年的《骇客帝国》与2003年的《骇客帝国：重装上阵》更被评论为开启了电影叙事语言的新纪元。这些电影竭力冲击当代技术所能提供的视觉效果的极限，而其中的文学性因素受到了挤压，给观众提供的是目不暇接的视觉大餐。但是，我们不能由电影与文学关系的这种疏离，而对这种现象在理论上进行无限引申和扩展，得出“图像时代”的到来或是“文学的终结”。因为，在广阔的文学天地里，仍然有很多东西是影视无从插手的。

一般说来，影视是通过画面与音响作用于大众感官的视听艺术，它必须把所要表现的内容一概化为视觉形象与听觉形象；而文学则是经由文字的传达作用于读者头脑的想像艺术，它可以毫不费力地表述抽象概念与凌乱而不相接的心理流程。在画面思维与想像思维之间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视觉、听觉艺术直接诉诸人的官能，而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却不直接诉诸官能，但在深入探索和表现人物细致入微的思想感情上，却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在文学接受过程中，视觉不过是一个始发点，它所传导的符号信息只有通过读者中枢神经的再造想像，在脑海里破译出一幅符合文字描绘的艺术图景，才能读出凝结在书中的意思或意味——这是心智性的；而荧屏则是全息性的，音、像、语俱全，它们在同一瞬间撞击着人的整体机能，其间无需任何语符的转译，人们很容易就被激活，仿佛尚未动脑，却一下什么都懂了，实际上却不一定都懂了。

以对《十日谈》、《坎特伯雷故事》、《天方夜谭》改编成果而蜚声影坛的意大利导演比埃尔·保罗·帕索里尼指出：“我觉得电影和文学作为表现手段之间区别，主要表现在隐喻上，文学几乎完全是由隐喻构成的，而电影几乎完全没有隐喻。”（注：转引自《西方文学与电影》，载于《广西艺术学院学报》1996年增刊。）也就是说，文学作品里充满了文字构成的隐喻，其中的人物形象更是无数隐喻的终极指向，读者必须在阅读文学作品的全过程之后，结合自己的日常经验加以分解、类比、综合才能获得审美享受；而电影则只能通过画面凸现鲜明视觉形象，观众所得到的是导演强加的、先声夺人的视觉印象。安德烈·勒文孙说：“在电影里，人们从形象中获得思想；在文学里，人们从思想中获得形象。”（注：转引自爱德华·茂莱：《电影化的想象——作家和电影》，邵牧君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89年版，第114页。）身跨文学与电影两界，既是“新小说”派代表，又是“左岸派”电影重要编导的阿兰·罗伯—格里叶也感慨地说：“文学——这是词汇和句子，电影——这是影像和声音。文字描述和影像是不相同的。文字的描述是逐渐推进的，而画面是总体性的，它不可能再现文字的运动。”（注：转引自《西方文学与电影》，载于《广西艺术学院学报》1996年增刊，第41～44页。）

因此，正如莫言所说的，文学原作和影视作品“毕竟是有独立品格的两回事，……改编是一种固定化，每个人在读小说时都在想像和创造，比如林黛玉是高是矮，长脸圆脸，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但一旦改成影视作品，就明确了，固定了，也就限定了，林黛玉就是某某演员那样瘦的长脸。所以影视其实是用对作品的一种解读代替抹杀千万种不同的解读。从这种意义上讲，文学是活的，影视却是死的”。这一番话道出了小说与剧本写作不同的特性和要求，文学具有影视所不能替代的独特之处（注：陈洁：《作家的影视新感觉》，《中华读书报》1999年6月1日。）。

爱德华·茂莱精辟地指出：“由于小说家掌握的是一种语言的手段，他在开掘思想和感情、区分各种不同的感觉、表现过去和现在的复杂交错和处理大的抽象物等方面得天独厚。尽管晚近以来某些电影导演力图在表现复杂的主观关系方面与文学一争高低，但电影毕竟在这个领域里比小说略逊一筹，难相比美。把注意力全部放在人的内心世界上的电影导演，或者换句话说，当他们处理一些更适合于文学家的题材时，结果往往拍出静态的、混乱的和枯燥乏味的非电影。”（注：爱德华·茂莱：《电影化的想象——作家和电影》，邵牧君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89年版，第113、140、306、302页。）像鲁迅的小说作品，除个别篇目外许多都不适合改编电影，虽然《祝福》、《伤逝》已改编成功，但《在酒楼上》、《药》、《离婚》、《狂人日记》等都不适合。先生甚至认为《阿Q正传》也不具有改编成电影的可改性，他指出，“要在舞台上或银幕上表现阿Q的真实性格而不流于庸俗和‘滑稽’是十分不容易的”（注：转引自《论改编的艺术》，《世界电影》1983年第1期。）。再如，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属于书信体小说，作品中充满了少年人对生活的感受，但关于情节、场景的叙事则显单薄、次要，以表现视觉形象为重心的电影就很难把它搬上银幕。又如，一些意识流的文学作品更是根本就无法改编也拒绝改编，“把《尤利西斯》拍成电影的尝试是注定要失败的。虽然乔伊斯的小说里充满了和银幕上使用的技巧很相类似的技巧，这些技巧在书本里是用词句来完成的，或者是在语言的和理性的层次上运用，并非电影摄像机所能摄录。我们如果想了解乔伊斯笔下的人物，就必须进入——深深地进入人物的内心。电影的再现事物表象的能力是无与伦比的；然而，在需要深入人物的复杂心灵时，电影就远远不如意识流小说家施展自如了。”（注：爱德华·茂莱：《电影化的想象——作家和电影》，邵牧君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89年版，第113、140、306、302页。）

可见，作为两种不同的艺术门类，文学和影视的艺术规律和表达方式是不同的。小说的最终产品和影视的最终产品，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美学种类，就像芭蕾舞不能和建筑相同一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学与影视是艺术天地中并流的双河，那种认为电影将取代文学，使文学会成为自己的附属品的论断是偏颇的。

诗意地栖居

在“图像化”转向的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文学样式处于低谷，但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文学语言的实验性和先锋性与新媒介进行竞争，不断地拓展着文学的生存空间。

我们注意到，影视艺术的发展使作家的创作在技术上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新小说家萨洛特、格里叶、布托尔都认识到新兴电影艺术对小说技巧的意义，说“电影这一前程无量的艺术，其崭新的技巧，马上使小说受益匪浅”（注：娜丽塔·萨洛特：《从陀斯妥耶夫斯基到卡夫卡》，见柳鸣九《新小说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页。）。格里叶的创作活动就像一台机器，按照事先设定好的程序进行循环往复的复制。如，他的《去年在马里安巴》标明是“电影小说”，其叙事策略多采取淡化人物情节、简化叙事，强调片段记录、复制和迷宫手法等。而且在格里叶的代表作《嫉妒》的开篇，小说家则像一台摄像机，从露台将场景一一精确地描写下来，其故事和情节则如机械一样不断复制，阿X的故事和弗兰克的故事重复写了九次，一只蜈蚣的死说了九次，“香蕉林”的描写重复了六次，汽车抛锚叙述了六次……这些重复都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小说中的人物似乎已然迷失在现代技术的丛林。对于自己的创作取向，格里叶有一段自白：“但在我这里，人的眼睛坚定不移地落在物上，他看见它们，但不肯把它们变成自己的一部分，不肯同它们达成任何默契或暧昧的关系……人的视线限于摄取准确的度量，同样他的激情也只停留于物的表面，而不企图深入，因为物的里面什么也没有；并且也不作任何感情表示，因为物件不会有所反应。”（注：罗伯特·格里叶：《自然，人道主义，悲剧》，见柳鸣九《新小说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9页。）因此，阅读这些“电影小说”，我们仿佛穿梭于技术之网，让人感觉技术复制时代的技术和机器不仅裹挟了现实中的人，而且进入了当代的艺术世界之中。对于“电影小说”的艺术特点，爱德华·茂莱有一个非常精彩的概括：“肤浅的性格刻画，截头去尾的场面结构，跳切式的场面转换，旨在补充银幕画面的对白，无需花上千百个字便能在一个画面里面阐明其主题”（注：爱德华·茂莱：《电影化的想象——作家和电影》，邵牧君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89年版，第113、140、306、302页。）；他强调指出，“如果要使电影化的想象在小说里成为一种正面力量，就必须把它消解在本质上是文学的表现形式之中，消解在文学地‘把握’生活的方式之中，换言之，电影对小说的影响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才是有益的：即小说仍是真正的小说，而不是冒称小说的电影剧本”（注：爱德华·茂莱：《电影化的想象——作家和电影》，邵牧君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89年版，第113、140、306、302页。）。

畅销小说作家海岩指出，“我们现在处于视觉的时代，而不是阅读的时代，看影视的人远远多于阅读的人，看影视的人再去阅读，其要求的阅读方式、阅读心理会被改造，对结构对人物对画面感会有要求，在影像时代，从事文本创作时应该考虑到读者的需求、欣赏、接受的习惯变化，所以作家在描写方式上很自然会改变，这是由和人物和事件结合在一起的时代生活节奏和心理节奏决定的。”（注：鲍晓倩：《作家纷纷触电影视　创作心态各不相仿》，《中华读书报》2003年11月26日。）但是，显而易见，小说并不会因此而成为影视的附庸。文学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即使文学中有精英文学与大众文学的分野，它们也是彼此共存，各有各的市场，各有各的发展；而影视不过是“严肃文学的通俗读本”(苏童语)，它对于精英文学作品的改编，只不过是把它大众化，变成大众的精神食粮，实际上永远无法取代它的精英本体。因此，小说的改编大户王朔说：“写影视剧来钱，但写多了真把人写伤了，再要写小说都回不过神来。”（注：陈洁：《作家的影视新感觉》，《中华读书报》1999年6月1日。）

海德格尔说过，人应为自己创造一个能诗意地栖居的场所，这便是心灵的归宿。他提出近现代社会是一个“技术时代”、“世界图像的时代”，本意是要人们区分“世界图画”和“关于世界的图画”。诗意的居所无需豪华，无需珠光宝气；适合于肉眼纵情声色的锦绣谷，未必宜于心眼居住。因为它亟须提供的是安魂，而非肉眼的烦躁。人的主体性与科学技术的共同发展，使人们生活在一种所谓的“世界图画”之中，这种“图画”实际上是一种幻觉，它虽有逼真的外观，却不一定指向外在真实的世界。更多的情况是，彩色荧屏因有全息性直播物质现实之特点，而迅猛沦为商业广告媒体，日夜着人们的欲念。红的是唇，绿的是怀春的猫的眼睛。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官能，很少思想；充满生物性，很少价值性。一言以蔽之，现代文化工业是用高科技来煽动低品位，用物质文明来包装原始——以是之故，面对这滚滚的视觉洪流，有的北欧国家已法定孩子每周看电视的时间，以便他们能够用心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