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政治哲学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柏拉图政治哲学，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柏拉图致力于从公共利益这一国家整体性目标的视角来阐明正义的内涵。他说：“建立这个国家的目标并不是为了某一阶级的突出的幸福，而是为了个体公民的最大幸福；因为，我们认为在一个这样的城邦最有可能找到正义，而在一个建立的最糟的城邦里最有可能找到不正义”可以看出来，柏拉图心目中的理想国家应该是与正义内在契合、关联一体的，它以正义为建立的原则，同时又是正义栖息的场所。城邦正义的最高原则就是理想国家得以建立的根本指南，同时也是理想国家为之奋斗的根本目的，正义是思辨理性下全体公民的共同幸福，这种共同幸福就是公共利益的所在，换句话说，正义以公共利益为归宿，相应地，如何实现正义其实质就是如何实现公共利益。可以说，从柏拉图开始，对正义的理解与诠释具有了一种公共利益的内涵与意蕴，这也成为影响后世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理论传统。

按照思维的逻辑，柏拉图思考的重心转向了如何实现真正的城邦正义这一问题。柏拉图认为首先是构建一种形式和谐的政治秩序，这种和谐的政治秩序体现在分工与合作之中。正如柏拉图所说的：“正义就是只做自己的事而不兼做别人的事。柏拉图对正义的探讨进入到社会结构与功能的现实领域。各个阶层的人们按照各自的社会分工，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扮演好自己的社会与职业角色，不要随意干涉和扰乱别人的分内之事，这样就最大限度地彰显了个人的正义，也就忠实地践行了个人的正义。当全体城邦公民都遵循这个原则，并且整个城邦生活在结构划分的基础上，制定并有效地实施了一系列与之相适应的管理制度与机制时，那么，这个国家无疑就是正义的了，它就会朝着善的方向发展以实现整个国家的最大幸福，即公共利益。可以这样说，各司其职、恪守本分的分工合作成为公共利益得以实现的前提；从这个角度讲，个人正义的总体彰显与公共利益的实现是天然同一的。可以大胆地说，正义的城邦无时无刻无处不体现和渗透着公共利益的精神。在这个意义上，城邦正义就是公共利益。

柏拉图摒弃了抽象地谈论国家正义的做法，而将国家正义的实现真正落实到了城邦公民的个人行为上，赋予了国家正义以坚实的现实基础。与此同时，柏拉图也认识到虽然国家正义依赖于个人正义的彰显，但城邦中单个成员的个人正义并不是国家正义本身，因为国家正义是城邦成员不同正义内容的有机结合。因此，明确构成理想国家的三个阶层及其成员的各自正义要求，剖析其中所蕴含的公共利益精神，成为深化正义讨论的切入点。

在柏拉图看来，一个城邦中最高的统治者，应将自己所有的智慧与力量贡献给这个国家，一切考量应以民众的利益为最高的旨趣，这就是正义之于这个阶层的内涵。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柏拉图对于这样一个具有知识与智慧的阶层，寄予了极高的道德要求，赋予他们比治国理政更为崇高的职责与使命。推而广之，柏拉图对于知识阶层给出了一般意义上的正义内涵，那就是运用好自己的才智积极为国家服务，全心投入，不为私利。柏拉图就一个城邦国家的统治而言再次重申了他关于不义的内涵，那就是那些不够优秀的人实际掌握了统治国家的权力，那样神谕的“铜铁当道，天下大乱”就会一语成谶。“我想那些有才干的人之所以去当官吏，也是出于担心没才干的人上去把国家管乱了的缘故吧。因此可以说，真正有当官吏的才干的人不是因为他们从官员的职位可以获得什么好处和乐趣，而是一个必须：因为他们找不到比他们能干甚至是和他们差不多能干的人去执掌政务。柏拉图关于统治者的正义的论述反映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明确提出了“治国为民”的思想。他认为治理国家的最高原则是国家利益至上，管理国家的人倾其精力就是为了广大民众的共同福利，除此之外别无他求。可以看出，柏拉图虽然致力于维护奴隶主贵族的阶级利益强调了公益，但在如何处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利益关系上，他还是着重强调了官吏要倾其才智为国奉献，以崇高的使命感为国尽忠，这种思想穿越时空依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二是强调了知识治国的理念。由那些真正拥有智慧的人来治理国家，这是国家沿着合理正确的方向向前发展的根本性因素，是实现国富民强的关键。倘若国家沦入那些宵小之辈手中，前途势必堪忧。当然，柏拉图这里强调的智慧之人绝不是我们现代政治理论上所说的知识精英或技术官僚，而是拥有哲学智慧的人。简单地说，柏拉图确立了一个权力和能力相一致的理想社会，作为统治者与善之间有着稳定且坚固的内在联系，这是城邦政治生活保持正义性的根本所在。

诚然，城邦统治者的素质直接关系着城邦的兴衰，因此，如何避免城邦统治者的腐败就成为保持城邦正义的另一关键因素。柏拉图清楚地认识到，经济因素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巨大的财富悬殊和良好的政府不相容。这一共同信念的形成是希腊人通过许多世代的政治生活所获得的经验。特别是梭伦时代存在的贫富不均所导致的雅典动乱，更加强化了柏拉图的这种认识。因此，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对统治者阶层拥有私人财产持完全否定的态度，甚至在他看来，只有废除财富本身，才能取消他们把任何东西据为己有的权利，才能根治统治者的贪婪，当时的斯巴达就是这样。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柏拉图消除财富不均的动因绝非因为财富不均对个人是不正义的，而是因为财富不均影响到了国家内部形成最高程度的协调一致。与之相同的是，废除婚姻制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废除一夫一妻制的性关系，代之以按统治者的要求进行有节制的，目的是获得优秀的后代。因为他认为个别人对家庭的钟爱之情会削弱其对统治者的忠诚。为儿女操心劳累是一种比渴望得到财产更隐晦而有害的自私自利，他认为家庭对儿童的训练不能很好培养国家需要的全心全意的献身精神。因此，与他在财产问题上废私存公的观点相一致，柏拉图主张国家不能让教育听任私人的摆布，而必须由国家提供公民成长所必需的训练与教育，使之符合国家的和谐与福利。

就护国者而言最大的正义就是充分发挥他们勇敢的天性，保卫国家。勇敢是身为护国者的第一要素。无论是对内镇压不法之徒，还是对外抗击虎狼般入侵之敌都要求他们不但善战，还要很勇敢；除此之外，以坦荡的心灵树立符合国家要求的幸福观也是身为护国者的要素。这种幸福就是坚守城邦、无私无畏、甘于清贫，金钱财宝、美女豪宅与他们无涉，正是这种“一穷二白”的生活才构成了护卫者最大的幸福和正义。护国者摒弃了为某一个阶级幸福奋斗的思想，立足于全体人民的幸福，只有这样才会在全体人民的幸福之上体验自身的幸福。倘若他们沉湎于个人的吃喝玩乐，国家的前途就势必会断送在他们的手上。“我们是要我们的护卫者成为真正的护国者而不是覆国者…因此，在任用我们的护卫者时我们必须考虑，我们是否应该割裂来单独注意他们的最大幸福，或者说，是否能把这个幸福原则不放在国家里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我们必须劝导护卫者及其辅助者，竭力尽责，做好自己的工作。柏拉图在这里强化了个体的道德选择必须符合国家伦理的要求，这是一种典型的国家主义价值观。然而柏拉图不曾考虑的是国家在此种情况下就可以以自己的伦理目的肆意剥夺原本属于社会成员个体的幸福和自由，个体自由与幸福的丰富性与多样性被最大限度地挤压了。这种理论范式传至黑格尔，演化成为国家是伦理理念的实现，人民非但不能违拗国家的伦理目的，而且“当国家要求个人献出生命的时候，他就得献出生命”

对于生产者阶层，柏拉图并没有明确描述他们最大的正义要求是什么。这是因为，他认为这个阶层及其成员对于国家的政治生活影响不大，只要他们遵循一个节制的原则，就可以不必像前两者一样，没有任何私人利益，一切行动以国家的公共利益为宗旨。他们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私有财产，可以自由婚配等。在这里，节制就是他们防止走向邪恶的原则，就是他们走向城邦共同善的道路。所以，我们仍然可以从中感受到，公共利益原则依旧是这个阶层成员生活所必不可少的隐性规范。

2.公私同一的政治哲学理念：事实性与价值性统一的“理想生活”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到，在柏拉图对理想国家的种种设计中，突出反映了城邦整体利益或公共利益至上的基本原则。在他所做的安排之中，都力图消灭个人利益存在与发展的空间，只有这样，公共利益的实现才能在城邦政治生活中成为主旋律，成为所谓个人赖以存在的阿基里斯之钟。个体的灵魂维系于社会本质上，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是同一的。个人在城邦之中是以一种公共生活为其存在方式的。柏拉图清晰地看到了，公共生活或公共利益的恶劣与腐败，会直接导致个人美德的不复存在。所以，他在《理想国》中一直保持着对个人私利的鄙夷与不屑，它是城邦全部危险的根源。在柏拉图看来，利己主义不仅是一种道德上的错误，它还完全误解了成为一个人意味着什么。利己主义者不明白自我利益和共同利益其实是相同的；社会并不是外在于自足的个人的，相反，个人总是共同体中的成员。“利己者就像一个认为只要把脚放入花盆它就会像树一样疯狂生长的疯子。柏拉图完全没有弄明白人存在的意义。另外，他坚决反对的正是后来风行于世的公私两分（或者说是个体与社会相对立）的思维模式。柏拉图认为把个人和社会看成两个独立自足的要素是错误的，人和社会始终是交织在一起的。因此，一个人的欲求与社会的需要之间是同一的，是和谐一致的。所以，恪尽职守成为个人生存于城邦的全部内涵。只有这样，才能在城邦共同善的实现之中，实现自己作为一个人的真正意义。权利与自由都内化在了个人追求城邦共同善（公共利益）的行动之中了。

柏拉图从个人与共同体的胶合为一的关系上，消解了产生公私利益冲突的可能性，他看到的更多的是公私利益关系相统一、相协调的一面。柏拉图这种对公私利益矛盾的解决模式，很难让我们定位它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方案还是一种终极性的理想主义解决。因为在柏拉图生活的时代，现实的经验告诉他们公私利益矛盾原本可能就是一个假命题。虽然他已经观察到现实生活中个人利益对政治生活的影响，但他宁愿在重归先贤文明的昭示下祛除个人利益存在的空间，重铸公共利益大一统的城邦辉煌。

篇2

摘要：柏拉图的《理想国》最为人们所熟知，其中提到的“哲学王”更是为人们所乐道。其实他还有一本后期著作《国家篇》也颇为知名和重要。对比这两本书，有人认为这其实反映了柏拉图思想由“人治”走向“法治”的一个转变。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转变呢？这正是本文要重点探讨的问题。

关键词：人治 法治 转变 原因

提到柏拉图，其《理想国》（又称《国家篇》）最为人们所熟知。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坚定地认为，“只有在某种机遇下，那些被人们称为无用的极少数尚未腐败的哲学家被推上统治地位，出来掌管城邦，无论他们是否自愿，并使公民服从他们的时候，或者说，只有在神的激励下，那些当权者的儿子，或那些君主本人对哲学产生真正的热爱时，城邦、国家或个人才能达到完善”[1]，即一个治理良好的国家应当由哲学王所领导，哲学王在理想国中占有核心地位。然而柏拉图晚期有一本著作叫《法律篇》，他在其中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政治法律思想。因此，一般认为，柏拉图的政治法律思想经历了一个由《理想国》中的“哲学王”人治到《法律篇》中法治的转变。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其思想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转变呢？

其实，任何一种思想的产生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都是有着一定的缘由的。柏拉图晚期思想发生转变也是有因可寻的。这既是由其学术思想的内在发展导致的，同时我们在考察期思

想转变时也不能忽视了其人生经历带来的影响。

一、学术思想的内在转变

柏拉图的政治法律思想是建立在其以“理念论”为基础的哲学思想之上的。晚期的柏拉图本人首先对其哲学赖以为基础的“理念论”进行了反思。在《巴门尼德》中，他重新分析了究竟哪些事情有理念。按照柏拉图原来的思想，任何一类事物都有理念，理念作为原本是完美无缺的，具体事物作为摹本总是有缺陷的。那么，污泥、秽物是否有理念呢？如果它们也有理念，这些理念一定比它们更加污秽了。这样，就与理念是完美无缺的思想相矛盾。因此，柏拉图明确否定有污泥、秽物的理念。可是，如果它们没有理念，那么它们是怎样产生的呢？柏拉图在这里陷入两难之中。在这篇著作中，他也仔细分析了具体事物如何分有理念。分有只能两种办法，一是分有整个理念，一是分有理念的部分。如果分有整个理念，一个人分有人的整个理念，另外一个人也分有人的整个理念，那样理念和具体事物一样，也有很多，就不是单一的了。如果分有理念的部分，如一个人分有人的理念的一部分，另一个人分有人的理念的另一部分，那样就破坏了理念的完整性，不仅如此，还会导致更荒唐的结果。如果说一个东西因为分有大的理念的一部分而成为大的话，那就等于说大的东西因为分有“小”而成为大的，因为大的部分比“大”本身而言无疑是小的。柏拉图发现这些困难后，也曾力图去解决之。但是这些困难都是他的哲学基本观点造成的，他不会放弃他的哲学基本观点，所以他也不可能解决这些困难。而解决不了这些困难到头来又动摇了其《理想国》中政治哲学思想的哲学基础。于是，其政治哲学思想也必须寻求某种变通。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其晚期政治哲学思想出现了变化。

二、生活经历的外在影响

柏拉图青年时代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度过的，他目睹了当时希腊社会的混乱给城邦公民带来的悲惨遭遇，也目睹了希腊由盛转衰的过程，苏格拉底之死更是深深地刺激了柏拉图，这促使他萌发了强烈的构建一个理想国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柏拉图总结当时城邦混乱的教训，认为这是民主法治的不完善所致，而不完善的民主法治直接导致了苏格拉底之死。因此他认为在当时的希腊社会，民主法治已经变质的情况下，只有理念论化身的哲学王才能真正治理好一个国家。当然理想国及哲学王的存在要具备很多条件。柏拉图的《理想国》正是为此而作的。可以说，他的一生都在为希腊城邦的社会秩序进行不断的思考和探讨，为此提出了一套详细的理论，并最终期望将这种理论变成制度，付诸实践。然而在奔走实践中，“理想国”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尤其是在西西里的遭遇，差点被狄奥尼修一世处死，后虽经人说情免死，还是被当做奴隶卖掉，后经人搭救才回到雅典，这次心灵和身体的“流放”深深地刺激了他。他开始思考，在一个法治不健全、人治占上风，而统治者本人又非哲学王或变质的话，其造成的后果是不堪想象的。因此，在“理想国”现实地难以实现的时候，他开始反思自己的学说，开始寻求新的突破，在后期的《法律篇》中，他指出一个完善的法治的国家是一个次好的国家，也是值得推崇的。

纵观柏拉图的一生，其青年时期师从苏格拉条学习哲学，学法治思想，然而苏格拉底之死及其本人遭遇使其思想经历了一个从法治走向人治，再回到法治的过程。因此我们认为这是一次复归。当然这不是简单的回到过去，而是包含了更深内涵的创造性的复归。

参考文献：

[1]柏拉图著,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第2卷）》之“国家篇”[M].人民出版社,2003

[2]柏拉图著,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第2卷）》之“巴门尼德篇”[M].人民出版社,2003

[3]柏拉图著,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第3卷）》之“法篇”[M].人民出版社,2003

篇3

柏拉图（前427―前347）是古希腊先哲之一，师从苏格拉底，其毕生都在努力创建一套能治理理想城邦的成熟哲学思想体系。他出生于雅典民主时代末期的一个贵族之家，青年时代的他经历了雅典的战败及民主黄金时代的结束。随后，柏拉图又经历了三十僭主的残酷统治时期，这三十人都是平时高谈美德的有学志士，这使他明白了尽管拥有才智和道德也未必能清醒正直地将健全的政治见识变为现实。而他的老师苏格拉底被冠上“毒害青年罪”而冤死这一事情更是深深影响了柏拉图之后的人生道路。他曾说：“虽然我曾经满腔热诚的希望参加政治生涯，但这些混乱的政治现实却使我晕头转向。”他放弃了积极投身政治的热忱，转而进入哲学的研究中。但是他并没有放弃他构建理想城邦的心愿，他在接下来十二年游历欧洲各国，学习和完善自己的知识体系，最后回到雅典创建学园。学园的创立是柏拉图一生最重要的功绩。当时希脂以及周围各国最有才华的青年受它的吸引，聚集在柏拉图周围从事科学研究和学术讨论，为后来西方各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许多原创性的思想。

二、从模仿说看诗中是否包含真理

柏拉图在分析个人的正义时，提到心灵结构的三个组成部分：理性、欲望和激情。这三者在一个人自身内各司其职，那么这个人就是正义的，即在做他本分的事情。而理性无疑在三者中起领导作用，并与激情协同作用，领导欲望，以免它会因为肉体的快乐而变大变强不再恪守本分，“企图去控制支配那些它所不应该控制支配的部分，从而毁了人的整个生命” [1]98。因为“心灵的理性部分才是心灵最善的部分，而当人们处理数字、计量等问题，就是心灵的这个部分在进行工作” [1]355。理想国的建立是要依靠理性力量的主导，诗歌作为文化艺术的重要部分对人心的影响是颇为深刻的，诗歌能否存在于理想国中就取决于诗歌对理想国的教育是否有益处，归根结底就是探讨诗人创作时是否凭借理性的力量，诗歌中是否包含真理。

为了解释诗歌和诗人的存在对理想国究竟有无益处，柏拉图在第十卷中举了床这个简单的例子来揭示他的文艺模仿说。他认为诗人和画家一样是模仿者，与理念隔了两层，他们“除了模仿技巧以外一无所知”， “能以语词为手段出色地描绘各种技术”，而听众“由于和他一样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只知道通过词语认识事物，因而总是认为他描绘得再好没有了” [1]352。诗人只是像魔术师变戏法一样利用了人们心灵中时常有的对表面现象的混淆及感性的成分。柏拉图对艺术创作中的模仿并不认同，这样的过程让诗歌和真理相隔甚远。“诗人的创作是真实性很低的；因为像画家一样，他的创作是和心灵的低贱部分打交道” [1]355。因此柏拉图认为完全会有理由拒绝让诗人进入治理良好的城邦。因为他的作用在于激励、培育和加强心灵的低贱部分毁坏理性部分。

三、文艺的社会功用分析诗歌和哲学能否结合

由于生长环境和家庭背景，柏拉图博览群书，谙熟诗歌和戏剧的美和力量，本身也热爱诗歌创作，他赞颂荷马是“第一位教师和所有这些美的悲剧之物的首领”[1]362。诗人的诗是美的，因此希腊人对其推崇备至，这是传统权威建立的基础。但柏拉图更加强调的是“不能让美伤害了真，不能因为诗的美就认为诗中包含真理” [3]41。

首先，柏拉图自身创作时也充分发挥了诗歌的故事性和感染力，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他的文学风采。柏拉图自己也提出“要用故事来教育孩子”。而在柏拉图的著述里，“故事”常常是“诗”的同义语。就连他的对话录本身也是用形象的故事讲述抽象的道理。这里也展现了柏拉图诗人的一面，“柏拉图的哲学对话，用诗的方式展示了哲学生活本身。在他无形的戏剧舞台上哲人苏格拉底是一个主角（英雄），苏格拉底通过沉思和言谈在其生死中践行的哲学生活” [12]89。而且一直以来，诗歌和音乐就是青少年教育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城邦的管理者不能对哲学一无所知；同样，合格的公民不能对诗乐置若罔闻” [4]118。

其次，理性审查诗歌作品是比起完全驱逐诗歌来得更为实际的做法，这需要在哲学家“自己内心深处守护自身心灵城邦的秩序”。经过筛选的诗歌如诸神的颂诗或者好人的赞美歌，柏拉图认为不仅包含丰富的知识内涵，除了给人愉悦以外，还使人增长知识，开阔心胸，使人热爱生活。在这样管理得当的情况下，优秀的诗歌作品就可以在城邦建设中占有一席之地。诗歌的感染力和充满希望的力量会给城邦的公民带来精神上的洗礼。纯粹的理性固然是引导一个人生活、引导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主导力量，但人的心灵始终包含感性因素，抛弃这个部分是不能让一个人正常生活，也不能让一个国家正常运行的，因为这如同否定了人的本质。“抛却诗也将导致巨大的损失，人们将因此丧失一种与人的本质密不可分的理解和生活的框架，日常生活如果脱离了习俗的规范和一贯性很可能导致更严重的结果” [3]47。

作为哲学家的柏拉图认为“诗的首要任务不是拘泥于这种或那种形式，而是教育民众，尤其是儿童，使之成为具有高度政治意识和稳妥的道德观念的自由人” [4]123，他从诗的社会功用性角度将诗歌从被完全驱逐的边缘拉了回来，这也反映了哲学家柏拉图内心深处的诗人本色。正是有这样的特质存在，柏拉图才能清醒地认识到诗歌的对城邦建设的意义所在，让哲学和诗歌二者有机结合比完全否定诗歌对国家的管理来说更为实际且长远。

篇4

论文关键词：柏拉图；理想国；正义；伦理思想；政治思想；统一与矛盾

《理想国》是柏拉图对当时的政治现实进行批判和反思而写就的著作。系统地阐释了作者的正义观、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我们从柏拉图的理念论体系来理解《理想国》中的正义、幸福、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可以更深入地理解柏拉图关于国家政治设计的目的，了解柏拉图的国家思想对后世政治哲学中制度设计的影响。

一、城邦的正义与灵魂的正义

《理想国》以讨论“什么是个人正义”作为开始，依次讨论了城邦的建设、城邦中的三个等级和城邦的正义等问题，最后回归到“什么是个人正义”。在柏拉图看来，一个理想的城邦是由智慧、勇敢、节制三种理念构成的。这三种理念分别在现实世界中形成了城邦中的三种品质，也同时相对应地形成了三个阶级，分别是护国者、护卫者和被统治者，其本质上就是学者阶级、军人阶级和劳动阶级。而城邦的正义就是能够使智慧、勇敢、节制在这个理想的城邦产生，并在它们产生之后一直保护着它们的那个品质。简单来说城邦的正义就是三个阶级各安其职、各尽其责、互不僭越，正义就是一种秩序。正义的目的是为了使全体公民得到最大的幸福。“我们建立这个国家的目标并不是为了某一阶级的单独突出的幸福，而是为了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而在其德性幸福论的体系下，只要每个人完美地拥有其依附的这一个阶级的品格，不僭越，则国家中的每个人就都是幸福的。这个国家的任务就完成了。这就是柏拉图的早期政治思想。

类比的方法论是柏拉图著作中的很大一个特点。柏拉图认为可以先读“大字”，再读“小字”，由大见小。因此在讨论了城邦正义的基础上，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在接下来的对话中论述了什么是个人正义。和城邦相类似，个人的灵魂有三部分组成：理性、激情和欲望。“我们每个人如果由于自身内的各种品质在自身内各起各的作用，那他就是正义的，即也是做他本份的事情的。”也就是说，正义的人就是拥有其应该拥有的品格的人。每个人拥有其应该拥有的品格就是正义的人，正义的人就会得到幸福。

这里我们注意到，《理想国》中的个人灵魂的正义是在城邦的正义下才得以成立的。每个人在城邦中拥有其个人独特的技艺，属于其独特的阶级。当每个人拥有他个人作为该阶级成员需要拥有的品格的时候，他就是正义的。护国者拥有智慧，能完善地治理国家的时候，他就是正义的；护卫者拥有勇敢，能有保护国家不受外来袭击的时候，他就是正义的；劳动者能够提供劳动，提供物质资料，并且节制自己的欲望，使自己服从于统治阶级的时候，就是正义的。因此可以认为，在柏拉图的政治和伦理体系中，伦理思想中的品格“真实存在的东西并不是个别人而是人类，对柏拉图来说，伦理思想变成了政治思想”。下文将对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展现的伦理思想和政治思想的统一和矛盾进行分析。

二、理念论体系下伦理思想和政治思想的统一

“理念论”的方法论思想深深影响了《理想国》中对国家政治和个人伦理的探讨。柏拉图的“理念”在方法论上来讲，可以被界说为类的概念，“所以无论何种类概念均属于纯形式的更高级的世界”。具体来看，《理想国》中的苏格拉底多次使用了类比的方法来推出结论。最大的类比就是城邦正义和个人正义的类比。这个类比形成了理想国的整体骨架。还有城邦中的三个阶级和个人灵魂中的三种品格的类比。其中个人的理性可以上升为城邦中的学者阶级，个人的勇敢可以上升为城邦中的军人阶级，个人的欲望可以上升为城邦中的劳动阶级。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柏拉图认为个人正义是的更高形式就是城邦的正义。在理念论的思想下，个人正义一定具有更高层次上的类概念，也就是城邦的正义。虽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申明是为了寻找个人的正义才虚拟了一个理想的城邦，由大见小，“先探讨在城邦里的正义是什么，然后在个别人身上考察它”，但是很明显看到《理想国》的主要目的是想论述柏拉图的政治思想，也就是他的理想城邦思想。因此，从柏拉图的逻辑来看，不是由城邦的正义来推导个人的正义，而是个人的正义上升为城邦的正义。

可以认为，柏拉图哲学的伦理思想不在于个人的能力和幸福，而在于类的伦理的完美。因此，在柏拉图理想城邦中的人，并不是单个存在的，而是从属于其类概念上的城邦的。对柏拉图来说，其伦理思想就上升成为了政治思想。这样，在理念论体系的影响下，柏拉图的伦理思想和政治思想得到了统一。这种统一是对当时雅典，甚至是整个希腊城邦政治日趋腐化的对抗。在柏拉图的时期，雅典城邦民主政治已开始败落，“在当时希腊政治生活分崩离析，个人幸福风靡一时，柏拉图理论与之抗衡，将国家的概念提高大驾驭一切的高度”。⑥如此就可以解释为何柏拉图哲学中的伦理思想是低于并且服务于政治思想了。

但是，柏拉图使个人伦理从属于国家政治体系的做法，必然导致极端限制公民的个人自由，弱化个人利益，甚至不能谈个人利益。这样一来，《理想国》中的国家理想就变成了为实现科学理论的军事国家了。因此，如果排除柏拉图的理念论体系对伦理学的影响，我们就可以看出他的伦理思想和政治思想中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下文将论述这种矛盾。

三、柏拉图伦理思想与政治思想的矛盾

柏拉图的伦理思想是“德性幸福论”，他宣称只要拥有了其该有的品德就是幸福的，这里拥有品德和幸福同一的，不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但是与后世的德性幸福论不同的是，柏拉图的“德性幸福论”适合其政治思想联系在一起的。在其理想的城邦中，个人的品德(也就是个人的幸福)是和这个城邦的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

具体来说，柏拉图认为，在他的理想城邦中每个人只要拥有其该有的品德就是幸福的。但是，他的理想城邦中的人是有阶级差别的。每个阶级的人应该拥有的品德是不一样的。学者阶级的品德是智慧，因此拥有了智慧，这个阶级的人就拥有了幸福；军人阶级的品德是勇敢，拥有了勇敢，这个阶级的人就拥有了幸福；而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劳动阶级，也就是被统治阶级好像没有被赋予他们独有的品德。

如此看来，按照柏拉图的逻辑，由于每个人隶属于各自的阶级，因此每个人应该拥有的品德是不一样的，因此在他的理想城邦中三个阶级中的人的幸福标准是不一样的，有等级差别的。为了解释他的这种有差别的品德和幸福论，特别是为了让被统治者相信这种有差别的幸福。柏拉图甚至引人了“腓尼基神话”。

但是伦理学研究“正义”、“幸福”、“品德”这些概念，都无非是为了找到一种具有普世价值的，能够排除等级差异和政治制度影响的标准。而柏拉图的伦理思想却不是这种目的。柏拉图的“德性幸福论”就和其政治思想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为了调和这种矛盾，柏拉图使其哲学中的伦理思想就附属于其政治思想。比如阅读《理想国》前几卷我们会认为柏拉图论述城邦的正义仅仅是为了与个人灵魂的正义做类比。

由于《理想国》中伦理思想和其政治思想的矛盾，柏拉图的理想国就成为了极端限制个人自由的、弱化个人利益的国家。就如马克思所说，“他的理想国只是埃及种族制度在雅典的理想化”。虽然这种伦理思想和政治思想的结合在当时的雅典社会具有现实的意义，但是却泯灭了个人的自由。

篇5

柏拉图著作哲学观公民教育一、柏拉图的时代背景

柏拉图生活于古希腊雅典城邦迅速走向衰落的时期、雅典的极盛时代，即“伯里克利时代”。在公元前429年，伯里克利病逝，人亡政息，标志着雅典黄金时代结束，衰败已经开始。柏拉图出生于伯利克里去世后两年，困扰雅典数年之久的瘟疫刚刚结束，激烈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耗尽了雅典的精力。社会生产力遭到破坏，民主政体陷入危机，社会动荡不安，传统的社会伦理道德准则、信仰、法制陷于解体。柏拉图倾其一生研究如何挽救日趋衰微的雅典城邦，这正是时代给柏拉图提出的命题。

二、柏拉图的哲学观

柏拉图认为，自然界中有形的东西是“流动”的，所以世间才没有不会分解的“物质”。属于“物质世界”的每一样东西必然是由某种物质做成。这种物质会受时间侵蚀，但做成这些东西的“模子”或“形式”却是永恒不变的。因此，对柏拉图而言，永恒不变的东西并非一种“基本物质”，而是形成各种事物模样的精神模式或抽象模式。他得出一个结论：在“物质世界的背后，必定有一个实在存在，他称这个实在为‘理型的世界’，其中包含存在于自然界各种现象背后、永恒不变的模式”，称之为“柏拉图的理型论”。

柏拉图借用“洞穴神话”对这一观点进行了解释。

设想在一个地穴中有一批囚徒：他们自小待在那里，被锁链束缚，不能转头，只能看面前洞壁上的影子。在他们后上方有一堆火，有一条横贯洞穴的小道；沿小道筑有一堵矮墙，如同木偶戏的屏风。人们扛着各种器具走过墙后的小道，而火光则把透出墙的器具投影到囚徒面前的洞壁上。囚壁自然地认为影子是惟一真实的事物。如果他们中的一个碰巧获释，转过头来看到了火光与物体，他最初会感到困惑；他的眼睛会感到痛苦；他甚至会认为影子比它们的原物更真实。如果有人进一步拉他走出洞穴，到阳光下的世界，他会更加眩目，甚至会发火；起初他只能看事物在水中的倒影，然后才能看阳光中的事物，最后甚至能看太阳自身。到那时他才处于真正的解放状态，会开始怜悯他的囚徒同伴、他的原来的信仰和生活。如果他返回去拯救他的囚徒同伴，他得有一段时间去适应洞中的黑暗，并且会发现很难说服他们跟他走出洞穴。

柏拉图借着这个洞穴神话，想要说明哲学家是如何从影子般的影像出发，追寻自然界所有现象背后的真实概念。黑暗洞穴与外在世界的关系就像是自然世界的形式与理型世界的关系，也阐明环境对人们认知的巨大作用。当人们一直面对的是虚无的影子时，自然只将影子理解为真实事物，便无法接受“阳光下的世界”，更不愿走出黑暗的洞穴。

三、柏拉图的理想国

柏拉图《理想国》一书主题是探讨什么正义。柏拉图认为，从有效善出发无法论证正义即是善，也无法达成正义。将有效善的某些方面推至极致，就可能出现一些荒谬的结论。柏拉图反驳了认为守法是正义的观点，统治者总是制定符合自己利益的法律，使得“正义”只代表统治者利益。但是，统治者可能会犯错而制定不利于自身的法律，从逻辑上与守法矛盾。管理、指挥、计划乃至生命都是心灵的功能，而正义则是心灵的德性。在柏拉图看来，所谓的正义，不应仅仅追求一个好的目的。柏拉图设想通过一个正义的城邦来推导个人的正义、正义的本质及其真正利益。这个城邦就是理想国。

柏拉图指出，一个正义的城邦必须是一个运作有序的城邦，在城邦内存在正确的分工，整个城邦在一种完全和谐的状态下运行。柏拉图将城邦内的中人员分成统治者、护卫者、生产者三个层次：生产者要具备各自的技能，城邦的护卫者要具备强健的体能、勇敢及智慧，统治者必须永远保持其公道性和正确性，能权衡一切，所以只有哲学王才有资格做统治者。柏拉图认为，正义是一种美德，它使人们产生一种强烈的、对成为一个完善的公民的渴望，这个完善的公民懂得怎样依照正义的要求去进行统治和被统治。正义表现为“每个人干他自己分内的事而不干涉别人分内的事”，生产者与护卫者服从统治者，“各守其职，各安其分”。这便是柏拉图的正义及理想国。在理想国中，爱智慧、掌握了真理且明白事理的哲学家居于统治地位，居于辅佐地位的是具有勇敢美德的军人，他们是护卫者，第三类人则是具有节制美德的手工业者和农民。

柏拉图的正义理论开启了人们对国民素质及公民教育的思考，特别是对国民进行正义的教育探讨。这也极大地促进了公民教育的发展。但柏拉图理想国论证理有四个方面缺陷：

首先，在理想国中，将人分成三个等级，每个等级“各守其职，各安其分”，表面是为了使城邦和谐运行，实则人为地限制了竞争，妨碍了社会进步发展。这种表面的和谐只利于统治者需要的稳定，却使社会缺乏变革及进步的动力。如果真正实现“理想国”，则社会完全处于一种静止的、稳定的、不变的状态，这显然与社会不断发展的规律相悖。

其次，柏拉图认为，有效善无法达成正义，而优秀善则在追寻正义的过程中则起着一种引导问题。但是，一个人的思想无法完全超越其所处的时代，即使理想化的哲学王也会囿于种种因素的限制，在达成正义的过程中出现某些误导作用。这些误导，不仅仅体现为方向的偏差，还包括理论内部的自相矛盾。柏拉图提及，理想国中的教育是要使所有人都去努力求真。但是，当引导者出现偏差变成误导者时，整个社会就成了洞穴中的囚徒，民众会将影子认知为实物。

再次，从源头来讲，理想国是依据人本身素质的差异为标准，以素质较低下者对高素质者的服从原则进行构建的。这种构建正是一种出于目的、出于结果而进行的有效善。这种理想国城邦中的正义正是出于这个目的的有效善，是依照正义的要求去进行统治和被统治，这正是柏拉图定义的正义。因此，正义是出于目的有效善的正义，显然自相矛盾。

最后，柏拉图未回答最初的城邦如何形成有服从与被服从，从一开始，理想国的建设就出现了无法以其理论解释的矛盾，它何以能推导出真正的正义。柏拉图的理想国只有权力意志的绝对性，而无自由权利的普遍性。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个人的正义价值是安分守职的为城邦做贡献，丧失了工作能力的人也就丧失了生存的价值和权利，对于城邦的正义而言，重要的不是公民的生存，而是让公民去工作。可见，理想国并不理想，理想国中的公民没有世俗的幸福。

虽然柏拉图的理想国理论存在许多缺陷，但柏拉图的正义理论及公民教育理论有许多值得反思借鉴之处。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教育梦，有必要借鉴柏拉图的公民教育理论，增强民族使命意识，实干兴邦。

四、柏拉图公民教育思想

首先，反映柏拉图教育思想的文献主要是《理想国》和《法律篇》，柏拉图阐明了教育为国家培养保卫者――哲学家和军人的观点。柏拉图将国家主义教育和个人主义教育融为一体，促成个人的身体发育以及道德和理智的进步和提升，造就具有履行国家职责所需要的个人素养、身心能力、态度和性情、技巧和知识的统治者和辅助者等级，手工业者和农民未划在教育范围。

在理想的国家里有统治者、卫士和生产者三个不同阶级，四大美德存在于这三个不同阶级里，它们也就同样存在于个人的理性、激情和欲望三个不同的灵魂成分里。可以将其归结为这样的关系：灵魂――美德――国家；理性――智慧――统治者；意志――勇气――战士；欲望――自制――工匠。

柏拉图认为，在教育中，个人灵魂的正义和国家的正义的基本原则是一致的。在正义的国家里，各个阶级只做自己的事，不做超出其范围的以外的事。教育正是对这样正义灵魂和个体的培养。

其次，柏拉图教育思想的最重要的前提和最深层的根基就是他的灵魂学说，尤其是“灵魂回忆说”和“灵魂转向说”。柏拉图认为，灵魂是不朽的，当人类发现自然界各种不同的形式时，某些模糊的回忆便开始扰动他的灵魂，涌起一股回到它本来领域的渴望。柏拉图所描述的是理想中的生命历程，并非所有的人都会释放自己的灵魂，让它踏上回到理型世界的旅程，大多数人都局限于感官世界。他相信自然界所有的现象都只是永恒形式或理型的影子。大多数人活在影子间就心满意足，他们不去思考是什么投射出了影子，觉得世间只有影子，甚至不曾认清世间万物只是影子。因此，他们对于自身灵魂不朽的物质从不在意。哲学家就如同挣脱了束缚的灵魂、返回到洞穴的自由人一样，为了整个城邦的利益，他必须放弃个人思辨的幸福而参与政治生活――做哲学王，以便解救陷于悲惨境地而毫无自觉的人们。

再次，柏拉图认为，公民教育旨在养成的公民正义认知、公民美德及公民精神。政治活动与教育活动是一致的，国家体系就是一个教育体系，公民教育既是政治活动的目的，也是其手段。在柏拉图的眼中，政治是道德与教育的联合体，公民教育的实施是为了使公民进入政治生活，而政治生活的存在是为了通过公民教育获得公民美德，公民美德是一切美德中的至善。在柏拉图看来，教育把公民德性的培养放在教育的首位是值得肯定的。

第四，柏拉图主张真正的公民教育是从童年起所接受的一种美德教育。这种训练使人们产生一种强烈的、对成为一个完善的公民的渴望，这个完善的公民懂得怎样依照正义的要求去进行统治和被统治。“教育”的名称被赋予且只能被赋予美德训练。因为权力的问题说到底是政治的中心问题。只有那些掌握了知识同时又掌握了权力的人才能给整个城邦带来幸福。

最后，柏拉图认为，公民教育的本质在于培养德性、教化灵魂。个人的德性必须以实体性的国家为基础，他的生活、行为、思想、自由意志都表现在国家里。国家是他的行为习惯、伦理道德的基础。个人的意愿应服从国家的需要，个人只有站在国家的基础上，才能脚踏实地，寻求个人的发展。培育、净化与完善公民的灵魂是公民教育的根本任务。

五、公民教育的内容

柏拉图根据人的年龄把整个教育过程分三个阶段，学前教育、知识教育和高等教育。在知识教育期，又分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

1.第一阶段学前教育阶段（出生～6岁）

儿童在3岁以前，由女仆专职负责饮食起居；教育则由国家最优秀的公民来监督实施。对儿童的教育开始得越早越好，“凡事开头最重要。在幼小柔的阶段，最容易受陶冶，你把它塑造成什么型式，就能成什么型式。”教育内容主要是讲故事、做游戏、学音乐等。柏拉图对幼儿教育很重视，认为讲给幼儿的故事要经过挑选，剔除不健康的，应选择那些能激发幼儿勇敢、正义和高尚品德的故事。在组织游戏时，方式和内容要有精心安排，不要经常变化，否则会影响成人时对国家的法律的忠诚。

2.第二阶段知识教育阶段，包括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

初等教育（6～18岁）：儿童6岁开始进入男女分校学习，接受同样的教育，并且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分别进入国家办的文法学校、弦琴学校和体操学校学习。这些学校的学习内容包括阅读、书写、计算、唱歌、音乐、体操、骑马、射击等。这一阶段的教育目的是培养情感和道德，发展儿童灵魂中的低级部分，形成节制的品德。

中等教育（18～20岁）：18岁毕业后，大多数人，尤其是手工业者、农民的子弟要进入社会做一个顺从的劳动者。富人家的子弟在18～20岁期间要接受较高一级的教育，培养他们的意志和勇敢，使之成为保卫国家的军人。

3.第三阶段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是国家对极少数具有所谓金质潜能的年轻人所施加的促使其灵魂转向、直观善的理念而最终成为理想的统治者――哲学王的教育。其内容为：算术、几何学、天文学、音程学。依照这个次序将灵魂从可见世界逐级上升最后达到辩证法――哲学的世界。

六、公民教育对当代教育的启示

全面提高我国的幼儿教育水平，尤其是3～6岁的幼儿的教育水平，对于我们国家与民族的长远发展与建设有着深远的意义和影响。目前，部分学前教育工作者对幼儿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儿童教育的作用认知存在很大偏差。有的认为学前教育就是照看孩子，使其快乐安全的长大，有的则认为幼儿园就是“小小学”。学前教育工作者整体文化素质不够高、学历偏低。全面提高我国幼儿教育工作者的整体素质水平，提高我国的幼儿教育水平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且任重道远。

中小学教育改革实施多年，有了好的结果，但一些地方不尽人意。如存在着素质教育思想和实际客观教育两层皮，喊的是素质教育，实施的是应试教育现象。把德、智、体、美、劳有机结合起来来衡量考核学生的素质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另外，未建立起一个好的评价体系，学校、社会及各个方面都以成绩来衡量老师的教学水平。在这种教育模式下学生变成了牺牲品。只有改变评价体系，使教师只注重学生的综合素质，不再过度关注学生成绩，中小学教育的弊病才能彻底根除。

有人将幼儿教育及学校教育误解为公民教育。公民教育是对全体公民的教育。学校教育不能替代公民教育，幼儿及学校教育仅是公民教育的一部分。目前，社会上常常有一些陋习与学生在校学习的公民规范相背离，这往往影响着学生在校学习的效果。构建一个有良好风尚的社会是当前进行公民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积极学习、追求上进、有公德、有互助互爱之心、爱国爱家、崇尚公平竞争、遵守公共秩序、履行法定义务、尊重公有财产、注意公众卫生，是构建一个有良好风尚社会的目标。这一目标正是公民教育的目标。

参考文献：

[1][古希腊]柏拉图 著.王晓朝 译.柏拉图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2]顾成敏.论公民教育的时代价值[J].郑州大学学报，2010，（6）.

[3]檀传宝.论公民教育是全部教育的转型――公民教育意义的现代化视角分析[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0，（5）.

[4]张俊梅.浅析现阶段幼儿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中国校外教育，2012，（26）.

篇6

在第八卷的开首柏拉图以一贯的演示式的剧场表演的对话形式借格老孔之言郑重地提出了“其他城邦制度有四种”的问题。苏格拉底就以“四种政制你指的是什么?”的问题展开了“秩序的瓦解”或者“败坏”的城邦理念的下行路线，希图从城邦制度的道德品质和处于相应的个人道德品质两个方面去全面的考察“城邦的祸害们”。这样此时我们就可能有这样一个问题呈现在我们的意识中,即，柏拉图何以可以肯定从对城邦制度的道德品质和个人品质的两方面考察中就可以对政制有一个比较确定性的正确性的结论呢？他的理由可能是比较符合现实主义的而非通常贯穿的形而上的分析了，但是“政制是从城邦公民的习惯里产生出来的，习惯的倾向决定其他的一切的方向”2同样不是我们这些分子能够立即同意的。但是以此我们对照全文中的相关文献，不难发现“人性”问题占据了整个《王制》核心地位。

我们在第一卷的结尾处（354C）可以从苏格拉底的言说中分析出这样一个句子“现在到头来，对讨论的结果我还是一无所获。因为我既然不知到什么是正义，也就无法知道正义是不是一种德性，也就无法知道正义者是痛苦还是快乐。”，同理我们可以从这句话中分析出“正义”已经向“德性”的方向上考察的可能性已经出现。我们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不断的聆听着他对整个城邦的教育事业的设想，教育的目的是为“天国的城邦”培养合格的护卫者，使他们的灵魂和身体都能够满足理想城邦的需求，防止城邦的堕落。我们在教育中选择教材，避免“荷马式”的诗歌，选择合理的音乐，目的直接目的是保护我们城邦公民所拥有的高贵品质。即使他们不是黄金，白银的材质，也要使他们的铜色和铁质的本性不致外界的腐朽而损坏。我相信他对教育问题在理想国的重笔描述是基于对人性问题的关注，是他认为的这是对人性保障的最需要关注的方面。

柏拉图不仅将人性与政治相联，而且将人性提升到了决定城邦前途的原始的原因的本体论地位。无论是现实中的诸不正义的城邦——斯巴达和克里特式的荣誉制城邦，一切向钱看的寡头制城邦，平民式的民主式城邦，最悲惨最不正义的僭主制城邦，还是我们理想中的城邦——王制和贵族式城邦，虽然从未被实现，只是在理想的天国，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人们在从事着不同的职业，这是为什么呢？柏拉图的回答启迪了以后的大哲学家们，可能我们在阅读（415）的内容的时候会有一种不屑的感情，同时流露出哂笑的表情。但是正是这样秉承赫西俄德式的神学理论是给人性给予了一个好的等级式区分，虽然不利于机会的均等化，但是那时也没有机会均等化的可能，即使基于生产力的根本作用，因为要历史地具体地研究问题。虽然柏拉图告诉我们，参入的元素是有的但是他是会变质的，我们一定要好好保护他们。而同样在（544D）公开明示“有多少种不同类型的政制就有多少种不同类型的人们的性格”，“政制不是从木头里或者石头里产生出来的”而是“从城邦公民的习惯里产生出来的人，习惯的倾向决定其他一切的方向”，我们不难感知“习惯”是“原因”,而“人性”是这个原因的原因。因为习惯只是人得禀性的外在表现。

我们可以轻轻松地发现，柏拉图笔下的城邦的堕落过程正是由人性的堕落引起的。这反映了柏拉图对善政的道德诉求。他在《理想国》中企图建立的王制体制是需要城邦中存在人性至善的人的，而且所有的统治技术都幸运地毫无差错的运营，这种期望只能是远离现实的理想王国，有悖于当时的政治现实的形而上学的设计，表达一种对现实政治的毫不妥协的无奈呼声。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柏拉图的这种将政治实体的存亡的本质本性完全归咎于组成其人的善恶是不可取的，政治团体的性质从根本上是由当时的政治环境、组织形式和组织目标相互影响的有机系统所决定的。如果我们只关注人性的善恶，我们不可能找到政治现象的本质。

注释：

篇7

关键词：柏拉图；理想国；管理

1 理想国中蕴含的“哲学王”管理思想

理想国作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乌托邦。哲学家是一个国家真正的统治者，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哲学家才具备真正的国家智慧以及知识，知道怎样对国家是有利的，怎样是有害于国家，知道如何运行城市；第二个是哲学家不会热衷于权力。这两个因素是真正的统治者所不可缺少的。

柏拉图十分看中一个管理者在管理活动中的功用及地位。柏拉图强调管理是由人来管理的，要实现理想国家的关键在于让集政治权力以及饱含智慧的“哲学王”成为统治者，以“哲学王”为主导构成这也是柏拉图管理哲学的根本核心。

柏拉图建议应该由哲学王来执政，德才兼备是哲学王所具有的品质。哲学王该当是寻觅智慧的哲学家兼政治家。柏拉图说：“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所有国家的国王，或者是我们称为统治者的那些人，能够认真地寻找智慧，使聪明才智和政治权力整合起来……哲学和政治艺术的研究天生属于聪明的哲学家”。[1]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得到哲学之王的智慧，就能掌握永恒的思想，不被纷繁复杂的现象所迷惑，清楚地理解原始原型的东西，洞察宇宙的奥秘，也具有统治国家的能力。眼睛盯着真理、把握好“善”的统治者是拥有智慧的，并引导民族，整个国家就会具有智慧；要是统治者不具有智慧，国家也就没有智慧，陷入无知当中。因此，精通哲学的统治者才能更好地合理管理国家。哲学王应该具备全心全意服务的伦理素质和公共责任。《理想国》中明确说明，“在任何一个政府，一个统治者统治的时候，不能只顾自己的利益而不顾下级人民的利益，他的言行都应该为了人民的利益”。[2]

柏拉图认为，一个国家的管理成功的关键取决于统治者。只有通过系统的理论研究和动态实践的培养，才是具有良好的智慧和美德的哲学王，并可以使国家走上轨道。柏拉图看到了管理主体的重要性，这表明他把人才放在首位，并把管理者作为最大的人才。

2 管理上的理性和激励方法

2.1 理性管理的方法

遇事要冷静、仔细思考。在管理一项活动当中，难免会遇到很多困难及挫折，尤其是那些不可预料、突发的的状况，往往使人措手不及，那么我们需要如何处理这种呢？柏拉图在方法上提出了管理者始终是理性的。他认为“遭遇不幸仍需尽可能平静，无需不耐烦抱怨……悲伤只能阻碍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尽快得到我们需要的帮助，也就是仔细想想发生了什么事再根据理性来应对，……根据理性指示再来决定下一步行动才是最佳方式”。[3]在这里，柏拉图也强调了遇到事情我们应该保持冷静沉着，并用自己的理性来处理各种突发事件，而不是感情用事，痛苦以及悲伤都是无济于事的。保持冷静和克制，仔细思考理性对待最最重要，不然的话就会被意外冲乱我们的阵脚，再犯同样的错误，从而产生更严重的损失。

我们需要加强研究，从而了解事物的本质。柏拉图在《理想国》这本书中强调了“你们每一个人都必须下去，和其他人一起生活，习惯于观察模糊的影象。你要知道，一旦你习惯了它，你将会比别人看得更加的清楚，就能够分辨不同的影子从而了解影子所反映的事物……因此国家将由我们一起共同清醒地管理”。同时，柏拉图也强调了即便领导者已然日理万机、身居高位，也要时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掌握各个层次的动态，获取第一手真实的讯息。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众多的、不真实的事物中找出事物的本质，明确问题的原因和目的，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对策，并管理国家的内部和外部事务。总之，合理管理是柏拉图在理想国家中的重要手段，加强研究和冷静是其主要内容。

2.2 建立明确的激励机制

在管理实践的同时，科学提出了采用精神激励以及物质激励两种激励方法，既满足了物质和精神的需要，又充分调动了下属的积极性和进取精神。方法上柏拉图提出了正确的管理道路是不能忽视必要存在的一些激励机制，包括精神及物质激励。精神上的奖励与物质激励相比较来说，这是在相对较较高的层次上调动着员工积极性，精神激励相对物质激励它的深度更大，维持的效果时间也更加的长，从中起到了更巨大的作用。除此之外，柏拉图还指出了“经得起任何考验而不变的就像纯洁的金子不害怕火这样的的人，是必须成为统治者的，让他在生时得到荣耀，死后得到赞美”。[4]这一种提升下属到高位的激励的方法，不仅仅是对下属能力上得到的肯定，更多的是在精神上一种最高的荣耀，这是一种把激励的手段以及目的相结合起来的，实际上也是在激励着下属自我提高，以满足他们的自尊和荣誉感，同时也是鼓励他们脱颖而出进而成为一名领导的方法。这既极大的鼓舞了干劲，在帮助下属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的同时，又建立起来了管理上后备人才的储存。同时，还会培养出集体的忠诚，增强了凝聚力和团结。理性管理是在实践当中的具体应用，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二种激励也能同时满足下属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并以此调动他们工作的积极性。

3 追求和谐管理的目标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详细阐述了他追求管理体制的、和谐、稳定、协调的管理目标论理念。“不和谐以及不一致出现在哪里就会引起仇恨及战争”。因此，各个阶级只有保持公平的分配，分工合作的状态，才能使人民安居乐业，保持社会的普遍的和谐。

3.1 根据天赋来进行分工，人民安居乐业，从而实现人与社会和谐统一

我们首先要根据来进行天赋分工，并且明确好责任。《理想国》里面提出了所有的国民“虽然并非一土所生，但彼此都是兄弟，上帝在锻造人民的时候，在一些人身上加入的是黄金，所以这些人是有价值宝贵的统治者。辅助者身上加入的是白银，农民和其他技术人员加入的是铜和铁。”以这种方式，所有的公民分为三个部分：从事生产的自由民、国家统治者以及军人。三个类别正如同一个人灵魂三部分（欲望、理性以及激情），要是三者能各从其事、各安其位，就能达到协调统一，实现正义也就是国家的和谐。柏拉图指出假如“现有的三种类别人群相互代替干涉，对国家来说是最大的伤害，所以我们可以正确地把之称为是最坏的一件事情”。每个人都有一个特殊的角色，只有在最适合自己的位置上发挥自己的专长，满足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需求。因而三等级的人都必须要各守其位、安分守己，否则的话将会把国家带往毁灭的道路上去。

总之，只有明确分工，人在自己的立场为自己的价值和满足，履行自己的职责，并在和平与满足，以确保社会和普遍的和谐。我们需要职能专业化，人民才能敬业乐业。分工明确就能做到物尽其用人尽其才。根据个人才能来分配工作，做到发挥个人特长，这既是在管理用人上的主要原则，同时也是管理者最高的用人艺术。

总而言之，只有做到明确分工，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位置上找到自我的价值体现，履行自己的职责，并在其中得到满足，以确保社会和谐统一。

3.2 做到公平分配

柏拉图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争端都是因为“私”。由于亲属、儿女以及财产的私有，才会导致纠纷产生。解决问题的方式是在利益上进行平均分配、完全共有、破除单一家庭，使得国民安居乐业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

柏拉图主张利益平均化分配、财产共有化，“私有财产产生将会破坏政治荣誉”，我们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利益分配的公平性，取消个人存在的私人财产。要是“在一个国家里面都尊重有钱财的人，那么拥有善德的善人就将会变得不受尊重了”。由此可以联想到俗世之中的金银乃是万恶的源头，由此可知，不但一个国家的统治者不能贪婪受贿，守护国家的护卫者也要以国家利益为重，过着简单朴实的生活，要做到除了生活必需品以外，没有私人财产的追求，远离俗世的诱惑。物和利都是不真实的，只有理念才是真的，而不是追求物质利益，要做到财产共有化。柏拉图说过“我们已经从神明哪里得到了金银，就埋藏在我们于心灵的深处，也就不需要人世间的金银了”。如果国家的护卫者如果在其它地方获取了一些金钱、土地和房屋，那么他们就会去做生意、从事农业生产，这样的话就不再是一个好的国家护卫者。也将会导致他们会去算计人民，人民也会反抗打倒他们，其结果是使得国家一起走上灭亡的道路。因而要是国家统治者以及护卫者可以充当领头羊先当没有私有财产的人，这样的话就可以通过说强制亦或者说服的方式，“使得全部公民把每一个人能够像集体供给的利益大家来分享”，[5]就可以实现彼此间的协调和谐。

“我们建立一个国家的目标不仅仅是为一个特定的阶级的幸福，而是为所有公民的最大的幸福”。通过人才的天赋分工达到乐业，通过公平分配利益达成安居，确保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共处，组成一个安居乐业大家庭。

3.3 合理性、局限性

应当指出的是，柏拉图从社会分工的角度来解释国家的起源，揭开了人们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理性主义传统，开启了人们对国家合法性问题的思考。分工不仅体现了效率和公平的理念，而且保持了各级组织的和谐与稳定，是一种政治秩序的概念。他强烈谴责私有制是因为他看到了私有制的缺陷，他强调道德教育和自律的重要性，避免管理腐败、贿赂、裙带关系和从根。他提出了个人和个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无疑具有先进性。

然而，柏拉图的和谐思想建立在天赋等级理论以及血缘遗传的基础之上，三类别的人层次结果一定要严格去执行。从表面看来，所有的活动都受到严格的等级分工的规定，实际上是为了维持社会阶级等级的秩序为目的，为了让广大群众满意于现状，强调天赋尊卑。严格的等级制度是对被统治者的基本权益的侵犯，大多数的人都只有劳作权及被统治权。官僚制度等级森严容易抑制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共有财产的理想模式具有很强的乌托邦色彩，缺乏实践性，太过于理想化。否认单独家庭的存在、共妻共子的思想太过于激进，只能是一种一种美好假设，事实在实际生活中根本就是行不通的。所以说探究柏拉图《理想国》中的管理思想，并且批判性地学习借鉴其中的精华，具有非常特殊的理论价值及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张竹明，译.柏拉图.理想国[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第215页.

[2]张竹明，译.柏拉图.理想国[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第25页.

[3]张竹明，译.柏拉图.理想国[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第403页.

[4]张竹明，译.柏拉图.理想国[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第256页.

[5]张竹明，译.柏拉图.理想国[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第279页.

[6]张竹明，译.柏拉图.理想国[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第133页.

篇8

关键词：孔子；柏拉图；文艺思想；中西比较

孔子和柏拉图是人类历史“轴心时代”（雅斯贝尔斯语）的两位文化巨人，在东西文化中被视为各自的坐标式人物。柳诒征曾说：“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奥地利当代哲学家波普尔则说：“人们可以说西方的思想，或者是柏拉图的，或者是反柏拉图的，可是在任何时候都不是非柏拉图的”。因此，分析比较他们美学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文艺思想，不仅有助于了解他们的美学思想，而且可以加深我们对中西美学和中西艺术的认识。

一

综观二者的作品，尤其是孔子的《论语》和柏拉图的《理想国》，可以深刻地感受到二者文艺思想最鲜明的共同点，即：他们都很重视文艺的社会价值和人文教化功能。在他们二人看来，文艺能够陶冶人的心灵，对人的精神世界能够潜移默化的产生深刻影响，因此它在人格塑造和人的社会文化心理的建构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两个不同国度的文化巨人才“心有灵犀一点通”同时把文艺社会学当作自己文艺思想的基石。

孔子的文艺功用大致上可以分为教化功用和社会功用。本着实现“仁”的理想，孔子主张文艺教化为政治服务。他从“文、行、忠、信”4方面教育弟子，“文”是重要的一个方面。在《秦伯》中，他就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里，孔子提出了一个完整的艺术教育的思想，即通过感发于《诗》，立足于礼，完成于乐，使诗、礼、乐融合为一，在情感的感染与愉悦中，使人成为一个道德修养和性格上完美的人。可见，孔子将艺术看作“立人”和“成人”的根本手段。

孔子最具代表的文艺功用论观点是“兴观群怨”———“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兴”，孔安国注说是“引譬连类”，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解为“感发志意”，综合两种解释，可见“兴”即诗歌借助由比兴而产生的艺术形象可以引起联想和陶冶读者的思想感情。“观”为“观风俗之盛衰”，孔子认为读者可以借助诗歌认识风俗盛衰和诗人的思想感情，统治者可考见得失，以调整自己的统治政策。孔安国注“群”为“群居相切磋”，即诗歌可以使人相互交流切磋，加强团结。而“怨”即“美刺”，指诗歌可以用来批评现实，表达民情。由此可见，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全面地论述了诗的作用与功能，体现了孔子重视文艺的感染作用、认识作用和政治功能。

柏拉图也是从知、情、意这一心理学角度来展开他的文艺思想的，但与孔子迥然不同的是:孔子对文艺采取了一种意气风发的积极进取精神，而柏拉图则对文艺采取了一种冷漠和敌视的态度。柏拉图认为艺术不表现真理，他从哲学的理念论推衍，艺术不过是“影子的影子”，因而是不真实的。《理想国》卷十中他列举了三种床:床的理念，木匠造的床，画家画的床，并认为床的理念才是真实的，后两者离真实越来越远。他说:“模仿和真实体隔得很远。”他认为从荷马以来所有的诗人都只是美德或影像的模仿者，他们完全不知道真实。“模仿术乃是低贱的父母所生的低贱的孩子。”也就是说，艺术无助于人的理性认识。柏拉图否定一般艺术，否定艺术的认知功能。在其《理想国》中，柏拉图列举了文艺的四条罪状，借以反对文艺。他认为首先文艺亵渎神明；其次诗人们还讲述了很多有伤风化的故事，例如嫉妒、、纵酒作乐等，只会教人堕落；再次艺术贬低英雄人物；最后艺术着力表现了人的情感而非理性，这与柏拉图崇尚理性是背道而驰的。柏拉图认为诗人们不仅“摹仿罪恶、放荡、卑鄙和”，而且总是迎合人性中低劣的部分，迎合人的，放纵人的欲念，使人失去理性的控制，这一切表明对文艺的作用上柏拉图持反对态度，首先它只是对理念的摹仿；其次它亵渎神，腐化人，不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他对艺术的否定是不彻底的，而只否定一般艺术，倚重理想艺术。这种理想艺术，只不过是清洗过的艺术，是艺术的政治化。艺术的合法性存在的前提是符合城邦社会的政治要求，应培育人的德行，提高人的理性认识，“违背真理是在所不许的”。如果诗人能证明诗在一个政治修明的国家里有合法地位，“我们还是很乐意欢迎她回来”。可见理想的艺术就是坚持艺术的政治化。他的这一片面认识说明他的文艺功能论是致力于建立奴隶制城邦国家的。也正是出于这个担忧，柏拉图才对文艺进行了全面的扫荡，“除掉颂神的和赞美好人的诗歌以外，不准其它的一切诗歌闯入国境”。就此坚决地将诗人和诗歌驱逐出他所谓的“理想国”。

然而，无论是孔子肯定文艺功用还是柏拉图否定文艺从而驱逐文艺，他们的立足点都是一样的，那就是着眼于文艺对社会的影响作用，他们都对文艺提出了明确的道德要求，并且他们对文艺问题的思考都带有明确的实践意义，因此，文艺实用论是二者的共识。

二

在孔子的理想国中，他的理想人格是“仁”。“仁”作为孔子终身追求的理想和道德目标，它要求人们一刻也不能离开“仁”。“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只有将人的一切言行都“归于仁”，才是孔子所追求的理想人格——“仁人”。为了达到“仁人”这一理想标准，孔子提出了“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在这里尽管孔子非常强调理性，也主张用理性来压制人的情和欲“: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行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孔子称赞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在回答子贡足食、足兵、民信如何去其二的问题时，孔子选择去兵、去食，也是理智对欲望的一种压制。但值得注意的是，孔子虽不主张扩大人的欲望，但并不否定正常的、合理的欲望“: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在孔子那里，只要是合乎道的，便是合理的，也就有其存在的依据。显然，在孔子的“仁”学中，理性与感性是有机统一的，这也正是柏拉图所缺乏的。

而柏拉图对于人欲则没有那么仁慈。柏拉图本身也是非常喜爱荷马诗歌的，如在《理想国》里尊其为“全希腊的教育者”“，最高明的诗人和首屈一指的悲剧作者”。但他对文艺取舍的目的更多的是着眼于城邦的建设和德行的培养。他把人的灵魂分为三个等级:理性、意志和，与之相对应的便是哲学家、武士和普通人。与之相对应的三种美德分别是：智慧、勇敢、节制。意志和的代表武士和普通人要绝对服从于理性的代表哲学家，只有哲学家才有资格充当“国王”。而那些只合乎，不合乎理想和道德的渎神的诗篇，是永远不准进入理想国的。在柏拉图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国”里，哲学王必须是一个体现智慧、勇敢、节制等道德规范的统一体。智慧，指的是国家的保卫者所保持的一种信念，即认为他们应当害怕的事情就是立法者在教育中告诫他们的那些事情。节制，指一种对于快乐与欲望的控制，就是说，在理性和正确信念的帮助下，由人的思考指导着的简单的有分寸的欲望。正义，就意味着每个人都必须在国家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的天性的职务。只有这样，他所统治的国家才能成为正义的国家，也只有这三者达到统一的哲学王，才是最理想的人。柏拉图的这一划分具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但他把这三种心理机能生硬地割裂开来，与社会的三个等级简单对应，是极其错误荒谬的。因此，在他的人格心理构成中，情感是没有地位的，是不被柏拉图所承认的，这也是柏拉图否定艺术、驱逐诗人的原因所在。

另外，对理想人格的培养方式，孔子主张“仁”，注重对其道德修养方面的培育，教之具有“爱心”，爱天下一切事物，并且以“文、行、忠、信”教之，使之具有“仁人”的一切美德。柏拉图对其“哲学王”的从小教育，则缺乏爱心，他主张从小孩一生下来，就要检查其优劣，不聪明的孩子将被抛弃，只留下聪明的、优秀的儿童，并且把儿童从小便与其父母隔离开来，其手段是比较残忍的，是没有“爱”可言的。

三

真、善、美是人们衡量文学艺术作品的三个基本标准， 孔子和柏拉图对此也持不同态度。在中国古代美学史上，尤其是孔子以前，美还没有成为“学”，但这并不代表孔子以及之前的文学家们没有美的意识。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矣”;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说明孔子已经有了美善相异的意识。但在有些言论里，孔子的美和善是不分的，如前章所举诗的“兴观群怨”说。再如“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孔子虽肯定了文学作品的善，但同时并没有反对或否定文学作品的美，他认为美和善各有其不同的独立价值。而对于真，在孔子那里，只讲尽善尽美，没有涉及到。因为孔子主张以德治国，特别重视伦理道德的价值，所以也就看重文艺的道德教化作用。在评价文艺作品时，从未要求真，只要求善。他推崇《诗经》，是因为“思无邪。”赞赏《韶》，颂扬“大哉!尧之为群也。”是因为这都是圣贤，是道德楷模。他贬斥郑声，是嫌“郑声”，“恶郑声之乱雅乐也。”甚至在自然美的问题上，他也忘不了对善的强调，如提出“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即人们之所以认为山水是美的，是因为山水在某些方面能象征人的仁义品性。在这里，孔子忽略了真，大概与他缺乏科学意识有关系。虽然他教学生的“六艺”中有数学，但《论语》和其他典籍中没有留下他关注自然科学的材料。科学求真，道德求美，他的兴趣在道德方面。

与孔子不同，柏拉图是在浓厚的科学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在他之前的许多古希腊哲学家都是自然科学家，在科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柏拉图认真研究过他们的学说，与数学家、天文学家毕达哥拉斯的弟子有交往并受其影响。他在学园给学生讲授哲学的同时，还讲数学、天文学等自然科学，并在学园门外写着“不懂几何学的人不许入内”。正是这种自然科学的深厚素养使他具备了科学的求真精神，表现在文艺思想上，就是特别强调用真的标准来评价作家和作品。柏拉图对文艺总体上持贬低态度，其根本原因是他认为文艺作品不真实，远离真理和理性。他对荷马等著名诗人的史诗和悲剧，极尽批评讽刺之能事，认为“头一点是他的作品对于真理没有多大价值;其次，他逢迎人性中低劣的部分。”柏拉图讲真实，并不是以客观事实为参照物，而是以“理念”为参照物。他的认识论中，最真实的是神创造的理念，现实存在的各种具体事物，不过是理念的仿造品。他觉得只有哲学家才能掌握真理、当理想国的统治者，而诗人艺术家则远离真理，沉迷于人性最低劣的部分(即)之中。文学以情动人的特点在他看来恰恰是不可饶恕的缺点。他拒绝诗人“进到一个政治修明的国家里来，因为他培养发育人性中低劣的部分，摧残理性的部分。”相反，孔子则出于道德教化的要求，提倡美善相兼的“诗教”。而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尽美不尽善的艺术是被排斥在外的。他为诗歌设置了一系列的关卡“:除掉诵神的和赞美好人的诗歌以外，不准一切诗歌闯入国境”，并且“诗的禁令必须严格执行”。对柏拉图来说，谎言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用谎言毒害人的心灵，危害社团和城邦的利益。也就是说，在孔子那里尽美的艺术可以不尽善;而在柏拉图那里，如果不尽善，尽美不尽美一点意义也没有。

参考文献

[1]雅斯贝尔斯.智慧之路[M].北京：中国国际出版社，1985.

[2]柳诒征.中国文化史(上)[M].台北正中书局，民国37年.

[3]柏拉图.柏拉图文艺对话集[M].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篇9

关键词：正义 极权 幸福

灿烂的古希腊文明孕育了源远流长的西方文明，古希腊哲学三杰之一的柏拉图于公元前四世纪以对话体写成的《理想国》可以说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座丰碑。《理想国》的学术内容丰沛、思想博大精深，虽历经岁月流逝，各个学派都仍在《理想国》中吸取精华。曾有人总结柏拉图在西方思想史上的位置，称之为欧洲哲学的传统就是由柏拉图和一连串柏拉图的脚注组成的。

一、 幸福与正义——追求正义的意义

《理想国》（国家篇）是从正义者与不正义者谁更幸福的话题开始的。苏格拉底和年老的凯发卢斯进行了一段对话，凯发卢斯在对话中陈述了自己对老年生活的感悟，认为自己的幸福感来源于品性。他说：“如果一个人是有节制的、心平气和的，那么老年对他来说不算什么痛苦。如果他的品性正好相反，那么，苏格拉底，无论年老还是年轻对他来说都同样难受。”当提到财产时，凯发卢斯认为自己拥有这些财产最大的好处在于自己获得财产的方式和结果使他成为一个“好人”，“……财富是最有价值的，但不对每个人都是这样，而只对好人才这样。不要欺骗别人，哪怕不是故意的也不行，不要存心作假，不要亏欠神的祭品，不要借债不还，如果能做到这些事，那么去另一个世界也不用害怕了。”

至此，柏拉图借凯发卢斯之口说出了自己对于幸福来源的看法，即正义，是好人获得幸福的源泉。一方面，只有为人正义，才能获得人生价值，才能享受合理地到自己一生的努力带来的乐趣，并且正义本身的好名声也是至关重要的；另一方面，只有正义的人，在老去回忆的时候才能问心无愧，才可以尽情自己对于天国的向往。

然而笔者注意到，柏拉图在此只是单纯地提出了“正义是幸福的必要条件”的这样的观点，借与苏格拉底辩论的老者之口说出，而对于这个论点本身的合理性却没有进行论证，并且似乎在后面以这样一个“理所当然”的论点作为了逻辑基础，窃以为本身并不是非常严谨的。

二、 正义与知识——正义的内容

《理想国》中用了很长的篇幅来试图说明“正义是什么”这个问题。

在苏格拉底和玻勒马霍斯讨论何为正义时，后者提出正义即分清敌友并助友害敌，但苏格拉底认为伤害任何人无论如何总是不正义的，因而拒绝了这条定义。这时，色拉叙马霍斯提出言辞激烈的意见，他认为：正义即强者的利益，而不正义对一个人自己有好处，不正义者的生活比正义者更幸福，正义者与不正义者相比总是处处吃亏；一般人之所以谴责不正义，并不是怕做不正义的事，而是怕吃不正义的亏。对此，苏格拉底作了一些反驳，但并不能令听众满意，他自己也承认并未说出什么是正义。于是，格劳孔和阿得曼托斯转述了一些据信是古今公认的观点，即：正义本身并无益，但其外表有益，一个人只要有正义的名声就会得到好的结果。为了对这些流行观点进行反驳，苏格拉底绕了一个大圈子。他的想法是，由于城邦比个人更大，因此，先理解了在城邦里正义是什么以及城邦的成长之后，再去理解个人身上的正义是什么以及个人身上的正义与不正义的成长，就会容易得多。换一种方法来说，他想先讨论政治学，再从政治学的结论引申得出伦理学的结论。

因此，他在后面对于“理想国”作了阐释。他认为，在这个理想的城邦之中可以发现如下这四种性质：智慧（唯有用来对整个国家大事进行谋划以改进其对内对外关系的知识才配称为智慧）、勇敢（保持住法律通过教育所建立起来的关于什么样的事情应当害怕的信念）、节制（一种好秩序或对某些快乐与欲望的控制；天性优秀和天性低劣的部分在谁应当统治、谁应当被统治这个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一致性和协调）和正义（每个人必须在国家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天性的职务，并且不兼做别人的事）。在正义的国家里，生意人、辅助者和护国者各做各的事而不互相干扰，这四种性质就构成了所谓的“善”。

综上所述，柏拉图认为正义与知识是密切相关的。正义是一种“各得其所”的和谐，而各得其所的基础则是不同的教育基础上的分工，即拥有不同的专业知识，并在特定的位置上得到合理充分的发挥。

三、 知识与理念——实现正义的途径

对知识的重要性加以说明之后，有必要透过知识本身，而尝试对真理和触及真理的方法进行一些说明，因为知识本身容易流于表面化，而且专业混杂，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哲学概念。在《理想国》中，柏拉图用“理念论”对其做了解释。

为了解释晦涩的“理念”概念，柏拉图使用了两个类比。首先是有关于阳光和视觉的类比。作为多个的东西，是看见的对象，不是思想的对象，理念则是思想的对象，不是看见的对象。就像太阳使视觉看见了可见事物一样，善的理念使灵魂认识了可理知事物（给予知识的主体以认识能力），并且给予知识的对象以真理，也就是说，知识的对象从善中得到了它们的可知性，并且从善得到它们自己的存在和实在。实在（真实者）是可知的，但不可见的；可知物比可见物有更多的实在性（真实性、真理性）。世界被分为可见世界（生灭世界）和可知世界（实在世界），前者又被分为影像世界和实物世界，后者又被分为与几何学、算学之类的学问。

另一个类比就是那个著名的洞穴囚徒的故事。柏拉图把洞穴囚室比喻可见世界，把火光比喻太阳的能力，并把人从地穴到上面世界并在上面世界看见东西的过程和灵魂从可见世界上升到可知世界的上升过程联系起来，得出下述结论：善的理念，作为在可知世界中要花最大的努力才能最后看见的东西，是一切事物中一切正确者和美者的原因就是可见世界中的创造光和光源者，在可理知世界中它本身就是真理和理性的决定性源泉。此外，根据这个洞穴比喻，柏拉图还否认了宣称教育能把灵魂里原来没有的知识灌输到灵魂里去的看法。他认为知识是每个人灵魂里都有的一种能力；身体的优点是后天培养的，而心灵的优点则是神圣的、永远不会丧失能力的东西，因所取的方向不同而可以有益也可以无用或有害。

总之，知识的区别是社会分工的直接原因，但是更深层的原因，则是本身的思想层面的理念不同，一部分人拥有这种“走出地穴”的理念，而另一部分人没有，而没有的那些人同时又很难获得甚至承认缺失这种理念。

四、 理念与极权——哲人王的必要性

既然并不是所有人都拥有能够最大程度“走出地穴”的理念，而哲学家则是最接近这一目标的人（哲学家的天性是永远酷爱那种能让他们看到永恒的、不受产生和灭亡过程影响的实体的知识，也就是对于理念的知识），那么除非哲学家成为国王，或者国王能严肃认真地追求智慧，否则其他任何办法都不能给个人和公众以幸福。这就是柏拉图著名的哲人王构想。

柏拉图详尽地叙述了这个构想，而其重点在于阐述哲人王应有的素质及通往此等素质的教育方式上。一个统治一切的哲人王，除了爱好和亲近真理的特质外，此外还需要有以下天赋：良好的记性、敏锐的理解力、豁达大度、温文尔雅、正义、勇敢、节制，而对这些具有哲学家天赋的人的主要教育目标是认识善的理念，因为这是最大的知识问题，关于正义等等的知识只有从它演绎出来的才是有用和有益的。此外，他特别强调了对于辩证法的学习的重要性。

这种哲人王的极权统治，意味着众人应当无条件的臣服在这一拥有最高智慧的统治者的脚下。所以，理想国里面没有法官，因为柏拉图相信，凡是有知识的地方就不会有诉讼，因为治理国家的人知道，每一项法律都会造成新的违法者。这种对于民主和法制的抵触与不信任，使我们联想到苏格拉底之死，这或许有助于柏拉图这种思想的形成；此外，他也非常的反对个人主义，并把它等同为利己主义，这二者相结合，他心目中的理想国的锥形便诞生了，统治者“哲学王”也出炉了。

对于其必要性而言，除了上文叙述的获得幸福和正义的内在逻辑之外，还归根于柏拉图对于静止的哲学思想的追求。在《理想国》中，柏拉图用了很大篇幅分析了各种政体的兴衰，并得出了变化是导致衰亡之因素的结论。因此，相比较于不稳定的民主政体，稳定的哲人王的极权统治则更能趋近他的理想状态。

五、 再论幸福与正义——极权主义下正义的缺陷

令人疑惑的是，在整个《理想国》中有关正义与善的论述中，作为一切逻辑起点的“幸福”却从没有被认真解释和定义过。隐含在全文中，幸福似乎直接被等同于“人的理性统治着激情和欲望”的这样一种“正义”状态；而延伸至整个城邦的幸福，则是整个城邦理性运作，即被一个拥有无限理性的人统治的状态。

这种认识，至少有几点是很可以怀疑的。

第一， 究竟幸福是一种外在的生活状态，还是一种内在的心理状态，抑或二者兼而有之？而柏拉图所构造的理想国，希望给人带来的是哪一种幸福？

第二， 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一种严格的等级制社会，而维持这种等级制社会的力量是必要的谎话、欺骗和暴力，这种力量下的人民真的可以达到幸福吗？

第三， 柏拉图阐述了教育的重要性，而我们注意到，他推崇的教育更多的是一种愚民教育，即致力于把人培养成术业有专攻的爱国者，而这种灌输，归根结底上是背离人的理性的，背离理性而获得幸福，与柏拉图前面的逻辑产生了巨大的矛盾。

第四， 柏拉图用到的最多的方法是类比法，而其中最重要的类比则是把人的心灵比作城邦。由对城邦正义和幸福的论证，他得出人的幸福同理也是需要这样得来，然而同时，人又是组成城邦的基础，一方面城邦规定了人的正义，一方面人规定了城邦的全部，两者逻辑有很大冲突。

此外，在现代政治生活中，我们看到的人们的政治冷漠，以及个人主义的盛行，和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都在不同程度上证明着柏拉图“理想国”逻辑的不完善性，理想国这种集权下的正义并不是我们想要的最大化的幸福实现模式。

六、 结语

柏拉图用他的雄辩，在书中为我们展示了他建立一个幸福最大化的理想国家的构想。通过分析，我们发现他的逻辑并不是完美无缺，他的结论也不是绝对正确。然而其对于理想整体的追求和方法论上的指导，尤其是对于政体的分析和理念论的阐释，仍令人深有启发。

参考文献：

[1] 邓志超. 小议《理想国》中的极权主义思想 [J]. 世界文艺，2011年3月

篇10

【关键词】美育；理式；诗；礼；乐

美育或曰审美教育，是一种现实的教育活动和方式。艺术教育的目的都是将人从粗野而凡庸的生存之域提升至尽善尽美的理想之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了“美育”一词的产生。美育作为一种现实的教育活动和方式，无论中外都是古今有之的事情。无论是古希腊的柏拉图还是中国的孔子，他们都是从社会的角度出发，承认美育的功利性。

一、孔子与柏拉图美育实现的步骤

柏拉图和孔子都认识到审美教育不能一蹴而就，必须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才能达到理想的目标。柏拉图在《会饮》篇里把这个过程分为五个步骤。第一步“应从只爱某一个美的形体开始，凭这美的形体孕育美妙的道理。第二步“是要在许多个别美的形体中见出形体美的形式。”并且把“爱推广到一切美的形体，而不再把过烈的热情专注于某一美的形体。”第三步，“应该学会把心灵的美比形体的美更加珍贵，如果遇见一个美的心灵；纵然他在形体上不甚美观，也应该对他起爱慕，凭他来孕育最适宜于年青人得益的道理”。第四步，“应该学会见到行为和制度的美，看出这种美也是到处贯通的，因此把形体的美看得比较微末”。最后一个步骤是“应该受问导的指引，进到各门学问知识，看出他们的美。于是放眼一看这已经走过了广大美的领域，他从此就不再像一个卑微的奴隶，把爱情专注干某一个个别的美的对象。”在这个美的最高境界里，我们看到的不再是具体的形象，而是美的“理式”，它是抽象一切美的事物而来的，美的事物之所以为美的始因。

二、孔子与伯拉图美育实现的目标

柏拉图认为，美育的目的就是要培养人们认识这“美本身”。这个目标现在看来与美育的本质并不相符，它只是柏拉图哲学认识论的一个方面。柏拉图最高的理想人格是“哲学王”。他认为要想培养“理智”、“勇敢”、“节制”相统一的正义的人，即“理想人”――“哲学王”，使他们不受民主思想的感染和影响，必须对理想国里的文艺进行严格的审查。对于不符合他的培养目标的文艺作品要坚决采取排斥态度，毫不留情地把它驱逐出“理想国”，不能让它有任何立足之地。

孔子继承了周代的文化传统，他所倡导的哲学思想是有利于政治秩序的安定，美育的目标是培育有利于社会和谐有序的个人。因此，孔子的美育落实到具体感性的个体生命。对于个人来说，美育的目标是“里仁为美”。“仁”它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仁”者“爱人”，它强调的是人的社会性和亲合关系，强调源于氏族情感的社会伦理和群体规范对于个体存在的优先性，把个人消融在与社会群体无矛盾的和谐统一之中。“仁”的第二个方面的含义是社会等级，地位尊卑的不可移易性，承认爱是有等级的。从这两个方面结合来看，“里仁为美”要求个体的审美情感流露出内心的“善”，这种“善”包含的是社会伦理教化的内容。孔子美育的目标就是要培育把社会伦理内化为个人品德的人。当人有了这样的自我意识，就会“仁者安仁，智者利仁”，仁是礼乐的根本，没有仁爱之心，外在的礼是无法约束人的。

虽然柏拉图重理智认知，其目标是造就哲人式的统治者；而孔子重经验感悟，其目的是培育有利于政治的顺民。但是，柏拉图与孔子都是致力于培养完美的人、和谐的人、至善的人。

三、孔子与伯拉图美育实施途径

在孔子的美育过程中，他首先重视“知”的方面的教育。孔子认为，一个完整的美育过程应该是一个包括认知、情感和意志教育的过程，但仅限于“知”的方面还是不够的。故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孔子安排六艺来全面培养人，集中美育特点的“乐”与德、识、技、体等方面并列交织，见出美育思想的自觉。在谈到君子如何培养自己成为完满发展的人时，孔子提出须“志于道，据于德，依于礼，游于艺”。“游于艺”中的“艺”，包括艺术审美活动和各种技艺活动，人不仅只是对“道”、“德”、“仁”有掌握，还需要掌握各种技术、艺术。

柏拉图也是严格地按照知、情、意的这一认知过程对其理想人格进行美育教育的。柏拉图是深知艺术的强大感染力的，经过他的再三审查，他慎重地提出了“理想国”的教育方案，要求对之进行体育和音乐教育。他说：“为了身体的健康而实施体育，为了灵魂的美善而实施音乐教育。”柏拉图将其美育过程看作是一个由个别到一般、由现象到本质的过程，是一个由浅入深、由低级到高级、不断循序渐进并最后达到庄严华美的最高境界过程。其美育教育便是严格地按照这一过程来进行的。这一点同于孔子，都具有其合理的和积极的。

四、结语

通过对中西两位先贤的美育思想的解读，使我们更清楚的认识到孔子与柏拉图都赞成循序渐进的实现美育，都旨在培养完美的人、和谐的人、至善的人。美育是一项长期的事业，需要高瞻远瞩，深谋远虑。

参考文献：